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只要他们爱国，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让他们好好工作。

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
——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教育部大批判组
教育战线是我们党同“四人帮”长期争夺的一条重要战线。
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形势如何估计，对知识分子状况如何估计，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大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认为：
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与其他战线一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应当充分肯定。
“四人帮”却完全相反。
他们胡说什么，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黑线专政”；
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十七年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这就是“四人帮”臭名昭著的所谓“两个估计”。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是1971年出笼的。
它一出笼，立即并且始终遭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四人帮”利用他们窃据的宣传文教大权，强制推行“两个估计”的黑货，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他们把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光辉思想歪曲篡改得面目全非，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干部、教师的革命积极性，使他们长期戴上了精神枷锁，使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破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他们的这些罪恶引起了全国人民普遍的强烈的不满。
1972年，当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着手解决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教育战线的混乱现象时，他们便拿出所谓“复辟”、“回潮”等大帽子，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总理。
1975年，邓小平副主席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教育要整顿时，“四人帮”又以“反对两个估计”、“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的叫嚣猖狂猛扑。
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利用教育问题作为反党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今天，它仍然束缚着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阻碍着教育革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早出人材、多出人材的进程。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彻底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澄清路线是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两个估计”是怎样出笼的？
“两个估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曾被“四人帮”抬到吓人的高度。
他们叫嚷：
谁反对“两个估计”，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
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实际情况是：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
“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至他们的灭亡。
现在是把他们的阴谋和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世的时候了！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是早有预谋的。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以及其他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论，发端于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
1966年02月，叛徒江青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狼狈为奸，把建国以来的文艺战线诬蔑为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1967年04月，江青又针对教育战线的情况胡说：
十七年来的教育“几乎全是他们（指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
“两个估计”的根源，盖出于此。
随后，他们不但到处兜售“黑线专政”论，还在文艺上制造从《国际歌》到样板戏的“空白”论，并随心所欲地诬蔑这条战线“修透了”，那条战线要“彻底砸烂”。
他们全盘否定十七年（按照所谓“空白”论，就达到九十多年，比我们党的整个历史还长），就是为了全盘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全盘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就是为了打倒一切，为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制造理论基础。
1971年03月，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在上海有一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
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提出：
“有个问题，恐怕要会引起争论，就是如何估价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教育战线的成绩问题。
上海曾有过争论，有人认为这一段是红线，是毛主席的路线领导的，要翻案。”
张春桥说：
“这个问题要给在学校工作的干部讲清楚，统治就是专了我们的政”，“还有什么争论的”。
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张春桥说：
现在的教师队伍“要大换一批。
对这些人我很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啊！”
这就为“两个估计”进一步定下了基调。
1971年04月中旬到07月底，“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由黑干将迟群“挂帅”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两个估计”，终于抛了出来。
当时正是我们党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关键时刻。
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已被揭露，同林彪反党集团本来是一丘之貉的“四人帮”十分恐慌。
他们竭力对抗党中央关于批陈整风以及要在教育战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指示，另搞一套。
在炮制“两个估计”的过程中，“四人帮”在上海和辽宁的死党、亲信，首先发难。
他们以“联系实际”为名，搜集和歪曲、夸大耸人听闻的个别事例，诬蔑党领导下的学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领导权”，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
诬蔑工农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等等。
革命导师列宁曾指出：
“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四人帮”正是乞灵于这种“连儿戏也不如”的方法，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们党所领导的教育战线丑化为张之洞加胡适加杜威加修正主义的“大杂烩”。
在讨论这种极端荒谬的“估计”时，他们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败坏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实行反革命的高压政策。
对于许多敢于坚持原则，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说明情况，反对“两个估计”的同志，“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之流一概斥之为“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言人”。
对于不同意“两个估计”的许多正确意见，迟群一律不准登讨论的《简报》，不准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
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
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
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
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
一讲不对就批评，那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
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
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这种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
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估计，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估计”。
“四人帮”严密封锁了毛主席总结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五年教育革命实践所作出的重要指示。
他们是绝对不肯也不敢传达的，因为传达了就等于挖了他们的祖坟，缴了他们的械！
他们加紧炮制与毛主席的指示根本相反的所谓“两个估计”，要同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抗到底。
在“四人帮”反党气焰极端嚣张的困难情况下，07月06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坚决指出：
“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要作个分析，不然大家就灰溜溜的”。
周总理的指示，同样受到了“四人帮”的疯狂反对。
请看，张春桥是如何为“两个估计”定稿的吧！
为了诬蔑十七年，原稿上写道：
“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
