全国烟叶、黄麻、红麻收购量创历史最好水平
据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统计，1977年度全国烟叶、黄麻、红麻收购计划都已提前超额完成，并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
其中，烟叶超过计划百分之十一，黄麻、红麻超过计划百分之八点六。

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各地区、部队春节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
新华社1978年01月17日讯
国务院、中央军委最近发出关于1978年春节期间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的通知。
通知说，1978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重要一年。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努力完成1978年的各项战斗任务。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在今年春节期间，各地区各部队要认真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活动。
通知要求，在这一活动中要继续深入揭批和肃清“四人帮”反军乱军，破坏军政、军民团结的罪行和影响，自觉地、经常地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各地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大力宣讲解放军在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丰功伟绩，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传统，热爱人民子弟兵，大力支持当地驻军完成各项战备任务，加强民兵建设。
要认真检查总结拥军优属工作，做好复员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鼓励他们继续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
各部队在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的同时，要检查一下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
要教育广大指战员树立人民军队要紧紧和人民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模范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
虚心向群众学习，支持地方工作，支援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
通过纪律整顿，重新修订拥政爱民公约，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
通知说，各地区在春节期间要对当地驻军和烈军属、残废军人进行慰问，举行联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改进工作。
各部队团以上领导机关，要向驻地党政机关和烈军属、人民群众进行慰问联欢。
在这些活动中，要政治挂帅，大力表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厉行节约，严禁铺张浪费。
通知号召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
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响应华主席提出的
“要加速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号召，进一步抓纲治军，为把我军建设成现代化的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来犯之敌，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而努力奋斗。

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加快发展冶金工业
全国冶金工业学大庆会议在京胜利闭幕
华主席党中央批准给会议代表隆重颁发毛主席批示“鞍钢宪法”手迹
代表们决心以“攀高峰要攀珠穆朗玛峰，创水平要创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气魄实现全面跃进
华主席给大会的题词：
粉碎“四人帮”，冶金工业战线形势大好，广大职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初见成效，捷报频传。
我国冶金工业加快发展大有希望。
新华社1978年01月17日讯
全国冶金工业学大庆会议16日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认真讨论了如何高速度发展我国冶金工业的问题，决心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地实现冶金工业的全面跃进。
华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和重视这次会议。
华主席、党中央批准，给会议代表隆重颁发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批示“鞍钢宪法”的手迹。
华主席给大会亲笔题了词：
粉碎“四人帮”，冶金工业战线形势大好，广大职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初见成效，捷报频传。
我国冶金工业加快发展大有希望。
华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韦国清、乌兰夫、方毅、纪登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陈慕华接见了全体代表。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给大会作了重要报告。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出席了会议。
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使代表们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更加激励了代表们为加快我国冶金工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大会一致通过了给华主席、党中央的致敬信。
会议是1977年12月28日开幕的。
来自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冶金战线的各级领导同志和企业、事业、科研单位的先进集体的代表、先进模范人物，共三千三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国冶金工业曾经处于停滞、徘徊、倒退的境地。
参加会议的代表怀着满腔怒火，愤怒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破坏冶金工业的滔天罪行，批判了他们散布的各种谬论。
通过揭发批判，大家进一步认识到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的重要意义。
代表们指出，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发展的需要；
是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
是建设强大国防，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准备解放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省的需要；
也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需要。
怎样算高速度？
代表们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讨论。
他们一致认为，我国钢铁工业在本世纪内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就算有了高速度。
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前八年。
从今年起到1985年的八年，是冶金战线上的一场硬仗，一场翻身仗。
我们一定要拿出很大的劲头，坚决打胜这一仗。
首先今年要夺取冶金生产的新胜利，来迎接全面跃进的新时期。
代表们分析了实现高速度的各项有利条件，满怀信心地说：
只要我们遵循党的十一大路线，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就一定能实现冶金工业的高速度发展。
许多企业的代表说，要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冶金职工就要树立“攀高峰要攀珠穆朗玛峰，创水平要创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无产阶级气魄和不怕艰苦的革命精神。
没有这种革命精神，就谈不上高速度。
会议认为，为了加快冶金工业的发展，适当增加投资，新增生产能力是必要的，但是从我国冶金工业的现状看，冶金企业拥有的潜力很大，当前，焦炭、钢铁料、铁合金、耐火材料、电力的消耗和劳动生产率，都比历史最好水平差了一大截。
把这些潜力挖出来，就能大大加快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
会上，许多企业制订出了挖“五大潜力”、“创五大水平”的具体措施，决心在挖潜、革新、改造上狠下功夫，千方百计把消耗降下去，把质量提上来，用最低的消耗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钢铁和有色金属。
会议强调指出：
只有建成一支政治思想红、作风好、技术精、又红又专、革命加拚命、能打硬仗的钢铁队伍，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才有主动权。
参加会议的冶金战线的领导人表示：
要遵照华主席阐述的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学习人民解放军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学习大庆建设革命化、现代化产业大军的经验，把冶金战线的队伍建设抓紧抓好。
此外要实现冶金工业的全面跃进，还必须抓好冶金科研工作，切实保证科研工作走在生产前面。
对正在冶金战线蓬勃展开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也要根据职工群众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精心组织，把竞赛引向更有成效的新阶段。
在大会闭幕式上，冶金工业部领导同志给冶金工业战线一百个先进基层单位授了锦旗，给二百名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颁发了奖状。

徐州电厂第1台机组投产
江苏省徐州电厂第1台机组最近建成投产。
徐州电厂是一座现代化大型火力发电厂。
第1台机组采用了国产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
这台机组投产后，将进一步解决江苏徐州、山东枣庄等地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对电力的需要。
（新华社）

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大有希望
粉碎“四人帮”，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
农业要机械，工业要装备，战备要武器，作为基础工业的冶金工业，应该怎么办？
“我们要坚决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号召，开足马力，高速度地发展冶金工业！”
这就是全国冶金工业学大庆会议全体代表响亮的回答。
速度问题一直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所深思熟虑的问题，也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十分关心、多次强调的问题。
尽快把冶金工业搞上去，对于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状况，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速度不高，实力不大，国力不强，人民就要挨打。
从当前国际阶级斗争形势来看，苏、美争霸，战争迟早要打起来。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速度问题的政治性质就更加显得尖锐了。
我们必须从战略上认识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努力把冶金战线各方面的工作转到实现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的轨道上来。
冶金工业能不能实现高速度？
完全可能。
二十八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的冶金工业，不是从旧中国的烂摊子上建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比较完整的体系吗？
不是排除过各种干扰，几次出现过大发展吗？
不是自力更生地提供了制造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所需的高级合金材料吗？
不是在冶炼和轧制方面，都创造过许多先进生产工艺，在不少技术经济指标上达到过世界先进水平吗？
同样，粉碎“四人帮”以来冶金工业迅速恢复、发展的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几年来，冶金工业曾经遭受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
“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丧心病狂地反对高速度，破坏高速度，断送高速度。
当时，全党、全国人民想钢、盼钢，如大旱之望云霓，但在“四人帮”的破坏下，钢铁生产就是上不来。
英明领袖华主席统率我们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为冶金工业的高速度发展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经过一年来的战斗，冶金工业战线形势非常喜人。
正如华主席最近为冶金工业的光辉题词中所赞扬的：
“粉碎‘四人帮’，冶金工业战线形势大好，广大职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初见成效，捷报频传。
我国冶金工业加快发展大有希望。”
冶金工业要实现高速度，靠什么？
最根本的是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华主席指出：
“钢铁工业要搞上去，就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主席生前对冶金工业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指示，粮食、钢铁，毛主席讲的最多。
我们要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指示。”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非常关心冶金工业，亲自制定了发展我国冶金工业的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解决了以革命化统率工业化，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毛主席对甘肃一个工厂关于“四清”报告作的批示，解决了社会主义企业领导权要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
毛主席提出的全党办钢铁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解决了冶金工业如何实现高速度、大跃进的问题；
毛主席指示要利用和发展沿海冶金工业，大力加强内地冶金工业建设，从战略上解决了冶金工业的布局问题。
毛主席还提出了首先建设矿山、把品种质量放在第1位、尽量采用新技术、大搞科学实验、大搞综合利用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这些就是我们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的行动纲领。
高速度从哪里来？
怎样实现高速度？
冶金工人回答得好：
抓纲就有高速度，挖潜就有高速度，大干就有高速度。
抓纲，在当前来说，就是要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
去年，冶金战线广大职工，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停顿地向“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发动进攻，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了初见成效、捷报频传的重大胜利，扭转了冶金工业徘徊、停滞、倒退的局面，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形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重要一年。
冶金职工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紧跟华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乘胜前进，把揭批“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
清查工作一定要有始有终，一定要获全胜，一定要搞彻底。
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要彻底粉碎。
对“四人帮”支持和怂恿的那些打砸抢者，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仇恨社会主义、进行反攻倒算的地富反坏分子，要坚决打击。
对少数运动开展迟缓，捂盖子、压群众的单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决不能草率收兵，决不能半途而废。
要十分注意政策，认真执行十一大规定的政策界限，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表现好的，能早解脱的就早解脱。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集中力量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改悔的死党。
要放手发动群众，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彻底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特别要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冶金工业，反对高速度的罪行；
深入揭批“四人帮”反对和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发展冶金工业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的罪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分清路线是非，划清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
这样，就能够调动冶金战线千军万马的积极性，夺取高速度的胜利。
挖潜，就是要大破“外因论”，立足于现有基础，立足于自力更生。
华主席指出：
冶金工业“潜力是很大的”，要大幅度增产“就要靠挖潜”。
华主席的指示就是要求从节约中搞增产，从挖潜中求高速度。
这是完全符合冶金工业实际情况的。
我国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建国以来，国家为冶金工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建设起一个相当雄厚的基础。
只是由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破坏，使得一些企业消耗高、亏损大、质量差、投资效果小、设备损坏严重、劳动生产率低，大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就是巨大潜力所在。
经过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反党集团，只要我们全心全意依靠广大工人、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我们就能够把这些潜力挖出来。
可是，有的同志偏偏看不到这一点。
一提到高速度，就伸手向上，要人、要钱、要物。
其实，潜力并非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就在你那个厂矿里、车间里。
你那里不是有成千上万名职工群众吗？
就看你能不能把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
你那里不是有很多炉子和设备吗？
就看你能不能管好用好，让它们最大限度地为国家创造财富！
你那里不是有大量燃料、动力、原料和各种物资吗？
就看你能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公斤焦炭和炉料入手，精打细算，做到物尽其用！
冶金战线有成百上千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他们通过挖潜、革新，闯出了高产、优质、低消耗的路子，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纪录，打出了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
差距就是潜力。
只要各个冶金企业都认真向先进典型看齐，发动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那末，在现有条件下，不要国家再增加什么，今年就可以增产数以百万吨计的钢铁和几万吨有色金属。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大干，就是要学大庆，学铁人，树雄心，立壮志，革命加拚命。
我们在实现高速度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不战胜困难想轻易取得高速度，这样的“好事”是没有的。
问题在于用什么精神去对待困难。
高速度不是等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四害”横行时，谁要大干，谁就“有罪”，职工被压得抬不起头，挺不起腰，鼓不起劲。
现在，人们心齐了，气顺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该是我们跃马扬鞭，飞腾奋进的时候了！
该是我们挽起袖子，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了！
大干社会主义，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就是说，要象大庆人那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怕苦，不怕难，为了高速度，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冶金工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二十年前毛主席曾经指示，钢铁铜铝及其他有色金属，要拚命干，不拚命不行。
讲的就是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我们不仅要勇于大干，而且要善于大干。
要把大干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结合起来。
要想使生产大幅度增长，只靠拚体力、拚时间、拚设备是不行的。
正象工人所说的：
技术革新搞不好，发展速度快不了。
钢铁工业能不能以更大的幅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技术利用的如何。
烟台地区在燃料、动力和原材料方面大搞技术革新，短时期内，就搞起了从煤矿到铁矿、从炼铁到轧钢的成龙配套的“小钢联”。
如果全国钢铁企业都象他们那样，速度就上来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掌握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的主动权，“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
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必须大搞群众运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华主席最近指出，要注意发挥两个积极性，钢铁工业应该还是全党来办。
这是冶金工业高速度前进的必由之路。
重点企业要充分发挥骨干带头作用，中小企业也要充实、巩固、提高，积极发展。
中小企业是冶金工业的一条腿，土生土长，有强大的生命力。
它对加快农业机械化，加强战备，支援五小工业，有重大的作用，应该积极加以扶植。
当前，一个以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为中心内容的“五对口、五评比”（厂矿对厂矿、车间对车间、班组对班组、家属对家属、岗位对岗位，比思想、比干劲、比作风、比措施、比贡献）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正在冶金战线蓬勃兴起。
广大职工心情舒畅，精神焕发，争挖“五大潜力”，竞创“五大水平”，决心今年在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上全面超过历史最好水平，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大幅度跃进的生产计划。
钢铁和有色金属生产，今年一起步就实现了开门红，01月上半月都超额完成了计划，一直保持在高产稳产的水平上。
整个冶金战线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
各企业党委要加强领导，使竞赛运动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发动职工和家属，大赛特赛，赛出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跃进形势，赛出你追我赶的冲天干劲，赛出团结战斗的共产主义风格，赛出捷报频传的崭新局面。
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广大职工的努力，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肯定是大有希望的。

