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战线树红旗立标兵
比学赶帮蔚然成风，争为我国冶金工业作贡献
据新华社1978年01月14日讯
在全国冶金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冶金工业部表彰了冶金战线上的一百个先进基层单位和二百名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号召冶金战线各个基层单位，全体职工和家属，向这些红旗单位和模范人物学习、看齐，为在本世纪末使我国冶金工业赶上和超过美国作出更大贡献。
受到表彰的先进基层单位当中，有马万水工程队、王君绍小分队、本钢炼铁厂四号高炉、鞍钢一初轧厂轧钢车间、首钢炼钢厂炼钢车间、上海第3钢铁厂平炉车间、山东烟台地区小钢联牟平铁厂、吉林通化铜矿选矿厂、四冶三公司筑炉一队、冶金地质指挥部五八八机台、长沙矿山研究院第二研究室、攀钢焦化厂炼焦车间、广西八一锰矿家属五七农场等单位。
受到表彰的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当中，有“矿山铁人”王君绍、马万水工程队队长任旺、重钢革新能手黄荣昌、河北铜矿工人工程师付景新、上钢三厂炼钢炉长高志向、鞍钢齐大山矿南采车间一条龙小分队队长王素惠、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物理室主任陈篪等。
冶金战线的这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都在抓纲治国的伟大斗争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名单是经过群众评选，基层党委推荐，再由冶金部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商量确定的。
冶金工业部树立和表彰一百面红旗，二百名标兵，在冶金战线引起很大反响。
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冶金企业好人好事无人夸，歪风邪气无人抓，好人受气，坏人神气。
如今深入揭批“四人帮”，树了红旗，立了标兵，冶金战线的风气为之大变，先进的扬眉吐气，坏人消声敛气，企业充满了朝气。
比学赶帮在许多企业蔚然成风，先进的更上一层楼，中间的紧追不松气，后进的跑步赶上去。

浙江省绍兴县合作公社文武大队利用河边、房前屋后土地种植丝瓜，发展多种经营。
丝瓜除供食用，还可作药用和工业用料。
　新华社记者摄

在全国炼油行业技术经济指标中
长岭炼油厂夺得七项冠军
湖南长岭炼油厂去年在全国炼油行业中夺得了七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冠军。
这七项冠军是：
汽油、煤油和柴油的收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二点八；
每万吨原油重整产苯量达三十吨；
炼油污水回用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七点九；
主要设备完好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四；
静密封点泄漏率在千分之一点零二以下；
常减压装置自动分析水平全国第一；
柴油加氢精制采用国产设备操作压力达到六十公斤，常周期运转三百二十天以上。
七项冠军的夺得，标志着长岭炼油厂在抓纲治厂第1年里，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坚决执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夺回被“四人帮”在安徽的那个代理人捂盖子耽误的时间，抓纲治皖初见成效：
安徽大步赶上来了
新华社合肥1978年01月15日电
本社记者王达智、张万舒、张广友报道：
深受“四人帮”之害又被“四人帮”代理人捂了八个多月盖子的安徽省，现在城乡革命和生产形势之好，发展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半年多来，他们夺回了被“四人帮”在安徽的那个代理人捂盖子耽误的时间，开始赶上了全国人民前进的步伐，抓纲治皖已初见成效。
安徽是受到“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之一。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在安徽的代理人利用窃取的权力，依靠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制造“安徽特殊”论，上欺中央，下压群众，对起来揭发他们罪行的群众打击迫害。
去年06月，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后，全省人民在中共安徽省委领导下，才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
经过六个多月紧张战斗，全省大部分地区同“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基本查清；
“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被他们篡夺了的部分领导权已经夺了回来；
被搞乱的路线是非，已经开始得到澄清；
大部分地、市、县以上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初步充实和加强。
多年来深受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之害一直不得安宁的一些“老大难”地区，如今面貌焕然一新。
革命的大好形势，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
去年下半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上半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三。
在上半年欠产较多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工业产品仍然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
农业生产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晚秋作物夺得了丰收，部分地弥补了夏熟和早秋作物减产造成的损失；
秋播作物种得快、种得好，面积扩大，长势喜人。
财政收入超额完成了全年计划。
各条战线都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安徽省揭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斗争，能够在起步迟、阻力大的不利情况下迅速赶上全国人民前进的步伐，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共安徽省委坚决贯彻执行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重要指示。
安徽省委在斗争一开始，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排除一切干扰，充分发动群众揭盖子，把“四人帮”在安徽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罪行揭露出来。
这样就用事实戳穿了“四人帮”在安徽代理人散布的所谓他们是同“四人帮”“对着干”、“顶着干”的，“‘四人帮’没有插手安徽”、“安徽特殊”等种种谬论和谎言，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
同时，通过大揭大摆他们推行“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给安徽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也使全省人民把仇恨和斗争锋芒集中到“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身上，保证了运动健康地发展。
揭批“四人帮”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
要把“四人帮”及其代理人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纠正过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必须要有极大的革命毅力和坚定性。
“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过去动辄用“复辟”、“回潮”、“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造反派”、“压制新生事物”等等棍子打击迫害领导干部。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深入发展后，有些领导干部总是顾虑重重，怕这怕那，心有余悸，放不开手脚。
安徽省委认为，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这种状况如不及时解决，他们就无法理直气壮地领导运动，就会使整个揭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伟大政治斗争陷于“提不起，放不下”的被动局面。
省委充分估计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下决心帮助各级领导干部砸烂精神枷锁，充分解放思想。
他们的做法是：
一、书记动手，端正学风。
安徽省委的几位书记一齐动手，利用省委召开的各种会议和分头找各地、市、县和省直属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个别谈心的办法，深揭狠批“四人帮”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以“左派”的面目出现，肆意歪曲、篡改、甚至伪造毛主席的指示，随意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来卡人、吓人、压人的罪行。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端正学风，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树立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帮助他们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重新观察分析各地区各单位的重大路线是非问题，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大胆地站在斗争的前列。
仅省委主要领导人就先后找了十多个地委、市委和许多县委及省直属单位的领导干部谈过心，细致地帮助他们分辨是非。
事实证明，这些领导干部丢掉了精神枷锁，解放了思想，运动就迅猛地向前发展了。
二、抓住典型，敢于联系实际。
“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全面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把“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谬论发已展为什么“党内”、“走资”、“当权”、“成派”，搞所谓“小鸡带老鸡”（实为“小鸡代老鸡”，就是打倒老干部，取而代之），在全省范围内层层揪“走资派”，打击迫害了许多老干部。
与此同时，他们又把自己的亲信、骨干、打砸抢者、阶级异己分子打扮成“反潮流英雄”、“造反派”、“新生力量”，塞进许多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掌握实权。
对于这种情况，广大干部、群众早就恨透了。
可是，在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斗争中，有些领导干部害怕被说成是“打击造反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迟迟不敢触动这些人。
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发展。
省委负责同志经过调查研究，亲自抓住省直属机关中几个问题十分严重，态度恶劣，而又有影响的典型人物，点名让群众揭发批判。
广大干部和群众看到省委态度坚决，革命积极性一下子起来了，很快就揭发了他们大量的反对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罪行。
几个典型一抓，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大大地解放了思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带领群众去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罪行，有力地推动了清查工作和揭批斗争。
三、组织措施紧紧跟上，牢牢掌握运动的领导权。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安徽省委采取有力措施，及时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坚决清除混进领导班子里的坏人，牢牢掌握运动的领导权。
铜陵市和蚌埠铁路分局等地区和单位，是被“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完全控制了的地方。
省委就向这些地区和单位派出强有力的工作组，坚决把领导权夺回来。
对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省委既严肃尖锐地指出他们的问题，又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转变立场，改正错误，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
他们检查并改正了错误，就及时予以解脱；
如果坚持错误不改，继续挡道，就撤下领导岗位。
有一些领导干部虽然错误不大，但精神枷锁很重，不能有力地领导运动，虽经省委多次帮助，依然无动于衷，成了运动深入发展的严重障碍，就暂时把他们调离领导岗位。
这样，使各级党委的领导权迅速地掌握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坚定不移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的领导干部手里，有力地保证了揭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在全省范围内顺利地向纵深发展。
四、敢破敢立，才算思想真解放。
安徽省委认为，敢破敢立，才算思想真解放。
他们要求各级党委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分清一个方面的是非，就要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及时地立起来。
在这方面，省委首先做出样子。
去年九、10月间，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深入调查“四人帮”及其代理人在农村的流毒和影响时，发现最严重的问题是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和农村经济政策被他们搞乱了，破坏了。
要拨乱反正，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首先狠抓经营管理和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
他们多次深入社队，和基层干部、社员促膝谈心，倾听意见，制定出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六条规定》草案。
11月间，省委又专门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再次进行讨论修改，最后形成省委文件下达全省贯彻执行，深受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欢迎。
社员高兴地说：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回来了”，“华主席真是同我们农民心连心”。
这个文件的形成和贯彻，教育了各级干部，有力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目前，全省广大农村正在按照省委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与落实经济政策结合起来，搞好年终分配。
搞得好的地区，已经实现分配兑现，社员收入增加，广大群众喜气洋洋，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
其它各条战线在深揭狠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中，在搞清具体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正在制定出各方面的条例、制度和办法，保证全省各项工作沿着党的十一大路线胜利前进。

