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在湖南》美术作品展览在京展出
据新华社1977年12月14日讯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办的《华主席在湖南》美术作品展览，从12月14日起，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
今天，首都群众冒雪到美术馆参观展览。
许多人满怀喜悦的心情边看边议论，热烈赞颂华主席一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和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优秀品质。
这次展出的作品，有国画、油画、版画、年画、水粉画、水彩画、连环画等，共一百一十七件。
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的二十多年里，坚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领广大军民不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革命实践。
不少作品取材于华国锋同志在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革命活动，表现了华国锋同志一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不懈地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的光辉历程。
还有许多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华国锋同志走遍三湘四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工厂，在田间，在工地，在学校，在营房，和湖南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亲密无间的动人情景。
展览预定在北京展出一个月。

天津市举行八届人大首次会议
解学恭当选为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据新华社天津1977年12月14日电
天津市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于1977年12月02日至06日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九百五十九名。
会上，代表们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热情赞颂华主席对天津人民的亲切关怀，愤怒揭发批判叛徒江青多次来天津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罪行，讨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
大会经过酝酿协商，选举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以及出席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解学恭当选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黄志刚、赵武成、阎达开、王一、王中年、邢燕子（女）、王占瀛、马秀中、白桦、王恩惠、李中垣、赵钧、刘晋峰当选为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2月13日，市革委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任命陈阜为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解学恭同志代表上届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他总结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十年来的工作，提出了天津市今后一个时期的战斗任务，列举事实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特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在天津的罪行。
解学恭同志说，叛徒江青垂涎天津由来已久。
1974年以后，江青先后八次窜到天津，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江青还以“抓点”为名，大树小靳庄，把小靳庄作为她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喇叭，作为她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炮筒子和砍大寨红旗的斧子。
“四人帮”在天津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干扰破坏天津市的各项工作，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的反革命罪行。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津市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市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在步步深入。
解学恭同志在谈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时说，随着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发展，天津市工业总产值1975年同1965年相比增长了一点六倍；
主要产品的产量有了大幅度增长，还采用了一些新技术、新工艺，试制成功一些新产品。
基本建设战线也取得很大成绩。
十年多来，已经建成投产、交付使用的项目和单项工程达三千七百多个。
天津市已由过去以轻工业为主的城市，发展成为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
十年来，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有了一定改变，粮食单产从1974年起连续三年上《纲要》。
他特别谈到，去年下半年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天津时，天津全市广大干部和群众不畏艰苦，英勇奋战，战胜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困难，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目前，全市一批工厂企业已提前完成今年的国家生产计划。
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等战线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报告在谈到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时指出，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要深揭狠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
报告强调要高速度地发展天津市的国民经济，到本世纪末逐步地把天津市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城乡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建设成为以石油、石油化学工业和海洋化学工业为特点的、先进的、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力争在1980年以前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要尽快做到猪肉、鸡蛋基本自给，大力发展海洋捕捞和淡水养鱼事业。
要对全市工业大搞革新、改造、调整、配套，使原有的工业尽可能采用现代化技术；
要有计划地发展一些高级、大型、精密、尖端产品；
要搞好市政建设，其中包括认真治理“三废”，搞好综合利用，做好环境保护；
要降低消耗，增加积累。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报告还强调要建设和培养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真正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千方百计把教育质量搞上去。
大会讨论和通过了这个报告。
代表们一致表示，要紧密地团结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为在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在北京市举行的七届人大首次会议上
英明领袖华主席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华主席亲切会见了全体代表。
代表们说，选举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首都人民的光荣
吴德同志代表上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大会选出新的一届市革委会，吴德为主任，倪志福等为副主任
新华社1977年12月14日讯
北京市第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于11月24日至12月03日举行。
大会以党的十一大路线为指导，总结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十年来的工作，提出了北京市今后一个时期的战斗任务，选出了新的一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选举了北京市出席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会期间，代表们瞻仰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容。
代表们怀着兴奋的心情，选举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北京市出席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当大会宣布华主席当选时，会场上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代表们高兴地说，过去历届北京市人代会都选举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人大代表，今天我们又选举了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主席，这是首都人民的光荣。
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奋勇前进。
12月05日，华主席亲切会见了全体代表。
大会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经过充分酝酿协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新的一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吴德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丁国钰、黄作珍、郑天翔、杨寿山、吴烈、贾汀、赵鹏飞、王宪、毛联珏、王笑一、刘坚夫、叶林、郭献瑞、王纯、李立功、李巧云（女）为副主任。
出席北京市第7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一百九十四名，比历届代表人数都多。
会上，吴德同志代表上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
吴德同志在报告中总结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自1967年04月成立以来的工作，回顾了首都十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谈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首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好形势。
首都工业战线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逐步建成了以钢铁、石油化工、机械仪表为重点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地。
今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将比1965年增长二点七倍。
1966年到1976年的十一年，基本建设竣工面积相当于一个旧北京城。
农业方面，开展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农、林、牧、副、渔有了发展，集体经济进一步巩固，农村面貌有了显著变化。
科技、教育、文艺、体育工作者，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辛勤劳动，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卫生工作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吴德同志说，十年的战斗历程，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华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与亲切关怀下取得的，都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吴德同志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多年来对北京市各项工作的干扰破坏。
他说，“四人帮”通过迟群和他们在北京市的那个女干将严密控制清华、北大，把两校变成了“四人帮”乱党、乱军、乱国，疯狂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
他们在北京市组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帮派，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用卑鄙的手段对邓小平同志进行骇人听闻的诬陷。
他们通过这个资产阶级帮派，破坏首都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吴德同志说，广大群众和干部对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种种倒行逆施，恨之入骨。
现在，在华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正步步深入。
这场政治大革命已经成为推动首都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
吴德同志向全市人民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战斗任务。
他强调要坚决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一定要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件一件彻底查清，一定要把“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彻底摧毁。
同时要深入清查和狠狠打击那些仇恨社会主义，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支持和纵容下进行阶级报复，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地富反坏分子和大搞资本主义活动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
吴德同志强调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
他说，建设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加快建设速度，是增强国防力量，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威胁的迫切需要；
是加强经济实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需要；
是创造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
是以高度的劳动生产率，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
围绕建设速度问题，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
我们一定要用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在本世纪内，把全市国民经济各部门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使首都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城市设施的清洁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
吴德同志在报告中具体地提出了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
工业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技术改造，三年内使钢铁、炼油、化工、电子、光学仪器和机械工业出现新的面貌，产品的质量、数量、品种都要有一个跃进，主要产品要向高级、精密、尖端、成套的方向发展。
到1985年，要把北京市建设成为一个以钢铁、石油化工、电子、机械仪表为主的，以生产高、精、尖产品为重点的，轻重工业协调的，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基地。
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援农业，积极促进农业的现代化。
农业方面，要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坚持为城市服务的原则。
蔬菜要增加品种，做到淡季不淡，均衡供应。
到1981年（争取1980年）实现鸡蛋自给，猪肉基本自给。
要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
科研工作方面，三年大治，治中有赶；
后五年大发展，赶中有超；
在本世纪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基地。
要进一步搞好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的规划，加快改造旧城的步伐。
今后几年，在保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前提下，加强公共交通、市政工程、邮电通信、职工宿舍以及其他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
要认真组织好人民的经济生活，商业、服务部门要大力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要改造城区工业，凡有碍市容和易燃、易爆、“三废”污染严重、噪音大的工厂，要坚决地有计划地迁出市区。
今后新建的工厂，要尽可能安排到远郊县，逐步建设若干个各有特点的工业城镇。
同时要继续认真做好“三废”治理、消烟除尘和绿化工作，搞好环境卫生。
代表们在会上畅谈当前的大好形势，充分肯定十年来首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大会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精神。
市革委会的工作报告和代表们的讨论发言，都对北京市的工作进行了一分为二的估量和具体分析。
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对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设性的意见。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政治局同志到京郊密云水库参加劳动，使代表们受到极大鼓舞。
代表们在12月02日大会期间，也前往京郊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参加了劳动。
（附图片）
华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同北京市第7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亲切见面。
　新华社记者摄

齐亚·哈克将军到达上海
彭冲第2副主任等到机场欢迎巴基斯坦贵宾
新华社上海1977年12月14日电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政府首脑齐亚·哈克上将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上海。
齐亚·哈克将军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我国进行非正式友好访问，原定今天下午到达北京。
因天气的原因，现先到上海进行参观访问。
上海虹桥机场上悬挂着中国国旗和巴基斯坦国旗。
到机场欢迎齐亚·哈克将军和夫人等巴基斯坦贵宾的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2副主任彭冲、副主任赵行志等。
外交部长黄华和何理良同志，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和张颖同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今晚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欢迎齐亚·哈克将军和夫人等巴基斯坦贵宾来我国访问。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尔维的夫人，大使馆陆军武官夏菲准将和夫人，今晚也专程从北京到达上海迎接齐亚·哈克将军和夫人。

