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显英雄本色　克服罕见困难　创造人间奇迹
开滦原煤日产量达到震前水平
据新华社石家庄1978年01月01日电
遭受强烈地震破坏的开滦煤矿，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恢复建设，1977年12月平均日产原煤七万吨，达到了地震前的水平。
这个奇迹向人们宣告：
开滦工人阶级确实不愧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英雄队伍。
开滦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排出的井下积水共达一亿六千多万吨，等于两个十三陵水库的蓄水量。
同时修复了七百四十多里长的巷道，修好三万三千多台机器设备，盖起六十二万平方米的永久性工业建筑。
1977年生产原煤一千二百七十二万吨，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开滦的奇迹是怎么来的？
这里的干部和工人满怀激情地回答：
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指挥，全国军民大力支援，开滦矿工英勇奋斗的成果。
在恢复矿山的日子里，“铁人”精神、大庆作风在开滦大大发扬。
各矿都有一批矿工，下井总是带着两班的干粮、两盏矿灯，连干两个班；
有的还连干三个班、四个班，直到领导干部赶他们才上井。
马家沟矿开拓区青年工人李金来，从震后第7天开始，天天干两个班，到1977年底整整出了九百个工。
（附图片）
遭受强烈地震破坏的开滦煤矿现已一派新气象。
这是唐山矿的原煤外运。
　新华社记者摄

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
岳平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1年胜利结束了。
1978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重要的一年。
我们应当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这新的一年？
新　的　课　题
全国解放前夕，面临历史的伟大转折，毛主席曾经向全党提出：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1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我们面临在本世纪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起点。
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
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的大国，要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内，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工业、国防到科学技术，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从国内角度看，从世界范围看，都是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人们的物质生活到精神面貌的深刻改造。
它的成功，不但将改变整个中国的现状，而且将影响世界的革命进程。
我们还应当看到，“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但是“四人帮”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造成的困难，尚待我们继续克服。
被“四人帮”破坏了的，要百废俱兴。
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为了适应新时期的新任务，我们要树雄心，立壮志，要有一种奋发图强，百折不挠，敢破敢立，脚踏实地的精神状态。
这种精神状态，要求我们在新事物面前，具有高度的革命敏感性和革命果断性。
善　于　学　习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这就是困难。”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毛主席讲过的这些话，今天听起来是多么亲切。
我们的领导和思想水平，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要更好地适应新的历史任务提出的要求。
我们要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具备革命者的一种可贵品质，就是对新鲜事物的敏感。
我们有的同志缺乏这种敏感，不善于学习新东西，思想套上了精神枷锁，工作掉进了事务深渊。
“四人帮”制造了一系列精神枷锁，设置了一系列思想禁区，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僵化，不接受新事物，怕研究新问题。
“四人帮”的这种流毒极为严重，必须肃清。
除此以外，心有余悸，怕担风险，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等等消极的东西，也是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应当统统去掉。
思想不敏感的另一种原因，是钻进公事堆里，好象掉进了深渊，看不见外面的世界，无法观察新事物，无法考虑新问题。
毛主席告诫我们，不注意接触群众和干部，“单是办公事，不研究问题，那是危险的。”
“这样，就嗅不到政治气候，鼻子很迟钝，害政治感冒。
鼻子塞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气候，闻不到。
今天陈毅同志说了，事物冒了一些头就要能够抓到。
事物已经大量地普遍存在，还看不见，那就太迟钝了。
这种情况需要注意。”
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都是新事物。
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打碎精神枷锁，跳出事务深渊，以高度的革命敏感去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领导水平，改进工作方法，使自己的思想不断更新，始终走在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前头。
“四人帮”是历史上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他们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对一切革命的新事物。
但是他们在搞阴谋活动方面，确有高度的反动政治敏感，一有新的政治动向，他们反应很灵敏，很善于随机应变，抢过旗帜，进行他们的反党活动。
而我们有的同志在革命的新事物前面和革命的新进程中，却往往比较迟钝，劳累不堪，事情却未办好。
我们应当接受历史教训，不断提高革命敏感性。
多　谋　善　断
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革命带来的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不但逼迫我们要有对新事物的高度敏感，还要求我们在新事物层出不穷的环境中善于作出判断，把革命的敏感性同革命的果断性结合起来。
这就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要多谋善断。
多谋善断，重点在谋。
谋，是为了断。
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
什么叫多谋？
就是与多方面商量，向多方面作调查。
我们了解情况，制定方案，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研究各种材料，走群众路线。
有的同志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群众谋得少。
这样，了解情况就不全面。
我们不仅要与左右的干部谋，更要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谋；
不仅与相同意见的同志谋，更要注意与不同意见的同志谋。
既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你就应当与他谋，看看他的意见怎样。
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等。
最重要的方法是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的第1线去谋。
要了解农业情况，解决农业问题，就上农村生产队去谋。
要了解工业情况，解决工业问题，就上工厂车间去谋。
要了解科研情况，解决科研问题，就上研究室去谋。
要了解教育情况，解决教育问题，就上学校课堂去谋。
要了解商业情况，解决商业问题，就上商店柜台去谋。
要了解军队情况，解决军队问题，就上连队去谋。
总之，一切新事物都出在第1线，领导人员的头脑，只能起一个加工厂的作用。
我们要使自己的头脑跟上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多谋于各条战线的第1线。
什么叫善断？
就是在多谋的基础上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少谋武断不行。
穷于应付，无法迈开腿上第1线去，根本不同人家商量，就下判断，这叫武断；
还有一种，有谋无断，想来想去，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不果断，也不行。
多谋就能稳准，善断就能好快。
毛主席讲过三国时袁绍的故事，要我们引以为戒。
袁绍出身望族，四世居三公位，在封建士大夫中威信很高，门生故吏遍于天下。
兵强马壮，有几十万军队，号称长戟百万，胡骑千群。
那时曹操只有四万兵。
可是几年之间，袁绍就被曹操彻底打垮了。
曹操部下有个参谋叫郭嘉，批评袁绍的要害是“性迟而多疑”，“多端寡要，好谋无决”。
既不敏感，又不果断，结果垮了台。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有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完全可以做到多谋善断。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抓纲治国，朝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全世界会看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征途上，不但善于战胜国内外阶级敌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将善于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华国锋总理电唁萨巴赫·萨利姆·萨巴赫埃米尔逝世
新华社1978年01月01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01月01日打电报给科威特国埃米尔谢赫·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对谢赫·萨巴赫·萨利姆·萨巴赫埃米尔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电报全文如下：
科威特科威特国埃米尔谢赫·贾比尔·艾哈迈
德·萨巴赫殿下：
惊悉谢赫·萨巴赫·萨利姆·萨巴赫埃米尔殿下不幸逝世。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殿下，并通过殿下向科威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对他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谢赫·萨巴赫·萨利姆·萨巴赫殿下生前为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发展中科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相信，科威特政府和人民在殿下的领导下，将在独立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1978年01月01日于北京

四川举行五届人大、四届政协首次会议
赵紫阳当选为省革委会主任杜心源当选为省政协主席
据新华社成都1978年01月01日电
四川省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于1977年12月15日到20日在成都举行。
大会提出要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把四川建设成为祖国巩固的战略后方基地而努力奋斗。
出席大会的一千九百九十名代表中，包括汉、彝、藏、苗、羌、回、满、白、傣、哈尼、朝鲜、土家十二个民族和归国华侨代表。
大会选出了新的一届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四川省出席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赵紫阳当选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徐驰、鲁大东、李子元、何郝炬、任明道、钱敏、刘海泉、茹夫一、李林枝、乔志敏、管学思、杨汝岱、吴希海当选为副主任。
12月20日，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任命张子英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赵紫阳同志代表上届省革命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
他说，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四川省九千万各族人民，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联系四川实际，狠抓了“两个环节，一个关键”。
“两个环节”是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势力；
“一个关键”是整顿领导班子。
现在，“四人帮”在四川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基本摧毁，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已大体查清，“四人帮”所支持、纵容和包庇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沉重打击。
人们已开始从“四人帮”强加的精神枷锁中挣脱出来，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开始出现。
赵紫阳同志说，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使生产力获得大解放。
今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都突破了历史的最好水平，扭转了由于“四人帮”长期破坏而造成的工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甚至严重下降的状况。
其中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长一成，各种经济作物样样增产。
工业总产值提前五十六天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
钢铁、煤炭、天然气、发电量、化肥、交通运输货运量等，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社办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一倍以上。
基本建设速度普遍加快。
财政收入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
赵紫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了四川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
他说，从1978年到1985年，是四川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性的八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动员全省人民，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奋战八年，为把四川建设成为祖国巩固的战略后方基地，为国家为人民多作贡献而努力奋斗。
赵紫阳同志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开足马力，争时间，抢速度，尽快实现四川的发展规划。
为了加快速度，要切实贯彻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第1，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加速县、社工业的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县、社工业化，就不可能有农业机械化的高速度。
我们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实现县、社工业化，造成一个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这样就能大大加快整个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第2，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道路。
有步骤地把分散在农村中的大中型企业和周围农村人民公社结合起来，按工农业并举的方针，既把工厂搞好，又加速农业机械化和公社工业化。
人民公社首先把粮食生产搞上去，还要为工厂提供更多的蔬菜和副食品。
第3，打破行业界限，组织社会主义大协作、大会战。
要打破门户之见，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协作解决缺门短线问题。
第4，大搞挖潜、革新、改造，充分发挥现有潜力。
这个问题抓住了，不增加多少人力、设备和资金，就可以大幅度增产。
赵紫阳同志在谈到明年的中心工作和任务时说，1978年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掀起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一年。
要把干劲鼓足，把措施搞扎实，争取第1季度实现“开门红”，上半年实现“双过半”，坚决扭转年初松、年末赶的被动局面。
明年在农业方面着重抓好农田基本建设、科学种田、支农工业、多种经营四件事。
工业方面要从企业管理上挖增产潜力。
要狠抓电、气、煤、运输和原材料等薄弱环节，大搞增产节约。
赵紫阳同志说，实现明年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新跃进，最根本的就是要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
明年全省的工作中心要狠抓“一批两整顿”，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整党整风和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整顿，特别是整顿企业和社、队。
企业和社、队整顿的内容，主要是整顿领导班子，整顿队伍，整顿作风，整顿管理，落实政策。
他指出，企业要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把各项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起来。
农村要把计划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建立和健全起来，搞好定额管理，评工记分，提高劳动效率。
不论企业和社队，都要减少非生产用工，压缩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第1线。
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要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坚持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
在农村一定要抓好分配工作。
今冬明春要认真清理乱支现象，干部要带头归还欠款，使分配兑现。
粮食分配要贯彻“三兼顾”的原则，坚决压中间，保两头。
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分配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保证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产增收，得到实惠，进一步把广大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赵紫阳同志说，要完成我们面临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省上下有一个新的思想风貌，新的精神境界，这就是树立为国家为人民多作贡献的思想。
四川是个大省，人口多，资源丰富，又地处祖国腹心地带，义不容辞地应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现在，四川各方面的潜力很大，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有很多的有利条件，关键在于各级领导要有为国家为人民多作贡献的思想和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
树立了这种思想，才会有雄心壮志、宏图大略；
才能振起精神，出智慧，出干劲；
才能坚韧不拔，战胜困难；
才能坚持两分法前进。
树立了这种思想，就会变成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把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把潜力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
赵紫阳同志说，我们一定要砸碎“四人帮”强加给我们的许多精神枷锁，冲破他们设置的种种“禁区”，把思想解放到新的高度，改变那种心有余悸，想干不敢干，该管不敢管，该斗不敢斗，左顾右盼，徘徊不前的精神状态，鼓足干劲，大干社会主义，使四川省的面貌来一个打动人心的大变化。
赵紫阳同志的工作报告在代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大家认为，这个报告体现了全省军民大治快上的战斗决心，表达了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
据新华社成都1978年01月01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第4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于1977年12月13日到22日在成都举行。
会议通过决议，号召全省各界人士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同全省人民一道，为把四川建设成为祖国的巩固的战略后方基地而努力奋斗。
政协四川省第4届委员会委员共八百二十人，比历届人数都多。
其中有藏、彝、回、苗、羌、满、土家和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委员。
委员们列席了四川省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政协四川省第3届委员会的会务报告，选出了政协四川省第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一百三十人。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杜心源当选为本届省政协委员会主席，杨超、张秀熟、童少生、谷志标、张呼晨、彭迪先、石础（女）、王定一、任景龙、罗承烈、徐崇林、果基木古（彝族）、赵孟明、乔钟灵、田一平、刘星垣、降央伯姆（女，藏族）当选为副主席，李修为秘书长。
中共四川省委第1书记赵紫阳同志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并在闭幕式上讲了话。
会上，委员们忿怒揭批“四人帮”破坏统一战线工作的罪行。
他们说，“四人帮”不准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爱国，剥夺爱国人士为人民服务的权利。
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提出要进一步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我们一定要振奋精神，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革命到底。

