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是全党的战斗任务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推动下，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对农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
当前，农业战线总的形势很好。
广大农村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步步深入。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蓬勃发展。
今年尽管遭受了罕见的干旱和其他灾害，农业生产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奋战一年，农业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初见成效。
但是，由于“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我国农业生产还存在不少问题，集中地表现为发展速度慢，同国民经济大发展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很不适应。
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加快农业的发展，就没有国民经济高速度，就没有四个现代化。
不加快农业的发展，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满足城乡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
不加快农业的发展，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不利于堵死资本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巩固工农联盟。
不加快农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加强战备，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
十分明显，加快农业发展速度，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大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紧迫的战斗任务。
把农业搞上去，首先要抓紧第5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在速度上有一个大的突破。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
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粮食和经济作物都要超《纲要》、多贡献。
其余三分之二的县，主要农业生产指标也要上《纲要》、超计划。
今后三年粮食总产递增率要超过前几个五年计划，特别是要大大超过“四人帮”严重干扰的最近几年的水平。
棉花、油料、糖料、其他经济作物和林、牧、渔业都要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农业三年大见成效，也就为第6个五年计划和本世纪后二十年的持续跃进，打下牢固的基础。
实现这个任务，无疑是很艰巨。
究竟能不能做到呢？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已经有了一批高速度发展农业的榜样。
大寨今年在遭受严重灾害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仍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6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三，实现了每人生产一吨粮食的目标。
山西省昔阳县粮食产量十一年增加三倍，平定、寿阳两县都是三年翻了近一番。
全国很多省、区，都有粮食产量三、五年增长一倍的县。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0年到1976年，全国有一百零二个县、十个地区每年粮食增长超过百分之七。
应当指出，这个速度是在“四人帮”干扰、破坏情况下达到的，如果没有“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速度肯定还要快些。
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扫除了最大的障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这就为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我们不但要看到“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困难，更要看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充分调动这种积极性，就能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他们造成的损失补起来，把他们拉下的速度赶出来。
看不到这一点，被暂时存在的困难吓倒，把“四人帮”干扰、破坏时那种不正常的速度当作不可逾越的鸿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农田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开展，支农工业的不断发展，农业机械化步伐的加快，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的加强，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将越来越好。
我们完全有信心实现上述目标，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把农业迅速搞上去。
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必须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
一年多来，广大农村揭发批判“四人帮”三搞一篡、三反一砍的罪行，清查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还远没有肃清，因而学大寨运动开展得还不平衡、不深入，农业生产前进的步子还不大。
我们对“四人帮”在农村的危害切不可估计低了，估计小了。
既要看到由于他们直接插手和在他们支持庇护下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破坏活动所造成的“外伤”，更要看到他们推行那条极右路线搞乱阶级阵线、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党的路线、搞乱农村经济政策、搞乱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造成的“内伤”。
拨乱反正，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要做很多工作。
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要抓得很紧很紧。
当前，要打好第3个战役，彻底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农业战线的表现，把他们搞乱了的东西一一纠正过来，特别是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同时，联系农村阶级斗争的实际，开展“两打”，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
揭批“四人帮”和农业学大寨都是要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一批两打”，就是当前最现实最生动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得越深越透，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方针政策越端正，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高，普及大寨县的步伐就越快。
我们一定要从认识上和实践上把揭批“四人帮”同农业学大寨结合起来，当作一个统一的运动来抓。
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核心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真学大寨，高质量学大寨。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我们看到有一些县，一两年就面貌大变，生产大上。
也有相当一部分县，两年三年过去了，四年五年过去了，六年七年过去了，还是上不去。
都在学大寨，效果为什么不一样？
这里有个真学还是假学、或者半真半假学的问题。
大量的事实证明，真学大寨，就有高速度；
半真半假学，只能低速度；
假学，就会原地踏步，甚至倒退。
真学，就不是光喊在嘴上，写在纸上，而是要见诸行动。
真学，就是按照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严格要求，不打折扣，当然更不能弄虚作假。
就目前来说，真学，要特别注意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批“四人帮”、斗资本主义要狠，决不心慈手软；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过硬，县、社、队三级坚持达到一百天、二百天、三百天；
在农田基本建设上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显著改变生产条件；
大大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两眼向上，两手向外。
这个真学大寨的问题，要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在整党整风中，进一步加以解决。
每一个县委要解决好，每一个地委、省委也要解决好。
大寨的道路，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方向。
大寨精神，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志气和高贵品质。
我们不但今天要发扬大寨精神，多少年以后，农业过关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还要发扬大寨精神。
大寨精神和大庆精神一样，万万不能丢。
真学还是假学、半真半假学大寨，归根到底，是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问题。
各级党委都要进一步提高对农业学大寨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学大寨的自觉性。
认识得越深刻，觉悟得越早，农业生产的面貌就变化得越快。
为了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加强党对农业的领导。
县委、地委主要抓农业，自不待言。
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必须用很大精力抓农业。
农业比重大的省，要抓好农业。
工业比重大的省，更要重视农业。
要看到，普及大寨县，在一个省，省委是关键。
要把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认真研究一下：
你那个省近几年来农业发展是快还是慢？
如果发展得不快，究竟是什么原因？
除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个外因，也要找一找内因，看看政策上、工作上存在什么问题。
要用整风的精神，从指导思想、路线、政策、干劲、作风等方面揭露矛盾，找出差距，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加快速度的规划和措施。
农业发展得比较快的省，也不要自满，要看到不足之处，找出薄弱环节，坚持两分法，继续前进。
不论是先进地区，还是生产发展缓慢的地区，增产潜力都很大。
那些“四人帮”破坏严重的地区、长期发展缓慢的地区，增产潜力更大。
只要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都可以在短期内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各省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一个县一个县地具体分析，分类指导。
要突出地抓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首先是把县委领导班子整顿建设好。
以思想整顿为主，也要进行必要的组织整顿和调整。
要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把那些坚决同“四人帮”斗、同资本主义斗，拚命干社会主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打了胜仗的优秀干部，大胆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领导班子整顿好了，有了好的带路人，就大有希望。
从省、市、自治区党委第1书记起，层层抓农业，抓学大寨，抓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抓上几年，还愁农业上不去？
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是全党的任务，与各行各业有关。
全党都要牢记毛主席关于“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1位”的教导，充分认识把农业搞上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各行各业都要把自己的工作真正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大家都来关心农业，支援农业，对发展农业开绿灯，为打好农业这个基础添砖加土。
农业搞得好不好，最终决定着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速度和规模。
农业上不去，工业也不可能上去，即使一时上去了，还会掉下来。
你真想把工业搞上去，就要热心于把农业搞上去。
你如果是假想，那就去挤农业，挖农业的墙脚。
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
其他各业，莫不如此。
因此，我们在农村开展一切工作，都必须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不得随意增加农村脱产、半脱产的人员，不得增加农民的负担。
明年国家计划给予农业的支援有很大的增加，我们要很好地加以利用，使之尽快发生效果。
国家用于农业的投资和各种物资，要确保专项专用，任何人不得挪用，更不允许拿去搞楼堂馆所。
总之，要保证农业第1线有足够的劳动力，要把一切可能的财力物力都用到农业上去，为加快农业发展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
历史经验证明，国民经济每一次新的跃进，都是农业首先有个新跃进。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刻不容缓。
形势大好，形势逼人。
全党都要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动员起来，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为加快农业发展速度而奋斗！

