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评判”终于作出来了！
——关于董金铄批判张铁生的调查报告
编者按：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一手炮制的反革命小丑张铁生的所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1973年07月19日首次在《辽宁日报》加“编者按”刊登。
“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08月02日最先转载。
08月04日，反革命野心家迟群在一次会上煽风点火，封张铁生为“全国第3个反潮流的人物”。
08月10日，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直接操纵的《人民日报》，加“编者按”突出转载。
“答卷”一时成了所谓“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成了不可一世的“新闻人物”，吹捧他的黑文充斥报刊，交“白卷”、“闹而优则仕”之风流毒全国，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史上留下了极为可耻的一页。
张铁生的所谓“答卷”刚一出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就群起而攻之。
广大读者纷纷写信、打电话，进行批驳和抗议，痛斥张铁生这个“大学迷”并不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所说的什么“金条”，而是“一块废铜渣”，指出今后几十年我国的科学技术如果上不去，要由张铁生的黑后台负责。
据不完全统计，所谓的“答卷”发表后短短半个月时间内，仅《人民日报》就收到全国各地广大群众的批判信、抗议书和批判稿两千多件。
“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与全国人民为敌，全部扣压了广大读者的来信、来稿，而只向其主子“四人帮”逐日报告来信、来稿情况。
在“四人帮”的支持下，他们疯狂地用笔杆子镇压写信的群众，更加起劲地吹捧张铁生。
这是“四人帮”欠下的一笔罪恶帐。
现在，我们刊登回乡知识青年董金铄1973年08月写的批判张铁生所谓“答卷”的两封信和本报记者关于此事的调查报告，同全国人民一起清算“四人帮”的这笔罪恶帐。
董金铄的信，表现了一个革命青年的斗争精神。
他在集中批判张铁生的同时，对于如何正确对待上大学和在农村干革命的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可供今年参加高考的青年同志们参考。
最近，河北省廊坊地区召开了青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会上，永清县后奕公社小刘庄大队回乡知识青年董金铄，汇报了自己认真看书学习，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在1973年08月，当反革命小丑张铁生的所谓“答卷”刚一出笼，就接连写信进行批判的经过，得到到会代表的好评。
大家赞扬他是“刻苦读书、勇于批修的好青年”。
本报记者听到董金铄批判张铁生的事迹以后，进行了调查，现报告如下：
1973年08月10日早晨，电台广播了张铁生的所谓“答卷”。
董金铄听了，觉得有问题。
第2天，《人民日报》送到村子以后，他反复读了关于张铁生的所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和两个“编者按”。
他想：
《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黑体大字标题发表这样的材料，说明编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其意图就是引导全国青年向张铁生学习。
他重温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和论教育革命等著作，经过认真思考，断定张铁生的所谓“答卷”是错误的，树立这样的典型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能向这样的青年学习吗？
学习交“白卷”，那我们党办大学还有什么用呢？
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怎么向前发展呢？
张铁生的“反潮流”，正是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教育方针。
张铁生在信中吹嘘“有两天的复习时间”，他“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这说明考题并不难。
可是，在他下乡五年的时间里，难道竟连“两天的复习时间”也挤不出来吗？
张铁生在抬高自己的同时，无耻地打击别人，骂参加考试的其他青年是一群“大学迷”。
其实，他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大学迷”。
张铁生申述的那些理由，完全是为他毫无文化基础知识寻找遮羞布。
董金铄通过以上分析，认定张铁生根本不能作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
董金铄把自己的看法公开讲出来，让大家讨论。
许多同志同意他的看法。
但也有人说：
“党报刊登在第1版，还能有问题吗？”
明显错误的东西，党报为什么要发表呢？
这确实是一个大的问号。
对于这个“问号”，董金铄当时虽然不可能很清楚，但他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武器，思考毛主席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等著作里的教导，联系林彪曾利用报纸向党进攻的历史事实，感到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是向前冲，还是向后退呢？
毛主席早就指出：
一些人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一遇到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物、具体的反动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理论的指引，使董金铄有了主心骨。
他意识到作为一个革命青年，面对这股反动思潮，必须奋起批判和斗争。
于是，他给《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写信，批驳张铁生的所谓“答卷”，明确表示不同意《人民日报》、《辽宁日报》的两个“编者按”，坚决反对把张铁生作为正面典型来宣传，反对把张铁生交“白卷”的丑恶行径美化为“反潮流精神”。
董金铄写的第1封信寄出十天以后，仍未得到回音。
这封信，《红旗》杂志当时很快转给了《人民日报》。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了赞扬张铁生的所谓“答卷”的文章。
董金铄没有被这股嚣张一时的逆流所吓倒，又给《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写了第2封信，驳斥某些人对“答卷”的无耻吹捧。
他认定，错误的东西总是行不通的，这个是非迟早会澄清。
1974年，“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吹捧张铁生的文章和报道更加连篇累牍。
董金铄坚定不移，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这年春天，后奕中学的二百多名师生，到小刘庄大队开门办学，要董金铄谈谈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的体会。
董金铄向师生们介绍了自己识别、批判张铁生“答卷”的过程，并当众宣读了他1973年08月写的两封信，尖锐地指出：
“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
而在张铁生的眼里，农村简直是埋葬青年理想的坟墓，他当然不想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
可是，《人民日报》却对这样的青年撑腰打气，我们的党报究竟替谁说话？”
当时，有的同志为董金铄捏一把汗，低声告诉他：
“你那两封信，去年没有追查，就算过去了，现在怎么又拿出来了？”
董金铄回答：
“不要紧，我始终认为张铁生的‘答卷’是错误的，而错误的东西是不会站得住脚的！”
董金铄当时为什么给《红旗》杂志而不给《人民日报》写信呢？
他说：
“主要原因是我看到我的意见同《人民日报》唱反调，写了也白搭。
《红旗》杂志是我党的理论刊物。
‘打官司’嘛，总得找个第三者。
我怀着对党无限信赖的心情给《红旗》杂志写信，想求得一个‘公正的评判’。
可是那时候，我哪里知道《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一样，也被姚文元一伙搞成篡党夺权的工具了呢？”
董金铄出身贫农家庭，1966年回乡务农，现任大队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
他能较早地识别错误潮流，批判修正主义，这是他刻苦学习、善于联系实际的结果。
几年来，他先后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又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四十多篇马列著作。
他还阅读了鲁迅的八本著作，浏览了《中国通史简编》、《新民主主义史》、《中国文学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简史》等著作，写了大量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彻底揭穿了“四人帮”利用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篡党夺权的政治大阴谋，“公正的评判”终于作出来了！
董金铄同亿万人民和广大青年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去年11月下旬，他怀着对新生的《人民日报》的信任，写信询问当年他批判张铁生的两封信处理的情况，揭露和控诉“四人帮”及其心腹的滔天罪行。
最近他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全面地、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为实现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伟大号召作出新的成绩。
本报记者

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座谈会
批判“两个估计”加快教师队伍建设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给广大教育工作者撑了腰，平了愤，代表们决心尽快把教育革命搞上去
新华社1977年11月25日讯
教育部最近召开了全国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座谈会。
来自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和部分师范院校、进修学校、国务院有关部委的代表共一百多人，认真学习了华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人人心情振奋，斗志昂扬，深入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决心大力做好师资培训工作，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加快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建设。
到会同志愤怒批判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党的教育事业，打击迫害人民教师的滔天罪行。
大家指出，“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是他们的反动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头上的精神枷锁，是打击迫害教师的两根大棒。
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广大干部和教师进行了长时期的坚决抵制和斗争。
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给广大教育工作者撑了腰，平了愤。
大家表示，一定要进一步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解放思想，尽快把教育革命搞上去。
在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到会同志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二十八年来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总结交流了各地教师队伍建设的经验。
二十八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队伍不断扩大，目前已有中小学教职工约九百万人。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世界观改造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他们积极工作，辛勤劳动，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可是，“四人帮”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百般摧残师范教育，破坏师资培训工作，搞得师资的培养远远落后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搞得许多在职教师不敢学习文化、钻研业务，严重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抓纲治国中十分重视教育工作的发展，对中小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和办好师范教育，同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切实抓好中小学在职教师的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和业务水平，努力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
座谈会就如何开展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以下意见：
（一）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教育战线的表现。
当前要集中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把他们强加给几百万教师和干部的精神枷锁砸烂，清算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篡改党的教育方针，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罪行。
要批判“四人帮”散布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教师进修，越进越修”等破坏师资培训工作的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通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教师的革命积极性，认真抓好师资培训工作。
（二）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明确培训的目标和要求。
教师进修，当前要采取多种措施，把现有教师提高到能够适应明年秋季使用新编教材的程度。
争取在三、五年内，经过有计划的培训，使现有水平较低的教师绝大多数达到合格程度。
在文化业务上，小学教师要达到中等师范毕业程度；
初中教师在所教学科上，要达到师范专科毕业程度；
高中教师在所教学科上，要达到师范大学毕业程度。
要求所有教师加强基本功学习和锻炼，努力丰富自己的教学知识，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三）建立和健全师资培训机构，组织好培训师资的教师队伍。
要调集足够的较高水平的专职教师和组织一支较强的较为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因地制宜，尽快建立和健全省、地、县、公社和学校的师资培训机构。
高等师范院校和中等师范学校除培养新师资外，要承担对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提高的任务。
其它高等院校也应抽出一定力量，帮助培训中小学教师。
（四）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认真做好培训规划。
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切实弄清教师的文化、业务程度，做到组织培训，领导心中有数；
进修学习，教师本人心中有数；
互教互学，教师之间心中有数。
要坚持自学为主、业余为主的培训原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采取学校自培，举办电视、广播、函授教育，开设培训班、专题讲座，巡回辅导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工作。
通过进修，文化业务程度达到中等师范、师范专科、师范大学毕业水平时，要发毕业证书，记载学历。
这次座谈会强调指出，党的领导是搞好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的关键。
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加强对师资培训工作的领导。
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把师资培训工作纳入议事日程，第一把手要亲自抓这件事，主管师资培训工作的干部要深入培训工作第1线，定期检查，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培训工作中的问题。
座谈会最后号召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进修中，开展个人之间、学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和相互检查评比，使师资培训工作既蓬蓬勃勃又扎扎实实地持久地开展下去。