打倒“四人帮”后的一大喜事
全国百分之六十的职工增加工资
新华社1978年01月01日讯
打倒“四人帮”后的一大喜事，是从1977年10月01日开始，全国平均每十个职工中有六个人增加工资。
这次长工资的主要对象，是参加工作多年，工资偏低而表现较好的职工。
其中占全国职工总数百分之四十六的人，基本上按现行工资级别增加工资；
另有大约百分之十八的人，由于他们的工资标准偏低，也适当增加了一些工资。
国家劳动总局负责人对记者说，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次给职工增加的工资总额和增加工资的人数，都是建国二十八年来最多的一次。
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国民经济的后果还没有完全消除，我国的经济还比较落后，这次工资增长的幅度还不很大，一般提高百分之十几。
我国从1956年全国实行统一工资制度到1977年，先后共调整六次工资。
1955年年底以前，原来各个大行政区还分别调整过两次至三次工资。
每次调整工资的重点都是工资比较低的职工。
另外，为了适当缩小工资高低之间的差别，还三次降低了党内领导干部的工资。
1977年增加工资，是一次很实际的路线教育。
谁关心人民生活，谁不管人民的死活，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1974年和197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曾两次决定给部分低工资职工增加工资，这两次都由于“四人帮”捣乱破坏而不能实现。
许多职工在评工资的时候说：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才初见成效，就给这么多人增加工资，自己评上了高兴，评不上也感谢党中央、华主席的关怀，横竖国家有前途，个人有指望了。
这次调整工资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增加哪些人的工资，是根据政治表现、劳动态度、贡献大小和技术高低，由群众评议，党委批准。
这件喜事办得早的地方，被评上的职工已经拿到新增加的工资。
来自全国各地的消息都说，经过揭批“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和评工资，现在工厂里劳动纪律好了，上班干满点、出大力的多了，下班学理论、钻技术的风气浓了，吊儿郎当的人少了。
1977年增加工资同历次增加工资一样，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
据有关部门统计，1977年国家收购的工业品和农副产品，预计都比1976年有较多的增长。
在商品销售量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全国商品库存量也增加了。
这就可以保证在社会购买力增加的情况下，保持物价稳定。

一丝不苟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记者在福州一中校革委会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看见一个精神焕发的老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翻阅物理书籍。
他就是曾发誓不再教书的物理教师、现任校革委会副主任的林桐绰。
现在，他不仅下决心要抓好全校教学工作，而且又积极地承担了物理课教学。
在和林桐绰交谈时，记者听他介绍了“四人帮”的“两个估计”对这所学校所造成的破坏，就想：
如何尽快地提高教学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时，林桐绰猜透了我们的心思，他马上说：
“抓纲治校，千头万绪抓根本。
衡量一所学校办得好坏，主要看教学质量如何。
要使学生学好，首先要老师教好，而教好又取决于把课备好。”
这是他三十多年来的教学经验之谈。
过去，他除了上课做实验，下课辅导批作业外，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考虑如何把课教好，让学生掌握得快一些，理解得深一些，懂得多一些。
他经常总结教学经验，二十多年如01日，记了许多本厚厚的教学笔记，编著了一本深受广大师生欢迎的《中学物理教学问题论析》。
按照林桐绰老师物理教学的丰富经验，现在，他完全不用备课，就能熟练地讲解初二物理课。
但他依然利用休息时间编好教案，备好课，一丝不苟。
“如果照本宣科，填鸭式地讲，我不备课也能教，但这是混日子。”
林桐绰对记者说：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除了害，又砸碎了‘两个估计’这副精神枷锁，我们更要百倍努力当好人民教师，课前要尽量想得周到一些。
不能等待学生问什么答什么，要主动地引导他们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
他利用假日，通读了初二物理教科书，演算了所有的练习题，把计划教完这本书要达到的要求，用什么办法来达到，都详细地写进教案，严格地按教案要求来教课。
他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准备第2天的课程。
他说，课堂如“战场”，必须打有准备之“仗”。
课前，他针对学生的实际，反复考虑那些是疑点，难点，怎么突破，直到连教具、画图都准备好为止。
课后，他经常及时记下自己教学中的问题，也记下学生对某一问题的好见解，使一题多解，一例多用。
面对被“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全校学生程度参差不齐的现状，林桐绰信心百倍地告诉记者，只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提倡的教授方法，不断改进教学方法，真正从实际出发，狠抓基础，积极补缺，教学质量就一定会很快提高的。

从小学一年级抓起
安徽省安庆市人民路第1小学的教师们认为，小学教育是学生学习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搞好小学的教学，对保证学生今后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小学一年级又是小学教育的关键，对于整个小学教育阶段有很大影响。
为此，学校党支部制订了教学计划，加强了一年级教师力量的配备，选派一些有较多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一年级的教学，同时配备一些热心儿童教育的青年教师“跟班”学习，并及时总结、交流教学经验，加强教学研究工作。

呕心沥血
化学教师陈明枝，给记者讲了这么一件事：
不久前，他遇到一位在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的该校毕业生。
这位同志对他说，陈老师，你教的化学课，至今我还记得牢牢的，就连你最后教我们的那一节课的内容，我还记得。
这是陈明枝多年来呕心沥血，一心扑在化学教学上的一个生动说明。
六十一岁的陈明枝，是福州一中化学教研组组长。
从1945年任教至今，一直教中学化学，有一套丰富的教学经验。
在“四害”横行时，这位对教学工作有贡献的老教师，同样受到排斥和打击。
打倒“四人帮”，他同学校其他二十位教师一起，光荣地出席了福州中、小学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抚今忆昔，感慨万千。
他激动地说，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给我恢复了名誉，我年纪虽大，但要尽最大的努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培养人材。
由于“四人帮”的毒害，现在的一些中学生，在小学就没有打好基础。
他们听课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都比较差。
针对这种情况，陈明枝老师首先从解决学生听课入手来提高教学质量。
上课时，除要求学生安静听课，他还强调做笔记。
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每教一段书，他便安排一、两节阅读指导课，专门培养学生看化学书的兴趣。
针对一些学生这几年不认真做作业，抄来抄去的现象，陈明枝老师严格要求学生独立做作业，要字迹端正，按时完成。
高中一年级四个班二百多学生的作业，他都仔细地一一加以批改，经常工作到深夜。
三十多年的教学工作，使陈明枝对学生们了如指掌。
他知道，十五岁左右的中学生，理解能力还不太强，而直观是帮助理解概念的一种方法。
因此，他非常重视直观教学。
如讲电解质电离时，他就做导电演示：
氢氧化钠溶液和熔化氢氧化钠，这二者会导电，蔗糖溶液和熔化蔗糖，这二者不会导电。
然后讲前者为什么会导电，后者为什么不会导电。
从现象引到本质，培养学生感性认识。
他还自己动手做直观教具，先后制造的各种化学直观教具就有几十件。
陈明枝老师说，化学概念很多，概念最难讲。
而能不能把概念讲清楚，是学生能不能掌握好基础知识的关键一环。
因此，对不同的概念，他采取不同的方法讲。
概念讲清了，他再安排一些练习课和实验课等，加深学生对所学概念的理解。
学生们反映说，陈老师讲的化学课，听得懂，记得牢。
新华社记者　蔡清河　蔡珪村