黑龙江土法改革取暖锅炉
一年可节煤一百万吨
黑龙江省各地用土法改革取暖锅炉，节约燃料成效显著。
目前，全省已改革了一万零五百多台，占全省锅炉总数的十分之七。
改革后的锅炉平均节煤百分之二十，全省一年约可节省煤炭一百万吨，相当于一座大型煤矿一年的产量。
黑龙江省是从1973年开始改革取暖锅炉的。
土法改革锅炉，不需要钢材或重新改革原有锅炉的结构，只要用少量耐火材料来缩小炉膛或改变炉膛形状就可以了。
经过改革的锅炉，不仅可以烧次煤，而且锅炉热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二三十，使原来烧不尽的燃烧物得以烧尽，有利于消烟除尘。

农村科学实验的生力军
在江苏省扬州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运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活动，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为农业现代化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杨正山（右二），在高邮县城东公社办的短训班讲授水稻植保知识。
宝应县芦村公社农机具修配厂的知识青年与工人一起，试制成功一种颗粒化肥深施机，深受群众欢迎。
知识青年陈家澍（左）、朱小松，坚持参加集体劳动，积极钻研技术，在科学保管粮食工作中发挥了作用。
（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摄）

攀登科学高峰的勇士
山高自有攀登者，峰险自有探险人。
冶金部钢铁研究院工程师陈篪同志，就是一个高举红旗，英勇攀登科学高峰的科技战士。
为了攻克尖端科学和新兴学科，陈篪二十年如01日，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科研工作中，不怕“四害”，不怕劳苦，不怕疾病，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征途上英勇战斗，奋勇前进。
人们称赞他是“攀登科学高峰的勇士”。
马克思说过：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
“科学有险阻”。
在科学的入口处，在通往科学高峰的崎岖道路上，充满着艰难，横亘着险阻。
一部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
任何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都是敢想敢闯、刻苦钻研的结果，都是战胜许多艰难、冲破种种险阻的结果。
害怕风险、害怕劳苦的懦夫懒汉，永远进不了科学之门，他们只能仰起脖子望着科学高峰兴叹。
只有不怕险阻不畏劳苦的英勇战士，才能闯进科学大门，登临科学高峰，领略探索世界奥秘的无限风光。
今天，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事业，在科学技术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更要具备不怕险阻不畏劳苦的精神，艰苦奋战勇往直前的精神。
陈篪同志所以能够在高温合金和断裂力学的科研领域里取得出色的成就，不正是由于他发扬了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吗！
新时代的“攀登科学高峰的勇士”，是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陈篪同志的动人事迹表明：
这样的勇士，既有高瞻远瞩的雄心壮志，又有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
既有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风格，又有严格严肃严密的科学作风；
既有在战略上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又有在战术上重视一切困难的艰苦奋斗作风。
攀登科学高峰的科技战士，树立了先进的世界观，他就方向对头，路线正确，更加自觉，更有勇气，更有毅力。
时代需要这样的勇士，人民需要这样的勇士，社会主义的科技事业需要这样的勇士。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正以豪迈的气势和跃进的步伐，向着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军。
为了加速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尽快跨进世界的先进行列，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需要有更多象陈篪同志这样的“攀登科学高峰的勇士”。

