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特别是从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来看，这个问题的政治性质就更加尖锐。
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战争。
我们一定要准备打仗。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爱国者，都应当认清这个形势，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尽快地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

干部带领群众学大寨齐心打好农业翻身仗
鱼台县八年粮食增长二点六倍
据新华社济南1977年11月29日电
山东鱼台县坚持学大寨，促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
今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又跨过“长江”，总产比1969年增长二点六倍。
八年来，这个县平均每人每年增产粮食一百一十一斤；
从去年起，全县每个农户每年给国家提供一吨商品粮。
过去这个经常吃返销粮的县，如今已成为全省按人口平均给国家贡献粮食最多的县了。
地处鲁西南地区南四湖西岸的鱼台，地势低洼，百分之七十的地面低于湖河水面，历史上就以洪涝灾害频繁而闻名。
据县志记载，近百年来，鱼台县城曾三次被洪水逼迫搬迁。
解放后，特别是集体化后，这个县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一直是全省有名的“老灾县”，1970年以前，几乎每年都要吃二、三百万斤返销粮，花国家几百万元贷款。
鱼台县农业生产大发展是从1970年开始的。
实现大发展的关键，是县委领导下定决心真学大寨。
当时的县革委会领导人以昔阳县为榜样，坚决转变作风。
他们背起背包，扛起铁锨，深入到群众中，带领群众开展学大寨运动。
这年春前，他们来到条件非常困难的罗庄大队，带领群众学大寨，打农业翻身仗。
领导带头大干，群众干劲倍增。
他们治涝治碱，大干六个月，使一千一百亩涝洼盐碱地达到旱涝保收的标准，罗庄大队的生产面貌迅速改观。
县委把罗庄的经验推向全县。
全县范围出现了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一年内全县兴建了三千多条水渠，七处排灌站，水稻田从七万亩扩大到二十五万亩。
这一年，全县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
鱼台人民从这里看到了前途，新成立的鱼台县委也从这里看到了农业学大寨的道路应该如何走。
1971年春天，他们结合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总结了前一年的经验和历史上的教训，做出了县委领导进一步转变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领群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决定。
县委决定先抓东片五个公社。
他们带领一千多名县、社干部来到这里的二百一十多个大队，带领干部群众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1972年他们又集中力量抓西南片四个公社，1973年再抓西北片五个公社。
三年抓了三个片，迈出三大步，全县粮食产量迅速增长，平均亩产从二百多斤增加到五百多斤，大步跨过了《纲要》。
八年来，鱼台县下苦功夫切实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不断端正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踏踏实实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全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涝洼地基本上实现了旱涝保丰收。
1976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过了“长江”；
今年虽然遇到历史上少见的大旱，粮食仍然比去年稍有增产。
（附图片）
山东省日照县秋粮获得丰收。
这是奎山公社前留大队的社员适时收好粮食。
　新华社记者摄

真心学大寨　争得高速度
昔阳县十一年粮食增长三倍
今年平均亩产九百斤以上，每个农业人口向国家交售近六百斤
编者按：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
“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来，国民经济各条战线都在大干快上，万众一心，坚决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力争高速度，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在喜人的形势下，作为“基础”的农业能不能高速度发展，适应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需要呢？
全国第1个大寨县昔阳县和鱼台县，作了肯定的回答。
昔阳县十一年来粮食产量增长三倍，鱼台县八年粮食产量增长二点六倍，这就是高速度。
有的同志对高速度发展农业信心不足，强调他那个地方经济基础薄弱，自然条件差，自然灾害多，“四人帮”干扰破坏严重，等等。
这些同志应该想一想，昔阳县原来的经济基础和自然条件就很不好，自然灾害几乎年年有，但粮食还是高速度增产。
鱼台县本是个“老灾县”，经济基础和自然条件也不算好，几年来坚持学大寨，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
可见事在人为，任何不利的自然条件，经过主观努力，都是可以改变的。
应当看到，这些年来，“四人帮”对农业的干扰破坏很严重。
有些地方农业发展所以不快，确实存在一些实际困难。
现在，“四人帮”已被粉碎，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大障碍扫除了。
各级领导只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办事，树雄心，立壮志，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带头深揭狠批“四人帮”，把清查工作进行到底，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带头真学大寨，象大寨干部那样，带领群众真干、大干、苦干，就一定能干出一个农业发展的高速度来。
据新华社太原1977年11月29日电
我国第1个大寨县——山西省昔阳县最近十一年来粮食产量增长三倍。
他们的实践证明，只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真正学大寨，农业是能够高速度发展的。
中共昔阳县委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带领全县人民认真贯彻了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打了一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各级党组织经过整党整风，进一步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昔阳县虽然今年遇到了比较重的旱、涝、风、雹、虫等自然灾害。
光是08月中旬的两场大风，就有二十八万亩庄稼大片地倒伏，有许多秆茎折断了。
广大干部和群众斗志昂扬，挽起袖子大干社会主义，终于在这大灾之年，获得了农业大丰收。
全县粮食总产量由去年三亿零四百五十万斤增长到三亿三千多万斤，平均亩产量由去年八百三十多斤增长到九百斤以上，总产和亩产都比1966年增长了三倍。
在1966年，昔阳县每个农业人口只占有粮食四百七十斤；
而今年全县农业人口比1966年增加了三万人，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增加到一千五百七十多斤。
粮食增产了，对国家的贡献就大了。
1966年，昔阳县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按当时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只有三十七斤。
去年昔阳向国家交售了粮食一亿斤。
今年昔阳向国家交售粮食一亿二千万斤，比1966年多十六倍以上，相当于1966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
今年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向国家交售的粮食近六百斤，比去年多百分之二十。
昔阳在1967年开始认真学大寨的时候，人缺粮食，牲畜缺饲草，生产队缺资金，县里没有化肥厂、水泥厂，也没有推土机。
真是困难重重。
但是，昔阳县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教育全县人民懂得一个真理：
听毛主席的话，真心学大寨，就有出路。
县委把困难的情况摆出来，发动群众同大寨比，找差距。
通过对比，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分清路线是非，重新认识大寨的经验，改进工作作风。
这样一来，大家从心眼里爱上了大寨，从大寨看到了自己光明的未来，从过去不学大寨的痛苦的教训中认识到了非学大寨不可。
他们狠斗资本主义，打击了破坏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坚决堵住资本主义的路。
他们硬是靠自己的双手，使用镢头、箩筐和扁担修造大寨田，推广大寨科学种田的经验。
他们苦干了三年，就初步改变了面貌。
全县粮食总产量，1967年比1966年增长了三千五百八十六万斤。
以后两年每年递增两千一百一十多万斤。
196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一亿六千三百万斤，平均亩产四百三十六斤，超过了《纲要》。
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从实践中得出一个结论：
家底薄不可怕，怕的是路线不对，人没志气；
路线对了，人有了志气，就能够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很快改变家底薄的状况。
十一年前，昔阳的五条大川，河床很宽，一片乱石头。
耕地都挂在山上，尽是些没楞没堰的坡坡地，水土流失严重。
全县地面水、地下水都少，十年九旱。
因此，不少人认为昔阳农业生产要快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昔阳县出了一个大寨。
大寨原来的自然条件并不比全县其它地方好，它证明自然条件是可以改变的。
从1967年起，昔阳县委积极领导全县人民以大寨为榜样，按照大寨海绵田的标准，在“土”字上下大功夫，大大增强农田保水抗旱的能力。
他们在五条大川打石坝，把河水逼到了一边，把大片乱石滚滚的干河滩造成了良田。
同时，把过去洪水横流的三千多条荒沟也改造成了良田。
以上这两项，全县共增加了高产良田六万五千多亩。
他们还大建蓄水池和水库，千方百计蓄水；
同时修建了许多高灌站和截潜流工程，使全县水浇地面积由六千多亩扩大到八万多亩。
加上大办农业机械化事业，昔阳人民就把农业生产条件改变了。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认真推广大寨科学种田的经验，粮食产量便大幅度地增长。
在十一年中，昔阳算得上风调雨顺的年头只有1971年。
然而，十一年来，除了三年历史上罕见的大旱期间，有两年粮食产量受到影响外，其余年头粮食产量年年增长。
昔阳县委认真推广了大寨人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发动群众，深入地批判了“见灾就怕，见灾不斗”的懒汉懦夫世界观，提倡大家要象大寨人那样，学会战胜自然灾害的本领。
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立足于抗灾夺丰收，虽然自然灾害频繁，粮食还是高速度增产。
大寨在昔阳。
在林彪、“四人帮”猖狂地阴谋篡党夺权的时候，昔阳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要学大寨有不小的风险。
昔阳县的同志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坚信毛主席革命路线一定胜利，一个心眼学大寨。
谁反对大寨，谁反对批判资本主义，谁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就领导群众坚决同谁斗。
这就保证了昔阳全县干部群众，方向明确，安定团结，各项工作不受大的干扰，使生产日益发展。
昔阳县委的同志说：
要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中心环节在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让广大群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自觉自愿地大干社会主义，认真办好每一件他们认为应该办好的事情。
昔阳是怎样调动起这种积极性的呢？
这方面的关键在县委，就是县委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大寨。
昔阳人民的斗争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华主席所指出的：
“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