浙江大学数学系青年教师蔡跃志，从实践中总结提出正负法数控绘图方法。
本报通讯员摄

把学办起来不愁缺人才
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大干快上，对各种专门技术人才的需要量越来越大。
人才哪里来？
依靠国家分配大学和中等专科学校毕业生是一条途径，但人数有限，还必须自力更生，就地培养。
湖南南县人民说得好：
“把学办起来，不愁缺人才”，他们的人才大多是自己培养的。
下表所列，是两个地方自办学校培养人才的情况。
（附表）

老教师焕发青春
——记福州一中三位教师
在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怒潮中，记者来到了“四害”横行时的“重灾区”福州一中，访问了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的数学教师林碧英、物理教师林桐绰和化学教师陈明枝。
从这三位老教师身上，记者看到，砸烂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这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教师精神焕发。
为了夺回“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他们在教育阵地上正在积极地贡献自己的心血。

表彰先进教师
粉碎“四人帮”以来，河北三河县委先后几次举办先进教师事迹展览、先进教师巡回报告和全县教师大会，树标兵，选先进，大造人民教师光荣的舆论，使广大中小学教师精神振奋，力争上游，广泛开展比思想、比干劲、比教学质量的活动，全县教育战线出现崭新气象。
（据新华社）

“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
1964年大学毕业的吉林市第2中学物理教师尤异，从1973年以来，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坚持编写出《谈谈人造地球卫星的力学原理》、《物体运动三定律》、《光》、《太阳和太阳能》和《摩擦》五本科学普及读物，深受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尤异常说：
“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
他在编写科普读物的过程中，通过查阅大量的科技资料，大大丰富了教学内容，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教学水平。
过去，物理教师在讲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时，光能转换这个部分的讲解往往比较困难，特别缺乏说明的实例。
现在，尤异在编写《太阳和太阳能》一书中，研究了大量太阳能利用的资料，再讲这一问题时，就可以运用大量事例，较生动地说明光能与其他形式能量的转化过程，既传授了基础知识，也介绍了太阳能利用的广阔前景。
学生们反映，尤异老师讲课生动明白，很愿意听他的课。

迎接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首都科学、教育、文艺战线新年特写
充满希望的1978年来到了。
记者访问了首都一些科学、教育、文艺单位，看到人们思想解放，情绪很高。
他们正在厉兵秣马，要在新的一年里大干一场，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1978年春天就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首都科学工作者正在埋头苦干，加紧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准备拿出优异的成果迎接大会的召开。
据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办公室的同志介绍，全国已经报来成果上万，人物数千，预示着春天的大会将是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空前盛会。
大会准备颁发的奖状、奖章已经设计好，正在赶制。
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记者来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时，一进门就被贴在墙上的一张写在红纸上的通知吸引住了：
为了提高全所人员的业务水平，决定每月举办两次半导体基础理论讲座。
第1讲主讲人：
所长黄昆。
黄昆兴致勃勃地对记者说，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是个关键；
而研制电子计算机又和半导体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华主席、党中央对我们寄予殷切的希望，我们坐不住啊！
一开年，我们就要从半导体基础理论的研究，到器件元件的制造，全面开展工作。
这位年逾半百的著名半导体物理学家展望说，在院内外、所内外的协作配合下，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将要迈出大步前进。
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成立以来，各地报考研究生十分踊跃，从中不断发现人才。
面对这一兴旺气象，科学家们很受鼓舞。
年轻的数学家陈景润、杨乐、张广厚也都准备第1次带研究生。
最近，他们已和一些老一辈的数学家一起，讨论了研究生的招收和培养工作。
杨乐满怀豪情地说：
“在新的一年里，我一定要不辜负华主席、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努力在科研工作和培养人才两个方面都做出新的成绩来。”
为培养人才大干快上
过去一年，在华主席、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教育战线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改革了大学招生制度，一扫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
广大教育工作者精神解放，扬眉吐气；
青少年们努力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社会风气为之大变。
首都的教育战线正在为培养人才大干快上。
在北京一七一中学，记者访问化学教师张国贤时，一群学生正围着他，有的要求再给出些补习题，有的请他解答疑难问题。
张老师笑着告诉记者：
“四害”横行期间，我追着学生要他们温习功课，现在不同啦！
现在是学生追着我了。
张国贤是一位归国华侨。
他是怀着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的抱负回国的。
这些年来，他勤勤恳恳地工作，受到了师生、家长们的赞扬。
但是“四人帮”却挥舞棍子和帽子，打击、迫害教师。
粉碎了“四人帮”，张国贤的心情非常舒畅。
这位北京市的优秀教师在谈到他今年的打算时说，现在学生学习热情那么高，我再忙再累也要帮助他们尽快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要教好学生，迫切需要教师再学习。
我已经订阅了几种科学技术杂志，还准备在新的一年里更经常地走访工厂，向工人和技术人员请教化学工业中的问题，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大学实行新的招生制度，受到人们热烈的拥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次招生过程中，已经发现大批优秀的学生，预计新生质量将大大提高。
现在，首都各高等学校正为迎接新生入学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
记者在北京大学看到，校务部正忙于制定调整宿舍和教室的方案，各系正在编印各种教材和补充、更新实验室的仪器设备。
鉴于“四人帮”对基础课教学的破坏十分严重，北大有关教学人员着重讨论了新生入学后怎样学好基础课的问题。
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的几位教师，这几天正忙着赶制学生实验用的各种教具，编写实验表演的教材。
教研室副主任李椿说，我们教研室的教师们打掉了“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奋发了精神，已经讨论制订出加强普通物理课教学的初步规划，决心使新生入学后就能把这门基础课学好。
让更多的好作品出世
粉碎“四人帮”后，文学艺术初步繁荣起来了。
过去的一年，首都的文艺舞台上共上演了京剧《蝶恋花》、《红灯照》，舞剧《骄杨颂》，话剧《杨开慧》，歌剧《江姐》等上百个剧目，六个出版社共出版、重印了几百种古今中外的文艺书籍。
在新的一年里他们有些什么打算？
中国话剧团负责人告诉记者，1977年是他们建团以来创作、演出剧目最多的一年。
他们决心在新的一年里有一个新的跃进。
他们计划1978年演出四百五十场到六百场，平均每月演出三十七场到五十场，不但有新的剧目上演，而且要上演一些优秀的保留剧目，如《最后一幕》、《红色风暴》、《马兰花》等，还准备上演一些外国剧目。
在剧团的排练场里，新创作的话剧《报童》正在排演。
这个剧反映了皖南事变发生后，敬爱的周总理带领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英勇事迹。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彩色故事影片《大河奔流》正在紧张地摄制。
作家李准编写的这部电影，描绘了黄河儿女们的斗争和欢乐。
影片中扮演主角的是著名演员张瑞芳，导演是谢铁骊。
他们告诉记者，在新的一年里，《大河奔流》上、下集将一齐摄制完毕，同时上演。
只有九名编辑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去年先后编辑出版和重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文学读物，其中长篇小说就有六部：
张天民的《创业》，柳青的《创业史》（第2部上卷），姚雪垠的《李自成》（第1、二卷），曲波的《山呼海啸》，管桦的《将军河》，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人们评论说，真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编辑室。
编辑室1978年计划出版的文学读物，将是1977年的三倍，其中新的中长篇作品有：
马烽的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峻青的中篇小说《海啸》，柳青的《创业史》（第2部下卷），再版的有：
梁斌的《红旗谱》，孙犁的《白洋淀记事》和《革命烈士诗抄》等。
粉碎了“四人帮”，砸烂了精神枷锁，作家阮章竞浑身是劲。
他正在争取1978年春天写完长篇小说《群山》的第1部分，年底写完第2部分；
同时争取在春夏时节改好长诗《海河》。
他热情洋溢地对记者说：
又是一年春来到，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2个春天。
完全可以预期，在这个新的春天里，文艺战线将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将有更多更美的鲜花盛开。
这将是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硕果累累的一年。
新华社记者

重返讲台
林碧英老师归队了！
福州一中的师生们热烈欢迎她重新回到教学岗位上来。
文化大革命前，福州一中的广大教师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辛勤劳动，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使一中跨入了全国先进学校的行列。
林碧英就是这支教师队伍中的一员。
五十八岁的林碧英老师早在1941年就从事教育工作。
1950年她来到福州一中任教，从此整整教了二十多年的数学。
她工作认真负责，刻苦钻研业务，来学校的第3年，就担任了数学教研组副组长。
她在数学教学上取得了出色成绩，1964年被选为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一直鼓舞着她为党的教育事业而忘我工作。
可是，在“四害”横行时，林碧英老师却被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成了“罪人”，一次又一次受到无理的批判和斗争。
说到这里，她向记者忿怒地控诉了“四人帮”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毁灭教育、迫害教师的罪行。
在“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那股乌云翻滚的日子里，福州一中被诬蔑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
学校领导“烂透了”，教师“为修正主义卖命”，学校是“黑试验田”、“黑样板”、“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封资修的大染缸”等等大帽子，一时间铺天盖地地向这所中学飞来。
总之，在这里，毛主席的红线不见了，建国以来教育战线的深刻变化不见了，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成绩不见了。
学校被越抹越黑，教师被越批越灰。
不少教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退休或离校。
那时，林碧英老师一抓教学质量，就被扣上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弄得她教不是，不教也不是，真是思想混乱，心情沉闷。
她想想自己年纪也大了，身体又有病，于是，便于1976年03月忿忿然退休了。
粉碎“四人帮”，林碧英老师心花怒放。
学校聘请她回校任教，她满口答应。
她说，我们要把“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大干快上，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人材，我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
在教学中，她高兴地看到，学生们恨透了“四人帮”，正在急起直追，一个为革命学好文化课的风气正在学校开始形成。
但是，她也注意到，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过去，学生数学学得很差，给现在的教学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
根据这种情况，她决心给学生们打好基础，对学生加强口算、笔算、心算的基本训练，培养学生运算能力和阅读能力。
林碧英老师善于运用启发式的教学，采取精讲多练，讲练结合。
课堂上，她讲精一些，挤出时间给学生练，让他们做题目，动脑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达到“做一题懂多题”。
现在，她教高二年级两个班的数学，一百二十名学生在她的引导下，正在勤奋学习，不断进步。

