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生产指挥　恢复健全技术负责制
首钢炼铁厂最近三个月，为什么生铁产量连续三次突破历史最高月产水平，焦比和利用系数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揭批“四人帮”，总结二十八年来的经验，恢复和健全了从生产主任、值班主任到炉长、值班工长的技术责任逐级负责制，恢复了工程师、技师的职称。
这样，从上到下，从全局到局部，都有专人负责技术，指挥生产有条有理，改变了过去那种名义上大家负责，实际上谁也不负责的混乱现象。
据新华社1977年12月21日讯
最近三个月，首都钢铁公司炼铁厂持续实现稳产、高产、低耗，生铁产量连续三次突破了1972年创造的历史最高月产水平，高炉焦比大幅度下降，月平均利用系数和月平均焦比都达到全国的先进水平。
进入12月份，全厂继续稳产高产，形势喜人。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首钢炼铁厂的生产一直徘徊不前。
现在，既没有增加人力和设备，又没有改变外部条件，却实现高产稳产低耗，为什么能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厂党委在企业整顿中，加强了生产指挥，认真建立和健全了技术责任制。
解放以来，这个厂的干部、工人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从值班工长、炉长、值班主任到生产厂长的技术责任逐级负责制，厂里设有工程师专门负责技术工作，有明确的管理权限，生产能比较有条理地进行。
可是，近几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技术责任制有的根本取消，有的名存实亡。
比如，在高炉上，过去一直由值班工长掌握炉内操作，并指挥各岗位的工作，对高炉上的生产技术负责。
“四人帮”横行时，却把值班工长变成了操作工，剥夺了他们的生产指挥权。
又比如，过去遇到高炉内运行不畅，要用萤石洗炉时，须经厂里决定；
后来在“四人帮”破坏下，却变成了各炉自作主张，谁想洗就洗，越搞炉子越坏。
这样，就形成了自由操作，责任不明，权限不清，技术操作无人负责，生产事故不断发生。
粉碎“四人帮”以后，首钢炼铁厂党委认为，这种紊乱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们发动群众，联系厂里的实际，大摆“四人帮”破坏生产指挥和技术责任制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划清是非界限。
广大职工认为，加强生产指挥，建立、健全技术责任制，绝不是搞“一长制”、“专家治厂”，而是搞好社会主义企业生产所必需。
很多老工人和技术人员说，现代化的生产，不仅要敢干，还要会干，讲究科学性，反对盲目性。
高炉生产操作的技术性和时间性都很强，有它自己的规律，不按规律办事，高炉就不听你支配，就不可能炼好铁。
没有明确的技术责任制和统一指挥，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名义上大家负责，实际上谁也不负责，生产就不可能有秩序地进行。
08月下旬，厂党委采取坚决措施，强化生产技术指挥，重新恢复了从生产主任、值班主任到炉长、值班工长的技术责任逐级负责制，恢复了工程师、技师的职称。
全厂专门设立了两名工程师负责制订和贯彻高炉技术操作方针，健全了技术科的工作制度和技师的责任制，并且把一批有经验的技术人员重新调回高炉值班室，加强生产第1线的生产指挥和技术力量，做到人人有专责。

会见充满亲切气氛华主席表示热烈欢迎齐奥塞斯库总统将再次访问我国
华主席会见扬·珀仓副总理等
同罗马尼亚同志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会见充满亲切气氛
华主席表示热烈欢迎齐奥塞斯库总统将再次访问我国
新华社1977年12月21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部部长扬·珀仓、机械制造工业部部长阿夫拉姆·约安、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华主席在谈话中表示热烈欢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将再次访问中国。
由扬·珀仓同志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和由阿夫拉姆同志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经济技术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会见。
会见充满亲切的气氛。
扬·珀仓同志向华主席转达了齐奥塞斯库总统和罗马尼亚党政其他领导同志的问候。
格夫里列斯库大使转交了齐奥塞斯库总统给华主席的一封信。
华主席感谢齐奥塞斯库总统的问候，并请扬·珀仓和阿夫拉姆同志回国以后转达他对齐奥塞斯库总统、曼内斯库总理的良好祝愿。
外贸部部长李强、第1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等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华主席同扬·珀仓同志亲切握手。
右二是阿夫拉姆·约安同志，右一是格夫里列斯库同志。
　新华社记者摄

坚持两分法　不断向前进
毛主席教导我们：
“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
（《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
内蒙古磴口县委从总结夏季减产的经验教训入手，全面剖析本县的工作，而且着重查缺点，找差距。
由于坚持了两分法，找到了差距和障碍，看到了症结和潜力，所以，他们就大踏步前进了。
但是，也有这样情况：
一个县一旦跨上了学大寨先进县的行列，那里有的同志就只看成绩，不看缺点了。
上级去检查工作，本来是为了帮助他们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他们却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愿听表扬，很怕听批评。
对于下级提的意见，哪怕是揭一点缺点，也不是持欢迎的态度。
大寨有句名言：
“成绩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
为什么缺点不说不得了呢？
因为只看成绩，不看缺点，不懂得这二者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依一定条件而走向反面的道理，就会固步自封，骄傲自满。
缺点克服不了，成绩也会变成包袱。
这样，先进的不但不能更先进，而且可能变成后进。
试想，如果磴口县把夏季减产的责任完全推给“天老爷”，不正视自己抗灾能力不强的缺点，能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吗？
能迅速获得以秋补夏的成绩，并增强高速度发展农业的信念和努力吗？
对自己不能坚持两分法，是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散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流毒和影响。
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深入进行下去，肃清他们的流毒，树立两分法的辩证思想，推动普及大寨县运动不断前进，严格按照六条标准，高质量地建设大寨县，高速度地发展农业，把国民经济的基础打得更稳固。

扫除高速度发展农业的障碍
——内蒙古磴口县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高标准建设大寨县
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大步前进了两年，每年的粮食亩产和总产，都达到了递增百分之二十左右的高速度。
今年，经过夏季抗灾和以秋补夏的巨大努力，秋粮大丰收，全年平均亩产继续超《纲要》。
但是，由于占粮食作物一半以上的春小麦因灾减产百分之十，粮食生产发展速度降低了。
这事引起全县上下的震动：
一个大寨县，却不能象大寨、昔阳那样在灾年夺丰收、持续高速度，问题究竟在哪里？
开始，看法不一致。
今年春小麦是破冻下种，底肥施得足，密植适度，种得比往年都早都好，而且面积比去年扩大了百分之十七。
从春小麦出苗到抽穗，管理一直未停。
麦子长得齐刷刷的，县里县外都估计将有一个丰硕的夏收。
不料春小麦将近成熟的时候，冰雹、大雨相继袭来，特别是接连多日的干旱风为害，麦粒灌浆不满，干瘪失重，打不出十足的粮食来。
因此，不少人认为作了这么大的努力仍然减产，实在是因为灾情太大。
一句话，影响今年磴口农业发展速度的主要障碍是“天老爷”。
能把减产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天老爷”吗？
县委认为灾大是事实，抗灾能力不强也是事实，但不能用天灾来掩盖工作上的缺点和不足。
只有大胆揭露矛盾，承认差距，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看清高速度发展农业的主要障碍。
县委连续召开了常委会、常委扩大会、现场会，从总结春小麦减产的经验教训入手，引导大家讨论了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磴口发展农业的速度快不快？
和昔阳一比就很明白：
昔阳十一年粮食产量增长三倍，磴口前八年徘徊不前，学大寨真正上路的近三年，粮食算来也只增产三分之一；
昔阳今年每个农业人口占有粮食一千五百多斤，交售粮食六百斤，磴口今年占有量为一千斤，交售三百斤。
大家看到了差距，看到了磴口农业的发展仍然是低水平、慢速度。
二是遇灾减产都怪“天老爷”吗？
今年全县普遍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仍有五分之一的大队、四分之一的生产队春小麦产量超过了去年。
特别是补隆淖公社友谊二队，农业生产连年高速度发展：
1965年粮食亩产上《纲要》，1970年过“黄河”，1972年跨“长江”，1975年超千斤；
今年同样受灾，春小麦亩产仍然达到八百六十八斤。
事实说明，有灾甚至大灾之年，也可以夺丰收，保持高速度。
澄清了这两个问题，县委又引导各社队按六条标准检查建设大寨县的情况。
首先检查领导班子情况。
三年来，全县各社队尽管经过多次整顿，少数社队的领导班子仍然存在着“软散懒”的现象。
有的同志路线是非和政策界限不清，工作起来瞻前顾后，束手束脚，不敢大胆抓生产，怕人说又在“埋头拉车”；
有的同志作风飘浮，嘴里叫得很响，工作很不踏实，有时甚至说假话，图形式。
如全县夏收前制定了抗灾十项措施，有的社队明明未落实，却假报“一一完成任务”。
显然，这是“四人帮”在思想、组织、作风各方面造成的危害还未肃清。
再检查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情况。
近三年，全县学大寨工作队一直坚持在基层，协助各级党组织进行路线教育、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出现了人心向农、劳力归田的大好形势。
但是，有的社队打着发展集体经济的招牌，搁下农活，派拖拉机、胶轮车外出跑运输，抓现钱。
有的社队出现了扩大自留地、蚕食集体耕地的资本主义倾向。
这些情况说明，“四人帮”“三反一砍”的流毒不肃清，基本路线教育的成果就难巩固；
资本主义的路堵不死，社会主义的道就走不顺。
三是检查农田基本建设情况。
全县从1974年冬才开始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有些新工程还没有完全发挥效益，不少耕地仍然存在着碱多、土薄、地不平的现象。
这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耽误了时间。
有些干部口口声声也说“要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但他们安于现状，怕艰苦，怕费工，不带头大干。
这样，干部不带头，群众有劲使不出；
地力不强，遇到大灾就抗不住。
四是检查科学种田情况。
全县的农科队伍过去叫“四人帮”搞垮了，逼散了。
1976年，全县重建了四级农科网，开展了群众性农科试验活动；
但是由于没有针锋相对地肃清“四人帮”“两个估计”的流毒，农科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不少社队还不重视农业科学工作。
因此，对今年的干旱风，就拿不出防灾抗灾的有效措施来。
解剖典型，揭露矛盾，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障碍。
县委提醒各级干部要估足“四人帮”干扰破坏的严重性，要看到肃清“四人帮”流毒的艰巨性，只有首先扫除“四人帮”制造的障碍，才能真正高质量建设好大寨县，保证农业的高速度发展。
县委带头联系个别常委受“四人帮”影响所犯的错误，进一步揭发批判了“四人帮”极右路线在磴口县的流毒和影响。
县委还领导全县农村开展“十批十联十坚持”活动，着重抓了四个方面：
批判“四人帮”“三反一砍”的罪行，联系本县少数人不学大寨的错误，加深了对大寨基本经验的认识，提高了坚持按六条标准建设大寨县的自觉性；
批判“四人帮”所谓“整顿就是复辟”的谬论，联系有人诽谤磴口县搞
“三整（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为纲”的情况，坚持整顿“软散懒”的班子；
批判“四人帮”诬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论调，联系磴口县农科队伍遭受破坏的事实，加强了农科队伍的建设；
批判“四人帮”说假话说空话的恶劣作风，联系各级班子作风不纯的表现，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由于深入揭批“四人帮”，路线是非分明了，政策界限清楚了。
春小麦因灾减产的坏事，变成了力争高速度发展农业的好事，把大灾之年变成了大干之年。
全县获得了秋季作物大丰收，实现了一人一猪的指标，超额完成了造林育苗任务，开展了多种副业生产，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保证了社员收入，国家规定的全年征购任务超额百分之六十如期完成。
为了力争明年农业发展的高速度，全县人民吸取今年夏季因灾减产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农田基本建设。
夏收之后，县委书记、常委立即分头带领全县一半以上的机关干部，组织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劳力，投入农田水利建设。
现已开挖的土石方超过前两年总和一倍多，完成了大中小水利工程一百七十余项，提前一年基本实现了排灌配套，使全县的农田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为明年春播准备的肥料也比往年多，土地深翻、籽种选纯等都在提早进行。
本报通讯员