张春桥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加上：
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张春桥把广大教师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说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说学校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
张春桥明明知道毛主席不同意“三年不认爹和娘”的说法，仍然诬蔑工农子弟“进了大学，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变得同工农兵格格不入”，“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张春桥明明知道高教六十条是毛主席基本肯定并赞许过的，1971年再次肯定它总的还是对的，竟然恶毒地攻击它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更加系统化”，“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
“四人帮”就是这样猖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两个估计”出笼之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愈演愈烈，每当他们向党发动一次进攻，他们的调子就升高一级。
1974年，迟群和“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一唱一和，叫嚷说：
十七年培养的大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要“和十七年对着干”。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杀气腾腾地狂呼：
批判修正主义“子弹要穿过教师的身体”。
1976年，迟群制造了“学校只有一个专业，就是同‘走资派’斗争的专业”，“学校就是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的反动谬论。
在“四人帮”覆亡的前夕，张春桥还说什么“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借口教育问题阴谋篡党夺权的真意。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
“四人帮”的这些胡作非为，并没有给他们鸣起“登基”的“金鼓”，而是为他们敲响了灭亡的丧钟！
十七年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
“四人帮”阴谋炮制的“两个估计”中根本的是第1个估计，即所谓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黑线专政”，“刘少奇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这完全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一派胡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叛徒、特务、走资派手里吗？
根本不是。
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毛主席早有过明确的指示：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毛主席1971年的指示，进一步表明这一估计同样适用于教育战线。
教育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有两部分人：
一部分是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从各条战线抽调来的，他们是经受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考验的好干部；
大量的是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干部。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证明了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混进来的坏人，是极少数。
有的同志虽然执行了错误路线，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教育，大多数也提高了觉悟，改正了错误。
因此，在我党历史上所罕见的尖锐、复杂的第11次路线斗争中，教育战线广大革命干部不信邪，不怕压，坚决反对和抵制了“四人帮”。
“四人帮”对教育战线干部这种颠倒敌我关系的反革命谬论，与后来他们抛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
‘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是一脉相承的。
教育战线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吗？
这同样是无稽谰言。
建国二十八年来，尽管有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条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教育战线也不例外。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在这个期间，我们继续完成了教育战线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夺回了教育权，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广大的教师和学生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运动，许多人斗志高昂地奔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教育战线生气勃勃。
1951年，毛主席明确指出：
“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在1952年《元旦祝词》中毛主席热烈庆祝“我们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
从1953年到1957年期间，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积极参加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对胡适派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参加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清反革命运动，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大大加强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扩大了无产阶级思想在教育战线的影响，逐步把教育纳入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轨道。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随着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教育事业也得到相应的迅速发展。
1957年，毛主席肯定了这一时期的工作，说：
“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教育革命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毛主席为我党制定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进一步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
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开始建立，新生事物大量涌现。
这一年，毛主席兴致勃勃地亲自到许多学校视察，明确肯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一个大改革。
尽管这次教育革命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但是决不象“四人帮”所说的那样，“刚刚起来就被刘少奇一伙破坏了”，而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1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制定的高等学校工作六十条和中小学工作条例，就是一个证明。
毛主席看了高教六十条，高兴地说：
搞了这几年，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
1962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提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战略任务。
教育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广大师生积极参加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周总理在1964年底召开的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道：
“近几年，我们根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改进了教学工作，提高了教育工作的质量。”
请看以下的几项基本事实：
文化大革命前，我国高等学校由解放初的二百多所，发展到四百多所；
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人数达到一亿三千多万人；
学生的家庭成份，大学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已占百分之六十四点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只占百分之九点四；
中学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已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九，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只占百分之五点二。
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为国家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材。
所有这一切，都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的结果。
否定这些成就，岂不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当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
十七年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同时又存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为了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毛主席对教育工作曾经有过一系列的批评。
1950年，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对旧教育主张“基本照旧”的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1956年，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对苏联经验“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的错误。
1958年，毛主席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方针。