反折中主义，还是反辩证法？
北京师范学院理论组
1976年，“四人帮”开动宣传机器，打着批折中主义的幌子，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一场反革命“围剿”。
他们把辩证法说成折中主义，又把片面性、绝对化说成辩证法，在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澄清这种混乱是非常必要的。
“四人帮”的御用“理论家”们从列宁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中摘引了一句话，在这句话后面，他们接着说：
“‘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他们（指所谓的折中主义者）的口头禅”。
并且由此“发明”了一个公式：
“‘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折中主义”。
据说运用这个公式就可以鉴别折中主义。
这纯粹是谬论。
辩证法要求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这不是既要讲问题的“一方面”，又要讲问题的“另一方面”吗？
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我们可以随手找到许多“又是这个，又是那个”、
“一方面，另一方面”之类的句式。
难道可以把这种句式当作折中主义的标志吗？
读一读列宁的原文，就知道，原来是“四人帮”的“理论家”们玩弄断章取义的恶劣手法，完全歪曲了列宁的意思。
列宁的整段话是这样的：
布哈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
‘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
这就是折中主义。
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页）
列宁在这段话里很明确地指出了布哈林的错误的理论实质：
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是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
“四人帮”的引文掐头去尾，单取中间，似乎布哈林的折中主义的错误实质就在于讲了“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了。
如果联系列宁的整节文章来看，“四人帮”的歪曲就更加清楚了。
列宁在《辩证法和折中主义。
“学校”和“机关”》这一节中，对布哈林的错误观点——工会“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作了详细的分析批判，并且深刻地阐明了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根本区别。
列宁指出：
辩证法认为，真理总是具体的，必须对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
而布哈林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纯粹搬弄一些抽象的概念。
辩证法要求从事物发展中来观察事物；
而布哈林丝毫也不打算去分析工会问题的争论的全部历史。
辩证法要求“全面性”，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
而布哈林只是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完全偶然地拼凑在一起，来冒充全面性。
布哈林所说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和辩证法所要求的“全面性”毫无共同之处。
可见，列宁根本没有把“一方面，另一方面”看作折中主义的专用语，更没有把它当作折中主义的本质特征。
正因为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区别不是一个简单的讲不讲“一方面，另一方面”的问题，所以列宁才用那么多篇幅来说明二者的原则界限。
但是，列宁关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区别的重要论述，“四人帮”是从不引用的。
因为他们从来就是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从事物的发展中观察事物的。
他们的卑劣用心在于混淆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界限，为反对唯物辩证法大开方便之门。
他们见到谁全面地阐述了矛盾的各方面的辩证关系，就把谁打成折中主义者。
如果原话中没有“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字样，也可以“动手术”，改写成这种句式，而后下结论曰：
“这就是折中主义。”
“‘一方面，另一方面’＝折中主义”这个公式的妙用就在这里。
“四人帮”不但硬给“一方面，另一方面”和折中主义划等号，而且进一步把“一方面，另一方面”一概说成均衡论，在均衡论和重点论的界限上制造混乱。
辩证法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
矛盾着的两方面，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而折中主义则把矛盾的两方面并列起来，平均看待。
所以，辩证法是重点论，折中主义是均衡论。
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列宁指出：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是辩证法的重点论；
布哈林认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这就是折中主义的均衡论。
辩证法的重点论和折中主义的均衡论之间的区别本来是清楚的，但“四人帮”的“批判”却把人们的思想搞糊涂了。
“四人帮”的“理论家”们把《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关于政治和业务等关系的论述归纳为四条“一方面，另一方面”：
“在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不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不学文化、不钻研科学技术‘也是不对的’。
在教育、科技工作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脱离实际的倾向‘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忽视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是不对的’。
在科技人员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不同工农群众结合‘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不发挥专家的作用‘也是不对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没有指导意义‘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以为可以简单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去解决具体科学问题‘也是不对的’，等等。”
然后批驳说：
“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不分第1和第2，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因而是折中主义的均衡论。
于是“四人帮”的“理论家”们又在“‘一方面’‘另一方面’＝折中主义”这个公式的基础上造出了另一个公式：
“‘一方面，……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也是不对的’＝均衡论”。
我们不禁要问：
《汇报提纲》提出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为什么就是均衡论呢？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也就是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
辩证法要求“全面性”。
只看到矛盾的这一方面，或只看到矛盾的那一方面，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是一点论，就是片面性，因此都应该反对。
为什么两点论反倒成了均衡论呢？
“四人帮”举出的唯一理由是没有区分主次。
当然，在一定时期内，两种错误倾向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
但因为这里是说明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问题，不是回答哪一种是主要错误倾向的问题，所以并不需要指出主次。
毛主席说过：
“戒‘左’戒右。……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
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2页）这里没有指出主次，只讲“这个不好”，“这个也不好”，就是因为说明的是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而不是回答哪一种是主要的错误倾向。
我们在重点反对某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必须认识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必要性，这样才能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才能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因此，弄清楚两种错误倾向都要反对的道理是十分重要的，决不能把这种观点说成是均衡论。
要区分主次，抓住主要的错误倾向，必须按照辩证法的要求，对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从事物的具体发展中观察事物，这里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抽象公式。
例如，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上，在一种情况下，不问政治可以成为主要的错误倾向；
在另一种情况下，不学文化、不钻研科学技术也可以成为主要的错误倾向。
“四人帮”认为，既然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中，政治是统帅，那就只有不问政治的倾向才是主要的错误倾向。
这种看法就是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而纯粹搬弄一些抽象的概念，是僵死而空洞的形而上学。
“四人帮”把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说成均衡论，实际上是只准反对一种错误倾向，不准反对另一种错误倾向。
打的是用重点论反对均衡论的幌子，干的却是用一点论反对两点论的勾当。
他们反对所谓均衡论的把戏就是如此。
“四人帮”攻击唯物辩证法，是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
他们把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革命和生产的统一、斗争和团结的统一污蔑为折中主义，是为了搞垮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瓦解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以便于乱中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但结果和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反折中主义的锣鼓还未收场，导演者已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这出丑剧作为一页可耻的失败纪录载入了“四人帮”的罪恶史。

时　间
李洪林
现在距二○○〇年还有二十二年。
我们要在这二十二年里实现四个现代化，任务是很重的，时间是有限的。
因此，我们要珍惜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的时间。
时间的观念，受社会生活的制约。
封建社会的时间观念很淡薄，这是因为封建经济发展很缓慢。
资本主义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时间也获得了新的意义。
最大限度地剥削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原则。
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对资本家都是非常宝贵的。
“时间就是金钱”，因此资本家非常讲求效率，极其重视时间，尽量设法提高速度，一切都服从于：
资本周转要快，越快就可以带来更多的利润。
慢就不得了：
慢了，商品成本就高，就卖不出去，那就意味着灭亡。
这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时间观念。
但是，资本主义又是非常浪费时间的。
它一方面造就一些“食利者”阶层，整天无所事事，专门游乐，一方面又把大批大批工人抛到失业者的行列，使他们能够创造物质财富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
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它的生产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速度，因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
由于旧中国非常落后，这就使我们在物质条件上起点非常低，使我们在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任务更加艰巨。
我们必须用更高的速度，才能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时间显得尤其珍贵。
我们说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因为这是关乎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在地球上站住脚的问题。
如果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不能提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速度上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距离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那就正象毛主席所说的，应当被开除球籍，没有资格在地球上存在。
马克思说：
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
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3分册第364页）节省出时间，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四人帮”再加上林彪，大量浪费掉我们宝贵的时间，实在令人痛心！
他们扇动工人农民停止生产，大搞武斗，不但直接毁灭了大量的国家财富，而且使我们损失了不可估量的劳动日和工时！
他们还在什么“革命”、“学习”、“突出政治”等等伪装下，把我们宝贵的时间付诸东流。
例如林彪搞的那一套包括“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形式主义的东西，只起一个作用：
浪费时间。
林彪垮台后，“四人帮”继承了他的衣钵。
林彪说“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四人帮”也口口声声叫嚷要学习。
“政治”和“学习”都很动听。
但政治有两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
学习也要看学什么，是学马克思主义还是学修正主义。
我们暂且不说他们“突出”的是反革命政治，暂且不说他们要大家“学习”的是修正主义的帮腔帮调。
即使突出的是革命政治，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也要讲求实效，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说把时间规定得越多越好，尤其不能把各项具体工作都“冲”掉。
一切工作，都要有时间才行，这些时间都被“冲”掉，都让给“学习”，地上能长粮食吗？
工厂能出产品吗？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好象什么都不重要，唯独“政治”和“学习”才重要。
因此，一个星期，真正工作的日子没有几天，一天真正工作的时间没有几个小时。
奇怪的是，“四人帮”这样重视“学习”，恰恰又不准学校“把学习放在首位”。
“四人帮”统治教育阵地时，每个大学生都可以算得出来，自己当了三年大学生，到底真正上了几个月的课。
国家花了大量的钱来办大学。
培养一个大学生，要多少工人农民付出多少劳动时间！
学生来上学，本来应当充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充分利用教师、图书、仪器、设备的条件，集中学好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这才是最大的节约。
我们的教育当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当然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但是学生毕竟要以学为主。
所以“四人帮”搞的那一套，纯粹是破坏，它误了学生的青春，破坏了国家培养人才的计划，浪费了大量的财富，耽误了许多年的时间，给我们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四人帮”在时间问题上还有一个恶毒的手法，就是把大批革命干部和大批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长期打入冷宫，一去就是三年、五年、七年、八年。
人的一生有几个五年，几个八年？
把我们党和国家长期培养起来的具有领导才能和各种专长的干部，不是放在革命和建设最需要的岗位上，这不是最大的浪费么？
让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专长，这对社会是最大的节约。
相反，如果让大家都去干自己不熟悉的工作，则是最大的浪费。
比如，让搞原子能的去烧锅炉，就是浪费时间。
这不是说，科学家不能去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
一切脑力劳动者都要适当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利于改造世界观。
但是必须充分发挥各个人的专长，必须保证他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本行工作，这才是最大的节约。
天怒人怨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
蓄意消耗时间和任意浪费时间的现象，已经可以制止了。
但是他们的流毒是很深的。
我们这个社会，才离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十多年。
旧习惯不容易很快消失。
这都严重地妨碍我们树立无产阶级的时间观念。
我们要在二十二年里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同“四人帮”的流毒作不懈的斗争，就必须同旧习惯作不懈的斗争。
例如，有的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在生产上、工作上、学习上继续搞形式主义，而不是尽量节约时间，讲求实效。
由于“四人帮”对我党优良作风和组织原则的破坏，有的地方或部门，既缺乏民主，也缺乏集中，办事效率很低。
另外，残存的帮八股，包括帮风帮气、帮腔帮调，不仅继续起着藏垢纳污的作用，而且继续起着浪费宝贵时间的作用。
凡此种种，同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是很不相称的。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这类问题应该加以解决。
二十二年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战略任务。
这个战略任务又是由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各个班组以及每个人的具体的工作任务组成的。
这就需要我们全局在胸，需要我们正确地对待时间，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一个人的生命在时间上是有限的。
问题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行动来充实它，使它不致等闲度过。
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的豪言壮语是人人皆知的：
“宁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他确实是少活了二十年，大庆工人也确实拿下了大油田。
王进喜同志真是好样的，他是中国工人的典范。
年岁，只是生命的时间长度。
生命的意义，它的实际长度，要由内容来决定。
在同样的时间里，为革命多做事情，这就等于延长了寿命。
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要在二十二年时间里跑完外国要用几个二十二年才能走完的路程。
这不正需要我们一年做完一年以上的工作吗？
怎样对待时间，马克思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为了完成《资本论》这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马克思辛勤劳动了四十年。
贫困和疾病折磨着他，但他一切都不顾，每天用别人双倍的时间去工作，只是为了使这部著作早日贡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
在写完《资本论》第1卷时，马克思给迈耶尔写信说：
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
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
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3页）马克思知道自己的健康日益恶化，但他不是放下工作，保养身体，而是牺牲一切，加紧工作。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鞠躬尽瘁，五十多年如01日，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眼见他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无不万分焦急。
大家用党支部决议，用小字报要求他注意休息。
周总理回答说：
“我老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更加抓紧时间为党工作。”
同志们！
我们的周总理就是这样对待时间的。
我们是让时间白白过去，还是加紧地作有意义的事情呢？
1977年刚刚过去，1978年已经来临，让我们在每个岗位上都加快速度，在同样的时间里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吧！