华国锋同志在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坚持实事求是　发扬革命传统
——批判“四人帮”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罪行
中共甘肃省通渭县委员会
编者按：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恣意破坏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理论，伪造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弄虚作假，炮制假典型，大造反革命舆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人帮”在一些地区的余党仍然捂盖子，压制群众揭批“四人帮”，甚至继续弄虚作假，瞒上欺下。
“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就是这样。
他过去践踏通渭人民的意愿，利用通渭学大寨的成就弄虚作假，为自己树碑立传。
揪出“四人帮”之后，此人仍然坚持错误，死死捂着甘肃省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盖子。
他不顾通渭县委的反对，强使其亲信炮制了一份所谓通渭县委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稿，谎报成绩，欺世盗名。
本报编辑人员调查核实不够，信假为真，在今年01月21日发表了《谁说通渭“没有治”？
》的文章，作了错误的报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今年07月，“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的盖子被揭开以后，他在通渭县搞的鬼把戏也被揭穿了。
今天本报发表通渭县委的文章，就是对“四人帮”弄虚作假、捏造事实的有力批判。
恩格斯曾经说过：
“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
坚决揭深批透“四人帮”弄虚作假的资产阶级歪风，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识破这伙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增强我们反修防修的能力。
我们一定要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放手发动群众，杜绝弄虚作假的资产阶级歪风，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整顿文风，认真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整顿党的作风这件事办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大前进一步。
这些年来，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受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通渭县也深受其害。
我县地处甘肃省中部干旱山区。
过去，由于刘少奇以及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1973年05月，敬爱的周总理得知我县所在的定西地区群众生活存在困难的情况，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定西地区的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派出工作组到我县及其他重灾县进行调查，给灾区人民送来了大批救灾物资，帮助战胜困难。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我县人民经过两年奋战，农业生产有了发展，1975年夺得了丰收。
这年09月，华国锋同志主持召开的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进一步鼓舞了我县干部群众的斗志。
我县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表示了“豁出去，拚命干，苦战五年，把通渭建成大寨县”的决心。
会后，我县很快出现了一个学大寨的热潮。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这时觉得有利可图，突然宣布通渭是他的“点”，大言不惭地说：
“都说通渭没治，我来治治看”。
俨然是一副救世主的架势。
他派一名亲信前来坐阵，自己遥控指挥。
他们在我县“抓点”，不按照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办事，不学大寨反大寨，另搞一套，竭力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四人帮”的鼓点跳。
“四人帮”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他们立即呼应，大讲“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党内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战场”，揭露“党内资产阶级很重要”、揭露批判“县、社党内资产阶级更重要”。
他们在我县各级领导班子中，层层抓“民主派”、“走资派”。
还在基层干部中搞了六个所谓“走资派”的“典型”材料，准备散发全省，为宣扬和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供“根据”。
他们对犯有某些缺点、错误的基层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有的公社被换掉的生产队长占三分之一。
他们不仅在干部中乱揪乱整，而且在群众中揪“走资员”，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他们还把这一套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到处介绍、散发、登报，流毒全省。
他们明明打击迫害了大批干部，却吹嘘说是“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转化工作”；
明明搞得干部缩手缩脚，不敢抓工作，却说“干部解除了顾虑，放下包袱，振作精神，继续革命”；
明明有的干部被他们整得痛哭流涕，却说是“感动得流着热泪”。
他们说虚编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们在我县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抓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典型”，炮制批“唯生产力论”的“经验”。
那些生产抓得紧，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干部，被他们扣上“铁锨书记”等帽子。
县委一位负责同志见他们一味胡作非为，不管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非常着急，怕耽误农时，造成减产，提了些不同意见，竟被他们诬蔑为“不相信政治挂帅”、“吹冷风”、“以生产压革命”，并在全省的一次大会上不点名地加以批判。
这样搞下去，弄得各级干部左右为难，“抓了生产怕戴帽子，不抓生产怕饿肚子。”
他们为了搞出个“名堂”，还不顾实际情况，不顾当年生产和长远建设的关系，片面追求农田基本建设的进度。
我县地多劳力少，麦收季节正是“龙口夺食”的紧张时刻。
他们不听干部、群众关于集中主要力量收麦的意见，竟下命令要百分之七十的劳力搞农田基本建设，结果影响了麦收。
有的生产队麦子收不回来，在地里霉烂发芽。
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造成全县粮食减产。
但他们不让人反映实际情况，谁要说粮食减产，就被斥为“胡说八道”。
他们先在一个杂志上发表文章，胡吹什么我县“粮食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做到自给有余”。
接着，又强要我县到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言。
在起草发言稿的过程中，他们再三施加压力，强调这个发言要反映“四人帮”在我省代理人的工作，要为他“争光”，要“打响这一炮”。
发言稿经过三番五次修改，仍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搞得我们十分为难。
最后，他们在稿里强行加了“全县粮食夺得了丰收，第1次结束了十八年来吃返销粮的历史，开始对国家做贡献”的字句。
我们县委不同意这样写，他们竟说“稿子定了，已经铅印了”。
这种歪曲事实的假话，在全省、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他们的所作所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严重地影响了我县的革命和生产，引起了干部、群众的愤怒。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同志对他们紧跟“四人帮”搞的这一套提出质问。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及其亲信，不仅不承认错误，而且继续弄虚作假，欺上压下，竟然颠倒黑白地说他们是和“四人帮”对着干的，“四人帮”对他们没有影响。
还胡吹他们抓通渭的一年，是通渭“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进的一年”，“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一年”，
“历史性根本转折的一年”。
更为严重的是，当干部群众对他们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时，他们竟然说这是“否定路线教育的成果”，“是一股逆流”，是“吹冷风”，“不能熟视无睹”，要给予反击。
他们就是这样继续捂盖子，压制广大干部、群众揭发他们的问题。
事实证明，一切不老实的人，一切说谎骗人的人，终究是没有好下场的。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下，甘肃省委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揭开了，“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和那些大不老实的人一样，从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彻底暴露了自己的丑恶面目。
我县广大干部、群众和全省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积极投入了揭批“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的斗争，狠批他们炮制和推行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狠批他们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罪行，积极贯彻党的十一大精神，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奋斗。
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坚持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是十分重要的。
去年我们正是因为对这一点认识不深，坚持不够，才被“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钻了空子，给我县的工作造成了损失。
总结经验教训，使我们体会到，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改造世界观；
必须认真看书学习，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必须坚持实践第1的观点，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执行了，就是因为路线斗争觉悟低，把错误的东西当成对的；
有些辨出了味道不对，但拿不准，对付着过，就是因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少，心中无数；
有些虽有不同看法，但仍然顺着他们干，就是因为世界观没改造好，个人主义的患得患失在作怪。
这些教训都是十分沉痛的。
今后我们一定要在深入批判“四人帮”的斗争过程中，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作风纠正过来，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做好工作，把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建设艰苦奋斗继续革命的领导班子
华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在全军通报表扬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领导班子。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要求全军各级党委，向这个师党委学习
本报讯
经英明领袖华主席批准，中央军委通报表扬空军航空兵某师的领导班子。
军委指出：
“这个师的领导班子，艰苦奋斗，不断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都是过得硬的。”
军委号召全军各级党委都要向航空兵某师党委学习。
这对于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调动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抓纲治军，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12月09日《解放军报》以《一个艰苦奋斗坚持继续革命的领导班子》为题，在第1版介绍这个师的领导班子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向航空兵某师党委学习》，要求军队的各级党委，都要努力学习航空兵某师党委的革命精神，以他们为榜样，找出自己的差距，艰苦奋斗，继续革命，带领部队，深入揭批“四人帮”，广泛开展学习雷锋和“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为抓纲治军，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而努力。
空军航空兵某师，是英雄的人民空军中一支具有光荣战斗传统的部队。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支年轻的部队面对凶恶的敌人，越战越强，战功卓著，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英雄人物。
毛主席曾亲笔批示赞扬他们：
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在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中，他们又转战南北，屡建战功。
这个部队的代表，曾多次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接见。
这个师的党委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搞好思想革命化，学习走在前，工作拚命干，生活待遇往后靠，搞特殊不沾边。
在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这个师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上下更加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学习雷锋的先进人物、学习“硬骨头六连”的先进单位不断涌现。
飞行人员积极要求飞行，机务人员千方百计为多飞创造条件。
截至10月底，全师已经完成了十多个新进科目，训练的强度和科目的难度都大大超过往年，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全年飞行训练时间指标，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
在这个师，抓纲治军，建设部队，已经见了成效。
师的领导班子，确确实实是一个艰苦奋斗、坚持继续革命的好班子。
《解放军报》社论指出：
艰苦奋斗，是毛主席历来倡导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保证。
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克服了重重艰难困苦，夺取了胜利。
现在，我们还是要依靠艰苦奋斗，去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林彪、“四人帮”对我党我军破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优良作风破坏了，不仅破坏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而且破坏艰苦奋斗的作风。
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人们，使贪图享受、搞特殊化、挥霍浪费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歪风得以滋长。
打倒“四人帮”，抓纲治军，就包括要把这些坏风气改变过来。
中央军委通报表扬航空兵某师党委，就是要求我军各级领导班子，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把“四人帮”破坏了的优良作风恢复起来，夺回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更快更好地把部队建设得面貌一新。
艰苦奋斗，是领导班子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个领导班子好不好，根本上要看路线，看方向。
但是，没有艰苦奋斗，就不能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不能保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当然也就做不好领导工作。
毛主席指出，“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
要整顿，就要花大力气，做大量工作，一件一件事情，一个一个问题，去调查，去研究，去解决。
要是事情来了懒得管，文件来了懒得学，遇到问题懒得想，基层、连队懒得去，这怎么能搞好整顿呢！
作风的整顿是整顿军队的一个重要内容。
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打不了仗，就办不成什么事。
艰苦奋斗是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象航空兵某师党委成员那样，长期坚持深入基层，熟悉部队情况，努力做到对所属干部情况，了如指掌。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艰苦奋斗作风，就不能实事求是，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也就谈不上继续革命，谈不上把军队工作搞上去。
在“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情况下，我们想要把工作搞好是很困难的。
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大障碍，全军上下要把军队工作搞上去的迫切愿望，完全有可能实现了。
问题在于各级领导干部有没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干劲。
如果领导班子的状态还是一个软的、散的、懒的，没有朝气，没有锐气，疲疲塌塌，拖拖拉拉，那就不可能把上上下下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可能性，就不会变成现实。
航空兵某师领导班子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保持了战争年代那股劲，时刻准备带兵打仗，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
我们军队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都要向航空兵某师党委学习，时刻想到自己肩上的重任。
你在一个领导岗位上，干了那么多年，工作上不去，部队面貌依然如故，试问，你对党对革命能够问心无愧吗？
领导班子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对整个部队影响很大。
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竭力败坏社会风气，似乎艰苦奋斗不光荣了，奉公守法吃不开了；
铺张浪费、请客送礼、搞楼堂馆所的，不当一回事；
违反国家财政纪律、能不择手段弄到东西的，叫做“有本事”；
搞特殊化、搞歪门邪道的，竟然成了“英雄”。
是非标准、荣辱观念完全颠倒了。
林彪、“四人帮”搞的这种资产阶级的坏风气，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但是，也应该看到，它对我们不是没有影响的。
改变这种风气要狠批“四人帮”，还要靠领导带头。
一个班子里，一二把手做了表率，其他成员也会这样做。
上级做了表率，下级就会仿效。
干部做了表率，战士就会跟着学。
航空兵某师的领导班子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在生活问题上，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这是很可贵的。
不要小看了这样的事情，这正是我们共产党人不谋私利的表现，是继承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表现，是保持人民军队政治本色的表现。
这种精神，过去要，现在要，将来也要一直发扬下去。
我们军队艰苦奋斗的作风大大发扬了，在人民群众中一定会产生很好的影响，军民关系会更加密切起来。
领导班子建设很重要。
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就可以带出一个好部队，过去战争时代如此，现在也是这样。
领导班子建设得好，党的路线政策才能得到贯彻，部队战斗力才能提高。
我们应当象航空兵某师领导班子那样，带头看书学习，坚持党的原则，不搞山头，不搞派别，不偏私护短，“一班人”团结得很紧密，工作得很协调，很有战斗力，做到不仅生活艰苦，处处作表率，而且政治、思想、工作、作风都过得硬。
全军师以上领导班子，不要说全部，就是大部分能够做到这样，正如中央军委指出的，我军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从清华大学斗争历史看“两个估计”的反动实质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林克在教育部和北京市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上的发言
新华社1977年12月10日讯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林克同志，在教育部和北京市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上，回顾清华大学的斗争历史，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动实质。
林克说，教育战线是我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激烈争夺的一条重要的战线。
围绕着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的形势如何估计，对教育战线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如何估计，我们党领导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论战。
在这场大论战中，清华大学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上。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及其在清华的黑干将迟群等人利用他们一度窃取的权力，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疯狂地镇压干部和群众，给清华大学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和破坏。