科技战线的铁人——陈篪
“人总是要死的，衡量一个人的一生，要看是否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社会前进。
白求恩、张思德、刘胡兰都活得不算长，有的甚至很短，可是活得很有价值。
我觉得应当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在有生之年，尽力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一些事。”
这是身患癌症的共产党员陈篪（chi迟）同志，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的工程师和物理室主任，1976年年终写给党组织的信中的一段话。
自那时以来，一年过去了。
陈篪在同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同时，又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写出了《论裂纹扩展的判据》和《单试样测Jic测试中的若干问题》两篇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
二十多年来，陈篪先后写了三十多篇学术论文，在我国高温合金和断裂力学的科研领域中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然而，更为可贵的是，他那种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勇精神，他那种把一生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的火一样的热情。
在“四害”猖獗的那些日子里，他曾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但是他从来没有屈服过。
他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胜利，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为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不息。
人们把陈篪称为科技战线的铁人。
他象一个英雄的登山队员，正高举着红旗，排除着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向科学上的珠穆朗玛峰攀登。
“赶超世界水平，一天
工作八小时是不够的”
1958年，我国国民经济大跃进的步伐，振动着每个科技工作者的心弦。
就在这一年夏天，党把三十一岁的陈篪从鞍钢调到冶金部钢铁研究院搞高温合金的研究工作。
这是一门与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关系密切的尖端科学。
这对没有学过冶金专业的陈篪来说，困难是很多的。
在钢铁研究院党委的领导下，陈篪不久就带领一个试验小组开展了工作。
他向党组织表示，一定要占领这个科学阵地。
他说：
“只靠国外的数据和结论，我们将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走。
我们要有自己的实验研究。
不然，我们将不能用充足的、正确的数据来说明我们合金的性能，我们将不能对研究成果从理论上作出解释，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化悠久、以勤劳著称的民族，也将是一个耻辱！”
从那时候开始，在钢铁研究院门口值班的同志发现：
不论是严冬还是炎夏，也不论是大雪天还是暴风骤雨的日子，几乎每天清晨五点钟左右，就有一位中等身材、戴着近视眼镜的人第1个进院上班，有时深夜才离去。
这个人，就是陈篪。
有多少个节日假日，陈篪不是在自己的家里，而是在实验室、办公室和图书馆里度过的。
陈篪只有一个孩子，今年十九岁。
十九年来，陈篪只带他上过几次公园和电影院，孩子说：
“爸爸只知道工作。”
为了工作方便，陈篪从家里搬到了钢铁研究院的宿舍住。
从宿舍到办公楼只有几百米远，当试验工作紧张的时候，他又把铺盖搬进了实验室。
为了在洗衣服上省点时间，他穿深颜色的衣服。
他常常在集体食堂买个馒头，一边吃，一边工作。
在家吃饭，也思考着科研难题，有时一顿饭只吃主食，完全忘了吃菜。
陈篪常说：
“要搞好科研工作，就得学习。”
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挂包，里面装着书笈资料，抓紧时间进行学习。
他经过刻苦学习，掌握了渊博的基础理论知识，还掌握了英、俄、德、法四种外国语文，能够熟练地用英文和俄文写学术论文。
“陈篪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科研工作中去了。”
群众这样评论他。
他不把精力用在个人生活安排上，家庭在他心里也不占多少地方，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
一位老干部、他的入党介绍人找他谈心，对他的家庭生活表示关怀，他向这个老同志倾吐心里话说：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造成了我国科学事业很落后。
现在我们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是不够的。
难道我不懂得守着老婆孩子舒服，不懂得吃好穿好舒服吗！”
“数据不准确，比不干效果还坏”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钢铁研究院一位主管科研的领导人和陈篪发生了一场争论。
那个领导人主张：
搞高温合金，可以把某种稀有元素往里加，来个“大胆创造”，提出“三个月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
陈篪说：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要踏踏实实地工作。
这种稀有元素十分昂贵，我们不能搞那些没有把握的‘大胆创造’。”
那个领导人指责陈篪“右倾”；
陈篪说他缺乏“起码的现实主义和科学精神”。
这场争论直到六十年代初才告一段落。
结果证明：
陈篪的意见是正确的。
陈篪常常对同志们说：
“毛主席教导过我们，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老老实实的态度，是来不得半点虚伪的。”
在整个高温合金试验过程中，陈篪既注意国外的研究动态，更注重实践。
他带领试验小组的同志艰苦地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陈篪总是亲自动手调试仪器，做各种试验。
夏天，他穿着背心，淌着汗水，有时一干就是一整天。
在实验研究中，面对许多困难和挫折，他从来没有气馁过。
1963年，他和同志们拉制镍三铝单晶，一连许多炉都失败了。
他们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干下去，终于拉制出了合格的单晶样品。
有一段时间，陈篪和组内两位同志为了测定一种合金的有序度，反复地进行试验，足足写了十几本实验记录，求得了上千个数据。
翻开他们的记录本，可以看到陈篪用红笔在许多数据后面写的批语：
“太大”、“不稳定”、“稍大”、“尚稳定”、“稳定”，这些批语都表示不行，还得再做试验。
“十分稳定”，这个数据算是准确的了。
但试验是不是到此为止了呢？
不！
还要再做，直到多次试验都得出同样的结果，陈篪才确认这个数据是准确的。
为了测准一个数据，陈篪和他的战友们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汗水。
凡是和陈篪共过事的人，没有一个不钦佩他这种严格、严肃、严密的作风。
他们说：
“陈篪得出的每一个数据都是过得硬的。”
陈篪也说：
“数据不准确，必然导致结论错误，这比不干工作的效果还坏。”
由于陈篪和试验组的同志长期不懈地工作，1965年他们揭开了镍三铝高温强度和范性的“秘密”，为强化镍基高温合金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明确地提出了进一步研究以镍三铝为基的高温合金的设想。
1973年，陈篪将这些科研成果写成一篇题为《镍三铝的蠕变及持久性能》的学术论文，在《物理学报》上发表，引起了国际科技界的注意。
“对敌人不能有一点手软和仁慈”
在林彪、“四人帮”疯狂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日子里，陈篪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多次受到批斗。
严峻的斗争考验着陈篪。
白天，他要参加劳动，一天下来，即使体魄较好的人也会觉得精疲力竭，而身体较弱的陈篪，晚上却仍然坚持阅读科学文献，整理过去几年高温合金试验的数据。
一次，长达几小时的批斗会刚结束，陈篪就马上要骑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好心的同志劝他回去休息，他说：
“不行，必须在闭馆前赶到。”
在那受迫害的日子里，陈篪心里还时刻想着党的科学事业。
他盼望着祖国社会主义科学园地春天的到来。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当时一些科研机构被解散了，设备被拆掉了，科研队伍也被搞散了。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受到了肆意歪曲和践踏。
“四人帮”还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阵地，大肆鼓吹形而上学，给我国科学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面对着这种局面，陈篪心里是多么焦急啊。
他感到社会上有一股势力，在严重地干扰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全面的正确的贯彻执行。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不能保持沉默。
1971年夏天，敬爱的周总理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对教育等战线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陈篪从这些指示中得到鼓舞，他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封近万字的长信，亲自送到中南海，请警卫战士转呈敬爱的周总理。
陈篪在信中无限深情地写道：
“我极盼望您能召开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对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作指示，这必将大大地推动科研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飞速前进，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得以早日实现。”
信中，陈篪就我国科研工作的全面规划问题，加强理论工作和培养无产阶级科技队伍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并对“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批驳。
他写道：
“我们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
在批判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错误倾向时，要注意否认抓科研的必要性的另一种错误倾向”。
“工厂不抓生产，公社不抓种田，部队不抓军事能行吗？
一个科研单位科研搞不好，能说对社会尽到责任吗？”
他还提出：
“在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时，要注意贬低乃至取消理论工作的另一种错误倾向；
在批判爬行主义的错误倾向时，要注意否定练好基本功、打好必要基础的另一种倾向；
在批判洋奴哲学的错误时，要把它和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向外国作调查研究区别开来。”
他说：
“基础理论是不分中西（外）的，不能因为它的发明者不是中国人而把学习掌握它也视为洋奴哲学……。”
这是陈篪六年前写的！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声讨“四人帮”的战斗檄文！
1972年初，陈篪带领一个试验小组开始研究断裂力学。
断裂力学是六十年代国际上才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在材料和工程应用中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
当时，它在我国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点。
对陈篪和试验小组的同志来说，研究中困难是大的，然而，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了。
在他们进行试验期间，“四人帮”到处打棍子，戴帽子。
在钢铁研究院，也曾有人指责陈篪的小组是“不突出政治”的典型，后来又说是“右倾回潮”。
但所有这些，都阻挡不了陈篪和他的战友们前进的步伐。
他们顶风而上，坚持进行科学研究。
1972年以来，断裂研究组先后进行了四十多项专题研究，写出了八十多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他们还和兄弟单位协作，解决了生产实践中的许多疑难问题。
陈篪奋不顾身地战斗着。
“四人帮”在报刊上放毒，陈篪就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消毒。
当“四人帮”批判所谓“理论风”的时候，陈篪就引用恩格斯关于“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的教导，启发组内的同志们注重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
他说：
“没有基础理论研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研究工作只能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爬行。”
当“四人帮”散布取消自然科学研究的“代替论”的时候，陈篪就在同志们当中反复宣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教导。
当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咒骂我们是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时候，陈篪就对组内的同志说：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因为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我们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卫星上天，而红旗不落地呢！
？”
1975年，邓小平副主席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提出各条战线要进行整顿。
陈篪深受鼓舞。
从05月到07月，他先后在党支部大会和全室大会上作了四次发言，针对着“四人帮”的破坏，慷慨陈词，揭露当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
1976年01月0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身患重病的陈篪悲痛万分。
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清明节前夕，他艰难地移动着脚步，拖着病弱的身体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人民英雄纪念碑，怀念着敬爱的周总理，两行泪水从他消瘦的面颊上滚落下来。
天安门广场万众悼念周总理的悲痛场面，写在无数花圈上的感人肺腑的悼词、诗章，使陈篪心里充满了力量。
他忘了自己的病痛，回到钢铁研究院对战友们说：
“到天安门去看看吧，中国人民是有希望的！”
他给一位五七干校的战友写信说：
“中国人民再也不是任人摆布的了。
现在，我们对周总理的怀念，不是哭泣，而是战斗！”
陈篪坚信，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祖国科学园地百花怒放的春天，一定会来到！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阴谋集团。
消息传来，陈篪欣喜若狂。
虽然这时疾病已使他无法跟着院里的队伍上街游行，但他还是坐公共汽车从郊区赶到了天安门，同首都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欢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他说：
“把瘤子挖出来了！
对这伙穷凶极恶、罪行深重的家伙，我们无产阶级不能有一点手软和仁慈，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让红旗插在科学技术
的珠穆朗玛峰顶”
陈篪的癌症是在1975年初秋确诊的。
这年07月，他发现右颈有一串淋巴结肿大。
他照常工作。
国庆节后，他要到沈阳去参加断裂力学会议，才决定在离京前到医院去作检查。
检查结果表明：
他患的是甲状腺癌，并已扩散。
不幸的消息传来，领导和同志们都很难过，有的战友急得哭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陈篪起初觉得自己太不幸了，正是自己可以为祖国做些工作，有许多想法需要加以实现的时候，得了这样的病。
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样想是消极的，自己正面临着世界观上的又一次严重考验。
他在病床上给党支部写信说：
“人有病是个客观事实。
总得有个正确对待。
一种是消极思想占上风，这样，个人思想越来越颓废，对病也不利。
应该打退一切消极的东西，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他一方面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一方面尽可能地做些工作。
病魔无情地折磨着陈篪。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动了三次手术。
从1976年春天开始，由病源引起的腹泻，一天多达十多次，服药以后也有五、六次。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医生走进病房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卧床的陈篪，而是聚精会神工作的陈篪：
他手里拿的是计算尺和笔，摊开在他面前的是图表、资料和笔记本。
去医院探望他的老战友，流着眼泪握住他的手，恳求他：
你就歇一歇吧！
1976年03月至06月，陈篪出院回家休养。
他的亲戚先后八次来看望他，不论是白天来还是晚上来，每次都看到陈篪在聚精会神地工作。
物理室的同志作过统计：
1976年，身患重病的陈篪共完成了九项研究工作，无论是工作量还是所取得的成果，都比1975年还要多些。
1977年03月，钢铁研究院接到关于07月份要在加拿大召开国际断裂会议的通知。
陈篪和他的战友们决心拿出科研成果来，参加这次国际学术交流，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华主席争光。
这时，陈篪的病情正在恶化。
但他又搬到院里来，要同战友们并肩战斗。
研究组只有一台计算器。
白天，同志们使用。
他便在每天凌晨到上班前和晚上别人下班后使用。
一天下午，他在办公室计算数据，算着算着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组内的同志吓了一大跳，以为出事了，连忙呼喊他。
陈篪醒来，慢慢地抬起头说：
“没有什么，我的精力有点不够了。”
就这样，陈篪以钢铁般的意志，忍受着疾病的巨大痛苦，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连续干了三个月，终于和研究组的同志们在断裂力学科研领域找到了解析法分析裂纹扩展的规律，执笔写了两篇学术论文，交给我国出席国际断裂会议的同志带到会上去进行交流。
不久前，在冶金部召开的万人大会上，部领导表彰陈篪是攀登科学高峰的勇士和模范共产党员，号召冶金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向他学习。
陈篪感到很不安。
他给领导写了一封信。
他写道：
“如果说我为祖国为人民做了一点点工作，那主要是由于党的多年教育，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同志们的密切协作，以及断裂研究组和以往的试验小组的同志们努力奋战的结果。
兢兢业业地把科研事业搞上去，让祖国的鲜艳红旗插在科学技术的珠穆朗玛峰顶，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本份。
我个人只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不可过誉。”
1977年国庆节前夕，领导和同志们又一次把陈篪送进医院。
经过检查，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陈篪向前来看望他的领导同志恳求说：
“请你们一定把病情真实地告诉我，我好有个思想准备，把最后有限的时间安排好。”
党组织和同志们关怀着他，鼓励他同疾病作斗争。
医务人员千方百计地为他治疗。
当研究小组的战友们前来医院探望时，陈篪便和他们讨论制订断裂力学的科研规划和总结二十多年来科研经验的问题。
他还对战友们说：
“现在形势这么好，要大干啊！
你们不要来探望我了，不要影响工作。
你们在院里干，我在这里配合。”
他的儿子来探望他，他勉励儿子：
“要努力学好基础知识，要象老一辈参加红军那样，参加到祖国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行列中来。”
现在，在陈篪病房的桌子上，放着弹塑性力学的文献资料。
陈篪正在猛攻弹塑性力学的难题。
他决心战胜疾病，争取重返科研第1线。
　新华社记者　陈禹山

拨乱反正阔步前进
——肃清科教电影领域“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科教电影工作会议上，来自各地的科教电影工作者和有关部门的代表回顾二十八年走过的道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深切感到，“四人帮”对我国科教电影事业的破坏十分严重。
只有下狠心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拨乱反正，科教电影事业才能阔步前进。
科教电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运用通俗、生动的银幕形象，阐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介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普及科学知识，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
我国科教电影事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遵循这一正确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可是“四人帮”却心怀鬼胎，一方面鼓吹“文艺黑线专了政，科教电影也不例外”，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科教电影的成绩；
另一方面对科教电影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关心”，妄图把科教电影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轨道。
众所周知，“四人帮”是一伙披着马列主义外衣，专搞阴谋诡计的政治骗子，是既不会种田，也不会做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对科学技术更是一窍不通。
可是多年来，他们却以科教电影的“行家里手”自居，以一副“权威”的嘴脸出现，接二连三地作“批示”，传“口信”，发号施令，一再声称，科教片“要以路线斗争为纲”，要“触及时事”，甚至露骨地提出：
“科教片要揭示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四人帮”为什么如此“关心”科教电影？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到会代表列举大量事例，戳穿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上海科影厂的同志说，1974年07月，“四人帮”下达“指示”，强令我厂拍摄一批科教片，名义上是要宣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实际上是批判所谓的“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配合他们挑起的什么“蜗牛事件”、“买船事件”、“风庆轮”问题，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和华国锋同志等中央领导人。
《船用万匹机》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部。
这部影片送审时，正值四届人大开会前后，“四人帮”一伙连声叫“好”，认为“正是时候”，妄图用它作为攻击周总理的“炮弹”。
影片上映后，“四人帮”又在他们控制的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宣扬，叫嚷《船用万匹机》在反映同“走资派斗争”上“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部”，是“一曲嘹亮的战歌”。
1976年初，“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科教电影也被推上了反革命前哨。
这年03月，江青指令北京科影、上海科影、长影等厂向清华、北大以及上海、辽宁等所谓“运动搞得好的单位”派驻“过硬”的班子，用最好的胶片，以最快的速度搞的那些“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影片，更加疯狂地把攻击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华国锋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诸如《莺歌燕舞》之类，名义上是反映“辽宁新事”，实际上是为“四人帮”及其死党树碑立传；
又如什么《医用激光放异彩》，实际上是弄虚作假，用激光手术刀这项科研成果，来批判所谓的“今不如昔”，以大量篇幅对邓副主席进行诬陷和攻击。
长影厂的同志说，同年07月，江青看到一篇所谓红小兵搞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科研成果的报道，便如获至宝，急令长影厂“组织一个过硬的科教片小组，用最好的胶片，拍一部科教片”，说“这是一件大事”。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呢？
反革命文痞姚文元有一段解释，说什么这是“有力回击”。
这哪里是在宣传科研成果，明明是借题发挥，鼓吹“天才论”，煽动“小的打倒老的”，为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
事实说明，“四人帮”这伙披着“左派”伪装的十足的反革命派，总是在革命口号的掩护下，干其反革命的勾当。
利用科教电影反党，就是他们“关心”科教电影的真实目的。
“四人帮”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们打着“路线斗争”的旗号，否定十七年科研战线的巨大成就。
他们歪曲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否定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在科研中的作用。
他们借口“结合实际”、“开门办科研”，排斥科学实验，否定基础理论知识。
他们借口“支持新生力量”，歪曲“三结合”的科研路线。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科教电影对文化革命前的科研成果不敢反映，对科技人员的作用不敢肯定。
银幕看不到实验室，看不到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有些科教片连起码的事实也不顾。
如果谁敢违抗“四人帮”的禁令，就会飞来横祸。
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神木卫校》解说词中讲到一位教师“二十年如01日为贫下中农服务”，“四人帮”一伙便指责这部影片“没有分清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界限”，犯有“路线错误”，因而被点名批判。
严密的科学性是科教片不同于故事片和纪录片的根本特征，也是它的党性的具体表现。
科教片是通过阐述科学道理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和配合三大革命运动的。
而“四人帮”却别有用心地借大批“纯科学”和“科学第1”，兜售他们的反革命主张，完全破坏了科教电影的特性。
他们甚至公开宣称“讲哲学是科教片的根本任务”。
在“四人帮”的干扰下，许多科教电影，本应阐述的科学道理，不敢充分阐述，却枝蔓横生，冲淡了科学内容。
上海科影厂拍摄的《针刺手法》本来是为了教学用的，影片却用很大的篇幅去描写工农兵学员开门办学、上阶级教育课、向赤脚医生学习等等，真正需要的针刺手法却介绍得很少，致使教学单位不得不自己重拍一部针刺手法。
会议期间，科教电影工作者重新观看了一些优秀科教片，如《知识老人》、《不平静的夜》、《金小蜂与红铃虫》、《一支铅笔》等等。
这些早为科教电影工作者所熟悉的影片，主题鲜明，构思巧妙，表现手法新颖，制作上严谨、细致，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特别是科学童话片《知识老人》，采取拟人化手法，向青少年进行爱科学，爱劳动，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教育，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可是，就是这部优秀影片却被“四人帮”视为“文艺黑线产物”的“典型”，作为重点靶子来打。
他们把知识的化身——“老人”，说成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化身”，把象征着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那一本本书，说成是“一片空白的‘无字天书’”，“知识老人是一无所有的‘空空道人’”。
又说这部影片是宣扬“纯科学”，追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资产阶级趣味。
就是这样，“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肆意践踏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们给科教电影制造了种种清规戒律，束缚广大科教电影工作者的手脚，扼杀创作人员的个人创造性，因而许多所谓的科教影片，只不过是穿靴戴帽贴标签，风格单调，手法雷同，互相模仿，千篇一律。
群众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被“帮八股”所代替，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当前，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一个经济、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出现。
随之而来的，必将要求更广泛地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形势向科教电影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使科教电影更好地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成为推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有力工具，这是科教电影工作者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战斗任务。
广大科教电影工作者必须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打碎精神枷锁，大干快上，迅速改变科教电影的面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新华社记者　李德润