歪曲、篡改之一例
赵宝煦
马克思逝世后不久，有一个名叫杰维尔的人写了一本介绍《资本论》的书。
恩格斯曾幽默地说他自己在校阅这本书时，常常产生想反驳马克思的某些原理的念头。
为什么会如此呢？
因为《资本论》中的某些科学原理，在杰维尔的书中被歪曲了，变成了谬误。
恩格斯解释说：
在马克思的原著中，这些原理具有非常明确的界限，而在杰维尔的著作中，却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意义。
一些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原理，杰维尔忽视了这些条件，解释成绝对的原理，使那些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84、98页）
杰维尔当时这样作，可能并非出于恶意。
但是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者却都采用这种手法，打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
针对这一点，斯大林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
修正派引证马克思的手法就是离开一定时代的具体条件，从马克思的个别原理中引出一些话来顶替马克思的观点。
（见《论反对派》第370页）
不顾任何历史条件，不顾原著的精神实质，从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中挑出只言片语来骗人、吓人，更是“四人帮”的惯用伎俩。
他们为了篡改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经常在文章中歪曲引用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指示，就是明显的一例。
这句话见于毛主席在1939年07月起草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
抗战初期，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大量干部学校。
抗日军政大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毛主席直接领导建立的。
当时在抗大学习的学员中，有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战士，但大量的是刚来到延安的革命青年，主要是知识青年。
抗大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短期训练，使这些青年的精神面貌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干部，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当时抗大
（包括其他类似的干部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促进学生的思想转变过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才在上述文件中列举办校方针时写下了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这句话。
毛主席在列举的办校方针前面明确地限定了条件：
抗大以及一切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教导队之办校方针。
很明显，毛主席在这里说的“学校”，是指抗日军政大学一类以改造思想为主要任务的干部学校。
这里既不包括一般的大中小学，也不包括当时大力兴办的民校、冬学、识字班之类的文化学校。
“四人帮”及其吹鼓手们硬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说成适用于一切学校。
如果说任何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那么文化课还要不要上？
教物理、化学、外语等课程，目的也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么？
列宁曾经说过，真理多走一小步就成谬误。
在这里，我们看到“四人帮”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歪曲到何等荒谬绝伦的地步。
“四人帮”歪曲引用毛主席的这一句话，其罪恶目的，在于根本否定毛主席关于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教育方针。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
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校应该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生，使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有正确的政治方向；
同时，学校也必须搞好文化课的教学。
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把人类长期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学好文化课，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不问学校性质，片面强调学校中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结果势必把文化课、业务课都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
只要红，不要专。
红专分了家，红也是假红。
张春桥叫嚣：
“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实为这一荒谬逻辑发展的必然结论。

京津唐扩充电网增加发电量
据新华社1978年01月01日讯
京津唐电网1977年安装新的发电机组共七十六万五千千瓦，架设高压输电线路近五百公里，装机容量和架设高压线路之多是电网历年所没有的。
这些新安装的发电机组已有四十六万五千千瓦投入生产，新架设的高压输电线路全部投入运行，使京津唐电网的发电量增加，电力供应情况有了改善。
京津唐电网是跨越北京、天津两市和河北省北部地区的大电网。
敬爱的周总理曾经指示，要把京津唐电网建设成安全稳定的电网。
但是过去几年，由于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的干扰破坏，唐山、丰南地区1976年又发生强烈地震，使京津唐电网遭受严重的损失，电力生产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粉碎“四人帮”以后，英明领袖华主席十分重视电力工业的发展，多次指示在国民经济中要突出抓电。
京津唐电网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职工，认真贯彻执行周总理和华主席的指示，深入揭批“四人帮”，发挥最大的革命干劲，加快了电力生产建设的速度。

粉碎“四人帮”　影坛百花放
——简介新年上演的几部复映片
小　彬
新年影坛，除了新摄制的故事片《熊迹》和《青春》外，还陆续上映一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拍摄的优秀影片。
这些影片题材广泛，风格、样式多样，为广大观众所喜爱。
《杨门女将》、《十五贯》、《春满人间》、《六号门》、《刘三姐》等影片的复映，生动地体现了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彩色京剧舞台艺术片《杨门女将》，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60年根据同名舞台剧改编摄制的。
敬爱的周总理曾看过舞台剧的演出，并给予了热情的肯定。
“四人帮”出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强行安上了一系列罪名，叛徒江青胡说，这个戏男人都死光了，只剩下几个寡妇，并斥责创作人员是“战争贩子”，不许报刊宣传这部电影。
彩色昆剧舞台艺术片《十五贯》，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56年根据浙江昆剧《十五贯》整理小组整理本改编摄制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两次看了该剧的演出，并指示：
这个戏全国都要看，特别是公安部门要看。
敬爱的周总理看了这个戏的演出，高兴地说，昆剧是我们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而《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
影片讲的是，苏州知府况钟监斩时发现无钖知县错断人命案，他冒险与都堂据理力争，暂延斩期。
经他深入现场调查研究，案情大白，抓到真正凶手归案，谴责了主观片面、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
对于毛主席、周总理肯定、推荐的这出戏，江青却大唱反调，借口《十五贯》是什么“清官戏”，而加以否定，她的罪恶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周总理的。
毛主席早为我们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恢复上映《杨门女将》、《十五贯》，是对“四人帮”践踏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有力批判，也是贯彻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方针的生动体现。
彩色故事影片《春满人间》，是由原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于1959年摄制完成的。
影片的主要内容是：
一位钢铁工人因公烫伤后立即被送到医院。
热心于科学事业的院党委书记鼓励医务人员克服畏难情绪，大力抢救。
几度化险为夷后，病人右腿严重感染。
党委书记又支持以培养噬菌体消灭杆菌为核心的新治疗法，使病人免于截肢，得以重返生产岗位。
这部影片的主要演员是白杨同志，她饰演的党委书记比较成功。
“四人帮”打击这部优秀影片，迫害白杨同志，充分暴露了他们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实质。
故事片《六号门》，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52年，根据同名话剧改编摄制的。
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观看过话剧的演出。
影片写的是解放前夕，华北某大城市的国民党和车站脚行把头相勾结，企图把大量的人民财产、物资外运。
六号门的搬运工人丁占元、胡二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胜利迎接了人民解放军的解放。
影片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搬运工人的英雄形象，揭露和控诉了封建把头马金龙父子的滔天罪行，展现出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的无穷力量。
这部影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部好教材。
彩色歌剧影片《刘三姐》，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60年摄制的。
影片根据广西壮族民间传说改编。
写的是壮族姑娘刘三姐勤劳、勇敢、朴实，她以对歌的形式对地主莫怀仁进行斗争。
这部影片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通过对刘三姐反抗精神的剖析，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愚蠢。
“四人帮”给这部影片安了一大串罪名，什么宣传了“议会道路”，有“人情味”，等等，连片中健康的爱情描写也一概否定。

郝德青会长宴请爱·肯尼迪
新华社1978年01月01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夫人一行。
出席宴会的有人大常委会委员林巧稚，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有关方面负责人康岱沙、吴桓兴、朱启祯等。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应邀出席了宴会。
爱德华·肯尼迪和夫人一行是昨天从上海抵达北京的。
今天下午，郝德青会长会见了他们。
伍德科克主任参加了会见。

鞍钢在前进
鞍钢第3炼钢厂提前十九天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钢的产量比前年提高了百分之九，转炉炉令突破五百大关，创造了五百五十七次历史最高纪录。
图为铸锭工人精心浇铸钢锭。
鞍钢第1炼钢厂的工人们，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搞传、帮、带，推动快速炼钢，熔炼时间大为缩短。
图为炼钢工人在炉前奋战。
全国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鞍钢第1初轧厂的职工发扬“向一秒钟要钢”的革命精神，日夜奋战，不断刷新生产纪录。
图为工人们轧制钢坯。
鞍钢大型轧钢厂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深入揭批“四人帮”，以革命统帅生产，轧制的重型钢轧质量不断提高，已达到历史先进水平。
图为工人加工重型钢轨。
鞍钢轧辊厂广大职工，在鞍钢钢铁研究所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创造出硬度高、寿命长的新型轧辊。
图为工人们浇铸新型大轧辊。
鞍钢大孤山铁矿职工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开展科学实验活动，搞成了浮选细筛再磨新工艺，大大提高了精矿品位，支援炼铁生产。
图为浮选车间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研究进一步提高精矿品位的新方案。
鞍钢无缝钢管厂职工胸怀全局，严格按合同组织生产，不断增加产品品种、规格，支援国民经济建设。
图为工人轧制钢管。
　（本栏照片为魏勃海摄）
全国冶金战线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鞍钢弓长岭铁矿王君绍一条龙小分队，在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形势下，生产不断创出新水平。
图为小分队工人装运铁矿石。

