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教育部大批判组
版面：头版

教育战线是我们党同“四人帮”长期争夺的一条重要战线。
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形势如何估计，对知识分子状况如何估计，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大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认为：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与其他战线一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应当充分肯定。
“四人帮”却完全相反。
他们胡说什么，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黑线专政”；
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十七年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这就是“四人帮”臭名昭著的所谓“两个估计”。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是一九七一年出笼的。
它一出笼，立即并且始终遭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四人帮”利用他们窃据的宣传文教大权，强制推行“两个估计”的黑货，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他们把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光辉思想歪曲篡改得面目全非，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干部、教师的革命积极性，使他们长期戴上了精神枷锁，使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破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他们的这些罪恶引起了全国人民普遍的强烈的不满。
一九七二年，当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着手解决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教育战线的混乱现象时，他们便拿出所谓“复辟”，“回潮”等大帽子，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总理。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副主席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教育要整顿时，“四人帮”又以“反对两个估计”、“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的叫嚣猖狂猛扑。
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利用教育问题作为反党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今天，它仍然束缚着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阻碍着教育革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早出人材、多出人材的进程。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彻底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澄清路线是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两个估计”是怎样出笼的？

“两个估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曾被“四人帮”抬到吓人的高度。
他们叫嚷：谁反对“两个估计”，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

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实际情况是：“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
“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至他们的灭亡。
现在是把他们的阴谋和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世的时候了！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是早有预谋的。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以及其他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论，发端于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
一九六六年二月，叛徒江青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狼狈为奸，把建国以来的文艺战线诬蔑为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一九六七年四月，江青又针对教育战线的情况胡说：十七年来的教育“几乎全是他们（指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
“两个估计”的根源，盖出于此。
随后，他们不但到处兜售“黑线专政”论，还在文艺上制造从《图际歌》到样板戏的“空白”论，并随心所欲地诬蔑这条战线“修透了”，那条战线要“彻底砸烂”。
他们全盘否定十七年（按照所谓“空白”论，就达到九十多年，比我们党的整个历史还长），就是为了全盘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全盘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就是为了打倒一切，为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制造理论基础。

一九七一年三月，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在上海有一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
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提出：“有个问题，恐怕要会引起争论，就是如何估价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教育战线的成绩问题。
上海曾有过争论，有人认为这一段是红线，是毛主席的路线领导的，要翻案。”
张春桥说：“这个问题要给在学校工作的干部讲清楚，统治就是专了我们的政”，“还有什么争论的”。
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张春桥说：现在的教师队伍“要大换一批。
对这些人我很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啊！”
这就为“两个估计”进一步定下了基调。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旬到七月底，“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由黑干将迟群“挂帅”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两个估计”，终于抛了出来。
当时正是我们党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关键时刻。
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已被揭露，同林彪反党集团本来是一丘之貉的“四人帮”十分恐慌。
他们竭力对抗党中央关于批陈整风以及要在教育战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指示，另搞一套。
在炮制“两个估计”的过程中，“四人帮”在上海和辽宁的死党、亲信，首先发难。
他们以“联系实际”为名，搜集和歪曲、夸大耸人听闻的个别事例，诬蔑党领导下的学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领导权”，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
诬蔑工农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等等。
革命导师列宁曾指出：“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
……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七九页）“四人帮”正是乞灵于这种“连儿戏也不如”的方法，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们党所领导的教育战线丑化为张之洞加胡适加杜威加修正主义的“大杂烩”。
在讨论这种极端荒谬的“估计”时，他们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败坏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实行反革命的高压政策。
对于许多敢于坚持原则，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说明情况，反对“两个估计”的同志，“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之流一概斥之为“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言人”。
对于不同意“两个估计”的许多正确意见，迟群一律不准登讨论的《简报》，不准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就在一九七一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
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
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
一讲不对就批评，那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
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
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这种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
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估计，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估计”。

“四人帮”严密封锁了毛主席总结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五年教育革命实践所作出的重要指示。
他们是绝对不肯也不敢传达的，因为传达了就等于挖了他们的祖坟，缴了他们的械！
他们加紧炮制与毛主席的指示根本相反的所谓“两个估计”，要同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抗到底。
在“四人帮”反党气焰极端嚣张的困难情况下，七月六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坚决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要作个分析，不然大家就灰溜溜的”。
周总理的指示，同样受到了“四人帮”的疯狂反对。

请看，张春桥是如何为“两个估计”定稿的吧！

为了诬蔑十七年，原稿上写道：“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
张春桥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加上：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张春桥把广大教师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说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说学校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

张春桥明明知道毛主席不同意“三年不认爹和娘”的说法，仍然诬蔑工农子弟“进了大学，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变得同工农兵格格不入”，“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张春桥明明知道高教六十条是毛主席基本肯定并赞许过的，一九七一年再次肯定它总的还是对的，竟然恶毒地攻击它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更加系统化”，“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

“四人帮”就是这样猖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两个估计”出笼之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愈演愈烈，每当他们向党发动一次进攻，他们的调子就升高一级。
一九七四年，迟群和“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一唱一和，叫嚷说：十七年培养的大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要“和十七年对着干”。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杀气腾腾地狂呼：批判修正主义“子弹要穿过教师的身体”。
一九七六年，迟群制造了“学校只有一个专业，就是同‘走资派’斗争的专业”，“学校就是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的反动谬论。
在“四人帮”覆亡的前夕，张春桥还说什么“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借口教育问题阴谋篡党夺权的真意。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
“四人帮”的这些胡作非为，并没有给他们鸣起“登基”的“金鼓”，而是为他们敲响了灭亡的丧钟！

十七年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

“四人帮”阴谋炮制的“两个估计”中根本的是第一个估计，即所谓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黑线专政”，“刘少奇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这完全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一派胡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叛徒、特务、走资派手里吗？
根本不是。
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毛主席早有过明确的指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毛主席一九七一年的指示，进一步表明这一估计同样适用于教育战线。
教育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从各条战线抽调来的，他们是经受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考验的好干部；
大量的是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干部。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证明了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混进来的坏人，是极少数。
有的同志虽然执行了错误路线，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教育，大多数也提高了觉悟，改正了错误。
因此，在我党历史上所罕见的尖锐、复杂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教育战线广大革命干部不信邪，不怕压，坚决反对和抵制了“四人帮”。
“四人帮”对教育战线干部这种颠倒敌我关系的反革命谬论，与后来他们抛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是一脉相承的。