“摸鸡笼子”是社会主义吗？
在“四人帮”的煽动下，湖北农村曾刮起一股“摸鸡笼子”的歪风，半夜三更，鸡笼子被摸了，鸡被杀掉。
建新大队干部、社员联系亲身经历的事实进行批判，愤怒指出：
“四人帮”颠倒是非，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搞颠倒了。
社员们说，华主席领导我们抓纲治国，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
去年，这个大队三百户社员养鸡四千八百多只，向国家交售鲜蛋一万八千多斤。
由于“四人帮”破坏党的经济政策，湖北省农村有的地方不准社员养鸡，说养鸡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
有个时期，农村中刮起了一股“摸鸡笼子”的歪风，半夜三更，鸡笼子被摸了，鸡被杀掉。
社员们对这件事非常气愤。
有的人在鸡笼子里放上镰刀，前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人，摸鸡不着反而把手割破了。
这类事情的发生，是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破坏农村经济政策的无声抗议。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一些生产队的社员热烈地讨论一个问题：
“摸鸡笼子”是社会主义吗？
社员养鸡是资本主义吗？
大家联系亲身经历的事实来批判“四人帮”。
许多老太太也发动起来了，她们批得生动具体，理直气壮。
钟祥县旧口公社建新大队的干部和社员谈到，他们大队盛产粮食棉花，群众历来都有饲养家禽的习惯。
1973年，这个大队社员养鸡三千九百多只，平均每户养鸡十三只，一年可收入四五十元，基本上能解决社员日常的零用钱。
然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肆意破坏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把社员饲养家禽诬蔑为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是“留恋小生产”。
他们大搞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把包括养鸡在内的社员家庭副业统统砍掉。
在“四人帮”的煽动下，从1974年冬天到1975年春天，建新大队这一带有人提出了“鸡头不能超过人头”、“剁鸡头，革鸭命，房前屋后砍干净（砍树木）”的错误口号，并且挨家挨户地“摸鸡笼子”，核对鸡头，多养了的都要处理掉。
短短几天时间，全大队社员养的三千九百多只鸡，就处理了两千多只，真是搞得“鸡犬不宁”。
在批判会上，建新大队七十三岁的贫农老大娘胡元珍说，我年纪大了，为农业生产出不了大力，还可以养养鸡。
“四人帮”说养鸡是搞资本主义，不让我继续为社会主义出点小力。
其实，我们老太太养几只鸡，把鸡蛋卖给国家，家庭增加了收入，也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不好？
我们社员增加这笔收入，可顶大用场了，称盐打油，看病挂号全靠它，不愁零用钱。
胡元珍老大娘谈到，打倒“四人帮”以后，她家里喂了十八只母鸡，去年生了一百多斤鲜蛋，全部卖给了国家，总共收入七十多元，解决了一家七口的零用钱，还给儿媳、孙儿添了三套衣服。
她气愤地说：
社员怎么能缺少这项家庭副业？
“四人帮”不安好心，把社员养鸡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就是想把社员搞穷，把集体搞空，要逼我们贫下中农倒退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建新大队的干部、群众在批判中还算了几笔帐：
一是社员把鸡蛋卖给国家，可以活跃市场，满足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去年全大队向国家交售的鸡蛋，按鸡蛋出口换化肥的比价计算，可换回化肥十八万斤，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好处。
二是社员养鸡下蛋的收入，可以及时解决社员的零用钱，减轻集体的负担。
三是养鸡积的肥也有大用场。
这个大队每户社员一年可交鸡粪二百多斤，全大队就可提供鸡粪六万多斤，用于九百多亩水田，至少可使水稻增产两三万斤。
建新大队党支部书记林上忠说：
这几笔帐说明，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情况下，鼓励社员养鸡，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
“四人帮”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其实是要砍掉社会主义的政策。
这几年，“四人帮”颠倒是非，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搞颠倒了。
建新大队的社员说，打倒了“四人帮”，华主席领导我们抓纲治国，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
1977年，这个大队三百户社员共养鸡四千八百多只，全年向国家交售鲜蛋一万八千多斤。
群众高兴，集体高兴，收购站摆满了白花花的鸡蛋，国家也高兴。
新华社记者　田　庄　霍柏林

浙江公安干警以工作成就痛斥“四人帮”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诬蔑浙江公安机关“十七年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尽干坏事”，是“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浙江省广大公安干警在批“四人帮”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作了有力的回击。
他们义正词严地指出，“好”与“坏”，各个阶级有不同的标准。
“四人帮”诬蔑我们十七年尽干坏事，恰恰证明我们干得对，干得好；
说我们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恰恰证明我们狠狠打击了一小撮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的嚣张气焰，专了他们的政。
美蒋特务机关妄图从浙江窜犯祖国大陆，无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空投），海里爬上来的（偷渡），还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潜伏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破坏），都一次次被破获。
浙江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党委领导下，为保护人民、打击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贡献。
诸暨县枫桥区还总结了依靠群众专政，用说理斗争的办法制服、改造地富反坏分子的经验，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扬，成为全国公安战线的一面红旗。
周总理在1971年春召开的全国公安会议上，也明确肯定和赞扬了浙江的公安工作。
“四人帮”一伙对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肯定、广大人民群众热情赞扬的浙江公安工作全盘否定，充分暴露了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凶恶的敌人。
　（据新华社）

痛打落水狗　深批“四人帮”
四川南充地区找差距定措施乘胜前进
据新华社成都电
四川南充地区受“四人帮”干扰、破坏比较严重。
特别是1976年，工农业生产遭受损失，川北粮仓变成了缺粮地区。
粉碎“四人帮”以后，南充地委率领全区人民，联系本地实际，向“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向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发动了猛烈进攻，打了一场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人民战争。
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社会秩序安定，工业生产月月上升，去年，粮食单产和总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逐步深入，而一部分干部、群众却产生了自满松劲情绪，认为批判搞得差不多了，“该收尾”了。
南充地区各级党委抓住这个苗头反复进行思想发动工作，解决继续深入揭批中的问题。
他们结合实际向社员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鼓励大家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乘胜前进。
广安、南部两县还进行群众性大摆、大议，分析具体事例，看“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哪些肃清了，哪些还没有肃清；
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哪些已作了纠正，哪些还没有纠正过来。
大家一齐找差距，制定深入开展大批判的措施。
各级党组织对那些思想跟不上运动发展的少数干部，还进行重点帮助，使他们提高认识，轻装上阵。
南充地区主要作法是：
一、抓住“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的罪行和阶级敌人的新动向，及时批。
前一段，全地区清查出了几个追随“四人帮”干了大量坏事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骨干。
经过批判，有些人认了罪，有的立场还没有转过来，个别人甚至公开顽抗。
地委把这一新情况通报全地区人民，并提供大批判的新材料和专题，使全地区人民有的放矢，越批越有劲。
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南充地区还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先后打了几个向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发动猛攻的战役，挖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危害社会治安、瓦解集体经济的坏分子，对他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二、抓住“四人帮”散布的谬论，选择流毒深、影响大的集中批。
1975年南充地委根据当地受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将一百万亩左右缺水的高垮“望天田”改种旱粮作物。
这样改种后，虽然减少了一百万亩左右的水稻面积，但却扩大了旱粮面积，全年的粮食总产量反而增加了。
这一抗旱夺丰收的措施很得人心。
可是“四人帮”的黑干将却诬蔑这种因地制宜指挥生产的方法是“瞎指挥”，并以此为罪名揪斗地、县、市领导干部，结果造成1976年的大减产。
粉碎“四人帮”后，这种谬论虽经批判，流毒仍然很深。
地委发动全区农村广大干部、社员，集中时间，集中力量，以“因地制宜安排生产算不算瞎指挥”“如何实现1978年大干快上”为题，展开大讨论，划清了界限，统一了思想，干部群众步调一致战秋旱。
去年全区扩大秋播面积一百多万亩，进度之快、质量之好都超过了往年。
三、抓住容易出现反复的问题经常批。
南充地区各级党委从实践中发现，有些错误的东西，在这里批判了，又在那里冒头；
一个时期批判了，过一个时期又出现反复。
这说明对“四人帮”的流毒不能估计低了。
他们发动群众，抓住容易出现反复的问题，经常批，把大批判贯穿一切工作的始终。
仪陇县农村过去在“四人帮”“三反一砍”流毒影响下，有些人弃农经商，五匠单干，劳力外流严重。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县人民狠批资本主义，出现了人心向农，五匠归田的新气象。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劳力外流，造成秋收秋播生产劳力不足。
县委再次发动群众开展批判，加强劳动管理，及时解决了问题。

