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夺取今年夏粮丰收创造条件
行动起来　抓紧时机　管好冬小麦
河南、浙江两省根据当前气温偏高造成小麦旺长的情况，发动群众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麦苗安全越冬
新华社编者按：
今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重要一年。
夺取今年农业丰收意义非常重大，而麦季丰收是全年丰收的第1仗。
当前，各地麦苗长势普遍好于往年。
但是，由于去年入冬以来，我国小麦产区大部分地方气温持续偏高，使一部分种得早、播种量大、水肥足的麦田麦苗旺长，提早拔节，有的甚至开始脱肥发黄。
这对夺取今年夏季丰收是一个严重威胁，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
据气象预报，01月份气温还可能继续偏高，而02月份又可能偏低，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麦苗旺长，遇到春寒受冻将会造成减产。
希望各小麦产区紧急行动起来，发动群众对麦田进行一次认真的普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麦苗安全越冬，并准备战胜可能发生的春寒冻害，努力打胜今年农业丰收第1仗。
新华社1978年01月08日讯 河南、浙江两省各级党组织针对当前气温偏高，造成小麦旺长的情况，抓紧当前有利时机，发动群众，普遍加强麦田管理，促使旺苗向壮苗转化，保证小麦安全越冬，为夺取今年夏粮丰收创造条件。
我国北方冬麦主要产区河南省的六千多万亩冬小麦，去秋播种质量普遍好于往年，但是，由于入冬以来气温一直偏高，麦苗生长过旺，给今年小麦丰收带来不利影响。
河南省各级党组织及时发现问题，迅速发动群众加强了麦田管理。
早在去年11月中旬，省革命委员会就召开了冬季麦田管理现场会，实地检查了温县、沁阳、博爱、偃师、巩县等几个县的麦苗，研究解决麦苗群体大、个体长相过旺的问题。
现场会结束后，全省各县都对麦苗进行了一次大检查，普遍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冬前严格控制肥、水；
（二）深中耕，断其浮根，控制个体继续旺长；
（三）用碾地磙镇压麦苗，使分蘖受到机械损伤，控制旺长；
（四）对群体过大的假旺苗进行疏苗。
同时，注意培土，防止可能出现的春寒冻害。
在控制生长后，及时追肥。
著名小麦高产县温县以生产队为单位，对所有麦田进行三查三看：
即查地力肥瘦，看苗情长相；
查个体发育，看群体结构；
查墒情，看根系，做到心中有数，因地因苗管理麦田。
现在，全县麦苗生长正常。
河南省各地对旺苗采取控制生长措施的同时，并对弱苗、黄苗进行了追肥、浇水和中耕保墒，实行科学管理。
目前，全省绝大多数麦田一片葱绿，长势喜人。
浙江省各地农村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控制大、小麦旺长，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各级党组织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
他们向科研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农请教，研究制订了有效防治措施，省农林局还专门召开了地区农业局长会议，进行具体部署落实。
一些地、县委主要负责人深入社队亲自指挥，全省形成一个抢时机，千方百计管好麦苗的热潮。
浙江各地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控上促下”。
就是对开始拔节的麦苗，采用木榔头或滚筒等工具压麦苗，控制拔节主茎的生长，促使麦根深扎。
对其中少数已经拔节，但基本苗过多的麦田，则进行间苗。
在敲压麦苗的同时，各地区积极采取给麦地浇施水河泥、培土等措施，防冻保暖，保护麦苗安全越冬。

就是要李锁寿这样的县委书记
本报评论员
《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这篇通讯，叫人精神振奋，信心大增。
有了成百成千的李锁寿这样的县委书记，加速普及大寨县，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就不难；
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就大有希望。
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好的带头人。
李锁寿，这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社会主义的带头人。
他从南垴大队到平定县，从领导三百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到领导三十万人的县委书记，凭什么使得平定县两年大变？
用李锁寿自己的话说：
“从昔阳到平定，念的都是大寨这本经！”
大寨这本经怎么念？
大有学问。
象山西的平定、寿阳，山东的东平，江苏的宿迁，河南的温县等等很多县的领导同志，是真念，真学，因此效果显著。
也有的同志，经是念了，也学了，但没有学到点子上，所以山河面貌改变不大。
还有个别地方，竟是假念，假学。
李锁寿说：
“共产党的县委，只能拉社会主义的车。”
那些没有学到点子上的，以至个别假学的同志，很应当认真想一想这个道理。
李锁寿是怎样带头拉社会主义车的？
一是路线是非分得清，批资本主义、批修正主义批得狠，对“四人帮”搞的那一套顶得住，揭得深。
李锁寿一年劳动一百三十八天，毫不含糊。
但是，要把平定县变成昔阳式的大寨县，必须把平定三十万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光喊“革命”高调不行，只搞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也不行，而必须切切实实地多做对人民有利的事。
李锁寿一到平定，先抓住两件事：
一件是帮助群众解决了燃料问题，一件是帮助缺粮社、队解决了吃粮问题。
这两件事一办，群众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平定县的局面开始变了。
大干，要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
平定县委内部，过去有“两套车”，有人干社会主义，有人给资本主义让路，甚至开路。
李锁寿顶着“四人帮”的捣乱、破坏，坚决在县委内部进行了整风，使“两套车”变成一套车，直奔社会主义大道！
大干，还要会干。
李锁寿带领县、社干部千里行军，踏遍了平定县的山山水水，调查研究，拨乱反正，树立了真先进，帮助了老先进，揭出了假先进，扶正气，压邪气，使平定县在“四害”横行的严峻时刻，跨入了大寨县的先进行列！
象李锁寿同志这样的好带头人、社会主义的实干家，在全国大有人在。
可是，在“四人帮”猖獗之日，许多这样的好同志遭到“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残酷打击和陷害。
现在，“四人帮”及其余党被永远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要为李锁寿这样的县委书记大声叫好！
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把象李锁寿这样的社会主义实干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有了这样的县委书记，就会早日建成大寨县，就会争得农业的高速度。

山东省举行五届人代会首次会议
白如冰同志当选为省革委会主任
据新华社济南1978年01月09日电
山东省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于1977年12月09日至14日在济南举行。
出席会议的一千五百名代表，回顾和总结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建立十年多来的工作，讨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和把山东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省的初步规划。
大会选举了山东省新的一届革命委员会和山东省出席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白如冰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苏毅然、秦和珍、厉日耐、李振、高启云、李子超、刘秉琳、张富贵、姚士昌、武开章、宋一民、杨波、刘鹏、朱本正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2月14日，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任命王保民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白如冰同志代表上届省革命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
他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经过揭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全省各条战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1977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65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二。
工业的发展速度也是快的。
1965年至197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三，1977年比1976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左右。
社办工业也有很大发展。
白如冰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了苦战八年，把山东省建设成为农业高产稳产、工业高速度发展、农轻重比例协调、部门比较齐全的社会主义工业省的奋斗目标。
白如冰同志指出，要高速度地把山东建成社会主义工业省，必须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
要坚持工农业同时并举，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
要抓后进，抓薄弱环节，就全省来说，要继续抓好鲁西北四个地区，尽快改变这些地区的面貌。
要大力加强科学技术工作，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下决心把科学实验搞上去。
要加强统一规划，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但要纠正那些违反统一计划和财经纪律的现象，不能搞自由生产、自由招工、自由定价、自由交换。
白如冰同志指出：
要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尽快把山东建成社会主义工业省，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上，要自己动手干，不能等靠要。
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无论工业、农业，都要在坚持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防止和克服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倾向。
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白如冰同志所作的报告。

搞好首都交通秩序　减少白天交通流量
北京市运输公司开展夜间运输
本报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
为搞好首都交通秩序，北京市运输公司自去年11月中旬以来，开展了夜间运输。
这个公司的货运卡车，多年来都是白天运行。
去年，他们从全局出发，认识到货运卡车实行夜间运输，可以减少首都白天的交通流量，避免交通事故，提高运输效率，他们就积极做好货源、流量、流向、车班等摸底调查，动员群众克服困难，开始实行夜间运输。
各场为了搞好夜间运输，还及时为司机创造方便条件。
不少场为了保证司机夜间收车后休息好，特意腾出房间，准备好床铺，供司机住宿。
广大后勤人员也积极行动起来，为运输生产第1线服务。
食堂炊事员坚持整夜值班，保证司机夜里随时吃上热菜热饭。
一个多月来，全公司已有一百七十多部汽车投入夜间运输，已安全行车五千多个车班。
司机们豪迈地说：
“夜间运输好处多，减少白天货运车；
通过路口不排队，一慢二看三通过；
安全驾驶有保证，运行时间不耽搁；
甩开膀子要大干，生产任务能超额。”