毛主席语录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一辈子为革命站好柜台
百货大楼糖果组售货员　张秉贵
我今年五十九岁，在百货大楼站了二十多年柜台。
我们站的是革命的柜台，社会主义的柜台。
要站好这柜台，最根本的是要有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胸中要有一团火，处处想着工农兵，我们的工作才能做到主动、热情、耐心、周到。
粉碎“四人帮”后，我的劲头更足了。
一次，一位解放军战士来买糖，他看我挺忙，连连说：
“甭包了！”
拉开大旅行包就让我往里倒。
我听他的口音是四川人，心想四川天气热，糖闷在兜里会发粘流汤，我就坚持把糖包好，还垫上蜡纸，捆得结结实实的。
还有一位顾客点名要“润喉糖”，随口说要两斤。
我想，他可能不了解这种糖有特殊味道，让他先买一块尝尝。
这位同志一边吃一边说：
“这味儿我们家乡可吃不惯，要不是你说，就麻烦了。”
还有一次，一位农村打扮的顾客要买一角钱的糖，我想钱虽说不多，也要让他多吃几样，我就给他拿了四种糖，这位顾客可高兴了。
卖糖要经过听问、拿糖、称秤、包扎、算帐、收找款六个环节。
这就要求我们环环扣紧，做到效率快、质量好。
过去算帐，我都是用算盘。
为了缩短顾客等购时间，我就苦练心算办法，称一次糖，喊加一个数，商品拿完，总数算出，这样做很受顾客欢迎。
有的同志问我：
“听说你二十多年没有跟顾客吵过架，难道你没有碰到过个别不讲理的顾客？”
也有人问我：
“二十多年来，你老那么热情，难道自己一点不顺心的事都没有？”
我是这么想的：
站柜台，和顾客形式上是一买一卖，但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人与人的新型关系，个别顾客态度不好，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到家，也会使他态度改变的。
我还想过，柜台是我们的阵地，一上柜台就要象解放军进入阵地一样，不能因个人的事影响工作，为人民服务要天天坚持，月月坚持。
同志们给我总结了“五个劲”，叫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刻苦劲，站柜台的精神劲，接待工农兵顾客的热情劲，售货过程中的迅速劲，始终一贯的持久劲。
其实我离党的要求、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还要继续努力。

怎样改变了对待顾客冷冰冰的态度？
百草中药基层商店党支部副书记　陈燕
1973年以前，我们药店营业时间机关化，群众抓药要等四、五个小时。
售货员和顾客经常吵嘴。
这些问题使我们很伤脑筋。
在学大庆、学大寨运动中，我们支部几个同志深入柜台，参加劳动，渐渐地摸到了职工的思想情况。
有些青年不安心工作，原来是他们有轻商思想；
有人认为服务工作是一面官司，出了事就是售货员的不是，心里不服；
有人对领导有意见，或者同志之间不团结，心里不舒展，就拿顾客出气；
有人因为家庭问题处理不好，工作起来精神不集中，等等。
这里面既有思想问题，又有实际问题。
我们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尽量把工作做到柜台上，做到家属中，做到宿舍里。
实践证明，做好思想工作，是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一环。
我们召开了“要不要搞好服务态度，怎样才能搞好服务态度”的讨论会，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利用黑板报，针对具体问题，发表小评论。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使大家认识到：
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不是单纯的业务问题，而是关系到为什么人、办什么店的政治问题和路线问题。
针对青年中存在的轻商思想，我们多次组织老职工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开展学习雷锋同志的活动。
同时，我们还注意解决职工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如夏天让职工中午能得到休息，干部下厨房参加劳动，帮助搞好伙食等。
通过加强思想工作，我店服务质量有了提高。
过去那种“卖药不卖态度”，“连叫三声没人应，对待顾客冷冰冰”的现象大大减少了，绝大多数职工都能主动、热情、耐心、周到地为顾客服务。

我热爱这光荣的岗位
崇文区花市修上鞋加工厂工人　杜宝荣
有的青年对我讲：
读了九年的书，如今来干修理行业，真是电线杆子做火柴，大材小用啊！
也有的青年把修理行业分为三六九等，觉得修理钟表、电器、收音机、半导体，比修鞋、修理黑白铁、磨刀剪光彩。
听到这些，想起我自己，也正是这样过来的。
我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花市修上鞋加工厂工作。
修鞋又脏又臭，尤其遇到汗脚的同志，刚脱下的鞋直冒热气，臭味扑鼻，自己思想也曾经动摇，有过斗争。
后来认识到，瞧不起修理行业，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说明自己的立足点还没有真正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
修鞋工作看起来很平凡，但我们每穿一针，引一线，都和伟大的革命目标联系在一起。
就说我们这样十几个人的小小门市部吧，活忙季节每天平均都要接待三、四百名顾客，这说明人民少不了它。
张锡田老师傅对我说：
要说修鞋工人低人一等，那是在旧社会，地主资本家骂我们是“臭皮匠”。
现在修鞋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同样受到劳动人民的尊敬。
事实也正是这样。
我们为工农兵顾客修鞋，许多顾客对我们可热情了，总是“师傅，师傅”的称呼，我们给他们及时修好鞋，他们还连声感谢。
到街道、农村外出流动服务，群众对我们可热情啦，真是亲如一家呀！
当然，社会上确实还有人看不起我们的工作。
我就经常遇到有人说：
大姑娘修破鞋，多寒碜。
我说：
要不给你修鞋，这鞋不就扔掉了吗？
对这样的人既要耐心接待，又要做政治思想工作。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
“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
所以说，修理行业不是没有前途，低人一等，而是前途无限，无尚光荣。
“读书九年党培养，我爱修鞋这一行”，这是我的誓言。
我要把壮丽的青春献给平凡而光荣的社会主义服务行业！

批倒“四人帮”的谬论才能提高服务质量
王府井副食品基层商店　刘杰
“四人帮”是最大的政治教唆犯，是破坏财贸工作的罪魁祸首。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受了他们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毒害。
1974年中学毕业后，我参加了商业工作。
在“服务好了会使顾客变修”的反动谬论影响下，我总认为服务得好，会使顾客滋长个人主义，养成贵族老爷作风。
记得1974年冬贮大白菜，我蹬三轮车给居民送菜。
一个老太太要我把白菜送到家里，我说：
“把白菜卸在胡同口就行了。”
老太太一个劲地解释，说家里没有别人，自己又搬不动，叫我帮忙。
我想：
派头还不小，我管送就算不错，真是个人主义的私欲永远也得不到满足，这样的人非得治治不可。
到她家门口时，我一扬车把白菜横七竖八倒了一地，白菜帮子掉了不少。
老太太一看急了，问我：
“你这是什么服务态度？”
我说：
“服务态度再好，你就要变成资产阶级的老太太啦！”
气得老太太直哆嗦。
通过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我认识到，“服务好了会出修正主义”的谬论，完全抽掉了社会主义商业为工农兵服务的阶级内容。
商业人员和广大工农兵顾客，是同志之间互相合作的关系，我们为他们服务，他们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我们服务。
没有这种互相服务，社会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商业人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务供应工作做得好，就能安定人民生活，体现党对人民的关怀，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怎么会出修正主义呢？
难道说服务态度不好，倒是社会主义的啦！
分清路线是非，我的思想开始转变，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卖水果时，老人喜欢要软的，外地顾客愿意要硬的，给孩子们要挑一样大的。
顾客这些合理要求，我都尽量给予满足。
今年冬贮大白菜，我又给住在一条窄胡同的老太太送菜。
这次，我主动把菜搬进房子里，还帮她码好。
老大娘说：
“你这个同志真好，真是服务到家了！”
听了这些话，我心里高兴，感到了商业人员的自豪感！