兴修水利　开荒种地
尼日利亚努力增产粮食
据新华社拉各斯电
自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1976年开展“全国吃饱饭运动”以来，全国农业生产获得可喜的进展。
据官方宣布，1977年，尼日利亚农业生产较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三。
来自全国各州的消息表明，一些作物的收成很好。
以十字河州为例，经过一年的努力，这个州的薯芋产量每公顷增加百分之七十一，木薯增加百分之六十，玉米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近几年来，尼日利亚政府非常强调增加粮食生产的重要性。
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乔在一次讲话中指出：
“如果我们想要维护我们国家的尊严，就必须使我们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否则，我们就将成为那些养活我们的人的奴隶。”
1976年，奥巴桑乔亲自发动了“全国吃饱饭运动”，号召全国人民生产更多的粮食。
此后，在联邦和各州建立了领导这个运动的委员会，广泛开展了宣传运动，发动全国人民参加生产活动。
1976年，有二万七千多名高等学校的学生参加了这一运动。
一些学校、军队和警察训练学院建立了自己的农场，生产他们需要的粮食和其他必需品。
为了增产粮食，全国各地还兴修水利和开荒种地。
据报道，一些州在开展运动的一年多里，垦荒面积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到二十。

墨西哥索诺拉州的农民在玉米田里喷洒农药。
　新华社记者摄

圭亚那稻米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据新华社乔治敦电国营圭亚那大米委员会正式宣布，这个国家1977年的稻米产量达到二十二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
大米委员会总经理内维尔·萨瑟兰最近在稻米产区布莱克·布什·波尔德举行的一次仪式上说，1977年的秋季稻已经收了十四万吨以上，而丰收的春季稻是八万吨。
在埃塞奎博沿海地区，由于农民大量使用了由圭亚那技术员培植的高产品种，加上有利的气候条件，秋季稻收获了六十多万包（每包重一百四十磅）。
加上春季稻六十二万四千包，这个地区1977年的稻米总产量比1976年翻了一番。

我科学院代表团离南斯拉夫回国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
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钱三强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结束了对南斯拉夫的友好访问，1977年12月29日乘飞机离开贝尔格莱德回国。
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四个共和国，到处都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
1977年12月28日张海峰大使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举行了招待宴会。

扩大种植面积制订远景规划
贝宁一农场粮食生产获得好收成
据新华社科托努电贝宁莫诺省农场成立一年多来，积极开荒种粮，取得了良好成绩。
莫诺省农场位于该省城市洛科萨以西十一公里的莫诺河谷，它是在贝宁政府为大力发展农业而于1976年开展“全国生产运动”中正式建立的。
农场建立的当年，农场人员自己动手，在河谷的荒原上开垦土地五十公顷，并在十五公顷土地上播种了玉米、大豆等作物，获得了九十七点九六吨玉米和十二点八九吨大豆的好收成。
这一成就大大增强了农场人员发展生产的信心。
农场人员决心进一步扩大耕种面积，第2季的播种面积将扩大到七十公顷。
农场的远景规划是要把播种面积扩大到一千公顷。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
越南政府发表关于越柬边界问题的声明
越南驻华使馆就越柬边境冲突散发一件新闻公报
新华社1978年01月01日讯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1977年12月31日发表了关于越南—柬埔寨边界问题的声明。
声明说：
“对于越南和柬埔寨两国边界和领土问题，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张同民主柬埔寨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予以解决，同时根据公平与合理的原则，巩固和加强两国之间的兄弟般团结与合作关系，设立越南和柬埔寨长期友好的边界线。”
声明叙述了越柬之间“日益紧张的边界局势”。
声明谈到了越南共产党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同柬埔寨共产党和民主柬埔寨政府“为迅速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的经过。
声明说：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再一次建议双方任何级别的代表尽早举行会晤，以便本着兄弟友好的精神共同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
同一天，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就越柬边境冲突在北京散发一件新闻公报。
新闻公报说，越南共产党第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明确规定了对老挝和柬埔寨两国的政策，这就是：
“努力维护和发展越南人民和老挝及柬埔寨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以便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本来是互相支持的三个国家将在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以及在维护各国的独立和繁荣的事业中永远结合在一起。”

秘鲁大米生产实现自给
新华社利马电
秘鲁食品部长奥约斯·鲁维奥最近向秘鲁《快报》记者发表谈话说，1977年秘鲁的基本食品生产增产，大米生产实现自给，黄玉米进口减少约百分之五十，家禽产品开始出口。
奥约斯·鲁维奥说，在1977年，土豆、小麦、鲜牛奶、小牲畜等的生产量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增长。
他在谈到增产的原因时说，尽管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但继续对化肥价格实行补贴，对林区地带的大米和玉米生产者有选择地给予补助。
食品部还通过各地区的农牧业研究中心和农牧业研究所开展农牧业和食品工业的研究，培育了高质、高产的品种，向农业生产者广泛传授了技术。

裴多菲——匈牙利的爱国者和诗人
辛　文
今年01月01日，是匈牙利的爱国者、著名诗人裴多菲·山道尔诞生一百五十五周年。
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战士
在布达佩斯，有一幢坚实朴素的建筑物——匈牙利民族博物馆庄严地兀立在多瑙河畔。
一百三十年前，1848年03月15日，裴多菲就是在这个博物馆正门右侧的高台上，向聚集在广场上的一万多名起义者朗诵了他在前一天晚上写成的《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时候到了，现在干，或者永远不干！
是作自由人呢，还是作奴隶？
就是这个问题：
你们自己选择！”
当时，大雨滂沱，广场上千万群众跟随他激昂地高呼：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永不作奴隶！”
这一天，裴多菲在这里向人们一次次朗诵了这首诗，有力地鼓舞和动员了匈牙利人民为自由而斗争。
然后，示威群众包围了当时佩斯的市政厅，并涌向布达，打开了牢门，释放了政治犯，控制了整个首都，揭开了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序幕。
当时，匈牙利正处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人民渴望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
1848年春，在巴黎02月革命和维也纳03月革命浪潮的激荡下，匈牙利的空气立刻活跃起来。
03月15日黎明，当布达佩斯的许多革命青年听到维也纳革命胜利消息后，在裴多菲的领导下迅速地通过了争取民族独立和实行改革的《十二条》，而后高唱革命歌曲，涌向大街游行。
游行队伍在途中占领了一家印刷厂，并立即将《十二条》和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印成传单，人们争相传阅，欣喜若狂。
匈牙利人民在民族英雄科苏特等人领导下，同奥地利的殖民统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848年10月，裴多菲亲自参加了自由战争。
他同时用笔和剑同敌人搏斗。
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鼓舞士气的战歌和进行曲。
他写道：
“忿怒遮满了大地，
忿怒布满了天空！”
“奋勇作战的狂热
在我的心头腾沸，”
“前进，战士们，
前进，匈牙利人！”
1849年04月14日，匈牙利在斗争中正式宣布独立。
当时国际反动派大为惊慌。
05月底，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出十四万军队援助奥地利反动派，形势急剧恶化。
面对着占优势的奥俄联军的进攻，匈牙利爱国者坚决进行抵抗。
07月31日，在谢盖什瓦尔展开激烈的一战，裴多菲在同沙俄队伍搏斗时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六岁。
他生前曾写道：
“我渴望着流血的日子，
它会将旧的世界毁灭，
在那过去的废墟上，
建设起崭新的世界。”
独立战争虽然被血腥镇压下去，但这场被恩格斯称为“具有英雄豪迈的特点”的斗争，对匈牙利人民以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人　民　热　爱　的　诗　人
在匈牙利中南部一个名叫基什克勒什的镇子上，至今仍被人们精心保存着一座用芦苇盖顶的简朴农舍，这就是裴多菲的故居。
在附近一幢红瓦平房的屋顶上，老远就可以看到洁白的大字：
“裴多菲活着！”
一八二三年，裴多菲诞生在这里一个屠户家庭。
他青少年时就学习勤奋，热爱写作。
他从十六岁起便开始了动荡不定的生活：
当兵、流浪、作巡回演员。
他走遍了全国，亲眼看到人民的疾苦。
他在一首诗中曾这样尖锐地揭露了当时匈牙利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
“有些你的幸福的公民
噎死了，因为吃得太丰富；
而你的很多穷苦的孩子
却饥饿着，走进了坟墓。”
裴多菲从1842年起开始大量创作。
当时的匈牙利文坛弥漫着一片为贵族歌功颂德的风气，文体也是矫揉造作，华而不实，裴多菲却完全以另一种题材和另一种风格写诗。
匈牙利大草原的壮丽景色、忠厚而穷苦的劳动者、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都是他写作的题材。
从1846年起，裴多菲写作的内容和政治结合得更紧了。
他明确主张：
“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
千辛万苦地和人民在一起！”
“假如心头只能歌唱着
自己的悲哀和自己的欢笑，
那么，世界并不需要你，
不如把你的琴一起摔掉。”
1844年，裴多菲的第1本诗集出版后，当时的贵族文人攻击他“把老百姓的粗俗、鄙陋的语言带到诗歌神圣的宫殿”，“给老百姓，给卑贱的人民唱歌”。
但是，贵族老爷们越是咒骂，人民却越是以喜悦和尊敬来对待裴多菲。
他因此成了闻名全国的诗人。
一百多年来，裴多菲的诗在匈牙利广为流传，并且被翻译成数十种外语，为国外读者所熟悉。
鲁迅热情赞扬和介绍裴多菲
把裴多菲的事迹及其作品介绍到中国来，首推鲁迅先生。
1933年，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曾引用了白莽译的裴多菲的一首诗：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这首诗在当时曾在许多中国读者中传诵，感动和鼓舞着他们。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还多次以钦佩心情提到裴多菲。
鲁迅年青时就喜欢裴多菲的诗作，他特地托书店从德国买来裴多菲的散文和诗的德译本，并打算译成中文。
他认识白莽后，将他珍藏多年的这两本书送给了他，并把白莽译的裴多菲传和几首诗刊登在他所编辑的《奔流》杂志上。
鲁迅在《〈奔流〉编后记》中曾说：
“收到第1篇《彼得斐行状》时，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
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
其实，早在本世纪初，鲁迅就开始把裴多菲及其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了。
一九○七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详细地介绍了裴多菲的生平和思想，并指出，他和其他几个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
“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
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
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第2年，他又翻译了《匈牙利文学史》中论裴多菲的一章。
1925年，鲁迅翻译了裴多菲的五首短诗。
同年01月，他在《野草》的一篇文章中，又翻译和引用了裴多菲的《希望》这首诗，并接着写道：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
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1929年11月，鲁迅收到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的译稿后，对全文仔细校定，垫钱印制插画，给译者的信就达十封之多。
鲁迅当时处境困难，为了出版，他奔忙达一年半之久。
鲁迅在《〈勇敢的约翰〉校后记》中写道：
“但是，无论怎样碰钉子，这诗歌和图画，却还是好的，正如作者虽然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也依然是一个诗人和英雄一样。”
鲁迅在逝世前一年写的文章中，还一再引用裴多菲的诗，论述艺术和生活的关系，爱和憎的道理。
裴多菲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诗歌和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斗精神，却远远超出了他生活的年代和他祖国的疆界。
（新华社）