科学教育电影要大步前进
本报评论员
自从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以来，一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伟大群众运动，正在迅猛兴起。
今年元旦，英明领袖华主席又发出了提高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伟大号召。
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关系密切的科教电影战线，应该怎样紧跟这个新形势呢？
建国以来，我国广大科教电影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拍摄了近两千部科教影片，其中有不少影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这些影片，热情地向广大工农兵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介绍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战线涌现的新成果、新经验，对三大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要充分肯定科教电影事业的成绩，同时也要看到科教电影战线存在的问题。
由于万恶的“四人帮”多年来对文艺界的严密控制，使得科教电影事业遭受重大破坏。
“四人帮”疯狂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不仅把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几百部故事影片打入冷宫，而且把一千多部科教影片几乎全部加以禁锢，并把《金小蜂与红铃虫》、《不平静的夜》、《知识老人》、《一支铅笔》等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科教影片，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打成毒草。
“四人帮”对我们党多年培养起来的科教电影队伍，横加摧残，无情打击，诬蔑这支队伍是“大染缸”，“必须彻底砸烂”，要搞什么“犁庭扫院”。
更为恶毒的是，“四人帮”竟把科教电影纳入他们的阴谋文艺的反革命轨道，为他们大搞篡党夺权服务。
叛徒江青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
“我是靠科教片过日子的。”
特别是1974年以来，“四人帮”连篇累牍地发“批示”、交“任务”，急不可待地大抓科教电影，大捞政治资本。
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授意炮制“触及时事”的科教影片，并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鼓吹，为他们篡党夺权作舆论准备。
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科教电影受害之重，“四人帮”流毒之深。
科教电影战线也要来一个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流毒和影响，才能使我国科教电影事业更快地繁荣和发展。
科教电影是一个重要的艺术门类。
正如列宁所说的，是形象化的通俗演讲。
今天，它在促进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方面，具有其他艺术门类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所以要认真做好这一工作。
要充分发挥科教电影的战斗作用，首先要求有关部门充分重视科教电影的工作，要把科教影片的工作摆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从选题、创作、摄制，以至设备供应等方面，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广大科教电影工作者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拍摄出更多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结合得很好的、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教影片。
随着今后科学技术的大普及，科教影片的选题，除推广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新创造、新经验外，要加大普及科技知识影片的比重。
当前我国有两亿在校学生，为了用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教育这些天真可爱的青少年，我们还要拍摄一批教学片，以增强形象教学效果，并可弥补师资、教材的不足。
发行放映部门也要紧紧跟上形势，从思想上重视科教片的工作，千方百计把科教影片送到广大工农兵中去，送到广大的在校学生中去。
同时，科教电影事业还必须得到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各方面的同志大力支持和协作。
只有从各方面都来把工作做好，才能使科教电影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在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科教电影也要总结经验。
应该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进一步弄清科教电影战线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思想从“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中真正解放出来；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更加信心百倍地甩开膀子大干。
科教电影战线的同志们，战鼓已经擂响，前景无比美好，让我们振奋精神，加快步伐，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大显身手吧！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瑞典广播代表团
张香山局长宴请瑞典客人
新华社1978年01月17日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上午会见由瑞典广播公司总经理奥托·诺登舍尔德率领的瑞典广播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瑞典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贝格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副局长李连庆，北京电视台副台长孟启予，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王珍。
又讯：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01月16日晚举行宴会，欢迎由瑞典广播公司总经理奥托·诺登舍尔德率领的瑞典广播代表团。
瑞典驻华大使比耶尔克的夫人，大使馆临时代办贝格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连庆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王珍、孟启予等出席宴会作陪。
瑞典客人是应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邀请，于15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附图片）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由瑞典广播公司总经理奥托·诺登舍尔德率领的瑞典广播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住在煤海中　不取斤两煤
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某部炮三连，施工驻地设在库车县东风煤矿矿区的一个小煤矿，伙房就搭在离煤窑三十多米的地方，要说烧煤，太方便了，从伙房到煤窑中间的路上都是煤。
去年04月，连队一来到煤矿驻地，党支部就提出了“住在煤海，不取斤两”的口号，坚持买煤付款，不折不扣。
煤矿的各族职工们想，解放军同志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进山修路，住在煤海，烧点煤算不了什么。
工人们几次主动给炮三连送煤。
炮三连党支部认为，煤是国家财产，我们人民军队只有为人民服务和保护国家财产的义务，没有白白享受国家财产的权力，人民越是关心我们，我们越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煤钱一定要分毫不差的付清。
炮三连党支部派司务长张积成一连三次去付款，可是，工人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
张积成同志想，东风煤矿是一个核算单位，小煤矿不收，付给大煤矿也一样。
于是，他徒步十二里路赶到大煤矿，代表全连指战员感谢煤矿各族职工的关怀，并将煤款如数付清。
东风煤矿的各族职工知道这件事后，人人称赞炮三连是遵守纪律的模范。
本报通讯员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宴请日本朋友
新华社1978年01月17日讯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埼玉县知事畑和为团长、新井宝雄为顾问、丸山正幸为副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好埼玉县青年之翼访华团。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笑一，有关方面负责人李权中、刘向文、韩炳培等出席了宴会。
今天下午，访华团领导成员拜会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受到王笑一副主任的热情接待。
这个由日本埼玉县各界青年一百多人组成的访华团，是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01月09日到达上海的。
他们是在访问了上海、南京、扬州以后，在昨天到达北京的。

因地制宜　讲求实效
泗阳县委倾听群众意见扎扎实实治农田
据新华社南京电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来，江苏省泗阳县的农田基本建设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在这以前的二十多年中，全县各项农田水利工程动土数亿方，其中有许多是无效土方；
而从这之后的两年多来，全县农田水利工程动土一亿多方，百分之八十都见了效。
这一可喜的变化，是中共泗阳县委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坚持因地制宜，讲究实效的结果。
泗阳县地处淮、沭、沂河下游，地势低洼，大部分农田受洪涝威胁，历来多灾低产。
解放以来，全县虽然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但由于受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搞形式主义，挖的无效土方较多，却收效不大。
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县委常委学习会议精神，围绕着解放以来农田基本建设中的问题查找原因，展开讨论。
大家认识到，这些无效土方的形成，除了缺乏治沙治河的经验外，主要是受形式主义的影响，不从实际出发，搞出的工程是花架子，好看不顶用；
有的是不能因地制宜，搞好了也无用；
有的工程不能保证质量返工重造；
有的工程搞起来以后配套跟不上造成浪费。
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是县委领导班子自身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不良作风造成的。
县委从思想路线上分清了是非，决心深入实际，倾听群众意见，不图形式，不务虚名，扎扎实实把农田基本建设搞好。
泗阳县委在制订农田基本建设规划时，坚持从实效出发，不搞“一刀切”。
在制订1976年冬和1977年春的全县农田基本建设规划时，有个别同志要求把所有耕地搞成“一律化、一条线、一个样”的方块田，认为这样做气魄大，有个大干快上的样子。
有的公社还提出在开挖沟渠、平田整地中，遇到房屋要拆，遇到树木要砍的口号。
县委意识到，这样搞，不仅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由于地势选择不宜，有的工程搞了以后，会排不出，灌不上。
县委再一次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统一思想，然后，由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代表组成“三结合”规划小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初步规划方案，然后再发动群众讨论，最后制订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全县农田基本建设规划方案。
这个方案“高水高排，低水低排，按地势挖沟整地”，不搞形式主义的一条线和等距离，尽量避开村庄、民房和树木，个别住户非拆迁不可的，也要帮助把新房及时盖好再迁。
这样做深受群众欢迎，大家干劲倍增，一个冬春，全县开挖疏浚了五条比较大的河流和七十多条排水沟，加上平田整地，共动土四千一百多万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泗阳县委领导非常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工程的质量，对县里一些影响较大的骨干工程，县委常委们都要到实地调查几次、研究几次，亲自同群众商量作出施工方案，并在工地带头参加劳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1975年冬天，县里计划在西南部开挖一条排灌河。
原来的方案要挖掉五千亩农田，拆掉上千间民房，把原有的五河旧河道全部作废填掉。
群众反映很强烈，许多人提出，只要利用原有的旧河道改造一下就行，何必如此劳民伤财？
县委听取了群众的意见，领导成员深入现场调查，否定了原来的方案，决定集中人力物力改造五河旧河道。
这一改，不仅少挖了几十万方土，节省了八十万元钱和大量物资，而且河道排水通畅，使周围三个公社十二万亩土地当年受益。
两年多来，这个县狠抓主要矛盾，着重整治和疏浚了九条主要河道，两千多条大小干渠，圈圩田三十二个，平田整地四十三万亩。
同时兴建了非常急需的机电排灌站九十六座。
对于一些投工较多，不能马上见效而又一时影响不大的工程则果断地进行削减和缓办；
对于工程大非干不可的，则采取全面规划，分期治理的原则，每年治一段，年年见成效。
近二、三年内，这个县较为显著地改变了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外事往来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01月16日下午会见了英国工党议员约翰·卡特赖特和布赖恩·戴维斯，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等会见时在座。
以张束为团长、查烈、王火炎为副团长的中国广州歌舞团一行五十人结束了对老挝、越南、缅甸、孟加拉四国的友好访问演出，01月16日下午乘专机从达卡回到广州。
以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肖桐为团长的中国建筑学会代表团一行十一人，01月17日晚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奥地利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社）

子弟兵的好妈妈
在烟台市东郊，活跃着一支老妈妈拥军队。
这支老妈妈拥军队，是在1947年秋天，由孙贤芝等四位苦大仇深的妇女组织起来的。
三十年来，她们把子弟兵当作亲儿子，经常到附近七、八个连队、哨所，为战士们缝补衣裳。
战士们非常感动，亲切地称她们是“子弟兵的好妈妈”。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白天，她们背着孩子照顾从前方下来的伤病员，送干粮、运弹药，积极支前；
晚上，她们在油灯下为宿营的子弟兵缝补衣裳、做军鞋，为支援前线打胜仗做出了贡献。
上级党委授予她们“拥军模范小组”的光荣称号。
三十年过去了，拥军队的队员虽然不断更新，但大家热爱子弟兵的感情却不减当年。
每逢过年过节，她们都要到附近的连队、哨所看望战士，对战士关怀爱护，无微不至。
去年“八一”前夕，老妈妈拥军队来到某部二连，一个个地看望战士，看到有的战士在洗衣服，都争着给战士们洗，就象妈妈来部队看望儿子那样亲热。
战士们真是又激动又尊敬，说什么也不让她们洗衣服，这下可把大娘们急坏了，硬夺不成，就讲“理”，战士们到底让大娘们说服了。
她们把战士的被子、褥子、衣服拿到水库里洗。
为了不耽误战士们晚上铺，六十多岁的拥军老模范、共产党员孙贤芝大娘，发扬当年拥军的那种劲头，连中午饭都顾不得在家吃，带着干粮给战士们洗被褥。
她们用三天的时间，给二连战士洗被服二百多件，晒干后，又一针一线地缝补起来。
三十年来，拥军队给子弟兵洗了多少被子，缝补了多少件衣服，谁也数不清。
但是，贫下中农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却深深地印在指战员们的心坎里，永远鼓舞着他们继续革命，不断前进！
王毅真

我新任驻阿根廷大使赴任
新华社1978年01月1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阿根廷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徐中夫今日离京赴任。

