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
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
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也要妥善安排。
少数人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
“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同时，我们的同志，尤其是受过审查的同志，一定要注意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山东提前完成全年原煤生产计划
乌达矿务局原煤生产达历史最好水平
据新华社济南1977年11月26日电
山东省已提前四十三天完成今年原煤生产计划，原煤产量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十一点八。
在此之前，开拓进尺已提前六十二天完成全年国家计划。
洗精煤产量和掘进总进尺，到11月18日已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其它经济技术指标也完成得比较好。
山东省煤炭战线形势大好，是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胜利成果。
前几年，山东省煤炭战线不断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生产连年增长。
粉碎“四人帮”后，各局、矿党委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
过去深受“四人帮”祸害的枣庄、临沂两个矿务局，经过深入揭批“四人帮”，大大调动了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枣庄矿务局一至10月份平均日产达到一万九千多吨，每天比计划多产煤一千吨以上，实现了高产稳产。
临沂矿务局实现采掘双丰收，原煤产量和开拓进尺都已提前完成全年国家计划。
淄博矿务局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使全局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步步深入，原煤产量月月超额。
在薄煤层的困难条件下，今年前十个月，全局共超产原煤五十多万吨。
今年以来，山东省煤炭战线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
大批采掘区队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创水平、闹翻番，取得了显著成果。
今年头十个月，全省煤炭战线共有二百一十五个采掘区队达到了煤炭部规定的上“纲要”的标准，并刷新了七项全国最高纪录。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977年11月26日电 全国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内蒙古乌达矿务局原煤生产、开拓进尺、洗精煤生产分别提前四十二天到五十三天完成了全年计划。
原煤产量、工作面单产、坑木消耗、吨煤成本和上交利润等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都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有的达到或接近全国先进水平。
今年前十个月，全局上交国家利润一千零二十二万元，为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点五。
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乌达矿务局党委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以大庆、开滦、煤炭战线十面红旗为榜样，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建设一支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技术上都过得硬的队伍。
为了加强生产第1线，矿务局采取切实措施压缩非生产人员，充实井下劳动力。
目前全局基本上做到了一线满员，二线精干。

常州市纺织工业局上了《光荣册》后认真找差距
领导带头深入基层　推动工业学大庆运动
据新华社南京1977年11月26日电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常州市纺织工业局上了《光荣册》，被列为全国学大庆先进集体之一。
局革委会主任沈达人从北京一回到机关，就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议，传达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同时谈了自己到大庆学习的体会。
他说：
“我们局上了《光荣册》，不等于说工作已经做得百分之百的好了。
红旗扛回家，不等于说革命已经到头了。
我们绝不能躺在光荣簿上，围着红旗看，而是要高举红旗继续革命向前干。”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局干部在讨论如何继续革命向前干时，许多同志指出，纺织工业局机关必须向大庆各级领导部门学习。
他们以大庆党委为榜样，认真找差距，制订出机关革命化的措施。
过去，这个局和许多领导机关一样，会议多，干部忙于事务，深入基层少；
如今局领导下决心精简会议，能不开的会坚决不开，能开小会的就不开大会，能到下面开的会就不在上面开，领导干部带头下基层，和工人实行“三同”，蹲点抓面，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今年07月的一天，一位局领导带领计划、物资、财务、技术、设备、基建等有关干部，组成下厂工作组，来到常州第4印染厂，和厂里的干部、工人重点讨论了如何加快印染工艺革命的问题。
这个厂当时正在制造一台新型轧染机，试车时发现风口漏气，急需添置一批设备才能解决。
工作组经过现场了解，当即决定厂里自力更生解决一部分，其余部分由局里组织有关工厂会战解决。
问题解决得这样快，使这个厂的干部、工人受到很大鼓舞，他们决心继续大干，争取早日拿出成果来。
这次下厂工作组用了二十多天时间，跑遍全系统的三十九个单位，使许多问题都是这样在现场得到解决，有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他们就记下来带回局里统一研究，分别轻重缓急，逐个加以解决。
常州纺织工业局机关干部在深入基层的时候，很注意总结推广群众中的先进经验，用以指导全局的工作。
这个局的生产组一位副组长到常州国棉二厂劳动，发现厂里的岗位劳动竞赛搞得很好。
全厂围绕以万米无疵布为目标，把前后道工序的六十三个工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全都组织起来，开展了二十六种形式的岗位竞赛，前道工序为后道工序服务，保全保养工为运转工服务，科室为车间服务，后勤部门为生产部门服务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蔚然成风。
生产计划完成得非常出色，上半年棉纱、棉布的产量和质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这位同志回机关后，立即向局领导作了汇报，局领导亲自来到这个厂总结经验，并在07月初召开了现场会，推广这个厂开展岗位劳动竞赛的经验。
不久，全市纺织工业系统普遍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岗位竞赛，纺织工人们在这场竞赛中提高了技术水平，产量上升，产品质量明显提高。

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
本报评论员
本报10月07日发表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引起了强烈反应。
许多干部、党员、群众来信，热情赞扬这篇文章密切联系实际，宣传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贯彻了十一大的精神，表达了华主席、党中央对广大干部的关怀和爱护。
许多来信愤怒地揭发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破坏文化大革命、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罪行，并批评了有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有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等不负责任的现象，同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要求贯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我们认为，多数读者来信的观点是正确的，要求是合理的。
今天，我们选登几封来信（见第2版）。
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针对“四人帮”对干部政策的破坏及其造成的严重恶果，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
“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
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
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也要妥善安排。
少数人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
‘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华主席的英明指示代表了党中央对广大革命干部的关心和爱护，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政治路线，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在党的十一大政治路线推动下，很多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党委领导机关，已经把落实干部政策提到了党委议事日程上来，加强了对组织部门的领导；
有的党委还对组织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积极解决过去审干中遗留的某些问题，使长年没有分配工作的同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当前落实干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的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党委，没有认真贯彻十一大的政治路线，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没有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以致帮派体系的一些骨干分子还在暗中活动，欺上压下，阻碍运动向纵深发展，拖延给干部作出审查结论和分配工作，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
“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明目张胆地颠倒敌我关系，对广大革命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党的干部政策问题上，他们诬蔑落实干部政策是“举逸民”、“请隐士”、“搞复辟”、“刮右倾翻案风”，等等。
他们干扰、破坏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对党的干部队伍造成的损失和危害，超过了党的历史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
对于“四人帮”在干部问题上的流毒，决不能估计轻了。
在“四人帮”影响很深的单位，落实干部政策和阻挠落实干部政策斗争的严重性，决不能估计低了。
有的同志跟“四人帮”并没有组织上的直接联系，但是，他们的思想受“四人帮”的毒害很深，“帮气”很重。
他们对一些没有作出审查结论的同志，依然抓住一些枝节问题不放，即使形势所迫，不得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了，也总要想方设法弄个借口，在结论上写上或保留这样那样不符合实际的东西。
对于需要甄别的结论和需要处理的积案，他们总是不愿意动手解决。
那些“帮气”很重的同志不是按照党的政策和党性原则对待干部工作，而是从维护帮派或个人的地位和威信出发，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完全抛在一边，阻碍了干部政策的落实。
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过程中，遇到已经作了错误结论的怎么办？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真正错了的，必须坚决纠正过来。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原则。
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过程中，凡是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都应当保留，决不能“一风吹”；
一切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即使是一个“尾巴”也不能保留。
有的地区和单位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认为错误结论是“前任首长批的，现任无权过问”，为了维护“前任首长”的威信，明明弄错了，也不下决心予以纠正，对那些不实之词和虚假材料也不肯推翻。
这种做法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做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
“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
领导机关的威信，或者“前任首长”的威信，决不是靠文过饰非所能建立起来的。
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敢于承认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
只有这样，才算是严肃认真、对党负责，才能取得群众的谅解，真正建立起威信。
我们处理干部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坚决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有些同志的问题，经过多年调查没有查清，再拖仍然不易查清，怎么办？
对于这类问题的处理，同样要相信和依靠群众。
只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在干部问题上的流毒的时候，把受审查干部的材料和问题交给群众，发动群众讨论，就会作出比较适当的结论。
对于确实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完全破坏了这一原则，对于反对、抵制他们的人，动不动就是“双开除”，踢出党和干部队伍，这是党的政策所不容许的。
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将功赎罪的机会。
另一方面，对于受审查的干部要加强教育。
应当认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场广泛深入的整党、审干运动。
经过文化大革命，清理了阶级队伍，挖出了坏人，取得了很大成绩，也使一些同志长期没有结论的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的结论，放下了包袱，专心致志地为社会主义工作。
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一些同志作了错误的结论，这主要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破坏造成的，不能归罪于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更不应追究个人的责任，造成同志之间的不团结。
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们有些同志受了迫害，吃了“苦头”，应把这笔帐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
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只能激起我们更加坚定地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意气风发地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党的干部工作是一项十分严肃、十分细致的工作，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不仅关系到许多干部的政治生命和工作，也涉及他们的亲属、子女，涉及与之相关联的一批人。
这些问题从长远和整体上来看，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很大。
现在为什么上访者和上诉信很多，主要原因就是有些人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和明确的回答。
怕麻烦是不行的，我们应该耐心细致地处理每一个干部的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到了党的组织部门，就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感到十分温暖、十分亲切。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破坏，一些组织部门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控制下，干了不少坏事，把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全破坏了。
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彻底纠正这种状况，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发扬光大。
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是揭批“四人帮”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环节。
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对组织部门的领导，在需要加强的地方，应该选择党性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坚持原则并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去充实、加强组织部门的工作，特别是要选择这样的同志担任这些部门的领导职务。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贯彻十一大政治路线，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民航一○二厂生产蒸蒸日上
据新华社讯
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民航一○二厂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生产蒸蒸日上。
全厂已经提前五十二天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也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民航一○二厂担负着翻修国产飞机和制造机动客梯车的任务。
去年，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这个厂的生产处于半停产状态，企业亏损严重，甚至靠贷款过日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厂党委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厂党委还狠抓了企业管理，建立和健全了岗位责任制。
目前，大修每架飞机的平均成本比去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九点三。
这个厂10月份转亏为盈，甩掉了长期亏损的帽子。

