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满结束对伊朗的友好访问
邓颖超副委员长回到北京
李先念副总理，吴德、乌兰夫副委员长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1977年12月0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圆满结束了对伊朗的友好访问，今晚乘专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乌兰夫，秘书长姬鹏飞，外交部长黄华，人大常委会委员康克清、廖承志、季方、罗叔章，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副主任王伏林，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王海容等。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伊朗驻中国大使埃斯凡迪亚里以及大使馆的外交官员。
随同邓颖超副委员长前往伊朗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何英、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等同机回到北京。

大干　实干　高速度发展农业
宿迁县下大力气迅速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近七年来粮食产量连跨七大步温县每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十二年粮食产量一直上升，成为著名的小麦高产县
编者按：
今天本报报道的宿迁县、温县和11月30日报道的昔阳县、鱼台县，都是高速度发展农业的典型。
这几个县的农业生产连年持续跃进，主要是由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顶住“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持认真学大寨，并且把农田基本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积极改变自然条件。
宿迁县解放前几乎年年受灾。
“洪水暴浸，一宿迁城。”
宿迁这个县名，记录了当地人民的历史灾难。
解放后，特别是近七年来，宿迁人民真心学大寨，奋起赶昔阳，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山河面貌迅速改观，经受住了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终于摘掉了多灾低产的帽子，农业发展速度在淮北地区名列前茅，平均每年增产粮食七千五百多万斤。
温县走的也是这样一条道路。
现在，正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大好时机。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我们要积极响应华主席来一个比赛的号召，学习昔阳、鱼台、宿迁、温县的榜样，挽起袖子大干，扎扎实实大干，在今冬明春的农田基本建设中，真正干出好的效果，为夺取明年农业全面丰收、高速度发展农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新华社南京电
昔日的“洪水走廊”江苏省宿迁县，近七年来，农业发展速度在淮北地区名列前茅。
从1949年到1969年，宿迁县粮食总产量由一亿七千万斤增长到二亿八千万斤。
二十年间，平均每年只增产粮食五百五十万斤。
1970年到1976年，七年间，全县粮食总产量猛增到八亿一千万斤，平均每年增产七千五百多万斤。
七年连续跨了七大步。
宿迁的农业生产发展这么快，重要原因是，他们经受住了各种自然灾害侵袭和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打了几场硬仗，下大力气迅速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接着又采取了一些根本性的措施。
宿迁县位于沂、沭、泗河下游，自南宋以来的八百年间，“水势横溃，河湖无涯，无岁不受患”。
相传，宿迁就因“洪水暴浸，一宿迁城”而得名。
解放以后，易旱易涝、多灾低产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自1969年冬以来，宿迁人民真心学大寨，奋起赶昔阳，把农田基本建设当做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
七年时间，全县开挖大中沟渠四千多里，兴建桥梁涵闸九千多座，架设高压农用输电线路六百七十多里，建造电力排灌站一百五十多处，建设电站装机容量一万七千五百千瓦，打井九百多眼，修复了五个老灌区，开辟了两个新灌区，把原来的三角田、葫芦田、碟子田，基本上变成平展展的方块田，七年来共挖土约三亿立方米，使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面积扩大到八十万亩，做到了日雨二百毫米不受涝，百日无雨保丰收。
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宿迁人民逐步进行耕作制度的改革，把种旱谷为主变成种水稻为主，使全县八十五万亩农田种上了水稻，进而实行水稻、“三麦”、绿肥轮作，用地与养地相结合，提高复种指数。
这样，地越种越肥，产量越来越高。
粮食平均亩产从1969年的二百八十斤提高到1976年的八百五十多斤。
在治水改土的同时，他们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用机械武装农业。
全县耕地、脱粒、运输、排灌、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据新华社郑州电
河南省温县在粮食连年增产的基础上，今年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农业又获得全面丰收。
全县三十万多亩粮地，平均亩产一千零七十一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四万多亩棉田，平均亩产皮棉八十斤，比去年增长四成多；
油料作物的产量和生猪饲养量都比去年显著增长。
在河南省一百一十个县中，温县粮食平均亩产最高，农业生产发展速度也最快。
今年全县粮食总产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了一点九倍。
特别是小麦增长速度更快，十二年来总产量增长三倍，1965年小麦平均亩产只有一百九十三斤，今年达到七百一十三斤，增长二点六九倍，成为我国著名的小麦高产县。
十二年来，温县农业生产是一直上升的，无灾大增产，小灾中增产，大灾小增产。
1964年，温县干部和社员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积极打井、修渠，努力改变生产条件。
1965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就上了《纲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头五年，温县年年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粮食产量年年上升，平均每亩地每年增产三十四斤。
粮食增长速度最快的是1970年到1975年，平均每年每亩增产八十八斤。
为什么最近六年增长得快？
这是因为从1970年以来，温县以大寨、昔阳为榜样，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每年进行规模巨大的农田基本建设。
县委的同志说：
要想产量变，必须条件变；
要想条件变，必须靠大干。
他们怎样大干的呢？
一、打机井、搞配套。
现在平均每八十亩粮地有一眼机井。
二、改明渠为暗渠，修建地下水泥管道灌溉网。
三、修河建闸，做到遇旱有水，遇涝排水。
四、深翻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实现大地园田化。
五、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
1970年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现在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一。
六、大力发展养猪生产，施用农家肥逐年提高。
加上全县普遍选用良种，积极防治病虫害，全面落实农业“八字宪法”，不断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做到了丰收不靠天，有灾之年也能夺高产。

大干　实干　高速度发展农业
宿迁县下大力气迅速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近七年来粮食产量连跨七大步温县每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十二年粮食产量一直上升，成为著名的小麦高产县
编者按：
今天本报报道的宿迁县、温县和11月30日报道的昔阳县、鱼台县，都是高速度发展农业的典型。
这几个县的农业生产连年持续跃进，主要是由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顶住“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持认真学大寨，并且把农田基本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积极改变自然条件。
宿迁县解放前几乎年年受灾。
“洪水暴浸，一宿迁城。”
宿迁这个县名，记录了当地人民的历史灾难。
解放后，特别是近七年来，宿迁人民真心学大寨，奋起赶昔阳，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山河面貌迅速改观，经受住了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终于摘掉了多灾低产的帽子，农业发展速度在淮北地区名列前茅，平均每年增产粮食七千五百多万斤。
温县走的也是这样一条道路。
现在，正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大好时机。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我们要积极响应华主席来一个比赛的号召，学习昔阳、鱼台、宿迁、温县的榜样，挽起袖子大干，扎扎实实大干，在今冬明春的农田基本建设中，真正干出好的效果，为夺取明年农业全面丰收、高速度发展农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新华社南京电
昔日的“洪水走廊”江苏省宿迁县，近七年来，农业发展速度在淮北地区名列前茅。
从1949年到1969年，宿迁县粮食总产量由一亿七千万斤增长到二亿八千万斤。
二十年间，平均每年只增产粮食五百五十万斤。
1970年到1976年，七年间，全县粮食总产量猛增到八亿一千万斤，平均每年增产七千五百多万斤。
七年连续跨了七大步。
宿迁的农业生产发展这么快，重要原因是，他们经受住了各种自然灾害侵袭和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打了几场硬仗，下大力气迅速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接着又采取了一些根本性的措施。
宿迁县位于沂、沭、泗河下游，自南宋以来的八百年间，“水势横溃，河湖无涯，无岁不受患”。
相传，宿迁就因“洪水暴浸，一宿迁城”而得名。
解放以后，易旱易涝、多灾低产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自1969年冬以来，宿迁人民真心学大寨，奋起赶昔阳，把农田基本建设当做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
七年时间，全县开挖大中沟渠四千多里，兴建桥梁涵闸九千多座，架设高压农用输电线路六百七十多里，建造电力排灌站一百五十多处，建设电站装机容量一万七千五百千瓦，打井九百多眼，修复了五个老灌区，开辟了两个新灌区，把原来的三角田、葫芦田、碟子田，基本上变成平展展的方块田，七年来共挖土约三亿立方米，使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面积扩大到八十万亩，做到了日雨二百毫米不受涝，百日无雨保丰收。
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宿迁人民逐步进行耕作制度的改革，把种旱谷为主变成种水稻为主，使全县八十五万亩农田种上了水稻，进而实行水稻、“三麦”、绿肥轮作，用地与养地相结合，提高复种指数。
这样，地越种越肥，产量越来越高。
粮食平均亩产从1969年的二百八十斤提高到1976年的八百五十多斤。
在治水改土的同时，他们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用机械武装农业。
全县耕地、脱粒、运输、排灌、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据新华社郑州电
河南省温县在粮食连年增产的基础上，今年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农业又获得全面丰收。
全县三十万多亩粮地，平均亩产一千零七十一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四万多亩棉田，平均亩产皮棉八十斤，比去年增长四成多；
油料作物的产量和生猪饲养量都比去年显著增长。
在河南省一百一十个县中，温县粮食平均亩产最高，农业生产发展速度也最快。
今年全县粮食总产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了一点九倍。
特别是小麦增长速度更快，十二年来总产量增长三倍，1965年小麦平均亩产只有一百九十三斤，今年达到七百一十三斤，增长二点六九倍，成为我国著名的小麦高产县。
十二年来，温县农业生产是一直上升的，无灾大增产，小灾中增产，大灾小增产。
1964年，温县干部和社员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积极打井、修渠，努力改变生产条件。
1965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就上了《纲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头五年，温县年年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粮食产量年年上升，平均每亩地每年增产三十四斤。
粮食增长速度最快的是1970年到1975年，平均每年每亩增产八十八斤。
为什么最近六年增长得快？
这是因为从1970年以来，温县以大寨、昔阳为榜样，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每年进行规模巨大的农田基本建设。
县委的同志说：
要想产量变，必须条件变；
要想条件变，必须靠大干。
他们怎样大干的呢？
一、打机井、搞配套。
现在平均每八十亩粮地有一眼机井。
二、改明渠为暗渠，修建地下水泥管道灌溉网。
三、修河建闸，做到遇旱有水，遇涝排水。
四、深翻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实现大地园田化。
五、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
1970年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现在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一。
六、大力发展养猪生产，施用农家肥逐年提高。
加上全县普遍选用良种，积极防治病虫害，全面落实农业“八字宪法”，不断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做到了丰收不靠天，有灾之年也能夺高产。

