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医科函授　培养赤脚医生
广东博罗县医科函授大学办公室
为了培养和提高赤脚医生政治觉悟、业务水平，我县试办了医科函授大学。
办学中，我们坚持“自学为主，业余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我们组织大家批判“四人帮”，学习卫生战线的先进人物。
根据合作医疗发展的需要和当地疾病发生情况，我们除搞好函授外，还安排一定的时间以公社为单位组织教学班进行教学。
我们采取现场辅导、临床示教、典型病例讨论、兼职教师重点讲授、组织有实践经验的老药农、赤脚医生讲课等形式进行教学。
另外，请中山医学院的教授、讲师和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分片作专题讲座；
安排学员到公社卫生院轮流跟班实践一至三个月。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求兼职教师汇报每次辅导活动情况，学员定期汇报学习情况。
我们采用答卷、临床、个人总结、鉴定等方式进行结业考查。
多数学员成绩优秀。
实践证明，函授教育是迅速提高赤脚医生队伍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的一种较好的形式。
这样做，一不影响队里的防治工作，二不影响学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家庭生活安排，三不脱离贫下中农的教育和监督，四不用国家花很多钱。
医科函授大学创办以来，我县赤脚医生队伍的精神面貌，农村常见病的防治，以及整个农村医疗卫生状况，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学员们更加热爱本职工作，并且带动其他赤脚医生把工作作好。
其次，大多数学员较好地掌握了常见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临床特点和诊治原则。
不少学员学会了对一些危重病症的诊断，并能运用中西两法处理较重的常见病和急病。

十七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
上海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愤怒揭批“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据新华社上海1977年12月06日电
上海文艺工作者最近举行座谈会，密切联系文艺战线的斗争实际，愤怒控诉和批判了“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反革命罪行。
一百多名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工作者出席了座谈会。
他们在发言中说，对文艺战线十七年到底怎么看？
我们心里都有一本帐。
他们列举亲身经历的事实，有力地证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战线虽然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影响，经历了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但每次斗争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
十七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决不是什么“黑线专政”；
是“到处莺歌燕舞”，决不是什么“群魔乱舞”；
是“百花齐放”，决不是什么处处“毒草丛生”。
上海歌剧院陈强、张拓说，1949年上海解放的时候，我们怀揣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新安旅行团”（上海歌剧院前身）的祝贺信，跟随陈毅同志率领的解放大军，带着老解放区的秧歌、腰鼓舞进入了上海市。
在十七年中，我们一共创作和演出了十八个大型歌剧，除了一个洋的，两个古代戏以外，其它十五个都是反映现代斗争生活的，还创作演出了一大批配合各项政治运动的小型歌剧。
其中虽也有些作品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创作了一批好的或较好的作品，特别是1959年，我们排演的大型舞剧《小刀会》，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肯定。
具有革命传统的解放区新歌剧在上海生根开花，发展壮大，事实证明，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
而“四人帮”却把十七年里新歌剧取得的成就一笔抹杀，叛徒江青诬蔑舞剧《小刀会》“刀光剑影，死人太多”，蛮横地把它打入了冷宫，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编导任德耀含着热泪回顾了十七年里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儿童剧茁壮成长的过程，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他说，丧心病狂的“四人帮”颠倒是非，胡说我们剧院十七年演的戏都是“腐蚀毒害青少年的，罪该万死”，把许多带着红领巾进剧院，在剧院入了团、入了党的演员打成“牛鬼蛇神”。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任德耀说，十七年里，我们为孩子们创作演出了大型儿童剧三十九个，小戏九十六个。
其中不少戏在广大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收到过孩子们大批的来信，信中诉说他们看了戏受到的教益。
有的孩子看了《雷锋》等戏后，给我们寄来了学习成绩单和决心书，表示要象雷锋、王杰叔叔那样，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直到今天，当年的小观众，现在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的青年们一遇到我们，就讲过去戏中的英雄形象至今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这一件件，一桩桩，都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结果。
沪剧、越剧、淮剧、评弹这些在解放前日趋衰落的剧种，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获得了新生。
这些地方戏曲的编导、演员在座谈会上说，我们这些剧种在十七年里健康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一朵朵盛开的鲜花，这些事实就是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有力批判。
沪剧著名演员丁是娥在座谈会上，列举了他们在十七年里演出的一大批剧目：
上海刚解放两个月，就演出《白毛女》，接着又演了《赤叶河》、《王贵与李香香》、《罗汉钱》、《好儿女》；
在大跃进年代里，排演了《鸡毛飞上天》、《星星之火》、《芦荡火种》等好戏。
她激动地说，我们演了这么多受广大工农兵观众欢迎的戏，怎么能说是“黑线专政”呢？
尽管“四人帮”独霸文坛，不让我讲话，但我心中坚信毛主席的红线是占主导地位的。
现在清楚了，“四人帮”拚命否定十七年，就是为了篡党夺权，“改朝换代”。
上海乐团、上海市人民评弹团、淮剧团、杂技团等单位的文艺工作者，以他们在十七年中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在政治上、艺术上不断成长的经历说明，十七年里，尽管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照耀着广大文艺工作者前进的征程。
“四人帮”咒骂十七年里成长起来的文艺队伍是什么“背叛了”、“腐烂了”、“掉队了”，纯粹是诬蔑。
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蓝瑛、孟波说，文艺战线十七年的斗争过程，我们都是亲身经历过的。
十七年的文艺战线不是向资本主义倒退，而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正是在斗争中得到不断发展的，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实现反革命复辟。
我们一定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把“四人帮”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彻底砸烂！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和加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提高教育质量，以配合各项经济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华国锋总理致电祝贺蒙博托再次当选扎伊尔总统
新华社1977年12月0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12月06日打电报给蒙博托，祝贺他再次当选为扎伊尔共和国总统。
电报全文如下：
金沙萨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
·塞塞·塞科中将阁
下：
在你再次当选为扎伊尔共和国总统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
祝扎伊尔政府和人民在阁下领导下，在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在发展民族经济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并为非洲和第3世界团结反霸的斗争继续作出贡献。
祝中、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1977年12月
06日于北京

广西梧州市无线电总厂七·二一大学，结合生产特点进行教学，自行设计制造工模三十一套和试制成功新产品一瓦调频机。
这是学员在检查一瓦调频机质量。
本报通讯员摄

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
本报评论员
砸碎“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教育战线思想大解放。
许多地方的党委和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同志，正遵照华主席最近对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的精神，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在保证做好今年大学招生工作、总结普通教育经验、办好普通大学和重点大学的同时，认真研究和总结办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以及电视、函授、广播等业余教育的经验。
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新生面，正在展开。
抓纲治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培养大批人才，不提高国家的科学、教育水平是不行的。
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毛主席一贯提倡的“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的方针。
既要搞好普通教育，办好小学、中学、普通大学和重点小学、中学、大学，又要办好共大、七·二一大学和五·七大学，办好电视、函授、广播等业余教育。
搞好普通教育，特别是办好重点学校，对于快出人才，早出成果，十分重要，十分迫切。
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出人才，共大、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和各类业余学校也出人才。
二十八年来，各条战线的科学技术骨干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后者培养出来的。
实践证明，共大、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和各类业余学校，是适合我国情况，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多快好省地培养大批人才的途径。
我们切不可看轻了这条途径。
今年的大学招生，大大激发了广大知识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反映出我国广大青年渴望学习的良好愿望。
这是一件大好事。
我们应该爱护他们的这种积极性。
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今后一个长时期内，进入国家办的大专院校学习的青年只能是一小部分，进入重点大学的更是少数。
大量的人才要靠共大、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和各种业余学校去培养，广大回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工人、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也要靠这类学校去普及、去提高。
因此，在普通教育迈开前进步伐的同时，其他各级各类学校也应紧紧跟上。
要办好各级各类学校，必须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用毛主席的思想不断总结经验。
毛主席历来重视提高普通学校的教育质量，重视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历来重视工农兵群众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解放后，毛主席多次指示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采用各种形式办学。
毛主席亲自指导中央警卫团和中南海机关办学校，热情称赞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肯定了七·二一大学和五·七干校。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全面破坏党的教育事业。
他们炮制“两个估计”，对各级各类学校竭尽捣乱破坏之能事。
一方面，他们疯狂反对办好重点学校，疯狂打击毛主席、周总理支持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另一方面，贪天之功为己有，把自己打扮成七·二一大学和五·七大学一类学校的发现者和支持者，并在支持的幌子下破坏这类学校的专业技术和基础理论的教学。
“四人帮”推行愚民政策，百般摧残教育，毁灭文化，他们是破坏各级各类学校的罪魁。
我们要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澄清被他们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既理直气壮地办好普通教育，办好普通和重点小学、中学、大学，也要理直气壮地办好共大、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和各类业余教育。
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号召我们：
“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和加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提高教育质量，以配合各项经济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华主席的号召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那些还在消极等待和左顾右盼的同志，要振作精神，立即行动起来，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强领导，发动和依靠群众，总结经验，不仅把已经开办了的共大、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和各类业余学校进一步办好，而且从师资和必要的设备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兴办更多的这类学校，以满足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知识青年普及、提高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为迅速掀起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广开才路。

狠抓职工技术教育　加速培养技术人才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江晶体管厂
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
在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事业中，厂矿企业也要积极发挥作用，做出贡献。
这里谈谈我们厂在培养技术人员方面的认识和体会。
我们厂是1966年创办的，当时的技术力量只有三个“半拉子”无线电业余爱好者。
为了逐步解决技术力量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就把建厂、发展生产和培养技术人员几项工作一齐抓，使生产发展的过程成为培养和提高技术人员的过程。
建厂开始，我们组织几个人修厂房，造设备；
几个人走出去学习，学一点，用一点，边学边干，逐步掌握了一些生产技术。
随着生产的发展，我们更深切地感觉到技术人才缺乏。
靠国家分配吗？
一时解决不了。
我们决定自己培养。
我厂连年增加了一些青年工人，他们都是中学毕业生，朝气蓬勃，热爱自己的工作。
几年来我们结合生产需要，办了技术攻关组、短训班和七·二一工人大学。
1976年，根据我厂生产和科研的需要，还建立了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厂办研究所。
这样做，深受广大职工的欢迎。
他们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劲头非常足。
青年工人崔小菲是1971年入厂的中学生，经常学到深夜，每到假日，就跑到书店、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
为了摸清杂质在硅中的扩散规律，他精心观察每一个现象，随时记录每一个数据。
几年来他记录了大量数据，积累了大量资料，和大家一起成功地改革了一些老工艺，提高了产品的成品率。
他所总结的扩散工艺材料，还写成文章发表在省、市科技资料上。
青年工人张伟，学习非常努力，在研制新型气敏元件的工作中，为了弄通一些技术问题，不辞劳苦地向有关科研单位请教，废寝忘食地查阅资料，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讲解《气敏元件及其原理》，受到师生们称赞。
怎样有效地结合工厂实际，对职工进行文化和技术教育，培养急需的技术人才呢？
我们认为，结合提高老产品质量，新产品投入生产，研制尖端产品；
来安排教学是个好办法。
我们是以生产二极管为主的器件厂，生产定型的硅整流管，并正在和有关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共同研制磁敏、气敏、力敏新器件。
我们办学的第1阶段，把解决老产品的质量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
硅整流器产品质量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工人缺乏基础理论知识，没有从理论上真正理解严格的工艺要求的重要性，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针对这种情况，在教学中，我们力求把大家对产品工艺的感性认识提到理性认识。
经过学习，工人从理论上弄通了工艺规程，在生产实践中减少了盲目性，很快提高了产品质量。
我们办学的第2、第3阶段，是把突破重点科研项目，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
前年我们承担了磁敏器件的研制任务。
这种器件应用范围很广，各方面急需。
我们把研制磁敏器件的技术问题，作为七·二一工人大学进修班的主要学习内容，结合科研工作进行教学。
学员们刻苦学习有关数学、物理知识，查阅了省内、国内和国外的几十种图书和技术资料，认真对待研制中的每个环节，胜利完成了磁敏器件的研制任务。
十年来，我们由只能生产一种锗检波二极管，到现在能生产四十多个系列、四百多个型号的产品，由过去只能生产国内定型老产品，发展到研制一些具有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其中磁敏、力敏半导体器件和气敏半导体器件填补了我国的一些空白。
这些成果的取得是和我们坚持狠抓职工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教育分不开的。
我们自力更生培养了二十名技术骨干力量。
一百多名青工，经过学习已成为有一定理论知识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成为各车间的技术骨干。
工人的平均技术水平大大提高。
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全厂上下为革命学业务、学技术的劲头更足了。