林克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四人帮”就和林彪反党集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所领导的各项事业的伟大成绩，妄图“改朝换代”，另立他们的“林家王朝”和“帮天下”。
1967年04月，叛徒江青大放厥词，说什么：
十七年的教育“几乎全是他们（指地主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
这就为反动的“两个估计”定下了基调。
他们还把黑手伸进清华大学，扶植了一个坏头头，鼓动一小撮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的坏家伙起来攻击共产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坏家伙诬蔑清华大学的所有干部从上到下全部执行的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十七年不是为人民服务的，鼓吹“今天的好人要从十七年的坏人中去找”，猖狂地叫嚣清华园、教育界“就是要大翻个！”
“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就是彻底砸烂！”
林克回顾说，这些奇谈怪论当时遭到了清华大学干部和师生员工的抵制和反对，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在坚持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对林彪、“四人帮”和那个坏头头的谬论进行了说理斗争，指出：
清华大学十七年虽然存在着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红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大多数干部为人民服务，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历次政治运动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的，教育革命是有成绩的。
在强大的革命舆论面前，林彪、“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越来越不得人心，于是，他们唆使那个坏头头对一批抵制和批判他们反动谬论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搞“打砸抢抄抓”，实行残酷的法西斯迫害。
1968年07月27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了排除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严重干扰，推动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派遣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
“四人帮”又把黑手伸进了清华园。
迟群等人紧跟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把清华大学说成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的‘独立王国’”，把校、系两级党、政干部和绝大多数教研室党支部书记，统统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刘少奇
“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支基本力量”。
广大工宣队员和师生员工对他们的这套谬论极为不满。
当时一些工宣队员就组织革命教师开展讨论，引导大家进一步认清十七年是红线主导，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并批判全盘否定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种种错误观点。
迟群一伙怕得要死，立即采取高压手段，下令不许讨论，并且借入学教育为名，大肆丑化十七年，大骂十七年的学校“是修正主义的温床，都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
林克说，1971年夏，正当“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队伍作出了全面的科学的估价，针锋相对地批判了他们的谬论。
但是，“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批判，封锁毛主席的指示，由迟群“挂帅”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炮制了反动的“两个估计”。
它一出笼，就遭到清华大学群众的抵制和反对。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奋起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大家紧密联系实际，纷纷质问：
“两个估计”是不是林彪路线的产物？
并且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林彪路线对清华大学有严重影响，已造成严重后果。
迟群等人十分恐慌，叫嚷：
批林不许联系实际，“清华没有林彪路线的干扰”，要警惕有人为十七年翻案，等等。
把火热的群众斗争又一次镇压了下去。
林克继续回顾说，1972年，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作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亲自抓教育的整顿。
在周总理指示的教育鼓舞下，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努力，清华大学开设了六个研究班，加强了基础理论的教学，开始恢复和整顿实验室，教育革命出现一派生机。
这时，广大师生对“两个估计”纷纷提出质问。
一些师生贴出大字报，揭露迟群一伙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
1973年10月，迟群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在清华园搞了一个所谓“反击右倾回潮”的“三个月运动”。
运动一开始，他们就疯狂叫嚷：
“运动不是孤立的”，“上有代表人物，下有市场、社会基础”。
这是“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公然背叛党的十大路线，上反敬爱的周总理，下压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一个政治大阴谋。
他们对抗周总理关于十七年“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指示，荒谬地宣称：
“对十七年不能一分为二”，“如果说十七年可以一分为二，只能象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样一分为二”，胡说“十七年路线错了，一切全错”，“要和十七年对着干”。
他们到处抓“裴多菲俱乐部”，“复辟势力”，“自由市场”，大搞“揭盖子”、“夺权”，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实行残酷镇压，无情打击。
他们诬蔑“四十岁左右的党员教师最危险”，运动中集中打击这些同志。
有的教研组十几个党员教师就有八、九个被列为运动的对象；
凡是十七年被评为红旗单位的教研组，都被当作修正主义的“黑旗”、“土围子”批倒批臭；
凡是十七年中取得重大成果的科研项目，都被诬蔑为“修正主义的黑炮弹”，“成果越大，罪恶越大”。
三四十人的教研组，常常派进去几十人、上百人去“揭盖子”，“占领阵地”，有些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有些党员被长期停止组织生活，有些干部被无理撤职。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校被株连的有上千人，有四百多人被批判，其中立案审查、重点批判的竟达六十多人。
迟群还嫌不够，扬言要抓五百个“右派”。
“三个月运动”是清华大学的一场大灾难。
从此，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一蹶不振，教育质量每况愈下。
林克指出，1975年11月，“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等人从清华大学首先发难，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猖狂进攻，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推行“两个估计”也达到了更加疯狂的地步。
迟群一伙恶毒攻击党的老干部是“解放前的民主派，十七年的走资派，文化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革命后的翻案派”，诬蔑广大知识分子是“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和重要来源”，“本能地倾向修正主义”。
他们把清华大学变成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据点，私整了四十七名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黑材料，直接插手破坏十九个部委、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运动；
编纂并扩散了“言论摘编”、“大字报选编”等诬陷邓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三十余万册，清华大学十一个月中在各报刊发表毒草文章一百余篇，给叛徒江青写效忠信一百一十二封。
其作恶之多，危害之大，流毒之广，令人发指。
他们就是千方百计要改变清华大学的性质。
在校内，迟群一伙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搞乱阶级阵线，把那些反革命小丑，反动文人，资产阶级政客，出卖灵魂的干部，蜕化变质分子，打砸抢者，网罗起来，组成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严密地把持校系两级党委和要害部门。
对反对过
“两个估计”，抵制过林彪、“四人帮”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则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非法进行关押、逼供，无所不用其极。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坏事做绝，恶贯满盈。
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清华园也获得了新生。
林克说，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决心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3个战役，抓纲治校，搞好教育革命，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大干快上，贡献一切力量。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是要篡党夺权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韦明在教育部和北京市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上的发言
新华社1977年12月10日讯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副书记韦明同志在教育部和北京市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上，联系北京大学的实际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炮制和推行“两个估计”的反革命罪行。
韦明同志说，北京大学是被“四人帮”一度篡夺了领导权，受他们严密控制，遭受严重破坏的一个单位，广大师生员工深受“两个估计”之害。
因此，在读到华主席、党中央传达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1971年夏季的指示时，全校一万四千多名干部和群众，心情无比激动，衷心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把我们从精神枷锁中解放了出来。
连日来，全校师生员工正通过座谈会、控诉会、大字报等各种形式，愤怒声讨“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罪行。
在北大，一个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正在走向高潮。
韦明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北京大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
他说，北京大学是在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亲切关怀下获得新生、成长、发展起来的。
解放后，我们党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进行了教育改革，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国民党的法西斯教育制度。
1952年，在毛主席、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
十七年间，北大师生员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努力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开始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体制，抵制了维护旧事物、阻挠改革、干扰教育革命进程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师生员工思想面貌和队伍组成都起了深刻变化，教学、科研也取得了巨大成绩。
旧北京大学在解放前的四十二年，即从一九○七年到1949年，毕业学生七千多人，平均每年只有一百七十多人；
而在解放后的十七年，毕业学生一万九千多人，平均每年就有一千多人。
学生的成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解放初期，工农和工农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很少。
1950年，北京大学为了培养工农干部和帮助工农子弟升入大学，建立了工农速成中学。
这是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建立的第1所工农速成中学。
到1965年，工农和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已占在校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
教师队伍壮大了几倍。
新增加的教师，绝大多数是十七年间培养出来的，今天已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北京大学输送到各条战线的毕业生和研究生，不少也已成为各方面的主要骨干。
最近中国科学院提升为副研究员的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就是1962年北大数学系毕业的。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北京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其中有些达到了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先进水平，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韦明指出，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尽管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北京大学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说得一无是处，描绘成一片漆黑，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地混淆黑白，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罪恶目的就是要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变成他们的“帮天下”！
韦明同志说，“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到处挥舞这根反革命大棒，破坏、摧残党的教育事业，糟害北京大学，其罪行是罄竹难书的。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一伙就把十七年说成一片漆黑，声嘶力竭地叫嚣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1967年04月，大叛徒江青叫嚷：
十七年的教育“几乎全是他们（指地主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
1968年，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也以同样的语言叫嚷：
解放以后，学校这个地方“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叫嚣要对广大知识分子实行“专政”。
1971年，“四人帮”抛出“两个估计”后，更是处心积虑地搞乱教育战线，混淆路线是非，颠倒敌我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对整个教育工作，也对北京大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正当北京大学师生员工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周总理的指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努力改进学校工作，发展教育革命的时候，“四人帮”于1973年底，在北京大学搞了一个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
这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经过精心策划，针对北大师生员工贯彻周总理指示而进行的一次大反扑，也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次大反动。
就是在这个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的一开始，“四人帮”一伙就招降纳叛，搜罗少数无耻文人，拼凑了一个叫作“两校大批判组”、又名“梁效”的黑班子，大造“两个估计”、“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革命舆论。
这个黑班子抛出了一批批的反党黑文，大肆贩卖“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这个“梁效”名为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写作班子，其行动却十分诡秘，门禁极为森严。
从成立那天起，它就紧紧拴在“四人帮”的反革命战车上，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和别动队，对党和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韦明指出，“四人帮”在北京大学还网罗了少数权迷心窍、唯利是图、出卖灵魂、卖身投靠的败类，结成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上反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下整广大干部、教师、学生、工人，肆意篡改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疯狂推行“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把大批干部打成“走资派”，把大多数教师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诬蔑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在“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动口号下，否定党的领导，破坏师生关系，挑动学生整教师，打乱教学体制和教学秩序，严重打击了教和学的积极性。
他们践踏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给许多人扣上“反党”、“右倾势力代表”、“走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
“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一伙，就疯狂叫嚣“象北大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两年抓一次右派”，胡说在学校里“最危险的就是四十多岁，出身好，懂业务的党员骨干教师”。
这几年，北京大学受到“四人帮”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干部、教师、学生之多，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
尽管“四人帮”采用了种种高压手段，北京大学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韦明在揭发批判中愤慨地指出，“四人帮”炮制反革命的“两个估计”，打出“同十七年对着干”的极右派旗号，在北京大学疯狂地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教育方针，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胡说什么“搞教育，关键是对待十七年的态度问题。
什么时候和十七年一个样子，就做错了，什么时候和十七年对着干，就做对了”。
他们叫嚣：
“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能‘反潮流’，能同‘走资派’斗，能做到这点，就可以打九十分。”
他们还宣扬：
“什么时候提教学质量，什么时候就是右倾回潮。”
“四人帮”为了搞乱教育战线，乱中夺权，大搞形而上学、实用主义，歪曲综合大学的基本任务，提出“铁锹就是专业”、“专政就是专业”、“知识越多越反动”等反革命口号。
他们诬蔑教研室是“修正主义货色”，强令解散。
借口破“老三段”，破坏理科基础理论的教学。
借口“为现实斗争服务”，把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帝国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统统打乱。
教党史只能讲“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等专题。
迟群还疯狂叫嚣要制定镇压“走资派”的法律。
在“四人帮”的肆意毒害下，北京大学这样一所著名大学的教学质量，竟降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韦明同志最后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北京大学的教育革命非常重视。
当前，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正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批判“两个估计”的斗争，决心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3个战役。
广大师生员工有决心，也有信心，把北京大学的运动搞深搞透，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用实际行动回答华主席、党中央对北京大学的关怀和希望。