搞好多种经营　加速农业生产
——昔阳县大寨公社的调查
昔阳县大寨公社是个土石山区，全社有十九个生产大队，一万一千八百口人，一万八千亩耕地。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社队两级的多种经营，在虎头山上办了牧场、林场，在松溪河滩打坝造地办了农场，还利用本地矿山资源办起了小煤窑、矾石厂、耐火厂、石灰窑、砖瓦厂，以及农机修配厂等。
1976年，公社一级的多种经营已经发展到二十多个项目，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大队一级的林牧副业及其它多种经营收入，占大队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
发展多种经营好处多
第1、有利于农林牧副全面发展，保证了农业高产稳产。
发展多种经营，广开了肥源，改造了土壤，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这个公社十年学大寨，粮食总产翻了三番，亩产在二百多斤的基础上，连续两年过了千斤关。
1976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七百万斤，等于1966年的四倍。
第2、有利于发展农业机械化。
1967年以前，全社机械化水平很低。
发展多种经营，积累了资金，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条件。
现在全社拥有汽车九部、拖拉机九十五台、推土机十七部、各种农用和排灌机械一千二百多台。
公社还办起了农机修造厂和五·七农业大学，培养和训练了大批技术人材，初步做到了农机具小修不出队，中修大修不出社，基本实现了耕作、灌溉、运输、脱粒、粮食加工、饲料粉碎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第3、有利于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近五年，多种经营收入为全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资达一百七十万元。
过去蒙山等大队缺水，想搞大型水利工程资金不足，前年公社投资安装了一万多米的管道，建起一处六级提水工程，把松溪河的水调上了蒙山。
公社还投资新开了一万八千米的两条干渠，建设了高标准的园田三千多亩，水浇地面积增加到一万一千亩，平均每人一亩，大大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第4、有利于社员分配兑现。
文化大革命前，不少大队每个劳动日分值四、五角钱还不能兑现。
现在，各大队每个劳动日分值最高一元四角，最低一元。
每年秋收结算时，队队都兑现。
前年，全社社员存款比1966年增长八倍多。
第5、有利于穷队赶富队，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
由于多种经营的发展，公社家底厚了，扶持穷队的力量大了。
前年，大队向公社投工十六万个，公社付给大队报酬六十七万二千元，平均每个工四元二角。
山多地少、居住分散的蒙山大队，一直比较穷。
公社帮助他们发展林业，种植药材，办猪场、兔场、肉牛场。
前年，大队多种经营收入达到四万七千多元，粮食亩产也达到一千○三十斤。
增产增收积累多，社员生活大改善，成了全社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第6、有利于支援国家建设和对外贸易。
这个公社不仅年年超额完成国家的油料和各种小杂粮的包购任务，而且提供生猪、肉牛、菜兔、水果、鸡蛋、蚕茧以及鹿茸、蜂蜜等，支援了城市，支援了工业，支援了出口贸易。
方向摆正措施落实
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不断深入，大寨公社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力发展农业机械，需要大量的资金。
当时，围绕着发展什么样的多种经营，展开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
有的大队打着为农业筹集资金的旗号，重副轻农，把劳力抽出去揽工挣钱，甚至通过非法手段套购原料，搞加工产品出售，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这样，不仅多种经营没有搞起来，反而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钱从那条路上来？
是搞重副轻农，还是靠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搞多种经营是单纯为了挣钱，还是为农业生产服务？
针对这些问题，公社党委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发展多种经营的教导，学习大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多种经营的经验。
他们认识到：
要落实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就必须认真解决发展多种经营中的方向道路问题。
孔家沟大队原来是全县的养猪先进单位。
后来，他们见卖瓷管挣钱，就投资大办瓷管窑，忽视了养猪。
结果，占用劳力多，开支大，钱没多挣下，猪少了，粮也减产了。
公社党委及时总结了这个大队的经验教训，帮助他们正确处理了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很快把劳力集中到农业第1线，并新建了一座半机械化的集体养猪场，圈存猪比原来增加了一倍多。
多种经营搞得好不好，规划管理很重要。
公社党委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总结，认真解决了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广开门路。
公社党委集中群众的意见，向全社提出了“三种四办十二养”的号召，就是：
种树、种药材、种油料；
办醋房、办酱房、办粉房、办编作场；
养猪、养牛、养马、养羊、养鹿、养兔、养鸡、养鸭、养鹅、养蚕、养蜂、养鱼。
各大队根据这些门路，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劳力巧安排。
广开了多种经营的门路，出现了与农业争劳力的矛盾。
公社党委本着“以农为主，兼顾全面”的原则，明确规定：
社队两级多种经营占用的劳动力，不得超过劳力总数的百分之八。
大队的多种经营专业队，以辅助劳力为主，腾出强壮劳力参加农业生产。
在公社从事多种经营的社员，平时在社里劳动，农忙回队参加抢收抢种。
由于劳力和时间统筹安排，既不影响农业生产，又保证了多种经营有足够的劳动力。
落实政策。
在发展多种经营中，公社党委十分注意落实党在农村中的各项经济政策，包括按劳分配政策、养猪政策、价格政策、奖励政策和社员家庭副业政策等。
他们坚决反对那种平调大队劳力和物资的做法，依靠自力更生积极发展社办经济，使公社有产可共。
认真管理。
多种经营遍及全社各队，摊子大，项目多，怎样管理？
他们的做法：
一是加强领导，公社成立有党委成员、贫下中农代表、供销社负责人参加的多种经营领导组，大队也相应设立领导小组；
二是“四定”，即定项目、定任务、定人员、定收入，把发展多种经营的规划和任务落实到队；
三是注意经济核算，严格执行投资、开支的审批制度，提倡厉行节约；
四是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
五是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树标兵，夺红旗，奖励先进，帮助后进，共同前进。
商业支援。
供销部门主动担负起支援多种经营的重担，抽出一名副主任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各供销分社也协助各大队订计划，找门路，推销产品，把多种经营纳入商业流通渠道，堵塞了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
前年，大寨供销社超额两倍完成了国家分配的收购任务。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昔日“四人帮”破坏　今日解放军修复
本钢大型焦炉重新投产
本钢焦化厂一座被“四人帮”一伙破坏的大型焦炉，如今已抢修竣工，投入生产。
这座焦炉年产三十七万吨焦炭，一亿多立方煤气，三十种化工产品。
它是1956年建成投产的，曾经多次获得全国红旗炉称号。
1975年以来，“四人帮”一伙大搞所谓“改朝换代”，强制推行“自由炼焦”，结果这座好端端的焦炉在1976年09月被破坏了。
粉碎“四人帮”后，本钢党委作出决定，要迅速修复这座焦炉。
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承担了这项抢修任务。
他们在省市人民协助下，高速度、高质量地砌筑起新炉，胜利地完成抢修任务。
　（新华社讯）

钱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积极发展社队两级的多种经营，是保证增产增收，不断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改善社员生活，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发展社队多种经营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钱从那条路上来”？
有人认为为集体搞钱，可以不择手段。
这是完全错误的。
大寨粮食高产稳产，收入逐年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集体积累越来越多，社员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
他们的钱，完全是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的。
那种弃农经商、重副轻农的资本主义倾向，那种“只要为集体，怎干怎有理”的错误思想必须批判。
只有堵住资本主义的路，才能迈开社会主义的步。
钱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必须摆正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
早在合作化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出：
“必须‘以粮为纲’，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济作物；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业并举，全面发展。”
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之间这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要求我们既集中力量抓好粮食生产，又不忽视多种经营的发展。
如果抓了这，丢了那，增产增收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我们提倡围绕农业办社队多种经营，办好社队多种经营为农业生产服务。
这是保证钱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的一个正确的指导方针。
“四人帮”却攻击这个方针是给资本主义“输血供氧”，还散布了种种颠倒黑白的谬论，我们必须肃清其流毒。
发展社队多种经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社员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
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种植、养殖、加工和采矿业等，但是必须注意不要和大工业争原料，不要破坏国家资源。
对现有社队的多种经营要加强领导，积极整顿。
当前，特别要注意落实经济政策，坚决同那些任意平调大队、生产队劳力和物资的倾向作斗争。
发展社队多种经营，要看的远些，想的大些，干的快些。
人民公社具有“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如果多种经营大发展了，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壮大起来，就更有利于加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更有利于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更有利于穷队赶富队，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
它是促进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物质保证。
“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攻击历史唯物论
林子力　有林
“四人帮”在霸占理论阵地的时候，大量地强行推销这样一种理论：
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
他们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上大作文章，鼓吹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决定性的。
谁要是不同意他们这种头脚倒立的“哲学”，谁就是他们所谓的搞“唯生产力论”，就要挨他们的棍棒。
那末，他们大举讨伐的所谓“唯生产力论”究竟是什么呢？
一
马克思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新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列宁说：
“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8页）毛主席说：
“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
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指明了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
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家曾经解释了生产怎样在生产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
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说明过政治产生于经济。
例如基佐认为财产关系是阶级斗争的原因；
米涅认为革命的原因存在于各社会阶级的不同的物质利益中，“利益产生政党，政党进行斗争”。
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局限，不了解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第1次把“生产力”引进历史观中来进行考察，发现和论证了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源泉和最终决定力量的，是马克思。
正是由于这个发现，才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才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第1次作出了科学的解释。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个发现作过这样的评价：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列宁也说过：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
“四人帮”用他们的上层建筑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来反对这个原理，并且把这个原理叫做他们所说的“唯生产力论”，给它安上了诸如“反动”的、“修正主义”的等等罪名。
据他们说，承认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就是否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这种攻击就象那个手持长矛的唐·吉呵德同风车作战一样荒唐。
确认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不但不否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恰恰相反，只有坚持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才能充分肯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最终原因是精神，而不去探究隐藏在精神后面的是什么。
而唯心主义者则根本否认物质自身的运动，他们必然要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壁，到头来，只有期待“善良的神意”，导致历史宿命论。
不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否认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也都不能解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问题。
二
“四人帮”的舆论工具在攻击历史唯物论的时候，在“唯一的”三个字上大作文章，说什么把生产力作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就是否认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本来唯物论不过是确认物质是本原的、决定的，它并不含有否认精神的反作用的意思。
同样，历史唯物论也不过是确认生产力是本原的、决定的，即确认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才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以及和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先有生产力的发展，然后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确立，它同样不含有否认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意思。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物质是唯一的本原；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上，生产力是唯一决定的东西；
而上层建筑又是由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尽管生产关系是物质关系，但是它对生产力来说，也是派生的，被决定的；
如果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一样，都是本原的、决定的，那就不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而是二元论了。
“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曾经断章取义引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信中这样一句话：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他们妄图抓住这句话，来证明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起同等的决定作用，这是徒劳的。
在这句话的前面，恩格斯明明白白地写着：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而在同一句话的后面，恩格斯又明明白白地说：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恩格斯接着又指出，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下创造着我们的历史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
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恩格斯的这一信件，一方面批评了对历史唯物论的庸俗化，指出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才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又重申了马克思和他本人坚定不移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经济因素。
也就是说，在归根到底这个意义上，经济因素就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四人帮”的御用工具还歪曲引用毛主席的《矛盾论》。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过：
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四人帮”企图用毛主席的这句话来证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可以起同等的决定作用，可以互相决定，这也是徒劳的。
毛主席在这段话中紧接着就清清楚楚地指明，这种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的“决定的作用”，也就是“反作用”。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4页）反作用是严格区别于本原的决定作用的，反作用再大也不能等同于本原的决定作用。
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来说，第1，生产关系所以能在一定条件之下起决定的作用，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这个“一定条件”，也就是说由于生产力这个最革命、最活动的力量使原来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远远落后于它的发展，变成和它极不适应这样的条件；
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条件的。
第2，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这个“一定条件”时，生产关系转过来的决定作用，指的是旧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使生产力停滞倒退这样一种巨大的反作用。
生产关系越是落后于生产力，它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也就越大。
但是，这种反作用不论有多大，也不能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它毕竟不能使生产力长久地停滞不前，生产力终究要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决定生产关系非改变不可。
生产关系归根到底一定要和生产力相适应，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正是表现在这一点上。
第3，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这个“一定条件”时，生产关系转过来的决定作用，还指的是刚建立起的新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已这样一种巨大的反作用。
这种反作用，正是对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种反作用的排除。
但它同样不能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因为新的生产关系所以能够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量，只是由于这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
被“四人帮”歪曲引用的《矛盾论》的这一段中，毛主席又指出：
“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四人帮”有时也抓住这些话，企图用以证明他们所鼓吹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可以互相决定，可以起同等的决定作用的谬论。
这还是徒劳的。
毛主席的这些论述，说的是生产关系的“变更”和上层建筑的“革新”，说的是这种“变更”和“革新”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所起的那种决定的作用，在这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需要进行“变更”和“革新”的时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充分显示出它们转过来的决定作用。
但是这种“变更”和“革新”都是由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因此，这种变革正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实现，或者说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
生产关系的“变更”和上层建筑的“革新”即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对历史的发展的决定作用，和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一个意思，都是指：
当着旧的上层建筑阻碍着新的经济基础的形成、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不进行变革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和变革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生产力就会停滞，社会就不能前进。
但是，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毛主席，说到革命的这种巨大的作用时，都从来没有把它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最终源泉和最后决定力量，而是把它看作是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的直接的动力。
因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或者说革命的根源，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尖锐化，而这种尖锐化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
因此，归根到底不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革命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革命的作用也就在于解放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
因此，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变革的方向，必须而且只能是适合于、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决不能是相反；
假如相反，这种变革就只能造成历史的倒退而不是进步，这种变革的本身也只能是失败而不是成功。
在被“四人帮”歪曲引用的《矛盾论》的那一段话中，毛主席明确指出，必须承认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又必须承认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我们在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时，必须坚持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
三
坚持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对这个原理的庸俗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种被斯大林称之为“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即庸俗生产力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
庸俗生产力论认为一个国家不论在任何条件下，只要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就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这样国家的无产阶级只能消极等待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去夺取政权；
夺取政权以后，也不可能运用政权的力量去建设社会主义。
这种“理论”完全否定了生产关系特别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历史事实早已宣告了这种“理论”的破产。
“四人帮”在向历史唯物主义猖狂进攻时，所采取的手法，正是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对这个原理的庸俗化即庸俗生产力论混淆起来。
那篇由姚文元授意起草并经他多次修改定稿，署名程越，题为《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的黑文，给所谓“唯生产力论”下了一个“定义”：
“唯生产力论则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发展生产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
他们把一个正确的观点和一个同这种正确观点根本不相容的错误观点硬凑在一起，虚构出一个类似“方的元”那样荒唐的东西。
这个“定义”中的“把发展生产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或者说“生产力是唯一的决定的东西”，如同我们上面所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
而这个“定义”中的“不要阶级斗争，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完全错误的。
这种观点如果是出于抹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那是阶级斗争息灭论；
如果是反对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反对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权去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力量和阶级力量进行斗争，保护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可以说是庸俗生产力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
对于这两种谬论，当然都要坚决进行批判。
但是，这些或者属于历史唯心主义或者属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庸俗化的谬论，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有什么相干？
程越把两种根本不相干并且不相容的观点硬凑在一起，称之为“唯生产力论”，目的是为了玩弄这样的诡辩术：
你要坚持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吗？
那你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搞革命！
你要阶级斗争，要搞革命吗？
你就得放弃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被他们称之为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既然坚持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那末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人也就是站在不要阶级斗争、不搞革命的修正主义立场。
而事实上，在“四人帮”横行的几年中，被他们攻击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工农群众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同阶级斗争息灭论毫无关系，也根本没有提出过类似庸俗生产力论的观点。
这就说明，“四人帮”所批判的根本不是阶级斗争息灭论，根本不是庸俗生产力论。
“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攻击历史唯物论！
“四人帮”把庸俗生产力论以及阶级斗争息灭论和我们所进行的发展生产力的实践活动硬捏在一起，也就是把“不要阶级斗争，不搞革命”和发展生产力硬捏在一起。
这样他们就可以打着批“不要阶级斗争，不搞革命”的招牌去批发展生产力，批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各级领导干部，便于他们达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目的。
而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人们不敢去发展生产，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 四人帮”这几年批“唯生产力论”所造成的后果不正是这样吗？
四
“四人帮”在给所谓“唯生产力论”下“定义”时还换了一个说法：
“唯生产力论”就是“埋头搞生产，搞建设，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
他们换用这个说法时所玩弄的伎俩，同炮制上面说过的那个“定义”时是一样的。
“埋头搞生产，搞建设”，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行动？
如果“埋头”指的是聚精会神、专心致志，那是完全正确的。
难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在工作中，可以不埋头苦干，可以心不在焉、“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吗？
谁都知道，我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都必须是依据客观规律而进行的实践活动。
人们要使自己的实践活动符合客观规律，就离不开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认识客观规律，进而运用客观规律，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倾注心神、付出辛勤劳动，否则就会一事无成。
除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学无术，只会搞阴谋诡计的“四人帮”一伙，谁也不会主张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可以不埋下头去，可以不下苦功夫，可以马马虎虎对付。
如果“埋头”是指“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即通常所说的不问政治，那当然是错误的。
毛主席说过，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
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我们党历来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强调要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本主义。
那末，“四人帮”所说的“埋头搞生产，搞建设”指的是什么呢？
他们大量地、直截了当地宣扬发展生产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可见他们所说的“埋头搞生产，搞建设”中的“埋头”两个字，是用来打掩护的，他们真正要反对的就是“搞生产，搞建设”，就是认真地对待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在这里，他们又是把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硬凑在一起，即把“搞生产，搞建设”这样一种完全正确的实践活动，和一种跟它根本没有必然联系的忽视政治的错误倾向硬凑在一起，其目的也无非是借批“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来批“搞生产，搞建设”。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把我们搞生产、搞建设说成是和庸俗生产力论相同的东西，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反动的”，这纯粹是颠倒是非。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发展生产力只能使社会前进，而决不可能使社会倒退。
相反地，生产力不发展，才会成为社会倒退和旧制度复辟的原因。
因此，发展生产力总是正确的，阻止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才是反动的。
“四人帮”批判发展生产不正是扮演着拉历史倒车的反动角色吗？
马克思曾经说过：
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
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列宁也说过：
“如果没有电气化，回到资本主义去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论粮食税〉一书纲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3页）当然，这并不是说，发展生产力，就等于消灭旧制度复辟的危险。
要消灭这种危险，还必须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但是，生产力的不发展，毕竟是旧制度复辟的最终的根源，生产力愈不发展，旧制度的复辟就愈容易。
历史证明，当资产阶级刚刚取得政权，大机器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曾经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复辟和资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
而到了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大大发展了的时候，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封建制度的复辟就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了。
同样，当我们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达到的还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复辟也会成为不可能。
到那时，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限度，这种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再不能重新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如同大机器工业不能置于个体的生产关系之中一样。
到那时，资本主义将不能给任何人带来什么经济利益，它将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
人们都知道，所谓复辟，是恢复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生产力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存在复辟不复辟的问题。
把复辟归罪于生产力的发展，掩盖复辟的实质，这正是“四人帮”为他们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所制造的一种理论根据。
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纲领、路线和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背离了历史唯物论，不仅要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甚至会导致党的性质的改变。
“四人帮”在批判他们所说的“唯生产力论”的名称下向历史唯物主义猖狂进攻，就是妄图剥夺我们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从理论基础上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坚决彻底的反批判，是捍卫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斗争。
我们必须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附图片）
山东潍坊动力机厂广大职工，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理直气壮地大干社会主义。
本报通讯员摄