“四人帮”是破坏教育革命的极右派
陕西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一些代表揭批“两个估计”
新华社西安电
曾经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陕西省的一些代表，最近举行座谈，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
代表们指出，“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活动，而且采取了极其卑鄙的手法。
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打成“黑线专政”，以便他们从毛主席、党中央手中夺取文教大权，并以此打开缺口，实现他们“改朝换代”的复辟阴谋。
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作出了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
但是，“四人帮”一伙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在这次会议期间，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反复强调“红线照耀”，“不能说毛主席的红线没有照进教育战线”；
“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知识分子和学生都要“一分为二”。
周总理的指示，同样受到了“四人帮”的疯狂反对。
代表们愤怒地指出，“四人帮”一伙就是这样封锁和反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阴谋炮制“两个估计”的。
西安交通大学代表张国强同志揭发说，当时，“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还用造谣的办法，反对毛主席，欺骗到会的代表。
张国强说，有一次他向迟群问起毛主席肯定高教六十条的问题。
迟群明明知道高教六十条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制定的，可他竟当面造谣说，毛主席根本没有看过高教六十条。
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一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凶恶敌人。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回忆了在那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遭到代表们反对和抵制的情形。
当时，“四人帮”采取高压手段，根本不准说十七年一句好话，也不准对知识分子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当文件第一稿拿出来时，代表们提出文件对十七年的成绩没有说够，应该写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
“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立即跳出来说：
“十七年基本上不是毛主席路线占主导地位，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陕西机械学院教改部副部长韩克敬同志回忆说，当时对十七年教育路线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争论很激烈。
可是，迟群却采取了非常卑鄙的手法，不但严密封锁毛主席1971年夏季的重要指示，而且不许在“简报”中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代表们的正确意见。
在大会、中会上，“四人帮”一伙只准讲十七年教育战线一团糟，不许讲一句好话。
许多教育界的老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迟群一概置之不理。
就是在陕西省小组会上，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的陈明焰同志曾提出，1964年毛主席春节谈话中说过，“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还提出高教六十条是毛主席基本肯定了的文件，不宜否定。
可是，“四人帮”一伙不但不理，而且在修改定稿的“两个估计”中，反而用特别恶毒的语言，猖狂攻击高教六十条。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党委书记卢盛亮同志说，“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把高教六十条说成是“教授治校”，这完全是无耻的诽谤。
“教授治校”本来是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时提出的反动口号，在反右派斗争中早就进行了严肃批判，在制定高教六十条时，明确强调了党对学校的领导，肯定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成果。
“四人帮”一伙根本不顾事实，给高教六十条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代表们愤怒地说，“两个估计”就是在这种高压下由“四人帮”一伙炮制出来的。
当时，许多代表想不通。
陕西省代表吴江声说，他当时对十七年“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这个反动估计想不通。
他说：
“我亲自聆听了毛主席对七省市教育局长的谆谆教导，以后在工作中经常用毛主席的教导鞭策鼓励自己，总想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想不到竟成了党和人民的罪人了！”
西藏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汤化陶说，当时西藏自治区的代表共六人，其中五个人不同意“两个估计”，十来天根本开不成小组会。
我们曾经和中央民族学院等三所民族院校联合起来，提出“两个估计”不适用于民族教育。
当时，西藏自治区党委也曾作出正式决定，认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西藏民族学院中占主导地位。
“四人帮”就是这样强行炮制和推行“两个估计”的。

斩草必须除根
李春光
《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写得好！
讲了人民要讲的话，充满了战斗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精神。
文章指出：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以及其他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论，发端于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
事实就是这样。
“文艺黑线专政”论必须坚决推倒，彻底清算。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搞阴谋文艺的理论先导，不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可能真正摧毁阴谋文艺，那将会是“斩草留根”。
这个所谓“黑线专政”论，它的恶劣影响，远远超出了文艺、教育。
此论一出，不仅文艺、教育、卫生、体育，甚至经济、外贸，以及专政部门（江青不是叫喊“彻底砸烂公检法”吗），就一个接一个被宣布为修透了、烂掉了。
总而言之，全都黑了。
毛主席以及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千成万革命先烈，经历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被诬蔑成一片黑暗。
唯独剩下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一伙象天上掉下来的神仙一样，垄断了“绝对真理”，把持着“绝对权威”。
说穿了，“黑线专政”论就是给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鸣锣开道的。
“文艺黑线专政”论实质上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它有什么“理论”可言？
它从头到尾是林、江一伙的谎言和诡辩。
如果不依靠阴谋手段，不依靠欺骗和诡辩，它能存在一天吗？
现在，我们就是要用铁一般的事实和无可辩驳的论据来击破他们的阴谋，戳穿他们的谎言和诡辩。
当然，它也有一套“理论”伪装，它依靠假革命的词句，确实也在一段时间里欺骗了不少幼稚无知和不明真相的人，例如我这样的人——我真正看穿它，是在林彪叛逃摔死之后。
因此，为了帮助受害的青年，我们也必须彻底批判“黑线专政”论。
我们的批判，一不搞欺骗，二不靠谩骂，三不靠行政手段。
我们就是靠摆事实、讲道理，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真理，靠人民群众。
毛主席说：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黑线专政”论，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东西，从它的出笼到它的猖獗一时，危害多年，其中包含着极深刻、也极宝贵的教训，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我们有必要加以科学的说明和总结。
这样做，必能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全体青年。
这也是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多次听到一些跟我年纪相仿的青年同志和比我年长的干部（其中有领导干部）说：
“唉！
搞不清楚。”
甚至说：
“世界上没有真理！”
这种思想上的迷茫，是“四人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成的严重恶果之一。
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并且一定要加以解决，否则后患无穷。
怎么“搞不清楚”呢？
采取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什么复杂纷乱的事情最终都是可以搞清楚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
“要认真总结经验”。
我认为，除了编写党史之外，还应当着手编写“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以至教育、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方面的专史。
“五四”以来，思想、文化、艺术战线上那样的光荣革命传统，必须肯定，必须歌颂，必须发扬；
那样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总结，必须记取。
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历史阶段。
如何认识这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特点，直接关系到我们当前的工作，而且必将对未来的发展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
要系统地收集、整理材料，汇编出版，要写文章，写专著。
我们也一定要在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过程中，在研究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来阐明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科学真理。
这个工作将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驳“文艺黑线专政”论
——从所谓“文艺黑线”的“黑八论”谈起
张光年
“文艺黑线专政”论包含着一系列政治阴谋，都要彻底清算。
这里，我想就所谓“文艺黑线”的“黑八论”问题，澄清一些事实。
林彪、江青们说：
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我国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何以见得呢？
据说，首先是因为这条“文艺黑线”宣扬了“黑八论”。
他们紧接着列举了“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还有电影界的所谓“离经叛道”论，一共八个。
据说，这就是“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
我长久不从事文艺理论批评活动了。
这里，首先也不是谈理论问题，而是政治上文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林彪和“四人帮”好容易抓住了“黑八论”，作为他们判定“文艺黑线专政”的事实根据和主要罪证。
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事实根据是否合乎事实。
“写真实”论——这是胡风集团在文艺上的代表性论点。
胡风提出“写真实”，是为了否定作家的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反对作家不断改造世界观。
在他看来，歌颂新社会的光明面和革命英雄人物，是不真实的；
只有象他们那样，歪曲地描写社会现象和人们内心世界的阴暗面，才是真实的。
否定新社会光辉灿烂的新现实，是这一谬论的要害所在。
国外的一些假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文艺家，也不断宣扬这种谬论。
1955年，我国文艺界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种种邪说和罪行，包括“写真实”的谬论，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
文艺界大多数人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
全国报刊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批判文章。
这个事实，是林彪和“四人帮”抹杀不了的。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这是一种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是“写真实”论的翻版。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把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奉为神圣，硬说按照旧现实主义来批判新现实，才是“广阔的道路”；
而按照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则是不广阔的。
他们既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也否定社会主义文学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用，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文艺界一些人公开鼓吹这种谬论。
我国文艺界一两个人，马上著文响应。
同年12月，文艺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判了这种反动观点。
这次批判虽然不够深刻，但是针对苏联文艺界开始泛滥的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及时表达了我们的鲜明立场。
文艺界在一九五七、五八年反右派斗争中，直到1960年第3次文代大会上，对于“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资产阶级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观点，继续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深入批判。
这个事实，也是林彪和“四人帮”抹杀不了的。
“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这是在三年困难期间，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影响下，产生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谬论。
这种谬论极力贬抑文学创作中塑造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先进英雄人物的重大意义，反而认为，只有描写“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中间状态的人物，才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和教育作用。
1962年，有人正式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作为“写真实”论的变形再现的“现实主义深化”论，也同时抛了出来。
毛主席及时觉察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逆流的危害性，指示中国作家协会查一查。
1964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一系列党组扩大会议，展开了逐步深入的揭发和批判，并且以《文艺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文章，同时公布了有关的材料。
各地文艺工作者也积极参加了这次思想批判。
这个事实，也是林彪和“四人帮”抹杀不了的。
“时代精神汇合”论——这是一种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合二而一”论的变形。
虽然对文艺创作影响不大，一九六三、六四年间，文艺界也批判过了。
反“火药味”论，“离经叛道”论——这是江青等人抓住文艺界个别同志的片言只语，拼凑成这支离破碎的两论。
是错误，也该批。
文艺界在1964年也批判过了。
反“题材决定”论——剩下这一个，情况复杂，稍微多说几句。
反“题材决定”论？
当初看到这个名目，很怪，不大懂。
想来想去，原来指的是文艺界为宣传百花齐放政策而提倡题材多样化，或题材、风格多样化。
江青等人硬要把它拉进他们拼凑罗织的“黑八论”中，何不直截了当地名之曰“题材多样化”论，或“题材、风格多样化”论呢？
不行，他们不敢！
因为那样一来，也就直截了当地暴露了他们反对百花齐放的狰狞面目。
这件事情难倒了他们，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发明出一个反“题材决定”论，用以暗指他们所要反对、所要扼杀的东西。
文艺创作的题材和主题，都是作家从生活中间得来的。
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来说，是生活决定题材和主题。
从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来说，题材和主题，又受到作家世界观的制约或决定。
这是一般的常识。
作家如果按照社会上对某种题材（广义的社会题材）的要求，写出了好作品，也都是以他长期的生活积累为依据。
那么，又哪来一个奇怪的“题材决定”论呢？
原来，这正是“四人帮”奉为至宝的东西。
他们为了反对百花齐放和题材多样化，造成文艺作品的千篇一律化，正是要推行“题材决定”“主题先行”，并且采取“创作办公”的命令方式，按照他们的反动意图规定题材，分配主题（不外乎写“与走资派斗争”那类东西），迫使作者按照“三突出”的模式，关在房子里拼凑人物和情节。
这样一种为阴谋文艺服务的、扼杀文艺创作的“题材决定”论，后来在文艺界称霸多年，罪行累累，贻害无穷，难道不该彻底反掉吗？
文艺界当初提倡题材多样化（经常的提法是：
我们提倡重大题材，同时提倡题材多样化；
或：
革命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还没有预见到后来出现的那样反动、那样猖狂的“题材决定”论。
我们只是反复强调了文艺创作从生活出发，反对从概念出发，从而导致作品的千篇一律化。
这种合理的主张，对于“四人帮”推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文艺，是一个障碍。
他们转弯抹角，生拉硬扯，死命地要把这种合理主张拉进“黑八论”，跟文艺界曾经批判过的“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中间人物”论等等同锁进一个牢房。
这样一来，却又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他们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大搞阴谋文艺的狰狞面目。
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文艺战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
这种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
一个时候，出现这样那样的毒草，这样那样的谬论，是不可避免的。
文艺界在毛主席领导下，每经历一次重大斗争，都给当时出现的文艺黑线以迎头痛击，使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赢得更多的阵地。
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正是在斗争中不断前进的。
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居心险恶，他们肆意混淆黑白，完全颠倒了十七年文艺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真相。
按照他们的逻辑，似乎我国文艺界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无非是黑线与黑线的反复混战，并且越斗越黑，不见一线光明。
他们坚持这种反动逻辑，其目的就是要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在文艺战线的主导地位，从而推行他们那条最反动最凶恶的文艺黑线。
他们还居然向战斗的文艺界倒打一耙：
——你反对“写真实”论吗？
你就是“写真实”论！
你反对“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吗？
你就是“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
你反对“中间人物”论吗？
你就是“中间人物”论！
你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国内外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吗？
你就是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
你竟敢同胡风、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那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作斗争吗？
你就是这样一条文艺黑线，并且是“文艺黑线专政”！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到底要干什么？
到底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为哪个阶级反攻倒算？
难道还不清楚吗！
问题还不只是这样。
他们借口批判“黑八论”，对批判对象的实质丝毫不进行认真的分析，反而把事情发展到极端荒谬的地步。
他们借口反对“写真实”论，弄到害怕、忌讳真实地反映生活，动不动用“真人真事”等等大帽子去扼杀那些忠实于革命生活的文艺作品，或者用胡适派的索隐法，硬要从《红岩》《创业》这些优秀作品的典型形象中，臆测出“真人真事”的痕迹来加以鞭打。
一切没落的反动的阶级都害怕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真实，因为生活本身处处宣告了他们的死刑。
譬如说吧，如果真实地深刻地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本来面目，就宣告了“四人帮”的死刑，同时也宣告了他们的阴谋文艺的死刑。
他们借口反对“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弄到否定一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否定一切有积极意义和历史贡献的现实主义传统，包括外国十九世纪的，我国“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还有苏联早期由高尔基倡导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他们甚至妄图用他们自己臆造的“三突出”方法，代替毛主席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忠实于革命理想和革命现实，是毛主席倡导的这个创作方法的灵魂。
这恰恰是“四人帮”又害怕又仇视的。
他们借口反对“中间人物”论，弄到禁止正确地描写一切中间状态的人物，描写落后人物的转变，描写先进人物的成长过程，描写社会上各种人物的思想改造。
他们甚至把歌剧《白毛女》、电影《创业》、《海霞》中的主要人物，都当成“中间人物”而予以排斥。
“中间人物”竟成为他们扼杀文艺创作的又一根大棒。
如此等等，可见他们的形而上学猖獗到何等地步！
他们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死敌！
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死敌！
关于三十年代文艺，需要专题讨论。
这里只要指出一点。
江青等人不顾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我国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文学艺术成就的高度评价，妄图全盘否定我国三十年代革命的和进步的文艺，并且生拉硬扯，把三十年代文艺拉入建国以后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这是十分荒谬的。
作为文艺战线的一名党员干部，我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也犯过不少错误。
建国以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虽然成绩是主要的，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热情关怀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日益发展壮大，但是我们的工作，远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的要求。
我们对于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重视不够，宣传不力。
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期间，文艺战线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右倾思想有所抬头。
我们一些同志，曾经片面强调团结而忽视斗争。
在文学部门，如上所述，曾经出现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
在艺术部门，特别是戏剧部门，出现了厚古薄今的倒退倾向。
一些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旧戏，一度占领舞台。
一九六三、1964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布了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重要批示，针对文化领域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向文化、文艺界担任组织工作的党员干部提出严重警告。
我们一些同志，经过学习、斗争和初步检查，痛感到只要长期脱离工农兵群众，就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甚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给党的文艺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此后，经过农村“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再教育，我们的头脑清醒了许多。
我们万没有想到，1966年02月，正当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四清”前线从事火热斗争的关键时刻，林彪、江青一伙，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好向全国文艺界大张杀伐了。
此后不久，文艺界就首先成为受害最大的重灾区。
林彪、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炮制出这样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他们互相勾结，预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证。
已经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发端于文艺上的“黑线专政”论，其攻击的矛头决不限于文艺界，也决不限于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而是由此扩展开来，将“黑线专政”的罪名强加于党所领导的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工农业各条战线，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林彪、“四人帮”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利益，利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妄图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全面的反攻倒算，全面翻案和全面复辟。
他们炮制的“黑线专政”论，其所以事事混淆黑白，处处头脚颠倒，正是出于他们全面翻案、全面复辟的政治需要。
穷凶极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必须彻底清算。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当前深揭狠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一定要把林彪和“四人帮”长期颠倒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文艺路线得以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执行。