邓颖超副委员长离京赴伊朗访问
李先念副总理，吴德、乌兰夫副委员长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1977年11月26日讯
应伊朗王国政府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中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伊朗进行友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乌兰夫，秘书长姬鹏飞，外交部长黄华，人大常委会委员康克清、廖承志、季方、罗叔章，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副主任王伏林，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等。
伊朗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拉加布萨德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随同邓颖超副委员长前往伊朗访问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等。
（附图片）
右图：
邓颖超副委员长离京时，李先念副总理，吴德、乌兰夫副委员长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记者摄

不能无动于衷编辑同志：
读了10月07日发表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深受感动。
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化，它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大以后，很多单位已经把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提到党委议事日程上来了，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正在逐步纠正过来。
但是，也有些单位对此仍无动于衷，应该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过去给干部作的错误结论不予纠正。
他们有种种“理由”：
“前任首长批的，现任无权过问。”
这令人信服吗？
“前任首长”批的就保证都不错吗？
如果错了，就应当纠正。
为着维护“前任首长”的威信不去纠正错误，这不能真正维护他的威信。
如果以“前任首长”批的作挡箭牌，坚持错误，那更不对。
“已经定了的案不能再翻。”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已经定了的错误的结论不纠正，不推翻，这符合党的原则吗？
符合毛主席、华主席的指示吗？
“处理时有材料根据，可以不再过问。”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过去有的人在审查干部时，在干部档案中塞进虚假材料，这些应当推翻，如果仍然以这些虚假材料作根据，党的干部政策怎么能真正落实？
曾纪鹏

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编辑同志：
你报10月07日发表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表达了华主席、党中央对广大干部的关心和爱护，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
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许多是非完全被颠倒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很难讲清。
本来对的，受到批判，本来错的却被推崇。
打倒了“四人帮”，被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要纠正过来。
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要给予昭雪，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许多单位已经这样做了。
但是，也还有些单位没有完全这样做。
有些同志的错误的结论是当时的所谓“组织”作出的，可是今天这些组织还是由原来的那些人所掌握，他们那会痛痛快快重新作出结论呢？
比如，所谓宣扬“唯生产力论”仍被当作罪行写在一些同志的结论上。
我建议，报上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来澄清是非，从而推动那些做组织工作的同志迅速转变立场。
　读者　陈敖达

揭穿“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
蔡若虹
教育部大批判组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一文中，郑重宣布了被“四人帮”封锁多年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我读了以后思潮起伏，联想不少。
“四人帮”为什么要封锁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呢？
就因为毛主席的指示驳斥了“黑线专政”论，明确指出对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这和“四人帮”捏造的“两个估计”是完全对立的。
毛主席这个光辉指示的精神能不能用到十七年的文艺战线上来呢？
我觉得我们文艺界的同志应当把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具体情况认真回忆一下，我自己初步想起了下面的一些事情。
毛主席在1963年和1964年对文学艺术工作作了两次重要批示，毛主席指出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严厉批评了文艺工作特别是一些协会工作中的错误，给我们及时地敲了警钟。
这些教训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要牢牢记取的。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我清算自己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工作中的错误的时候，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错误，是没有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发动和组织美术工作者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这是一个祸根，使得我们的工作，在有些方面，受到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美术创作没有出现较多较好的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品，就是从这条根子上来的。
但是，美协工作中有错误，并不等于全国各地美术工作都有错误。
据我亲身目击，我们有好几个地方分会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所以他们那一地区的作品也很出色，这是能够拿出许多具体事实来作证的。
我自己当时虽然头脑不清楚，可是1965年初听见刘少奇说“你们今后下乡，可以在小汽车上吃饭和睡觉”的时候，还是大吃一惊，觉得这真正是奇谈怪论。
我们美协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听见别的协会做过这样的事情。
由此可见，十七年来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文艺界的干扰和破坏，就从美协工作的要害部分来说，也并没有完全得逞。
“四人帮”把十七年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夸大为“黑线专政”，其目的就是故意抹煞毛主席的红线的主导地位，以便于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文化革命旗手”。
他们在文艺界推销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却碰到了很大的障碍，因为十七年来，文艺界有不少的优秀文艺作品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之下诞生的，这些作品说明了十七年的文艺界红线占主导地位。
而且，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又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是广大工农兵所赞许的。
那么怎么办呢？
专门搞阴谋诡计的“四人帮”就定出两条诡计：
一条是把一些优秀文艺作品说成是毒草，把它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另一条就是死皮赖脸地把一些优秀文艺作品抢过去据为己有，胡说它是在江青的“呕心沥血”之下培养起来的。
他们用“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刀子乱砍乱杀，就是要扼杀文化大革命前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把自己装扮成开创“文艺新纪元”的元勋。
文化部关于八个革命现代戏的调查报告，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他们搞后一条诡计的事实真象。
其实，被野心家江青所掠夺的，哪里仅仅是八个戏呢？
她的黑手也伸到美术界来了。
1966年02月她在炮制“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就把美术创作中曾经有很大影响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和几个著名的革命现代戏并列地摆在一起。
当时我们还以为她是尊重群众意见，表扬我们的美术创作。
直到“四人帮”垮台，当我看见美术馆一个工作人员写的一张大字报以后，我才恍然大悟。
这张大字报是揭发江青1974年10月27日在美术馆看画时的丑恶表演，其中有一些是记录江青当时说的话。
江青说：
“《收租院》是我让他（指蔡若虹）搞的才搞出来，我记他一功。”
这真是白天见鬼！
她什么时候让我搞过《收租院》呢？
四川的雕塑工作者创作《收租院》，是在1963年就开始酝酿了。
作品的全部完成是在1965年，拿到北京来复制和展出，是1965年冬和1966年初。
在这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既没有接到任何“圣旨”要我搞《收租院》，也没有同四川的雕塑工作者发生过工作上的接触，为什么硬要给我记上一功呢？
看来，江青一伙是把说谎当饭吃的，如果有一天不说谎，他们就活不下去。
我很快就明白了，所谓“记他一功”，不过是变戏法者在舞台上玩弄的一个假动作，目的是把观众的眼光引渡到“《收租院》是江青搞出来的”这个重要目标上去。
这种手法，和江青把《红灯记》掠为己有的手法比较一下，当然文明得多，巧妙得多（为了掠夺《红灯记》，江青把原剧的编导打成反革命），真是戏法天天在变，各有巧妙不同。
我无功受奖，岂不是天大的幸运！
可是我看了这张大字报之后非常气愤，因为她利用了我的工作职位，并且想用给我记功的办法封住我嘴，我是被真正的黑线——“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专了一次政！
我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都来揭发，都来揭穿这个“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的大阴谋，把它作为文艺界揭批“四人帮”运动第3战役的中心问题，批深批透！