继续革命的带头人
——记临颍县委第1书记刁文坚持参加集体劳动的事迹
中共河南省临颍县委第1书记刁文，是个年过半百的老干部，1975年春从许昌地区革委会调到临颍。
他牢记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指示，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头大干社会主义。
1975年隆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工地急需石料。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刁文带领县委二十多名机关干部，同杜曲公社五百多名社员一道，连夜赶到伏牛山。
第2天，他迎着刺骨的寒风，拉着千斤重的架子车，和群众一起下了山。
老刁就这样拉了一趟又一趟，为农田基本建设拉石、运煤三万多斤。
去年11月，瓦店公社瓦店大队的干部和社员，满怀粉碎“四人帮”后的胜利喜悦，冒着初冬的寒风，给村西麦田送茅粪。
刁文检查工作，路过这里，看到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动人场面，立即脱掉棉衣，找来一副茅桶，加入担粪的行列。
茅粪沾在手上，溅在身上，他全然不顾。
生产队长过意不去地说：
“刁书记，这活太脏，你还是干点别的活吧！”
老刁却说：
“你当队长，我当县委书记，这是分工不同，可咱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啊！
你和社员都不怕脏，我怎能怕脏？”
刁文为了保证参加集体劳动时间，常常在地里或在车间听基层干部汇报工作，一边干活，一边听。
他下乡检查工作，走到那里，就劳动到那里；
还常常拉着支农物资到社队，拉着农副产品回县城，努力做到工作、劳动两不误。
每年参加集体劳动都在一百天以上。
去年，刁文同县委“一班人”认真贯彻落实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带领全县人民大干苦干，决心奋战一年建成大寨县。
可是，“四人帮”到处煽风点火，大肆攻击和诬蔑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有人说他们“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抓住芝麻，丢下西瓜。”
刁文想起1958年在郑州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的幸福情景，当时毛主席对他们说：
要把人民公社办好，要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刁文更加心明眼亮，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坚持继续革命不停步，去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又比上一年增加十二天。
刁文把参加劳动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在劳动中倾听群众呼声，及时解决问题。
通过解剖“麻雀”，总结经验，指导面上工作。
远离县城的石桥公社大吴大队，原为全县有名的“老大难”单位，阶级斗争复杂，生产落后。
有个当过伪保长的外地富农分子，在土地改革时畏罪窜到大吴，冒充贫农，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施放糖衣炮弹，在领导班子中寻找代理人，煽动劳力挖鱼塘办渔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干着资本主义勾当，严重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
1975年春天，刁文在石桥公社参加劳动，有一次上山拉煤，和大吴大队的老贫农刘土岭伙拉一辆车。
当天，老刁同刘土岭住在路旁一个小店里，一起用石头支起自带的小锅煮夜饭，一起睡在地铺上。
刘土岭对此深为感动，第2天一上路，便把大吴大队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向刁文作了详细的反映。
老刁回到县里，马上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立即着手解决大吴大队的问题。
他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大吴大队调查，证明那位老贫农反映的情况都是事实。
他配合这个大队的党支部，对干部和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放手发动群众，狠狠打击阶级敌人，整顿大队领导班子，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使这个大队迅速改变了面貌。
去年春播时，老刁来到杜曲公社王风楼大队，同社员们一起拉耧种谷子。
他看到出勤的劳力不多，又大都是妇女；
休息时，社员们告诉他，很多男劳力出去搞单干副业去了。
刁文在其他大队调查时，也发现劳力外流情况。
于是，他帮助公社党委广泛发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教导，狠斗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迅速把各大队的单干副业纳入集体轨道，正确处理农、副业之间的关系，保证了农业有足够的劳力。
由于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刁文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去年正月初二，刁文来到城关公社邢庄大队第9队，同干部社员一起劳动。
休息时，他拉着队长，走进“五保”户李大娘家里，详细询问日常生活情况，对大娘的衣食住行做了妥善安排。
队长告诉李大娘，这是县委刁书记来看望你，老人家热泪滚滚，一把拉住老刁的手说：
“毛主席真好，他老人家教育出来的干部也好，大年里还把我这个老婆子的生活放在心上。”
1975年08月，颍河流域遇到特大暴雨。
紧靠颍河岸边的三家店公社高宗寨大队很多社员被洪水围住。
正在查看水情的刁文，听到这一情况，立即绑起一只木筏，同几个干部挥动竹篙，朝着高宗寨方向划去。
群众看到老书记冒着生命危险，浑身湿淋淋地出现在面前，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刁文通过调查，摸清了水灾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许多困难，很快返回县城，带领抢险队，把各种生活物资送到高宗寨，并鼓励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夺回水灾造成的损失。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贫农说：
“旧社会穷人遭了灾，狗官们趁机发横财；
今天俺们遭水灾，县委书记冒着生死来，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两种制度两样官啊！”
几年来，在刁文和县委“一班人”的带领下，临颍县粮食产量一年超《纲要》，两年过《长江》，跨入大寨县的先进行列。
最近，刁文认真学习了华主席关于干部要认真转变作风，参加集体劳动的重要指示，决心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大精神，在继续革命大道上阔步前进！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事实粉碎了“两个估计”
百色地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据新华社南宁电
广西百色地区教育工作者用本地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事实，狠批了“四人帮”诬蔑解放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的谬论。
百色地区聚居着壮、汉、瑶、苗、彝、回、仡佬七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八。
过去文化落后，1950年统计，全地区进校读书的只有三万八千四百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三。
解放后，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组织大批干部、教师深入边远山区，一村一寨，由点到面地进行调查研究，摸清情况，订出规划，各级教育部门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扶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发展山区教育事业。
各级党组织还深入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大大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步伐。
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全地区小学由1950年的九百所发展到五千一百零六所，中学由九所增加到四十三所，还新办大学一所，在校学生总数达到三十三万六千八百人，比1950年增长近十倍，学生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子女。
许多教师说，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山区教育事业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发展？
“四人帮”胡说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纯粹是别有用心的捏造和诬蔑。
大家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工作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这个历史事实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
解放以来，百色地区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都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学生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
各校一批又一批毕业生走上农业和工业生产第1线，许多人政治上是骨干，生产上是行家，能文能武，为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做出了贡献。
广大教育工作者指出，“四人帮”否定这些成绩，妄图进而全面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其罪恶用心，昭然若揭。

十七年的教育成就不容否定
云南省少数民族师生用铁的事实批判“两个估计”
据新华社昆明电
云南省广大少数民族师生在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时一致指出，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地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上始终占主导地位。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列举大量事实，批判了“四人帮”的谬论。
他们说，“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根本不符合事实。
建国以来，云南二十一个少数民族的学生逐年增加。
1965年，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读书的少数民族学生达到六十多万人，比1952年增加了一倍多。
到1976年，全省少数民族学生又进一步发展到一百四十多万人。
1952年，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三十五个县（镇）中，只有中、小学一千八百多所，1965年发展到了三千八百六十多所。
1976年，这些地方县县有中学，小学又发展到一万四千九百多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一以上。
生活在高黎贡山、碧罗雪山、阿佤山、布朗山和哀牢山区的怒、佤、崩龙、独龙、布朗、拉祜、傈僳、普米等民族，以及在解放后才从原始森林出来定居的苦聪人，都有了本民族的第1代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
大家指出：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重要时期。
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上的成绩，是在前十七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四人帮”否定十七年的巨大成就，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这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大家在批判中指出，云南边疆的民族教育事业，是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正是“四人帮”一伙疯狂破坏党的民族政策，摧残民族教育事业，不仅砍掉了云南民族学院等学校，还扼杀了用民族文字编写的教科书和课外读物。
敬爱的周总理来到云南，发现“云南民族学院不见了”，指示把它恢复起来。
1972年，云南民族学院才又继续招生。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一年比一年兴旺发达起来的。
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都表示要在这场斗争中分清路线是非，解放思想，善破善立，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队伍是一支好队伍
——斥“四人帮”对文艺队伍的诽谤和诬蔑
李季
叛徒江青伙同野心家、卖国贼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以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为幌子，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
他们的险恶用心是通过对十七年革命文艺丰硕成果的否定，从文艺方面打开“突破口”，进而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实现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反党集团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战线说得一团漆黑，不仅全盘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也彻底否定了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
他们诬蔑文艺工作者不是背叛了、烂掉了，就是掉队了，一句话，要不得了。
他们公然叫嚷，要“重新树立文艺队伍”，就是说，要另起炉灶，搞他们的帮派体系。
“四人帮”对文艺队伍的“估计”，给我们文艺工作者戴上了沉重的政治枷锁，我们早就憋足了十万个大气压。
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驱散乌云，在朗朗的晴空里，又使我们见到了毛主席的红太阳。
现在，是彻底推倒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的时候了！
是还毛主席的革命文艺队伍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教导、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努力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
1942年，毛主席在《讲话》中不仅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为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
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一直照耀着文艺工作者前进的道路。
在长期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的过程中，在参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和进步，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在不断发展、壮大。
“四人帮”硬说许多文艺工作者不是背叛了、烂掉了，就是掉队了，硬说广大文艺工作者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仅是对文艺工作者的最大诬蔑，也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最大诬蔑！
试问，如果广大文艺工作者不转移自己的立足点，他们能在各个时期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创作出那么多鼓舞人心的好作品来吗？
如果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没有起变化，他们能塑造出那么多光彩照人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来吗？
“四人帮”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充分暴露了他们是一帮居心险恶的家伙！
我们的文艺队伍，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队伍，是服从党的需要、为配合党的中心任务而努力战斗的队伍。
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不怕苦，不怕死，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紧跟形势的需要，写了不少“适合时宜”的小说、戏剧、诗歌，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有些同志以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壮丽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过去的革命传统，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适应党的需要、形势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满腔热情地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农村、工厂、部队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基地”，长期安家落户，把自己的根子深深扎在工农兵中间；
有些同志，经常打起背包，上山下乡，和工农兵同生活、同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许多基层文艺团体，长年跋山涉水，坚持深入群众，边劳动、边创作、边演出。
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艺术实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努力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
面对“四人帮”的诬蔑和无耻诽谤，我们以人所共睹的大量事实，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是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很能战斗的，对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事业作过贡献的好队伍。
“四人帮”妄图一刀砍掉这支队伍，他们对很多革命文艺工作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正是他们蓄意破坏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大搞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搞“阴谋文艺”，为其篡党夺权目的服务的罪恶野心的大暴露。
经过十七年同形形色色反动思想，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锻炼，以及这几年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的考验，证明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基本上是一支好队伍。
当然，这支队伍里不可避免地混进了一些坏人、渣滓、败类（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就是突出的例子，他们多年来混迹在文艺队伍中，并在这里“发迹”
“起家”），也确实有些人经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而蜕化变质了。
但是，他们是少数，绝不是多数。
当然，也确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06月27日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指示的那样，我们也有些同志，由于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做官当老爷，以致在某个时候、在某些问题上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指出的当时文艺界的这些错误是极为严重的，我们必须十分重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要永远记取这个教训。
我自己就曾在1962年至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工作中犯过一些这样的错误。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重温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回首既往，感到有负于党和人民。
我决心在今后的征途中，积极参加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坚定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力争为党和人民多写出较好的作品来。
但就整个革命文艺队伍来说，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
就那些犯错误的人来说，他们的多数也是能够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
“四人帮”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的“树立队伍”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四人帮”对革命文艺队伍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必须统统推倒。
“四人帮”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彻底砸烂。
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决同“四人帮”斗争到底！
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努力改造世界观，坚定不移地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贡献更大的力量！