教育战线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吗？
这同样是无稽谰言。
建国二十八年来，尽管有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条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教育战线也不例外。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二年，在这个期间，我们继续完成了教育战线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夺回了教育权，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广大的教师和学生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运动，许多人斗志高昂地奔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教育战线生气勃勃。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明确指出：“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在一九五二年《元旦祝词》中毛主席热烈庆祝“我们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期间，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积极参加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对胡适派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参加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清反革命运动，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大大加强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扩大了无产阶级思想在教育战线的影响，逐步把教育纳入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轨道。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随着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教育事业也得到相应的迅速发展。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肯定了这一时期的工作，说：“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教育革命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毛主席为我党制定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进一步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
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开始建立，新生事物大量涌现。
这一年，毛主席兴致勃勃地亲自到许多学校视察，明确肯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一个大改革。
尽管这次教育革命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但是决不象“四人帮”所说的那样，“刚刚起来就被刘少奇一伙破坏了”，而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六一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制定的高等学校工作六十条和中小学工作条例，就是一个证明。
毛主席看了高教六十条，高兴地说：搞了这几年，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提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战略任务。
教育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广大师生积极参加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周总理在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道：“近几年，我们根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改进了教学工作，提高了教育工作的质量。”
请看以下的几项基本事实：文化大革命前，我国高等学校由解放初的二百多所，发展到四百多所；
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人数达到一亿三十多万人；
学生的家庭成份，大学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已占百分之六十四点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只占百分之九点四；
中学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已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九，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只占百分之五点二。
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为国家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材。
所有这一切，都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的结果。
否定这些成就，岂不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当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
十七年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同时又存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为了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毛主席对教育工作曾经有过一系列的批评。
一九五○年，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对旧教育主张“基本照旧”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对苏联经验“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方针。
如毛主席一九七一年所说，教育战线的大多数人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也有一少部分人执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而脱离实际、脱离劳动和忽视政治的倾向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学制过长，课程过重，教授不甚得法，考试以学生为敌人等，这些反映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对此，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春节谈话中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毛主席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
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主席进一步发出了“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教育战线亿万革命师生在毛主席号召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次彻底的清算。

能否由于“教育要改变”、“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就得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的结论呢？
绝对不能。

“四人帮”的反动逻辑是：既然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有批评，那就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就证明是黑线专了政；
如果承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就是否认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猖獗”。
这不但是对毛主席“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这一估计的直接对抗，而且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无耻篡改。

根据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情况。
因此，必须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发展的需要。
但是，决不能因为要改革这些不相适应的部分，而去否定那些基本适应的部分，而得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结论。

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不断革命的过程。
列宁说过：“文化任务不能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解决得那样迅速”，“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应该根据这个较长的时期来规划我们的工作，表现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六○页）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从资产阶级的旧学校改造过米的。
即便新建的学校也会有旧的影响。
要肃清这些资产阶级的旧影响，是不能象对待资本家的生产资料那样，用剥夺的办法迅速加以解决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复杂的政治思想斗争来解决。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立，正确路线的贯彻，是改革旧教育的根本保证，但不是教育改革的终结。
怎么能因为我们的学校在建国十几年后，还存在旧教育的一些影响，而否定党的领导的正确，否定党所执行的路线的正确呢？

“四人帮”为了诬蔑教育战线十七年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对毛主席的指示肆意进行歪曲和篡改。
毛主席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主席批评的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必须改变。
但是，毛主席一九七一年明确指示：教育战线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可见毛主席批评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只是局部的现象。
“四人帮”把这种局部现象，说成是各级教育部门和所有学校普遍存在的现象，把所有教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整个教育战线说成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这种偷天换日的卑劣伎俩，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任意践踏吗？

事实上，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工作，毛主席早在一九六四年春节谈话中就已经作了明确的指示。
毛主席肯定我们的教育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还需要继续革命。
毛主席一九七一年的指示，和他在一九六四年的指示精神上完全一致。
“四人帮”对毛主席一九六四年的这个指示同样怕得要死，他们伙同陈伯达编辑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语录时，竟然胆大包天，把它一笔勾掉。
这个事实，是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铁证。

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还是革命对象？

“四人帮”炮制的第二个估计是与第一个估计紧密相连的。
他们既然把十七年教育战线诬蔑成“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随之而来的，就把广大教师和学校培养的学生，诬蔑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
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很清楚，毛主席这里分析的是当时大约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的状况。
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毛主席强调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并且明确指出：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应当“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
毛主席指示的基本精神，是教导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应当坚持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是教育、鼓励知识分子重视世界观的改造，努力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四人帮”抽掉了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实质，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离开时间、地点和条件，把一九五七年的这个估计硬搬到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一年，我国知识分子已达两千多万，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长起来的；
从家庭出身看，工农成份已占优势，党团员比例大为增加；
而分在学校受的主要是党和毛主席的教育。
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不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是新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政治觉悟都有很大提高，世界观的改造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毛主席所期待的一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已经初步形成。
因此，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的指示中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也作了新的估计。
“四人帮”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硬把毛主席十四年前的估计扣到七十年代两千多万新老知识分子的头上，这只能说明他们蓄意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大部分是新社会培养的。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愿意和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这是一支很可宝贵的力量。
虽然总的说来，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还是少数，但是大多数人，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反对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数。”
华主席的精辟论述，非常准确全面，与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而且说明了从一九七一年到现在六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又有了新的进步，是我们批判“四人帮”“两个估计”的锐利武器。

在我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毛主席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我们党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毛主席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
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
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
毛主席把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都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依靠力量。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也指出：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四人帮”却把广大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放在一起，称为“臭老九”；
把本来是革命的动力，当成革命的对象。
这就从根本上搞乱了阶级阵线，颠倒了敌我关系。

“四人帮”还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歪曲为阶级对立，恣意挑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他们猖狂地抗拒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关于对教师要尊重的指示，人为地制造“工农兵教师”与“原有教师”的对立，制造“工农兵学员”与“原有教师”的对立，严重地破坏了教师之间的团结，破坏了革命的师生关系，挫伤了广大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积极性，使广大工农兵及其子女学不到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本领。
“四人帮”打着维护工农兵利益的幌子，干的却是损害工农兵利益的罪恶勾当。

“四人帮”还特别仇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培养的新知识分子，诬蔑他们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修正主义苗子”。
反革命小丑张铁生还歇斯底里地咒骂说：“恐怕苏修打到中国来时，他们还可能打着白旗上街去欢迎”。
“四人帮”在教育部的一个黑干将也狂呼：“四十岁左右的党员教师最危险”等等。
新中国培养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深厚的感情。
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与工农兵一起，战斗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其中一大部分人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哪一项没有他们作出的辛勤劳动呢？
“四人帮”把广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把他们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蓄意破坏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