炮制“黑线专政”论是为了实行法西斯专政
冯牧
叛徒江青勾结野心家、卖国贼林彪所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现在已经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都会用发自内心的欢呼来迎接这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斗。
我完全同意前面几位同志的充满革命激情和阶级义愤的发言。
“文艺黑线专政”论，不仅是“四人帮”在文艺上一系列反革命谬说当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而且是为实现他们的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服务的。
事实难道不已经很清楚了吗？
正是从这个政治上反动透顶、理论上荒谬绝伦的“黑线专政”论开始，“四人帮”首先从文艺战线，然后连类而扩展到其他战线，向党和人民展开了猖狂的进攻。
“四人帮”把我国的整个文艺领域说成是漆黑一团，把我国自“五四”以来的全部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荣历史说成是一片空白，这难道仅仅是出于他们对于革命文艺的仇视吗？
当然不是。
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想借此一箭双雕地达到两个目的：
一方面，把我们的文艺战线和其他战线说成是都被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专了政，这样，我们的国家就成了一片“黑线专政”的国土；
在这个国家里，不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且共产党的领导也已经被一个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领导所取代。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党，难道不需要“改朝换代”吗？
另一方面，他们这样作，又可以同时起到一种篡改历史、编造历史的作用。
我们都还记得，这帮家伙早从1966年起，就已经在象“造神”似地任意描绘和塑造着自己的形象了。
本来是一伙无恶不作的歹徒，可在他们自己的口中和笔下，都变成了文艺革命的主将和前驱。
叛徒江青在口涎四射地咒骂着“文艺黑线专政”、一部革命文艺史只是从她才开始了“新纪元”的时候，竟然一再地向国内外编造着这样的神话：
这个专横愚蠢而又卑鄙的野心家，不但在建国以后是文艺革命的“旗手”，而且早在三十年代，她就已经是我国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的唯一战友了。
难道还有比这更荒诞、更无耻的谎言吗？
如果江青一伙所编造的大量神话，在一定的时期还可以蒙骗一些不懂历史、不知世事的青年的话，那么，时至今日，事情的真象和实质就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他们大喊大叫地抛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其最终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鸣锣开道，大造舆论。
这伙野心家很懂得舆论的重要性。
他们的信条是：
要夺取政权首先就要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只有乱中才能使自己的阴谋得逞。
因此，要彻底粉碎这个反动透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首先就需要在一切文艺领域里还事实以本来的真面目，把被“四人帮”颠倒了、涂黑了的历史再纠正过来。
这是摆在我们每个革命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
“四人帮”在文艺上制造的弥天大谎之一，是把新中国建立后的文艺发展史，说成是一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的发展史，一部无产阶级终于被专了政的失败史。
他们说，我国自“五四”以来就已经形成、在革命战争期间逐渐成长壮大的革命文艺队伍，不是烂掉了、叛变了，就是掉队了，已经变成了一支修正主义的文艺队伍。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在历次文艺斗争中从来没有取得过任何胜利。
不言而喻，毛主席在十七年当中所作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一切指示，也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作用。
一句话，解放后的十七年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处在一败涂地的地位；
在文艺领域中，到处是一片黑暗，群魔乱舞，只有江青这位自封的旗手挥戈上阵以后，才开始出现一线光明，我国的革命文艺才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期”。
但是，这些在“四害”横行的年月里曾经被鼓吹得令人震耳欲聋、被涂抹得使人眼花目眩的语言，曾几何时，现在是连十几岁的学生都已经明白：
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堆令人作呕的政治垃圾和无耻的谰言而已。
一个十分清楚确定、无可辩驳的事实是：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确实对文艺战线有过破坏和侵袭，而且在六十年代的某些部门（如象毛主席批评过的戏剧部门）表现得也的确很严重，但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艺战线却始终没有占过主导地位，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专政”。
在解放前的年代里，不论在解放区或者在国统区，我们什么时候曾经有过如此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他们当中既包括了老一辈的革命作家和艺术家、来自广大解放区的用毛主席文艺思想武装起来的文艺战士，也包括了在社会主义三大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文艺新军），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进行着辛勤的劳动和创作？
而就文艺创作成果来说，尽管在某些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些坏戏、坏小说；
但是，要想列举一大批为广大人民所欢迎、在社会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优秀作品，难道是很困难的事情吗？
为了说明问题，我想列举一两件也许是人所共知的事例。
一年以来，我们看到有几十部曾被“四人帮”判处死刑的电影又重见天日了，其中有些影片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当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我曾经听到一个青年颇为惊讶地问道：
“在黑线专政时期，怎么会拍出这么多好影片？”
对这个问题，我没作正面回答，只是告诉他说：
现在他看到的这些影片，只不过是十七年当中所拍摄的几百部故事影片中的一小部分；
当然也有毒草影片，但那也只占其中极少的一部分。
我们还可以举文学创作为例。
在十七年当中，我们曾经读到过成百部长篇和短篇小说集，在这些作品中，有一大批曾经被一再重印，成为广大读者所深深喜爱的作品，甚至被人视为生活的教科书。
这些作品，在极其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生活和社会生活。
它们尽管被“四人帮”贴上了封条，却仍然在人们手中秘密地流传着，从未中断地在广大群众中发挥着巨大的教育作用。
但是，“四人帮”把这一切文艺成果（其中也包括后来被他们掠为己有的一批革命现代戏在内），连同毛主席的光辉批示，都丧心病狂地一笔勾销了。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现在看来很简单：
因为他们如果允许这些优秀作品继续生存下去，继续发挥其“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他们的阴谋文艺，就不会有多少市场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四人帮”把“文艺黑线专政”论视为他们反革命阴谋的理论支柱的主要原因。
只要挥舞起“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根大棒，就可以把一切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连同他们的革命作品扫荡净尽。
他们不光在口头上宣扬“空白”论，而且要在行动上制造空白区。
然后，他们才可以高枕无忧地大搞他们的《反击》式的阴谋文艺，才能把文艺变成他们的驯服工具和得力武器，才能借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的反革命迷梦。
归根结底，“四人帮”炮制和推行“黑线专政”论，是为了实行法西斯专政。

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编辑同志：
读了你报10月07日发表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我们感到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格外亲切。
确实，这些年来，“四人帮”肆意破坏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把许多是非弄颠倒了。
他们在关于干部队伍的估计、干部标准、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以及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等一系列问题上，对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歪曲和篡改。
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大肆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对他们帮派中的人一律加以重用。
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四人帮”被打倒了，但“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不是一下子就消除得了的。
文章中指出，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我们对此深有感受。
至今，有些同志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仍然认识不足，有的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同程度地受了“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充分认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极右实质，在思想感情上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
我们坚信：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会纠正过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干部政策一定会全面落实，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定会发扬光大。
蔡文正、徐雯华、余鹤官

这种说法不对编辑同志：
读了你报10月07日刊登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我们非常激动。
文章阐明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批判了“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干部路线和政策的罪行，同时也分析了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希望你们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就我们所知，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上，有的单位还存在一些阻力，有的负责干部工作的同志还有一些模糊认识。
有的说：
“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任务重，顾不上安排这个工作。”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正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一环。
迅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对可以工作的干部分配适当工作，这不是更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吗？
“问题复杂，慢慢来。”
这种说法也不对。
落实干部政策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应当认真、细致地来办。
不少干部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审查，应该尽快作出结论。
对落实干部政策采取拖的同志，往往是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有思想顾虑，他们不敢推翻错误的结论，怕伤“面子”，所以借口“复杂”，长期拖下去，对同志采取不负责的态度。
上述论点对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是极不利的，它直接或间接阻碍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展。
持有这些看法的同志，应当充分认识“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干部路线的罪行，充分认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性，真正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党的组织部门就象干部的家一样，广大党员、干部对它极为信任。
但近几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些做组织工作的同志，官架子大，严重脱离群众，影响了党和广大干部的联系。
希望党报大力表扬那些坚持原则、办事公道、对党的干部的政治生命认真负责的做组织工作的同志。
忠东等三人

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编辑同志：
10月0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得到广大群众、革命干部的热烈拥护。
大家一致认为，文章说出了广大群众的心里话，中央对下边的情况很清楚。
现在，有的单位还由“四人帮”安插的黑钉子把持着组织人事部门，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阻力还很大。
我听到一些党外人士说：
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坚决相信，坚决拥护。
但是我们离得太远，见不到，望不见。
县官不如现管。
有些人对落实党的政策还抱着观看的态度。
因此，要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首先要落实干部政策。
而实现这一指示，首先要清理一些组织人事部门。
内蒙古东胜卜江小海子公社一读者