如毛主席1971年所说，教育战线的大多数人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也有一少部分人执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而脱离实际、脱离劳动和忽视政治的倾向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学制过长，课程过重，教授不甚得法，考试以学生为敌人等，这些反映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对此，毛主席在1964年春节谈话中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毛主席指出：
“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
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主席进一步发出了“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教育战线亿万革命师生在毛主席号召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次彻底的清算。
能否由于“教育要改变”、“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就得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的结论呢？
绝对不能。
“四人帮”的反动逻辑是：
既然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有批评，那就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就证明是黑线专了政；
如果承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就是否认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猖獗”。
这不但是对毛主席“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这一估计的直接对抗，而且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无耻篡改。
根据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情况。
因此，必须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发展的需要。
但是，决不能因为要改革这些不相适应的部分，而去否定那些基本适应的部分，而得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结论。
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不断革命的过程。
列宁说过：
“文化任务不能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解决得那样迅速”，“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应该根据这个较长的时期来规划我们的工作，表现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第60页）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从资产阶级的旧学校改造过来的。
即使新建的学校也会有旧的影响。
要肃清这些资产阶级的旧影响，是不能象对待资本家的生产资料那样，用剥夺的办法迅速加以解决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复杂的政治思想斗争来解决。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立，正确路线的贯彻，是改革旧教育的根本保证，但不是教育改革的终结。
怎么能因为我们的学校在建国十几年后，还存在旧教育的一些影响，而否定党的领导的正确，否定党所执行的路线的正确呢？
“四人帮”为了诬蔑教育战线十七年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对毛主席的指示肆意进行歪曲和篡改。
毛主席指出：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主席批评的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必须改变。
但是，毛主席1971年明确指示：
教育战线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可见毛主席批评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只是局部的现象。
“四人帮”把这种局部现象，说成是各级教育部门和所有学校普遍存在的现象，把所有教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整个教育战线说成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这种偷天换日的卑劣伎俩，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任意践踏吗？
事实上，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工作，毛主席早在1964年春节谈话中就已经作了明确的指示。
毛主席肯定我们的教育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还需要继续革命。
毛主席1971年的指示，和他在1964年的指示精神上完全一致。
“四人帮”对毛主席1964年的这个指示同样怕得要死，他们伙同陈伯达编辑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语录时，竟然胆大包天，把它一笔勾掉。
这个事实，是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铁证。
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还是革命对象？
“四人帮”炮制的第2个估计是与第1个估计紧密相连的。
他们既然把十七年教育战线诬蔑成“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随之而来的，就把广大教师和学校培养的学生，诬蔑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1957年，毛主席指出：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
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很清楚，毛主席这里分析的是当时大约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的状况。
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毛主席强调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并且明确指出：
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应当“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
毛主席指示的基本精神，是教导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应当坚持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是教育、鼓励知识分子重视世界观的改造，努力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四人帮”抽掉了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实质，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离开时间、地点和条件，把1957年的这个估计硬搬到1971年。
1971年，我国知识分子已达两千多万，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长起来的；
从家庭出身看，工农成份已占优势，党团员比例大为增加；
而且在学校受的主要是党和毛主席的教育。
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不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是新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政治觉悟都有很大提高，世界观的改造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毛主席所期待的一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已经初步形成。
因此，毛主席在1971年的指示中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也作了新的估计。
“四人帮”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硬把毛主席十四年前的估计扣到七十年代两千多万新老知识分子的头上，这只能说明他们蓄意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大部分是新社会培养的。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愿意和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这是一支很可宝贵的力量。
虽然总的说来，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还是少数，但是大多数人，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反对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数。”
华主席的精辟论述，非常准确全面，与毛主席1971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而且说明了从1971年到现在六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又有了新的进步，是我们批判“四人帮”“两个估计”的锐利武器。
在我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毛主席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我们党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毛主席指出：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
还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
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
毛主席把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都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依靠力量。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也指出：
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四人帮”却把广大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放在一起，称为“臭老九”；
把本来是革命的动力，当成革命的对象。
这就从根本上搞乱了阶级阵线，颠倒了敌我关系。
“四人帮”还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歪曲为阶级对立，恣意挑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他们猖狂地抗拒毛主席1971年关于对教师要尊重的指示，人为地制造“工农兵教师”与“原有教师”的对立，制造“工农兵学员”与“原有教师”的对立，严重地破坏了教师之间的团结，破坏了革命的师生关系，挫伤了广大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积极性，使广大工农兵及其子女学不到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本领。