一张错误假条为啥能过三关
最近，重庆肥皂厂从分析一张假条入手举行了一次生动的路线分析会，使全厂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
去年08月的一天，厂里一个女工和别人发生口角，夜里没有睡好觉。
第2天，她到医务室看病，说头昏要求给病假。
医生认为按照她的情况，不应该给病假。
但是医生知道这个人爱吵架，便违心地开了一张假条。
假条上写道：
“因吵架没有休息好给假一天”。
车间主任接到这张假条后，犹豫了很久，说：
“有医务室的圆巴巴（印章）就算数”。
接着，假条又来到了劳动工资部门，管理人员说：
“车间批准了，我们照样画圆圈（记工）”。
就这样，这张假条在有关人员手里周游一圈，关关都顺利通过。
过了不久，厂领导发现了这张假条，引起了深思。
他们认为，这张假条能“顺利旅行”，说明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是非还没有得到澄清，干部的思想和企业管理还存在不少问题。
当时，厂里有些人认为，“四害”横行时，厂领导作了抵制，特别是前年全厂的革命和生产都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本厂是个“轻灾区”。
去年以来，该查的查了，该批的批了，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到去年09月份，全厂已全面完成八大技术经济指标，没有什么可批的了。
根据这些情况，厂党总支决定抓住这个典型事例开会进行分析，澄清大家的思想。
这次路线分析会整整开了两天。
厂的领导同志，各车间、科室的负责人以及有关人员都参加了。
首先，由有关人员谈了自己当时的思想情况。
开假条的医生说：
“我开假条，是为了少惹些麻烦，心想反正我在假条里已把情况说明了，你们领导去考虑吧。
来了个矛盾上交。”
车间主任说：
“当时我也感到假条不对头，但考虑到，你医务室怕得罪人，我们当干部的更不好办，搞不好给扣个整群众的帽子，运动来了又摆脱不了。”
劳动工资部门的同志也说，当时就发现了问题，但考虑到，你们车间都同意了，我们为啥找些虱子在脑壳上爬，自找麻烦？
就这样睁一眼，闭一眼，让它过关了。
这种“怕得罪人”的思想实质是什么？
大家进行了分析。
有的人说，“四人帮”一伙，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制造了一个所谓“矛头向上大方向就是正确”的谬论，鼓动他们的帮派骨干到处胡作非为。
谁要是批评了他们，就给加上“整群众”的罪名，使得不少干部不敢批资本主义倾向，不敢顶无政府主义的歪风，个别干部还错误地采取了“少栽刺，多栽花”的“明哲保身”态度。
今天，这张假条能连闯三关，畅通无阻，正是这种错误思想的反映，也是“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
接着，大家又以假条为线索，提出了企业管理上的一些问题。
例如，职工请病假，劳动管理制度上有明文规定，但为什么实际上又往往不按照这些规定来执行呢？
大家认为，根子仍在“四人帮”身上。
他们在企业管理上制造了一系列混乱，胡说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就是什么“管、卡、压”，要工人“不做规章制度的奴隶”，搞得上面不敢管，下面不服管，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
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一类问题，还必须在划清企业管理的是非界限上狠下功夫。
通过这样的分析，许多人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在“四人帮”垮台一年后的现在，还会出现这类事情呢？
有的人说，这就说明了我们这个“轻灾区”受的灾并不轻，决不能把“四人帮”的流毒估计低了，估计少了，估计小了。
在我们厂里，对“四人帮”不是没有什么批头了，而是大有批头。
一定要打持久战、纵深战，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彻底揭深批透。
分析一件事，辨明一层理。
路线分析会给了大家深刻的启示。
厂党总支趁热打铁，发动群众联系厂里实际，揭矛盾，摆危害，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深入了一步。
全厂职工先后揭出了五个方面的六十个问题，然后再一一分析批判，切实加以整改。
这样做，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欢迎。
这个厂的职工就这样齐心合力，边批边改，使全厂面貌发生了大变化。
去年10月份一个月就生产了二十吨药用甘油，11月他们的产量又提高到了三十三吨。
　新华社通讯员

主攻方向放在“水”字上
——浙江嘉兴地区农田基本建设札记
本报特约记者　冠西
留荣大叔种西瓜，在新丰镇这一带是有点名气的。
同样的土质，同样的品种，别的队一亩收三四千斤已经算不错了，他一亩能收六七千斤。
他种的瓜，个大，皮薄，汁水多，甜度高，比别队的要高好几度。
不论晴天，雨天，也不管早晨，黄昏，只要你到繁荣一队去，总看到他戴一顶旧草帽，在生产队这六亩半瓜地里活动着。
那里是一片翡翠世界。
那些“旭东”呀，“解放”呀，“华东二十六”呀，种种名色的瓜，张着肥嫩的叶，吐着蜷曲的须，伸着毛茸茸的藤，你追我赶地在争取着自己的空间，而那些初生的幼瓜，就在繁茂的花叶荫护下，悄悄地膨胀着。
这充满蓬勃生机的景象，给人以丰收在望的无限喜悦。
留荣大叔的瓜为什么种得好？
就农业八字宪法来说，他样样都下过功夫。
这对种好别的农作物都有启示。
而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是个“水”字。
“水”是八字宪法的一个字。
留荣大叔在种瓜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
水是农作物的命，水也是农作物的病。
他说：
我们“下三府”这里（指杭嘉湖）多的是水。
不当要水的，水多了就长不好。
他指给我们看，他的瓜田，每一畦之间都有一条两尺多深的沟，这些沟挖得既深又窄，边光底平，直通田塍边的排水支渠。
他又指给我们看，每块瓜畦之上，每隔一米宽，有一条笔直的细缝，在细缝下面，是一条碗口粗细的排水暗洞。
这是用电犁牵引着一种专用的打洞工具打成的。
这些暗洞直通着那些笔直的深沟。
有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排水体系，就大大降低了地下水位，有利于瓜类作物的根系发达。
加上其他措施，就使每株瓜秧，藤壮，花繁，高产。
他说，别队的瓜为什么长不这样好？
地下水位太高，根扎不深，发得没有力，是个重要原因。
嘉兴地区水网地带的花草、麦类等春花作物的生长，何尝不直接受地下水位高低的影响！
繁荣一队的花草，因为采取了挖沟打洞的措施，亩产可达七八千斤，别队同等条件下，不挖沟打洞，或洞、沟、渠不配套，或挖得不合技术标准的，每亩只收二三千斤。
小麦田是否挖沟打洞，产量悬殊也颇大。
其实，水稻作物就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样。
老农们说：
水稻，水稻，并不常年要水。
不该要水的辰光，不要说内涝成灾，地下水位不降低，也会影响产量。
可见，这“水”字上有许多学问。
降低地下水位，已经比较普遍地引起嘉兴地区有些单位的注意。
花草播种的季节，不少单位相互参观、学习和推广开沟打洞的经验。
来到繁荣一队参观学习的也不少。
走在那些暗洞、明沟、地下渠道旁边看看，渠比沟深，沟比洞深，而干渠又比支渠深，河道又比干渠深，这样就达到了排水通畅，有效降低地下水位，保证春花增产的目的。
这是有了比较通盘规划的结果。
但是，从大范围来看，也有麻烦的问题。
这帐是万恶的“四人帮”和林彪欠下的。
由于他们的捣乱，嘉兴地区整体的农田水利建设规划被他们破坏了。
不要说是太湖流域的整体治理无法具体规划，就是东西苕溪下游地区的排水和大片圩田的内涝问题，也无法根本解决，加上许多内河航道，没有砌石护岸，每逢机船驶过，层层巨浪冲刷泥岸，河面不断加宽，河床不断抬高，直接影响了圩田排涝和地下水位的降低。
由此可见，要解决这里的“水”的问题，既要“小处着手”，例如打洞、挖沟、排灌分系等等。
许多事例已经证明，这些措施，当年、隔年就可收到非常明显的增产效果，特别是对春花作物。
又要“大处着眼”，采取整个流域、大片地区的整体综合治理办法。
在这里，我们看到嘉兴地区的主要负责同志。
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同志，正在有关各县察看地形，调查研究，规划着两条主要的出海工程。
他得出的结论，讲出的道理，和种瓜能手留荣大叔以及别的老农讲的基本一致：
在杭嘉湖这里，不解决水的问题，想从全国闻名的“粮仓”地区（顺便说一句，只嘉兴一个县，每年提供给国家的商品粮就有三亿七千多万斤）拿更多的粮食，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并不排斥其他条件的重要性。
但是，从这里的实际出发，从去年冬季开始，农田基本建设的主攻方向应当放在那里呢？
应当放在“水”字上。
既要在局部降低地下水位上下功夫，首先保证春花丰产；
又要在整体上解决内涝和适时排灌的问题。
所谓适时，就是要排立刻就能排出，要灌马上就能灌足。
这两条横贯整个水网地区的出海工程，主要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这是从前想了多年而没有办到的事。
这还是第1步。
要干好它，不流几个冬春的大汗是做不到的，粉碎了“四人帮”，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彻底改变杭嘉湖地区的面貌，这是一定能做到的，也是必须要做到的。
后来，当我们来到桐乡的时候，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已带着背包，率领机关干部来到农田基本建设工地。
为了彻底改变水乡的面貌，嘉兴地区不少单位正挽起袖子要流大汗了。