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生即将走上工作岗位
新华社讯
中央民族学院一批少数民族应届毕业生即将奔赴祖国边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这批学员共七百六十二名，包括四十三个民族成分，分别来自新疆、内蒙古、西藏、黑龙江和云南等地，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牧）和翻身农奴（奴隶）的子女。
在校期间，他们学习了本专业的课程和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以及党的民族政策和党的十一大文件，开展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在这批学员毕业之前，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曾经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和他们一起照了像，使他们受到极大鼓舞。
各族学员满怀革命豪情，正准备到祖国边疆去，为贯彻执行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本世纪内把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央民族学院从1951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培养出一万一千多名各民族干部。
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为增强祖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发展民族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为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
吉林省下乡知识青年　千杰
我是朝鲜族下乡知识青年，1968年到汪清县双河公社和信大队插队落户。
十年来，在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培养教育下，我坚持参加农业科学技术的实验活动，为实现农业“四化”做了一些工作，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和赞扬。
1971年，大队开始试制九二○农药。
培养二级菌种，要在二十八度的恒温下工作。
我们使用的摇床，是用手工操作，需要三个人，分成三班，夜以继日地干，每天累得汗流满面，农药产量低、药效差。
我决心改革设备。
在大家的帮助下，经过多次试验，做成了一个电磁铁自动摇床，只要一通电，摇床就以一定的频率上下震动。
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做成了装有电子管温度自动控制器的恒温箱，把电磁铁摇床放在恒温箱里，实现了生产九二○农药自动化。
这样，不仅提高了农药的质量，而且产量翻了一番。
这次实验使我体会到，知识青年只要虚心学习，努力钻研，刻苦实践，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是能够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1974年春天，大队党支部制订了新的规划，决定扩大水田面积，把山坡上十七垧旱田改成水田。
这就需要修建一座电灌站，把水引上山坡。
电灌站需要专人开关电闸，控制水位，检查机械，排除故障。
我琢磨，能不能搞一个自动控制器，代替人工管理？
党支部很支持我，要我依靠群众，大胆实践。
我走到贫下中农中间去，反复调查研究，掌握水田灌水规律。
我利用半导体怕光怕热的特性，改装了两个普通的三极管，制成光电控制器。
我还运用水可以导电的原理，做成水位控制器、晴雨控制器。
现在，只要一推上电闸，电灌站就可以自动工作。
早晨太阳一出来，它就开始灌水；
天一摸黑，它会自动停止灌溉；
下雨时，它就停止工作；
雨过天晴，它又开始灌水；
田里水多了，它会停止放水；
水少了，它就把水送到田里。
万一电机和水泵发生故障，它能自动切断电源，停止灌水，并且立即发出报警信号。
电灌站自动控制器使用后，稻田里的用水量基本上保持稳定，不但节约了用电用水，每年还节省一百三十多个劳动工。
我们大队有一个参场，在离屯子四十多里的深山沟里，有六位老人，常年住在那里养参种地。
参场没有电，一到晚上，老人们生活、学习、劳动都不方便。
我想在参场附近修建一座小水电站，得到党支部的大力支持。
我们在县农机局的仓库里找了一个报废的水轮泵，给它改装加工好。
在贫下中农的协助下，只用五天的时间，小水电站就建成了，总共才花十五元。
当电站发电时，老人们高兴得又唱又跳。
1975年，在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我又试制成功铝线多用电焊机，解决了大队农机具维修的困难。
过去，由于没有电焊机，农机具掉了一个齿，裂了一条缝，都得跑到公社或镇上去焊接，既影响生产，又浪费资金。
现在大队机械零件坏了，基本上不用出队修理；
贫下中农的农具坏了，象叉子掉了一个齿，铁锹裂了缝，修理也非常方便。
我在学校里学了一些文化科学知识。
然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对文化科学知识的要求是无限的。
只有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努力实践，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几年来，我一直坚持为革命学文化，学科学。
我不仅坚持学习科技的基础知识，而且注意实践。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我也毫不动摇，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广州市第29中学开展科技小组活动。
无线电爱好者聚精会神研究收音机线路。
　新华社记者摄

对外友协、中阿友协举行招待会
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三周年
王震副总理等出席
新华社1977年11月26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协会今天举行招待会，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三周年。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出席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在北京的阿尔巴尼亚专家、留学生等。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外贸部副部长郑义山，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

我国制成成套原油自动计量装置
我国自制的成套原油自动计量装置，最近在大庆油田正式投产使用。
在这套装置的总控制室里，人们能从仪表盘的荧光数字管上观察到原油通过计量装置时的流量等各种数据显示。
经过电子计算机对这些数据进行运算，就可以测得通过大口径管道输送出去的原油的体积、密度、含水量和重量等八个参数。
打字机随即将这些参数自动打在纸上。
单机调试和配套运行都达到设计要求，质量良好，其中用于标定流量计的标准体积管的主要技术性能，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把后勤保障送到科研第1线
解放军某常规武器试验场后勤人员为武器研究和试验作出贡献
人民解放军某常规武器试验场后勤人员，发扬我军后勤工作的光荣传统，几年来坚持把后勤保障工作做到科研第1线，为武器的研究和试验做出了很大贡献。
总后勤部党委在最近召开的科学大会上，号召后勤战线上的广大指战员向他们学习。
搞好后勤工作，是发展科学事业的重要保障。
就这个试验场的场地勤务来说，每进行一次武器试验，后勤人员就要分散到几百平方公里的广阔场区，逐段地进行人畜清场、警戒、修路，还要在小河上架桥，大河上摆渡；
火炮射击后，还要四处找炮弹、挖残骸，最后还要把这些炮弹、残骸送到试验室。
面对这些繁忙而又平凡的任务，全场后勤保障部门的干部战士和革命职工，都以“保证前线胜利”作为自己的工作标准，一丝不苟地去完成。
仅有二十多个人的器材科，每年跑遍祖国大江南北，为试验定购、采买大大小小七千多个品种的器材和物资，从火炮弹药、各种测试仪器，到扳手螺丝刀，都要购买齐备，还要负责常年的保管和发放。
为了保证试验的需要，他们平时深入到各个试验部门了解试验需要，早订计划，早定购，早采买；
如果试验过程中临时提出需要某种器材，他们即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为试验部门想法办到。
试验保障所的木工房，只有两位工人师傅和六名战士。
当一项重要试验需要在一片水洼沼泽地里竖立高大的铝质靶时，他们迅速制作好靶架，冒着隆冬严寒，又亲自下到刺骨的冰水里，用肩扛手扶竖靶子。
在这个试验场，广大后勤人员都甘当“无名英雄”，满腔热情地为试验第1线服务。
食堂炊事员坚持做到“热菜、热饭、热心肠”，把饭菜送到阵地；
财务人员考虑到驻地分散，坚持走出办公室，深入到各个科、室报销各种费用，使科研人员节省了许多时间。
汽车连的战士们也努力当好科研的好后勤。
后勤保障系统的同志们，努力学习有关科学技术，不断总结试验规律，使后勤保障工作更好地适应科学实验的需要。