“四人帮”把世界观改造问题说得玄而又玄，这同样是别有用心。
毛主席提出世界观改造问题，是为了促进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化，推动他们前进，使之更好地发挥积极的作用，决不是象“四人帮”那样利用所谓世界观整人，定成分，戴帽子。
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但知识分子要改造，人人都要改造。
敬爱的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知识分子是教育者，尤应注意改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
关于什么叫彻底改造世界观，毛主席说得很清楚：“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毛主席的教导告诉我们，改造世界观，进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并不是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
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
广大的知识分子既然是热爱党，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这就说明他们正象华主席所说，在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
我们的任务是鼓励他们沿着这条正确道路继续努力，满怀信心地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行列奋进。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之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今天，我们彻底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对于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意义极为重大。

列宁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八三页）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总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疯狂地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
这种情况在我们党同刘少奇，特别是在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叶副主席最近指出：“林彪、‘四人帮’一仗，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时而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同另一个原理对立起来，经常不顾任何历史条件，不顾原著的精神实质，挑出片言只语，骗人，吓人。”
“四人帮”在阴谋炮制“两个估计”进行反党篡权时，就正是这样干的。
因此，在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入第三个战役的时候，我们批判“两个估计”，揭露他们的罪恶阴谋，其深刻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批判本身，也迟迟超出了教育战线。
这是一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斗争。
我们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完整准确地宣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宣传毛主席一九七一年的重要指示，宣传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对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的科学分析。
通过这场斗争，将大大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提高我们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认识。

当教育战线千百万干部和群众奋起砸烂“四人帮”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的时候，当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教育工作大干快上的时候，“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为什么还能迷惑一些人，吓唬一些人呢？
为什么有的同志还甩不开膀子、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呢？
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同志对于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真相还不完全明了，因而也就难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去彻底揭破“四人帮”歪曲、篡改毛主席教育路线的鬼蜮伎俩。

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对于搞好教育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当前，教育战线形势大好，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但是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体系，联系实际，深入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种种谬论邪说，分清路线是非，砸碎精神枷锁，认真总结二十八年来我国教育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不断总结当前的新鲜经验。
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敢破敢立，善破善立。
有的同志说得好，“对过去二十八年怎么看，关系到今后二十三年怎么干。”
对于二十八年来的教育工作，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定要深揭猛批，肃清流毒，决不能让它留下任何后患。
对于符合毛主席教育路线的成绩和经验，都要明确肯定，继续坚持，发扬光大，决不要被“四人帮”曾经使用过的那些帽子和棍子吓唬住。
对他们无理设置的一些所谓“禁区”，要敢于冲破。
对被他们颠倒了的一些是非，要勇于重新颠倒过来。
我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当前仍在试验阶段，这就需要我们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努力实践，大胆创造，认真总结新鲜经验。
只要方向正确，态度严谨，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也不难解决。
只有这样，教育革命的步子才能真正迈开，教育工作才能适应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通过批判“两个估计”所应该得出的结论。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十二期）

版面：头版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只要他们爱国，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让他们好好工作。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作者：于江/耀华

本报讯 八一二三五部队二连党支部注意改进工作方法，科学安排工作，尽可能让战士在星期天得到适当休息，做到有张有弛，劳逸结合，部队精力充沛，保证了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上半年，部队掀起学雷锋、学硬六连的高潮。
二连同志决心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曾提出“正课时间拚命干，星期天加班加点干”，有一个月没有过星期天。
战士们虽然没有怨言，但有个情况却引起了指导员李兴龙的注意，这天，李指导员检查卫生，发现不少战士渍满汗碱的衣服放在床下。
他联想起有的战士晚睡早起洗衣服，有的利用午休时间写家信、处理个人的事，感到连续挤掉星期天不是个好办法。
李指导员在支部委员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支委们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华主席《贵在鼓劲》的文章，大家思想明确了：关心战士疾苦是我军优良传统。
战士们越是不怕疲劳，大干苦干，领导越要爱护他们的积极性。
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对的。
只有科学安排工作，做到有张有弛，劳逸结合，才能使战士们的冲天干劲长期保持。
党支部决定，只要没有很特殊的情况，一定要“挤”出时间，安排连队过好星期天。

不几天，星期天到了。
头天晚上连里几个干部掐指一算：营区卫生要打扫，猪圈要修理，射击预习靶台要修筑，司务长要求派公差拉粮和运服装，指导员要开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座谈会。
事情这么多，怎么办？
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三条措施：一、能减的事坚决减掉，象卫生刚打扫过，不必为了应付上级检查重搞；
修猪圈不是很急，可往后推一推。
二、一定要办的事科学安排。
象司务长拉粮、运服装和个别同志去商店办事，在一个方向，就不用多派人了。
指导员开座谈会，改变会风，三五个人，开短会，简单明了。
这样安排，大部分同志都能过上星期天了。
三、对以前过星期天少的同志给以特殊照顾。
比如炊事班同志星期天被挤掉的更多，于是他们安排了班排同志帮厨，并决定干部以后轮流下伙房。

二连党支部认为，不但要让战士过上星期天，还必须让大家过好，过得活泼愉快而又有意义。
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他们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组织工作：一是围绕连队中心工作，组织干部战士利用星期天走出去搞社会调查，参观访问，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或者为群众做好事。
二是组织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如歌咏比赛、赛诗会、故事会、晚会和做游戏。

二连坚持过好星期天，全连工作怎么样呢？
由于干部战士有了必要的休息，精力充沛，情绪高涨，推动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全连先后担任训练、营建施工、农副业生产等四项任务，部完成得比较出色。
营里举行三次实弹射击，都夺得了流动红旗。
团里对学硬六连作全面检查时，在军事训练考核中，二连取得三项第一、两项第二的好成绩。
（于江、耀华）

作者：张辉杰
单位：五二八四一部队二连战士
栏目：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精神，我们连的干部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可足了。
在营建施工中，战士们一人干两人的活，一天当两天用，自觉加班加点，带病坚持工作，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现在的问题仍然是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以后，领导干部没有注意爱惜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安排好大家的休息，造成了战士们的过度疲劳。
这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了，但是至今并没有解决。

我连从八月十五日至十月中旬，没有过一个星期天。
国庆节上级规定放假三天，我们一天假也没有放，还是上午七点上工，下午六点半收工，中午吃饭休息一个小时，劳动十小时。
上级布置的学习任务，战士洗衣服、写家信，都得利用晚上时间进行。
由于体力消耗过大，休息时间没有保障，战士们的体质下降了，任务也完成得不好。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领导注意。

五二八四一部队二连战士张辉杰

作者：应琼

栏目：编后

大干之年，战士们不计工时，不怕苦累，这种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是可贵的。
但是要使这种精神长期保持下去，就要注意劳逸结合。
一方面，我们要在平时培养紧张的、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有必要的休息，给战士处理一些个人事情的时间。
“逸”是为了“劳”，必要的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二连党支部的做法，值得提倡。