毛主席语录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
新华社记者　陆拂为　赵淮青　本报记者　段存章
界　牌　岭　上
太行山有个界牌岭。
岭南是全国第1个大寨县——昔阳，岭北是晋中地区的“缺粮户”——平定。
1975年09月，当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各地代表路过这里时，往南看，层层水平梯田，块块人造平原，庄稼象大海的波涛，一浪高一浪；
往北看，山秃沟荒，地瘦苗黄，庄稼稀稀朗朗。
有人不胜惋惜地说：
“平定啊，平定！
近水楼台不得月。”
“四人帮”反动文痞姚文元，反革命嗅觉十分灵敏。
他立时捞起这根稻草，当作一支射向大寨红旗的冷箭，幸灾乐祸地笑道：
“大寨经验连平定也不学，全国能学吗？”
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为了使大寨经验在平定开花，党决定派大寨公社南垴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去平定担任县委书记。
当南垴的干部群众向国家贡献大批粮食时，没有人皱过眉头；
如今要他们贡献出自己学大寨的带头人，人们都感到心疼了。
大家接二连三地去找上级求情，得到的回答是：
“要顾全大局。
是先顾三百口人的南垴，还是先顾三十万人的平定？”
在那些日子，李锁寿吃不下，睡不好，脸庞消瘦了。
他一再向领导申述自己的理由：
“我连一个大队也没带好，怎么能去负责一个县？
千万别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失！”
领导上回答说：
“你出去见见世面吧。
有困难组织上会帮助，这是党的决定。”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的决定，就是命令。
李锁寿去大寨向陈永贵同志告别，老陈嘱咐说：
“我送你三句话：
要敢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你要拿定主意。”
李锁寿和送行的干部来到界牌岭。
这时秋庄稼已经收完，在同样的蓝天白云和阳光的辉映下，两边的气氛是多么不同啊！
昔阳摆开了移山造地的战场，人欢马嘶，红旗在弥漫的硝烟中飘舞。
而平定的山坡上却很冷落，道上挤挤嚷嚷，堵塞着许多以煤换粮的小平车，不见首尾……。
李锁寿感到肩头象有千斤重担压了下来。
他深情地向哺育他的昔阳大地和昔阳人民告别，毅然而去。
平定县很不平定。
“四人帮”反革命思潮浊流滚滚：
有些人祭起“走资派”的帽子当法宝，使得许多干部顾虑重重，不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李锁寿的到来，引起人们纷纷议论。
有人说：
“新书记是学大寨的名将，平定有指望了，搞资本主义的断了路，干社会主义的迈大步。”
有人说：
“平定五年换了四任书记，又派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庄稼人，能顶事吗？”
也有人说：
“南垴造平原，一炮放出来个县委书记。
哼，来平定翻锅底，小心别扣在锅里头。”
总之，许多人热望他能成功；
也有人等待他的失败。
有些人还到县委门口张望，想看看新来的书记究竟是啥模样，到底有多大能耐。
但是，李锁寿到平定的第2天，就到群众中去了。
下车伊始敢抓柴米油盐
李锁寿走了一村又一村，看着，问着，劳动着，思索着。
一些当地人司空见惯、不以为怪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昔阳的夜晚，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灯火通明，人声沸腾；
而平定却是一片寂静；
只有农家窗口昏黄的灯光，象寥落的寒星，在苍茫的夜色中摇曳。
李锁寿随口问南关的会计：
“社员晚上加班吗？”
那会计气呼呼地说：
“谁给加班粮？
白天还干不动呢！”
旁边的人生怕这些“牢骚话”，会顶撞了县委书记。
李锁寿却并不在意，继续询问着大队的人口、田亩、产量……。
原来，南关因劳力外流，地瘦粮少，每人每年平均口粮只有二百八十斤，而在平定这并不是个别现象。
李锁寿走在山路上，这里听不到松涛的呼啸，只有山坡地里林立着一米高的玉米秸杆，在寒风中飒飒响动。
这和昔阳的铲茬肥田形成鲜明的对照，时或有人抱着玉米秸迎面走来，李锁寿上前搭话：
“拣这干甚？”
“回家烧哩！”
他心里纳闷，平定是煤乡，拣秸杆当柴禾，那肥料怎么办？
要浪费多少劳力啊！
公社党委书记告诉他，山区交通不便，社员要煤只能央求司机捎脚，司机不但要烟酒好饭招待，还要油、要鸡蛋、要核桃。
李锁寿回县跟常委们商量说，县委是三十万人的当家人，当家人不管群众的吃穿用，让群众靠谁？
于是，县委立即成立起一个由他负责的运煤指挥部。
指挥部要县直机关带头出车，并把各厂矿、企业单位的汽车调动起来，为山区群众“雪里送炭”。
李锁寿跟大家约法三章：
司机下去不能受礼、搞特殊；
运煤要有数量和质量的要求；
厂、社要订立长期合同……。
接着，李锁寿就去山区检查路面，解决道路维修问题；
解决汽车放空问题。
有些司机怕艰苦，他又亲自去做思想工作。
在同一个时间内，李锁寿在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建议产粮多的社队出售“风格粮”，帮助缺粮社队克服困难。
他说，平定县是三十万人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要发扬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精神。
会后，各社队纷纷行动起来了。
李锁寿办这两件事，立刻传遍全县。
人们说，这南垴来的庄稼人，跟俺平定庄稼人心贴心哩！
但也有人讽刺道：
“下车伊始，柴米油盐；
不抓大事，好行小惠。”
李锁寿听到这些议论，对干部们说：
“关心群众，就是关心革命。
柴米油盐里面不出政治吗？
天天唱漂亮的‘革命’高调，不如切实做些对人民有利的事。
我们只有首先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才能调动人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一脚踢开了多年的“锈锁”
李锁寿决心刹住平定的资本主义。
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刮起一股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妖风，攻击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矛头向下整群众”。
李锁寿既要抵制来自“上边”的这种“新精神”，又要对付那些闻“风”而动、专会捣乱的所谓“造反派”。
他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毅然选择锁簧公社作为突破口，打响了敢批资本主义的第1炮！
锁簧盛产黑（煤）、白（矾石）、黄（硫磺），公社党委书记不把产品纳入国家计划，却私自拉出去换麦换油，换回的小麦比全社小麦总产量还多。
他一向自称“造反派”，谁也不敢碰他。
这么一闹，许多大队弃农经商，买卖成风：
把国家分配的化肥拿去换了麦；
集体地岸上的石头拆下卖了钱；
用于农业生产的许多车马卖了，换回一部“没户口”的汽车，跑买卖……。
资本主义把人心闹散了，资源丰富的锁簧成了年年吃供应粮的拉腿社。
李锁寿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群众，揭发出这个干部的不少问题。
他愤怒地责问：
“你自称是什么‘红色政权的新生力量’，贫下中农借债度日，而你一家就？
了四眼窑洞，你‘红’在哪里？
‘新’在哪里？”
他把这个干部交给群众批判，并着手调整了公社领导班子，很快就刹住了锁簧的自发势力。
贫下中农兴奋地说，资本主义这把“锈锁”阻拦我们走大寨路，新来的县委书记一脚就把门给踢开了。
锁簧之行，也使李锁寿发现了县委内部的一些问题。
他和县委常委们商量，决定在领导班子中进行一次整风。
这时，有人提醒他：
“梁效可是说过，整顿就是复辟呀”！
李锁寿说：
“管它什么‘凉效’、‘热效’，我们按华国锋同志的报告办事。”
但是，李锁寿顶着“四人帮”干，也有人顶着李锁寿干。
县委常委们开了三天整风会议，打了三天“太极拳”。
有的人软磨硬抗；
有的人说远不说近，说过去不说现在；
有的人心里清清楚楚，嘴上吞吞吐吐。
李锁寿为了打开局面，建议邀请各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和贫下中农代表来参加会议，帮助县委整风。
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了会议，使会上的气氛完全变了。
他们尖锐地指出，锁簧那个干部的事，县委不是不知道，而是很清楚。
有的人得了好处，被他堵住了嘴；
有些人怕惹恼了这个“造反派”，给自己招来祸……。
县委实际上拉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套车，有些人为资本主义躲路，让路，甚至开路。
严肃的批评，热情的帮助，使干部们感到无比的温暖，激发了他们坚持正确路线的斗志。
两位县委负责人在会上检查由于怕给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对资本主义不敢批，对坏人坏事不敢斗的错误思想。
正气树起来了。
县委整风会议共开了十天，它是平定县农业学大寨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尽管县委内部仍有个别人在暗中捣乱，多数人决心把县委建设成为学大寨的战斗堡垒。
大家响亮地提出：
“共产党的县委，只能拉社会主义的车”。
会后，全县普遍整顿领导班子，开展起一场批判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三千多个外流劳动力归田，迈开了真学大寨的步伐。
千里行军拨乱反正
城关公社有个南关大队，几年来领导班子象走马灯似的：
你上台，我下台，连会计、保管、赤脚医生都换了又换。
原大队支部书记工作积极，就是办法少一点，也被撤了职。
这下干部的心更凉了，社员心更散了，谁也不肯再出头负责。
李锁寿决定帮助城关公社党委对南关大队进行一次整顿。
南关的干部一听又要开会，那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整垮、整倒的往事，象梦魇（yǎn　掩）一样在他们头脑中回旋……。
有三个生产队长把检讨写好装在兜里，打算到时候掏出来念，念完了就下台。
可是，他们一进会场，就感觉到气氛不同往常。
李锁寿首先宣布，恢复原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他说：
“基层干部一年到头工作辛辛苦苦，当领导的平时不帮助，一有缺点就撤职、打倒，这怎么行！
干部有错误不怕，改了就好……”。
坐在台下的那位支部书记听着听着，眼泪象两串断了线的珠子。
他在会上说：
“县委支持我，我一定好好干，咱们在实践中看吧！”
李锁寿对那些打算下台的队干部说：
“干革命可不兴辞职呀！
真心想撂挑子，除非自己创造让人民打倒的条件。”
他的话，引得大家破涕而笑！
南关经过一番整顿，学大寨上了路。
李锁寿从南关看全县，在一次县委常委会议上提出一个问题：
这几年平定大乱接小乱，把政策搞乱了，组织搞乱了，人心搞乱了，好的不香，坏的不臭。
要调动千军万马，必须把被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心情舒畅地干革命，学大寨。
他建议大家到下面去，听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1976年06月，李锁寿带领四十多名县、社领导干部，顶着“四人帮”“整顿就是复辟”的逆风，开始了千里行军。
他们踏遍平定的山山水水，果断地进行拨乱反正。
他们路过一个队，村口贴出新刷的大标语：
“热烈欢迎县社领导检查指导工作”。
李锁寿回头对大家说：
“这是群众批评我们下来得少，如果我们经常跟群众在一起，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
他们路过一个水库，李锁寿在县里就听说，这个水库的灌溉面积不小，可是到现场一看：
库里碧波荡漾，周围地里的庄稼一片枯黄。
原来，这个水库没有配套工程。
李锁寿对水库的负责人说：
“我带来几十个精壮劳力，给你担水浇地吧。”
这一军“将”得那个干部满脸通红，表示一定马上兴建配套工程。
李锁寿说：
“共产党人不说假话，不图虚名，我们办的一切事，都要对人民负责。”
他们走一路，看一路，来到了官道沟。
这个大队是平定县最早的学大寨先进单位，但后来被人诬蔑为“不突出政治”的“黑人、黑村、黑支部”，把大队支部书记赵岗撤了职。
结果，这个大队重新戴上了“吃供应”的帽子。
县社干部一致要求，把强加在赵岗头上的种种罪名一律推翻。
李锁寿说：
“我们就是要把真学大寨的红旗高高地举起来”。
他们来到了被称为“学大寨先进典型”的牛角沟。
据说，这里林业搞得特别好，但来到一看，山是秃的，沟是荒的。
原来，大队干部把树栽到五百多亩好地里去了，收下果子就分给社员，背到外地去卖钱换粮。
李锁寿生气地说：
“我还没见过这杂草遍地、专吃供应粮的先进典型哩。”
他们当即宣布，要发动群众狠批资本主义，一定要把牛角沟的方向路线端正过来。
他们来到海拔一千二百米的古贝公社有金堰大队。
大队党支部书记任大勇去大寨、昔阳参观后带领群众大干两个冬春，在山梁上修建人造平原和大寨田，粮食亩产由1973年一百七十斤，猛增到1975年的六百斤。
有人攻击他搞“唯生产力论”，他就针锋相对地在村头墙上刷了“大干快上”四个醒目的大字。
李锁寿高兴地对大家说：
“你们看，人就是要有‘大勇’呀，有金堰确实‘有经验’，他们的条件不比南垴好，干劲不比南垴小，我们要号召全县向他们学习。”
千里行军亮了县委的旗。
他们把学大寨的真先进树起来，把老先进帮起来，把假先进揭出来。
千里行军是一次大动员，扶正气，压邪气，鼓勇气，使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人心大顺，大干社会主义的战场摆开了。
平定全县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由三千人迅速增加到一万五千人，在一千三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社社都兴办“翻身工程”，队队都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
李锁寿积极参加劳动，一年就劳动了一百多天。
他带领广大干部以实际行动，站到了大干社会主义的前列。
“宁在马上战死，不在马下踩死”
平定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学大寨，他们获得的每一项振奋人心的成就，都招致“四人帮”在平定的追随者们的强烈憎恨。
这些人四出串连，暗中集结，在街头刷出攻击县委的大幅标语：
什么“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要战斗！”
什么“赶走还乡团，还我老中青！”
什么“要阶级斗争，不要唯生产力论！”
妄图搅乱平定的大好形势。
有人甚至醉意微熏地叫嚷：
“一炮放出来的县委书记，要一炮轰他回去。”
09月09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了。
“四人帮”加紧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在平定的追随者也准备猖狂一跳。
一股“四人帮”的反革命思潮，一股“四人帮”支持的反动社会势力，把一个头面人物推向前来，充当进攻的急先锋。
09月30日上午，当李锁寿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刚刚作完了平定学大寨的总结报告，要宣布散会时，县委一个部长跳了出来：
“慢着，我有话说！”
只见他气势汹汹地说：
“我是在会上作了调查的，问过十九个公社党委书记，没有一个答得出‘三株大毒草’的全称是什么，实质和要害是什么。
这说明县委不抓阶级斗争，生产上去了，是因为搞了‘唯生产力论’。
这次会议居然还要大批资本主义，完全不符合当前斗走资派的大方向。”
会场一片紧张的沉默，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使有些人一时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些人暗暗为李锁寿捏了一把汗，不敢作声……
就在这个时候，李锁寿虎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他义正辞严地反驳道：
“什么叫大方向？
难道大批资本主义，狠斗阶级敌人，这不是抓阶级斗争，不是大方向吗？
至于什么‘三株大毒草’，公社书记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们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今后我们还得大批，还得大干，你几顶大帽子扣不死人！”
但是，这次较量并没有能压住这个部长的反动气焰，他在会下去找李锁寿，扬言自己是“造反派”，并咒骂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妄图分裂县委领导班子。
李锁寿针锋相对地反驳说：
“老同志们过去造地主的反，造蒋介石的反，他们才是真正的造反派。
老一辈革命者流的血，比你喝的水还多，你算是什么造反派！”
原来准备结束的会议继续进行，李锁寿在风浪中表现出来的革命坚定性，鼓舞人们起来斗争。
大家纷纷对这个部长进行揭发批判。
这个部长怒气冲冲地退出了会场，他边走边叫嚷：
县委如不“转弯子”，“早晚要吃家伙！”
会散了，夜已深了。
李锁寿回到自己的房里，思潮汹涌，没有半点睡意。
他知道，一场大风暴将要来临了。
当平定开始动乱时，南垴的乡亲们深为李锁寿的安全担忧，劝他“如果呆不住，就回南垴来”，阶级兄弟的传情，使他深为感动。
他心里想：
“我是党派来的。
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关键时刻，一个共产党员，能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吗！
绝对不能！
我宁在马上战死，不在马下踩死。”
这时李锁寿所想的，已经不是个人的安危，甚至也不仅仅是平定学大寨的成败，而是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他走到桌前，铺开信纸，在灯下给南垴战友写了一封充满革命豪情的长信，嘱咐他们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都要奋不顾身地坚持农业学大寨，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0月06日，李锁寿主持起草了一个平定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文件，他在这个文件中，代表县委和三十万平定人民表达了坚定的革命信念：
“毛主席指路我们走，誓将遗愿化宏图。”
当时，祖国上空乌云密布，有多少干部象李锁寿那样遭到围攻和迫害！
有多少革命青年被“四人帮”关进监狱！
有多少父母为自己的现在和孩子的将来终日忧虑，夜不成眠：
革命的红旗能继续打下去吗？
祖国将走向何方？
可是，就在10月06日这一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代表亿万人民的共同意志，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场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决战已经赢得了胜利。
娘子关上登高望远
1976年12月，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
李锁寿代表平定县委向大会汇报：
平定人民顶住“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获得了农业生产高速度发展。
这年平定粮食平均亩产由上年的四百六十多斤激增为五百七十多斤，总产由上年的一亿九千三百四十一万斤，激增为二亿三千九百一十一万斤，一举甩掉了吃供应粮的帽子。
会议宣告：
平定跨入大寨县的先进行列。
1977年，平定人民进一步砸碎了“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以更快的速度突飞猛进。
这一年，平定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七百多斤，总产跨过了三亿大关，向国家贡献粮食八千五百万斤。
界牌岭两边的差距正在缩小。
初冬时节，李锁寿带领县委常委和各公社党委书记来到娘子关。
娘子关是河北到山西的必经孔道，相传因唐朝平阳公主带领娘子军守关而闻名。
民谣说：
“一进娘子关，处处是大山，十年九干旱，穷人泪哭干。”
平定县一向水源缺乏，但就在这里，却有一个古称“飞泉中泄九关开，朔气偏摧万壑雷”的瀑布，流入绵河，而多少年来人们却无法加以利用。
现在，平定县委决心在这里兴建一个规模宏大、东水西调的提水工程：
使海拔三百多米的绵河水，分六级扬到海拔八百多米的刀刃山，通过劈山修建总长一百六十多里的隧洞和渠道，引向西部干旱山区。
半年来，来自全县各公社的几千民工，紧张地在娘子关的山岭上钻凿隧洞。
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成了硝烟弥漫、大干社会主义的新战场。
李锁寿带领干部冒着寒风，登上娘子关峻峭陡削的刀刃山峰，展现在他面前的是祖国壮丽的山川。
他想，关内大寨县如雨后春笋，关外大寨县已成批涌现，如果全国二千多个县都变成大寨县，并向更高的标准发展，那祖国的面貌又将发生多么惊人的变化。
而要实现这一宏图，我们每一个县都要加快建设的速度……。
山下的绵河水跌宕腾跳，奔向远方。
绵河水里流过多少穷人的眼泪！
流过多少烈士的鲜血！
李锁寿指着绵河激动地对大家说：
“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解放了全中国，绵河终于流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我们有责任使它为人民造福”。
这时，娘子关沐浴着阳光，显得分外娇艳。
爆破的排炮响了，崇山峻岭涌现朵朵烟云，幽谷深壑传出隆隆回响，一场为使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鏖战正在进行！
（附图片）
李锁寿带领全县人民认真学大寨，粮食产量三年来增长近一倍。
这是他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新华社通讯员摄