伊朗驻华大使举行宴会
祝贺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伊朗圆满成功
邓颖超副委员长应邀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1977年12月10日讯
伊朗驻中国大使埃斯凡迪亚里今天晚上在大使馆举行宴会，热烈祝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访问伊朗取得圆满成功。
邓颖超副委员长应邀出席了宴会。
随同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伊朗的外交部副部长何英、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以及其他随行人员也出席了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王炳南，郝德青等。
埃斯凡迪亚里大使和邓颖超副委员长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埃斯凡迪亚里大使说，邓颖超副委员长对伊朗的友好访问，是加强伊中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的一步。
他祝愿伊中两国友好关系日益发展。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祝酒时，回顾了不久前访问伊朗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
她说，通过这次访问，中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
她再次表示对巴列维国王和王后陛下、伊朗王国政府和人民的衷心感谢，并对埃斯凡迪亚里大使和伊朗驻中国大使馆其他朋友为这次访问所给予的协助表示深切的谢意。

广东省召开参加过广州起义的部分老同志座谈会
纪念广州起义五十周年
据新华社广州1977年12月10日电
中共广东省委最近召开参加过广州起义的部分老同志座谈会，纪念广州起义五十周年。
座谈会由省委书记王首道主持。
出席座谈会的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同志有：
陈惠清、郭曼果、宋维静、李沛群、甘来等同志。
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同志在座谈会上回顾起义经过时说，广州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区之一。
广州起义，正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于1927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同志，以及周文雍、聂荣臻等同志领导下举行的。
它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
广州起义经过三天的浴血奋战虽然失败了，但绝不是消极的“退兵之一战”，而是为了挽救革命，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积极的、英勇的反击，是我们党领导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又一次伟大实践，在我党发动武装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英勇壮烈的一页。
许多老同志在回忆当时英勇血战的情景时说，在起义中，许多优秀的同志，包括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张太雷同志，壮烈牺牲了。
他们那种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今天，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抓纲治国，把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为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而奋斗。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坚真、副书记吴南生、广州市委书记钟明，和省、市委有关部门负责人杨应彬、陈越平等参加了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省、市委领导同志和参加广州起义的部分老同志，参观了广州起义文物、资料展览。

知错就改
10月24日，本报发表了中共黑龙江省集贤县委坚决抵制大吃大喝风的通讯，并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此风刹得好》。
评论员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些领导机关竟然借挑战、应战、参观、访问、开展对口赛之名大摆筵席，广大群众很不满意。
近几个月来本报不断收到读者来信，对这种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
他们说：
‘这不叫对口赛，叫对口吃。
’‘这不是鼓实劲，而是鼓虚劲，鼓嘴劲。
’这种情况应当引起这些地区的党委注意。”
这段话中提到的读者来信，就包括今天刊登的李香民同志的来信。
“这不叫对口赛，叫对口吃”，正是李香民同志信中的话。
李香民同志的来信，对黑龙江省鸡西、鹤岗、双鸭山三市开展对口赛中出现的大吃大喝歪风提出了批评。
我们觉得来信所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是关系到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光荣传统，贯彻执行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大问题。
我们将信转给中共黑龙江省委，请他们调查处理。
黑龙江省委对来信十分重视，派出调查组对来信反映的问题作了认真的调查，并协助三市市委刹住了大吃大喝风。
李香民同志的来信，对鸡西等三市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这种对革命事业负责的主人翁精神，值得表扬。
三市市委虚心接受批评，认真检查缺点错误，并采取有效措施，很快刹住了大吃大喝风。
这种知错就改的革命精神，应该继续发扬。
从这里，人们看到了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崭新政治局面：
有着高度政治觉悟和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精神的人民群众，敢于向一切不正之风作斗争，敢于向领导机关提出批评意见；
领导机关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认真检查和纠正缺点错误，改进思想作风，使革命工作更好地向前发展。
这正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的传统作风的生动体现。
集贤县委坚决抵制大吃大喝风的经验，已经引起广泛的反响。
“大吃大喝可耻，艰苦奋斗光荣”，已在全国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
但是大吃大喝这股歪风还远远没有完全肃清。
我们要继续努力，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把这股歪风肃清，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切实恢复过来，发扬光大。

群众给我们敲了警钟
——鸡西、鹤岗、双鸭山三市的调查
根据《人民日报》转来李香民同志的信，我们对鸡西、双鸭山、鹤岗三市在对口赛中讲究吃喝、排场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调查证明，李香民同志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而且有些问题比信中反映的还要严重。
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问题：
一、互相大吃大喝。
三市在互相学习访问中，以热情招待为名，代表团来、去都要设宴招待一次，有的单位每天晚上还要加小宴一次。
这样，每人每天的招待费就有三、四元之多，有的比这还高。
二、讲排场，摆阔气。
双鸭山、鹤岗两市为了迎接其它两市的代表团，都组织了上万人的欢迎队伍，从车站一直排到宾馆，敲锣打鼓，鸣鞭放炮，载歌载舞。
有的单位只去一、二个人参观，也要组织迎送队伍。
双鸭山市代表团到鸡西参观时，有火车不坐，偏要乘大客车，往返八九百里。
有些单位的宴会搞得很阔气，鸡西财贸代表团到鹤岗参观学习，呆了三天，主食、副食没有重过样，特制的点心上还刻有“热烈欢迎”的字样。
三、借参观之机游山玩水。
三市公安、法院代表团在鸡西学习期间，鸡西有关部门分别安排他们坐汽车跑二百多里，到兴凯湖游玩一次。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这种大吃大喝风深恶痛绝。
有的群众气愤地说：
“我们干得浑身流汗，你们吃得满嘴流油。
这样下去，社会主义家底不就吃完了吗？
还搞什么四个现代化！”
有的干部也痛心地说：
“党派我们到这里来，是叫我们为人民谋利益的，不是叫我们大吃大喝的。
如果嘴吃馋了，筷子磨短了，酒壶捏扁了，离变修也就不远了。”
这种大吃大喝风，严重影响了劳动竞赛的正常开展。
由于竞赛双方都摆了不少花架子，招待者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学习者匆匆忙忙，走马观花，竞赛不能收到应有效果。
三市市委对于在对口赛中出现的大吃大喝风都曾以市委或市委办公室名义发过文件，并反复强调要刹住这股歪风。
这使大吃大喝风有了收敛，但是并未杜绝。
有的在招待所不敢搞了，就转到单位食堂和饭馆去搞。
有的领导同志对能否杜绝大吃大喝风也缺乏信心。
这次，我们将《人民日报》的意见和李香民同志的信转达给三市市委后，三市领导很受触动。
鸡西、双鸭山市委专门召开了常委会议，进行研究。
鹤岗市委当即决定把狠刹大吃大喝风作为整党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
鸡西市委还向省委正式作了书面检查。
三市市委共同认为：
群众写信向上级机关和党报反映问题，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正常的民主生活，是群众对革命事业负责的表现。
群众的批评非常及时，非常中肯，切中要害，给我们敲了警钟。
我们虚心接受，坚决改正，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三市市委为杜绝大吃大喝歪风，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等教导，深揭狠批“四人帮”穷奢极欲，巧取豪夺，任意挥霍人民血汗的罪行，坚决搞臭大吃大喝风，并把它作为整党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加以解决。
二、重申过去市委发过的有关禁止大吃大喝的文件规定，责成有关部门对前一段存在的问题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对于坚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给予表扬；
对于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给予批评教育；
对于继续搞大吃大喝的，要绳以党纪国法。
三、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坚决做到请客不去，送礼不收，摆宴不吃，私情不徇，廉洁奉公，给群众做出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好样子。
四、发动群众，共同刹风。
把市委的态度、决心和文件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
在社会上造成“大吃大喝可耻，艰苦奋斗光荣”的强大舆论，一经发现大吃大喝，就群起而攻之。
真正做到经办人员拒绝接待，烹调人员不予烹调，财会人员不予报销，使那些热中于搞大吃大喝的人没有市场，四处碰壁。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目前三市大吃大喝风已基本刹住。
他们在革命竞赛中不摆排场阔气，把功夫下在互帮互学上，把精力用到大干社会主义上。
前不久，双鸭山市财贸代表团到鹤岗市回访，鹤岗财贸部门一不摆酒接风，二不设宴送行，三不搞形式主义。
双方就是实打实地按照竞赛条件，一条一条地检查，一项一项地对比，交流经验，取长补短。
结果很受群众欢迎，干部们也因为去掉了那些形式主义的花架子而把工作做好了。
他们不仅在竞赛中不搞大吃大喝，而且在其它方面也狠刹此类不正之风。
例如鹤岗矿务局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检查工作，不搞特殊化，到大食堂同工人、干部一起吃饭，遇有设宴者，一是坚决不去，二是批评教育，受到群众好评。
中共黑龙江省委调查组

这不叫对口赛，叫对口吃编辑同志：
我们双鸭山市和鸡西市、鹤岗市结成了对口赛的对子。
结成对子之后，三个市之间各行各业都一个劲互相参观起来。
据我所知，有报社参观团、电台参观团、司法参观团、市领导检查团、财贸参观团。
哪个团一来都是车水马龙，气派越来越大。
就拿财贸参观团来说吧，鸡西、鹤岗两个参观团没来之前，我市财贸系统各单位就写标语，贴大字报，收拾接待室。
又抽出好多人办伙食、管车辆。
参观团到了佳木斯后有火车不坐，我市偏要派四辆大客车、一辆中客车、还有小车，专程一、二百里去接。
市里又组织了几千人的队伍夹道欢迎，从早九点集合，一直在暴日下等到中午十二点多，人们极为劳累，牢骚满腹。
当天下午三点开欢迎大会，又讲话，又演节目，足足干了一个下午。
第2天，参观团到各单位参观指导，他们到哪里，哪里便什么工作也不能干。
好烟、好茶、好酒、好饭招待，一连几天，都是如此。
参观团临走之前又来我局开座谈会。
地点在烟酒公司会议室，领导让在会议室里安四台扩大器、八个麦克风、八台电扇。
还从小学校借来八十多张桌子，又从商店拿来各种各样的糖果、西红柿（当时我们这儿西红柿刚上市，价格很贵），外加清凉饮料，请参观团吃了一通。
座谈会前，还组织了二百人的队伍，敲锣鼓，放鞭炮，把代表迎进会议室；
待屋里吃完、喝完、谈完，还要夹道欢送。
同志们对上述做法很反感。
有的人说这不叫对口赛，叫对口吃。
如果成天就热中于搞这些，那是大干还是不干呢？！
黑龙江双鸭山市商业局宣传科李香民

烈焰燎原〔中国画〕　王玉珏

白马谣
梁上泉五座又高又大的雪山，山头雪长在，耸立入云端；
象五匹又高又大的白马，长啸抖银鬃，昂首触云天。
五座白马似的雪山，自古难驾驭，横身踞雄关；
五匹雪山似的白马，刚烈又任性，谁敢佩征鞍？
毛主席率领的工农红军，铁脚跨越过大山千万；
指战员都是神勇的骑手，含笑系长缨，勒马挥长鞭。
骑山跃马浑身胆，山听调遣，马听使唤；
跨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奔驰到草地的边缘。
一路上同吃草根，一路上卧薪尝胆，革命骑着马前进，红军的队伍到了延安……

