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
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
你的大作，大气磅礴。
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
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
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
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
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行
万里西行急，　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　那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　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　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韩愈以文为诗；
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08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
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
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
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
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
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
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1965年，07月21日（载《诗刊》1978年01月号）（附图片）

毛主席语录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征求对当前宣传工作和拟于明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意见
中宣部邀集宣传文化界党内外人士座谈
张平化部长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要求大家行动起来，深入揭批“四人帮”，建设和壮大宣传文化工作队伍
新华社1977年12月30日讯
中共中央宣传部最近邀集在京的社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党内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当前宣传工作和拟于明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意见。
出席座谈会的同志心情非常激动。
他们认为，中央宣传部刚刚成立，就召集大家征求意见，这生动地体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思想战线的工作，十分关怀广大宣传文化工作者。
他们说，华主席领导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夺回了宣传阵地的领导权，大家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向党倾诉自己的心里话。
座谈会从12月13日开始，先开了五次小范围的会。
二十五、26日，扩大举行，出席的达三百多人。
整个座谈会发言十分踊跃，大家互相插话补充，开得生动活泼。
12月26日，郭沫若同志参加了座谈，并吟诵了新作的诗《纪念毛主席诞辰》。
座谈会上，大家以极大的忿慨，揭发和批判了“四人帮”对宣传工作的破坏和对宣传工作者的摧残，并围绕着加强理论工作、制定各项宣传工作的规划、整顿和建设宣传工作队伍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
在社会科学界的座谈会上，大家指出，我们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是最先进的。
但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的队伍还很小，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也很少，在这方面又是相当落后的。
特别是若干年来，“四人帮”肆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把许多理论问题弄得混乱不堪，使我国社会科学工作遭受严重破坏。
大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为了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为了回答革命实践提出的许多新问题，我们一定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理论工作应当作为我们宣传工作中的首要工作。
一些同志指出，根据过去二十八年的经验，理论工作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要保质、保量、保恒（即持之以恒），才能收到成效。
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进行一次广泛的宣传教育运动。
有的同志建议要迅速写出一批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科书、社会科学的工具书和党史、军史、近百年史等历史著作。
有的同志建议，把社会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分工协作，避免人力的浪费和研究工作的重复；
有的同志建议召开各种学术讨论会，活跃学术空气；
有的同志建议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要有规划，而且要落实到人，并且定期检查、评比。
在文化艺术界的座谈会上，同志们忿怒地揭批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他们疯狂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
有的同志揭露说，“四人帮”不单在物质方面搞“打砸抢”，在精神方面也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打砸抢”者。
凡是对他们不满的、于他们不利的，他们就打，就砸；
凡是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就抢过去，为他们篡党夺权所用。
许多人现身说法，以自己受迫害、打击的事实，控诉了“四人帮”的罪行，表示一定要把对“四人帮”的仇恨化为力量，积极投入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
一些同志在发言中，集中批判了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比较系统地回顾了十七年文艺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实际，引述了自己亲自听到的毛主席、党中央当时的许多有关指示，有事实、有分析地证明，十七年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四人帮”否定十七年，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还有的同志联系过去自己所犯的错误，走过的弯路，表示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战斗。
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座谈会上说：
我们一定要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好作品。
当前，文艺战线上要一手抓创作，一手抓评论。
没有大批的文艺创作，就不能繁荣文艺；
没有一支坚强的文艺评论队伍，文艺创作也不能繁荣。
会上，大家还建议尽快地把文联和文艺工作者的一些协会恢复起来，以利于团结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从事各项研究和创作活动。
许多同志满怀激情地说，有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我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又是历史这样长久，内容这样丰富，我们一定可以产生出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是指日可待的。
在新闻、出版、文物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同志们揭批了“四人帮”利用党的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指出党的宣传工具一定要紧紧掌握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中。
大家对宣传工作如何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和紧跟华主席的问题、如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问题，如何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问题，如何培训新闻干部和改进技术装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好意见。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主持了各次会议。
副部长黄镇、朱穆之、廖井丹、张香山出席了会议。
在座谈会结束的时候，张平化同志讲了话。
他说，这次座谈会收获不小。
大家深入揭批了“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篡党夺权的罪行，畅所欲言地讲了许多关于加强宣传文化工作的宝贵意见。
这使我们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更加体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作风的重要。
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这样做，经常开一些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或个别促膝谈心，广泛听取意见，以改进党的宣传文化工作。
张平化同志要求大家行动起来，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建设和壮大我们的宣传文化工作队伍。
他说，我们必须认真地回顾建国二十八年来的历史，正确地分析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一方面要看到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是严重的，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吸取教训。
另一方面又要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
正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战胜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四人帮”否定十七年，颠倒历史，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通过揭批“四人帮”，砸碎“四人帮”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就应该甩开膀子大干，现在是把我们的全部本领拿出来的时候了。
让我们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战斗，把宣传文化工作做得更好，创造更大的成绩。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
茅盾、胡乔木、于光远、齐燕铭、周扬、冯至、吴世昌、吴恩裕、许涤新、孙冶方、薛暮桥、任继愈、汪子嵩、刘大年、朱智贤、韩幽桐、李曼村、陈翰笙、苳辅礽、吴敬琏、曹禺、刘白羽、张光年、林默涵、夏衍、周立波、魏巍、姚雪垠、曲波、李准、骆宾基、徐迟、阮章竞、崔嵬、谢铁骊、吴印咸、张瑞芳、田华、赵燕侠、杨秋玲、高盛麟、张庚、史若虚、周来、方掬芬、侯宝林、华君武、王朝闻、吴作人、黄永玉、英韬、吕骥、时乐蒙、刘诗昆、王昆、郭兰英、邓玉华、资华筠、姚远方、徐才、范瑾、常芝青、王芸生、王匡、陈翰伯、王益、萨空了、方钜成、邵公文等。

征求对当前宣传工作和拟于明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意见
中宣部邀集宣传文化界党内外人士座谈
张平化部长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要求大家行动起来，深入揭批“四人帮”，建设和壮大宣传文化工作队伍
新华社1977年12月30日讯
中共中央宣传部最近邀集在京的社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党内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当前宣传工作和拟于明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意见。
出席座谈会的同志心情非常激动。
他们认为，中央宣传部刚刚成立，就召集大家征求意见，这生动地体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思想战线的工作，十分关怀广大宣传文化工作者。
他们说，华主席领导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夺回了宣传阵地的领导权，大家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向党倾诉自己的心里话。
座谈会从12月13日开始，先开了五次小范围的会。
二十五、26日，扩大举行，出席的达三百多人。
整个座谈会发言十分踊跃，大家互相插话补充，开得生动活泼。
12月26日，郭沫若同志参加了座谈，并吟诵了新作的诗《纪念毛主席诞辰》。
座谈会上，大家以极大的忿慨，揭发和批判了“四人帮”对宣传工作的破坏和对宣传工作者的摧残，并围绕着加强理论工作、制定各项宣传工作的规划、整顿和建设宣传工作队伍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
在社会科学界的座谈会上，大家指出，我们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是最先进的。
但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的队伍还很小，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也很少，在这方面又是相当落后的。
特别是若干年来，“四人帮”肆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把许多理论问题弄得混乱不堪，使我国社会科学工作遭受严重破坏。
大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为了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为了回答革命实践提出的许多新问题，我们一定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理论工作应当作为我们宣传工作中的首要工作。
一些同志指出，根据过去二十八年的经验，理论工作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要保质、保量、保恒（即持之以恒），才能收到成效。
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进行一次广泛的宣传教育运动。
有的同志建议要迅速写出一批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科书、社会科学的工具书和党史、军史、近百年史等历史著作。
有的同志建议，把社会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分工协作，避免人力的浪费和研究工作的重复；
有的同志建议召开各种学术讨论会，活跃学术空气；
有的同志建议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要有规划，而且要落实到人，并且定期检查、评比。
在文化艺术界的座谈会上，同志们忿怒地揭批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他们疯狂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
有的同志揭露说，“四人帮”不单在物质方面搞“打砸抢”，在精神方面也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打砸抢”者。
凡是对他们不满的、于他们不利的，他们就打，就砸；
凡是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就抢过去，为他们篡党夺权所用。
许多人现身说法，以自己受迫害、打击的事实，控诉了“四人帮”的罪行，表示一定要把对“四人帮”的仇恨化为力量，积极投入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
一些同志在发言中，集中批判了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比较系统地回顾了十七年文艺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实际，引述了自己亲自听到的毛主席、党中央当时的许多有关指示，有事实、有分析地证明，十七年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四人帮”否定十七年，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还有的同志联系过去自己所犯的错误，走过的弯路，表示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战斗。
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座谈会上说：
我们一定要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好作品。
当前，文艺战线上要一手抓创作，一手抓评论。
没有大批的文艺创作，就不能繁荣文艺；
没有一支坚强的文艺评论队伍，文艺创作也不能繁荣。
会上，大家还建议尽快地把文联和文艺工作者的一些协会恢复起来，以利于团结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从事各项研究和创作活动。
许多同志满怀激情地说，有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我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又是历史这样长久，内容这样丰富，我们一定可以产生出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是指日可待的。
在新闻、出版、文物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同志们揭批了“四人帮”利用党的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指出党的宣传工具一定要紧紧掌握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中。
大家对宣传工作如何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和紧跟华主席的问题、如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问题，如何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问题，如何培训新闻干部和改进技术装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好意见。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主持了各次会议。
副部长黄镇、朱穆之、廖井丹、张香山出席了会议。
在座谈会结束的时候，张平化同志讲了话。
他说，这次座谈会收获不小。
大家深入揭批了“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篡党夺权的罪行，畅所欲言地讲了许多关于加强宣传文化工作的宝贵意见。
这使我们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更加体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作风的重要。
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这样做，经常开一些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或个别促膝谈心，广泛听取意见，以改进党的宣传文化工作。
张平化同志要求大家行动起来，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建设和壮大我们的宣传文化工作队伍。
他说，我们必须认真地回顾建国二十八年来的历史，正确地分析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一方面要看到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是严重的，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吸取教训。
另一方面又要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
正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战胜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四人帮”否定十七年，颠倒历史，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通过揭批“四人帮”，砸碎“四人帮”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就应该甩开膀子大干，现在是把我们的全部本领拿出来的时候了。
让我们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战斗，把宣传文化工作做得更好，创造更大的成绩。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
茅盾、胡乔木、于光远、齐燕铭、周扬、冯至、吴世昌、吴恩裕、许涤新、孙冶方、薛暮桥、任继愈、汪子嵩、刘大年、朱智贤、韩幽桐、李曼村、陈翰笙、苳辅礽、吴敬琏、曹禺、刘白羽、张光年、林默涵、夏衍、周立波、魏巍、姚雪垠、曲波、李准、骆宾基、徐迟、阮章竞、崔嵬、谢铁骊、吴印咸、张瑞芳、田华、赵燕侠、杨秋玲、高盛麟、张庚、史若虚、周来、方掬芬、侯宝林、华君武、王朝闻、吴作人、黄永玉、英韬、吕骥、时乐蒙、刘诗昆、王昆、郭兰英、邓玉华、资华筠、姚远方、徐才、范瑾、常芝青、王芸生、王匡、陈翰伯、王益、萨空了、方钜成、邵公文等。