为孩子们鼓掌
“下一个节目：
小剧《一堂英语课》，由小学三年级同学表演。”
1977年12月的一天，在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里，一次别开生面的外语文艺演出会正在进行；
小报幕员的英语话音刚落，帷幕拉开了。
舞台上，出现了一群端坐在“课堂上”的小学生，一位扎着两个髻髻的小“老师”站在讲台前用英语向学生提问题：
“今天是星期几？”
“今天谁值日？”
“你叫什么名字？”
学生们踊跃举手，一一作了回答。
一个学生不慎答错了，小老师随即用英语说：
“请你重说一遍！”
……
孩子们的表演，赢得观众一阵阵掌声。
演出真好象把大家带进了一个正在上英语课的课堂。
你看，扮演“老师”的十岁的小朋友王正颖，时而举目环顾学生，时而背着手来回走动，那神态可真有点象教师。
尤其在她纠正学生答问的错误时，观众还以为这是剧中原有的情节呢，其实，这是演出过程中出现的意外情况。
王正颖照着平时老师教课时的作法，圆满地处理了这个问题。
表演这个节目的小演员，全是去年春天才开始学英语的。
节目中的对话，大多是课堂上教的。
这次文艺表演成了一次生动活泼的英语课复习。
参加这次外语文艺演出的二百多名小演员，都是北京市景山学校的中学班和小学班学生。
（据新华社讯）

加强教学第1线
江苏省东台县实验小学为提高教学质量，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首先，他们压缩非教学人员，充实教学第1线。
这所学校有二十八个班级，一千六百多名学生。
前几年，学校的非教学活动占用了一些教学人员，加重了其他教师的负担。
党支部认为，学校必须贯彻以学为主的方针，一定要保证教学第1线的工作。
为此，他们把其他工作占用的八名教师，全部重新放到教学第1线，同时规定，学校中教师出身的所有干部也都兼任一门或两门课。
教学第1线有了比较充足的人力，就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重要条件。

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二小教师邵青春帮助学生补习功课。
本报通讯员摄

学院领导听课
这是一个星期日的晚上，记者来到长沙铁道学院。
这里的一间教室里，聚集着一批特殊的学生——学院的领导干部。
运输系的张玲老师正在为他们讲课，内容是：
运输概况。
头发斑白的院党委书记、副书记，戴上老花眼镜，聚精会神地听着、记着。
副院长郭怀澎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他请坐在旁边的青年干部念给他听，并记在本子上，生怕漏掉了要点。
他们那种严肃认真的学习劲头，实在感人。
再来看看课程表吧。
那上面满满地安排着轨道构造及发展方向、隧道施工及新技术，以及激光、半导体、可控硅的应用等，共十八种课程。
学院的领导干部们将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学完这些课程，星期天必须“加班”。
长沙铁道学院的领导干部学习业务知识，始于六十年代初。
但是，在“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影响下，这个好传统就被打掉了。
今天，铁道学院的好传统、好作风又恢复起来了。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把学校办得更好，学院的领导干部学习业务劲头更大、意志更坚定了。
他们准备学完课程表上规定的内容后，再分门别类地去钻研。

帮助学生补习功课
北国的冬夜，寒冷刺骨。
在长春市第65中学的许多教室依然灯光明亮，不时传出热烈的问答声。
这是教师们在给赶来补习的学生上辅导课。
砸碎“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长春市第65中学的教师心情舒畅，都想努力帮助学生把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他们除了完成当天的教学计划外，又挤时间帮助学生补习前几年该学而没有学的功课。
在五年级的教学楼门前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每天写着不同的字和词，学生们进出楼就看见它，日积月累，掌握的字、词越来越多。
这是五年级语文教师提高学生语文知识水平采取的一种方法。
地理教师和历史教师也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刻钢板，印发补充教材。

打倒“四人帮”，人高兴了，机器也高兴了
上海工业生产进入稳定上升新时期
据新华社上海1978年01月10日电 曾经受到“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上海工交战线，1977年抓纲大治，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扭转了生产增长速度连年下降的局面，进入稳定上升的新时期。
1977年，上海工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百分之八点六，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六点四；
全市工业利润增长百分之十以上，大于生产增长幅度，改变了连续三年完不成国家财政收入计划的状况；
电力、煤炭和钢材的消耗量，低于生产增长的幅度，做到了从节约中求增产。
打倒了“四人帮”，上海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人高兴了，机器也高兴了。”
纺织工人一马当先，月月季季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全面完成了1977年的八项技术经济指标。
钢和钢材的日产量，连续五个月高产稳产，并且一再创造日产、月产的历史最高水平。
机械工业系统的职工也作出了贡献。
“跑步学大庆，步步都要跃进”，已成为上海工人阶级的行动口号。
现在，上海工交战线从局、公司到工厂企业，普遍加强了生产指挥系统，逐步建立、健全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合理的规章制度，认真检查考核八项经济技术指标。
一大批长期受到“四人帮”一伙歧视、打击的劳动模范、老工人和技术人员，干劲十足地活跃在生产第1线，发挥了骨干作用。

把六条标准逐项落实到基层
广西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
据新华社南宁电
197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有了深入发展。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之后，区党委派出参观团，由负责同志带队赴大庆参观学习。
他们把学习大庆的根本经验，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普及大庆式企业的六条标准，逐项落实到基层。
1977年，全区提前十一天完成1977年工业总产值计划，比1976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五。

拨乱反正万象更新
——访大治中的河北省保定地区
“四人帮”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把一个好端端的保定地区闹得混乱不堪，民不聊生。
人民当时用这样一首歌谣来表达他们的愤懑：
“高高烟囱不冒烟，展展平原一片白。
机器不响枪声响，打砸抢者发横财。
牛鬼蛇神当
‘左派’，革命人民遭了灾。”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的保定地区，出现了安定团结、万象更新的可喜局面。
1977年，工业生产持续上升，09月份以来工业总产值月月都创历史最高水平。
农业生产虽然遭到严重自然灾害，但经过抗灾斗争，仍取得了较好收成。
冬小麦比以往任何一年都种得多，种得好。
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到目前完成的工程量，相当于过去二年的总和，有些县相当于过去七年、甚至十三年的工程量。
市场供应情况也有了很大改善。
砸烂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印把子回到了人民手里，这既是保定地区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也是保定走向大治的关键。
保定化纤厂是我国最大的人造丝企业，过去，它生产的“天鹅牌”粘胶人造丝产量，占全国长丝产量的百分之四十，曾被誉为“优质丝”。
这个厂也是全国轻工业系统的学大庆先进单位。
但是，因为有几个人在保定几个坏人的支持下，抡起“唯生产力论”的大棒，专打革命干部和老工人，全厂长期停工停产，变成了“老大难”。
几年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几乎相当于丢掉了一个保定化纤厂。
更为严重的是，它打乱了全国几百家丝织厂的正常生产。
打倒“四人帮”以后，调整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粉碎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局面立刻大变。
工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
过去一度废丝成堆，污水成河的化纤厂，如今马达轰鸣，秩序井然，去年三季度以来月月超额完成计划，彻底甩掉了“老大难”的帽子。
在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人民群众广泛地团结起来了，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即使是在被“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搞分裂搞得最严重的地方，许多过去的“一对崩”变成了“一对红”，“冤家对头”变成了亲兄弟。
连那些对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心慈手软的人，以及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人，也都纷纷觉悟过来，积极投入了战斗。
望都县北柳絮大队，可以说是保定地区团结战斗的一个缩影。
这个大队是保定地区一小撮坏人破坏的“重灾村”，有不少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调整的大队党支部带领广大群众，始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
当时，有些在“四人帮”影响下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心里很不安。
党支部书记胡荣木就带头找上门去，首先做那些受“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挑动参加过迫害自己的人的工作。
他说：
“过去‘四人帮’借你们的手迫害过我，现在我们跟着华主席，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决不能以错对错，把你们往‘四人帮’那里推。”
说服他们打消顾虑，讲清自己的问题，共同对敌。
在他的带动下，广大干部、贫下中农纷纷起来帮助犯一般错误的人提高觉悟，讲清问题，放下包袱。
全村出现了多年来没有过的团结战斗的动人景象。
在这个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出现了“同心车”、“团结车”，出现了一天挖十七方土的英雄、拉十几方土的模范。
仅五天时间，就完成了三万五千土方，建成稳产高产田五百多亩，这是这个大队以前所没有过的。
遭到“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严重破坏的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不少县委领导同志，有的到生产队、到车间当社员、当工人，有的在汛情严重的时刻和群众一起日夜奋战在大堤上。
广大群众高兴地说：
“老八路又回来了！”
涿县县委书记周孝敬从河南省调到这里后，带了三个头：
关心群众生活，不搞特殊化，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去年07月，防汛急需一批石料，在一时缺乏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周孝敬带领一百多名机关干部，拉着小车，带上干粮，到房山县拉石头，夜间一点出发，往返一百五十华里，第2天早晨把石料送到离县城五十华里的工地。
周孝敬拉的是第1辆车，装的也最多。
干部和群众看着这位拉着小车、汗水淋淋的县委书记，激动地说：
这才是我们的好书记！
从太行山麓到白洋淀边，从拒马河畔到沙河两岸，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充满信心，干什么都劲头十足。
在白洋淀边的同口镇，我们遇到了前几年相识的陈云亭，他是1930年入党的老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几个干部住在他家的地洞里，收听延安的广播。
在敌人严密封锁、给养断绝的情况下，他为同志们挖地梨、传送文件，冒了许多风险，吃了不少苦楚，前几年竟受到坏人的迫害。
现在，他重新担任了党总支委员，七十四岁了，仍然抢着干重活。
他说：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使我获得第2次解放，我就是一锨挖成一条河，一天挑上千担土，也感到做得不够，报答不了华主席、党中央的恩情。”
本报记者　侯志义　赵永金