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座谈会
批判“两个估计”加快教师队伍建设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给广大教育工作者撑了腰，平了愤，代表们决心尽快把教育革命搞上去
新华社1977年11月25日讯
教育部最近召开了全国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座谈会。
来自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和部分师范院校、进修学校、国务院有关部委的代表共一百多人，认真学习了华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人人心情振奋，斗志昂扬，深入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决心大力做好师资培训工作，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加快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建设。
到会同志愤怒批判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党的教育事业，打击迫害人民教师的滔天罪行。
大家指出，“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是他们的反动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头上的精神枷锁，是打击迫害教师的两根大棒。
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广大干部和教师进行了长时期的坚决抵制和斗争。
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给广大教育工作者撑了腰，平了愤。
大家表示，一定要进一步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解放思想，尽快把教育革命搞上去。
在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到会同志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二十八年来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总结交流了各地教师队伍建设的经验。
二十八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队伍不断扩大，目前已有中小学教职工约九百万人。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世界观改造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他们积极工作，辛勤劳动，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可是，“四人帮”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百般摧残师范教育，破坏师资培训工作，搞得师资的培养远远落后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搞得许多在职教师不敢学习文化、钻研业务，严重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抓纲治国中十分重视教育工作的发展，对中小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和办好师范教育，同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切实抓好中小学在职教师的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和业务水平，努力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
座谈会就如何开展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以下意见：
（一）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教育战线的表现。
当前要集中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把他们强加给几百万教师和干部的精神枷锁砸烂，清算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篡改党的教育方针，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罪行。
要批判“四人帮”散布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教师进修，越进越修”等破坏师资培训工作的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通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教师的革命积极性，认真抓好师资培训工作。
（二）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明确培训的目标和要求。
教师进修，当前要采取多种措施，把现有教师提高到能够适应明年秋季使用新编教材的程度。
争取在三、五年内，经过有计划的培训，使现有水平较低的教师绝大多数达到合格程度。
在文化业务上，小学教师要达到中等师范毕业程度；
初中教师在所教学科上，要达到师范专科毕业程度；
高中教师在所教学科上，要达到师范大学毕业程度。
要求所有教师加强基本功学习和锻炼，努力丰富自己的教学知识，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三）建立和健全师资培训机构，组织好培训师资的教师队伍。
要调集足够的较高水平的专职教师和组织一支较强的较为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因地制宜，尽快建立和健全省、地、县、公社和学校的师资培训机构。
高等师范院校和中等师范学校除培养新师资外，要承担对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提高的任务。
其它高等院校也应抽出一定力量，帮助培训中小学教师。
（四）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认真做好培训规划。
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切实弄清教师的文化、业务程度，做到组织培训，领导心中有数；
进修学习，教师本人心中有数；
互教互学，教师之间心中有数。
要坚持自学为主、业余为主的培训原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采取学校自培，举办电视、广播、函授教育，开设培训班、专题讲座，巡回辅导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工作。
通过进修，文化业务程度达到中等师范、师范专科、师范大学毕业水平时，要发毕业证书，记载学历。
这次座谈会强调指出，党的领导是搞好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的关键。
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加强对师资培训工作的领导。
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把师资培训工作纳入议事日程，第一把手要亲自抓这件事，主管师资培训工作的干部要深入培训工作第1线，定期检查，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培训工作中的问题。
座谈会最后号召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进修中，开展个人之间、学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和相互检查评比，使师资培训工作既蓬蓬勃勃又扎扎实实地持久地开展下去。

毛主席语录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
拿什么去辨别他呢？
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董金铄1973年写的批判张铁生的两封信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08月10日刊登了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同时转载了《辽宁日报》的“编者按”。
我反复阅读了这封信和两个编者按。
我想把自己对这封信的见解谈一谈。
我认为，张铁生的信提出了下乡知识青年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问题，如何正确对待上大学和留在农村干革命的问题。
社会主义大学招生的基本条件，既要政治条件好，又要有业务基础知识，既不需要无业务基础知识的清谈家，更不需要只有业务知识而无政治头脑的书呆子。
张铁生在信中说：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而且“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是，由于“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因而“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就是说，对卷面上学过的最起码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
对这些知识，他说“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可见卷面上的题并不难。
但是，在下乡后的五年中，连“两天的复习时间”都没挤出来，未免过于强调本职工作了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不恰恰说明只注意空喊政治而忽视了学习业务知识吗？
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还是缺乏主观能动性呢？
是政治冲击了业务还是没有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呢？
如果参加考试的下乡知识青年，凡是面对考题而不能自答者，不去虚心检查过去没复习业务知识，而只是强调“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难道这种态度也是值得赞扬的吗？
想从事考古工作的对于历史和古典文学一窍不通，想搞工程设计的无几何基础知识，想搞科研的不懂得物理学和化学，他劳动再好，我们的大学大概也不会录取吧！
张铁生在信中说：
“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这种说法未免武断和以偏概全。
凡是进入考场的，都是经过群众推荐、群众评议、各级党委批准的。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程中，在不影响劳动的同时，搞业务复习，未必是大学迷；
只埋头苦干而对学过的业务知识从不过问也未必正确。
我们在反对只专不红的同时，也要防止政治可以代替业务的错误倾向。
张铁生写道：
“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
这分明是为自己不能上大学而抱不平。
不能上大学就“苦闷”，言外之意，上大学就高兴。
凡是进入考场的，都有上大学的愿望。
如果因为平时忽视了对业务知识复习，交了白卷而被取消入学资格，个人愿望与国家需要发生矛盾，那么都“苦闷”怎么办？
难道就可以拿自己的劳动和工作的成绩作资本向党和国家讨价还价？
我们青年人要把一生交给党安排的精神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张铁生还说：
“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
“自幼的理想”是什么？
分明不是在农村当生产队长，干“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
那么，对这种“排斥”和“代替”持什么态度呢？
这些很令人费解。
我是1966年高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
我其实也不是一个“大学迷”。
在几年的农村生活中，实践使我们深感自己知识之不足。
因而，“繁重劳动和工作”并没有压倒我的求知欲。
恰恰相反，它促使我挤出时间复习政治、历史、文学、物理、化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从中找出有用的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
农村是一所大学校，三大革命运动是一所无形的考场，它每天都发给我们看不见的试卷。
广大贫下中农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最能帮助我们回答实践向我们提出的问题。
我生活在这所大学校里，不觉丝毫“苦闷”，却深感意义极大，趣味无穷！
编辑同志，我对张铁生的信的见解和那两个编者按有不同看法，因此给你们写信，想求得你们公正的评判。
如果认为我的意见有值得考虑的地方，而不是吹毛求疵，无理取闹，那么，请转达给《人民日报》或《辽宁日报》。
我也愿意拿这封信参加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问题的讨论。
我以恳切的心情期待你们在百忙中给予简单的答复。
河北省永清县后奕公社小刘庄大队
董金铄
1973年08月15日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刊登的张铁生的信，在我们村的部分青年及社员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有的认为，这封信的感情不健康，有的反驳说：
“党报刊登在第1版，还能有问题吗？”
我在上一封信中谈了自己的见解；
最近，我又从报上读了一些赞扬这封信的文章，直到现在，我还是有不同意见。
选拔大学生，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1位，把文化标准放在第2位。
对于这一点，我是毫无异议的。
但是，有的同志在报上发表文章说：
“即便是文化课暂时生疏些，上了大学，通过主观努力也完全可以跟上来的。”
我认为，这种提法是政治好一切都好、政治可以代替业务的翻版。
如果那样认为，干脆把那些在农村劳动时间最长、劳动最好的青年送进大学不就行了吗，进行文化知识考查还有什么意义呢？
《人民日报》08月16日在第3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反潮流精神》的文章，说张铁生的信“洋溢着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说这封信最“发人深省”的就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有反潮流的精神，都要坚持反潮流的斗争。”
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面对国内外反动派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成是“变相劳改”的攻击和诬蔑，不去大力宣传那些顺乎潮流的先进人物，鼓励青年们在农村安家落户，反而对张铁生这种因“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而交了白卷，致使“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因而带来“苦闷”的言过其实、叫苦连天的说法作为正面材料来发表，而且用所谓“反潮流精神”加以赞扬和提倡，这岂不也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河北省永清县后奕公社小刘庄回乡知识青年
董金铄
1973年08月25日

“两个估计”意在“改朝换代”
西藏教育工作者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实际狠批“四人帮”
据新华社拉萨电
西藏自治区广大教育工作者纷纷举行座谈会、批判会，用西藏解放后教育事业飞跃发展的事实，愤怒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指出这“两个估计”完全是颠倒黑白的一派胡言，充分暴露了这帮害人虫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改朝换代”的狰狞面目。
各族教育工作者指出，解放前，西藏的教育事业极端落后，全区只有一所僧官学校、一所俗官学校和几所私塾，学生全是三大领主的子女，农奴和奴隶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解放后，党和政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在昌都、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创办了第1批中、小学校。
经过平叛、民主改革运动，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被彻底摧毁，西藏的教育事业出现了飞跃发展的新局面，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高原上。
到1965年，西藏办起了一所大学，一千八百二十多所中小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达到七万多人，翻身农奴家庭出身的学生占绝大多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推动了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
据统计，解放以来全区已建立公办、民办小学六千多所，中学三十多所，中等专业学校二十多所，高等院校三所，在大、中、小学校读书的学生已达到二十多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百万农奴世世代代当“睁眼瞎”，甚至靠结绳刻木记事的苦难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教育工作者们说：
正是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占主导地位，西藏的教育事业才有这样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广大教育工作者痛斥“四人帮”诬蔑教师队伍的反革命谬论。
他们指出，西藏上万名人民教师，绝大多数出身于农奴和奴隶，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深厚的感情。
他们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为培育千千万万青少年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辛勤劳动，涌现了大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优秀人物。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培养的学生，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修正主义苗子”吗？
西藏民族学院、拉萨市第1中学等学校的教职工，以有力的事实痛斥了“四人帮”的这一无耻诽谤。
教职工们指出，战斗在西藏高原的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受过解放后各级各类学校培养的，他们现在正在各种不同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贡献力量。
西藏民族学院1965年以前毕业的六千多名学生，多数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他们之中，有的当了中央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有的担任地委书记、县委书记，更多的人担当着基层单位的领导工作。
广大群众称赞他们是“新学校培养的革命苗”，“翻身农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许多教师、干部怀着兴奋的心情说，今天，西藏万里高原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党培养的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成了西藏第1代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人民教师、新闻记者、艺术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
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成了人民公社的会计、拖拉机手、赤脚医生、业余文艺骨干和科学种田的积极分子等。
广大教育工作者说，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还要培养更多的又红又专的人材。

事实判决了“两个估计”的死刑
——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知识分子状况的调查
在“四人帮”反党集团炮制的“两个估计”中，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说得一团漆黑。
他们竟然诬蔑十七年培养的大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修正主义苗子”。
对于“四人帮”的这种反动谬论，事实是最有力的批判。
最近，记者对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的知识分子状况作了一次调查。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这个研究所共有科技人员五百四十三人。
其中，从旧社会过来的六人，解放初期从海外回国的八人，其他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全是解放后十七年培养的。
这些被“四人帮”诬蔑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人，究竟在科研工作中起着什么作用呢？
这个研究所从1952年到1966年共完成了二百三十九个科研项目，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力量。
这个所对球墨铸铁的研究，为我国大规模发展球墨铸铁生产奠定了基础。
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中，近一半是毕业不久的学生，他们同老科学家密切合作，发挥了很大作用。
由五位解放后毕业的学生和三位老科学家共同研制成功的低合金钢代用品，不仅为国家节约了一种稀有金属，而且对工作母机、内燃机、汽车轴承的制造和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冶金所的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钢铁工业辛勤工作。
我国几个大型的钢铁基地、有色金属矿山的设计和建设，都渗透着他们的劳动成果。
从1953年起，这个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就参加了包头铁矿综合利用的研究工作，以后又研究成功成本低、设备简单，可以节约重要原料的“硅铁还原法”，受到国家和人民的表彰。
当时辗转在包钢工地的冶金所科技人员中，大多数是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冶金所的科技人员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六十年代以后，半导体、电子工业特别是集成电路发展很快，这个研究所为发展新型的半导体材料、器件作开创性研究工作的二十一名科技人员中，有二十名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培养的。
他们在1960年到1963年期间，对镓、砷、磷、锑、硼等超纯元素的研制工作接连获得成功，这些超纯元素正式投产以后，为发展我国新兴的半导体工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料。
1965年，冶金所十一位解放后十七年培养的科技人员和一位老科学家到上海元件五厂，和工人、技术人员合作，探索成功集成电路制造中的关键工艺，在全国首先用于生产，为集成电路的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
六十年代初期，冶金所科技人员在党的领导下，打破苏修叛徒集团的垄断和封锁，研制成功一项极为重要的尖端产品，为国争了光，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赞扬。
参加这场反修战斗的二十九名科技人员中，有二十六人是解放后十七年培养的。
这个研究所的知识分子现状说明，十七年培养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和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在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在内蒙古草原，在祖国西南地区，在首都石景山钢铁公司，在山东铝矿，他们不辞劳苦地深入现场调查研究，为寻求合理的建设方案日夜辛劳。
大跃进的1958年，全所近一半科技人员走上大炼钢铁的第1线，和钢铁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提出和解决了一批国民经济急需的科研项目。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这个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经常深入生产第1线，同工人一起开展科学实验活动，努力改造世界观。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个研究所先后有一百五十多名科技人员奔赴农村，许多人在斗争实践中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迈进，不少人在十七年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
广大科技人员在政治上不断进步，业务上刻苦钻研，精益求精，不少人成长为精通本门学科的内行。
解放初期这个研究所没有几个专家，1966年全所已有高中级研究人员九十二人，其中有七十六人是十七年培养的学生中成长起来的。
目前，全所八个研究室的业务负责人，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担任课题组负责人的就更多。
上海冶金研究所的事实说明，正是由于十七年的教育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十七年培养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才能在政治、思想、工作中逐渐起着骨干作用。
在“四人帮”反党集团炮制的“两个估计”中，把十七年培养的学生抹得一团漆黑，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只能暴露他们利用教育问题篡党夺权的险恶用心。
（据新华社）