加强党对干部的教育和监督编辑同志：
有些单位的党组织，对于教育、管理干部的问题有一些模糊认识。
有的认为，领导干部受党的教育时间较长，觉悟高，管不管无关紧要。
有的认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教育是上级的事，自己“管不着”，也“管不了”。
有的甚至担心管得不好会找来“小鞋”穿。
由于党组织放松了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影响了党员干部的思想革命化，也影响了领导班子的建设。
叶副主席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
“党必须对党员，特别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
党教育、管理干部的原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是毛主席的建党思想的组成部分。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教导我们，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支部的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毛主席针对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情况，着重指出加强干部思想革命化的重要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也说明领导干部必须置于党的严格管理教育之下。
希望各级党组织在抓好党员队伍整顿教育工作的同时，特别要重视搞好领导班子的整顿，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管理、教育和监督，以增强党的战斗力。
南京部队某部共产党员
丁伯才左文志乔广太

劳动带头干享受主动让
湖南省益阳县槐奇岭公社东风大队党支部书记蔡名芳，十多年来，以大寨干部为榜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重活、脏活干在前。
1974年冬，他担任了公社不脱产的党委副书记，学习、会议增多，同参加劳动发生了一些矛盾。
怎样做到既作好工作又不脱离劳动呢？
他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挤时间参加劳动。
到公社开会，他顺便挑农副产品上来，担农药化肥回去。
白天开会，他就抓住早晚多干；
开会回来，社员还未收工，他下田就干起来。
田间休息时，社员休息，他就利用这个时间到本队和邻队去检查生产。
今年08月01日，公社组织生产大检查，他天不亮就起床，趁早饭前打完了六亩多田的踩草石灰。
1974年以来，他每年实做的劳动工分都在三千分以上。
他不但自己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教育党员干部坚持和群众实行“三同”，通过参加生产指挥生产，尽量减轻群众的负担，努力实现思想革命化。
群众说：
我们大队的甩手干部少，主要是支部书记带头带得好！
老蔡是劳动带头干，享受带头让。
每年评比大队干部的工分补贴，他都自报得很少。
社员们认为，老蔡为大伙起早贪黑，日夜操劳，该多给他补贴些。
老蔡却说：
“为革命操劳，是共产党员的本分。
共产党员工作、劳动要向最先进的看齐，生活享受要向低标准看齐。”
不论分什么东西，老蔡总是先人后己。
前年夏天，大队来了一些稀少物资，大队考虑他家二妹要外出，就分了一点给他家。
老蔡想到有的贫下中农比自己更需要，就说服爱人，让给了别人。
今年端午节，队上捕了一批鲜鱼分给社员，队干部考虑他家人多，又有老父亲，就把一条五斤多重的红鲤鱼分给他家。
老蔡说什么也不肯要这份特殊照顾，给退了回去。
队里不收。
他看到一位从外地回来探亲的工人，爱人要生小孩，就把这条大鱼送了去，换了小鱼拿回来。
社员见了很受感动。
一位老人说：
“前年过年，队上把最大的一条鱼分给他，他说什么也不要，最后把条鱼砍成几块，送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吃。
唉！
老蔡真是个好干部，心眼里时刻装着群众呀！”
最近，蔡名芳同志光荣地被贫下中农推选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贫下中农高兴地说：
“选这样的人当代表，我们真是一百二十个放心”。
本报通讯员

坚强的战斗堡垒
——介绍江西省莲花县王佐支部决议案
在江西省莲花县革命烈士纪念堂里，有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中共莲花县王佐支部决议案。
这件文物虽已残缺不全，但它记录了革命战争年代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组织领导干部、群众向敌人英勇斗争的部分史实。
这本支部决议案，记录的是1933年02月24日至04月13日一个多月中五次支部会议的决议。
当时正是苏区第4次反“围剿”期间。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一、二、三次“围剿”的失败，于1932年调集五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开始了第4次“围剿”。
国民党反动军队六十三师陈光中部进犯莲花，疯狂推行“三光”政策，妄图扼杀革命。
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王佐支部在县委领导下，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带领群众，积极投入粉碎敌人第4次“围剿”的斗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一份支部决议上，这样记载着：
“干部报名当红军”，并动员、领导亲属、群众报名当红军。
“元昌自动承认领导二个群众去当红军。
云福自动承认领导二个群众去当红军……”。
在这次会议上，有六个同志表示要带领八个群众去当红军，并要在第2天的“大会上来报名”。
在另一次会议上，作出了几项关于党员任务的决定：
一、党员要领导“儿童团，马上以村为单位集中宿营，实行军事化及各自准备一切用物等”。
二、“坚持清野工作，各组党团（员）须用大力去（做），鼓动群众家里一齐将米谷和需要一切东西一律（藏）到妥当地方”，“在党团（员）家要先做起，以便引起群众来做。”
三、发动群众“对白军士兵作个别谈话，以拆散敌人的军心，鼓动白军士兵拖枪投诚红军”。
四、“实行负责人查哨线，一刻不能放松”。
决议还体现了我党关心群众生活的优良作风。
在一次会议上，支委专门讨论了优待红军家属的问题。
规定：
“各组对于优待红军（家属）条例要做到”，“各同志领导群众实现（行）礼拜帮助红军家属耕种，硬要做到红军家属没有发现半点困难。”
支部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向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决议中提出，对“各村富农、阶级意（异）己分子必须严格监视，不种（准）自由行动，如有表示不对的，捉拿起来，送交乡苏（即乡苏维埃）处理”。
1933年05月04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六十三师陈光中部，联合莲花、茶陵两县的反动地主武装，倾巢向莲花“进剿”。
由于有象王佐支部这样的党组织领导群众做好了各项应敌工作，敌军深入苏区数十里，找不到东西吃，内部哗变，军心大乱，再加上赤少童（即：
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配合红军对敌作战，敌人的进犯被彻底粉碎了。
仅茶（陵）、攸（县）、莲（花）交界的九路冲一战，就打死打伤陈光中部五百余人，俘敌一千余人。
王佐支部决议案说明，在战争年代，我们的党组织是如何发挥了坚强的堡垒作用，也说明党的领导对于我们夺取胜利的极端重要性。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面前的这份历史文物，就是对他们的严肃、有力的批判。
（江西省莲花县革命委员会宣传办公室供稿）（附图片）

