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和反革命罪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
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市和近半数的县都有电子工业的生产厂点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亲切关怀下
湖南省自力更生迅速发展电子工业
全省电子工业企业已有一百三十多个；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市和近半数的县，都有电子工业的生产厂点
新华社长沙1977年11月27日电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湖南省广大职工自力更生发展电子工业，取得了显著成绩。
目前，全省电子工业企业已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个；
全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市和近半数的县，都有了电子工业的生产厂点；
从基础产品到整机，从军工产品到民用产品，都已初具生产规模，其中有些产品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回顾湖南电子工业的战斗历程，广大职工深深地感到：
为建设好毛主席的家乡，为发展湖南电子工业，华主席倾注了巨大的心血。
华主席在湖南工作期间，经常教育大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1967年底，长沙市电子材料二厂开始试制电子工业的重要材料石英玻璃，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试制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试制小组的同志及时向华国锋同志作了汇报。
华国锋同志对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鼓励他们千方百计克服试制中的困难。
同时，还亲自写信给长沙市的负责同志，要他们支持这个厂，把石英玻璃搞上去。
长沙市电子材料二厂职工们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在1968年底造出了合格的石英玻璃产品。
1970年，华国锋同志亲自决定将湖南省第1个电视机厂建在毛主席的家乡韶山。
在建厂开工后第7天，华国锋同志就来到工地视察，同工人们亲切地进行了交谈。
当有人反映设备、人员、运输有一定困难时，华国锋同志满腔热情地对大家说：
你们刚建厂，困难是有的，但你们要立足于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不要等上面给条件。
你们要向大庆人、大寨人学习。
大寨人的梯田不就是靠自己的双手，一块一块地开出来的吗？
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好：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华国锋同志的话，使电视机厂的职工深受教育，大家干劲倍增，连续奋战，在短短的四个月内，就试制出了第1批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接着，华国锋同志又鼓励大家发扬韶山人民的革命精神，大胆试制彩色电视机。
这一指示给了湖南电子工业战线广大职工以巨大的鼓舞。
就在这一年，湖南省电子工业大发展，职工人数比1969年增长两倍，产品产量增加三点七倍，总产值增长三倍。
随着全省电子工业的发展，1973年，湖南电视机厂试制出了彩色电视机。
华国锋同志通过多次调查研究，参加生产劳动，发现电子工业有的工艺还很落后，曾经指出：
现在已是七十年代了，有的工艺还是用四十年代的方法操作，很不适应，需要改一改。
有一次，华国锋同志来到曙光电子管厂十三车间，和工人们一道在流水作业线上劳动。
下班后，他对车间党支部负责同志说：
我们电子工业是先进的工业，可是有些是落后的工艺，一定要认真贯彻“鞍钢宪法”，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搞自动化，减轻劳动强度，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指示，全省电子工业战线一面广泛组织“三结合”的专业队伍，大搞科学研究和新产品试制，一面充分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到1973年，全省电子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1970年增长了一点三倍。
长沙向东无线电厂，原名叫向东五金电器厂，是由四名街道家庭妇女，凑了十一元资金，在半间房子里办起来的小厂。
华国锋同志热情地支持这四个家庭妇女办厂。
1970年，华国锋同志高度评价了这个厂的革命精神，他说：
向东厂四个家庭妇女由搓纸绳发展到搞无线电，这是靠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斗出来的，这种精神要发扬。
后来，华国锋同志又建议把向东厂树为全省工业战线的先进典型。
1972年，华国锋同志在省委的一次会议上，还询问过向东厂的情况，热情地鼓励这个厂的职工要继续努力，把工厂办得更好，发展得更快些。
在华国锋同志的亲切关怀下，目前，这个厂已经发展成为有二百多名职工、九十多台机床设备，能成批生产变压器、可变电容器、载波遥控器、扩大机等十多种无线电产品的专业厂。
1977年初被评为湖南省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出席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
华国锋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还一直十分关心湖南电子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湖南省电子工业战线出现了新的跃进局面。
今年一至10月，已完成年计划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二，主要产品产量比去年同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目前，湖南省电子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在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决心进一步深揭狠批“四人帮”，学大庆，赶江苏，为加速普及大庆式企业，高速度、高水平地发展湖南省电子工业，为建成工业省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坚持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
公安部理论学习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亲自创建和领导了我国的公安工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为保卫工作确定了依靠党、依靠群众、依靠正确政策的基本原则。
延安整风审干期间，毛主席进一步批判了王明在肃反工作方面推行的逼、供、信的错误路线，提出了著名的“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为公安工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深刻分析了国内外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形势，总结了我国镇反、肃反斗争和公安工作的实践经验，使公安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更加系统，更加完备。
这主要是：
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坚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严肃与谨慎相结合，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严禁逼、供、信。
毛主席为公安工作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永远是我们胜利开展对敌斗争、做好公安工作的指南。
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全国胜利前夕，毛主席就告诫全党：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
1950年11月和1953年07月，毛主席先后为我们写了“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光辉题词，反复强调加强公安工作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阶级敌人，保护人民利益的极端重要性。
新中国建立以来，公安部召开的历次全国公安会议，毛主席都亲自过问，作了重要指示。
毛主席批阅了大量的公安工作文件，其中有重要批示的就达四百多件。
在公安工作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就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起草的。
这个决议是公安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献。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公安机关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上不断加强，在历次镇反、肃反运动和日常的公安工作中，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为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反动阶级本性和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极端仇视公安机关，疯狂破坏公安工作，残酷迫害公安干警。
他们挥舞“两个否定”、“一个砸烂”的大棒，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公安战线占统治地位，全盘否定绝大多数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林彪胡说什么“毛主席的思想在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统治地位”，叫嚣“要从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砸烂”。
叛徒江青更进一步狂叫“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公安机关“解放后一直是黑线统治着”，“是反革命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十七年里干尽了坏事”。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还叫嚣：
公安机关要“彻底砸烂，另起炉灶。”
他们在公安部和一些地方的党羽也跟着狂叫公安机关“搞的是反革命业务”，诬蔑警卫工作是“侦查控制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特务间谍的侦查工作是“资敌、通敌”，治安管理是“管、卡、压”，等等。
林彪、“四人帮”一伙如此恶毒诬蔑和攻击公安工作是黑线统治，从根本上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确实喊出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渴望报仇和复辟的心里话。
在他们的煽动下，在一段时间里，许多地方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掀起了一股冲击公安机关、残害公安干警的妖风，使公安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
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这种罪恶行径，毛主席曾多次予以痛斥。
1968年春，“四人帮”及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诬蔑公安局搞的是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批驳他们说：
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
1971年春，在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毛主席针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全盘否定公安工作的罪行，明确指出：
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
这是毛主席对公安工作全面的、正确的估价。
但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狂妄叫嚣“对公安工作就是不能一分为二。”
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严正指出：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全国，在公安战线始终占统治地位。
不然怎么会有今天？
有人说是修正主义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不可想象，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林彪、“四人帮”一伙竭力封锁、肆意歪曲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造成公安战线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混乱，给广大公安干警戴上了精神枷锁，使公安工作受到严重危害。
林彪、“四人帮”一伙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被他们颠倒了的公安工作的路线是非必须纠正过来。
二
严格分清敌我，这是毛主席公安工作路线的首要问题。
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的规律，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了科学分析，提出了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矛盾的学说，明确指出：
无产阶级必须“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公安机关把专政矛头对准一小撮抗拒改造的地富反坏分子、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帝修反的特务间谍分子。
我们的专政手段只是用于对付敌人，不准用于人民内部，更不准用于党内。
毛主席、党中央曾经三令五申，把绝对不准在党内搞侦查，作为公安机关的一条铁的纪律。
毛主席指示我们：
“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
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教育我们要审慎地区分敌我，注意区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限，反革命破坏和工作过失的界限，反革命言论和落后言论的界限，等等。
对于那些一时还弄不清矛盾性质的问题，先按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留有余地，以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孤立和打击少数最顽固的敌人。
“四人帮”根本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全面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的完整论述，伪造党内有个资产阶级，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胡说什么抓“走资派”是“专政工作新课题”，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
“四人帮”及其在公安机关的党羽，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竭力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出了“对走资派实行专政”的反动口号。
去年06月，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
华国锋同志指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研究打击现行反革命的问题。
但是，“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党羽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篡改会议方向，把会议引向讨论“对走资派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他们背着华国锋同志，精心炮制了一个以打击所谓“走资派”为主要内容的《会议纪要》，篡改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
他们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蔑为“走资派”，实行法西斯专政。
华国锋同志当时就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加以坚决的制止，不准他们印发这个纪要。
但他们阳奉阴违，仍然以“讲话”形式，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全国，危害很大。
“四人帮”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的罪恶活动，由来已久。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与林彪一伙勾结，通过他们在公安部的党羽，利用清理公安部的档案，把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批阅处理的文件，经过捏造，横加“包庇反革命”、“里通外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大整黑材料。
他们甚至制造假案，丧心病狂地诬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副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妄图摧毁我们的党，摧毁我们的军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四人帮”这一伙祸国殃民的家伙，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超过了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
三
坚持实行毛主席制定的“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是我国镇反、肃反斗争和公安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
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这样一套制度：
凡公安工作中一切路线、方针、政策性的问题，一律报请党中央审查批准。
各级党委对公安工作除了经常性的讨论和检查外，每年还要专门讨论和系统检查几次，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公安机关不论任何工作，都不得借口特殊，向党“保守秘密”，而是主动地、经常地向党委汇报敌情和工作情况，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
重大问题必须事先向党委请示，事后向党委报告。
上级公安机关在党委领导下，遵循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强对下级公安机关的业务指导。
从而保证了镇反、肃反斗争和公安工作的胜利进行。
毛主席教导我们：
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公安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
我们在镇反、肃反运动和日常工作中，由于在党委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深挖敌人，查破案件，监督改造地富反坏分子，开展安全防范工作，使公安工作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毛主席亲自倡导建立的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在协助公安机关开展对敌斗争、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毛主席给予高度的评价和热情赞扬，教育我们说：
群众起来之后，做的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群众工作做好了，还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
当然，实行群众路线，绝不是说可以取消公安机关的专业工作。
毛主席还指出：
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
实践证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才能搞得赢狡猾的敌人，维护好治安秩序，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职责。
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
他们叫嚷“踢开党委闹革命”，根本反对党对公安机关的绝对领导。
他们以帮代党，安插亲信，自成体系，培植资产阶级帮派势力，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他们歪曲和篡改党的群众路线，大搞无政府主义，以所谓“群众立案、群众办案、群众定案、群众判案”，“工厂办劳改”等，取代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能。
他们把那些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作为“依靠力量”，支持坏人，镇压群众。
他们推行民兵、治保、消防“三位一体”的黑货，大砍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的保卫组织和治保会。
他们取消公安机关的专业工作，砍掉科研机构，破坏业务建设，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用法西斯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敬爱的周总理曾多次对他们的罪行进行严肃的批评，并且指出：
过去公安机关有一套组织，有一套办法，有一套制度，否定这一切，统统搞掉，这是政治性错误。
四
毛主席为公安工作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无产阶级政策，教育我们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要针对他们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实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促使敌人不断分化瓦解。
毛主席历来强调，办案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捕人要谨慎，杀人尤须谨慎，反对草率从事。
建国初期，根据当时阶级敌人猖狂活动的情况和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坚决杀掉了一批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东霸天”、“西霸天”之类的反革命分子，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说：
“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
到了镇反高潮期间，毛主席适时地指示：
“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
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毛主席还规定，对一些罪该处死，但还不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给他们以最后的悔改机会。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创，已成为我国的法律。
实行这个慎重的政策，既可以避免犯错误，获得社会同情，又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保存大批劳动力，有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
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并不是说把他们从肉体上统统消灭掉，而是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方法，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
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决不可简单从事。
1956年以后，随着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毛主席强调指出：
“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
“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毛主席教育我们，要把反革命分子中的多数交给群众监督改造，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浙江省诸曁县枫桥区，在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阶段，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要求把几十个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捉起来。
但是，枫桥区的领导机关没有这样办，他们说服了干部和群众，依靠群众力量，通过说理斗争，一个也没有捉，就把这批敌人的多数制服了。
毛主席非常称赞诸曁县枫桥区的做法，说这是“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改造四类分子的好典型、好经验，并指示将这个经验材料转发全国，要各地仿效。
毛主席对判处徒刑的罪犯的改造工作也十分重视。
建国初期，就指示我们组织这些罪犯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在劳动中改造他们。
以后，毛主席又为劳改工作规定了改造第1、生产第2的方针，指示我们要把犯罪的人当人，采取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法，帮助他们改造过来。
即使对宣统皇帝、日本和国民党战犯这样的罪人，我们也象过去对待俘虏军官已经做过的那样，不侮辱，不虐待，对他们的改造工作做得很用心，很充分，长期地耐心地做思想转化工作，使他们中的多数变成不反革命了。
从1959年开始，根据毛主席多次指示，特赦释放了全部在押战犯；
1975年，经毛主席决定，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务和国民党县团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
这一英明决策，意义极其深远。
林彪、“四人帮”一伙肆意践踏党纪国法，对阶级敌人极力包庇放纵，恶毒攻击劳动改造罪犯是“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提出“打开监狱找左派”的反动口号，大砍劳改单位，把证据确凿的在押的反革命犯和打砸抢者，标榜为“受打击迫害”的“新生力量”、“反潮流战士”，强令释放。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这些社会渣滓收罗起来，组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别动队。
反之，他们对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乱捕乱押，鼓吹“办案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大棒子底下出材料”，“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使用种种刑罚，摧残人身，大搞法西斯专政，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针对林彪、“四人帮”这些罪行，1972年12月，毛主席严厉指出：
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
应一律废除。
周总理立即向公安部和其他有关部门，传达了毛主席这一指示，强调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明确规定，要当着受审人员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受审人员控诉。
毛主席、党中央的这一坚决措施，是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法西斯暴行的沉重打击；
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五
我们的公安队伍，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培育起来的。
毛主席非常重视公安队伍的革命化建设，尤其注意组织上、政治上的纯洁。
1951年03月，毛主席在关于镇反工作的一个批示中指出：
对于党政军的某些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
1953年，毛主席发现湖南省桃江县、甘肃省通渭县和河南省内黄县公安局长违法乱纪的情况，立即指示公安部，收集这类材料，加上导言，印成小册子，发给省、县公安厅、局长阅读，并在召开会议时作为材料，对全国所有省、县的公安厅、局长进行一次教育。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公安机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某些不可靠的分子及时作了清理，并加强了遵守法纪的教育，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保证了公安队伍的纯洁。
为了加强公安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早在1952年10月，毛主席就亲自批准公安系统自上而下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
1964年又指示我们：
你们要学习解放军。
公安系统要把政治工作做好，思想工作抓活。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公安机关学习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求公安干警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敌要狠，对己要和，讲政策，守纪律，爱人民，每年开展“爱民月”活动，大兴为群众办好事之风。
毛主席还亲自批准开办了中央公安学院和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轮训各地公安机关的领导骨干。
毛主席在百忙中审阅了这两个学校的教学计划，以后又亲切地接见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公安队伍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人民所喜爱、为敌人所惧怕的革命化队伍逐步茁壮成长。
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把公安队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想搞垮这支队伍。
他们恶毒咒骂公安干警“反动、顽固、狡猾”，是“旧人员”、“旧警察”，妄图全盘否定，打倒一切。
他们诬蔑“干部越老，干的坏事越多，罪行越大”，栽赃陷害，捏造罪名，把许多久经锻炼、有经验的老公安干部打成“特务”、“反革命”。
他们把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抵制和反对他们的许多革命同志，诬陷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了天下第1大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投进监狱，活活整死。
在他们的挑动下，有些地方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跳了出来，狂叫“不杀鸡、不杀鸭，专杀公检法”，对公安干警疯狂进行反革命的阶级报复。
毛主席早就识破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妄想整垮公安队伍的险恶用心，在党的九大期间，明确指出：
做公安工作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同志。
这就有力地驳斥了他们的无耻谰言，保护了公安队伍。
这些年来，尽管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公安队伍，但是，绝大多数公安干警没有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期望，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尤其使我们感到无比幸福的是，1975年01月，毛主席亲自派敬爱的华国锋同志兼任公安部长，彻底挫败了“四人帮”妄图夺取公安部领导权的阴谋。
华国锋同志一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时时处处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
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
他兼任公安部长期间，走遍各个办公室，询问我们学习、工作情况，勉励我们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全面地、准确地领会和贯彻毛主席的思想，正确执行党的对敌斗争政策，一丝不苟地做好工作。
他指示我们把毛主席和周总理历年来对公安工作的指示全部集中起来送给他看，率领我们坚决贯彻落实。
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第1次全国铁路治安会议，很快扭转了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治安秩序。
华国锋同志还亲自为我们树立了哈尔滨市东莱派出所的先进典型，进一步推动了公安队伍的革命化建设。
特别是在“四害”横行的时候，华国锋同志英勇果敢，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及时挫败了“四人帮”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的反革命阴谋，坚决制止了他们妄图用“三位一体”砍掉治保会、取代公安机关的罪恶活动。
一年多来，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
但是，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我们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政治路线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揭狠批“四人帮”对公安工作的“两个否定”、“一个砸烂”，严重破坏公安工作，残酷迫害公安干警的罪行，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死党所搞的那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彻底清除他们颠倒敌我关系、倒转专政矛头的种种谬论和流毒，分清路线是非，恢复和发扬党的公安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动公安工作大治快上。
我们一定要把专政矛头对准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打击资本主义势力；
对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打砸抢者和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狠狠给予打击，尽快整顿好城乡治安秩序。
我们一定要大力加强同帝修反的特务间谍的斗争，随时粉碎他们的颠覆、破坏阴谋；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新的贡献。