江苏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发展农机生产
紧紧抓住农业生产需要最迫切，增产效果最显著，减轻劳动强度最有效的方面，集中力量，一仗一仗地打
据新华社南京1978年01月08日电
江苏省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取得了显著效果。
到1977年底，全省平均每八亩地拥有一个马力。
机电排灌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六。
平均每个公社拥有五台大中型拖拉机，每个生产大队拥有五台手扶拖拉机，机耕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七。
每亩耕地施化肥五十四斤。
全省基本上实现了排灌、脱粒、粮食加工、饲料粉碎、植保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促使全省农业生产面貌初步改观，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1971年以来，全省粮食连续七年超《纲要》，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
从1970年以来，全省平均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食八十多亿斤，皮棉近八百万担，生猪一千多万头。
江苏省的农业机械化，总的来看，发展速度越来越快。
例如，拿去年同1965年相比，大中型拖拉机增长了四倍；
手扶拖拉机增长了二百三十五倍。
其他象机电排灌动力、化肥等，发展也都较迅速。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同他们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很大的关系。
实现农业机械化，涉及的方面很多，从何抓起？
江苏省从农业的实际情况出发，紧紧抓住农业生产需要最迫切，增产效果最显著，减轻劳动强度最有效的方面，集中力量，一仗一仗地打。
这个省有丘陵、平原和圩区，农业生产受洪、涝、旱灾害的威胁很大。
针对这种情况，他们把发展机电排灌事业列为主攻方向。
首先，大打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人民战争，建立适应机电排灌的水系河网和园田。
通过二十多年的奋战，全省已在三分之二的面积上初步建成了能控制、能调度的河网水系。
从1960年开始，全省逐步构成了一个大中小相结合的机电排灌网。
为了对付一些地区可能出现的突发性的旱涝灾害，省建立了拥有十万六千马力的机动抗旱排涝队，多数地区也建立了不同规模的机动抗旱排涝队。
这支队伍，可以随时集中、调动，投入突击战斗。
发展了机电排灌，增强了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高产稳产。
随着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和复种指数的增加，肥料不足的问题又突出了。
全省又齐攻这一关。
在努力积、造自然肥料的前提下，各地集中力量建设小化肥厂，增产速效肥。
抓水利建设、机电排灌和小化肥，为改变农业生产面貌创造了条件。
但是，农业要上去，还必须解决农时季节紧、劳力不足、劳动强度大等问题。
为此，江苏省委又部署了大打制造手扶拖拉机和中型拖拉机的战役，使手扶拖拉机的生产能力，1977年比1970年提高三倍多。
农业机械化靠伸手向上要，很难化起来；
下决心自力更生干，很快就见成效。
江苏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把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直作为搞农业机械化的指导方针。
具体来说，就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认真贯彻执行以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注意发挥地、市、县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各地现有的工业基础，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先土后洋。
他们发扬大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大力发展小农机、小化肥、小农药、小水泥、小煤窑等工业。
这些工业的发展，使农机具和配件的制造迅速在数量和品种上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及时、有效地支援了农业，更好地发挥了工业在农业技术改造中的主导作用。
全省农机产品，除少数大中型拖拉机、大柴油机以外，基本上都是立足省内，自力更生生产的。
他们根据本省农业生产的特点和自然条件，大力发展了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
无锡县从1970年以来，大办县、社、队企业，初步建成能够适应农业发展需要的支农工业。
现在，全县农业机械动力已从1965年的每二十九亩田一马力，提高到三亩田一马力。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办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力量，是江苏省实现农机购买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一条重要途径。
文化大革命以来，社、队企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1977年，社、队企业的产值比1970年增长了二倍以上，等于解放初期全省工业总产值三倍多。
与此同时，许多地方还积极发展种植、养殖等多种经营，为购买农机积累了资金。
这些年来，全省购买农机的资金百分之七十五都是社、队集体筹集的。

要心想亿万农民
——江西拖拉机厂是怎样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大干快上的？
本报讯
江西拖拉机厂广大职工深揭猛批“四人帮”，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高速度发展拖拉机生产。
全厂提前一个半月全面完成1977年计划，总产值、产量等六项经济指标都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
有了高质量，才有真正的高速度。
这几年，在“四人帮”干扰破坏下，江拖的拖拉机质量严重下降，农民批评是“铁垃圾”。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厂党委发动全厂职工开展了产品质量大普查，对产品零件逐个进行分析和精度测量，对经营管理工作逐项进行检查。
针对普查中发现的问题，党委发动职工，彻底整顿和加强了经营管理。
全厂调整了生产指挥系统和车间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了质量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组织职工对工艺装备抓紧维修。
同时，严格执行“包修、包换、包退”制度。
底盘车间一位家在农村的青年工人，加工零件毛手毛脚。
在车间劳动的厂党委副书记赵志坚对他说：
农民买一台拖拉机要付出多少稻谷？
拖拉机坏了开不动，他们将是什么心情？
来自农村，更应该热爱农民，你这样粗制滥造，对得起贫下中农和你的父兄？
一席话，讲得这位青年工人惭愧地低下头。
事情发生在一人身上，却教育了广大职工。
大家把提高拖拉机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奋起猛攻质量关。
由于广大职工辛勤努力，全厂拖拉机整机质量已达到合格品，消灭了等外品。
今年广大职工提出：
要逐步消灭二等品，稳产一等品，力争优质品。
“四害”横行期间，“四人帮”在江拖的亲信散布说：
“不生产配件，拖拉机照样犁田”，“趴了铁牛，用水牛”，基本上把配件生产甩到一边。
由于缺乏配件，农民到工厂排队争购配件。
他们说：
“铁牛趴窝慌了手，弄不到配件真发愁。”
党委根据农民的要求，去年用很大力量抓配件生产。
开初，有的职工认为主机生产是“硬任务”，配件生产是“捎带活”，担心抓了配件会“抓了鸡毛飞掉鸡”。
为教育职工克服重主机轻配件的思想，在揭批“四人帮”破坏农机生产罪行时，原底盘车间主任朱文华摆了一件事，对职工教育很深。
1976年夏天，四川省偏远山区的一位农村干部，千里迢迢来厂买一件差速器壳。
但是，“四人帮”在厂内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那些人却百般阻挠，致使这位农村干部在办公楼门口等了七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几名老工人知道后，说：
“差速器壳值钱不多，但农民为了买它，跑几千里路，要花多少钱，用多少稻谷！”
他们立即动手赶做了一件。
这位农村干部感激地说：
“配件虽小，值钱不多，却体现了工人老大哥和贫下中农心连着心呀！”
那知“四人帮”的亲信知道后，却对他们进行了围攻。
透过这件事，职工们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破坏农业机械化、破坏工农联盟的狼子野心，提高了对配件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全局观念。
大家说，支农工人要心想农民，我们不能光看到制造的拖拉机多不多，更要看到农村的拖拉机转不转。
农村需要的，都是“硬任务”，都要大力组织生产。
底盘车间为了正确处理好主机、配件生产的关系，车间领导干部做到对主机和配件生产同时研究，对配件生产进度和质量一样抓，大大提高了配件生产的效率和质量，月月保质保量地完成配件生产任务。