阴谋文艺的一股狂澜
评“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初澜
申涛声
初澜，是“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
它与原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紧相配合，掀起一股又一股阴谋文艺的浊流狂澜，它是以推行阴谋文艺为主要勾当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
一
从1972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是初澜问世、发展直至灭亡的时期，也是党内第11次路线斗争最尖锐激烈的时期。
随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形势的变化，这一股阴谋文艺的狂澜，也不断有所变化。
初澜掀起的阴谋文艺的第1个浪头，疯狂地扑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1974年，“四人帮”以批林批孔为名，另搞一套，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
与此相配合，在文艺界，“四人帮”亲自策划了批无标题音乐、批“黑画”两大阴谋，向敬爱的周总理猖狂进攻。
初澜大批的所谓“黑画”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呢？
原来这些画是有关单位请示周总理后，为某些宾馆绘制的布置画。
“罪”就在这里。
因此，初澜在一篇题为《坚持文艺革命　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的回潮》的黑文中，大肆指责这些画“竟然得到了某些人的鼓励和支持，为之开放绿灯”。
初澜在这里攻击的“某些人”，就是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
与此同时，从1974年01月到04月初，初澜连续发表三篇黑文，就“无标题音乐”问题大做文章。
是无标题音乐得罪了“四人帮”吗？
是贝多芬和德彪西触犯了江青吗？
当然不是。
真正的原因是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指示安排了一些外国音乐团体来我国演出，以促进友好往来。
“四人帮”便借此大肆鼓噪，攻击周总理，攻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最善于领会主子意图的初澜，马上披挂上阵，狂叫什么“文化渗透”啦，“崇洋复古”啦，“黑线回潮”啦，还有“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革命原则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啦，一顶顶大帽子，一个个大罪名，矛头无不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1974年是“四人帮”反党活动极其猖獗的时候，也是初澜“创作”极其旺盛的时候。
这一年，以初澜、江天、洪途、小峦……各种笔名，抛出黑文七八十篇，充斥在首都和上海的报刊上。
可是，到了1975年下半年，初澜的文章忽然少了起来。
这股阴谋文艺的狂澜的一起一落，反映了我国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
正是在1975年，毛主席对“四人帮”结帮篡党的阴谋活动，多次提出严肃的批评和严厉的警告，特别是1975年07月，毛主席对文艺问题作了重要谈话，并对电影《创业》作了重要批示，强烈谴责“四人帮”破坏党的文艺政策。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在邓副主席主持下，审查通过了电影《海霞》，挫败了“四人帮”和于会泳扼杀《海霞》的法西斯行径。
“四人帮”和于会泳陷于四面楚歌之中，日子很不好过。
于是于会泳称“病”蛰居，但并未悔过，而是咬牙切齿，让初澜暗中磨刀，准备文章，以便伺机杀出去。
他们对抗毛主席的光辉批示，胡说《创业》没有大错，也有小错。
他们抛出一个个假材料，证明各种文艺作品是“多”了不是“少”了。
他们封锁毛主席观看《园丁之歌》并为之鼓掌的消息，还歪曲事实真相，攻击中共湖南省委指使湖南省文化局写信来攻文化部。
同时，他们还派人四出活动，那里有对“四人帮”及其党羽于会泳不满的言论和行动，他们就到那里去搜集黑材料，追查“反革命谣言”，积蓄黑炮弹。
原来他们是在窥测风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
1976年初，“四人帮”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诬陷和打击。
这时候，初澜就以百倍的疯狂，掀起又一股更凶猛的阴谋文艺的恶浪，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猛扑过来。
1976年《红旗》第3期，发表了初澜在文艺战线另搞一套的“发难”文章：
《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株大毒草不仅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而且对1975年以来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一一加以反驳。
毛主席说：
“样板戏太少”，“怕写文章，怕写戏。
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初澜说：
不，“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戏剧、文学、电影……无论在质量方面或数量方面，更有新的飞跃。”
毛主席说：
“百花齐放都没有了。”
初澜说：
不，繁荣得很，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
特别令人发指的是，在另一篇未及出笼的黑文中，初澜竟胆大包天地把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斥之为“屁话”，真是反动至极！
毛主席赞扬《园丁之歌》，初澜在黑文中竟旁敲侧击地列为“右倾翻案活动”！
接着，在于会泳亲自布置下，初澜又炮制了一篇《右倾翻案风与电影〈海霞〉》的黑文，狂叫肯定《海霞》和批准发行是“右倾翻案”，公然把矛头指向支持该片的敬爱的周总理，指向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领导同志。
初澜口口声声“翻案”，究竟是谁在翻案？
贼喊捉贼，真正在翻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定的案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四人帮”和初澜自己！
初澜在灭亡前还作了一番垂死挣扎。
1976年02月01日和06日，江青、张春桥先后召见于会泳，提出文艺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反革命口号，初澜更忙起来了。
他们一手抓评论，炮制了一篇叫做《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的黑文，为写“走资派”的反革命
口号制造理论根据；
一手抓队伍，筹备召开了一系列
“创作会议”，落实任务，贯彻“首长精神”；
一手抓“重点创作”，根据江青的旨意，把四部电影改编成京剧，并和迟群、梁效挂上钩，参与炮制大毒草《反击》。
于会泳还不满意，认为另搞一套的声势尚嫌不足，于是，初澜打算连续炮制八篇“批判文章”，计划10月份在报纸上大放“排炮”，想以这股阴谋文艺的黑浪吞噬无产阶级的天下。
10月06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那八发“排炮”也就连初澜这个黑班子一同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初澜这股阴谋文艺的狂澜，正是以这样可耻的记录记载在文艺斗争的史册上。
二
政治上的极端反动和理论上的极端荒谬总是相统一的。
初澜前前后后炮制的文章，有一百六、七十篇之多。
读这些文章，真是一场灾难：
喋喋不休的烦琐哲学，吓唬人的政治概念，形而上学的诡辩术，专横武断的学阀作风，要从中找出象样的“理论”来，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现在我们略举几例，来看看初澜的“理论”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文艺黑线专政”论。
江青伙同林彪炮制的这个黑论点，是初澜文艺评论的立足点。
初澜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最狂热的吹鼓手。
他们不厌其烦地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文艺界的十七年，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政”。
他们在这张虎皮下，抡起大棒，恶狠狠地杀向无产阶级文艺：
封存作品，禁演戏剧，禁映电影，把艺术家撵下舞台，给作家戴上“黑线人物”的帽子。
“文艺黑线专政”论根本违背毛主席对文艺战线的科学分析。
毛主席从辩证唯物论出发，对文艺状况从来就是一分为二的。
即使是在批评文艺界存在严重问题的时候，也指出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
“文艺黑线专政”论根本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艺界也同其它战线一样，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文艺工作者遵循毛主席指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世界观不断得到改造，创作出了一批好的或比较好的文艺作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鼓吹“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要假借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为名，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四人帮”打扮成“功臣”、“旗手”，进而由他们来“创业”，即篡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权，建立他们的“新纪元”。
就是在“文艺黑线专政”的这个黑命题下，初澜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狂妄地打倒一切，什么都要由他们颠倒过来，另立“帮”文艺的“理论体系”。
“根本任务”论。
这是初澜文艺评论的“中心主题”。
但凡初澜炮制的“重点文章”，十之八九离不开“根本任务”这一句，而且越发挥越离奇。
谁要敢于说半个“不”字，道一声“欠妥当”，那就是“否定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就是“向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进行猖狂反扑”，就是“罪该万死”。
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达到教育人民这一根本任务的一条主要途径。
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说成“根本任务”，的确是“把文艺描写内容和文艺社会作用混为一谈，是把文艺手段和文艺目的混为一谈”。
初澜之流以“根本任务”为借口，把以成长中的英雄人物，或小有缺点的英雄人物作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一概扼杀在摇篮中；
把不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或不是以塑造正面形象为主的文艺样式，如抒情诗、山水画、漫画、小品等等，一概拒之于社会主义文艺的门外，使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文艺舞台荒凉寂寞。
更何况，他们所要的“英雄典型”，都是“四人帮”及其党羽的“自我表现”，是与无产阶级根本对立的。
借文艺搞篡党夺权，这才是他们的“根本任务”！
“主题先行”。
“四人帮”以及于会泳有一条独特的创作路线：
“必须首先确定全剧的主题思想，并根据主题思想来确定人物形象”。
初澜参与炮制或大加赞叹的作品，大多是这样炮制出来的。
这也算是“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们的一大发明。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认为，文艺作品的人物、故事情节都是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来的，作品的主题则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认识并通过作品的人物形象、矛盾冲突加以体现的。
初澜鼓吹的“主题先行”，把文艺创作看作是从主观到客观的过程，这种“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创作路线，必然把文艺创作引进死胡同。
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形象就是主题思想的传声筒，必然是概念化的；
作品就是政治概念的图解，必然是公式化的。
但是，“主题先行”对于“四人帮”利用文艺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来说，却是一个法宝。
他们先定下一个“主题”，找好要打击的目标，然后根据这个政治需要去找一点黑材料，捏造一个“走资派”的形象，抛将出去，搞垮一批革命干部。
这是什么文艺？
是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
“三突出”。
先有主题以后，怎样创造形象？
按“三突出”的模子去浇铸就是了。
初澜把“四人帮”的这一发明奉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作原则”，跟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相对抗。
他们还把“三突出”的创作模式，演化为一整套公式：
英雄人物要“排座次”，第1号、第2号……谁也不准僭越，“所有的人物要从不同角度为主要英雄人物作远、近、正、反的铺垫”；
而这“第1号”英雄又必须“高大完美”，“起点要高”，不准写成长，更不能有缺点；
“第1号”英雄又必须永远占据“舞台中心”，要用“最好的语言，最美的音乐，最挺拔的表演动作，最重要的舞台位置和最突出的灯光服饰”予以突出，稍有触犯，立刻棍棒交加。
“三突出”这一创作模式，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大杂烩。
现实生活是无限丰富、多姿多彩的，绝不能用一个公式包罗万象。
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是现实生活中阶级关系的一种反映，决不是什么突出与不突出、陪衬与被陪衬的关系。
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就其性格表现来说，也是千差万别的，决不是什么多少个“侧面”拼凑起来的角色，也决无从娘肚里钻出来就是个“高大完美”的“超天才”。
按“三突出”的模式创作，只能导致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群众对“三突出”模子里刻出来的“标准化”英雄有几句顺口溜，叫做“一个大姑娘，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一手指远方”。
真是一针见血！
“三突出”是扼杀无产阶级文艺的紧箍咒，是阴谋文艺大量出笼的护身符。
“三突出”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突出“四人帮”及其党羽，把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扶上台。
写“与走资派斗争”。
在“四人帮”篡党夺权最疯狂的时刻，初澜紧跟“四人帮”的步伐，把文艺作品写所谓“与走资派斗争”，作为“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
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嚣，“我们的文艺作品必须重点描写无产阶级对走资派的斗争”，“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对这些还在走的走资派，决不能施‘仁政’”！
杀气腾腾，真恨不得一棍子把他们眼中的所谓“走资派”——广大革命老干部置于死地。
我们的文艺当然要反映与走资派的斗争。
但是，初澜的所谓写“与走资派斗争”，完全是颠倒社会主义时期的敌我关系，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他们根据“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统统诬蔑为“走资派”，统统都要打倒。
所谓“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就是要把文艺赶进图解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死胡同。
“走资派”满台走，岂不真的是“群魔乱舞”了么？
且慢，打倒革命的老干部只是“陪衬”，更重要的是要让“英雄人物”坐“第一把交椅”，即让“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这就是“四人帮”鼓噪写“与走资派斗争”的真谛。
总之，初澜的“文艺理论”，自鼓吹“文艺黑线专政”论始，到叫嚣写“与走资派斗争”终，都是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服务的“理论”。
只要能达到这一罪恶的目的，即使文章中矛盾百出、前后颠倒，他们可以一概置之不理。
就在那个初澜整理成文的《创业》十条“罪名”里，一面指责《创业》写“真人真事”，一面又处处把它与报告文学比，要它按报告文学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对待文艺遗产，他们也是一会儿一笔抹杀，吹嘘什么“无产阶级的创业期”；
一会儿又捧上天去，搞什么“历史的长河”。
出尔反尔，信口开河。
初澜的理论尽管没有原则、没有定准，象游蛇一样，但在为“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效劳卖命这一点上，却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
三
如果说初澜“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巴枯宁小集团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
“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
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
和“四人帮”及其控制的其他“班子”一样，阴谋家惯用的伎俩初澜都占全了。
造谣。
初澜这个“谣言世家”的子弟，对于造谣这门学问造诣很深。
初澜在炮制那篇《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毒草时，正为抓不到什么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材料而着急时，忽然看到“四人帮”的帮刊《朝霞》上，有一篇随笔在批“一花独放”论，真是喜从天降，立即打电话去原上海写作组查问“一花独放”论的出处。
可惜对方讲不出子丑寅卯来，只说是从周旋于“四人帮”之间的一个亲信那里听来的。
为此，初澜又请示其头目，初澜的头目说：
“‘一花独放’已经写进文化部给中央的报告里，文章为什么不能写？”
这就算是“出处”了。
就这样，说“样板戏不能一花独放”，就成了邓小平同志的一条“罪状”。
初澜的逻辑是十分奇妙的。
他们自己创作的文化部的“报告”，原本就是一个大谣言；
但既能写进“报告”，谣言也就变成了“事实”。
于是，一个谣言就变成了另一个谣言的根据。
诬蔑。
造谣是无中生有，诬蔑是颠倒黑白，都是意在杀人。
还是在《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这篇黑文中，诬蔑邓小平同志看电影《春苗》时，“看了一半就拂袖而去，连声斥之为‘极左’”。
不能说初澜完全不学无术、不懂文艺。
“拂袖而去”，加上“连声斥之”，不是绘声绘色，很形象化么？
但事实是：
邓小平同志在审看《春苗》时，工作人员告诉他，接待外宾的时间要到了，他回答说：
“就走，就走。”
这“就走，就走”的声波，传到了有的人的耳朵里，就变成了“极左，极左”。
这诬蔑之词，通过于会泳之口传到初澜的耳朵里，初澜如获至宝，使用“春秋笔法”，大加渲染，危言耸听。
恫吓。
“四人帮”是惯用“吓人战术”的。
江青常常在会上握着拳头高喊，谁谁是反革命，我这里有材料。
其实扳开她的拳头一看，空空如也，纯是吓唬人的。
初澜自然也要袭用这“祖传的老谱”。
只要翻开《京剧革命十年》这篇黑文看看，里面吓人的帽子就又多又大。
你要说“四人帮”那一套理论“欠妥当”，那你“就是要把已被赶下台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重新捧上台来”；
你要对他们的“批评标准”有意见，那你就是“让封、资、修文艺卷土重来”；
你要突破他们那一套创作模式，那你就是“在文艺上搞‘克己复礼’，把历史拉向倒退”。
总之，你要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提出挑战，他就给你套上一顶顶大帽子。
统观初澜的文艺评论，都是横蛮无耻的“恫吓文学”，不过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政治需要的变化，花样不断有所翻新而已。
“暗杀”。
不是用匕首，而是用笔杆；
不是明里写文章，而是暗中打小报告、搞假情况。
在天真的人们看来，这是不务“正业”；
而在初澜看来，这正是己之所长。
初澜的头目就直言不讳地动员大家写小报告，
“有情况给我反映一点”，并当众表彰一个常给他反映情况的人。
这一套手法，跟“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如出一辙。
得了令箭，初澜就“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把手伸得长长的，钦差大臣满天飞，所到之处，正气受压，邪气上升。
1975年，初澜配合“四人帮”的所谓批资产阶级法权，跑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根据先入为主的提纲，炮制了一份诬蔑老干部的所谓“调查”。
报告送了上去，正中江青的心怀，她不仅命令加印两百份，发有关单位参阅，并亲自出马，在一次会议上指着北影的一些老同志的鼻子破口大骂。
这就是初澜的“功劳”。
初澜还在图书馆翻书寻找“猎物”。
果然不负所望，发现某地出版社出的某一老作家的一个散文集，除了增删的几篇外，跟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的集子没有大两样。
这还了得！
这不是“文艺黑线回潮”吗？
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吗？
于是初澜兴师动众，写起批判文章来。
幸亏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批评了“四人帮”破坏党的文艺政策的丑恶行径，这篇文章才没有出笼，否则，这位跟国民党反动派作过长期斗争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又该遭殃了！
凡是触犯了“四人帮”帮派利益的人，不管你是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也好，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也好，初澜都是说打就打，乱加杀伐。
一个黑龙江农场的知识青年，对初澜整理的《创业》十条罪名表示了不同意见，“四人帮”的亲信就在信上大作“批语”，差一点被打成反革命。
一个山西的中学教师，写了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批评“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说它“欠妥当”，认为要“突破样板戏的框框”，文艺才能发展。
于是，于会泳和初澜兴师动众，口诛笔伐，在“四人帮”的淫威下，这样一位坚持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同志竟被迫害致死。
初澜手里的笔，是一把名副其实的杀人的刀子！
如此种种，罄竹难书。
有此初澜，文艺界何其不幸！
革命人民何其不幸！
然而，初澜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是长在“四人帮”这根黑藤上的一个毒瓜。
这根黑藤长得很，藤上的毒瓜也不止一个。
“四人帮”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达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目的，就必然要豢养梁效、罗思鼎、初澜之类，来充当他们的吹鼓手、马前卒；
又因为他们手中没有真理，身边没有群众，色厉而内荏，就必然要搞阴谋诡计，以耍弄种种横蛮无理、卑鄙无耻的手段为他们的主要活动方式。
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本来就是靠搞阴谋文艺起家的，借文艺搞阴谋，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篡党夺权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这样来看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文艺领域内的怪物初澜，也就见怪不怪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
初澜随着“四人帮”结帮篡党应运而生，以涉足文艺发迹，继而强奸文艺，大搞阴谋文艺。
它按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跳舞，杀向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杀向社会主义制度，疯狂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制造种种清规戒律，残杀百花，以在嫩苗地上驰马为快事，做了这么多坏事，怎么能不垮台呢？
华主席指出：
“社会主义文化要繁荣发展，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推陈出新的方针。”
抓纲治文艺，文艺大有希望。
在这样的大治之年，我们不能忘记刨根究底、扫除枯枝败叶的任务。
我们不能低估“四人帮”、于会泳以及初澜的流毒。
他们的那一套谬论邪说，象紧箍咒一样，严重地束缚着文艺工作者的革命创造精神。
不加以彻底的批判，要百花齐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抓紧有利时机，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以艰苦的劳动，来迎接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真正的春天！