红花岗上放红花
沈仁康
登上城北的越秀山巅，俯瞰广州这座历史名城，半城碧树，半城红旗，满目阳光，满目高楼。
虽在冬日，南国暖融融的气候仍然使人感到春天的信息。
红花岗上放红花，
血迹未干映彩霞。
夺得政权声势众，
中原革命走龙蛇。
我们吟诵朱德委员长的诗句，穿过苍松、木棉、凤凰木、古榕树、南洋杉的林子，踏上越秀山顶的“红墩”，心头是不平静的。
就在这片蓝天底下，染血的广州公社的旗帜傲然飘扬了三天；
就在这片英雄土地上，震荡过巴黎公社街垒炮声的回音。
越秀山当年叫观音山，从公社诞生的那刻起，一直弥漫在激战的硝烟之中，敌人始终攻不下的制高点，后来被命名为“红墩”。
最吃紧的时刻，叶剑英同志亲自上山指挥作战，当时他就是保卫人民政权、坚守新世界前沿阵地的指挥者。
面对着红花绿树，人们怎能不心潮激荡地想起五十年前如火如风的年代。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摧残了。
革命的桃子落进了国民党右派的新军阀手里。
中国共产党人揭竿而起，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是向旧世界打出的英勇的第三枪，在旧世界墙垣上打开了第3个缺口。
这枪声，是锁不住的枪声，它回荡到五十年后的今天。
广州起义领导者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烈士，英名永存。
当时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同志、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长徐向前同志，都参加了这次起义。
大革命时代，广州播下了革命火种，革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尽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的军阀也大肆杀戮，但是烈焰不灭，炮火运行，斗争一直继续着。
这年的10月中，海员爆发罢工；
11月初，工农反对白色恐怖大示威；
12月初，海员、印刷、邮电、汽车各业工人又奋起奋斗。
郊区农民，举行过秋收抗租起义；
邻近各县，斗争的星火飞溅；
陆丰土地革命声势浩大，10月底占领县城，建立工农政权，附近五、六个县一齐暴动，成立农民武装……
广州，呼唤着革命的暴风骤雨，呼唤着革命的惊雷狂电。
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实行武装起义。
起义的主力是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军官教导团。
它是原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的。
一千三百余人，百分之九十的人同情土地革命、同情无产阶级事业，其中有共产党员二百余人。
他们由武汉东行，曾经准备赶到南昌参加伟大的“八一”起义，途中受阻，没有成功。
10月04日，教导团中的共产党员、革命分子，利用假日郊游，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混在教导团里的特务军官、奸细，追踪、盯梢、追问，想探出底细，未能得逞。
教导团的营地在广州东北郊的四标营。
营房是葵叶棚：
竹苇织成的墙，葵叶盖的顶，木板铺的地，走起来摇摇晃晃，吱吱乱响。
12月10日晚，熄灯之后，各个肃反小组分头出动，扑向目标，逮捕特务军官。
然后全体官兵集中开会，所有的灯都打开了，一时明如白昼。
灯光中，平日威风凛凛的、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参谋长，早吓得烂泥般瘫在地上，哀求饶命。
军法官宣布了他和其他十多个特务奸细的罪状，坚决镇压。
这时，叶剑英同志出现了。
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目光炯炯，英明精悍。
他对全团讲了话。
他指出：
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了帝国主义，背叛了革命，撕毁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屠杀工农。
中国工农身上有枷锁、手上有镣铐，所受的压迫剥削太重太深了，我们要把中国工农解放的担子放在肩上。
他又说：
我们对革命忠心耿耿，所以敌人也决不容我们。
张发奎又要收缴我们的枪了，要向我们下毒手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是听凭张发奎摆布；
一是高举红旗，拿起武器，跟我们的敌人干！
我们有党的领导，有无数革命群众支援，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他的话在每一个战士心头回荡。
摇山撼岳的口号声爆发出来：
“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
“向南昌起义看齐！”
“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天晚上，天气晴朗，星斗满天，口号声直冲暗蓝的夜空。
教导团的士兵代表讲话了，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决参加起义。
他把自己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用力摘下来，狠命地摔在地上。
又从口袋里抽出一条红领巾，系在脖子上。
此刻，一个个战士都把帽徽除下来，摔在脚下，每个战士的脖领上泛着红光，领巾在灯光下，火一般鲜艳。
一面锤头镰刀的红旗，在教导团营地徐徐升起，在星空下哗哗地飘展。
秘密口令传下来了：
“暴动！”
12月11日清晨三点半钟，黑夜的末梢，黎明的前刻，广州历史上的光荣时刻啊！
在震天撼地的隆隆炮声中，革命的士兵、工人赤卫队、郊区农军，各路兵马各自向预定的目标进击，夺取敌人的各个据点。
他们象早晨的洪流，向黎明前沉沉黑夜冲击。
“广州苏维埃政府”、“红军总司令部”的横幅，高高挂在被起义军攻下的公安局大门口。
战斗在广州城各处进行着。
本来预计二千工人参加起义，结果有五万工人参战。
他们都带红带子，被称为“红带友”。
早晨八点钟，除长堤一带外，枪声平息了，敌人据点拔除了。
珠江北岸的邮政、电报、无线电、兵营、公安局的一切分署、观音山脚的伪政府……相继升起了红旗。
教导团的一个营，袭击了张发奎的炮队，缴获二十多尊大炮，千余支枪。
郊区农军也迅速占领了广三、广九、粤汉铁路各车站，还冲进了石井兵工厂。
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肃清残敌，搜捕反动军警、官僚、奸细、工贼。
人民专政的铁拳头，使得反动分子丧魂失魄。
广州，狂欢了，沸腾了，解放了！
歌声象东流的长江大河，汇成宏伟的声浪：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
迎接黎明；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
杀向敌人。
我们前进，我们奋斗！
我们暴动，我们胜利！
推翻那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统治，
一切权利归于我们工人农民士兵！
惊动天地的起义，使得帝国主义惶惶不可终日。
停泊在沙面水域的美、英、日帝国主义战舰，升火待命，浓烟把白鹅潭上空染得灰蒙蒙的。
大炮全部褪去了炮衣，炮口指向长堤的工人赤卫队工事；
过去狗咬狗的新军阀，暂时又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疯狂扑来，共同对付刚诞生的广州公社。
在红军总司令部里，叶挺、叶剑英等同志伏在长方木桌上铺展的市区地图上，日夜筹划，组织战斗。
观音山是广州北部门户，争夺最为激烈。
十分危急的时候，叶剑英同志出现在苍松木棉林间，来到了最前沿。
教导团战士看到了领着自己从长江边到珠江边的叶团长；
“中山舰事件”中被反动派逮捕后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黄埔军校学生看到了叶军事总教官；
工人赤卫队员看到了敬爱的指挥者，人人
欢欣鼓舞，争相传告，增添了无限
力量。
战斗打得无比顽强。
炮架炸
断了，一位教导团战士蹲在地上，用肩膀当炮架，高呼：
“别管我，开炮！”
打红的炮筒烧伤了他，他耳朵震聋了，鼻孔流着血，还在高喊：
“开——炮！”
子弹炮弹打光了，战士们就用刺刀拚、石头砸；
刺刀断了弯了，石块光了，就抱住敌人用牙咬。
一个重伤的工人赤卫队员躺在木棉树下，鼓励着自己的战友：
“同志们，血不会白流的。
现在已经是腊月残冬了，春天就要来了！”
是的，木棉树梢透出了新叶的芽苞，预示着春天已经不远了。
叶剑英同志带领战士们浴血捍卫红色政权，挺立在新世界的前沿阵地上。
英伟的形象永远留在历史的画卷上！
广州公社英雄们的事迹，代代相传，永远记在人们的心里！
二十二年后的10月，真正的春天来到南国。
红旗插上了广州城头，广州公社的歌声漫天飞扬。
正是叶剑英同志率领解放军开进了广州城，他又屹立在新世界的前沿阵地上……
四十九年后的10月，叶剑英同志跟随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保卫了人民政权，他屹立在新世界前沿阵地上的形象，更为高大了……
站在越秀山上，远远近近的《国际歌》声象海浪拍击，滚滚而来。
我想起了敬爱的董必武同志1957年为纪念广州起义三十周年写的诗句，并且大声地吟诵着：
广州起义继南昌，
旗帜鲜明见主张。
只有人民救中国，
更无道路是康庄。
将成即毁原尝试，
虽败犹荣应赞扬。
岗上红花开满地，
卅年前事永难忘。

考场短歌（三首）
黑龙江省巴彦县　孙荣欣嘀嘀嗒、嘀嘀嗒……那永不休止的秒针，拨动考生激跳的心音——党给了我们宝贵的时间，我们献给党的，将是全部青春！
考　卷提起考卷，就想起那个“白卷”小丑。
历史严峻地回答：
他已变成粪土！
对于今天，历史自豪地陈述：
党发下的试卷，就是明日闪光的蓝图！
志　愿当我交上试卷，心里十分坦然。
因为不管上大学还是在农村，都是我美好的志愿。
上大学——是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在农村——是为祖国大厦加瓦添砖……

踏着革命前辈的足迹前进
——影片《烈火中永生》观后感
姜鹰
十多年前，故事影片《烈火中永生》刚开始跟广大观众正式见面，就被江青打入了冷宫。
江青为什么要扼杀这部影片？
就因为影片歌颂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使她这个无耻叛徒如坐针毡；
就因为影片歌颂了革命前辈殊死斗争的光辉业绩，使她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如芒刺背。
粉碎了“四人帮”，《烈火中永生》重见了天日。
银幕上共产党人光照日月的崇高气节，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这伙魑魅魍魉的龌龊灵魂。
斗争的道路坎坷不平，胜利的取得要付出鲜血的代价。
影片的主人公许云峰、江姐、华子良的生活经历不同，个人的遭遇也不同，但是，在各式各样的严峻考验中，都表现了共产党人“合金钢”一般的坚强性格。
死，对某些人来说，简直是谈虎色变。
共产党员许云峰，是怎样对待生与死的考验的呢？
敌人把他单独监禁在地牢里，隔绝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许云峰是这样想的：
只要还有一口气，他的生命就要燃烧，他的斗争就不能停歇！
他支撑着虚弱的身体，用戴着镣铐的双手在石壁上不停地挖着。
浑身汗流如雨，他没有歇一口气；
指头磨出了鲜血，他还是顽强地挖着。
凭着惊人的毅力，他终于打开了越狱的通道。
自由，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既可望又可及的了。
但是，他没有越狱，而是把通道让给了狱中的难友。
难道他不知道情势的危急？
他完全知道敌人将要提前屠杀，生命系于一瞬间！
难道他不珍惜生命？
但他深深懂得：
通道只能使用一次，怎么能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危及其他同志的安全？
明明有生的希望，却毅然以个人的牺牲去换取多数同志的生命。
望着许云峰用鲜血打开的洞口，我们的眼睛湿润了，那石壁上留下的斑斑血痕，分明是他一颗无私无畏的红心啊！
酷刑，是敌人迷信的一种武器。
有些人就是在刑具下成了断了脊梁的癞皮狗。
共产党员江姐在残酷的刑讯下，证明了自己不愧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竹签一根一根地插进她的手指，炭火吐着血红的舌头无情地炙烤着她的身体，敌人以为这样的酷刑总可以撬开一个共产党员的口。
但是，第1次刑讯，江姐的反击是极度的轻蔑：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第2次刑讯，江姐的回答是无情的嘲弄：
“我早就告诉过你，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
江姐是凭着什么经受住痛彻心肺的酷刑的折磨的？
不是别的，是她对党的深厚感情和为党赴汤蹈火的决心，凝成了比钢还硬的坚强意志。
铁打燧石，迸发出的是明亮的火花；
皮鞭打在共产党人身上，迸发出来的是宁死不屈的耀眼的火光。
共产党员华子良在漫长的严酷考验中，显示了无产阶级高尚的美德——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影片开始，我们认识的华子良，不过是一个神情麻木的“疯老头”。
随着情节的展开，他的行动已经露出了“自己人”的端倪。
在越狱斗争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就象云雾缠绕的青山在阳光下亮出了壮丽的面貌，此时此刻的华子良显示出了自己全部性格的美和精神的美。
原来他并不是什么“疯子”，而是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
十五年前他在法场上接受了党的指示：
装着吓疯，长期隐蔽，等待时机。
这个特殊任务，是非同寻常的严峻考验：
在十五个年头里，他必须“装疯”，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必须“卖傻”，有爱不能表示，有恨不能流露；
必须“隐蔽”，同志就在眼前，不能一起战斗，组织就在身边，不能发生联系……。
难道还有比这更难忍受的精神折磨吗？
然而，华子良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
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个信念在他的心里变成了熊熊的火焰，温暖着他，照亮着他，给了他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
只有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人，才会具有这样坚韧不拔的毅力；
只有彻底摒除了个人考虑的人，才能经受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的革命前辈前赴后继、英勇斗争，他们以自己的鲜血，染红了祖国的锦绣大地。
万恶的“四人帮”，十分仇视活着的许云峰、江姐、华子良。
他们采用种种卑劣的手段，企图抹掉老一辈革命家的英雄形象和巨大的历史功勋。
他们祭起“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黑旗，妄图一个巴掌把老一辈的革命家打下去，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把中国拉回到警车嗥叫、监狱林立的旧社会去。
这一切，我们难道能容忍吗？
看《烈火中永生》，放眼当前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我们更加珍惜革命前辈用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江山，更加仇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看《烈火中永生》，展望灿烂的未来，我们深感革命的路还很长，让我们从革命前辈不屈不挠的斗争里汲取力量，去战胜各种困难，去经受各种考验吧！