把被“四人帮”拔掉的红旗高高举起
天桥百货商场党支部书记　王玉乾
天桥商场，是全国财贸战线的红旗。
1958年，敬爱的周总理亲临商场视察达两小时之久。
周总理对职工关怀备至，勉励大家把成绩保持下去，发扬光大。
但是，“四害”横行时，这面红旗却被污蔑为“黑旗”、“假典型”。
胡说什么服务态度好“是旧商人作风”，还把优秀售货员、服务标兵，统统说成是为修正主义卖命的黑苗苗。
他们肆意破坏合理的经营管理制度，用“指标挂帅”、“利润第1”、“以业务压政治”的大帽子压人。
结果是把职工的思想搞乱了，把优良的服务作风搞丢了。
打倒了万恶的“四人帮”，我们商场职工思想大解放。
同志们一致表示，要把大跃进年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接过来，传下去，把红旗重新高高举起。
我们在开展“三大讲”的同时，举办了“忆传统、鼓干劲”的场史展览。
许多同志做到了三破三立：
一是破单纯业务观点，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二是破“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无关大局”的思想，树立了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事关路线的观点；
三是破“你买我卖”的思想，树立了和顾客是革命战友、阶级兄弟的观点。
目前，我们商场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有了一些改进。
在原有服务标准的基础上，吸收老职工和优秀售货员丰富的柜台经验，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服务标准。
售货员对待顾客热情负责，介绍商品实实在在，不夸大优点，也不掩盖毛病。
老服务标兵孙云珍，过去由于受“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怕服务态度好被说成是为个人当标兵，向上爬，服务质量一度下降。
现在这个同志在主攻服务态度的第1战役中，又被评为全场的标兵。
在商场里，一度被破掉的服务项目、便民措施、服务方法等又重新恢复了，并有所发展。
象柜台小修，安装瓶胆、表带，配单只鞋袜、手套、单个枕套等服务项目，就恢复和增加到二十一项，共一百八十三个品种。
对热门商品，我们深入二十七个居民委员会调查了解，建卡登记，尽力做到合理供应。
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广大群众就给予很大鼓励。
他们来信说：
我们高兴地看到，当年天桥商场的社会主义商业新风又在发扬光大，希望你们保持光荣，争取更大成绩。

服务好了，人民欢迎
商业、服务行业应该搞好服务工作，就象工业应该多出好产品、农业应该多打粮食一样，本是一个常识问题。
但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散布什么“服务好了会出修正主义，使顾客变修”等等谬论，把一些人的思想搞乱了。
“四人帮”还挥舞“复旧”、“回潮”的大棒，把那些热心为群众服务的商店和售货员污蔑为“旧商人作风”、“为修正主义卖命的黑苗苗”。
全国财贸战线的红旗单位——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就被他们污蔑为“黑旗”、“假典型”。
他们还胡说什么学业务、钻技术是“业务挂帅”、“白专道路”。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胡作非为，给商业、服务行业造成很大的破坏和损失，以致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服务态度不好，服务质量下降，引起了人民群众的议论。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必须把他们搞乱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大力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社会主义商业、服务行业的光荣职责，就是以高度的革命热情为人民服务，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活方面无后顾之忧，精神振奋地努力工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商业、服务行业，本来已树立了不少方便群众、为群众着想的好作风、好制度，如对顾客服务做到主动、热情、耐心、周到，介绍商品实事求是，售货拆整为零，柜台小修，送货上门，实行早晚服务，等等，体现了社会主义商业的特色，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这些都是广大职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批判资产阶级，批判那种唯利是图、弄虚作假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经营作风，吸收那些好的传统服务方法，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四人帮”把坚持和发扬这些社会主义商业新风，污蔑为“复旧”、“回潮”，胡说什么不适合工农兵的习惯。
难道把商店办成“衙门”，对人民群众冷若冰霜，爱理不理，甚至顶嘴吵架，才适合工农兵的习惯吗？
这充分暴露了“四人帮”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视人民群众的极右本质。
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很多商业、服务行业正在开展“三大讲”活动，批判“四人帮”的谬论，响亮地提出“改善服务态度有理，提高服务质量有功，为人民服务光荣”。
这个口号提得对，提得好！
我们就是要抓纲治店，彻底肃清“四害”流毒，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深受群众欢迎的好制度、好作风恢复发扬起来。
我们相信，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商业、服务行业只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把他们散布的谬论彻底批倒批臭，认真学大庆，学大寨，把政治思想工作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作，并切实地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商业、服务行业的工作一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中共八届中委，三届人大常委，全国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陈少敏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英明领袖华主席、中共中央送了花圈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等也送了花圈
李先念乌兰夫王震同志参加追悼会胡耀邦主持追悼会马纯古致悼词
新华社1977年12月21日讯
中国共产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少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7年12月1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陈少敏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乌兰夫、倪志福、张鼎丞、蔡畅、邓颖超、王震，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也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纺织工业部，以及陈少敏同志曾经工作过的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委会等。
李先念、乌兰夫、王震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中共中央委员、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主持了追悼会。
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任马纯古致悼词。
马纯古同志在悼词中说，陈少敏同志是山东省寿光县人，出身贫农家庭，十三岁就做童工。
1927年0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她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人运动和群众工作，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艰苦斗争十几年。
她曾任山东寿光县团委妇女部长，天津市委秘书长，洛阳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原局敌后挺进支队政治委员，鄂中区党委书记，予鄂边区党委书记，中原局组织部长，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等职。
她为恢复和建立予鄂边区敌后党的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斗争，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是我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
全国解放后，她历任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分党组书记、主任，全国总工会党组副书记等职。
悼词说，陈少敏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
她的一生，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
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她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自觉抵制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在党的第11次路线斗争中，她坚决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张、江、姚
“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英明决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大路线和十一届一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在工会工作中，她积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工运路线，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重视思想教育，关心生产，关心工人生活。
对于错误路线对工会工作的干扰破坏，她同广大工会干部一起，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受到广大工人群众和广大工会干部的尊敬。
陈少敏同志热爱毛主席、周总理，热爱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她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勇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
她一贯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养病期间还坚持劳动，表现了一个工人出身的老党员的优秀品质。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家机关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陈少敏同志的生前友好：
姬鹏飞、康克清、罗青长、黄华、廖承志、钱之光、张才千、廖汉生、吕正操、苏毅然、郝建秀、刘西尧、陈先瑞、宋任穷、邓典桃、曾志、林佳楣、吴庆彤、李昌、黄树则、李步新、屈清华、李颉伯、陈宇、郭述申、章蕴、王维纲、朱学范、张维桢、黄民伟、邵井蛙、张策、舒同、何连芝、刘放、栗在山、李贞、朱理治、金直夫、朱明达等。
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和纺织工业部的干部和群众代表也参加了追悼会。
（附图片）
陈少敏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一把砍向革命文艺的黑刀子
李少言
叛徒江青和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合伙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反党集团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把黑刀子。
在这把黑刀子的砍杀下，文艺界首当其害，许多文艺工作者都被他们扣上“黑线人物”的帽子，许多优秀作品被他们打成毒草。
就拿泥塑《收租院》来说，这还是江青伙同林彪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时，不得不承认的好作品，但它同样逃不脱“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刀子的灾害。
泥塑《收租院》是在1962年就开始酝酿创作的，是在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和温江地委的大力支持下，全省雕塑工作者共同努力搞出来的，在北京展出受到中外观众的好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四人帮”挥舞起“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刀子，《收租院》却成了“黑线”的产物，所有参与《收租院》组织领导的同志都被扣上一大堆罪状，什么“江青同志搞了样板戏，你们就要搞个《收租院》，你们这是同她唱对台戏！”
什么“你们这是为文艺黑线涂脂抹粉！”
“你们要把《收租院》据为己有”，等等。
于是，凡是参与《收租院》组织领导的同志都脱不得身。
我们想，既然《收租院》是肯定的作品，组织和从事创作的人怎么就有罪？！
后来的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说明：
江青为了把自己打扮成“文艺革命旗手”，到处抢夺别人的成果，她把革命现代戏的成果抢去，成了她“呕心沥血”的作品，而把原有的作者打成了反革命。
在《收租院》的问题上，也是故伎重演。
江青把所有参与组织领导的同志都打成“黑线人物”后，1974年又向美术界人士说：
“《收租院》是我叫搞才搞出来的”。
那就是说，《收租院》这个果实是属于她这个“旗手”的。
他们原来造谣说别人要把《收租院》据为己有，实际上真正要把《收租院》抢为己有的正是她！
“四人帮”的逻辑是，谁创作出好东西，一定要记在“旗手”的账上，不然，就是罪该万死！
既然创作泥塑《收租院》都有罪，创作其他作品更是罪加一等。
1964年继《收租院》之后，四川雕塑工作者又在汉源县大树公社创作了一组大型泥塑《社会主义新愚公》。
《收租院》主要是刻画旧社会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形象，而《社会主义新愚公》则突出反映农业学大寨，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
这组泥塑是成功的，深受农民群众的喜欢。
可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刀子又把它砍杀了。
从粉碎“四人帮”的那天起，我们美术界高兴得喊出“粉碎‘四人帮’，美术得解放！”
的心声。
可是，从去年10月06日到现在一年多了，我们的美术创作还没有完全从思想上解放出来，我和一些同志一样，心有余悸，一遇到具体问题就顾虑重重，总觉得有那么一个紧箍咒，使自己不敢甩开膀子干。
比如今年05月23日为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光辉文献发表三十五周年，我们举办了一个《四川省美术作品展览》，展出的作品是1942年至1977年以来好的和比较好的部分美术作品，有国画、油画、雕塑、版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水彩画、水粉画、儿童画、漫画、磨漆画、剪纸等，其中1942年到1966年以前的作品就有近二百件。
在评选这些作品时，我们重温了毛主席历次对文艺工作者的教导，认识到：
这些作品是革命的美术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工农兵生活，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时期，用美术形式热情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党，歌颂工农兵，歌颂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露阶级敌人的丑恶嘴脸，发挥了革命美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这些作品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美术创作上是占主导地位的。
但是，由于“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精神枷锁没有被砸烂，对一些曾经被“四人帮”戴上这样或那样帽子的作品，我们还不敢选来展出。
例如版画《蒲公英》，这是一件抒情小品，是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作品，曾多次在国外展出，还得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批准布置在北京迎宾馆里。
由于过去被“四人帮”诬蔑为“毒草”，我们便不敢展出。
类似这种情况的作品还不少。
可见“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紧箍咒，对我们的影响是何等的深！
这也说明，彻底砸烂“文艺黑线专政”论套在文艺工作者头上的精神枷锁是何等重要。
我们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甩开膀子大干，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美术作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贡献。
（原载《四川日报》）