砸碎精神枷锁　迈开脚步前进
四川部分高等学校教师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罪行座谈纪要
11月20日，四川省高教局邀请部分高等学校教师座谈。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杜心源同志出席了这次座谈会，和教师们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1971年对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的重要指示，揭发批判“四人帮”封锁毛主席指示，炮制“两个估计”的滔天罪行。
著名数学家、四川大学教授柯召说：
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怎样估计，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还是修正主义黑线统治？
知识分子是革命动力，还是革命对象？
这本来是一清二楚的问题。
因为各条战线，包括科研、文艺等都是红线占主导地位，只有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不但逻辑上不通，也是违背事实的。
十七年培养的学生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那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是那儿来的？
“四人帮”这种荒谬绝伦的“两个估计”，我从来就不同意，我周围的同志也都是反对的。
读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以后，很兴奋，特别是见到毛主席早在1971年就针锋相对地批驳了“四人帮”的谬论，周总理的指示也是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这就真象大白了。
现在“禁区”已经突破，我们可以迈开大步，大干教育革命，大搞科学研究了。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教授谢立惠说：
我教书已经五十年了，封建社会教育、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社会主义社会教育，都经历过，比一比，深深感到新中国的教育同过去有本质的不同。
“四人帮”诬蔑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事实绝不是这样。
拿教师队伍来说，我校有一千一百零四名教师，其中十七年培养的教师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好，多半是教学骨干。
就是老教师，解放以来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多年来，不论是老年教师、中年教师，还是青年教师，绝大多数是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
再拿十七年中在校读书的学生来说，工农子女的比例逐年增加，到六十年代，我校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就都是工农子弟了。
1958年学校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以后，教师和学生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事实不胜列举。
在十七年中，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是有干扰的，如在教学方面，课程多而繁杂，教授不甚得法，学生负担过重，有“三脱离”现象，等等。
但是，广大干部和教师遵循毛主席教导，进行教育革命，不断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这也是历史事实。
“四人帮”炮制的
“两个估计”，全盘否定十七年，是他们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砸碎了精神枷锁，教育革命大有希望。
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在党的领导下，把教育革命真正搞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
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四川大学教授杨明照说：
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195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不仅把我们诬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说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都是“修正主义的苗子”。
对他们的胡言乱语，我一开始就想不通。
我是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前几年，我上的课程被取消了；
但一想到党培养了我，我就要千方百计地把知识贡献给人民，不让我讲课，我就在家里继续写书。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我把过去校注出版过的《文心雕龙校注》，重新整理、校注了一遍，共写了二十一本校注稿，分量比原来增加了五分之二。
我想即使这些文章还有不足之处，也可作为研究古典文学的参考资料。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思想大解放，心情很舒畅。
我虽然年近七十，但不能辜负党和毛主席多年的教育、关怀，一定要活到老，改造到老，工作到老，争取多为人民作些贡献。
成都工学院教授徐僖、成都地质学院教授任天培说：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给学校教育带来了灾难，教师无法教学，学生无法读书。
我们当教师的欲教不能，但又不愿白吃人民的饭，只好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和工人、农民一道搞科研。
但也只能是悄悄地去，悄悄地干，悄悄地走。
这是因为“四人帮”把知识分子说得很臭。
尽管如此，我们教师还是要努力为人民服务，都愿意走出去，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欢迎我们。
他们不同意“四人帮”骂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我们和工人、农民交上了朋友。
今后我们仍然要坚持毛主席指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传染病学专家、四川医学院曹钟梁说：
华主席领导人民粉碎了“四人帮”，现在又领导人民揭露他们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砸碎了压在我们头上的精神枷锁，使所有的革命知识分子精神大解放，这是一件大事。
“两个估计”不彻底推倒，后患无穷。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与旧社会差不多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四川医学院的前身是旧华西大学，是帝国主义侵华办的教会学校，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而建设起来的，面貌已完全改观。
我们学校已为国家输送了一万二千多名医务人才，而旧华西大学四十年毕业的学生，只有八百零八人，约等于解放后一年毕业的学生人数。
解放后的毕业生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绝大多数服从党的分配，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
许多学生落户边疆和农村，为改变这些地区落后的医疗面貌贡献自己的青春。
学校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也都有很大提高。
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持农村巡回医疗，为贫下中农防治疾病。
试问，这难道不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吗？
学习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在1971年对教育工作的指示和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我们感动万分。
毛主席的指示，是我们批判“两个估计”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一定要把“四人帮”炮制的黑货批倒批臭，肃清流毒，消除后患。
著名的眼科专家、成都中医学院眼科主任陈达夫说：
我参加这样的座谈会，心情兴奋，但想到“四人帮”的“两个估计”，又很愤恨！
解放前国民党蒋介石下令要废除中医，我当时想到中国几千年的医学就要灭绝了，心里很难受。
解放后，毛主席提倡发扬祖国医学，我高兴极了，立即响应号召，更加刻苦钻研，一面当医生，一面教学，总想把自己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贡献出来。
但是，前几年由于“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干扰，使我有知识不能教给学生，特别是不敢讲一些高深的祖国医学理论，否则就会被他们诬为“放毒”。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教育工作的指示，我再一次感觉到这不仅是解放了革命知识分子，解放了教育，也是解放了祖国医学！
会上还有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教授林维干、四川大学教授石璞、成都工学院教授谢秉仁、四川医学院教授吴和光等也都作了口头发言或书面发言。
他们一致表示，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焕发革命精神，乘胜前进，争分夺秒，努力工作，为教育革命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多作贡献。
（本报记者整理）

鄂西北山区普及教育的巨大成就雄辩地说明
教育战线是红线主导不是“黑线专政”
据新华社武汉电
鄂西北郧阳地区人民正在用山区普及教育取得巨大成就的事实，深入揭批“四人帮”诬蔑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的谬论。
山大人稀的郧阳地区，现在已经普及了小学五年教育。
初中、高中以及五·七大学、七·二一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各级各类学校，共有一千多所。
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在校学习。
解放前的鄂西北山区，文化十分落后，广大劳动人民不识字。
解放后，郧阳地区各级党组织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立即把山区文化建设作为一个重要战役来打，象领导土改、合作化那样，领导山区人民大打文化翻身仗。
当时，地、县、区的党委书记亲自抓教育，许多县的县委副书记兼任中学校长。
党组织从各条战线抽调一大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热心教育工作的优秀干部，到教育战线担负领导工作，以老解放区的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
最困难的是缺少教师，他们就争取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上级也从城市派来一批知识分子到山区担任教师。
艰苦办学七年多，不但恢复和改造了全部旧学校，而且使小学发展到两千多所，入学儿童发展到十六万人，占全地区总人口十分之一。
特别是从1958年到1966年这八年间，随着山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有了更大的发展。
郧阳地区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文化建设。
郧西、竹溪、竹山、房县等地许多海拔两千米左右的高山区公社、大队，都第1次办起了正规的小学、中学以及牧童小学、巡回小学、半日制和隔日制小学、半农半读小学、农业初中等，普及教育搞得热火朝天。
到了1966年，全地区的小学比1958年增加了一倍多，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初中、高中也恢复和发展到一百二十所，出现了县县有高中，区区镇镇有初中，生产大队有小学的喜人局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山区人民清算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排除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全地区普及教育出现新的面貌，不但普及面宽，而且在普及的基础上狠抓了提高。
1974年，“四人帮”拚命攻击抓教育质量是“回潮”、“复辟”，煽动交白卷、搞无政府主义，使教育战线受到严重干扰。
贫下中农气愤地说：
旧社会学校的门朝地主开，贫下中农进不去；
今天学校的门朝我们开，可进去了又念不到书。
回顾战斗历程，鄂西北山区人民更激起了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

平原造林林茂粮丰
新华社记者述评
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1971年华国锋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以来，华北、中原等平原地区的绿化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许多地区实行农、林、牧统一规划，土、水、林综合治理，由“四旁”绿化向农田林网化发展。
绿化规模由原来的一个队、几个队，发展到一社、一县、一个地区。
“山区栽树，平原种粮”的旧传统正在被人们改变。
不少社队呈现出林茂粮丰、六畜兴旺的喜人景象。
但是，就整个华北、中原地区来讲，平原绿化工作发展还不平衡。
要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给这个地区遗留下来的缺林少材的状况，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华北、中原是我国主要农产区，又是煤炭等工业的重要基地。
过去由于林木稀少，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长期严重影响着这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满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国家每年都从东北调来大批木材。
所谓“北木南运”，主要就是运到这里。
因此，在这个地区植树造林，对于消除风沙干旱灾害，加速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促进人民生活的提高，有着长远的重要的意义。
一提到平原造林，通常遇到的一个思想障碍就是“平原到处是农田，哪来地方种树？”
现在，就请这些“无地种树论者”看看河南省鄢陵、民权两个县的过去和现在吧。
鄢陵县地处豫东平原老灾区，过去是“村无树，田无林，站在这村见那村”。
现在，这里是“白天看不见村庄，夜晚看不见灯光，走路晒不着太阳，片片林网五谷香”。
这个变化是鄢陵人民思想解放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破除“山区栽树，平原种粮”的“老规矩”，大抓“四旁”绿化，把凡是能栽树的“四旁”隙地都栽上树。
1969年全县实现“四旁”绿化。
接着，又结合农田基本建设，把全县九十三万亩耕地，规划成七千多块，四周全部栽上树，大搞农田林网。
这样，全县栽树达二千九百多万株，现在木材蓄积量约四十四万多立方米，实现了民用材自给有余。
民权县的情况和鄢陵县差不多，不同的是，民权县在大搞“四旁”绿化的同时，还搞了风沙地造林，积极推广焦裕禄同志生前在兰考县提倡的农田里栽泡桐的经验，把全县适宜种植泡桐的八十一万亩耕地，全部有计划地间种了泡桐。
现在，全县平均每人七十二棵树，结束了木材靠调入的历史，开始向国家提供桐材。
这两个县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平原地区搞绿化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
平原地区大搞农田林网化，特别是在农田间栽泡桐，会不会妨碍农作物的生长？
这是平原地区开展绿化工作必须解决的一个认识问题。
河南、山东等地有关科研部门和广大贫下中农进行对比试验的结果表明，平原地区植树造林，是保障和促进农业、畜牧业高速度发展的一项重要建设，它的好处是：
一、大搞农田林网，可以减低风速，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良土壤，调节农田小气候。
人们都懂得遇到干旱用机器提水灌溉农田，却有不少人并不知道，生长在田间的每棵泡桐，都是一台不用油、不用电的“抽水机”。
它可以从地下吸收大量水分，增加空气湿度。
树叶蔽荫，可以减少土壤蒸发，提高相对湿度，为农作物正常生长创造适宜的条件。
至于林网对农作物的不良影响，一方面可以用挖沟切断通向农田的树根，一方面对树冠下的庄稼偏施水肥、轮种作物，或选用泡桐等根深、叶稀的树种，把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据许昌农学院农田林网化研究组实地测定，林网边缘为减产区，占林网面积的百分之二点二，林网投影区为平产区，占百分之九点四，其他为增产区，占百分之八十八点四。
总的说来，有林网保护的农田和没有林网保护的农田相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林网保护的农田是增产的。
正如社员群众说的：
“林网影响一条线，保护农田一大片”。
二、为发展农业、畜牧业提供大量的肥料和饲料。
树叶可做饲料，又可肥田。
据测定，刺槐、泡桐的树叶含氮量分别超过绿肥之王紫穗槐含氮量的一倍和两倍。
一棵八至十年生的泡桐，一年的鲜叶达二百斤，相当于二十八斤半豆饼的含氮量。
如果一亩地间种四棵泡桐，就相当于施一百一十四斤豆饼。
难怪有人称泡桐为“田间氮肥厂”。
三、为巩固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农业机械化提供资金。
据计算，一棵十年生的泡桐，木材价值约为一百元。
这就是说，每栽一棵泡桐，就相当于每年积累十元人民币。
现在豫东的不少社队，林木的收入已经成为增加集体经济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
因此，泡桐又有“活银行”之称。
平原地区大搞农田林网的好处，已经不是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那种“粮食不上纲，林业顾不上”、“粮林一齐抓，必有一头瞎”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事实说明，各级党委只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努力克服农林对立的思想，深刻理解农、林、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真正把绿化造林工作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大搞农田林网化的积极性，就一定能使所在地区郁郁葱葱，林茂粮丰。
（本报有删节）

我们立即着手解决编辑同志：
丁钧同志反映我店马达噪声影响居民正常休息的来信，我们作了认真的讨论，认为情况基本符合事实，意见也是中肯的。
我们诚恳接受。
这几年，我店增添了一些电器设备，如鼓风机、排风扇、抽风机等等。
这些电器设备，对发展业务，提高服务质量，改善职工劳动条件等，起了积极作用；
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增加了噪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附近居民的正常休息。
几年来，在群众的帮助和上级领导的关心下，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过多次研究，逐步作了改进。
目前只剩下一只一点五千瓦功率的抽风机马达噪声还未妥善解决。
对此，我们作了检查。
主要是“四人帮”对我店工作的干扰和破坏，使我们没有很好地重视这个问题。
今年09月，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与居民一起探讨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现在，你们又转来了群众来信，这对我们解决马达噪声问题是个促进。
我们将进一步发动群众，采取措施，立即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城市噪声问题，使人民群众有一个比较安静的休息环境，这是关心群众生活的一个方面。
我们一定遵照党的十一大路线，解决好这个问题，让党的关心群众生活的优良传统真正恢复起来。
上海京沪饭店革委会

永登水泥厂汽车队精心爱车
据新华社兰州电
甘肃省永登水泥厂汽车队的职工，象战士爱枪一样爱护自己驾驶的汽车，车辆完好率连续八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现在，这个车队的六十四台汽车除按计划在大修的一台外，台台完好，其中二十四台使用二十年以上的老车，技术性能仍处于良好状态。
永登水泥厂汽车队是全国建材工业战线汽车队学大庆的一面红旗。
1961年前，这个车队的汽车完好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三。
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他们认真学习大庆“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加强了对驾驶人员的思想教育，严格了规章制度，逐渐改变了面貌。