深切同情和慰问阿根廷遭受地震灾害的人民
华国锋总理致电魏地拉总统
中国红十字会致电阿根廷红十字会
新华社1977年11月2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11月26日致电阿根廷总统魏地拉，对阿根廷遭受地震灾害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
电报全文如下：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共和国总统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将军
阁下：
获悉最近阿根廷圣胡安省发生强烈地震，致使震区人民蒙受损失和痛苦，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震区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1977年11月26日于北京
新华社1977年11月27日讯
中国红十字会11月26日致电阿根廷红十字会，对阿根廷遭受地震灾害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
电报全文如下：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红十字会
惊悉贵国圣胡安省发生强烈地震，给该地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对此十分关切，请贵会转达我们对震区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慰问。
中国红十字会
1977年11月26日于北京

一个大揭发大清查大控诉大批判的高潮正在迅猛发展
在华主席关于教育工作重要指示鼓舞下
教育战线掀起深入揭批“两个估计”的高潮
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象当年打日本帝国主义打蒋介石反动派那样，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行。
一个大揭发大清查大控诉大批判的高潮正在迅猛发展
据新华社1977年11月27日讯 英明领袖华主席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向全党、全国人民郑重传达了被“四人帮”封锁多年的毛主席指示精神，砸碎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千百万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
人们喜泪盈眶，奔走相告，发自内心地欢呼：
华主席、党中央为我们说话了！
华主席同我们心连心！
人们更加怀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更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更加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更加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在华主席关于教育工作指示的巨大鼓舞下，全国教育战线迅速掀起了一个围绕“两个估计”深揭狠批“四人帮”的高潮。
连日来，各地纷纷举行干部会、群众大会、广播大会，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带头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党的教育事业，打击迫害人民教师的罪行。
许多地、县教育部门和遍布城乡的大、中、小学，也纷纷举行座谈会、控诉会、批判会。
一些已经退休的老教师，一些尚在医院治病的教育工作者，也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赶来参加。
原来打算退休的一些教师打消了退休的念头，表示老当益壮，要跟着英明领袖华主席再干十年、二十年。
有的地方还把“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列为专题，准备一个一个地深揭狠批。
人们决心把“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彻底推倒、批臭，使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永远在教育阵地上放射灿烂光辉。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愤怒控诉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党的教育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他们回顾“四人帮”横行的日子，“两个估计”象紧箍咒一样套在广大干部、教师的头上，欲干不能，欲罢不忍。
一些先进教师、模范教育工作者，硬是被打成“反动权威”、“为错误路线卖命”，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一些先进学校、模范单位，硬是被诬蔑为“黑样板”、“复辟回潮的典型”，干部、教师长期抬不起头来。
许多教师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坚持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引导学生好好学习，但是心情始终受到“两个估计”的压抑。
他们描述当时的情景是：
头上戴着“帽子”，脚上穿着“鞋子”，身上挨着“棍子”，怀里揣着“兔子”。
现在，华主席领导我们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威风。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破坏党的教育事业，挫伤干部、教师的革命积极性，使教育质量严重降低，使科学技术等各种专业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我们要象当年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那样，痛恨这伙反革命黑帮，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
各地教育工作者以大量铁的事实，痛斥了“四人帮”散布的十七年教育战线“黑线专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等等的无稽谰言。
许多老教师、老干部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回顾解放后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短短十七年间，各级各类学校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全国城乡；
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女优先受到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
十七年辛勤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今天许多人已经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这些铁的事实，“四人帮”是永远抹煞不了的。
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教师，更是列举十七年在边疆村寨办起大批学校，培养出了少数民族第1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出了各民族科学工作者、人民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医生等专业人才的事实。
广大教育工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四人帮”一伙把十七年的教育战线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其罪恶目的是要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各地干部、教师纷纷表示，围绕“两个估计”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战役还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联系实际，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种种邪说谬论，从路线上、思想上、理论上分清是非。
对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深揭狠批，彻底肃清其流毒。
在华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的鼓舞下，当前，一个大揭发、大清查、大控诉、大批判的高潮正在迅猛发展，势如破竹。