新跃仪表厂制成一批大型精密仪器
上海新跃仪表厂的科技人员积极研制大型精密科学仪器，在为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提供先进装备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近几年来，这个厂先后研制成功八十万倍电子显微镜、微区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多道爱克斯射线光谱仪、软爱克斯射线机、直接成像离子质量分析仪、双聚焦固体质谱仪等十多项大型精密科学仪器。
其中有六项为国家填补了空白，有四项的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
——访作家姚雪垠
新华社记者　徐民和
1977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一年，我国文学园地里很快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
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就有《李自成》第2卷的出版和第1卷的修订再版。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激起了读者极为热烈的反响。
当新华书店出售这部小说的时候，每每出现这样的盛况：
消息传开，买书的人们顿时排成了长蛇阵。
初版三十万部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目前已有天津、上海、广西、青海、吉林、四川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出版社，向中国青年出版社索取纸型，准备翻印。
在工厂、农村、学校、哨所，许多人争相阅读着，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有的人甚至不避繁难，珍爱地手抄一册。
一部小说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在“四人帮”独霸文坛的时候，是无法看到的。
读完一、二卷，人们不仅期待着早日看到以后的三卷，而且还很想知道：
这部小说是怎样写成的？
作者是怎样的人？
为此，记者访问了作者姚雪垠。
姚雪垠并不是文坛上的新人。
早在抗战初期，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就成了第1批抗战文学作品中的一个。
现在，他六十七岁，虽然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热情洋溢。
在几次访问中记者感到：
这位老作家真正焕发出他的艺术青春，恰恰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
正如他自己所说：
“虽然我早在抗战时期，就想写一部反映李自成农民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但那时只能是空有兴趣而不能实现。
这一夙愿只有在解放以后的新中国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不仅生活有了保证，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有可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来认识发掘这段历史，明白写什么，怎样写，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记者第1次访问他，还是在1975年的初冬，在他武汉的寓所里。
那时，《李自成》第2卷完稿已经有一年多了。
但是，在“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控制下，不仅书稿迟迟不能出版，而且连写作也很难继续下去。
迫不得已他写信给毛主席，希望得到支持。
毛主席理解作家的心情，很快就批示给以支持，这是毛主席继《创业》批示之后，又一次强调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记者那时看到，得知这一喜讯，这位老作家是何等的欣喜若狂啊！
他激动不已地说：
“没有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我这部小说是写不成的，也出不了的！
1963年，当《李自成》第1卷出版时，我即寄呈毛主席一部，后来得知毛主席看了这部书，支持我将此书写完。
由于毛主席的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受了锻炼，得以继续进行创作。”
经过十多年后，正当他处于极大困难之中的时候，毛主席又指示出版《李自成》第2卷，这犹如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复苏的大地，叫他怎能不心花怒放呢？
但是，万恶的“四人帮”那时仍在禁锢着文化界。
在江南的冬日里，他虽然穿着一件颇为臃肿的棉袄，戴着一顶毛线织的便帽，但坐在书房里，他似乎仍然感觉得袭人的寒意。
言谈话语中，他不时流露出难隐的疑虑。
但是，就是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他表现出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作家难能可贵的勇敢。
对于那时充斥于史学界的“影射史学”，他表示了明显的厌恶和反对。
说到罗思鼎们一些反动而又荒唐的论点，他禁不住扬起长眉，愤慨针砭道：
“简直是不顾及起码的史实！”
对于“四人帮”唯“三突出”为是，违之者即非，致使一些作家不得不束手搁笔，他表现出坚决的不妥协。
虽然他的写作还有重重困难，但是，他说：
“我要紧握笔，写下去，因为这任务人民布置了！
历史布置了！”
记者再次访问他，已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春天。
这时，他为第2卷作最后定稿，来北京已有一年多了。
他健谈爽朗如故，但比起上次访问他时，他明显地更富朝气。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他那衷心的喜悦，按捺不住地屡屡溢于言表。
他说：
“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我也获得了大解放。
‘四人帮’的那些紧箍咒砸烂了，我的工作条件也好得多了！”
他的工作条件确实是大不相同了。
党关怀他，为他配备了助手，并且为他提供方便，让他到河北、辽宁旅行了一次，以便他实地考察山海关、锦西一带的地势风貌，以及清朝政权入关前建于沈阳的故都等情形——这些都是他在以后几卷的小说中要描写的。
党的关怀温暖着他，也在激励着他。
他说：
“我要加快步伐啊，愈是年纪大了，愈是感到对祖国的文艺事业负有历史的责任。”
十几年来，正是这种历史的责任感，鼓舞着他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入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尽力廓清前人的陈言谬说，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它本来的面目；
正是这种历史的责任感，鼓舞着他潜心探索长篇小说的美学原理，要写出一部描绘明末清初阶级斗争、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长轴画卷，歌颂农民革命战争的英雄史诗，填补起“五四”以来留下的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
历史小说当然允许也应当有虚构，但即令是虚构，也当是历史上可能有的。
因此，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质，姚雪垠查阅了浩繁的文献，详细地占有资料。
这种艰苦细致的创作准备，在他的工作室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案头、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和平、精装书——有《明史》、《清史稿》之类所谓的“正史”，也有《绥寇纪略》、《明季北略》之类所谓的“野史”；
有《明会要》、《酌中志》等记载典章制度的，也有许多方舆志、地方志……。
记者拉出书架边的两个卡片柜，发现一个个抽屉里，分门别类地存放着一张张卡片，上面都是有关明末清初历史的文献摘录。
一个个栏目下，往往一件史实就摘引了好几种文献，有的互相抵牾，录以备考；
有的又互相补充，录以并存。
看那字迹，则一律是蝇头小字，工整至极。
据他助手的粗略计算，这样的卡片有一两万张之多。
翻阅着这些卡片，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这位老作家是何等勤谨不怠，一丝不苟啊，在浩瀚的文献海洋中，他钩沉刊谬，剔误抉奇，在做着怎样细致入微的工作啊！
但是，史学的研究只是工作的一半，而且对他这个小说家来说，还只是相对容易的一半。
他说：
“要将历史研究的成果化为小说艺术，要花费很多劳动，往往为短短几句符合人物性格和历史特点的对话，也得反复推敲，才能落笔写定。”
他不无谦虚地笑了笑说：
“我不曾有过‘文思如泉’，挥笔千言的时候，我从来只靠下苦功，不靠来灵感。
我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
‘加强责任感。
打破条件论。
下苦功。
抓今天。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姚雪垠的习惯是早起写作。
古话说：
“黎明即起”，而他却是每天凌晨三时左右即起，一直写到中午，下午则读书研究。
多年来，他几乎没有节日、假日，每天工作十来个小时。
近些年来，他觉得迟暮将临，更是寸阴必争，有时甚至杜门谢客，埋头写作。
无论酷暑寒冬，他日作不息，甚至前几年在“五·七”干校时也没有中辍过。
他说：
“干校过的是集体生活。
为了不打扰同室五·七战友们凌晨香甜的后半觉，我用被子蒙住灯光，坚持写作。
因为我觉得，这样即使每天只能写上三五百字，但也有好处：
可以保持文笔一贯，不致荒疏迟钝起来。”
许多读过《李自成》的读者，常常为义军大小将领们的英雄事迹所深深感动，这并不奇怪，因为对这些古代英雄们，作者是用一支饱蘸着激情的笔来写作的。
他自我解嘲似地笑着对记者说：
“我这个人没出息，有时写着写着，禁不住为我自己所构思的情节激动得掉下眼泪来。
老伴奇怪地问我：
‘你是咋啦？
’”很凑巧，记者也目睹过这情景。
那是一个下午，竟日长谈之余，作为性急的读者，记者求他是否可以“泄露一点天机”，先给讲讲全书将怎样收结？
他爽然应允了，不过又诙谐地补了一句：
“我这可是要‘泄密’了！”
随即他以浓重的河南口音，饶有兴味地侃侃而谈起来。
记者入神地听着听着，等说到了李自成、高夫人、红娘子那一幕幕英勇悲壮的结局时，暮色苍茫中，他语声唏嘘了，最后竟潸然泪下。
人们要问：
这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中泡了半辈子”的老作家，对农民起义的英雄们寄予这样深挚的感情，这是从何而来的呢？
他在《李自成》第1卷再版《前言》中，向千百万读者作了自白：
“是解放后通过党给我的思想改造得来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灌溉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
这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
“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说得多么中肯啊！
在欣逢文艺春天来临的今天，他还要用这艺术新生命，为党的文艺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他告诉记者：
“我现在正加紧写作《李自成》的第3卷，争取到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时，作为献礼而出版。
至于四、五两卷，准备到1980年写出初稿，然后修改润色，到1982年一起出版。
如果那时我的健康还允许，我将动手写作反映太平天国的长篇小说《天京悲剧》。”
听着他这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记者不禁又想起了他在《李自成》再版《前言》中这段话：
“倘若我得享高龄，临终前我在病床上决不会回想我已经为党和祖国人民写成了什么作品，使我可以欣然自慰，而是遗憾我还有写作计划来不及付诸实践。”
我们面前的这位老作家，就是这样的壮心不已！
在结束这段访问的时候，记者请他留一点墨迹以为纪念，他欣然命笔，录了一首旧作——七律《抒怀·赠老友》：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
愿共云霞争驰骋，岂容杯酒持徘徊？
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邓林亦壮哉！
（附图片）
姚雪垠正在进行《李自成》后三卷的创作。
为了写好这部小说，他二十年如01日，勤谨不怠。
新华社记者摄

湖北畜牧特产研究所培育推广大批良种
湖北省畜牧特产研究所在开展科学实验和推广科研成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这个研究所担负着推广家畜、家禽、果树、茶叶、烟草的优良品种，普及栽培、繁殖、植物保护、医疗的先进技术等任务。
三年来，这个所每年推广良种猪一千多头、良种鸡两万多只、良种蛋五万个、优良果树苗四、五万株。
他们培育的“金水梨”具有丰产、优质等特点，而且有早、中、晚熟三个品种，适宜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生长。
这些品种分别在本省和江西、浙江、湖南、陕西、河南等省推广试种，有些地方已把这种梨列为当地的优良品种。
这个所新育成的一种烟草——白肋烟，质量好，抗病、耐肥，已在本省和外地大面积推广栽种。
（据新华社）

伊朗
伊朗是亚洲西部伊朗高原上的古国，古名波斯，我国两汉时期称安息国。
自古以来，伊朗就是东西方陆路交通要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间站，从中国通往西方的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经过伊朗。
现代航空交通发达，伊朗又成为东西方交通的空中走廊。
伊朗面积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三千四百万（1976年）。
全国大多数人信伊斯兰教。
波斯语为国语。
首都在德黑兰。
公元前五五〇年，居鲁士大帝统一波斯各部族，创建了波斯帝国。
到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公元前五二二——四八六年）达到全盛时代。
中世纪时，波斯在医学、数学、天文学和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了贡献。
公元七世纪以后，波斯屡遭外族统治。
十九世纪初，沙皇俄国向南扩张，力图控制波斯和在波斯湾取得不冻港，波斯曾因此抗击过沙俄两次武装侵略。
沙俄与英国在波斯发生过激烈争夺，一九○七年和1915年，两国两次达成协议，强行在波斯划分势力范围。
伊朗人民为了反抗列强侵略，维护民族独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伊朗盛产石油，是世界上第4大石油生产国。
现已探明的原油储量达一百亿吨左右，在中东，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
1976年伊朗石油产量为二亿九千四百八十万吨，出口二亿七千二百二十万吨，当年伊朗从石油出口方面得到的收入达二百三十四亿美元。
伊朗也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为十一万亿立方米。
伊朗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主要农产品有小麦、大麦、大米、棉花和甜菜。
近年来，伊朗努力于改变农业落后面貌，强调粮食自给。
伊朗的地毯织造业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著名的波斯地毯行销世界。
伊朗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加强同第3世界国家特别是中东、波斯湾和南亚国家的团结合作。
伊朗主张和支持建立中东无核区、印度洋和平区和南亚无核区，反对大国强权政治和扩张主义，为第3世界团结反帝、反殖、反霸事业作出有益贡献。
1971年08月中伊建交以来，两国传统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迅速发展。
1972年法拉赫·巴列维王后在胡韦达首相陪同下访问我国，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六年中先后三次来访，法蒂玛·巴列维公主在中伊建交前夕就访问过我国。
古拉姆亲王和阿卜杜亲王也曾先后访问过我国。
近几年来，伊朗参议院议长埃马米率领议会代表团和其他伊朗朋友也来访过我国。
1975年，我国李先念副总理访问伊朗，1976年11月，以乌兰夫副委员长为团长的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又访问了伊朗。
此外，两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考古和体育等方面的代表频繁互访。
这一切，都对增进中伊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华社）