对外友协为艾黎同志八十寿辰举行祝寿宴会
邓小平副主席出席宴会并亲切会见艾黎同志
邓副主席代表华主席、叶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艾黎同志表示热烈祝贺
新华社1977年12月02日讯
欣逢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同志八十寿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今晚为他举行了热烈、隆重的祝寿宴会。
艾黎同志是1927年从新西兰来到我国的。
艾黎同志同中国人民一起，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战斗了五十个春秋。
邓小平副主席出席了今晚的宴会，并在宴会前亲切会见了艾黎同志。
邓副主席代表华主席、叶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艾黎同志表示热烈祝贺。
今晚，人民大会堂宾客云集。
他们中有我国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耿飚、黄华、廖承志、王炳南、王冶秋、林巧稚、沙千里、胡愈之、王笑一、贺彪，有同艾黎同志一起长期工作的中国同志，有专程前来北京祝贺的外国朋友，有在北京工作和访问的国际友人。
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阿特金斯和夫人也出席了宴会。
邓小平副主席在宴会上举杯祝酒。
他说，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路易·艾黎八十高寿，表示热烈的祝贺。
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
象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01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邓小平副主席说，我们的国家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对到本世纪末应该做什么有了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们相信，这个目标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给八十高龄的艾黎同志的任务和对他的要求是，至少再活二十四年，使他能够亲眼看到他毕生为之努力的愿望的实现，并且成为经历三个世纪的活动家、革命家，经历三个世纪的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朋友。
邓小平副主席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人们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
身体健壮、精神矍铄的艾黎同志今晚非常高兴。
他激动地说，这么多的同志和朋友前来为我祝寿，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耿飚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在百忙中出席今晚的宴会，使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今天晚上的这次庆祝活动，在未来的岁月中将始终对我起鼓舞作用。
他说，再过一两个月，我在中国居住就满五十一年了。
中国革命给了我很大的教益。
对此，我个人是十分感激的。
革命给我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回忆。
我非常钦佩所有那些过去战斗得十分出色，现在又努力把革命推向更高阶段的人们。
　
最使我高兴的是，在中国度过的这些年月里，我能够同普通的劳动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跟他们共同生活，一起战斗。
这为我打开了一个丰富多采的新世界。
艾黎同志说，今天，在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向全世界提供着宝贵的经验。
中国革命的榜样本身就向全人类指明了方向，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事业从中获得了新的动力。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在宴会上祝酒。
他说，艾黎同志在我国生活已经有半个世纪。
他五十年如01日，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并肩战斗，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愧是我们的亲密而忠诚的朋友。
他说，五十年来，艾黎同志总是坚定不移地同我们站在一起，同情和支持我国人民的斗争，他自己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他热情赞扬和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
对中国人民在华主席领导下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他同中国人民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总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
王炳南同志说，艾黎同志身在中国，胸怀世界。
他坚决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和霸权主义，同情和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无保留地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
他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阿特金斯大使在宴会上宣读了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给艾黎同志发来的贺电。
新西兰前总理华莱士·爱德华·罗林和夫人也给艾黎同志发来了贺电。
（附图片）
邓小平副主席在宴会前亲切地会见了艾黎同志。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对外友协为艾黎同志八十寿辰举行祝寿宴会
邓小平副主席出席宴会并亲切会见艾黎同志
邓副主席代表华主席、叶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艾黎同志表示热烈祝贺
新华社1977年12月02日讯
欣逢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同志八十寿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今晚为他举行了热烈、隆重的祝寿宴会。
艾黎同志是1927年从新西兰来到我国的。
艾黎同志同中国人民一起，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战斗了五十个春秋。
邓小平副主席出席了今晚的宴会，并在宴会前亲切会见了艾黎同志。
邓副主席代表华主席、叶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艾黎同志表示热烈祝贺。
今晚，人民大会堂宾客云集。
他们中有我国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耿飚、黄华、廖承志、王炳南、王冶秋、林巧稚、沙千里、胡愈之、王笑一、贺彪，有同艾黎同志一起长期工作的中国同志，有专程前来北京祝贺的外国朋友，有在北京工作和访问的国际友人。
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阿特金斯和夫人也出席了宴会。
邓小平副主席在宴会上举杯祝酒。
他说，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路易·艾黎八十高寿，表示热烈的祝贺。
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
象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01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邓小平副主席说，我们的国家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对到本世纪末应该做什么有了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们相信，这个目标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给八十高龄的艾黎同志的任务和对他的要求是，至少再活二十四年，使他能够亲眼看到他毕生为之努力的愿望的实现，并且成为经历三个世纪的活动家、革命家，经历三个世纪的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朋友。
邓小平副主席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人们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
身体健壮、精神矍铄的艾黎同志今晚非常高兴。
他激动地说，这么多的同志和朋友前来为我祝寿，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耿飚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在百忙中出席今晚的宴会，使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今天晚上的这次庆祝活动，在未来的岁月中将始终对我起鼓舞作用。
他说，再过一两个月，我在中国居住就满五十一年了。
中国革命给了我很大的教益。
对此，我个人是十分感激的。
革命给我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回忆。
我非常钦佩所有那些过去战斗得十分出色，现在又努力把革命推向更高阶段的人们。
　
最使我高兴的是，在中国度过的这些年月里，我能够同普通的劳动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跟他们共同生活，一起战斗。
这为我打开了一个丰富多采的新世界。
艾黎同志说，今天，在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向全世界提供着宝贵的经验。
中国革命的榜样本身就向全人类指明了方向，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事业从中获得了新的动力。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在宴会上祝酒。
他说，艾黎同志在我国生活已经有半个世纪。
他五十年如01日，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并肩战斗，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愧是我们的亲密而忠诚的朋友。
他说，五十年来，艾黎同志总是坚定不移地同我们站在一起，同情和支持我国人民的斗争，他自己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他热情赞扬和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
对中国人民在华主席领导下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他同中国人民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总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
王炳南同志说，艾黎同志身在中国，胸怀世界。
他坚决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和霸权主义，同情和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无保留地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
他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阿特金斯大使在宴会上宣读了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给艾黎同志发来的贺电。
新西兰前总理华莱士·爱德华·罗林和夫人也给艾黎同志发来了贺电。
（附图片）
邓小平副主席在宴会前亲切地会见了艾黎同志。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山西省委宣传部邀集省级文艺机关、团体文艺工作者举行批判会
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埋葬“阴谋文艺”
本报讯
据《山西日报》报道，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以后，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邀集省级文艺机关、团体的部分文艺工作者举行批判会。
会上，革命文艺战士以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党的十一大文件为武器，针对“四人帮”兜售“文艺黑线专政”论，炮制“阴谋文艺”的罪行，联系文艺界和文艺工作者身受其害的实际，愤怒地进行揭发和批判。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建国以来始终占主导地位，
“四人帮”恶毒攻击文艺战线是“黑线专政”，其要害是篡党夺权。
山西省文艺工作室马烽、西戎、孙谦、郑笃、胡正在发言中说：
王张江姚“四人帮”从他们窃取了党和国家部分权力的时候起，就竭力把文艺纳入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轨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江青伙同林彪抛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
此后，他们又把这一谬论扩展到教育战线、科技战线以及其它各条战线，借此全盘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黑线专政”论，成了“四人帮”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打倒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依据。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艺战线上是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的，是受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的。
但是，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反动电影《武训传》，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沉重地打击和粉碎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思潮的进攻，才取得了各次斗争的伟大胜利。
十七年中，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
“四人帮”抛出“文艺黑线专政”的谬论，就是妄图借否定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成就，来为排斥和打倒党的各级领导大造反革命舆论。
“四人帮”在疯狂兜售其反动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时，肆意篡改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竭力诋毁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正确估价。
在1963年12月12日的批示中，毛主席指出了文艺战线存在着的严重问题，但同时也明确指出：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
“四人帮”却把它篡改为“一片空白”。
与此同时，又把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关怀和培育下搞出来的几个革命现代戏和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剽窃过去，说成是叛徒江青“呕心沥血培育的”。
当时我们就想不通，打倒“四人帮”以后，真相大白。
原来“四人帮”搞篡党夺权是早有预谋的。
他们先从文艺战线开刀，然后就在教育、科技、卫生等各条战线全面开刀“动大手术”，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指出：
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却诬蔑我国文艺队伍是“群魔乱舞”，对文艺工作者肆意摧残。
山西省京剧团张一然，山西省戏剧研究室张万一、石丁、刘元彤、高鹏、鲁克义等同志在发言中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作过全面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价。
“四人帮”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全盘否定十七年来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文艺队伍的成长和文艺工作者世界观改造的成果，恶毒攻击文艺队伍的状况是“群魔乱舞”，文艺工作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破坏力量”。
毛主席指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四人帮”却对文艺工作者肆意摧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们操纵了文艺战线的生死予夺大权，对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实行了残酷的打击和陷害，其用心之狠毒，手段之恶劣，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按照“四人帮”的反动谬论，既然建国十七年来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那末，在建国后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都成“黑线人物”。
年轻一点的，被他们说成是“黑苗子”，年纪大一点的叫“黑干将”，贡献多的叫“黑尖子”，职务高的叫“黑司令”。
年龄越大，工作得越久，作品越多，职务越高，必然越黑，那就应该坚决打倒。
就象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在“四人帮”的眼里，一个比一个黑，一个比一个坏那样。
更有甚者，“四人帮”的御用文人还胡说，在“黑线统治”的十七年，还培养了一批“黑观众”、“黑读者”，连接触十七年文艺的普通群众都变成黑的了。
这难道不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吗？
建国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努力改造世界观，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运用文艺这个武器积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尽管在这个队伍中，出现了胡风之流的败类，但这只是一小撮，无损于整个文艺队伍，相反，清除了败类，队伍就更健壮、更纯洁了。
我们的文艺队伍基本上是好的。
首先，从文艺战线的领导权来看，绝大多数掌握在革命老干部手中。
他们经历了战火的严峻考验，不少人早就从事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他们热爱党的文艺事业，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即使一度犯些错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教育下，大多数也都努力跟上来了。
在文艺部门，还有一部分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青年领导干部，他们热情高，肯学习，朝气蓬勃，是好的革命接班人。
无论是老干部还是年青干部，都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贡献。
其次，从广大文艺战士来看，绝大多数也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老艺人在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和深入工农兵的生活中逐步提高了觉悟，愿意并努力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省的老艺人丁果仙、牛桂英等就是如此。
青年文艺工作者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们具有较高的政治热情，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积极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力量。
他们中由于种种原因变坏了的毕竟是少数。
事实充分证明，“四人帮”是摧残文艺队伍的元凶，是广大革命文艺战士的死对头。
山西省文化局刘江、邓焰、艾治国、夏洪飞、张沛、刘建昌、力群、苏光等同志，对“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大搞阴谋文艺的罪行，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毛主席语录
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
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