作者：赖兴旺/巫升能

本报讯 在揭批“四人帮”、抓纲治军的伟大斗争中，“济南第二团”党委成员发扬战争年代火线指挥战斗的革命精神，到训练、施工、生产第一线实行传帮带，推动各项工作大干快上。
全团十二项军事训练科目都取得了优秀成绩，涌现了四百七十多名神枪手、神炮手和投弹能手，有八百九十多名干部战士和三十一个单位立功受奖，整个部队到处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面貌。

这个团党委的领导成员，有十一位同志在战争年代多次参加过战斗，曾在济南城头杀出了威风。
一九七六年春，他们亲自编写团史，对部队进行光荣传统教育。
当时，这一革命行动遭到了“四人帮”在当地的亲信咒骂和攻击。
在学雷锋和学硬六连运动中，党委“一班人”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更加看到了恢复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性、迫切性。
他们除留一名党委成员在家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他同志都纷纷深入连队，大讲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讲本团的光荣战史和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率领指战员批“四害”，学传统，促工作。
今年以来，先后有十二名党委成员分别到十九个连队蹲点，最多的蹲点一百五十多天。
他们先后给连队上传统教育课二十多次，组织干部战士参观团史展览五次，总结整理了十多份连队工作的经验和教材，改变了三个后进连队的面貌。
战士们高兴地说：“领导下连传帮带，部队建设上得快。”
党委副书记、到团长除了开会和集体学习以外，很少坐在办公室里。
今年六月间，部队接受了一项重要的战备演习任务。
蔺团长越海爬山，一个一个连队、一个一个场地组织实施，向干部战士传授实战经验。
在六十多天的时间里，他有五十多天跟连队作业。
全团参加演习的所有连队和乘坐的五十多艘舰艇，他都亲自去过，带领部队出色地完成了演习任务，受到总参谋部首长的表扬。
党委成员、政治处赫副主任身体不好，组织上照顾他，要他留在机关。
写他坚持到二连蹲点三个月，和战士实行“三同”。
在蹲点期间，他深入班，排调查研究，亲自动手总结了这个连树立战备思想、搞好战备训练，以阶级教育为内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党支部发挥团小组的战斗作用等三份材料，都分别被师团转发，对部队工作起了指导作用。

这个团党委的成员还注意联系连队实际，缺啥补啥，有的放矢地进行传帮带，扎扎实实地帮助连队解决问题。
曾以军事技术过硬闻名于全师的五连，近几年来由于“四人帮”对部队建设的干扰破坏，连队工作上不去，军事技术下降。
党委常委、吴副政委来到五连后，抓住指导员和连长不团结的问题，发动群众进行讲评。
同时，还引导支部委员重温本连党支部在战争年代团结一心、带领群众胜利完成历次战斗任务的光荣传统。
经过帮助教育，指导员和连长加强了团结，互相帮助，互相支持，连队工作搞得很出色。
前不久，连队要参加团里组织的八个军事项目的对抗赛，连长起早贪黑，扑下身子抓训练，指导员积极配合，做好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终于在对抗赛中获得了第一名，一跃成为学习硬六连的先进典型。
党委常委、黄副政委在一向被称为“老大难”单位的八连蹲点，了解到连队建设上不去的原因，是连队干部贪图安逸，不安心部队工作。
他就给大家讲述在济南战役中，本连爆破模范周元志为了炸开敌城墙，给部队打开通路，冲破敌人的层层火力封锁，抱着五、六十斤的炸药包，连续爆破十一次的生动事迹，启发大家学习革命前辈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怕流血牺牲的崇高思想，使原来有离队思想的干部主动斗私批修，决心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安心部队工作。
在干部的带动下，连队很快甩掉了“老大难”单位的帽子，跨入了全团的先进行列。

党委成员在深入基层传帮带的过程中，还把言传和身教结合起来，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带动干部战士。
党委节记、任政委下到一营“一等功臣连”蹲点，在渡海登陆演习中，他发现这个连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开展不起来，就治大家介绍战争年代我军通过宣传鼓动，教育部队、瓦解敌军的事迹，帮助大家提高认识。
同时，他还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召集连队十四名宣传鼓动员，具体教会他们怎样开展演习中各个阶段的宣传鼓动工作，并同宣传小组的同志一起编演了以阶级教育、发扬革命传统和准备打仗为内容的十三个小节目，使演习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开展得象战争年代一样生气勃勃。
党委常委、孔副团长在一连蹲点时，连队正在组织特等射手训练。
孔副团长首先给全连同志讲述了战争年代本团“于宝贤排”指战员抓紧战前点滴时间苦练射击技术，个个都是神枪手，在沙河阻击战中，排长于宝贤消灭了大量敌人，获得“陈毅射击手”光荣称号的事迹，帮助干部战士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训练中，孔副团长天天和战士们一起顶烈日，冒风雨，苦练枪法，为大家做出了好样子。
他还手把手地给战士们介绍要领，传授经验。
就这样，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孔副团长帮助一连培养出了三十五名特等射手，对搞好其它各项训练也做了大量工作。
在参加师里组织的军事训练考核比赛时，一连取得了八项比赛六项第一、两项第二的好成绩，受到了首长的赞扬。
（赖兴旺、巫升能）

作者：莫敬文

本报讯 最近“塔山英雄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认真分析今年以来部队建设的喜人形势，明确指导思想，决心带领全团指战员大干苦干两个月，高标准地实现今年抓纲治军初见成效的目标。

今年以来，“塔山英雄团”广大指战员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深入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广泛开展学习雷锋和“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有力地推动了部队的全面建设，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学习雷锋的先进个人成批涌现，对照硬六连的基本经验，有相当数量的连队和营部已成为学习硬六连的先进单位，有的在年底很有希望成为硬六连式的单位。
今年的军事训练成绩也很喜人，这个团已于十月中旬胜利完成全年军训任务，经上级考核，大多数科目的成绩已达到和超过一九六四年群众性练兵运动时的水平。