毛主席仍在指挥我们战斗
——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座谈会纪要
《诗刊》记者
1977年12月14日，在京的诗歌界、文艺界的同志六十多人，怀着十分喜悦和振奋的心情，冒着雨雪来到《诗刊》社，济济一堂，学习、座谈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出席座谈会的有：
贺敬之、臧克家、赵朴初、谢冰心、林默涵、魏传统、张光年、阮章竞、张志民、冯牧、王朝闻、秦牧、林林、海棱、李瑛、徐迟、唐弢、朱寨、蔡仪、朱子奇、程光锐、徐刚、邹荻帆、常任侠、芦荻、金近、谢冕、孟伟哉、梁光弟、葛洛、严辰等同志。
座谈会由《诗刊》主编李季同志主持。
会上，发言热烈。
有些同志作了书面发言。
大家畅谈了学习毛主席这封重要信件的初步体会。
发言的同志认为，毛主席这封信的发表，是整个文艺战线和我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毛主席在信中，总结了我国历代诗歌创作的丰富经验，阐明了诗歌创作以及各种文艺样式的艺术规律，指明了新诗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和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的信，也为我们批判“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文化专制主义，尤其是为我们当前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斗争，提供了十分锐利的武器。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光辉思想，他的光辉著作，仍在指挥我们战斗。
座谈会围绕着毛主席这封信的重要内容，就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艺术特点和新诗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座谈了初步的学习心得。
大家首先感到，毛主席这封信的发表，实在太及时、太重要了。
它是我们打碎“四人帮”强加于文艺界的种种精神枷锁，批判“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谬论的极其锐利的思想武器。
毛主席指出：
“诗要用形象思维”。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在创作上，大搞阴谋文艺；
在理论上，极力制造混乱。
他们与林彪、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合伙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准人们提文艺特点、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根本否定形象思维。
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本来是可以自由争论、进行探讨的，但是陈伯达、江青之流，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但不准人们讨论，而且把人们的观点分歧当作可乘之机，以售其奸。
他们利用一篇否定形象思维的错误文章，硬要把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层层加码，无限上纲，并于1966年04月把它强行发表。
他们明明知道毛主席是肯定形象思维的，却把形象思维说成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肆无忌惮地大肆批判形象思维论。
他们把关于形象思维的许多正确论述和一些错误意见混为一谈，又把这些正确或错误的意见同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追随者们的反动谬论混为一谈，把肯定形象思维的言论，一律斥为“妖氛迷雾”，是在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提供“理论武器”。
他们的矛头公然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这引起了到会同志的极大忿慨。
同志们在发言中说，毛主席的信明确告诉我们，写诗就要尊重诗歌的艺术特点、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要用形象思维”。
违反了诗歌的艺术特点，忽视形象思维，混淆了作文与作诗的区别，以文为诗，势必闹到味同嚼腊的地步。
诗歌同其它任何文艺形式一样，都是现实生活的形象的反映。
叙事诗要塑造人物形象，抒情诗所抒发的也不能不是具体人物的思想感情。
而艺术形象，只能来自诗人或作家对社会各阶层人物和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的不断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只能从大量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感性材料中提炼、酿造出来。
离开活生生的、具体的形象，不用形象思维，诗人又何从进行创作构思呢？
在座谈发言中，大家进一步谈到，否定形象思维，实质上就是否定文艺工作者深入斗争生活的必要性。
因为，一切文艺创作的原料，一切生动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形象，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中去，才能取得。
生活越深入，形象越丰富。
反之，否定了形象思维，也就否定了作家深入生活、掌握丰富的艺术原料的极端重要性，其结果，只能导致作家脱离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使文学艺术脱离人民生活这个唯一的源泉。
归根结底，也就实际上否定了文学艺术。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谈到，毛主席在这封篇幅不长的信里，三次提到写诗“要用形象思维”，这是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和思考的。
形象思维并不是诗歌所独有的创作规律，而是整个文学艺术的共同规律。
在这个问题上，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四人帮”反党集团，都无一例外地站在毛主席的对立方面。
胡风把形象思维绝对化、神秘化，否定逻辑思维对形象思维的制约作用和指导作用，其目的，在于反对作家、艺术家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四人帮”以政治代替艺术，以一般性代替特殊性，否定形象思维，否定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而他们的所谓政治，不过是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
在他们的淫威下，谁要是大胆讲了艺术规律、艺术特点，谁就触犯了“帮”规，犯了王法。
而否定了文艺创作在思维活动上的特点，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文艺创作本身。
表面看来，“四人帮”和胡风在表现形式上似乎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实际上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四人帮”极力反对毛主席的教导，到处散布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文艺创作上制造了大量的奇谈怪论，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他们否定形象思维，肆意颠倒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反对作家深入群众斗争生活，鼓吹“从路线出发”，搞什么“主题先行”，强制一切文艺创作一律奉行他们那个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关起门来创造“英雄”，其影响所及，搞得文艺创作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严重摧残和破坏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
他们鼓吹的“反形象思维”论，是和他们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互相补充、互相配合的，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大家回顾了毛主席对诗歌问题的一系列指示，深深体会到毛主席象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非常重视文学艺术以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反映革命的内容，对新诗形式问题，给予了始终一贯的关心。
文学家艺术家，如果不努力追求形式的完美，就等于给自己的作品解除武装，就不能起到杀伤敌人、保卫自己的作用。
写诗而不注重诗的形式，不注意诗歌的艺术特点，也就没有了诗，只能变成某种别的艺术品种了。
在给陈毅同志这封信之前，毛主席就指出：
新诗要“精炼、大体整齐、押韵”，并且反复指明：
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
在这封信里，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
“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毛主席一再强调民歌是创造新体诗歌的一个重要基础，这关系到新诗的健康成长问题，关系到如何创造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诗的民族形式问题。
毛主席又一次具体地、明确地为我国新诗指明了发展道路。
我国两千多年诗歌发展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如鲁迅所说：
“旧文学衰退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
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民歌有鲜明的阶级感情，语言简练，形象生动，刚健清新。
特别是解放后，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了大量新民歌，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人民的劳动和斗争，表现了新的思想，抒发了人民群众的壮志豪情。
我们必须尊重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地学习民歌，研究民歌，从中吸收养料和形式，为我们创造新体诗歌打下坚实的基础。
发言的同志，忿怒批判了江青对民歌的诬蔑和攻击。
叛徒江青明知毛主席对民歌的高度评价，却辱骂民歌“色情，下流”，这恰恰是她仇视人民群众，反对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破坏我国新诗发展的罪证。
发言的同志一致认为，多年来，广大诗歌作者在建立新诗的民族形式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毛主席也曾肯定新诗的成绩不能低估，但在这封给陈毅同志的信里，毛主席又从努力形成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一角度指出：
“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毛主席的话，语重心长，表达了广大群众的心愿，要求新诗早日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艺术形式，要求新诗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
这是对我国诗歌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和热情的鞭策，督促我们认真学习，认真总结经验，努力为新体诗歌的形成作出有益的工作，以期无负于伟大领袖的遗愿，无负于党和人民的热切希望。
出席座谈会的同志们一致表示，非常感激英明领袖华主席批示发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大家深信，毛主席这个重要文献的发表，必将为我国诗歌界和整个文艺界召来一个百花争艳的春天。
大家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努力促进我国新体诗歌的形成与发展，促进新诗和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