一个大揭发大清查大控诉大批判的高潮正在迅猛发展
在华主席关于教育工作重要指示鼓舞下
教育战线掀起深入揭批“两个估计”的高潮
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象当年打日本帝国主义打蒋介石反动派那样，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行。
一个大揭发大清查大控诉大批判的高潮正在迅猛发展
据新华社1977年11月27日讯 英明领袖华主席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向全党、全国人民郑重传达了被“四人帮”封锁多年的毛主席指示精神，砸碎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千百万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
人们喜泪盈眶，奔走相告，发自内心地欢呼：
华主席、党中央为我们说话了！
华主席同我们心连心！
人们更加怀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更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更加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更加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在华主席关于教育工作指示的巨大鼓舞下，全国教育战线迅速掀起了一个围绕“两个估计”深揭狠批“四人帮”的高潮。
连日来，各地纷纷举行干部会、群众大会、广播大会，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带头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党的教育事业，打击迫害人民教师的罪行。
许多地、县教育部门和遍布城乡的大、中、小学，也纷纷举行座谈会、控诉会、批判会。
一些已经退休的老教师，一些尚在医院治病的教育工作者，也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赶来参加。
原来打算退休的一些教师打消了退休的念头，表示老当益壮，要跟着英明领袖华主席再干十年、二十年。
有的地方还把“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列为专题，准备一个一个地深揭狠批。
人们决心把“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彻底推倒、批臭，使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永远在教育阵地上放射灿烂光辉。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愤怒控诉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党的教育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他们回顾“四人帮”横行的日子，“两个估计”象紧箍咒一样套在广大干部、教师的头上，欲干不能，欲罢不忍。
一些先进教师、模范教育工作者，硬是被打成“反动权威”、“为错误路线卖命”，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一些先进学校、模范单位，硬是被诬蔑为“黑样板”、“复辟回潮的典型”，干部、教师长期抬不起头来。
许多教师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坚持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引导学生好好学习，但是心情始终受到“两个估计”的压抑。
他们描述当时的情景是：
头上戴着“帽子”，脚上穿着“鞋子”，身上挨着“棍子”，怀里揣着“兔子”。
现在，华主席领导我们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威风。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破坏党的教育事业，挫伤干部、教师的革命积极性，使教育质量严重降低，使科学技术等各种专业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我们要象当年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那样，痛恨这伙反革命黑帮，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
各地教育工作者以大量铁的事实，痛斥了“四人帮”散布的十七年教育战线“黑线专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等等的无稽谰言。
许多老教师、老干部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回顾解放后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短短十七年间，各级各类学校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全国城乡；
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女优先受到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
十七年辛勤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今天许多人已经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这些铁的事实，“四人帮”是永远抹煞不了的。
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教师，更是列举十七年在边疆村寨办起大批学校，培养出了少数民族第1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出了各民族科学工作者、人民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医生等专业人才的事实。
广大教育工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四人帮”一伙把十七年的教育战线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其罪恶目的是要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各地干部、教师纷纷表示，围绕“两个估计”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战役还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联系实际，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种种邪说谬论，从路线上、思想上、理论上分清是非。
对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深揭狠批，彻底肃清其流毒。
在华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的鼓舞下，当前，一个大揭发、大清查、大控诉、大批判的高潮正在迅猛发展，势如破竹。

“这样的老师真是难得！”
中南矿冶学院评出一批先进科学工作者和先进集体，他们的先进事迹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据新华社长沙电
最近，中南矿冶学院评选出一批先进科学工作者和先进集体。
他们的事迹生动地说明，二十八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取得了重大胜利。
广大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他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忠诚党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积极为人民服务，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培养矿冶、地质专门人材的中南矿冶学院，拥有一千二百多名教师。
多年来，他们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做出很好的成绩。
仅从1972年以来，这个学院就完成科研和新产品试制任务五百七十多项。
在先进科学工作者行列中，有许多勤恳工作多年的老教师。
冶金学家黄培云教授就是一例。
黄培云多年如01日，从事科学实验，一天工作、学习十几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为探索粉末冶金理论付出艰辛的劳动。
他先后提出了粉末冶金烧结过程的“综合作用理论”和“温度对烧结过程影响的理论”，反映出烧结各阶段的基本规律；
随后又提出“粉末冶金压型理论”，用来指导生产实践，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黄培云教授还积极引导青年教师钻研业务，向青年教师讲授冶金物理化学课，勉励青年教师苦练基本功，掌握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本领。
在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斗争中，中南矿冶学院的教师们表现了勇敢和忘我的可贵品质。
特冶系粉末冶金教研室的八名教师，1974年，同益阳市粉末冶金厂、粉末研究所一起，承担了预合金钢粉末冶金热锻高强度铁基零件研制任务。
他们刻苦地钻研业务，除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外，还研制成功了制造手扶拖拉机所需的高强度铁基零件，为农业机械化作出了贡献。
矿山系讲师伍一青、许同青和徐昌良为科学献身的英雄事迹，更是鼓舞着许多人。
1975年冬，他们在一座矿山进行天井深孔爆破实验，解决普通天井掘进法中劳动强度大，不安全，效率低等问题。
在实验中，那里有险情，他们就出现在那里，那里有了“哑炮”，他们就赶到爆破工作面去排除。
通过反复实践，掌握了深井爆破规律。
在最后一次爆破后的效果检查中，伍一青等三同志不幸炮烟中毒，光荣牺牲。
工人们感动地说：
“这样的老师真是难得！”
他们是我们党培养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队伍中的英雄战士。
现在，他们献出宝贵生命夺得的天井深孔爆破科研成果，已经在湖南、江西的一些矿山中推广。

一心为公的好干部
——黑龙江省海拉尔皮革厂部分职工和家属谈厂党委委员、行政科长赵子春关心群众生活的事迹
要打听我们厂党委委员、行政科长赵子春同志关心群众生活的事吗？
那好，在皮革厂，大人、孩子、男男女女，你就挨排儿问吧，谁都能给你唠扯一大堆。
赵子春同志今年四十五岁。
解放前，他一家糊不了口，奶奶活活饿死，三弟送给了人家。
赵子春为了不让四弟被人用两袋玉米换走，他十二岁就进了毡房当学徒。
那年月，名叫学徒，其实，整天给资本家做饭、烧火、看孩子，端屎、倒尿、洗衣裳，稍不顺眼，不是鞭子抽就是棍子打……他现在一心为俺们搞好后勤工作的那股子劲从那儿来的呢？
用老赵的话说，就是不让造孽的旧社会卷土重来啊！
我们厂有八百多名职工和五十个退休工人，加上职工家属共有五千多口人。
这些人的生活问题包括生老病死全归赵子春同志管。
咱海拉尔这气候，冬天经常在零下四十度以下，要在这样冰天雪地里种菜，不用说吃，看一看也新鲜呀！
老赵却说：
“要搞好五千口子职工和家属的生活，就得种试验田。”
他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手上磨起了多少血泡，硬是带领大家在冰天雪地里种出了绿油油的蔬菜。
整整有一千平方米的三个塑料大棚，便是四年前老赵支持食堂管理员老尹搭起来的。
这几年大棚产的韭菜、豆角、黄瓜、芹菜、茄子、辣椒有十万多斤，使咱皮革厂四季见鲜。
厂里在争取实现大庆式企业的日子里，老赵和行政科的五个女同志，帮着食堂把热汤热饭送到各车间。
为了减轻炊事员的劳动强度和使饭菜多样化，老赵还和管理员、炊事员闹起了技术革命，在修配车间的帮助下，制成了电动切馒头机、电平锅、电烤炉、淀粉机……，使炊事员能精心地做到一粮多作、粗粮细作，一周饭菜不重样，职工花钱少，吃得好。
赵子春常跟俺们说：
“行政后勤这一摊，就是有人管的要帮着办，没人办的要一包到底。”
老赵发动全厂职工、家属，利用业余时间，自力更生修建了两条五百米长的排水沟，铺了七条水泥马路，填平了污水坑，灭了蝇子、蚊子的老窝，改变了咱皮革厂住宅区的面貌，防止了传染病的流行。
清清爽爽的环境，使职工上下班心里舒畅。
大伙儿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越来越足，老赵给自己又定了个新调调儿：
职工干劲越大，搞后勤的越要关心群众生活。
远道职工睡在车间，他就想方设法盖夜班单身宿舍，干完活请你进集体宿舍睡觉；
环境不清静，他就加强集体宿舍管理，让你睡个安稳舒适觉。
你不下火线吃在车间，他就天天领着科里的“穆桂英”、炊事员把热汤热饭挑到车间，让你在凉飕飕的晚上，能吃上热汤热饭。
一个人一颗心，要顾全五千多口人，总有照应不到的。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老赵自己家。
今年03月24日，他的大女儿动阑尾炎手术，当天手术完当天出院，老赵把孩子往炕上一放，就没影了，一直到下半夜才回来。
他干啥去了？
原来他急着去照顾一个没人照管的神经病患者。
孩子亲还是阶级亲，老赵用行动告诉了我们。
赵子春不顾自己不顾家，对工人生老病死可放在心上。
工人李绪病故后，他爱人患多种疾病，下不了炕，孩子没人管，屋里地上杂七乱八下不去脚。
赵子春领着科里的同志到老李家，拆洗被褥，给孩子洗头，刷墙擦窗。
冬天没到，先给老李家钉门毡糊窗缝；
夏天没来，先给老李的孩子做单衣。
俺们看在眼里，热在心头，嘴里不说，谁心里不赞叹：
“老赵啊，真是俺们的贴心人，把党的温暖送到了各家各户。”
厂里有四个孤儿，在老赵亲自安排下，住进了新房。
冬天，女孩的新棉袄比老赵女儿的棉袄先上身，男孩的棉皮鞋、棉袄、棉裤、剪绒帽，比有爹娘的孩子穿戴的还整洁，这全是老赵领着科里五名女同志和招待所的招待员，一针针、一线线缝制的。
节假日，省里、盟里来演出，这些孤儿比有父母的孩子还“神气”，坐在厂领导身旁，偎依在老赵怀里。
现在，有两个孤儿已经成为厂里的正式工人，他们的小弟弟都在职工小学念书。
这些年，老赵管食堂，不陪客人吃，不陪客人喝，干到半夜，回家啃口凉窝窝；
他管宿舍，他家七口人住的房子，只等于四口人的水平；
他管农副业，人家的菜入了窖，他家的还没拉回来。
赵子春是生产的好后勤，俺们的贴心人。
他自从分管后勤工作以来，勤勤恳恳地为职工和家属服务，保持和发扬了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厂党委授予他“一心为公的好干部”的光荣称号。
胡宝义　哈尔其嘎邰生玉　何德权整理