坚决抵制“两个估计”　调动广大教师积极性
武汉大学党委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据新华社武汉电
武汉大学党委抵制“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广大教师搞好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积极性。
武汉大学是我国重点综合性大学之一，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研究人才的艰巨任务。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调动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关键所在。
但是，“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打击和压制广大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这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面前，学校党委保持清醒的头脑，经常组织校、系两级党委成员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论述。
他们以毛主席的教导作为衡量知识分子现状的指导思想，对全校一千多名教师进行了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认为解放二十多年来，无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还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在投身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改造主观世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许多教师已经成为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对于广大教师，在政治上要充分信任，工作上要大胆使用，生活上要热情关怀。
几年来，武汉大学党委对全校近八十名教授、副教授的工作都作了适当安排，有二十多人担任了校、系和教研室的领导职务，使他们各得其所，人显其才。
1973年召开的全校教师代表大会，大张旗鼓地表彰了在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中著有成效的教师，颁发了奖状和纪念品。
几年来，理科四个系共完成国家科研项目三百六十多项，有五十多项达到了先进水平。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调动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武汉大学党委注意鼓励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的教师开展百家争鸣和学术交流。
生物系遗传研究室在选育水稻三系和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课题上，曾经反映出倾向于不同学派的教师看法上的不一致。
系党委和教研室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科学上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的指示，引导大家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有批判地吸取和运用不同学派的科学成就，结合自己的科学实验，研究新问题，探讨新技术。
经过反复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终于证明自花植物水稻有杂种优势。
大家共同努力，突破许多技术难关，选育出具有新特点的“红莲华矮十五不育系”，为培育适合长江流域的早稻杂交种作出贡献。
为了尽快培养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武汉大学各级党组织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和研究。
今年以来，理科各系党委组织教师、科研人员和毕业班学生广泛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
生物系、物理系先后举办了有关“赤眼蜂中间寄主人工模拟卵的研究进展情况”，“地震与动物行为”、“核酸大分子及其应用”等方面的学术报告。
各系还组织了毕业实践成果汇报会。

张淑德和娃娃班
今年07月间，在河北省柏乡县南鲁公社中、小学“教育质量比比看”的示意图上，西施庄小学一年级的“指示旗”升到了最高处。
参加评比的教师们看着这面小旗，称赞说：
“张淑德的娃娃班又攀高峰啦。”
张淑德是1971年参加教育工作的。
几年来，她一直担任初中班的教学。
为了党的教育事业，她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她任教的班年年被评为先进班，她年年被评为模范教师。
在成绩面前，张淑德没有满足。
她看到，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损失，不少学生基础知识没学好。
她想，为了培养出合格的建设人才，我应当做一个给学生打基础的人民教师。
今年春天，她向校领导提出当小学一年级教师的愿望。
消息一传开，许多教师支持她，但也有人说教娃娃是“找苦吃”。
张淑德回答说：
“他们今天是娃娃，明天却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者。
教娃娃是辛苦些，可我们要为孩子们的明天着想。”
张淑德担任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后，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从事自己的工作。
初小一年级的学生，都是些刚刚离开父母的娃娃，教好不是一件容易事。
张淑德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体贴这些娃娃们：
手、脸弄脏了，她给洗擦；
指甲长了，她给剪短；
头发乱了，她给梳好；
铅笔头磨短了，她就帮着削。
遇到下雨天，离校远的学生来校困难，她就一个一个地接到学校来。
为了引导孩子们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张淑德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
她根据孩子们的思维特点，着重采取直观教学的方法，引导学生逐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浅入深。
张淑德对教学的要求是严格的。
尽管一年级的教材简单，每节课前她都认真备课，针对孩子们的心理特点，写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教案。
对于不易理解或难记的课题，她就编儿歌、快板、口诀，帮助学生理解和记牢。
比如，在教二十以内的加法时，她编写了加法儿歌；
在教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时，她编了补十口诀和退位减法速算口诀。
她把汉语拼音的规律也编成儿歌：
“小朋友，听仔细，拼音法，牢牢记，前音轻短后音长，前轻后短不一样。
标声号，要记清，一字一声标得明，一声平，二声挑，三声一拐，四声下甩。”
孩子们念着、唱着就记熟了。
张淑德常说：
“党和贫下中农把这些孩子交给我，我就应该尽到责任，决不能让一个学生掉队。”
在教十位数时，别的学生都会了，学生冯国平扳着手指还数不完一个巴掌。
张淑德给他补了几次课，国平还是数不清。
有人说：
“这孩子脑子笨，再费唾沫也是白费劲。”
张淑德不这么看，她说“胃口不强多吃偏饭，当教师就得有个耐烦心肠婆婆嘴。”
她让冯国平搬到前排听课；
下课后叫冯国平到自己身边，掰着手指教他数；
放学后，又把冯国平领到自己家里，一边做饭一边教。
在张淑德的耐心帮助下，冯国平进步很快。
今年放秋假前，全班进行百以内的进位加法、退位减法、加减混合运算测验，他得了一百分，成为全班的优等生。
新华社通讯员（本报有删节）

热心为瑶族人民服务的好教师
新华社长沙电
最近，热心为瑶族人民服务的各族优秀教师，在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召开的教育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受到表彰。
江华瑶族自治县位于湘、桂、粤三省（区）交界的萌堵岭山区。
解放前，这里的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全县只有一所中学，几十所小学，学生不足一千人。
解放二十八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现在，全县已办起五十三所中学，七百七十三所小学，在校学生共六万两千多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这些巨大成绩的取得，是和瑶、汉、壮各族教师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瑶族聚居的濠江公社杉木口大队，原来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壮族女教师贝莲英1971年来到这里以后，采取巡回教学的办法，挨家挨户发动家长送子女入学，很快就使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小鲁桂公社上塘大队小学座落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崇山峻岭中，四十多个学生来自八个自然村。
这个学校的瑶族教师赵广兴，十年来坚持在山洪暴发的夏天，护送学生过溪桥，在冰雪覆盖的严冬，牵着学生过险道。
由于他热心办学，使学龄儿童入学率长期达到百分之百。
汉族教师童国祯是上海人，1972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江华民族中学担任物理教员。
他主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刻苦改造世界观，决心扎根瑶山干革命。
他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克服了生活不习惯等困难。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他自制教学仪器，还成立无线电小组，开展地震测报等活动，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各族优秀教师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学习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联系教育战线的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打击、迫害广大教师的罪行，决心进一步搞好教学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早出人才，早出成果。

青年教师沈时悦刻苦钻研编成新的《简明八位对数表》和《十位对数表》
据新华社合肥电
青年教师沈时悦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先后编制成功新的《简明八位对数表》和《十位对数表》，出版后受到工程技术人员的欢迎。
沈时悦是安徽省六安第4中学的数学教师。
他所编制出的《简明八位对数表》和《十位对数表》，打破了国内外沿用二、三百年之久的线性内插方法，而采用幂级数展开的插值方法，使对数表的结构有了较大的改革，篇幅大大减少，精确度高，使用方便。
他所编制的《十位对数表》，篇幅不到目前通用的费加《十位对数表》的十分之一，而精确度比它要高。
沈时悦在合肥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就喜爱计算数学。
1958年毕业以后，学校保送他到安徽省教育学院数学科进修了一年。
1960年，他被分配到六安县一所农村中学担任数学教师。
他结合数学教学，继续钻研计算数学。
他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发现，当前国内使用的八位对数表存在着篇幅过大、查阅不便的缺点；
有的虽然比较简明，但要求得精确数据，还需要借助其他对数表或其他计算工具。
高度的革命责任心，促使他下决心克服现行对数表的一些弊病，编制出了一种既简便又精确的八位对数表。
接着，他又乘胜前进，通过夜以继日的奋斗，完成了《十位对数表》的编制工作。

全国煤田地质钻探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据新华社1977年11月25日讯
全国煤田地质钻探工程已经提前五十一天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钻探工程量比去年同期显著增长，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钻探质量也不断提高。
截至10月底，煤田地质战线职工已提交了各类地质报告五十六件，计划提交的煤炭储量任务大部分已经完成。
他们在辽宁、黑龙江、河北、河南、甘肃、福建、江西、江苏、广东等地又找到了一批新煤田，为加速发展我国煤炭工业提供了资源资料。
今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煤田地质战线职工贯彻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入揭批“四人帮”，鼓足干劲搞生产，形势喜人。
一些深受“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重灾户”，也很快改变了面貌。
福建省煤田地质公司在“四人帮”横行时受害严重，多年没有完成国家计划。
今年以来这个公司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一至10月份钻探进尺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三。
新疆一五六煤田地质勘探队职工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焕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前五个月完成全年钻探计划，实现了优质、高效、安全、低耗。
辽宁省煤田地质公司一○七勘探队通过“三大讲”，对“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开展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
职工们意气风发，提前一百天完成全年钻探计划后继续大干，决心在今年最后的这些日子里作出新的贡献。

刘风云四年干了八年的活
哈尔滨轴承厂十一车间的年轻女共产党员刘风云同志，从1974年到1976年的三年里，完成了六年的工作量；
今年，她只用五个月零九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一年的工作量。
现在，刘风云同志已经胜利地跨入了1982年！
1969年，刘风云入厂当了工人。
为了能为社会主义大厦添上一砖一瓦，小刘恨不得一下子把身上所有的劲都使上，可总是力不从心，班产计划一千四百个，她只能完成二百个。
“别人能干一千四百个，我为什么不能呢？”
“师傅磨一把刀可以干两、三千个活，自己磨一把刀为什么只能干几十个活呢？”
小刘决心在车刀上来一个突破。
她找了一些废车刀，班前练，班后练，午休时间到磨刀室去练，机修、待料、中停时间也练，手被震得又红又肿，钻心的痛。
她咬紧牙关，坚持继续练。
从磨刀、对刀到上下刀，她反复实践，总结经验，摸索规律。
有的人说小刘这是“自讨苦吃”，也有的人说，小刘是“技术挂帅”，“白专道路”。
但是，不管别人怎样说，小刘始终牢记毛主席关于又红又专的教导，坚信：
大干社会主义，就要学好技术。
在党的关怀和老师傅们的帮助下，小刘勤学苦练，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生产纪录不断刷新。
1974年，“四人帮”假借批林批孔，明目张胆地煽动工人停工停产，“杀向社会闹革命”。
刘风云想，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决不是闹出来的。
她坚守岗位，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
有人说小刘是“会说话的小绵羊”，是“只会拉车，不会看路的驯服工具”；
有的人当面攻击她是为了“争劳模，当标兵”；
有的人甚至给小刘贴了大字报。
难道干社会主义有罪吗？
小刘对照毛主席的教导，感到没有错！
用党员标准检查，也没有错！
大庆工人阶级的豪言壮语传来了！
“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
小刘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大干社会主义的信心更坚定了，劲头更足了。
这一年，小刘一年干了近两年的活。
1975年，小刘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正确地领会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思想，并决心用实际行动来实践革命导师的光辉思想。
早晨上班，她第1个走进车间；
晚上下班，她最后一个离开车间。
这一年，小刘创造了完成计划百分之二百二十五的优异成绩。
1976年，“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疯狂破坏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遭到了极大的打击和压抑。
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又扣在小刘的头上。
小刘坚信这股妖风不过猖獗一时，决不能横行一世。
她以共产党员的战斗姿态，昂首挺胸，大干了还大干。
这一年，小刘又完成了近两年的任务。
粉碎“四人帮”，小刘心花怒放，扬眉吐气。
她把对华主席的热爱，对“四人帮”的仇恨，全部倾注到大干社会主义上。
她说：
“‘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我们一定要夺回来，为华主席争气，为党中央争光！”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后，为了回答华主席对工人阶级的殷切期望，小刘恨不得一天当两天、三天用，分分秒秒不放过。
午休时，空气压缩站晚停五分钟的风，小刘就晚五分钟吃饭；
提前五分钟送风，她就提前五分钟干活。
群众感动地说：
“小刘是抓住一分钟，就战斗六十秒啊！”
到10月底，她就完成了两年的工作量。
目前，刘风云同志响应华主席的战斗号召，朝气蓬勃，信心百倍地在大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
本报通讯员