青海浙江举行五届人代会首次会议
谭启龙、铁瑛同志分别当选为青海省、浙江省革委会主任
据新华社西宁1977年12月30日电
青海省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于12月16日到23日在西宁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七百一十五名，比上届代表人数增加了一倍，包括汉、藏、回、土、撒拉、蒙古、哈萨克、东乡、裕固、满、壮十一个民族。
少数民族代表占百分之三十八。
大会选出了青海省新的一届革命委员会和出席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谭启龙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狄子才、薛宏福、冀春光、赵海峰、希候巴（藏族）、宋林、郑校先、马万里、沈岭、尕布龙（蒙古族）、蔡凤兰（女）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2月24日，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任命杨西林为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谭启龙同志代表青海省上届革命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
他说，全省各族人民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大治青海，各条战线生气勃勃，政治经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
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今年初见成效的要求，已在青海省胜利实现。
谭启龙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了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
他说，中共青海省委要求全省党、政、军和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苦战八年，把青海建设成为祖国的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
要把农业放在第1位，全党全民总动员，大打农业翻身仗。
到1980年，要努力做到以生产队为单位，每人有一亩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基本上实现农业牧业机械化，从根本上解决粮食自给问题。
牧区要坚持“以牧为主，围绕畜牧业生产，发展多种经济”的方针，大搞草原基本建设，努力实现每头牲畜有一亩基本草场，使畜牧业优质、高产、稳定地发展，为国家和人民提供更多的肉食和畜产品。
要积极发展轻工业，加速发展基础工业。
到1985年，把青海省建设成为大寨省，建成支援农牧业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海西新的工农业生产基地和共和盆地新的粮食和油料生产基地。
谭启龙说，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百分之三十五，民族自治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青海，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要认真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彻底克服大汉族主义，也要注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
要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作用，认真培养、积极提拔、大胆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不断提高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
要更快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
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认真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但是，必须注意打击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阶级敌人。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谭启龙同志的工作报告。
各族代表豪情满怀，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讨论了如何实现高速度发展青海国民经济的宏伟目标。
据新华社杭州1977年12月30日电
浙江省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于12月18日至22日在杭州举行。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千零八名。
会议总结了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讨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选出了新的一届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出席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铁瑛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陈伟达、陈作霖、张子石、蒋宝娣（女）、冯克、袁芳烈、王芳、王博平、刘亦夫、陈安羽、翟翕武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2月23日，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任命刘子正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铁瑛同志代表上届革命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
他列举事实揭露林彪、“四人帮”搞乱浙江的滔天罪行，指出他们是一些右得不能再右的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
他说，经过一年的斗争，全省各条战线面貌一新，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
去年10月，华主席、党中央鼓励我们：
“粉碎‘四人帮’，浙江有希望”。
事实证明了这个预见非常英明。
铁瑛同志提出了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划，要求到1985年，把浙江省建成以粮为纲、全面发展、高产稳产的农业基地和农轻重协调发展、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省。
要力争四、五年内，使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达到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粮食平均亩产跨“双纲”。
农、林、牧、副、渔都要大幅度增长。
要大力发展基础工业，做到电力自给有余，燃料、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石油化工都有一个大的发展，建成支农工业体系。
铁瑛同志说，要实现建成工业省的规划，首先要从明年起，用三年时间打好两个硬仗，一个是把农业迅速搞上去，一个是把基础工业迅速搞上去。
为此，要抓住即将到来的1978年，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要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认真搞好企业和社队的整顿，搞好经济工作的整顿，落实各项经济政策。
要关心群众生活，城市要办好集体福利事业，创办机械化养猪场、养鸡场，搞好蔬菜基地，搞好环境保护。
农村主要是解决增产增收、日用品供应和农村盖房用的建筑材料等问题。
大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铁瑛同志的报告。
代表们满怀信心地表示，要开足马力，加快速度，深入持久地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把“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浙江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青海省举行政协四届首次会议
谭启龙同志当选为省政协委员会主席
据新华社西宁1977年12月30日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第4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于12月15日到23日在西宁举行。
出席会议的一百七十七名委员，列席了青海省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政协青海省第3届委员会的会务报告。
会议选出了政协青海省第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四十六人，中共青海省委第1书记、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启龙当选为本届省政协委员会主席，冀春光、郭廷藩、张百庵、郭若珍、刘呈云、夏茸尕布（藏族）、马乐天（回族）、郑文卿、苏耀亮、官保加（蒙古族）、廖霭庭当选为副主席，郭若珍兼秘书长。
中共青海省委第1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启龙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他说，这次会议要进一步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华侨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他希望青海省各界人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揭批“四人帮”，为发展青海省的大好形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积极贡献力量。
委员们在讨论中忿怒声讨“四人帮”破坏民族工作、统战工作的滔天罪行。
有些委员说到华主席、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和信任时，心情激动，热泪盈眶。
在讨论到今后的任务时，大家一致表示，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推动各界人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为加速青海高原的建设而贡献力量。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西班牙埃菲通讯社社长
新华社1977年12月30日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上午会见西班牙埃菲通讯社董事长兼社长路易斯·马里亚·安松，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西班牙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拉斐尔·萨尔拉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新华通讯社社长曾涛、总编室副主任彭迪。
（附图片）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了西班牙埃菲通讯社董事长兼社长路易斯·马里亚·安松。
新华社记者摄

北大授予叙利亚专家马卢海以名誉教授称号
据新华社1977年12月30日讯
北京大学今天下午举行仪式，授予正在《北京周报》工作的叙利亚专家、著名诗人、文学家阿卜杜·默因·马卢海以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向他颁发了证书。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主持了仪式。
他在讲话中向马卢海先生表示热烈祝贺。
马卢海先生感谢北京大学给予他的这一荣誉。
参加仪式的有教育部副部长周林等以及师生代表。
叙利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欧麦尔·赛义德和在京的叙利亚专家、留学生也参加了仪式。

四川工业增产幅度大
据新华社成都1977年12月30日电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1年，四川省工业战线高歌猛进，气象万千。
据统计，今年全省工业生产已提前五十六天完成了国家计划，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九。
许多主要产品，如铁矿石、生铁、钢、钢材、化肥、原煤、发电量、拖拉机、棉布、纸张等都超额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产量比去年分别增长百分之三十到一倍以上；
质量、成本、原材料消耗、利润等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也都有显著进步。
今年四川省工业生产增产幅度大。
全省十九个地、市、自治州和十五个主要工业局，全都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
其中重庆和成都两市，今年的增长速度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
今年，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各工业部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认真抓了企业整顿，使许多过去受“四人帮”破坏比较严重的企业，迅速走上了抓纲治厂的轨道。

全国大庆式企业常州东风印染厂提前一个月全面完成1977年国家计划。
　新华社记者摄

水泥工业提前完成年计划
新华社1977年12月30日讯我国水泥工业已经提前四十八天完成了今年国家计划，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五。
产品质量显著提高，品种增多，原材料和燃料消耗降低，其他各项技术经济指标都比去年有显著改善。
今年，我国大中型水泥企业的生产情况越来越好。
第2季度以来，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鼓舞下，各厂党委带领广大职工发扬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努力克服煤炭、电力一时供应不足和运输紧张等许多困难，使水泥生产逐月、逐季上升，不断创造日产、旬产、月产历史新水平。
小水泥的生产形势也十分喜人。
从年初开始，各小水泥企业就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狠抓了企业整顿，并在重点小水泥企业组织了包括优质、高产、低消耗等十项指标的劳动竞赛，有力地促进了小水泥生产的发展。
今年全国有近二百个小水泥企业跃入大庆式企业的行列。
小水泥产量的大幅度增长，对支援各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测绘部门测绘生产比去年翻一番
据新华社讯
全国测绘部门已于11月底完成全年测绘生产计划，实现了年初提出的测绘生产比去年翻一番的奋斗目标。
各省、市、自治区测绘部门坚持抓纲办测绘，年初提前出测，年终推迟收测，积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发挥了尖兵作用。
各地测绘部门编绘出版了一大批省、地、县、社挂图、规划用图和图集，编绘出版了各种公开版地图。
我国第1册汉语拼音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业已出版发行。
此外，还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天文、重力、水准、三角测量，我国新近开辟的人造卫星大地测量也取得可喜成果。

王震副总理会见即将离任的阿根廷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7年12月30日讯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上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阿根廷驻中国大使卡岑施太因。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申志伟、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