金日成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号召朝鲜人民
高举三大革命旗帜掀起革命和建设新高潮
新华社平壤1978年01月01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01月01日刊登了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新年贺词。
贺词说：
“1977年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取得了光辉成就的充满自豪胜利的一年。”
贺词说：
“通过去年的斗争，我们完全消除了执行六年计划过程中在一部分经济部门暂时造成的紧张性，并打下了能够胜利地占领新的更高的坚实基础。
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成就的牢固基础上，做好了各个方面的准备，能够满怀信心地开始执行第2个七年计划。”
贺词说，去年，运输部门、采掘工业部门、机械工业部门、化学工业部门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阶级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担负的革命任务，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贺词说，去年，农业部门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占领了八百五十万吨粮食高地。
在贯彻改造自然五点方针的斗争中也取得了成就。
贺词说：
“去年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展。
“我们的人民军和人民警备队官兵、工农赤卫队员和红色青年近卫队员以及社会安全员，时刻保持紧张、动员的状态，可靠地捍卫了祖国的安全和革命的胜利果实。”
贺词说，去年，朝鲜人民成功地进行了最高人民会议代表的选举，并组成了共和国新政府，朝鲜的革命政权进一步得到加强。
贺词说：
“去年，由于共和国政府的自主的对外政策和积极的对外活动，我国革命的国际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我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对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的队伍显著扩大。”
金日成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今天，摆在朝鲜人民面前的是完成从今年开始的第2个七年计划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第2个七年计划是进一步加强国家的经济威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宏伟的经济建设纲领。
如果完成这一新的前景计划，我国社会主义自立的民族经济将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我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的运动将会取得划时期的进展。”
贺词说：
“有力地推进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的一贯方针；
搞好三大革命是一切工作取得胜利的决定性保证。
我们今年仍要高举三大革命的旗帜，有力地展开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在革命和建设的所有领域掀起新的高潮，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进一步加强我们的革命力量。”
贺词说：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人民政权，千方百计地提高它的职能和作用，彻底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
贺词说：
“党、国家和经济机关的领导干部要具有革命主人翁的态度、为精通本职工作而积极努力，站在对自己工作负责的立场上组织、进行一切工作，要树立工作一旦开始就干到底的革命风气。
所有领导干部要彻底反对官僚主义，任何时候都到人民群众中去，充分听取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根据他们的利益进行工作，要使政治工作领先，积极唤起人民群众自觉的热情和创造的智慧。”
贺词最后说：
“大家都要高举共产主义旗帜、主体思想的革命旗帜，为了胜利地完成第2个七年计划，为了早日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奋勇战斗吧！”

军火商的骗人把戏
苏美不久前就所谓限制国际武器贸易问题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会谈。
据宣布，这一会谈是为了谋求达成一项苏美共同限制向第3世界出售军火的协议。
会谈进行了一周，双方除了“各自陈述自己的看法”外，没有任何结果。
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种谈判本身就是一个笨拙的骗局。
谁都知道，苏美两霸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
从五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几年中，它们的军火生意越做越大，出售武器的种类越来越多，各自销售的总额都有几百亿美元。
以1964年至1973年这十年来说，美国销售武器的总额达二百九十六亿九千万美元，苏联则有一百五十六亿八千万美元。
可见，苏美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武器销售竞赛，互相争夺军火市场，各不让相。
就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是一个“主要的（军火）供应国而苏联在这方面也没有落在后面多远”。
在这种情况下，苏美搞所谓“限制”军火出售的谈判，充其量也只是为了掩饰两个超级军火商的嘴脸，蒙蔽和愚弄世界舆论而已。
苏美竞相出售军火，决不是象它们所说的，仅仅是个什么武器“贸易问题”，而是它们掠夺别国资源、扩张势力范围、激烈争夺世界霸权的一种手段。
近几年来，随着它们在欧洲的侧翼——中东和非洲争夺的加剧，它们向这一地区和其他第3世界国家出售军火的竞争也激烈起来。
特别是后起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苏联近几年来为了控制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大做军火生意，并从中攫取超额利润。
以1973年中东战争以后的一年为例，苏联向中东出售的武器曾经高达五十七亿美元。
据美国官方材料，1976年，苏联向第3世界销售武器的数额仍在二十五亿美元以上，据估计，今后一年的销售额将超过1976年的一倍以上。
苏联出售军火的总额逐年增长，日益接近美国。
这种趋势绝不是偶然的。
苏联口口声声宣称，它输出军火是为了什么“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什么“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实，这些统统都是幌子，是骗人的。
苏联作为军火商，同样是由它的社会帝国主义本性决定的。
要苏联新沙皇“限制”军火输出，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联出售武器是为了控制别国。
随着苏联军火的输出，它派遣军事人员，索取各种特权，建立军事基地，从而把殖民枷锁套在别人头上。
苏联还利用军火输出，挑动第3世界国家之间的冲突，从中渔利，加紧渗透扩张。
与此同时，苏联通过军火输出，大肆掠夺第3世界的资源和榨取大量外汇，借以弥补它扩军备战而造成的资源短缺和资金不足的困难。
凡此种种都说明，苏联同美国在军火输出方面所进行的竞赛，正象它们的军备竞赛一样，是决不会停止下来的。
然而，苏美两霸之所以要在目前搞这样一种谈判，原因是它们争夺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缓和”骗局日益失灵，它们要想围绕核会谈等等搞一些新的花招来渲染苏美之间的所谓“缓和”气氛。
但是，苏美“裁军”谈判的历史证明，“限制”军火出售的谈判将时断时续地进行下去，而同时各自又照旧加紧出售武器，而且军火商的买卖越来越大。
最近，苏联甚至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空运，向非洲之角输送大量武器。
苏联的这一行动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地区动乱的局面。
正如西方报刊所指出，“俄国人将会愿意‘无边无际’地谈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同意施加任何限制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所谓“限制”武器出售谈判的把戏，可以休矣！

土耳其德米雷尔政府辞职
土耳其总统法赫里·科鲁蒂尔克1977年12月31日晚接受了以苏莱曼·德米雷尔总理为首的土耳其政府的辞呈，并且要求它在新政府组成前作为看守政府。
德米雷尔政府是在当天下午未能赢得土耳其国民议会的信任票后，提出辞职的。
这个五个月前上台的政府，是由正义党、救国党和民族行动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新华社）

收复北方领土是全日本人民的要求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民投身到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的斗争中来
新华社东京电
近年来，在日本，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要求苏联归还日本北方领土的斗争中来。
北海道根室市老人石野荣次郎和青年田中正美就是他们当中的两个人。
石野荣次郎是七十一岁的老人，1925年曾在北方四岛之一的择捉岛纱那小学任教三年，后来一直在北海道网走市从事教育工作，1974年退职。
他在网走高中任教期间，积极致力于宣传收复北方领土的工作，现在仍为收复北方领土而努力。
石野老人怀着强烈的要求收复北方领土的责任感。
他决心著书宣传收复北方领土。
老人在《择捉涛声——还我岛屿》一书中，描绘了北方四岛之一——择捉岛的美丽景色以及那里丰饶的渔场和辛勤劳动的渔民。
书中写道，日本固有的这些岛屿，却被苏联霸占着，在理应属于日本的海域，却不断出现苏联无理逮捕日本渔民的事件。
面对这些现实，怎能不令人感到悲忿，怎能不令人大声疾呼：
“还我岛屿！”
老人在书中痛斥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企图永远霸占北方领土而散布的谬论。
他写道，要求归还北方领土运动决不是象勃列日涅夫说的是一部分人搞的。
“无论从地理或历史上看，这些岛屿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是全体国民的愿望，这要求是完全正义的”。
石野在书中还驳斥了“两岛归还论”，并且批评日本政府对苏联的软弱态度。
石野在书中表示，今后仍要把“还我领土”的斗争进行下去，“不管是五十年或一百年，直到收复为止！”
北海道根室市有位二十一岁的青年，名字叫田中正美，他用了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骑自行车绕日本一周，行程约一万公里，热情宣传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的主张。
田中从小就常听母亲讲述日本北方四岛的情况。
他母亲年轻时曾在色丹岛上作过工，并到过齿午群岛。
她对那些岛屿的一草一木都深有感情，一直希望日本能早日收复这些岛屿。
田中在中学学习时，还经常听到同学们的父兄出海捕鱼被苏联当局无理抓走的消息。
这一切，逐渐使田中坚定了要求收复北方领土的决心。
1975年04月，田中高中毕业后，带上行囊从北海道的根室出发了。
他沿本州东侧南下，经过四国、九州到达冲绳。
回来时沿日本西侧北上返回根室。
为了得到旅途中所需的生活费用，田中在东京和冲绳作了七个月临时工。
田中每到一地就在那里进行宣传。
他时常同当地关心日本北方领土的人士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他们不仅谴责苏联霸占日本北方领土的行径，而且探讨为了收复北方领土应该怎么办。
田中在做临时工中，接触到的工人、农民，都很关心收复北方领土问题。
一些人主动向他表示，愿意同他共同努力，为早日收复北方领土做出贡献。