南票矿务局综合利用煤矸石
据新华社沈阳1977年11月25日电
辽宁省南票矿务局每年要排出四、五十万吨煤矸石，不但占用大量农田，而且常常散发出大量有毒气体，污染空气和水源，影响群众身体健康。
1974年，为了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局党委下决心发动群众，开展对煤矸石的综合利用工作。
他们首先把煤矸石代替好煤做燃料，全局组织了“三结合”科研小组，只用一个月时间，就建成了一台十吨的沸腾炉，成功地完成了用煤矸石作燃料的试验，接着又用三年时间将全局四十四台普通锅炉改造为沸腾炉，每年为国家节约好煤五万多吨。
南票矿务局广大职工经过反复试验，还成功地从沸腾炉排出的煤矸石炉渣里提取出了结晶氯化铝和固体聚合铝等化工产品；
并利用提取化工产品后的尾渣生产水泥。
他们还利用煤矸石制成造型粉、造型沙，代替精密铸造行业原来用的石英粉和石英沙，改善了铸造工人的劳动条件，降低了生产成本。
这个局的职工还和其他单位的工人一起，研制成功从煤矸石中提取水玻璃、氢氧化铝和氧化铝等产品。
三年来，这个局利用煤矸石共为国家创造利润二百二十多万元。

咸阳地区农田基本建设又快又好
本报讯
陕西省咸阳地区地、县、社三级一万六千多名机关干部奔赴农田基本建设第1线，和社员同吃、同住、同战斗，大大推动了农田基本建设高速度向前发展。
目前，已新修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二十三万多亩，灌区平整土地二十六万多亩，扩灌面积、机井配套等都比去年同期进度快，质量好。
早在今年08月初，中共咸阳地委和所属县市委就对农田基本建设作了全面安排。
他们认真地学习华主席、党中央关于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要指示，认识到要高速度地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关键是领导干部经常地深入实际，指挥得当。
因此，地委主要领导成员和十四个县市一百一十多名常委坚持深入工地参加劳动，调查研究，指挥战斗。
淳化县委常委徐世钧是长征老干部，身体不好，仍坚持白天参加葫芦河工程的战斗，晚上挤时间办公。
咸阳地区在整个农田基本建设中十分注意把高速度和高质量有机结合，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有机结合起来。
彬县县委在领导太峪河工程会战中，把高速度高质量作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主要条件，对新修的渠、路、河道和农田逐条逐块，发动群众验收，及时表彰好的批评差的，评选和表彰了二百三十多个先进单位和一千二百多个先进个人。

想在前面　干在前面
广东中山县农机研究所在农业机械化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讯
广东中山县农机研究所，在全县的农业机械化和建设大寨县的斗争中，把科研工作做在前面，对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中山县位于珠江入海处，由于每年泥沙冲积，海岸线逐年向海域外伸。
县委利用这个自然条件，带领全县人民围海造田，计划造田八万亩，现已有一万五千亩开始种植作物。
但围垦田里泥脚很深，拖拉机和耕牛都下不去，社员们自己下去翻耕，又累又慢，一个强劳力一天只能翻耕三、四分地，因而赶不上季节，耕作粗放，一般亩产只有五六百斤，这个产量在当地来说是低的。
中山县还有十多万亩的低洼田，也存在这个矛盾。
怎样把这些耕地的产量搞上去呢？
农机所同志想在前面，干在前面。
在县委的领导下，他们与农机厂一起成立了机耕船试制组，虚心学习外地先进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和改进，研制成功了一种适合本县特点的机耕船。
这种机耕船耕地效率比人工提高六十倍，大大改善了劳动条件，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推广使用后，全县围垦田和低洼地的耕作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产量低的局面改变了，亩产由过去的五六百斤提高到八百斤以上。
小榄公社永宁大队的两千五百多亩围垦田，全部用机耕船耕作，去年平均亩产达到八百六十斤。
贫下中农赞扬说：
别看县农机所人手少，作用可不小。
中山县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用高地上的土填低洼地，开新河、填旧河，扩大了耕地。
可是用人力搞农田基本建设，用工多，效率低。
农机所同志又学习外地经验，研究试制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后推式推土机和开沟犁等多种农田基本建设机具。
由于广大社员发扬了战天斗地的革命干劲，加上新机械的推广使用，农田基本建设很快出现了新的跃进局面。
仅此一项，就使全县的耕地面积增加百分之三。
过去，中山县每当夏收季节，常因阴雨连绵，影响稻谷发芽霉烂。
眼看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遭受损失，增产不能增收，贫下中农心急如焚。
县农机研究所急农民之所急，和县科技局、粮食局一起，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小组，制成了冷热风结合的烘干设备。
今年，他们帮助沙朗公社的各生产队，普遍建立了这种冷热风结合的烘干设备，夏收期间虽然也遭了雨，但这个社的稻谷全部烘干收回，没有遭受损失。
县委在这个公社召开了现场会，向全县推广他们的经验。
目前全县已经建立各种烘干设备二百多台，稻谷收获季节因雨发芽霉烂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
中山县有二十四个公社，三百七十二个大队。
全县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科研任务很重，光靠研究所的十一个人是完不成任务的。
他们同县属工厂和公社农机站，建立了二十五个农机科研小组，初步形成了县、社两级农机科研网。
几年来，农机所科研人员和群众科研小组密切合作，搜集群众中的发明创造，解决了不少农业生产的急需问题。
如挖掘河泥作肥料，过去完全是手工操作，在河、湖里，大船挖，小船运，最后一勺一勺地放入田间，一个班次至少要有十四五个人操作，劳动强度大，效率低。
后来，新湾公社农机科研小组研究改制成一种绞吸式吸泥泵，可将吸取的泥肥直接输送到田里，效果很好。
县农机所见到这个好“苗子”，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到新湾去学习，并把这个“苗子”带上来研究提高。
经过多次试验，不到一年时间，就使这台土机器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小型机械化吸泥肥机具，很快在全县推广。
用吸泥泵取泥，比原先用人工绞泥提高工效十倍以上，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田面平整，肥效均匀，增产效果显著，还疏浚了河道。
中山县农机研究所还和有关单位及农机科研小组合作，先后研究、推广了配手扶拖拉机的平田器、机动船、消防喷灌泵、稻草回田装置、电（机）动打禾艇等多种新式农机具，加速了全县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本溪矿务局职工发扬主人翁责任感
千方百计提高采煤回收率
据新华社沈阳1977年11月25日电
提高采煤回收率，是充分利用煤炭资源，延长矿山寿命，增产煤炭的一项重要措施。
本溪矿务局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提高采煤回收率，从局到矿都由党委一名主要负责同志抓这项工作，经常鼓励职工研究采煤新技术，注意采用科学的采煤方法。
广大职工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珍惜国家煤炭资源，千方百计提高采煤回收率。
今年一至10月份，全局采区的平均采煤回收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八，超过国家规定指标百分之八，光是这一项，就为国家增产原煤二十一万多吨。

注意从群众中发现“萌芽”
农机科研要走在生产的前面，促进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必须立足于群众之中。
千百万农民的农具改革活动是发展农机科研的深厚基础。
农机科研人员要抓紧对基础技术理论的学习，也要注意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
就是说，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当地农业生产最急需的方面入手，同群众密切结合，开展科研活动。
中山县农机研究所的一些重要科研成就，大都是从群众中发现萌芽，经过研究提高而获得成功的。
这是很可贵的经验。

科学实验群众运动的威力
本报记者述评
不久前，在第1机械工业部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科研座谈会上，介绍了农机科研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许多生动事迹，给人鼓舞，也给人启发。
这些事迹集中说明了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提出的大搞科学实验群众运动的号召，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的。
我国是世界上水田面积最大的国家。
在我国几亿亩水田上，正在发生一个历史性的变革：
一系列水田机械诞生了！
沿用了几千年的水田人力工具，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科学实验群众运动的产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最初，我国南方的一些农民发明了插秧机，突破了水田机械化的第一关。
以后，湖北洪湖地区的群众又创造了“船式拖拉机”——机耕船。
现在，插秧机、机耕船、拔秧机、稻麦收割机等等水田机械的研究和制造，已在全国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品种不断增多，技术日趋完善，为水稻的大幅度增产创造了条件。
水田机械的创造成功，是农机科研战线上的一次思想大解放。
最初，有些人对水田机械能否搞成抱怀疑态度。
几千年来都是人工操作的拔秧、插秧这类精细活，能用机器操作么？
外国还没有这种机器哩！
在他们看来，前人没有的，外国没有的，我们就不能有。
我国公社社员和农机科技工作者用事实粉碎了这种没出息的贾桂思想。
我国独创的机耕船资料，已被不少外国朋友带回国去。
我国创制成功的水稻插秧机，已在有的国家安家落户了。
许多事实说明，大搞群众运动，是自力更生，勤俭办农业机械化的好办法。
我们搞农机科研，搞农业机械化，都要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
自力更生的“力”在哪儿？
就在群众之中。
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湖北沔阳县农机研究所曾经算了一笔账：
这个县有三千五百多个水田生产队，实现水田机耕化，机耕船至少需要四千只，如果等上级每年分配一百只，就要四十年。
在县委领导下，县农机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和群众相结合，自己动手，大搞群众运动，研制成功了简易机耕船，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就造了三千五百多只。
今年这个县的水田机耕面积达到水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
这就是大搞群众运动取得的高速度。
我国地域辽阔，如何使一些边远地区也能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他们忘记了那里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群众，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实行专业科技人员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办法就有了。
云南中甸县位于祖国西南边疆的高寒山区，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这个县的农机研究所只有四个工作人员，他们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在各公社组织技术革新小组，几年来研制、推广了青稞小麦播种机等多种机械化、半机械化机具，引进了一些农机具，使这里的机耕面积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五，脱粒机械化达到百分之九十六。
试想，如果不大搞群众运动，只依靠几个人冷冷清清地搞科研，这个边远山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机械化呢？
我们的科学实验是专业队伍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革命运动，必须实行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农兵群众结合，科研、生产、使用结合，普及与提高结合。
我们既要重视工农兵群众的创造发明，又要充分发挥专业科技人员的骨干作用，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
大搞科学实验群众运动的思想，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农业技术改造的根本指导思想。
五十年代末，继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后，在我国农村出现了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毛主席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指出它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
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指引下，科学实验群众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农村。
今天，在农业战线上已经普遍推广的许多新式农机具，正是群众运动结出的果实。
“四人帮”疯狂破坏我国的科研事业，给群众运动大泼冷水，使得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一度受到严重摧残。
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已被排除。
党中央的《通知》，象春风一般吹遍全国，极大地鼓舞了农机科研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群众。
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更加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科学实验群众运动，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科技战线上一个百花竞放、生机勃勃的春天即将到来。