华主席鼓励我们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访农民育种专家邓炎棠
夏收时节，我们访问了广东省著名农民水稻育种专家——新会县农民育种协作研究站副站长邓炎棠。
我们走进一间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的房间，只见邓炎棠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报纸，桌上还摆着一本《国外遗传育种》参考资料。
报纸上有几处划了红杠杠，特别引人注目：
“要脚踏实地地进行科学实验，还要培养更多的科技人员。”
“科学要兴旺发达起来，要捷报频传。”
邓炎棠从学习华主席的这些指示谈起，介绍了他二十多年来的成长经历。
他深有感触地说：
“是华主席鼓励我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
1952年，邓炎棠高小还没有毕业，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1953年，党支部送他到县农业技术训练班学习。
他从书本上看到谷子具有穗大粒多、营养价值高的特征，便决心让谷子与水稻杂交，使水稻也具有谷子的优点。
可是，他不知道谷子什么时候开花，没法取得花粉。
为此，他到地里观察，一连二十个白天蹲在田头，守着谷子，但看来看去，扬花期过去了，还没有看出一点名堂来。
第2年，他照样观察了一个月，还是没有结果。
怎么办？
他翻开《实践论》，一字一句地学习。
毛主席教导说：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毛主席的教导给了邓炎棠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
第3年，他不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都坚持观察。
一天午夜，黄色的花朵慢慢地绽开在他的眼前。
邓炎棠兴奋地取了花粉。
不久，试验成功了，被一些人认为高不可攀的远缘杂交的难关被攻克了。
杂交品的第1代，结出了象狼尾巴一样的稻穗。
以后他又用高粱、玉米、稗草、狗尾巴草等与水稻进行远缘杂交，也获得了成功。
我国著名水稻专家丁颖主编的《中国水稻栽培学》一书中说，邓炎棠和其他一些农民育种家所做的工作，“对遗传和育种理论及生产实践，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但是在开初的十年，邓炎棠虽然培育出不少良种，有许多却在大田中推广不出去。
他感到苦恼、焦急。
1963年11月03日，当时在湖南省委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和另一位省委负责同志带领代表团前来参观。
一天，华国锋同志步行来到了邓炎棠所在的环城公社农科站的种子试验田，兴致勃勃地视察了稻田，边看边问，对种子的名称、特性、与其他品种的比较等情况都一一作了详细了解。
然后，脱了鞋走进稻田里细致观察，用手量谷穗的长度、数谷粒的多少，还选了十多个穗，一个多小时才离开试验田。
回到公社农科站，华国锋同志又亲切地询问邓炎棠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生活等情况。
邓炎棠一一作了回答。
华国锋同志高兴地说，农民育种好。
搞科学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搞科学要靠这“两论”。
要走群众路线，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为群众培育更多更好的良种。
华国锋同志的话，使邓炎棠深受教育和鼓舞。
邓炎棠特地选了华国锋同志称赞的良种——“南高广”、“朗白矮”各五斤，送给他。
华国锋同志要付钱。
邓炎棠说：
是送的。
华国锋同志坚持给了钱。
第2年04月，湖南省委又派来四十多名技术人员，考察了一个星期。
以后，这两个品种，在湖南的湘潭、衡阳地区普遍推广，成为当地的当家种。
邓炎棠牢记华国锋同志的指示，坚持到群众中去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断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1965年，他根据广大贫下中农的建议，用“南高广”杂交“胜利矮”，育成了具有抗病力强、适应性广、耐肥早熟、穗大粒多的新品种——“胜矮”和“矮澄”这两个品种，单产高达九百多斤。
广大贫下中农十分欢迎，积极推广使用。
实践使邓炎棠深深体会到，华国锋同志关于搞科学实验要走群众路线的指示无比正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邓炎棠倡议组织全县育种大协作。
这一倡议得到县革委会的支持。
1968年，成立了一个有县、社七个农科单位参加的育种协作组，以后协作组逐步扩大到二十四个单位，形成了一个县、社、队三级育种协作网，大大加快了培育新品种的速度。
1969年早造，协作组以刚引进的水稻良种“科字6号”为研究重点，邓炎棠在环城农科站，首先获得了以“科字6号”为母本，“珍珠矮”为父本的杂交种子一百粒。
这年晚造翻秋培育后，获得经过分离后形态不一的种籽一市斤。
1970年，把这些种籽以“协作”名称编号，分到各个协作点去进行单株栽培、观察、比较、鉴定。
1971年便选出了具有两个品种优点的“协作9、10、11、12、69”等几个协作系统品科，这比一个单位单独培育快了三至四年。
1972年，这些品种开始在大田种植，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好评。
去年，佛山地区育种协作组在各协作点种植，都证实“协作”品种的优越性大，其中“协作69号”表现特别突出，既保留了“科字6号”株型好、抗倒性强、产量高的优点，又兼有“珍珠矮”抗寒性强、吃肥较少、成熟期比“科字6号”早十至十二天等优点，而且适应性强，沙田、围田、丘陵等地区都适宜种植。
今年早造，佛山地区推广这个品种八十万亩，普遍获得了丰收。
仅新会县种植的十八万多亩，平均每亩比其他品种增产一百多斤以上。
邓炎棠和协作组的同志们，成功地培育了“矮红”、“利矮”、“珍珠矮选”、“红梅早”、“协作”等十多个水稻良种，党和人民给予他很高的荣誉。
但是，邓炎棠从来没有把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他说：
“要说这些良种是谁培育的，那是协作的结果，我只是尽一份责任而已”。
他把取得的成绩作为争取更大胜利的新起点，继续不断攀登科学技术的新高峰。
最后，邓炎棠高兴地给我们介绍了刚培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
他抓了一把种子，对我们说：
这个已经改造了的“小家伙”良种，已经是第3代了，原来是从国外引进来的。
但是我们没有跟在别人后面爬行，而是学习它，研究它，改造它，坚持洋为中用。
它的谷粒细长、饱满，产量和它“母亲”一样高，但生长期要比它“母亲”短二十多天，而且需肥少，抗病力强，是个很有希望的种子。
如果你们明年再来，一定能看到好的结果。
他的话一字一句，是那么坚定、有力，眼睛炯炯有神，充满了信心，我们也受到了鼓舞。
《南方日报》通讯员　《南方日报》记者
（原载1977年08月20日《南方日报》，本报有删改）

出口大于进口外汇收支平衡并有结余
清除“四害”外贸兴旺
我国对外贸易进口、出口去年都超额完成计划，进出口总额比1976年增长百分之十二以上。
出口大于进口，外汇收支平衡，并有结余
新华社1978年01月15日讯
曾经受“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我国对外贸易，1977年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这一年，我国进口、出口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进出口总额比1976年增长百分之十二以上。
出口大于进口，外汇收支平衡，并有结余。
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安排好国内市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四人帮”对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外贸事业的严重破坏，我国对外贸易的出口商品收购计划曾经一连三年不能完成。
打倒了“四人帮”，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外贸战线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不松手，推倒了“四人帮”强加于外贸部门的诬蔑不实之词，砸烂精神枷锁，全体职工心情舒畅，积极改进工作，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加强了对外贸工作的领导，积极提供了出口商品。
1977年全国出口商品收购计划超额完成百分之七。
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超额完成外贸收购计划。
这一年，我国出口的工矿产品和轻纺产品已占百分之六十三，农副产品占百分之三十七。
既出口原油、煤炭、各种矿产、机床、工具、棉布、丝绸、服装、食品、茶叶、陶瓷等大宗商品，也出口小土特产、畜产、药材以及羽毛、野味等比较零星的商品。
有悠久历史的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品，去年也增加了出口。
去年我国出口商品的质量有所提高，花色品种增加，包装装潢有了改进，受到国际贸易界和消费者的欢迎。
我国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也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
“四人帮”把引进先进技术、进口先进设备诬蔑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一年来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四人帮”才是拜倒在洋人脚下的奴才，他们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才是地地道道的爬行主义。
打倒了“四人帮”，扫除了障碍，才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地有分析地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以加快我国建设的速度。
去年我国引进了一部分石油钻探、煤矿、化肥、电站、石油化工、轧钢等设备和技术。
还进口了一些工业原材料、农业生产资料和市场需要的物资，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适当地调剂了国内市场的需要。
打倒“四人帮”，我国的国际声誉提高，去年前来我国访问的各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和工商界人士，以及我国派出的贸易代表团和贸易人员，都比前年增加。
这一年，我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国外举办了二十三个展览会，介绍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和贸易政策，参观者达八百多万人。
他们还安排了一些国家在我国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展览。
现在许多国家都渴望同我国发展贸易。
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开展和我国国民经济的高涨，我国的对外贸易事业，在新的一年里将会有新的发展。
（附图片）
湖南茶陵县虎踞公社正确处理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大力发展养殖业，为满足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发展外贸事业作出了贡献。
图为社员正在饲养家兔。
本报通讯员摄