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
——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文化部批判组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深入批判“四人帮”捏造的“两个估计”的同时，一场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战斗打响了。
这场斗争的意义远远越出了文艺的范围，这是一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斗争，是一场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一
1966年春天，我国大地上酝酿着一场风雷激荡的伟大斗争。
毛主席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经过长期的较量，进入了重要阶段。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来临。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每当革命风暴兴起的时候，总有一些野心家、阴谋家跳了出来，混水摸鱼、趁火打劫。
林彪、江青之流正是这样的历史小丑。
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吹捧，大搞政治交易。
他们凭着反革命的政治嗅觉，深深懂得窃取舆论阵地对于篡党夺权的重要性，于是选中文艺阵地作为反革命进军的突破口，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起了猖狂的进攻。
1966年02月，江青勾结林彪，名为研究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实为插手全国文艺运动，炮制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公然宣称：
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这个谬论，同他们炮制的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一样，是杀向革命事业的一把反革命屠刀。
“黑线专政”论一出笼，江青、林彪之流就打着摧毁“黑线专政”的旗号，在文艺界进行一场大围剿、大扫荡。
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得意洋洋地说，是她请来“尊神”，把文艺界打得“屁滚尿流”。
他们挥舞棍子和帽子，全盘否定党的文艺事业，把大批文艺工作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大批文艺工作者打成“黑线人物”，把大批文艺作品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来严重的灾难。
到了1967年05月，“四人帮”打着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幌子，再一次掀起摧毁所谓“文艺黑线专政”的狂潮。
陈伯达、姚文元等纷纷出动，相继发表讲话，胡诌什么：
《讲话》发表之前，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
《讲话》发表之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直“控制”了“全国许多文艺部门”。
这样，“黑线专政”就越拉越长了，不但建国以来的十七年，就连《讲话》发表以来，以至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全部革命文艺事业，统统被说得一团漆黑。
“四人帮”并没有到此为止。
1976年，江青在一个讲话中说：
“无产阶级从巴黎公社以来，都没有解决自己的文艺方向问题。
自从1964年我们搞了革命样板戏，这个问题才解决了。”
张春桥说：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是一个“空白”。
按照“四人帮”的论断，在他们这一伙插手文艺革命之前，不但全中国，而且全世界都不曾有过无产阶级文艺。
如果不是他们这些“旗手”出来“披荆斩棘”，进行“创业”，开辟“新纪元”，给文艺界带来一线光明，那末，整个无产阶级文艺园地，至今还是“群魔乱舞”、“毒草丛生”、“乌七八糟”、“一片恶浊”！
这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中国到外国，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一切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统统被他们一笔抹杀个精光。
“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其矛头首先是对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对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
随着“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泛滥，他们掀起一股又一股恶浪，公然把毛主席提出和制定的一整套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当作“黑线”进行恶毒的攻击和粗暴的否定，甚至把毛主席亲笔加进一些文件和文章里的话也当作“文艺黑线”的“谬论”加以“批判”，真是猖狂到了极点！
与此同时，他们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黑讲话、黑文章，吹捧为文艺革命的“纲领”。
于是，“根本任务”论代替了工农兵方向；
文化专制主义代替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三突出”代替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就是这样，他们打起“砸烂文艺黑线专政”的黑旗，猖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四人帮”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问题。
陈伯达在一个报告中说，江青是从文艺界打开“革命”的“缺口”。
不，他们打开的是反革命的缺口。
他们是要首先突破文艺阵地，进而扩展到其它领域，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否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继“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他们陆续抛出“教育黑线专政”、“新闻黑线专政”、“宣传黑线专政”、“出版黑线专政”等等谬论。
陈伯达说：
“在思想、文艺的阵地上，有的原封未动，有的是被篡夺了”。
他们蛊惑人心地煽动说，我们的思想文化阵地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全盘否定我国的整个思想文化战线。
更有甚者，他们还从思想文化战线扩大到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无一不被他们描绘得一团漆黑。
他们胡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有很多党支部是黑旗支部”，扬言“可以用群众组织代替党”。
他们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旧政府”，鼓吹“现在的国家机器要彻底砸烂”，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叫嚷：
军队“是军阀统治”，要“放火烧荒”。
如此等等，接踵而至。
正是：
“诽谤的闸门一下子都打开了，卑鄙龌龊的洪流汹涌而出”。
请看，他们挥舞着“黑线专政”论的大棒，把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军队，丑化成什么样子了！
把我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丑化成什么样子了！
1957年，毛主席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时候，严正提出：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
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
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
有没有成绩？
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
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毛主席号召开展大辩论，迎头痛击右派的进攻。
十年后，“四人帮”打着摧毁“文艺黑线专政”的旗号，重新祭起了右派的法宝，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比右派走得更远，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
这就充分证明：
自封为“旗手”、“左派”的“四人帮”，是一伙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派，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黑帮！
二
我们和“四人帮”的一个根本分歧，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国的文艺战线是黑线专政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
这是必须辩论清楚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艺，是继承了“五四”运动和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文艺传统发展起来的。
而“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却胡说十七年中我国文艺战线上的指导思想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把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诬蔑为是在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完全是恶毒的诽谤。
自从“五四”运动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就开始了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运动。
1942年，毛主席发表了划时代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我们的文艺虽然受到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然而它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主流始终是革命的。
它英勇地和帝国主义文化、地主买办文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配合整个政治、军事战线的斗争，在整个革命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
毛主席对以鲁迅为旗手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作了崇高的评价，指出：
“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
毛主席热情肯定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指出：
“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
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哺育下，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我们形成了一套优良的革命文艺传统，锻炼出一批革命文艺战士。
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艺，正是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以这些经受过锻炼和考验的老文艺战士为骨干而发展起来的。
1949年的全国胜利，开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就开始了我国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新阶段。
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直是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十分重视思想文化战线，一直把文艺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来抓。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艺界历次重大斗争，指导了历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审查、批准了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无微不至地关怀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和队伍建设。
周恩来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坚持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从1949年亲临第1次全国文代会作政治报告，到领导大型歌舞《东方红》的创作演出，在这十七年中，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
十七年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直把握着文艺工作的航向，这是谁也无法抹杀的。
正确路线是同错误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十七年中，文艺战线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地对文艺战线进行干扰破坏。
但是，十七年的文艺历史，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文艺战胜资产阶级文艺的历史。
我们党坚持了思想文化战线的兴无灭资，坚持了文艺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建国以来，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次都严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大大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两条路线斗争的节节胜利，保证了无产阶级在文艺工作中的领导地位。
正是在这一系列斗争中，不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
文艺工作者的大多数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艺干部的大多数是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决不是什么“文艺黑线专政”。
从文艺创作来看，十七年来，不论小说、诗歌、电影、戏剧、音乐、美术、舞蹈、曲艺，都出现了一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好作品。
许多优秀作品描写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表现了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境界，在群众中广为传诵，成为鼓舞人民的巨大精神力量。
以群众性最广、人们最熟悉的电影艺术为例，从建国到1966年，全国各电影制片厂共拍摄了故事片五百一十八部，舞台艺术片一百一十五部，纪录性艺术影片四十部，共六百七十三部。
其中，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三百四十部，描写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题材的一百六十一部，这两类题材，占全部影片的百分之七十五。
表现古代和近代历史题材的九十三部，占全部影片的百分之十四。
其它题材的七十六部。
绝大多数表现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政治倾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占大多数，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是极少数。
粉碎“四人帮”以来，放映了六十多部十七年中拍摄的、长期受“四人帮”禁锢的影片，受到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
类似这样的影片还有不少，今后还要陆续放映。
诗歌、小说、美术等部门，政治上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也是多数。
戏剧等部门，特别是戏曲部门，传统剧目占的比例大，革命现代剧目发展较慢，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也是极少数。
尽管十七年来革命现代剧目发展较慢，但总的趋势是比例数在逐渐扩大。
特别是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革命现代戏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
就连文化大革命中经常演出的、被“四人帮”窃为己有并用以捞取政治资本的八部革命现代戏，不都是在十七年的文艺革命中诞生的吗？
所有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成绩是主流。
当然，十七年的文艺工作也有缺点和错误，但和成绩比起来，缺点和错误是第2位的。
毛主席指出，我国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它基本上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存在着某些不适应的部分和环节。
这个分析也完全适合于文艺领域的状况。
文学艺术中某些部分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是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和资产阶级思想以及旧的习惯势力造成的。
要知道，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彻底肃清它们的流毒，需要长期的、几代的努力，不可能在一个短短时间内消灭干净。
正因为文艺领域中存在着这些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东西，这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开展文艺革命。
这个革命是要保护同发展文学艺术中那些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东西，批判和清除那些同基础不相适应的东西。
但是，“四人帮”却完全颠倒过来，他们打着“文艺革命”的旗号，全盘否定十七年中无产阶级文艺的巨大成就，打击、扼杀文学艺术中那些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东西，炮制那些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阴谋文艺。
他们在诬蔑十七年为“文艺黑线专政”的同时，在文艺界实行最野蛮、最残暴的法西斯专政；
在诬蔑十七年的文艺队伍为“修正主义的文艺队伍”的同时，在文艺界大搞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他们推行“黑线专政”论的历史，就是围剿、扼杀社会主义文艺，炮制、推行阴谋文艺，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人民是无敌的。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亿万群众冲破“四人帮”的种种禁令，不断传诵着那些被禁止的好作品，怀念着为革命作过贡献的文艺战士。
随着“四人帮”在政治上的垮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艺终于重见天日，恢复了它的应有的历史地位。
三
“四人帮”为了兜售“文艺黑线专政”论，采取了极其卑劣的手法。
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到处扣帽子，打棍子，胡说谁反对“黑线专政”论，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复辟”、“回潮”、“翻案”。
这完全是对毛主席指示的蓄意歪曲、篡改。
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文艺界是“黑线专政”。
毛主席历来谆谆教导我们：
“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
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
这也是毛主席评价文艺工作的一贯思想。
只要我们完整准确地学习和掌握毛主席的指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恰恰是和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根本对立的。
1949年，当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毛主席作了科学的预言：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毛主席的预言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了。
1957年，毛主席高兴地写道：
“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1958年，毛主席总结了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对当时文艺战线的大好形势和巨大成就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在我国，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阔发展的道路。
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
这不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充分肯定吗？
这同“四人帮”炮制“黑线专政”论把文艺战线描写得一团漆黑不是完全相反吗？
当然，毛主席对文艺工作也有过许多批评。
但是，从这些批评中，绝对不能引出什么“文艺黑线专政”论来。
毛主席总是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评价文艺工作的，并不因为文艺工作有了成绩，就不去批评它的缺点和错误，也并不因为有了缺点和错误，就不去肯定它的成绩。
1951年05月，毛主席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尖锐地指出，文化界存在着思想混乱，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这个批评是尖锐的。
但同年10月，毛主席在全面总结全国工作的时候，又明确指出：
“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1954年，毛主席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压制小人物，同资产阶级唯心论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的错误倾向。
但在估价这场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的时候，毛主席充分肯定了斗争的胜利，指出，它“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毛主席在1963年和1964年对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严厉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文艺工作的干扰破坏，但同时仍然指出：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
这些事实说明，我们既不能用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肯定，来掩盖文艺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也不允许用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评，来否定文艺工作中确实存在的成绩。
否则，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
“四人帮”把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评和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肯定对立起来。
他们千方百计地封锁、抹杀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肯定，无限夸大、歪曲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评，用被他们所歪曲的只言片语，加以引申发挥，来否定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肯定。
这不是别有用心地阉割、篡改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呢？
“四人帮”特别是集中歪曲、篡改毛主席1963年和1964年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
他们不仅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两个批示妄加解释，而且公然断章取义，为其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寻找“根据”。
1966年07月，江青伙同陈伯达，借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机，在编者按中引用批示时，故意把“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这句话全部砍掉；
公然把批示中的“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改成了“文艺界”。
在以后的许多文章、讲话中，他们多次照此篡改，并且作了许多歪曲解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只要看看当时的历史条件，从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来看待毛主席的两个批示，就不难理解批示的精神实质。
三年困难时期，帝、修、反发起猖狂的反华大合唱。
与之相配合，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条战线都进行了干扰破坏。
对文艺战线的破坏，达到很严重的地步。
在文艺舞台，特别是戏剧舞台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一度嚣张起来，出现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在一些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中，发展起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的错误倾向。
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及时提出了批评。
毛主席的批评，是针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
当然，对广大文艺工作者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和鞭策。
很多文艺工作者很快就用实际行动改正了缺点错误。
在批示的指引下，文艺界开展了对于修正主义干扰破坏的批判，大批文艺工作者上山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农村文化工作队，文艺舞台上兴起了演革命现代戏的热潮。
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这些作了充分的肯定。
1964年，毛主席在北京观看了《朝阳沟》等十一出革命现代戏，每次都接见全体演出人员，给了革命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鼓励。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
“文化革命是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的。
在批判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思想的同时，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得到了发展。
今年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取得了初步的、意义重大的成就，对文化艺术的各个部门发生了影响，对文化革命起了推动作用”。
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讲得何等明白！
怎么能因为毛主席揭露了文艺工作的阴暗面，就把我们的文艺全盘否定，说得一团漆黑呢？
1971年，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毛主席这些指示精神也完全适用于文艺战线。
毛主席的批示对某些文艺部门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它仍然是对革命队伍内部的批评。
就文艺界来讲，犯错误的只是一少部分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问题。
毛主席对这些同志进行严厉批评，要求他们进行认真改造，完全是出于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并不是要打倒他们。
“四人帮”公然造谣，说什么批示定了“文艺黑线”的铁案。
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就要对“文艺黑线”实行“彻底砸烂”，对大批被他们打成“黑线人物”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就要实行“专政”。
这样，他们就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颠倒了路线是非。
这不是对毛主席批示的彻底背叛又是什么？
针对“四人帮”鼓吹“黑线专政”论，在文艺战线上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给文艺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毛主席表示了极大的义愤，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1975年07月，毛主席同邓小平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指出：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
百花齐放都没有了。
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
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主席还在一次书面谈话中，指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毛主席反复强调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1975年，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这些重要指示，正是对“四人帮”坚持“黑线专政”论、大搞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迎头痛击。
“四人帮”对毛主席的指示又怕又恨，严密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在报刊上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批示，甚至把毛主席批示当作“政治谣言”进行所谓“追查”。
所有这些，完全证明了，这一伙惯于打着毛主席旗号欺世盗名、招摇撞骗的野心家、阴谋家，恰恰是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上号召：
“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一一纠正过来。”
文艺界受“黑线专政”论的危害极其严重。
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
对于“四人帮”的流毒，要彻底批判，彻底肃清。
对于历史上错误的东西，要认真研究，引为教训。
对于历史上正确的东西，要坚决保护，充分肯定，积极发扬，一切诬蔑之词都要推倒。
打击邪气、发扬正气，明辨是非、坚持真理，彻底解放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生产力。
我们坚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打碎“四人帮”的反革命精神枷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文艺道路奋勇前进，我们的文艺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繁荣。
（原载《红旗》杂志1978年第1期）

