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好军队院校为抓纲治军培养人材-全军院校工作座谈会最近在北京举行？
会议要求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把办好军队院校作为抓纲治军的一项紧迫任务，整军备战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切实抓紧抓好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全军院校工作座谈会最近在北京举行。
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部队主管教育训练的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到会同志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军队教育训练的指示，学习了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指示。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调整和增建军队院校的精神，研究落实有关迅速办校、招生、开课等问题。
大家反映，这次会议对加强我军院校的建设和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到会同志紧密联系军队院校的实际，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破坏军队院校的罪行。
大家一致认为，我军院校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军队院校的建设，对军队院校工作作过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规定了一整套办校的方针、原则和政策。
新中国建立以后二十八年来，在毛主席关于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军队的方针指引下，军队院校迅速发展，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干部和技术人材，为加强我军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军院校工作中始终占主导地位。
但是，彭德怀对军队院校工作进行了干扰破坏，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肆意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方针，鼓吹军队院校“无用论”、“有害论”，全盘否定军队院校的成绩，大砍军队院校，搞乱教学思想，迫害干部、教员，销毁教材、图书和资料，毁坏教学器材和设施，废弛合理的规章制度，败坏优良作风，极大地破坏了军队院校工作，给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害。
大家回顾军队院校工作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更加清楚地看到，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我军院校建设和工作，是他们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罪恶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学习和批判，到会同志对迅速办好军队院校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增强了信心，明确了方向。

会议指出，办好军队院校，加强对干部的教育训练，是关系军队建设和战争准保全局的重大问题，一定要把办好军队院校摆到重要位置上。
大家认为，这样做，一是准备打仗的需要。
当前苏美争霸，愈演愈烈，战争总有一天要打起来。
特别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一定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现代战争的突然性、艰苦性、复杂性对我军建设，特别是对干部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大办军队院校就是为了加速培养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具有现代战争知识，能熟练组织指挥现代条件下作战，体魄健壮的军政干部和专业人材。
这是一个战略任务。
不抓紧这一环，教育训练工作不迅速适应形势的发展，一旦战争打起来，我们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二是整顿军队的需要。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军队的素质受到很大影响，必须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把军队整顿好。
为此，要大力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一方面要搞好部队的训练，一方面要办好军队院校。
三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需要。
到本世纪末，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包括国防现代化，这就必须有一支与之相适应的又红又专又健的干部队伍。
二十三年后，我军的高级干部必然要从现在的中年青年干部中产生。
为了解决军队建设中这个突出的问题，更要办好军队院校。
要使比较年轻的干部经过院校培训，达到政治上提高，能力上加强，学得比较全面的现代战争知识和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一个好的作风，使毛主席培育的我军优良传统永远传下去，使干部队伍适应现代战争和军队建设发展的需要。
同志们说，华主席提出“要努力办好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大力培养各级军政领导骨干和技术人材”，这正是从我们党、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战争准备和军队建设的全局出发的。
现在，经华主席、中央军委批准，调整军队院校的体制，增建一批新的院校，这是抓纲治军的一项紧迫任务，是整军备战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一定要切实抓紧抓好。

关于如何办好军队院校，会议强调，在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破坏军队院校建设的罪行，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要把他们颠倒了的路线和思想是非纠正过来，彻底粉碎“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充分肯定建国二十八年来军队院校工作的成绩。
要大造革命舆论，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动员全军深刻认识办好军队院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且积极参加和支持这项重要的光荣的革命事业，在全军上下造成一种办院校重要，办院校光荣，支持院校工作，尊重院校干部和教员的风气。

二、要用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统一全军的教学思想，指导院校各项工作。
办好军队院校，最根本的是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对我军教育训练的一系列指示。
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继续革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方针，从实战需要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发扬抗大精神，树立好的校风，培养又红又专又健的干部，积极为国防建设、部队建设和加强战备服务。

三、加强院校领导班子和教员队伍的建设。
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
一定要选调最优秀的干部去办院校。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是各级领导认识要高，决心要大，舍得把好干部拿出来；
二是领导机关要深入调查研究，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把干部、教员选准；
三是要批判林彪、“四人帮”迫害院校干部、教员的罪行，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适当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到会同志表示要尽快把院校领导班子配备好，把教员队伍建设好，以适应军队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

四、抓紧时间，大干快上，迅速做好开课收训前的各项教学准备。
叶副主席指示，要“加快步伐，和敌人争时间，抢速度，作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一定要按照这个精神去办校。
对规定调整和增建的院校，要防止和克服消极等靠的思想，创造条件，克服困难，坚决实现邓副主席的要求，在明年二、三月份“开步走”。
各院校要组织力量，编好大纲，写好教材，订好计划，抓好备课。
要有指标，有检查，有考核。
对于新建院校，领导机关也要看到他们的困难，本着统筹兼顾、保证重点的原则，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必要的保障。
所有院校都要贯彻勤俭办校的原则，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因陋就简，边建边训，保证按时开学、收训、开课。

五、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全军动手，办好院校。
各大单位党委要把院校工作列入重要议程，分工专人掌管院校，及时研究解决问题。
各级领导机关要经常深入院校，调查研究，切实解决问题，帮助改进工作。
院校党委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主要精力抓好教学工作，多快好省地办好院校。
要经常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动员院校教职员工把我军院校工作推向新的发展高度，向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迅猛前进。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表示，要在国内外大好形势的鼓舞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树雄心，立壮志，争时间，抢速度，拿出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把军队院校办好，把部队战斗力提高封一个新的水平，为抓纲治军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华国锋
版面：头版

要努力办好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大力培养各级军政领导骨干和技术人材。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版面：头版

编者按：某师学习大庆经验，开展岗位大练兵，使各行各业都能熟悉本职业务。
他们大力宣扬先进事迹，多次组织技术能手和标兵巡回表演，给他们戴大红花。
干部战士反映：过去钻研业务受“四人帮”压，现在钻研业务领导表扬群众夸。
广大群众练兵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事实再次说明，要把训练搞上去，必须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必须狠批“四人帮”篡党乱军、破坏战备训练的罪行，必须把“四人帮”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砸碎，使广大干部战士思想解放，理直气壮搞训练。
如果不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就训练抓训练，是抓不上去的。