作贼心虚
最近一个时期，日本国内各阶层人民要求尽早缔结写明反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
莫斯科方面显然感到着急了，又开动宣传机器大吹冷风，企图对日本施加压力。
《真理报》竟以日本要对签订这一条约的后果“承担严重责任”相威胁，甚至恫吓说，苏联“有权采取对策”。
苏联为什么这样害怕和仇视别人反对霸权呢？
恰恰证明莫斯科的霸权主义者作贼心虚。
《真理报》强词夺理诡辩说，苏联反对反霸条款，并不是因为它为了取得霸权；
而中国坚持要把反霸条款写进条约却是为了“追求霸权主义的目的”。
这种荒谬的逻辑，借用《真理报》的话来说，不是太“违反常理”了吗？

危险的合作
苏联通过苏意谈判又从意大利捞取了一笔数额达六亿五千万美元的新贷款。
苏意双方都把这笔借贷说成是两国“加强合作”的表现。
意大利把钱借给苏联，无疑出于可以向它多卖一些工业产品的眼前利益。
但是，从长远看，这种“合作”的利弊究竟如何，是不言自明的。
人养老虎，虎受人养，这也未始不可以称为一种“合作”，怎奈养虎必将贻患。
这样的“合作”越是加强，只能越是危险。

委内瑞拉不听华盛顿的指挥棒
各政党支持总统拒绝美国提出冻结石油价格要求
新华社加拉加斯1977年11月25日电据这里的报纸报道，委内瑞拉各政党在议会的代表纷纷表示支持佩雷斯总统拒绝美国要求冻结石油价格的立场。
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在最近访问委内瑞拉时，要求佩雷斯总统在将于今年12月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上促进冻结石油价格。
佩雷斯总统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这一要求。
委内瑞拉人民选举运动众议员西乌维托·马丁内斯指出，美国国务卿要委内瑞拉政府采取冻结石油价格的态度，这只对美国有利，对进口石油的美国私人部门有利。
民主行动党众议员塞莱斯蒂诺·阿马斯表示，佩雷斯总统的立场是果敢的，这一立场不仅遵守了委内瑞拉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义务，而且也恪守了它对第3世界国家的义务，这些国家的经济依赖于原料的出口。
基督教社会党众议员爱德华多·费尔南德斯指出，他的党的立场是：
维护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为主要出口产品取得合理价格的权利，维护实行一项灵活的价格政策的权利。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众议员特奥多罗·佩特科夫说，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减少了石油生产国的收入，为了补偿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而采取的提价措施是符合情理的。
他还指出：
“最近美国人重新捡起石油提价将加剧通货膨胀这一欺人之谈。
但是，石油提价显然是通货膨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1977年11月24日电
委内瑞拉《国民报》24日发表署名文章，揭露一些工业化国家企图破坏石油输出国组织。
文章驳斥提高原油价格会阻挠世界经济恢复的论调时指出，世界经济受损害的原因“首先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不想控制一下它们对石油的贪婪欲望”。

应民主柬埔寨乔森潘主席邀请
吴奈温总统到达金边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1977年11月26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11月26日广播，应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的邀请，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和他率领的代表团，11月26日上午乘专机到达金边，对民主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
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农谢、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温威、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宋成、交通委员会主席梅布兰、工业委员会主席郑奥恩、卫生部长秀臣、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文化教育部长云亚等。
各国驻柬埔寨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欢迎。
在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乔森潘主席的陪同下，吴奈温总统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数千名群众手持鲜花和柬、缅两国国旗在机场上热烈欢迎缅甸贵宾。
他们还举着横幅，上面写着：
“热烈欢迎吴奈温总统！”
“柬、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
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吴奈温总统在乔森潘主席陪同下，驱车前往国宾馆。

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评论
柬埔寨革命军坚决保卫国家和领土完整
决不允许任何敌人对柬埔寨进行侵略和破坏活动
新华社1977年11月26日讯民主柬埔寨电台最近广播了一篇评论，热烈赞扬柬埔寨革命军的高度革命精神。
评论说：
“我们的革命军是柬埔寨共产党的专政工具。
革命军的革命任务是保卫领土、保护公有制、保卫工农革命政权和保护人民，不允许任何远近和大小的敌人侵犯和藐视柬埔寨。”
评论说，在柬埔寨全国解放后，革命军并没有陷入和平主义之中。
他们“在柬埔寨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分清敌友界限，认真提高革命警惕性，随时准备保卫国家，保卫领土完整，决不允许任何敌人对柬埔寨进行侵略和破坏活动”。
评论说：
“革命军还坚持同工人和集体农民的团结一致立场，在柬埔寨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使这种团结进一步巩固，决不允许任何敌人来挑拨和分裂。”
评论指出，柬埔寨革命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
“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各类敌人虽然已经失败了，但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会放弃把民主柬埔寨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战略目标。”
评论热烈赞扬柬埔寨革命军在柬埔寨取得完全彻底解放后，“坚决维护了边疆、海防和海岛的完整，没有使柬埔寨丧失一寸土地。”

西亚德总统揭露苏联的现代化武器大量涌进非洲之角
索马里决心维护主权不做苏联奴隶
主张红海地区国家召开最高级会议商讨安全问题
新华社1977年11月26日讯
摩加迪沙消息：
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11月23日晚在摩加迪沙对正在那里访问的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时说：
索马里不愿做苏联的奴隶。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当外国记者问到索马里为什么最近作出废除索苏“友好合作”条约和驱逐全部苏联专家等决定时，西亚德总统回答说：
“因为苏联把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强加给我们。
我们的主权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为重要，我们为维护我们的主权将牺牲一切。”
他接着说：
“正是因为主权比任何其他东西更重要，所以我们才拒绝做苏联的奴隶，敢于作出这一强硬决定。
我们将保卫我们的主权，我们将依靠我们自己。
我们不接受附有条件的或牺牲我们主权的任何外国援助。”
西亚德总统进一步阐明说，苏联的现代化武器大量涌进非洲之角，苏联指使古巴人参战，并发动了反对索马里的恶意宣传，这就是我们把苏联人和古巴人赶走并要他们不要干涉非洲之角的原因。
西亚德总统说：
“在俄国人离开后，我们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
但我相信，索马里人民肯定会克服这些困难。
索马里人过去、现在、将来都知道如何对待困难。”
西亚德总统谴责苏联和古巴有一个反对索马里的邪恶计划。
他说，它们企图侵占伯贝拉港，“它们的目的是把红海海峡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
西亚德总统强调说，我们主张“红海地区的国家召开最高级会议，来讨论红海地区的安全问题”，“红海应当成为一个摆脱大国干涉的和平之海”。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7年11月25日电索马里报刊最近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谴责苏联干涉非洲之角，重申索马里准备不惜一切来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索马里《10月之星报》11月23日发表署名文章说，“苏联把危险武器运进非洲之角让那里的人民自相残杀”。
文章说，“苏联野心很大而又自私”。
文章指出：
“苏联还企图控制红海的所有国家。”
文章强调说，“索马里将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傀儡，索马里准备不惜一切来捍卫它的主权和独立。”
索马里《先锋》周刊最近在它的阿拉伯文版发表社论说：
“索苏‘友好合作条约’只有三年的寿命就死亡了。”
“索马里人民拒绝在任何人面前下跪，拒绝做任何人附庸。
索马里人民不愿做大国的附庸，听任它们发号施令。”

西德向索马里提供援助
新华社波恩1977年11月25日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世界报》不久前报道，西德政府决定向索马里提供三千九百万马克（约合一千七百一十六万美元）的援助。
作为第1步，西德决定首先向索马里提供一笔价值六百万马克的紧急援助。
1978年将继续向索马里提供二千五百万马克的资本援助和八百万马克的技术援助。
据报道，西德总理施密特还曾向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表示，两国要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

邓颖超副委员长抵伊朗进行友好访问
法蒂玛公主、阿穆泽加尔首相和夫人等到机场热烈欢迎
邓副委员长强调这次访问将有助于推动两国友好合作进一步发展
新华社德黑兰1977年11月26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应伊朗王国政府的邀请，11月26日下午乘专机到达德黑兰对伊朗进行友好访问。
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妹妹法蒂玛·巴列维公主、伊朗首相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和夫人在机场热烈欢迎邓颖超副委员长。
在机场欢迎邓颖超副委员长的还有负责文化和社会事务的外交副大臣莫塔扎·加迪米、外交部亚非司总司长阿巴斯·纳耶里、王宫典礼长马莱克沙赫·扎法尔和夫人以及外交部第7政治司司长阿巴斯·莫塔米迪。
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和中国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也到机场欢迎。
随同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何英、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等也同机到达。
伊朗和中国自1971年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迅速发展。
今天，德黑兰机场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伊朗和中国的国旗在机场建筑物上空飘扬。
从停机坪到政府贵宾室的路上铺着红地毯，伊朗首相的卫队肃立两旁。
中国专机于下午四时在德黑兰机场着陆。
当邓颖超副委员长步下飞机时，法蒂玛公主、阿穆泽加尔首相和夫人迎上前去，同邓颖超副委员长热烈握手。
一位伊朗姑娘向邓颖超副委员长献了花。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机场向报界发表了书面谈话。
她说：
“我和我的同事们应伊朗王国政府的邀请，来到美丽而好客的伊朗进行友好访问，感到十分高兴。
我们一下飞机，就受到尊敬的法蒂玛公主殿下，伊朗王国政府高级官员和伊朗朋友们热烈而亲切的欢迎。
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伊两国是友好国家，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友谊。
自从1971年我们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得到迅速的发展。
我希望，我们这次访问，将有助于推动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伊朗王国政府和伊朗人民转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祝贵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祝中伊两国人民友谊万古长青。”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法蒂玛公主、阿穆泽加尔首相和夫人的陪同下走进政府贵宾室。
首相卫队向邓副委员长敬礼。
然后，邓副委员长在法蒂玛公主、阿穆泽加尔首相和夫人的陪同下，乘车前往政府的国宾馆。