贵州各级干部到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劳动
全省农田基本建设速度之快，质量之好，都是过去没有的
新华社贵阳1977年11月25日电
贵州省各级党委领导成员响应华主席关于“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的号召，带领机关干部到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参加劳动。
全省目前有八千八百多名干部战斗在工地上。
他们和二百多万名社员一道挽起袖子大干，把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又快又好。
11月中旬，中共贵州省委第1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马力和省军区负责人，带领省直属机关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冒着寒风细雨，到贵阳市郊区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劳动。
他们和社员们一起挖地抬土，修埂整地，使社员们受到很大鼓舞。
各级干部深入工地参加劳动，推动了全省农田基本建设的进展。
全省今冬动工的农田水利工程有一万三千五百多处，其中一千五百多处已经竣工；
全省完成的土石工程量已达四千多万方。
施工进度之快，工程质量之好都是过去所没有的。

为从事回收工作的同志们说几句话
本报评论员
废旧物资是经过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利用和消费后，还没有完全失去使用价值的物品。
把这些散存在社会各个角落里的“废物”收集起来、利用起来，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勤俭建国”伟大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
敬爱的周总理在1958年对废品回收工作作过重要指示：
“……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把工农商学兵联成一片，密切协作，为全面地发展生产服务，以便更好地实现勤俭建国、改造社会的任务。”
英明领袖华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十分重视综合利用，变废为宝的工作。
据商业部门统计：
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一年间，全国共回收废钢铁二千七百万吨，从中炼出的钢，可造六亿辆自行车或三百万辆“东方红”拖拉机。
回收破布、废纸等造纸原料八百多万吨，用来造纸，可节约一千五百万立方米木材和一百九十万吨烧碱，降低生产成本约十四亿元。
一些大中城市回收废旧物资的部门，利用工矿企业丢弃的废渣、废酸、废液，提炼出多种贵重金属和化工原料。
这些事实说明，做好废旧物资回收工作，对于支援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促进社会节约，改善环境卫生，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这样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行业，人员不很多，作用却很大。
然而，社会上有些人看不起服务、清洁和废品回收这些行业。
这中间有的人是对这些工作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
也有不少人受了旧传统旧思想的影响。
他们说：
“搞废品回收，低人三分，没有出息。”
这种思想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应当进行宣传教育。
在这里，我们要为从事这个行业的同志们说几句话。
服务、清洁、废旧物资回收工作，城市离不开它，农村离不开它，工厂离不开它，家庭生活离不开它，一句话，整个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它。
试想一下，社会上没有清洁工人，送煤工人，理发工人，浴池和饭馆的服务员，没有回收废旧物资的工人，人们该怎么生活，社会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离不开这些行业同志的辛勤劳动，却又看不起这些行业的工作，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观念和偏见在作怪，这些旧东西是妨碍社会主义前进的思想上的敌人。
我们要同这些旧传统和偏见作斗争，要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们。
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同旧的习惯势力、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社会分工有所不同，劳动并无贵贱之分。
回收行业的工作是平凡的，但却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是非常光荣的岗位。
他们的平凡工作，联系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
在这个岗位上的同志们，应当以自己的光荣工作而自豪！
回收废旧物资的工作很辛苦。
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善从事这个行业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总之，回收废旧物资的劳动要受到尊重，存在的实际问题要逐步解决。
同时，还要建立和健全废品回收的管理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从事回收工作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的推动下，把回收工作搞得更出色，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分工不同，行行光荣
——记废品收购员姬庆兰
北京市海淀区西苑收购站的收购员姬庆兰同志，参加回收工作，可不是一帆风顺的。
1971年初，她刚分配到收购站，人们就议论开了。
有人说：
“整天跟破鞋烂袜子打交道，多恶心！”
还有人轻蔑地说：
“女同志收破烂，早晚得被臭骨头熏走。”
面对这些议论，姬庆兰并不动摇，决心用实际行动教育那些瞧不起物资回收工作的人。
一天，她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撅着嘴，不高兴地说：
“妈，你收破烂离家远一点吧，有人老跟我起哄。”
听了孩子的话，姬庆兰立刻意识到这是旧习惯势力在向自己挑战，要迎着风浪冲上去。
她安慰了孩子，没过几天，姬庆兰又蹬着三轮车来到自己居住的大院里。
她逢人就讲，见人就说，别看我收的是破烂，交给国家就变成了宝贝，不仅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还为国家节约了财富啊！
就这样，时间一长，赞扬的人多了，许多同志以有这样的好邻居而感到自豪。
姬庆兰的爱人姓刘，在收购站附近的一所学校工作。
她听说这个学校有些废品要处理，去不去收购呢？
有的同志劝她说：
“别去啦，当着老刘的面收废品，多难为情啊！”
姬庆兰回答说：
“革命工作分工不同，行行光荣，我为社会主义收废品，有什么可难为情的。”
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并不容易。
在去学校的路上，姬庆兰心里直嘀咕，我到老刘的单位收废品，他怎么想，会不会生气？
当她们来到学校以后，有些认识姬庆兰的同志立即告诉了老刘。
两人见了面，老刘满面笑容地说：
“你们来得正好。”
二话没说，抄起电话就跟各部门联系，告诉大家收废品的同志来了，赶紧把没有用的东西收集起来。
亲人的鼓励，同志的帮助，坚定了姬庆兰同志扎根回收岗位干革命的决心。
（据《北京日报》）

湖北襄樊棉织厂职工，坚持发扬“寸纱不落地”的勤俭精神。
这是织布车间的青年工人在河边洗废纱头。
新华社记者摄

外事往来
以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王寿仁为团长、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陈龙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11月24日离开北京前往叙利亚、索马里、突尼斯、布隆迪访问。
加拿大体操队同中国体操队11月24日晚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共同表演，受到一万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路金栋等出席观看了表演并在表演前会见了加拿大体操队团长爱德华·布鲁汉姆，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林信贤和夫人，参赞戴维森和夫人应邀出席观看表演并参加了会见。
加拿大体操队是22日到达北京的，23日晚，中国体操协会为朋友们来访举行了招待会。
以朝鲜劳动党黄海北道委员会书记金仁仲为团长，朝鲜劳动党政务院财政部书记崔凤奎、咸镜南道外事处长白升峰为副团长的朝鲜第2批友好参观团11月24日上午乘火车到达北京。
旅游局负责人杨公素、孔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裴溶在等，到车站迎接。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杨骥11月25日晚举行宴会，欢迎以苏丹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苏丹青年联合会执行局委员、副书记海德尔·阿卜杜勒·哈米德为团长的苏丹青年代表团。
苏丹青年朋友们是24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据新华社）

对外友协举行电影招待会
庆祝南斯拉夫国庆
乌兰夫副委员长等出席
新华社1977年11月25日讯
为庆祝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今天晚上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中国戏曲故事片《野猪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出席了电影招待会。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和在北京的其他南斯拉夫朋友，应邀出席了电影招待会。
出席电影招待会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委员廖承志，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外贸部副部长郑义山，外经部副部长石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王笑一等。
在电影放映之前，曾访问过南斯拉夫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唱了中国和南斯拉夫歌曲。

比利时新任驻华大使
向乌兰夫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1977年11月25日讯
比利时王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拉乌勒·多尔曼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华、西欧司副司长徐维勤、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
比利时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在场。

艰辛劳动结硕果
——记四川医学院钩体病防治研究室
在四川医学院钩端螺旋体病防治研究室的墙壁上，挂满了许多地区贫下中农赠送的锦旗，上面写着：
“深入基层，功在农村”、“废寝忘食，精心指导”、“攻关不畏难，钩研传捷报”……。
这些赞语，反映了广大群众对这个研究室工作的高度评价。
这个研究室成立近二十年来，对钩体病的病因、病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研究，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我国农村条件的防治措施。
他们完成的一百多个研究项目中，有的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广，使钩体病在四川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大幅度下降。
钩体病是一种农村常见的急性传染病，对人民健康危害极大。
特别是肺大出血型钩体病，患者多为青壮年农民，往往在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内猝然死亡。
过去，由于国内外对这种病缺乏深入研究，广大医药卫生人员根本不认识这种疾病，也不了解其发病原因。
四川医学院一部分教师和医务人员同许多兄弟单位协作，深入农村，一面抢救病人，一面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后来他们又组成了专业的钩体病研究室。
为了弄清肺大出血病人的发病原因，他们对许多病人作了血液培养和血清凝溶试验，反复检查研究病原体。
即使病人已痊愈出院，他们也一个个地登门采血，精心检查他的晚期血清。
经过长时期艰苦努力，他们收集到一千二百多个对比数据，终于肯定了大量毒力强的黄疸出血群钩端螺旋体，是钩体病肺大出血的主要发病因素。
这个研究室至今保存着的病历数以万计。
这是他们抢救重症病人的辛勤劳动的记录，也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依据。
正是经过这样对上万例病人的护理、抢救和观察，使他们获得了研究钩体病的大量依据。
他们把这种疾病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先兆期、极期和垂危期三个阶段，并总结出先兆期病人的五大症状，为肺大出血型钩体病人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科学论据。
“四人帮”根本否定基础理论的作用，完全抹杀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钩体病研究室的同志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有关指示，坚持把现场防治和实验室研究结合起来。
在疾病流行季节，他们深入农村，大力开展现场防治工作；
在非流行季节，他们则开展实验室研究。
为了从理论上阐明钩体病的病因、病理及其发展变化等方面的问题，他们决定创造钩体病肺大出血的动物模型，并从1959年开始试验。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实验动物供应工作一度极不正常，他们就自己担负起豚鼠、金地鼠等实验动物的繁殖、培育工作。
但要使实验动物产生与人相似的肺大出血的症状，却是一个更为艰巨的课题，国内外还没有过成功的先例。
起初他们分别在实验动物的许多部位上注射各种不同浓度、不同剂量的钩端螺旋体浓缩菌液，始终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后来又试作静脉注射。
他们研究了豚鼠的各种静脉，发现只有隐静脉比较适宜注射。
但要在这细得象根头发丝的静脉里一次注射二至三毫升菌液，又是一个难题。
实验员、共产党员伍淑蓉在连续半个多月的注射试验中失败过无数次。
注射含有大量钩端螺旋体的菌液，人体如果沾染上它，就会有生命危险。
伍淑蓉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试验，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地努力，1973年他们首次创造成功了钩体病肺大出血的动物模型，实现了防治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大突破。
文献中记载，钩体病肺大出血是血管破裂引起的。
但据此采取的止血措施效果并不显著。
他们对感染了钩端螺旋体后二十小时、二十四小时、二十六小时、二十八小时、三十小时的实验动物，分别加以解剖，仔细观察其肺部病变的发展过程。
经过对人体和动物病肺中成万条毛细血管的对比观察，最后他们得出了钩体病肺大出血不是由于血管破裂，而是以肺微循环障碍为主的全身微循环障碍的初步结论，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
按照这一论断，他们应用抗菌、解毒、镇静等措施，并吸取中医关于改善肺部微循环的“引血归源方法”，抢救了许多危重病人，打开了一条用中西医结合方法研究肺微循环理论的新途径。
这个研究室的同志不仅全心全意地从事钩体病的防治研究，而且十分重视防治知识的普及工作。
现在，四川省钩体病流行地区已基本做到使病人能够就地治疗，有效地保护了农业劳动力。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西藏发掘整理藏医藏药学遗产取得成果
据新华社拉萨1977年11月24日电
西藏自治区各级党组织认真执行民族政策，组织人力发掘和整理藏医、藏药学遗产，取得成果。
藏医、藏药学是藏族劳动人民和医务工作者，总结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又不断吸收汉族及其他民族医药学的成果而发展起来的医药科学，具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民族特点，广泛传播于我国的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和内蒙古等地，是祖国医药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遵照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教导，拉萨市藏医院医务工作者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从事藏医、药书籍的收集、整理工作。
目前，他们已将《据悉》（藏医“四部医典”）第1、二、三部整理出初稿，并结合临床经验整理了《藏医临床学》。
藏医院研究人员并和卫生部派出的工作组共同研究了《据悉》、《月王药诊》，藏医的形成和发展，整理出一批汉文资料。
拉萨市藏医院还编写出版了适合农牧区赤脚医生应用的、包含四百八十二种藏药配方的《赤脚医生藏药配方新编》、《胃溃疡藏医疗法》，以及供内部使用的《藏药验方选集》、《常用藏药知识》、《藏医理论概述》和《藏成药的主治与功能、用法用量》等著作。
拉萨市藏医院藏医科学研究室还结合临床开展了对胃溃疡、关节炎、气管炎、高血压、多血症、癫痫、肾炎、肝炎、肝包囊虫、冠心病、白血病、癌症、脑膜炎等疾病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围绕着藏医藏药学的继承和发展，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提高现有藏医的技术水平和培养新藏医。