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
应当怎样对待党分配给自己的工作？
赵子春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多年来，他分工管后勤，这是一项既烦杂又琐碎的工作，但是他做得很出色，把直接关系职工、家属切身利益的许多“杂事”和“琐事”，做得既细致又周到。
他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不利用职权谋取个人的私利。
管食堂，他从不陪客人吃喝；
管宿舍，他家的住房标准低于别人；
管农副业生产，人家的菜入了窖，他家的菜还没有拉回家，这些都表现了共产党人优秀的思想品质。
赵子春同志这种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极端的热忱的精神，很值得提倡和学习。
这种精神，就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在毛主席的亲自倡导下，我们党历来提倡共产党员要发扬这种高尚的精神。
但是，近几年来，我们党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有少数同志由于受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和影响，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而是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甚至想方设法捞取个人的好处，搞各种歪门邪道，损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我们一定要深揭狠批“四人帮”，一定要坚决和这种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绝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作斗争，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发扬优良学风　努力办好党校
中共湖北省罗田县委党校担负着为全县培训基层党员干部的任务。
但是，前几年由于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把我们党的学风搞坏了，罗田县委党校也受到了影响，学习不注重钻研原著，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因而学习效果不好。
粉碎“四人帮”以后，罗田县委党校狠批“四人帮”破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大力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使党校越办越好。
认真钻研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今年以来，党校引导学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学员的头脑中扎根。
他们根据每期的学习时间、学员情况和当前形势，采取专题学习，讲课辅导，联系实际，集体讨论的方法，力求弄清楚几个问题。
例如，在学习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的论述时，组织学员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指示，看毛主席是怎样讲的，“四人帮”是怎样歪曲和篡改的，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
通过这样的学习，广大学员认识到：
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有些人犯过走资派的错误，但其中多数也是可以教育改正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只是极少数。
可是，“四人帮”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论述，炮制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联系当前斗争，深入批判“四人帮”。
党校引导学员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前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深揭狠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理论学习有的放矢，避免了空谈。
“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曾直接插手这个县的一个大队，挥舞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反对农业学大寨，使这个大队一度资本主义泛滥，一年减产粮食十五万多斤。
学习中，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联系实际，狠批“四人帮”一伙别有用心地从革命导师的著作中摘取片言只语进行歪曲和篡改，欺骗和吓唬群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罪行，推动了学习的深入开展。
学习革命理论，指导实际工作。
党校学员在学习中，十分注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矛盾。
三里畈公社党委的一些成员，过去几年由于受“四人帮”干扰和破坏的影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少了，实干精神差了，大干喊在嘴上，工作浮在面上，影响了干群关系。
他们经过在县委党校学习，找到了存在的问题，提高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
回到公社后，他们在一、二把手的带动下，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努力转变领导作风，进一步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
在《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和英明领袖华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中共罗田县委党校的同志信心更足，干劲更大，决心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把党校建成学习、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成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
本报通讯员

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
本报评论员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
每个共产党员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必须按照党章的要求，“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革命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
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伟大的马克思曾经教导我们：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几十年来，毛主席开着这个火车头，领导我们党不停顿地飞奔前进，并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
我们党的多数干部，跑上这个车来，打定主意，横下一条心，是来当这个车上的战士的。
因此，他们坚决听从毛主席的教导，虚心接受同志们的监督，时时学习和研究革命的理论，擦亮眼睛，站稳脚跟，英勇战斗，勤勤恳恳地工作，准备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终身。
成千成万的同志，就是这样团结群众，为党为人民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使我们党的事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成千成万的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壮烈地牺牲了，或者积劳成疾去世了。
我们永远怀念这样的革命前辈、革命先烈。
但是，跑上这个车来的人，动机并不都是一样的。
事实证明，确有少数是一些不坚定分子、投机分子或坏分子，他们或者是想乘坐这个车来看热闹，享清福的；
或者是想爬上这个车，乘机偷东西，趁火打劫的。
因此，当这个车子遇到险阻的时候，或急转弯的时候，或加足马力前进的时候，这些人就摇摇晃晃，惊慌失措，甚至幸灾乐祸，兴妖作怪。
这样，他们就不可避免地或者从车上跌落下去，或者被我们坚决无情地赶走。
这就是毛主席常常说的那些我们党内的同路人，那些临阵逃脱的怕死鬼，那些蜕化变质分子，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混进党内的反革命，等等。
“四人帮”就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反党集团，是一伙混上这个车来的强盗。
他们本来就是一批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钻到党内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党。
他们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需要，疯狂地全面地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他们或者从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摘取只言片语，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地加以歪曲；
或者不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机械地、片面地强调这一面，否定另一面。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这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
毛主席的遗体未寒，他们就贼心大作，要把整个党和国家一起塞进自己的腰包里，然后倒转车轮，使中国退回到资本主义加封建主义的皇朝去。
他们的倒行逆施，早就激怒了人民，人民早就恨透了他们，准备起来同他们拚命。
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代表人民的意愿，领导我们党一举粉碎了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
他们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堆狗屎。
这就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历史。
历史的判决是无情的。
我们应该从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特别要从各种反面教员身上吸取教训。
我们有些同志，长期忙于实际工作，对理论不大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接触得太少，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在头脑中没有扎根，因而不善于从反面教员身上吸取教训，一遇到这伙政治骗子的欺哄和愚弄，就打败仗，甚至当了俘虏。
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象我们党历史上出现的几次伟大的转折一样，我们现在又面临着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转折，一个继往开来的新局面。
每个共产党员要无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就要把毛主席的全部思想财富继承下来，熟悉党的全部斗争历史和丰富经验，为巩固和发展我们伟大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只有时时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懂得学习的极端重要性。
在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英明领袖华主席号召我们：
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
全党同志，不论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还是中年同志，还是青年同志，都要积极响应华主席的伟大号召，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认真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9次、第10次、第11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用整风方法学出新水平
解放军驻海南岛某团党委，运用整风的方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学出了新水平，整出了新气象。
这个团党委十三名常委中，有九名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过去有段时间，由于受“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少数同志滋长了一种“不比贡献比待遇，不比艰苦比吃穿”的享乐思想。
为了提高党委成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团党委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的有关论述，结合批判“四人帮”，开展“三忆三看”活动：
忆旧社会的苦难史，看今天革命的重担；
忆战争年代老战友为革命流血牺牲，看自己对革命的贡献；
忆党对自己的教育，看自己继续革命的步伐。
通过学习和“三忆三看”活动，绝大多数党委委员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歪风邪气。
原来比名誉地位、比待遇享受、比吃喝安逸的少数同志，现在都自觉地比思想、比贡献、比艰苦奋斗，主动要求深入基层。
今年以来，党委常委除留一名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十二名先后深入连队，帮助连队总结经验，搞好连队建设工作。
党委常委、政治处主任于广潭，在学习中，拿出一张同自己一起参军、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的战友的照片，回忆了战争年代共同战斗的情景，对自己继续革命的思想牢不牢，步子迈得大不大进行了检查。
通过回忆检查，他深有感触地说，革命先烈为党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这些幸存者没有理由图安逸，闹享受，一定要把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战旗扛到底。
他把艰苦的环境当作磨练自己继续革命坚强意志的好条件，顶风破浪，来到一个小岛上，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
通过学习，这个团党委的多数成员还克服了担任领导职务多年、工作上有一套等固步自封的缺点。
他们说，只有谦虚谨慎，虚心学习，才能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本报通讯员

这个决定作得好
今年“双抢”以后，湖南省平江县栗山区委决定在湖胜大队开一次晚稻田间管理现场会。
上午报到，下午结束，在这里吃一餐午饭。
当时，大队经办伙食的同志想，兄弟大队的同志炎天暑热老远来检查工作，应该好好招待，建议在每餐补贴五分钱菜金的标准外，大队再开支一点钱，每桌添上两碗红烧肉。
大队党支部同意了这个建议，头天晚上就宰了一头大肥猪，砍了八十多斤好肉，只等第2天下锅。
区委李书记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找到大队党支部的几位负责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应该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搞吃吃喝喝。”
有的同志看到肉已砍好放到案板上了，感到很为难。
老李又对大家说：
“湖胜大队每个劳动日的工值是七、八角钱。
每个干部多吃半斤肉，就白白耗费了群众半天辛辛苦苦的劳动。
这样做，对得起社员群众吗？
符合毛主席、华主席的指示吗？”
老李的话，就象滚油锅里撒下了一把盐，同志们一下子议论开了。
党支部当即作出决定，把猪肉送到肉食销售点，中午的伙食按过去的规定开支。
这件事，很快就在参加会议的干部中传开了，大家高兴地说：
“这个决定作得好！
我们参加这次现场会，不仅学到了生产上的好经验，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艰苦奋斗的好作风。”
本报通讯员

“这才象一家人呢！”
一天早上，在公河公社检查工作的江苏省洪泽县革委会副主任、共产党员朱明勋来到食堂吃饭。
炊事员有点歉意地说：
“菜还没炒好，请稍等一刻。”
朱明勋同志听说要炒菜，再三劝阻说：
“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不要专炒菜了。”
说着，他掏出报纸向炊事员和前来食堂吃饭的同志读了中共黑龙江省集贤县委坚决抵制大吃大喝风的报道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此风刹得好》。
读完后，他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到公社来，如果不和大家坐一个桌，吃一样饭菜，还谈得上什么密切联系群众呢！”
朱明勋同志的一番话，使在场的同志都受到了教育。
炊事员同志经他这么一说，也高兴地给他端来了大锅菜。
朱明勋同志笑了，连声说：
“好！
这才象一家人呢！”
本报通讯员

上海商业部门为支援各地秋季农副产品收购工作
积极调拨工业品下乡活跃旺季市场
新华社上海1977年11月27日电
进入11月以来，上海商业部门通过水陆两路积极调拨工业品下乡。
目前已运出的日用百货、纺织品、针棉织品、五金交电器材、药品等，平均每天达一千八百多吨。
11月上旬的总调拨量，比10月份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七以上。
上海商业部门各个采购供应站，为支援各地秋季农副产品收购工作，活跃旺季市场，早在第3季度就积极组织货源，抓紧时间调拨工业品下乡。
第3季度超额完成了调拨计划，10月份调出的卫生衫裤、毛线、棉毯、呢绒、各种涤纶、混纺布匹等冬令商品，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七十六。
对冬季来得早的东北、西北等边远地区，原定第4季度供应的部分御寒商品已经提前运出。
为适应今冬明春农村大规模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上海商业部门调拨大批五金工具和柴油、润滑油、保温桶、塑料绳、汽灯等物资供应各地，有些品种超过去年同期两倍多。
上海工人阶级大干一百天，为商业部门提供了丰富的货源。
最近，各采购供应站根据上级领导部门安排，本着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的原则，在保证完成下半年供应合同的基础上，增加供应各地一大批包括棉布、床单、毛巾、香皂、手表、牙膏等二百二十多个品种的日用工业品。
增调的色布、花布、涤棉布，分别相当于全年调拨计划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十七以上。
内蒙古、西藏牧区人民煮奶茶需要的铝茶壶，有关采购供应站在完成今年任务后，根据货源增多的情况，又提前执行明年上半年的调拨计划。
云南、广东少数民族需要的花哔叽、黑色羽绸，广西少数民族需要的酱色棉布，新疆少数民族需要的舞袜等，上海商业部门积极配合有关工厂专门安排生产，组织供应。
在旺季市场到来之前，上海各采购供应站多次派出调查组，会同有关工业部门，分赴华东、华北、中南等地，了解今年农村市场的特点和农民的需要。
针棉织品采购供应站的职工在福建一些农村调查时，当地贫下中农普遍要求多供应结实耐穿的腈纶棉毛衫裤。
他们回来后，积极协助工厂克服原料不足的困难，突击生产了一批，最近已调往福建农村。
浙江等地商业部门反映，上海调去的中长纤维涤棉布花色比较单调。
根据这个意见，纺织品采购供应站增加供应了二十多种新的花色，受到当地消费者的欢迎。
在大干一百天的日子里，上海商业部门各采购供应站的干部、采购人员纷纷下厂，积极支持工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百货采购供应站职工在上海搪瓷二厂同工人群众一起大干，突击增产了十万多只面盆，及时运往各地。
各采购供应站在加强产品出厂检验的同时，还主动帮助工厂把好质量关。
百货采购供应站每月将各个胶鞋厂的产品质量情况和消费者的反映写成简报，送给工厂参考。
由于工商协作狠抓质量，第3季度以来，上海调拨各地的不少日用工业品，质量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福建省福鼎县大坪购销站职工，几年来坚持肩挑货担，爬山越溪，支援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
新华社记者摄