怎样看待已经取得的进步？
在成绩面前怎么办？
到会同志又一次认真学习了华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他们从全国全军的跃进形势，谈到今年初见成效和三年大见成效的关系，从华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谈到自己的责任，深刻认识到，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要加速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就要鼓劲大干，坚持高标准。
党委书记、政委张国初代表党委常委提出：怎样认识今年抓纲治军初见成效？
有高低两种标准，反映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我们应该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
今年初见成效标准订得越高，三年大见成效就越有保证。
一般地做到有成效不算难，要高标准地初见成效，就要继续大干苦干。
我们要争分夺秒，一天一天地安排好今年最后两个月的工作。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同意团党委的指导思想，表示一定克服“今年大局已定”可以“松口气”的思想，要干好今年，想着明年，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的新高潮，夺取第三战役的新胜利。
要开足马力，勤学苦练，突破训练中的薄弱环节，把军事训练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并着手安排明年的训练计划，做好培训骨干和其他各项准备工作，为明年的更大跃进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了确保今年抓纲治军初见成效的实现，团党委制订了几项措施。
一是集中力量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继续深入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
二是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继续搞好团党委整顿，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提出批评建议，把党委领导班子建设得更加坚强，三是要求三分之二以上的党委成员和机关干部深入连队，搞好思想发动，使今年高标准地实现初见成效的思想深入人心，变为干部战士的自觉行动，掀起比学赶帮的竞赛热潮，四是进一步抓好军事训练，采取有力措施，突破战术训练和夜间训练等薄弱环节；
五是关心群众生活，科学安排工作，保证战士吃饱吃好睡好；
六是搞好今年的年终总结，评选标兵，大力宣扬先进，充分调动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使部队保持高昂的政治热情，迎接明年更大的跃进。
（莫敬文）

作者：张顺民/吴厚德

本报讯 海军某快艇大队党委“一班人”在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中，带头搞清楚部队军事训练工作中的路线是非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的不断深入和军事训练任务的完成。

这个大队坚持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练兵热情，提前完成了年度训练任务。
不久前，他们进行了年度科目实弹射击考核。
指挥员一声令下，一艘战艇首先出击，只听一声巨响，一举命中目标。
接着，三艘战艇又高速冲了上去，再次命中“敌舰”。
这是他们改换武器装备后的第一次实际使用，打得干脆利索，受到上级的表扬。

年度考核取得了好成绩，还要不要继续严格训练？
这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议论。
有的同志说，为了这次实弹射击，一连几个星期天没有休息，现在该喘喘气了。
少数同志学习技术的劲头也没有考核前那么大了。
大队党委认为，这种“松口气”的思想不克服，部队继续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就要受到影响。

怎样克服部队的松劲情绪呢？
有的同志主张抓住下面的松劲现象，开会时好好讲一讲，让战士们把路线是非好好分一分。
但是，多数同志不同意这样搞，他们分析认为，部队的松劲情绪，根子在党委。
有的领导同志虽然也看到部队对军事训练有松劲情绪，自己也想抓一下；
可是当听到有人说“别抓过了头”的时候，自己就不敢大胆抓了。
因此，他们感到，要克服部队训练中的松劲情绪，首先必须抓党委。
党委中一些同志松口气的思想是那里来的？
同志们追根寻源，进行了分析。
原来，大队的领导干部，多数在一九六四年群众性练兵运动中是部队的“尖子”。
在这些年部队军事训练三起三落的过程中，这些同志对待训练的劲头也是三起三落。
当军事训练三次兴起的时候，他们“受表扬，得奖状，上光荣榜”；
而当军事训练在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下，三次跌落下去的时候，他们有的同志被扣帽子、打棍子，心里有气。
多年来，这些路线是非一直没有分清。
打倒了“四人帮”，大家虽然比过去敢抓军事训练了，但是由于路线是非还没有彻底分清，所以有的同志对军事训练抓了一阵之后，就有点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怕抓过了头，因此，当年度考核后，也产生了松劲情绪。

通过具体分析，使大家认识到，对于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不能只抓部队，不抓党委自身。
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能否分清，关键在党委。
只有党委本身对路线是非首先搞清楚了，才能教育和带领部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分清路线是非。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大队党委发动群众，展开了“年度考核后，我们还要不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讨论，使大家懂得了，苏修、美帝两霸争夺，战争总有一天要打起来，特别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必须争分夺秒搞好军事训练，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同志们说，军事训练抓得过头不过头，关键看路线对头不对头。
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军事，训练抓得越来越好，兵练得越来越精。

分析好，路线清。
全大队从上到下拧成一股劲，一致向上级党委要求增加大队训练科目，并得到了批准。
最近，这个大队一连组织了五次出海训练，搞得热火朝天，反复演练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本领。
经上级领导机关考核，又取得了好成绩，干部战士高兴地说，这次考核后的考核，不仅考了我们军事技术上的新成绩，也考了我们思想上的新进步。
（张顺民、吴厚德）

编辑同志：

读了十月十七日发表的《关于连队司务长情况的两个调查报告》，对我教育启发很大。
我深深感到，搞好连队伙食，保证干部战士身强力壮，这是我们“管家人”的光荣职责。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我们司务长队伍中，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对本职工作不够安心，也缺少做好司务长工作的经验，直接影响连队的伙食管理。
希望在报上能介绍一些司务长的先进事迹和经验，供大家学习，以进一步加强连队司务长队伍的建设。

五五一一二部队特务连司务长

和西永

近来，这样的来信我们收到不少。
应读者的要求，考虑到司务长队伍建设的需要，我们选编了这组稿子。

——编者

司务长吴乃亮——

炊事技术 样样在行

吴乃亮是空军空降兵某团一连司务长，他常说：“为人民服务，就得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司务长的就得学会炊事技术。”
吴乃亮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一九七二年七月，领导决定吴乃亮由给养员担任司务长工作。
当了司务长，工作头绪多，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好呢？
吴乃亮想，司务长是炊事班的带头人，只动嘴不动手，不懂炊事技术，是做不好工作的。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炊事技术，搞好连队的伙食管理，让全连同志吃饱吃好，把党的关怀送到每个干部战士的心坎上。
从此，他虚心向同志们请教，扑下身子学本领。
在伙房里他样样学，样样干，别人下班休息了，他才开始搞其他业务工作。
过去，一连炊事班的油条老是炸不好。
吴乃亮想，国家供应的面好、油好，我们应该把饭做好，让大家吃好才对。
他听说一炮连油条炸得好，就登门请教，从和面下料到油条下锅，他认真听讲，细心观看，回到炊事班后，便和大家一块研究一炮连作油条的经验，从这以后，一连的油条也炸得又香又脆了。

连队战士来自五湖四海，口味习惯不同，一度对改善伙食有些意见。
炊事班有的同志听到反映后，感到“众口难调”，对同志们的意见有点不以为然。
吴乃亮说，意见虽然只是少数同志的，但反映了我们技术上还有薄弱环节，要想调好众人口，就要进一步提高炊事技术。
于是，吴乃亮利用星期天带着炊事班的同志到附近城镇的食堂、饭馆拜师，学习主、副食调剂和粗粮细做的方法，他还请来队家属做家乡的特色饭菜。
功夫不负有心人。
吴乃亮虚心好学，认真钻研，提高了炊事技术，主、副食花样有了增加。
一连的战士们赞扬说：“咱们司务长，炊事技术，样样在行。”
（李志贵、张海峰、沈水荣）