不要追求“雄伟壮观”编辑同志：
入冬以来，农田基本建设的群众运动不断掀起新的高潮。
但是，个别地方不从本地实际出发，追求所谓“雄伟壮观的工程”，造成浪费。
我们公社楼子口大队就有过这种情况。
前年，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在一些没有水可蓄的地方，盲目修建蓄水池，看上去雄伟壮观，实际“锅底”朝天，华而不实，徒劳无功，贫下中农批评说：
我们不怕大干苦干，就怕盲目干、白流汗。
今年，我们记取了这个大队的教训，认真研究本社的情况，克服那种不讲实效、对人民不负责的坏作风，因地制宜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山西省怀仁县何家堡公社
党委书记　王炳和

侯马市委改河造地讲求实效
制订工程规划时，十分注意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在大冻前造好五十亩保收田，保证明年受益。
适当调整插花地，方便各队耕种。
工程质量坚持高标准，不合标准的就推倒重来。
山西省侯马市委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注重质量，讲求实效，不闹形式，不图虚名，因地制宜解决实际问题，有力地促进了浍河滩改河造地工程的进展。
浍河流经侯马市境四十里，河滩占地一万五千多亩。
过去，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虽然开垦和改造了一万亩河滩荒地，但因河床的冲刷，盐碱荒草的威胁，粮食产量一直不高。
有五千多亩河滩地长期淹埋在乱石荒草之中。
今年入冬以来，侯马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根据华主席“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要指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地勘测，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制订出根治浍河、建设高标准园田化的宏伟蓝图。
一个万人大战浍河滩，改河治滩造良田的群众运动迅速兴起。
在治河造地战斗中，市委十分注意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他们一边把河道裁弯取直，一边开路建方田。
从长远利益上讲，把河滩一万五千亩耕地建成了适应农业机械化要求的大方田，改造了五千亩荒草盐碱滩；
从当前生产来讲，抓紧时间，在大冻前造好五十亩保收田，保证明年就能受益。
浍河滩上插花地很多，耕种不方便，平整土地也困难。
在这次修河治滩战斗中，市委本着不留插花，以亩对亩、好地对好地的原则，适当进行了调整，沿河大队的干部和社员都很满意。
侯马公社南堡大队在河滩里有三十多亩荒地，中间夹着南门外大队一块菜地，无法取土造地。
而南门外大队的大部分土地都在侯马以北，为耕种这块菜地，要跑八、九里路，很不方便。
市委负责同志找双方干部商量，让南堡大队在侯马北边调给南门外大队等量的好地。
这样，南门外大队不跑远路种地了，南堡大队垫滩造地也方便了。
在修筑河堤中，有个大队的干部图省事，用河槽中挖出的煤灰、泥沙筑了三十多米河堤。
市委负责同志就跟这个大队的干部讲，修筑河堤是为了固定河床，保护良田，可不是摆花架子，一定要保证质量。
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很受启发，立即扒掉煤灰堤，从远处运来好土筑起新堤。
本报通讯员

充分发挥现有水利工程效益
本报记者述评
当前，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正在蓬勃兴起。
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华主席关于“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的伟大号召，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投入了改造河山的战斗。
为了加速农业发展步伐，取得更好的建设效果，各地注意总结往年的经验，实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力求农田基本建设干一项，成一项，早受益。
有些地方在进行一些较大的工程的同时，着重在现有耕地和水利设施上大作文章，平地改土，配套挖潜，除险加固，加强水利管理，注意发挥现有工程效益。
现有水利工程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二十八年来，我国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计有各类水库几万座，万亩以上的灌区几千处，机井几百万眼。
这些工程在历年的防洪、抗旱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的长期是“半拉子”工程，有的标准很低，有的没有配套，有的质量不高，远远没有按照设计要求把潜力发挥出来。
据调查，全国已经建成的万亩以上的灌区，目前实灌面积只达到设计要求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中有的是水库和渠道工程已经建成，但渠系没有配套，不能引水到田，浇不了地；
有的是水库工程质量差，标准低，不能按设计蓄水。
最近，广东和江西算了一笔账，如果两省待整治的大中型水库，都能达到设计标准，就可分别增加蓄水量三十九亿立米和七十二亿立米。
这是多么巨大的潜力！
全国的灌溉渠道，多数没有衬砌，水的利用系数很低，大量的水都在沿途渗漏了，灌到田里的不到一半。
广西仙湖水库灌区有一条大干渠，搞了渠道防渗，水的利用系数由百分之四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而且送水时间缩短了四分之三。
可见，渠道衬砌不衬砌，水的利用情况多么不一样。
全国现有机井的利用效率，也很不平衡，单井效益偏低。
有的地方机井布局合理，渠成地平，管理搞得好，灌溉效益较高。
不少地方的机井布局不合理，不及时平整土地，不注意科学用水，大水漫灌，排水不畅，不但效益不高，浪费了水，而且浇坏了地，造成土地盐碱化。
如果缩小和消灭这种差距，现有机井的作用就可大大增加，并且可以防止水害。
现有的一些水利工程的综合利用，如养鱼、发电等，也是大有可为的。
以上情况说明，现有水利工程大有潜力。
各地都要算上几笔账，使头脑清醒起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狠抓主攻方向，向现有工程要水、要电、要粮、要鱼、要木，为社会主义创造更多的财富。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各级党委，包括各级水利部门的党组织的重视和领导，扭转“重新建轻管理、重工程轻实效、重骨干轻配套”的思想。
搞好现有水利工程的配套挖潜，投资少，见效快，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水利事业。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有些地方没有解决好呢？
主要是在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还没有联系实际，分清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是非。
有些领导同志没有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高度认识这项工作，有的还缺乏调查研究，心中无数，作风不够扎实。
有的地方一些同志，还存在图虚名，讲形式，只追求数字，不讲求实效的不良作风。
最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发动群众，对全区现有的二十多万处水利设施一一算账摸底，把今冬明春兴修农田水利的重点放在配套挖潜上，估计可扩大灌溉面积二、三百万亩，相当于文化大革命以来平均每年扩灌面积的二、三倍。
这种精神和作法值得学习。
各地只要真正从实际出发，学习先进经验，把现有水利设施的配套挖潜纳入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力争建好一处，管好一处，用好一处，就能使水利建设工程充分发挥效益。