“四人帮”打着维护工农兵利益的幌子，干的却是损害工农兵利益的罪恶勾当。
“四人帮”还特别仇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培养的新知识分子，诬蔑他们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修正主义苗子”。
反革命小丑张铁生还歇斯底里地咒骂说：
“恐怕苏修打到中国来时，他们还可能打着白旗上街去欢迎”。
“四人帮”在教育部的一个黑干将也狂呼：
“四十岁左右的党员教师最危险”等等。
新中国培养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深厚的感情。
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与工农兵一起，战斗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其中一大部分人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哪一项没有他们作出的辛勤劳动呢？
“四人帮”把广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把他们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蓄意破坏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
“四人帮”把世界观改造问题说得玄而又玄，这同样是别有用心。
毛主席提出世界观改造问题，是为了促进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化，推动他们前进，使之更好地发挥积极的作用，决不是象“四人帮”那样利用所谓世界观整人，定成分，戴帽子。
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但知识分子要改造，人人都要改造。
敬爱的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
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知识分子是教育者，尤应注意改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
关于什么叫彻底改造世界观，毛主席说得很清楚：
“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毛主席的教导告诉我们，改造世界观，进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并不是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
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
广大的知识分子既然是热爱党，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这就说明他们正象华主席所说，在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
我们的任务是鼓励他们沿着这条正确道路继续努力，满怀信心地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行列奋进。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之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今天，我们彻底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对于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意义极为重大。
列宁教导我们：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3页）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总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疯狂地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
这种情况在我们党同刘少奇，特别是在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叶副主席最近指出：
“林彪、‘四人帮’一伙，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时而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同另一个原理对立起来，经常不顾任何历史条件，不顾原著的精神实质，挑出片言只语，骗人，吓人。”
“四人帮”在阴谋炮制“两个估计”进行反党篡权时，就正是这样干的。
因此，在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入第3个战役的时候，我们批判“两个估计”，揭露他们的罪恶阴谋，其深刻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批判本身，也远远超出了教育战线。
这是一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斗争。
我们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完整准确地宣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宣传毛主席1971年的重要指示，宣传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对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的科学分析。
通过这场斗争，将大大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提高我们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认识。
当教育战线千百万干部和群众奋起砸烂“四人帮”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的时候，当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教育工作大干快上的时候，“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为什么还能迷惑一些人，吓唬一些人呢？
为什么有的同志还甩不开膀子、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呢？
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同志对于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真相还不完全明了，因而也就难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去彻底揭破“四人帮”歪曲、篡改毛主席教育路线的鬼蜮伎俩。
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对于搞好教育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当前，教育战线形势大好，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但是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体系，联系实际，深入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种种谬论邪说，分清路线是非，砸碎精神枷锁，认真总结二十八年来我国教育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不断总结当前的新鲜经验。
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敢破敢立，善破善立。
有的同志说得好，“对过去二十八年怎么看，关系到今后二十三年怎么干。”
对于二十八年来的教育工作，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定要深揭猛批，肃清流毒，决不能让它留下任何后患。
对于符合毛主席教育路线的成绩和经验，都要明确肯定，继续坚持，发扬光大，决不要被“四人帮”曾经使用过的那些帽子和棍子吓唬住。
对他们无理设置的一些所谓“禁区”，要敢于冲破。
对被他们颠倒了的一些是非，要勇于重新颠倒过来。
我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当前仍在试验阶段，这就需要我们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努力实践，大胆创造，认真总结新鲜经验。
只要方向正确，态度严谨，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也不难解决。
只有这样，教育革命的步子才能真正迈开，教育工作才能适应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通过批判“两个估计”所应该得出的结论。
（载《红旗》杂志1977年第12期）

“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
本报记者
张春桥、姚文元在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上炮制了许多黑货，其中最恶毒的是所谓“两个估计”。
“四人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成就，胡说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他们还把十七年我们党领导下的学校污蔑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把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说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两个反革命“估计”，流毒全国，必须批判。
最近，在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上，对“四人帮”炮制这“两个估计”的阴谋进行了揭发批判，现在将同志们初步揭发的材料加以综合介绍，希望了解情况的同志继续深入揭发。
否定教育战线成就蓄谋已久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张春桥和姚文元伙同林彪，疯狂地向教育战线进攻。
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全盘否定教育战线十七年，攻击十七年是“彻头彻尾地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竭力丑化、打击知识分子。
1969年06月，张春桥、姚文元就在上海组织人马，精心炮制了一个《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
《纲要》胡说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使上海市中、小学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0年11月，“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在原华东师大第6次党代会上，解释“四人帮”一伙所谓“彻头彻尾”的谬论时，说：
“我们理解彻头彻尾地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指在我们这条战线上，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前，自始至终占着统治地位，也就是从头到尾”，“要改变路线，就要从根本上改变领导权”。
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炮制的这些反革命黑货，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张春桥对此十分恼火。
同年12月下旬，他在上海市党代会代表学习班上，气势汹汹地质问：
“至于十七年，我们哪里占领过？
一百七十年，一千七百年我们也未占领。