静安区废旧物资公司千方百计搞回收
本报讯
上海市静安区废旧物资公司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今年头八个月，总购进一千三百一十七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六；
销货一千七百八十九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八；
上缴利润二百一十五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五；
费用率比计划下降百分之零点八二。
进、销、利润均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八以上。
这个公司回收工作搞得好，除了抓好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还在原有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回收方法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措施。
深入调查，按户立卡，扩大收购。
职工们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工厂资源，按厂建立废旧物资统计卡，使下厂职工做到心中有底。
针对有些工厂的废品过重、过大，难以车运而长期积压的状况，决定集中力量一个厂、一个厂地打歼灭仗，经过四天突击，回收了一百九十五吨废钢铁，基本上解决了全区重、大的废旧物资积压状况。
印送服务公约，划块定车收购。
为了贯彻周总理关于“为全面地发展生产服务”的指示，运输组虚心听取了工厂同志的意见，决心提高服务质量，克服以往“容易车运的物资装了跑，难装车的物资丢了跑”的现象，实行划块定车、包厂收购，把一些以往长期没有回收的物资收购起来。
为呆滞物资积极开拓用途。
随着生产的发展，工业下脚料不断增加，需要认真钻研，不断开拓新的用途。
毛纺厂的毛织机上更换下来的废塑料皮结，是强化塑料，因为没有找到用途，只能按每公斤一分钱的价格回收，然后作燃料烧掉。
销售员遵照周总理题词“变无用为有用”的精神，深入工厂调查研究，掌握了这种物资的来龙去脉和用途等知识，最后了解到浙江省上虞县一家工厂用这种塑料皮结为原料，粉碎后可制造小农具，经过联系，给废塑料皮结打开了销路，售价每公斤一元二角，大大提高了废旧物资的利用价值。
深入工厂，结合“三大讲”，开展“算两本帐”活动，促进收旧利废工作。
上海照相机三厂，原来废品管理很好，在“四人帮”干扰破坏下，废品收、管、用工作受到严重破坏。
08月份，废旧物资公司派了两位同志深入该厂，一起开展“三大讲”，还算了“两本帐”：
算该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为国家节约的帐；
算“四人帮”破坏，导致物资浪费、损失严重的帐。
目前这个厂管理废品的力量开始有了加强。

黎笋总书记率越南党政代表团离广州回国
韦国清、耿飚同志等和广州市群众两千多人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1977年11月25日讯
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同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圆满结束了对我国的正式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广州回国。
前往机场欢送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广东省委第1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共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广州市委、市革委会和广州部队的负责人王首道、焦林义、刘田夫、叶建民、梁湘、钟明和广州市群众两千多人。
广州白云机场上悬挂着中越两国国旗，洋溢着中越友好的热烈气氛。
当黎笋同志向欢送群众告别时，机场上一片欢腾。
人们挥动花束，祝贺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圆满成功，祝愿中越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不断发展。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中国驻越南大使陈志方，中联部副局长黄群，外交部副司长梁枫、刘华。
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黎光奠以及在广州的越南同志也到机场送行。
今天上午黎笋同志参观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陈列馆。

友好往来
日内瓦“认识中国社”从11月15日到20日在日内瓦举办了介绍中国的展览会。
约有四千人参观了这个展览会。
11月17日晚上，比中协会秘书长塞尔日·贝湖作了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当前中国情况的报告，他说，今年，他第7次访问中国，亲眼看到了中国人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努力发展生产，朝着四个现代化方向前进的动人情景。
以流静为团长的中国武术团在结束了对几内亚的访问后，11月23日离开科纳克里前往贝宁进行访问。
访问期间，武术团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举行了四场演出，访问了法拉纳等城市，并在当地举行了演出。
武术团的演出受到了几内亚朋友的热烈欢迎。
中国广西杂技团在结束对加纳的友好访问后，11月21日乘飞机离开阿克拉前往毛里塔尼亚。
访问期间，广西杂技团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以及这个国家第2大城市和文化中心库马西共举行了四场演出。
观众总数达一万二千多人。
以于吉辰为领队、于清成为副领队的中国辽宁足球队，结束了对索马里为期十一天的友好访问后，11月22日乘飞机离开摩加迪沙前往布隆迪。
访问期间，中国足球运动员同索马里足球运动员进行了友谊比赛和多次共同练球。
意大利外交部长福拉尼11月18日接见了以王耀庭为团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王耀庭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贸促会代表团是应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的邀请于11月15日到达罗马的。
11月16日，意大利外贸部长奥索拉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由委内瑞拉中央大学马拉凯分校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摄影展览11月18日在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马拉凯市开幕。
这次摄影展览展出一百六十多幅反映中国各方面成就的照片。
（据新华社讯）

巴基斯坦网球邀请赛在伊斯兰堡举行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977年11月23日电
巴基斯坦网球邀请赛，11月21日在伊斯兰堡开幕。
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佐勒菲卡尔·阿里·汗空军上将主持了开幕式。
巴基斯坦军法管制执行官齐亚·哈克在祝贺巴基斯坦网球邀请赛开幕时说，邀请赛将非常有助于促进参加国之间的友谊。
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国、中国、加纳、伊朗、伊拉克、黎巴嫩、毛里求斯、马里、摩洛哥、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塞内加尔和突尼斯的三十二名网球运动员参加了这次邀请赛。
以梅福基为领队的中国网球队是在本月18日抵达巴基斯坦的。
这次邀请赛只进行男子单打和双打的比赛，采用淘汰赛的办法进行。
比赛将在11月27日结束。