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
江苏提前完成全年财政收入计划
新华社南京1977年11月27日电
中共江苏省委抓纲治财，全省到10月20日提前七十天完成了全年财政收入计划，一举扭转了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连续三年完不成计划的局面。
江苏省委十分重视加强对财政工作的领导。
他们认为，财政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部门工作好不好，都会反映到财政上。
而财政工作做好了，又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今年年初以来，江苏从省到各地、市、县的党委，都把抓好财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省委每次部署全省的工作，主要负责同志都要讲财政工作的形势、任务和要求。
省委把财政收支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明确规定，动用省的机动财力一万元以上，必须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批准。
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当家理财，给地、市党委做了好样子。
徐州市委对每个月的财政收入情况，下月计划安排，都要过问、研究。
市委书记亲自组织扭亏为盈重点企业介绍经验，帮助一些亏损企业找原因，揭矛盾，订措施，堵漏洞。
连云港市委把财政部门和企业管财务的干部组织起来，到一些重点企业帮助抓好企业管理，做到增产增收，全市到10月底已提前完成全年财政收入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五。
江苏省委在抓财政工作中，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领导全省工业、商业和财政战线的职工，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积累、破坏经济核算、破坏财政纪律的罪行。
“四人帮”为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把经济核算诬蔑为“资本主义的生意经”。
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有些人的思想被搞乱了，错误地说什么“只要出东西，盈亏没关系”，“只要不转向，赔赚都一样”，结果不少企业亏损严重，全省财政收入急剧下降。
1974年至1976年连续三年都没有完成国家分配的财政收入计划。
这三年减少的财政收入，能建设四座南京长江大桥。
通过批判使大家认识到，“四人帮”破坏财政工作，就是妄图把国家的家底搞光，把社会主义经济搞垮，以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这样就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是非，使广大职工进一步明确了财政工作的方向，提高了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经工作总方针的自觉性，积极当好国民经济新跃进的促进派。
江苏省财政部门广泛开展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对照大庆财务工作的经验，加强财务管理。
各地、市、县的财政职工，走出科室，深入生产第1线，帮助企业搞好财务管理，加强经济核算，解决产、供、销方面的问题。
南京市财政局局长和科室人员一起到轻工、化工、机械等十五个有影响的重点企业，同企业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加强企业管理，挖掘潜力的措施，通过发展生产来增加财政收入。
他们还组织四个小组，到一些企业去协助搞好班组经济核算的试点和推广工作。
目前，全市企业开展班组经济核算的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商业部门也普遍开展了柜组核算，加强企业管理，增加盈利。
在学大庆运动推动下，江苏省财政部门普遍开展了做好财政工作的竞赛。
据十三个地、市和五十四个县的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就评选出先进集体三百零三个，先进个人一千六百六十四人。

塞舌尔劳动、卫生、福利部长等抵京
新华社1977年11月27日讯
应卫生部邀请，塞舌尔共和国劳动、卫生、福利部长塞尔维纳和首席医官巴比埃于27日晚乘飞机到京。
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副部长黄树则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薛公绰、武元晋等到机场迎接。

外事往来
　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敏生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一行十人，应日本青年团协议会邀请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11月2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
　由稻山嘉宽率领的日本日中长期贸易协议推进委员会访华团，11月25日晚到达北京。
访华团是前来同我有关方面就签订中日长期贸易协议问题进行会谈的。
到机场迎接的有：
外贸部副部长刘希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伴正一等。
　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26日晚会见并宴请了由拜伦·布雷克率领的牙买加政府农村发展技术考察组全体成员。
考察组24日到达北京后，同劳动总局、农林部进行了座谈，参观访问了街道生产服务组织，还游览了长城。
考察组将到大寨、韶山、广东、上海、南京等地继续进行考察访问。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武装、公安部队经济公司管委会主席阿里·穆罕默德·哈希姆少校率领的也门官方贸易代表团，在访问了北京、上海，并同我国有关进出口公司进行了业务洽谈之后，2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也门驻华大使奥斯曼和外贸部副局长雪呐等到机场送行。
　（据新华社）

山东农田基本建设全面铺开
全省每天上工的劳动力已达一千二百八十万人，已开工的重点工程达五万四千多项
据新华社济南1977年11月27日电
初冬刚到，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群众运动已在山东省农村广泛展开。
现在，全省每天上工的劳动力已达一千二百八十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二百五十万人；
已开工的重点工程达五万四千多项。
为着认真贯彻华主席提出的“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要指示，山东各地早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开过后，就作了广泛的动员工作。
秋收一过，各地按计划纷纷动工。
开工时间普遍比往年提早半个月。
今年，山东省农田基本建设的显著特点是，一座山、一道岭、一个流域综合治理的大工程多，很多是打破社界，打破县界，打破地区界的大会战。
沂蒙山区有治理长虹岭的大会战，工地绵延三百里，上工人数达二十万人。
泰安地区七个县组织的大汶河流域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大会战，七县工地山水相连。
地跨济南、泰安、惠民、昌潍、淄博五个地区（市）的小清河流域大规模联合治理的工程，也已在部分县动工。
据统计，目前已经动工的由地、市组织的大会战工程共二十四项，治理的耕地总面积达二千二百五十四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这些工程将在1980年以前分批完成。
为了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规划，早在“三秋”期间，山东省各地就组织干部、技术人员和贫下中农成立了三结合的规划班子。
他们跋山涉水，实地勘察，因地制宜地制订了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的规划。
烟台地区各县、市动手更早，从今年春天就进行调查研究，先后落实各县、市办的工程四十九个，公社办的工程五百一十七个，大队办的工程五千四百六十三个；
做到了春规划，夏定线，秋收基本结束就施工。
昌潍地区在搞好“三秋”的同时，就把七万多人组成的专业队伍投入农田基本建设中去，为群众性的突击大干做好了准备工作。
在抓好省办、地区办和县办工程项目的同时，山东省各地还十分重视抓好公社、大队办的工程项目，特别重视抓好当年施工、当年受益的社、队工程和配套工程。
在劳力安排上，参加地、县一级会战工程的人数一般掌握在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左右，保证有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投入社、队工程的施工和当前的小麦田间管理工作。
此外，山东各地对干部参加劳动和深入第1线也很重视，努力做到“四级书记到地头、五级干部齐上阵”。
仅据泰安、昌潍、惠民、临沂、菏泽、聊城、枣庄等七个地、市的初步统计，已有六万八千多名干部背着行李，扛着工具，奔赴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

扎根在群众之中
——郑州国棉五厂党委书记杭惠兰
半年多以前，郑州国棉五厂是一个长期处于后进状态的“老大难”单位。
今年03月，郑州市工业战线一派大干快上的热气腾腾景象。
但是，这个厂仍然踏步不前，已经连续十四个月没有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了。
就在这时，中共郑州市委调派了一位年过半百、满头白发的老干部，来到这个厂担任厂党委书记。
这位老干部名叫杭惠兰。
杭惠兰，这个童工出身的共产党员，早在解放前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时，就深深懂得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
因此，她来到五厂从进厂那天起，就一头扎到群众中，下定决心要同广大干部、工人一起，把五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搞上去。
进厂之后不久，她围腰一束，到布机车间丙班一组去要生产任务了。
组长给她一个人的车位，她毫不犹豫地顶上一个值车工，看了三十六台布机。
当大家知道这位新来的老“值车工”，就是刚调来的厂党委书记时，个个投出钦佩的眼光，“行，一来就同俺工人一块儿干！”
很快，杭惠兰下车间劳动的事传遍了全厂。
开饭了，杭惠兰拎着饭盒到职工食堂排队买饭，和工人们蹲在一起，边吃边聊。
工人们看到新来的党委书记没有一点儿架子，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都愿意把心里的话掏出来。
杭惠兰召开老工人座谈会，召开中层干部座谈会、技术人员座谈会，还找工人个别谈心，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在老工人座谈会上，工人们愤怒控诉“四人帮”在河南的黑干将插手五厂造成的严重恶果。
他们说：
“不深入揭批‘四人帮’，五厂怎能上得去！
？”
杭惠兰把了解到的大量情况，拿到党委会上去讨论。
工人们一针见血的话，提高了党委成员的认识，同时，一个问题，也促使大家深思：
为什么受“四人帮”影响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同志觉悟很慢？
为什么个别坏人还气焰嚣张？
大家认为，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厂党委没有抓紧抓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厂党委“一班人”认识统一了，一个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打一场五厂翻身仗的战斗打响了。
厂党委带领全厂职工紧密联系实际，把“四人帮”在河南的黑干将插手五厂的事，一件件，一桩桩毫不含糊地查清楚；
全厂围绕“十个要不要”展开大讨论，集中火力批判“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澄清一些长期被混淆的路线是非。
厂里还普遍开展了“三大讲”活动，促使一些原来受“四人帮”思想影响、犯了错误的同志划清了界限，端正了态度。
全厂职工加强了革命团结，一小撮阶级敌人彻底孤立，受到了应有打击。
厂党委带头狠揭猛批“四人帮”，得到全厂职工的拥护。
工人们高兴地说：
“党委有个抓纲治国的劲头，五厂有奔头啦！”
五厂欢腾起来了。
全厂出现了大干快上的跃进局面。
但就在这时，这个厂却出现了布机大批停台，造成纱包大量积压，细纱被迫关车的现象。
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在生产第1线和工人一道并肩战斗的杭惠兰，立即亲自抓了这一问题。
她同布机车间主任王启顺一起，到这个车间劳动。
他们一发现布机停台，就前去寻找原因，并且记录下来。
这样一边劳动，一边调查，一天的功夫，总共记下了一百三十六部布机、二百一十二个停台次数。
经过分析，找出停台原因十九项，其中半数以上是机械状态不良造成的。
杭惠兰把这些调查得来的情况和分析数据，交给设备管理员，作出了一张停台调查分析表，并在布机车间发动了一场整顿机械状态的会战，进一步带动了全厂设备维修工作，很快改善了由于长期失修造成的设备不良状况。
杭惠兰到细纱车间参加劳动，看到这个车间三个班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搞得热火朝天，就同党委的同志研究，决定大力表彰和推广细纱车间的竞赛活动。
于是一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便在全厂各车间、轮班、小组以及个人之间普遍开展起来了。
工人们你追我赶，力争上游，05月份获得了一年多来第1次完成月计划的好成绩。
杭惠兰在工作中处处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群众。
厂里的职工家属浴池，一年半没有建好，职工和家属很有意见。
杭惠兰就召开党委会，专门研究浴池的修建问题。
厂党委确定一位厂革委会副主任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一年半没有办成的事，一个半月就办成了。
“五一”节前，浴池开放了。
职工和家属高兴地说：
“如今，群众生活的事，也列进了党委的工作，真是把华主席对工人的关怀送给群众啦。”
过去，这个厂的职工食堂是“早来有啥吃啥，晚来吃啥没啥”。
杭惠兰深入食堂，同炊管人员共同研究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如今，食堂变了样，主、副食经常保持多样化，早来、晚到都吃得上吃得好，还恢复了“职工小吃部”，并有服务餐车流动供应。
职工宿舍的厕所一度由于管道堵塞，污水漫延，造成环境卫生不好。
杭惠兰在告诉厂里有关部门必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同时，还和厂党委“一班人”带领科室干部，连续用三个厂休日为职工清扫宿舍区。
为了疏通厕所的下水道，杭惠兰第1个挽起裤腿趟过污水，挽起袖子把手伸进堵塞的管道里掏杂物。
干部们也个个跟着干起来，他们不怕脏，不怕累，把五幢宿舍楼的三十个厕所全部清扫干净，楼内外焕然一新。
杭惠兰对职工家属居住区的环境卫生，也同样关心。
由于杭惠兰来到郑州国棉五厂以后，带头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领干部、群众坚决抓纲治厂，这个厂的“老大难”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从05月份以来，这个厂月月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产品质量进度表上的红线也逐月上升。
郑州市到处传诵着：
“五厂上来了！”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李强部长前往英、法两国访问
新华社1977年11月27日讯
外贸部长李强应邀前往英国、法国进行友好访问，11月27日乘飞机离开北京。
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陪同访问。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
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王润生，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徐良图，外交部副司长徐维勤等。
英国驻中国大使游德，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也到机场送行。