沙市提高纺织轻工产品质量
据新华社武汉电
湖北省沙市出产的大多数纺织品、轻工产品的质量今年下半年以来越来越好了。
床单、平绒、内衣、袜子、胶鞋等产品的质量指标已经达到或超过一些企业的历史最好水平，其中床单、棉毛衫、细绒衫、纱线袜、锦纶袜等一批产品的质量进入了全国先进行列。
与此同时，产量也大幅度上升。
到10月底止，这个市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七，其他经济指标也都比去年同期有较大进步。
沙市以轻工业著称，轻工业品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四分之三左右，其中热水瓶、床单、灯芯绒、袜子等产品曾以质量优良、花色新颖畅销国内外。
近几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些产品的产量减少，质量也下降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沙市的生产节节上升。
但是有些人不大重视产品质量。
市委和各级党委层层举办学习班，狠批“四人帮”破坏抓产品质量的谬论，分清路线是非。
同时，各工业局和企业党委举办了近百个用户来信及废次品的实物展览会。
沙市塑料三厂在举办展览时，把本厂因产品质量不好造成的损失算了一笔细帐：
这个厂从1970年到1976年，因塑料凉鞋降等，企业减少收入四十六万多元，相当于建厂初期全部资金的十倍。
这一算使工人、干部们大吃一惊，受到深刻教育。
沙市市委还定期对产品质量进行大检查。
今年07月中旬到08月初，在各工厂、各工业局自查、互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全市产品质量大检查，大张旗鼓地表扬先进，推动了优质高产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浙江水泵厂生产的滑阀式真空泵获好评
据新华社杭州电
在最近全国滑阀式真空泵行业的质量对口检查中，浙江水泵厂的产品质量获得好评。
这个厂所产的滑阀式真空泵，经检查证明，整机性能良好，主要零件主要部位的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点七，居同行业中较先进的水平。
浙江水泵厂党委在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的过程中，很注意发挥老工人的作用。
几年来，厂党委依靠老工人对青年工人传思想，帮技术，带作风，培养出了一支思想红、干劲大、纪律严、技术好、作风细的职工队伍。
这个厂党委还积极参加同行业产品的质量检查活动，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保证产品质量稳定提高。

白酒生产新工艺——液态一步法研制成功
据新华社天津电
一种白酒生产的新工艺——“液态一步法”，在天津直沽酒厂研制成功。
最近，经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华北区第5届白酒技术协作会议和天津市有关部门鉴定，认为这项新工艺机械化程度比较高，设备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生产周期短，还可以减轻酿酒工人的劳动强度，具有推广价值。
“液态一步法”白酒生产工艺，是先将酒的原料高粱进行液态糊化、液态糖化和液态发酵后，经过微生物增香，最后经过液态蒸馏制成白酒。
它和目前采用的“液态二步法”白酒工艺相比，省去了调香、勾兑、串香等工序及繁杂的酒精精馏设备，缩短了工艺流程。
用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酒，也比较醇香纯正，后味干净，具有泸型白酒风格。

萍乡市积极发展农副业生产
城市供应逐步改善，猪肉、蔬菜已基本自给
据新华社南昌电
江西省萍乡市郊区的农副业生产最近这几年里越搞越好，城市的供应逐步改善。
1974年以来全市粮食的自给水平不断提高。
目前猪肉、蔬菜已经基本自给，茶叶自给有余。
鲜鱼、水果的收购量最近这几年里也逐步增加。
萍乡市是个工业城市，过去城市人口的口粮和其它副食品主要靠外地供应。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共萍乡市委把发展市郊农副业生产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了领导。
从1973年起，市委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农业，同时还由一名副书记、三名常委专门抓，并从市级机关抽调五十多名干部充实了区、社领导班子，加强了农业第1线的领导力量。
全市各行各业每年都抽出上千名工作人员，到一些后进社、队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帮助后进社、队快步赶上来。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市郊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今，流经这里的袁河和萍水已经初步得到治理，全市郊区共兴建各种水利设施一万八千多处，旱涝保收农田达到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改造低产、冷浆田三十五万亩，粮食产量逐年上升，今年全市平均亩产粮食一千一百多斤；
植树造林十九万亩，每年还要垦复大批油茶林；
养猪、养鱼业也迅速发展。
工业在萍乡市郊的农业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
在中共萍乡市委的组织下，几年来这个市的煤炭、钢铁等企业大力支援郊区各社队发展“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
这些工业和社、队企业坚持为农业服务，使郊区农村在排灌、脱粒、植物保护、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萍乡市的商业部门过去只做买卖，不问生产，结果许多农副产品货源不足。
近几年来，他们帮助郊区社、队兴办起三百多个多种经营基地，使萍乡市的工人吃到了本地出产的茶叶、黄花、桃、梨、西瓜和柑桔等。

跑在时间前面的谢宗明
新都机械厂这个优秀车工已在干1980年的活了
四川新都机械厂学铁人标兵、共产党员谢宗明去年一年就干了两年的活，今年头十个月他干的活已超过四千个工时。
按日常定额计算，他眼下已在干1980年的活了。
谢宗明的这些成绩，是他抓紧极不显眼的一分一秒夺来的。
他原是铣工，后来看到车工班人少活重，而自己的活不多，便主动要求当了车工。
在“四人帮”到处挥舞“唯生产力论”大棒的日子里，他坚持出满勤，干满点，坚守岗位，充分利用工作时间。
清除了“四人帮”，谢宗明的劲头更足了。
为了把被“四人帮”干扰破坏耽误的时间和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他每天早来点、晚走点，苦干加巧干，尽量降低加工时间，一个人顶起了过去需要三个人倒班干的两道工序。
有些由粗车到精车的工序，一般得走两三刀，但他摸准规律，一刀即成，工效提高了一倍多。
精加工时，一次走刀要用四五分钟，他就抓紧这个间隙磨车刀、搬零件，节省了许多辅助工时。
他就用这些办法每天成倍地超额完成任务，月月刷新自己创造的纪录。
今年06月份，全厂开展生产会战，谢宗明班里人手紧，任务重。
生产流水线上，有两道工序因两个同志病休而“卡壳”了，他就主动要求把那两道工序顶了起来。
当时他整天忙得汗水直流，但还是供不上下几道工序的需要。
能否再找到别的门路呢？
他边干边算，终于发现两道工序走刀行程一长一短，只要适当调节走刀速度，设法缩短装卸时间，就能同时操作两台车床，把两道工序一齐干。
试验成功后，他就奔跑往返于两台机床之间。
这样虽然累一些，但流水线却畅通了。
结果06月份他一个人完成了四百六十七点四个工时，相当于三个人的工作量，创造了全车间的最高纪录。
谢宗明所以这样争分夺秒地拚命大干而且总是走在时间前面，主要是因为他心目中深深地刻着“一年、三年、二十三年”的时间表，牢牢地印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他常说：
到本世纪末，只剩下二十三年了。
要使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变成现实，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就得抢时间，争分秒，革命加拚命大干社会主义。
他考虑的不只是个人的工时完成多少，更关心的是班组、工段、车间以至全厂的生产进度。
每天下班时，谢宗明总要把全工段的生产情况摸个透，发现短线，及时向工组长提出来，并主动要求参加突击，保证整个生产任务的完成。
（新华社）

这不是小事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收到不少反映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读者来信。
来信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例如：
高音喇叭影响人们的工作和休息；
工厂有害气体妨害邻近群众的健康；
烟囱日夜下“黑雪”；
污水浸坏了农田，等等。
今天刊登的丁钧同志的来信中提到的噪声扰人的事，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有的同志对这样的问题重视不够，把它们当作无碍大局的小事。
其实，这不是小事。
这是关系群众利益和社会环境的大事。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
有关单位都能说出一定的理由。
例如，由于扩大生产的需要，为了改善职工的劳动条件，采用新设备带来副作用，等等。
群众要求解决这些问题，有关单位也会有一定的困难：
要搬迁工厂一时做不到，想改造设备却遇到资金、技术等问题。
这些理由和困难，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这些问题，只要思想上重视，决心克服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
这里有一个群众观点问题。
一些存在这样的问题而又长期不去解决的单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看到自己一个单位的需要，没有想到周围群众的疾苦。
群众要求他们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强调困难，作为搪塞群众意见的借口。
这种态度只能说明他们对群众利益漠不关心。
上海京沪饭店的情况有一定代表性。
他们的马达吵了周围群众十几年，群众多次提出意见，他们拒不解决；
群众把改进办法送上门去，他们也不采纳，简直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现在他们对群众意见表示接受，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对群众的意见是接受还是拒绝，是真接受还是假接受，其标志是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上的表态。
鉴于十几年来的经验，人们有理由向京沪饭店提出希望：
拿出实际行动来，切实解决问题。
我们希望看到群众继续来信，反映京沪饭店真正接受了群众意见，消除了噪声，工作出现了新气象。

马达噪声吵了我们十几年编辑同志：
我是居住在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街道的居民。
我们的住房靠近京沪饭店的厨房。
十几年前，为了防暑降温，京沪饭店在他们厨房的墙上，距离我们住房仅几米的地方装了一只抽风机马达，每天从早到晚开个不停。
马达噪声整天在我们耳边隆隆地响。
有时清晨五时多一点，马达就开了，把周围邻居全部吵醒。
工作了一天，回到家里，等待你的是隆隆的噪声。
星期天或生病时，中班、夜班在家休息时，耳边整天是马达轰鸣，使人烦恼、头胀、恶心，甚至耳聋，血压升高。
我们认为，只要对现有的抽风机马达适当作些改革，就能大大减低噪声，同时根本不影响京沪饭店防暑降温。
为此，我们曾专门请教了上海工业设备研究所。
他们热心支持，专门为此设计了两种简单的消音器，花钱少，效果好，技术要求也不高。
我们多次把这种设计草图向京沪饭店建议，他们根本不理睬。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马达噪声依然整日不停地在耳边轰鸣……
这十几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有关领导反映。
虹口区原张区长曾亲自到我们家来实地调查，召集饭店领导和居民一起开会，明确指示马达噪声这样影响居民是不允许的，要尽快改革。
可是京沪饭店的领导当面一口答应，过后还是老样子。
我们又写信给区财贸组谢同志。
他一次一次地到群众中来调查研究，并多次通知区饮食公司和京沪饭店领导早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可是京沪饭店领导当面答应，过后好推就推，好拖就拖，至今已拖了十几年了！
编辑同志，噪声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已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而我们竟无端受噪声危害达十几年之久！
为什么我们一次次恳求京沪饭店采取行动，这些领导同志就是不理睬呢？
为什么上级领导几次三番指示他们要关心群众的疾苦，把这个问题尽早解决，这些领导同志竟阳奉阴违呢？
为什么在群众把改革方案放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仍旧置之不理呢？
上海市海宁路西街十四号二楼　丁钧

中药肌肉松弛剂——汉肌松广泛使用
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八十八医院科研小组成功地研制了中药肌肉松弛剂——汉肌松。
经有关部门鉴定，药效显著，性能稳定，安全性大，有效率达百分之九十五点九八。
目前，已广泛使用，并已收入中国药典。
（据新华社）

什图拉大使和夫人举行招待会
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三周年
乌兰夫、耿飚、王震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1977年11月29日讯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三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国务院副总理王震，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迟浩田，外贸部副部长郑义山，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
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咸丰县积极发展黄连生产
湖北省咸丰县今年种了七千多亩黄连，现在全县黄连总面积已达一万五千亩。
黄连是一种中药材，具有清热、泻火、解毒等作用。
咸丰县过去就有种植黄连的习惯。
1976年初，县委加强了领导，促使黄连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今年到11月中旬，全县已收购黄连一百二十担。