不是笑话的笑话
司马达
拿熊来比喻俄国，早已是世人所熟知的了。
然而，不少人可能没有想到，马克思也曾经不止一次地用“俄国熊”这个字眼来讽刺沙皇俄国。
1853年07月01日，马克思在《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一文中引了一个笑话：
有两个研究熊的波斯学者，其中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熊这种动物，就天真地问道：
熊究竟是下崽呢还是产蛋呢？
另一位较熟悉的学者则回答说：
“这种动物什么事都能做。”
在引完这个笑话之后，马克思写道：
“俄国熊无疑也是什么事都能做，特别是当它知道它要与之打交道的另一些野兽什么事也不能做的时候。”
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染指巴尔干半岛和中近东地区，野心勃勃地企图瓜分已经衰落的土耳其帝国。
而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则以“容忍态度”对待沙俄，使它得以利用西方的“胆怯心理”来推行霸权，步步扩张。
马克思的话，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虽已成为陈迹，可是上面所引的这个笑话和这段语录，现在读来仍有现实意义。
今天，西方国家不是也在进行着俄国熊究竟“下崽还是产蛋”式的争论吗？
许多记取了近代和现代历史教训的有识之士，看到苏联加紧扩军备战和侵略扩张的严重威胁，不断敲起警钟，强调未雨绸缪，力主增强防务，以便对付俄国熊的尖牙利爪。
但西方的某些部长、议员、权臣、谋士之流，却对此熟视无睹、心安理得。
他们眼看着苏联在拚命争夺核优势，却满足于维持所谓的“核恐怖均衡”。
他们借口避免卷入，容忍新沙皇在非洲和其他地区得寸进尺。
他们甚至设想不惜以撤出前沿领土来换取西欧的安全。
他们把从莫斯科吹来的“缓和”迷雾当作彩霞祥云，却闭眼不看那迷雾后面的刀光剑影。
这些自命为跟熊打交道的老手，对熊的本性的了解，简直比那个波斯学者还要迂腐可笑。
因为他们并不懂得，好斗的俄国熊是“什么事都能做”的。
西方国家对待俄国熊的两种不同态度，不禁令人想起三十年代欧洲对希特勒德国的绥靖与反绥靖之争。
当时以张伯伦和达拉第为代表的英法绥靖势力，为了把这股法西斯侵略狂的祸水引向东方，求得苟且偷安，不惜牺牲小国主权利益，对希特勒曲意迎合，妥协退让。
他们对丘吉尔等人的大声疾呼置之不理，却对希特勒的花言巧语信以为真，梦想用慕尼黑协定的一纸空文来阻挡希特勒的步伐。
而到头来，他们终于逃不脱历史的惩罚，成了历史的罪人。
今天，当俄国熊的魔影越来越大，战争阴云越来越浓的时候，人们看到，大西洋两岸政治舞台上的某些西方头面人物，又在作张伯伦式的表演了。
他们面临俄国熊的步步进逼，仍然安于现状，无所作为。
这种状况，岂不正好迎合了那头粗野、贪婪而又狡猾的俄国熊的胃口，使它无所顾忌，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对于这样一些跟熊打交道的人来说，他们的头脑是不是要等到挨了熊掌的猛击之后，才能清醒过来呢？
不过，到了那时，即使想要保全糊涂的脑袋，恐怕也来不及了。

外国谚语
（非洲）捉住蛇头，不可松手。
毒蛇不会因有毒而死亡，只有用石头才能打死它。
油灯将熄时突然闪亮，敌人临死前越发猖狂。
杀了雄鸡，阻止不了天亮。
路再长也有终点，夜再黑也有尽头。
煤块就是用水冲洗，也不会变成白玉。
绳子总是在最不结实处断掉。
受人爱戴的人永不死亡。
懦夫死后，腐肉一堆；
英雄死后，英名永存。

彩色缤纷的花圃
——访巴基斯坦民间遗产研究所
云飞
伊斯兰堡的10月，天高气爽，景色宜人。
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来到巴基斯坦民间遗产研究所，简直就象进入一座彩色缤纷的花圃。
巴基斯坦朋友满怀真挚的友谊，带领我们观光这座充满浓厚生活气息的艺术之宫，使我们能从一些侧面，领略巴基斯坦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
巴基斯坦的民间遗产丰富多彩。
同一种手工艺品，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风格。
每件展品，都有独特的用途和来历。
我们看到一件女子婚服，饶有风趣。
它是信德省一个村庄的农民集体制作的。
按照当地风俗，每家都要为这件婚服做一小片衣料。
各家都想出奇制胜，因而想方设法，用最好的材料，最美的设计，精心制作。
各家做好后，再把这一片片斗奇争妍的衣料缀缝在一起，成为一件女子婚服。
这件婚服，远看五彩缤纷，艳丽异常，近看则每一小片都各具匠心，耐人寻味。
这个村庄的女孩子举行婚礼时都穿上它，一个一个轮流穿下去。
据说，这象征着共同的努力和劳动带来了新的生活。
还有一部纺车也引人注目。
它是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制成的。
纺车的每个部件，从造型、花纹到色调，都做得十分精致，富有传统特色，纺起纱来又很轻巧。
它反映了巴基斯坦人民对劳动和劳动工具的热爱和艺术才能。
巴基斯坦民间遗产历史悠久，可追溯到五千多年之前莫亨焦达罗为代表的印度河文明时代。
莫亨焦达罗文化遗址就在卡拉奇以北二百多英里的印度河岸，至今保存完好。
我们不久前在那里参观时，发现一些挖掘出来的古代装饰品和用具，其同类物品，至今仍在巴基斯坦一些地方流传。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造型和装饰已有所变化和改进，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是清晰可见的。
巴基斯坦朋友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巴基斯坦的民间遗产还吸收了土耳其、阿拉伯、波斯等民族的某些特点。
他指着一个花瓶笑着说，这就是中国的景泰蓝！
的确，从古远的年代起，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
那时以来，我们两国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其中就包括绚丽多彩的民间工艺美术的交流。
参观结束，巴基斯坦朋友谈起巴基斯坦民间遗产的一段曲折经历。
虽然巴基斯坦民间遗产在历史上曾放射出灿烂的光辉，但在殖民统治下，却遭到了严重的歧视和打击。
谈到殖民者为了倾销他们的纺织品而野蛮摧残巴基斯坦的纺织业时，他忿怒地控诉说：
“那时候，在一些地方，谁要是被殖民者发现用手摇纺车纺纱，就有被砍掉双手的危险。”
英雄的巴基斯坦人民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同时，也为保存珍贵的民间遗产而努力。
巴基斯坦独立后，民间遗产受到了普遍重视。
1974年建立了民间遗产研究所。
它的任务是收集、整理、保存和传播民间遗产。
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它不仅收藏了丰富的民间工艺美术品，还收集了已经出版的各种关于民间遗产的图书、资料和刊物，录制了大量民间歌舞曲、童谣、传说、说唱文艺等。
它也十分重视加强同其它国家，特别是第3世界国家的联系和交流。
最近，巴基斯坦民间工艺美术展览在北京举行。
这次展出的几百件展品如同一面镜子，反映出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巴基斯坦民间遗产的概貌，增进了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
我们衷心祝愿巴基斯坦民间工艺美术之花，越长越繁茂，越开越绚丽！
（附图片）

生活在冰天雪地的
爱斯基摩人
在千里冰封、一片银海的阿拉斯加沿岸和附近岛屿，居住着以捕猎海豹、海象、鲸鱼为生的两万多爱斯基摩人。
爱斯基摩人属蒙古人种。
他们的语言属古亚细亚语系的爱斯基摩语。
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爱斯基摩人还处于原始公社阶段。
后来，他们的经济、文化都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破坏，逐渐沦为外来资本家残酷剥削的对象。
阿拉斯加州当局为了保护商业资本家和白人猎手的利益，制订了许多歧视、限制爱斯基摩人活动的法律，例如只许爱斯基摩人夏季捕鱼，而夏季是爱斯基摩人出外寻找季节性零活的时候。
连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最近的报道也说：
“不准在规定季节以外时间捕鱼，实际上就是要把爱斯基摩人活活地饿死”，“爱斯基摩人按自己的生活方式过活竟也算犯罪活动”。
爱斯基摩这个词的原义是“吃生肉的人”。
因为过去极缺燃料，爱斯基摩人的主食是生肉。
他们住的房子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固定的、用石头砌成的小屋，屋外涂上一层厚厚的泥炭或泥土以抵御严寒；
另一种是他们到达新猎场时，就地取材，用雪块砌成的小雪屋。
他们的交通工具是狗拉的雪橇。
爱斯基摩人喜爱艺术，擅长雕刻和版画。
他们的创作材料是海豹皮、石头和鱼、兽的骨头，创作内容主要是动物形象和日常劳动生活情景。
现在全世界总共约有十万爱斯基摩人。
他们散居在阿拉斯加、加拿大和丹麦的格陵兰等地。
他们正在发出组织起来，为争取生存权利而斗争的呼声。
（林晖）