慕尼黑的悲剧与当代的绥靖主义
任谷平
本世纪内，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
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希望不要再爆发世界战争，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善良的愿望并不等于客观的现实。
我们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曾经明确指出：
“‘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这种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6—27页）
今天，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来自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那个后起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苏联一心要称霸世界，推行野心勃勃的全球战略，以进攻的态势咄咄逼人地向美国势力范围进迫，美国则力图保住既得利益。
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建立了空前庞大的战争机器，造成了越来越浓重的战争阴霾。
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严重的战争威胁面前，人们总是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对待战争的态度。
第2次世界大战前夕，希特勒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威胁日甚01日之时，在西欧就出现过绥靖派和反绥靖派的争论。
张伯伦、达拉第之流对希特勒百般进行安抚、绥靖，甚至伙同希特勒搞慕尼黑阴谋，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企图苟安一时。
与此相对照的是，丘吉尔、戴高乐等看到了希特勒侵略扩张的严重威胁，一再提出警告：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战争”，而不是什么“持久和平”，要求加强防务，作好反侵略的准备。
但是反绥靖派并没有占上风，而张伯伦等人的绥靖政策加速了战争的爆发。
现在，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严重战争威胁面前，西方又出现了类似三十年代的绥靖思潮。
看来，有一些政界人物已经忘却了四十年前慕尼黑悲剧的惨痛教训。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重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认真记取当年以张伯伦为代表的绥靖主义者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有着现实的意义的。
（一）
三十年代绥靖主义是怎样加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的呢？
1938年，希特勒在强行吞并奥地利以后，借口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居住着日耳曼人，要求吞并苏台德区。
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是欧洲的强国。
希特勒德国的崛起，和德、意、日法西斯轴心的形成，使英国面临严重的威胁。
英国统治集团对希特勒的侵略扩张采取绥靖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力图把希特勒的侵略矛头引向东方的苏联，自己则坐山观虎斗，以保存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和在亚洲、非洲、大洋洲的殖民利益。
因此，英国在希特勒的战争威胁面前委曲求全，步步退让。
英国首相张伯伦三次去德国会晤希特勒，乞求“确保欧洲和平”。
1938年09月，英法绥靖主义者同德意法西斯在慕尼黑签订协定，背信弃义地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了希特勒，使绥靖主义思潮在欧洲大为泛滥，为希特勒尔后扩大侵略打开了大门。
这就是至今受到全世界唾骂的慕尼黑的悲剧。
三十年代的绥靖政策，纵容了德国法西斯，其结果是世界亿万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惨重的灾难。
从三十年代这段历史中，人们可以吸取许多有益的教训。
三十年代的绥靖主义者竭力为希特勒的扩张野心打掩护，致使各国人民对战争的突然爆发缺乏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张伯伦一厢情愿地认定，希特勒“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他把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区的蛮横要求说成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国家中……民族之间所发生的争吵”，相信希特勒的“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的领土要求”的虚伪诺言。
但是张伯伦的安抚和退让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
慕尼黑协定之后不过一年，希特勒吞并欧洲的进军炮声震动了欧洲大陆。
张伯伦的苟安美梦也彻底破灭了。
三十年代的绥靖主义者希望依靠所谓裁军，来限制希特勒德国的重新武装，以求得军事实力的所谓“平衡”。
当时在国际联盟主持下，裁军会议一个接一个召开，同时德国在裁军的烟幕下重整军备的步伐却一天比一天加紧。
张伯伦之流迷信“军备平衡”，甚至借口保障英国海军的“优势”，违背凡尔赛和约关于限制德国海军力量的规定，同德国签订海军协定，允许德国舰队可以达到英国海军力量的三分之一。
在张伯伦绥靖政策的纵容下，纳粹德国把所有限制德国军备的条约统统变作废纸，大肆扩充军备。
武器多了，侵略者的手就要发痒。
希特勒终于在1939年09月挑起了大规模的欧洲战争。
三十年代大谈裁军，结果谈出了一个第2次世界大战。
三十年代绥靖政策的又一个表现，是美国和英法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为了摆脱经济困境，把第1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当作输出资本和商品的一块宝地。
从二十年代开始，美英法就先后通过“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给予德国巨额贷款，在经济上给削弱了的德国输血打气。
它们养虎贻患，使希特勒能够把他的侵略军队武装到了牙齿。
希特勒利用英美等国的投资，兴建了许多为纳粹制造汽车、坦克、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企业。
在德国军备中，有英国的潜水艇，法国的坦克，美国的飞机发动机。
1939年09月，希特勒挑起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军队就是坐着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制造的汽车和摩托车侵入了波兰。
这对那些绥靖主义者真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三十年代张伯伦之流的绥靖主义的核心，是力图把祸水东引。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
以妥协和让步，促使德国西和东进，即在德国的西面英法这边力求稳定，推动它向东面的社会主义苏联进攻。
慕尼黑协定的实质，就在于英法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德国人，作为给德国人对苏开战的代价。
希特勒看穿张伯伦之流的用心，就挥舞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旗子，推行声东击西的战略。
他首先向紧邻苏联的波兰开刀，然后出其不意，挥戈西击，向软弱的英法发动闪电进攻。
张伯伦这个绥靖主义的头面人物在震惊之余，伤心地哀叹：
“在我的政治生活中，我所争取的一切，所希望的一切和所相信的一切，已统统化为灰烬。”
历史给绥靖主义作出了无情的判决。
毛主席在评论这段历史时指出：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
’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
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0页）
（二）
从慕尼黑到现在，差不多四十年过去了。
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占全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3世界国家，已经和正在挣脱殖民主义锁链，取得了独立和解放。
它们加强联合，共同斗争，成为当代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主力军。
过去的一些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力量大为削弱，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欺负和威胁，成为第2世界。
当今出现了高踞于一般帝国主义之上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
只有它们才有能力发动新的世界大战。
当年以英法等国为一方同德意日为另一方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已经为今天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所代替。
这是战后出现的一种新现象。
在两霸争夺中，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苏联居于攻势，而美国则处于守势。
目前在美国，就同当年在英国一样，一股绥靖主义的潮流正在蠢蠢而动。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力主对苏联采取妥协安抚的绥靖政策，重演张伯伦的故伎，以便保护住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在美国的绥靖政策的影响下，在面对着战争威胁和经济困境的西欧，绥靖主义思潮也不断泛滥。
新的慕尼黑的阴影正在出现。
当代的绥靖主义的鼓吹者们是怎样搞新的慕尼黑的？
他们同他们的先辈一样，竭力低估苏联的扩张野心，希望制造一种虚假的和平。
美国的某些人一面散布现在“无法防止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出现”，除了“缓和”没有别的出路；
一面又自我安慰说，美国的地位虽然已经削弱，但由于总体上仍然“胜过苏联”，苏联的威胁并“不那么紧迫”。
他们抛出所谓索南费尔特主义，公开承认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来安抚苏联。
他们伙同苏联搞什么“欧安会”，制造假和平，帮助苏联掩盖它对西欧的严重威胁。
西欧的某些人也抓住苏联抛过来的“缓和”这根鸡肋不放，说什么“苏联的政策基本上是缓和政策”，“苏联没有侵略盟国的迹象”。
这同当年张伯伦为希特勒涂脂抹粉，是何等的相似！
他们同他们的先辈一样，妄想用裁军来牵制住苏联扩军备战的速度，保持自己的军事“优势”，至少也希望保持住“均势”。
在苏联军事力量急剧膨胀面前，美国和西欧的某些人却拚命给自己吃定心丸，说什么华沙条约集团军事力量“本身不构成对西方安全的威胁”，“削减防务不会削弱”西方。
然而，什么中欧裁军谈判，什么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都没有阻挡住苏联军事实力的增长。
他们同他们的先辈一样，把对苏联的资本和商品输出看成是有助于缓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把帮助苏联扩军备战看作是他们发财的大好机会。
他们妄想用技术、贷款、粮食织成“纽带网”来套住苏联、使它“依赖于西方”，“节制苏联的劲头”。
他们把苏联看作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在苏联的“国际合作”、“缓和物质化”等等招牌引诱下，向苏联提供巨额资金、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大大加速了苏联在武器装备上赶超美国和西欧的过程。
西方的资金技术增强了苏联的军事实力。
西方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并不是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是在饮鸩止渴，实行自杀政策。
当代的绥靖主义者也象他们的先辈一样，妄图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引向中国。
美国的索南费尔特用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第3个超级大国这种虚妄的
“预见”来吓唬苏联，并且说，“缓和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不仅能在传统的意义上”和苏联力量“保持均势”，“而且能够影响它的使用”，露骨地暗示苏联应当把侵略重点从西欧移向东方。
而苏联也就顺水推舟，加紧反华叫嚣，推行它的声东击西的战略。
同三十年代比较，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它的军事力量及其搞假缓和、真备战的欺骗手法，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希特勒德国。
当代绥靖主义比起张伯伦的绥靖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因为它牺牲的决不止是一个捷克斯洛伐克，而将是整个西欧、乃至非洲、中东。
现在，西欧还依靠着美国的“保护伞”，一旦苏联向西欧发动闪电进攻，美国将如何动作，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华盛顿的谋士们就有人主张，局势危急时，美国不应该在西欧消耗力量，而应该放弃西欧，保全美国。
不久前美国透露的“第10号总统研究备忘录”，表明美国打算在苏联进攻西欧时放弃三分之一的西德领土，就是美国有可能把西欧放弃给苏联，缩回到大西洋彼岸以保存自己的一个不祥的讯号。
这一切难道不值得人们警惕吗？
（三）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危险告诉人们：
绥靖主义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决不是什么和平与安全，而是无穷的祸害。
正象日本《苏联问题》月刊所指出的：
“绥靖主义是最恶劣的挑起战争的政策”。
这话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只要看一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拚命散布“缓和”幻想，竭力鼓励西方的绥靖思潮，就可以明白。
因此，人们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就必须坚决反对绥靖主义。
有帝国主义存在，就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这是一条客观的规律。
但是，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
相反，我们认为，在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认真吸取三十年代慕尼黑的历史教训和战后以来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经验，采取正确的政策，人们是可以找到推迟世界战争的正确道路的。
在这方面，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呢？
首先，决不能象绥靖主义者那样粉饰太平，用“缓和”、“裁军”等等虚假和平来麻痹人民，而应当把战争的严重危险告诉人民，教育和动员人民做好防卫准备，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斗争。
中国有句古话：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这就是说和平时期要想到战争，有所准备，包括精神上、物质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准备打，没有坏处；
不作准备，一旦战争爆发，那就要吃亏。
因此要经常不断地揭露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使人民提高警惕，增强斗志。
如果象张伯伦、达拉第之流那样向人民隐瞒战争危险的真相，用和平的幻想解除人们思想上的武装，那是极端危险的。
现在有一种论调说：
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的核武器已达到饱和的程度，双方力量“均衡”，战争就打不起来。
这纯粹是幻想。
四十年前，有人曾经把防止战争爆发的希望寄托在保持英德的所谓“战略均势”上面。
结果这种希望完全落了空。
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霸世界，总是千方百计要压倒对方。
任何要想依靠“均势”或者所谓“恐怖平衡”来维持和平的局面是办不到的。
其次，决不能象绥靖主义者那样，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气势汹汹的军事威胁所吓倒，步步退让，而要认识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坚决挫败它们的战争计划。
现在有人怕苏联，就象当年张伯伦、达拉第等人怕希特勒德国一样。
1938年，希特勒调动德军大规模向捷克斯洛伐克进军，张伯伦急忙作出让步。
希特勒后来洋洋自得地说：
“你同一国打交道，如果它很容易作出让步，达到卑躬屈节的地步，那你可以期望，再一次一次地提出新的要求，它也都会一一接受的。”
十分清楚，跟侵略者打交道，怕是没有用的。
侵略者从来都是欺软怕硬的。
人们越害怕战争，侵略者就越会用战争进行恫吓，甚至可能更快地挑起战争。
其实，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它同一切反动派一样，都是纸老虎。
在今天的苏联，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都在发展。
它野心很大，力量不足，越是对外侵略扩张，力量也就越是分散。
它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孕育着无可避免的失败。
当前，苏联战争计划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它的全球战略布局在各国人民反对下，不断遭到挫败。
为了发动世界战争，它势必要在全世界到处伸手，寻求军事基地和立足点，结果到处树敌，到处碰壁，一次又一次地被从它企图加以控制的国家驱逐出来。
苏联的侵略扩张正在重蹈美国的覆辙，陷入了世界人民的反对之中。
各国人民的强烈的反霸斗争，特别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斗争，打乱了苏联反革命全球战略的布局，使它难以顺利实现它的侵略和战争计划。
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是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
第3，决不能象绥靖主义者那样，以邻为壑，各打算盘，而必须加强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挫败超级大国的战争计划。
慕尼黑阴谋之所以得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希特勒德国侵略势力威胁的国家，没有能联合起来，共同防御，而是互相猜疑，只图自保，使希特勒得以逐个击破。
尤其是绥靖主义者为了各自的利益，竞相在经济上给法西斯德国输血打气，帮助侵略者弥补其弱点，加强了它发动战争的物质条件。
当时希特勒德国同英法等国家比较，不论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并不占优势。
然而希特勒之所以敢于挑起战火，并且得寸进尺，就因为看到张伯伦、达拉第之流顽固地拒绝当时的苏联提出的结成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同盟的建议，拒绝同其他欧洲国家建立共同防御侵略的体系。
今天，广大的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正在掀起波澜壮阔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给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
第2世界也在联合起来，对抗苏美两霸、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和控制。
一个包括苏美两国人民在内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正在形成，并在国际斗争中发挥日益巨大的威力。
它比当年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基础更为广泛，力量更加雄厚。
依靠这支力量的联合斗争，挫败超级大国的战争计划，推迟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是完全可能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世界，已经不是慕尼黑时代的世界了。
可以肯定，今日的希特勒之流胆敢发动侵略战争，只能得到比希特勒更可耻的下场！

我驻牙买加大使举行宴会庆祝中牙建交五周年
新华社讯
金斯敦消息：
中国驻牙买加大使王崇理11月23日晚举行宴会，庆祝中牙建交五周年。
出席宴会的有牙买加外交部长珀西瓦尔·帕特森、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的母亲埃德娜·曼利夫人等及其他政府官员以及各界友好人士。
王崇理大使在宴会上祝酒，他热烈祝贺中牙两国在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五年中友好关系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他强调说，中国将继续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原则和政策。
他表示相信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将与日俱增，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将日益发展。
帕特森外长在讲话中说，五年前，牙买加政府果断地决定同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过去的五年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是诚挚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

“杨格计划”
1929年德国借口由于经济危机，无法偿还协约国的债务，要求修改“道威斯计划”，美国为了确保自己的投资收入，竭力支持德国的要求。
1929年底成立了以美国摩根电力托拉斯经理杨格为主席的美、英、法、意、日、比、德等七国委员会，它所制订新的赔偿计划，1930年在海牙会议上通过。
“杨格计划”减少了德国赔偿额的百分之二十，还规定取消对德国经济的一切管制，使德国可以大规模发展军事工业。
“杨格计划”是帝国主义加速武装德国以进行反苏战争的阴谋计划。
1932年，在美国的压力下，洛桑会议通过了关于停止向德国索取赔偿的决议。

“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是第1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法等国在1924年至1929年制订实施的战败国德国赔款支付计划。
这个由资本家道威斯为首的专家委员会拟定的计划，对协约国于1921年宣布的德国赔款规定作了重大修改，从而对德国军国主义准备和发动第2次世界大战起了输血打气作用。
计划规定，由外国（主要是美国）贷款给德国，以稳定其币制，并规定德国每年赔款数额、赔款来源和担保等。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巩固摇摇欲坠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权，迅速恢复德国垄断组织和工业潜力，以反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
这个计划于1924年08月在有关国家的伦敦会议上通过，同年09月开始实施。
在计划实施的很短时期内，德国总共得到二百一十亿左右马克的各种外国贷款，这些贷款有很大一部分被用来恢复德国的军事工业的实力，加紧使它的经济重新军事化，而到1929年为止，德国支付的各种赔偿费不过一百一十亿马克。

利莫大焉
“索马里的行动对谁有利呢？”
苏联塔斯社在一篇攻击索马里废除苏索“友好条约”的评论中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实在出奇。
不消说，索马里政府的果敢行动，是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利的。
苏联要搞新殖民主义，别人不让它搞，而且使它当众出丑，这对它当然不利得很。
但是，索马里人民却无不为逐走害苦了他们的瘟神而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他们高呼“俄国人走了，祸害也跟着走了！”
的口号。
对他们来说，这真是利莫大焉。
莫斯科的老爷们耍什么蹩脚的花枪？

南斯拉夫逮捕反南集团头目
佩罗维奇长期侨居苏联犯有反人民反国家罪行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11月24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11月22日报道，南斯拉夫内务机关已将反南集团头目米莱塔·佩罗维奇逮捕。
报道说：
“米·佩罗维奇1923年生于佩奇，曾秘密地并有组织地进行反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的敌对活动。”
报道说，米·佩罗维奇作为反南集团的头目，“长期侨居（苏联）基辅。
在几年前于巴尔（南斯拉夫地名）举行的所谓‘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所谓‘建党大会’上，他曾被选为该‘党’书记”。
报道说：
“根据贝尔格莱德地方检察长的要求，地方法院对佩罗维奇反人民反国家的多次严重犯罪活动提出刑事诉讼。”
南斯拉夫于1974年曾破获了同苏联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反对南斯拉夫现政府的秘密组织，1975年逮捕了长期侨居苏联的反南集团头目弗拉迪米尔·达普切维奇，并于1976年判处他二十年徒刑。