解放军驻内蒙古某部六连干部战士，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受到驻地各族人民群众的赞扬。
这是战士王志刚在旅途中为旅客送水。
本报通讯员摄

奋战洪水救儿童
08月，滇西北连续下了两天两夜的暴雨，金龙河水一个劲地往上涨。
一天傍晚，昆明部队某部生产点的炊事班长苏发久和战士李德，来到金龙河边观察水位。
“救人呀！
救人呀！
有人落水了！”
听到急促的呼救声，苏发久和李德立即奔了过去。
原来，附近白族村寨的一群小学生放学回家，路过一座用油桶接起来横跨在金龙河上的渡槽时，女同学严正娘不慎失足一滑，掉进了金龙河中。
河水浑浊，波涛翻滚，严正娘随着激流飘浮，时隐时现，情况万分危急，几个小同学急得大声呼救。
苏发久、李德顾不得脱掉衣服，就双双跳入激流，奋力向严正娘游去。
一个漩涡把苏发久卷入水底，几口浑水呛得他头昏脑胀，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尽快把小同学救上来，继续奋力朝前游去。
共青团员李德游了一阵没有追上落水的严正娘，突然想起这里离剑湖已经不远，要是溺水儿童被冲入茫茫剑湖中，那就更难救了。
他急中生智，急忙游向岸边，爬上河堤，然后向着剑湖入口处猛跑，抢在溺水儿童前面，纵身跳入河中，一把抓住严正娘的衣服，把她托出水面。
这时，苏发久也游到跟前，他俩使尽全力，把人救上了岸。
严正娘得救了。
严正娘的父母感动得热泪盈眶说：
你们真是毛主席、华主席教育出来的活雷锋。
　（据新华社）

探家献血为亲人
今年04月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一连给养员吴长义，从部队回家探望因重病住在平原县第2医院的母亲。
娘俩叙谈着，一杯开水还没喝完，听说六号病房来了一个危急病人。
吴长义来到六号病房一看，病人是一位五十七岁的老大娘，已经休克，只见她面色苍白，呼吸困难，正在抢救的医生对患者的亲属说：
“大娘病情很重，急需输血，否则有生命危险！”
这个医院没有血库，患者的儿子李会平在外地工作，两位亲属的血型又不对，唯一可以输血的是患者的妹妹，而她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瘦弱妇女。
吴长义看到这种状况，把袖子一挽，对医生说：
“来，抽我的吧，我是‘O’型血！”
医生连连摆手：
“你刚到家还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又重病在床，不能抽你的。”
患者家属也坚决不同意。
吴长义向前跨了一步，恳切地说：
“我是人民子弟兵，大娘和我亲娘一样，快抽吧！”
吴长义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得患者家属不知说什么好。
年轻的护士含着激动的泪花从吴长义身上抽了三百毫升鲜血。
输血以后，病人的脸色慢慢红润起来。
子弟兵献血救亲人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平原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画展览》开幕
新华社1977年11月29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画展览》今天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
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文化部负责人石敬野，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副会长林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贾汀，画家华君武、吴作人、古元、罗工柳和首都群众数百人出席了开幕式。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全明洙和夫人，朝鲜绘画展览代表团团长、朝鲜文化艺术部美术指导局副局长金春生，朝鲜美术指导所所长金勇学，朝中友协秘书长李胜俊以及在京的朝鲜同志出席了开幕式。
这次画展共展出六十二幅作品，包括朝鲜现代画、古代画和壁画。
这些作品具有高度艺术技巧，继承和发扬了朝鲜民族美术的优秀传统。
展览反映了朝鲜人民在金日成主席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描绘了朝鲜壮丽的自然风貌，表达了朝鲜人民对祖国的热爱，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这次展览是由对外友协举办的。
在开幕式上，王炳南会长和全明洙大使先后讲了话。
开幕式后，中朝两国战友一起观看了展览。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1977年11月29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会见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友好访华团。
会见时，李先念副总理同清水正夫团长，森下洋子、外崎芳昭副团长，清水哲太郎秘书长等日本朋友一一握手，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有关方面负责人孙平化、王晓云、王布云等。
访华团将于近日内离京赴我国南方访问，然后回国。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以清水正夫为团长，森下洋子、外崎芳昭为副团长，清水哲太郎为秘书长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热情照料十一年
1966年冬，渤海前哨某部守备连八班战士胡广东、王家春在访贫问苦中了解到，驻地山后大队五保户邹明让老大爷是一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贫渔，身上至今还有渔霸的鞭痕和遭受国民党兵殴打的伤疤。
他俩想：
老人七十多岁了，无儿无女，虽说有生产队照顾，生活上还有不少困难。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应该以雷锋为榜样，把党和毛主席的温暖送到老人心上，帮助他克服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度过幸福的晚年。
他们回到班里把这个想法一讲，得到了全班的支持。
十一年来，八班的同志协助生产队照顾老人想得很细，做得非常周到。
夏天，他们为老人杀蝇灭蚊；
到秋后，便利用星期天和中午休息时间上山拾柴，及早为大爷准备好过冬柴草。
为了使柴草不至于被阴雨淋湿，同志们还从山上搬来一块块石头，给邹大爷盖了一间柴草房。
年迈体弱的邹大爷一犯病，全班就轮流护理。
一次，战士张荣达得知老人有病，吃不下饭时，立即请假跑了五里多路，从供销社给买来开胃的山楂。
老人感动地说：
“旧社会，谁把我们这些穷渔花子当人待？！
治病没钱买药，想吃家里没啥。
如今，不仅队里照顾我，你们也事事替我想到，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
八班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可照顾邹大爷这件事，一直一茬一茬地往下传，从来没有中断。

“真是活雷锋”
——老贫农邢自德舍身拦车救外宾
10月19日早晨，一辆崭新的大型轿车载着日内瓦国际组织职员访华团的二十名外宾，从安阳市出发，前往林县红旗渠参观访问。
公路上车来人往，一片繁忙。
公路两侧的田野里，山坡上，公社社员正在运土搬石，填沟修渠，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汽车在柏油路上疾驶，外国朋友望着车窗外改造山河的景象，兴致勃勃，谈笑风生。
司机想早一点赶到林县，就加大油门，开足马力，汽车风驰电掣般前进。
十一时四十五分，汽车开到太行山脚的马家公社时，巧遇公社社员们正在爆破石山，当外宾的车子高速驶向危险区时，一位正在站岗放哨的青年社员打了一个手势，示意停车。
司机误认为他要搭车，急于赶时间，没有停车。
一场严重的事件就要发生。
这时汽车前方站着一位手持铁锹年近六十的老人，见车疾驶而来，便一个箭步猛扑路面，横卧路心，用身体拦车。
司机被迫急刹车，汽车在离老人两米的地方停住了。
目睹此状，司机疑惑不解地问：
“出了什么事？”
“危险！
前面放炮！”
老人急速回答。
话音刚落，前面二百多眼炮接二连三地响起来了。
顿时，山坡上硝烟弥漫，乱石横飞，纷纷撒落在公路上。
这位舍身拦车保护外宾安全的老人名叫邢自德。
他这种不顾个人安危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使车子上的外宾感动万分。
他们纷纷下车，围着邢自德，激情地握手、道谢，拍照留念。
访华团团长克里斯廷紧紧握着他的手向全团团员提议说：
“邢自德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们。
从今天起，我们代表团就改名为‘邢自德访华团’，以纪念这位勇敢的老贫农舍己救人的光辉事迹。”
所有外宾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团员勒巴尔拍着邢自德的肩膀说：
“你是英雄。
真是活雷锋。
过去西方都把这类事说成纯粹是宣传，现在我们亲眼看到了事实。”
团员格萨纳说：
“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高，这是世界上少有的。”
炮声停止了。
邢自德赶到前面去查炮，清除公路上的石块，直到确保安全时，才招手让外宾的汽车通过。
汽车开动了，外宾们不断招手，热烈鼓掌，向邢自德告别。
邢自德今年五十九岁，是马家公社交口大队革委会委员、大队治安主任，曾多次受到县和公社的表扬，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10月下旬，日内瓦国际组织职员访华团结束访华前，在北京给邢自德写了一封信，二十位来自十一个国家、十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都在信上签了名，再一次向邢自德表示他们的崇高敬意。
信中说：
“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中国农民随时都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生动范例。
这一事例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眼科三用激光治疗机制成
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总医院等单位研制成功眼科三用激光治疗机。
现在，这台激光治疗机已正式应用于眼科临床。
这台仪器除可以进行虹膜打孔、视网膜裂洞封闭以外，还可以把荧光眼底检查和激光治疗结合起来，准确地进行眼底血管荧光造影检查和激光点射治疗。
这台眼科三用激光治疗机体积小，造价低，照明清晰，瞄准准确，使用方便。

风雪山区十八年
——沈琼在食管癌早期诊断方面取得可喜成果
河南医学院讲师沈琼在林县山区既当医生又搞科研，艰苦奋斗十八年，在食管癌早期诊断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
沈琼是河南医学院的一位老教师。
1960年，他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伟大号召，参加河南省肿瘤防治研究队，来到食管癌高发地区——林县，进行食管癌的防治研究工作。
十八年来，他一直坚持在农村第1线，一边参加劳动，为群众治病；
一边调查食管癌的发病情况，进行科学研究。
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为攻克食管癌这个难关而呕心沥血。
在调查和治疗中，沈琼所遇到的病人，多是食管癌中晚期患者。
他从这里得到了启示：
能不能寻找一种简便、准确的早期诊断方法，把食管癌消灭在发病初期？
这是食管癌防治研究工作取得较大成效的主要途径。
当时，诊断食管癌主要靠两种方法：
一是爱克斯线透视，一是食管镜探查。
爱克斯线透视，只能发现中晚期病人，不能发现早期病变；
食管镜探查，由于早期病变很不显著，也很难看出来，做得不好还会损伤食管。
沈琼在调查研究和认真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细胞学诊断早期癌的研究方面来。
要搞细胞学，就得先有合适的工具能够从食管中取出细胞来。
因此，设计一种对患者既不痛苦、又简便准确的新的工具，就成为首要的事。
沈琼开始试用一根胃管，在一端系上一个小气囊，想通过膨胀的气囊把食管细胞带出来。
他在自己身上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试验，忍着恶心、呕吐、咽喉疼痛，把气囊和胃管吞下去、拉出来。
但气囊太光滑，拉不出细胞。
他在气囊外缠上线，但线容易脱落。
他又在气囊外罩上一个妇女用的发网，虽然能拉出很多细胞，但网太粗，拉动时食管很痛，不利于患者。
后来，他又用细丝线编结成丝网。
就这样，边试验，边改进，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实践，在上海橡胶五厂的协助下，一个比较理想的食管细胞学采取器终于试制成功了。
沈琼高兴地带着“采取器”，来到离县城二十多里的姚村公社进行普查。
但是，检查了许多人，却没有发现一个癌细胞。
怎么回事呢？
是这些人中间的确没有一个癌患者，还是“采取器”不行？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沈琼和防治研究队的同志们一起，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
大家认为，找不到癌细胞的原因，是对癌细胞的特点还没有真正认识和掌握。
于是，他们开始在这方面下功夫，对一百三十多个应诊的中晚期食管癌病人的细胞涂片，仔细进行观察分析，并参阅了一些有关细胞学的诊断资料，逐步认识和掌握了食管正常细胞、炎症细胞、增生细胞和癌变细胞的不同特点，从而使细胞学诊断食管癌的阳性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七以上。
研究用细胞学方法诊断食管癌，道路也是不平坦的。
沈琼开始“拉网”检查时，发现的都是中晚期病人。
为了找到早期食管癌患者，沈琼把半年多来的细胞学检查涂片又重新翻出来，一片一片地认真观察研究，终于在一张涂片的角落里，发现一个漏检的早期癌细胞，通过复查，确诊为早期食管癌，对病人作了手术治疗。
他们把手术切除标本的组织切片和细胞涂片作了对照，进一步证明了这确是一例早期食管癌，并把研究结果写成了《早期食管癌一例报告》。
第1例早期食管癌患者的发现，使沈琼和防治研究队员们受到很大鼓舞。
但是，怎么才能发现更多的早期患者呢？
他们在实践中深深懂得，早期食管癌症状轻微，往往被一些人忽视而不及时到医院检查求治，所以，医生坐在医院里能看到的，多数是中晚期病人，早期病人是很难发现的。
针对这一情况，他们决定主动去找病人，深入到广大群众中进行普查。
林县地处太行山区，群众居住分散，开展普查是一件艰苦的工作。
不论是炎热的盛夏，还是严寒的腊冬，沈琼和防治研究队员们跋山涉水，走村串户，热情宣传毛主席的医疗卫生路线，介绍防癌知识，动员群众进行“拉网”检查。
在普查中，沈琼把这些涂片的细微特征都详细地记下来，进行反复的研究。
有一位贫农老大娘，普查中发现食管有癌变嫌疑。
沈琼一连给她检查了七、八次，涂了几十张细胞涂片，一片一片地进行了仔细观察分析，直到弄清楚了才罢休。
就这样，沈琼和防治研究队员们在中共林县县委的领导下，同北京医疗队以及当地医务人员共同战斗，十多年来走遍了林县的社社队队，进行了数万人次的食管癌细胞学普查和研究工作，发现了许多早期食管癌病人，使他们得到了及时治疗。
在细胞学诊断早期食管癌获得成功的同时，沈琼和防治研究队员们进一步探索出早期食管癌的爱克斯线特点和早期食管癌的临床症状，形成了细胞学、爱克斯线和早期临床症状三者结合的早期食管癌综合诊断方法，进一步提高了早期食管癌的诊断水平，从而基本上解决了食管癌的早期诊断问题。
食管癌早期诊断的解决，为早期治疗创造了条件，取得了早期手术、放射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良好效果。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北京医疗队队员攀雪山、过草地，来到阿里地区冈底斯山牧区，为藏族牧民防治疾病。
　新华社记者摄