如何计算党龄？
新党章规定：
“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从上级党委批准他入党之日算起。
党员的党龄，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也就是说，预备期不算党龄。
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党的支部应及时讨论他能否转为正式党员。
具备党员条件的，应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如因特殊情况，党支部未能按时讨论，报批晚了，党龄还应按预备期满、转正之日算起。
如果党的组织决定延长预备党员的预备期，党龄应从延长后转正之日算起。

干革命不分份内、份外
刘殿生是黑龙江省绥化县第2人民粮店的党支部书记。
在这个粮店的供应区内，有四户烈军属和五保户。
刘殿生和店内职工一起，七年如01日，给这四户人家送粮、劈柈子、挑水。
刘殿生认为，这些都是他应该做的。
去年春节前夕，老刘照例把白面、大米、豆油等，送到了四户烈军属和五保户家。
七十多岁的退休老工人刘金玉，无儿无女，又下肢瘫痪，老刘走进他家，把米面一放，二话没说，操起扫帚就扫院子，拿起扁担就挑水。
第2天，刘殿生又带领店内的女职工，把刘大爷家的被褥全部拆洗干净了，棚也糊好了，还把一副红纸金字的对联贴在房门上。
一次，刘金玉老大爷的病情加重了，他原来工作的单位和居委会的干部们来了。
要送他住医院。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们……去忙吧。
叫……殿生……来。”
有人愣住了：
刘大爷无儿无女，殿生是谁呢？
居民组长说：
殿生就是经常给他家送粮的粮店老刘。
于是，居民组长跑到粮店找到了刘殿生。
他听说刘大爷病重，立即跑步来到刘金玉家。
刘大爷昏迷不醒，老刘就一连守了三宿，接医生、取药、端屎、倒尿，一天，刘大爷要吃饺子，老刘看他病情好转，可乐坏了，急忙跑回家里让老伴给包了一些饺子，煮好了拿来。
他还把自己家的白糖拿来给刘大爷冲水喝。
正在这个时候，“四人帮”从阴沟里吹来一股冷风，说什么关心群众生活是“福利主义”，搞好服务工作是什么“唯生产力论”。
个别人也跟着说什么刘殿生只抓小事，不看方向。
他想：
共产党员就应当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
不关心群众疾苦，算什么共产党员？！
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这是我们的责任。
有人看他又要去送粮到户，就劝他说：
老刘，粮店是卖粮的，你卖好粮就得了，何必操那份心、受那个累，真是自找苦吃。
老刘严肃地说：
一个共产党员，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不管是份内、份外，不管有多难、多苦，都要干好。
本报通讯员

抓紧党支部革命化建设
河北省武安县土山公社西寨子大队党支部
我们大队过去是有名的落后队，现在成了全县学大寨的标兵队。
这样大的变化是怎样来的？
我们从几年来的实践中体会到，最主要的，是党支部“一班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切实加强党支部的革命化建设。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还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写了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
这篇文章，是我们党的建设的光辉文献。
我们党支部为了反修防修，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按照党章的要求，订了“八不、四严、五带头”的制度。
“八不”是：
不吃请、不受贿、不贪污、不浪费、不腐化、不多吃多占、不脱离集体生产劳动等。
“四严”是：
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家庭，严格要求亲友，严格要求近邻。
“五带头”是：
带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带头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带头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带头维护集体经济，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干社会主义。
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我们党支部对于党内存在的问题，坚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从来不搞自由主义。
一次，我们党支部一名新任副支书的父亲，被一个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请去喝酒，而这位青年干部却不当一回事。
党支部知道后，联系我村从1945年建党以来，先后有三名支委由于不注意思想改造，从生活细节开始，逐步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而犯了严重错误的事实，对这位青年干部进行反修防变教育，使他认识到：
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渠道拉拢腐蚀党员和干部，作为一个干部，必须认真改造世界观，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从此，这个干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自觉地拒腐防变。
又一次，有个支委违反了大队关于私人不准使用拖拉机的规定，因公跟随小拖拉机外出时，给自己捎回了一车煤。
支部了解到这件事以后，召开生活会，进行了思想交锋。
大家说：
“干部的一举一动都会在群众中造成影响。
群众做错了，是一个点，咱们做错了，就会影响一大片。”
通过思想交锋，这个支委认识到利用职权搞特殊化的危害性。
事后，他不但主动地付了运费，还在支委会、干部会、党员会和群众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毛主席说：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
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积极的思想斗争，才使党支部成为一个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的集体。
1976年“四人帮”挥舞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刮起一股反对大干社会主义的妖风，这股妖风也吹到了我们西寨子。
一小撮追随者跑到邯郸大街上贴大字报，说西寨子是“修正主义的典型”。
我们大队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说什么西寨子是“一面黑旗”、“一面破旗”，搞水利是“劳民伤财”。
这股狂风恶浪并没有吓倒我们。
支部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狠狠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自力更生办水利，坚持大干不止，完成了大队水利建设的关键工程截引潜流坝，修建了七百米长的盘山渠和九百米长的越沟倒虹吸，一年就扩大水浇地三百多亩，在实现水利化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在“四人帮”疯狂反对大干社会主义，乱扣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的时候，有些干部产生了“工作忙，不必同社员一样去大干”、“自己出身好，劳动少点也变不了”等错误思想。
为了教育党员干部克服这种错误思想，我们总结了一名原副支书从不参加劳动开始，走上犯错误道路的教训。
这个党员当了副书记以后，好吃懒做，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专搞歪门邪道，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支委会对他进行了多次帮助教育，但他拒不接受，在1972年整党整风时，经上级党委批准，免去了他的支部副书记的职务。
这件事使我们认识到：
不劳动，就会脱离群众，就要人变懒，思想变修。
要反修防变，就必须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普通劳动者。
我们以大寨为榜样，多年来形成一个规矩，就是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不能当干部，劳动不过硬的不是好干部。
支委“一班人”能不能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二把手的模范作用是很重要的。
支部书记王秋林，年过半百，身患多种疾病，但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今年春天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战空心坝期间，他一连四十天没有下火线。
副支书李文庆身体也不好，但他坚持白天和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开会处理工作。
社员们亲切地称他是不停摆的“夜鸣钟”、鼓舞斗志的“老号兵”、冲锋在前的“老标兵”。
在一、二把手的带领下，其他支委都是重活、难活、脏活、险活抢在前。
1970年以来，支部成员每年平均劳动都在三百天以上。
坚持立党为公　密切联系群众
立党为公，密切联系群众，是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
“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
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
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大家认识到：
领导班子要密切联系群众，带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支委会成员必须弄清当干部是图个啥？
如果当了干部，就利用职权捞取私利，那么他和群众的关系就与过去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差不多了。
因此，必须坚持立党为公的思想，不搞特殊化，不谋私利，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例如，近四、五年来招工、上学，俺大队走了十几个人，都是按照党的政策，优先安排复员军人、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子女。
十名支部成员中，没有一个依仗职权送走自己的子女或亲戚的。
大多数支委的居住条件比较差，但他们从来不首先考虑修建自己的房子。
支部书记王秋林家，祖孙三代五口人，住着两间小屋。
他的孩子快结婚了，社员们劝他说：
“当干部也不能不住房，咱大队有的是砖和木料，你就选个地基盖几间吧。”
王秋林说：
“砖和木料是搞水利用的，这房子比我旧社会逃荒要饭住庙台好多了。
等建成了新农村，贫下中农都住上了新房，还没有我住的房？”
近几年来，我们支委会成员没有多占集体一斤粮、一分钱，没有吃过社员一盅酒、一顿饭。
王秋林得了肝炎，供销社给他送去二斤红糖，他坚决退了回去，让给贫下中农。
四年来，供销社销售五台缝纫机，都给了烈军属和贫下中农。
王秋林的侄儿盖房，要他批准买点大队的砖，秋林说：
“眼下搞水利，急着用砖，任何人都不准用。”
支委张禄功管着大队的粮食和集体几十万元财产的大仓库，从未丢失过一斤粮、一分钱，群众称他是“三簧锁”、“保险柜”。
全大队五十名大队、生产队干部没有吃请受贿的，没有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
四十二名共产党员，十九名是好干部，二十一名是好社员。
干部、党员感到理不短，身不软，说话有人听，支部决定能执行。
党群关系融洽，大家精神振奋，革命和生产蓬勃发展。

预备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预备党员同正式党员权利不同。
预备党员没有正式党员享有的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候选人或讨论其他问题时，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预备党员同正式党员的义务相同，必须坚决执行党的章程、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交纳党费，参加党组织的活动，积极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这样规定，对于考察预备党员在预备期满后是否具备了正式党员的条件，能否按期转为正式党员，是完全必要的。

为革命拣螺丝帽
“螺丝帽虽然小，祖国建设不可少。”
这是兰州机车工厂利材车间老工人王德儒常说的一句话。
他调到兰州机车工厂工作的十三年里，利用业余时间，坚持为革命拾废弃的螺丝帽。
有人算了一笔帐：
如果用他拣回的直径十六毫米以上的螺丝帽来检修组装机车，以每台机车需要四千五百个的用量计算，就可供三十台机车使用。
王德儒是靠“鸡儿刨食”的精神拣回这些螺丝帽的。
每隔十天半月，他就要到工厂的垃圾堆和废料堆去转一遍，拣回那些废旧的螺丝帽。
他常年不断地见到螺丝帽就拾，拾了就用。
夏天，他每天早晨六点多钟进厂，推着自行车，车后挂着一个小麻布口袋，东走西拣，见一颗拾一颗。
冬天天时短，他中午不休息，东觅西寻地到处去拣。
有时，他不顾弄脏衣服，跳进泥里水里去拣螺丝帽。
就这样，日复01日，年复一年，他从不间断。
有一次，一个徒工在下班清扫时，不在意把一个螺丝帽扫进了垃圾堆，王德儒见了，急忙从垃圾堆里拾起来吹了又吹。
徒工觉得师傅可笑，王德儒说：
“别看它小，从勘探、采矿、冶炼到加工，一个螺丝帽不知道有多少人花了劳动，扔了多可惜！”
还有一次，王德儒领着一名青年女工拾螺丝帽。
青年女工想，跑到垃圾堆里折腾，象是拣破烂，怪丢人的。
王德儒说：
“旧社会我是个讨饭的，现在毛主席把这么大的工厂交给咱们当家。
我看，把好好的东西拾起来是光荣的，丢掉才是丢人哩！”
开始时，王德儒拾回的螺丝帽，有些人不爱用，认为生锈了，不好看。
王德儒想，拣回来用不到火车头上，等于白拣。
他又想方设法，制造了一台土除锈机。
拣回来的螺丝帽经过除锈，一个个又放出了光泽，大家也都爱用了。
有时，工厂生产上急需螺丝帽，仓库里又没有，工人们就到王德儒的利材车间来找，用到生产上去。
近几年来，由于“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兰州机车工厂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有些人劝王德儒说：
“现在‘锅’都漏了，你舔碗边上的这点饭粒有啥用！”
王德儒回答说：
“咱们大家都来拾这些‘米粒’，不就把窟窿堵住了吗？”
在他的带动下，大家明白了这件工作的重大意义，不少同志和班组都建立了“节约箱”，利材车间还办起了利废点，二十名年老体弱的工人都以王德儒为榜样，为革命拾螺丝帽。
1974年底，王德儒被推选出席了甘肃省工业学大庆会议，并被大会评为工业学大庆的先进个人。
但是，有少数受“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流毒影响较深的人，却诬蔑王德儒是“假典型”、“埋头拉车的黑样板”，王德儒说：
“说什么假的、黑的咱不怕，反正螺丝帽装到火车头上，火车头能跑是真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厂里广大职工越来越认识到老王师傅自觉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为革命拣螺丝帽的主人翁精神的可贵。
今年08月，工厂党委为王德儒记三等功一次，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充分利用煤矸石　大力节约优质煤
唐山地区组织城乡烧用煤矸石取得显著成绩
中共唐山地委和地革委，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大力组织城乡烧煤矸石，取得显著成绩。
现在，全区已有九百多座石灰窑、十二万户社员烧煤矸石，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优质煤。
唐山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煤炭产地之一，有广泛的煤矸石资源。
英明领袖华主席对充分利用煤矸石曾作过多次指示。
唐山地委和地革委，遵照华主席的指示，于1976年11月成立了利用煤矸石领导小组，广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大家逐步认识了利用煤矸石，节约用煤的重要意义。
为了推动烧用煤矸石工作的广泛开展，他们还多次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广工业生产和民用生活等方面烧煤矸石的经验。
如，工业战线交流了利用矸石煤气炉、搁管式矸石炉和沸腾炉，用煤矸石制煤气、烧锅炉、发展生产的经验。
农业战线交流了利用煤矸石烧石灰、烧砖，以及育秧苗等经验；
在生活方面总结交流了滦县热庄子大队，家家户户用煤矸石烧炕取暖、做饭等经验。
这些先进经验的推广，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烧煤矸石的热情。
现在，不仅一些社队、企业积极烧用煤矸石，就连开滦矿务局、唐山发电厂等大型企业也想出了烧煤矸石的办法。
开滦唐家庄矿职工，身在煤海，惜煤如金，采用矸石沸腾炉的办法，保证了上百间厂房、办公室和几百间职工宿舍的取暖需要。
迁安煤建公司做到了卖煤的不烧煤，想方设法烧煤矸石，为国家节约优质煤。
由于广泛发动群众，不断总结经验，唐山地区为利用煤矸石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一）炉灶上烧用。
不仅矸石煤气炉、搁管式矸石炉和沸腾炉能烧煤矸石，还可以在扫地风炉灶及养猪大炉灶等炉灶上使用。
（二）掺烧。
煤掺矸石，可用来发电、制煤气和供生活用。
（三）利用煤矸石烧石灰或制成矸石坯，靠本身自燃烧成砖，做到烧砖不用煤，做砖不用土。
（四）还可以利用煤矸石做煤球或矸石蜂窝煤，供群众生活烧用。
这些简易可行的办法，都是群众在实践中创出来的，推广开来很受群众欢迎，使广大城乡充分利用煤矸石资源、节约煤炭的工作越来越广泛地推广开来。
本报通讯员