决不能使日本渔港变成苏联的渔业基地
日本外务省反对苏联提出让苏渔船在日本港口停泊的无理要求
新华社东京1977年12月10日电
日本外务省负责人士12月09日表示反对苏联提出的关于允许苏联渔船在日本港口停泊的无理要求。
据日本报纸报道，苏联渔业部长伊什科夫最近同正在访问苏联的大日本水产会会长龟长友义会谈时，要求日本向苏联渔船队提供渔港，并且想要日本方面为苏联渔船补充燃料、食品，还允许苏联船员登陆“休养”等。
伊什科夫表示，只有满足了苏联提出的这些条件，苏联才能让日本渔民恢复在贝壳岛采捞海带。
这个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各界人士议论纷纷。
据日本报纸报道，日本政府也担心这样会使日本的渔港变成苏联的渔业基地。
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负责人士发表谈话说：
“日本渔民恢复采捞海带和苏联渔船在日本港口停泊，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不能作为交换条件。”
这位负责人士强调说：
“如果同意（苏联）渔船在我国港口停泊，苏联渔船将终年停留在日本近海。
这从保护沿岸渔业的观点来看是有问题的，从保卫安全方面来看也存在着微妙的问题”。
据共同社报道，外务省人士说：
“日本政府不准备同意这种交易。”
贝壳岛是日本北方领土的齿舞群岛中的一个小岛，距离根室半岛纳沙布地角约三千七百米。
1953年06月，大日本水产会会长高碕达之助（已故）同苏联缔结了日苏之间采捞海带的民间协定，确定日本渔民向苏联交纳采捞费可在贝壳岛周围海域采捞海带。
但是，苏联方面提出苏联渔船要在日本领海内捕鱼，遭到日本方面拒绝后，苏联就蛮不讲理地不让日本渔民在贝壳岛附近采捞海带。

努瓦克肖特国家卫生中心等落成
达达赫总统称赞毛、中两国人员亲密合作
据新华社努瓦克肖特电
努瓦克肖特国家卫生中心和努瓦克肖特第2成衣厂的落成仪式11月28日在这里举行。
乌尔德·达达赫总统分别为这两项工程的落成剪了彩。
28日下午，中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康矛召和毛里塔尼亚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穆拉耶·阿卜杜勒·穆明分别代表中国政府和毛里塔尼亚政府在交接证书上签了字，并发表了讲话。
乌尔德·达达赫总统和夫人在康矛召大使和中国工程组组长张凯的陪同下参观了卫生中心的十一个化验室。
乌尔德·达达赫总统称赞毛里塔尼亚和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并肩劳动、亲密合作建设这项工程。
乌尔德·达达赫总统还前往参加努瓦克肖特第2成衣厂的落成仪式。

反对俄国佬的歌声
“滚出去吧，滚出去！
你看来象是真朋友，
但非洲的敌人正是你。
滚出去吧，滚出去！
我们已经揭露过，
你把索马里人民的膏血来榨取；
我们已经看出你，
你掠夺索马里的丰富资源肥自己。
我们再也不能信任你，
滚出去吧，滚出去！”
这是索马里人民最近放声高唱的一首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歌曲，它反映了索马里人民的新的觉醒。
11月14日清晨，即在索马里政府宣布废除索马里—苏联“友好合作条约”和赶走全部苏联专家的决定以后仅仅十个小时，摩加迪沙电台就在它的第1套节目中广播了这首歌曲。
听众们群情振奋，欢欣鼓舞。
这首歌曲很快传遍全市。
现在几乎所有的学生，甚至儿童，都能背诵这首歌词，在街头歌唱。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记者到索马里国家剧院访问了黎明艺术团的青年艺术家——这首歌的作者阿卜杜拉希·辛古卜。
他热情地向记者介绍了创作这首歌的经过，并兴奋地说：
“我带着一颗炽热的心创作了这首歌曲。
那天晚上，我们听到政府的决定后都非常高兴，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决定。
我们激动得睡不着觉。
我们放鞭炮、唱歌、跳舞，就象在1960年索马里独立时我们做的那样。
我们作曲者更是彻夜不眠，编写歌词，创作乐曲。”
他接着回忆说：
“在那天晚上创作的另一首歌曲里，我还这样唱道：
‘嘴上带着蜜，
你要捕食索马里。
滚出去吧，滚出去！
连同你们的毒药一起，
全都离开索马里！
’
“通过这首歌曲，我想告诉索马里人民，苏联是索马里人民最大的敌人。
他们在友谊的幌子下带来的是毒药。”
著名的索马里歌曲《觉醒吧，索马里》的作者之一、年过半百的奥·法拉赫也告诉记者：
“11月13日晚上，在国家剧院内，我们同西亚德·巴雷总统在一起。
总统向我们讲了关于废除索苏友好合作条约和从索马里赶走全部苏联专家的决定。
当时，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拉着我的朋友的手，走上舞台，唱起来：
‘世界上的朋友有两种：
一种朋友待我以真诚，
另一种嘴上谈友谊，
狠毒见行动。
我们应和真朋友更亲近，
远远离开假的那一种。
’所有在场的人们都欢呼起来，西亚德总统也微笑着拍我的肩膀。”
奥·法拉赫回忆着，激动地说：
“1960年，当索马里即将宣布独立时，我们谢赫中学的青年教师谱写了《觉醒吧，索马里》的歌曲。
现在，我们为了唤醒索马里人民，我们要唱《俄国佬滚出去》。
我们要告诉索马里人民：
苏联是头号敌人。”
这位老人告诉记者，在中国浙江歌舞团今年09月访问索马里以后，11月初，苏联的一个庞大的艺术团来到了索马里。
然而，苏联艺术团没有获得在国家剧院表演的机会。
一天，他们来到这个剧院，但是没有人欢迎他们。
气氛十分冷淡，他们在剧院只呆了十分钟就走了。
他还形象地说：
“他们简直好象被一场洪水冲跑了一样。”
这时他不禁靠在沙发上由衷地哈哈大笑起来。
在国家剧院，记者还遇到了索马里著名的歌唱家哈吉。
他深有感触地说：
“1974年在摩加迪沙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11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期间，我们谱写了一支揭露史密斯和沃斯特的歌：
‘他们屠杀绵羊，吮吸鲜血……。
’这首歌也完全适用于今天的苏联。
苏联把索马里看作是绵羊，来吮吸我们的鲜血。”
当记者离开索马里国家剧院时，年轻的剧院经理阿里·法拉赫对记者说：
“我们曾经同苏联建立过友好关系。
但是后来怎么样了呢？
现在我们又明白了什么真相呢？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苏联人在这里谋求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现在准备了三十个歌曲和其它文艺作品来谴责苏联。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文艺来鼓舞、唤醒和激励我们的人民。”
新华社记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由柬共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陪同，12月04日和05日访问了东部大区。
这是陈永贵同志在参观德帮克门县芝雷博密合作社时，同波尔布特同志一起打稻子。
　新华社记者摄

我援建的农技站移交给塞拉利昂
据新华社弗里敦电中国援建的六个稻谷农业技术推广站移交给塞拉利昂的签字仪式11月24日在弗里敦举行。
根据中国和塞拉利昂两国政府签订的换文和会谈纪要，中国农业技术人员已经全部完成了援助塞拉利昂新建和改建十三个稻谷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任务。
有七个站已于1976年05月和1977年01月先后移交给塞拉利昂政府。
塞拉利昂农业和自然资源部代理部长弗·史·康特和宗克文大使在仪式上发表讲话。
讲话后，他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移交证书上签字。

挪威外交部抗议苏联干扰挪威无线电通讯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12月10日电
据挪威报纸报道，挪威外交部就苏联基辅发射台严重干扰挪威民用无线电通讯一事再次向苏联当局提出抗议。
报道说，这一抗议是挪威外交部政治商业司司长托雷·布格12月08日在召见苏联驻挪威使馆参赞马卡罗夫时提出的。
布格提醒苏联方面注意，一年以前挪威外交部曾就此事向苏联当局提出交涉，然而这种干扰至今仍在继续。
他指出，这种干扰严重地影响挪威罗加兰无线电台的工作。
挪威方面要求苏联当局停止来自基辅发射台的干扰。
他还告诉苏联使馆这位参赞说，挪威罗加兰无线电台现在声称要对苏联船只采取抵制行动。
据报道，到目前为止，挪威有关方面就此已向苏联有关当局提出八次抗议。
最近一次抗议是挪威电报局在几天之前向苏联提出的。

新德里举行柯棣华大夫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会
拉蒂菲等发表讲话赞扬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印中人民友谊作出的贡献
新华社1977年12月10日讯新德里消息：
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09日在新德里举行柯棣华大夫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会。
纪念会由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主席比乔埃·库马尔·巴苏主持，有印度人士两百人出席。
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秘书长丹尼尔·拉蒂菲等在会上发表讲话，赞扬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他对印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作出的贡献。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出席了纪念会。
大使馆一等秘书李承曾讲了话。
1938年，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在1942年12月09日积劳病逝。