石油工业生产持续稳定上升
据新华社1977年12月30日讯我国石油工业今年全面发展，生产持续稳定上升。
现在，全国原油、天燃气的全年生产计划已经提前完成，柴油、煤油、汽油、润滑油等各种石油产品普遍突破计划规定的指标，石油工业的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部达到国家要求，石油勘探、油田建设、管道输油、科学研究和各企业的农副业生产都获得了丰收。
英雄的大庆工人阶级向着新的更高的目标进军，狠抓以注水为基础的综合调整工作，不断挖掘老井潜力，保证了油田压力稳定，原油高产稳产，提前五天完成了国家计划。
华北油田今年又有一批高产油井相继喷油，原油总产量大幅度增长。
老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和四川省石油管理局、青海省石油管理局等石油企业，也都提前完成了国家计划。
对国家计划规定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许多石油企业坚持力争上游，做到全面完成。
整个石油工业，今年的产品合格率符合国家规定，其中外运原油含水率进一步下降到百分之零点八八，大大低于计划要求；
总的生产成本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二，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约了两亿多元；
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减少了百分之五；
上缴利润超过计划百分之二点一七，工业总产值、生产消耗、全员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技术指标的完成情况，在全国各工业部门中也是名列前茅。
今年，全国石油部门在完成当前生产计划的同时，抽调大批人力和设备投入石油勘探开发的新战场，为贯彻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创建十来个大庆而战斗。
广大钻井工人加倍努力地勘测祖国丰富的石油宝藏，不断刷新进尺纪录。
全国今年的平均井深比往年加深了几百米，但每个钻井队平均的年进尺比去年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
石油工业部门的广大科技人员加强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对我国陆相成油和古潜山油田形成等重大课题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论述，同时结合生产需要研制出了一批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读报知识
律诗·五言律·七言律
律诗是诗体名，格律严密，故名。
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唐初。
八句四韵或五韵。
中间两联必须对仗。
第2、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
通常押平声。
一般分五言、七言两体，简称五律、七律。
偶尔有六律。
如在十句以上，则为排律。
五言律诗每句五个字，每首八句。
第1、三、五、七句不入韵，第2、四、六、八句入韵，这是正例；
但首句亦有入韵者，这是变例。
七言律诗每句七个字，每首八句。
第1、二、四、六、八句入韵，第3、五、七句不入韵，这是正例，但首句亦有不入韵者，这是变例。
长短句
一般用为词的别名。
词所以采用长短句，是由于音乐上的要求，句子的长短又须依照曲调的节拍。
长短句的词已胚胎于盛唐，至中唐而渐盛。
现存宋人词集中，题名“长短句”的有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辛弃疾《稼轩长短句》等。
平　仄平指四声中的平声，仄指四声中的上、去、入三声。
旧诗赋及骈文中所用的字音，平声与仄声相互调节，使声调谐协，称为调平仄。
赋·比·兴
凡诗文直截了当叙述其事而不用譬喻的，叫“赋”。
“比”是譬喻，“比者，比方于物也。”
“兴”是寄托，“兴者，托事于物。”
为触景生情，因事寄兴，也有以为是“取善事以喻劝之”的意思。
杜甫和《北征》
杜甫（公元712—770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之一。
他生活在唐帝国由兴盛走向衰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动荡年代，经历了长期离乱、颠沛流离的生活。
杜甫的诗比较全面和深刻地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真实，强烈地表现了各种侧面的政治社会内容，表现了人民生活的疾苦和他所能认识到的社会生活中不合理现象，因此后世许多学者对他评价很高，有人称他为“诗史”。
在诗歌创作上，他表现出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杜甫从被安禄山部队占领下的长安逃出到凤翔，在肃宗的流亡政府中任左拾遗。
这年08月，他从凤翔回鄜（fū夫）州（今陕西富县）探望家室。
《北征》就是此时所作的诗篇之一。
它系统地叙述了旅途的经历和观感，回到家里以后的情景，表达了自己对当时时局的看法，也抒写了自己的悲忿心情。
“征”，旅行的意思。
鄜州在凤翔东北，所以诗名为《北征》。
韩愈和他的三首诗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南阳（今河南沁阳附近）人，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的诗人。
韩愈曾试图将散文的语言结构形式运用到诗歌里，但有时显得生硬和绝对化，破坏了诗歌的语言特色。
《山石》是一首纪游诗，可能是唐贞元十七年（801年）他离开徐州到洛阳途中所作，写深山古寺的见闻和自己的感慨。
《08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是永贞元年（805年）所作。
张功曹名张署。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和张署都在首都长安担任监察御史，由于直言谏劝德宗，被谪贬到南方。
永贞元年（即贞元二十一年），唐宪宗李纯颁发大赦令，当时韩、张两人都在湖南郴（chēn琛）州等候命令，韩愈改官江陵府法曹参军，张署改官江陵府功曹参军。
韩愈此诗，是得到改官消息时所作。
这两首诗风格清新，形象鲜明，表现了诗人倔强豪迈的性格。
《衡岳》原题为《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是韩愈由湖南郴州往湖北江陵任所，途中游衡山所作。
衡山是五岳之一，所以称为衡岳。
衡岳庙在湖南衡山县西三十里。
韩愈在诗中描写了衡山和衡岳庙的景色，写了自己祭庙时的心情，并非为了祈求幸福，而是由于政治上被打击，满腔忿慨无人理解，只得在神前倾诉。

轻工战线提前完成总产值年计划
据新华社1977年12月30日讯
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扭转了由于“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造成的停滞不前的局面，提前半个月完成了全年总产值计划。
截止目前，原盐、卷烟、自行车、手表、洗衣粉、灯泡、衡器和农用塑料薄膜等主要轻工业品，都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今年以来，由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治快上，轻工战线碰到了电力、燃料供应不足的困难。
各地轻工战线广大职工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大力开展计划用电、节约用电活动，努力做到节电、节煤又增产。
沈阳市一轻局发动群众层层抓电，揭矛盾，找差距，堵漏洞，订措施，实现了既增产又节电节煤。
沈阳日用电器三厂过去日耗电八百五十度，通过节约挖潜，合理用电，日耗电量降低到六百度，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计划。
广州市人民造纸厂发动群众改造锅炉设备，把优质煤与劣质煤合理搭配使用，使每吨机制纸、纸板的平均煤耗由过去的一千零九十七公斤降低到九百二十六公斤，为国家节约煤炭二千五百六十多吨。
上海保温瓶行业开展了节约原材料攻关赛，瓶胆总破损率比1976年下降百分之十八，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前几年许多轻工业产品质量下降，影响人民生活。
轻工业部门今年注意狠抓了产品质量问题，轻工业部召开了提高产品质量的电话会议，并按照产品的种类，对卷烟、农用塑料薄膜、洗衣粉、自行车、缝纫机等行业进行质量分析评比，使许多轻工业品的质量逐步提高。
县办轻工业是全国轻工业战线的一支生力军，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今年，轻工业部和有关部门分别在河北遵化县、广东中山县召开了县办轻工业会议，总结交流了河北遵化县、广东中山县、黑龙江尚志县、吉林洮安县积极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地方轻工业的经验。

首都新闻界和外交部新闻司为各国驻京记者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977年12月30日讯首都新闻界和外交部新闻司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招待各国驻北京记者。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查禾多和书记处书记，以及正在北京访问的一些外国新闻界朋友，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新华社社长曾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刘宗卓，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杜越凯，北京日报总编辑黄森，外文局负责人江牧岳等。
今天，在1978年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外新闻工作者欢聚一堂，互致新年的问候，气氛热烈友好。

黄河中游天桥水电站建成
据新华社讯
兴建在黄河中游多泥沙地带的天桥水电站，已开始运行发电。
这座水电站为陕北、晋西北广大农村引水高灌提供电力，同时为进一步开发黄河中下游水力资源提供经验。
在黄河中游多泥沙地带兴建水电站，是晋、陕两省人民多年的宿愿。
两省人民经过六年多的奋战，这座电站已建成五台发电机组和相应的配套工程。
现在，强大的电流正通过高压电路源源送往府谷、神木、米脂和榆林以及太原等地。

澄清关于形象思维的理论是非
——学习毛主席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科学论断
孟伟哉
怀着极大喜悦，学习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
在揭批“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战斗中，英明领袖华主席批示发表伟大导师毛主席这一光辉信件，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英明措施。
这篇珍贵文献的发表，是诗歌界的大事，是文艺界的大事，也是我国整个思想理论界的大事。
在这封信里，毛主席不仅再次阐发了我国诗歌发展的道路问题，继承和改造古典文学遗产问题，文艺的内容和形式问题，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1次十分明确地作出了写诗要用形象思维的科学论断。
毛主席说：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又说：
“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毛主席的这一论断，当然不仅适用于诗，而且适用于各种文艺形式，是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
形象思维这一概念，经毛主席予以确定和阐发，无疑将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一个经典命题。
这封信，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在哲学和文艺学方面的新的发挥和组成部分，是指导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灿烂明灯。
毛主席发挥了他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如此明白地指出文学艺术的创作确有它自己的规律和特点，这使我们对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这些也借文艺以反党的阴谋家的嘴脸，认识得更清楚了。
毛主席肯定形象思维，是对文学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
毛主席通晓我国古代的和现代的文学艺术历史，不止是诗，就是对许多戏剧和小说作品，甚至包括神话，他都有精深的见解。
他直接间接地征引和论及过多少作品和作家啊！
仅从给陈毅同志的信看，他对唐宋诗词多么熟悉！
他说：
“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
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
唐、宋诗两相对比，把问题提到创作规律的高度，是以大量的事实材料为根据的。
“四人帮”专搞阴谋诡计，不懂历史。
他们为达到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一贯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大搞指鹿为马的实用主义和诡辩论。
他们梦想篡党、窃国、复辟资本主义，将人类历史的总规律尚且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
他们否定文学艺术的历史，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成就，否定形象思维，否定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
他们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迫害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
他们制造反革命的阴谋文艺，也为自己的阴险目的编造了所谓“创作原则”、“创作规律”，实际上是唯心论、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胡诌乱扯。
他们利用已经把持到的舆论阵地，大肆宣扬自己的反动谬论，使一些年轻同志，除了“三突出”、“三陪衬”之类的三字经，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
除了“四人帮”一伙指使炮制的那些阴谋文艺，对古今中外文艺的历史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
在“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下，有的作品确是“主题先行”、“设计矛盾”、“设置人物”，没有生活，向壁虚构，或者是把丰富多彩的生活简单化，去套他们的那些个模式，完全不是形象思维，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
有的现象，荒唐到了惊人的程度。
现在，发表了毛主席这一重要文献，为我们清算“四人帮”的罪行，澄清是非，提供了极其有力的理论依据。
反复学习毛主席这封信，深感毛主席肯定形象思维，也是对他自己的创作实践的总结和概括。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伟大的诗人。
他的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不朽诗作，构成了一部中国革命的壮丽诗史。
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运用文艺反映现实，还是运用科学理论指导革命斗争，改造世界，毛主席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权威。
毛主席肯定形象思维，肯定艺术创作有它自己的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文艺理论，作出新的发挥和发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毫不足怪。
“四人帮”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又没有艺术实践，一切服从于阴谋需要，当然不敢承认艺术创作中存在着形象思维这一客观规律。
否则，他们的《反击》之类的帮电影，怎么能拼凑成呢，《朝霞》之类的帮刊物，怎么能混得下去呢。
他们是一伙法西斯，实行反动的文化专制主义，在文艺问题上都是一言堂，根本不敢实行百家争鸣。
象形象思维这样的问题，如果让人们研究讨论，那么，必定会触及他们的谬论邪说。
他们象蝙蝠害怕阳光那样害怕真理，完全靠栽赃诬陷、造谣撒谎、骗人吓人过日子。
他们把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整个文艺界，诬之为“黑线专政”，涂抹得一团漆黑，把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已经批判过的东西，颠倒过来变成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罪名，罗织成所谓“黑八论”，其罪恶用心是要把文坛变成他们的帮天下，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
什么工农兵方向，他们的需要就是方向。
什么艺术规律，他们的需要就是规律。
但是，真理封不住，扫不掉，打不倒。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的这封信，是对“四人帮”的有力批判。
关于形象思维，我国文艺理论界和哲学界，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曾进行过讨论和争论。
当时提出的问题是：
文学家、艺术家在通过他们的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与理论科学家（如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不同的思维方式？
也就是说，在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活动中，是不是存在着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这样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另一种看法是：
根本不存在这种差别，人类只有一种思维方式，即抽象思维的方式。
为求得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当时文艺界的多数同志，进行着两方面的工作。
这就是：
一方面，批判那种把形象思维绝对化，将革命文艺家创作过程中的形象思维，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
另一方面，批评那种否认形象思维，以抽象思维取代形象思维，以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否定艺术创作规律的倾向；
同时承认，对于参加这一讨论和争论的多数人来说，学术上一时不同的看法，是认识问题而不是根本立场问题，应该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政策，百家争鸣，在不同意见的争鸣中，逐步统一认识。
这本来是正常的情况。
但是，自从林彪、江青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抛出来以后，形象思维就被宣布为所谓“文艺黑线”的一个“反动理论”，“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这种所谓形象思维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就断然否定了形象思维，否定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使这个本来可以、而且应该研究、讨论的带有学术性的问题，成了不得有异议的严重政治问题。
并且，这就好象成了结论。
一晃十一年，形象思维这个术语和概念，成了禁忌，不能讲；
真正的艺术创作的规律，成了禁区，不能探讨。
被宣判为“修正主义”的所谓“形象思维论”，实际上和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黑八论”一起，都成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支柱，理论工作者和广大文艺工作者被压得不能动弹。
而今，“四人帮”打倒了，毛主席的这一文献公布了，人们不禁要想：
林彪和江青真的对毛主席关于形象思维的见解毫不知悉吗？
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现在，问题的解决有了最权威的根据和最好的条件。
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在形象思维这个问题上搞的阴谋，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同时，从理论上探讨，规定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它与抽象思维的关系，它的各种要素，既防止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又防止否认它的规律和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一项战斗任务。
这些年，“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主席文艺思想糟蹋得不成样子。
要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完整地准确地学习、研究、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并坚决地依照革命导师的教导去实践。
让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