本报讯 武汉部队某师最近举行了一次岗位练兵表演。
参加表演的军械员兼文书，对全连军政实力、人员基本情况及武器号码等一千三百八十七个数据，一一对答如流，蒙眼分解结合连队的四种武器，只用了六分半钟；
军械修理工蒙眼识别三百四十四件各种武器零配件，准确无误；
卫生员蒙上眼睛，毫无差错地提取和识别了上百种药品；
军械保管员成了“活账本”，对自己保管的武器、弹药的品名、数量，了如指掌，蒙眼识别、提取熟练自如。
大家一致赞扬他们的本领过得硬。

过硬的本领是通过苦练得来的。
今年六月，这个师结合半年总结对部队进行全面考核时，发现一些同志对本职业各技术不够熟悉。
师党委深切感到，战备训练要大上，就要象大庆那样开展岗位练兵，使各行各业都能熟悉本职业务。
于是，由师的五名常委带领六十多名机关干部，下到所属分队，狠批“四人帮”破坏战备训练的罪行，大讲岗位练兵的意义，扑下身子具体指导，在全师开展岗位练兵活动。
他们大力宣扬一批“活账本”、“活字典”、“一摸准”等技术能手和标兵，多次组织这些能手和标兵作巡回表演，亲自给优胜者戴大红花，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干部战士受到很大鼓舞，他们激动地说：过去钻研业务受“四人帮”压，现在钻研业务领导表扬群众夸。
全师很快形成了一个岗位练兵的热潮。
某团后勤军械保管员刘书祥，为了又快又准地发放军械物品，把库里四百五十七种、重五十多吨的物品翻堆倒垛了三次。
夏天库房闷热，可他一头钻进去，白天夜晚都不离，不顾汗水流，不顾蚊虫咬，经过千次摸、万次记，练就了一手蒙眼快速识别准取的硬功夫。

岗位练兵的苦练精神，影响着广大干部战士，推动着群众大练兵运动。
从首长到战士，从机关到连队，全师上下，都按照条令要求，熟悉本职工作，苦练过硬本领。
多数参谋达到了“六会”；
许多连长熟悉了本级指挥，掌握了本连各种武器的发射与排除故障的技术；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指导员，对连队干部战士的出身、历史、家庭等基本情况很熟悉；
许多同志做到点名不带花名册，顺口唱名。
投弹能手、技术能手、全能炮手大量涌现。
全师战备训练普遍比往年扎实，完成的数量、质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版面：头版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讯 欣逢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同志八十寿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今晚为他举行了热烈、隆重的祝寿宴会。

艾黎同志是一九二七年从新西兰来到我国的。
艾黎同志同中国人民一起，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战斗了五十个春秋。

邓小平副主席出席了今晚的宴会，并在宴会前亲切会见了艾黎同志。
邓副主席代表华主席、叶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艾黎同志表示热烈祝贺。

今晚，人民大会堂宾客云集。
他们中有我国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耿飚、黄华、廖承志、王炳南、王冶秋、林巧稚、沙千里、胡愈之、王笑一、贺彪，有同艾黎同志一起长期工作的中国同志，有专程前来北京祝贺的外国朋友，有在北京工作和访问的国际友人。

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阿特金斯和夫人也出席了宴会。

邓小平副主席在宴会上举杯祝酒。
他说，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路易·艾黎八十高寿，表示热烈的祝贺。
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
象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邓小平副主席说，我们的国家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对到本世纪末应该做什么有了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们相信，这个目标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给八十高龄的艾黎同志的任务和对他的要求是，至少再活二十四年，使他能够亲眼看到他毕生为之努力的愿望的实现，并且成为经历三个世纪的活动家、革命家，经历三个世纪的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朋友。

邓小平副主席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人们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

身体健壮、精神矍铄的艾黎同志今晚非常高兴。
他激动地说，这么多的同志和朋友前来为我祝寿，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耿飚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在百忙中出席今晚的宴会，使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今天晚上的这次庆祝活动，在未来的岁月中将始终对我起鼓舞作用。

他说，再过一两个月，我在中国居住就满五十一年了。
中国革命给了我很大的教益。
对此，我个人是十分感激的。
革命给我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回忆。
我非常钦佩所有那些过去战斗得十分出色，现在又努力把革命推向更高阶段的人们。
最使我高兴的是，在中国度过的这些年月里，我能够同普通的劳动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跟他们共同生活，一起战斗。
这为我打开了一个丰富多采的新世界。

艾黎同志说，今天，在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向全世界提供着宝贵的经验。
中国革命的榜样本身就向全人类指明了方向，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事业从中获得了新的动力。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在宴会上祝酒。
他说，艾黎同志在我国生活已经有半个世纪。
他五十年如一日。
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并肩战斗，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愧是我们的亲密而忠诚的朋友。

他说，五十年来，艾黎同志总是坚定不移地同我们站在一起，同情和支持我国人民的斗争，他自己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他热情赞扬和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
对中国人民在华主席领导下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他同中国人民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总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

王炳南同志说，艾黎同志身在中国，胸怀世界。
他坚决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和霸权主义，同情和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无保留地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
他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阿特金斯大使在宴会上宣读了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给艾黎同志发来的贺电。
新西兰前总理华莱士·爱德华·罗林和夫人也给艾黎同志发来了贺电。

邓小平副主席在宴会前亲切地会见了艾黎同志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版面：头版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圆满结束了对伊朗的友好访问，今晚乘专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乌兰夫，秘书长姬鹏飞，外交部长黄华，人大常委会委员康克清、廖承志、季方、罗叔章，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副主任王伏林，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王海容等。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伊朗驻中国大使埃斯凡迪亚里以及大使馆的外交官员。

随同邓颖超副委员长前往伊朗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何英、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等同机回到北京。

邓颖超副委员长结束对伊朗的友好访问回到北京。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栏目：群丑图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揭露“四人帮”的依靠对象时，深刻地指出：“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象马天水、于会泳、迟群、张铁生、翁森鹤、陈阿大那样一些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则是他们依靠的所谓‘先进分子’。”
近一个时期来，各地报刊对于这些丑类，作了大量的揭发和批判。
现在，我们将这些材料加以摘编，在《群丑图》栏内陆续介绍给读者。
——编者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是一个政治野心家，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他出卖灵魂，出卖原则，死心塌地投靠“四人帮”，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恶多端，罪行累累。
这里，我们根据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的一些文章，摘编介绍如下。

靠陷害老干部起家

文化大革命前，马天水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同是中共上海市委的书记。
后来，张春桥混进中央文革小组，窃踞了副组长的要职，飞黄腾达，权势显赫。
马天水羡慕得五体投地。