推倒阴谋文艺的理论支柱
杜埃
叛徒江青与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他们蓄意篡改毛主席指示，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把刀子。
“四人帮”拿着这把刀子首先从文艺界下毒手，继而又用这把刀子砍向教育、科技、卫生、工交、外贸、文物、博物以至公检法各条战线，全面否定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把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概抹杀。
这个“黑线专政”论就是“四人帮”妄图“改朝换代”，篡党夺权，建立法西斯王朝的一条重要的理论支柱。
它充分说明“四人帮”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今天，是彻底批判、彻底推倒这个谬论的时候了。
“文艺黑线专政”论完全是“四人帮”出于阴险的政治野心捏造出来的货色，它完全歪曲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解放以前文艺革命的光辉、悠久的历史。
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砍杀下，建国以来十七年的革命文艺创作被全部否定了，变成一片“空白”，文艺工作者变成了“黑线人物”。
连党所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直到解放以前的全部历史也都被腰斩了。
他们黑手遮天，妄图把全部历史变为“空白”，而“四人帮”则成了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元勋”，并且要由他们来“重新组织队伍”、“重新树立队伍”。
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就这样为他们篡夺文艺界的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并为篡夺其他战线领导权制造理论根据。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战线的实际，不是“四人帮”区区几只黑手所能抹煞、歪曲得了的。
从全国到我们广东的客观事实，都无可置疑地证明，“四人帮”的诬蔑、诽谤是多么愚蠢和可耻。
毛主席在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在指出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的同时，指出“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
解放以后的十七年，尽管在文艺创作中也放出了一些毒草，但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广大文艺工作者仍然写出了大量好的和比较好的文艺作品。
坏作品在总数中只是占一小部分。
广东和全国一样，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总是占多数。
尽管有一些作品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但主流是好的，方向是对的，艺术上也有一定的成就。
广东的文艺队伍也和全国一样，总的是好的。
“四人帮”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主次颠倒，否定一切的卑劣手法，跟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向我党猖狂进攻的反动性质是一样的。
（原载《南方日报》）

要给作品落实政策
刘梦溪
鉴于“四人帮”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长期以来，疯狂迫害文艺工作者，肆无忌惮地摧残革命文艺作品，我们今天不仅要落实对作家的政策，还要给文艺作品落实政策。
毛主席指示的“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应包括对作品的政策在内。
作品是作家写出来的，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当然不能离开作者而孤立存在，我们在评论作品的时候，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作具体分析。
但是，读者首先接触到的是作品，而不是创作作品的作家，虽然好的作品难免要让人产生“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之感。
文艺创作作为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从生活到艺术，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总的来说，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创作，作家和创作是不可分割的；
但世界观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和创作也会发生一些矛盾，“文不逮意”和形象大于或小于思想的情况，并非绝对不可能发生。
因此，对作品也有个落实政策问题。
落实对作品的政策，首先要谨慎地辨别什么是毒草，什么是香花。
这是个总的前提。
如果连毒草和香花都辨不清，落实政策便成了一句空话。
早在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并强调：
“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六条标准的提出，使从事创作的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有了可以遵循的准绳，也可以保证文艺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但“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多年不提六条标准；
不仅不提，反而污蔑毛主席规定的六条标准是“最低标准”，他们另外拼凑一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大杂烩，如“三突出”、“根本任务”论、反“真人真事”论等，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
他们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稍有违碍，就宣判作品死刑。
几年来，被他们通过另立标准扼杀的作品，不知有多少。
有一次，叛徒江青信口开河，一口气便枪毙了五十多部电影。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绝大多数作品，包括诗歌、小说、电影、戏剧、美术、音乐，都被打成了毒草，不准它们和读者、观众见面。
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文艺园地惨遭践踏。
我们今天给作品落实政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给被“四人帮”打成毒草而其实并非毒草的作品恢复名誉，尽可能给以重新出版和上演的机会，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项工作，有关部门正在做，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我们应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做好这项工作，因为这是用事实推倒“四人帮”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肯定和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艺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最好配以适当的评论，说明这些作品为什么不是毒草，“四人帮”为什么把它们打成毒草，以帮助年轻的同志了解历史，提高辨别能力，澄清“四人帮”在文艺理论和批评标准问题上造成的混乱。
落实对作品的政策，除了辨别香花和毒草，还要分清是非界限，正确地总结创作经验。
文艺作品展开的世界，同现实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万象纷呈；
作家创作文艺作品，受主观和客观、内容和形式多方面因素制约，同样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古往今来从没有过完美无缺、毫无瑕疵的作品，即便是高度成熟的艺术大师，他们的作品也难免掺杂着弱点、缺点、局限或者错误。
要求一部作品完全没有缺点，不允许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一出现缺点错误就打棍子，扣帽子，是根本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恶劣作风。
毛主席曾严厉批评“四人帮”一伙对文艺作品求全责备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认为这样做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只要作品主流是好的，基本倾向对头，不违反六条标准，艺术上有可取之处，就要给予肯定和鼓励。
对于有些思想性不是很强，但却是健康的，艺术上确有特色的作品，也不应否定。
我们在评论作品的时候，要划清：
（一）有缺点的作品和有错误的作品的界限；
（二）有一般缺点错误的作品和有严重倾向性错误的作品的界限；
（三）有严重倾向性错误的作品和毒草的界限。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就不能一棍子打死，可以通过批评帮助，请作者加以修改，使不够好的作品变成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
而对有些创作思想问题，则要作具体分析。
比如写中间人物问题，就要分清是一般地写了中间状态的人物，还是宣扬了“中间人物”论。
如果是前者，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讲过：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各种各样的人物，当然包括中间人物，为什么不可以写？
问题在于怎么写，是批判地写，写他的转变过程，解剖他的思想特征，促进向先进方面的转化，还是对他的中间状态进行讴歌？
如果是后者，那就错了，就是宣扬“中间人物”论，应予以批评。
可是，即使这样，也还是文艺思想上的错误，属于创作倾向问题，不能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混为一谈。
“四人帮”把“中间人物”论当作所谓“文艺黑线”的一个代表性论点，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别有用心的。
落实对作品的政策，还应当包括中国古代的作品和外国作品。
毛主席指出：
“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又说：
“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批判地继承中外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马克思主义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是无产阶级既定的文艺方针，要永远贯彻下去。
“四人帮”随意割断历史，提出“横扫”和“砸烂”的反动口号，不准人民群众接触古代的和外国的作品，妄图用愚民政策来培养他们所需要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
直到今天，有的地方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仍然不准青年人阅读古代和外国的作品，甚至可不可以读杜甫诗，都成为争论的问题。
可见“四人帮”搞民族虚无主义造成的恶果有多么严重！
对古代和外国作品中那些反动的、黄色猥亵的作品，应该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特别对那些内容反动而又带有某种艺术性的作品，应提高警惕，不宜广为扩散。
但象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曹雪芹、龚自珍以及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司汤达、哥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一些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作家的作品，为什么不可以阅读呢！
还有许多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给予热情肯定的古典作家的作品，青年人为什么不可以阅读呢！
江青胡说阅读古代作品，只能借鉴一点技巧，内容不能批判继承，这完全是无知妄说。
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正确地接受历史文化遗产，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的必要条件。
不只形式和技巧可以借鉴，古典作品中进步的思想内容，我们也可以批判地继承。
当然，古代作家的作品，是旧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产物，必不可免的存在各种弱点和局限，往往瑕瑜互见，精华和糟粕杂揉，有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有的则是有害的，还有的可能无益也没有什么大害，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区别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态度，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落实对作品的政策，必须贯彻“双百”方针，走群众路线。
要允许各种题材、体裁、形式和风格的作品，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下，互相竞赛；
要鼓励作家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和风格，不断开辟思想和艺术的新天地，反对人云亦云，千篇一律。
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不是两条路线）斗争。
“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群众是最好的批评家，他们眼睛最亮，哪些作品好，哪些作品不好，群众是能识别的。
对出版发行文艺作品，文艺领导机关把好关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群众通过实践、比较，能够区分好坏，明辨是非。
不要动不动就怕“中毒”。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是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毛主席指出：
“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
“双百”方针字面上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
在贯彻“双百”方针的时候，难免要冒出个把毒草，这并不奇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毒草是客观存在，想让它不出现，也不可能。
我们对毒草有明确的方针，这就是展开批判，除掉毒草，变成肥料。
但辨别香花和毒草，一定要谨慎。
为什么要谨慎？
因为对待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简单粗暴是不行的。
绝不能象“四人帮”那样，动不动就实行“全面专政”。
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完全等同起来，不能把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完全等同起来，不能把艺术实践中的得失问题和政治上的是非问题完全等同起来。
如果香花和毒草一时分辨不清楚，应通过自由讨论加以解决，不要轻率地作结论。
就是对于真正的毒草进行批判，也应该是有分析的，充分说理的。
要彻底批判“四人帮”推行的那一套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法西斯的恶霸作风。
政策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是我们党的生命。
光有对作家的政策而没有对作品的政策，只解放作家，不解放作品，是不够的；
反过来说，不落实对作品的政策，作家的政策也不会落实得彻底。
只有对作家的政策和对作品的政策都落实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读者和观众才会高兴，社会主义文艺才能走向更大的发展和繁荣。