论诗遗典在
臧克家
毛主席离开我们一年多了，在深切的怀念与日俱增的时候，英明领袖华主席批示同意《诗刊》发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喜讯传来，我们是多么欣慰，多么感激呵！
这封信，主要是谈的诗歌问题，但它包括了整个文艺创作；
谈的是美学问题，但所涉及的是阶级立场问题——政治问题。
这封信，我捧读了许多遍，思考了许多问题，把韩愈、李贺的诗集重新翻阅了。
觉得这封信，含蕴深厚，溯流追源，就得考虑整个诗歌的历史，从《诗经》、《楚辞》一直到现代的“今诗”和“用白话写诗”，以及新诗的形式种种问题。
越学习，越觉得毛主席学识渊博，思考问题周密而确切。
1961年，毛主席给我写了两封信，想约我再去谈谈诗的问题，同年年尾又来了一封信，说：
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
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
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
十六年后，读到毛主席给陈毅同志的这封信，使我感觉到他老人家虽然工作繁重，但对诗歌问题，无时不在考虑、研究，给予深切的注意！
我，作为一个诗歌作者，得到毛主席当面的教导，我怎能不万分激动，而又充满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怀念之情呢！
首先，我们学习“诗要用形象思维”。
这是文艺创作（诗在内）上的一个大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四人帮”，都是一脉相承地站在毛主席指示的对立面。
胡风之徒在他们的反动文章里，拚命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他们破嗓子大叫乱喊“到处都是生活”的反动调调……。
而“四人帮”也在他们的破烂文艺旗子上打出“主题先行”，闭门造“人”，大搞“三突出”，拼凑人物与故事情节，高喊“革命”口号，从概念出发，叫嚷大写“与走资派斗争”的“英雄”，等等。
“四人帮”承袭胡风的衣钵，以反动的文艺观，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服务。
毛主席教导：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这里边就明确的包含着文艺作者如何取得形象问题，如何对形象进行选择、概括的问题。
我个人体会，觉得其中概括了作者深入战斗生活的问题，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照着学习，便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毛主席教导我们：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从这一段重要的讲话里，可以体会到，一切创作的素材，一切人物、事物的形象，从斗争生活的实际中才可以取得，在进行创作时，才能用形象去思维。
生活越深广，形象也就越丰富，在概括的时候，有所取，有所舍，有所爱，有所憎。
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作家的世界观就在其中起作用。
所以毛主席又说：
“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诗歌和一切文艺作品，应该是“形象思维”开出来的花朵，以它的色香动人。
诗歌和一切好的文艺作品全凭它的饱含作者爱憎深情的形象去感动人，不是用理论去说服人。
“四人帮”反抗毛主席的教导，反对作家深入斗争生活，关起门来创造“英雄”，他们在文风、诗风方面的遗毒，至今未全消。
即以诗而论，长而空的东西还不少，从战斗生活中产生的、以它的形象令人感奋的佳作，还不够多。
毛主席对于古典诗歌，修养深厚，见解深刻而确切。
毛主席谈到的赋、比、兴，这是二千多年前《诗经》里的作品所使用的三种表现手法。
言外推意，也就是肯定从《诗经》开始的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毛主席喜欢李贺、李白的诗，足见对《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予以适当评价。
李白、李贺的诗作，受《楚辞》影响较大，不甘受律诗的桎梏，富有创造性，艺术特色鲜明。
他们的诗篇，奔放，奇崛，新颖，繁富。
宋人，以散文入诗，有时理胜于情，没有唐诗的含蕴耐读。
这种风气，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韩愈已开其端。
入宋，此风大炽，在文学史上成为一体。
历代评论家对它毁誉不一。
毛主席批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
毛主席对问题总是一分为二的。
对宋人也并不一笔抹杀。
象梅尧臣、苏东坡、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等人的集子中，可以读到以形象动人的佳作，其中也杂有毛主席所指疵的东西。
毛主席对写作旧体诗，要求严格。
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就说过：
“旧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在给陈毅同志这封信里，一方面对陈毅同志的诗作给予“大气磅礴”的很高评价，但在格律方面也指出“稍有未合”的不足。
毛主席谦虚，对自己写的律诗，也不满意。
对于词，毛主席1957年01月的时候，就曾经对我说过：
我常用小令一类词牌子写点词，象工具用熟了。
毛主席在这封信里又说：
“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毛主席说：
“不讲平仄，即非律诗。”
这是至理明言！
号称律诗，就得合律，有所突破可以允许，但基本上不能逾越。
直到现在，有不少同志学写旧诗，完全不按旧诗规律，而又形似，美其名曰“解放体”，有的甚至把乱格的东西，标之以“律”，期期以为不可！
毛主席谈到了“今诗”问题。
我揣摩所谓“今诗”，就是今天写的旧体诗。
象毛主席所指出的叶帅、董老的七律、五律给我们树立了典范。
今天作旧体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这就是要求今天写旧体诗，必须有新的思想、情感，新的意境和语言。
不能用僻典，使它成为大众欣赏的障碍物。
旧体诗，必须配合革命形势，服从斗争要求，成为时代的号角。
不能把今日的旧体诗写得古香古色和过去一样。
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毛主席多年来一直在关心，在给我们指出一条遵循的路子。
以前指示说：
“精炼、大体整齐、押韵。”
又说，在民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
陈毅同志写过新诗，毛主席对他说：
你还可以写新诗，你的胆子大，我不敢写。
毛主席所以不敢写新诗，我想主要是为了新诗没有一定的形式。
他老人家也说过：
新诗改造最难。
他念念不忘地在为着新诗的形式操心。
在给陈毅同志的这封信里又提出了“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毛主席一再强调民歌是创造新体诗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关联到新诗的群众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创造为广大人民群众喜见乐闻的新诗的民族形式问题。
这个问题，自从新诗诞生一直到今天，六十年漫漫的长途上在摸索、寻求而仍未得到解决。
从毛主席一再的指示中，我们要认真想一想，新诗应该写成个什么样子？
应该写成：
短小，精炼，生动，活泼，象民歌，象古典诗歌，但又不是民歌，不是古典诗歌，而是吸收它们的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相对固定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承认所喜爱的一种新体诗歌。
这，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特别是从事诗歌创作的同志们。
我们有责任遵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努力去试验、去实践，现在新诗的情况，是远远没有走上毛主席指示的途径的。
毛主席说，诗歌创作，“赋也可以用”，但是强调了“比”、“兴”两个方法。
因为“诗要用形象思维”，而以形象去感动读者的。
可惜的是，我看，现在诗歌创作，用“赋”的表现方法的却占着不小的比重。
真情实感浅淡，只能铺述直陈，既空且长，令人生厌。
现在有些新诗，象分行写的散文。
实际上，比古代的一些优秀的散文也是逊色的。
我们今天写新诗，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写作的时候注意“形象思维”，切忌“直说”，有如散文。
在形式方面，向民歌学习，使它短小精炼，容易记住，又便于吟诵。
这样，才能真正使新诗深入群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挥它的战斗伟力。
　（原载《诗刊》1978年01月号）