什么红线、黑线，无非是想得出‘我是比较好的’的结论，这是为个人辩护，但这种思想代表了相当的势力”，“不要说‘彻头彻尾’，说百分之九十九好不好！”
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1971年初，张春桥一伙预感到即将召开的教育会议，对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和对知识分子如何估计这两个问题，“会引起争论”。
于是，他们进行了阴谋策划。
据教育部一些同志揭发，1971年03月18日，张春桥同他们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进行了一次谈话，为炮制“两个估计”定下了调子。
那个余党对张春桥说：
十七年的问题，“上海曾有过争论，有人认为这一段是红线，是毛主席的路线领导的，要翻案。”
张春桥说，这条战线“有它的特殊性，与工农业战线不同，还有什么争论的！”
张春桥授意那个余党：
“这个问题要给在学校工作的干部讲清楚，统治就是专了我们的政。”
谈到教师队伍问题时，张春桥恶狠狠地说：
“现在教师队伍中，有的非常恶劣，要大换一批。
对这些人我很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啊！”
那个余党给张春桥出谋划策，叫嚷什么：
“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要想办法展开讨论一下，对知识分子要在批判、斗争、改造、教改的实践中使用他们。
要拿出反面教员来批判，不敢教的先批了再教”；
“如何在使用中改造是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上海较突出，有的年纪大了，光养着不行，过于重用他们又翘尾巴，不批判放毒，一批判就躺倒”。
“四人帮”一伙对知识分子又是要“批判”，又是要“斗争”，又是要“枪毙”，真是杀气腾腾。
张春桥及其在上海的那个余党的上述黑话，带到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上，成了他们一伙炮制“两个估计”的“指导思想”。
炮制“两个估计”的经过
就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由黑干将迟群“挂帅”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炮制成所谓“两个估计”。
第1个估计，原稿上写道：
“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这已经是很恶毒的了。
张春桥在07月20日的改稿上，竟又加上了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黑话。
张春桥打着回顾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幌子，全盘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早就基本肯定的高教“六十条”，更不顾会议期间周总理关于对高教“六十条”要作分析的指示，授意迟群等人写道：
“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
‘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
这里面的“更加系统化”、“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是张春桥特意加上去的。
他妄图用这种耸人听闻的词句，把人们引到全盘否定十七年的邪路上去。
第2个估计，原稿上是这样写的：
“解放以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显著的进步，涌现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
但是，他们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要经过痛苦的磨练”。
张春桥把“解放以来，特别是”几个字删掉，把“显著的进步”改成“不同程度的进步”，加上了“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经张春桥这样一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显著进步都不见了。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
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毛主席说，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周总理针对“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打击广大知识分子的阴谋，一再强调：
要肯定毛主席的红线是照耀教育阵地的，要肯定广大师生是拥护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有利于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能把他们搞得灰溜溜的。
周总理明确指出：
教师、学生大多数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个问题要回答，不然拿下去就不能起动员作用。
要看到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老共产党员也要改造嘛！
“四人帮”无视毛主席、周总理的这些重要指示，他们利用手中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炮制出根本错误的“两个估计”，完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始终占的主导地位，一笔抹煞了教育战线广大教师、学生和干部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辛勤劳动取得的成绩，严重挫伤了几百万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这是“四人帮”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滔天罪行，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的的卑鄙决定了手段的卑鄙
“四人帮”一伙为篡夺这次教育会议的领导权，挖空了心思。
据揭发，迟群公开扬言：
科教组不要过去高教部和教育部的人。
他们确实是这样干的。
这次会议名曰教育会议，但会议领导成员和工作机构中，却没有原高教部和教育部的一个人。
会议领导小组十二名成员中，“四人帮”的余党、亲信、黑干将几乎占了一半。
出席会议的六百三十一名代表，文化大革命前搞过教育工作、包括只是沾过教育工作的边的，仅占三分之一，其中担任过省一级厅（局）长、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的，不过五十来人。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熟悉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情况。
尽管这样，大多数代表在“四人帮”一伙炮制“两个估计”的过程中，还是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许多代表认为：
在十七年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虽然有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应该肯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教育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
代表们说：
党中央历次文件，包括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对教育工作基本上都是肯定的。
毛主席在1964年春节谈话中指出：
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
周总理在历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包括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对教育工作也是肯定的。
解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适应的。
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一伙对坚持正确意见的代表乱扣帽子。
迟群污蔑这些同志“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质问这些同志“到底是哪条路线上的人”，狂叫“这样的人若不转变，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
清华大学一位老同志，对高教“六十条”产生的背景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竟被他们指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
会上，一些军宣队的同志提出，十七年各条战线都是红线占主导地位，教育战线也不能例外。
迟群听了，气急败坏地说：
“他们懂什么？
这些意见是那些穿灰衣服的人（指原有的教育工作者）让他们讲的”。
迟群一伙对不合自己口味的意见，即使是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发表的，也是不听的。
一次，一位负责同志提出，把普通大学同五·七大学、七·二一大学、五·七学校写在一起，会造成普通大学的概念不清楚。
这位负责同志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受到“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一个亲信的攻击，给扣上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帽子。
迟群指桑骂槐地攻击了这位负责同志，并当众表扬了那个亲信。
会议筹备期间，“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或者亲自出马，或者唆使亲信，到处搜集污蔑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材料。
会议开始以后，他们借口“大批判开路”，把这些材料抛出来，打棍子，扣帽子，大造反革命舆论。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摆出一副“传经”的架势，嚣张地说：
“我们的稿子都是经市委（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点了头的，不能随便改，上海发言，少而精，放一炮就要打响”。
这个余党秉承张、姚的旨意，第1个抛出十七年是“黑线专政”的黑货。
“四人帮”还以“联系实际”为名，鼓吹解剖所谓“封、资、修大染缸”的学校，把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同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混为一谈，肆意夸大，无限上纲。
有的省因为找不出“四人帮”一伙所需要的所谓由“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学校领导权”的那种“典型”，会议“简报”就不反映他们讨论的情况。
会议期间，“四人帮”安插亲信和打手，收集情报，秘密串连，大搞特务活动。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几乎每天晚上把他们指派的几个所谓联络员纠集起来，分析有关省、市、自治区的动态，经常向王洪文汇报，听取“指示”。
王洪文还亲自到会议驻地探望，为他们的余党出谋划策，撑腰打气。
在“四人帮”一伙的把持下，这次会议造成了一个对十七年、对知识分子只许说坏话，不许说一句公道话的局面。
他们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完全背叛了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败坏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这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同志们说，十七年的教育，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教育工作中也存在严重的错误和缺点；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在某些地区或单位确实存在，甚至还比较严重。