革命文艺队伍不容诋毁
鲁彦周
叛徒江青勾结卖国贼林彪合伙炮制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猖狂反对毛主席，妄图从文艺界打开缺口，全盘否定十七年，达到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
“文艺黑线专政”论在全国文艺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四人帮”肆意否定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成果，把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对文艺界的干扰破坏，说成是“一条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他们挥舞这根大棒，残酷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把一批又一批革命文艺作品打成毒草，砸烂了许多革命文艺机构，摧残革命的文艺创作队伍。
这一情况，在我们安徽文艺界也不例外。
我们安徽的文艺创作队伍，象全国其他兄弟省一样，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党的辛勤培育下成长壮大起来的。
在十七年中，它的基本情况是：
在战争年代锻炼成长起来的老文艺战士，是我省文艺创作部门的领导骨干，又是我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带头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工作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受过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干扰，但是他们也为安徽的文艺创作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写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作品。
他们的主流是好的，是革命的，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另外一部分是解放后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虽然思想和作品都还不够成熟，他们中有些人也或多或少受到过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愿意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愿意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
他们也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不少好的或比较好的有教育意义的作品。
还有一部分是解放后从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当中发现和培养出来的大批业余创作骨干。
在十七年中，他们也为安徽的文艺创作事业作出了很好的贡献，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很有成绩的专业作者。
上述三种人，组成了我省一支很有战斗力、很有朝气的文艺创作队伍。
他们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共同战斗，辛勤创作，为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省文艺创作队伍的基本状况。
这支队伍中，当然也出现过少数坏人，有的人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写过有错误的作品，但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能够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战斗的。
对这样的一支队伍，“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竟然统统视为“黑线人物”。
他们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许多同志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
他们不仅用种种恶劣手段摧垮党所培养起来的这支队伍，而且对群众文艺组织也统统砸烂。
在“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的屠刀下，我省文艺界特别是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四人帮”之所以丧心病狂地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的主导地位，炮制了一个“黑线专政”论，归根结底是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的。
他们为了要搞自己的阴谋文艺，就一定要否定革命文艺，他们要搞文艺上的“新纪元”，就一定要制造一个“空白”论，而要搞他们的“空白”论，就又必须把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连同一切革命的文艺作品彻底否定！
而要达到彻底否定的目的，便需要把整个文艺战线的十七年说成是“黑线专政”，这样才能搞垮革命的文艺队伍，才能为他们搞反革命的阴谋文艺扫清障碍，这便是“四人帮”的反革命的险恶用心。
因此，彻底批判“黑线专政”论，就不仅是一个文艺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
彻底推倒这个谬论，对于我省文艺创作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原载《安徽日报》）

为罗政府贸易代表团和罗政府经济技术代表团访问中国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和夫人举行宴会
扬·珀仓副总理等出席　纪登奎陈慕华等同志应邀出席
中罗明年交换货物和付款议定书在京签字
新华社1977年12月21日讯
为罗马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和罗马尼亚政府经济技术代表团访问中国，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和夫人今天晚上在大使馆举行宴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经部部长陈慕华，外贸部部长李强，第1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宪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部部长扬·珀仓和机械制造工业部部长阿夫拉姆·约安以及代表团其他同志，出席了宴会。
在充满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扬·珀仓同志和纪登奎同志先后祝酒，共祝中罗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新华社1977年12月21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1978年交换货物和付款议定书今天在北京签字。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出席了签字仪式。
我国外贸部部长李强和罗马尼亚政府副总理兼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部部长扬·珀仓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附图片）
华主席同罗马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和政府经济技术代表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为罗政府贸易代表团和罗政府经济技术代表团访问中国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和夫人举行宴会
扬·珀仓副总理等出席　纪登奎陈慕华等同志应邀出席
中罗明年交换货物和付款议定书在京签字
新华社1977年12月21日讯
为罗马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和罗马尼亚政府经济技术代表团访问中国，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和夫人今天晚上在大使馆举行宴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经部部长陈慕华，外贸部部长李强，第1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宪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部部长扬·珀仓和机械制造工业部部长阿夫拉姆·约安以及代表团其他同志，出席了宴会。
在充满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扬·珀仓同志和纪登奎同志先后祝酒，共祝中罗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新华社1977年12月21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1978年交换货物和付款议定书今天在北京签字。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出席了签字仪式。
我国外贸部部长李强和罗马尼亚政府副总理兼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部部长扬·珀仓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附图片）
华主席同罗马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和政府经济技术代表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他们同样是可贵的人才
——访北京一些小学教师
最近记者访问了北京的一些小学教师，所见所闻，深有感触。
小学教师的工作既辛苦、平凡，又重要、光荣。
怎样给祖国新一代从小打好思想、学习的可靠基础，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需要小学教师付出多么辛勤的劳动。
确实，一个好的小学教师同样是一个可贵的人才！
“过去‘四人帮’压我们，如今英明领袖华主席夸我们，工作再辛苦，心里也甜啊！”
香厂路小学教师章旭昭，这样结束了她的一次谈话。
这时天已黑了，校园里静悄悄的，记者正要告辞出来，迎面来了一群二年级小学生。
“你们来干吗？”
“找章老师！”
原来，他们放学回家吃了晚饭找章老师补习功课来了。
还没有吃晚饭的章旭昭，笑逐颜开地同学生们一起走进教室，开始了八小时以外的工作。
章旭昭当了二十多年人民教师，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
多少年来，她难得有一个晚上和自己家里人共进晚餐。
偶尔下班早一些，孩子们会狂喜地嚷起来：
“妈回来了！
妈回来了！”
晚饭后，章旭昭总是忙着批改作业、备课。
尽管有些算术课不知教过多少遍，她还是那样认真地结合新情况，编写新讲稿，而且把它背熟。
这样，她在课堂上就能做到边讲边观察学生们的表情、神态，看他们是否听进去了，听懂了。
她在教学上的功夫，表现在学生们身上：
多年来，她教的课，除了个别有病的学生以外，没有出现过考试不及格的学生。
在章旭昭的“日历”上，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日。
每逢星期天，她备课，批改作业，制作教具，家访，总有做不完的工作。
人们可曾知道，刚离开妈妈上了小学的孩子是个什么情景？
这些小家伙象是到了一个新世界，有的活泼淘气，有的沉默怕生，有的一问就哭。
要把这样一群小学生引上学习的轨道，老师得操多少心啊！
王府井大街第1小学教师孙莆远，向记者讲述了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
上课了，孙莆远又讲又画，孩子们瞪大眼睛，听得入神。
可是，有一个孩子在座位上总不安宁。
是别人惹他吗？
没有。
孙莆远细心地观察着、思索着。
她走到孩子跟前，悄悄地问：
“是想尿尿吗？”
孩子点了点头。
“那就去吧，快些回来。”
课在继续进行。
上厕所的孩子，却老不回来，怎么回事？
孙莆远想了想：
该不是忘了带手纸吧，打发一个孩子送手纸去。
一会儿，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事后，孙莆远再一次告诉这孩子，以后课间休息要想着上厕所。
她照例没有责备孩子，因为她认为，刚上一年级的学生不可能一下子什么都记得住、做得到。
要教育学生，就要爱护学生、细致地了解学生。
教了十多年小学的孙莆远，常用这句话激励自己，也用来叮咛青年教师。
有一次，孙莆远带领一年级全班学生去劳动，任务是抱萝卜。
这也是教学生练记数的好机会。
“同学们，每个人都记着自己抱了多少个，好不好？”
“好！”
学生们嚷着叫着抱开了。
休息的时候，他们纷纷向老师报告：
“我抱了三百五十个！”
“我抱了四百个！”
唯有一个学生说他抱了“三千个”。
孙莆远心里纳闷：
“三千，这么多，不可能吧？”
“那，那就算我抱一百个吧！”
看孩子诚恳的态度，不象是瞎说。
那是为什么呢？
孙莆远心里惦着这件事。
第2天，她和这个学生一起抱萝卜，一面看他怎样记数。
五十个了，一百个了，数到“一百一十九”，顿住了，“下面该数几了？”
孩子回答：
“二百！”
这一下，孙莆远全明白了：
原来他是数到一百一十九就跳到二百，数到二百一十九就跳到三百，当然抱的萝卜就成了“三千”。
进位，是低年级算术课的难点，这个孩子还没有攻克难点。
事后，孙莆远专门为他补上了这一课。
她说，“这么小的孩子，如果不经过细心调查，就责备他，说他‘说谎’‘瞎编’，他受了委屈，也不会申诉呀！
那是会伤害孩子的，当老师的不能这么做。”
课间，是教师们休息的时候，回到办公室歇一歇站得发酸的腿，喝口水润润干燥的嗓子，非常必要。
可是，孙莆远经常不回办公室，而是和孩子们一起“玩”，她认为这样能更好地了解学生。
两个小萝卜的事，她就是这么了解到的。
这一天，两个小学生路过菜摊，顺手拣了两个小萝卜，就一路吆喝着，投着“手榴弹”，到学校来了。
也许有人认为事情并不大，批评两句“以后别这样做”也可以了。
孙莆远不这样想，这样小的孩子能做多大的错事呢？
正是要通过这些小事，引导孩子们分辨是非，培养好的思想、好的作风，要防微杜渐啊。
她和学生们一道讨论“两个萝卜该不该拿？”
“应当怎么办？”
还领着学生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晚上又走访了学生的家长。
第2天，两个小学生拿着家长给的两分钱，由同学陪着到菜摊，向售货员认了错，交上二分钱的“赔款”。
售货员望着两个闪闪发光的硬币，大为感动，说：
“你们真是好孩子，你们的老师真是人民的好老师。”
孙莆远就是这样通过日常的思想教育，使班上的许多学生遇事常常会想一想：
这么做对不对？
雷锋叔叔是怎么做的？
一些七八岁的孩子也懂得了：
对国家的东西要爱护，爱学习、守纪律、爱劳动是党的好孩子，有缺点改了就好……。
翻开小学的课本，有人可能会说：
“这么简单，有什么难教的！”
可是要让孩子爱学、爱听、学懂、会用，而且学到的是准确的知识、先进的思想，那是要花很大力气的。
石钩，是黄城根小学的常识课教师。
课文中许多科学道理，单凭口讲，学生听不懂、记不住。
石钩决定进行直观教学，但学校教具不够，石钩就自己动手制作教具。
过去他讲四季变化，讲光照、地球转动对四季的影响，学生总是睁着困惑的小眼睛，似懂非懂。
这一次，他把自制的“四季变化仪”拿出来，边讲边看，学生们高兴地说：
“这可懂了！”
近十年来，石钩自制的教具有四百多件，大多是利用课余、夜晚、假日制作的。
再看看崇文区光明小学教师叶多加，是怎样教好语文课的吧。
这一天，她教《一件旧棉衣》这一课，讲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在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的严冬里，还和战士们一样穿着又旧又薄的一件棉衣。
课文不长，才几百字，生词也不多。
但是，为了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深深刻印在新一代的心坎上，把对周总理的怀念变成激励孩子们天天向上的力量，叶多加花了多大功夫去备好课啊！
她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翻阅了一篇又一篇回忆和记载周总理光辉生平的文章，收集了好多感人的故事，记录了事迹梗概，写出了讲稿。
她先当学生再当先生，一堂课才四十五分钟，却花了十几倍的时间在自己的学习、备课上。
这堂课，老师含着眼泪讲，学生含着眼泪听，周总理高大的形象和无限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深深打动了孩子们的心。
课后，有的学生自觉地把旧衣服穿起来了，还不让妈妈给自己买新衣服。
有的学生出去游园、劳动，自觉地不要带面包、鸡蛋，带上咸菜、窝窝头就走了。
小学教师的故事是说不完的。
一些患病的教师，把医生开的假条揣在口袋里，仍然坚持教学。
他们说，几天看不见自己的学生，不放心啊！
一些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教师，还坚守在讲台上。
他们说，我舍不得离开孩子们。
该有多少小学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着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着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脚踏实地，辛勤劳动，用自己的心血浇灌祖国的花朵。
然而，就是这些可敬爱的小学教师，却成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的对象。
什么“臭老九”、什么“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一根根棍子向教师的头上打来，甚至用凶恶的语言，咒骂着“要子弹穿过教师的胸膛”。
这只能说明“四人帮”完全是一伙反革命的黑帮、人民的死敌。
人民的回答却是：
向小学教师致敬，他们是辛勤的劳动者！
一个好的小学教师同样是一个可贵的人才！
新华社记者　沈骊珠（本报有删节）