加强经营管理　节约用煤用电
焦作市耐火材料二厂降低成本扭转亏损
新华社郑州1977年12月06日电
河南省焦作市耐火材料二厂坚决执行“生产和节约并重”的方针，加强经营管理，努力降低产品消耗，节约用煤用电，取得了显著成绩。
今年一至10月，在超额完成国家生产任务的同时，节约煤炭六千二百多吨，节约用电六十四万度，相当于本厂五个月的用煤用电量。
与去年相比，生产一吨砖所消耗的煤和电分别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二点五和百分之七十一，从而降低了成本，扭转了亏损，实现了增产又节约。
今年，这个厂把节煤节电纳入生产计划，列为工业学大庆和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评比条件，并由党委一名主要领导同志分工负责抓这项工作。
他们放手发动群众，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增产节约的罪行，加强生产领导，调整劳动组织，建立和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规章制度，实行用煤用电定额管理，使节约工作做到级级有人管，层层有人抓。

江苏省盐城县大冈公社，发动群众，大力推广使用沼气，为工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服务。
这是解放大队社员在用沼气烧饭。
本报通讯员摄

外事往来
伊朗男子排球队12月06日晚上在首都体育馆同中国男子排球队进行了访问我国的首场比赛。
比赛结果，中国队以三比一获胜。
伊朗男子排球队是04日到达北京的。
05日晚，中国排球协会举行招待会欢迎伊朗客人。
应国际军事体育委员会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观察员韩复东一行12月06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大马士革，出席国际军事体育委员会代表大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12月06日下午会见日本战史作家儿岛襄先生，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根据中朝卫生合作协定年度执行计划，以覃波为团长、白明为副团长的中国卫生代表团，12月05日离开北京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考察访问。
　（据新华社）

巴山“鸿雁”
在川陕接壤的大巴山区的陕西省宁强县，年过半百的乡邮员、共产党员唐诗友，可以算是群众最熟悉的人物之一。
他二十四年如01日，身背邮包，脚蹬草鞋，为群众送信送报。
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巴山“鸿雁”。
贫农的儿子唐诗友，在1953年走上了邮政工作岗位，在宁强县阳平关区当邮递员。
那时，宝成铁路正在修建，工地上的信件和报刊不少。
唐诗友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地发展，心里高兴，劲头十足，常常加班加点，白天晚上连着干，把信和报纸及时送到修路工人手里。
除了送信送报，他还给铁路上和地质队背送邮寄的器械、矿石标本。
脊背磨破了，他弄来一条扁担把邮件挑上。
过了一些日子肩膀又磨破了，邮件也越来越多，他就把自己家里使用的一辆鸡公车拿来作运送邮件的工具。
随着小车轱辘轱辘转，大批的信件和报刊每天按时送到了繁忙的铁路建设工地。
宝成铁路通车以后，唐诗友被分配往海拔一千四五百米高的苍社、广坪、青木川等大山区送信送报。
他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从不喊苦叫累，总是准确无误地把邮件按时送到。
1955年夏天，他去杨家坝送信，顺便到附近的甘肃省康县两河口赶集。
那里的群众看见他的挂包上有“人民邮政”几个字，都三三两两地围着他，说：
“我们两河口交通不便，不用说省报，就是武都地区报也得十多天才能到。
同志，宝成铁路通车了，你们那里交通便利了，能不能也给我们订些报纸？”
唐诗友爽快地回答：
“传播国内外大事，交流革命和生产建设的经验，是我们邮递员的责任，怎么不可以？”
于是，两河口的机关和人民群众就订了十几份《人民日报》、《大公报》、《甘肃日报》和武都地区报，还订了十二份汉中报。
他把订单开好后，回到阳平关邮局，有的同志说：
“你的担子本来够重的了，我们这里还跑不过来，管别省的事干啥，订下报纸怎么送？
还是把订单收回来吧！”
唐诗友说：
“说出去的话，咋能收回！
省邻之间要搞好协作，多跑几里路怕什么！”
从此，他去苍社和杨家坝地区送信送报，就把两河口地区的报刊也带去了。
宁强县城至巴山区的邮路是全县最艰巨的一条邮路，上红石梁三十里无人烟，下梁过沟又是悬崖峭壁，崎岖难行。
这是当年红军曾经走过的路。
这条邮路，许多人望而生畏，邮政组便采取大轮流跑班的办法，但是这样时常有漏班的现象。
唐诗友看到去巴山区的邮件积压，便三番五次要求跑这条邮路。
局长说：
“巴山区邮件多，山高路险，你年纪大，又有关节炎，算了吧！”
“不！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怎么能让邮件经常积压呢？
我是大巴山区人，山路走惯了，不怕。”
局长答应了他的要求。
从此，他不论天晴下雨，盛夏严冬，都按时出班，辛勤愉快地为巴山区人民递送邮件。
为了方便山区群众，他每次跑班都带上信封、邮票、浆糊，代订报刊杂志，代寄包裹信件，被群众称为“活邮局”。
在乡邮员工作中，唐诗友同贫下中农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把群众的疾苦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他帮助孤寡老人抓药，代买油盐、酱醋，替深山中的小学生买铅笔、本子。
群众遇到了困难，只要他知道了，总是积极帮助，尽力办好。
多年来，唐诗友象老黄牛一样不知疲倦地拉车向前跑。
可是，过去在“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人却说他“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是“典型的奴隶主义”。
面对这股冷风，唐诗友毫不动摇，他坚信为人民服务，埋头苦干，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没有错。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是干社会主义的带头人，带头人就要带头大干社会主义。”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打倒了“四人帮”，唐诗友心花怒放，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战斗。
他激动得逢人便说：
“打倒了‘四人帮’，这一下我们可以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了。”
去年腊月，宁强县下了几年来未有过的大雪，高山积雪一尺多深。
唐诗友忍着关节的疼痛，同往日一样照常出班。
一天，他背上邮包准备出发，一位好心的同志劝他说：
“山上桐油凌，小伙子也难行，这高高大巴山，你上得去吗？”
唐诗友坚定地回答：
“这点雪挡不住我们前进的路！”
他手里拄根棍子，鞋上绑扎着脚码子，以顽强的毅力翻越座座高峰，经过一个个公社、大队、生产队，在千家万户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
今年，县邮局开始用摩托车送信送报，在调整邮路时，唐诗友又主动要求跑一条新开辟的高山邮路。
这条二十里的高山邮路上，有十六个生产队、四所学校、五个知识青年点，全靠步行。
邮局领导上考虑到唐诗友年老有病，准备让他留在机关看大门。
老唐得知此事，心急如火，找到局里负责同志说：
“华主席领导我们抓纲治国，各项工作都在大上，再苦再累我也觉着心里甜啊！
我愿当一辈子人民的乡邮员，永远战斗在这个岗位上。”
在他再三请求下领导上同意了。
他兴奋地迈开他的双腿，在大巴山的邮路上跑得更欢了。
新华社通讯员

广济县由点到面竞办沼气
缺乏燃料的湖北省广济县，现在已有十五个大队、二百八十六个生产队做到了基本上用沼气做饭和照明。
全县已建成沼气池一万一千三百多个。
广济县大部分地区历来缺柴，每年都有大批劳动力外出买煤、打柴。
1975年，县委领导人首先在自己蹲点的大队带领群众办起了沼气，然后组织全县基层干部参观，使点上的经验很快在面上推广开来。
现在县里成立了办沼气的指挥部，每个大队有一名党支部委员、生产队有一名副队长专门抓办沼气的事。
全县各行各业大力协助农村办沼气。
广济县的这些生产队通过大办沼气，还获得了大量好肥料。
（据新华社）

廖承志宴请日化工界友好访华代表团
廖承志会长强烈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
新华社1977年12月06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晚在欢迎日本化学工业界友好访华代表团的宴会上，强烈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
他说，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大事，理应根据日本政府同中国政府严肃约定的准则去安排，决不允许某一超级大国的横加干涉。
廖承志会长说，最近几天，我们北方邻居乘日本内阁改组的机会，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就中日关系问题向日本政府进行变本加厉的露骨的干涉和威胁。
他说，我们北方邻居的这种拙劣做法必将激起日本人民的更大反感。
对于这种霸权主义行径，我们中日两国人民是坚决反对的。
同时，我也相信，日本人民和有识之士，也不会容许任何人对霸权主义行径进行妥协和退让。
代表团团长长谷川周重在宴会上祝酒时说，在我们日本存在着北方领土等等问题，我们北方那个朋友越欺侮我们，我们人民就越强硬。
我们相信，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签订。
他表示希望，代表团这次访华将为发展两国化工贸易方面展开新的局面。
林丽韫、孙平化、吴曙东、陈木等出席了宴会。