一九六七年初，毛主席发出关于建立“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号召。
当时，把持上海党政大权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为了装点门面，同时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急于物色几个老干部为他们效劳。
他们一眼就看中了马天水，所以，急急忙忙让他“亮相”。
马天水怎样“亮相”呢？
他在上海全市电视大会上信口雌黄，诬陷一位老干部是“假党员”，污蔑一位原市委领导同志是“黑小鬼”。
他还偷偷摸摸地整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作为效忠“四人帮”的晋见礼。
马天水就是这样开始卖身投靠“四人帮”的。

马天水投靠“四人帮”后，张春桥曾亲口对他进行“路线交底”，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
马天水得了这个“底”，就一心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转，把反革命的矛头指向革命老干部。
一九六八年年底，马天水根据张春桥定的调子，在全市一次万人大会上，公然对七、八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疯狂的污蔑、诽谤和攻击。
他还把成千上万名干部赶下去“战高温”，对应该解放的老干部迟迟不落实政策。
他们一伙还狂叫要对上海干部动“大手术”，“要以百分之二十五的速度大换班”，在两三年内，把区、县、局党委第一把手，统统换成效忠“四人帮”的所谓新生力量，做到领导班子“全新、全青”。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张春桥给马天水一封密信说：“一些单位的权并没有也不可能在一月风暴中夺过来，有的夺过来又失掉了。”
马天水心领神会，立即在上海掀起“第二次夺权”的逆流，疯狂打击一大批革命老干部。

大批老干部被打下去了，马天水更加得到了“四人帮”的赞赏。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是大会代表的马天水当上了候补中央委员。
他对“四人帮”更加感激涕零，赶忙给张春桥写效忠信，表示不辜负主子对他的希望。
他还喋喋不休地到处宣扬自己的“幸福感”：“我们犯了错误，有张、姚把我们拉过来，这是我们的幸福。”
“我们上海有三位××在中央工作，我能够经常得到他们的指点，是最大的幸福。”
这种令人作呕的媚态，活龙活现地暴露了马天水卖身投靠“四人帮”的丑恶灵魂。

出卖党的原则，为“四人帮”效劳

马天水投靠“四人帮”后，大肆出卖党的原则，死保“四人帮”。
“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活动，大量是在上海进行的。
马天水明明知道，有些甚至是他亲眼看到的，但却蓄意包庇。

一九六八年四月，上海人民第二次奋起揭发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罪行。
马天水急急忙忙地跳出来，为张春桥打包票，欺骗说：“张春桥的历史我很清楚，没有什么问题。”
有人跟他辩论，他蛮横地说：“张春桥历史有什么问题！”
“我就是要死保张春桥！
我死也站在张春桥一边！”
事后，他把这次辩论的录音送给张春桥“邀功”。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在上海荒淫无耻，穷奢极欲，并且几次当着马天水的面，恶毒影射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
马天水不仅不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反而用“酒后失言”来掩盖王洪文的反党罪行。
一九七五年秋，王洪文受到毛主席多次严厉批评后溜回上海，马天水竟把王洪文在上海各单位的“讲话”印发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学习”，甚至散发到基层。
马天水还下令共青团上海市委汇编所谓《王洪文关于青年工作的指示》，并亲自批给团市委，要全市各区、县、局团委的负责人“在工作中贯彻执行”。

马天水早就知道张春桥的老婆是叛徒，却不许别人查问，甚至在她表面上不担任什么职务后，仍让她享受上海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
马天水完全知道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的叛徒、特务罪行，竟亲自两次批示把有关材料销毁。
马天水也明明知道王洪文的岳父招摇撞骗，作恶多端，犯了罪，可是，他竟伙同另一个余党演了一场假拘留，真包庇的丑剧，关押期间，享受特殊待遇，很快就放出来，让他逍遥法外。

为了紧紧投靠“四人帮”，马天水处心积虑地庇护“四人帮”的小兄弟，庇护一小撮社会渣滓，以巩固和扩大他们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一九六八年，马天水重新工作不久，就把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一个个请出来，委以重任。
王洪文下令要释放一个打砸抢犯，马天水亲自布置，要人去把他请出来，并且让他窃取了一个区的工交系统和房地局的大权。
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窃取了轻工业局大权后，称王称霸，大肆贪污盗窃，马天水却一直吹捧他是“最好的青年干部”。

尤其可恶的是，马天水还通过突击入党的手段，千方百计地把这一小撮社会渣滓拉入党内，妄图从组织上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四人帮”安插在上海市总工会的一个余党，与一件人命案子有牵连，一直没有查清，只是因为王洪文提出这个小兄弟要入党，马天水就不顾基层党员和干部的强烈反对，竟然说：“人命案子归人命案子，入党归入党。”
还气势汹汹地指责道：“人命案子一直调查不清，就一直不入党了？”
并且亲自打电话给有关局党委负责人，强要通过他入党。

马天水公开怂恿“四人帮”的小兄弟为非作歹，无法无天。
“四人帮”安插在上海市革委会财贸组的一个余党利用职权，大肆侵吞国家财产，镇压革命群众，马天水公然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竟将经过调查核实的群众揭发材料转给他本人。

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

长期以来，马天水对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蓄意封锁、抵制、歪曲，甚至进行恶毒攻击；
对毛主席作出的重大部署和战略决策，肆意反对和破坏。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毛主席号召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马天水竟恶毒攻击这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口号”，胡说什么：“谁不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赫鲁晓夫也说要搞上去，勃列日涅夫也说要搞上去，美国哪一任总统说过要搞下来？”
穷凶极恶地反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面目。

马天水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而把“四人帮”的一切屁话奉为圣旨。
毛主席愤怒地斥责江青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马天水却通过“开后门”搞来了江青的讲话稿。
毛主席亲自圈阅发布的敬爱的华国锋同志所作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重要报告，马天水拒不执行。

马天水极力反对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指示，百般诋毁和污蔑大庆红旗。
他跟着“四人帮”叫嚷什么“两论起家提法不确切”，“三老四严是提倡奴隶主义”，“岗位责任制是修正主义”，等等，肆意破坏上海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在马天水一伙的严重破坏下，前几年，上海工业战线基本建设投资和职工人数不断增加，而生产增长幅度却逐年下降。
财政收入计划，连续三年没有完成。
马天水竭力反对“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公然叫嚣：“我是看不起大寨的。”
他还竭力反对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十年来上海郊区没有一个全面的综合治理的规划，造成水系紊乱，排水不畅；
遇到暴雨，就严重成灾。

马天水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达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