板桥湖畔爱民渡
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某部二连驻守在板桥湖畔，这里有一条二百来米宽的湖汊，是附近村寨的苗、壮、白、彝、回、汉等各族人民来往必经的渡口。
二连一驻到这里，就主动承担了摆渡过往群众的任务。
七年来，干部、战士沿着雷锋的足迹前进，驾着小船热情地为各族人民服务。
他们在二百米宽的湖汊上往返行程六万多里，摆渡群众七十多万人次，运送物资数十万吨。
群众称赞这个渡口是名符其实的爱民渡。
二连干部、战士把摆渡群众、运送物资的一桨一划，都看作是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行动，不管日晒雨打，忘我地工作着。
一天，战士张长军送红星寨的张大妈和她的外甥女小英过湖。
刚到湖汊中心，突然狂风大作，浪涌船晃，眼看要翻船。
在这紧急关头，小张想，即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群众。
他毅然跳入水中，用肩膀顶船，逆浪向前，绕了几十个圈子，才把船推到对岸。
他右手抱着小英，左手扶着大妈下船，心里不安地说：
“大妈，今天风浪大，让你老人家受颠了！”
张大妈看着浑身泥水的张长军，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一个漆黑的深夜，大雨滂沱，对岸隐约传来呼唤声：
“解放军同志，有重病人要过渡！”
哨兵一听，立即叫醒卫生员庞国荣。
小庞翻身下床，背起药包，提上马灯，操桨飞舟，直驱对岸。
一看是青松寨的杨大爹，他怀中的小女儿紧捂着肚子，脸色苍白。
一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必须赶快抢救。
小庞二话不说，抱着女孩，扶着杨大爹上船，飞快过湖。
靠岸后，小庞又背着女孩一口气跑了七、八里路，送到医院抢救。
杨大爹含着热泪对女儿说：
“孩子，要记住是解放军救了你，这渡口真是名符其实的爱民渡。”
二连干部带头为人民群众做好事。
驻地附近人民公社兴修水利，每天早晚都有四、五百人过渡，还有大批物资要运送，摆渡任务十分繁重。
指导员吴安虎、排长罗少崇带领三名战士帮助划船，及时完成了摆渡任务。
在干部带动下，七年来，二连的渡船换了四、五艘，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他们学习雷锋坚持不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蔚然成风。
就拿这个连的八班来说吧，舍身救群众的刀光明，离队前把桨片交给了谷金育，谷金育象老同志那样，起早摸黑，不让人等船，而让船等人。
郝浩然接过谷金育的桨片，在摆渡中热情周到，受到群众的赞扬。
他离队前，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手把手地教新战士王殿利划船，向小王介绍老同志学雷锋的先进事迹，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
郝浩然要离队了，王殿利送他过湖，他久久地站在岸边，直到看见王殿利扶老携幼上船，才转身迈开大步走向新的战斗岗位。
王殿利望着远去的郝浩然，下定决心，要象老同志那样，开着为人民服务的航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郑　健
（附图片）赵东瑞插图

草原上的“货郎站”
去年盛夏的一天，在一个琳琅满目的小卖部里，顾客川流不息，一派火红热闹景象。
只见老牧民舍登兴冲冲地走出这个生意兴隆的小卖部，手里拿着买到的火柴、红糖、食盐和茶叶，深有感慨地说：
“解放军把代销点办到了家门口，真是想到了我们贫下中牧的心坎里。
在旧社会，王爷、牧主残酷剥削、欺负我们，今天解放军处处为我们着想，真不愧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人民军队呵！”
原来，这个代销点是驻内蒙古巴彦淖尔盟边防某部七连专为贫下中牧开设的。
七连驻地位于巴彦淖尔盟乌拉特草原深处。
这里崇山峻岭，地势偏僻，蒙古、汉各族牧民为买一些生活日用品，要到七十里外的供销社去，很不方便。
粉碎“四人帮”以后，七连的干部、战士积极开展了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
怎样用实际行动支援牧业学大寨呢？
七连党支部决定，首先协助驻地大队克服牧民日常生活急需品供应不便的困难。
他们专门召开了支委会，制定出了为方便贫下中牧建立代销点的决议，并由文书兼任义务代销员，连长杨树合亲自去公社办理货物。
公社党委和供销社的领导积极支持七连的建议，除提供充足货源外，还专门给部队代销点做了货架，经常派人来七连帮助代销员清点货物、整理帐目。
在繁忙的夏季，距七连较远或更偏僻的牧民们，不便离开生产岗位，七连的干部、战士认真做好代销工作，利用参加助民劳动和外出放牧的机会，担当编外“代销员”，主动送货上门。
七连的战士还利用回连队汇报工作、学习之机，把贫下中牧要买的烟、茶、洗衣粉等日常用品带回去。
牧民只要去代销点买货物，不论人来多少，啥时候去，都能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代销点极大地方便了群众，使广大牧民能把全部精力投入牧业学大寨运动中去。
许多牧民兴奋地说：
代销点是专为草原牧民服务的“货郎站”，人民解放军“赛音白努”（好）！
（原载《内蒙古日报》）

从列宁关于“保卫祖国”的论述
看第2世界国家捍卫民族独立的正义性
萨那　丘立本　沈永兴
编者按：
本报去年11月01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后，接到了一些读者来信，要求在报上进一步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发达国家“保卫祖国”的论述，以便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第2世界国家所面临的维护民族独立任务的问题。
我们特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同志撰写本文。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指出了当前第2世界国家，特别是欧洲发达国家，面临着捍卫民族独立的任务，这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原则的。
我们试就列宁关于“保卫祖国”问题的一些论述，谈谈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
列宁的这些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第1，1914年爆发的第1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战争的双方都是反动的，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这场反动的战争，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革命的国内战争；
第2，但是这决不是说，就在当时的形势下，欧洲已经没有发生民族战争的可能，相反，不但被兼并、被压迫的弱小国家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甚至被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战争，只要具备特定的条件，也有可能转化为正义的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
（一）
1914年，当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全面分析了导致这场世界大战的根源，深刻地揭露了这一战争的帝国主义掠夺性和反动性，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列宁：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681、683页）的正确策略。
列宁严厉驳斥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头子们公然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欺骗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竭力为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叛徒行径，指出：
“对帝国主义战争运用‘保卫祖国’的概念，是对这种战争的一种粉饰，也就是把它说成是民主战争，这就等于欺骗工人，投到反动资产阶级方面去。”
（列宁：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27页）
列宁谴责了第二国际叛徒们不区分时代、不顾具体历史条件、随心所欲地歪曲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积极支持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战争以及在1891年号召德国工人阶级保卫祖国等策略范例，来为自己的叛徒行为辩护的卑劣做法。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热情赞扬和积极支持1848年的欧洲民主革命，号召各国工人阶级踊跃投身于反对欧洲反动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
也曾热情支持和颂扬1859年意大利加里波第领导的反对奥地利的民族战争和1863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的民族起义，号召各国工人阶级支持这些正义的民族战争和起义。
1891年，当沙皇俄国以战争威胁德国时，恩格斯曾号召德国工人阶级为保卫无产阶级已取得的民主阵地，准备在民族战争中“保卫祖国”，以反对沙皇俄国可能发动的侵略和兼并的战争。
列宁坚决捍卫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些策略范例的正确性。
他指出，1891年，德国还没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它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是无产阶级力量最强大的国家；
而用战争威胁它的沙皇俄国，却是欧洲民主与进步力量的主要敌人。
因此，恩格斯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在沙皇俄国一旦发动侵略战争时保卫祖国，也正是从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列宁深刻指出：
“把1891年的国际形势同1914年的国际形势相提并论，甚至把它们等量齐观，是非常不符合历史观点的。”
（列宁：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263页）这是因为，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进行的，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奴役别的民族，因而是一场强盗争赃的掠夺性战争。
第二国际头目们用1891年的事例来为1914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提出“保卫祖国”的机会主义口号辩护，完全是徒劳的。
列宁还曾谴责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常常举比利时为例，以比利时是一个受德国进攻的中立国为理由，来替比利时社会党人、同时也替他们自己辩解。
列宁指出，比利时的参战，同样是为了保护自己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剥削；
比利时虽然在形式上中立，但实际上属于英法俄协约国集团。
同时，比利时与其他欧洲先进国家一样，也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所以，比利时社会党人如果采取正确的策略，就不应该“保卫祖国”，而应当准备和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以此反对和制止这场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指出：
“在1914—1917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在两个帝国主义的联盟之间，我们应当反对‘保卫祖国’，因为（1）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
（2）帝国主义战争是强盗争赃的战争；
（3）在两个联盟中，都有先进的无产阶级；
（4）在两个联盟中，社会主义革命都已经成熟。
只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反对‘保卫祖国’”。
（列宁：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264页）
列宁的这些科学分析，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阐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际政治力量发生新的变化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成熟时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和策略，从而批驳了当时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谬论，使马列主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彻底划清界限。
（二）
但是，列宁在揭露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用“保卫祖国”为其叛卖罪行辩护这一主要倾向的同时，还严肃批判了当时隐藏在党内的皮达可夫、布哈林等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观点，以及革命队伍中某些人的糊涂观念。
当时，皮达可夫、布哈林之流，在保卫祖国问题上，企图“提得左一点”，竭力干扰列宁在对待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策略问题上的正确路线。
他们或者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还可能发生民族战争，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根本不能再提“保卫祖国”的口号，甚至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策略范例说成已经“没有一点价值”；
或者把帝国主义战争看作一成不变的、不可能转化的，因而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采取公式化的、生搬硬套的错误态度。
列宁认为，时代是各式各样现象的总和，它包括种种典型的和不典型的、大的和小的、先进和落后国家所固有的现象和战争。
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时代典型的现象，但不是唯一的现象。
在帝国主义时代，不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争取解放的民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欧洲仍然可能发生民主的和革命的民族战争。
列宁说：
“这个‘时代’丝毫也不排斥民族战争，——例如，小国（姑且假定是被兼并的或受民族压迫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强国的民族战争”。
（列宁：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852页）列宁还认为，即使工业极发达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发生反抗帝国主义大国兼并的民族战争，因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810页）所以，列宁强调指出：
“我们决不是一般地反对‘保卫祖国’，一般地反对‘自卫战争’。
不论在哪一个决议中（也不论在我的哪一篇论文中）永远也找不出这种无稽之谈。
我们反对保卫祖国和自卫，是就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而言的。
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也会有‘正义的’，‘自卫的’，革命的战争即（1）民族的；
（2）国内的；
（3）社会主义的等等”。
（列宁：
《给格·季诺维也夫》，《列宁全集》第35卷215—216页）
列宁还从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说明了帝国主义战争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民族战争，指出：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
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
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
（列宁：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850页）例如在第1次世界大战时，列宁在指出比利时同样怀有帝国主义目的而卷入战争、因而也具有帝国主义掠夺性的同时，就曾设想过这种转化的可能性：
如果德国帝国主义在第1次世界大战中占领和兼并了比利时，而比利时人民为摆脱德国帝国主义的奴役发动民族起义，那么对比利时来说，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就转化为民族战争，这时比利时社会党人提出“保卫祖国”，就是合理的、正确的口号。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就不能以比利时资产阶级有“压迫异族的权利”为理由不支持它的起义，而应当看到这一起义的实际社会内容是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从而必须给予支持，否则，就“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
（列宁：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327页）列宁还曾作过另一种假设：
如果英法等国不是为了帝国主义目的，而仅为维护比利时中立，遵守国际条约，向德国宣战，那末社会党人就应该站在比利时一方。
正象列宁指出的：
“如果具体的战争是另外一种战争，我们就会主张保卫比利时（甚至采取战争的方式）”。
（列宁：
《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列宁全集》第23卷8页）
不仅如此，就在1916年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根据历史的辩证法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曾充分估计到在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作出过在帝国主义时代欧洲仍有可能爆发伟大的民族战争的预言，列宁说：
“假如欧洲无产阶级还要软弱二十年之久，假如这次战争结果是象拿破仑那样的人获得胜利并且奴役许多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假如欧洲以外的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和美国的）也能维持二十年之久……那就可能在欧洲发生伟大的民族战争”。
（列宁：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850—851页）列宁认为，这种情况在当时虽然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但如果对历史的曲折性不作这种估计，“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同上，851页）
列宁的上述教导告诉我们：
第1，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机会主义者主张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同时，决不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可以一概否认民族战争，否认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保卫祖国的合理性。
恰恰相反，“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今天才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同时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
（列宁：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327页）第2，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机会主义者歪曲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策略范例的同时，决不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些策略范例就没有价值了，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决不应当抛弃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的策略范例，而应从具体的分析中吸取有益的极其宝贵的教训，“抛弃这些范例，就是口头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同马克思主义决裂”。
（同上，335页）第3，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时代所发生的战争是否应该支持，是否承认保卫祖国的合理性，决不应该遵循一成不变的公式，而应该对战争作具体分析，因为“战争是一种五花八门、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东西。
用一般的死板公式硬套是不行的。”
（列宁：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262页）
在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斯大林正是根据列宁的上述原则，对这次战争作了具体的分析，因而并没有把它看作与第1次世界大战一样的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或者把它看成是不可变的、不可转化的。
第2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之前，就先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意大利帝国主义侵略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和德、意法西斯侵略西班牙共和国的战争。
从这些被侵略的国家来说，奋起保卫祖国，抵抗日、德、意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始终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的战争。
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后，特别是希特勒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后，被侵略国家的工人阶级和爱国力量更积极投入保卫民族独立的反法西斯战争，从而使这场战争具有了完全的反法西斯性质。
因此，斯大林说：
“反轴心国的第2次世界大战与第1次世界大战不同，它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的性质，恢复民主自由也是其任务之一。”
（斯大林：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显然，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保卫祖国”的口号对于反法西斯国家来说是正确的。
也正因为如此，苏联才同美、英、法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共同击败德意日法西斯妄图奴役全世界的侵略战争。
斯大林采取的策略方针，无疑是符合马列主义策略原则的。
（三）
从上述一系列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民族、国家之间的各种战争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
应该考察战争是什么样的政治的继续，分清战争的性质；
应该把每次战争放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分析它的历史作用；
应该从全世界总的形势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根据阶级力量的对比、革命条件的成熟与否、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等，具体决定对待战争的态度。
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必须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
必须反对双方都是为了分赃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
必须赞助和支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大国兼并和奴役的民族战争；
必须坚决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战争，保卫社会主义胜利成果。
当然，战争是多种多样、非常复杂的，马列主义对待任何一次战争，都不能从一般原则出发，加以引伸，而必须对具体战争作具体分析，并根据战争的发展和变化，采取正确的策略。
今天，世界仍然处在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但是，当前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和国际形势与第1次世界大战时期和第2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十——六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
由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
世界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后，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复存在。
苏美两国依靠大大膨胀的经济、军事实力，成为高踞于其他一切国家之上的超级大国。
欧洲原来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降到了次等地位。
经过了六十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已形成了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世界。
第2世界的一些发达国家虽然还保持着对第3世界国家的压迫和剥削，但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
东欧一些国家处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它们的领土被占领，主权受践踏，资源遭掠夺，实际上已沦为苏联的附庸国。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争取和保卫民族独立、摆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控制，无疑是当前首要和直接的任务。
而西欧国家则需要摆脱美国的控制，争取“平等的伙伴关系”，而同时又面对着苏联侵略和扩张的严重威胁。
今天，摆在它们面前的，已经不是同两个超级大国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独立和安全的问题。
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人所共见的事实是，苏美两国在激烈争夺世界霸权，而它们争夺的重点在欧洲。
苏美争夺发展下去，终有一天会打起来。
事实上它们是在积极准备进行一场新的世界战争。
新的世界战争如果爆发，欧洲必然首当其冲。
显而易见，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下而爆发的新的世界战争，将具有不同于第1次世界大战和第2次世界大战的新特点。
这场世界战争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第2世界国家之间，就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兼并与反兼并的战争。
当前，在争夺中采取攻势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欧洲大力进行战争部署，一方面在中欧地区不断增强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从南北两翼加紧对西欧的钳形包围。
西欧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目前受到了严重威胁。
一旦发生战争，西欧国家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苏联首先进攻的对象。
只要看到苏联今天对待它在东欧的“同盟国”如何任意摆布和压迫，就不难想象当它把侵略魔爪伸进西欧国家时，将会是什么样一种景象。
因此，西欧国家事实上将面临着捍卫民族独立的严重问题。
事情很明白，如果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将一场侵略战争强加到欧洲发达国家头上，不是就会出现象列宁在1916年所预料的情景吗？
欧洲许多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不是就可能落到克里姆林宫新沙皇的魔掌之中而遭受奴役吗？
由于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欧洲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实际上今天暂时还不存在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出现列宁当年所说的伟大的民族战争，难道不是完全可以设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吗？
恩格斯在1891年所运用的策略范例，今天不是仍然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吗？
因此，面对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欺负、压迫和侵略的威胁，今天，第2世界国家人民彻底揭露苏联的战争阴谋，反对绥靖主义，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各种准备，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如果战争爆发，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无疑应该站在民族战争的最前列，为保卫民族的独立和生存而斗争。
他们这样做，是完全符合我们在上面论述的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并为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的；
也是符合第2世界国家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巴为我建造的货轮交接仪式在巴举行
新华社伊斯兰堡1978年01月16日电
巴基斯坦卡拉奇造船厂为中国建造的一万三千五百吨货轮“和田”号交接仪式01月15日在卡拉奇举行。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商务参赞谷文波和卡拉奇造船厂经理卡拉姆在热烈掌声中签署并互交了换文。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和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港口、航运和促进出口顾问穆斯塔法·戈卡尔出席了交接仪式。
交接仪式结束时，在中、巴两国国歌的乐曲声中，“和田”号货轮升起了中国国旗。