北京长途电信局发扬人民邮电为人民的精神
一批话务员为抢救阶级兄弟受奖
新华社1978年01月10日讯
北京长途电信局的二十二名话务员最近为抢救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尚义县的七十二名阶级弟兄做出了贡献，长途电信局党委表扬了她们，并且号召全局职工学习她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去年12月初，尚义县三海洼大队发现有七十三名阶级弟兄误食苍耳中毒，其中重度九人（已死亡一人），中度十八人，轻度四十六人。
虽然县委组织医疗队进行了抢救，但重度患者病情仍在恶化。
为了寻找特效解毒药，地区卫生部门向北京市医药公司打电话求援。
北京市医药公司没有这种药，又找上海市医药公司联系。
1977年12月10日晚九时，北京长途台话务员单方群在接续电话时得知这一情况，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于是很快设法把电话接通。
但上海没有这种药品，说它是南昌地区生产的。
单方群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下一班值班长陆淑林，并向话务员刘力英交了班。
随后，北京市医药公司陆续挂了南昌、赣州、兴国、保定等地的电话，寻找特效药“万能解毒剂”。
陆淑林、刘力英迅速准确地接通了一个个电话，有的电话由于层层经转，声音较小，她们就和兄弟局的话务员一起替用户反复传话。
当了解到兴国县生产过这种药，但现在已经停产。
她们又仔细地询问了配方，一字一句地把配方传给张家口地区卫生局。
可是，当地配药时缺少一味主药“小活血”，话务员韩淑清等同志主动同天津、杭州、南京、上海等地的药店联系，最后在上海找到了这种药。
药找到了，怎么从上海送到张家口呢？
话务员们又主动同上海民航局、北京民航局和北京火车站联系。
在紧张的二十七个小时里，北京长途台的二十二名话务员先后打了一百七十多个电话，找了八十多个单位，在医药、民航、铁路和有关省、市邮电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迅速将药品送到了目的地，救活了七十二名中毒的阶级弟兄。
当地社员含着热泪激动地说：
这都是华主席、党中央领导得好啊！
最近，北京长途电信局党委做出决定：
给予话务员韩淑清、刘力英、陆淑林、腾淑珍同志各记大功一次；
给予话务员单方群、关立军、郭文华、谢香敏、张振英、李秀琴、何秀荣、杨家秋、闫惠贤、李培华同志各记功一次；
给予话务员杜秀英、秦燕伟、王建平、梅旭英、孙玲田、石力、刘畅、刘桂银同志书面表扬。
局党委召开了表彰大会，在会上授予二十二名话务员一面写有“人民邮电为人民，阶级兄弟心连心”的锦旗，并向她们颁发了奖状和奖品。
中共尚义县委和县革委会给她们赠送的锦旗上写着：
“阶级情谊深似海，极端负责为人民”，充分表达了全县人民对她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敬佩。

希尔主席和夫人离京回国
耿飚同志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1978年01月10日讯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爱·弗·希尔和夫人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今晚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肖白、林棠、蒋光化、林季良。

雷锋式的好干部徐超群为革命英勇献身
西藏军区通报表扬并号召所属部队向他学习
新华社拉萨1978年01月10日电
西藏军区最近通报表扬了为保证线路畅通奋战激流英勇牺牲的某通信部队四连载波技师徐超群，并给他追记一等功，号召所属各部队向他学习。
去年07月下旬，西藏江孜地区连降暴雨。
奔腾咆哮的年楚河，水位急涨。
24日上午，跨越河面的五对电话线，已有四对被洪水淹没，仅剩一对电话线眼看就要被洪水吞没。
徐超群和他的战友们冒雨来到年楚河畔，望着波涛翻滚的河水，心里非常着急。
为了保证电话线路畅通，徐超群提出了拉电缆过河沟通线路的方案，并且第1个抢起拉电缆的被复线，跳进咆哮的河水。
战士赵有余也跟着跳下去协助。
他们搏风击浪，奋力向对岸游去。
突然，狂风卷起巨浪向他们打来，徐超群身上背的拉线被冲散了，缠在他的脖子上，使他呼吸急促，游水困难。
当赵有余赶上去扶他时，他说：
“别管我，快把线拉过河去！”
可是，话音刚落，一排巨浪压了过来，把他们冲散了。
徐超群双手死死地抓着拉线，奋力向前游着。
就在这时，又一个恶浪打来，把他卷进了漩涡……。
徐超群出生在四川省垫江县一个贫民家庭里，1973年入伍，1975年入党。
他热爱本职工作，刻苦钻研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成为出色的载波技师。
干部战士都夸他是“雷锋式的好干部”。
（附图片）
西藏军区某部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派出卫生员帮助驻地公社培训赤脚医生。
这是部队卫生员和赤脚医生一起巡诊。
新华社通讯员摄

克里夫兰国际乒乓球赛结束
我队获男女团体男女单打和男双等五项冠军
新华社伦敦1978年01月09日电 克里夫兰国际乒乓球赛01月07日到08日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桑纳贝新城举行。
参加这次比赛的有中国、日本、英格兰、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威尔士和一些英格兰地区的运动员。
在两天中，举行了六项比赛，结果如下：
男子团体冠军中国一队（李振恃、王会元），亚军英格兰队（普·戴、贾维斯）。
女子团体冠军中国一队（朱香云、魏力捷），亚军中国二队（余锦佳、何泽萍）。
男子单打冠军李振恃，亚军王会元。
男子双打冠军李振恃和王会元，亚军日本的永濑和山吉。
女子单打冠军朱香云，亚军魏力捷。
女子双打冠军英格兰的哈默斯利和霍华德，亚军朱香云和魏力捷。
克里夫兰国际乒乓球赛是由克里夫兰郡文娱部组织的克里夫兰乒乓节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部分是由中国队对英格兰队的比赛。
这场比赛已经在06日举行，中国队以七比二获胜。
中国乒乓球队是应英格兰乒乓球协会的邀请，由王传耀率领于01月04日到达英国的。

南通社发表一项声明
宣布关于涉及南斯拉夫与越南特使会晤的消息是不真实的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8年01月09日电
南通社01月06日播发了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授权南通社发表的一项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据美联社1978年01月05日发自曼谷的消息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特使同某些国家的外交部长进行了会晤，其中有南斯拉夫外交部长；
并说这些国家的外长“表示完全和坚决支持越南政府在越柬冲突中的正义事业和立场”。
联邦外交部授权南通社宣布，涉及南斯拉夫的这一消息是不真实的。
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联邦外交部长米洛什·米尼奇在越—柬发生冲突以后没有接见过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特使，也没有接见过该国大使。
南通社外交编辑获悉，联邦外交部正忧虑地注视着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

巴德兰首相接见我驻约旦大使
新华社1978年01月10日讯
安曼消息：
约旦首相穆尔达·巴德兰01月09日在安曼接见中国驻约旦大使谷小波，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日朋友抢救我受伤远洋货轮“梅海号”船长
新华社东京1978年01月10日电
中国远洋货轮“梅海号”最近在太平洋上遇到大风浪，船长沙惠麒受伤。
日本朋友闻讯后，热情援救和帮助，充分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去年12月12日，“梅海号”从上海港启航向加拿大的温哥华方向驶去。
在距离东京湾四百六十海里的太平洋上遇到大风浪，船长沙惠麒在指挥航行时头部被撞伤，当天夜里病情突然恶化，昏迷不醒。
在这种情况下，“梅海号”一边准备回航，一边同日本横滨海上保安部取得联系，请求救助。
日方出动了侦察机和救助飞机，于15日把沙惠麒船长安全送到东京羽田机场。
与此同时，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朋友唐木田已同东京“国立病院医疗中心”取得了联系。
本来这个医院已经没有床位，但是，日本朋友们听说是抢救中国客人，便马上腾出床位。
脑神经外科主任吉冈和主治医生永宗以及下条惠美医生等都做好了抢救的一切准备。
经过几次检查，确诊沙惠麒船长患的是脑底动脉血栓。
这个医院从主治医生到护士全力以赴，经过十一天的抢救和护理，终于使沙惠麒从昏迷中开始有所知觉。
沙惠麒在东京治疗期间，下条惠美医生每天都几次到病房看望他，甚至牺牲休息时间主动前去护理。
下条医生还用中文写了“日中友好万古长青”几个大字挂在病床边。
主治医生吉冈对中国朋友说：
“我能亲手为中国客人治病，能为促进日中友好做一点工作，感到十分高兴！”
沙惠麒船长已于去年12月27日，在中国医生的护送下回到上海。

第3世界国家体育运动广泛开展
许多国家运动员以优异成绩出现在国际体坛上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新华社1978年01月10日讯
本社记者报道：
过去深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压迫的第3世界国家，随着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民族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得到较广泛的开展；
第3世界许多国家的运动员以较优异的成绩出现在国际体坛上，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战前，饱经忧患的非洲的体育运动很落后。
在过去历届奥运会获奖者的名单上，没有这个大洲选手的位置。
战后的1960年，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阿贝贝，在奥运会上夺得了马拉松赛跑的金牌。
这是在奥运会上获奖的第1名非洲选手。
从此，非洲运动员便开始以令人瞩目的姿态崛起于世界田径场上。
在1968年的奥运会上，肯尼亚男选手凯诺和另一名运动员蒂穆，分别获得了一千五百米和一万米赛跑的冠军。
凯诺和蒂穆在五千米赛跑中又分别获得了第2和第3名。
五千米赛跑这一项目的冠军也由非洲选手、突尼斯的加穆迪所获得。
到了1972年的奥运会，非洲健儿又荣获三面金牌：
肯尼亚接力队以二分五十九秒八获得四乘四百米接力第1名；
乌干达选手阿基—布阿以四十七秒八二的成绩获得四百米栏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
肯尼亚的凯诺，以八分二十三秒六的奥运会新纪录在三千米障碍赛跑中第1个到达终点。
肯尼亚选手还获得了三千米障碍赛跑第2名和四百米及八百米赛跑的第3名。
突尼斯的加穆迪获得了五千米赛跑的亚军。
埃塞俄比亚的伊夫特和沃尔德，分别赢得了一万米和马拉松赛跑的第3名。
西方体育记者在谈到非洲选手在中长跑方面的优异纪录时说，他们给予欧美选手的威胁，就象是刮起了“非洲旋风”。
非洲国家这些优秀体育成绩的取得，是同它们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分不开的。
去年，为了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多哥举行了各级学校、各种项目的体育比赛。
几内亚比绍的足球运动，目前已在广大劳动群众和青少年中得到了普及。
尼日利亚的乒乓球运动、肯尼亚的田径运动在普遍开展的基础上，许多项目成绩突出。
去年06月，在一次田径比赛中，肯尼亚的基蒙布瓦以二十七分四十七秒三的成绩打破了英国运动员贝德福德在1973年创造的二十七分三十秒八的世界纪录。
坦桑尼亚的巴伊，在1974年创造的三分三十二秒二的男子一千五百米世界纪录，现在还没有人突破。
西非国家去年08月，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举行有九国、一千五百名运动员参加的第1届西非运动会。
去年07月，非洲羽毛球联合会的正式成立、坦桑尼亚举办的第1届非洲国际羽毛球锦标赛，也有力地推动了非洲羽毛球运动的发展。
亚洲的体育运动，近一两年来也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
去年04月，在科威特举行了第1届亚洲手球锦标赛，在香港举行了第1届世界青年排球锦标赛亚洲区预选赛，在科威特举行了有七个海湾国家参加的第1届越野锦标赛。
曾连续举办过八届比赛的东南亚半岛运动会，自去年11月举行的第9届运动会开始，正式改名为东南亚运动会，从而使这个一直由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和新加坡四国参加的运动会进一步扩大。
这届运动会打破了五项亚洲运动会的纪录。
地处南亚的孟加拉国去年举行了第5届全国田径运动会，运动员们打破了三十二项全国纪录中的十六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运动员，于去年07月在丹麦举行的有三十三个国家参加的世界航空模型锦标赛中，获得了橡皮筋动力机和滑翔机模型两个项目的团体冠军。
朝鲜运动员李浩准，在1972年奥运会上创造的五九九环的小口径自选步枪六十发卧射的世界纪录，目前还一直由他所保持。
中国选手董湘毅，在1975年的一次比赛中，创造了女子手枪慢加速射（二十五米，六十发）五九二环的世界纪录，打破了苏联运动员斯托利亚罗娃在1974年创造的五八七环的世界纪录。
我国女选手王文娟，在去年的一次射箭比赛中，以三一五环的成绩，打破了美国运动员迈尔斯在1974年所创造的三一○环的女子七十米单轮射箭的世界纪录。
我国排球运动员去年在国际比赛中有了明显进步。
去年08月，在巴西举行的第1届世界青年排球锦标赛中，我男、女队双获亚军。
去年11月，我国男、女排球队获得了1977年世界杯排球赛的女子第4名和男子第5名。
在去年大学生运动会上，我国男子体操队荣获团体第3名，我国女篮和女排都获得了第5名。
在亚洲，除上述国家外，巴基斯坦的曲棍球从1956年第16届奥运会以来，一直保持在奥运会前三名的行列。
伊朗的摔跤活动在国际上享有声望。
1952年第15届奥运会以来，在历届奥运会的获奖者名单上，总可找到伊朗选手的名字。
拉美在体育运动的一些项目中，近年来取得了卓著成绩。
南美洲足球运动历史悠久，比较普及，实力雄厚，水平高并有独特风格。
在国际足坛上素负盛誉。
自1930年以来的十届世界足球锦标赛中，南美队曾获五次冠军（巴西队获三次，乌拉圭队获两次）、两次亚军和两次第3名。
南美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广布世界各大洲。
1974年，南美几个队在世界锦标赛中没有踢出应有的水平。
近几年来，南美各国都在积极筹备，加紧训练，充实力量，以便在1978年世界足球锦标赛中夺取更好成绩。
近年来，南美各队在保持自己特长的基础上又吸取了欧洲的经验，特别重视全攻全守的现代型踢法和集体协作。
北美洲的墨西哥足球队去年06月，在同世界冠军西德队的一次比赛中，以二比二踢成平局。
在田径项目中，一些拉美国家名列前茅。
目前，男子二百米十九秒八的世界纪录，自1971年以来，一直由牙买加选手夸里所保持。
他在1976年的第21届奥运会上，获得了男子二百米赛跑第1名和一百米赛跑第2名。
墨西哥选手恩里克·贝拉，去年05月，在挪威举行的一次国际田径赛中，以三小时五十六分三十八秒二的成绩，打破了由西德一名运动员在1975年创造的五十公里竞走的世界纪录。
古巴选手亚历杭德罗·阿萨纳斯，在去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跑出了十三秒二一的一百一十米栏世界最好成绩。
另一名古巴运动员阿尔维托·胡安托雷纳，在男子八百米赛跑中，以一分四十三秒四的成绩，刷新了他本人在1976年的奥运会上创造的一分四十三秒五的世界纪录。
随着本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第3世界国家参加国际比赛越来越频繁和广泛，本洲的、地区性的和国家间的体育比赛也日益开展。
在1977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近五十个第3世界国家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比参加上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国家增加了近二十个。
在国际体育水平迅速提高、各国运动员友好团结日益加强的世界体坛上，亚非拉体育运动近年来形势大好。
可以预期，今年将出现新的好成绩。
（附图片）
中、朝两国举重运动员在第8届亚洲举重锦标赛期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是他们在互赠队章。
　新华社记者摄