伍达德大使举行宴会
庆祝澳中建交五周年
新华社1977年12月21日讯
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伍达德和夫人今晚举行宴会，庆祝澳大利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五周年。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和何理良同志，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贸部副部长郑拓彬，教育部副部长高沂，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等。
宴会自始至终充满着友好气氛。
伍达德大使和黄华外长先后祝酒，热烈祝愿中澳两国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加强和发展。

外事往来
墨西哥科技合作代表团团长、墨国家科委秘书长鲁道夫·菲格罗亚一行，在我国参加了中国和墨西哥科技合作代表团第3次会议后到上海进行了参观访问，12月20日乘飞机离开上海回国。
　参加苏丹喀土穆国际博览会中国馆馆长王绩19日乘飞机离京赴苏丹。
　（新华社）

希尔主席和夫人瞻仰毛主席遗容
新华社1977年12月21日讯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爱·弗·希尔和夫人，由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陪同，今天下午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
希尔主席和夫人在毛主席坐像前默哀。
希尔主席献了花圈。
花圈的缎带上写着：
“永远缅怀毛泽东主席——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继承者、捍卫者和发展者”。

米洛叶维奇上校举行招待会
庆祝南斯拉夫人民军建军节
新华社1977年12月21日讯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陆、海、空军武官米洛叶维奇上校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南斯拉夫人民军建军节。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总政治部副主任颜金生，总后勤部副部长李元，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外贸部副部长郑义山，外经部副部长石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孔照年、空军副司令员张积慧，北京部队副司令员康林，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玄，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等。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和夫人出席了招待会。
各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武官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耿飚同志会见并宴请希腊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12月21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今天晚上会见并宴请了以伊萨克·约达尼迪斯为团长的希腊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有关方面负责人朱达成、朱世纶。
代表团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附图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会见以伊萨克·约达尼迪斯为团长的希腊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解放军北京部队炮兵某部同越南同志一起集会
庆祝越南人民军建军三十三周年
新华社1977年12月21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炮兵某部指战员今天同越南驻中国大使馆的同志一起，共同庆祝越南人民军建军三十三周年。
当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大使馆武官黎文汇上校等，由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陪同，来到部队驻地参加指战员们举行的庆祝集会时，北京部队副司令员刘海清，炮兵某部负责人刘光、路连昌、张玉琦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
指战员们敲锣打鼓、热烈鼓掌，向越南战友致以节日的祝贺。
张玉琦同志在庆祝集会上首先讲话。
他热情赞扬越南人民军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军队。
他说，为把祖国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蹂躏下解放出来，越南人民军同越南人民一起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为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完成了胡志明主席遗嘱中所预言的统一祖国的大业。
张玉琦同志接着说，抗美救国战争胜利后，越南人民军又同越南人民一起，积极医治战争创伤，不断加强经济建设和部队建设，取得了新的成绩。
对此，中国人民和军队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们衷心祝愿越南战友在今后的革命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张玉琦同志指出，中越两国人民和军队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和战友。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是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精心培育起来的。
中国人民和军队一向十分珍惜这种友谊。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将为维护和加强这种兄弟友谊和战斗团结，继续作出自己的努力。
黎文汇武官应邀在庆祝集会上讲话。
他介绍了越南人民军在胡志明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发展的战斗历程。
他说，在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年代里，越南人民各种武装力量同越南人民一起，高举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旗帜，英勇奋斗，终于使祖国进入了独立、统一和全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进入新的革命阶段之后，越南人民军在提高警惕、加强战斗能力的同时，又大力向经济战线进军，决心同全国人民一起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现代化的工农业经济，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强大的国防，具有文明和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国家。
黎文汇武官说，越中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得到胡主席和毛主席精心栽培的。
越南人民军指战员为有具有五十年光荣历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而感到十分高兴。
他说，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发扬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在军事科技领域方面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大力掀起学习雷锋、学习“硬骨头六连”的运动，不断加强战斗力，为加速军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黎文汇武官说，越南人民军和越南人民十分珍视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决心作出最大的努力，使这种崇高的友谊万古长青。
庆祝集会后，越南战友在部队进行了参观，观看了指战员们的军事训练和战士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的节目。

南部非洲“前线国家”首脑会议重申
全力支持津巴布韦武装斗争
津巴布韦游击队袭击罗得西亚当局一空军基地
新华社马普托1977年12月19日电
据莫桑比克《新闻报》12月19日报道，邻近津巴布韦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等，18日在莫桑比克的贝拉举行“前线国家”首脑会议，讨论津巴布韦问题。
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联合领导人恩科莫和穆加贝参加了会议。
会后发表的公报说，与会的国家元首和爱国阵线领导人“重申前线国家之间以及它们同爱国阵线的团结”，“重申全力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在爱国阵线领导下进行的武装斗争”。
关于同殖民国家的谈判问题，公报指出，会议主张“立即把权力转让给战斗中的津巴布韦人民并实现民族独立”。
新华社马普托1977年12月21日电莫桑比克《新闻报》12月21日报道来自津巴布韦的消息说，津巴布韦游击队12月17日袭击了乌姆塔利附近的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巨礁”空军基地。
初步战果是：
打死敌军二十四人，其中有一名上尉，打伤一名中尉。
消息说，游击队在袭击中使用了火箭、迫击炮和轻重机枪。
空军基地的飞机跑道遭到严重破坏，军官住所被完全摧毁。
消息指出，这一空军基地一直被用作向莫桑比克发动进攻的基地。

友好往来
　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会12月14日在开罗闭幕。
展览会自11月29日开幕以来，接待了大约一万五千人。
展出的二百五十余件工艺美术品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
　以杜前为领队的中国乒乓球队在结束了对法国的友好访问后，15日乘飞机离开巴黎，前往荷兰进行友好访问。
中国乒乓球队曾同法国乒乓球队举行了四场友谊比赛。
　在突尼斯的第2批中国医疗队工作期满后，12月19日离开这里回国。
17日上午，突尼斯卫生部部长蒙吉·库利接见了第2批医疗队队员和新近抵达的第3批医疗队的队长和副队长。
接见后，库利部长设宴欢送中国医疗队。
　中国青年男子篮球队结束了对塞内加尔为期十二天的友好访问，12月18日晚离开达喀尔回国。
　以梁英为领队的中国“八一”足球队结束了对扎伊尔的友好访问，12月17日离开金沙萨前往埃塞俄比亚访问。
在近四个星期的访问中，中国足球队先后同扎伊尔首都和内地足球队进行了七场友谊比赛。
两国运动员相互交流了球艺。
12月14日和15日，中国驻扎伊尔大使馆临时代办刘西林和扎伊尔体育部门分别为中国“八一”足球队的访问举行了招待会。
　由席承藩教授率领的中国科学院土壤考察组结束了对墨西哥的友好访问，12月17日离开墨西哥前往法国。
在一个月的访问期间，中国科学家们访问了墨西哥政府所属的土壤研究、水土保持、肥料和核能等机关，以及研究土壤的一些研究所，同墨西哥专家就土壤及土壤的利用等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
两国科学家还交流了土壤研究方面的经验。
　在日本北九州市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会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展出之后于12月18日闭幕。
自11月22日展览会开幕以来，参观展览会的人数接近五万。
在此之前，这些展品曾在名古屋市展出，从1978年01月02日起则将在东京展出。
（据新华社）

孟加拉国总统拉赫曼访问印度
据新华社1977年12月21日讯
新德里消息：
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12月19日和20日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
在访问期间，齐亚·拉赫曼总统会见了印度总统尼兰·桑吉瓦·雷迪，并同印度总理莫拉尔吉·德赛就双边关系、区域和国际问题举行了会谈。
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
公报说，孟、印两国领导人认为“必须继续保持两国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并且重申“决心在主权、平等、独立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和加强这种关系”。
公报谈到了孟、印两国领导人本着互利和互谅的精神于今年11月05日在达卡签订的分配恒河河水的协定。
公报指出：
“两国领导人认识到，迅速解决增加恒河流量的长期问题是重要的。
这是充分满足两国的需要所必不可少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
公报说：
“两国领导人重申，支持关于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联合国宣言。”
公报说，印度总统和总理接受了访问孟加拉国的邀请。