“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大阴谋
王首道同志在广州地区教育战线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上发言
新华社广州1977年12月02日电曾经参加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首道同志，最近在广州地区教育战线批判大会上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
王首道同志说，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推翻了“两个估计”，砸碎了套在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千百万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使教育事业获得了大解放，为教育革命大干快上扫除了大障碍，使广大教育工作者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他说，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四人帮”及其死党、余党、亲信、黑干将采用各种卑鄙手段，精心炮制了反革命的“两个估计”。
作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我就亲眼看到了“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卑劣伎俩。
王首道同志指出，“四人帮”及其同伙在那次会议上制造“两个估计”是早有预谋的。
会议开始之前，“四人帮”及其在上海、辽宁的死党、余党，就挖空心思制造了许多为“两个估计”服务的材料，参加会议的代表一到会，他们就把这些材料塞给每个代表，妄图按照他们的黑旨意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在他们所发的材料中，有一份调查材料，说什么：
在一个大学学习过的三十名劳动模范，有六名被资产阶级完全“化”掉，成为骑在工人阶级头上的特权阶层的人物，有十二名变成了个人主义十足，意志消沉的人。
他们企图用这种歪曲事实的所谓典型材料，把社会主义的大学污蔑为封资修的“大染缸”，把工人阶级的劳动模范肆意加以糟踏。
还有一个材料说，上海有个大学的工人班自从1960年创办以来，招收工人学员五百五十四人，百分之九十是党团员，百分之十是劳动模范，但是他们都受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成了“追名逐利同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人”。
这种胡言乱语，无非是硬要把教育革命成果一笔抹煞。
“四人帮”及其同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个别事例来否定整个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成就，否定毛主席的教育路线。
这样“典型引路”之后，其他的发言一律必须按照这个模式来搞，否则就取消你的发言权。
他们对各省市带来的材料严加选择，符合他们口味、按他们调子搞的材料就采用；
不符合的一律不予采用。
广东省当时准备的材料，是按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大力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百般刁难，不准发言，也不登《简报》，还通过各种形式对广东代表施加压力。
他们在联络员会议上，公开点名斥责广东，胡说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中毒深。
“四人帮”及其余党、亲信、黑干将就是通过这样的卑劣手段，划框框，定调子，根本不允许为十七年教育战线讲一句公道话，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事业的巨大成绩。
王首道同志指出，在那次会议上，“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清华大学的一位同志在会议文件起草小组会上，想说明一下高教六十条产生的背景和毛主席曾经肯定过高教六十条的情况，就被他们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被赶出了起草小组。
在会议领导小组讨论会议文件时，我根据广东小组讨论的意见，想说明三个问题：
一是不要把普通大学和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混在一起写，免得造成各类学校概念不清、任务不明；
二是要把大、中、小学的任务分别写明确，不要各级学校都是一个要求；
三是对十七年的估计不要笼统写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样不利于调动广大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正确地总结经验，即使要写，也要按照大、中、小学的不同情况来写。
我连第1点意见还没有说完，就被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亲信攻击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
“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当众表扬了那个亲信，指桑骂槐地把我攻击了一通。
王首道同志说，在那次会议上，“四人帮”采用高压手段，造成人们只能说十七年坏，不能说十七年半句好话的局面，不然就会被扣上“立场不稳”、“界限不清”、“觉悟不高”的大帽子。
当时，我们广东小组在讨论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解放后十七年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教育战线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能说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对于知识分子的估计问题，要求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来分析。
当我们的代表向领导小组汇报这个意见时，迟群竟大发脾气，气势汹汹地说：
“谁说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起草会议文件？”
并质问：
“你们小组都同意这个意见吗？
没有别的相反的意见吗？”
态度极端蛮横。
有些省的代表也提出不同意见，迟群就歇斯底里地叫嚷：
“这些人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
质问：
“这些人是哪条线上的人？
要追查。”
并且狂叫：
“这样的人如不转变立场，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
他强迫各小组过所谓“民主生活”，开展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一些人转变立场。
迟群还在会议上大抓“活思想”，把对“两个估计”的态度归结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待继续革命的态度问题，无限上纲，扣帽子，打棍子，妄图压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在那次会议上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抵制和斗争。
尽管他们采取种种手段控制会议，压制不同意见，但是大家还是反复提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我国十七年教育战线的实际情况的。
在他们的控制下，会议文件先后搞了十八次修改稿。
不少代表看到提意见也没有用，后来干脆就不提修改意见了，把原稿退回就算了。
王首道同志在揭发批判中愤慨地指出，“四人帮”不但扣压、封锁了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并且公然疯狂反对周总理的指示。
在会议期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林彪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针对“四人帮”的嚣张的反党气焰及其反动的“两个估计”，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作了两次重要指示，明确指出：
毛主席的红线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
知识分子中的多数是接受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作具体分析，不然大家会灰溜溜的。
周总理还专门作了关于党史的报告，用我党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启发我们要深入批判叛徒、特务陈伯达，为我们后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四人帮”对周总理的指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阳奉阴违，疯狂反对。
他们在上海等地的余党回去后，竟一直不予传达，却别有用心地大肆宣扬张春桥、姚文元的黑指示。
王首道同志着重指出，“四人帮”阴谋炮制的“两个估计”，为什么遭到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教职员工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就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是极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在政治上是非常反动的。
“两个估计”是与毛主席关于我国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直接对抗的，是完全违背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的客观实际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不光是为了搞乱教育战线，破坏教育革命，摧残教育事业，他们还妄图从教育战线打开突破口，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各条战线的主导地位；
妄图通过搞乱教育战线，进而搞乱其它战线，搞乱全国，阴谋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精心炮制的“两个估计”，完全是为他们那条“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的，是他们进行篡党夺权，改朝换代，复辟变天的重要理论根据。
因此，彻底批判“两个估计”，肃清
“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以及科技、卫生、文艺、新闻等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就成了当前广大教职员工、广大干部群众的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

“四人帮”围剿《海霞》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文化部批判组
“四人帮”疯狂地围剿过影片《海霞》，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
“四人帮”围剿《海霞》的反动实质，却有待我们继续进行揭发和批判。
“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死党于会泳等人，曾经制造过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围剿《海霞》，是因为影片搞成了“列传式”、“散文式”，背离了“样板戏的实践经验”，违反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
也就是说，仅仅是艺术表现形式的问题。
“四人帮”第2次围剿《海霞》时，炮制了《右倾翻案风与电影〈海霞〉》一文。
他们在这篇黑文中，又耍了一个新的花招，假惺惺地说：
“一部影片拍出来，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就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同时也要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
《海霞》问题本来并不复杂，后来之所以尖锐化，根子是在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身上。”
他们在这里诬蔑的是邓小平同志。
这就是说，他们原来并没有把《海霞》当毒草，问题“并不复杂”，是属于艺术问题；
后来，邓小平同志过问了，问题才“尖锐化”起来，才转化为政治问题。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实际情况是：
“四人帮”一手造成的有关《海霞》的问题，始终是复杂的、尖锐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围绕着《海霞》展开的斗争，从头到尾是一场阶级斗争。
甚至可以说，这场严酷的阶级斗争，远在《海霞》诞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文艺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呢，还是为少数人服务？
是为工农兵服务呢，还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
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焦点。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由叛徒、特务、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一个反革命黑帮。
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他们在文艺领域里，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
一方面，把一切文艺手段垄断起来，为他们篡党夺权造舆论；
另一方面，到处兜售“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十七年的革命文艺成绩，无情镇压革命文艺工作者，砍杀社会主义的百花，把社会主义的文艺园地搞得萧条肃杀，使广大工农兵群众无书可读，无戏可看，无歌可唱。
1973年元旦，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政策，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见，针对江青等人控制文艺战线的现状，提出要在继续搞好京剧革命的同时努力生产故事影片的要求。
周总理明确指出：
总结七年来，在故事影片生产“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这是我们的大缺陷”；
希望在三年之内，能把这个空白填上。
他还热情地说：
“你们有什么要求，通过文化组提出，中央批准，党和国家就帮助。”
周总理的话，说出了全国人民和全体电影工作者的心愿，体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路线。
但是，大叛徒、大恶霸江青却当场顶撞、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拒绝执行周总理的正确指示。
她指挥于会泳等人控制一切，唯“四人帮”的帮话是听；
她不准任何人去改变群众看不到故事影片的现状，不准任何电影工作者不听她的话而去拍摄故事影片。
她一意孤行，坚持她那条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就是在这种壁垒分明的情况下，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革命同志，决定执行周总理的指示，适应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要求，筹备拍摄故事影片《海霞》。
江青知道后，当面质问该影片的编导谢铁骊和摄影钱江同志：
“你们是不是对拍样板戏不感兴趣了！”
她想用一顶大帽子压上去，使北影的同志从正确的道路上退下来。
然而，北影的广大革命同志没有屈服于江青的淫威，而是坚决按周总理的指示办，《海霞》正式开拍了。
江青对此恨得咬牙切齿。
从《海霞》第1个镜头开拍的时候起，她就对这部影片埋下了杀机。
摄制组的同志怀着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无限忠诚，不分昼夜，不避寒暑，终于在1975年初把影片抢拍出来。
01月25日，影片送到江青一手控制的文化部去审查。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死党于会泳等人接连“审查”两天，就是不予通过。
理由是什么呢？
他们支支吾吾，不能明讲出来。
最初，只笼统地说“有严重问题”，“带根本性问题”；
后来，罗列了数十条罪状，都是艺术处理方面的问题，而且很多是鸡蛋里挑骨头，根本不能成立的。
摄制组的同志不服气，质问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毛主席1957年提出的六条标准，是分辨香花和毒草的唯一政治标准，《海霞》在政治上是好的，符合六条标准，艺术上也是有创新的，为什么不能通过上映？
“四人帮”的死党、亲信狗急跳墙，竟无耻地说六条标准是“最起码的”低标准，直接把矛头指向毛主席。
他们所以敢这样丧心病狂，胆大妄为，正是因为背后有“四人帮”撑腰、打气。
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单纯的“艺术问题”。
不同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总是不同的政治路线斗争的一种表现。
摄制组的同志根据于会泳等人的“审查”意见，对影片进行修改，改了一百多个镜头，于06月15日再次送文化部审查。
结果，依然不被通过。
理由是：
“吃苦菜”和“送水”两场戏还没有完全按文化部的意见修改。
摄制组的同志据理力争，严正指出：
如果完全按于会泳的意见改，“不仅费力，而且势必改变了人物关系，伤了影片的筋骨，造成支离破碎的结果”。
谢铁骊和钱江同志曾给江青写信，希望她能主持公道，给予“帮助和指示”。
江青把信转给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表面上写道：
“北影的事不清楚，我压了一些件，并告诉过文化部的负责同志我们今后不负责影片的审查，保留评论权”，“建议上演，组织评论队伍”进行“评论”。
善良的人们怎么可能知道，江青早就很“清楚”“北影的事”，早就给于会泳等人有黑指示，要把眼睛“盯着《海霞》”了。
她所谓要“组织评论队伍”进行“评论”，就是要纠集打手，围剿《海霞》；
通过围剿《海霞》，达到他们在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1975年春，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同志，相继观看了《海霞》，肯定了这部影片。
对于这件事，江青曾一再指使于会泳等人进行非法的调查。
于会泳向江青密报说：
“关于《海霞》影片，情况很复杂，受到人的支持。”
受到谁的支持？
江青不打自招说：
“谢铁骊拍个片子就往邓颖超那个线上送，她又不管文艺，伸这个手干什么，总理对这个片子可支持呢。”
这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那个时候，邓颖超同志根本没有看过《海霞》这部影片。
而且，邓颖超同志除了因工作需要，组织决定让她看的影片外，她自己从来没有以个人名义调看过任何影片。
而叛徒江青却胡诌什么“往邓颖超那个线上送”，纯系子虚乌有，造谣诬蔑！
其目的，是通过打击诬蔑邓颖超同志，反对周总理。
所谓“总理对这个片子可支持呢。”
这才是江青攻击的重点。
江青的这段无耻谰言明白无误地供出了她刻骨仇恨周总理的狼子野心。
周总理代表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海霞》受到的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支持。
对于革命人民、革命电影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
但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四人帮”，却对此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江青密令于会泳：
“有关《海霞》的问题，既然情况复杂，我建议你向春桥同志当面报告。”
于会泳遵旨晋见张春桥后，便决定公开围剿《海霞》。
他们的第1步，就是决定《海霞》“按未经修改的样子上映”；
并且特别注明，“就是他们送中南海审看的样子上映”。
这就一语道破，他们上映《海霞》，“评论”《海霞》，目的是要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他们的第2步，是由于会泳等人亲自领头，组成“点火队”，先后开进北京电影制片厂；
并以文化部的名义，连续给北影厂全体职工写了两封公开信，企图煽动群众起来围攻摄制组的同志，批判《海霞》，把《海霞》定为“黑线回潮的代表作”。
他们这一步的目的，也同样是想把文艺黑线回潮总后台的罪名，强加在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身上。
这个时候的“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死党于会泳等人，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摆出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的架势。
谢铁骊、钱江同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反映文化部在处理影片《海霞》上的错误。
1975年07月29日，毛主席在信上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07月30日审看了《海霞》的两个版本（最初送文化部审查的片子和经过修改的片子），肯定了这部影片，并决定全国上映经过修改的片子。
这就给了“四人帮”当头一棒，粉碎了他们第1次围剿《海霞》的罪恶阴谋。
在无产阶级这次强大的反攻下，江青吓破了胆，没有敢出席政治局审看《海霞》的会议。
“四人帮”的死党于会泳在政治局通过《海霞》的第2天，便跑到张春桥那里去大哭，无可奈何地说：
“没地方说理去！”
阶级敌人难过之时，正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
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阶级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四人帮”在当时就叫嚷：
《海霞》问题“不算完”，暂时“放一放”！
有朝01日，他们必然要卷土重来。
不到两个月，到了09月14日，江青就在大寨造谣说：
“他们（指谢、钱二同志）给政治局写信，给主席写信，主席就没有批，政治局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看了‘双片’表了态。”
甚至叫嚣说：
“现在，我还可以批这部片子，基本方面不好嘛，有人说我翻案，这不是翻案，我现在要打反攻。”
到了1976年初，他们全面的反攻倒算开始，掀起第2次围剿《海霞》的高潮。
张春桥悄悄地写了《02月03日有感》的反党黑文之后，决定要亲自写一篇批判《海霞》的文章，并伙同姚文元下令他们在《红旗》杂志的亲信和文化部的亲信，炮制了《右倾翻案风与电影〈海霞〉》的黑文。
他们在这篇黑文中，把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靶子，凶相毕露地说：
“有他撑腰，编导才那样不听人劝，我行我素；
有他打气，围绕《海霞》问题的奇谈怪论，一时甚嚣尘上，谣言不胫而走；
有他插手，便破坏了文艺队伍的安定团结。”
他们简直恨不得把邓小平同志一口吃掉。
他们恨邓小平同志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邓小平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其实，他们既是恨邓小平同志，也是恨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
江青在这个时候就叫嚷：
要揪《海霞》背后的“大后台”！
她在03月02日擅自召开的十二省、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就恶毒攻击政治局通过《海霞》是“不负责任”，是“保护《海霞》，不许说话”，是“粗暴”。
她明知政治局审看、通过《海霞》，是奉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是华国锋同志亲自参加的。
他攻击政治局，分明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
他们不仅这样说，而且付诸行动。
张春桥亲自派人进驻北影，追查“反革命”，把谢铁骊同志当成“重点的重点”。
他们小会围攻，大会批判，软硬兼施，追逼谢铁骊同志交出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的底稿；
此计不成，又去诱说钱江同志，说他与谢铁骊同志“不一样”，要他主动交代写信的内容。
他们把谢、钱二同志逼成重病，不罢休，还继续追查。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通过批判谢、钱二同志写信的内容，来反毛主席和周总理。
在他们反革命的日程表上，还准备于1976年10月12日召开全文化部系统的大会，以“与邓小平挂钩问题”的罪名批斗谢、钱等同志，实行法西斯的迫害，进一步诬陷和攻击邓小平同志。
由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10月06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才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围绕着《海霞》问题，就是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
“四人帮”有一条“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他们搞“阴谋文艺”，炮制《反击》、《盛大的节日》这样一些反动影片，目的是为了打倒老一辈的革命家，为他们那条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
他们仇视革命影片，扼杀《创业》，围剿《海霞》，同样是为了打倒老一辈的革命家，为他们那条反革命的政治纲领服务。
他们加给《创业》十条罪状，加给《海霞》几十条罪状，而且三翻四覆，非要把影片置于死地不可，目的都不止是对着影片本身，而是反对支持影片的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以及邓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这就是“四人帮”围剿《海霞》的反动政治实质。