湖北超额完成全年化肥磷矿石生产计划
据新华社武汉1977年11月27日电
湖北省化肥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大打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提前五十天超额完成了今年全年化肥和磷矿石的国家计划。
今年以来，湖北省化肥工业战线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联系实际，广泛开展“三大讲”活动，分清路线是非，掀起了大学习、大批判、大整顿、大竞赛的热潮。
襄阳地区燃化部门切实抓了化肥厂的企业整顿，组织高产竞赛，并在煤、电供应上采取有效措施，克服了一些困难，使全区氮肥产量超额百分之十五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磷矿石和磷肥的产量分别比计划超额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二十。
汉阳县氮肥厂党组织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发动群众，大揭批、大清查，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黑干将在这个厂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同时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活动，生产蒸蒸日上。
到10月底，化肥产量已超过全年计划百分之三十。
各项技术经济指标都完成得较好，并且扭亏为盈。
为了发展化肥生产，湖北省各地、县委对化肥企业采取了择优供电的措施，尽量保证化肥企业用电的需要。
10月份在电力不足的情况下，全省化肥月产量仍然保持了较好水平，为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化肥生产计划创造了条件。

伊朗宫廷大臣胡韦达举行茶会
欢迎邓颖超副委员长
新华社德黑兰1977年11月27日电
伊朗宫廷大臣阿巴斯·胡韦达，11月27日下午在德黑兰官邸举行茶会，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邓颖超。
胡韦达大臣热情接待邓颖超副委员长，同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出席茶会的有随同邓副委员长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何英、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等。
伊朗王宫典礼长马莱克沙赫·扎法尔和夫人出席了茶会。
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也出席了茶会。
27日上午，邓颖超副委员长及其随行人员在伊朗王宫典礼长马莱克沙赫·扎法尔和夫人以及焦若愚大使的陪同下参观了伊朗考古博物馆。
这个著名的伊朗考古博物馆珍藏着萨珊时期和伊斯兰时期的古物。
在这里，邓颖超副委员长及其一行受到伊朗考古中心总主任费罗兹·贝格扎德的热烈欢迎。
中国客人们通过参观增进了对伊朗历代艺术的了解，并以极大的兴趣观看了展出的伊朗沙法维朝阿巴斯大帝的一批中国瓷器。
（附图片）
邓颖超副委员长11月26日下午乘专机到达德黑兰时，法蒂玛公主、阿穆泽加尔首相和夫人等到机场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南斯拉夫工农业生产取得优异成绩
铁托总统举行国庆招待会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11月27日电南斯拉夫在国庆节前夕，经济战线上捷报频传，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秋季作物获得空前丰收，一些新建的工程项目陆续竣工并交付使用。
南斯拉夫联邦统计局不久前宣布，今年头十个月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点三，大大超过了原定增长百分之六的计划指标。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长幅度普遍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黑山共和国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一，马其顿共和国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二，科索沃自治省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增长百分之十一。
据此间报纸报道，南斯拉夫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今年在生产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著名的科鲁巴拉露天煤矿10月份生产褐煤一百零四万吨，创造了月产量突破一百万吨的新纪录。
铁门水电站到10月16日为止已经发电四十八亿二千万度，提前两个半月完成了今年的生产计划。
巴伊纳·巴什塔水电站也在10月底提前完成了发电十五亿度的全年计划。
继小麦获得良好收成后，南斯拉夫今年的玉米、甜菜和葵花籽等秋季作物又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产量。
据联邦统计局10月初估计，玉米总产量可达九百五十万吨，平均每公顷收获四十一公担，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超过了1975年的最高纪录。
今年甜菜的收获量约五百三十八万吨，比总产量最高的1976年增产百分之十四。
葵花籽可以收获四十五万吨，比总产量最高的1973年增产百分之四。
南斯拉夫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多瑙—蒂萨—多瑙河水利系统中规模最大的工程——蒂萨河大坝最近已经竣工。
这个大坝建成后可以调节蒂萨河水位，即使在旱季也能为两岸的农田保证足够的灌溉用水，对发展伏伊伏丁那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重大意义。
近来，南斯拉夫各地纷纷传来了一些新建重要工厂相继投产的喜讯，其中包括里耶卡市的炼油厂，普拉诺沃市和斯科普里市的化工厂等。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11月26日电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布·铁托11月26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周年。
出席宴会的有：
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副主席斯·多罗尼斯基，议会议长基·格利戈罗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韦·久拉诺维奇，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执行委员会书记斯·多兰茨等党政领导人。
各国驻南斯拉夫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希腊《人民之路》周刊载文指出
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新华社雅典1977年11月26日电
希腊《人民之路》周刊最近一期发表文章指出，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则，对当今世界的阶级斗争作了估量，提出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从而捍卫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
文章指出，中国《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精辟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今天世界上发生的阶级斗争”。
文章说，《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在对三个世界作了深刻、全面的分析之后，“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霸权主义，揭露并谴责两个超级大国准备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从而指出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文章说：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对那些打着所谓‘纯粹’革命的招牌的人是一个有力的打击，这些人歪曲和诽谤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应用的方法，即不要全面出击，而应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进行共同的斗争。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强有力的武器，一件加强反对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人类最大的敌人的斗争以及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最危险的敌人的真面目的强有力的武器。”
文章最后说：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为希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我们人民和国家的两个最大的敌人——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指明了道路。
这篇文章帮助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团结谁以及我们必须通过斗争反对谁等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这篇文章。”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已由希腊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并在希腊发行。