印度洋问题上的两种立场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和美国正在背着印度洋国家偷偷地就印度洋问题进行幕后交易。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双方已于今年06月和09月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举行了两次会谈。
美国官员透露，两国将于12月在瑞士伯尔尼就限制双方海军活动的问题举行第3次谈判。
关于印度洋问题，广大第3世界国家和部分第2世界国家的立场是很鲜明的。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决议，投票赞成的六十一个国家中绝大部分是第3世界国家。
决议规定“从印度洋清除一切基地、军事设施、后勤供应设施、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配置”以及“大国在印度洋军事存在的任何表现”。
这项决议是针对两个超级大国在印度洋日益加紧的争夺而提出的。
去年08月，第5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一项《政治宣言》，号召印度洋地区的不结盟国家同印度洋其他沿岸国家和有关内陆国家召开关于印度洋的会议，讨论如何执行联大关于印度洋和平区的决议。
联合国大会第1委员会今年11月18日也通过决议，要求大国同印度洋区域国家一起执行上述决议。
然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却撇开印度洋区域国家，只由它们两家谈判印度洋问题。
它们谈判，难道真是为了限制双方海军的活动，为实现印度洋和平区迈出第1步吗？
决不是。
这是两霸为了加紧争夺印度洋而玩弄的花招，是对联大关于印度洋和平区的决议的对抗和破坏。
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主要障碍就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
它们对印度洋和平区的立场，同第3世界国家的主张是尖锐对立的。
苏联对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建议，口头上说“同情”，实际上大肆破坏。
葛罗米柯09月27日在联大发言时说，实现印度洋和平区的基本前提是“取消这个区域现存的外国军事基地和不得建立新的军事基地”。
苏联的这种冠冕堂皇的议论是经不起剖析的：
第1、苏联绝口不提取消外国的军事存在，也就是说苏联的常驻舰队要赖在那里不走。
不但不走，它这个“军事存在”要继续膨胀，谁也约束不了；
第2、苏联所说的取消“现存外国军事基地”，指的只是美国的基地，而苏联在那里也拥有基地的事实，它自己是一向抵赖的，也就谈不上撤除的问题；
第3、所谓“不得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则纯属谎话。
如果苏联真不想在印度洋上建立新基地，那么，它为什么不久前接连派“高级外交官”、“渔业代表团”、“塔斯社记者”和“科学考察船”到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去活动，并且向马尔代夫政府提出了高价租借甘岛基地的要求呢？
这些事实完全戳穿了它“同情”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伪善面目，并且表明它是破坏印度洋区域安全的最危险的敌人。
美国提出的同苏联谈判的方案，据说是要在印度洋上把双方的海军力量对比“固定下来”。
这是美国最近提出在美苏关系上要采取“克制精神”以来同苏联进行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
把苏美双方在印度洋的军事力量对比固定下来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美国不要求撤除苏联的军事存在和军事基地，当然，美国自己的也不撤除，而由它们两家玩弄“力量均势”的骗局。
然而，不论双方“力量均势”如何，印度洋地区人民的安全都将继续受到严重威胁。
苏美两霸争夺印度洋，对它们争霸世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它们正在谈判什么限制双方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问题，不过是为了捆住对方的手脚，争夺各自在印度洋的优势。
这同建立印度洋和平区风马牛不相及，同印度洋地区人民的安全是背道而驰！
最近，索马里政府迫使苏联从索马里的领土和领海撤销一切军事设施和撤走全部军事专家，这反映了印度洋区域人民新的觉醒。
这也表明，建立印度洋和平区，要靠第3世界国家团结反霸的力量。
第3世界国家已成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主力军。
由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关起门来划分势力范围，任意宰割弱小国家或损害它们利益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苏美这两个非印度洋国家，撇开印度洋地区第3世界国家就印度洋问题搞见不得人的交易，是骗不了人的，是不能得逞的。
正象伊朗《德黑兰日报》明确指出的：
“政治分析家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两个超级大国关于印度洋安全和稳定的前途的协商，最后将证明是‘荒唐外交’的典型例证。”

国际简讯
南保两国签订明年贸易议定书
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1978年贸易议定书，于11月24日在索非亚签字。
根据议定书，1978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将增加到接近二亿四千万美元。
扎伊尔全国各地庆祝国庆
扎伊尔全国各地11月24日举行各种活动，庆祝扎伊尔第2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
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一项主要庆祝活动是举行扎伊尔国际贸易中心的落成仪式。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主持了落成仪式。
在首都举行的另一项主要庆祝活动是最近到扎伊尔访问的中国“八一”足球队和金沙萨维塔体育协会俱乐部足球队举行友谊比赛。
民主也门独立十周年展览开幕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独立十周年成就展览会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的主持下，11月24日在亚丁开幕。
展览会上陈列的展品显示了民主也门政府和人民十年来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在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就。
日本发掘出一处古代村落遗址
据《朝日新闻》报道，今年夏天，在日本长野县诹访郡发掘出一处古代村落遗址，据日本考古学家们判断，这个遗址属绳纹时代前期，距今约五、六千年。
在遗址上发现了用石块铺成的环状遗迹和八组土穴群。
据推测，它们可能是储藏用的窖穴，也可能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建筑。
日本考古学家认为，这是日本迄今发现的绳纹时代前期最大的村落遗址，它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苏里南新百科全书出版
苏里南政府在这个国家独立两周年前夕，正式出版了《苏里南新百科全书》。
11月21日在总统府举行了出版发行仪式。
这部新百科全书共有七百一十六页，详细介绍了苏里南的近代史以及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据新华社）

圆满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
黎笋同志率越南党政代表团回到河内
新华社河内1977年11月25日电
由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同志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在圆满结束对中国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后，11月25日下午乘专机回到河内。
在主席府迎接代表团的有：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副主席阮良朋，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范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阮维桢，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大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阮文灵，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武志公，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府副总理杜梅，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阮蓝，越南各政党和群众团体领导人以及越南党政机关和人民军各部门的负责人等。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赵渊、武官严泠等也前往迎接。

挪威国防司令哈姆莱强调
必须加强国防对付苏联威胁
奥地利联邦军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11月24日电
奥斯陆消息：
据挪威《晚邮报》报道，挪威国防司令斯·哈姆莱上将11月22日在挪威预备役军官联合会奥斯陆分会年会上强调指出，苏联在科拉半岛不断扩展军事力量，威胁着挪威的安全，挪威必须加强国防。
哈姆莱说，苏联在离挪威边界很近的科拉半岛沿海一带不断扩展军事力量。
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安全政策和防务的考虑中现在和将来都突出地占据着支配地位”。
哈姆莱指出，随着苏联在这一地区军事力量不断增长，就增加了苏联对控制挪威海和巴伦支海的需要，“然而如果不控制挪威领土和斯瓦巴德群岛，这种控制是无法充分达到的”。
哈姆莱说，“我们必须估计到，苏联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目标是切断大西洋和北海以及挪威海之间的联系。
要作到这一点其前提是，控制挪威与斯瓦巴德群岛之间以及格陵兰—冰岛和苏格兰之间的海域。
苏联舰队最近几年的演习格局证明，苏联在一场冲突中旨在达到这种控制。
谁要是控制了挪威，谁在交通线的争夺战中就掌握了决定性的优势。”
哈姆莱在谈到下一年度的国防预算时强调说，最近几年国防增加了新的任务。
历届国防司令多年来一直主张，为了保持相应的防务能力，国防预算除了随工资和物价的上涨需予以补偿外，每年的实际增加应为百分之四。
另据该报报道，22日挪威议会在关于下一年度国防预算进行的辩论中，对加强今后几年的防务努力取得了广泛的一致意见。
国防大臣罗尔夫·汉森在辩论中说，他认为需要进一步拨款。
新华社维也纳1977年11月21日电
奥地利联邦军从11月11日至18日在萨尔茨堡州—上奥地利州交界地区举行了几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演习。
据奥地利报纸报道，参加这次秋季演习的有一万二千人、三百辆坦克和一千三百多运输车辆，奥地利居民也部分地参加了这次演习。
这次演习所根据的防务设想是，在一场“全欧军事冲突”中，必须使向奥地利发动进攻的敌人所遭受的损失大于它占领奥地利领土所得到的好处。
这次演习的重点是保护领空和守住关键地区。

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要求政府坚持独立外交
尽早缔结写明反霸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新华社1977年11月25日讯
据日本东方通讯社报道：
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11月25日在东京举行第3次大会，表示要继续为促进日中友好关系，早日缔结写明反霸权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努力。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会长黑田寿男、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黄文钦应邀出席了大会。
大会通过了《业务活动的报告与政策》的文件。
文件指出，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坚决措施一举粉碎了阴谋篡党夺权的“四人帮”。
中国人民正在继续揭批“四人帮”，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勇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要进一步努力促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大会通过的决议说：
“日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已有很大的发展，并已成为任何力量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日中联合声明第7条中的反霸权条款是亚洲以及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基础，这是日中两国和两国人民自己得出的历史经验。”
决议说：
“我国占压倒优势的舆论要求政府坚持独立外交，不要受国内外反华势力影响，毫不拖延地签订在正文中写明反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我们要求福田首相立即下决心缔结这项条约。”
大会再次选举八百板正为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会长，足鹿觉、落合幸文为副会长。
（附图片）
日本各界不久前在东京集会，要求早日缔结写明反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澳共（马列）《先锋报》发表社论指出
索马里反霸行动对世界人民有重要意义
有助于澳大利亚劳动人民了解苏联的严重危险
新华社堪培拉1977年11月25日电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机关报《先锋报》11月24日发表社论说，索马里废除索—苏“友好条约”，把全部苏联专家驱逐出索马里和撤销在索马里的一切苏联军事设施的行动，“对所有其他人民和国家都是一个光辉的榜样，符合全世界人民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日益认识的进程”。
社论说，“索马里人民正确地估计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干涉、控制、欺负并利用索马里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争夺，对索马里的独立带来的严重危险。”
社论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使用的‘支持’、‘友好援助’、‘保卫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缓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口号很快被识破是无耻的欺骗。
这些口号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用来掩饰它进行侵略、扩张，加紧争夺世界霸权以及同美帝国主义做殊死斗争的遮羞布。”
社论说，索马里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行动对世界人民和澳大利亚人民都具有重要意义。
社论接着说，“索马里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和印度洋西部占有重要战略地位，澳大利亚则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通道上占有重要战略地位。
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来说，这两个国家都是极重要的战略链条中的一环。”
社论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通过廉价收购澳大利亚的初级产品来加强对澳大利亚的控制，使澳大利亚初级产品的生产依附于苏联。
苏联的莫斯科人民银行在澳大利亚的活动不断扩大。
社论说，“索马里的经验将帮助澳大利亚工人、劳动人民和爱国人民了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严重危险。”
社论还说，“他们将起来加强争取独立的斗争，坚决要求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滚出澳大利亚。”

真正清醒
苏联一直攻击西方某些有识之士强调要警惕苏联威胁是无中生有的“臆造”，而把那些陶醉在“缓和”迷魂曲中的绥靖主义者封为“头脑清醒的活动家”。
但是，严峻的现实却比任何花言巧语更能说服人。
挪威的国防司令哈姆莱就指出，苏联在科拉半岛加紧扩充军事力量，严重威胁挪威的安全，大声疾呼要加强国防。
这个意见在挪威国会中获得了广泛的赞同。
难道挪威的这些军政人士都是头脑不清醒吗？
老实说，克里姆林宫怕的正是这样一些不受它迷惑的真正头脑清醒的人。

苏联向地中海增派军舰
新华社安卡拉1977年11月24日电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苏联“莫斯科”号直升飞机航空母舰于11月23日上午从黑海通过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开往地中海。
这艘航空母舰由一艘“卡辛”级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克里瓦克”级军舰护航。
据这家通讯社前些时候报道，另外两艘苏联军舰，在10月26日从黑海通过土耳其海峡开往地中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