读毛主席谈诗的信
林默涵
我今天很兴奋地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是来学习的。
首先是学习毛主席这封具有重要意义的信，其次是向同志们学习。
听了许多同志的发言，使我得到很多教益。
这些年来，我很少接触文艺。
在“四人帮”控制下，有一个时期，我连报也看不到，毛主席著作也不让读。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我从广播中听到声讨“四人帮”的诗歌朗诵，真是激动万分。
我看到很多工人同志都热心收听。
诗歌引起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共鸣，如果不是空前未有，也是少有的。
我不懂诗，更不会做诗。
但是，喜欢读诗。
特别是毛主席的诗，——那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是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典范。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这封信，不但告诉了我们他老人家是怎样写诗的，也给诗歌创作解决了极其重要的问题。
毛主席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都非常重视文学艺术的形式。
马克思不满意他自己早年写的诗，因为那些诗在音律方面不够理想。
恩格斯在论革命悲剧时，一再强调形式的重要性。
一个艺术家，如果不竭力追求形式的完美，就等于给自己的作品解除武装，就起不到杀伤敌人、保卫自己的作用。
诗的形式尤其重要。
不论诗体怎样变化：
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古体，近体，以至今天的白话体，都必须具有诗的形式。
诗的形式是根据民族语言的特点、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诗歌创作的发展而形成、演变和创新的，但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诗，而变成别的艺术品种了。
这当然不是说形式决定内容，而是给内容以界限，使内容得到充分的展现，或者相反，使内容的展现受到束缚。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
诗也不例外。
叙事诗固然要塑造人物形象，抒情诗所抒发的也是具体人物的思想感情。
“比”和“兴”是用具体事物来作比和起兴。
既然如此，诗人在创作构思中，就不能离开具体的生动的形象，也就是要用形象思维。
当然，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不是互不相容的。
文学艺术通过形象达到逻辑的结论，社会科学则通过逻辑的分析来使人们认识复杂纷纭的具体现象。
如果我们承认文艺和科学的区别，承认它们对人们的精神世界所起的作用的区别，又怎么能否认文艺家和科学家在从事他们的创作和研究活动时有不同的思维特点呢？
大家知道，在古代诗人中，毛主席比较称许李白、李贺的诗。
这两位诗人的奔放的和奇丽的诗情，使他们很少写律诗，因为律诗的格式容易束缚思想感情。
可是，毛主席写的诗（词除外），却大多是律诗，而严格的格律，并没有能够拘束他的气震山河的革命豪情。
所谓“巨匠是在严格的规矩中施展他的创造才能的”，毛主席正是如此。
毛主席又指出，韩愈虽然以文为诗，但也不可全盘否定，他的某些诗还是可以的。
这告诉我们应当向各种不同风格的诗人学习，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转益多师是吾师”，不拒众流，方能成其为大海。
万恶的“四人帮”到处散布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文艺创作上制造了许多混乱。
他们把一切对立起来，谁若讲重视形式，就说你是“形式主义”，“否定思想内容”；
谁若讲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就说你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
同他们否定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样，也否定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
这就形成了文学艺术粗制滥造，作品人物全从概念出发，千人一面，俱同木偶，只要符合他们的“帮思想”就行。
否定形象思维，实际上就是否定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因为只有到生活中去观察、研究和熟悉各种人物，才能在自己的脑子里形成各种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不从生活出发，就意味着文艺的死亡。
“四人帮”又硬把古代诗人、作家划分为儒家、法家，给一大批诗人、作家扣上“儒家”的帽子，加以抹煞，使我国丰富灿烂的民族文艺遗产几乎濒于灭绝，真是罪不容诛。
毛主席这封光辉的信，是痛击“四人帮”种种反动谬论的锐利武器。
　（原载《诗刊》1978年01月号）

中国记者组结束在南斯拉夫的访问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12月29日电
由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冯健率领的中国记者组12月29日结束了在南斯拉夫为期三周的友好访问。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张海峰12月28日为中国记者组结束在南斯拉夫的访问，举行了宴会。
中国记者组在南斯拉夫先后在贝尔格莱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伏伊伏丁那自治省进行了参观访问，受到了各有关单位的热情接待和欢迎。
在访问期间，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副议长鲁·科拉克、联邦新闻委员会主席穆·贝尔贝罗维奇、联邦外交部部长助理米·奥斯托伊奇先后接见了中国记者组。
27日，南斯拉夫联邦新闻委员会主席助理米·马里诺维奇为中国记者组举行了饯行宴会。

我新闻代表团结束对布隆迪的访问
据新华社1977年12月30日讯
布琼布拉消息：
以王寿仁为团长、陈龙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结束了对布隆迪的友好访问，12月30日离开布琼布拉回国。
29日，布隆迪总理兼计划部长恩赞比马纳在总理府接见了王寿仁团长，代表布隆迪总统巴加扎对代表团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且同王寿仁团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布隆迪新闻部长塔尔西塞·鲁维基拉和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临时代办申连瑞在座。
在代表团离开前夕，塔尔西塞·鲁维基拉部长向代表团热情告别，祝愿两国新闻工作者的合作日益加强。
28日晚，申连瑞临时代办为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布隆迪举行了招待会。
代表团在八天访问期间，同布隆迪新闻界朋友交流了经验，还参观了种植园、工厂和其他单位。

日本一些地方议会、友好团体和人士
敦促政府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新华社东京1977年12月30日电
今年以来，日本一些地方议会、友好团体和人士通过各种形式，敦促日本政府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友约。
日本北海道、枥木、神奈川、群马、新泻、爱知、福冈、长崎等县和长野、北九州等市的地方议会，先后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地处北海道东北部的网走市议会在今年08月和12月两次作出决议，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迅速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把决议送交给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和外相园田直。
今年11月，日本青年团协议会在东京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把促进日中友好、争取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作为该协议会今后活动的基本方针。
这个协议会在日本各地支部中的四十六个支部，分别给福田首相拍发电报，敦促政府早日下决心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三重县总部在今年09月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项宣言，呼吁各界友好人士为争取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努力。
宣言说，由于第三国的阻挠和福田内阁的消极态度，使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至今未能缔结，是令人遗憾的。
宣言指出：
“在世界上谋求霸权的苏联，对于日本不仅在渔业问题上，而且在（日本人民）要求归还日本固有的北方领土运动上不断进行大国主义的恫吓，严重地敌视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暴露了苏联的真面目。”
宣言说，早日缔结写明反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日本国民的历史使命。
日中协会干事长、众议院议员野田毅最近在《日中协会会报》上发表文章，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排除苏联的干扰，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文章说，反霸权问题已经写进了日中联合声明，因此，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继承这一精神是理所当然的。
文章说，如果由于担心苏联的反对而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置于一旁，那么，很显然，苏联总是会利用这一点向日本施加压力。
文章指出，苏联反对的不仅是反霸权问题，而且是为了离间日中关系而反对日中条约本身。
文章批驳了日本自民党内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的所谓“慎重论”后指出，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关键是取决于福田首相是否下决心。

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文章
号召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和建设国家
只要遵循党的路线就能在任何时候打败任何敌人
新华社1977年12月30日讯
民主柬埔寨电台12月27日广播的一篇题为《柬埔寨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和建设国家》的文章指出，自从有了柬埔寨共产党的正确英明领导之后，柬埔寨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团结一致，英勇战斗。
1975年04月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
只要我国人民遵循党的路线，团结一致，就能够在任何时候打败任何敌人。
文章说，解放后，柬埔寨人民内部的团结和统一更加坚强。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以战斗的姿态、不怕牺牲的精神，积极地保卫和建设国家，使祖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国工人、农民和革命军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清楚地辨别敌人和朋友，完全独立自主地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保卫党和人民，保卫集体制度，决心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文章最后说，我国人民坚信，只要在柬埔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党的路线，团结统一，共同战斗，民主柬埔寨的前途必定是光明的，没有任何敌人可以阻挡我们前进，没有任何敌人能够侵略我们柬埔寨的国土。
这家电台在最近广播的另一篇评论中，赞扬柬埔寨革命军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为保卫和建设祖国作出了贡献。
评论说，柬埔寨革命军是柬埔寨工农大众的优秀儿女。
自从她创建以来，在柬埔寨共产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下，革命军战士们坚信党的路线，服从党的领导，无条件地、自觉地随时随地遵守和执行党的原则。
评论说，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革命军战士们的组织纪律性不断得到加强。
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毫不妥协和退缩。
党指向哪里，就在哪里打击敌人。
评论说，在保卫和建设国家时期，驻扎在海防、边防和内地的革命军，继续进一步巩固和发扬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性的传统，随时准备为党、为阶级、为人民和为敬爱的祖国作出牺牲，为保卫国家、保卫敬爱的柬埔寨共产党、保卫人民、保卫工农革命政权和保卫胜利果实、并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民主柬埔寨作出贡献。
（附图片）
守卫在磅逊港的柬埔寨革命军战士，警惕地保卫着祖国的海疆。
　新华社记者摄