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刘少奇的每一次干扰、破坏，都为毛主席、党中央所察觉，及时发出指示，给以清算和纠正；
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师生员工，也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教育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前进的，红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工作的成就，其罪恶目的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
流毒全国必须批判
1971年的教育会议结束后，斗争继续进行。
据揭发，“四人帮”的死党、余党回去以后，严密封锁、拒不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要指示，而争相吹捧他们的主子。
在上海，“四人帮”的余党肉麻地说：
会议文件修改十几次都没有定稿，是春桥、文元亲自动手加工，才定下来的。
他们到处宣扬，哪些段落是张春桥加上的，哪些文字是姚文元修改的。
相反，他们对周总理在会议期间的两次重要讲话，只字不提。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的广大教师才知道周总理在这次会上有过重要讲话。
在辽宁，“四人帮”的那个死党及其亲信，也无耻地吹捧张春桥、姚文元和迟群。
在他们的聒噪声中，“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成为镇压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两根大棒。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动不动就抡起这两根大棒吓唬人，叫嚷什么：
教育仍然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教育”。
他把教育战线上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而出现的问题，一古脑儿安在广大教师头上，污蔑这是“教师坚持资产阶级偏见和消极怠工造成的”，千方百计地要把抵制和反对他们的教师置于死地而后快。
他狂热地炮制黑经验，树立黑典型，把教育革命完全纳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轨道。
臭名昭著的以“同十七年对着干”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朝农经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革命小丑张铁生，就是他卖命推行“四人帮”所谓“两个估计”的产物。
这些年来，“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破坏，造成了教育严重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状况，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教育战线成了受“四人帮”破坏最厉害的“重灾区”。
同志们指出，深揭猛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第3个战役已经开始了。
各条战线都在开足马力快上，挽起袖子大干。
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有关指示，教育战线必须彻底查清“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这个政治大阴谋，把教育战线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纠正过来。
对张春桥、姚文元和迟群一伙炮制的“两个估计”，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发，彻底批判，肃清流毒。

充分发挥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建立学术委员会
新华社1977年11月17日讯
为充分发挥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在最近建立了学术委员会。
在今年06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上，到会干部和科研人员揭发批判了“四人帮”污蔑和破坏学术委员会的罪行，总结了学术委员会工作的历史经验，认为学术委员会在发展科学研究事业中具有积极作用，在当前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形势下，有必要建立学术委员会，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他们提出，学术委员会必须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它的主要任务是对科学研究的方向、任务和计划提出建议，评价科研成果，协助培养和考核科技干部。
中国科学院决定在院、所两级建立学术委员会。
目前，物理、高能物理、地球物理、盐湖、硅酸盐等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已经建立。
最早建立学术委员会的物理研究所，拟定了《学术委员会试行条例》。
这个条例经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通过，正在各研究所参照执行。
条例规定学术委员会的任务是：
对研究所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对科研成果的评议和鉴定，对开展所内外和国内外学术活动，提出建议和意见；
协助制订科技干部和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培养措施，协助进行科技干部和研究生的业务考核工作；
讨论院、所领导交议的其它有关学术问题。
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由研究所所长聘请、研究所党委批准，报中国科学院备案，任期三年。
学术委员会委员的条件是：
热心社会主义科学事业，有一定学术水平，有科学研究的实践经验和专长。
物理研究所根据本所情况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共在所内聘请了十七名学术委员会委员，另外为了有利于学术交流，还聘请了七名所外委员。
他们的学术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两名，学术秘书一名。
现在，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建立的学术委员会已经开始活动。
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在10月25日召开第1次会议。
这次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裕主持，三十五名委员在一起讨论了高能物理研究所建所以来的科学研究成果，对所内向全国科学大会和中国科学院推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有关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高能物理研究所党组织的代表，在会上热切期望学术委员会充分发挥作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

河北省获鹿县县委书记傅加芹（左三）、副书记杜英杰（左二）在南铜冶大队检查小麦播种质量。
新华社记者摄

接触群众懂得实际
——广东新会县委坚持从实际出发指挥生产
中共广东省新会县委，一年来，努力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在生产指挥上，从实际出发，讲实效，鼓实劲，不图形式，不务虚名，充分调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今年开始突破农业生产多年徘徊的局面，春收小麦亩产比去年增产将近一倍，接着又在大旱的情况下，夺得早稻每亩增产百分之十一的好收成，单产和总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1958年，敬爱的周总理到新会视察时，赞扬这里的干部接触群众，懂得实际。
1963年，华国锋同志从湖南来新会考察，也肯定了这个县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经验。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这种好作风丢掉了不少。
县委在指挥生产上，从实际出发的事少了，“赶风头”、照搬照套的事多了；
讲求实效的事少了，图形式的事多了；
深入调查研究少了，游游转转多了。
因为领导不力，指挥不当，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973年以来，粮食亩产一直在九百斤上下徘徊；
近两年因灾又大幅度下降。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县委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
认为这几年，“四人帮”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造成领导和实际、领导和群众相脱离的现象。
县委从路线上分清了是非，决心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一年来，他们从下述几个方面注意端正作风，改进工作。
坚持从实际出发指挥生产，不盲目“赶风头”。
前几年，省里号召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县委一些成员不从本县水利建设已有一定基础的实际出发，盲目“赶风头”，层层往下追水利土石方数字。
一些没渠可挖的地方，为了凑数字，不得已把东西向的渠道改成南北向，南北向的又改成东西向，徒劳无功，费工费时。
贫下中农越干越生气，对县委提出批评说：
我们不怕大干苦干，就是怕盲目干，白流汗。
当时，县委听不进批评，通过揭批“四人帮”，才认识到，不认真研究本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执行上级指示，只是盲目地“赶风头”，那是一种对上级敷衍应付、对人民不负责的坏作风；
坚持不坚持从实际出发指挥生产，是对共产党的县委是不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考验。
有了这样的认识，县委在部署去冬今春的农田基本建设时，根据本县的实际，着重抓好增肥改土和整理排灌系统，集中力量整治了两个当年能够受益的万亩大围内的排灌工程，削减了几个投工多、不能在一两年内配套见效的工程。
经过一个冬春的战斗，全县的土石方数字虽比往年减少了，但积的土杂肥比过去增加了七成，为小麦和早稻丰收打了个好基础。
全县虽然有统一安排，但并不强求各社队“一刀切”。
三江公社搞了一段时期积肥后，集中劳动力填荒沟、荒氹，扩大耕地面积。
当时，有人担心这样作违反县的统一部署，会挨批评。
县委了解到这个公社肥源不多，而通过扩大播种面积增加总产的潜力却很大，认为这样做符合实际，不但没有批评，而且赞扬了他们从实际出发的作风。
县委实事求是的鲜明态度，更加激励干部和群众深入批判“四人帮”那种动辄以“大帽子”压人、用“大棍子”打人的恶劣作风。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安排生产，是为了大鼓实劲，办好经过努力可能办到的事情，而决不能以情况特殊为借口，不办那些本来能办到的事。
今年早造播种时，县委决定推广经过多年试验的三个水稻良种，要求各公社种足百分之七十的面积。
大鳌公社片面强调当地的种植习惯，并怕积肥费工，播种面积只占百分之四十。
结果，种老品种的田比良种田每亩少收近一百斤。
事后，县委帮助这个公社总结了经验教训，并从这件事体会到：
一个正确的决定的贯彻执行，往往要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斗，同懦夫懒汉、无所作为的思想斗，同旧的习惯势力斗，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那种片面强调情况特殊，而不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作法，实质上是分散主义，削弱党的领导。