河北电力部门千方百计节约用电
据新华社石家庄1977年12月06日电
河北省电力工业战线广大职工身在电厂，千方百计节约每一度电，支援工农业生产。
今年头十个月在超额完成国家发电计划的同时，各个发电厂共节约用电三千四百九十二万度，相当于六个年产三千吨合成氨化肥厂一年的用电量。
今年以来，面对各条战线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河北省电力部门在努力多发电的同时，想方设法节约电厂用电量。
许多电厂开展了以多发电多供电和降低消耗为主要内容的小指标竞赛，把国家下达的电耗指标按工种、设备、岗位，划分成具体的小指标，落实到车间、班组和个人，并且展开了竞赛，有力地促进了节电活动的开展。
许多电厂在节电活动中，坚持从一度电着眼。
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大灯泡换成了小灯泡，取消了“长明灯”。
石家庄热电厂电气车间的工人们千方百计改进运行方式，今年以来，电盘用电少耗六千多度。
河北省广大电业职工在节约电厂用电的工作中，还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对一些耗电量多的设备进行了技术改造。
据石家庄热电厂、邯郸热电厂、涉县发电厂等六个火力发电厂的不完全统计，今年一至10月份就对汽轮发电机、锅炉、电机、水泵等设备进行了二百多项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降低电耗近两千万度。

王化民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李先念副主席、谷牧副总理送了花圈，谷牧副总理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1977年12月06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商业部党组成员、商业部副部长王化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7年11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九岁。
王化民同志的追悼会12月06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送了花圈。
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外贸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也送了花圈。
谷牧副总理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商业部副部长高修主持，商业部副部长张永励致悼词。
王化民同志是山西省孝义县人，1937年09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悼词中说，王化民同志几十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爱憎分明，立场坚定。
在患病期间，他热烈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英明决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大路线和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衷心爱戴英明领袖华主席。
在商业工作中，他积极贯彻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兢兢业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埋头苦干，忘我工作，为促进发展生产，搞好全国商品供应，繁荣社会主义市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王化民同志的生前友好和亲属，以及商业部机关工作人员。

甘南藏族自治州小水电遍地开花
新华社兰州电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各族人民努力发展小水电事业，取得很大成绩。
到1976年底，全自治州建成小水电站一百一十九座，装机容量一万三千九百四十四千瓦，年发电量一千七百八十九万度。
小水电站如颗颗明珠，镶嵌在千里草原，使全自治州百分之八十的公社、百分之五十的大队和百分之四十六的生产队用上了电。
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
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自治州各级党组织和各族人民兴办小水电事业，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很快在全自治州遍地开花。
今年，由于贯彻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广大干部群众办电积极性更加高涨，又有十八座小水电站开始兴建。

苏奥梅拉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芬兰独立六十周年
李井泉副委员长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1977年12月06日讯 为庆祝芬兰共和国独立六十周年，芬兰驻中国大使苏奥梅拉和夫人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井泉，交通部长叶飞，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迟浩田，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国家体委负责人李梦华，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张瑞霭，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中非皇帝博卡萨一世举行加冕典礼
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一世的加冕典礼，12月04日在班吉的加冕宫举行。
在典礼上，博卡萨一世宣读誓言，表示要“确保民族独立和中非领土完整以及尊重各项协定和条约”。

也门指挥委员会主席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萨那1977年12月05日电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艾哈迈德·加什米，12月05日上午在萨那共和国宫接见了中国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大使赵禁，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卡布拉尔主席观看我武术团演出
据新华社比绍1977年12月06日电
中国武术团12月03日到达比绍，对几内亚比绍进行友好访问。
12月05日在比绍举行了首场演出。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卡布拉尔，在中国驻几内亚比绍大使贾怀济和中国武术团团长流静、副团长刘庆齐的陪同下，观看了表演。
出席观看表演的还有几内亚比绍财政部长兼体育运动最高委员会主席卡洛斯·科雷亚，自由战士部长保罗·科雷亚等高级官员。
中国武术团的表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友好往来
中国武术团结束了对贝宁为期一周的友好访问，12月02日晚离开科托努前往几内亚比绍访问。
中国广西杂技团12月01日晚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举行首场演出。
观看演出的七百多名观众中有尼日尔国家元首孔切的夫人孔切·曼杜等。
中国广西杂技团是11月29日到达尼亚美的。
到达后的第2天，达乌达·迪亚洛国务秘书接见了贺亦然团长和贾继周副团长，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以卢兆荫为组长的中国考古小组结束了对罗马尼亚的考察访问后，12月02日乘飞机离开布加勒斯特回国。
12月01日，罗马尼亚社会政治科学院院长米·乔治乌接见并宴请了中国考古小组。
（据新华社讯）

在平壤举行的朝鲜人民军宣传员大会上
金日成主席阐述劳动党任务并提出军人守则
新华社平壤1977年12月06日电
据朝鲜《劳动新闻》报道，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最近在平壤举行的朝鲜人民军宣传员大会上，阐述了朝鲜劳动党的任务，并且提出了人民军军人守则。
金日成主席指出，在共和国北半部加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地；
积极支持南朝鲜人民争取南朝鲜社会民主的斗争；
加强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团结，使它们积极支持和声援朝鲜的革命，这是朝鲜党的三大任务，也是党的路线和方针。
金日成主席强调说，为了贯彻这个路线和方针，最重要的是彻底完成为了在共和国北半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革命任务——思想、技术、文化革命。
金日成主席在谈到南朝鲜革命的问题时说，现在，朴正熙傀儡集团不仅在南朝鲜人民中是孤立的，而且在自己的同盟者中也是孤立的。
南朝鲜人民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仍然在进行着斗争。
共和国北半部人民要支持南朝鲜人民的斗争，要为统一祖国创造有利条件而进行有力的斗争。
金日成主席说，我国坚持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方针。
金日成主席在大会上还就关于加强人民军的政治工作作了指示，并提出了人民军军人的十项守则：
一、人民军军人任何时候都应彻底遵守军事规定。
二、人民军军人任何时候都应熟悉并且管理好自己的武器。
三、人民军军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彻底执行军事命令。
四、人民军军人应一丝不苟地进行党和政治组织分配的工作。
五、人民军军人应严守国家机密、军事机密和党组织的机密。
六、人民军军人应彻底遵守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律和秩序。
七、人民军军人应认真地参加军事政治训练，并且努力学习。
八、人民军军人要热爱人民，对他们的财产秋毫无犯。
九、人民军军人应彻底保护和节约国家财产和军需物资。
十、人民军军人应爱同志如兄弟，在军内彻底树立上下级团结一致的良好风尚。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朝鲜领导人吴振宇和朝鲜人民军各军、兵种的司令官以及人民军其他将领等。

在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同志陪同下
陈永贵副总理访问东部大区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1977年12月06日讯
金边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及其随行人员，12月04日和05日访问了东部大区，受到当地党政领导人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柬共中央书记、政府总理波尔布特亲自陪同陈永贵副总理在东部大区参观访问。
陪同陈永贵副总理参观访问的还有：
柬共中央常委、政府副总理温威和卫生部长秀臣。
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也陪同前往参观访问。
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第1副主席、东部大区为人民服务委员会主席、柬共东部大区委员会书记索平，柬共中央委员、橡胶委员会主席蓬，柬共东部大区常委宾林等亲自到湄公河畔——东部大区区界，迎接陈永贵副总理。
一千多名群众在湄公河畔夹道欢迎。
新搭的彩牌上写着：
“柬中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在车队经过村庄和驶过田野时，成队的群众兴高采烈地鼓掌欢迎。
当陈永贵副总理在中午到达东部大区的苏翁时，受到东部大区委员会副主席、柬共东部大区区委副书记嘉恩和聚集在广场上的近万名群众及革命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04日下午，陈永贵副总理参观了德帮克门县芝雷博密合作社。
陈永贵副总理在参观了社办制药作坊、纺织作坊、铁器组、缝纫组和编织组后说：
“如果不实现合作化，这一切都不能做到。”
芝雷博密合作社社员把自己生产的水布、砍刀等赠送给陈永贵副总理。
在波尔布特书记和陈永贵副总理来到打谷场时，社员们正在紧张地劳动。
波尔布特书记和陈永贵副总理就同社员们一起打谷。
波尔布特书记对陈永贵副总理说：
“我们现在都是合作社社员了。”
05日上午，陈永贵副总理参观了朱普橡胶园和朱普橡胶加工厂。
战争期间，朱普橡胶园和加工厂遭到敌人严重破坏。
解放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现在朱普橡胶园已发展到占地一万八千公顷。
橡胶加工厂已建立六条作业线，日产标准烟胶六十吨。
陈永贵副总理对柬埔寨工人阶级取得的胜利表示热烈祝贺。
陈永贵副总理及其随行人员05日上午结束了对柬埔寨东部大区的访问。
索平、蓬、嘉恩和宾林等同志一直陪送陈永贵副总理到东部大区区界。
数百名群众在区界湄公河码头向中国战友热情挥手告别。
12月05日中午，波尔布特书记、温威副总理和秀臣部长陪同陈永贵副总理到达磅湛市，在中部大区进行参观访问。

巴黎国际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冠军赛结束
据新华社巴黎1977年12月06日电
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冠军赛12月05日晚结束。
中国女运动员杨莹和童玲分别获得女子单打冠军和亚军。
男子单打的冠、亚军分别由捷克斯洛伐克选手奥洛夫斯基和法国选手塞克雷坦获得。
这次比赛是法国乒乓球协会为庆祝这个协会成立五十周年举办的。
应邀参加比赛的有法国、中国、匈牙利、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六个国家的二十八名优秀乒乓球运动员。
这次比赛采用淘汰制和三局两胜的办法进行，并且只进行男、女单打比赛。
这次比赛的男子单打第3名是匈牙利的约尼尔和南斯拉夫的舒尔贝克，女子单打第3名是法国的布·蒂利埃和瑞典的埃·斯特罗默瓦尔。

庆祝中国马达加斯加建交五周年
我驻马临时代办举行宴会
新华社塔那那利佛1977年12月03日电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临时代办靳民生12月02日晚举行宴会，庆祝中国和马达加斯加建交五周年。
马达加斯加外交部长里夏尔·克里斯蒂安·雷米和外交部其他高级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靳民生临时代办和克里斯蒂安部长先后在宴会上讲了话。
宾主回顾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五年来友好关系的发展，并且举杯相互祝贺。

德米雷尔总理接见王猛主任
新华社安卡拉1977年12月05日电
土耳其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12月05日在安卡拉接见了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王猛及其一行。
会见时，王猛主任向德米雷尔总理转达了华国锋总理的问候。
德米雷尔总理请王猛主任转达他对华国锋总理的良好祝愿。
德米雷尔总理说，他相信，王猛主任这次对土耳其的访问，将促进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相互了解。
接见时在座的有土耳其外交部长伊赫桑·萨布里·查拉扬吉尔和青年和体育部长阿里·谢夫基·埃雷克。
12月05日，查拉扬吉尔外长会见了王猛主任及其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王猛主任在12月04日晚举行了答谢宴会，对他及其一行所受到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埃雷克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出席了宴会。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卫永清参加了上述接见和出席了宴会。

我新闻代表团结束对叙利亚的访问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977年12月03日电
中国新闻代表团在结束了对叙利亚历时一周的友好访问后，于12月03日乘飞机离开大马士革。
在访问期间，中国新闻代表团受到了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成员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和叙利亚新闻部长艾哈迈德·伊斯坎德尔·艾哈迈德的接见。
艾哈迈德部长和叙利亚新闻工作者协会分别宴请了中国新闻代表团。
中国新闻代表团还访问了库奈特拉、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等城市，拜访了叙利亚的广播电视台、通讯社、报社以及一些群众团体，参观了工农业项目和名胜古迹。
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友好接待。
中国驻叙利亚大使曹克强为中国新闻代表团的访问，举行了招待会。
据新华社突尼斯1977年12月03日电
以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王寿仁为团长、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陈龙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12月03日下午抵达突尼斯首都，对突尼斯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
03日晚，突尼斯新闻国务秘书办公室主任穆罕默德·福拉蒂举行宴会欢迎中国新闻代表团。
宴会上，宾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曼谷居民举行集会庆祝泰国国庆
泰国首都曼谷居民12月05日在皇家田等公共场所集会，庆祝泰国国庆。
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出席了在皇家田举行的集会，并发表了讲话。
曼谷和外地一些城市在这天还举行了具有泰国民族风格的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
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12月03日检阅了为庆祝国庆举行的阅兵式。
各国驻泰国的外交使节应邀出席了阅兵式。