“我们的交往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随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伊朗散记
许博远
伊朗，古称波斯，是一个建国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古国。
勤劳智慧的波斯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
波斯地处欧亚交通的要道，大量文物古迹都反映着它同古代东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盛况。
这些，强烈地吸引着各国的考古学家。
10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率领的中国考古代表团一行五人，飞越云海苍茫的帕米尔高原，到达伊朗。
三个星期的访问是太短暂了，然而它给中国考古学家们留下的印象却是难以忘怀的。
中国考古代表团在伊朗考古中心总主任贝格扎德博士周详安排下，参观了伊朗大量古代文化遗迹，其中，法尔斯省波斯波利斯的古代宫殿遗址是久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
那是大流士一世等阿契美尼德王朝若干代帝王的宫殿。
在曾经访问过中国的阿契美尼德研究所所长沙赫巴齐博士的陪同下，中国代表团在那里欣赏了规模宏大的古代石结构建筑的遗迹和大型石刻艺术。
站在遗址前，仰望这个建筑群的遗迹，但见许多石柱和断壁巍然屹立。
当年的背倚山峦、面对平野的宫殿，是用坚石造成的，总面积达十四万平方米，在公元前四世纪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焚毁。
这个阿契美尼德王朝全盛时期的辉煌建筑，集西亚、北非地区各国劳动人民艺术创造之大成。
我们自宫殿区平台前踏着一百一十级石阶而上，穿过一个平台，进入宫殿残留的宏伟的门厅，看到门道的两壁有两幅巨型的有翼兽身人面浮雕石像。
沙赫巴齐博士说，这两壁雕像不仅大小、形象一模一样，就连每一条纹路都是对称的，每一壁石刻都仿佛是一面镜子，是对面一壁的形象的反映。
走进宫中院落，在觐见厅的北面和西面的石壁上又见到狮子斗牛的浮雕两幅。
沙赫巴齐博士说，雕像的内容是“光明与黑暗之搏斗”，狮子象征着光明、力量和权威，牛因有月牙形的角，代表黑暗。
当年最为壮观的觐见厅的中殿原有三十六根石柱，三面门廊各有十二柱，现在有的仅存础石了，有几根却还傲然挺立着。
它们高约二十米，顶端有重达数吨的石雕兽。
由此往东，我们还看到发掘出来的两个百柱大殿的遗迹。
可以想见，整个建筑群在当年是何等雄伟！
中国考古代表团在伊朗访问的日子里，不少伊朗朋友在谈到中伊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时，深情地说：
“我们的交往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他们都谈到阿萨西王朝（中国史籍称之为“安息”）第1次派使节随汉使访问中国的史实。
据中国史书记载，公元前二世纪晚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的副使曾到安息，受到安息国王的隆重接待，国王令二万骑行数千里迎客于东界，随后遣使来中国，并赠以大鸟卵，还派来魔术师。
这是两国交往的开始。
其后，横贯伊朗全境的“丝绸之路”开辟了，经过印度洋和波斯湾的海上交通也发展起来了。
两国之间进行了历史悠久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在德黑兰的装饰艺术博物馆里，中国代表团高兴地发现了这种交流在伊朗艺术上的影响。
展品中有一枚公元十二世纪的铜镜，上绘有云彩，中央有钮，颇具中国铜镜的特色。
伊朗朋友说，在古尔甘地方还发现过两枚仿制的中国汉朝铜镜。
陪同访问的达内什普尔女士曾学习过中国艺术，她在一幅公元十六世纪的伊朗工笔画前停了下来，招呼中国客人说：
“看，这多象中国画呀！”
这幅画上面画的是一个老人在树下休息，树上有鸟，风格酷似中国传统绘画，反映出两国在绘画艺术方面的密切联系。
一天，中国代表团访问雷伊古城遗址后，在当地考古队的宿营地休息，帐篷旁边有一棵大桑树。
伊朗考古队的一位朋友说，伊朗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的方法是从中国传过来的。
据夏鼐团长考证，在古代，丝绸是中国输往波斯的主要商品。
萨珊朝的时候，波斯丝绸业发展很快并有创新，大批地生产自己的织锦，并输往中国。
这种别具一格的织锦引起了中国织工的兴趣，他们按照萨珊式的图案和织法，仿制了“波斯锦”。
中国代表团还参观了伊朗历史最久的伊朗考古博物馆。
这里有一个展览室专门陈列中国的瓷器，其中元代景德镇造的大型青花瓷器珍品多达四十余件。
有些瓷器上刻有伊朗沙法维朝阿巴斯大帝的题记。
最近，伊朗考古工作者又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岛发掘出大量中国瓷器。
曾在霍尔木兹发掘场地工作过的达内什普尔女士说，这些瓷器埋藏很浅，揭开表土，俯拾即是。
她拿出随身带着的一些碎瓷片给我们看，上面有“万福攸同”、“大明年造”等汉字。
伊朗著名考古学家、德黑兰大学文学院院长内加赫班博士在一次谈话中风趣地说：
“在波斯语里，瓷器叫做‘秦尼’，意思是‘中国的’。
现在，不管是那个国家产的瓷器，我们都叫它‘中国的’。”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伊朗的文化也早已传入中国，并有着广泛的影响。
伊朗国家图书馆的一位图书专家兴致勃勃地对来访的中国客人谈起古代中伊两国的文化交流。
他拿出一本十四世纪一位外国旅行家写的游记来，上面写道：
杭州的知府“让他儿子陪同我游览”，“游船上有奏乐的和唱歌的。
所唱的有中国歌、阿拉伯歌、波斯歌”，“主人赞美波斯歌，每次唱波斯歌时，总要让歌者重复几遍”。
这位伊朗朋友非常兴奋地说：
“在六百年前，中国就流行过波斯歌曲，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事情啊！”
这确是不平常的，但有着历史渊源。
自汉代以来，特别是唐代以来，波斯人的足迹遍及中国的中原和沿海各地，甚至有到四川、云南等西南省份的。
他们把波斯文化带到了中国。
10月31日，夏鼐团长在伊朗第6届考古年会上作了《近年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的学术报告，介绍了在中国西部“丝绸之路”沿线和南部沿海发现的许多波斯银币、金银器和波斯锦。
报告还介绍了在西安出土的一位波斯妇女的石刻墓志，是汉文和婆罗钵文合璧的。
据这块墓志记载，这位妇女的汉文姓氏叫“马氏”，她的丈夫叫“苏谅”，是唐朝军队的波斯籍武官。
夏鼐团长的报告受到伊朗考古界的热烈欢迎和重视。
在德黑兰报纸报道这一消息后，连一些不做考古工作的伊朗朋友也向中国代表团索取这份报告和有关图片。
伊朗艺术和文化大臣迈赫达德·帕赫勒博德对中国代表团说：
“自古以来，我们两国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今天，我们希望发展这种历史悠久的联系。”
11月04日晚，中国考古代表团成员乘飞机回国。
他们透过机窗俯瞰万家灯火的德黑兰市，伊朗朋友们赞颂两国悠久的文化联系的话犹在耳边萦回。
如今，联系过中国和伊朗的古代“丝绸之路”，正焕发着新的光彩，变成一条友好交往的新通衢了。
（新华社）（附图片）
这是中国考古代表团团长夏鼐在波斯波利斯的大流士宫殿遗址同伊朗阿契美尼德研究所所长沙赫巴齐博士一起观看这个遗址的平面图。
新华社稿

我驻布隆迪大使离任回国
新华社1977年11月27日讯
布琼布拉消息：
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陈枫11月27日离任回国。
陈枫大使离开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时，布隆迪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马萨博·博纳文图尔到机场送行。

日本地震科学工作者举行学术报告会
新华社东京1977年11月26日电
日本地震科学工作者约四百人从11月21日至23日在京都大学举行一次秋季学术报告会。
这次报告会是由日本地震学会主办的。
到会的大学教授和地震科学研究工作者一百六十多人分别在会上就地球内部结构、地震预测以及地震、海啸史料等方面的问题做了报告，交流了研究成果，其中有些关于地震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日本各界人士的重视。
日本京都大学理学部讲师田中丰等人组成的研究小组，今年05月16日清晨二时三十三分从设置在兵库县生野矿区的一个观测站测出了一次震级为一点一级的微震，并在震前十分钟发现了征兆，从而得出了“即使微震，也有地壳变化的前兆现象”的结论。
田中讲师在谈到这一成果时说：
“微震的频度高，能够取得更多的资料。
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并把它应用于预测大地震，是有可能进行更精确的地震预测的。”
东京大学副教授沟上惠等人组成的研究小组从1964年以来，对和歌山市附近地区的五百次有感地震和数千次微震进行了分析，预测了1968年03月30日在这一地区发生的震级为四点八级的地震。
今年又预测了08月07日在这一地区发生的另一次震级为四点七级的地震。
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力武常次在关于地震前动物的异常现象的报告中说，在发生地震之前，一些动物的异常现象，从科学上来看应该得到重视，这些情况可以弥补地球物理学的不足。
今年05月访问过中国的日本东北大学教授铃木次郎和东京大学助教胁田实11月22日在会上分别做了报告，介绍了中国地震科学的发展情况，热情赞扬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群测群防地震的各项活动。
会上还放映了中国彩色影片《群测群防地震》，受到了日本地震科学工作者的欢迎。

国际简讯
玻利维亚外长访南斯拉夫
应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米·米尼奇的邀请，玻利维亚共和国外交和宗教部长奥斯卡·阿德里亚索拉·巴尔达于11月21日至24日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两国外长“就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特别是就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不结盟政策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玻方强调了同不结盟国家加强联系和合作的兴趣与愿望。
西太平洋区卫生会议结束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初级卫生保健会议11月21日至24日在马尼拉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二十三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
在为期四天的会议上，代表们互相交流了经验。
中国代表徐守仁在11月21日的会议上讲了话。
他介绍了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情况。
中国代表、赤脚医生赵根凤在11月23日的小组会议上介绍了大寨公社培训赤脚医生的经验。
中国代表的介绍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
西班牙加入欧洲委员会
11月24日，西班牙加入了欧洲委员会，成为欧洲委员会的第20个成员国。
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现任主席、意大利外交部长阿纳尔多·福拉尼说，西班牙加入欧洲委员会，对于“我们建设一个联合的欧洲，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据新华社）

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
新华社1977年11月27日讯
据报道，埃及总统萨达特应以色列总理贝京的邀请，11月19日至21日访问了以色列。
访问期间，萨达特总统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会谈，会见了以色列总统卡齐尔、前总理梅厄和其他以色列高级官员，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讲话。
萨达特在讲话中说，他的访问“不是为了在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缔结一项单独协议”，“不是为了寻求局部的和平”，也不是为了就“第3次脱离接触达成一项协议”；
而是“为了我们一起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
萨达特概述和平的基础是：
“结束以色列对自1967年以来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占领”；
“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他们的自决权，包括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
“本地区所有国家有权在自己的安全的、得到保证的边界内和平生活”；
“本地区所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不诉诸武力和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它们的分歧的原则”；
“结束本地区的战争状态”。
据中东社报道，埃及代理外交部长布特罗斯·加利11月23日在开罗约见阿拉伯国家驻埃及大使时强调说，埃及没有改变它的立场和原则，只是在“进行直接对话”来处理问题的方式上有了新的改变。

如此“互相接近”
辛平
苏联的舆论工具正在宣扬说，他们那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正在“互相接近”。
勃列日涅夫以家长式的口吻说，这种“接近的过程，已经确凿无疑地成了一条规律”。
什么是“接近规律”的涵义呢？
勃列日涅夫在谈到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联合成统一的国家时曾说，“对于参加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各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兄弟大家庭”来说，“原则上也是如此”。
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党中央第1书记也模仿着说，如同苏联境内各族人民联合成苏联人民一样，“在经互会范围内的一体化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将要“逐渐形成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共同体”。
说得明明白白，所谓“互相接近”者，无非是要把他们的“兄弟国家”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合并为一个“共同体”。
苏修所说的“接近”计划并非停留在纸上。
他们的确正在把在国内压迫非俄罗斯民族的一套手法照搬到“大家庭”中去。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正在扩展延伸，越出了苏联的国界，为苏联对“大家庭”成员国推行大国霸权主义增添了独特的内容。
举例来说。
“大家庭”国家“接近”一说，正是从苏联国内旨在加紧同化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接近”推广开来的。
苏联官员和宣传家们鼓吹，苏联其他民族同俄罗斯民族“接近”的过程，是苏联“唯一的发展过程”，“是苏联发展民族关系的主要路线”，“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一条规律”。
民族“接近”已经纳入苏联的新宪法。
又如，苏修为在国内推行“民族接近”，制造了不少谎言，说什么苏联人民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具有“统一的”经济、政治基础，“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语言、文化等等。
当然，这各种“统一”，无非是“统一”到大俄罗斯那里去了。
在“大家庭”内，苏修也为它的“接近规律”制造了“基础”，这就是所谓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共同性因素越来越多”云云，甚至为此不惜弹起这些国家的人民有“在遗传学上的血缘关系”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老调。
苏修在经互会内推行的控制、剥削其他国家的政策同它在国内实行的限制非俄罗斯民族独立自主地发展本民族经济的政策并无二致。
在经互会里，苏联的“国际分工”同样是把别国经济变成苏联经济的附庸。
为此，在今年通过的苏联新宪法中，还特意添加了苏联在“大家庭”内“积极参加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条文。
苏修还在鼓吹东欧国家“逐步消除民族经济综合体的界限”，建立“经互会成员国国与国之间的国民经济综合体”，以便同苏联的“国民经济结构相互适应”。
苏修在国内建立了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生产企业“联合公司”垄断制。
在经互会里，也建立起了各种被苏修吹嘘为“最有前途”的“合作形式”的超国家的“国际经济联合公司”，把别国有关工业部门的计划、科研、生产、销售活动纳入自己的“一体化”轨道，甚至准备在此基础上实行“生产高度集中”的、“法律上加以规定的国际所有制”和建立“国际管理机构”，鼓吹“不再按投资份额”向有关国家分配这些社会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的“所得收入”，而要建立起听由苏联支配的“巨额的国际基金”。
他们甚至明目张胆地在边界问题上作文章，一面宣称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失去原来的作用”，“修正这些边界是合理的”；
一面对“大家庭”的“兄弟国家”发出威胁。
苏联边防军政治部主任说：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边界的性质也变化了”。
凡此种种，不难看出：
正象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苏联人民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一样，他们对“大家庭”所鼓吹的国家“接近”，目的就是把“大家庭”里别国的经济和“有限”的主权一概纳入苏联的轨道，建立一个由苏联占有一切、吞并一切、支配一切的殖民大帝国。
（新华社）