到生产第1线去
——湖南邵阳市委改变领导作风的故事
地处湖南中部的邵阳市，近几年曾遭到“四人帮”及其伸到湖南的黑手的严重干扰破坏，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遭到严重破坏。
粉碎“四人帮”后，邵阳市委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抓纲治国的战略部署，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流毒，恢复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领导作风有了显著变化。
这里记述的是反映邵阳市委领导新风的几个片断。
深　夜　查　岗
今年05月的一天夜晚十二点多钟，邵阳市委两位副书记到炭黑厂、电池厂、制革厂等单位去检查夜班生产，听到工人们反映供水不足，他们就来到自来水厂。
那里的工人都在值班，水池也很满。
那为什么缺水呢？
工人们说，离厂一华里的山上有个中转水泵站，不知会不会出毛病？
两位副书记又摸黑上山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原来就出在这个水泵站。
当时，水泵没有开动，水池里只有七、八寸水了，而值班人员擅自离开了岗位，却在值班记录上伪造说“水满停泵”。
市委领导同志立即下山，向自来水厂领导和有关人员作了深入调查，进一步了解了“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对一些职工严重毒害的情况。
两位副书记指示自来水厂领导马上派人到水泵站把水泵开动，同时对这个擅离岗位的值班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市委对自来水厂这次事件的果断处理，在全市各单位引起了很大震动，各单位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值班制度。
很多工厂领导成员以厂为家，轮流跟夜班。
不久前，市委又组织了工业学大庆检查团，由市委领导亲自带领，到整顿企业有显著成效的制革、炭黑、水泥三个工厂召开现场会，然后对市属八十多个工厂整顿企业管理的情况，一一进行检查，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这样做，对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运动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一条新开辟的公共汽车线路
最近，邵阳市新开辟了一条六路公共汽车线路。
上下班的工人们一登上六路车，不禁激动地说：
“这是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带来的结果，各级领导把党的温暖送到工人群众的心坎上了！”
今年03月间，市委书记在制药厂了解到，这个厂的女工梁佑华，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住在离制药厂十三里远的造纸厂的职工宿舍，十年出满勤。
她从1966年进厂以来，每天来回步行二十六里，风雪无阻，从不迟到早退。
去年“四害”横行时，邵阳市部分工厂一度陷入瘫痪、半瘫痪，而梁佑华天天坚守生产岗位。
梁佑华的模范行动使市委书记深受感动。
市委领导考虑到，从制药厂到造纸厂十几里，沿线有许多工厂企业，不少职工步行上下班很不方便。
市委书记向交通部门提出：
广大职工为大干社会主义争分夺秒，城市交通怎样为工人群众服务呢？
市公共汽车公司党支部书记向公司广大职工介绍了梁佑华的感人事迹，传达了市委提出的城市交通要为工业学大庆服务的要求。
大家认为，从市制药厂附近的工业区到邵阳造纸厂之间应该新辟一条公共汽车线路。
于是，六路公共汽车开始行驶了。
为了工人们上下班方便，这条线路还特地增开了夜班车。
亲自参战降“乌龙”
炭黑是橡胶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
邵阳市炭黑厂是全国同行业中较大的企业。
过去，这个厂生产过程中的尾气通过五个烟囱向空中排放，形成浓烟滚滚的五条“乌龙”，使周围五里多远的农田都受到污染。
今年05月，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鼓舞下，邵阳市炭黑厂提出要在今年内办成大庆式企业。
这五条
“乌龙”怎么办？
厂党委和全厂职工决心土法上马，大搞技术革新，利用余热发电，制服“乌龙”。
市委领导同志满腔热情地支持这个工厂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并且亲自参加这项重大革新活动。
邵阳市成立了“利用余热发电会战指挥部”，由市委书记和一名副书记分别担任政委和指挥长。
从07月份会战开始以来，市委书记和常委们带领市直属机关干部，几次到会战工地参加劳动，并召集有关单位研究解决会战中的问题。
现在这项重大革新的第1期工程已经首战告捷，会战指挥部正领导群众投入利用余热进行发电试验的战斗。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发扬实事求是作风　改变华而不实做法
祁村公社农田基本建设中讲究质量注意节约
河北省临城县祁村公社过去在“四人帮”的影响下，搞农田基本建设只图“热热闹闹、红旗飘飘”，不讲实效，结果质量差，进度慢。
1975年冬，他们开始修建“祁牟渠”。
按工程量，本来一冬就可以打通，可是一直干到去冬才完成，而且有的地段塌了修，修了塌，浪费了人力、物力，群众很有意见。
今年农田基本建设一开始，公社党委认真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狠批“四人帮”破坏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罪行，决心深入下去，带头实干，扎扎实实地搞好今年的农田基本建设。
李家庄大队起初准备用木板制作五十块标语牌和一个大型评比栏，做一面大红旗，装饰一下工地。
在这个大队蹲点的公社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王恒泰发现后，立即教育大家不要摆花架子，要把人力、物力、财力用到农田基本建设上。
大队干部接受了他的意见，因陋就简，在邻近的一个变压器房墙壁上搞了一个评比栏，把准备做评比栏的木板做成了工地用的排子车。
贫下中农满意地说：
这才象真学大寨的样子。
在农田基本建设中，这个公社党委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使用劳力，做到因人制宜，人尽其力，反对只图热闹，不讲实效，窝工浪费的作法。
乔家庄大队在填沟造田中，曾一度只图人数，不讲工效，把男女老少都拉了上来，结果，人多地方小，干活不顺手，刨碴推车等活，老弱妇女又干不了，造成浪费劳力的现象。
党委书记看到后，批评了这种做法，帮助大队党支部合理安排劳力，把壮劳力留下继续填沟，其余的老弱妇女全部去平整土地，使填沟的进度不但没减，反而加快了。
这个公社党委认为，农田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百年大业，必须保证质量，因此他们把质量问题作为农田基本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来抓。
公社建立了质量检查小组，各大队都建立健全了质量责任制度，定期检查，严格要求。
公社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在修建六里庙涵洞时，只顾抢进度，没有按质量要求施工，根基没挖够标准就浆砌。
公社党委发现后，立即制止，并给大家讲搞好工程质量的意义。
专业队决定返工重搞，保证了工程质量。
本报通讯员

坚持成龙配套确保安全受益
海丰县认真管好用好现有水利工程
广东省海丰县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地抓好现有水利工程的安全加固、续建、配套，发挥了工程效益，有效地抗御了旱涝等自然灾害，促进了农业生产连年丰收。
去年全县粮食亩产达到一千零一十二斤，比1972年增加近一成。
今年早造虽然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但春、夏收粮食作物总产仍比去年同期增产了百分之五。
海丰县地处粤东，背山临海，历来旱、涝、潮灾害频繁。
解放后，全县兴建了一批骨干水利工程，大打农业翻身仗，1971年全县粮食亩产跨《纲要》。
但是，由于过去重主体轻配套，重建设轻管理，半拉子工程不少，效益没能充分发挥，全县实灌面积只占设计灌溉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
通过1973年水利大普查，县委认识到要改变海丰自然条件，当前不在多建水库，而是要在现有水利工程上大作文章。
县管公平水库是一个大型工程，过去施工质量不好，常年控制使用，限制蓄水，灌区内有一半农田缺水。
县委就决定把公平水库的加固配套作为主要战役列入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库区、灌区全面会战，两年中劈开三座山，搬走九个岗，填平十三个坑，实现了“北水南调”，达到设计灌溉效益，增灌十一万亩。
全县在挖掘现有水利工程潜力中，强调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对半拉子工程，坚持按设计要求，处理好隐患，确保安全受益。
渠道配套差的，坚持配套完善，挖潜扩建。
有条件扩建的，加高大坝或进行改建，联通灌区，统一调度，扩大效益。
同时，在勘测设计中，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受益单位代表一块深入现场；
施工中，坚持高质量，严格地段责任制，县、社、队层层验收，不合格的坚决按设计要求返工重建。
为了确保管好用好现有水利工程，从1973年以来，县委除充实县水利电力部门领导力量外，县管工程都设置管理处，重点工程沿渠设立管养所（站），公社建立了水利电力管理所，大队还配备了管水员。
同时，全县各级党委注意加强对管理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及时表彰先进，树标兵，选模范，开办专业学习班，大大调动了水利管理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今年春旱严重，为了夺取农业丰收，县社两级水利干部和管理人员，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做到水到人到，确保春灌，使今年春收作物总产量比去年同期增收一千六百多万斤，早稻插秧比一般旱年的1970年同期还多插了四万多亩。
本报通讯员

我们讨厌那些“面子”活编辑同志：
英明领袖华主席发出
“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的伟大号召以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到处呈现出一派气壮山河，甩开膀子大干的动人景象。
在这场伟大革命运动中，多数社、队都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规划，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地打，一项工程连一项工程地搞，真正做到了立足长远，讲求实效。
说真心话，这样实打实地干社会主义，俺们贫下中农一百个赞成，就是再累也心甘情愿。
可是，也有个别大队搞农田基本建设，不是为了多打粮，多贡献，而是搞形式，图好看。
只在公路两边建设“大寨田”，搞工程，应付参观；
对于偏远的地块，则不规划，不治理。
丢下大块“拉脚田”不管，只顾眼皮底下的“小脸蛋”，搞得再好也是刺刺菜包饺子，外面好看里边涩。
对于这种不讲究实效的“面子”活，我们贫下中农很生气，干起来也没劲，希望各级领导对这个问题要引起足够的注意。
河北省临西县仝村公社谈计尧

海军天津吉林新疆广东领导同志带头参加劳动
苏振华等同志到京郊红星公社农田基建工地劳动
据新华社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第1政委苏振华同志以及海军其他领导同志，12月13日带领参加海军第5次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九百多人，前往北京市大兴县红星中朝友好公社亦庄管理区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参加劳动。
苏振华同志及海军领导同志在劳动之后，参观了华主席今年视察过的红星养鸡场、实验猪场，询问了这两个机械化养鸡养猪场的建场和饲养情况。
据新华社天津电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榜样，出席天津市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代表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5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的委员们，12月07日来到天津市津港运河、新地水库和修建房屋工地参加劳动。
中共天津市委第1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同志和市委、市革委会其他领导同志，以及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们一来到工地，就脱掉棉衣，拿起铁锨，推起小车，同群众一道投入了紧张的劳动。
据新华社长春电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光辉榜样，中共吉林省委第1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王恩茂和省委、省革委会其他领导同志，以及长春市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于12月06日到长春市农安县新刘家公社的排涝干渠清淤工地参加劳动。
劳动结束时，王恩茂等省、市领导同志勉励正在这里参加劳动的农安县委负责同志，公社、大队的干部和这个公社农业学大寨先进模范人物，要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带头大干社会主义，做好农村各项工作，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2书记汪锋和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其他领导干部带领各级领导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四百多人，12月10日来到乌鲁木齐市郊五一农场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参加劳动。
他们迎着大风，披着雪花，冒着零下五度的严寒，一到工地就拿起铁锹，挥臂铲土。
有些同志扬鞭催马，加入了移土垫地的车辆洪流。
据新华社广州电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焦林义和省委其他领导干部最近带领正在广州参加地委书记会议的各地区、省直属机关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到南海县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同社员群众一道挖土挑泥，改造农田，为夺取明年农业丰收创造条件。
休息时，他们同基层干部和群众亲切交谈，研究如何抓紧时机，大干快上，把农田基本建设搞得更好，努力改变自然条件，加快速度发展农业生产。