纪念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牺牲的波霍列营战士
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群众集会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8年01月09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01月08日，在斯洛文尼亚的波霍列森林里举行了四千人的群众集会，纪念三十五年前在这里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顽强战斗壮烈牺牲的波霍列营全体战士。
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执行委员会书记斯·多兰茨出席并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这场战斗“是南斯拉夫人民革命和解放战争史上的一首壮丽诗篇，它说明这样一个真理：
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为革命而牺牲是值得的。
虽然，波霍列营不存在了，但是，人民解放斗争的烈焰烧得越来越旺。”
多兰茨指出，战后南斯拉夫的经济、生活水平和其他方面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因为南斯拉夫是在自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解放了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和创造性。”
多兰茨在讲话中还谈到南斯拉夫今年所面临的各项具体任务。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8年01月10日电 据南通社报道，最近在南斯拉夫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科文地区发现了丰富的褐煤矿。
据初步估计，这个煤矿的蕴藏量近二亿二千万吨。
科文煤矿位于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南部多瑙河北岸，有三个煤层，最厚的煤层达十一米，被认为是很有开采价值的褐煤矿。
科文煤矿的发现和开发对于南斯拉夫最缺乏动力资源的伏伊伏丁那地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罗马尼亚农村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斯科尔尼切什蒂农业社加速机械化粮食成倍增产社员收入大有提高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最近，记者访问了罗马尼亚南部奥尔特县所属的斯科尔尼切什蒂农业社。
这是一个先进的生产单位，它在全国农业社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中经常名列前茅，1976年荣获全国一级“农业功勋”勋章。
透过斯科尔尼切什蒂，我们看到罗马尼亚的农村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斯科尔尼切什蒂农业社是斯科尔尼切什蒂乡（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家乡）的四个农业合作社之一，拥有二千六百公顷土地，二千六百人。
过去这里的土壤条件很差，酸性重，熟土层只有二十五厘米，下面又板又硬的粘土层，既不渗水，作物也难于扎根。
在这种土地上种庄稼，容易涝也容易旱，因此，长时期粮食产量不高。
六十年代，广大社员打响了一场变低产为高产的艰巨战斗。
他们开始种试验田，以便从中总结经验。
经过反复试验研究，决定从抓土壤、肥料和种子着手。
为了改良土壤，他们每隔三年用拖拉机普遍将土地深翻一次，深度不超过七十厘米，既达到松土的目的，又不把生土翻上来。
每隔五年他们在每公顷土地上施加四至六吨石灰，改变土壤的酸性。
他们根据土质成分，酌情施用农家肥和化肥，提高土地肥力。
目前每公顷地平均施过磷酸钙一百二十公斤、氮肥一百五十公斤。
他们在县农科站的指导帮助下，培育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高产良种。
此外，农业社还依靠自己的力量兴建了总储水量为七百万立方米的四个水库，解决灌溉问题。
农业社还不断提高机械化水平，现在平均每七十公顷土地就有一台拖拉机。
小麦的种、收和玉米的播种、中耕早就全部机械化。
辛勤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农业社的粮食产量迅速上升。
1959年小麦平均每公顷只有八百一十六公斤（亩产一百零八斤），而到1976年，在七百公顷面积的土地上，平均单产达到六千二百五十四公斤（亩产八百三十四斤），增长了近七倍；
前年玉米亩产一千五百四十七斤，比1959年增长了近十一倍。
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社办企业也逐步兴起。
1968年，农业社依靠国家贷款修建了一个大型的现代化暖房，种植西红柿、黄瓜和青椒。
六年全部收回了投资，1974年向国家偿清了贷款，目前暖房年产值已达一千五百万列伊（罗币名）。
自此以后，社办企业年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
1974年农业社依靠自己的资金建了一个肉鸡饲养场，目前它已养鸡一百二十万只，年产鸡肉二千吨。
一九七五和1976年，农业社自己投资兴建了两个机械化蛋鸡饲养场和一个机械化屠宰场以及肉类加工厂。
蛋鸡场现养蛋鸡十七万只，年产蛋三千八百万个。
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厂年产值为二千万列伊。
由于发展多种经营，农业社的收入有了显著增加，从1967年到1977年，产值增加了十一倍。
农业社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仅1976年，它就向国家多交售了一千八百多吨小麦、六千吨玉米、三百吨蔬菜、二十六万多公升牛奶、四百多吨鸡肉、一百多万个鸡蛋。
农业社的产值结构、劳动力的分布情况也都发生了变化。
1970年农业社总产值中，农业占百分之八十，畜牧业占百分之二十；
1977年这两项分别为百分之三十三和五十三，并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的工业成分。
全社一千三百名劳动力中，1960年从事农业的占百分之九十七，畜牧业占百分之三；
1977年这两项分别为百分之三十和五十三，工业劳动力占百分之十七。
社里工业企业的职工既是工人又是社员，农忙时节，根据需要，他们照样参加农业劳动。
随着集体生产的不断发展，社员收入有了很大提高，集体福利事业日益增多。
1960年，一个劳动定额所得为十三列伊，社员平均月收入为三百三十二列伊，1977年一个劳动定额所得增加为九十四列伊，社员平均月收入增加到二千五百列伊。
农业社用公积金为社员兴建住宅，计划到1980年有百分之八十的社员将迁入新居。
农业社还拥有自己的疗养所、托儿所和幼儿园。
和斯科尔尼切什蒂农业社一样，斯科尔尼切什蒂乡的另外三个农业社的面貌近年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四个社的联委会正在采取措施，以便使它们将来合并为一个大社，更加有利于农业和社办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附图片）
斯科尔尼切什蒂农业社的机械化养鸡场，养鸡一百多万只，年产鸡肉二千吨，鸡蛋三千八百万个。
　新华社稿

一种“化”法
莫斯科天天都在叫喊的“缓和物质化”，究竟怎么“化”法，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的作者提供了一个说明。
这位作者不是不相信“缓和”的，但他看到，苏美搞了八年“缓和”，战略武器会谈还在讨价还价，双方贮存的核武器却增加了一倍，双方“军事机构每天都需要考虑战争问题，为战争制订计划并创造‘打赢’战争的条件”，因此，“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却比过去更加严重”了。
这就是一种“化”法，由相信“缓和”“化”为失望，再“化”为对立面。

及时的警告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最近再一次警告说，“如果非洲之角的形势有所恶化，应当由那些在非洲制造紧张局势的人负责。”
这个警告是十分及时的。
西方报刊最近不断报道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策划针对非洲之角的新的军事行动。
这种报道，从苏联最近在非洲的某些活动看来，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引起全世界密切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去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苏联突然动用它百分之十五的空运力量，用约二百二十五架运输机，载运军事物资飞往非洲之角和非洲其他一些地方。
在三个星期内，这种大型运输机不断地从苏联境内的不同基地起飞，偷越近十个国家的领空。
邻接苏联的许多国家的雷达站同时发现这次不寻常的大规模空运，其中好几个国家曾下令空军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在此期间，苏联还发射了一颗卫星，配合这次空运。
据西方的报道分析，苏联这次大规模空运不仅是为了运输军火武器，而且是在为将来空运苏联军队或其雇佣军对非洲进行新的武装干涉进行准备。
与此同时，还有大批载运军事装备的货船由苏联港口驶往非洲之角。
苏联的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和另一个副部长索科洛夫在此期间先后到地中海、红海沿岸进行了不可告人的活动。
这是一个不祥之兆，说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于它被赶出索马里和被排斥在中东问题谈判之外，是绝不会甘心的。
它正急于趁阿拉伯国家的注意力分散之际，在非洲之角制造紧张局势，从侧翼牵制威胁阿拉伯国家以便扭转不利局面，加强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争夺。
对于苏联的这一阴谋，阿拉伯人民和非洲人民已经提高了警惕。
苏丹总统尼迈里01月08日向全世界揭露苏联干涉的危险，指出苏联正在用非洲人打非洲人的帝国主义手段来实现其卑鄙的目的。
许多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领导人纷纷呼吁加强团结，来对付超级大国分裂和破坏它们反帝反霸阵线的阴谋。
在团结战斗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面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任何新的干涉阴谋，都必将归于失败。