大巴山区巫溪县教育工作者用普及教育的成就批判“两个估计”
“黑线专政”论完全颠倒黑白
据新华社成都电
大巴山区巫溪县普及小学五年教育以后，学龄儿童入学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八左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小毕业生都升入了初中，并实现了学生上小学不出队，上初中不出社，上高中不出区。
昔日文化落后的偏僻山乡，如今村村寨寨传出了孩子们的读书声，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
这个县的干部和教师回顾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狠批了“四人帮”胡说十七年教育战线“黑线专政”的反动谬论。
他们指出，建国以来，教育战线和各条战线一样，尽管有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始终占主导地位的。
“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完全是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无耻谰言。
巫溪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是四川东部最边远的一个县。
全县四十多万人口，散居在纵横四百多里的崇山峻岭和深沟峡谷之中。
解放前这里一穷二白，“文盲村”比比皆是。
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落后状况，巫溪县教育部门在县委领导下，从五十年代初期便狠抓教育工作。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发展到四百五十八所，相当于1949年中、小学总数的十八倍。
许多山区小学和中学设置复式班，有的实行半日制或间日制，有的举办早读班或晚读班。

武汉地区人民揭批四人帮鼓吹越乱越好的反动谬论
他们要乱谁家的天下？
——武汉地区人民揭批“四人帮”鼓吹“越乱越好”的反动谬论
“四人帮”指使他们在湖北的黑干将疯狂捣乱，“越乱越好”，把个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地区，闹得长期不得安宁。
这些黑干将横行霸道，作恶多端，冲击省、市委，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破坏交通，破坏工农业生产，使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损失。
仅一九七四和一九七六两年，武汉地区减少的工业总产值，就相当于二十七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
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3个战役正在武汉地区迅猛开展。
广大干部和群众抓住“四人帮”炮制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狠狠揭露和批判他们鼓吹“越乱越好”谬论的反动实质，清算他们妄图搞乱无产阶级天下的滔天罪行。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我国重要工业基地之一的武汉地区，多年来深受林彪、“四人帮”“乱字经”的祸害。
这伙凶恶的阶级敌人为了“搞乱全国”，看中了武汉这个战略要地，千方百计把黑手伸到这里。
他们肆意篡改、歪曲毛主席的教导，发出要“闹它个天翻地覆”的反革命嚎叫，指使他们在湖北的黑干将，疯狂破坏毛主席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使武汉地区多年来几经反复，长期不得安宁，革命和生产蒙受严重损失。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伙同林彪反党集团，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起武斗，把武汉地区闹得不得安宁。
特别是党的“十大”以来，“四人帮”不顾毛主席一再提出要安定团结的指示，加紧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疯狂地进行破坏和捣乱。
他们肆无忌惮地通过在全国总工会筹备小组的心腹和“梁效”写作班子成员，以及在上海的余党和河南的那个“两省总督”，直接插手武汉，“管一管湖北”。
不仅如此，王洪文、江青还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对湖北省委施加压力，当着省委同志的面指使湖北的黑干将“要坚持斗争”，“不要把头上的角，身上的刺都磨平了”。
在“四人帮”的直接指挥下，这些黑干将明目张胆地与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分庭抗礼，叫嚣“这次要大搞一番，和他们拚了”，“要搞得七处起火，八处冒烟”。
他们究竟要乱谁家的天下？
武汉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联系“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在武汉制造的一件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广大群众首先剖析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所谓“乱一点有好处，乱显得我们有生气”的谬论。
大家指出：
这一反动谬论是“四人帮”祭起的一面乱党、乱军、乱民的黑旗。
在这面黑旗的招摇下，“乱世英雄”纷纷出笼。
湖北、武汉地区的黑干将紧紧跟着叫嚷什么“大乱大好，小乱小好，不乱不好，停工停产最好”。
这帮家伙唯恐天下不乱，到处兴风作浪，哪里安定团结，他们就说哪里是“一潭死水”，“必须大乱”；
哪里生产搞得好，他们就说哪里“路线不清”，要“生产暂停”；
哪里反对他们的“乱字经”，他们就说哪里是“捂盖子”。
广大群众说，“乱”究竟对谁有好处，究竟“显”出了谁家的“生气”？
我们革命人民是一清二楚的。
在这里，人们用两起“乱”的例证对这一反动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
一起发生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
当时“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不批林，假批孔，借着“四人帮”刮起的“三箭齐发”的妖风，纠集一伙人，在京广铁路线上制造卧轨、拦车事件，使这条贯穿我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顿时陷于瘫痪，使国家在经济上蒙受了损失，给人民造成了困难，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另一起是1975年初，正当武汉人民遵照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掀起抓革命促生产高潮的时候，“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们，又在武汉人口稠密、商业集中的最繁华的闹市区制造了“六渡桥事件”。
他们在那里静坐绝食，抢占据点，殴打民警，设置路障，中断交通达十一天之久，有七条线路的公共汽车、电车和其它各种车辆无法从这里通过。
工人们只好绕道步行上班，有的要步行二十多里。
这一带的商店不能营业，人们不能上街。
一时间，繁华的闹市区成了牛鬼蛇神猖獗、流氓阿飞横行的世界。
以上只是这伙坏蛋在武汉地区恣意捣乱的两例。
几年来，其他各种形式的聚众闹事是屡见不鲜的。
他们这股“乱”的祸水流到哪里，哪里就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广大群众愤怒地说：
“四人帮”叫嚷的“乱有生气”，对于革命人民来说是大灾难；
他们所说的“乱有好处”，只能是对新老资产阶级有好处，对帝修反有好处。
他们的“乱字经”，就是“复辟经”。
“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黑干将不仅有“乱”的理论，还有“乱”的策略。
他们在武汉地区所施展的反革命策略之一，就是首先把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厂矿企业搞乱。
叛徒江青亲自向他们的黑干将面授机宜说：
“抓住了武钢，就抓住了武汉，抓住了湖北。”
湖北的黑干将心领神会，大叫，“湖北要乱，武钢首先要乱。
武钢乱了，就能控制湖北。”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窜到武钢，搞串连，开黑会，煽阴风，点鬼火，叫嚷“炉子熄火就是胜利！”
拚命进行捣乱，使武钢的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1973年，武钢广大职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生产蓬勃发展，钢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1974年竟被他们糟踏得不成样子，钢产量比1973年下降了百分之六十；
1975年武钢生产刚刚回升，1976年又被这伙坏蛋乱坍了，使钢产量比1975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
广大群众在批判中指出：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要把我国第2大钢铁基地搞垮，就是要摧毁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并且通过武钢的影响，来搞乱武汉，搞乱湖北，牵动全局，其用心何其毒也！
不仅如此，武汉地区的黑干将们还把江青的反革命策略扩而大之，对许多大型厂矿企业都进行冲击。
象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等许多重点企业，都被他们乱成了武汉地区有名的
“重灾户”。
我国机床行业重点企业之一的武汉重型机床厂，是“四人帮”在湖北黑干将的“战略”重点之一。
他们叫嚷：
“武重一动，山摇地动”。
那个被称为大乱武汉的“四大金刚”之一、自诩为相当于“副省长”的坏家伙就在这个厂。
他在这个厂网罗牛鬼蛇神，组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并同社会上的“乱世英雄”们紧密勾结，里呼外应。
毛主席每发动一次政治运动，这个坏家伙总是带领他的“帮兄弟”杀向社会，又是作街头“讲演”，又是发表“声明”，又是散发传单，在武汉三镇掀起阵阵恶浪，成了武汉和湖北的一个“乱源”。
“四人帮”及其湖北黑干将大乱武汉，在经济上造成的损失是令人震惊的。
武汉地区人民算了一笔损失账：
仅一九七四和一九七六两年，武汉地区减少的工业总产值，就相当于二十七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
广大群众愤怒地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大乱社会主义江山，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帝修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帝修反的别动队。
“四人帮”的黑干将们为了把革命和生产的形势搞乱，丧心病狂地大搞翻案复辟活动，网罗牛鬼蛇神，壮大帮派骨干力量。
他们公开发出“大乱大翻身，小乱小翻身，不乱不翻身”的反革命叫嚣，还疯狂地喊叫：
“要把颠倒了的革命力量颠倒过来，把颠倒了的革命对象颠倒过来，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他们要“翻”的什么身，他们要把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颠倒过来意味着什么？
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帮家伙所说的“翻身”，就是要为所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翻案；
他们要颠倒历史，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让地主资本家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
人们指出，“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都是靠捣乱破坏起家的。
文化大革命中，根据毛主席清理阶级队伍的战略部署，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行了清查，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他们一直怀恨在心，伺机反扑。
1974年，他们乘“四人帮”另搞一套之机，冲进省委机关，抢走清查的档案材料，毁灭罪证。
他们以百倍的仇恨，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进行阶级报复。
仅从一九七四至1976年09月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由湖北黑干将煽动大规模冲击公安机关就达八次之多。
1974年夏，湖北的黑干将煽动一批不明真相的人，在武汉市公安机关门前静坐绝食，无理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释放作恶多端的罪犯。
在他们要求释放的罪犯名单中，有流氓，打砸抢者，杀人犯，贪污盗窃犯，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
就是这样一些坏蛋，却被他们封为什么“反潮流战士”、“抗暴英雄”、“革命闯将”、“坚定的革命左派”，还有什么“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
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一伙亡命之徒竟恼羞成怒地抓走了市法院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并狂妄地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发出了“最后通牒”。
武汉人民回顾这一桩桩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事实，义愤填膺地说：
“四人帮”鼓吹“大乱大翻身”，就是要纠集地、富、反、坏和一切牛鬼蛇神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
他们的阴谋得逞了，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就会惨遭毒手，劳动人民就会再吃二遍苦，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这是一幅多么危险的情景！
“四人帮”的党羽们正是为了乱中夺权，妄图另立张春桥的所谓“新天朝”，他们把罪恶的矛头始终对准着省、市委和各级党委领导机关，对准着那些久经考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
武汉的这些黑干将们声嘶力竭地叫喊“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肆无忌惮地围攻、绑架省、市委领导人，冲击省、市委机关，到处“踢摊子”，“挂牌子”，抢章子，搞“进驻”，另立领导中心，同各级党委“对着干”。
他们美其名曰“对着干”“才可以分清真假美猴王”。
他们直言不讳地声明，搞乱“就是为了权”，“官是闹出来的”，“要把这些老家伙闹得昏头转向，让他们服服贴贴把权交过来”。
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说得更露骨：
“老干部抗战八年，现在是部、委、办一级干部，老子造反十年，为什么不能当个省委书记？
就是中央主席也可以给我试一试嘛！”
这一番话，把他们的狼子野心表述得多么淋漓尽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没有违背这个逻辑。
他们阴谋搞乱无产阶级天下，结果被无产阶级前进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在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今天的武汉三镇，很快由乱转化为治。
全市秩序井然，社会风气大变，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到处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景象。
工业战线已经扭转了“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生产停滞甚至倒退的严重局面。
到10月底止，武汉地区工业总产值已完成年度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三，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九。
一些“重灾户”形势已经迅速改观。
武汉钢铁公司和武汉重型机床厂等“重灾户”，广大职工发动起来，愤怒控诉“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黑干将的罪行，摧毁他们的帮派体系。
广大职工心情舒畅，干劲倍增。
武钢党委还认真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狠抓职工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练兵活动，大搞攻关会战，使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
最近几个月，武钢的钢和生铁产量都创造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整个武汉地区生机勃勃，广大干部和群众决心乘胜前进，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记者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为何对我下毒手
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员　张　昆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预审员。
在工作中，我和其他同志一道，努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审理了大量案件，从未出过大的差错。
可是，1967年11月03日，“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竟派人以研究工作为名，把我骗到监狱附近。
这时，突然窜出十来个人，连推带打地把我投进了监牢。
我这个审讯犯人的预审员，一下子不明不白地成了在押的反革命犯。
当时他们给我捏造的罪名，是什么“多方包庇案犯”，“与犯人暗通消息”，等等。
他们诬陷我“包庇案犯”，可是，在把我抓起来之前，他们就以转押地点为名将那个人秘密释放了。
那个人所在单位给监狱里一位管理人员打过一次电话，他们竟把这叫做“暗通消息”，而且张冠李戴，把这一捏造的罪名强加在我头上。
为了弄假成真，他们在监狱中对我大搞逼供，大搞法西斯式的审讯。
我据理力争，坚不承认。
于是，他们又在我的出身历史上进行栽赃陷害，逼我承认是假党员。
我不承认就从肉体上、精神上进行摧残和折磨，我向他们要结论，他们不给，我说了一句“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他们就诬陷我“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我出狱后，他们继续对我进行迫害，将我开除党籍，逼我退职还乡，还逼着我说是“自愿退职”、“自愿还乡”。
他们不但残酷迫害我本人，还严重地摧残我的家属。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为什么对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预审员狠下毒手呢？
原因是想从我身上打开一个缺口，制造“砸烂公安机关”，把原来的老干警“全部赶走”的借口。
他们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公安工作，恶毒诬蔑北京市公安局“被一个叛徒、特务、卖国集团把持着”，叫嚷要对北京市公安局“大拆大卸”，妄图从组织上搞垮首都的公安机关。
事实充分说明，“四人帮”这一伙祸国殃民的家伙，“彻底砸烂公检法”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法西斯统治。