敦刻尔克访问记
敦刻尔克，这个法国北部沿海的著名城市，曾经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为欧洲人民写下了不可忘却的历史教训。
最近，记者访问了这个城市。
登上港口码头，遥望对岸的英伦三岛，只见多佛尔海峡白浪滔滔，灰雾茫茫。
多佛尔海峡东北连着北海，西边是英吉利海峡。
敦刻尔克是法国的第3大港，是法国经由海上通往英国和世界各地的重要港口。
敦刻尔克在历史上屡遭战祸，第2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战争的破坏最为严重，至今还遗留着战争的痕迹。
在长达十多公里的海滩上，到处可以看到当年希特勒修筑的碉堡的残迹，就在海滨公园也还残留着一座德国法西斯的大地堡。
人们到海上游泳，有时还可以捞到第2次世界大战中丢失的武器。
在沙丘里，在草丛中，人们散步时还得小心，注意不要碰上当年希特勒飞机扔下的未爆的炸弹。
马洛莱班海岸上有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大纪念碑。
为纪念敦刻尔克战役中死去的法国和盟国军队的战士，人们在碑脚下摆满了鲜艳的花圈。
敦刻尔克市两位副市长韦莱和马克锡梅·拉普拉斯听说记者想了解这段历史，热情地在市政府举行了一次座谈会，邀请当地的记者、历史学家、反法西斯老战士和港口负责人，介绍这一大溃退的经过。
通过具体的介绍，使人深深地感到：
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对希特勒执行绥靖主义政策，同希特勒签订牺牲捷克的慕尼黑协定，幻想以此保住英、法的安全，把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向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造成了敦刻尔克的大溃退，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牺牲。
参加座谈会的《北方之声报》记者塞尔日·布朗克尔曾经专门研究了这一大溃退的历史，并写了一本名叫《可怕的敦刻尔克战斗——1940年05月至06月》的书。
他在座谈会上说，慕尼黑协定后不到两年，即1940年05月10日，希特勒利用英、法两国没有准备的弱点，在西线发动战略性的进攻。
希特勒没有向当时设有马奇诺防线的法国边界地区进行攻击，却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突入，从当时保持中立的比利时打开一个缺口，朝着法国北部展开强大攻势，把慌了手脚的英、法军队吸引到法国北部。
与此同时，希特勒却在暗中集聚大量军队，突破比利时边界，侵占了法国的色当，从法国南部迂回过来，很快打下了阿布维尔，然后把法国军队和英国远征军包围在敦刻尔克一带。
被围困在敦刻尔克的装备精良的英法军队只剩下海路一条可逃。
塞尔日·布朗克尔谈到敦刻尔克撤退的凄惨情景。
“当时，几十万英法军队拥挤在敦刻尔克和往东靠近比利时的狭长沙滩上，天上德国飞机轮番轰炸，地下德国法西斯坦克部队在围攻。
由于希特勒飞机狂轰滥炸，敦刻尔克成了一片火海，街道的建筑物变成了废墟，港口的码头都陷于瘫痪。”
从05月26日开始撤退，到06月04日德军占领敦刻尔克为止，从敦刻尔克撤出的英、法军队共达三十四万人。
这样大量的军队慌忙撤退，弃甲而逃，丢下的几十万吨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都散失在敦刻尔克的市内和海边。
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他的《第2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
“军队归来时，除了步枪、刺刀和几百挺机关枪而外，什么都没有了。”
从希特勒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到攻占敦刻尔克，法国军队死亡、失踪、被俘的人数达三十七万。
在敦刻尔克大溃退以后，希特勒以一百二十个师的兵力，在强大的坦克部队的支援下，横扫法国领土，只用了十天功夫，就于06月14日占领了法国首都巴黎。
敦刻尔克的老一辈人都清楚地知道，张伯伦、达拉第对希特勒退让求和，给法国人民带来多么悲痛和沉重的牺牲。
一个战前有着九千人口的敦刻尔克，在撤退以后只剩下三千人。
敦刻尔克的每个家庭，都在英法军队大溃退时饱尝了苦难。
在到达敦刻尔克的第1天，敦刻尔克港的一家运输公司经理贝尔纳·旺拉开车载记者到当年大撤退的海边，指着长长的海滩说：
“那时候，这样长的海滩，到处是黑压压的撤退的人群。
我那时只有七岁，但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海滩上到处是奔跑躲藏的人群，遍地是丢弃的弹药、武器、汽车和呻吟的伤兵。
我的祖母在往回跑的路上被希特勒飞机炸死，我的母亲也被炸伤。
我和我的弟弟，能够活到今天，是因为我们的士兵救了我们。”
他说：
“现在一想起那幅景象，就感到心酸。
这个悲惨的历史教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我脑中抹去！”
敦刻尔克副市长马克锡梅·拉普拉斯陪同记者参观了敦刻尔克博物馆的一个大厅。
在那里，陈列着介绍1940年英法军队大撤退的巨大模型。
这位年老的副市长指着展品对记者说：
“我们老一代人都记得这个历史。”
他说：
“我们的新的一代，他们不了解当前国际形势，相信什么世界局势缓和的宣传。
现在，非洲处处冲突，背后都有苏联人支持。
苏联人已经公开武装干涉非洲，向红海、地中海、印度洋运送了那么多武器，这是为了缓和吗？
我们不能相信这个缓和。
第2次世界大战前夕，我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结果在希特勒武装进攻面前，没有办法，吃了亏。
我们不能让这个历史重演。
我们为了自卫，应当加强国防，发展我们的常规力量和战略核武器。”
塞尔日·布朗克尔在谈到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历史教训时说：
“为了防止侵略，必须准备打仗。
我们不能相信谈判、条约。……现在有人相信谈判，以为通过谈判可以防止冲突，实现缓和。
但是，我们经历的谈判次数不少，而世界上那里有缓和呢？
两个超级大国都在缓和口号下扩充军备。
我们怎能相信什么谈判、条约？
为了法国的安全，必须进行准备，加强国防力量。”
“那些受过战争苦难的人对当前形势是更敏感的，他们不愿意灾难的历史重演。”
这是当年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位领导人梅尔塞尔·萨伊深有感触的话。
他参加过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兰西运动，曾经在法国地下游击队里同德国法西斯进行过多年战斗。
他在家里接见记者时谈到当前的欧洲形势，指出现在的形势同三十年代有着类似的地方。
他说：
“现在苏联人天天谈缓和，同希特勒在三十年代高唱和平，不是很相似吗？
今天的欧洲那里有缓和？
苏联在东欧，驻扎那么多军队，在非洲指使古巴人打仗，想要切断欧洲的海上通道，占据非洲的战略资源。
苏联的常规部队早已超过西方，同时拚命发展战略核导弹。
苏联人这样做，不是为了打仗，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不相信缓和的存在。
我认为苏联人表面上在大讲缓和，实际上在准备战争。
法国受过战争苦难的人们，都主张加强自己的国防，对付苏联的威胁，以免灾难的历史再发生。”
在马洛莱班的海滩上，记者遇见一位老人，他是一位退休的上校，曾经跟随戴高乐将军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
他说：
“欧洲人要提高警惕，做好战争准备，加强国防建设，防止苏联侵略。
这样的说法有道理，符合欧洲的现实。
但是，法国有些人看不到苏联的威胁，说苏联不会侵略我们。
我在第2次世界大战前，也听到有人说希特勒不会进攻法国，法国不必准备打仗。
现在有些法国人不同意法国增加国防预算，甚至要法国去裁军，取消法国的独立核力量。
对于这些人来说，需要回顾一下敦刻尔克撤退的历史。”
这位退休上校所说的话，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没有忘怀张伯伦、达拉第绥靖主义给法国带来的苦头、没有忘怀敦刻尔克大溃退的悲惨遭遇的法国不允许三十年代历史重演。
许许多多有识之士正面对今天的严峻现实，指出绥靖主义的严重危害性，要求人们不能再对法国的防务和独立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新华社记者　陈　迹（附图片）
这是1940年05月26日，英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时在沙滩上等候上船的情景。
　新华社发

联大通过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
重申以色列必须撤出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11月26日电联合国大会就“中东局势”进行四天辩论后，于11月25日通过一项决议。
决议重申以色列不撤出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得不到他们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中东的公正和持久和平就不可能实现。
决议再次要求早日召开由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各有关方面以平等地位参加的中东和平会议。
埃及代表艾哈迈德·伊斯马特·阿卜杜勒·马吉德说，埃及正在寻求的是整个中东地区的公正的和平，而不是一种不计任何代价的和平，也不是一项单方面的和平协定。
埃及寻求的是能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和交还阿拉伯国家被占领土的那种和平。
他说，在被占领和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情况下，中东的公正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
叙利亚代表穆阿法克·阿拉夫谴责了以色列的扩张政策。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扎赫迪·拉比卜·特齐说中东问题只有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得到履行，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解决和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得到恢复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解决。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阿里·哈米丹强调阿拉伯加强团结和联合斗争解决中东问题。
中国没有参加投票。
中国代表赖亚力在发言中表示赞成决议草案中有关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要求以色列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去，要求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等项内容。
他重申：
“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收复失地和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
他说，中东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要依靠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共同对敌，才能实现。

阿根廷和乌拉圭海军领导人强调
保卫海洋权益　反对大国扩张
新华社1977年11月26日讯
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
阿根廷海军总参谋长阿曼多·兰布鲁希尼海军中将，11月24日在阿根廷一九七七海军年结束的集会上说：
“我们有坚定的决心最终地保卫我们的财产和主权不受到任何征服，世界已经成为这一决心的见证人。
在我国管辖水域内捕获海盗就证明了这种信念。
如果有人企图以任何形式、内容或动机的做法或行为损害我们的民族，危害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根基，我们就要表现出这种信念，需要多少次就表现多少次。”
前已报道，苏联海盗渔船今年09月和10月曾多次侵入阿根廷二百海里水域，其中七艘已被阿根廷海军捕获。
阿根廷当局对这些海盗渔船的船长进行了审讯，其中一艘在交出满仓冻鱼和鱼粉后已于11月初离开阿根廷，其余数艘仍在受审。
新华社讯
蒙得维的亚消息：
乌拉圭海军司令乌戈·马克斯中将最近指出，面临某些大国的扩张，南美洲国家的海军应该联合起来保卫领海。
马克斯海军中将在纪念乌拉圭海军建军一百六十周年的仪式上说，“我们遭受着经济侵略，领海不断受到侵犯”。
他强调指出，保卫各国安全是“所有美洲人的责任”。
他呼吁南美的海军“真正、有效地联合在一起”，以对付“那些需要地盘来施展和增强它们实力的大国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