马天水丧心病狂地大反敬爱的周总理。
早在一九七四年初，他就针对周总理发出的“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在上港五区炮制了题为《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的大字报；
后来又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掀起一股反周总理的恶浪。
批林批孔中，马天水公开提出“上挂下联”，射出了一支批判所谓“崇洋迷外”的毒箭，向以周总理为首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大肆进攻，这就是曾经喧嚣一时、闹得满城风雨的“风庆轮远航事件”。
一九七五年，马天水紧跟“四人帮”，大批所谓“经验主义”，攻击陷害敬爱的周总理。
他在张春桥授意下，亲自召开全市批判经验主义大会，不仅指使一些人在全市大会上现身说法谈“经验主义”的表现，批“经验主义”的危害；
而且在上海机床厂授意炮制了臭名昭著的所谓“反对经验主义”的十条经验。
他还阻挠和破坏周总理亲自抓的许多重要工程项目，恶毒攻击国务院某部是“崇洋卖国部，比慈禧太后还厉害”，矛头都对着周总理。
更令人气愤的是，在悼念周总理逝世的时候，他不准群众设灵堂，送花圈。
当听到黄浦江上有的轮船鸣汽笛志哀，他大发雷霆，下令追查，真是反动透顶。

马天水还和他的主子上下串通，南北呼应，疯狂陷害邓副主席。
邓小平同志坚持与“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马天水一伙恨之入骨。
他们到处收集私整邓小平同志的黑材料，向他们的主子提供炮弹，并把这些材料大量印发给群众。
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六月陪外宾来上海时，曾向马天水传达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并耐心地教育他，对他进行挽救。
可是，马天水这个无耻之徒，竟把邓副主席的谈话向王洪文、姚文元告密，还写了所谓揭发材料。
“四人帮”对他这番表演极为赞赏，马天水就更加肆无忌惮。
在市委常委会上，在张春桥遥控的一次鼓吹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全市万人干部大会上，马天水公开污蔑邓副主席“拉拢”他，对他进行“策反”，并将他那颠倒黑白的讲话大量印发到基层。
反动气焰嚣张至极。

马天水还猖狂攻击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他抢先点名批判中央一位领导同志。
他为“四人帮”大肆搜集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共达二十八份，并在全市印发了几百万份。
仅其中一份黑材料，就点了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二十七位领导同志的名。

马天水一伙按照“四人帮”“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内反革命策略，向各地伸出黑手，他制造谣言，恶毒攻击江、浙两省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并同“四人帮”在江苏和浙江的代理人密谈，为他们出谋献策，从省委内部来搞垮省委。
马天水还插手贵州、陕西、河南、福建、江西等省，通过各种渠道，大量刺探外地情报，对一些地区的革命和生产起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作用。

马天水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却俨然以上海警备区的太上皇自居，搞突然袭击，采取高压手段，挑拨离间，制造混乱，阴谋整垮上海警备区主要领导干部，用“四人帮”的亲信取而代之。
马天水还插手空军、海军，千方百计地要搞乱南京部队，把军队内部的会议文件加以复印，准备上送“四人帮”，阴谋打倒主持军队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

马天水积极参与“四人帮”阴谋“组阁”的活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鬼鬼祟祟窜到北京，在王洪文处领受了输送“部长”的黑指令，回到上海就同马天水等密商，准备了两批名单。
第一批三十人，其中有所谓“部长”十八名，“司局长”十二名。
第二批十六名“部长”，准备派去控制六机部、邮电部、轻工部、交通部、建材部、水电部、商业部等。
在这份名单上，马天水圈圈点点，亲自作了审定。
这充分暴露了“四人帮”一伙妄图篡夺国务院各部领导权的反革命狼子野心。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之前，马天水就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突击下发大批武器、弹药，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马天水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当面假表态，说什么自己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措施；
背后却召集“四人帮”在上海的其他余党开黑会，为“四人帮”辩护，疯狂攻击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马天水还用假检讨欺骗群众，并且把所谓“检讨帽子要大，内容要空”的反革命经验，传授给其他余党，以便蒙混过关。

马天水是一个老干部卖身投靠“四人帮”的黑典型，也可算是个难得的反面教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之时，他卖力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竭力镇压上海工人运动，犯了严重的走资派错误。
他不仅不改正错误，而且顽固地坚持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以及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卖身投靠“四人帮”，越陷越深。
当“四人帮”把“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头衔捧到他面前时，他不惜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加紧诬陷和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疯狂攻击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疯狂陷害邓副主席，终于完全暴露出他是一个反党、反人民的野心家、阴谋家。

作者：罗德沛张明健马忠仁

本报讯 今年以来，八一一四二部队一营共有二十六名干部回乡探亲，其中八人提前归队，十八人按期归队，无一人超假。

过去，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这个营部分干部路线是非不清，纪律观念薄弱，休假不按期归队的现象屡有发生。
今年以来，营党委围绕超假问题组织全营干部进行“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的讨论，狠批了林彪、“四人帮”散布的“小节无害论”和无政府主义，提高了大家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的自觉性。
在加强教育的同时，营党委成员注意首先做出好样子。
副营长郭福丛今年二月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探亲，亲戚朋友们一再挽留他多住几天，但他想到上级的规定，想到抓纲治军的需要，便谢绝大家的好意，提前十天回到部队。
另外两名休假的营的领导干部，也都做到了按期归队。

党委经常分析研究干部的休假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他们制作了一张“干部休假情况一览表”，从营长、教导员到每个排长的休假情况，都登记清楚，以便心中有数，互相督促。
同时，他们还大力宣扬先进，树立良好风气。
二连连长刘传信去年因为工作忙，主动放弃休假；
今年休假期间，他得知连队接受了新任务，又提前十八天赶回部队。
营党委及时宣扬了这个典型，使其他干部深受教育。
党委平时还注意掌握干部的家庭情况，对一些有特殊情况的干部，主动给予必要的照顾。
党委书记于德泉了解到三连一排长赵滨立家的房子漏雨需要修理，便主动向上级机关报告，让他赶在雨季前休假。
在党委的关怀下，干部们遵守休假制度更加自觉，有力地推动了全营的作风建设。
（罗德沛 张明健 马忠仁）

栏目：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典型事例分析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中，某部三营党委联系本单位实际，对一个“顶撞”的事例进行了分析，给指战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路线教育课。