李强部长到法国访问
新华社巴黎1977年12月05日电
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应法国外贸部长安德烈·罗西的邀请，于12月05日上午到达巴黎，对法国进行友好访问。
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陪同进行访问。
李强部长一行在机场受到了安德烈·罗西部长等法国官员的欢迎。
中国驻法国大使韩克华也到机场迎接。
李强部长是在结束了对英国的访问后到法国的。

法国第25届国际乒乓球冠军赛结束
我获男女团体、单打和女双、混双六项冠军
据新华社巴黎1977年12月03日电
在法国雷恩市举行的法国第25届国际乒乓球冠军赛男女团体赛12月02日晚结束。
中国男子一队和女子二队分别获得冠军。
匈牙利男子一队和中国女子一队分别获得亚军。
法国男子一队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女队分别获得第3名。
法国国际乒乓球冠军赛是法国乒乓球协会主办的，每年举行一次。
本届比赛12月02日开幕，有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中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法国、西德、匈牙利、朝鲜、卢森堡、荷兰、尼日利亚、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美国、南斯拉夫和南朝鲜的一百多名运动员参加。
据新华社巴黎1977年12月05日电
法国第25届国际乒乓球冠军赛经过三天紧张、激烈的比赛，于12月04日在雷恩市圆满结束。
中国队在12月02日获得男、女团体冠军之后，12月03日和04日又获得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四项冠军。
法国队获得男子双打冠军。
12月04日下午，男子单打决赛是在中国选手卢启伟和匈牙利选手克兰帕尔之间进行的。
卢启伟结果以二十一比九、二十一比十和二十一比十八连胜三局，获得本届冠军赛男子单打冠军。
参加女子单打决赛的是中国运动员杨莹和童玲。
比赛结果，杨莹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
中国的杨莹和杨艳群同南朝鲜的金顺玉和李顺珠进行女子双打决赛，中国选手以三比一获胜。
混合双打的决赛也是在两对中国选手之间进行的，比赛结果，魏京生和曹燕华获得冠军。
最后进行的是男子双打决赛，瑞典的弗潘克林和托塞尔同法国的塞克雷坦和比罗肖对阵。
法国选手以三比一战胜了瑞典选手，获得了男子双打冠军。

莫桑比克全国大选结束
从09月25日开始的莫桑比克全国选举运动，12月04日结束。
04日下午，在总统府举行了全国人民议会选举的揭晓仪式，二百二十六名人民议会的候选人全部当选。
萨莫拉总统出席仪式。
　（据新华社讯）

蒙博托总统发表就职宣誓演说
强调维护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12月05日电
重新当选为扎伊尔总统的蒙博托·塞塞·塞科，12月05日上午在金沙萨发表就职宣誓演说。
他说：
“我保证遵守共和国宪法和各项法律，维护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
参加宣誓仪式的有全国各团体的代表和最高法院的成员。
许多非洲国家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宣誓仪式，其中有：
刚果总统雍比—奥庞戈、布隆迪总理爱德华·恩赞比马纳、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萨勒·阿卜杜勒·阿齐兹以及摩洛哥、多哥、苏丹和中非帝国国家元首的代表。
宣誓仪式结束后，蒙博托总统在总统府为外国代表举行了午宴。

贝宁总统接见我政府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科托努1977年12月06日电
贝宁总统马蒂厄·克雷库12月06日上午在共和国宫接见了前来参加贝宁国庆活动并进行访问的，以国家体委副主任于步血为团长的中国政府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于步血团长向克雷库总统转达了华国锋总理的致意，并对代表团在贝宁访问期间受到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
克雷库总统请于步血团长向华国锋总理、中国其他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转达他的致意。
他赞扬贝宁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表示感谢中国对贝宁的援助。
接见时，贝宁总统府办公厅主任吉里吉苏·加多和中国驻贝宁大使馆临时代办曹江华在座。

铁托总统强调他对罗马尼亚的访问十分成功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12月05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12月05日报道，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约·布·铁托在结束对罗马尼亚的友好访问，回到贝尔格莱德后发表谈话说，他应齐奥塞斯库总统的邀请对邻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友好访问“是非常富有内容的和十分成功的”。
铁托总统高度评价了南、罗两国共同兴建多瑙河上“铁门二号”水利工程的意义。
他说，整个水力和航运系统“从其经济和政治意义来说，的确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双边项目”。
“我国建设者和罗马尼亚建设者的这一令人敬佩的共同行动，证明了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深刻信任和友谊”。
他说，“在同齐奥塞斯库总统全面地和诚挚友好地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我的同事们和他们的伙伴进行会谈时，我们一致认为，要进一步发展我们在所有方面的本来就富有成果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之间的合作。”
他还说：
“这次访问还反映出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两党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铁托总统最后再次表示对在罗马尼亚进行的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感到满意，并相信，这将大大地有助于加深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相互谅解、睦邻合作和友谊。

助长气焰
日本报刊语重心长地要求福田政府坚决走反对霸权的道路，而不能对苏联采取屈服、妥协的绥靖政策，否则只能助长苏联的嚣张气焰，使它更加横行霸道。
这是说到点子上了。
霸权主义者总是欺软怕硬的，你越是不敢反霸权，它就越要搞霸权，欺负你。
对此，日本在收复北方领土问题上其实也并不是没有经验的。
苏联从答应归还两个岛，到要永远霸占四岛，到划定二百海里渔业专管水域，到最近扬言要不许日本在这个水域中捕鱼，难道不正是因为看到日本当局软弱可欺吗？

在大肆渲染将达成新的核协议声中
苏美加紧试验新导弹争夺核优势
据新华社1977年12月06日讯 正当苏美两国大肆渲染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即将达成协议的时候，双方都在加紧进行新的战略导弹试验，竞相争夺核优势。
据路透社12月04日报道，苏联正在建造一艘巨型潜艇，它能携带二十四枚多弹头导弹。
这种由潜艇发射的新式远程导弹SS—NX—18的射程大约为五千海里。
另据美联社12月05日报道，苏联在12月01日发射了一枚SS—NX—18型多弹头导弹。
报道说，这是苏联在三十天内发射的第4枚SS—NX—18型导弹。
一些美国人士说，俄国人一直在为部署这种新式导弹进行准备，他们改装了一些D级核潜艇，以便携带这种导弹。
美国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12月05日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了一枚射程为六千九百英里的三叉戟式多弹头导弹。
这是美国对这种导弹连续进行的第9次飞行试验。
报道说，美国准备建造十一艘三叉戟式潜艇和利用原来的海神式潜艇以携带这种导弹。

在“援助”的幌子下捞一把
“不仅是我们，而且还有海洋里我们的鱼，都正在抗议俄国人的虐待。”
这是11月14日在索马里第2大城市哈尔格萨举行的示威游行中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的引人注目的口号。
这个标语牌是几百个标语牌当中的一个，上面还画着许多鱼从水里跳出来，象是发怒的样子。
举着这个标语牌的游行者对他的朋友们说：
“俄国人走了，我们的鱼现在也解放了！”
这个标语牌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它表明，索马里人民对苏联在渔业方面的残酷剥削长期积蓄下来的愤怒，终于爆发出来了。
索马里是非洲海岸线最长的国家，渔业资源相当丰富。
苏联打着“天然盟友”的旗号，在渔业方面对索马里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1974年，苏联和索马里成立了一个“联合渔业公司”。
索马里在公司里持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苏联占有的股份达百分之四十九。
公司成立后，苏联运来了十只一百五十吨级的老渔船，苏联和索马里方面各使用五只。
但是，索马里必须用价值五百万卢布的鱼来偿付使用渔船的费用。
随着这十艘渔船的到来，五百名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家属涌进了摩加迪沙。
在这些渔船上，百分之六十的管理权由俄国人掌握，船长、大副、二副、无线电人员及渔船的其他主要职位都由俄国人担任。
索马里海员只能当下手，干粗活。
这个公司每年捕鱼六千吨，捕龙虾五百吨，价值三千万索马里先令。
但是，支付俄国专家的工资、津贴、食物、住房及苏联石油和设备等费用，每年得花去二千七百万先令，即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
这个公司的经理阿卜杜勒·卡迪尔·谢赫在摩加迪沙的办公室会见新华社记者时气愤地说：
“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我们实际上是在自己的海域里为他们工作。”
索马里在这个公司中比苏联多百分之二的股份，只不过是一个表面样子罢了。
据索马里的朋友说，苏联在六十年代曾“帮助”索马里在边远的东北部的科雷角修建了一个鱼类加工厂。
厂址选在索马里滨海的、陆上交通不便的地方，而苏联的船只却可以乘此机会方便地从印度洋经红海和地中海进入黑海。
这是苏联损人利己的又一例证。
这个加工厂每年生产四百万听鱼罐头，要用其中的一半来偿付苏联的债务。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装作“仁慈”的样子，在1975年同意向索马里提供九百万卢布，“帮助”索马里的旱灾灾民在沿海定居下来当渔民。
但是，到索马里沿海地区的苏联专家不是首先考虑为灾民修建定居点，而是要求索马里政府在沿海的四个地方为他们建造七所现代化的别墅，需耗资二十八万先令，建筑材料的费用全部包括在“援助项目”之内。
还有，苏联沿海勘测队自从1972年就开始在索马里“工作”。
他们住在索马里最好的旅馆里，且具有便利于工作的条件，但是至今还没有给索马里政府提供过一张地图或一张航海图，也没有提供过一个说明调查结果的文件。
他们保证1972年在布拉瓦、埃尔和阿达莱修建三个冷藏库和一所海洋科学学校。
但是五年过去了，他们仍然在纸上谈兵。
苏联在上个月不仅明目张胆地从索马里撤走两国共同使用的船只，而且还突然停止提供双方商定的用于安置索马里灾民的九百万卢布。
这就是苏联的“友谊”和“合作”！
苏联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任意撕毁协议和条约。
渔业公司的谢赫经理深有感触地向记者说，“通过我们切身的经历，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你们称它为社会帝国主义。
它给你的不是帮助，也不是援助，而是剥削。
他们和老牌的殖民主义者一模一样，只不过是改变一下面孔罢了。”
在滨海的摩加迪沙造船厂里，记者深为索马里造船工人的自力更生精神所感动。
工人们请记者观看一艘新造的汽船。
这艘新汽船正是他们在上月赶走厂里的四名苏联专家之后用自己的双手建造的。
一个穿着油污服装的造船工人阿卜杜拉希·奥斯曼自豪地说：
“索马里有句谚语说得好，‘有斧子就不愁没有柴烧’。
在这里，斧子意味着才能和力量。
索马里人决心战斗，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
新华社记者