日本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新年献词
号召日本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反对霸权主义
日《人民新报》指出日本工人阶级应站在抗苏民族斗争的最前列
新华社东京1978年01月01日电
日本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1978年元旦号的《工农战报》上，发表《新年献词》，总结了当前国际上的大好形势，号召日本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而斗争。
献词说：
“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潮流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世界迎来了1978年。”
献词说，以第3世界各国人民为主力军的全世界人民增强了战斗力量，打击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和各国反动派，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正在形成。
献词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受到各国人民的反击，它的侵略计划和战争部署被打乱了。”
1977年11月，索马里毅然废除了同苏联的“友好合作”条约，驱逐了苏联的军事和文化专家。
这件事给了正在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而斗争的日本人民很大的鼓舞。
献词说，日本人民必须坚决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压迫，反对它们的霸权主义，为维护日本的民族独立而斗争。
还要反对（日本）垄断资本的掠夺和剥削。
献词指出，立即缔结在本文中写明反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加强日本独立的必不可少的措施。
福田首相在缔约问题上至今未下决心，这种态度是不能允许的。
新华社东京1978年01月01日电
日本共产党（左派）中央委员会临时指导部机关报《人民新报》1978年01月01日发表社论，呼吁日本工人阶级和日本人民在新的一年里进一步加强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社论指出，苏联不仅企图永远霸占日本的北方领土和领海，而且干涉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的恫吓和渗透。
社论说，日本工人阶级应该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警惕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站在抗苏民族斗争的最前列。
在这一斗争中，应当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结成广泛的反霸斗争阵线。
社论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霸权和扩充军备，它们对全世界人民的威胁的增大，以及全世界人民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和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结成，这已成为今天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
我们不能离开这一重大的国际形势的发展来观察日本的形势和今后的进程。”
日本工人阶级和人民要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坚决反对两个霸权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科威特国埃米尔萨巴赫逝世
新华社科威特1977年12月31日电
据科威特电台广播，科威特埃米尔府在一项声明中宣布，科威特国埃米尔萨巴赫·萨利姆·萨巴赫因患心脏病于1977年12月31日凌晨在科威特逝世。
科威特大臣会议同时发表声明说，根据科威特宪法，王储兼首相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继任科威特国埃米尔。
科威特内阁还宣布，在全国一切机关和部门下半旗志哀四十天。

美国的货币游戏
美国总统卡特去年12月21日发表了一项保护美元地位的政策性声明。
他说：
近几周来国际金融的“捉摸不定的状况变得严重了，外汇市场的压力也增加了”。
他重申美国“有责任保护美元的地位”，并“将在同我们外国的朋友进行密切磋商的情况下，采取为对付外汇市场的混乱状况所必须采取的干预行动”。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总统的声明并没有在由于货币市场混乱而焦急不安的西欧各国产生深刻的印象。
据德新社报道，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很多人对美国“是否准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明显的干预以支持美元是存有某些疑虑的”。
比利时外交大臣亨利·西莫内甚至在12月22日仍指责美国当局“不想（对它的货币）负起它的责任”。
卡特的声明引起这种使人扫兴的反应，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西方外汇市场美元猛跌美国视若无睹按兵不动
原来，从去年10月初西方外汇市场上美元越跌越猛、呈现一片混乱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部长先于12月初在巴黎举行了紧急的秘密会议，接着，又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了各国中央银行行长会议。
会上，西欧国家和日本都要求美国一块儿行动，以遏止市场上抛售美元的投机潮，但是他们的要求却遭到美国的拒绝。
据西方报刊报道，为了制止美元汇价下跌，单是在12月15日这一天，日本的中央银行就在东京外汇市场上买进七亿五千万到八亿美元。
西德联邦银行从10月初到12月上旬已向市场上抛出九十亿马克的巨款来收进美元。
其他西欧国家也采取了类似行动，而美国财政当局却一直视若无睹，无所动作。
为了打击日本西德的出口美国希望日元和马克升值
美国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态度呢？
因为这次外汇市场上出现的美元汇价猛跌、马克和日元汇价猛涨的情况，是十分符合华盛顿当局要减少对外贸易逆差并打击西德和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这一目标的。
从去年年初以来，西德和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增加很快。
美国国内市场有相当一部分被夺去，失业问题因此变得更严重。
华盛顿当局不仅要求西德、日本少卖多买，还要求它们把货币升值，但都被婉言谢绝。
最近国际市场上掀起的抢购马克、日元的投机潮，对于美国来说是正中下怀。
因为这会使日元、马克大大升值，使它们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将由于价格变得昂贵而难以销售。
因此，尽管西德、日本要求华盛顿采取行动，美国故意按兵不动，给它的两个竞争对手颜色看看，迫使它们在贸易上对美国多作些让步。
玩弄货币游戏并非万全之计美国同对手的斗争还将加剧
现在，卡特政府表示要“保护美元”了。
真耶，假耶？
西欧国家大概还是要看看再说。
其实，美国故意听任美元跌价，也未见得就是万全之计。
因为这虽然能够一时之间使西德和日本吃些苦头，但到头来也会使美国自己吃不消。
美元是通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
美元继续贬值，势将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上造成极大混乱。
它将使包括石油在内的很多重要商品价格猛涨，导致世界性的通货膨胀。
它还可能导致外国从美国大量抽走资金，使美国的财政金融发生地震式的灾难。
另外，美国想利用强使马克和日元升值的手段，迫使西德、日本听从美国命令，加快国内经济发展，从而扩大从美国的进口。
可是马克和日元升值的结果，恰好打击了这两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如汽车、电子工业、钢铁、造船和机器制造等，使它们的经济陷入困境，从而更难扩大从美国的进口。
西德联邦银行行长艾明格已经指出，由于马克定值过高，西德国内生产费用变得昂贵，西德很多大公司已纷纷前往美国建立分公司。
今年西德国内的工业投资前景将更加黯淡。
在这种情况下，西德今年是否能够从美国大量进口，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美国政府玩弄的一场听任美元汇价下跌的货币游戏，只得“适可”而止。
卡特政府终于不得不发表声明，表示决心保护美元，以安定人心。
但是，由于它宣布的措施，不外是减少石油进口、促进农产品出口等老一套办法，并无新鲜内容。
以抛售美元为特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大动荡看来仍将继续下去。
而美国和它的贸易对手之间的竞争和“攻防战”也将越演越烈。
（附图片）

苏修被逐记
1977年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第3世界（特别是非洲）的侵略阴谋活动遭到严重挫败的一年。
苏联出动了从雇佣军到披着各种外衣的间谍特务，对第3世界国家进行武装侵略和颠覆破坏活动，从而进一步暴露了它用“天然盟友”的破旗掩盖着的霸权主义野心。
直接受害的亚非拉国家和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怒逐熊罴，在1977年的历史中写下了许多胜利的篇章。
03月　苏联指使数千名雇佣军从安哥拉入侵扎伊尔，遭到扎伊尔人民的英勇抗击。
战端一开，非洲人民同仇敌忾，投入反侵略斗争。
经过八十天的浴血奋战，把苏联装备的雇佣军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05月　苏丹政府毅然驱逐全部九十名苏联军事专家和部分外交官员，关闭了苏联军事专家事务办事处和在喀土穆的苏联文化中心。
06月　赞比亚驱逐苏联新闻社驻赞比亚记者伊戈尔·季霍米罗夫。
07月　非洲统一组织第14届首脑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反对外来干涉以及制止和镇压雇佣军的两项重要文件。
这是对苏联利用雇佣军在非洲为非作歹的当头棒喝。
08月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宣布苏联塔斯社驻萨那记者尼古拉·勃里图夫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境，因为这个名为“记者”的苏联人在也门活动频繁，热衷于收集情报。
也门政府同时还关闭了塔斯社驻萨那分社。
09月　斯里兰卡政府宣布驱逐两名干涉斯里兰卡内政的所谓苏联工会工作者，为了安全原因，限令他们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境。
加蓬国家舰队截获一艘在加蓬领水中进行活动的苏联拖网渔船。
阿根廷海军三次拘捕侵入阿根廷领海非法捕鱼的苏联渔船。
10月　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共和国政府，严正拒绝苏联租借甘岛的要求。
甘岛在马尔代夫群岛最南端，离美国基地迪戈加西亚岛约二百海里，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它曾经是英国租用的空军基地，基地上有八千七百英尺长的跑道和其他军用设施。
苏联为了在印度洋上取得基地，与美国争霸，图谋以一百万美元租借甘岛。
马尔代夫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打击了苏联在印度洋扩张的行动。
11月　索马里宣布废除索苏“友好合作条约”；
驱逐全部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
取消苏联在索马里领土和领海内的一切军事设施。
12月　肯尼亚内罗毕法院审判苏联一贸易代表团成员。
这个苏联人违反肯尼亚法律，无端殴打负责警卫的肯尼亚人。
在他准备上飞机溜回莫斯科的时候，被肯尼亚当局逮捕，依法审判。
埃及政府下令关闭苏联在埃及的文化中心和在亚历山大、塞得港和阿斯旺的领事馆。
（新华社）

西非经济共同体举行会议
西非经济共同体关于建立互助和借款保证基金的会议，经过两天的讨论后结束。
在讨论过程中，专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西非经济共同体互助和借款保证基金的目的、法律性质、组织机构和在成员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仲裁方式的建议。
马里、象牙海岸、上沃尔特、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塞内加尔六国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马里全国妇联举行代表大会
马里全国妇女联盟最近在巴马科举行代表大会。
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在会上发表讲话，热烈赞扬马里妇女自从全国妇女联盟1974年成立以来为国家经济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并且号召她们为把马里建设成一个繁荣的国家而广泛地动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