种蒺藜得刺
池北偶前天在埃及，赤条条地露了底。
昨天在苏丹，眼睁睁地碰了壁。
今天又在索马里，灰溜溜地丢尽了脸皮。
口蜜腹剑费心机，偷鸡不着蚀把米。
在别人头上乱拉屎，落得个屁股挨脚踢。
挂不住那“社会主义”假招牌，玩不成那“天然盟友”鬼把戏，耍不转那超级大国指挥棒，翻不得那殖民主义老皇历。
种蒺藜的得刺，搬石头终要砸了自己。
这不是破题儿第一遭，也绝非最末后的一次。
看吧，不知哪天又有风暴起。

“自己靠自己，独立而自由”
——索马里民族英雄赛义德·穆罕默德的召唤
梅鹰
“自己靠自己，独立而自由。”
这是十九世纪末领导索马里人民反英武装大起义的民族英雄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痛斥英国殖民者时发出的战斗誓言。
1891年，二十七岁的赛义德·穆罕默德在埃塞俄比亚、苏丹、肯尼亚、沙特阿拉伯漂泊几年之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苏丹人民在马赫迪领导下同英国殖民者英勇斗争的事迹，深深地启发和鼓舞着这个贫苦牧民的儿子。
穆罕默德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触目惊心地看到英国殖民者给索马里带来的悲惨情景：
到处是饥饿、贫困和枯瘦的乞丐。
有一次，他遇到一群孩子，问他们属于哪个部落，孩子们竟毫不思索地回答：
“神甫们的部落。”
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使他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摧残祖国的人民。
火一样的爱国热情，使他不畏艰难，在清真寺和街头，利用一切机会控诉殖民者侵略索马里、奴役索马里人民的罪恶行径。
穆罕默德用本民族的语言写下许多动人的诗篇。
在这些诗篇中，他大声疾呼“祖国在危急中”，号召人民拿起武器，赶走外国侵略者。
与此同时，穆罕默德开始收集、制作长矛、弓箭等武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索马里人民在穆罕默德的召唤下，踊跃从军。
起义军发展很快，到一九○〇年底，几乎整个英属索马里都燃起熊熊烈火。
到一九○二年初，起义军就扩大到一万二千多人。
一九○一——一九○四年间，英国在意大利的支持下，对起义者发动了四次大“围剿”，企图一举扑灭革命的火种，捕获穆罕默德。
起义者采用游击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英国殖民军打得晕头转向，抱头鼠窜。
一位欧洲资产阶级军事史家曾以钦佩的心情写道，穆罕默德的军队“能够分散、能够运动、能够象水银珠那样迅速而且不可捉摸地复聚在一起”。
起义者英勇作战，不断取得新胜利，终于在1910年把英国侵略军赶到了沿海的柏培拉、泽拉等城市，使英属索马里基本上获得了解放。
英国殖民者不甘心失败，三年后又派出一支新的讨伐军，但同样遭到覆灭下场，其头目也被击毙。
殖民者哀叹：
“我军在索马里遭到一场可怕的灾难。”
殖民当局为了消灭起义者，在加紧“围剿”的同时，妄图诱使穆罕默德改“邪”归“正”，放弃武装斗争。
穆罕默德怒斥他们“命中注定将永远愚蠢如驴。”
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
1917年03月，他给柏培拉的英国官员写了一封长信，痛斥英国的侵略，驳斥了英国人诬蔑起义者“力量薄弱”的谰言。
他义正辞严地指出，虚弱的不是起义者，而是英国侵略者：
“正因为你们是虚弱的，所以你们同……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结成联盟”，到处拼凑队伍。
第1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意反动当局加强了对起义者的武装镇压。
1920年初，英国出动了陆海空军，意大利派出飞机、坦克，狂轰滥炸，烧杀抢掠，终于攻陷了起义者的根据地——塔勒赫。
穆罕默德退到埃塞俄比亚境内的伊米，建筑堡垒，坚持斗争，后来不幸病逝。
穆罕默德领导的索马里近代史上一次长达二十余年的反英武装大起义，在非洲人民反帝反殖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今天，在摩加迪沙，还经常有不少人聚集在穆罕默德当年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大树下，深切怀念这位为国为民英勇奋战的不朽英雄。
“自己靠自己，独立而自由。”
穆罕默德铿锵有力的声音，在索马里、在非洲之角回响着，传颂着……。
他的英雄事迹，正在鼓舞着为维护独立而斗争的索马里人民！
（附图片）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自由战士纪念碑”。

阿拉斯加今昔谈
毅华
茫茫的雪原，亘古的冰川，没有白天的漫长冬季……多少年月，阿拉斯加给人的印象是：
严寒、死寂和奥秘。
可是，近些年来，随着阿拉斯加资源的开发，随着两霸争夺的加剧，这块三分之一面积处在北极圈中的辽阔土地，日益吸引了更多的人的视线。
阿拉斯加是美国最大一个州。
它和美国本土并不相连，中间隔着加拿大的领土，处于美洲大陆西北角。
阿拉斯加北部北冰洋沿岸，冻土千尺，棵木不长。
但是，每当夏季来临，表层融化，短时期内也生长花草。
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受日本海暖流影响，气候温和，适于耕种；
森林密布，河谷与冰川交织，景色别具一格。
阿留申群岛上的阿留申山脉还有著名的活火山。
远在白种人来到阿拉斯加前，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和印第安人已在此定居。
他们勤劳勇敢，性情慓悍，擅长捕鱼狩猎。
在阿留申语言中，阿拉斯加的意思是“伟大的土地”。
谈起阿拉斯加的过去，有这样一段历史：
一七一五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为了向外扩张，雇佣了一名丹麦探险家维图斯·白令到北太平洋地区探险。
一七四一年，白令的探险队发现了阿拉斯加，从阿拉斯加带回大批水獭皮向俄皇进贡。
一七九九年，俄国在阿拉斯加建立俄罗斯美洲公司，成为阿拉斯加最早的殖民者，对阿拉斯加进行了几十年的殖民统治。
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俄土战争中失败，国内矛盾激化，无暇顾及在北美的这块殖民地。
美国乘机向阿拉斯加扩张势力，于1867年以平均每英亩零点二美元，即总共七百二十万美元的价格，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手中买得了这块面积为一百五十一点九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本土六分之一的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
据说，当年03月29日晚，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正在打牌，俄国驻华盛顿使节爱德华·德·斯托克尔紧急求见，说他接到沙皇谕旨，要和美国谈判转让阿拉斯加的问题。
西沃德喜形于色，立即推开牌桌喊道：
“何必等到明天，今晚就签约吧！”
经过通宵讨价还价，清晨四点双方签订了草约。
从此，阿拉斯加就归属美国。
阿拉斯加天然资源极为丰富，矿藏主要有金、石油、锡、铜、煤等。
在布鲁克斯山北坡发现的大油田，估计储量为九十六亿桶，天然气储量为七千四百亿立方米。
美国花了八年时间，铺设了一条贯穿阿拉斯加南北的油管，长一千二百八十多公里。
由于地理条件复杂，需要越过三条山脉，跨过二十条大河，工程浩大，费用达九十九亿美元，比当年购买整个阿拉斯加的费用大一千四百倍。
阿拉斯加三面临海，位于从日本和远东通往北美、北欧最短的途程上。
它的最西端离苏联亚洲部分仅八十多公里。
在苏美争霸愈演愈烈的今天，阿拉斯加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目前，苏联正在北冰洋地区加紧活动。
美国则在阿拉斯加设立一系列军事基地，包括防空系统、监听站、巨大的雷达网和指挥系统等，防备着北极熊进一步渗入北冰洋。
（附图片）

东方歌舞一枝花
东方歌舞团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倡导成立的。
东方歌舞团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对东方歌舞团进行了疯狂的摧残和迫害。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东方歌舞团获得了新生。
东方歌舞艺术之花，重新向阳竞放，在无产阶级文艺百花园里展现出了更加绚丽的新姿。
（本版照片为本报记者摄）
华主席率领我们胜利前进　（中国舞蹈）
右栏照片由上至下：
①　盅碗舞　（中国蒙古族舞蹈）
②　赞五歌　（尼泊尔舞蹈）
③　千歌万曲献给华主席　（王昆演唱）
④　长鼓舞　（中国朝鲜族舞蹈）
⑤　“独弦琴”独奏　（越南民间乐曲）
⑥　摘葡萄　（中国维吾尔族舞蹈）
苹果丰收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舞蹈）
高棉女民兵　（柬埔寨舞蹈）
贡巴　（马里舞蹈）
脚铃舞　（孟加拉国舞蹈）
高原上的节日　（阿根廷舞蹈）
贺耶加　（埃塞俄比亚舞蹈）
罐舞　（斯里兰卡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