攥紧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
北京市公安局　王英
读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公安部理论学习组写的《坚持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一文，心情很不平静。
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创建的，我们的公安队伍，是毛主席亲自培育的。
解放后二十八年来，尽管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
公安机关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镇压阶级敌人，保卫社会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和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十分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把公安机关视为眼中钉。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抛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把黑手伸进了首都公安机关，安插他们的黑干将，把持了部分领导权。
这个黑干将秉承林彪、“四人帮”“彻底砸烂公检法”的黑旨意，一到公安局就叫嚷：
“公安局是个黑窝子”，“地富反坏五毒俱全”，“十七年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黑线”。
为了进一步制造“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借口，他们肆无忌惮地捏造了一个“资敌、通敌”的莫须有的罪名，对广大干警栽赃陷害。
我所在的处，被他们诬蔑为“帝修反的别动队”，“反革命的桥头堡”。
全处业务干部近半数给扣上了“通敌”罪名，四分之一的人被打成敌我矛盾，多数处、科级领导骨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一时乌云翻滚，人人自危。
连协助我们工作过的其他单位的许多同志也惨遭迫害。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全盘否定首都公安机关，还恶毒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他们把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示的案件，批准的工作方案，以及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条例，一概否定，胡批乱砍，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他们妄图把一个好端端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从政治上搞臭，思想上搞乱，组织上搞垮，业务上搞掉。
广大群众气愤地说：
“砸烂公检法，坏人没人抓”，严重削弱了对敌斗争，破坏了社会治安。
事实证明，林彪和“四人帮”一伙，是地地道道的帝修反的代理人，起了他们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对“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的罪恶行径，早就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
但是，“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阳奉阴违，肆意歪曲，严密封锁，拒不传达。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前，他们还是坚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公安工作，对十七年的公安工作只准说坏，不准说一点好，而对他们干的大量坏事，只准说好，不准讲一点问题，否则就扣帽子、打棍子，搞得是非颠倒，路线不清，工作无法开展。
广大干警对他们的种种罪恶行径，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他们安插在首都公安机关的黑干将，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首都广大公安干警获得了解放。
我们决心认真贯彻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在公安战线上的流毒和影响，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甩开膀子大干快上，为保卫华主席、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作出贡献，把首都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搞得更好。

“防范和破案标兵”桂继成
广西柳州车站派出所民警桂继成同志，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工作，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最近，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铁路局公安处委员会作出决定，授予桂继成同志“防范和破案标兵”的光荣称号。
桂继成1970年参加公安工作，1975年调到柳州车站派出所。
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桂继成进步很快。
去年10月以来，他已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
他认真地学习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和报告，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在斗争中，他搞好公安工作的事业心不断增强。
桂继成以“铁人”为榜样，“八小时内拚命干，八小时外多贡献”。
他值班时，总是不停地在候车室、站内站外流动观察，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所里的同志说：
桂继成是个“闲不住的人”。
他患有比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坚持每天到所里工作。
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今年02月，组织上决定让他到桂林疗养三个月，但不到两个月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桂继成对革命工作不分份内份外。
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积极主动去干。
他出差乘车，除协助乘警搞好列车上的治安防范，还帮助列车员查验车票，协助餐车收碗筷。
他出差外地时，也不放过任何可疑的情况。
今年04月06日，他出差玉林返回柳州时，在火车站门口发现一个人拿着一张火车票反复地看，等到162次车快要开出时才匆忙进站上车。
桂继成感到可疑，上车后立即把这个情况向乘警报告，经审查，那人用的是废票，所持证明也是假的，是一个投机倒把分子。
今年06月，桂继成在出席柳州铁路局学大庆会议期间，坚持白天开会，晚上回所工作。
10日零点多钟，他在出站口发现一个可疑的人要挤出车站，立即进行盘问。
正在查看证明时，这个家伙转身就跑。
桂继成紧紧追赶。
当追到车站附近一个暗处时，这个家伙凶狠地反扑过来；
桂继成和他进行英勇的搏斗。
这家伙个头大，桂继成两次被压在地上，仍然紧紧地抓住不放。
在这紧急关头，派出所女民警宋广芝闻声赶到，和他一起抓住了这个家伙。
经查明，这人是一个长期流窜的重大案犯，当场在他的提包内缴获了赃物。
几年来，桂继成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对敌斗争的本领。
他为了辨认介绍信的真伪，把所里扣下的假证件、假公章研究了再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有一次，他发现一个自称是运转值班员的人使用一张铁路免票，便问这个人：
“你是值班员，请问，把列车接进一道，进站信号机该显示什么信号？
如果接进二道呢？”
这人答的全是外行话。
经查实，这人原来是个盗用职工免票的投机倒把分子。
另一次，桂继成发现一个持铁路免票的人，说是机务段的司机，但免票已经开了一个多月才出差。
他想，司机不可能长期出差在外，此人可疑。
便问：
“你是司机，机车跑一百公里要烧多少煤？”
这人答道：
“要烧七、八十斤。”
桂继成肯定这个人不是司机，便进一步审查，证实这是一个冒充铁路职工外出流窜的坏人。
在工作中，桂继成立场坚定，拒腐蚀，永不沾。
有个坏人曾拉他一起喝酒，他坚决拒绝。
第2天，这个人又带了一个人到车站，向桂继成介绍说：
“他是贵州省公安局的干部，到广西出差，要乘79次返回，请你帮忙送进车站。”
在接触过程中，桂继成发现这个人不象公安人员，立即向领导汇报了情况。
最后查明，这两个人都是投机倒把分子。
桂继成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体现了人民警察爱人民的高贵品质。
今年01月06日，一个从湖南到柳州的老大娘，要到“××号信箱”探望儿子。
桂继成用电话查问了柳州市所有代号单位，都无结果，又到邮局查问，才知道“××号信箱”已从柳州迁走。
他立即帮老大娘办好车票，并送上火车，老大娘深受感动。
一天晚上十点多钟，群众把一个迷路的四岁左右的小女孩送到派出所，可是小孩不知家的地址，只是说回家要过河。
桂继成领着小孩到处探问。
后来从小孩嘴里知道她有一个姐姐在八中上学。
桂继成带着小孩刚到八中附近，小孩就认出了家。
当桂继成把丢失一天的小孩交给她父母时，全家都非常感动，再三表示感谢，称他是群众的贴心人。
本报通讯员

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要真正干出一个效果来
以华主席为光辉榜样　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劳动
农林部水电部一机部部长率领干部到京郊参加劳动，亲自指挥，带头大干。
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要真正干出一个效果来
新华社1977年12月02日讯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密云水库劳动并进行视察，鼓舞了战斗在华主席、党中央身边的农林部、水利电力部、第1机械工业部的广大干部。
他们感到形势逼人，再也坐不住了。
这几天，三个部的数百名干部，由正副部长带队，到北京郊区朝阳区孙河大队，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劳动。
水利电力部的负责同志对本社记者说，华主席在日理万机中抽时间到密云水库劳动，是对狠抓农田基本建设，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又一次大动员。
当前，我国农田基本建设出现了近几年同期少见的高潮。
到11月中旬，全国投入这一高潮的劳动力已达八千多万人。
其中，山东、河北两省上工地的劳动力都超过了一千万人。
全国已经铺开的工程有六十多万处。
从10月份起到目前止，已完成土石方五十多亿立方米。
但是，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不够平衡。
有的省、自治区进展还不快，需要再发动一次。
进展快的不能松劲，差一点的要赶上来。
一定要抓紧、再抓紧。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以华主席为光辉榜样，到农田基本建设第1线去，亲自指挥，带头实干。
不仅要轰轰烈烈地大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大干。
要讲求实效，不搞形式。
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要真正干出一个效果来。
从11月30日到12月02日，农林部、水利电力部、第1机械工业部的六百多名干部，其中有司局长五十七人，由钱正英、周子健、杨立功等十名部长、副部长带队，到孙河大队劳动，以实际行动积极带头落实华主席关于“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的指示。
孙河大队是华主席曾经视察和劳动过的地方。
1974年11月09日，是这个大队贫下中农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华国锋同志和陈永贵同志，率领国务院部、委的一些领导干部，来到这个大队的水利工地劳动，带来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在劳动休息时，华国锋同志同干部、社员促膝谈心，对搞好农业学大寨和农田基本建设作了重要指示。
从那以后，水利电力部就把孙河大队作为部的劳动基点。
两年来，从部长到工作人员，每星期五坚持分批到孙河大队劳动一天，从不间断。
只是今年01月到11月，来这里参加劳动的干部就有一千四百八十多人次。
北方的隆冬，寒气袭人。
但是，孙河大队的水利工地上，红旗招展，机声隆隆，人欢马叫，热气腾腾。
这几天，每天清晨，农林部、水利电力部、第1机械工业部的大批机关干部，一到工地就紧张地大干起来。
许多领导同志虽然已经鬓发斑白，但是干起活来都劲头十足。
劳动休息时，许多领导干部与贫下中农席地而坐，亲切交谈。
他们谈生产，问生活，亲如一家。
大家都表示要以华主席为光辉榜样，抓紧今冬明春的大好时机，大干苦干拚命干，加快农业的发展速度，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么多的领导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到孙河大队劳动，大振了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的士气。
大队党支部作出决定，要集中人力物力，苦战一百天，拿下几年来一直未能完成的平整渠道工程，实现全部农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力争全大队粮食亩产在今年九百斤的基础上，明年更上一层楼。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圆满结束了对伊朗的友好访问，乘专机回到北京。
李先念副总理，吴德、乌兰夫副委员长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摄