坐车要不要着装整齐

事情发生在部队农场。
一天下午，圆满完成军农生产任务的九连接到返回营区的通知，急急忙忙赶到了集合地。
由于天热，有的同志便脱去了军装。
在场的营党委委员、九连指导员陈业想，部队刚完成生产任务，稀拉一点关系不大，何况又是坐汽车回去。
于是，他看到这种现象就没有吭声。
党委副书记、营长陈学恭赶来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很恼火：明明规定行军应该着装整齐，怎么还稀稀拉拉地穿衬衣？
他心里一急，也没有找指导员问情况，就叫值星排长把部队集合起来训了一顿。
陈指导员一听不舒服，不觉嘴里冲出了一句话：“你自己还戴着草帽，着装也不整齐哩！”
陈营长一时语塞，闹了个不欢而散。

这事就象油锅里撤了一把盐，在全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九连是个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连队，在革命战争年代纪律坚如壁，杀敌猛似虎，多次被授予荣誉称号，建国后也一直是个模范遵守纪律的连队。
为了表彰他们近几年来在严格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方面做出的显著成绩，前不久上级刚给连队记了集体三等功。
这样一个连队却冒出了“顶撞”的事儿，哪能不引起震动？！

有的说：“九连真是孔雀尾巴——翘得太高啦！
明明违反规定，领导纠正还顶撞！”
但也有的说：“营长自己也没做好嘛……”。

应当澄清一下思想路线是非

纷纷的议论，传进了党委同志的耳朵里。
大部分委员主张开个党委会，抓住这个典型事例进行分析，澄清一下思想路线是非。
党委采纳了这个意见，分析会便召开了。

开始，党委“一班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和军委颁发的条令条例，怒斥“四人帮”破坏革命纪律的罪行，联系“顶撞”的事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营长陈学恭首先说，抓九连的作风纪律，从大胆管理部队这点上看是对的，今后还要理直气壮地抓下去。
但是，这次九连在作风纪律上出了岔子，根子却是自己身子不正。
我是营长，应该为人表率，模范地执行条令条例，可自己却带头违反了着装规定。
上梁不正下梁歪，自己做得不好，抓部队也失去了说服力。
另外，自己抓管理教育，不注意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是个缺点。
这次如果事先找陈指导员通个气，就会处理得妥善一些。
事实说明，我这脑瓜子里还缺少辩证法，“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彻底肃清。
陈营长的话音刚落，陈指导员就接着说：战士违犯了规定，我这抓教育的不但没加以制止，还带头顶撞营长，这是错上加错，很不应该。
对上级领导的指示，如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可以按照组织原则和本着正确的态度提出，而我在大众面前当面顶撞营长，这是纪律所不允许的。
我一定接受教训，严格要求自己，教育部队，让革命的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分析到这儿，有个党委委员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的教育已经搞过几次了，为什么还会出现“顶撞”的事儿，并且出在遵纪一向好的九连呢？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大家对九连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当九连刚进行“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教育时，正好接受了军衣生产的突击任务，就把这次教育搞得很马虎。
营党委虽然发现了这种情况，但觉得九连是“响鼓不用重锤敲”，也就放过去了。
结果，教育搞得不深不透，问题也就冒出来了。
这样一分析，“一班人”又明了一层理：教育搞过了，不等于问题解决了；
一般道理懂得了，不等于落实行动了。
应该清醒地看到，“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很广很深，不能指望上几党课，搞几次教育，就把这些污泥浊水一扫而光。

末了，党委会作出两项决定：一是干部特别是党委成员，要做执行纪律的模范，当好“排头兵”，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二是联系本单位实际，结合这次典型分析的情况，不漏一人，不漏一课，对部队再进行一次“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的教育。

把坏事转化成好事

党委会结束后，各连干部把党委会分析讨论的情况向连队作了传达，并根据党委会上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学习和讨论，使大家的认识更深化了。

九连陈指导员结合这次传达和补课教育，自觉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随后，他发动全连学习毛主席、华主席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大讲连队遵纪的光荣传统，大批“四人帮”破坏革命纪律的罪行，认真总结前一段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的经验教训，狠抓十个“应该”的落实。

九连这次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搞得很有生气，连队建设有了新的起色。
陈营长深入九连，及时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并在全营进行了推广。
全营以九连为榜样，互相学习，呈现出一派跃进景象。
同志们高兴地说：“路线分得清，坏事变好事，全营要更好地齐心协力向前进！”
（本报通讯员）

作者：沈阳部队军政干校 迅展史
栏目：学军事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体会

进攻性和流动性是运动战的基本特点。
毛主席曾经用通俗的语言把这个特点高度概括为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打”，是指积极主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表现了运动战的进攻性；
“定”，是运动战的一种表现形式，说明了运动战的流动性。
这就是说，在革命战争中，当着条件对我有利，能吃掉敌人时，就要坚决打。
当着条件还不成熟，吃不掉敌人时，也决不让敌人吃掉我。
时机不成熟，我就同敌人脱离接触，保存军力，创造条件，待机破敌。
这一重要原则，深刻体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

“走”和“打”是辩证的统一，是实行运动战的两个方面。
运动战就是“走”和“打”的交替应用。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比如，为了诱敌深入，创造和捕捉战机，要走；
为了迅速集中兵力，从运动中歼灭敌人，要走；
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要走；
战役、战斗结束后，为了迅速转移兵力，歼灭他部敌军，也要走。
总之，“铁脚板”是我军的特长。
在战争年代里，我军在广阔的战场上纵横驰骋，忽东忽西，走路的时间往往多于打仗的时间。
然而“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
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以首先承认必须的打为前提的。
“走”是手段，“打”是目的。
转换战略全局，最终是要通过打、通过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来实现的。
运动战的主动性，就在于我们的一切行动企图，都必须从“打赢”这个着眼点出发，既反对打不赢硬打不走的拚命主义，也反对打得赢不打就走的逃跑主义。