瑞典共产党中央发表声明指出
三个世界理论为第2世界保卫民族独立指明道路
10月出版社将出版我《人民日报》阐述三个世界理论的编辑部文章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8年01月17日电
瑞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1月13日发表声明，号召瑞共全体党员、红色青年和火炬社全体成员以及瑞典全国的反帝人士、民主人士和进步人民，认真学习中国《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声明说，这篇文章即将由10月出版社出版。
声明说：
“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完全符合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第3世界的利益。
这一战略思想向致力于保卫国家独立的第2世界的各种政治力量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指出了全世界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
“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向世界无产阶级清楚地提出了建立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和它们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任务。”
声明说：
“瑞典人民和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是指出战争的危险、扩大反对争夺霸权的斗争以推迟战争的爆发、加强人民的防御能力以及加紧反对绥靖政策。”
声明最后说：
“1978年瑞典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反对垄断资本把危机的重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和反对超级大国的战争准备。
学习和宣传对当前世界形势的正确观点以及把党的一切工作纳入这一战略前景是新的一年的关键任务。”

齐亚·哈克将军接见我作家代表团
新华社伊斯兰堡1978年01月16日电
巴基斯坦军事管制首席执行官齐亚·哈克将军01月16日在拉瓦尔品第接见了以女作家杨沫为团长、作家曲波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诗人乔羽应齐亚·哈克将军的要求，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赞扬中巴深厚友谊的一首诗。
接见时，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在座。

两个超级大国又争夺又勾结的关系发展的产物
苏美之间建立一条新的“热线”
新华社1978年01月17日讯据西方通讯社和苏联塔斯社报道，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华盛顿白宫之间又建立了一条新的直接通讯线路，利用苏联的“闪电卫星”和美国的“国际通信卫星”进行电讯联系。
这条新线路已于01月16日开始正式使用。
西方新闻界把苏美两国首脑之间的这种直接通讯联系称之为“热线”联系。
这种联系是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又争夺、又勾结的关系发展的产物。
第1条这种“热线”建立于1963年，当时利用的是海底电缆和高频无线电线路。
1971年，双方又商定建立两条卫星通信辅助电路。
据报道，建立新的线路的目的是要比原有的线路“提供更高的可靠性”。
在过去十多年里，苏美两国首脑之间曾由于两国的激烈争夺引起紧张局势而多次使用这种线路进行紧急联系。

史蒂文斯总统呼吁非洲国家抵制外来影响
新华社弗里敦1978年01月13日电
据塞拉利昂《国家新闻公报》报道，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01月12日呼吁非洲国家“抵制外来影响”，并且全力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在非洲国家间所作的调停的努力。
史蒂文斯总统是在接受毛里塔尼亚驻塞拉利昂大使艾哈迈德·戴伊·乌尔德·穆罕默德·莫克塔递交国书时说这番话的。
史蒂文斯总统说，只有这样，才能向全世界表明非洲国家对非洲统一组织的诚意和信心。
史蒂文斯总统还说：
“为了非洲团结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而继续维护和巩固我们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史蒂文斯总统保证，塞拉利昂将继续维护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宗旨和信念。

墨西哥、毛里塔尼亚和巴巴多斯采取各种措施
维护二百海里经济区开发海洋资源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8年01月16日电
墨西哥政府去年在保卫领海和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渔业生产方面取得了成就。
墨西哥海军部长里卡多·查萨罗·拉腊01月14日说，为了保护海洋资源，墨西哥海军的海面部队仅在去年12月一个月内就对本国和外国船只进行了四十二次检查，捕获了一些外国渔船。
不久前，墨西哥海军陆战队拦截了侵入南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几架美国飞机。
此外，根据海军部提供的材料，到目前为止，由于在一万公里长的海岸上设置了雷达网，墨西哥已能够有效地保卫其领海和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
同时，墨西哥公众舆论多次谴责苏联、美国和古巴去年在墨西哥海域内的活动。
墨西哥《消息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我们的海洋》的文章指出：
“苏联、古巴和美国掠夺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海洋每年受到这些国家三万五千艘到四万艘大型渔船的入侵。”
墨西哥是一个拥有丰富海洋资源的国家，它有漫长的海岸线，沿岸海域有二百多种渔产品，其中主要是虾、沙丁鱼、金枪鱼等。
据官方公布的材料，墨西哥渔产品产量1977年达到五十二万四千多吨。
为了合理捕虾并保护小虾的生长，渔业部门最近决定，捕虾船必须使用较大的网眼。
此外为了推动对海洋资源的勘查，还在墨西哥城和沿海城市恩塞纳达、拉巴斯、维拉克鲁斯开设了一些海洋科技学校。
墨西哥政府也很重视淡水养鱼事业的发展。
例如在墨西哥干旱地区杜兰戈州，最近几年执行了一项在五万公顷水域内养鱼的计划，投放了一百一十多万尾鱼苗。
新华社努瓦克肖特1978年01月12日电
毛里塔尼亚渔业和海运部长阿卜杜拉希·乌尔德·伊斯梅尔最近强调，毛里塔尼亚决心捍卫自己的海洋资源。
最近一期毛里塔尼亚《觉醒》杂志发表了伊斯梅尔部长向这家杂志发表的谈话。
他说：
“保护资源和捍卫领海实际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因为无计划的开发或者不加以充分控制的开发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它可以葬送这些资源的前途。”
他说，毛里塔尼亚有关部门去年特别注意了这个问题。
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受到盘问的违法船只1977年比1976年增加了一倍多，罚款数增加了三倍。
新华社努瓦克肖特1978年01月14日电
据毛里塔尼亚通讯社报道，毛里塔尼亚内阁通过一项法律草案，规定毛里塔尼亚的领海扩大到七十海里，并建立一个二百海里的专属捕鱼区。
01月12日的内阁会议通过的这项关于海上贸易和海洋捕鱼的法律草案说，“这些规定可以维护资源，有效地保护渔区和开发深海区域的资源”。
新华社乔治敦1978年01月12日电
布里奇顿消息：
巴巴多斯外交部长亨利·福德01月10日在议会宣布，巴巴多斯政府已经决定建立二百海里经济区，以保卫国家主权和海洋资源。
政府关于建立经济区的议案目前已经提交议会讨论。
福德外长对新闻记者说，根据巴巴多斯政府得到的情报，某些外国的拖网渔船一直在巴巴多斯沿海四十英里之内以及在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附近捕捞金枪鱼、龙虾和海龟。
巴巴多斯是一个面积仅有一百六十六平方英里的岛国，但它扼守着大西洋通向东加勒比海的一条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附近水域中的水产资源也很丰富。
去年07月间，苏联舰只和美国飞机曾经突然出现在这个岛国附近进行对峙，使巴巴多斯不得不在全国实行警戒。
今年到目前为止，巴巴多斯政府已拨款二百四十万巴巴多斯元来加强国防，以对付对国家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胁并保护其即将建立的经济区。