外事往来
　我国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会常设委员会第9届会议副代表宋振绥12月01日离京赴维也纳。
代表团团长俞沛文、副代表张秉俭已在国外。
　以赵杰为领队、余帮基为副领队的中国男子篮球二队十六人于12月01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土耳其进行友好访问。
　中国政府海运代表董华民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运输部的邀请，前往会谈两国政府海运协定执行的有关问题，12月01日乘飞机离开北京。
　应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邀请，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钱三强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一行六人于12月01日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并商签中国科学院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院科学合作计划。
代表团应邀还将去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刘华清，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德鲁洛维奇等。
　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罗丽丹应对外友协邀请前来我国访问，12月01日乘飞机抵达北京。
廖承志、王炳南等前往机场迎接。
　贸促会主任王耀庭率领的贸促会代表团结束了对意大利的友好访问，12月01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据新华社）

新西兰前贸易工业部长弗里尔抵京
新华社1977年12月01日讯
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新西兰前贸易工业部长弗里尔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贸促会副主任李川，外贸部副局长孙锁昌，到机场迎接。

《董必武诗选》出版
敬爱的叶副主席为《董必武诗选》封面题字
新华社1977年12月02日讯
《董必武诗选》最近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
他在革命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诗篇，这本诗选就是从他写的一千多首诗篇中选出三百余首而编成的。
诗集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表现了董老崇高的革命精神。
诗集的压卷之作《九十初度》写道：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为《董必武诗选》的封面题了字。
诗选前有董老的两祯遗像和两首诗的手迹。
《董必武诗选》有精装本、大开本、小开本三种。
除董必武同志的自注外，编者加了一些简明的注释。

被“四人帮”破坏的节约原则必须恢复
新华社记者述评
要加快建设速度，需要做许多工作，其中人人都可以做而又迫切需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恢复毛主席倡导的节约的原则，更好地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
毛主席曾经指出：
“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资金，只能自力更生，一靠增产，二靠节约。
在生产正常的情况下，增产多就积累多。
在生产条件和生产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节约是加快积累的决定因素，节约又可以促进增产。
坚持节约的原则，是目前增加积累，加快建设速度最容易见成效的办法，也是今后增加积累最有效的办法。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搞垮社会主义经济，极力破坏毛主席倡导的节约的原则。
他们疯狂反对企业管理，破坏财经纪律，巧取豪夺，挥霍浪费，支持资本主义势力投机倒把，贪污盗窃。
他们刮起的妖风，象瘟疫一样，四处蔓延，瓦解国民经济，腐蚀党的肌体，毒害人的灵魂，以致前几年造成积累减少，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严重局面。
粉碎了“四人帮”，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
从今年07月份以来，国家的财政收入月月超过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但是，“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后果还有待于彻底消除，铺张浪费之风还没有刹住，各方面浪费现象还相当严重，被破坏了的节约的原则还没有真正恢复起来，节约的潜力还大得很。
在生产方面，人力、物力、财力的节约潜力都十分可观。
只是原材料、燃料、电力等消耗，每个企业都有三层潜力可挖：
一是把消耗指标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
二是达到本行业的先进水平；
三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这三层潜力，一层比一层大。
据调查，只是钢铁、煤炭、化肥、电力等六个行业四百个重点企业的电力消耗指标和供电线路损失率，如果都能降低到本企业曾经达到的最好水平，一年节约的电力至少可以增加产值上百亿元。
国家非生产性开支的节约潜力也是惊人的。
在“四人帮”干扰破坏达到顶点的1976年，企业、机关、学校、团体等社会集团购买力比几年前增长了一倍以上，总数竟超过了1951年全国的财政总支出。
当年我们用这样一笔钱，同朝鲜人民一起打赢了抗美援朝这场大规模的战争，同时我们还开始了经济建设。
现在仅仅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在市场上购买非生产用的商品，就花了这么多钱。
这些支出，有许多是买小汽车、沙发、地毯、钢丝床、电冰箱、窗帘、台布之类花掉的。
这些东西难道都是必要的吗？
我们过去没有这些东西，不是也搞了革命，搞了建设吗！
节约非生产性开支，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一项重大措施。
如果全国的社会集团购买力能够压缩百分之二十，一年节约的资金就可以建设十个年产量一百万吨尿素的化肥厂。
最近，国务院发出了严禁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号召全国各地区和各部门，发扬党的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把可以节省的钱都省下来，支援国家建设。
我们一定要提倡年终突击大干，决不要年终突击花钱。
毛主席关于节约的指示还要求我们，必须把节约的原则贯彻到整个社会上去，在全国造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风气。
我国是八亿人口的大国，每个人节约一点或浪费一点，都是个巨大的数字。
每人每月浪费一斤粮，即每人每天浪费一两口饭，全国每年就要浪费近一百亿斤粮食。
每人每年增加一块钱的储蓄，一年就能为国家提供八亿元的建设资金。
而那种请客送礼、大吃大喝所浪费的，何止是一斤粮、一块钱的区区小数呢？
毛主席曾经指出：
“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而且要把它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
目前，那种当家不理财的领导作风，那种“只要出东西，盈亏没关系”的错误观点，那种埋怨产品成本高消耗大只是由于缺这个少那个的“外因论”，那种所谓“公土打公墙”，随便挤、摊、占用国家资金和物资的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以及大手大脚花钱不感到痛心的大少爷作风，都是思想上受“四人帮”毒害的表现。
治好人们思想上这种“内伤”最有效的药方，就是结合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
冶金工业部的做法就很有说服力。
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使冶金战线发生了消耗高、亏损大、基建投资效果小、建设工期长、设备损坏多的惊人的浪费现象。
粉碎“四人帮”以后，冶金工业部狠抓了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在思想上分清路线是非，在组织上清除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撤掉那些只当甩手掌柜的、坐吃社会主义的败家子，在技术上采取有效措施，结果生产中的浪费现象减少，产量上升，积累增长。
这说明，要贯彻执行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必须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为此，必须把“四人帮”搞乱国民经济的各种谬论批透批臭，必须把他们所嗜好的那种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等等资产阶级的臭气排除得干干净净，为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扫清道路，为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开源节流。
（本报有删节）

路易·艾黎同志的诗：
《重上轨道》
新华社1977年12月02日讯
今年07月我党十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发表后，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同志在北戴河写了《重上轨道》一诗。
诗中描述了他对我党粉碎“四人帮”的快慰心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我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
现将诗的部分段落摘译如下：
苍松碧海清香四溢，大雨过后空气一新。
我们静坐收听那来自北京的清脆播音：
一位老革命战士终于恢复了他应有的职位；
那伙无情地妄图阻止人民前进的混
乱制造者们，罪有应得地留下千载恶名。

万象集会庆祝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两周年
苏发努冯主席主持　凯山总书记在会上讲话
新华社万象1977年12月02日电
万象市各界群众12月02日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两周年。
集会在苏发努冯主席主持下开始。
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在会上讲了话。
凯山总书记说，两年来，在保卫和建设祖国的激烈斗争中，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英勇奋斗，经历了种种考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他说，但是老挝人民还面临着旧社会和战争破坏所造成的严重的困难，同时，还面临着敌人的破坏，老挝还缺乏管理经济的经验。
然而这些都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老挝人民有信心有决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辉煌胜利。
出席集会的老挝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
诺哈·冯沙万、富米·冯维希、坎代·西潘敦、奔·西巴色、西宋喷·洛万赛、坎苏·高拉、沙立·冯坎超等。
政府顾问梭发那·富马也出席了集会。
12月01日晚，老挝政府为庆祝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周年在万象举行盛大招待会和文艺晚会。

圭亚那总统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乔治敦1977年12月01日电
圭亚那总统阿瑟·钟12月01日在他的官邸接见了中国驻圭亚那大使王占元。
接见时，王占元大使代表中国政府，赠送给阿瑟·钟总统一部中国彩色纪录片——《热烈欢迎圭亚那贵宾》。
双方进行了热烈友好的谈话。
这部纪录片生动地记录了阿瑟·钟总统和夫人今年04月对中国的访问。
早些时候，阿瑟·钟总统和夫人及其访问中国的随行人员在中国大使馆观看了这部影片，王占元大使设宴招待了他们。

意大利参院议长范范尼会见我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罗马1977年11月29日电
意大利参议院议长范范尼和夫人11月29日会见了正在意大利访问的以新华通讯社副社长曾涛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中国新闻代表团是应意大利外交部邀请，于11月27日到意大利进行友好访问的。
范范尼议长在谈话中谈到了意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他表示赞赏中国希望欧洲联合和强大的观点。
他说，欧洲经济联合已成为现实，并正在向政治联合的方向发展。
他还谈到了地中海和欧洲的安全问题。
曾涛团长对范范尼议长的会见表示感谢，并表示深信中意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将不断发展。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王国权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28日，前外长、蒙特爱迪生董事长梅迪奇在会见中国新闻代表团时，也谈到了欧洲联合的重要性。
他说，欧洲联合在不断发展。
尽管在联合的道路上还有困难，但是欧洲的统一将会实现。
他强调说，欧洲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联合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新闻代表团在29日访问了安莎社，受到了该社总经理德·帕尔马、社长莱普里以及其他领导人的热情友好接待。
安莎社设午宴招待了中国同行。
在罗马访问期间，中国新闻工作者还会见了意大利经济界著名人士，并听取了他们关于意大利经济形势的介绍。
中国新闻代表团已于29日离开罗马到米兰等地访问。

我政府友好代表团到达科托努
新华社科托努1977年11月30日电
以国家体委副主任于步血为团长的中国政府友好代表团应贝宁政府的邀请，11月29日到达科托努，参加贝宁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
代表团到达贝宁边境时，受到了贝宁外交和合作部长阿拉达耶和初等教育部长格佐杰等政府官员的迎接。
在贝宁边境迎接代表团的还有中国驻贝宁大使馆临时代办曹江华。
代表团从贝宁边境到科托努途经六个城镇和村庄时，受到了当地居民数千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不断高呼“中国和贝宁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