北京一批名牌轻工业品质量提高
首都一批名牌轻工业产品，工艺精湛，质量优良，耐穿耐用，具有独特风格，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享有盛誉。
现在，这批产品的质量又有提高。
如雪莲牌羊绒衫，式样美观大方，做工精细，它的所有合缝处纹路对纹路，针眼对针眼，从外表看不出有缝纫的痕迹，而且手感柔软、滑润。
素馨牌香皂，洗用后留香时间长，用到最后还保持原来的香味。
具有悠久历史的北京虎骨酒，酒味芳香醇厚，主治由风寒湿痹引起的关节、腰腿疼痛等症，疗效高，早已驰名中外。
西乐器星海牌巴松，比其它牌子的巴松多两个音孔，键子结构有独到之处，演奏者能用它吹出一般巴松很难表现的颤音、振音，受到文艺团体的赞赏。
其它如中国景泰蓝、熊猫牌羊绒素毯、北京特选京胡等产品，都以质量高而畅销国内外市场。
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重视名牌产品的生产。
早在1956年就指示：
“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
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
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毛泽东选集》第5卷265页）今年，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首都轻工业战线有关企业的广大职工，重温毛主席的指示，坚决贯彻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力恢复和发扬名牌产品的传统风格，取得了明显效果。
如王麻子剪刀的一级品率显著提高，内在质量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红虾牌酥糖的质量达到了优质产品的标准。
天坛牌衬衫，质量进一步提高，花色品种也增加了。
在今年的春秋两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天坛牌衬衫受到外国朋友的广泛欢迎。

十七年的文艺成就不容抹煞
湖北省歌舞剧团　王玉珍　蒋桂英　张敬安
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成长起来的文艺战士。
我们中间，有的在旧社会身背三棒鼓，到处流浪卖唱，有的原来是普通的知识青年。
参加革命后，第1次学习的光辉文献，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在土改、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大跃进等年代，坚持深入工农兵的斗争生活，走到哪里，编到哪里，唱到哪里。
这难道不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吗？
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十七年中那些令人激动的日子。
在洪湖参加土改时，大家围坐豆油灯下，聆听老赤卫队员高唱当年雄壮的军歌，贺龙同志率领红军奋战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我们荡起双桨，遍访洪湖，当年战斗的硝烟，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胸中翻滚。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熏陶下，我们深受教育，满怀激情地创作和演出了大型历史歌剧《洪湖赤卫队》，使叱咤风云的斗争重现于舞台之上，鼓舞着千百万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
铁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十七年来我党领导的文艺事业，虽然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但成绩是主要的，对它决不能低估。
终生难忘的是，我们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身边，幸福高歌，受到了党的巨大关怀。
每当想起这些，我们浑身就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每年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上山下乡。
同志们与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怕脏，不怕累。
冬天把雪堆成乐池，为群众演出，从不叫苦。
赴朝慰问演出时，我们一个晚上曾连演九个小时，革命激情难以形容。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我们送戏上门，为一万人演，为一个人也演。
演出空隙，大家还修堤挑土，插秧割谷，样样都干。
试问：
如果“黑线专政”，我们能有这样奋发的革命精神吗？
“四人帮”勾结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刀子后，我们竟变成了所谓“黑线人物”和“黑歌星”，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为人民服务的奖状，变成了“为文艺黑线卖力”的“罪状”；
练一练功，练一练唱，也被扣上“怀旧”、“复辟”、“黑线回潮”的大帽子，逼得我们只能虚度年华，白白浪费艺术青春！
“四人帮”打着批判刘少奇的幌子，全面否定十七年来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猖狂反扑。
“四人帮”胡说什么“艺术实践培养队伍”，“不要考虑下去的事”，公然与毛主席唱反调，把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隔离开来。
他们大搞“一台戏主义”，极力腐蚀文艺队伍，培养精神贵族。
叛徒江青张口闭口就是“我的团”、“我的人”，妄图把党的文艺队伍纳入他们的帮派体系。
谁要不看他们的眼色办事，谁就要挨整。
这，难道不是十足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吗？
今天，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战鼓声中，我们一定要砸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精神枷锁，让文艺工作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原载《湖北日报》）

上海机床厂二车间二工段的工人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联系本厂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窜到该厂，以“蹲点”为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
　新华社记者摄

外事往来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12月14日会见以日本参议院议员户塚进也为团长的日本自由民主党静冈县支部联合会青年部友好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访华团是12月12日到达北京的。
抵京前，客人们先后访问了上海、长沙、韶山和武汉。
访华团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贸易银行总裁方基荣为首的朝鲜贸易银行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12月13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中国银行董事长乔培新等前往机场送行。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12月14日举行宴会，欢迎以津田久为团长的日本住友友好访华团。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伴正一、参赞村田文男等应邀出席宴会。
贸促会副主任李川等出席宴会作陪。
访华团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于14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据新华社）

宁夏超额完成今年原煤计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煤炭工业战线已经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了今年的国家原煤生产计划，其它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也比去年完成得好，每吨原煤的成本比去年降低百分之六点三，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六点四，坑木消耗降低百分之三点三，原煤灰分下降百分之八点一，含矸率降低百分之十点一。
开拓掘进也创造了较好水平。
原煤成本降低，扭转了亏损局面。

江西完成全年地质勘探计划
江西地质勘探战线全面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
与去年比，机械岩心钻探工作量增长百分之十，每台钻机月钻探效率提高百分之五，单位成本下降百分之三。
钻孔利用率达百分之九十八点八。
各项山地工程、区域地质测量、地质测绘等都完成计划。
为国家找到的矿产储量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三十。

狠批“两个估计”办好军队院校
海军各院校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进一步学习和落实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决心努力办好各级各类军事院校，为加速国防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新华社1977年12月14日讯
人民解放军海军各院校广大干部、教员和学员最近纷纷举行批判会、控诉会、座谈会，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决心加倍努力办好军队院校，为实现国防现代化做出新贡献。
在各种形式的批判会上，许多在部队院校工作过几十年的老同志，都满怀激情地回顾了我军院校的历史。
他们说，我军院校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927年，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时就创办了教导队，在中央苏区又创办了红军学校。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毛主席亲自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
在解放战争中，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各个地区都办了大批军事学校。
全国解放以后，在毛主席关于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军队的教导指引下，军队院校迅速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套适应未来战争和军队建设的院校体系。
毛主席历来重视军队院校建设，作过一系列指示，规定了一整套办校方针、原则和政策。
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十分关心这项工作，多次视察，并作过重要指示。
敬爱的叶副主席和刘伯承同志亲自主持和领导院校工作，保证军队院校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
二十多年来，军队院校工作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干部和技术人材，为加强我军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林彪和“四人帮”为了实现其“改朝换代”的狂妄野心，疯狂地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方针，破坏军队院校工作。
“四人帮”全盘否定军队院校的成绩，大肆鼓吹军队院校“无用论”、“有害论”，并居心叵测地把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这一黑货，硬加到军队院校上。
曾经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一些院校领导同志揭发说，“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时，曾遭到军队院校代表的驳斥和抵制。
但是，“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疯狂地镇压干部和群众，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动不动就说是“立场、感情、态度问题”，甚至当面质问“你是那条路线上的人”。
他们攻击军队院校是“草包教授统治着学校”，诬蔑军队同志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言人”，并恶狠狠地把军队院校代表不同意“两个估计”的正确意见，扣上“军队院校特殊论”的帽子，大加批判。
“四人帮”一伙就是采取这样卑鄙无耻的高压手段，妄图抹杀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里我军院校的巨大成绩，为其反军乱军、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海军各院校在揭发批判中指出，解放二十八年来军队院校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他们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人民海军院校从无到有，不断发展，为海军培养了大批部队建设急需的各类干部和专业士兵。
这批人材遍布万里海疆、各个战斗岗位，成为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要骨干力量。
它和全军院校一样，尽管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破坏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要努力办好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大力培养各级军政领导骨干和技术人材。”
最近，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也对办好军队院校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海军各院校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进一步学习和落实这些重要指示，决心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加倍努力办好军队院校，为加速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王猛主任一行返回北京
新华社1977年12月14日讯
国家体委主任王猛一行结束了对土耳其共和国的访问，今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国家体委第1副主任徐寅生，副主任陈培民，国家体委负责人路金栋。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土耳其驻华大使阿德南·布拉克。

紧密联系实际　肃清“四害”流毒
民航贵州省管理局采取多种形式批判“四人帮”，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
新华社贵阳电
中国民航贵州省管理局党委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采取多种形式，紧密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批谬论，肃流毒，分清路线是非，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
到10月20日，全局已经提前七十二天完成了全年的运输生产计划，客运、货运、总收入都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民航贵州省管理局党委领导成员，学习华主席视察东北三省时的重要指示，列举“四人帮”的罪状，摆“四人帮”在本单位的影响，深刻认识到，对“四人帮”在本局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能估计低了，估计浅了，估计小了，估计少了。
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任务很艰巨，消毒工作大有搞头。
认识提高了，行动就自觉了。
局党委经常分析运动形势，总结交流经验，加强具体指导，发现薄弱环节，积极采取措施，推动全局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步步深入。
他们联系本单位实际肃清流毒的主要做法是：
一、抓住重点，反复批判。
局党委通过调查研究，分类排队，把“四人帮”在本局流毒深、影响大，破坏党的领导、破坏组织纪律和规章制度、破坏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破坏干群关系、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谬论，一一开列出来，发动群众，以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武器，紧密联系实际，反复进行批判，以便把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一个个纠正过来。
例如，“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这个识别走资派的根本标准，蓄意打倒一大批革命老干部，这里就有人散布什么：
“钱多、官大就是走资派”，煽动服务人员“不为走资派开车”、“不为走资派做饭”、“不为走资派打扫卫生”。
通过专题批判，全局上下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煽动“层层揪走资派”、破坏党的领导的罪恶目的，增强了服从党的领导的自觉性。
二、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贯穿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
前几年，林彪、“四人帮”在民航的死党和黑干将恶毒攻击周总理关于“保证安全第1，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重要指示是“不突出政治”，是“唯生产力论”，使民航建设遭到严重损失。
通过揭批林彪和“四人帮”破坏民航建设的谬论和罪行，这个局的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保证安全第1，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不仅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关系到我国的声誉，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局党委把贯彻落实周总理的这一重要指示作为抓纲治民航的重大措施来抓，发动群众，查事故，找原因，堵漏洞，订措施，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在“四害”横行时，机务分队不敢大胆抓安全措施。
通过揭批“四人帮”，分清了路线是非，这个分队理直气壮地抓飞行安全，建立和健全了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今年以来，全分队共完成了九百架次的飞机短停和飞前飞后的维护工作，没有发生过一起责任事故，获得了全局的流动红旗。
三、把清除流毒与改造世界观结合起来。
局党委发动群众，学习大庆开展“三大讲”活动的经验，领导带头讲，党、团员带头讲，人人开口讲，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总结自己在第11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一人谈体会，大家受教育，使大家把揭批、控诉“四人帮”，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同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结合起来。
在这一活动中，各级党组织既及时地大张旗鼓地表扬先进集体和个人，又注意抓后进的转化工作。
运输服务处的搬运组，受“四人帮”反动谬论的影响，组内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组织纪律涣散，原先是个后进班组。
在“三大讲”中，运输服务处和搬运组的党组织就发动搬运组全组群众把忆旧社会的苦同诉受“四人帮”的害结合起来，对后进青年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全组面貌迅速发生变化。
到09月底止，这个组已经提前三个月完成了全年装卸货物的指标。