在我国历次革命战争中，毛主席总是详细地分析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把“走”和“打”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许多通过“走”来调动敌人，又通过“打”来歼灭敌人的光辉范例。
如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以二十三万兵力向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
当时我西北野战军仅有两万余人。
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主动撤出延安和其它一些城市与地方，运用“蘑菇”战术，把敌人磨得精疲力竭，而我军主力则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以逸待劳，捕捉战机，选择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一战青化砭，二战羊马河，三战蠕龙镇，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四千余人。
后来又取得宜川大捷，歼敌三万。
又发动西府、陇东战役，收复延安和解放广大地区，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场的局势。
毛主席指导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运动战中，“走”还是“打”，不是任意的举动，是由独立战区或战役最高指挥员以及独立活动部队的指挥员，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从战略战役的全局需要出发来决定的。
作为下级指挥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服从命令听指挥，坚决地、积极地完成上级所赋予的战斗任务，任何有碍全局的行动，都是不能允许的。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敌人拥有优势的技术装备，机动力和突击力较强，现代侦察手段较多，战场范围广阔，情况变化突然。
这就给“走”和“打”带来了许多新的特点，诸如，“打”时要以打敌坦克为主，同时要打敌人的飞机和空降，这就要求严密地组织诸军、兵种的协同动作，组织战斗和发起攻击要快，撤离战场要迅速。
由于战役范围内的流动性增大，“走”比过去会更加频繁，荫蔽、伪装和各项保障工作也比过去要求更高。
但是，不管战争怎样发展，情况怎样变化，战争的根本规律不会改变，运动战仍然是我军的主要作战形式。
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努力提高我军的军政素质，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发挥我军的特长，就一定能够走得自如，打得痛快，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作者：广州部队军政干校训练部
栏目：学军事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体会

“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而流动性就突出地表现在“走”字上。
中国古代军事著述《三十六计》中，有一个“走为上”，指出“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这是说，在敌军处于绝对优势，打则必败的情况下，采取战略退却，甩开敌人，以退为进，待机破敌的谋略是可取的。
尽管这个“走为上”与我们今天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运动战之特点不能相比拟，但历代军事家都认为，必要的走是合乎正常的用兵法则的。

为了造成打的有利条件，走是许可和必须的。
说许可，是因为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往往会遇到一些不好打的情况：当正面的敌人多了；
当正面的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
敌人占有十分巩固的阵地；
打而不能解决战斗，不好再继续打，等等。
诸如此类的情况，就需要通过走来调动敌人，将集中之敌，变成分散之敌；
将数路齐头并进之敌，变成一路或两路突出冒进之敌；
将占据有利地形和固守城镇之敌，变为运动之敌；
将被我包围而猬集一团或固守待援之敌，变为脱离阵地之敌等。
从而为我创造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
说必须，是为了造成打歼灭战的所需条件：把分散的兵力集中到某一作战方向上；
实施包围迂回战术，打敌增援；
追歼逃敌和断敌退路，等等。
这些情况下的走，形式和内容都是主动的。

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方法。
作战中，被敌逼迫处于不利地位是常有的。
在此种情况下，通过走与敌脱离接触，灵活地运用各种巧妙的手段，调动敌人，欺骗迷惑敌人，就能够摆脱被动，恢复主动，使敌就范。

走，不是一个任意行动，要教育部队树立全局观念，一切行动听指挥。
明确走或打，要由各战区或战役的最高指挥员或独立活动的部队指挥员，根据对敌我双方情况的全面分析判断而决定的，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
战役编成内的各级指挥员应该从全局出发去理解上级的作战意图，才能做到叫走就走得愉快，走得迅速；
叫打就打得积极，打得坚决。

走，这也意味着靠我们的两条腿和敌人的机械化比赛，要教育干部战士树立吃大苦耐大劳、连续作战的作风。
克服那种只想打，不想走的急躁情绪，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适应运动战的特点和要求。

有的同志认为，未来反侵略战争，敌人机械化程度高，我们靠两条腿，走不过敌人。
这种看法，只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
敌人机动能力强是事实，但它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弱点，即摩托化部队机动时，对天候、地形、道路条件依赖性大；
组织指挥复杂，容易暴露目标。
而我军目前虽无大量的输送工具，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是受天候、地形、道路条件的影响较少；
组织简易，迅速灵活，能隐蔽突然地出现于战场，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
还要看到，随着我军技术装备的改进，我军的机械化程度也会逐步提高。
革命化的部队，加上机械化的装备，就会如虎添翼，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夺取胜利。

作者：伍良武
单位：三二五二五部队
栏目：学军事狠揭猛批“四人帮”
“四人帮”为了在军内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肆鼓吹写“与军内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
为此，他们抛出了一个“驳军队特殊论”的谬论，妄图为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制造理论根据。
对此，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它肩负着对内防复辟对外反侵略的神圣职责。
这就要求我军必须保持集中统一的指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而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破坏部队统一指挥的现象存在。
“四人帮”的死党胡说：“军队没有任何特殊”，煽动揪“军内走资派”，甚至叫嚣“战士可以反班长，班长可以反排长，排长可以反连长，……一级反一级”。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照他们的反动逻辑去做，战士可以反领导，下级可以反上级，层层去揪“走资派”，处处“对着干”，把部队搞得上级指挥没人听，军事行动不统一，一盘散沙，一旦打起仗来，不就乱套了吗？
还有什么战斗力？
我军怎么能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重任？
这种反动透顶的谬论不是正符合了帝修反的需要吗！

“四人帮”抹煞军队特殊性的反动谬论，还在于他们妄图否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们知道，“党指挥枪”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根本原则，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党对军队的领导，具体来说，就是各级党委对部队实施正确的领导。
如果按照“四人帮”胡说的那样，连队对中央军委要“敢议论，敢分析，敢批判，敢斗争”，对上级党委可以“对着干”，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甚至要“用炸弹炸”，那末，各级党委怎么对部队实施领导？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怎么去贯彻执行？
很显然，“四人帮”鼓吹“驳军队特殊论”，就是妄图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改变我军的性质，把我军建设引向邪路。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军队的高度稳定。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发出命令、通知和规定，一再强调“不得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军队”，部队要坚持正面教育，军以下单位不要搞“四大”。
对“四人帮”伙同林彪大搞“揪军内一小撮”的罪恶活动，毛主席曾愤怒地斥责是毁我长城。
可是“四人帮”一伙公然叫嚷要“驳军队特殊论”，攻军委，乱总部，搞乱全军，继续搞林彪“揪军内一小撮”的罪恶活动，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四人帮”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军乱军的反革命面目。

我们强调军队特殊，是从军队的性质、任务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组织、纪律制度等方面的一些要求来说的，决不是说我们可以脱离人民群众。
恰恰相反，我军唯一的宗旨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四人帮”鼓吹要“驳军队特殊论”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从根本上否定我军的建军宗旨，打倒一大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军队领导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然而，“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四人帮”大肆玩弄反党乱军的鬼蜮伎俩，只不过是枉费心机，最终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作者：江明义
栏目：学军事

作者：刘安民
单位：五四八三一部队
栏目：学军事现代战争问题研究

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我军不仅要设法消灭运动中的敌坦克群，而且还要利用敌仓卒转入防御立足未稳的有利时机，围歼敌支撑点内之坦克。