互学互帮你追我赶
承德驻军某团学雷锋学硬六连运动更深入发展
据新华社1978年01月15日讯
人民解放军驻承德部队某团学习雷锋和学习“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呈现一派互学互帮、你追我赶的生动景象。
一年来，全团涌现先进集体二十三个，各种类型标兵三十八名，真是抓纲治军，成绩可喜。
去年年初，这个团党委在研究、制定学习雷锋和“硬骨头六连”的规划和措施时，把一连、六连、八连和团直属炮连等不同类型的四个连队，作为党委的重点培养，以便抓点带面，分期分批地把全团的连队建设成“硬骨头六连”式的先进集体。
团党委书记叶志明、副书记戚友林在全团干部大会、军人大会上反复讲明：
抓典型决不是为了出几个“尖子”，而是为了摸索建设连队的经验，推动学雷锋、“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
我们决不能象林彪、“四人帮”那样炮制假典型，兜售黑经验。
党委抓的点可能被评上先进连队，也可能评不上，决不怕“砸锅”。
为了摸索和总结加强连队建设的经验，党委要一抓到底，同时欢迎其他连队创造自己的经验。
只要对部队建设有利，凡是好的经验，党委都要认真总结推广。
党委的思想路线端正了，怕在点上抓不出经验交不了差的种种顾虑打消了。
大家思想解放，精神振奋，纷纷要求下连抓点，而且敢于把重点培养的连队放到艰苦的环境中去摔打，培养硬骨头精神。
去年夏天，团里面临一项建设任务，一缺技术骨干，二少吊装设备。
团党委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一连。
一连干部和战士学习“硬骨头六连”敢于压倒一切困难的硬骨头精神，不懂技术，就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边干边学；
没有吊车，硬是用肩膀把上千斤重的水泥梁一根一根地抬了上去。
在兄弟连队的支援下，他们苦干十九天，提前六天完成了任务，连队的思想，作风也受到了锻炼。
在总结宣扬典型经验时，团党委坚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去年，团党委通过多种形式，推广几个重点培养的连队学习雷锋、学习“硬骨头六连”的经验。
部队一致反映，这些连队的经验很实在，会上讲的、材料写的和这些连队实际做的一个样。
团党委还专门召开了两次全团干部会，让典型连队在会上对照“硬骨头六连”找本单位的差距。
领导对典型连队存在的问题决不掩掩盖盖，典型连队也敢于当众亮“丑”，因而更加受到群众的尊敬。
在典型的带动下，全团逐步形成了敢讲真话，敢揭矛盾，既报喜又报忧的好风气。
大家都爱典型，学典型，帮典型，点上开花面上红。
一连多年搞生产，训练少，射击技术不太过硬，三连和四连的干部就热忱地向他们介绍本连抓射击训练的体会，帮助一连培养射击骨干。
这个团党委还重视总结和宣扬不是先进连队的“一技之长”，从而最广泛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党支部一班人带兵打仗的思想比较牢固，生产不忘战备，在带领部队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自觉挤时间搞训练，连队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三机炮连很注意全面建设连队，党支部认真抓条令条例的贯彻，连队的作风纪律、内务卫生、生活管理、武器保养在全团都比较好。
对这些“自行冒上来”的好典型，团党委都紧紧抓住不放，小会讲、大会提。
党委这样作，使面上的连队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他们学先进，赶先进，建设“硬骨头六连”式先进连队的信心。

班子硬　士气振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一连干部战士，正冒着严寒进行分列式操练。
塞外寒冬，雪野茫茫。
那威武的军容，刚劲的步伐，显示着人民军队勇往直前、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
去年，北京部队某部一连担任战备施工，月月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军事训练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难度不同的三种射击，上级六次考核，一次良好、五次优秀；
投弹，全连平均米数达到优秀；
打坦克训练、超越障碍等十二个课目，总评是优良。
一连抓纲治军的成绩何以如此显著？
战士们说：
列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有了铁班子，就有硬连队。
硬　汉　带　硬　兵
连长、党支部副书记张振文，是一连铁班子的一个硬汉。
这些年来，张连长遇到一连串的不幸：
哥哥因公牺牲，妹妹、母亲因病相继去世，前年唐山地震家里房屋倒塌，自己在一次演习中不慎造成右耳膜穿孔。
亲戚朋友都劝他早点转业回家。
张连长忆过去，看现在，想重任，在党支部会上坚定地说：
“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家克服不了这样大的困难。
没有党就没有我张振文的一切。
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个人困难算得了什么！
华主席号召我们抓纲治军学习硬六连，我舍得牺牲一切。”
张连长以这种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一心扑在建设硬骨头连队上。
战士们说：
“看到连长的样子，我们的劲头就来了。”
张连长热爱战士，熟悉战士，连每个战士手中的武器他都了如指掌。
去年年初一次实弹射击，战士王先成打了个不及格，张连长当场责备他瞄准不认真，思想麻痹。
但是检查结果，却是枪的毛病。
这个教训，对张连长触动很大。
他想，这几年，“四人帮”对部队建设干扰破坏很大，弄得基层军事干部不熟悉战士，不了解连队各种火器的性能，这咋能带兵打仗？！
他铺盖一卷来到一排，一蹲就是三个多月。
他跟全排同志逐个谈心，详细地掌握每个战士的思想、爱好、性格等各方面的情况，并且亲自辅导训练。
他帮助一班建成了连队硬骨头班，帮助二班解决了团结问题，帮助三班长改进了工作方法。
他还集中群众练兵的智慧，虚心学习九班的经验，建立起“射击记录簿”，详细记载每个战士的训练情况，逐步熟悉了每个战士、每条枪。
一次，上级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平时打得较好的副班长穆爱增打了个不及格。
张连长看了看靶上的弹着点，对在场的领导同志说：
“小穆的枪弹道偏高。”
经校枪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张连长对战士坚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从不姑息迁就。
一次，师里组织十公里武装越野评比竞赛，通知炊事班要带行军锅，但没有讲清是带铝锅还是带铁锅。
张连长从难要求，让炊事班带上了铁锅，重量比铝锅增加了六、七斤。
评比结果是，一连获得武装越野第1名。
第二练习实弹射击那天，下起了大雨，有的同志估计打靶时间会向后推迟。
没料到，张连长把手一挥，说：
“打靶打硬靶，原定时间不变，跟我来！”
雨水模糊了武器的缺口和准星，全连实弹射击仍取得优秀成绩。
有天晚上，驻地一个单位邀请一连指战员看电影。
从营房到电影放映场不足一里地。
当部队快进入放映场时，张连长听到个别同志的步子零乱，就下了“向后转走”的口令。
就这样，连续走了三个来回，直到全连步伐整齐一致，才带进放映场。
群众开始莫名其妙，后来知道了“内情”，都赞不绝口地说：
“一连的作风真是过得硬！”
为　战　士　操　尽　心
为了培养连队团结战斗的好连风，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刘林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他常说：
“党把战士交给咱，咱要为战士操尽心。”
新战士崔建国刚来连队象个小老虎，样样工作干在前。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小崔的干劲渐渐减弱了。
有的同志说：
“小崔是三分钟热度。”
还有的说：
“小崔骄傲了。”
大伙的议论，使小崔背上了思想包袱。
刘指导员对小崔入伍以来的表现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小崔的干劲是不如以前猛了，但他积极要求工作的精神却始终未减，总好象力不从心。
是不是身体有病？
刘指导员找小崔谈心，一连几次，小崔总是摇摇头，说：
“没有病。”
刘指导员把被子搬到了班里，睡在小崔旁边。
他每天都睡得很晚，细心观察小崔的睡眠情况。
一连几天，刘指导员发现战士们经过白天紧张的施工和训练，躺下不一会儿便睡着了，唯独小崔展转难眠，有时还出现气短现象。
他把这些情况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对小崔的工作进行了适当调整，并送他到医院检查。
那天，正巧负责透视的医生没在家，小崔被误诊为感冒。
听说是感冒，小崔便不在乎，工作照样干。
可他吃饭一天天减少，体力一天天减弱，还常常冒虚汗。
刘指导员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意识到小崔的病一定不轻，便派卫生员带着小崔再次去医院，并让卫生员将自己观察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医生，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小崔患的是胸膜炎，当天就住了院。
医生感动得对卫生员说：
“你们指导员真比我们当医生的还细啊！”
刘指导员经常告诫自己：
作为一个基层政工干部，就要摸准战士的思想脉搏，尽量不使战士走思想弯路，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成长。
在一连，刘指导员思想工作做到“家”的故事广为流传。
去年09月，五班长魏明清的家里接连来了三封电报，内容分别是：
“母病速回”、“母病重速回”、“母病危速回”。
支委们研究时感到很难办。
让他回去吧，连里马上要参加训练考核；
不让他回去吧，那小魏又会怎么想呢？
大家让刘指导员表态。
刘林益说：
“小魏的母亲不会病得这么重，小魏目前可以不探家。”
事情决定下来后，他一面找小魏谈心，做他的思想工作；
一面给小魏的家里写了封信，代表连队党支部对大娘表示慰问，询问如果有什么困难连里尽可能帮助解决，同时又讲清连队目前的任务很紧，小魏暂时还不能回去。
过了些日子，小魏的母亲来信了，信中说：
看了连队党支部的信很感动也很惭愧，因为我的病并不象电报上讲的那样重，只因小魏的哥哥给小魏找了个对象，想让他回来看看。
接到信后，大伙儿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感到奇怪，指导员怎么知道小魏母亲的病没有这么重呢？
原来，刘指导员为了更好地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先后与十多个战士的家庭建立了通信联系。
就在小魏接到电报的前三天，指导员还收到过小魏母亲的一封信，说她以前患慢性肝病，现在基本上好了。
刘指导员的判断就是根据这封信做出的。
同志们纷纷赞扬说：
“刘指导员的思想工作，真是做到了‘家’呀！”
当好连队建设的“先行官”
上级举行的十公里武装越野开始了。
一连指战员个个身强力壮，精神抖擞，胜利跑完了全程，获得第1名。
熟悉内情的人都说，一连的同志们有这么好的体质，是与党支部委员、炊事班长田恩生和他的战友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去年04月，小田被调到炊事班担任班长。
当时炊事班是全连的后进班，八个同志五个不安心本职工作，伙食搞不好，战士意见大。
小田来到炊事班后，白天和大家一起洗菜做饭，晚上找战士谈心，帮助大家树立全心全意为连队建设服务，当好连队建设“先行官”的思想。
在他的倡议下，全班很快制定出学习硬六连的规划和措施，决心苦战一年，甩掉后进帽子，走在连队建设的前面，做到“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为了熟悉同志们的口味，小田带着炊事班的同志深入到班排，进行调查研究；
为了提高烹调技术，他四方求教，走到哪，学到哪，先后向驻地附近的民工连学会了玉米面饼的烙法，向本营三连学会了金银卷的蒸法，向承德腌造厂学会了十几种咸菜的腌法。
小田的父亲是个老厨师，他回家探亲拜父为师，二十多天假期学到了很多做饭炒菜本领。
田恩生同志常说：
“炊事工作紧连着军政工作，直接影响连队战斗力，说什么也要搞好。”
淡季蔬菜少，他就带领全班生豆芽、磨豆腐。
他坚持粗粮细作，粗细粮搭配，主食、副食每餐都有两样以上。
部队施工，他和炊事班的同志把开水送到工地；
战士们采石受了雨淋，他把热腾腾的姜汤、面条汤送到大家手里；
那个战士病了，更少不了把可口的病号饭端到床前；
那些同志外出办事了，他都一一记在心上，留好热饭热菜。
为了节约开支，把钱用在改善伙食上，小田和炊事班的同志经常亲自动手补笼屉、修笊篱，一年来从未因炊具乱花过一分钱。
小田经常对班里同志说：
“平时能保证战士身强体壮搞训练，还是个低标准。
战时能保证战士身强体壮杀敌人，才是高标准。”
为了达到这个高标准，他带领全班大力开展岗位“练兵”，战地野炊时，在四十分钟内就可做出全连百多人吃的“三饭、三菜、一汤”。
团里专门召开了生活管理现场会，推广他们的经验。
一连的伙食搞上去了，炊事班一跃成为全连学习“硬骨头六连”的先进班，去年荣立集体三等功，田恩生也被团里树为学习雷锋的标兵。
在党支部“一班人”的率领下，一连去年年底胜利地跨入了学习“硬骨头六连”的先进行列。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附图片）
湖南省新化县城关镇罗盛教武装基干民兵连的民兵们以硬骨头六连为榜样，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苦练杀敌本领。
这是民兵连长刘海初组织民兵进行军事训练。
本报通讯员摄