缅甸政府赠送我国水稻良种
新华社1977年12月14日讯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大使吴敏貌今天下午向我国农林部副部长肖鹏转交了缅甸政府赠送我国的“黑糯米”水稻良种。
这是吴奈温总统今年09月访华期间表示向我赠送的。
转交时在场的有外交部副司长王晓云，农林部副局长马凌、胡钦岭，北京市农林局副局长梁学文。

茂名石油工业公司超额完成全年计划
广东省茂名石油工业公司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全年生产计划。
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三四，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四大类产品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三三。
产品质量全部合格，消耗有所降低，一些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全国先进水平，上交利润已提前两个月完成全年计划。
今年以来，茂名石油工业公司先后建成了脱硫、制硫等五套炼油装置，并做到一次开汽成功，为国家增加了新的品种。
这个公司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华主席、党中央发出的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鼓舞下，大胆攻关，完成了二十八个科研项目，在研制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三废治理、综合利用上都获得了进展。
目前，这个公司广大职工正乘胜前进，进行设备大检修，为明年更大的跃进作好准备。

雁北地区瓷厂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山西省雁北地区瓷厂今年大抓质量，取得了显著成绩。
这个厂生产的壶、碟、盘、碗四大类十三种产品的质量合格率都达到或超过了国家要求的标准。
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产品消耗下降，成本降低，利润增加，今年以来月月增产，月月有盈余。
粉碎“四人帮”后，雁北地区瓷厂发动群众狠批“四人帮”的各种反动谬论，依靠群众设立了严把质量关的原料、成型、烧成三道关口，十道防线，采取专职检查与群众自检、互检相结合的措施，使生产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上的不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原材料、半成品都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出现的不合格品都能及时发现，及时返修，保证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据新华社）

黑龙江提前完成全年公路运输计划
黑龙江省公路运输战线分别提前两个月和五十五天完成了今年国家的货运和客运计划，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一，客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四。
到10月底，上缴利润超过年计划百分之六十二，运输成本比去年同期降低百分之六。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公路运输战线经过深揭狠批“四人帮”，出现了面貌大变，生产大上的局面。
全省各公路运输企业对计划、物资、财务、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管理工作进行了整顿，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使企业经济工作越做越好。
以优质、高产、低耗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也开展得热气腾腾，涌现出一大批高产车。
各地公路运输部门普遍开展提高汽车完好率的会战，下半年全省车辆完好率比上半年提高了百分之九。

中、英签订船舶技术检验合作协议
新华社1977年12月1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和英国劳埃德船级社，为加强双方在船舶技术检验和船舶入级方面的友好合作，最近在伦敦签订了船舶技术检验合作协议。

友好往来
　12月12日在新德里开幕的第7届国际现代美术展览，展出了题为《我们热爱华主席》、《葵花向太阳》等十幅中国画和木刻。
印度总统尼兰·桑吉瓦·雷迪主持了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有一百多人，其中包括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美术家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驻印度的外交使节。
中国驻印度大使陈肇源陪同雷迪总统参观了中国展品。
展览会是由全印美术工艺协会举办的，共展出了三十个国家的三百三十六件绘画、版画和雕塑。
　斯里兰卡—中国友好协会12月01日在科伦坡举行纪念鲁迅图书、摄影展览和报告会。
三位研究鲁迅先生著作的斯里兰卡友好人士在报告会上介绍了鲁迅先生的生平，以及他对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的贡献。
他们指出，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他的光辉思想和革命实践充分表现出他的高贵品德。
鲁迅在一生中，忠于人民，对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
因此，他始终受到中斯两国人民的尊敬。
　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文化协会最近在萨拉曼卡市举办了第1届“中国文化日”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共展出了中国出版的四十四种西班牙文书刊七百零二册，展出了反映新中国人民生活、劳动的五十四幅照片，放映了中国影片。
此外，还举行了三次访华报告会，介绍访问中国期间所看到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并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
　以赵沨为团长、李德伦为副团长的中国音乐家代表团结束了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访问，于12月06日乘飞机离开波恩回国。
在为时约三周的访问期间，代表团同西德音乐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受到了西德朋友们的热情款待。
12月05日晚，中国驻西德大使张彤为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访问西德举行了招待会。
来自西德各地的音乐界人士和其他方面人士四百多人参加了招待会。
中国著名钢琴家刘诗昆和著名女歌唱家郭淑贞在招待会上演奏和演唱了世界一些国家的名曲、名歌和中国歌曲，受到热烈欢迎和称赞。
　（据新华社讯）

发展中日两国的经济和技术交流
中国新闻代表团
中国新闻代表团在访日期间，同日本财界
（经济界）的首脑进行了友好的接触。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日中经济协会常务顾问冈崎嘉平太、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关西经济联合会会长日向方齐、大阪商工会议所会头佐伯勇等会见了代表团。
我们还参观了几家有代表性的工商业企业和农户。
我们在访问中得到的印象是，日本的经济遭受1973年底开始的经济危机的打击后，现在尚未恢复过来。
福田首相在接见代表团时指出：
“自从四年前石油危机以来，日本经济遇到很大困难，尤其是钢铁工业很困难。
石油、纤维、造船业等都很困难。”
土光敏夫说：
“现在日本的经济仍是不景气。
福田首相认为今年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六点七，现在没有能顺利完成，明年03月末想达到这个指标。”
他说：
“日本出口不断增加，但日元升值这样快对我们不利。”
11月01日，我们到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吴市造船厂参观，这个公司的金内忠雄董事特地从东京赶来欢迎我们。
日本的造船工业发展的速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快的。
1956年日本造船工业便跃居世界首位。
1972年的船舶下水量为一千二百九十万吨，占全世界总量将近一半。
自从1966年以后，日本造船业一直朝着造大型船的方向发展，到1973年02月，已经造出四十八万三千吨的油轮。
在吴市造船厂，1973年04月修建了建造能力为八十万重量吨的船坞。
但是，金内忠雄说，自从石油危机以来，日本造船业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订货减少，今年的工作量只有百分之七十，而明年可能下降到百分之六十三。
为了补助订货量，现在日本造船业不得不多造小船和“特殊船”。
所谓“特殊船”，就是在船的甲板上固定安装成套设备。
目前巴西订购了两艘“特殊船”，一艘船上安装造纸成套设备，一艘船上安装动力成套设备，造好以后，用拖轮拖到巴西的亚马孙河，固定在那里，就成了一座日产七百五十吨纸浆的工厂。
采用这种办法，既出口了成套设备，又带动了船舶的出口。
然而，目前除了巴西以外，订户很少。
日本造船业遇到的困难，正是日本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缩影。
如果说，在日元汇率提高的情况下，日本的大企业，如钢铁、汽车、电器等等的输出，已经受到影响，那末依靠出口的中小企业所遇到的困难则更是极其严重的。
在参观访问中，日本许多经济界人士表示愿意同中国友好，希望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关系。
日向方齐说：
“日本从政治、经济上来讲，对一衣带水的中国是有感情的，特别是从现在的国际形势来讲，对中国更是抱有好感。
去年，我同妻子、女儿一起访问中国时就发誓，一定要同中国搞好关系。”
已经五次访问过中国的佐伯勇说：
“我同中国是老朋友了。
日中两国友好关系的纽带是越来越加强了。”
11月02日，我们在名古屋参观丰田汽车公司时，正值这个公司庆祝成立四十周年，谢绝了一切参观。
但是丰田社长却破例迎接了中国新闻代表团。
我们在参观松下电器公司时，松下会长说：
“我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同我们公司的接触将越来越多。”
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董事金内忠雄说：
“我们公司正在努力促进同中国的友好关系。”
福田首相在会见代表团时也表示：
“日中两国长期贸易协定的实现，会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更加向前发展。”
在同日本经济界接触中，我们代表团一再谈到，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也会得到发展。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们要巩固和发展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精神，并在这个基础上扩大同日本的经济和技术交流。

国际简讯
昂纳克结束对越、菲、朝三国的访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昂纳克及其一行在12月01日至10日先后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菲律宾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并于12月11日回到柏林。
印度总理德赛访问尼泊尔
印度总理德赛应尼泊尔首相比斯塔的邀请，于12月09日至11日对尼泊尔进行了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接见了德赛。
比斯塔首相和德赛总理进行了会谈。
访问结束时，尼、印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说：
“两国赞同不结盟和和平共处的原则，遵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比斯塔首相重申了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的倡议。
印度总理表示，他认为印度和尼泊尔所在的整个地区都应有和平。
秘鲁纪念阿亚库乔战役一百五十三周年
12月09日在秘鲁的乔里略斯举行了庆祝秘鲁陆军节和纪念阿亚库乔战役胜利一百五十三周年的活动。
秘鲁总统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在纪念仪式上讲话。
阿亚库乔战役是一八二四年12月09日在秘鲁阿亚库乔城附近进行的争取拉丁美洲独立的一次决定性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秘鲁和其它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和军队消灭了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军。
（据新华社讯）

朝鲜劳动党召开五届十五中全会
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第2个七年计划
新华社平壤1977年12月14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12月14日发表了朝鲜劳动党第5届中央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的新闻公报。
公报说，朝鲜劳动党五届十五中全会于1977年12月13日举行。
会议是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主持下进行的。
公报说，全体会议讨论了即将提交第6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次会议审议的发展国民经济第2个七年（一九七八至1984年）计划。
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洪成龙同志提出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2个七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公报说：
“在全体会议上，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作了在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2个七年计划中成为纲领性指针的重要结论。”
公报说，全体会议上还讨论了组织问题。
全体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定。

李强部长结束对法国的访问回国
新华社巴黎1977年12月14日电
中国对外贸易部长李强结束了在法国为期十天的访问，于14日离开巴黎回国。
陪同李强部长访问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也同机回国。
法国外贸部长安德烈·罗西于14日早晨到李强部长住处送行。
李强部长向罗西部长表示对这次访问感到满意，并感谢法国政府对他的热情接待。
安德烈·罗西部长祝愿中国的经济和外贸事业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李强部长和陪同他访问的袁宝华副主任等一行是05日到达巴黎的。
当晚，安德烈·罗西部长举行了欢迎宴会。
06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韩克华为李强部长访问举行招待会。
07日到11日，李强部长、袁宝华副主任等一行到里昂、马赛、图卢兹和图尔等城市进行访问。
李强部长在图卢兹向法国电视台记者发表了谈话，马赛、图卢兹和图尔的电视台放映了李强部长等一行在当地参观的节目。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12日接见了李强部长和袁宝华副主任。
12日晚上，李强部长设宴招待安德烈·罗西部长。
在访问期间，李强部长还同安德烈·罗西部长和法国工业、商业和手工业部长勒内·莫诺里举行了会谈。