司务长宋凤先——

勤俭节约 精打细算

在福州部队某团，人们都赞扬指挥连的伙食搞得好，每天饭热菜香，品种多样，伙食费和粮食还有节余。
每当听到这些赞扬，指挥连的战士们总是说：“我们连队节余的每分钱，每粒米，都是司务长从算盘珠里抠出来的。”
司务长叫宋凤先，连队的不少同志都叫他“铁算盘”。
其实他用的是一把掉了十四粒珠的旧算盘，这把算盘专会算社会主义的大账。
今年初，部队执行施工任务，连里要盖工具棚和猪圈，需要水泥等材料。
有人说，工地上材料有的是，随便弄点，就行了。
宋凤先说，施工材料是国家的，盖工具棚和猪圈是连队建设，我们不能为小集体损害国家利益。
后来他从生产费中买来二十五袋水泥，又发动大家和泥脱坯，很快盖好了工具棚和猪圈。
因施工需要，上级发来许多水桶，炊事班有人想把伙房用的一副旧木桶换一下，觉得这是为了大家使用方便。
宋凤先知道后教育炊事班的同志说.“丁是丁，卯是卯，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办事。
水桶坏了可以修，国家的东西一点不能沾。”
施工结束，指挥连使用的水桶、箩筐等工具如数上交。

宋凤先这把“铁算盘”也算小账，算细账。
原先炊事班烧煤每人每天一斤二两。
宋凤先一算，这样每天买煤要花一元三角多钱，再说这是工业燃料，国家建设很需要。
为了降低耗煤量，节省开支，他带领炊事班改灶二十多次，使耗煤量减少到每人每天六两左右。
连队每年买菜苗要花很多钱，宋凤先想，能省的就要省。
他发动班排自己留种，探亲时还从家里带来茄子、辣椒、白菜等菜籽，自己培育自己种，不花什么钱。
宋凤先就是这样，点滴入手，精打细算。
米倒锅里后，他总要把装米的箩筐敲几下，有时还一粒一粒地抠出来。
面袋用过后，他都要一条一条地刷干净，这些他都算过账：每次淘米后浪费五十粒，一年就是二斤多，全团、全师算起来就不少，每条面袋可刷下一两多面粉，全连每年合起来就是几十斤，够全连吃一顿。

宋凤先管理伙食，真是一粒米、一滴水也抠。
他的“铁算盘”精神带动了炊事班的同志和全连人员，都自觉地为搞好伙食勤俭节约。
（梁吉开、林开营、徐志耕）

司务长陈永林——

执行制度 一丝不苟

兰州部队某部炮团指挥连司务长陈永林，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一丝不苟，廉洁奉公一尘不染。
战士们说：“有这样的司务长把关，我们放心。”
陈永林当司务长后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坚持原则，不徇私情，违反规章制度的事坚决不办。
一次，陈永林到一个副食品加工厂联系买醋糟做猪饲料，厂里的一个办事人员对他说：“如能给我换两套的确良军装，醋糟要多少给多少。”
他想，换军装是违犯部队服装管理规定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坚持原则，宁肯不买醋糟，做不能办这个事。
回到连里，陈永林和饲养员翻仓查库，把麸皮、玉米秆和过去拣来的菜叶、橡籽收集起来，粉碎发酵成猪饲料千余斤，解决了饲料不足的困难。
去年二月，老连长要转业到地方工作，有的同志建议买两瓶酒欢送。
陈永林想，连队买酒招待不符合财务制度，这件事不能办。
这时，有的同志觉得司务长办事太认真了，一点面子也不给。
陈永林说：“执行规章制度，就是要一丝不苟。”
老连长知道这件事后高兴地说：“司务长这个关把得好！”
在连队，每年都有干部家属临时来队，陈永林对临时来队家属，热情接待，安排周到，但从连队买粮打油坚持按标准比例；
从伙房买副食拿蔬菜，坚持过秤记账，月终结算。
要求别人做到的，陈永林带头做到。
陈永林的家属每年来队，从不利用方便多吃多占、多秤少付，一次，他家属来队，给养员考虑到南方人习惯吃大米，想多给秤几斤，陈永林知道后给给养员讲清了道理，坚持按比例秤粮。
还有一次，副连长派人送去了几棵白菜，陈永林发现后，立即找给养员过秤记账。
他上街采购从不下饭馆，回来后有啥吃啥。
一次大雪天，陈永林上街买肉，直到下午两点钟才回来，炊事班的同志要给他做碗热面条，他说啥也不肯，拿了两个馒头，夹了块咸菜就走了。
（报道组）

新华社渥太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电 十一月十一日出版的最近一期加拿大双周刊《锻炼》以整版篇幅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详细摘要。

《锻炼》的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说明，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是符合当代现实的，并且为世界无产阶级确定斗争方向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指南。
文章表明，两个超级大国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战争最危险的策源地。
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主力军。”
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说明，在建立一个反对超级大国及其战争准备的广泛统一战线中，第二世界是可以联合的。

新华社雅典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电 希腊《人民斗争》周刊在最近一期中刊载的一篇文章强调指出，中国《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具有重大意义，并向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思想和政治武器”。

《人民斗争》周刊的文章说：“（《人民日报》的）文章在如何对待当前的世界形势的问题上清除了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并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以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所遗留给我们的学说为基础的。
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并且为在世界阶级斗争中明确地区分敌友提供了指导方针。
它揭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反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主要敌人，而在中国内部，‘四人帮’反对这一理论的运用从而很好地为新沙皇效劳。”
《人民斗争》的文章指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分析了第一世界，即两个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的特性，并说明了为什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今天是最危险的超级大国。
它说明了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中的主力军的第三世界，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
它分析了第二世界的两重性。
第二世界一方面追随帝国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却受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
《人民斗争》周刊的文章还指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鉴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而带来的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而向无产阶级提出了它所应当担负的责任，并强调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进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这样做，就有可能推迟战争的爆发。

栏目：索马里通讯

最近，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西北郊耸立起一座能容纳三万名观众的体育场。
这座米黄和浅绿两色交相辉映的巨大圆形建筑物，在热带骄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雄伟壮丽。
这些天来，无论是摩加迪沙的居民，还是刚进城来的牧民，凡是路过体育场时，往往都要停下步来，细细端详，赞不绝口。

这座体育场是根据中国和索马里两国政府签订的会谈纪要，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开工兴建的，已于今年十一月十五日建成移交给索马里。
体育场占地面积二十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二万三千多平方米，设有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的比赛场和练习场，并建有一栋可接待二百名运动员的宿舍楼。