瑞安搞好年终分配社员收入增加
浙江省瑞安县属温州地区，受“四人帮”祸害深重，粉碎“四人帮”后，去年大干了一年，夺得了农业大丰收，畜牧业和林业生产也都有较快的发展。
农业全面丰收以后，县委从抓典型入手，抓好年终分配，保证社员增加收入。
梓岙公社凤池大队坚持勤俭办社，有一套民主理财的合理的规章制度，去年年终分配实现了粮食产量、总产值、集体积累、社员收入和对国家贡献都增加。
可是，这个县的新华公社南河大队的预算方案却出现了产量高而队穷的现象。
这个大队去年的粮、糖单产和总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但预算的结果，经济总收入却比1976年减少七千多元，社员反映说：
干了一年负了一身债，叫我怎样学大寨。
瑞安县委和新华公社党委组织了预算复查队进驻这个大队，依靠群众揭露矛盾，发现这个大队增产不能增收的主要原因是领导权不在真正的贫下中农手里，“四人帮”的流毒未除，少数干部请客送礼、多吃多占、贪污盗窃。
去年，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没有劳动一天，但工分竟比同等劳动力高出三倍。
在县社两级党委帮助下，认真清理了工分、帐目、粮钱和物资，重新制订了年终分配预算方案，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前提下，社员口粮比1976年增加，劳动日值也比前年有了较大提高，使大多数社员增加了收入。
县委总结了这两个大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全县推广后，为各社队切实搞好年终分配方案树立了样板，现在全县分配方案已经基本落实，有的社队已经开始兑现。
（新华社）

贵州十万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显身手
贵州省十万多名上山下乡知识今年积极投入农业学大寨运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很大贡献。
贵州省从1974年秋开始发展起来的知识青年农（林）场（队），大部分地处荒山僻野，条件艰苦。
广大知识青年在带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带领下，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垦一片片荒山和乱石坡，取得了可喜成绩。
余庆县的二十个知识青年农场，几年来共造地二千九百多亩，开垦荒山建茶园、果园二千八百多亩，植树造林一千八百多亩，养猪养羊三百多头，养鱼一万多尾，出现了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的景象。
据铜仁、毕节、兴义、黔南、黔东南、贵阳等六个地、州、市的五百六十三个知识青年农（林）场（队）的不完全统计，建场（队）以来共开荒造田一万六千多亩，平均每人开荒六分七厘，已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四千五百多亩。
1977年，贵州各地涌现出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大寨的先进场、队、插队小组和个人。
遵义县新文公社第三知识青年农场，去年战胜雹灾，提前一年实现了原定的三年规划：
平均每人有一点二亩旱涝保收田，生产粮食一千斤，养猪一点二头。
　（据新华社）

也门外长和毛里塔尼亚《人民报》强调
阿拉伯应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新华社萨那1978年01月13日电
据也门《革命报》01月13日报道，也门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阿斯纳杰结束了对卡塔尔和巴林的访问回国后，对萨巴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他同两国领导人会谈的目的是“为了在拉巴特和阿尔及尔首脑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努力实现阿拉伯团结。”
阿斯纳杰外长说：
“我们一致同意努力恢复阿拉伯团结，制订一个全面的阿拉伯战略，以结束阿拉伯关系中的恶化气氛，从而使阿拉伯能够对付外来的挑战，首先是对付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
据新华社努瓦克肖特1978年01月12日电毛里塔尼亚《人民报》01月12日发表文章，强调阿拉伯民族应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来对付以色列的顽固态度。
文章指出，团结一致的阿拉伯民族应该使用持久斗争这把扫帚而不是别的东西，把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从犹太复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文章说：
“不言而喻，面对以色列的顽固态度，阿拉伯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更加团结一致。”
文章最后强调指出：
“因此，阿拉伯民族应克服次要的纷争，以有利于共同事业：
解放巴勒斯坦和所有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共同语言
——西欧纪行之一
中国新闻代表团
去年11月初，我们离开北京前往丹麦、英国、意大利、瑞士访问。
行前，恰巧《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一文。
这篇文章从理论上阐述的重要论点之一是：
第2世界国家是反霸斗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
那未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同西欧这些第2世界国家之间关系的前景如何呢？
我们乘中国民航飞机，首先前往德黑兰，行程约八小时。
黎明起飞，看到“云海沉沉，洞天日晓”的瑰丽景色。
接着，祖国的辽阔疆域和壮丽河山展现在眼底。
想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正加速在这片大地上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大家心情都很振奋。
“秉　烛　夜　话”
去年11月07日，我们从德黑兰改乘斯堪的那维亚航空公司班机直飞哥本哈根。
飞行六小时后，看到海上碧波万顷，陆上红房绿荫。
这就是波罗的海之滨五百万人口的多岛之国丹麦。
行装一卸，我们立即前往古老的克里斯丁堡政府大厦。
耶恩森首相在举行内阁会议的大厅里接见了我们。
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丹中两国各方面的关系很好。
他说，丹麦知道中国有一个宏伟的经济发展计划，希望中国能实现这个目标，希望丹麦在中国发展中能起一分作用。
他还着重指出，丹麦欢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接着，我们就赶到丹麦通讯社访问参观。
从丹通社又赶到丹麦大报之一《贝林时报》座谈。
紧接着就是丹麦报业协会的晚宴。
许多报界知名人士都出席了。
为了给现代化的大厅加进一些古老亲切的气氛，柔和的电灯下点上几支蜡烛。
席间自由交谈。
好些位访问过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谈起他们在华时的经历，询问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新气象。
同时，也向我们介绍丹麦的情况。
气氛轻松愉快，象是朋友之间的“秉烛夜话”。
叙述一下这第1天的繁忙日程和友好接待，是因为它实际上是我们在四个国家全部访问的一个缩影。
友　谊　基　础
我国同这些国家政治制度根本不同，地理位置相距万里，为什么能有这种友好气氛呢？
这是因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宾主之间有着共同语言，这是友谊的基础。
西欧广泛阶层的有识之士主张西欧各国促进联合，增强力量。
耶恩森首相、哈特林前首相、安诺生外交大臣及许多民间人士在会见我们时，都强调了西欧联合在经济、政治和防务上的重要性。
中国支持西欧各国维护自己的独立，准备应付突然事变，衷心希望看到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
在这一点上，我们接触到的西欧人很多是赞赏我们的观点的。
丹麦外交部为我们安排了同国防大臣瑟戈尔的会见，安排了访问一座兵营和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军区。
在会见瑟戈尔大臣时，国防部的一位官员首先介绍了波罗的海的军事态势。
他谈到近年来苏联在丹麦附近逐渐增加的海空军活动和两栖作战演习，还谈了丹麦陆海空军的兵力和配备以及为应付突然事变而采取的措施。
大臣在答复我们的问题时强调指出，丹麦人知道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为了不使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丹麦被纳粹占领的历史重演，绝大多数丹麦人都赞成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大批丹麦青年自愿参加了国民警卫队。
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是我们感到的另一个突出的共同点。
前首相哈特林手里拿了一份《人民日报》接待我们，因为报上登了他1974年访华时会见毛主席的照片。
他回顾了同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的情景，并说他一直把毛主席会见的照片挂在家里最突出的地方。
外交大臣安诺生回顾了丹中两国近年来主要的官方和民间互访，并说“举这些例子是要表明丹麦中国虽然相距很远，却又很近。”
他认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关系“没有任何障碍”。
安诺生先生还诙谐地说，他作为外交大臣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说服其他大臣不能同时都去访华，只能轮流前往。
保　卫　家　乡
我们从哥本哈根飞往丹麦北部的维堡。
驱车穿过一些小镇，只见街道整洁，气氛宁静。
驶过田野，看到一些农舍，一般都是单门独户，一座座小房漆成不同的颜色，建筑形式也多种多样。
这里气候温和，冬季树叶并不完全脱落。
田园风光，颇有特色。
许多世纪来，丹麦人民在这里生息劳动，勤劳地建设自己的生活。
当然，这个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只能由丹麦人民自己去解决。
在访问中，我们了解到丹麦遭受外来侵略的历史和面临新的威胁的现实，感到丹麦人民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他们决心保卫自己的家乡。
在维堡，我们访问了国民警卫队。
队员在门口持枪敬礼，欢迎客人。
男女军官同我们举行了热烈的座谈。
一位年纪较大的官员回忆说，在希特勒占领的年代，丹麦人民曾掀起了抵抗运动。
他本人也在维堡地区参加了战斗。
他们用盟国空投的武器，破坏敌人的交通和装备，出版地下报纸，组织罢工。
国民警卫队就是在抵抗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队员的武器弹药可以带回家里，以备随时行动。
近年来，入队人数不断增加，现有国民警卫队男女队员七万人。
接着，我们参观了一个正规军炮兵团的营地。
友好的士兵对客人微笑相迎。
我们问一名士兵：
“你想过可能同谁打仗吗？”
他思考了一下说：
“肯定不会是同中国。”
这一朴素的回答表达了宾主之间的相互信任，引起了大家赞许的笑声。
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愈来愈多的丹麦人看清了对民族独立的威胁来自何方。
新闻界的朋友有时比较坦率。
比如《贝林时报》主编在向我们介绍该报编辑方针时就明确指出，他们对苏联的欧洲政策持怀疑和批判态度。
他还说，许多丹麦报纸都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
长　远　观　点
在同西欧四国工商界的接触中，他们都表达了扩大对华贸易和加强技术合作的愿望。
西欧正经历着经济上长期的不景气，还没有从1974年开始的危机中完全复苏过来。
许多企业在纷纷找寻出路。
中国粉碎了“四人帮”，形势十分稳定，现代化的步伐在加速，这一变化在国外引起了很大注视，工商界也是如此。
丹麦的大东公司是一家多种经营、号称北欧最大贸易工业集团的企业，也是多年来对华贸易较多的一个企业。
该公司负责人汉森先生和公司高级官员设宴欢迎我们。
席间，议论到西方有些工商业家在开展对华贸易方面比较短视，只顾眼下的利益，甚至还用旧眼光看待新中国，以为中国必须依赖他们的产品和技术。
我们指出这种态度是不明智的，汉森先生表示同意这个观点。
现在大东公司同中国许多进出口公司有联系，贸易有进有出，还开展了技术交流活动。
汉森先生已经五十一次访问中国，他说也许将访问到一百次以上。
小　城　深　情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丹麦人民对我们表现出来的质朴的友好感情。
我们访问了一个一万八千人口的斯基弗市。
在市政厅前，特意悬挂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接着，在一家古老的餐馆里举行午宴。
市长同其他主人用当地出产的葡萄美酒和多种海味款待远方来客。
席间谈生活，谈风俗，了无拘束。
在斯基弗市近郊，我们参观了一个养鸡场。
场主霍纳姆先生是主要劳动力，由于机械化程度很高，一年能生产三十万只三斤重的肉鸡。
他的妻子另有工作，只帮他管管帐。
霍纳姆夫妇带我们看了鸡舍和设备后，邀请我们到家里作客。
十五岁的女儿和十三岁的儿子也参加接待。
丹麦学校重视外语教学，女孩已粗通英文，同我们攀谈起来，客厅里笑语盈盈。
当晚，霍纳姆夫妇又驱车前来旅馆陪我们晚餐。
我们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接到霍纳姆太太代表全家的一封热情的来信，祝贺新年。
离丹前夜，我们在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二十层高楼旅馆里俯瞰万家灯火。
眩目的霓虹商品广告对我们是陌生的，西方生活的许多方面是我们不习惯的。
然而，突出的印象是处处洋溢着友好情谊，我们深信：
这种友谊还将不断发展。
（附图片）
正在值勤的丹麦国民警卫队员。
新华社稿