联大特别政委会结束审议联合国机构组成问题
亚非集团在联合国各机构应有足够席位
我代表指出必须同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进行斗争
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12月13日电
联合国特别政治委员会12月13日结束了关于“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组成问题”的审议。
这一议题是应二十九个亚洲国家要求，由特别政治委员会第1次进行讨论的。
这些亚洲国家的代表认为，目前亚洲的代表席位在联合国各个机构的状况已经不符合亚洲发生的重大变化，亚洲和非洲集团在这些机构中应分别有它们自己的代表席位。
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恩吉纳·马丹在05日介绍这一议题时说，众所周知，联合国各机构的组成应该要确保它们的代表性，鉴于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大量增加，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会员国的增加，联合国各机构中的地区集团代表制不再反映出地区分布的平等原则。
伊朗代表萨迪奇·埃斯凡迪亚里指出，重要的是，联合国大会有关机构的组成应该按照新的情况重新审查。
这个组织必须确保每个成员在任何时候对领导大会责任的分配都享有相应的平等份额。
日本代表绪方在发言中指出，亚洲国家人口总数达二十三亿，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
她在发言中要求早日采取行动，纠正在联合国主要机构选举中亚洲地区集团代表权不足的状况。
中国代表周南在发言中说，目前，第3世界国家共有一百二十多个，占现有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它们拥有全世界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整个国际事务以及在联合国的工作中，都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但是，三十多年以前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建立初期所制定的许多规章制度和惯例，既不能反映占联合国成员和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愿望，也不能适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国际形势的需要。
按照目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的一些规定，第3世界国家应起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甚至是歧视，而超级大国却可以滥用它们的特权地位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亚洲、非洲成员国的数字三十多年来有极大增长，而亚洲、非洲在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席位的比例长期没有任何变动，实际上处于代表性严重不足的状况。
拉美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类似问题。
在某些机构的席位分配中，亚洲和非洲甚至被合并在一起，被当作一个集团计算。
而有的地区会员国不到十家，却同样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与其他地区集团分得同样比例的席位。
这种状况当然不应再继续下去。
周南说，联合国内存在的这种极不公平的席位分配制度也是由于超级大国长时期来对联合国事务的操纵和垄断所造成的。
因此，要改变联合国各机构席位分配的不公正和不民主的状态，就必须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周南重申，中国代表团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
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
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
这个原则不但适用于修改联合国宪章的问题，也完全适用于我们当前所审议的议题。
我们主张，联合国各机构席位的不合理分配制度应迅速加以改变，以充分反映当前改变了的国际形势。
他说：
“我们希望，亚、非、拉各洲的所有第3世界国家进一步联合起来，共同奋斗；
并且经过充分协商，争取尽早改变这种和其它种种不合理、不民主的状态，促使对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各项制度规定做出必要的修改。”

陈永贵副总理访问磅逊市和西南大区
新华社1977年12月14日讯金边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由柬共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陪同，12月12日至14日对磅逊市和西南大区进行了友好访问。
陪同访问的还有：
柬共中央常委、政府副总理英萨利和温威以及卫生部长秀臣。
12日，陈永贵副总理在磅逊市乘船游览了磅逊港，参观了造船厂。
13日，陈永贵副总理在西南大区参观了甘再山麓的榴莲园和咋格雷丁水泥厂。
热情好客的主人们把榴莲园内早熟的果实赠送给陈永贵副总理。
14日，陈永贵副总理参观了占卡县列坡农业合作社。
占卡县是柬共中央表彰的三个红旗县之一。
两千名社员在自己动手新建的大礼堂热烈欢迎陈永贵副总理。
合作社社长介绍了全体社员在党的领导下，在重建家园、发展生产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今年他们向国家上交稻谷一百吨，明年计划上交两百吨。
陈永贵副总理热情祝贺他们取得的巨大胜利。
波尔布特书记勉励社员们搞好生产，为国家多作贡献。
合作社社长还代表全体社员向陈永贵副总理赠送了合作社自己制作的农具和手工业产品。
12日和13日，柬共磅逊市委、市为人民服务委员会和柬共西南大区区委、大区为人民服务委员会分别设宴招待陈永贵副总理。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共祝中柬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
陈永贵副总理在磅逊市和西南大区访问时，受到了当地领导人、广大群众和革命军指战员的热烈迎送。
柬共磅逊市委书记兼市为人民服务委员会主席莫特和柬共西南大区区委书记兼大区为人民服务委员会主席莫克，分别到市和大区交界处迎送陈永贵副总理，并陪同参观访问。
柬共磅逊市委副书记兼市为人民服务委员会副主席格林、磅逊市委常委罗涅和柬共西南大区区委副书记兼大区为人民服务委员会副主席勃特，也分别陪同参观访问。
陈永贵副总理的随行人员申健副部长等以及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随同陈永贵副总理进行了参观访问。
陈永贵副总理一行已于14日回到金边。
（附图片）
陈永贵同志在波尔布特同志陪同下游览吴哥古迹。
　新华社记者摄

马耳他总理为我定购的第一艘油船下水剪彩
新华社1977年12月14日讯瓦莱塔消息：
马耳他总理明托夫12月12日参加了中国向马耳他定购的第一艘油船“大庆216”号的下水典礼。
马耳他副总理兼司法和议会事务部长卡萨尔、政府其他高级官员以及中国驻马耳他大使程之平也应邀参加了典礼。
明托夫总理和程之平大使为这艘油船的下水剪了彩。
中国定购的这艘油船是在中—马合作修建的马耳他干船坞建造的。
明托夫总理和程之平大使分别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马—中两国间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

齐亚·哈克上将启程来华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977年12月14日电
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政府首脑齐亚·哈克上将及其随行人员12月14日上午乘专机离开拉瓦尔品第，前往中国进行非正式友好访问。
到机场欢送的有：
军长、旁遮普省军法管制执行官伊克巴尔·汗中将，军长费兹·阿里·奇希蒂中将，陆军总部参谋局长萨迪克·拉希德·穆罕默德·阿巴西中将和外事秘书沙阿·纳瓦兹等高级军政官员。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临时代办谷文波和武官易非也到机场欢送。

不要成为屠杀自己的刽子手！
编者按：
　西方国家的一些绥靖主义者鼓吹，西方向苏联提供技术、贷款和粮食，可以约束苏联对外扩张的势头，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这完全是幻想。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清醒地看到，这些交易正在帮助苏联进一步扩充军备，起着加强苏联扩张势头的作用。
因此，实际上西方是在向苏联提供“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索”和“摧毁西方的工具”。
现将有关论述选择一部分摘要发表如下：
现在苏联几乎在每个重要的战略方面都比美国强大，专家们认为，要不是西方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了它，它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例如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的自动生产线和美国格利森工厂生产的先进齿轮磨床正在被用于生产苏联的装甲车。
正如英国驻北约组织大使约翰·基利克爵士所说：
“当苏联穷尽一切资源的军事机器继续加快速度和加强力量而它的经济却越来越依赖西方出口的时候，这里面显然有问题。”
——摘自美国《世事》周刊1977年09月03日
文章：
《东西方进行贸易
的意图何在？
》
美国控制仪器公司准备向苏联人出售一个价值一千三百万美元的电子脑。
苏联人可以把这种电子脑反过来对付我们，用它来追踪美国的导弹、飞机和潜艇。
它还能破译传送中的高度机密的美国情报密码。
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机器就是“赛伯—76”电子计算机。
情报界人士说：
“为了一点钱，我们竟愿意向苏联人提供能够用来摧毁我们的工具。
我们将成为屠杀我们自己的刽子手。”
——摘自美国《每日新闻》1977年
05月24日文章：
《向俄国人出售能
够用来绞杀我们的绳索吗？
》
在缓和的幌子下，也是因为希望获得生财之道，大量西方技术和资本源源流入铁幕之后已经五年了，现在是清点账目的时候了。
哈佛大学苏联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马歇尔·格洛德曼说：
“美苏贸易是俄国人取得我国先进技术的比较廉价的途径。
取得这种技术的目的不仅是要增加苏联的经济生产力，而且要增加苏联的军事能力。”
正如国防科学委员会委员、得克萨斯仪器公司董事长弗雷德·布西告诫的那样：
“如果我们继续大量输以先进技术，我们最终将提高整个苏联经济的水平。
到那时，我们将不得不从我国的人力财力中拨出比现在大得多的份额来从事军备工作，以抵销我们自己使之成为可能的、汹涌澎湃的共产党军事力量。”
——摘自美国《读者文摘》10月号文
章：
《苏美贸易：
是骗局呢还是乐事？
》
苏联集团从西方获得了大量的技术和粮食，而且很多是凭信贷取得的。
在1970年至1975年这一段时期，当西方继续提供这些好处时，苏联却在增加它的军费。
据信，实际开支增加了约四分之一。
——摘自英国保守党1977年06月十
02日出版的小册子：
《对付苏联》
鼓吹东西方贸易的人在反驳这一切事实的时候往往会说，贸易促进和平，说如果东西方经济变得相互依靠之后，它们就不会打仗了。
但是回顾一下历史就知道，这种说法是愚蠢的。
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在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实际上是在增长；
在第1、第2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再没有比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经济更加“相互依靠”的了。
——摘自美国《世事》周刊1977年
10月22日文章：
《美苏贸易加强了
苏联战争机器》
东西方贸易所具有的意义是其它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所不能与之相比的。
今天还不能估计出这种贸易在政治上将会造成的恶果。
因为大规模的经济往来是建立在西方贷款的基础之上的——东方所欠下的大笔债务迄今为止总共近五百亿美元，也就是说资本家的钱使莫斯科能够用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主要是增加它的庞大的军备。
我们提供的绳索总有一天要套在我们自己的脖子上。
——摘自奥地利《人民报》1977年10月03日文章：
《贝尔格莱德》

不足为奇
明明是苏联步步加紧对挪威等北欧国家的军事威胁，柯西金却大肆攻击挪威加强防务的政策。
明明是苏联自己在波罗的海地区大搞军事演习，柯西金却无理指责挪威举行军事演习太多。
这是地地道道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挪威首相努尔利说得好：
“如果他们不批评我们的安全政策倒是更奇怪的事情”。
可不是么，他要威胁你的安全，你却要加强防务，维护自己的安全，因此他心怀不满，横加叱责，这是不足为奇的。
可怪的倒是，这位苏联头目竟不懂得他这样做只能更加增强北欧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

倒因为果
苏联驻埃及大使代表苏联政府就埃及宣布关闭苏联领事馆和文化中心发表声明，指责埃及采取的措施“旨在使苏埃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这是故意颠倒因果。
事实是苏联利用设在埃及的这些机构进行颠覆和干涉活动，使得苏埃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埃及政府才不得不采取加以关闭的措施。
这位苏联大使在声明中又自我解嘲说，“苏联政府并不认为继续保持自己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领事机构和文化中心是有益的”。
既然如此，埃及的措施，对苏联来说不是“正合孤意”吗？
那末又何必再多废这么多唇舌呢？