第9届亚洲男篮锦标赛进入最后阶段
中国队已八战八胜，将同南朝鲜队争夺冠军
据新华社吉隆坡电
第9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进入最后阶段。
在12月09日进行的三场决定第1名至第6名的比赛中，中国队以一百一十比八十一胜日本队，菲律宾队以九十一比九十胜伊拉克队，南朝鲜队以八十比五十八胜马来西亚队。
至此，从初赛到决赛，中国队已八战八胜，将在10日同南朝鲜队进行最后一场比赛，争夺本届锦标赛的冠军。
中国队迎战日本队的比赛是09日晚举行的最后一场比赛。
双方在这场比赛中，打得顽强，争夺得十分激烈。
日本队由于无法突破中国队的防守和犯规太多，最后以二十九分之差失利。
12月09日举行的决定第7名至第14名的四场比赛中，印度队胜巴基斯坦队（一百二十一比九十六）；
泰国队胜香港队（九十四比六十三）；
巴林队胜印度尼西亚队（七十五比七十四）；
新加坡队胜斯里兰卡队（一百零九比六十六）。
在12月08日，中国队以一百一十九比六十三胜了伊拉克队。
这是中国队进入本届锦标赛决赛组以来第3次获胜。
在12月08日进行的另外两场决赛组的比赛中，马来西亚队以八十八比八十四胜菲律宾队，南朝鲜队以九十比八十六胜日本队。
12月08日进行的另外三场决定第7名至十四名的比赛中，香港队胜斯里兰卡队（七十比六十八），新加坡队胜印度尼西亚队（一百零四比七十九），印度队胜泰国队（一百一十九比八十五）。
12月07日，本届锦标赛共进行了六场比赛。
香港队以七十七比七十五胜巴林队，泰国队以一百一十七比六十六胜斯里兰卡队，印度队以一百零四比六十四胜印度尼西亚队，新加坡队以七十七比七十五胜巴基斯坦队，日本队以八十三比七十一胜菲律宾队，南朝鲜队以一百一十四比六十九胜伊拉克队。

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胜利闭幕
齐奥塞斯库同志号召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新的胜利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7年12月09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2月09日胜利闭幕。
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尼·齐奥塞斯库同志所作的关于十一大决议和罗共党纲贯彻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到198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补充措施；
关于制订一九八一——1985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总方针；
关于一九七六——1980年期间提高生活水平和改进报酬法；
关于从1978年起缩短工作日的决定；
关于完善各部门的领导、完善法制、完善内政部和司法部机关的工作的建议以及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措施。
会议还通过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
最后，齐奥塞斯库同志致了闭幕词。
齐奥塞斯库同志说，会议表达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全体人民决心实现罗共十一大历史性决议和关于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及罗马尼亚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纲领的意　志。
他说：
“我们有一个总的战略，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和一个纲领，保证我国沿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光明道路迅速前进。”
他指出，现在，重要的是采取一切政治和组织措施，顺利地贯彻各项决议和党的纲领。
应采取坚决行动以提高党的整个工作水平。
他要求每个党组织、每个党员出色地履行自己的重要使命，团结各阶层劳动人民，坚持不懈地贯彻各项决议。
他号召罗马尼亚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争取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的胜利。

萨达特总统谴责苏联对埃及实行武器禁运
苏联不是阿拉伯人民的朋友
尼迈里总统和哈立德国王强调加强阿拉伯团结
新华社突尼斯1977年12月09日电
据突尼斯《时报》12月09日报道，埃及总统最近向突尼斯电视台发表谈话，谴责苏联对“埃及实行武器禁运”。
萨达特总统问道，在苏联对“埃及实行武器禁运时，能说苏联是阿拉伯人的朋友吗？”
萨达特总统还谴责苏联企图在阿拉伯人中间散布不和。
萨达特总统重申埃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他还说：
“我们确实认为，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现存的问题是以色列—阿拉伯事务的一部分”；
埃及寻求“一项全面的协议，而不是埃及同以色列单方面的协议”。
新华社喀土穆1977年12月06日电
据苏丹通讯社报道，苏丹总统尼迈里最近访问了沙特阿拉伯。
尼迈里总统会见了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
他们讨论了阿拉伯地区的当前形势。
尼迈里总统的新闻顾问穆罕默德·马哈古卜·苏莱曼对苏丹通讯社记者说，尼迈里总统和哈立德国王一致表示要共同努力加强阿拉伯团结。

贝宁科托努综合体育场举行开工仪式
新华社科托努1977年12月08日电
由中国和贝宁合作修建的科托努综合体育场开工仪式，12月07日在贝宁工业和手工艺部长巴泰勒米·欧文斯的主持下举行。
前来参加贝宁国庆节庆祝活动的中国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国家体委副主任于步血出席了开工仪式。
参加开工仪式的有贝宁青年和体育部代理部长、初等教育部长樊尚·格佐杰，青年和体育部秘书长阿科·塞韦·埃马纽埃尔等一千人。
中国驻贝宁大使馆临时代办曹江华和中国技术组负责人林金潮也出席了仪式。
欧文斯和于步血在仪式上讲了话。
他们赞扬贝宁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友好合作关系，并且深信这种关系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一个工业帝国的缩影
洪文达
今天，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垄断集团输出资本、掠夺资源、倾销商品、攫取超额利润的重要工具。
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版的关于跨国公司的书籍数不胜数，但是对一个跨国家、跨部门的大垄断企业，从它的历史到现状进行典型研究的却还不多。
英国记者安·桑普森所写的《独立王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书，比较生动地叙述和剖析了这家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这个“跨越半个世界的工业帝国”的凶险和贪婪本质。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是美国有名的大垄断企业，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名列前茅的巨型跨国公司之一。
1976年它的销售额达一百十八亿美元，雇佣职工三十七万五千人。
它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设有分公司和子公司。
它的总销售额、总产量、资产总额和职工总数中，国外的比重占一半以上。
在这本书中，作者叙述了这家公司从二十年代到战后时期的发迹史。
它在拉丁美洲起家，在欧洲大发展。
它打着“发展由各国国民经营的真正属于本国的体系”的招牌，在二十个欧洲国家建立起经营电讯业的子公司，并通过各种卡特尔协定和西门子、埃里克森、通用电气等三家垄断企业，共同瓜分了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有关市场。
其次，作者以大量篇幅详细描述1959年担任总经理的吉宁，如何在十年内通过建立一套严密而复杂的管理制度和兼并活动，使公司迅速膨胀，
“成为新一代跨国公司的先驱”。
1959年，这个公司已拥有三百三十一家子公司，七万零八家孙公司，在二十七个国家设厂，在七十个国家经营业务。
作者还以大量事实暴露了美国政府大门“为大富豪的院外活动敞开”的情况。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美国四十个州内设有工厂，所以一有需要就能够把美国各地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动员起来”。
总的说来，这本书材料较丰富，文字较生动，以事实暴露了跨国联合大企业的阴暗丑恶内幕。
但作者在评价这种工业帝国的所谓“功过”以及企业和政府关系时，却宣扬“它们的专政和技术已带来新的利益”，说什么跨国公司“正在把我们引向新的世界性社会”，而它的弊端则可通过国家予以限制。
这就完全掩盖和歪曲了跨国垄断资本和垄断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

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纪念柯棣华大夫逝世三十五周年
高梁
三十五年前的冬天，12月09日，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大夫，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逝世了。
他象一颗明亮的星，殒落在中国大地上。
但是他的国际主义的光辉，永不磨灭，至今闪耀在中国人民心中。
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对柯棣华的逝世寄托无限哀思，给柯棣华以高度评价。
在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会上，毛主席送了亲笔挽词：
“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
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三十五年来，中国人民深切怀念柯棣华大夫。
柯棣华大夫诞生在殖民统治下的印度。
1938年，当中国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灾难深重的时刻，年青的柯棣华从医科大学毕业不久，就自愿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前来中国援助抗战。
到了中国，他亲眼看到国民党政府反动腐化，消极抗战，节节败退，非常气愤。
这年10月，他和医疗队其他四位大夫会见了当时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
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亲切热情地欢迎他们，向他们分析了抗战形势，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
他们深受感动，一致决定到陕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服务。
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名字后面加上一个“华”字。
在向延安出发前夕，柯棣华突然接到父亲因贫困折磨去世的噩耗。
但是，他抑制着悲痛的心情，含着眼泪表示坚强的决心：
“不到延安不罢休！”
1939年02月，他们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难，到达延安。
来到宝塔山下，延水河边，看到一派朝气蓬勃的革命气象，柯棣华是何等兴奋啊！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他们无比关怀，亲自出席了欢迎他们的集会，还多次会见了他们。
每次亲切的会见，都使柯棣华感到无比温暖和鼓舞。
解放区火热的战斗生活，同志们团结友爱的关系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使他感到幸福地生活在灿烂的阳光里，充满信心和希望。
这年初冬，当延安大批干部奔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时，柯棣华和巴苏华、爱德华大夫也强烈要求到敌后去，为我们的伤病员服务。
临行前，毛主席亲自出席了欢送会，对他们亲切勉励，嘱咐他们先到晋东南见朱德总司令，然后到晋察冀找白求恩同志。
朱总司令在晋东南根据地亲切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敌后战场的概况和八路军游击战争的主要经验，还专门安排柯棣华、巴苏华随一二九师的一个团参加战斗，以便他们深入地观察抗战形势。
这段短短的战斗经历，使柯棣华认识到我军所以克敌制胜，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和政治工作、优良的革命传统作风和同群众密切的鱼水关系。
他曾极其兴奋地对翻译同志这样评价这段战斗生活：
“我在八路军里生活，也可以算是参加了一个新型的战斗大学啦！”
随后，朱总司令派部队护送他和巴苏华去晋察冀。
他们不避艰险，象雄鹰翱翔在暴风雨之中——跨越太行，穿过冀南，北向冀中和平西，东至运河，北抵长城，纵横驰骋数千里，于1940年春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
在这里，聂荣臻司令员象对待亲人一样，关心照顾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国际友人。
当柯棣华到达晋察冀根据地时，白求恩同志已经逝世了。
他决心留下来，继承白求恩未竟的事业。
就这样，他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
在晋察冀两年多时间里，他始终以白求恩为榜样，工作上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
他不仅从事医疗工作，还从事教学训练，编写讲义，担负着行政和政治工作。
在敌人向根据地残酷“扫荡”的情况下，他和同志们经常沿着山谷峻岭，一边作战，一边转移，一边护理伤病员。
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一切艰险。
行军途中，他指挥医院转移，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担架，亲自照顾伤病员。
他经常说：
“伤病员比我重要。”
每遇敌机袭击，他往往不等飞机飞走，就一跃而起，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
他经常为伤病员喂饭，亲自给他们做厚褥子，经常把自己的被子给伤员盖上。
严寒的夜晚，只要听说伤病员需要治疗，他总是立刻起床，不等衣服穿好就走。
转移中，不管风里雨里，他经常把自己的衣服、草帽给伤病员用。
每当伤病员感激他时，他总是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多消灭日本法西斯，这是我们的共同目的。”
他同群众血肉相连，把为群众服务看作自己的幸福。
在敌人一次扫荡中，他路过一个被日寇摧残的村庄，听到断续的呻吟声，就顺声查找，在一间残破的房子里，见到一个由于难产而生命垂危的妇女。
他连忙找来游击队和担架，把产妇送到一个临时救护所，连夜为她做手术，挽救了母子的生命。
正因为这样，伤病员和群众都敬爱他，亲热地称他为“老柯”、“贴心大夫”和“黑妈妈”。
柯棣华以八路军一个普通战士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革命，从不要求半点特殊。
组织上分配给他的马，行军途中，他不是让身体不好的同志骑，就是驮东西；
分配给他稍大一点的房子，他总是腾出来收伤病员，自己往小屋里搬。
他经常穿带补钉的衣服，而把发下的新衣新鞋省下来，给同志们穿。
他把克服困难当作锻炼自己、改造思想的好机会。
他常说：
“我来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享受。”
在艰苦中，他总是乐观、愉快地说：
“我在此间虽然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但我觉得我充满了活力和愉快。
我热爱着中国，热爱着正以无穷的威力摧毁法西斯暴行的英勇抗战的军民！”
在极其艰苦、紧张的战争条件下，柯棣华大夫不放过可以利用的每一刻钟，勤奋学习，追求革命真理。
他经常请老同志给他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红军的光荣传统。
经过巨大努力，他已能阅读中文《论持久战》、《整风文献》等著作，并联系思想，用中文记下学习心得。
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1941年是我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在个人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上有了巨大的变化”。
1942年07月，由于他的积极要求，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宣誓后，他一再向组织表示：
“我决心把我的一切交给中国共产党”；
“我将永远和解放区军民一起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可是，正当他全心全意、斗志旺盛地继续奋战的时候，可恶的癫瘫病却不断地袭击、折磨着他。
党组织一再动员他到后方治疗休养，他坚决不去，表示“一分钟也不愿离开战斗的岗位”。
重病中，他多次恳切地对中国同志说：
“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真伟大，我爱上了你们的事业……我要和你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地进行战斗”；
“我想，只要反法西斯斗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得到解放，就是我死了，印度人民也是高兴的，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一生献给了东方反法西斯斗争最壮丽的事业！”
1942年12月09日，柯棣华同志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不幸与世长辞了！
那时，他宝贵的生命，才度过了三十二个极不平凡的春秋！
根据地的广大军民为柯棣华的逝世无限悲恸。
朱德同志为柯棣华的陵墓题词：
“生长在恒河之滨，斗争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各根据地的广大医务工作者，掀起了一个“学习柯棣华作风”的运动……
柯棣华大夫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国际主义的壮丽赞歌。
如今，每当我们悼念柯棣华大夫的时候，无不深深地为他的光辉事迹所感动，更增强了学习他的崇高国际主义精神的决心。
柯棣华同志，中国人民永远深切怀念你！