这座体育场是索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的象征。
在修建过程中，索中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并肩战斗，密切合作。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缺乏在炎热地区施工的经验，一位名叫阿里·谢赫的索马里工程师就主动热情地介绍经验。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曾就足球场地是否需要铺设海礁石垫层连续七天进行了有海礁石垫层和无海礁石垫层渗水情况的试验。
针对索马里气候干旱、日夜温差大、风大的特点，为了避免建筑物裂缝和粉刷面开裂，他们还进行了地耐力、混凝土构件养护和操作工艺等多种试验，从而获得了当地施工的可靠依据。
参加体育场建筑的数百名索马里工人，勤劳好学，给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以很大的鼓舞。
一位索马里工人说得好，中国朋友远道而来和我们一起建设，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它建设好。
一位名叫穆哈默德的索马里工人，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工地，在高大的框架间爬上爬下，紧张劳动从不间断。
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后，还主动去帮助别人。

体育场上碧绿如茵的草皮是索中友谊的见证。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来索马里时带来了一箱产于中国广西的草皮，准备铺种在体育场的足球场上。
可是，偌大的足球场，一箱草皮那能够用呢？
足球场要草皮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索马里朋友纷纷送来了草籽。
一位名叫奥马尔的足球教练特地从数百公里外的卡尔加尤带来了草皮，供足球场选用。
他还不顾炎热，热情地带领中国朋友实地察看。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索马里朋友还走遍了谢贝利河流域的许多地区，四出寻芳草，终于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协助下，找到了足够的草皮。

索中两国朋友每当看到这块草坪时，都感到无比欣慰。

索马里政府自始至终都很重视这项建设工程，并给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以很大的帮助。
当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刚到工地时，施工机械还未运到，索马里政府就从其他工地调来推土机，为体育场的早日动工创造了条件。
今年六月，当主场地结构基本落成、粉刷全面展开时，库存的水泥用完了，索马里体育部长法拉赫·瓦依斯和商业部长穆罕默德·阿里闻讯立即赶到工地，主动帮助解决了困难。

在体育场修建过程中，西亚德总统曾三次到现场视察。
他热情地说：“索马里人民将永远记住中索两国人民的友谊。”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十一月十五日应约会见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卡欣。
卡欣大使向黄华外长通报了索马里政府废除索马里和苏联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停止向苏联提供军事便利、要求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限期离索和减少苏联驻索大使馆人员等决定。
黄外长对索马里政府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反对超级大国干涉非洲事务所采取的果敢的正义立场，表示赞赏和支持。

据新华社德黑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电 第二届巴列维杯国际乒乓球锦标赛，经过九天激烈而友好的比赛，于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在德黑兰圆满结束，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女团体和男、女单打以及男子双打五项冠军。
伊朗和罗马尼亚分别获得混合双打和女子双打冠军。

男、女单打的前三名都为中国运动员获得。
他（她）们是：梁戈亮、李振诗、陈勇和张德英、葛新爱、刘新艳。

伊朗运动员雷兹万·阿拉埃伊和马吉德·埃特什姆扎德在混合双打决赛中，战胜了中国的李振恃和张德英，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李振恃和张德英获亚军。
名列第三的是巴基斯坦的索黑·海亚特和罗马尼亚女运动员米胡特。

罗马尼亚著名女运动员亚历山德鲁和米胡特在女子双打决赛中，战胜了中国的葛新爱和张德英，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葛新爱和张德英获得亚军。
中国的刘新艳和埃及运动员胡德·阿卜德勒—凯丽姆名列第三。

比赛结束后举行了闭幕式。
伊朗乒乓球联合会主席等分别向获得男女团体比赛前三名的队分发了巴列维奖杯，向各单项比赛前三名运动员分发了奖章。

索马里政府十一月十三日决定废除索苏“友好条约”，取消苏联在索马里的一切军事设施，并限期在索马里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
这是继埃及废除同苏联的条约、苏丹驱逐苏联军事专家之后，非洲国家给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野心的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这猝然一击之下，克里姆林宫被打蒙了，有两天没有说话。
两天之后，克里姆林宫才吞吞吐吐，于十一月十五日指使塔斯社发表了一条新闻，向索马里进行无力的反扑。
苏联当局在这则新闻中给索马里罗列了两大罪状：一日索马里“在非洲之角煽起自相残杀的战争”，二曰索马里采取的保卫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正义行动是什么“沙文主义扩张主义情绪胜过了常识”。
勃列日涅夫之流妄图委过于人，洗刷自己。

在非洲之角“煽起战争”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当事的双方，而是苏联当局。
当事人自己“煽动”自己打仗，逻辑上根本不通。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争端，这一点世人皆知，苏联当局更不例外。
可是，苏联出于独霸红海地区和加紧世界战争部署的战略需要，妄图把这两个国家纳入它自己的势力范围。
它一会儿假惺惺地支持这个反对那个，一会儿又翻过来。
苏联在塞浦路斯，在殖民主义遗留下历史争议问题的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多次玩弄过这种挑拨、煽动的手法。
凡此种种，有目共睹。
请问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先生们，你们把自己装扮成反对“煽起自相残杀的战争”的英雄好汉，而攻击索马里，企图混淆视听，掩人耳目，这不是太可笑了么？！

至于说什么“沙文主义扩张主义情绪胜过了常识”云云，就更加荒唐可笑。
谁不知道，在今天的世界上，不是别人，正是苏联自己是最赤裸裸的沙文主义者和最疯狂的扩张主义者。
为了同大洋彼岸那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从欧洲扩张到了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
塔斯社提到了所谓“常识”，不过，苏修眼里的“常识”是同第三世界国家不同的。
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说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是最起码的常识；
而新沙皇却把老沙皇的侵略扩张当作“常识”，甚至奉为金科玉律。
它扩张到哪里，就把霸权主义、沙文主义推行到哪里，恣意干涉别国内政，骑在人家头上作威作福。
它利用“友好条约”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发号施令。
有不从者，它就把条约中规定的“友好”与“合作”完全抛到九霄云外，片面中断条约规定的物资供应等等义务，蛮横地施加压力。
埃及人民、苏丹人民、索马里人民正是尝够了苏联沙文主义、扩张主义的苦头，忍无可忍，才愤而打碎苏联强加给他们头上的枷锁的。
索马里废除索苏“友好条约”，正是对新沙皇扩张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行径的正当回答。

谁种下风暴，谁就得收获风暴。
苏联当局妄图把责任推到索马里身上，不过是做了蠢事之后再加上一件蠢事！
（新华社记者述评）

新华社摩加迪沙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电 在索马里政府十一月十三日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并命令全部古巴外交人员和专家在四十八小时以内离开这个国家以后，古巴驻索马里大使馆临时代办和八十三名大使馆人员和专家以及他们的家属于十五日离开摩加迪沙。