养“熊”贻患
徐更生
野心勃勃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
它野心很大，实力不足，存在着严重弱点。
弱点之一就是它的经济力量不足，困难很大。
然而，目前西方有些人却大搞经济绥靖主义，竭力讨好和迎合苏联，给它输送大宗贷款、粮食和技术，弥补苏联在这方面的困难。
西方绥靖主义者鼓吹，他们的这种在经济上“安抚”苏联的政策，可以“软化”和“套住”苏联，限制它向外扩张的势头，甚至可以“改变敌对关系”，“缓和”西方同苏联的紧张局势，并把新沙皇这股祸水东引。
这种经济绥靖主义的“美妙”的幻想，是肯定要破灭的，其结果，不仅不能约束苏联的扩张势头，相反只能进一步增加战争的危险。
粮食匮乏是苏联长期不得解决的一个麻烦问题。
勃列日涅夫上台十三年来，有八年农业歉收。
在10月革命六十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承认，苏联今年的粮食产量比计划数字少近两千万吨，也就是说，比去年减产百分之十三，比第10个五年计划的平均计划年产量要低二千一百万到二千六百万吨。
由于饲料缺少，许多地区畜牧业受到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得不在世界市场上大量抢购粮食和饲料。
据苏联官方统计，从1965年到1976年间，苏联一共进口粮食约一亿零七百万吨，其中1972年到1976年间就进口了八千三百多万吨。
据西方估计，由于今年农业歉收，预计从现在起到明年09月这个农业年度中，苏联要进口粮食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
同时，苏联还正在竭力增加粮食的战略储备。
据美国报纸报道，美国根据卫星照片发现苏联建造了许多大型地下粮仓。
苏联当局还决定，在第10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建造和交付使用的粮仓总容量达到三、四千万吨。
西方每年向苏联提供成千万吨粮食，不仅弥补苏联当前的粮食困难，也有助于苏联增加战略储备粮。
这对新沙皇的战争准备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
长期以来，苏联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国民经济畸形发展，民用工业落后，生产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据西方估计，苏联许多企业的技术水平同西方相比，平均落后十二年至二十年。
因此，苏联在加强“经济合作”的幌子下，竭力向西方国家索取先进技术和设备。
以1976年为例，西方国家向苏联出口的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占它们对苏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些机器设备不仅有利于弥补苏联的弱点，而且有许多是同军事目的分不开的，或者战争一旦爆发就可立即转入军工生产。
以西方许多国家共同帮助建设的苏联卡马河卡车厂为例，该厂投产后年产多轴卡车十五万辆到二十万辆，柴油发动机二十五万台，战时能轻而易举地转为生产坦克、军用侦察车、火箭发射器和军事运输卡车等。
有的技术设备则是苏联发展军事技术所急需的。
例如美国广泛用于军事目的的“赛伯—73型”电子计算机系统，苏联去年购买了这种计算机只花了六百万美元，却使它制造计算机的技术跃进了十年，并且还使苏联得以利用这种计算机改进其军事研制工作。
此外，苏联还想购买更加先进的“赛伯—76”电子计算机系统以及美国马力最大的“C F—6型”喷气引擎等同军事用途密切相关的产品。
因此西方的技术设备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都为苏联扩充实力提供了方便条件。
资金不足，是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直接结果。
庞大的军事开支消耗了苏联的大量国脂民膏，使它成了一个被称为“打扮成军事巨人”的叫化子。
为了进口粮食和技术设备，为了缓和国内经济困难，苏联一再向西方国家乞求大量贷款。
据粗略统计，到1976年底，苏联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大约有一百五十亿到二百亿美元以上。
西方国家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源源不断地输血，只能使苏联得以腾出手来，更快地发展军事实力，加强对西方的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
人们注意到，近年来苏联新沙皇为了迷惑西方，利用西方某些人的绥靖主义思想，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同西方进行“经济合作”的伙伴。
它一再鼓吹这种“经济合作”对西方如何有利，甚至哄骗西方说这样做“有利于巩固普遍和平”等等。
然而，活生生的现实早已揭穿了新沙皇口蜜腹剑的诡诈伎俩。
如果西方的绥靖主义者仍然沉湎于苏联的所谓“诚意”，正好是自投罗网，中了它的圈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第2次世界大战前，当德国重整军备，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美、英、法等国为了苟安一时，曾经给希特勒德国输血打气，大力推行经济上的绥靖政策。
它们给德国大量贷款，向德国提供技术，转让发明专利权，供应从工业原料到飞机发动机和其它零部件等武器装备，还向德国供应粮食、棉花和全部原油等等。
所有这一切，只是养虎贻患，使美、英、法等国自己吃了大亏。
当代绥靖主义以更多的粮食、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大笔的贷款喂养着比当年德国更强、更贪婪的超级大国，不仅绝不能“软化”和“套住”它，相反却是养“熊”贻患，更加助长它的扩张野心，加速它发动世界战争的步伐。
现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绥靖主义的危险性。
他们尖锐地指出，所谓对苏“贸易促进和平”是“愚蠢的”；
抨击那种幻想用粮食、技术和资金套住苏联的做法不过是“自取灭亡”，是“自杀”的行径。
有的西方报刊甚至形象地指出，有朝01日苏联猛扑过来时，西方的人们将会“发现”，“断头台是西方承包商修建的，钱是由西方银行用低息贷款提供的”。
西方绥靖主义者再不猛醒，将后悔莫及。

我国代表坚决反对苏联的所谓“不使用武力”建议
苏联建议是掩盖侵略扩张愚弄世界人民的骗局
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12月13日电
联大第6委员会12月12日在表决苏联提出的所谓“缔结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世界条约”建议时，中国代表投票坚决反对这个欺骗性的建议。
在第31届联大期间，中国代表团曾阐述了对苏联这种建议的原则立场，揭露了这一骗局。
但是今年苏联代表又炮制了这一建议的所谓“决议草案”，即要求根据苏联的建议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来从事公约的拟订工作。
中国代表吴晓达在辩论这一建议时发言说，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问题，联合国宪章早有明文规定。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部分第2条第4款明确指出，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但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霸世界，根本置宪章于不顾。
在这方面，苏联尤其肆无忌惮。
它经常使用武力或各种形式的武力威胁，特别是核威胁，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颠覆别国政府，甚至派遣武装力量或组织雇佣军入侵别的主权国家。
广大中小国家，首先是第3世界国家，则处于严重受压和防御不足状态。
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谈什么“不使用武力”问题，首先就应当明确指出当前国际上存在的这种严重不正常状况，坚决谴责超级大国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上述种种罪行，坚决支持广大中小国家，特别是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对超级大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国际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的正确态度。
吴晓达指出，苏联提出的所谓“不使用武力”的建议，完全回避了当前国际的现实状况，根本不敢、也不愿触及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自己正在世界上放肆地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进行侵略和扩张的这一根本事实。
其目的，无非是想用什么“在一般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等空洞的言辞，来掩盖它自己侵略扩张的罪行。
尽管苏联代表把他们的建议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但是，只要看一看他们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人们就不难了解，这个建议完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他们一面在这里侈谈什么“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大念其“和平经”，一面却在这一烟幕的掩盖下，拚命扩充其军事实力，到处进行渗透、干涉、颠覆和侵略。
对于这种妄图愚弄世界人民的欺骗勾当，中国代表团理所当然要加以揭露和坚决反对。
吴晓达还说，有些中小国家从不满超级大国加紧扩军备战出发，希望联合国在“不使用武力”这个问题上能够进一步作出一些有益的事，这个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不能不坦率地指出，如果按照苏联的建议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将来在苏联所提的草案基础上制订出一项所谓公约，其结果必将事与愿违，而且必将被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所利用，以此招摇撞骗，蒙骗世界舆论，掩盖其扩军备战，麻痹和瓦解世界人民的警惕和斗志。
许多国家的代表在辩论时指出，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部分第2条第4款已经含有对任何国家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损害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义务。
象牙海岸代表朱尔斯·库指出，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起草不使用武力世界公约，是浪费钱财。
墨西哥代表安·戈麦斯—罗夫莱多说，苏联是一个顽固反对修改联合国宪章的国家，现在竟然为宪章提出了另一个文本，这实在使墨西哥感到惊讶。
他说，公约草案删去了关于各国固有的自卫权利这一原则，墨西哥表示强烈反对。

柯西金公然指责挪威防务政策
北欧国家领导人同斥苏联无理干涉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12月13日电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最近同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领导人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谈中，指责挪威的防务政策。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新闻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柯西金是12月初在赫尔辛基参加芬兰独立六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要求同这些领导人举行会谈的。
丹麦首相耶恩森12月08日在回答电台记者的问题时说，他们同柯西金的会谈在涉及缓和、裁军等问题时，“有时是激烈的”，以致他有时不得不要求柯西金“冷静一些”。
他指出，柯西金提出的问题中有一些是“相当不合理的”。
例如，苏联自己在波罗的海地区加紧进行军事演习，然而柯西金竟然“批评”挪威举行的军事演习太多，并且指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同苏联接壤的国家里进行军事活动。
耶恩森首相说：
“我不能不指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看到（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活动日益增加。”
据挪威报纸12月09日报道，挪威首相努尔利在赫尔辛基会见柯西金之后告诉记者说，在谈话中，柯西金对挪威的安全政策表示不满。
因此他很自然地提醒柯西金说，“挪威自从北欧海盗时代以来，除了对付那些威胁我们的独立与安全的人之外，从来没有动用过武力。”
北欧五国领导人在参加了芬兰独立庆祝活动之后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秋季例会。
12月09日，他们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又谈到了苏联对挪威安全政策的指责。
挪威首相努尔利对记者说，“在苏联的批评中没有任何新东西。
如果他们不批评我们的安全政策倒是更奇怪的事情”。
他表示，他对苏联领导人讨论问题的方式感到“惊讶”。
瑞典首相费尔丁说，他们在同柯西金会谈时，“再次强调了我们这些国家之间（在维护北欧稳定这个问题上）的团结”。
芬兰总理索尔萨表示同意费尔丁的意见。
《瑞典日报》12月10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北欧国家的政府首脑们认为，苏联攻击挪威的安全政策，是企图在执行不同安全政策的北欧国家中打进一个楔子。”
这家报纸说，人们认为，“这件事被透露出来的一个积极后果是，人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更加强调自己的团结。”

索马里报纸谴责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政策
苏联干涉非洲之角是要控制印度洋和红海
埃及代外长揭露苏联利用文化中心在埃及进行破坏活动
据新华社摩加迪沙1977年12月14日电
索马里《10月之星报》12月14日发表题为《苏联对非洲之角紧张局势的干涉对全世界都具有危险性》的评论，谴责苏联控制印度洋和红海的肮脏政策。
评论说：
“莫斯科使非洲之角的紧张局势复杂化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即控制印度洋和红海。
这不仅对索马里，而且对红海和印度洋沿岸国家都是危险的。
因此，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应当反对苏联的这一肮脏的政策。”
评论指出：
“红海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战略上都非常重要，所以苏联长期以来千方百计企图在红海国家中建立它的势力，并且要求红海国家允许它在红海建立军事基地”。
《10月之星报》12月13日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说：
“必须反对苏联在非洲之角的嚣张气焰和霸权主义态度。
非洲统一组织、联合国、阿拉伯联盟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有责任制止苏联干涉非洲之角。”
新华社开罗1977年12月12日电
据开罗报纸报道，埃及代理外交部长布特鲁斯·加利12月11日说，埃及决定关闭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埃及的领事馆和文化中心，因为这些国家搞威胁埃及安全的活动。
布特鲁斯·加利在人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和阿拉伯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话时说，这些文化中心在学生和其他人当中从事破坏活动。
这些活动是违反国际惯例的。

苏联又向地中海增派军舰
新华社安卡拉电
不久前，苏联先后向地中海增派六艘军舰。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苏联海军一艘新下水的装备有导弹的“卡拉”级巡洋舰12月01日从黑海经过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向地中海。
这是在最近十天内苏联从黑海派往地中海的第六艘军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