第9届亚洲男子篮球赛继续进行
中国队分别战胜新加坡和伊拉克队
据新华社吉隆坡1977年11月30日电
第9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第1阶段分组预赛11月30日进入第3天比赛，中国队以九十九比五十四战胜了新加坡队，从而取得两战两胜的成绩。
在30日举行的另外四场比赛中，日本队胜印度尼西亚队，巴基斯坦队胜斯里兰卡队，马来西亚队胜印度队，伊拉克队胜泰国队。
在29日的五场比赛中，泰国队胜新加坡队，伊拉克队胜巴林队，日本队胜斯里兰卡队，菲律宾队胜巴基斯坦队，南朝鲜队胜印度队。
12月01日第9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第1阶段预赛继续进行。
中国队在这天的比赛中胜伊拉克队。
伊拉克队是西亚地区的一支强队，所以今天的比赛格外引起观众的兴趣。
中国队一上场就采取紧逼防守和快速进攻的打法，多次跳投成功，以八比二领先。
伊拉克队奋起直追，不时突破中国队的防线上篮得分。
在三十四比十二中国队领先时，伊拉克队几名运动员中距离投篮频频得分，比分追至二十比三十四。
场上观众不断为伊拉克队这种顽强的精神热烈鼓掌。
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以三十九比二十三领先。
下半场，中国队加强了进攻，最后以九十六比五十六获胜。
在11月30日与泰国队的比赛中，伊拉克运动员的沉着顽强精神已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半场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伊拉克队较好地发挥了身体素质好和中距离投篮准确的特点，把比分追成平局。
在终场前几分钟，伊拉克队大胆进攻，又连夺四分，终于转败为胜。
在12月01日举行的另外三场比赛中，巴基斯坦队胜印度尼西亚队，菲律宾队胜斯里兰卡队，南朝鲜队胜香港队。
以张之槐为团长的中国男子篮球代表团是在11月24日乘飞机抵达吉隆坡的。
11月28日上午，张之槐团长和中国男子篮球队领队张长禄拜会了马来西亚劳动和人力部长、马来西亚篮球总会会长李三春。

苏丹第1副总统接见我医疗队
新华社喀土穆1977年12月01日电
苏丹民主共和国第1副总统阿布·卡西姆·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在巡回视察加扎勒河省期间，11月28日在瓦乌接见了在当地工作的中国医疗队全体人员。
他在谈话中赞扬了苏丹和中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中国医疗队的工作。

邓颖超副委员长圆满结束访问离伊朗回国
行前举行告别招待会法蒂玛公主和阿穆泽加尔首相等出席
邓副委员长强调通过访问促进两国友谊并看到伊朗人民警惕地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
新华社德黑兰1977年12月0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圆满结束了对伊朗的友好访问，于12月02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德黑兰回国。
伊朗国王的妹妹法蒂玛·巴列维公主和伊朗首相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等到机场热烈欢送邓副委员长。
随同邓副委员长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交部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和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同机离开德黑兰。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伊朗负责政治和议会事务的外交副大臣马努切赫尔·泽利、外交部亚非司总司长阿巴斯·纳耶里、王宫典礼长马莱克沙赫·扎法尔和夫人。
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和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邓副委员长在离开政府宾馆之前同宾馆的服务人员一起照了像，并同他们一一握手，对他们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
法蒂玛·巴列维公主到宾馆陪同邓副委员长前往机场。
机场上飘扬着伊朗国旗和中国国旗。
红地毯从政府贵宾室前一直铺到邓副委员长的专机前。
首相卫队肃立两旁。
上午十时许，当邓副委员长在法蒂玛公主和阿穆泽加尔首相陪同下走向专机时，首相卫队向邓副委员长致敬。
在登上飞机前，邓副委员长再次同伊朗主人握手，对他们在她访问期间所给予的盛情款待再次表示感谢。
新华社德黑兰1977年12月01日电
邓颖超副委员长12月01日晚在伊朗政府宾馆举行告别招待会，对在访问期间伊朗政府给予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法蒂玛·巴列维公主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伊朗首相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和夫人，宫廷大臣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外交大臣阿巴斯·阿里·哈拉巴里，国王典礼长阿米尔·阿斯兰·阿夫沙尔和夫人，外交部负责政治和议会事务的副大臣马努切赫·泽利，伊朗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参谋部参谋长古拉姆·礼萨·爱资哈里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伊朗前驻中国大使阿巴斯·阿拉姆。
招待会是在非常热烈和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法蒂玛公主在进入宾馆大厅之后同邓副委员长进行了亲切谈话。
宾主频频举杯祝愿中、伊两国繁荣昌盛，祝愿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发展。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
她说：
“我们带着八亿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前来访问伊朗，明天，我们又将满载着伊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离开你们的国家。
由于你们的殷勤款待，这几天，我们生活在伊朗朋友和人民中间，感到亲切和温暖。
在临别的前夕，请允许我以我的同事们和我个人的名义，向国王和王后陛下、公主殿下以及伊朗王国政府和伊朗各界朋友们，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她说：
“我们在贵国的访问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天，但是，这是令人难忘的时日。
访问期间，国王和王后陛下热情地会见了我们，我们谈得很亲切，很融洽。
我们还同许多伊朗朋友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和交谈，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
这次访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她说：
“我们看到，伊朗政府和人民在国王陛下的领导下，警惕地捍卫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努力建设着自己的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我们相信，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波斯文化的伟大的伊朗人民，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一定会把伊朗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对世界的文明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她说：
“朋友们，在即将向伊朗王国政府和朋友们告别的时候，我们怀着这一深刻的信念：
在双方共同的努力下，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的中伊友谊，必将与日俱增，不断发展。”
邓副委员长的全体随行人员，包括外交部副部长何英、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和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和大使馆官员也出席了招待会。

邓颖超副委员长圆满结束访问离伊朗回国
行前举行告别招待会法蒂玛公主和阿穆泽加尔首相等出席
邓副委员长强调通过访问促进两国友谊并看到伊朗人民警惕地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
新华社德黑兰1977年12月0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圆满结束了对伊朗的友好访问，于12月02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德黑兰回国。
伊朗国王的妹妹法蒂玛·巴列维公主和伊朗首相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等到机场热烈欢送邓副委员长。
随同邓副委员长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交部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和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同机离开德黑兰。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伊朗负责政治和议会事务的外交副大臣马努切赫尔·泽利、外交部亚非司总司长阿巴斯·纳耶里、王宫典礼长马莱克沙赫·扎法尔和夫人。
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和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邓副委员长在离开政府宾馆之前同宾馆的服务人员一起照了像，并同他们一一握手，对他们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
法蒂玛·巴列维公主到宾馆陪同邓副委员长前往机场。
机场上飘扬着伊朗国旗和中国国旗。
红地毯从政府贵宾室前一直铺到邓副委员长的专机前。
首相卫队肃立两旁。
上午十时许，当邓副委员长在法蒂玛公主和阿穆泽加尔首相陪同下走向专机时，首相卫队向邓副委员长致敬。
在登上飞机前，邓副委员长再次同伊朗主人握手，对他们在她访问期间所给予的盛情款待再次表示感谢。
新华社德黑兰1977年12月01日电
邓颖超副委员长12月01日晚在伊朗政府宾馆举行告别招待会，对在访问期间伊朗政府给予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法蒂玛·巴列维公主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伊朗首相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和夫人，宫廷大臣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外交大臣阿巴斯·阿里·哈拉巴里，国王典礼长阿米尔·阿斯兰·阿夫沙尔和夫人，外交部负责政治和议会事务的副大臣马努切赫·泽利，伊朗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参谋部参谋长古拉姆·礼萨·爱资哈里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伊朗前驻中国大使阿巴斯·阿拉姆。
招待会是在非常热烈和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法蒂玛公主在进入宾馆大厅之后同邓副委员长进行了亲切谈话。
宾主频频举杯祝愿中、伊两国繁荣昌盛，祝愿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发展。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
她说：
“我们带着八亿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前来访问伊朗，明天，我们又将满载着伊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离开你们的国家。
由于你们的殷勤款待，这几天，我们生活在伊朗朋友和人民中间，感到亲切和温暖。
在临别的前夕，请允许我以我的同事们和我个人的名义，向国王和王后陛下、公主殿下以及伊朗王国政府和伊朗各界朋友们，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她说：
“我们在贵国的访问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天，但是，这是令人难忘的时日。
访问期间，国王和王后陛下热情地会见了我们，我们谈得很亲切，很融洽。
我们还同许多伊朗朋友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和交谈，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
这次访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她说：
“我们看到，伊朗政府和人民在国王陛下的领导下，警惕地捍卫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努力建设着自己的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我们相信，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波斯文化的伟大的伊朗人民，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一定会把伊朗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对世界的文明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她说：
“朋友们，在即将向伊朗王国政府和朋友们告别的时候，我们怀着这一深刻的信念：
在双方共同的努力下，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的中伊友谊，必将与日俱增，不断发展。”
邓副委员长的全体随行人员，包括外交部副部长何英、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和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和大使馆官员也出席了招待会。

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伊朗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和王后12月01日接见邓颖超副委员长。
11月29日，邓副委员长在伊斯法罕参观名胜古迹。
11月28日，伊朗众议院议长阿卜杜拉·里亚齐会见邓颖超副委员长，并同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1月28日，伊朗参议院议长加法尔·谢里夫·埃马米和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时，邓副委员长为中伊友谊题词。
12月01日，邓颖超副委员长在伊朗政府宾馆举行告别招待会。
图为宾主举杯共祝中伊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12月01日，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巴列维博物馆观看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瓜分伊朗的示意图。
本栏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摄

南非种族主义者演了一场“大选”丑剧
两千多万有色人被剥夺选举权只有百把万白人投票
新华社哈博罗内1977年12月01日电
南非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上演的“大选”丑剧，已在11月30日收场。
来自比勒陀利亚的消息表明，11月30日的“大选”显得冷冷清清。
“大选”激起广大黑人群众坚决反对。
索韦托行动委员会30日散发小册子，号召黑人团结起来，将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继续下去，直到黑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大选”当天，约翰内斯堡爆发黑人群众示威游行。
有色人代表委员会和南非印度人委员会也明确表示，反对“大选”和拒绝沃斯特提出的“新宪法”。
他们表示不愿成为压迫黑人的种族主义制度的一个部分。
白人选民对这次“大选”也不感兴趣。
据报道，在已登记的二百二十五万白人选民中，实际参加“选举”的不到一半人。
沃斯特上演的“大选”完全是一个骗局。
在所谓的“大选”中，占南非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三以上的二千一百八十多万黑人和其他有色人都被剥夺了选举权。

沃斯特玩弄“大选”花招难救命
新华社记者述评
南非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策划，于11月30日导演了一场“大选”丑剧。
这次“大选”骗局完全把非白种人排除在外。
占南非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一的一千八百万黑人“无权”参加选举。
占人口百分之十二的混血种人和亚洲人也被剥夺了选举权。
一位黑人领导人指出：
“这次选举对于大多数南非人来说，是完全不相干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约翰内斯堡的一位黑人说：
“什么选举，我根本不知道，这仅仅是白人的事，我根本不喜欢它！”
在“大选”这天，约翰内斯堡就爆发了黑人群众反对“大选”的示威游行。
按照种族主义政权的规定，只有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五的白人才有资格参加这次“大选”。
沃斯特之流通过这次“选举”骗局，使执政的国民党捞到了占议会百分之八十一以上的议席，从而使一小撮种族主义者继续在少数白人政权中处于独裁的地位。
这次“大选”原订于1979年04月举行，但沃斯特政权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不得不在09月20日宣布解散议会，提前十七个月举行“大选”。
沃斯特政权企图通过“大选”骗局来掩盖它的血腥镇压，缓和它同广大黑人群众的尖锐矛盾，以便继续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自从去年06月沃斯特政权制造索韦托惨案以来，南非黑人的抗暴斗争一浪高过一浪。
仅从今年06月到现在，各地就有三十万黑人学生参加反对“班图教育制度”的罢课斗争和反对政治迫害的斗争。
与此同时，在南非许多黑人城镇里都爆发了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斗争。
沃斯特政权气急败坏，再次诉诸血腥的镇压。
继09月份把黑人民族主义领袖史蒂夫·比科迫害致死之后，10月又悍然取缔了十八个黑人和其他种族组织，封闭三家报纸，并且逮捕了数十名黑人民族主义领导人。
但这些新罪行又进一步点燃了黑人群众的抗暴斗争烈火。
沃斯特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乞灵于“大选”骗局。
沃斯特导演这次“大选”花招的另一个企图是，推行08月份炮制的“新宪法”。
“新宪法”表面上规定混血种人和亚洲人可以同白人“分享权力”，但实际上是阴谋分裂黑人同混血种人和亚洲人之间的团结，以继续加强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对黑人和其他种族的统治。
这个“新宪法”刚一出笼，就遭到了广大黑人群众的反对，遭到了其他种族和一些白人反对党的拒绝。
11月30日这次“大选”显得冷冷清清，引起广大非白种人群众的反对，这正是南非人民坚决唾弃“新宪法”的一次有力表现。
南非人民是觉醒了的英雄人民。
他们通过沃斯特政权这次“大选”的骗局提高了觉悟，加深了对反动的种族主义政权的认识。
沃斯特政权不管玩弄“大选”的新花招，还是继续使用法西斯镇压，都摆脱不了日益加深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南非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浪潮，必将最后冲垮少数白人种族主义的反动统治。