栏目：学时事

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在欧洲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它一直是超级大国觊觎的对象。
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南斯拉夫人民的严重警惕。
铁托总统曾经指出，南斯拉夫“处在风口上，许多方面都在威胁我们”，“今天的南斯拉夫不是只靠军队、地方卫队和安全机构来保卫，而必须依靠全体人民，依靠我国的全体青年，依靠我们所有的人来保卫。”
面对强大敌人的威胁，具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南斯拉夫人民不断加强全民防御，准备应付各种事变。
一九七四年，南斯拉夫通过了《国防法》，使全民防御理论进一步完善。
几年来，全民防御体系已经具体落实到工矿企业、机关等基层单位。
目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五百一十个区都已建立了地方防御司令部，并建立了一支不脱产的百万人的地方防御部队。
如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从基层到共和国各级都建立了全民防御委员会、指挥部、地方防御部队和民防队。
经过训练和演习，每个指挥部在四小时之内就能集中到指定地点，各级全民防御组织可在十二小时内动员起来。
并且作好了在遭受突然袭击和部分地区被占领的条件下进行战斗的准备。

南斯拉夫的国防采用人民军、地方防御部队和民防队三结合的体制，这三支武装力量经常在全国各地联合举行军事演习。
仅今年四月份，克罗地亚共和国二千五百个地方共同体、二千九百个企业单位和一千多所学校的工人、农民、青少年、家庭妇女、退休职工二百五十万人，两天内就分别举行了成千上万次的民防演习，其中有防空、消防、抓特务、反空降、转入战时生产、抢救和疏散人口等。
在其它地区，平时也经常进行防空、反坦克等各种训练。
迄今，南斯拉夫全国已有四百五十万人受过民防训练，许多机关和企业还建立了战时编制。

南斯拉夫十分重视对人民进行全民防御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进行国防教育。
各级学校都设有国防教育的课程，小学高年级学生上“急救和保护”课，中学有“防御和保卫”课，大学开设“南斯拉夫全民防御基础”课。
一九七六年四月，南斯拉夫联邦国防部颁布了《关于组织青年进行军事常识和技巧的训练条例》，规定各地的军政机关每年都要组织部分青年进行包括实弹射击的军事训练。
去年暑假，五万多名大学生参加了为期十六天的军事训练。

南斯拉夫人民喜欢用刺猬来比喻全民防御。
他们说：一旦有事，南斯拉夫就会张开所有的刺针，每个城镇、每个村庄、每所房屋和每个窗口都会向侵略者开枪。

南斯拉夫为加强全民防御，作好反抗外来侵略的准备，举行大规模联合战术军事演习。
新华社稿（照片）

栏目：学时事新沙皇丑态

苏修新沙皇的黑手越伸越长，最近居然伸到了西德新建的一条运河上，又作了一番妙不可言的“伸手”表演，着实令人惊叹不已。

远在西欧的西德人民，为了沟通内河航运，正在修建美因河—多瑙河运河，全长只有一百七十一公里，完全是在自己的领土之上。
然而，这也吸引住新沙皇贪婪的眼光，惹得它黑手奇痒难忍。
就在美因河一多瑙河运河主要工程即将完工的时刻，苏联急不可待地再次提出了要把这条运河“国际化”的狂妄要求。
“理由”有二：

一是这条运河的一头经美因河接莱茵河，另一头接多瑙河，而莱茵河和多瑙河是两条国际水道，因此，这条运河也应该“国际化”。
苏联报刊还胡诌什么这条运河是一条“洋与洋之间的纽带”，因此必须和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一样，实行“国际化”。
新沙皇的这一着，确实使它的帝国主义前辈们也自愧不如。
按照国际法，属于一国内水的运河，完全受该国主权和管辖权的支配。
即使直接连接海洋的运河，所属国家也没有非把它国际化不可的法律上的义务。
“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自己没有份，也硬要编造个根据，说自己有份，这就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强盗逻辑。

另一个理由，据说“欧安会”文件规定要方便东西方交通往来，因而这条运河就应该向苏联开放。
看，“欧安会”文件原来有此妙用！
如果按此办理，苏联国内的运河岂不也应向西欧国家开放吗？
这恐怕连新沙皇自己也感到是荒唐到了极点吧！

新沙皇的这次表演，妙就妙在它淋漓尽致地暴露了自己对西欧的扩张野心，再一次教育了西欧人民，使他们提高了对新沙皇的警惕。

栏目：学时事编后

栏目：学时事

瑞士是一个只有六百多万人口、四万一千平方公里土地的小国。
长期和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对当前两个超级大国对欧洲的激烈争夺和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不断提高警惕，努力加强防务。
最近，中国人民防空代表团访问瑞士，参观了瑞士的民防设施。

瑞士民防工作的发展已有四十三年的历史。
瑞士的民防组织不但在联邦、州、市区三级建立起来，而且在工厂、企业、学校和居民中也有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
据介绍，瑞士已修建了能容纳全国人口五分之四即五百四十万人的地下防护掩体设施、七百个区一级的地下民防指挥所、八百三十个地下卫生服务站和地下医院。
目前全国各州建立了五十多所民防训练中心，已有四十多万人参加定期民防训练。
根据联邦政府颁布的民防法规定，凡不能参加服役的二十岁到六十岁的公民都有义务参加定期的民防训练和复训。

瑞士东部苏黎世市和州的民防设施和民防训练，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黎世州有一百一十万人口，是瑞士最大的州。
苏黎世市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工业城市。
据介绍，目前全州已修建了二百多个地下卫生服务站，五个地下急救医院、七个地下外科手术中心。
全州建立了六个民防训练中心，有五万多人参加了定期的民防训练。
代表团参观了苏黎世市新建的“乌拉尼阿”停车场公共掩蔽所。
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防设施，从地下到地面共七层，平时作为停车场用。
从停车场一个宽阔的入口处乘电梯进入地下，每一入口处都有两道可防原子辐射和冲击波的厚钢板门。
整个地下设施都有完善的警报系统，通讯联络系统、通风系统和保证日常生活的设备和物资储备。
一旦爆发战争或遇到紧急情况，一万人可以立即转入地下，利用储备的物资正常生活十四天。

瑞士人民曾经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传统。
他们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深深懂得加强防御和民防的重要性。
陪同代表团参观的瑞士联邦民防局负责人比斯说，毛泽东主席“深挖洞”的思想很英明，我们都要坚持深挖洞。
近年来，瑞士民防建设的成就引起了欧洲许多国家的重视，已有二十多个国家的民防组织派人前去参观并交流经验。
（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