《毛泽东选集》第5卷希腊文版出版
受到希腊人民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雅典1977年12月20日电
在希腊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希腊文版，受到希腊人民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选集》第5卷希腊文版即将出版的消息传出后，许多读者纷纷向出版社写信预订。
这些信有的来自希腊北部的城市萨洛尼卡，有的来自大陆以南的克里特岛，有的来自西北部山区的城市艾奥尼纳。
还有些信是侨居在西德、瑞士以及东欧一些国家的希腊劳动者写来的。
读者的热切希望促使出版工作比预定的时间提前半个月完成。
11月中旬，《毛泽东选集》第5卷希腊文版在雅典十家书店开始出售，很快就销售一空。
一位大学生说：
“毛主席在他前几卷选集中，向我们阐明了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是如何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的。
在这一卷中，毛主席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胜利道路。
虽然毛主席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著作将永远照亮世界人民革命的进程。”
另外，不久前出版发行的毛主席著作《〈共产党人〉发刊词》和《论十大关系》希腊文版，也很受读者欢迎。

瑞典同莫桑比克签署援助津巴布韦难民协定
据新华社马普托1977年12月17日电据莫桑比克通讯社12月16日报道，瑞典政府最近同莫桑比克政府签署了一项援助在莫桑比克的津巴布韦难民的协定。
根据这项协定，瑞典政府将通过莫桑比克政府，向在莫桑比克的津巴布韦难民提供价值大约五万四千康多（一康多约合三十二美元）的援助。
这笔援款将用于购买食品、衣服、药品和运输工具等。

符浩大使探望日本前首相片山哲
对他时刻关心日中友好事业的发展表示钦佩和赞赏
新华社东京1977年12月21日电
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12月21日前往藤泽书片濑町探望了年已九十岁、患病休养的日本前首相片山哲。
符浩大使向片山先生和菊枝夫人说：
“片山哲先生是日本卓越的政治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片山先生虽已高龄，而且患病在床，但时刻关心中日两国的友好事业的发展，我们对此表示钦佩和赞赏。”
片山哲先生最近曾委托他的夫人会见日本首相福田赳夫，面交了他在病床上口述的一封信，敦促福田首相迅速、果断地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菊枝夫人也曾写信给符浩大使，表示今后愿意为增进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菊枝夫人说，自从报纸刊登了她会见福田首相的消息后，日本各地，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很多人——其中有很多人是素不相识的——纷纷来信或打来电话，对片山先生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和鼓励。
符浩大使说：
“这表明片山哲先生的愿望，反映了日本人民的愿望。
我相信，他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符浩大使祝片山哲先生早日恢复健康，并祝他长寿。
符浩大使还向片山哲先生及夫人转达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亲切问候。
探望片山先生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副局长村冈久平在坐。
这一天上午，符浩大使到达片山先生的住处藤泽书片濑町时，当地居民手持日本国旗和中国国旗夹道热烈欢迎。

越南六届国会三次会议隆重开幕
孙德胜黎笋阮良朋阮友寿范文同等出席，长征致开幕词
新华社河内1977年12月21日电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第6届国会第3次会议于12月20日在河内隆重开幕。
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孙德胜、黎笋、阮良朋、阮友寿、长征、范文同等出席了会议。
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在会上致开幕词。
政府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黎清毅作了关于《一九七六——1980年五年国家计划的基本任务和1978年国家计划的具体任务》的报告。
他说，两年来，越南人民发扬革命进攻精神，大力开展生产劳动和建设竞赛，初步重新组织全国统一的经济，克服战后经济的各种困难，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努力实现1976年和1977年国家计划。
许多部门、许多地方和基层单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许多成绩和进步。
财政部长黄英作了关于《1977年国家预算的实现情况，1978年财政工作的方向、任务和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关于《1976年国家预算总决算》的报告。
12月20日上午，国会代表们向胡志明主席陵墓献了花圈，并瞻仰了胡志明主席遗容。

越美在巴黎举行会谈
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河内1977年12月21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由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潘贤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和由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率领的美国政府代表团12月19日至20日在巴黎举行了正式会谈。
两天的会谈都是在越南驻法国大使馆举行的。
在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且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交换了意见。
越南代表团通知美方：
在去年10月12日乘美国船只闯入越南领海被捕获的三个美国人，受到了良好的待遇，并将予以释放。
美国方面邀请越南负责处理在战争期间失踪的美国人员的代表团于明年年初访问美国有关机构。
越南方面接受了这一邀请。
双方认为进一步举行会谈是有益的，并且决定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再次会晤。

锦绣江山千里行
——记陈永贵副总理访问民主柬埔寨
新华社记者　左毅
陈永贵副总理一行对民主柬埔寨的近半个月的访问结束了。
柬共中央书记、政府总理波尔布特同志热情而亲切地全程陪同他们走过了这十八万一千平方公里锦绣江山的东西南北。
柬埔寨的英雄人民冲天的革命干劲，他们对中国人民的亲切的兄弟情谊，给中国同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情深似海
12月04日，陈永贵副总理到达东部大区首府苏翁时，广场上聚集了近万名群众，有工厂的工人，合作社的农民，还有革命军指战员。
他们手持鲜花和红旗，兴高采烈，高呼“柬中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当陈永贵副总理离开东部大区时，稻田边上一队队社员，挥手致意。
柳林下的一群群儿童，欢呼跳跃。
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高脚屋上倚窗笑望。
许多人一看到陈永贵副总理就热情地喊着：
“大寨！
大寨！”
12月05日，中国客人渡过湄公河，来到了中部大区的磅湛市。
从码头到宾馆，在一公里长的大街两旁，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欢迎的群众。
无数面红旗在林荫大道两旁迎风飘扬。
陈永贵副总理实在过意不去，他对波尔布特书记提了个建议，他说：
“现在正是农忙季节，劳动力很紧张，我们都是自家人，不要搞这么大的欢迎队伍了。”
可是，波尔布特书记说：
“我们的目标一致，都是要搞好生产。
反映大寨战天斗地的中国电影在各大区农村都放映了，我们中央的同志看了二十几遍，这对柬埔寨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柬埔寨农业合作社社员在银幕上看到了陈永贵副总理，大家都认识你。
现在，他们都想再亲眼看看你。
这将使他们受到更大的鼓舞。”
波尔布特书记又说：
“我了解我国人民的感情。”
接着，波尔布特书记满怀着柬中两国的战友之情，回顾了毛主席、周总理对柬埔寨革命斗争的深切关怀，谈到了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国党的同志们对柬埔寨革命和建设的支持。
他叙述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柬埔寨时的情景。
他说，周总理到达金边的那一天，
“我凌晨四点钟就起床，骑着自行车赶往波成东机场，等候周总理的到来。”
讲到这里，波尔布特书记停顿了一下，好象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情景就在他的眼前一样。
波尔布特书记在谈罢往事之后说：
“好吧，为了不使陈永贵同志走很长的路，欢迎队伍可以缩短，但人数还要增加。
也就是说，欢迎队伍可以多排几行。”
他这个饶有风趣的解决办法，引起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陈永贵副总理感动地说：
“柬埔寨人民的斗争和胜利，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柬埔寨人民在解放后短短的两年之内，艰苦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我们要多看，多了解，多向柬埔寨党和人民学习。”
新的吴哥
12月07日，陈永贵副总理由波尔布特书记等陪同，驱车来到吴哥。
他们看到了在秀水萦绕下的吴哥寺尖塔。
这三个尖塔的图案，已作为柬埔寨民族的象征，画在民主柬埔寨火红的国旗上。
吴哥寺的建筑全部用巨大的石块砌成。
在一道道回廊的墙壁上，有许多精细绝伦的浮雕，栩栩如生。
12月08日，陈永贵副总理参观了暹粒市郊的巴莱杜拉水库。
这是吴哥王朝时建立的。
解放后，柬埔寨人民把大坝加高加宽，修了闸门，开了水渠，引水灌田。
波尔布特书记又陪同陈永贵副总理参观了吴哥王朝时土坝的遗址。
波尔布特书记说，当时，这个小湖是供皇帝坐船游玩的。
人们只能在节日时到这里来。
在吴哥王朝的统治下，人民的智慧和劳动不能为人民自己谋利益。
现在，柬埔寨革命的胜利带来了新景象，出现了新天地。
中国客人来到西北大区第5区的德罗边特莫水库参观。
宾主极目远望，只见白茫茫的湖面和依希可见的远山，一艘汽艇正在破浪前进。
真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图画。
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第2副主席、柬共西北大区区委书记兼大区为人民服务委员会主席宁罗同志介绍说，这是我们西北大区第5区人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大搞水利，在今年02月15日到04月13日，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修建起来的。
今年蓄水一亿五千万立方米。
接着，到04月20日，又挖了三条运河，与水库相连。
在雨季，可以使数万公顷土地免除涝灾；
在旱季，可以免除旱灾，使七千多公顷水稻得到灌溉。
水库还在继续扩建。
全部工程计划四年内竣工。
那时，它可以蓄水三亿立方米，受益面积将大大扩大。
宁罗同志说：
“我们修建水库时，正逢干旱。
两万名水利大军连饮水都很困难。”
战争刚刚结束两年，柬埔寨人民就取得如此巨大成绩。
他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多么令人敬佩。
现在，在整个柬埔寨国土上，大中小水库星罗棋布，水渠纵横，沃野千里。
一望无际的水稻，长势喜人。
德罗边特莫水库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陈永贵副总理还参观了其他许多水利工程。
中部大区人民为了纪念1975年01月01日对金边开始发动攻击的日子，修筑了《01月01日水坝》，拦腰截断芝尼河，蓄水灌田，今年受益面积达到一万多公顷。
中部大区党政负责人包格同志介绍说：
“过去庙里的主持说，要拦截芝尼河，只有神仙才能办到。
一些老年人听说青年人要拦芝尼河，都不相信。
现在芝尼河上已筑了拦河大坝，许多老年人来参观。”
波尔布特书记说得好：
“人民就是神仙。”
在游览吴哥古迹时，陈永贵副总理对波尔布特书记说：
“吴哥是柬埔寨人民的骄傲。
我相信，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下，柬埔寨人民将创造一个比吴哥时代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代。”