世界杯排球赛男子组举行闭幕式
据新华社东京1977年11月29日电
1977年世界杯排球赛男子组闭幕式，11月29日下午在东京代代木国立竞技场举行。
在闭幕式上举行了发奖仪式。
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鲍尔·黎伯和日本排球协会名誉会长、1977年世界杯排球赛组织委员会主席西川政一等向获得前三名的苏联队、日本队、古巴队发了奖杯和奖牌。
发奖式上还颁发了个人奖。
鲍尔·黎伯、西川政一在闭幕式上热烈祝贺1977年世界杯排球赛男子组的胜利闭幕。
本届男子组决赛是在11月29日全部结束的。
中国男队获得世界第5名。
本届男子组的比赛从11月17日开始，经过十三天共四十二场比赛，产生了全部名次。
在29日进行的争夺本届第5至第8名的最后两场决赛中，巴西队以三比二（十五比十、十比十五、十五比十二、十一比十五、十六比十四）击败南朝鲜队；
中国队在同保加利亚队决战中，以一比三（十五比九、八比十五、八比十五、九比十五）失利。
至此，中国队、保加利亚队都是二胜一负，南朝鲜队、巴西队都是一胜二负。
根据比赛规则规定，各队决定名次时如果胜负场次相等，则按净胜局数的多少来排列。
由于中国队在决赛阶段的净胜局数为胜七局负三局；
而保加利亚队胜六局负五局；
南朝鲜队胜五局负六局；
巴西队胜四局负八局，因此，中国队获得第5名；
保加利亚队名列第六；
南朝鲜队排为第七；
巴西队列为第8名。
在争夺第1至第4名的决赛中，苏联队获得冠军（三战三胜）；
日本队、古巴队和波兰队都是三战一胜二负，根据净胜局数的多少排列名次的计算方法，日本由去年奥运会第4名跃居为本届亚军；
古巴队取得第三；
波兰队由去年奥运会的冠军下降为第4名。
苏联队在29日的比赛中以三比○（十五比六、十五比二、十五比十）胜日本队；
古巴队以三比○（十五比十三、十五比六、十七比十五）胜波兰队。
1977年世界杯排球赛女子组的比赛从11月08日开始，已于11月15日结束。
中国女队获得了世界第4名。
我国男队1974年10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8届世界排球锦标赛时，名列第15名，当时保加利亚队名列第七；
巴西队为第9名；
南朝鲜队是第13名。
我国女队在那次锦标赛中是第14名。
中国男、女排球队在这次比赛中取得了良好成绩，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佐佐木良作接任日本民社党委员长
新华社东京1977年11月29日电
日本民社党11月28日在东京召开临时大会，决定由副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接任委员长职务。
这项决定是在临时大会批准春日一幸辞去委员长的职务后作出的。

充满爱国激情的罗马尼亚新国歌三色旗驰名天下，是一个杰出民族的形象。
她英勇善战，克敌制胜，自古就享有威望。
我们英雄的先辈，战斗了许多世纪，使我们当家作主，为创造新世界而生息。
红、黄、蓝，组成我们的三色旗。
我国光荣的人民，犹如星斗冉冉升起。
我们这个民族，紧密团结，自由，勤劳；
我们赢得新的声誉，我们朝向宏伟的目标。
今天党把我们团结紧，我们发挥自己的劳动热
情，在罗马尼亚的土地上，把社会主义创建。
为了祖国的荣誉，我们在战斗中粉碎敌人。
我们同太阳下的其他民
族，共享尊严，和平生存。
愿你永世长在，自豪的罗马尼亚；
到共产主义时代，愿你象明星闪烁光华。
这就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新国歌的歌词。
新国歌的乐曲采用的是罗马尼亚十九世纪杰出的爱国主义作曲家奇·波鲁姆比斯库（一八五三——1883年）创作的《三色旗》曲。
罗马尼亚的新国歌以其庄严豪迈的歌词和激动人心的旋律，表达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心声。
这歌声激励和鼓舞着两千多万罗马尼亚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而战斗和劳动。
10月27日，罗共中央全会根据罗共总书记尼·齐奥塞斯库同志的提议，通过了罗马尼亚新国歌草案。
10月28日，由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正式颁布新国歌。
从此，1953年颁布的那个不合当前情况的旧国歌废除了。
齐奥塞斯库同志在党中央全会上指出：
“新国歌考虑到我国所发生的变化。
乐曲是我国人民所熟悉的。
新国歌突出我们的成就，表达我们今后要实现的愿望——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加强国家独立和主权”。
当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一致通过新国歌时，全场起立，齐奥塞斯库等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带头高声歌唱。
歌唱完后，全场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代表们激动地高呼“齐奥塞斯库！
齐奥塞斯库！”
表现了党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动人情景。
新国歌颁布之后，受到罗马尼亚全国人民的热情赞扬。
罗马尼亚报刊报道，在11月的第1个星期里，罗马尼亚中央各部，各县、市党组织，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业社、学校等各行各业，纷纷以集体或个人名义给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和齐奥塞斯库同志打电报、写信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拥护新国歌。
电台、电视台也播放了大量有关节目。
《火花报》指出，各地劳动人民“在打给罗共中央、齐奥塞斯库同志的电报中对我国新国歌表示极为满意。
新国歌的乐曲和歌词激昂地表达了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尊严，表达了祖国全体儿女的坚不可摧的意志。
他们决心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继续高举热爱祖国的永不熄灭的火炬，为捍卫独立和人民革命成果，为在祖国的富饶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战斗”。
《自由罗马尼亚报》写道：
“我们的前辈在确立国家独立的年代里，在摩尔多瓦、蒙特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联合的年代里，在现代罗马尼亚作为主权、自主国家和为争取自主而存在的年代里，欢欣鼓舞地唱颂着波鲁姆比斯库的《三色旗》曲，今天，我们祖国把这一乐曲作为国歌，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新国歌的乐曲作者奇·波鲁姆比斯库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罗马尼亚人民最爱戴的作曲家之一。
波鲁姆比斯库出生在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地区，曾在北布科维纳地区（现在苏联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境内）从事过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
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创作了大量的爱国歌曲和作品，一直流传至今，深为广大罗马尼亚人民所喜爱。
因为他的爱国作品和进行的爱国斗争，作曲家曾被奥匈帝国反动当局逮捕。
他所创作的《三色旗》曲由于充满爱国激情和鼓舞人心的力量，早就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罗马尼亚舆论称赞《三色旗》曲是“激昂美妙的音乐”，“具有强烈的呼唤力量”。
新华社记者

吴奈温总统结束对柬埔寨的访问回国
乔森潘主席、农谢委员长前往机场送行
新华社1977年11月29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圆满结束对民主柬埔寨的国事访问，11月29日乘专机离开金边回国。
柬埔寨国家领导人乔森潘主席，农谢委员长，英萨利、温威、宋成副总理等前往机场送行。
各国驻柬埔寨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在机场上为吴奈温总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吴奈温总统在乔森潘主席的陪同下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数千名群众挥动花束，热烈祝贺吴奈温总统访问圆满成功。
11月26日，吴奈温总统拜会了乔森潘主席。
11月27日，乔森潘主席和吴奈温总统举行了会谈。
同一天，吴奈温总统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参观了吴哥古迹。
11月28日晚上，吴奈温总统在金边举行盛大告别宴会，招待乔森潘主席。
吴奈温总统和乔森潘主席在宴会上讲了话。
宴会充满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当天下午吴奈温总统观看了文艺演出。

我新闻代表团结束访问英国
新华社伦敦1977年11月25日电
以新华通讯社副社长曾涛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结束了对英国为期十天的访问，于11月25日乘飞机离开伦敦前往意大利和瑞士访问。
中国新闻代表团是11月14日到达英国的。
在访问期间，英国教育和科学大臣雪莉·威廉斯、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戈伦韦—罗伯茨勋爵分别接见了代表团。
威廉斯大臣对代表团说，继续发展英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两国的共同愿望。
她还表示，希望英中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曾涛团长表示，希望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戈伦韦—罗伯茨国务大臣11月16日晚为代表团的访问举行了招待会。
中国新闻代表团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参观访问了一些报社和杂志社、英国广播公司、一些通讯社、议会、工厂、大学、一个农业研究中心以及其他单位。
他们所到之处受到热情的接待。
中国驻英国大使宋之光11月24日晚为代表团访问英国举行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客人有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戈伦韦—罗伯茨勋爵，泰晤士报业公司董事长查尔斯·丹尼斯·汉密尔顿爵士，大不列颠—中国中心主任福特，英中关系议会小组主席劳里·佩维特，《经济学家》周刊董事长伊夫林·罗恩柴尔德以及其他各界友好人士。

我获亚洲国际象棋锦标赛第2名
据新华社1977年11月27日讯
惠灵顿消息：
在11月27日结束的第2届亚洲国际象棋锦标赛中，中国国际象棋队获得团体第2名。
菲律宾队获得团体第1名，印度尼西亚队取得第3名。
参加这次锦标赛的国家有：
澳大利亚、中国、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加坡和泰国。