深入开展三大革命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今年工业生产捷报频传，农业战胜不利气候影响夺得大丰收
新华社平壤1977年12月29日电一年来，朝鲜人民在自己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开展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取得了巨大成就。
今年，朝鲜交通运输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全国交通运输战线的职工广泛开展了“运输革命二百天战斗”的群众运动。
铁道部所属各铁路局仅用六个多月的时间，新建了八十多个货运站，增建了许多专用线路，并改进了指挥调度系统，大幅度地提高了货运量，使车辆周转时间缩短，货车车辆生产比今年头四个月增加了三倍。
到今年10月份，整个铁路运输部门比去年同期多运九十三万多吨货物。
到11月底，全国已有一百四十多个货运站超额完成了全年运输计划。
陆运总局的全年货运计划已在10月份以超额百分之十七胜利完成，许多海运事业所也提前完成全年货运任务。
采掘工业也取得了优异成绩，特别是采煤工业成绩更为突出。
价川地区煤矿联合企业兰田煤矿职工在今年05月提出了开展“增产社会主义爱国煤”运动的倡议，得到各地煤矿职工积极响应，有力地促进了煤炭生产。
价川地区煤矿联合企业自制了四十多种井下生产设备，使井下作业的机械化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这个企业最近半年来比去年同期多挖了四千八百多米巷道，多采了四十五万吨煤炭。
安州综合煤矿加强对设备的管理和维修，努力开采煤炭，11月份平均日产量创造了煤矿投产以来最高纪录。
各地铁矿和有色金属矿山的矿石产量也不断增加。
朝鲜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基地茂山矿山经过扩建，铁矿石生产能力已达到新水平。
检德矿山09月份完成大型长距离传送运输带建设第1期工程后，把矿石的运输能力提高了五倍。
电力工业部门今年在努力提高现有企业发电能力的同时，还加紧建设新的发电厂。
平壤火力发电厂的职工努力提高设备利用率，今年头十个月比计划多发电一亿五千六百多万度，12月上旬提前完成全年发电计划。
今年扩建和新建了一批火力发电厂。
新建的清川江火力发电厂的发电能力达二十万千瓦。
目前火力发电量已占全国总发电量一半以上，这就克服了水力发电厂电力生产的季节性带来的某些困难，为保障国民经济各部门电力需要创造有利条件。
机械工业部门今年在改进产品质量、节约原材料和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
北中机械厂职工研究成了内燃机曲轴模压机，节约了大量劳力，提高了内燃机产量。
乐元机械厂八种汽车和拖拉机部件的生产实现了模压化，使生产效率提高了三倍。
造船企业今年也取得了新成绩。
除生产了许多中小型捕鱼船只外，09月初又制成了两万吨级的“清川江”号大型货轮。
朝鲜钢的生产能力去年已达到四百万吨。
今年各钢铁企业职工继续努力增产钢铁。
降仙、黄海、金策等钢铁联合企业的生铁、钢和各种钢材的生产都有进一步提高。
朝鲜地方工业也有很大发展。
目前，地方工业企业生产的日用消费品已占全国日用消费品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今年朝鲜农村克服不利的气候条件的影响，夺取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胜利地占领了八百五十万吨粮食高地。
广大农业劳动者积极响应劳动党五届十二中全会的号召，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新热潮。
今年先后结束了载宁江水库第1阶段工程，平原水库、银波水库的建设工程。
去冬今春全国农村扩大灌溉面积二十万町步（每町步约合十五市亩）。
此外，还修建了三千多町步梯田，改良了三万町步冷湿地。
朝鲜人民正满怀革命豪情，决心在1978年即第2个七年计划头一年，争取新的更大成就。
（附图片）
平壤市郊区鹤山合作农场场员正在收割丰收的水稻。
　新华社记者摄

结束对民主柬埔寨的友好访问
澳共（马列）代表团离开金边
新华社1977年12月30日讯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由爱·弗·希尔主席率领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团12月29日结束对民主柬埔寨的友好访问乘专机离开金边。
到机场送行的有柬共中央常委英萨利以及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干部。
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也到机场送行。
访问期间，希尔主席同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希尔主席由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陪同参观了暹粒——吴哥。

老挝工商业部部长等会见我政府经济代表团
新华社万象1977年12月29日电
老挝政府工业和商业部部长梅索·塞宋平，农业生产、林业和水利部部长坎苏·赛雅森12月28日分别会见了以中国驻老挝大使徐晃为团长、外经部副局长杨荣杰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同一天晚上，老挝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坎苏·苏米赛举行宴会，招待中国代表团。
坎苏副主任和徐晃团长先后在宴会上讲了话，共同祝愿老中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是12月27日到达万象的。

南斯拉夫国防部长发表讲话强调
保持警惕加强防御捍卫独立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12月29日电
据南斯拉夫报纸报道，南斯拉夫联邦国防部长尼·留比契奇12月28日在南斯拉夫议会联邦院讨论1978年联邦预算时发表讲话，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要保持警惕和加强防御能力。
留比契奇在谈到当前国际形势时说，“那些妄图控制别人的力量想不通过战争来征服别国人民，而如果达不到目的，他们就把战争当作实现自己的政策与目的的手段。
自然，世界上的这种关系造成了极为不稳定的军事政治形势，从而引起世界关系中的不信任与危机以及军事因素的作用的增加。
大国间这种关系的后果就是世界历史中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多的军人，这样多的优质武器与爆炸物。”
“因此，我们应当作好准备并保持警惕。”
留比契奇指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加强其国际地位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同时它还加强了内部的团结、稳定以及整个战斗能力”。
留比契奇说：
这一切“要求进一步加强防御能力、安全与社会自卫，这些是制止任何威胁我国自由与独立的企图的不可代替的因素”。
留比契奇说，“今天，我们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各军和兵种能够进行一切形式的战斗，来保卫我们的陆地、领空和亚得里亚海域”。

国际简讯
苏丹埃塞俄比亚间的航空线将重新开放
据苏丹通讯社12月30日报道，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两国之间的航空线将于1978年01月15日重新开放。
这是两国根据非洲统一组织调解委员会最近举行的弗里敦会议的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航空线是在1977年06月17日关闭的。
印尼塞梅鲁火山又进入活动期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印度尼西亚的塞梅鲁火山又进入活动期，12月26日下午再次喷出大量岩浆。
报道说，从火山口喷出的岩浆顺流而下，冲击了松贝尔乌里普村，淹没了附近的一条道路和一座桥梁，切断了从松贝尔乌里普村到苏皮特乌朗村的交通，使二千二百多人无家可归。
　（据新华社讯）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边高唱“缓和”、“裁军”，一边加紧扩军备战。
这是苏联喀尔巴阡军区部队的坦克进行登陆攻击演习。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太国人民之声”电台热烈欢呼大好的世界革命形势
世界反帝反殖反霸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新华社1977年12月30日讯“太国人民之声”电台12月29日广播一篇文章，热烈欢呼1977年非常有利于人民的世界革命斗争形势。
文章说：
“1977年，全国人民为改善生活，为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蓬勃向前发展。
以第3世界为主力军的世界反帝、反殖、反霸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文章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继续争霸，使得到处出现动乱，它们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文章说，在第3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亚洲，革命斗争的浪潮向前发展，并且不断取得胜利。
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和东帝汶的人民武装斗争活动也在蓬勃进行，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有的已经解放了大片土地。
文章说：
“朝鲜人民也展开斗争，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干涉和美—朴集团的战争准备，并坚持和平自主统一朝鲜”。
文章说：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今年胜利地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选举了以华国锋同志为主席的新的党中央委员会，保障和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各个方面取得可喜的成就”。
文章说：
“亚洲各国人民还揭露和强烈反对美苏扩张势力和争霸世界的阴谋活动，使美国和苏联的阴谋遭到重大的挫折”。
文章说，1977年，非洲和中东各国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苏丹、索马里、埃及政府和人民驱逐苏联人员出境；
扎伊尔军队粉碎了苏联雇佣军的入侵；
安哥拉人民展开反对苏联和古巴雇佣军占领安哥拉的斗争。
此外，在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也开展了反对种族歧视，要求自治权利的斗争。
文章说，阿拉伯各国人民继续坚持斗争反对以色列侵略，要求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要求归还全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
文章说，在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国家也积极投身反帝反霸斗争。
它们维护民族独立主权的斗争也有了很大发展。
拉丁美洲国家还站在维护二百海里领海权斗争的最前列。
他们坚决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到它们领海区掠夺资源。
文章说：
“第3世界国家除了展开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干涉、控制和扩张势力，坚决捍卫自己民族独立主权斗争之外，还进行反对超级大国在经济上的垄断和剥削的斗争，并且在维护民族经济利益和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取得新的胜利”。
文章说，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团结合作，在同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互相支持，显示了第3世界在反帝、反殖、反霸中的作用和强大力量。
文章说，一年来，第2世界国家的工人、教师、学生和各界人士为要求增加工资、保障就业和改善生活而进行的罢工、罢教和罢课斗争一再爆发。
文章说，美苏仍然在激烈争夺世界霸权，更加疯狂地扩军备战，增加了世界大战的危险。
文章最后说，从1977年世界形势可以清楚看到，革命力量和进步力量更加发展壮大，各国人民的斗争在向前发展并且不断取得可喜的胜利。

特鲁多总理首次访问北美空防司令部
对加拿大与美国的联合防务安排感到满意
新华社渥太华1977年12月29日电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2月27日和28日访问了设在美国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北美空防司令部。
这是自1958年美国和加拿大共同建立北美空防司令部以来加拿大总理的首次访问。
在访问期间，特鲁多总理会见了北美空防司令部的美国司令詹姆斯·希尔上将和加拿大副司令戴维·亚当森中将。
特鲁多总理参观了离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七英里的夏延山脉工程的地下空防中心。
这是一个用来侦察飞机的警报系统，这一警报系统能在加拿大或美国遭到苏联的导弹袭击或空袭时发出警报。
在特鲁多总理离开渥太华前往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前，加拿大总理发言人对记者说，加拿大对于与美国的联合防务安排感到满意。
特鲁多总理在离开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前对记者说，北美空防司令部是加拿大对外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
据报道，加拿大派有一万零五百名军人在北美空防司令部服役，能通过该司令部来保护加拿大领空的大部分。

芬兰决定购买飞机加强空军
　新华社赫尔辛基1977年12月30日电
芬兰政府12月29日决定在一九七八——1985年内购买五十架英国“鹰”式喷气歼击教练机，以加强芬兰空军的装备和训练。
与此同时，芬兰政府还决定在1978年春季的追加预算中增加拨款以实现这项采购。
12月30日，芬兰国防部长太斯托·太赫凯马同英国霍克—西德利航空公司经理和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引擎公司的经理在赫尔辛基签订了这项采购合同。
早在去年11月，芬兰政府就授权国防部就采购“鹰”式飞机一事同英国方面进行谈判。
经过一年的谈判，双方最后达成了协议。