丹麦《工人报》谴责苏联霸道行径
苏联张牙舞爪对北欧是个威胁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12月19日电哥本哈根消息：
丹麦共产主义工人党报纸《工人报》最近一期发表社论指出，“苏联在北欧的行为富有侵略性，对北欧是一个威胁。”
社论说，苏联“企图支配北欧国家的外交政策，这种事情过去屡见不鲜，然而苏联的企图竟然如此明目张胆，这还是第1次”。
社论指出，欧洲是苏美两霸的争夺中心，北欧处于它们的射击线上。
近几年来，苏联大大增加了对北欧的兴趣，它“以摩尔曼斯克基地为起点的大规模侵略性的舰队演习已司空见惯。
苏联的军备对北欧是一个威胁，并且也是准备用于进攻北欧的”。
社论揭露说：
“苏联对挪威的兴趣最大，挪威斯瓦巴德群岛的主权受到侵犯。
苏联企图建立一种惯例，以使苏联和挪威在斯瓦巴德享有平等的权利，苏联甚至恬不知耻地提出对该群岛实行共同管理的建议。”
社论说：
“在挪威和苏联关于渔业和在北冰洋中的领海界限划分谈判中，苏联对挪威提出了八万平方公里的领海要求。
当挪威不屈服于苏联的支配的时候，苏联便开始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导弹演习。”
社论说，在瑞典与苏联关于波罗的海的划界谈判中，苏联象在斯瓦巴德群岛周围的做法一样霸道。
社论最后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赫尔辛基对北欧国家首相们的强硬谈话只不过是再一次表现出苏联的行为愈来愈张牙舞爪和富有侵略性。”

各国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扎伊尔军民反击苏联雇佣军入侵，蒙博托总统亲临沙巴前线指挥战斗。
索马里人民在废除索苏“友好条约”后，手持“古巴佬和俄国佬滚回去”的标语牌参加群众集会。
在苏联侵捷九周年之际，瑞典群众举着“苏联从捷克斯洛伐克滚出去”等标语牌游行示威。
1977年05月07日，苏丹人民在苏联驻苏丹大使馆门前示威，向苏联外交人员递交抗议书。
苏联渔船侵入阿根廷二百海里水域，被阿根廷海军拘捕。
被阿根廷当局没收的冻鱼和制成的鱼粉正从苏联渔船里吊上码头。
英国群众举着“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等标语牌举行游行示威，反对苏联的扩张和军事威胁。
日本渔民在苏联驻日使馆前示威游行，强烈谴责苏联在渔业中的霸权主义。
（本栏照片均为新华社稿）

日本一老人为收复北方领土奔走
住谷省三长跑一千六百公里到处进行宣传鼓动
据新华社东京1977年12月21日电
在日本人民要求收复北方领土的运动中，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住谷省三，在北海道和本州长跑一千六百公里，沿途宣传收复北方领土的意义，受到人们的赞扬。
从今年06月01日到25日，住谷省三胸前挂着写有“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标语布，在北海道跑了八百公里，总共经过了二十二个市、镇、村。
住谷的行动，受到了沿途人民的热烈支持。
今年06月06日，当住谷从北海道钏路出发时，有四十多名市民陪伴着住谷一起长跑。
这些市民胸前挂着的标语布上写着“还我北方领土！”
“千岛是我们的故乡”等字样。
住谷老人在北海道坚持长跑的过程中，有不少人为了宣传要求归还北方领土而同他一起长跑，也有人向他打招呼，对他的行动表示赞赏。
从10月11日到31日，住谷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又从本州最北端的青森沿日本海南下，经过秋田、山形、新潟、群马等县，一直跑到他的家乡——埼玉县。
全程八百公里。
住谷的长跑受到各地的地方政府的支持。
住谷的家乡——埼玉县上尾市的市长友光恒和住谷一起事先同各地方政府联系。
所以，住谷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和许多职员的欢迎。
住谷在长跑过程中，不断向别人宣传：
“北方四岛本来就是日本的领土，一定要苏联归还。”
他说：
“苏联说什么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完毕，我们决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作丝毫让步。
我们的要求是正义的。”

杜尔总统强调非洲团结
呼吁非洲国家之间填平鸿沟扑灭战火
新华社科纳克里1977年12月20日电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12月19日在科纳克里举行的庆祝几内亚足球队荣获恩克鲁玛杯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非洲团结，并高呼“非洲统一组织万岁！”
杜尔总统说，“在非洲足球联合会范围内存在着一些紧张地区”。
他指出，在非洲国家之间，“哪里有战火，就应该扑灭它；
哪里有鸿沟，就应该填平它。”
杜尔总统呼吁彼此间存在着紧张局势的一些非洲国家的青年们，为恢复这些国家间的兄弟友谊和战斗团结而作出贡献。
他特别呼吁几内亚、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的青年们立即行动起来，为重建他们的国家间的友谊桥梁而努力。
杜尔总统的讲话一再被几万名到会群众的欢呼声和掌声所打断。
12月18日，几内亚足球队在科纳克里举行的第13届非洲足球冠军队锦标赛中，第3次赢得了恩克鲁玛杯。

科威特内政和国防大臣发表谈话
不允许外国干涉海湾地区事务
新华社科威特1977年12月21日电据科威特《火炬报》12月21日报道，科威特内政和国防大臣萨阿德·阿卜杜拉·萨利姆·萨巴赫最近在对约旦《言论报》记者发表谈话时强调：
“保卫海湾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是海湾人民和国家的职责。
我们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海湾地区的事务。”
萨阿德大臣说：
“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海湾各国正在继续进行合作和协作。”
在谈到科威特的武装部队时，萨阿德说：
“我们十分关心用先进的武器装备我们的武装部队”。
他说，科威特一直在加强自己的海军，并已经开始兴建一个海军基地。
他还说，科威特的武装部队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应当肩负起保卫国家和民族的职责。

苏美要搞“全面核禁试”怀什么鬼胎？
苏美两国围绕“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谈谈停停，拖了十几年，一直谈不拢。
最近，双方忽然热乎起来，都宣布要在近期内搞出个结果来。
勃列日涅夫11月02日说，“我们想推动关于核问题的谈判，使之圆满结束”，要使核试验“不仅不在大气层、不在宇宙空间、不在水下进行，而且也不在地下进行”。
美国参加核谈判的代表沃恩克12月13日说，禁试谈判的进展“比我预料的要迅速”。
苏美两家想搞成一个所谓全面核禁试条约，目的是什么？
谈了十几年谈不拢，现在忽然乐观起来，又是怎么回事？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
从1956年到1963年，苏美两国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都进行了大量核试验，苏联大约一百二十次，美国大约一百三十六次。
那个时期，它们的确是各不相让，不惜功本，不顾各国人民的反对，把发展核武器当作压倒对方，建立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
经过这一系列核试验，到了1963年08月苏美合搞了一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这标志着它们两家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已经试验够了，在它们进入其他领域的核竞赛的时候，需要搞这么个“部分禁试条约”来禁止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以巩固它们两家的核垄断。
在这以后，苏美核竞赛转入了地下核试验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已进行地下核试验三百一十多次，苏联进行了二百九十多次。
通过这些试验，它们都进一步掌握了大量发展核武器的重要资料，但是这种你追我赶的竞赛并没有使它们当中的一方对另一方占压倒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1975年提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草案”。
接着，美国总统卡特在今年初也宣称“我愿意为了一项全面禁试条约采取迅速和积极的行动”。
显然，地下核试验对苏美来说也进行得差不多了，它们在进入下一轮新的核竞赛的同时，又要设法禁止其他国家搞地下核试验了。
特别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第2、第3世界国家掌握了核技术，不买美苏的帐，不承认它们的核垄断，不接受它们的核讹诈，使得这两个超级大国有些紧张。
在这方面，苏联的意图表现得更为明显。
1975年它提出的“全面禁试条约草案”就明文规定，必须所有核国家都参加后，这个条约才能生效。
今年11月12日，《真理报》评论员茹科夫讲得尤其露骨，他强调说，苏联是否长期停止地下核爆炸，“要看那些现在没有参加这些谈判的国家如何动作”。
这个先决条件当然是针对那些坚持发展核武器以进行自卫的中小国家的。
由此可见，苏美两家想搞成这个“全面禁试”条约，目的无非是两个：
一是利用它来互相约束，以免一方压倒另一方；
二是用它来约束其他国家，以便凌驾他人之上，进行讹诈、扩张。
因此，它们围绕这个问题，时而对骂，指责对方不肯让步，时而散布乐观空气，表示协议有望。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条约即使搞成，它的命运也不会比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更好。
它既限制不了别人，更不会约束苏美自己。
勃列日涅夫已经一再强调停止地下核试验只能是“一定时期”。
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说：
“对于我们的安全所绝对需要的一切系统，我们都要有核弹头，把为一种系统设计的现有弹头使用到另一种武器上去，不需要进行核试验，始终是可能的”。
这就说明，条约还没有谈成，一方已经在考虑什么时候恢复地下核爆炸，另一方已经在设计如何绕过这个条约，照样加紧武装自己。
正如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那样，条约签订以后，苏美分别把自己的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增加了好几倍，有的达十多倍。
在那一轮核竞赛中，苏联占了便宜，从原来的核劣势赶成了个平局。
这次所谓全面核禁试条约即使谈成，也不过将是另一轮核竞赛的新起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利用这个条约，在新的一轮核竞赛中，占便宜的究竟是美国，还是又是苏联，这倒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问题。
至于苏美提出的要禁止中、小国家发展核武器的霸道主张更愚弄不了人。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苏联又向太平洋水域发射火箭
新华社1977年12月21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苏联12月20日在太平洋水域进行了一次运载火箭发射试验。
路透社说，苏联的这次试验是在离日本东部约二千海里的水域进行的。
塔斯社12月17日在一篇声明中要求使用太平洋海上和空中航线的各国的船只和航空器在苏联试验火箭的时间内，“不得进入该水域及其上空”。
今年以来，苏联多次向太平洋水域发射火箭，严重影响了那里的交通和捕鱼作业。
为此，日本曾向苏联提出抗议，并要求苏联停止在太平洋进行火箭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