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指出
土希两国能够解决彼此间的问题
新华社安卡拉1978年01月09日电
据安卡拉报纸报道，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01月08日在安卡拉招待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宴会上指出，土耳其和希腊应当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并实行富有成效的合作。
埃杰维特总理说：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共同利益远比这两个邻国之间当前存在的问题重要。
因此，我相信，随着互相信任和继续进行直接对话的气氛的建立，两国将能容易地找到公平可行的办法来解决当前损害两国关系的问题，并在多方面实行富有成效的合作。
近代史多次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
土耳其政府将为此作出一切努力。”
他还说，应该努力“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瓦尔德海姆是在01月07日抵达土耳其的。
09日，他在安卡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和埃杰维特总理就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形势及其他问题举行了会谈。
新华社安卡拉1978年01月10日电
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在结束了对土耳其为期四天的访问之后，于01月10日离开安卡拉。

在津巴布韦人民武装的沉重打击下
史密斯政权又玩弄“内部解决”骗局
新华社卢萨卡1978年01月10日电
据赞比亚《星期日时报》最近报道，从去年12月初开始的在罗得西亚首府索尔兹伯里举行的所谓“内部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谈判，暴露了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坚持顽固的反动立场。
这次谈判是在史密斯同津巴布韦民族主义者穆佐雷瓦、西索尔和酋长奇劳之间进行的。
近几年来，在津巴布韦人民武装的沉重打击下，史密斯政权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
为了维持其反动的种族主义统治，史密斯不断使用反革命的两手：
一方面加紧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武装镇压，另方面不断玩弄“和谈”骗局，把“和谈”作为缓兵之计。
最近，他又提出搞“内部解决”谈判的新花招。
为了欺骗和蒙蔽津巴布韦人民，在所谓的“内部解决”谈判之前，去年11月25日，史密斯公开声称愿意接受“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但是，谈判进行当中，他又提出了许多维护反动统治和白人利益的荒谬要求。
《星期日时报》报道说，史密斯坚持在未来的议会中，使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白人代表占有三分之一的议席。
他狂妄地声称，“这是不能谈判的问题，是政府的一贯立场。”
他还坚持要保留反动的保安部队，并且威胁说，假如解放战争扩大，他就让南非军队到罗得西亚来帮助镇压。
史密斯的“内部解决”骗局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坚持武装斗争的津巴布韦人民的反对。
史密斯的“内部解决”方案刚一出笼，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就坚决表示反对。
爱国阵线的发言人明确指出，史密斯这一计划是“骗人的”。
他强调：
“史密斯只是退到另一次走马灯式的谈判，而这不会有任何结果”。
这位发言人还警告说：
“在真正的民主建立以前，游击战将继续下去”。

巴列维国王访问埃及
同萨达特总统就中东形势等问题进行会谈
新华社开罗1978年01月10日电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结束了对埃及的一天访问后，于01月10日离开阿斯旺前往沙特阿拉伯。
巴列维国王同萨达特总统就中东形势的最新发展进行了会谈。
他们还就两国感兴趣的重大国际问题和促进埃及—伊朗合作的手段等问题进行了会谈。
巴列维国王离开时在机场受到萨达特总统、穆巴拉克副总统和萨利姆总理的欢送。

巴拿马人民纪念反美爱国斗争十四周年
学生联合会呼吁人民警惕美国破坏新运河条约的阴谋
新华社巴拿马城1978年01月09日电
巴拿马学生联合会和其他三十个群众组织01月09日在首都巴拿马城举行集会和游行，纪念1964年01月09日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十四周年。
巴拿马各界人士数千人参加了集会和游行。
教育部长阿里斯蒂德斯·罗约和劳工部长阿道弗·阿乌马达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也参加了这些纪念活动。
在市中心的波拉斯广场举行的集会上，一些发言者强烈要求美国参议院立即批准新运河条约。
巴拿马学生联合会一位领导人指出，巴拿马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被美国侵略者杀害的二十一名爱国学生，并将继续斗争直到取得祖国的全部主权。
他还谴责一些美国参议员利用批准新的运河条约这件事作为对巴拿马政治和经济的一种讹诈手段。
集会以后，与会群众抬着二十一具棺材，高举着写有“01月09日：
斗争没有结束，斗争在继续”、“争取解放和主权”、“不解放，毋宁死”的标语，沿着“烈士大街”举行了示威游行。
示威者还进入运河区，高呼“团结一致的人民永远是不可战胜的”、“运河区是巴拿马的”等口号。
接着，示威者前往烈士陵墓，对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表示悼念。
这一天，在巴拿马其他一些城市也举行了纪念活动。
新华社巴拿马城电
巴拿马学生联合会1977年12月28日向巴拿马人民、所有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力量和组织发出呼吁，呼吁他们大规模地参加1964年01月09日事件十四周年的纪念活动，以表明巴拿马人将制止美国那些企图否认巴拿马对运河区拥有主权的人所玩弄的阴谋和讹诈。
在12月28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巴拿马学生联合会领导成员谴责美国玩弄阴谋诡计，它为阻止巴拿马人民的民族解放进程，不仅进行“外交和政治讹诈，而且进行军事与经济讹诈，同时还有精神上的讹诈”。
联合会的一位领导人指出，“斗争是艰巨和长期的”。
他说，“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但是，“倘若到03月份还不能批准巴拿马运河新条约，我们将和巴拿马人民一道，准备投入争取解放的斗争”。

日本人民要求苏联早日归还北方领土
去年有一万多人到纳沙布地角眺望北方四岛
新华社东京1978年01月10日电
去年以来，日本人民通过出版书籍、征集标语等形式，要求苏联早日归还日本北方领土。
日本北海道等地去年出版的一些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的书籍，受到读者的欢迎。
这些书籍有，为开拓北千岛的占守岛等岛屿而献出半生精力的别所二郎藏写的《我的北千岛记》；
在北方四岛执教多年的人们集体撰写、并由村田吾一编辑的《千岛教育回忆录》；
曾在私立网走高中进行北方领土教育的吉井宣写的《北方领土教育》；
曾在择捉岛任教三年的石野荣次郎撰写的《择捉涛声——还我岛屿》等。
这些书的作者们面对苏联企图永远霸占北方领土的现实，详细地记述了北方领土的情况和他们过去在北方岛屿生活的情景，以唤起人们投入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的斗争中去。
北海道知事堂垣内尚弘为《千岛教育回忆录》写的前言说：
“北方领土是日本国民从自己祖先继承下来的领土，从历史、地理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看，都证明是我国的固有领土。
实现早日收复北方领土是一亿一千万国民的宏愿。”
向广大日本人民征集要求收复北方领土的标语，也是日本要求收复北方领土运动的一种形式。
这项活动，每年由日本北方领土对策协会主办。
据这个协会公布，1977年度从各地征集的标语总数达一千九百八十四条，比前一年多五百多条。
应募的人遍及全国四十七个都道府县。
标语的内容，充分反映了日本人民热望早日收复被苏联霸占的北方领土的呼声。
如北海道的一位工人写的标语是：
“北方领土是我们的祖先开拓的，还我岛屿和海洋！”
另一条标语的作者在写了“北方领土，世界都承认是日本的领土！”
这条标语后说，北方领土是日本的，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苏联应该无条件地归还给日本。
去年，日本全国还有大批人士前往纳沙布地角眺望北方四岛，表达了他们渴求早日收复北方领土的迫切愿望。
据根室市领土对策机构统计，去年，日本各地共有一万多人有组织地集体到纳沙布地角眺望北方四岛。
其中有很多是拥有一千人左右的大型团体。
此外，来自全国十六个都道府县的日本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有三十五批，共二百三十七人。
根室市要求归还北方领土运动的一位有关人士指出，这些团体前来眺望北方四岛是一件大事，证明日本国民对北方领土越来越关心。
（附图片）
从日本各地到北海道纳沙布地角“望乡之家”参观的群众，通过望远镜遥望日本北方四岛。
新华社稿

美苏进行新的武器试验
新华社1978年01月10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防部01月09日宣布，美国在01月07日对新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了第1次试验。
这次试射是在内华达州内利空军基地进行的。
这枚巡航导弹是从美国海军的Ａ—6飞机上发射的。
在这以前，美国国防部01月06日发表声明，证实苏联在去年12月21日对一个作为靶子的卫星发射了一个进行截击的反卫星的武器。

造谣有赏
苏联头目01月06日颁发勋章，表彰塔斯社用“如实反映情况的及时而目的明确的报道”“造成世界舆论”的“英勇劳动”。
事有凑巧，01月07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断然否认苏联塔斯社和《真理报》最近关于巴基斯坦飞机把中国军事装备运往索马里的谣言，指出俄国的这类报道，都是“毫无根据的”。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塔斯社是造谣社，《真理报》上无真理。
苏联头目就是用一吨重的勋章来奖赏塔斯社的造谣，也改变不了世界舆论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谴责。

非洲国家和解放组织领导人发表新年文告和讲话
呼吁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反对外来势力干涉
新华社1978年01月10日讯
在1978年到来之际，非洲国家和解放组织领导人纷纷发表新年文告或讲话。
他们强调必须反对外来势力对非洲事务的干涉，呼吁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为加速非洲大陆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面对着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的激烈争夺，特别是那个披着“天然盟友”外衣的超级大国的侵略和干涉，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感到严重不安。
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在新年文告或讲话中强烈谴责这种干涉行径，并表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指出，大约两年以来，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已扩大到了非洲。
布隆迪总统巴加扎说：
“在大国热衷于在我们大陆进行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我们愤怒地看到使我们的机构不稳定的企图和对和平与我们各国人民安全的威胁。”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揭露说：
“在（非洲）敏感和局势严重的地区，总是可以看到某些大国的势力，那里的局势总是同某些大国有直接或间接的牵连。”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谴责邪恶势力在非洲之角“点燃了紧张和公开战争的火焰”。
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埃特基在新年文告中强烈谴责有人利用非洲国家之间的争吵而进行无耻的干涉。
他郑重宣布：
非洲国家“决心维护和巩固它们的独立、主权和统一”。
这些新年文告和讲话强调非洲国家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
几内亚总统杜尔说：
“在新年之际，我们庄严地重申几内亚人民和政府为不断加强非洲团结的基础而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的愿望。”
他希望，“1978年将是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和几内亚之间完全和解、真诚合作和有效的团结的一年”。
几内亚比绍国务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卡布拉尔在谈到东非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着的分歧时，要求“这些兄弟国家在1978年能够找到这个地区所有人民都支持的正确解决冲突的办法”。
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希望在非统组织范围内找到解决非洲国家之间冲突的办法。
他说：
“必须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和本着兄弟般的精神，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不断加强非统组织的团结。”
蒙博托总统针对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对非洲国家的分裂阴谋，呼吁非洲国家“联合和团结起来，挫败外国的分裂和统治势力”。
非洲国家领导人还在新年文告或讲话中重申他们对南部非洲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明确指出，加紧武装斗争将仍然是争取解放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结束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最重要的手段。
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希望1978年将成为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部队和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部队所进行的解放斗争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
他要求“非洲应不惜一切地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更加孤立，并且增强南非解放运动斗争的能力”。
卡布拉尔主席谴责南非种族主义者正在玩弄阴谋，企图继续统治南非人民。
他表示相信，“只要南非人民努力开展解放斗争，就能够摆脱种族隔离，建立所有公民都享有同等权利的自由而独立的国家”。
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重申，他的国家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强调继续支持津巴布韦爱国阵线领导的斗争和南非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津巴布韦民族主义领导人穆加贝强调加强游击战争，要求津巴布韦人民把1978年变成“人民年——在这一年里，每一个村庄、地区、省份、城市、市镇、矿山或农场的被压迫群众都要全面地、有效地发动起来，支持他们自己的战争”。
非统组织秘书长埃特基号召所有非洲国家和解放运动加强他们的共同斗争，争取非洲大陆的彻底解放。
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在新年文告或讲话中，还强调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表示要加强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
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奥巴桑乔说：
“我们将继续为非洲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和为加强我们战胜物质上的贫穷以及随之而来的低生活水平的能力而斗争。”
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强调“在同不发达状态作坚持不懈的斗争中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的重要意义。
坦桑尼亚总理索科伊内号召全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全力投入农业生产。
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要求突尼斯必须“为达到粮食自给而加倍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加紧开发水力资源”。
乌干达总统阿明警告“超级大国不能用它们的经济实力支配小国”。
埃亚德马总统强调必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