扎伊尔《埃利马报》发表评论指出
非洲是非洲人的决不允许超级大国争夺
委内瑞拉报纸强烈谴责苏联公开干涉非洲内部事务
新华社金沙萨1978年01月14日电
扎伊尔《埃利马报》01月14日发表一篇题为《非洲人的非洲》的评论指出，非洲“不允许两个超级大国在那里争夺”。
评论在谈到非洲许多地方出现紧张局势时指出：
“凡是局势紧张的地方，都有一只外国的手在那里煽动。
这只恶魔似的手不幸地阻挠许多分岐获得解决。
我们毫不怀疑，依靠非洲人的智慧，这些分岐本该早已找到解决的办法。”
评论说：
“众所周知，我们不明确说出其名字的一个超级大国虽然已被揭露，但它仍然加紧在政治和军事上对非洲进行扩张和侵略。
它在出动雇佣军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和扇动反动政变来推翻一个合法政府遭到惨败后……目前在非洲之角又表现出一副令人憎恶的凶相。”
评论指出：
“我们所有非洲国家的共同点是：
过去都遭受压迫、掠夺，而今天又面临着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和发展经济的任务。”
新华社加拉加斯1978年01月12日电
委内瑞拉《宇宙报》01月12日发表一篇题为《从非洲滚出去！
》的署名文章，强烈谴责苏联公开干涉非洲的内部事务。
文章说：
“非洲是非洲人的”，“美洲是美洲人的”。
文章说，苏联占据美国放弃的阵地，以便“扩大它的权势，其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十七年前它在古巴是这样干的，最近在安哥拉也是这样干的”。
文章强调指出：
“一切外来干涉都是有害的。
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的。”
文章说：
“让非洲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处理非洲的冲突，这是很简单的。
但是，允许苏联在黑非洲取代欧洲宗主国，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卡斯特罗只不过是克里姆林宫在遥远的世界舞台上任意摆布的小卒。”
同一天，《世界报》在一篇题为《苏联在非洲》的署名文章中说：
“1975年，在安哥拉内战期间，苏联飞机从古巴运去士兵，从苏联运去军备”；
“越来越明显的军事行动的重演，表明（苏联）对非洲采取一种执意要进行干涉的政策。”
文章说：
“索马里和埃及一样，赶走了苏联顾问。
这对非洲其它政府是一种教益。
不管联盟是多么牢固，莫斯科总是要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想的。”

日美贸易谈判达成一些协议
据新华社1978年01月14日讯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和美国为结束双方长达五个月之久的贸易战，01月十二、13日在东京举行了谈判，并在日本做出一些让步之后，双方达成了一些协议。
据双方13日发表的联合声明透露，日本保证采取措施减少日本的大量国际经常收支盈余，在一九七九财政年度内达到收支平衡；
进行平等贸易、增加进口。
联合声明列举了日本即将采取的十五项措施，以增加对美国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进口。
双方同意使日美之间以及它们同西欧共同体密切合作。
这项联合声明是在美国总统的贸易谈判的特别代表罗伯特·斯特劳斯和日本对外经济事务国务大臣牛场信彦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
最近几个月来，由于日本对美贸易大量盈余和日本国际经常收支的日益增长的顺差，日美经济关系日趋紧张。
据估计，1977年度，日本对美贸易盈余可能达八十五亿美元，国际经常收支的顺差可能达一百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日本一再施加压力，迫使日元升值，限制日货进口。
日本政府被迫已于去年12月初制订一个增加进口、减少出口的八点方案，并派牛场信彦携带这个方案赴美进行谈判。
但是，当时双方未能达成谅解。
这一次在日本做出更加具体的让步之后，双方才达成了协议。
据共同社报道，日美双方同意有必要防止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成为政治性争端。
斯特劳斯在发表联合声明之后，会见了日本首相福田赳夫。
福田表示希望举行日美首脑会谈。

西德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举行安全政策讨论会
西方必须切实加强防务对付苏联威胁
新华社波恩1978年01月14日电
西德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01月13日和14日在基尔举行安全政策讨论会，西德和欧美的一些政界人士在会上指出，鉴于苏联对西欧的威胁不断增长，西方必须切实加强防务对付苏联的挑战；
同时，他们还批判了西方某些人幻想以妥协求得安全的绥靖思想。
西德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韦尔纳在报告中指出，西欧当前面临的危险是：
在中欧的华沙条约组织军队就地发动进攻的能力日益增强。
他说：
“（西欧）侧翼面临着危险的局面，在南翼出现政局不稳和危机的局面，在北翼，苏联的军事优势咄咄逼人；
苏联正从作为一个洲的大国向着拥有日益增长的海上实力和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全球大国过渡，这种政策威胁着我们的供应线和原料来源。”
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在发言中谈到苏联的战略时说：
“苏联将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亲自动手，而是让别人，让它的代理人和工具出面。
苏联对非洲的攫取恰恰就是这种新战略的典型例子。”
关于“裁军”和“限制军备”的谈判究竟有多少价值，曾经担任过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的伊克尔教授说：
“关于战略武器的谈判以及由此产生的协定并没有能够防止苏联导弹武器的现代化和扩充。
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并没有结束苏美之间的军备竞赛。
当前举行的谈判将不会改变这种局面。”
英国保守党防务问题发言人、前国防大臣吉尔摩反对西方单方面裁军，他说：
“当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实力日益增强的时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何国家放松防务努力的作法都是不可宽恕的”。
与会人士对当前西方存在的绥靖思潮提出了尖锐批评。
西德的韦尔纳指出，某些西方政治家主张对苏联实行“分期让步的政策”，他4调说，必须停止这种政策。
他表示反对美国某些政界人士提出的“放弃空间、以争取时间的想法”，他说，“这种想法是开玩笑”，因为“越过边界一百公里的地区内有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和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业潜力”。
美国的伊克尔也说，“我决不赞成为了争取时间而放弃北约领土的主张。”
韦尔纳和伊克尔还批评了西方对苏联实行经济绥靖的作法。
他们批评美国“向它的对手提供贷款和技术”，也批评西德只看到短期的出口盈利而不看到长远的利益。
他们指出，目前这种作法是“用西德纳税者的钱来资助苏联新的、目标对准西德城市的导弹”。
与会人士在发言中还指出，必须摆脱“消极、虚幻的安全感和安于舒适的状态”，切实采取措施，加强常规防御能力，加强作战准备和改进反应能力。
法国社会民主人士中心副主席代耶主张西欧国家在政治和防务方面加强协调和合作。

马里和尼日尔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公报
呼吁非洲国家和平解决争端
据新华社巴马科1978年01月12日电
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主席特拉奥雷和尼日尔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孔切在这里联合发表一项公报，重申他们忠于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目标和原则，特别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
这项公报是孔切主席01月10日至12日对马里进行友好访问后发表的。
访问期间，孔切主席和特拉奥雷主席就两国关系、非洲和其它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公报在谈到非洲形势时说：
“两国元首对非洲大陆上紧张地区的增加表示不安，并强烈呼吁各国为通过非洲途径建立非洲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公报说，两国元首“重申他们完全支持同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直接对抗的解放运动和一切致力于非洲、巴勒斯坦和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全部解放的人们”。
两位国家元首在公报中强调非洲各区域性组织的成员国之间的战斗团结。
为此，他们决定全力支持尼日尔河委员会。

万岁，英勇的柬埔寨革命军队
（柬埔寨歌词）
编者按：
今年01月17日是柬埔寨革命军建军十周年纪念日。
十年来，这支人民军队在光荣的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在斗争的烈火中诞生、发展、壮大，为革命胜利和人民解放，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立下丰功伟绩，受到柬埔寨人民无比热爱和衷心拥护。
《万岁，英勇的柬埔寨革命军队》，就是柬埔寨人民对柬埔寨革命军的一首颂歌。
万岁！
工农的子弟兵——
强大无比的革命军队。
你具有英雄的气概，
你具有崇高的声威。
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
你取得的胜利辉煌巨大。
“四·一七”解放了柬埔寨，
建设起工农新国家。
革命军队，坚决地建设和保卫祖国。
在鲜艳的革命旗帜下，
有英明正确的革命组织指引，
民主柬埔寨飞跃前进！
万岁！
万岁！
我们的柬埔寨革命军。
　（郭昌颖译）

亚马孙河，壮丽的河
津江
劈开巍巍的安第斯山，穿过辽阔的南美大地，壮丽的亚马孙河奔腾咆哮，一泻数千里，向东注入大西洋……
亚马孙河是世界第1大河，全长六千四百八十公里，汇合数百条支流，浩浩荡荡，流域面积七百多万平方公里，包括巴西、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秘鲁、苏里南、委内瑞拉等国，约占南美大陆面积的百分之四十。
巴西人称亚马孙河为“河海”，是有道理的。
特别是它下游入海处，烟波浩渺，简直不见涯际。
每年，三千八百立方公里的河水从亚马孙河注入大西洋，占世界所有河流水量总和的九分之一。
它的水利资源极为丰富，仅巴西境内即可发电约一亿千瓦。
整个亚马孙河水系航运条件很好，包括支流在内三万五千公里河道可以通航，三千吨海轮沿干流可上溯三千六百多公里，直抵秘鲁的伊基托斯。
从空中鸟瞰，亚马孙河流域淹没在郁郁葱葱的林海中。
叫作“林海”，一点也不过分。
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面积确也远远超过地球上最大的海——珊瑚海。
世界五分之一的森林资源、八亿多立方米木材，就蕴藏在这莽莽“林海”中。
各种各样的珍禽异兽，在林海中到处出没和繁衍……
由亚马孙河冲积而成的亚马孙大平原，土地肥沃。
这里高温多雨，年降水量一千五百到二千五百多毫米，对农业生产极为有利。
这儿农产丰富，尤以盛产稻米、甘蔗、甘薯、玉米、烟草、香料、咖啡、可可、香蕉、柑桔等著名。
亚马孙河是淡水鱼类的乐园。
在那滔滔流水中，有七百五十多种鱼。
它是世界上拥有鱼类最多的一条河。
亚马孙河流域地下堪称是个矿藏相当齐全的宝库：
石油、铁、锰、铋、铜、银、钖、铀等等，举不胜举。
在历史上，印第安人曾是亚马孙河流域的主人，他们以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开拓了这片土地。
但这美好的地方，丰富的资源，却长期受到西班牙、葡萄牙殖民主义的黑暗统治和美国等帝国主义的掠夺。
有“绿色魔鬼”之称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霸占着这里大片肥田沃土，控制着这儿的香蕉生产和出口，干涉所在国的内政外交，直接侵犯其主权。
在漫长的岁月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亚马孙河流域地区广大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白骨堆上建造了它们的天堂，而使后者被迫挣扎在贫困和死亡线上……近年来，自诩为第3世界国家“天然盟友”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把魔爪伸进了亚马孙河流域地区。
它以“援助”为名，向这个地区输出资本，作为控制和掠夺这个地区的手段。
它同西方跨国公司在这里建立“合股企业”，以不等价交换，剥削和掠夺这个地区的国家和人民。
近年来，亚马孙河流域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保卫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斗争的浪潮不断高涨。
一些国家的政府分别制定并开始执行开发亚马孙河流域自然资源的长远规划，并取得不少成果。
它们之间的团结合作日益发展。
不久前，亚马孙河流域地区八国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召开亚马孙地区国际合作预备会议，协商共同开发亚马孙地区的问题。
可以肯定，亚马孙河流域地区的国家和人民保卫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团结反霸的斗争，必将象亚马孙河的流水，奔腾澎湃，滚滚向前！
（附图片）