索马里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
揭露苏联及其仆从阴谋入侵非洲之角
古莱德总统指出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吉布提内部事务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8年01月16日电
索马里新闻和国家指导部长阿卜迪卡西姆·萨拉德·哈桑01月16日以索马里政府的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苏联及其仆从阴谋入侵索马里、吉布提和其他邻国。
哈桑部长说，十分明显，根据这个邪恶的计划，索马里很快就会遭到一场联合的海陆空进攻，其目的是要占领索马里的一些战略要地。
他说，这个入侵计划是由包括八名俄国高级军官和三名古巴人组成的最高战略军事司令部联合策划的。
他说，统一调配对索马里进行这一险恶的入侵，完全由克里姆林宫决策者及其仆从负责。
哈桑部长揭露说，非常清楚，包括导弹和喷气式飞机在内的一些尖端武器源源不断地由空中和海上运进非洲之角，其数量远远超过正当的防务需要，目的就是要实现入侵计划。
他说，索马里呼吁世界公众认真考虑俄国和古巴等国在非洲之角造成的危险局面，以免为时太晚。
哈桑部长强调说：
“索马里再次重申愿意履行一个非洲邻国的责任，以谋求公平与和平解决非洲之角的冲突。”
他还说：
“索马里相信，如果外界不插手，非洲之角各民族是能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的。”
他还警告说，俄国人在宣传中炮制的污蔑索马里和关心和平解决的其他国家政府的谰言只会使局势恶化。
哈桑部长说，最近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非洲之角形势的复杂性，并对这一地区大量集结尖端武器和苏古军队表示担忧，因为这种做法损害非洲之角各国人民的利益，威胁红海和印度洋的国际水路要道。
他说，索马里政府对这种认识表示赞赏。
新华社科威特1978年01月16日电
据利雅得电台广播，吉布提共和国总统哈桑·古莱德·阿普蒂敦01月16日结束了对巴林的三天访问。
在离开麦纳麦回国前夕，哈桑·古莱德总统发表声明说：
“吉布提在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恪守积极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
他说：
“吉布提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它的内部事务。”
他在谈到中东问题时指出，大国目前对中东政治的干涉，“构成了对中东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很大威胁。”

美记者要政府对苏联威胁非洲之角作出反应
新华社1978年01月17日讯
美国记者詹姆斯·赖斯顿01月15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当苏联把它的大型坦克、人员和卫星国的士兵运进可以控制中东的能源和非洲大陆周围的航线的地区时，华盛顿显然必须决定如何作出反应”。
这篇题为《莫斯科在非洲进行的赌博》的文章引用“美国的情报报告”指出，苏联正在非洲之角和红海周围地区加强军事部署。
文章说，“这就产生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战略问题”，因为苏联人如果控制了索马里“濒临亚丁湾和印度洋的海岸，他们就能够控制红海的南大门，控制沙特阿拉伯濒临红海的海岸，向沙特人施加极大的压力”。
文章指出，华盛顿正在讨论两个问题。
一个是：
苏联人为什么不仅在红海周围和非洲之角、而且在欧洲南翼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政治斗争中这么积极主动和这么令人恼火”？
另一个是，美国应该怎么办？
文章说，美国“官方人士对第1个问题的猜测是”，“苏联人正在作他们通常所作的事，即在战略上虚弱的地区见机行事。
他们现在生产的石油足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到1985年或1987年，根据这里所作的不同的估计，莫斯科就得要从国外得到能源来满足它的工业和军事需要。
因此，为什么不在苏联能够以他们付得起的价格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能源的地方确立苏联的势力呢？”
这是对苏联在沙特阿拉伯周围扩大势力的一种看法。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控制或影响世界上主要石油资源的国家，甚至能决定欧洲工业国家和日本的命运”。
文章说，“现代战争的战略问题不是封锁敌人的长达数千英里的海岸线，而是控制敌人工业动力的来源、也就是石油的来源”。
文章认为，有鉴于此，“华盛顿显然必须决定如何作出反应”。

英伦见闻
——西欧纪行之二
中国新闻代表团
结束了在丹麦的访问，我们飞往英国。
西欧各国之间，往来相当方便。
从哥本哈根到伦敦，飞行仅一小时二十分钟。
从伦敦到巴黎，一种名为“空中公共汽车”的飞机，载客二百五十一人，每小时一班，从起飞到降落只要三刻钟。
电讯往来也很方便，国际电话和国内长途都是直接拨号。
在旅馆房间里，查一查电话簿，找到某个国家里某个地区的号码，拨通之后，再拨用户号就行了。
历史悠久的伦敦，风光别具一格。
泰晤士河上的古老桥梁，白金汉宫前的翠绿草坪，历史轶事很多的议会大厦……都吸引着游客。
在著名的特拉法加广场上，飞翔着成群的鸽子，有些栖息到游人的肩上甚至头顶上，满不在乎地大吃人们撒给的面包屑。
伦敦的外国旅游者很多，夏天更是如此。
在西欧各国，旅游是赚取外汇的一大“工业”。
名胜古迹较多的地方，游客更多，旅游事业促进了必需的服务和交通事业的发展。
可以游览的地方很多，但我们毕竟不是旅游者。
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访问老朋友，结识新朋友。
英国报界同我国来往很多，限于时间，我们只能访问《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经济学家》周刊、英国广播公司和电视台、路透社和英国报业联合会（这是一家以发布国内新闻为主的通讯社）。
同　行　之　间
我们同英国新闻界不少同行之间，在根本的政治信念和哲学观点上，都很不同。
但等待着我们的却是“求同存异”的友好会见。
在一次晚餐席上，一位刚刚访华归来的高级编辑祝酒，语言不多，却颇能说明问题。
他说，在中国期间，对“四人帮”垮台以后出现的新气象，获得了深刻印象，也感受到中国人民对英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但中英友好的基础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情谊。
他说，三个世界的理论给了他深刻印象。
确实存在着超级大国的第1世界，其中一个处于守势，另一个则明摆着一副帝国主义面孔。
他认为中英友好有两点共同基础：
第1，两国面临着同一个威胁；
第2，在中国发展方面英国可以提供需要的技术，而这并不影响中国的自力更生原则。
在另一些场合，有些英国朋友更明确地指出，发展对华贸易和技术合作也是西欧经济形势的迫切需要。
在座的另一位新闻界知名人士曾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
他同代表团里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谈起了那些炮火硝烟的岁月。
这并不偶然。
虽然战争已经过去三十二年，当今的国际形势仍不能不使人们常常忆起往事。
当我们参观议会大厦时，主人详细告诉我们哪些部分曾被纳粹炸毁。
我们去考文垂附近访问时，话题自然转到了那座城市怎样在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
在爱丁堡的一座古堡里，有两次大战的陈列馆。
由于三十年代绥靖主义的危害，西欧大陆失陷，英伦三岛岌岌可危。
在保卫英伦的激烈空战中，许多英国和别国青年献出了生命。
他们的名册仍陈列在展览室里。
我们在伦敦还凑巧看了一部电影。
影片着意渲染战争恐怖，但也还反映出一个历史事实：
由于敦刻尔克撤退和西欧大陆沦陷，后来不得不登陆作战，恢复失地，为了争夺一座桥梁，就有成千上万人血染疆场。
我们在同英国朋友交谈中，发现许多人是珍视这些历史教训的。
在同官方人士会见时，我们也同样感到发展中英关系的愿望。
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戈伦韦—罗伯茨勋爵说，英国极其重视英中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的发展，教育和科学大臣兼主计大臣雪莉·威廉斯也表示希望英中了解和合作进一步加强。
了　解　中　国
许多记者和编辑向我们表示希望访华或再度访华。
这当然不仅出自他们的个人喜好，而是出自英国公众对中国的兴趣。
一位记者说，不管政治信念如何，人们都认为这一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试验。
与此有关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
伦敦、牛津、剑桥、利兹、达勒姆、爱丁堡等大学都设有这方面的专业。
据说这类毕业生当前找寻职业并不容易，有些甚至不得不改行，但仍有相当数量的青年要求入学。
在爱丁堡，我们遇到一位曾在北京大学学习的青年女士，她现在在业余学校教汉语。
近年来学生增加，她教三个班，每班二十来人。
其中有些人是由于职业的需要，有些是业余爱好者，有些则仅仅是准备有朝01日去中国旅游。
在闲谈中，一位议员流露出对中国形势的一些偏见，但他说他正在建议儿子上大学学汉语，因为他认为，长远看来，中国的重要性将大大增长，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西方关于中国的一些新闻报道，在促进公众对中国的了解上，是作出了贡献的，但也有少数报道，以主观臆测的手法，试图取得耸人听闻的效果。
我们在访欧期间就曾看到这类事例。
但这终究无损于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日益增长。
技　术　设　备
英国新闻工作者热心地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技术设备。
在资本主义世界，新闻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
路透社为了把驻国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报道高速发给订户，而且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需要发出重点不同的新闻，已经采用了卫星通讯等多种新技术，并装置了电子计算机发稿调度系统。
《经济学家》周刊邀请我们看了发稿、排字、组版的全过程。
他们利用普通电话线路，把原稿一页页地传真到排字间来，每三十五秒钟传完一页。
接着，把稿件储入一台电子计算机中，然后用光电排字机排字。
机器的红色指示灯不断闪亮，每闪一次排一行，每发出一阵轻轻的声音表示换了一种字体。
据说每分钟可以排字三百行。
这样，就把传统印刷的溶铅铸字这一基本环节取消了。
结果是速度提高，厂房面积缩减，隆隆的机器声没有了，许多环节只许轻按键盘上的电纽就行。
英国不少报纸现在仍用传统的排印技术。
据说很多报社想改，但采用新技术就会引起裁减人员和劳资纠纷的进一步激化。
在我们短暂逗留期间，还看到了另一些类似的社会问题。
如全国消防队员因抗议工资太低而举行罢工。
电梯工人罢工，自动电梯坏了无人修理。
一位主人风趣地说，他们在北京应邀攀登长城，现在只好请我们攀登高楼。
在爱丁堡，原定参观一家报纸，也因为雇员罢工取消了。
有些英国朋友曾坦率地同我们议论过这些问题，看来并无真正的解决办法。
快离开英国了。
我驻英使馆举行了一次招待会。
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新闻工作者很多。
一位进步刊物的编者找我们畅谈阅读《人民日报》论述三个世界理论一文后的体会。
另一位编辑来探询五届人大筹备情况，因为他正安排休假，不愿在这一重要事件发生时离开报社。
还有几位老朋友找我们对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提出看法和建议……英国朋友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使我们大有应接不暇之感。
招待会历时很长，觥筹交错，笑语声喧。
看来续旧交，添新谊的目的是达到了，我们为之感到欣慰。
（附图片）
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控制室。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