县委在全县干部会上引导大家狠批“四人帮”所谓“管卡压”的谬论和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行，要求大家努力贯彻落实上级的正确指示。
新会县委坚持从实际出发，包括如实反映情况，不掩盖缺点，争取上级更好地指导本地的工作。
不久前，省里派生产检查组前来检查晚稻生产。
县委要求有关部门如实反映情况，汇报时，好的、坏的都讲，一二三类禾都要让检查组看。
事后，检查组对这种既讲成绩，又讲问题；
既看好田，又看落后田的作法表示赞许，并针对生产不够平衡的问题，提出加强田间管理的具体建议，及时帮助这个县改进了工作。
县委认为，不掩盖矛盾、缺点，主动让上级全面地、准确地了解实际情况，不但能及时得到上级指导，而且有助于领导机关更好地指导全地区的工作。
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谎报假成绩，是“四人帮”的坏作风，必须彻底肃清。
新会县委认为，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是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基础。
新会县恢复了一些当年曾经实行过的、有利于干部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制度。
现在，县委十一名常委轮流当社员，有九人坚持蹲点，参加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
每当县委要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常委都分头在下面开座谈会，请贫下中农当“参谋”，出主意。
这样做的结果，县委对基层的情况了解多了，听到群众的呼声及时了，说话办事也就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这个县有些社队任意加宽田埂，间种经济作物，蚕食了稻田面积；
有的在田边种高秆作物，影响了水稻生长。
县委曾经规定要按一定的规格把田埂过宽的部分削掉，靠近耕地的路边不许间种高秆作物。
群众给县委提出意见，说不能“一刀切”。
县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修改了原来的规定，既解决了不合理间种的问题，又防止了乱砍乱拔的倾向，受到群众的拥护。
本报通讯员

虚心向群众学习
新会县委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正确指挥农业生产，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全县干部和群众，大鼓实劲，讲求实效，一举改变了农业生产多年徘徊的状况。
敬爱的周总理当年视察新会时，勉励新会的干部要接触群众，懂得实际。
现在，新会的同志们清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把周总理的指示落实到行动之中了。
他们下定决心，打掉官气，领导干部轮流当社员，坚持蹲点，参加劳动；
大兴调查之风，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重大决策请贫下中农出主意。
这样，领导机关听到群众的呼声及时了，对基层情况了解多了，说话办事比较符合实际了。
对待上级指示，不是等因奉此，敷衍塞责，而能结合本地实际，正确地贯彻执行了。
安排全县的工作，可以切合实际，区别对待，不搞那种“一刀切”之类的瞎指挥了。
总之，接触群众，懂得实际，就会情况明，决心大，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把事情办好。
我们相信，随着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的发扬光大，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

陶乐县委领导成员积极学习农业科学技术
努力使自己由外行变为内行
据新华社银川电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陶乐县委“一班人”努力学习农业科学技术，使自己由外行变为内行，不断取得领导农业生产的主动权。
过去，陶乐县耕作粗放，广种薄收，农业生产比较落后。
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县委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这里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委领导成员不注意学习和研究生产问题，不懂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知识，未能取得指导生产的主动权。
为了改变全县农业落后面貌，县委
“一班人”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同时，都带着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问题，积极学习农业科学知识，学习技术，以便使自己逐渐成为内行。
这时，“四人帮”的那股把干部学习技术、研究生产诬蔑为“唯生产力论”的妖风也吹到了这里。
面对“四人帮”的这股妖风，县委“一班人”坚决顶住。
他们不仅自己坚持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并且组织和领导了全县范围的土壤、水位和资源三项普查，举办了为社队培养人材的长达一年的农业技术学习班，建立了县、社、队各级农科网，还多次召开农业科学实验现场会，加强对农业生产和技术工作的指导。
就在“四人帮”干扰破坏最严重的去年，这个县科学种田的水平显著提高，粮食平均亩产比1975年增长一百零五斤，总产增长百分之二十七。
“四人帮”粉碎以后，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明确提出：
“要提倡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精通业务，又红又专。”
这给了陶乐县委领导干部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他们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的积极性更加高涨，领导群众进一步提高了科学种田的水平。
今年，全县在遭受多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仍然获得了好收成。
中共陶乐县委“一班人”在向农业生产内行前进的过程中，首先把种好试验田当作学习和钻研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县委八名常委都围绕着农业“八字宪法”种有自己的试验田。
他们在试验田上通过亲身实践，取得增产经验后再推广，避免瞎指挥。
前几年，这个县春小麦浇头遍水后，经常出现坐苗、黄苗的现象，严重地妨碍了小麦高产。
为了弄清原因和解决这个问题，连续两年在东方红公社蹲点的县委常委杨国柱，和贫下中农、农业技术员同劳动、同试验。
他刻苦钻研，不辞劳苦，白天采取土样，进行土壤化验，晚上跟班浇试验水，下水测量水层深浅和温度，终于摸索出一套从浇水、施肥到改土的防治措施。
这些措施在全县推广后，今年全县春小麦坐苗、黄苗发生率已由前年的百分之三十下降到百分之三。
其次，这个县的县委“一班人”为了掌握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满腔热情地向老农、技术人员和一切内行的人学习。
县委书记蔡竹林对农业生产比较熟悉，但他仍然虚心好学，不断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每当生产上出现问题，他就同老农一起研究讨论，认真总结来自群众中的好经验；
每推广一项新技术，他都到农技部门登门求教，请技术干部讲授有关知识，寻求科学依据。
由于坚持向内行学习，他在来到这个县后不长的时间里，就对全县各类地区土壤的结构、物理性能、盐碱程度以及水利、气候等问题，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很快熟悉了当地农业生产的规律，指挥生产时心中有数。
第3，注意向书本知识学习。
县委每个常委都有一本《农业技术手册》，随身携带，经常学习。
有的同志还针对生产中的问题翻阅了畜牧、气象、昆虫、农药、农机等方面的杂志和专著。
为了开阔眼界，探索新的增产途径，一些同志订阅了有关国外技术资料。

一口铁锅闹革命　点滴废料化为宝
——记上海东海化工油脂利用厂综合利用废旧物资的事迹
遵照敬爱的周总理1958年在广东省新会县对废旧物资工作亲笔题词中指明的方向，上海有三个运酸工人和五个捞油工人，在黄浦区废旧物资公司领导下，用一口铁锅、三辆平板车办起了一个极为简陋的工厂，名叫东海化工油脂利用厂。
十九年来，这个工厂由几个人发展到三百多人。
他们用从阴沟和垃圾堆中找来的废水、废料作原料，在废旧物资的综合利用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上海有三百多家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有大量的铜料废水，过去都倒入阴沟里白白流掉。
东海厂的工人从阴沟里把这些废水“抢救”回来，加工成硫酸铜、氧化铜、碳酸铜、硝酸铜。
一年可以回收近万吨铜料废水，生产出近千吨产品。
上海有一百多家钢铁厂、电镀厂使用金属镍，镍的废渣、废水过去拿去铺马路或者倒入阴沟，每年多达一千吨左右。
东海厂的工人把这些废渣、废水拉回来，提炼出氧化镍、氯化镍、硝酸镍，年产一百多吨。
四年来他们还从中提炼出价值很高的钴系产品二十吨。
上海有二百多家照相馆、医院及其他洗印照片的单位，洗照片后的废定影液过去也是倒入阴沟的。
东海厂的工人把一点一滴废定影液收回来，每年提炼出白银九百多公斤。
上海有五百多家饭店，天天把大量油污水倒入阴沟，弄得饭店后面又臭又脏，居民意见很大。
东海厂的工人成立了捞油小组，近五年来，从饭店和其他单位收回废油达一万多吨，可以造肥皂五千多万块，每年可供应一千万上海居民每人一块肥皂。
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工厂一共生产化工原料六千九百吨，工业油脂六千多吨，白银八吨，产值达三千八百万元，上缴利润一千四百万元。
这是一笔多么大的财富！
在这个工厂里，到处是废料、废油、废水，劳动一天，浑身油污，又臭又脏，然而，却没有一个工人叫苦。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他们坚持学大庆，不断为综合利用工业“三废”闯出新的路子。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挥舞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棍子，妄图压制工人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积极性，这个厂的党支部带领工人群众顶住了这股逆流。
近十一年来，这个厂的生产每年递增百分之十，1976年比1965年增长七点八倍。
“一口铁锅闹革命”的精神已经成为这个厂的厂风。
这个厂百分之七十是老工人，每个老工人都有一本血泪帐。
由老工人为主体组成的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他们吃苦在前，劳动抢先。
青年工人进厂，党支部首先组织老工人给他们上忆苦思甜课，讲厂史，要他们继承“一口铁锅闹革命”的光荣传统。
有些青年工人进厂时，一看到这个厂的生产情景，觉得又臭又脏，思想上有些波动。
经过阶级教育和厂史教育，他们的认识转变很快，他们说：
“大庆人向地下要石油，我们向阴沟要宝，阴沟里的宝多得很！”
青年人明白了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全厂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
这个厂的工人懂得苦与甜、少与多、无用和有用的辩证法，因而他们努力做转化工作，大开回收废料门路。
菜场卖肉摊的肉砧板上每天可以刮下一二两带木屑的“油脚”，过去谁也没有重视过。
有一天，一个菜场工人给他们送来了他个人积存的十多斤这种
“油脚”，经过化验，含油率达百分之三十。
他们高兴极了，立即进行调查研究，摸清全市大小菜场二百多户，然后一户一户去收集。
这样，一年共收到六十吨，炼出净油十八吨。
上海两家油脂厂要用陶土过滤植物油，陶土用后，过去都作为燃料卖掉了。
四年来，东海厂从回收的陶土中炼出四百吨工业用油，相当于一万亩油菜田的产量。
这个厂从来不满足已有的成绩。
他们认为废料中的宝是取之不尽的，因而不但力争高产量，还力争增加新产品。
国家需要什么，他们无不千方百计去办。
有一年，市场上急需一种药用硫酸铜。
有关部门要他们试制。
这个厂除了两名化验员，没有一个技术干部，但是他们答应了下来。
他们出门取经，认真选料，反复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了，质量完全符合要求。