第3世界国家努力发展农业生产
突尼斯争取粮食自给
据突尼斯《行动报》报道，突尼斯10月底在巴杰省举行农业会议，讨论了关于发展重要作物的生产和实现粮食自给的问题。
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自给自足。”
他说：
“在突尼斯农业要起很大的作用。
它首先要供养全国已经超过六百万的人口。”
他还说：
“我们必须把在农业方面的努力同国家对食品的需求协调起来。”
他指出，国家准备向农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援助。
伊朗茶叶产量增加
据《德黑兰日报》11月19日报道，伊朗今年的茶叶产量达到二万六千吨，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
伊朗粮食、糖和茶生产组织17日宣布，伊朗茶叶的产量四年来不断增加。
这个组织向茶种植者提供了巨额贷款和帮助，今年还免费向他们提供了一批采茶机。
今后准备进一步努力使茶的种植机械化。
印度注意推广良种
新德里消息：
印度注意粮食作物优良品种的研究、生产和推广，使粮食增产。
据印度萨马查尔通讯社11月06日报道，印度农业研究所培养了一种高产抗锈的小麦新品种。
这种称为HD2131的小麦能抗御三种麦锈病。
这种抗锈小麦的培养成功对发展小麦生产有重要意义。
印度财政部一九七六——七七年度的经济调查报告指出，印度各种粮食作物的良种种植面积在一九七○——七一年度为一千五百多万公顷，一九七六——七七年度增加到三千三百万公顷左右，约占粮食播种面积百分之二十五。
肯尼亚经济作物增产
据肯尼亚财政和计划部中央统计局最近发布的季度经济公报报道，肯尼亚的茶叶、咖啡等经济作物的产量比去年同期有明显的增长。
有关主要经济作物的交售量的统计数字表明，今年头七个月的茶叶交售量为四万八千九百零四吨，比去年同期的二万八千九百零七吨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九；
咖啡今年头九个月的交售量达到八万四千七百零七吨，比去年同期的六万八千五百二十吨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四；
甘蔗今年头七个月的交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九，达到九十四万九千七百三十吨。
毛里塔尼亚紧急抗旱
毛里塔尼亚人民党全国政治局11月14日在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总统的主持下举行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抗旱措施，以保证农牧业的生产。
会后发表的一项公报说：
“今年雨量减少，分布不均，塞内加尔河水位下降。
这将使农牧业遭受严重损失。
为此，全国政治局决定制订一项紧急计划，其要点如下：
向居民提供食品，在未开垦的牧场打井，保护牧场，扩大饲料来源，发放兽医药品，提供增产蔬菜所需的农用物资和菜籽。”
墨西哥增加使用化肥
据报道，1976年墨西哥化肥的产量已经达到二百二十七万八千多吨。
随着化肥的增产，墨西哥使用化肥的耕地面积由1970年的五百五十万公顷扩大到了1976年的九百四十万公顷。
（据新华社）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访问苏丹和沙特阿拉伯
库勒米副总统结束对西德的访问
据新华社喀土穆1977年11月29日电
据苏丹通讯社报道，索马里总统西亚德11月29日到达苏丹访问。
西亚德总统同苏丹总统尼迈里当天举行会晤，讨论了中东问题、非洲之角的形势和两国之间的关系。
尼迈里总统的新闻办公室的一位负责官员对苏丹通讯社记者说：
“尼迈里总统和西亚德总统对非洲之角乃至非洲大陆正在遭受苏联势力进攻的危险和苏联正在使非洲之角成为它策划强行控制非洲人民的场所表示忧虑。”
这位官员说：
“两位总统对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强调应当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这种关系，以利于两国和整个非洲。
双方同意随时进行兄弟般的联系，以便协调和统一两国在共同关心的所有问题上的立场。”
据新华社1977年12月02日讯利雅得消息：
据报道，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11月29日至12月01日访问了沙特阿拉伯。
访问期间，西亚德总统同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在吉达举行了两次会谈。
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合作问题和索马里、阿拉伯世界以及国际形势的最新发展问题。
双方在11月30日签订了一项关于沙特阿拉伯发展基金会向索马里提供二亿四千五百万沙特阿拉伯里亚尔的贷款的协定。
据新华社波恩1977年12月01日电
索马里副总统侯赛因·库勒米·阿弗拉11月29日至12月01日访问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在访问期间，库勒米副总统会见了西德总理施密特，并同西德经济合作部长施莱、总理办公厅国务部长维什涅夫斯基举行了会谈，着重讨论了西德扩大对索马里的援助问题。
（附图片）
索马里重视发展经济作物。
这是索马里阿弗戈伊烟草基地的工人在收摘烟叶。
新华社记者摄

联合国粮农组织十九届大会讨论世界粮食生产等问题
第3世界国家决心努力实现粮食自给
新华社罗马1977年12月01日电
联合国粮农组织第19届大会，于12月01日在罗马闭幕。
这届大会历时二十天，先后有一百一十二个国家的农业部长和代表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在会上就世界粮农形势及其有关政策问题作了发言。
会议还分三个委员会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农业技术合作”、“海洋体制的发展及其对渔业的影响”以及“粮农组织下两年度计划和预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一些有关的决议和报告。
加快发展第3世界国家的粮食生产，仍是这次大会讨论的一个主题。
从上届大会以来，第3世界的粮食生产连年增加，据粮农组织统计，1976年总产达一万四千多亿斤，比1974年增加百分之十三。
预计今年还将继续增产。
这对提高第3世界国家的粮食自给率，减少对超级大国的粮食依附，反对超级大国利用粮食来进行剥削和控制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这一事实也鼓舞了广大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继续发展粮食生产的信心。
朝鲜、越南、巴基斯坦、墨西哥、扎伊尔、尼日尔等许多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发言，表示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优先发展粮食生产，努力实现粮食自给的目标，“一定要靠自己来养活自己”。
会上，巴西代表七十七国集团，针对美国政府最近宣布削减谷物种植面积的政策，在会前发表声明，指出这“将重新导致前几年发生的粮食供需紧张的危机”。
大会最后通过的报告，也“敦促各国政府仔细考虑这一行动，并充分考虑它对整个的世界粮食形势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美国代表在会上大谈美国“援助”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的代表也宣称，他们本国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方面，实行了“更为优惠的贸易条件”。
但是，许多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揭露他们所宣扬的“援助”的实质，谴责他们在粮农领域内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掠夺和控制。
斯威士兰农业部长说：
“这种援助不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产能力，从而增加收入和就业机会，而在实际上却可能是一种直接的商业性投资，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尼泊尔、赞比亚等许多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列举大量事实指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在继续发展”，“发达国家采取的各种保护措施和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着不良的后果”。
尼日利亚农业及乡村发展部长强调说：
“只要现在这种基于工业化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新殖民主义原则之上的经济体制继续下去，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调动自己的充足的资本，并投资到发展中去。”
经过广大第3世界国家的努力，大会通过的报告，要求粮农组织根据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和要求，在下届大会上“进一步审议国际农业调整的执行情况”。
大会在讨论到“海洋体制的发展及其对渔业的影响”议题时，沿海的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纷纷发言指出：
“二百海里经济管辖区新体制的出现，将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在全世界取得更好的食品生产，作出重要的贡献”。
阿根廷、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的代表还在会上发言谴责某些外国船队，长期损害他们渔业资源的罪行。
大会报告还强调，任何外国援助“必须根据有关国家的要求”，“并牢记沿海国对于它们的自然资源的主权”。
与会代表还十分热烈地讨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农业技术合作”问题。
加蓬等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说：
“富国推行的技术转让，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他们的技术不一定都适合我们的需要”，“我们有经过几百年实践，而逐步完善的传统的耕作方法”，“这些方法适合小农需要，而且简单易行”。
大会通过的报告进一步指出，“不能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农业技术合作，看作是对工业化国家既得利益的一种威胁，而应看作是寻求更适合于动员发展中国家广大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技术”。
“它实质上是促使国际经济合作有一个更为合理的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粮农组织总干事萨乌马也在大会上致词说：
“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第3世界必须自力更生。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中国——这个拥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她已成功地依靠自力更生，保证了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
他说，他以大会的名义，“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一周年以后，向他的事业表示敬意”。

虚伪的把戏
两个超级大国的所谓“核裁军”把戏，几乎年年上演。
它们总想花样翻新，但是显得是黔驴技穷了。
前不久，美苏两国的首脑又出来表演了一番。
美国总统卡特说，美国愿意在对等的基础上把核武器减少“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五十”。
苏联的那位主席勃列日涅夫更是挖空心思，提出了一个要“各国同时停止生产核武器”的建议。
乍一听，颇有点冠冕堂皇；
西洋镜一拆穿，便显露出苏美两个核霸王原来不过是企图蛊惑人心，欺世盗名。
多年的经验告诉人们，超级大国嘴里的裁减核武器，不过是个花招。
自从苏美两霸开始所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来，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器何止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百。
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十多年来仅仅战略核武器就增长了百分之五百以上。
苏美两霸你追我赶，不断提高核武器的质量，并且积极发展新式武器，力图压倒对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减少核武器的一点数量的“建议”，这又有什么实际价值呢？
中国古时有一个“月攘一鸡”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偷鸡成性的贼，扬言要“改邪归正”，表示愿意从一天偷一只鸡改为01月偷一只。
所谓对等减少核武器的主张（先不说这一主张是否实际）不是与此有点类似吗？
美苏两霸如果真想消除核战争的威胁，何不来一个把全部核武器统统销毁？
明明是两个超级大国都在不遗余力地加紧进行核军备竞赛，却侈谈什么在对等基础上减少核武器，这是十足的虚伪。
至于勃列日涅夫的“建议”，更是别有用心。
如果说，卡特至少还做一点愿意“减少”核武器的姿态，那么，勃列日涅夫连这一点表面文章都没有。
人所共知，苏美两个核大国拥有堆积如山的核武器。
退一万步说，即使它们现在停止生产核武器，不是一样可以对世界各国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吗？
更何况，苏联“建议”的是要“所有国家”“同时停止生产核武器”，也就是不许世界上广大的无核、少核和自卫能力严重不足的国家拥有或生产核武器，实际上无非是要确保苏美两国的核霸王地位。
苏联的喉舌塔斯社居然还大言不惭地吹嘘说，勃列日涅夫的这个虚伪透顶的“建议”是什么“时代的命令”。
真是活见鬼。
我们的时代难道“命令”你们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永远当核霸王，而所有其他国家都该当你们的核奴隶？
必须正告苏修老爷们，你们的核霸权主义是行不通的。
全世界人民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首先要求苏美两霸承担义务，见诸行动。
克里姆林宫的任何假裁军的把戏，都只能更加暴露新沙皇的丑恶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