那么，步兵连如何分割围歼敌坦克排支撑点呢？
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教导，通过演练，认为应采取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从翼侧或侧后实施穿插分割，迂回包围，有重点的小群多路同时攻击，各个围歼的战术。
我们采取的战术手段是：

形成有重点的多路围攻部署。

勇猛攻击，打开口子。

穿插分割，割群为单。

小群多路，各个围歼。

作者：韦均朴
栏目：学军事外军资料

日军十分重视抗登陆作战。
为了实施有效的防御，在增强抗登陆突击力量的同时，还不断进行抗登陆作战的演练。
据有关资料介绍，日军抗登陆作战的主要观点和做法有以下几点：

一、以机动防御为抗登陆作战的主要样式。

日军认为，抗登陆作战的样式，应根据任务、敌我兵力、防御正面宽度、海岸特点和附近地形、道路等情况决定。
在防御正面宽，地形有利于实施机动突击，敌人实施空降的可能性较大时，应采取机动防御；
反之，则采取阵地防御。
在两者中，日军更重视机动防御，认为实施快速和强有力的机动突击是“抗登陆作战取得胜利的关键”。

实施抗登陆机动防御时，阵地一般区分为前方防御地域和机动突击部队配置地域。
前方防御地域通常由若干个能互相支援的据点（环形防御阵地）构成。
每个据点的兵力通常为一至二个步兵连，它的任务主要是固守要点，阻止敌人建立登陆场，削弱敌人战斗力，为其主力实施机动突击创造有利条件。
机动突击部队通常配置在纵深内既便于荫蔽，又便于机动的地域。
任务是以机动突击歼灭登陆和空降之敌，并在纵深要点构筑预备阵地，以便在情况不利时，依托阵地进行最后抗击。
机动突击部队实施突击的时机，根据各据点战斗的情况和敌人突入的兵力等决定。
一般是在前沿防御地域防守部队将登陆之敌阻于滩头，乘敌进攻受挫或陷入混乱时，不失时机地发起突击。
实施突击，要集中兵力，以坚固的前沿据点为依托，在炮兵和航空兵火力的支援下，向敌人的侧背进攻。

二、力争歼敌于水际滩头。

日军认为，对于登陆的敌人，必须竭尽全力，将其消灭于水际滩头。
因而强调要事先作好周密准备，加强水际滩头设防，充分利用敌人登陆时的弱点，在海、空军的密切配合下，将敌歼灭于水际滩头。

为了封锁敌人可能登陆的海岸和歼敌于水际滩头，通常采用的战术手段是：1、在泛水线附近布设水雷和水中障碍物。
2、在滩头配置警戒分队，严密监视和掌握海上敌情。
3、在前沿有利地形上构筑据点，一些主要工事和火器阵地的构筑要坚固，情况允许时可构筑坑道工事。
4、对水面和水际滩头组织密集的火力，有力地杀伤登陆之敌。
5、实施强有力的反冲击，力争将敌消灭于立足未稳之时。

三、重视打坦克。

日军认为，登陆之敌将首先依靠水陆坦克和装甲车辆的快速机动力和火力，抢占滩头阵地。
因此，反坦克战斗将“在滩头阵地的地面战斗中起关键作用”。
要求以坦克、自行火炮、装甲步兵、装甲工兵和武装直升机，组成强有力的“反坦克集团”，同时采取其它反坦克措施，对付敌坦克的登陆突击。

另外，日军还要求把打坦克贯穿于抗登陆作战的始终，从水际滩头到整个防御纵深，在坦克的主要通路上，都必须设置足够的反坦克火力点。
火力点之间相互支援，构成多道反坦克阻击战，并在其前方设置地雷场和各种障碍物，以迟滞敌坦克的进攻速度，提高反坦克武器的射击效果。
在反坦克重点地区，还应配置反坦克预备队和快速障碍设置队。

在反坦克战斗中，日军还要求各兵种密切协同，各种反坦克武器结合使用，以便更加有力地把敌坦克消灭在阵地前或阵地中。

四、强调反空降。

日军认为，在未来抗登陆作战中，敌人可能同时实施登陆和空降。
能否迅速歼灭空降之敌，“关系着抗登陆作战的成败”。
要迅速歼灭空降之敌，首要的是要及时获取敌空降着陆和直升机机降着陆的情报，以便采取强有力的反空降措施，先机制敌，各个击破。
其次是预先给各部队划分反空降警戒区域，指定反空降警戒分队和反空降预备队。
在反空降警戒区域，由反空降警戒分队扼守要点，严密监视，设置障碍，封锁通路，阻击敌先头空降部队，并阻止其与空降部队主力会合。
反空降预备队主力通常配置在敌可能空降地域的中央，一部配置在该地域周围。
如敌空降部队主力在敌登陆前着陆，反空降预备队应在航空兵和炮兵火力支援下，迅速向敌着陆地域机动，实施迂回包围，将其各个歼灭。
如敌空降部队主力在敌登陆后着陆，应以必要的兵力和火力进行钳制，为主力实施机动突击创造有利条件。
（韦均朴）

作者：南京部队理论组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明确指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为我们团结和依靠第三世界从事共同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重申：“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我们坚定地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贯彻执行这一对外工作的原则立场和根本方针。

真诚地和穷国小国交朋友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体现

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对外国的任何小国一律要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不要翘尾巴”。
同第三世界的穷国、小国站在一起，全力支援它们的反帝反霸斗争，这不仅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要求的，而且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

怎样对待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全局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总是满腔热情地赞扬和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作出了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不可分离的科学论断。
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进一步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略方针。
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列宁和斯大林领导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坚决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给予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以无私的支持和援助。
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明确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明了当前国际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区分了敌友，规定了依靠受压迫最深的第三世界反对苏美两霸的战略和策略，对广大第三世界的穷国小国寄予深刻的同情和极大的希望。
这是毛主席又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贡献。

遵照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我国始终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对外政策的最高原则。
特别是我国过去也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今后仍然面临着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进行长期斗争的任务。
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斗争，把我国人民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建国二十八年来，我们始终同第三世界众多的穷国小国开诚相见，平等相待，患难与共，团结战斗，把他们的斗争看成是自己的斗争，努力完成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敬爱的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为促进各国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支援他们的革命斗争，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国政府和人民根据周总理提出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近一百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发展友好往来，在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上和国际经济合作领域里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获得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普遍的赞赏。