李强部长抵英进行友好访问
据新华社伦敦电
中国外贸部长李强和陪同他访问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28日乘飞机抵伦敦，对英国进行友好访问。
李强部长在机场向记者发表谈话说，他希望这次访问将有助于促进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并进一步推动两国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发展。
英国贸易大臣埃德蒙·德尔28日晚为李强部长一行访问举行了宴会。

第20届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赛结束
我获男女团体、男女单打和女子双打冠军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11月26日电
第20届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11月25日结束。
中国男、女队双双获得冠军，西德男队和朝鲜女队分别获得男、女团体亚军。
南斯拉夫和瑞典并列男子团体第3名，英国和荷兰并列女子团体第3名。
本届锦标赛是11月24日在瑞典的博朗厄市开幕的，来自澳大利亚、丹麦、英国、芬兰、法国、荷兰、南斯拉夫、中国、尼日利亚、朝鲜、挪威、新西兰、巴拉圭、美国捷克斯洛伐克、委内瑞拉、西德和瑞典的一百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25日晚的男、女团体决赛，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观众不断为运动员们的精湛球艺鼓掌。
男子团体决赛在中国队和西德队之间进行。
中国男队以三比二胜西德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
女子团体决赛是在中国队和朝鲜队之间进行的，中国队以三比一胜朝鲜队，获女子团体冠军。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11月28日电
第20届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锦标赛11月27日下午圆满结束。
中国队在25日取得男、女团体冠军之后，又获得了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三项冠军。
法国队获得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两项冠军。
男子单打决赛是在两名中国运动员卢启伟和陆元盛之间进行的。
卢启伟以三比○胜陆元盛，获得冠军。
进入女子单打前四名的都是中国运动员。
在决赛中，杨莹以三比二胜曹燕华，获得冠军。
在男子双打决赛中，法国队的塞克雷坦和比罗肖以三比○战胜西德队的利克和施特尔瓦格，获得冠军。
获得女子双打冠军的是两名均为十五岁的中国运动员曹燕华和童玲。
法国选手塞克雷坦和贝尔热雷获得混合双打冠军。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访问埃及
新华社开罗1977年11月29日电
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对埃及进行了两天的访问，11月29日离开开罗。
据开罗报纸报道，西亚德总统和萨达特总统28日在伊斯梅利亚举行了会谈。
他们讨论了目前非洲之角的形势。
会谈中，索马里总统回顾了非洲之角的战斗、苏联在那里的干涉及其对非洲大陆的影响。
他对曼德海峡出现苏联海军表示担心，因为它威胁着那里的航行。
萨达特总统对西亚德总统所阐明的局势表示理解。
访问期间，埃及总统为索马里总统举行了午宴。

苏里南庆祝独立二周年
据新华社帕拉马里博电
苏里南共和国政府和人民11月25日热烈庆祝独立两周年。
电台整天播放苏里南歌曲，电视台详细介绍了殖民统治的历史和苏里南为争取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晚上，教育和文化部举办了演出苏里南歌舞和其他文艺节目的晚会。
11月24日晚上，苏里南总统约翰·费里埃在总统府举行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苏里南内阁成员、议会议员和其他各界的著名人士。
中国驻苏里南大使李超也出席了招待会。
李超大使向苏里南总统致以节日的祝贺，祝贺苏里南人民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费里埃总统说，他已收到华国锋主席的贺电，并请李超大使转达他对华主席的感谢和问候。

阿希乔总统强调加强非洲团结
南斯拉夫代表团访问喀麦隆双方发表联合公报
新华社雅温得1977年11月28日电喀麦隆总统阿希乔11月28日在比利时新任驻喀麦隆大使递交国书时发表讲话重申，非洲国家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希望建立新的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阿希乔总统说：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特别重视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自由发展，尤其是非洲大陆的彻底解放。”
阿希乔总统说，面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在非洲大陆上的横行霸道，非洲“不但要坚决支持解放运动，而且要在非洲统一组织范围内不断加强非洲团结。
非洲国家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同一天，阿希乔总统在芬兰新任驻喀麦隆大使递交国书时说：
“在经济方面，只要世界分为穷富两个阵营，还谈得上什么和平？
在这方面，寻求真正的和平必须通过建立新的、公正的、协调的世界经济秩序。”
据新华社雅温得1977年11月28日电由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委员法迪利·霍扎率领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在最近对喀麦隆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后，这里发表的两国联合公报说，“双方始终重视不结盟国家的作用和活动”。
公报说：
“（双方）还非常关注非洲形势、特别是南部非洲和非洲之角的形势，关注欧洲形势，关注经济问题和其他国际问题”。

阿穆泽加尔首相宴请邓颖超副委员长
宾主相互祝愿中伊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发展
新华社德黑兰1977年11月28日电
伊朗首相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和夫人11月28日晚在首相府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邓颖超。
伊朗法蒂玛·巴列维公主出席了宴会。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阿穆泽加尔首相和邓副委员长在宴会上互相祝酒，祝愿两国繁荣昌盛、两国人民幸福，祝愿两国领导人健康长寿，祝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发展。
出席宴会的还有伊朗参议院议长加法尔·谢里夫·埃马米，宫廷大臣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众议院议长阿卜杜拉·里亚齐，外交大臣阿巴斯·阿里·哈拉巴里和夫人，妇女事务国务大臣玛赫娜兹·阿芙哈米及其丈夫，新闻和旅游大臣大流士·胡马云和夫人，商业大臣卡齐姆·霍斯鲁沙希和夫人，国王典礼长阿米尔·阿斯兰·阿夫沙尔和夫人，外交部政治和议会事务次官马努切赫·泽利和夫人，首相助理萨迪克·卡齐米和夫人，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阿布勒·哈桑·巴赫蒂亚尔和夫人，王宫典礼长马莱克沙赫·扎法尔和夫人。
陪同邓副委员长访问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和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等也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也出席了宴会。
宴会后，宾主观看了文艺表演。

北约组织和澳新加美四国分别举行演习
新华社1977年11月27日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动部队七千人最近结束了在英国英格兰南部索尔兹伯里平原举行的为期十一天代号为“阿玛快车”的军事演习。
参加这次军事演习的有比利时、英国、西德、意大利和美国的部队。
他们进行了部署、威慑和作战等项目的演习。
演习的目的是训练对来自华沙条约国家的任何威胁作出迅速反应的部队。
新华社堪培拉1977年11月29日电据澳大利亚国防部宣布，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从11月28日开始，在新西兰北部沿海联合举行海、空军事演习。
演习预定进行到12月09日。
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对苏联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扩张军事力量感到不安。
为了加强防务能力，澳大利亚曾分别同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举行过多次不同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危险的生意
编者按：
当前，西方某些人热中于对苏联搞经济上的绥靖主义，他们鼓吹东西方经济相互依靠就不会打仗的论点，幻想用“经济合作”
“套住”苏联，用贸易、提供技术和贷款的办法安抚苏联，这正好适应了苏联扩军备战的需要。
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最近发表了一篇《对东西方贸易危险的估计》的文章，举出若干具体事例说明，西方向苏联提供大量技术设备必然加强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给它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这无异是给西方那些搞绥靖主义而不能对“长远利益作出最好的判断”的人浇了一瓢冷水。
由于法国把早先保密的设备卖给了苏联，与协和式飞机相匹敌的苏联图—144飞机终于能在11月投入客运之用。
根据法国航空工业的正式年度报告，法国综合技术设备公司已把一种复杂的油料测定设备的许可证卖给了莫斯科。
如果没有这项十分必要的技术，1973年曾在巴黎航空展览会时坠毁而摔死十三人的图—144飞机现在就不会准备好投入客运，而只会继续蒙受耻辱，苏联宣传机构也不敢提它。
虽然法国政府的官员说，盟国不反对这笔交易，但西方许多国家感到，进行带有军事含义的技术转让的交易，是不明智的。
在同莫斯科签订有利可图的合同的事情上，实业家们并不总是能对自己国家的长远利益作出最好的判断。
苏联外贸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今年06月在华盛顿由美苏贸易和经济委员会为他举行的一次午宴上挥舞拳头，谴责美国政策，大声嚷道：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贸易——没有它我们照样能生活下去。”
但是，苏联这位外贸部长没有说，苏联可以不需要西方技术，而只是说，如果美国坚决把贸易和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莫斯科可以从别处买。
当然，美国实业家们是不愿把市场丢给外国竞争对手的，有些人把西德看成是值得仿效的榜样。
西德是苏联主要的资本主义贸易伙伴，1970年以来贸易总额增加了五倍，去年以三十亿卢布达到最高水平。
苏联主要从西德进口技术（一九七一至1976年共达三十五亿卢布）。
从西方的观点来看问题是，虽然这种贸易明显对双方都有好处，但似乎苏联得益最大，这就会对西方的生活方式造成一年比一年更大的威胁。
据苏联外贸刊物（《对外贸易》杂志1977年01月第1期）说，对机器和工厂的全部投资的差不多百分之十五被用于进口设备，这些设备的百分之四十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
这表明对西方设备的依赖达到百分之六之多，这个比例足以说明，苏联工厂里设置的最先进的技术革新设备是来自非共产党国家。
凡是经互会中有哪个国家能够生产的设备，苏联一律不拿硬通货再从西方去买。
在苏联，最优秀的人材和最好的原料资源都掌握在军事部门手里，而这个严格保密的军事部门却极少允许把技术或其它东西转让或回送给民用工业。
毫无疑问，输入西方技术和知识给苏联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尽管不可能精确计算它的对苏联整个经济发展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结论难免是这样的：
在苏联社会真正有所改善以前，在莫斯科看来不再那么致力于摧毁西方民主机构以前，帮助加强苏联的经济和以这种经济为后盾的扩军，似乎是会起反作用的。