苏联在阿拉伯地区受挫的一年
1977年，苏联在阿拉伯地区阴谋败露，连连受挫。
在埃及、在苏丹、在索马里，一连串失败接踵而来。
去年毅然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的埃及，今年又同苏联展开了新的斗争。
埃及政府和人民坚决抵制了苏联在条约废除后进行的威胁恫吓，造谣诽谤。
埃及还勇敢地顶住了苏联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压力。
今年埃及从多种来源购买武器，并独自和联合其他阿拉伯国家生产部分轻武器和弹药，以克服由于苏联禁运武器所造成的困难。
为了回答苏联对武器的禁运，埃及政府自08月15日起停止了向苏联提供棉花。
苏丹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
05月，苏丹政府驱逐了全部九十名苏联军事专家，显示了苏丹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气概和坚强决心。
苏联不甘心失败，紧接着又对苏丹进行诬蔑，妄图破坏苏丹和邻国的关系，策划反对苏丹的新阴谋。
对此，苏丹政府和舆论进行了揭露和谴责，继续同苏联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地处红海口的索马里在11月宣布废除索—苏“友好合作”条约，驱逐苏联专家，限制苏联驻索使馆的人数，给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
在此之前，索马里不顾苏联的压力，拒绝了苏联通过古巴总理卡斯特罗提出的由红海口两岸国家组成“邦联”的建议。
苏联策划成立这个“邦联”，目的在于进一步控制红海地区国家，控制印度洋—地中海航线，并利用这一“邦联”进一步挑拨阿拉伯国家之间以及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阿拉伯国家对遭到苏联雇佣军入侵的扎伊尔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它们从道义上到物质上给予扎伊尔军民以坚决的支持。
摩洛哥派出作战部队，埃及派出飞行员，同扎伊尔军队并肩作战，为赶走入侵的苏联雇佣军作出了贡献。
1977年，在阿拉伯地区，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有了明显的暴露。
霸权主义者手伸向哪里，就在哪里被捉住。
苏联在阿拉伯地区遭到沉重的打击，这绝非偶然。
埃及、苏丹和索马里三国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
埃及是最早接受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最早接受苏联“专家”，最早同苏联缔结“友好合作”条约的，但是它受苏联干涉、控制、掠夺和颠覆之害也最深。
苏丹和索马里的情况也是如此。
苏丹在几年内两次遭受苏联策划的武装颠覆和入侵。
索马里在同邻国之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争端中，受到苏联的挑拨和压制。
这三个国家都因为再也无法忍受霸权主义的欺负，起来反抗，从而使苏联经营多年的向北直出地中海，控制苏伊士运河和红海口，向东面向印度洋，向西、向南可深入非洲腹地的战略地位，一朝丧失殆尽。
除了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在一些国家被彻底揭穿外，它在中东问题上的虚伪态度也为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和人民所识破。
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利用中东问题明争暗斗，它们都要损害阿拉伯人民的利益，都要控制中东，这是共同的；
区别仅仅在于：
美国是直言不讳地支持以色列，而苏联却打着“天然盟友”的幌子，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面目出现。
这种假面具也逐渐被戳穿。
在今年10月初发表的苏美联合声明中，苏联放弃了一些它长期标榜借以欺世盗名的主张，既不提要以色列撤出全部阿拉伯领土，又不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这就再一次说明，它为挤进日内瓦会议同美国争夺，是随时可以出卖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
这个文件一发表，就遭到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谴责。
11月间举行的阿拉伯外长会议也在这些问题上坚持阿拉伯国家多次重申的原则立场。
受尽掠夺之苦的海湾各阿拉伯国家，也对超级大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今年，它们又以恢复统一的石油价格粉碎了超级大国在石油输出国之间制造分裂的阴谋。
海湾各阿拉伯国家还提出了“海湾属于海湾人民”的响亮口号，并且宣布，海湾地区必须“不受外国干涉和没有外国军事基地”。
这些正义的呼声，都是针对正在这一地区角逐的两霸，特别是针对梦想南下攫取海湾暖水海域、控制石油命脉的苏联的。
一年来的中东形势再次证明了当前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在迅速暴露。
恰恰是那些同苏联打交道时间长久、关系密切的国家，受害最深，因而反抗也愈烈。

“解放”幌子下的侵略
——沙皇俄国侵略巴尔干的鬼蜮伎俩
王斯德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揭露沙皇俄国打着“解放”旗号侵略巴尔干的罪恶活动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沙皇式解放”乃是“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20页）但是，近年来莫斯科的宣传机器却竭力宣扬什么沙皇俄国是巴尔干被压迫各族人民的“保护者”，它在同土耳其战争中，“消除了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土地上的土耳其压迫，解放保加利亚和正式宣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独立”，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和推翻革命导师对老沙皇定下的铁案。
巴尔干半岛地处欧亚非三洲的交通要冲，扼黑海和东地中海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近代历史上，巴尔干一直是沙皇俄国和欧洲列强激烈争夺的要地。
十五世纪，巴尔干半岛被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所统治。
巴尔干各国人民不断掀起反抗土耳其暴政的英勇斗争。
十九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
沙皇俄国便乘机打着“解放”、“援助”、“同盟”的旗号，干着侵略扩张的勾当。
沙俄利用居住在巴尔干地区的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人在民族上同大俄罗斯人相接近，在宗教上同大俄罗斯人一样信奉东正教，大肆鼓吹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蛊惑人心地宣称要把受“倒悬之苦”的斯拉夫兄弟从土耳其异族异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对土耳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不断把魔爪伸向巴尔干地区。
1876年，保加利亚人民举起独立解放的大旗，发动反对土耳其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
沙俄一看有机可乘，便扯起“援助斯拉夫兄弟解放”的旗号，挑起对土耳其的战争。
土耳其战败，被迫承认保加利亚独立、自治。
土耳其人一走，大批俄国人便以“解放者”的身份，蜂涌来到索非亚。
沙俄借口保加利亚缺乏“自治能力”，对保加利亚实行军事占领。
占领军司令顿杜科夫—科尔萨科夫总揽了保加利亚的统治大权，俨然成为君临一切的“总督”。
保加利亚内阁大臣均由俄国将领及其走卒充任，各省省长是清一色的“俄国佬”，“民族军”上尉以上的军官都由俄国人垄断，保加利亚的宪法由俄国占领当局一手炮制，并经彼得堡沙皇办公厅审定。
甚至连新国王也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钦定的内侄巴滕贝克充任。
于是保加利亚从土耳其属地变为俄罗斯帝国的“外多瑙省”。
“保加利亚人已经从派到他们国家去的沙皇代理人的活动中饱尝了沙皇式解放的滋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页）
在一八七七——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罗马尼亚也受尽了“沙皇式解放”的苦难。
罗马尼亚一直被俄国看成从陆上通往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的军事走廊。
“从彼得大帝以来，消灭罗马尼亚民族始终是俄国进行阴谋和战争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79页）对土战争前夕，俄国软硬兼施地迫使罗马尼亚缔结同盟条约，强借“军事通道”，并且不等条约在罗马尼亚议会中批准，俄军便汹涌开入罗马尼亚。
更可恶的是，后来俄军在攻打普列夫那（今普列文）城连遭惨败时，俄军统帅竟蛮横地迫使罗军和俄军编成联军。
只是在罗军的助战下，俄军才攻下了围攻05月未克的普列夫那城，并直扑君士坦丁堡城下，迫使土耳其屈膝投降，签订了圣斯蒂凡诺和约。
和约竟然规定将罗马尼亚的南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国。
罗马尼亚政府严正拒绝沙俄割地的要求，沙俄竟张牙舞爪地对罗马尼亚进行恫吓：
“若再异议，当出兵占领全国”。
恩格斯为此指出，“是罗马尼亚人使俄国人得以在普勒夫那城下获得胜利的，但是他们得到的报答是不得不重新让出自己的那块贝萨拉比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页）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沙皇式“解放”乃“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页）
再看看沙皇式解放的另一个蒙难者塞尔维亚的血泪史吧。
塞尔维亚位于巴尔干腹地，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早在十九世纪初，沙俄便在“解放”的旗号下不断向塞尔维亚扩张渗透。
一八一四年，塞尔维亚人民重举义旗，再次发动反土起义。
经过激烈搏斗，终于在一八三三年摆脱了土耳其的羁绊，获得了正式自治。
这时，沙俄却厚颜无耻地吹嘘它“援助”有功，借机扩张，把“大批俄国间谍布满了塞尔维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26页）1842年，塞尔维亚选举大公，沙俄认为这是将塞尔维亚拉入“斯拉夫大家庭”的良机，立即派人前往贝尔格莱德，妄图操纵选举。
但是酷爱独立自由的塞尔维亚人民冲破了沙俄的控制，选举了亚历山大为大公。
沙俄就千方百计进行颠覆活动，甚至公然“通过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怂恿土耳其对塞尔维亚人采用暴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39页）一八七七——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沙俄又在“军事援助”的幌子下进一步控制塞尔维亚。
沙俄将领切尔尼亚也夫窃取了塞尔维亚陆军总督的要职。
这个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赤裸裸地宣称塞尔维亚这个“斯拉夫人的国家之一将变为事实上的俄国省份。”
口称“援助”、“解放”，实为侵略、控制，这就是“沙皇式解放”的真谛。
列宁在揭露老沙皇这一鬼蜮伎俩时指出，沙皇政府“对‘斯拉夫兄弟’的‘关怀’是再反动不过的了。
这种‘关怀’掩盖着早已使俄国在巴尔干声名狼藉的那些最卑鄙无耻的阴谋。
这种‘关怀’一向就是要摧残某些巴尔干国家的真正的民主。”
（《列宁全集》第15卷，第202页）
今天，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全盘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重操老沙皇的故伎。
它打着“国际主义”、“友谊”、“援助”的旗号，对巴尔干以及东欧一些国家实行殖民统治，直至出兵武装占领。
其手段之毒，野心之大，比老沙皇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沙皇为了以昨天卑鄙的行为来为它今天的卑鄙行为辩护，公然篡改历史，抵制革命导师对老沙皇的揭露和批判，这不打自招地露出了它那臀部带有的罗曼诺夫王朝的纹章，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新老沙皇确是同类相求的一丘之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