神“机”难以妙算
黎建
精密灵巧、运算神速的电子计算机，由于能够代替大量人力，发挥巨大作用，已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部门，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莫斯科《今日亚非》杂志最近为新沙皇献策，想乞灵于电子计算机来对第3世界国家的“社会政治现象与过程进行数量分析”，研究它们的“现有制度、形势、冲突、领导机构的决定和国际关系”，以“预测”这些国家的“政治前景”。
为什么新沙皇的御用学者如此热心地想给第3世界国家充当“算命先生”呢？
原来，他们承认，苏联的“研究家”们在观察、分析和预测这些国家的政局时碰到了“特殊的困难”，缺乏“最有效的方式”。
因为据说第3世界国家的政治形势“有某种不定性”。
尽管他们对“不定性”的含义讳而不谈，但人们只要联系近年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第3世界到处碰壁、连遭惨败的狼狈状况来看，就不难了解此中的原委。
昨天在埃及高唱“友好”、“合作”，冒充“天然盟友”，今天已真相暴露，被人切齿痛恨；
昨天在苏丹干涉内政，大搞颠覆，今天遭到“逐客令”，饱尝闭门羹；
昨天在索马里颐指气使，想当太上皇，今天在“俄国佬滚回去！”
的怒吼声中，灰溜溜地卷起铺盖，黯然离去。
对于一心想要控制第3世界的莫斯科新沙皇来说，第3世界国家接二连三反抗苏联霸权的果敢行为，无异是“平地起风雷”，怎么不叫他们心惊肉跳，使他们感到祸福变幻无常，凶吉捉摸不定呢？
他们现在所要“预测”的，实际上并不是第3世界国家的命运，而是他们自己在第3世界扩张渗透的前景。
可是，电子计算机不管有多大的神通，即使达到每秒运算多少亿次的速度，也难以实现为新沙皇效劳的苏联学者的主观愿望。
他们从这种自动化机器中也许可以获得一些数据和情报，却怎么也无法算出这些国家的人心向背，算出各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难道第3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坚定立场、斗争意志和巨大潜力，是任何电子计算机所能计算出来的吗？
难道第3世界国家的“领导机构”要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和重大决定，苏联能从电子计算机中得到预告和答案吗？
其实，即使这些学者、谋士自己，也对电子计算机的“数学方法”缺乏信心，因而主张“除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外还最大限度地利用专家的知识和直观”。
然而，莫斯科过去在向第3世界进行扩张侵略时，对他们“专家的知识和直观”利用得还嫌少吗？
他们派往第3世界各国的外交官、专家、顾问与形形色色的间谍成千成万，这些情报专家利用他们的职业身份，进行种种活动，提出过多少“直观”报告，结果不也都何济于事？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第3世界一些国家被扫地出门，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它要侵犯别国主权，剥削和控制人家，就必然激起那里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被人民的反霸怒涛所吞没。
不管他们乞灵于电子计算机也好，或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专家知识”也好，反正他们在第3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已经注定了的，毋须枉费心机。

美国演出艺术的危机
美国的演出艺术，正面临危机——许多演出团体收支无法平衡，一些素负盛名的剧团一年来纷纷缩短演期、减少场次，或者因为负债累累而关门倒闭。
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
美国的艺术事业早就成了一种大企业。
艺术创作的成果，不论是音乐舞蹈还是戏剧美术，都早已商品化了，电影更不必说。
由于无休止的通货膨胀，物价盘旋上升，使艺术团体的演出成本大为增加。
尽管票价高昂（纽约著名的大都会歌剧院的票价高达二十二点五美元，约为在当地购买四十盒纸烟的价钱），演出团体仍无法单靠票房收入来维持。
多年来一些演出团体都是依靠几家私人基金会和私人企业的捐赠和官方的资助来应付浩大的开支。
可是近年来私人赠款减少，官方资助又是杯水车薪，于事无济，因而各演出团体产生了严重的财务困难。
以被视为美国演出艺术“橱窗”的华盛顿林肯中心为例，它在本年度演出季节的票房收入仅达开支的百分之六十三，所得的赠款和资助仅及开支的百分之十一，加在一起，也还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开支无法弥补。
一些较小的艺术演出团体的境况更不必说了。
在这种情况下，演出团体就很难保持艺术上的自主，而只能以票房价值来作为权衡剧目取舍的标准。
除了上演一些古典剧目之外，它们必然是要么迎合庸俗的低级趣味，要么为了标新立异而挖空心思。
于是形形色色的荒唐情节、离奇故事、怪诞景象和丑恶表演竞相出现于舞台。
这就是资本主宰一切的腐朽社会中演出艺术必然遭到的命运。
美国演出艺术界的一位负责人不久前承认：
目前还找不到一种办法能使演出团体既上演较严肃的戏剧而又不发生财务亏损。
艺术之受制于资本，可见一斑。
一家美国杂志最近写道：
“演出艺术是向灵魂提供营养的”，而“喂养灵魂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
“在我们自己这个灵魂发生饥荒的国家里，没有大量的金钱也是不能得到这些东西的。”
其实，在美国，金钱虽能把饥饿的肚子喂饱，却不能使空虚的灵魂得到充实。
只要艺术继续是资本的附庸，那么，想让演出事业“向灵魂提供营养”的愿望就不可能达到，“灵魂发生饥荒”的局面也就永远不会改变。
美国的演出艺术的真正危机也就在此。
（尧光　榕津）

阿亚库乔之战　万青力

阿亚库乔平原的春雷
晓谷
一八二四年12月09日，是拉丁美洲反帝反殖斗争史上光辉的日子。
这一天，在依傍着巍巍安第斯山脉的秘鲁阿亚库乔平原上，南美洲各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气壮河山的历史性战役。
隆隆的炮声象阵阵春雷，报道了自由独立的黎明，宣告了西班牙殖民主义对南美大陆三百余年黑暗统治的终结。
深切关注美洲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这个战役是“一次最终保证了西属南美洲独立的会战”。
阿亚库乔战役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班牙殖民主义侵入拉丁美洲。
殖民者用“火”与“剑”进行的野蛮统治，从一开始就遭到拉丁美洲人民用“火”与“剑”的英勇反抗，暴动起义此伏彼起。
十九世纪初，西属美洲大陆普遍卷起新的争取独立自由的风暴。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打击下，西班牙殖民军遭到拉丁美洲民族英雄博利瓦尔和圣·马丁率领的起义大军的南北夹击，节节败退，龟缩到“殖民权力堡垒”秘鲁境内，但仍然保存着大部分实力，伺机反扑。
阿亚库乔战役是拉丁美洲人民团结战斗、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
在战役的直接指挥者、博利瓦尔的战友苏克雷的会战部队里，集合了来自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智利和厄瓜多尔等国的战士。
他们同仇敌忾，发出“彻底铲除西班牙在南美洲统治”的钢铁誓言。
战役开始前，双方都进行了一系列部署。
起义军面临的是殖民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殖民者明白，一旦在阿亚库乔战败，就意味着失去最后的优势，在南美洲的殖民统治将寿终正寝。
殖民军抢先构筑工事，占领了有利的防御阵地，以机动力量切断起义军的交通线。
当时，殖民军配备着精锐的炮兵和骑兵，总数九千多人，又占据了阿亚库乔的制高点，而苏克雷指挥的起义部队只有五千余人，完全暴露在草原开阔地带。
当殖民军发现起义军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处于劣势地位时，完全得意忘形了。
拉塞尔纳总督亲自督战。
战斗一打响，他命令全线出击，在猛烈的炮火之后发起进攻，妄图一举歼灭起义军。
苏克雷沉着应战，发现中路敌军薄弱，决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向敌军中路猛攻，切断敌军左、右的联络。
同时派兵袭敌左翼，牵制了敌方的部分兵力，打乱了敌人整个部署，致敌于左、右不能相顾的被动地位。
在起义军的打击下，殖民军惊慌溃逃，起义军如下山猛虎，浴血奋战，毙俘敌军二千六百多人，打死六名殖民军将军，活捉敌酋拉塞尔纳总督。
交战的平原上到处躺着敌人的尸体，堆满了缴获的枪枝大炮和弹药。
整个战斗不到两小时。
次日，盘踞在秘鲁总督区内的敌军宣布全部投降。
至此，“西班牙的统治就这样最终地结束了”。
阿亚库乔战役的胜利是南美大陆的春雷。
这个胜利的意义是深远的。
拉美一些国家在纪念阿亚库乔战役一百五十周年时发表的宣言指出：
“阿亚库乔战役是拉美人民在争取解放斗争中团结的象征。”
这个伟大的团结，正在鼓舞着今天拉丁美洲人民的正义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