我们在与第三世界国家交往中，主要是从政治上、道义上支援他们的正义斗争，同时也从物质上向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今天，第三世界限家和人民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和干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不仅关系到他们本国的利益，而且与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息息相通的。
因此，尽管我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很繁重，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但我们的境况同大多数取得独立不久的第三世界国家比较起来，还是好一些。
面对着苏美两霸、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样凶恶的共同敌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哪能关起门来，只顾自己搞建设，而不去帮助别的穷国和小国，或者等我们国家富强了，再去帮助别国呢？
只有象苏修那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才不愿意同穷国小国交朋友，而且把穷国小国当成侵略和掠夺的对象。
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也正是从我国与苏修的对比中，看清了谁是他们的真朋友，谁是他们的假朋友，戳穿了苏修叛徒集团的真面目。

在国际反霸共同斗争中，援助和支持总是相互的

毛主席历来认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世界上没有单方面的援助和被援助。
我国在同第三世界国家广泛交往中，对它们的反帝反霸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对它们发展民族经济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而这些国家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发展民族经济的每一个成就，也是对我国的有力支持和援助。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现以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就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了。
它们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根本利益也是一致的。
这就决定了它们在斗争中，必须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以便夺取革命的胜利。
而每一个国家革命的胜利，都是对共同敌人的有力打击，对各国革命斗争的有效支援。
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首先靠自己起来斗争。
但是，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以各种不同方式提供支持和帮助，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就拿我们中国的情况来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流血斗争的结果。
但是，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援助，我们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毛主席毅然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抗击侵略者，支援了朝鲜人民，而朝鲜人民抗美卫国战争的胜利，不仅捍卫了朝鲜北半部的社会主义阵地，而且保卫了我国的安全，使我国能够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时也为世界人民反帝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后不久，当越南、柬埔寨、老挝遭到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我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全力支援它们的反侵略战争。
这三国人民在世界人民坚决支持和援助下，经过持久的英勇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的完全解放，大大削弱了美帝力量，迫使它收缩兵力，这不也是对我国以及亚洲和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有力援助吗？

在当前的国际反霸斗争中，我国人民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的斗争。
而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反霸斗争的每一胜利，都削弱和牵制了两霸的力量，也都是对我们的支援。
从尼罗河、红海地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怒涛，到非洲中部、西部抗击新沙皇及其雇佣军的战火；
从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和干涉，到东南亚各国人民民族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从石油输出国维护石油权益的联合斗争，到拉丁美洲人民捍卫二百海里领海权的正义呼声，都无不给了超级大国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它套上一根又一根绞索，使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
不仅如此，第三世界国家和各国人民还直接支援了我们的斗争。
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就是我国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人们共同斗争的结果。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国人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争，也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人民的热烈同情和坚决支持。
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援，看作是一种负担，或者看成是一种恩赐，这既不符合国际斗争的实际情况，更是同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的。

我们同第三世界的穷国、小国交朋友，并向一些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都是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的。
在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中，各国政治情况不断会有变化，各国统治阶级在对待反帝反霸态度上也会有变化，个别的甚至可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但是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各国人民总是坚持革命、坚持反帝的。
第三世界人民总是日益觉醒，更加发挥反帝反霸主力军的作用。
我国在各国人民中的影响是磨灭不了的，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结成的深厚友谊，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

加速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为人类做出更多贡献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国人民把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同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越强大，对世界各国人民做出的贡献就越大；
而各国人民反霸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也鼓舞和促进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领导全国人民抓纲治国，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这是我国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第三世界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共同希望。
我们一定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争分夺秒，大干快上，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使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力量更加雄厚，以便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援助，大大加强世界反帝反霸的力量。
正象毛主席指出的，我们中国人口这么多，应该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
我们现在做出的贡献还少，十年、二十年后要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们要对世界多做贡献，履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必须坚决消灭大国主义。
毛主席反复告诫我们：“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
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一样，都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相容的。
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都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
刘少奇鼓吹“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少支持、实际上是不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林彪搞四面出击，到处树敌；
“四人帮”把对外经济援助和经济技术合作诬蔑为“卖国主义”，不择手段地进行捣乱和破坏，这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丑恶嘴脸，深刻表明他们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而且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死敌。
但是，他们的拙劣表演，既挽救不了他们必然失败的命运，更动摇不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忠实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坚强决心。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国政府和人民一如既往地坚持国际主义，反对大国主义。
现在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将来我国成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也仍然要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
现在不称霸，以后经济发达了也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庄严宣告：“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邓副主席的话，充分表达了我国政府和人民永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坚强决心。

当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团结反霸的潮流滚滚向前，沉重打击着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我国人民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揭批“四人帮”，抓纲治国，努力奋斗，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一起，把国际反帝反霸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争取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讯 《董必武诗选》最近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
他在革命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诗篇，这本诗选就是从他写的一千多首诗篇中选出三百余首而编成的。
诗集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表现了董老崇高的革命精神。
诗集的压卷之作《九十初度》写道：“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为《董必武诗选》的封面题了字。
诗选前有董老的两祯遗像和两首诗的手迹。

《董必武诗选》有精装本、大开本、小开本三种。
除董必武同志的自注外，编者加了一些简明的注释。

据新华社德黑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电 邓颖超副委员长十二月一日晚在伊朗政府宾馆举行告别招待会，对在访问期间伊朗政府给予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法蒂玛·巴列维公主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伊朗首相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和夫人，宫廷大臣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外交大臣阿巴斯·阿里·哈拉巴里，国王典礼长阿米尔·阿斯兰·阿夫沙尔和夫人，外交部负责政治和议会事务的副大臣马努切赫尔·泽利，伊朗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参谋部参谋长古拉姆·礼萨·爱资哈里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伊朗前驻中国大使阿巴斯·阿拉姆。

招待会是在非常热烈和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法蒂玛公主在进入宾馆大厅之后同邓副委员长进行了亲切谈话。
宾主频频举杯祝愿中、伊两国繁荣昌盛，祝愿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发展。

邓副委员长在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

集会在苏发努冯主席主持下开始。
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在会上讲了话。

凯山总书记说，两年来，在保卫和建设祖国的激烈斗争中，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英勇奋斗，经历了种种考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他说，但是老挝人民还面临着旧社会和战争破坏所造成的严重的困难，同时，还面临着敌人的破坏，老挝还缺乏管理经济的经验。
然而，这些都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老挝人民有信心有决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辉煌胜利。

作者：周嘉华
栏目：我国古代的科学家和科学发明

宋代发明的“突火枪”。
它是现代枪炮的先驱。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