日本舆论斥责苏联威胁日本阻挠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反霸条款这面镜子照出苏联霸权主义嘴脸
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只能助长它的嚣张气焰
新华社东京1977年12月06日电 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12月01日发表评论指出，苏联使用威胁性的言论来阻挠日本同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这进一步暴露了苏联的霸权主义嘴脸。
评论指出，苏联加紧对日本进行恫吓，是因为“日本人民认识到：
苏联的主张毫无道理，而且，缔结写明反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所以他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早日缔约。
苏联对此更加焦躁不安，便加紧发表威胁性的言论。”
评论在列举苏联最近在日本近海进行的军事示威活动以后指出：
“苏联的这种做法就是由于自己无理就用军事力量来进行威胁，这就是霸权行为。
如果苏联认为自己的对日外交政策同霸权无关，那么，苏联就不应玩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手法，把领土问题搁置起来，而应该堂堂正正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日苏和平条约问题。
苏联还应主动地要求在日苏和约中明确写进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关于不谋求霸权，也反对别国谋求霸权的条款。”
评论强调说：
“苏联做不到这一点，正是因为日中条约所强调的‘反对霸权主义’这面正义的镜子，照出了苏联的丑恶嘴脸。”
评论指出：
“福田新内阁不应当屈服于苏联的威吓，应当告诉日本人民：
苏联领导人的胁迫是毫无道理的。
它应当坚决地走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道路，即反对霸权的道路。
如果它一直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而在日中条约问题上只是装装样子，笼络人心，那么，苏联就会越来越嚣张，就一定会要变本加厉地对日本提出要求。”
评论最后指出：
“缔结日中条约是广大日本人民的愿望，福田新内阁应当使日本人民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
这是关系到新内阁命运的一个问题。
日本人民决不屈服于苏联的威胁。”
日本归还北方领土关西促进会机关报《促进消息》12月02日发表题为《反对苏联的对日攻势》的文章指出：
“苏联非法霸占着我国固有的北方领土，从来不想归还，正把它变成配备着核武器的巨大的军事基地。
苏联无理逮捕和勒索我国渔民。
苏联频繁地派飞机侵犯我国领空，进行间谍活动和军事威胁。
干着这样一些事的苏联有什么资格谈论日苏友好呢？
我们知道，如果听从苏联的命令，日本的独立、主权将支离破碎，日本将被苏联吸干骨髓。”
文章指出：
“苏联扬言将不准日本在它的二百海里渔业专管水域内捕鱼。
苏联所谓的二百海里渔业专管水域，有不小的一部分是苏联非法占领着的我国北方领土附近的水域，苏联根本无权谈论这一水域的事情。
这完全是不顾羞耻的贼喊捉贼的伎俩。”
文章说：
“福田首相从就任之初就说要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但是一直拖延到今天。
福田首相选择的是屈从苏联的压迫、干涉的妥协的道路。
它助长了苏联日益放肆的气焰。
我们不能允许福田内阁使日本走上屈从苏联的道路。
我们强烈要求福田内阁立即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且以坚决的态度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

美国军政界人士和报刊指出
苏联在裁军谈判掩护下加紧扩军
据新华社1977年12月06日讯
美国军政界人士和报纸最近就美苏裁军谈判发表文章或谈话，指出苏联正在用裁军谈判作幌子，来谋取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并且企图利用这种优势对美国和西方进行威胁、讹诈。
美国前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在12月01日一期的《读者文摘》发表的题为《武器控制：
俄国人在骗人！
》的文章指出，苏联“从第1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签订以来，每年都在增加军费开支”，“他们仍然决心在军事上取得对美国的决定性的优势”。
莱尔德写道：
“在军备的每一个重要方面，俄国人的开支无论从美元的角度还是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说，都超过了我们。
在使地面部队现代化方面，他们的开支正以三比一这样惊人的比例超过我们”。
莱尔德说，自从1972年美苏签订第1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以来，“我们担心会发生的最坏情况却正在迅速地变为事实”。
这就是说，美国本来想通过协议限制苏联战略武器的发展，保持自己的优势，而现在苏联却赶上来了。
莱尔德说：
“我们对于任何有可能使我们处于劣势的新协议甚至连考虑都不应该考虑。
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要有一项协议才去谋求签订一项协议。”
“无法实施的协议比根本没有协议还要糟糕。
它们使人们滋长一种毫无根据的安全感和危险的安乐感。”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将军黑格11月29日在西欧联盟议会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指出，十年来，苏联用于整个军事部门的财政开支每年增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它现在能够制造技术极其复杂的第3代或第4代导弹。
西方国家借以弥补数量劣势的质量优势，今天正在迅速减小。
黑格还说，苏联防务结构的改进以及它在常规军备方面令人担心的优势，使得今天的早期警报系统都变得不可靠了。
黑格强调指出，苏联的威胁既是全球性的，也是进攻性的。
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11月25日、26日、30日连续刊载文章，指出苏联“仍在谋求军事优势”。
11月26日的一篇文章指出，“苏联的军备从数量、类型和部署情况来说，再也不能被看作是‘防御性的’了。”
西方国家“必须保持警惕以避免在强大的苏联军事力量面前崩溃瓦解”。
文章认为，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由于害怕战争而忽视现实的政策“不论是在发生战争还是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都只能逐步地导致失败”。
另一篇文章在谈到谈判中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新协议时说，美国政府在同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新协议方面，“已把国家安全的标准大大降低了”，酝酿中的新协议“将使美国的陆基导弹在八十年代初期很容易地受到攻击”。
另一篇文章在谈到常规武器时指出，“以常规武器而论，他们（苏联）同我们的力量对比是八比一”，“他们显然建立了一支可以迅速渗入欧洲的力量”。
文章还说：
苏联“一旦取得对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控制权，欧洲就可能不攻自破。
这使得美国没有什么良好的选择余地”。

自欺欺人
美国前国防部长莱尔德发表文章，以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揭露，苏联多年以来明目张胆违反1972年苏美签订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加紧扩充核军备。
他说：
“武器控制：
俄国人在骗人！”
同时，莱尔德指出，“这些证据一直向国会、报界和公众隐瞒”。
这就是说，过去美国的决策当局也是在骗人。
最近华盛顿的一些军政界人士又在为苏美将要达成限制战略武器新协议进行鼓吹，把它说成是遏止核军备竞赛和保障美国安全的护符。
这就是说，他们是存心让苏联继续骗人，而且帮助它继续骗人，包括骗他们自己。
这也就是自欺欺人。

苏美核会谈剖视
章华
苏美两国所谓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勃列日涅夫不久前颇为得意地说，苏美的核会谈进展“良好”。
美国总统卡特也说，这一会谈不久“将显示出真正取得的进展”。
苏美报刊也不断放风，说双方“作了重大让步”，会谈已打破了“僵局”，“两国已经走上了通往达成协议的道路”，等等。
一项苏美会谈联合公报则大肆吹嘘说：
苏美核协议对“有效地防止核战争、限制军备和向实际裁军过渡的进一步措施具有特殊意义”。
人们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
苏美核协议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
这项协议究竟是“向实际裁军过渡”呢，还是新的一轮核军备竞赛的开始？
苏美的核协议还没有最后拍板成交，但已经有所透露。
西方舆论界对此议论纷纷。
美国有些人吹嘘说，这次将达成的新协议，在战略武器数量上的“平等”，乃是三十年来的“第1次”，它的总限额比1974年规定的限额（即双方拥有的各种战略武器总数不超过二千四百枚）要少，有的报道说是少了十分之一。
但是据说美国在新协议中不再坚持把苏联的重型导弹限制为一百五十枚，而是三百零八枚。
由于美国还没有象苏联这种重型的陆基导弹，所以在相等的导弹数量下，苏联仍然保持了陆基导弹的巨大威力。
有人就指出，“俄国人减少战略发射器限制的总数，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放弃”。
这样的协议对谁有利，人们是很清楚的。
大家知道，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和美国的巡航导弹，是苏美核会谈长期争吵不决的问题。
据透露，在拟议中的新协议，没有把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列入限制总额，而只是要苏联作出不针对美国的部署和不提高生产额的承诺。
有人说，这等于在核赌博中送给苏联的“赌金”。
有人还认为，“苏联的诺言在和平的情况下是可疑的，在战争的情况下是无效的”。
对于美国核武器中具有潜在“威慑力量”的巡航导弹，新协议将规定限制其射程：
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不超过一千五百英里，陆地和海上发射的不超过三百五十英里。
对此，美国舆论指出，“把巡航导弹施加非常严格的限制，以致使这种有希望的武器甚至连研究都不值得”。
无怪乎美国的舆论界有人认为美国是“失远远超过得”。
温故而知新。
苏美核会谈的历史，两家签订的一个个所谓核协议，都证明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从来没有因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签订而停止，尤其是苏联一贯利用核协议来拚命发展核武器，以达到争夺核优势的目的。
在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美国的战略导弹数量曾为苏联的三倍。
但此后，苏联乘美国在侵越战争泥足深陷的机会，特别是在1969年冬开始的苏美核会谈掩护下，加紧扩充核军备。
仅两年半时间，苏联的导弹就从一千二百十一枚猛增到二千多枚，在导弹数量上反而取得优势。
1972年05月，苏美在莫斯科签署的为期五年的《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宣布双方维持核武器的数量，实际上就是以协议的形式确认了苏联导弹数量上的优势，从而使苏联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改进它的核武器的质量。
1974年11月，苏美两国首脑在海参崴会晤，双方宣布了一项在十年内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数目的口头协议，把双方的战略运载工具数量限制在二千四百枚之内，其中分导式多弹头的导弹不得超过一千三百二十枚。
这项协议允许双方大量增加分导式多弹头，改进战略导弹的质量，增加导弹的投掷重量，不受限制地研制机动战略导弹，实质上是一项赤裸裸的推动新的一轮核竞赛的协议。
苏联就是利用这项协议，迅速地研制和发展多弹头导弹、重型的洲际导弹、机动导弹以及逆火式轰炸机。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苏联发展了四种新式的洲际导弹和一种射程达四千英里的潜艇弹道导弹，并在多弹头分导技术上取得了突破。
苏联要在保持数量优势的同时，在多弹头等技术上赶超对方；
美国则力图为保住自己质量上的优势，煞住对方在质量上迅速追赶的势头。
苏联自己承认说，这个期间核武器“谈判的速度落后于各种新式战略武器出现的速度，设计师超过了外交官”。
可见，八年的苏美核会谈及其达成的协议，并不是什么走向“裁军”，也不是什么“互相照顾”、“同等安全”，而是在所谓“限制”的帷幕后面，展开的一轮又一轮的核竞赛。
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说明，谈判无非是为谋求限制对方、发展自己的一种争斗的形式。
而会外的核武器竞赛的结果，则成了谈判的实力后盾。
苏美两国利用谈判和协议掩盖新的竞赛，而竞赛又带来新的谈判，循环不已，扩军不停。
要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有什么差别的话，就是苏联比美国更善于利用谈判和协议捞到好处。
美国某些人有这样一种说法：
如果没有一项限制核武器协议的话，苏联的扩军就更不得了，核战争危险就更增长了。
于是他们幻想用它来“促使苏联人跟着也做出相应的让步”，甚至认为“一项坏的协议总比没有协议要好一些”。
以为只要有了协议，就可以束缚对方的手脚，保持所谓核“均势”。
这种心理，正是可供苏联利用的最好的条件。
历史一再证明，那些以争夺世界霸权为宗旨的帝国主义大国，总是不断地玩弄假裁军的鬼把戏。
二次大战前夕，正当希特勒磨刀霍霍准备战争的时候，德国的代表就在国联主持的世界裁军会议上高谈什么“裁军”、“军备平等”。
结果这次历时近三年的裁军会议，成了帝国主义进行扩军备战的屏风。
有人评论说，那次“裁军会议是讨论用什么样的枪炮去杀人的会议”。
四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又听到这样的警告：
苏美的“限制武器的协议，往往成了进行武装的协议”。
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尽管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核会谈问题上大肆散布乐观气氛，但是它们之间达成的协议，归根结蒂只能促使双方进一步展开核军备竞赛，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