列宁在苏黎世的时候
王纬
苏黎世是瑞士的第1大城市，我不只一次地到这里来采访过。
它吸引我的不是繁华的闹市或湖畔的风光，而是列宁当年在这里生活过的故居。
每当我走过老城那条狭窄的、两面排列着小作坊的布里格尔街时，我总是沉浸在一种遐想里。
由于岁月的消逝，那些小间的作坊的地基已经下沉，因而显得更加古老。
当年流亡在瑞士的列宁就住在附近一家鞋匠的家里，他几乎每天从不间断地从这条狭窄的小街到不远的中央图书馆或社会档案馆去。
列宁在那里完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光辉著作。
他还在那里收集了后来写《国家与革命》的材料。
我们在访问社会档案馆时，看到列宁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他在写作过程中把理论同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实际紧密相联系的作风和精神，非常感动，也深受教育。
社会档案馆的负责人为我们找出了列宁为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阅读过的近四百本书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英国霍布森的《帝国主义》、《法兰西内战》、《俄国扩张主义政策》、《沙俄帝国主义》、《刚果殖民地》、《北美工人教育》以及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考茨基的《新时代》，还有大量关于亚洲、拉丁美洲工人阶级情况的著作。
列宁从《帝国主义丛刊》中摘录了许多材料。
我们翻开社会档案馆收集的列宁当年看过的这些书籍，发现许多书上有他写的批语或铅笔划的着重点。
他在《俄国扩张主义政策》有关俄国掠夺蒙古的段落上作了眉批。
他还在另一处写道：
“中国强大起来后就要反对俄国的扩张主义。”
这是多么深刻的警句呵！
列宁在这里不仅认真而勤奋地读了近四百本书，他还十分关注当时欧洲各国的形势，这对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更为重要。
为此，他还经常到另一个协会阅览室去翻阅从英、法、俄、德、奥等国来的报刊，以便了解正在进行的第1次大战的形势。
报刊阅览室的陈设还和当年一样。
就在这简朴、洁净的阅览室里，列宁思考着关系整个工人阶级前途的理论问题。
列宁使用过的桌椅虽然空着，但它深深地引起人们的怀念。
列宁学习研究的勤奋，可以从克鲁普斯卡娅下面一段回忆中看出：
“1916年秋天和1917年初，伊里奇集中全副精力从事理论工作。
他尽量利用图书馆开放的时间。
他每天正九点到图书馆，一直坐到十二点，十二点十分正回到家里，午饭后再到图书馆去，一直坐到下午六点。……每星期四午饭以后，图书馆停止开放，我们就到苏黎世别尔格山去，……在树林子深处有一块我们心爱的地方，那里没有人，伊里奇躺在草地上就专心地读起书来。”
从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列宁赞扬过瑞士的图书馆工作。
列宁在给他母亲和姊姊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经常提到：
“这里的图书馆很好”；
“苏黎世的图书馆较好，工作起来比较方便。”
据克鲁普斯卡娅1932年回忆，列宁曾设想在革命后如何整理俄国的图书馆事业。
我们从一九一四——1917年的登记本上找到列宁第1次借书登记。
当时他用的身分是记者，大概因为他在瑞士办《火星报》的原因吧。
社会档案馆的负责人为我们找出了列宁在1916年02月19日填写的一张菊黄色的借书证。
借书证上列宁签名是乌里扬诺夫·符拉基米尔。
在这里还看到列宁给档案馆要求延期还书的一张纸片。
苏黎世在十九世纪末是瑞士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中心。
列宁在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同时，在俄国、瑞士、德国、意大利革命者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他常到苏黎世的“人民之家”和“国际工人俱乐部”这些俄国与瑞士民主党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去，在那里作报告，开讨论会。
1917年03月27日列宁离开瑞士前夕，在“人民之家”作了《俄国革命的重要性和它的任务》的报告。
当我们在1976年访问“人民之家”时，那里正在举办一个介绍中国的展览。
虽然那天下着雨，但参观展览的人不少。
这里展出了中国出版的一些德文版的列宁著作。
在离苏黎世新市场不远的斯第拉剧院街五号有一座古老的楼房，原来是制鞋的手工作坊，曾经是“共产主义同盟”集会和活动的地方，二十世纪初成了工人夜校联合会会址。
在这幢老楼房的屋檐上现在还有一双大鞋的标志和一个古老的铁杆吊灯。
瑞士朋友们对我们说，列宁当年经常来这里同许多革命者接触，发表演说。
也正是在这里，他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作过斗争。
有一次列宁在这里同托洛茨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列宁的活动当然会引起苏黎世警察当局的注意。
但是在革命者的掩护下，警察当局对乌里扬诺夫这个人几乎一无所知。
我们看到一份警察局的档案，列宁向苏黎世警察局申请居留表上写道：
“我正在写书，我将工作几个月，希望利用苏黎世的图书馆”。
苏黎世警察局写过一个报告说：
乌里扬诺夫。
职业律师。
常去图书馆看书。
按月交纳二十四法郎的房租，交租准时，从未欠过账，收入不清楚。
1917年02月革命爆发后，列宁离苏黎世回国，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普拉廷护送列宁经德国、芬兰直到俄国边境。
列宁在离开瑞士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
他在这封信的结尾写道：
“正在开始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过了几个月，随着他的归来，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就燃遍了整个俄国，照亮了欧洲和全世界。
（附图片）周思聪作

在穆发拉葡萄场
宁　华
“美极了！”
谁要是来到罗马尼亚，喝了这儿的葡萄酒，准会情不自禁地赞不绝口。
正当葡萄丰收季节，我们应邀访问罗马尼亚的穆发拉葡萄场。
蒙蒙细雨，把整个葡萄场洗涤得真个“苍翠欲滴”。
远望层层梯田，一行行整整齐齐的葡萄架，简直象是摆满山坡的一道道绿色屏风。
葡萄架下，姑娘们采摘着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大串的，重可达一公斤。
那紫色绿色的葡萄，一箱箱堆放在路边。
从姑娘们的欢声笑脸上，人们也能清楚地知道，今儿这里的葡萄是个丰收年。
穆发拉葡萄场种植面积一千六百公顷，有一千二百工人，是罗马尼亚较大的国营葡萄场之一。
它生产的十二种食用葡萄，深受邻近海滨游客的喜爱。
但是这里更令人难忘的，还是它盛产的以格外香甜著称的葡萄酒。
场长图多西耶同志带领我们参观了一间很大的酒窖。
那里放满了一个个木制的大酒桶，酿好的酒先在这些密封的木桶里存放三年，然后装进玻璃瓶里再存放四年，即成为好酒。
现在穆发拉葡萄场的酒库贮藏着一百万瓶葡萄酒。
主人热情地端出各种葡萄酒请我们品尝。
真是香甜馥郁，各有其美。
图多西耶同志笑着说，这里生产的十二种葡萄酒，百分之八十远销美、英和北欧等国，普遍受到欢迎，在国际酒类评比中多次获得奖章。
他还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个葡萄场一年所获得的利润，即等于国家在这里投资的一半。
穆发拉葡萄场位于黑海之滨的多布洛加丘陵地带。
解放前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多布洛加真‘丰收’，种下小麦收石头！”
由于解放前这里土地贫瘠，风沙四起，就连皇族霸占的几十公顷葡萄园也很不景气。
解放后，实行农业合作化，发挥了集体力量，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才把这儿荒凉的丘陵，变成全国著名的农业区。
现在这里流传的民歌是：
“多布洛加大花园，百花盛开齐争艳！”
穆发拉葡萄园也完全变了样。
那满坡果树，郁郁葱葱，都是由于工人们从外地运来一车车泥土，改良了土壤后才有的。
真是颗颗葡萄，杯杯美酒，来之不易呀！
“祝您长寿！”
在罗马尼亚访问期间，无论是在农村社员家庭作客，还是在宴席上，主人总爱用自家制造或当地出产的葡萄酒祝福我们。
原来罗马尼亚人民喜爱葡萄酒，这儿的酿酒业如此普遍，有其悠久的历史原因。
穆发拉葡萄场大楼底层有一个酿酒陈列室，它陈列了古代造酒用的许多陶制和木制用具，来到这儿使人仿佛置身于当年的酒坊。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的葡萄叶化石，达契人和罗马人用的酒杯，以及酿酒的工具都证明，早在二千年前，罗马尼亚人的祖先就掌握了种植葡萄和酿酒的技艺。
现在，每年葡萄盛收季节，社员们总爱穿上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带着美味的葡萄酒，载歌载舞地欢庆丰收节日的来临，连城里的学生、干部甚至党政领导人都来参加劳动，大概正是继承这一民族传统的缘故吧。
所不同的是，只有今天当家作主的人民，才能真正享受劳动丰收的成果和喜悦。
穆发拉葡萄场的同志们对待已有的成绩毫不满足。
今后还要扩大种植面积，改良品种，增产更多的食用葡萄和葡萄酒。
穆发拉的工人，就象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罗马尼亚人民一样，正在脚踏实地地前进。
我们祝愿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附图片）

外国谚语
（亚洲）
＊宁喝朋友的白水，不吃敌人的蜂蜜。
＊一千个朋友不嫌多，一个敌人不算少。
＊没有诚实的狐狸，没有不吃人的老虎。
＊不学习的人，象不产谷物的荒地。
＊用珠宝装饰自己，不如用知识充实自己。
＊有了知识不运用，如同耕地不播种。
＊决心攀登高峰，总能找到道路。
＊虽然水面平静，也得留神水下鳄鱼。
＊患难时要坚毅，顺利时要谨慎。

少年幻想和帝国迷梦
司马达
喜欢幻想，是青少年的一个特点。
远涉重洋大海，攀越名山奇川，阅历人间沧桑，探索自然奥秘，身临神话世界……等等，都是可能使年青人产生幻想、心驰神往的事情。
然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青少年有不同的幻想。
即使同样的幻想，也带有不同的政治色彩。
一个名叫彼佳的苏联中学生，在一篇描述自己未来理想的作文里写道，他希望到公元二千年的时候，地球上“有些大海会退去，部分海底会上升”，而他“将乘船出航，看到一些没有绘入地图的岛屿，登上去插上苏联的国旗”。
对于这样的幻想，苏修当然十分欣赏。
因此就让莫斯科的《共青团真理报》加以宣扬，吹之为苏联青年追求“幸福的样板”，说什么“一个人之所以需要幻想，是因为幻想能帮助他使生活逐渐接近理想”。
作为一个孩子出于童心的幻想，倒也没有什么。
但它竟被当作“样板”来宣扬，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
究竟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样板”？
莫斯科新沙皇感兴趣的，当然不是要让他们的青少年去当十八世纪英国作家笛福笔下的主人公鲁宾逊，飘流到荒凉孤岛上去和被他取名为“礼拜五”的那个土人一起风餐露宿。
他们鼓吹征服无名岛屿的远大“理想”，无非是为了利用苏联青少年的幻想去实现他们企图征服世界的帝国野心。
虽然如今世界上已经很难找到什么没有“绘入地图的岛屿”了，但这一点也不妨碍莫斯科对海洋的兴趣。
他们的炮舰、商船、渔轮、科学考察船，不是正向着许许多多标有名字的大岛、小岛、孤岛、半岛、群岛和大陆驶去吗？
新沙皇对无数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彼佳灌输“爱国主义”，培养冒险精神，就是想要他们为苏联的扩张侵略开辟航道，寻求基地，掠取资源，输送军火，搜集情报。
“倘若没有理想，斗士又从何而来呢？”
——他们御用报纸的这两句话，实在是说得够明白了。
在历史上，企图征城掠地的帝国，总是要向他们的臣民宣扬开疆拓土的冒险精神的。
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曾经讥讽那些满足于英伦三岛而缺乏帝国眼光的臣民为“小英格兰人”。
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美国总统杜鲁门自夸美国要充当“世界领导”的时候，美国陆军的募兵广告是这样号召的：
“美国青年们，地球是美国的行星，挑选你最感兴趣的地方吧：
热带的关岛或冰天雪地的冰岛，菲律宾或西德，不列颠或希腊。
献身于军职吧，它担保给你一种有趣的和丰富的生活印象……”。
“古调虽自爱，今人都不弹”。
在大英帝国作为一个帝国来说已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美帝国主义也江河日下，不得不收缩退守的情况下，苏联却在鼓动自己的子弟去做出海远航的“斗士”，妄想把苏联国旗插遍异域，使世界各地划归苏联大帝国的版图。
滴水可映大海，从少年彼佳的幻想中，人们不是能清楚看到新沙皇想独霸世界的迷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