历史的教训
“应该记住历史的教训。”
这是一名西欧国家的青年在参观伦敦帝国军事博物馆时，看到二次大战前的许多档案材料后的留言。
伦敦帝国军事博物馆是英国大型的博物馆之一，主要展出第1次世界大战和第2次世界大战有关的文物资料。
博物馆有一间文件陈列室，虽然面积不大，但展出的文件和陈列的方法却很引人注目。
其中一份历史文件是：
1938年09月，当时担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和法西斯德国头子希特勒在德国慕尼黑签订的《英德宣言》。
博物馆在介绍当时签署这个宣言的说明文字中，表达了对绥靖主义的谴责。
它写了这样的过程：
1938年0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德国慕尼黑开会。
英国首相张伯伦同意法西斯德国从10月01日起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并承担义务说服捷总统接受会议的决定。
希特勒所作的“让步”，只是同意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对该地区的有关争议问题进行监督。
09月30日，张伯伦与希特勒会晤时声明：
“如果我们发表一项声明，表明我们之间的协议，将对我们两国以及全世界有利；
良好的英德关系必将导致欧洲更大程度的稳定。”
张伯伦的声明构成了《英德宣言》的基础，希特勒以“明显的热情”签署了《英德宣言》。
张伯伦回到伦敦时，手里挥舞着《英德宣言》走下飞机。
在首相府前，他向人们讲话说：
“我相信，整整一代的和平有了保障”。
展出的说明文字接着指出，后来担任英国首相的邱吉尔痛斥《英德宣言》是“完完全全的失败”。
而实际上，慕尼黑协定墨渍未干，“不到一年的时间，英德开战了”。
就在《英德宣言》左侧，陈列着另一份文件，是希特勒1934年09月在德国纽伦堡的讲话。
在这个讲话里，希特勒声嘶力竭地叫喊：
“毫无疑问，德国今天的生活方式，在今后几千年里都将是确定不移的”。
这就充分暴露了希特勒的狂妄野心。
在另一间陈列室里，展出的图片显示1940年希特勒发动闪电战和不列颠空战的情景，以及英、法联军狼狈溃退敦刻尔克，尸横遍地的状况。
在展览大厅的前廊里，展出了当时英国的招贴画，画上写着醒目的口号：
“希特勒不会预先警告我们”，“英国是烧不光的”，“生产自己的粮食”，“不要糟踏一颗粮食”。
当时这些招贴画曾经起了动员群众提高警惕，加强信心，抵抗法西斯的侵略的作用。
据博物馆的《手册》介绍，有关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兴起，以及第2次世界大战的过程等文物资料，尚在整理中。
目前展出有关二次大战的文物数量有限。
尽管如此，从已展出的少数文物，已经足够勾画出一幅清晰的轮廓：
绥靖主义者鼓励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而希特勒侵略者虽然猖狂一时，到头来终于落个可耻的下场。
这难道不是历史的教训？
从慕尼黑协定到现在，还不到四十年。
历史固然不会照原样重演，可是却常常出现惊人相似之处。
当年，张伯伦和希特勒之流搞了个慕尼黑协定，出卖捷克斯洛伐克；
今天，西方也有些人在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幻想苟安，有人还想把苏联这股祸水东引。
可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的野心比当年的希特勒还要贪婪，扩军备战的规模比希特勒要大得多。
希特勒指望通过战争重新瓜分世界，而勃列日涅夫之流则企图独霸世界。
当年希特勒德国发动战争时，拥有一百五十二个陆军师，三千六百辆坦克，二千七百架飞机，而今日新沙皇已经控制了二百多个陆军师，五万多辆坦克，九千多架飞机，三百多艘潜艇。
当年的绥靖政策未能挡住希特勒的战争步伐，今日的绥靖主义者又怎能填满苏联新沙皇称霸世界的欲壑呢？
当年，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铁蹄几乎践踏了整个欧洲，却未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现在，苏联霸权主义者耀武扬威，张牙舞爪，其实只能吓唬那些神经脆弱的人，他们的下场也绝不会比希特勒更好一点。
本报记者　许庆美

希腊组成新政府
新华社雅典1977年11月28日电
希腊新政府于11月28日宣誓就职。
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再次任政府总理。
前议长康斯坦丁·帕帕康斯坦丁努任副总理。
新政府的其他主要成员为：
计划和协调部长乔治·拉利斯，外交部长帕纳约蒂斯·帕帕利古拉斯。
国防部长由埃万耶洛斯·阿维罗夫—托西扎留任。
在新政府组成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政府发言人宣布，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其他政策不变。

美国10月份外贸逆差创最高纪录
官方经济学家预计今年总额将达三百亿美元
据新华社1977年11月29日讯
华盛顿消息：
据美国商务部11月28日公布，美国今年10月份的对外贸易又出现三十一亿美元的巨额逆差，这是美国历史上对外贸易逆差最大的一个月，也是连续第17个月出现逆差。
据报道，由于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码头装卸工人罢工的影响，美国10月份出口和进口额都低于09月份。
美国10月份出口额为九十二亿美元，比09月份出口额减少了百分之十五点八，成为去年03月份以来出口额最少的一个月。
10月份的进口额为一百二十三亿美元，也比09月份少。
今年头十个月美国外贸逆差额已达二百二十四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全年五十九亿美元外贸逆差的三点八倍。
美联社指出，今年将是美国对外贸易情况最坏的一年。
美国政府经济学家预计，美国今年外贸逆差将达二百七十到三百亿美元。
美国官方说，美国外贸形势急剧恶化，主要原因是美国对日本贸易出现巨额逆差和进口石油不断增加。
据报道，今年头九个月，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已达六十亿零八百万美元，比去年全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额还多近百分之五十。
预计美国今年进口石油费用将达四百五十亿美元，相当于1972年美国进口石油费用的九点五倍。
美国政府经济学家说，贸易逆差使国内就业减少和生产下降，但是，只要这个国家依靠大量进口石油，出现外贸逆差就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商务部在公布了10月份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逆差的消息以后，美元汇价在西方外汇市场上再次暴跌，美元同瑞士法郎和西德马克的汇价跌至历史最低点。
在东京的外汇市场上，美元同日元的汇价也继续下跌。

自我安慰
美国有一个名叫阿斯托的众议员，据说还是一个军事专家，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断言苏联的扩军活动并不那样“引人注目”。
他的理由是：
一、苏联的扩军速度还没有赶上第2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纳粹德国，二、苏联加紧扩军并不是要同西方进行对抗。
这种绥靖主义论调是十分可笑的。
难道苏联要象当年希特勒那样把每年的军事开支成倍地增加才构成引人注目的威胁吗？
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
至于认定苏联的这股祸水就是不会向西流，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一厢情愿罢了。
事实证明，这位所谓军事专家既不懂军事也不懂历史。

苏联驻西使馆是个间谍窝
新华社1977年11月27日讯
据法新社报道，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已成为苏联特务情报机构克格勃和总参谋部情报部在西欧进行间谍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
法新社援引西班牙《改革十六》杂志所刊登的材料说，在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内，克格勃修建了装甲房屋，苏联间谍从这些房屋里对西班牙军队、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一切通讯系统暗中进行监视。
这家杂志还说，在苏联大使馆、渔业公司、苏联—西班牙公司和国际旅行社工作的百分之六十的人员都属于克格勃和苏联总参谋部情报部的人员。

“裁军”的吹鼓手扩军的急先锋
同往年一样，苏联代表团在本届联大会议上又提出了一系列“裁军”建议和主张。
一位苏联代表在一次发言中曾经自鸣得意地说：
如果把苏联最近二十年提的那些裁军建议搜集在一起，“它们可以编成厚厚的几大本”。
应该说，这并不言过其实。
的确是这样。
远的不说，仅从1970年举行的第25届联大算起，苏联提出的这类“紧急而重要”的议题就有九项，它单独或串连别的国家一起提出的各种“裁军”提案达二十多项。
既然如此热心裁军，苏联的军备该裁的差不多了吧？
至少是有所裁减吧？
事实恰恰相反。
一位亚洲国家代表在参加本届联大裁军辩论后颇有感慨地说，他发现“那些鼓吹裁军最卖力的国家，也正是扩军最起劲的国家。”
在联合国，可以看到许多国际研究机构发表的有关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的统计材料。
这些材料表明：
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的十几年中，苏联的军事开支扶摇直上，它的武装部队人数已增加到四百多万人，为美国的两倍，发展常规武器的速度和规模早已超过美国。
在这段期间内，它的战略武器更是猛增了四倍多，早在1972年，就已经在数量上赶上美国，而在1972年至今的这几年内，又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二十，共达二千五百多件；
同时在质量方面也正在全力赶超美国，大搞所谓“第4代”、“第5代”洲际弹道导弹及机动洲际导弹等新式战略核武器。
一位阿拉伯国家的代表说：
“迄今为止，超级大国的各种裁军表演只不过是耗费时间，因为这些裁军谈判成协议丝毫也没有制止它们进行规模巨大的军备扩张。”
一位西欧国家的代表说：
“我们欧洲人还没有看到表明苏联打算把它的高调门的裁军口号付诸行动的任何迹象；
相反，人们倒是看到这个超级大国一直在迅速扩张它的核军备。”
苏联代表的裁军高调不仅同苏联政府的扩军备战的行动对不上号，就在联合国的会议厅里，有时也难免露出马脚。
苏联代表团对待拉美无核区问题的态度就是一例。
自从拉丁美洲国家1967年通过《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2号附加议定书的九年来，包括中国、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先后签署了这个议定书，对拉丁美洲国家关于建立拉美无核区的合理要求表示尊重并作出了相应的保证，唯独苏联拒绝签署。
11月16日上午，当联大第1委员会再次就一项与此有关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电动记录牌上又一次显示了苏联表示弃权的黄色灯光信号。
一位拉美国家的代表气愤地说：
“我们拉丁美洲国家不能指望苏联代表团按照国际义务行事，这是一个说话从来不兑现的超级大国。”
在讨论印度洋和平区问题时，苏联的态度更加暴露。
明明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印度洋扩军备战，争夺基地、海洋，闹得不可开交。
然而，在第1委员会11月18日表决印度洋特委会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时，苏联代表对这个决议草案谴责两个超级大国在印度洋地区派驻军事力量和进行军事争夺矢口抵赖，说什么：
“在这方面，我们要说，对于印度洋的军事紧张局势，苏联当然不负任何责任”，“苏联在印度洋没有、也无意建立任何军事基地”。
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的把戏。
人们清楚地记得，就在这位苏联代表信誓旦旦地大谈苏联“无意”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之前三个星期，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共和国公开揭露了苏联企图以高价租借甘岛。
苏联提出的厚厚几大本“裁军”建议毕竟掩盖不了它加紧军备竞赛、到处扩张的大量事实。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09月27日在联大全体会议上说：
“在战后时期，军备竞赛一直在盘旋上升，然而这不是我们造成的。
这一竞赛是别人强加于世界的。
苏联在各个阶段都建议——并且还配合了具体行动——制止这种危险的竞赛”！
葛罗米柯先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撒谎的本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新华社记者

西德人士一再敲响警钟
西方必须加强防务对付苏联军事威胁
美国在战略武器谈判中让步只能助长苏联的野心
新华社波恩1977年11月28日电
西德一些人士最近写文章或发表讲话，批评美国在战略武器谈判中对苏联作出让步，并且强调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加强自己的常规武装力量才能对付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
西德著名军事记者沃尔夫拉姆·冯·雷文11月28日在西德《世界报》上撰文指出：
“苏联在军事物资的投资从一九六四财政年度的四百二十亿美元增加到一九七八财政年度的七百五十亿美元；
在同一期间内，它用于军备研究和发展方面的费用从九十亿美元增加到二百二十亿美元”。
冯·雷文认为，由于这种变化，尽管美国目前在某些领域的技术还处于领先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在技术方面落在苏联的后面。
冯·雷文在文章中写道，“苏联的那些威胁着欧洲而不是美洲的导弹和飞机正在间接地影响着谈判”。
经验证明，“美国在与苏联谈判方面所作出的让步还从来没有使苏联作出过同样的让步。
而往往使苏联的欲望变得更大了”。
他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国对美苏之间的谈判不能再“沉默不语”，而必须有发言权，必须以“必要的明确性”来阐明它们自身的利益；
欧洲人必须使美国人明白，“他们同苏联人的双边谈判已经超过了限度”。
西德联邦国防军总监哈拉尔德·武斯特不久前在法兰克福作报告时对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感到不安。
他指出，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多年来的优势今天几乎没有了，在签订第1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以来，苏联在（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和美国处于旗鼓相当的地位。
武斯特认为，北大西洋集团的地面部队同华沙条约组织相比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此外，华沙条约组织空军的“进攻性”明显地加强了。
在海军方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苏联的意图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并且把海军作为强权政治的手段”。
面对苏联集团日益增长的严重军事威胁，武斯特将军在讲话中赞成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常规武装力量。
他强调坚持“前沿防御”战略，反对在敌人进攻的时候放弃西德三分之一领土的错误主张。

《谎话大全》
苏联出席联大的代表洋洋得意地吹嘘说，如果把苏联最近二十年提出的那些裁军建议搜集在一起，“它们可以编成厚厚的几大本”。
他这样说并没有撒谎。
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难道真的象戈培尔所说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吗？
假若真的把苏联提出的裁军建议编辑成册，只能冠以这样的书名：
《谎话大全》或者《骗术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