今年，在建造伟大领袖毛主席纪念堂的工程中，东海厂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为生产人造大理石提供了一批高质量的氧化铜。
这个厂也不满足于自己一个厂搞综合利用。
他们认为，综合利用的潜力极大，必须各行各业一齐动手，才能把废旧物资充分利用起来。
他们到处宣传勤俭建国的方针，宣传综合利用的重要意义，协助一些单位搞好回收工作。
纺织行业生产下来的大量污水——黑液，过去流入河道，污染水质，危害人体健康。
东海厂积极协助这个行业，在黑液中加废酸，制成了农肥“胡敏酸氨”，去年一年就生产了四十四万吨，避免了污染江河，又为农业作出了贡献。
东海厂的工人还深入农村辅导各公社、大队开展“三废”的综合利用，帮助他们土法上马，从废料中提炼化工原料，受到农村干部社员的欢迎。
这个工厂不但自己搞综合利用，还承担了整个上海市废酸的回收和供应工作，把工商业结合起来。
上海市一年排出的废硫酸达二十万吨，废盐酸达六万六千吨，这种有毒废水严重地污染江水和农作物。
但废酸的综合利用价值很高，一些工厂排出的废酸，往往正是另一些工厂的原料。
利用好废酸，需要有一个单位来做回收、调剂、组织的工作，东海厂就挑起了这个重担，他们组成了一个专业班子，向各工厂宣传综合利用的重要意义。
现在，经过他们的动员和宣传，全市用废酸的工厂已有三百多家。
由于废酸浓度不一，各厂要求不同，供求又不平衡，调剂工作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
东海厂的同志怀着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颗红心，克服重重困难，创造了搭桥挂钩，对口利用，各方协作，合理调度，搞好储存，调剂余缺等一整套办法，给各工业部门提供方便。
他们这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的崇高革命精神，受到有关工业部门的好评。
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厂工人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深揭狠批“四人帮”，掀起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为了改变厂房技术设备的落后面貌，全厂工人自己动手大搞基本建设，大搞技术革新，今年上半年产值月月上升，上交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九。
本报记者

今日石狮镇
著名的侨乡集镇——福建省晋江县石狮镇，在“四人帮”猖獗的日子里，以资本主义严重泛滥闻名全省。
粉碎“四人帮”后，大治石狮镇已经初见成效。
这个景色秀丽的华侨之乡，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近几年来，在林彪特别是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歪风邪气四起，封、资、修黑货泛滥成灾，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
1975年，中共福建省委派出工作队进驻石狮镇，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整顿，取得了很大成效。
1976年，“四人帮”及其在福建的亲信插手石狮镇。
他们诬蔑对石狮镇的整顿是“复辟”，煽动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人赶走工作队，夺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权。
这伙人大刮“翻案放人风”，强行释放在押罪犯，怂恿和支持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向无产阶级大肆反攻倒算，使石狮镇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犯罪活动和资本主义活动达到十分猖獗的地步，生产处于瘫痪状态。
打倒“四人帮”后，石狮镇在中共福建省委工作队的帮助下，以揭批
“四人帮”为纲，迅速调整和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
各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伟大斗争。
全镇先后召开了八次大规模的揭批大会，用无产阶级铁的手腕，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和资本主义势力发起猛烈进攻。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流氓活动，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受到狠狠打击，一些兴风作浪、为非作歹的犯罪分子，一个个被揪了出来，落入人民的法网。
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很快被打了下去，人民群众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现在，当我们漫步石狮镇街头时，看到的是一番崭新景象：
街道秩序井然，市容整顿一新，昔日充斥街头的投机倒把活动不见了。
国营商店橱窗明亮，柜台商品摆列整齐，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石狮镇百货公司的负责同志告诉记者，打倒“四人帮”，商业要大上。
为了满足侨乡人民生活需要，今年以来公司积极扩大货源，商品比较齐全，全公司一至09月的营业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其中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商品的销售量分别增长二点五倍到十几倍。
商业人员的服务态度也有很大改善。
副食品杂货门市部更是一片繁忙景象，到09月底，已经完成了全年的营业指标，其中糖果、糕点一至09月的供应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两倍多。
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石狮镇各级党组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涤荡封、资、修的污泥浊水，社会主义新风大树立、大发扬。
党组织发动群众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大摆资本主义泛滥的危害，使人们受到了一场生动具体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几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这里卫生工作搞得很差。
今年，全镇居民齐动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撤除了大街小巷的粪缸、尿桶、炉灶、鸡鸭圈，清除了土堆、垃圾堆，疏通了一百多条污水沟，共积集十万多担肥料，车拉人挑送往镇郊，支援农业生产。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在全镇深入开展，工农业生产热气腾腾。
石狮镇原是消费集镇，解放后办起了一批中小型工厂，但是在去年“四害”横行时，许多工厂被迫停工停产，全镇亏损四十多万元。
今年干部、职工贯彻执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活动，大干快上，一至09月全镇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七。
镇郊农业生产在战胜严重春旱夺取夏粮丰收后，一季完成了全年征购任务。
现在晚秋作物已开镰收割，可望丰收。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外事往来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王润生11月14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芬兰外交部商务司副司长奥巴斯率领的芬兰政府贸易代表团。
代表团是11月13日到京的。
外交部副部长余湛11月15日上午会见瑞士《新苏黎世报》驻东京的亚洲记者克里斯琴·米勒，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首都新闻界11月15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卢旺达新闻局局长克里斯托夫·姆菲齐为团长的卢旺达新闻代表团。
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连庆、新华社负责人彭迪、人民日报社秘书长郭渭等参加了宴会。
卢旺达驻中国大使尼昂德维应邀出席了宴会。
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15日晚举行宴会，宴请了由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武装、公安部队经济公司管委会主席阿里·穆罕默德·哈希姆少校率领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官方贸易代表团。
也门驻华大使阿卜杜·奥斯曼应邀出席了宴会。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11月15日会见并宴请了意大利知名人士代表团。
代表团成员有马西莫·德·卡洛利斯，多曼尼科·隆巴尔迪，拉法埃莱·科斯塔·达尼罗·拉乌伦蒂，皮埃罗·纳皮尼。
意大利驻华大使方济曦应邀出席了宴会。
以加藤一郎为团长、大泉孝为副团长的日本学术代表团14日离开北京回国。
周培源、孙平化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我国期间，访问了北京、西安、上海、杭州，与我学术界进行了学术交流。
以日本众议员相泽英之为团长的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友好访华团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11月16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15日晚上，访华团举行了告别宴会。
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也出席了宴会。
16日到机场送行的有孙平化等以及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堂之胁光朗。
我出席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初级卫生保健会议代表徐守仁、赵根凤等一行三人，15日乘飞机离京前往菲律宾马尼拉。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地理室主任席承藩教授率领的中国科学院土壤考察组，15日离京赴墨西哥考察访问。
澳大利亚友好人士、澳中协会昆士兰分会主席威廉·莫罗和他的女儿鲍顿夫人结束对我国的访问，11月15日离开我国。
澳大利亚朋友是应对外友协邀请于09月26日抵达北京的。
在京期间，他们瞻仰了毛泽东主席遗容。
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会见并宴请了他们。
（据新华社）

山海关桥梁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增加积累　降低消耗
据新华社石家庄1977年11月17日电
山海关桥梁厂党委带领广大职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消耗不断降低，积累显著增加。
今年一至10月份，在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下，节约了一批钢材、有色金属、油料、焦炭等材料，可比产品成本比去年同期降低百分之二点一，上缴利润提前二个月完成全年国家计划，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八，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粉碎“四人帮”以后，山海关桥梁厂开展了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钢梁车间开展人人争当“钢铁巧裁缝”的竞赛活动后，下料组的工人精心核算，仔细裁剪，大料套小料，小料用边角。
今年以来，这个车间节约各种钢材三百零九吨。
道岔车间长钢轨工段的工人，使钢轨消耗率比国家规定标准降低了二分之一，节约钢轨六百七十七吨。
（附图片）
山海关桥梁厂钢梁车间职工，努力降低原材料消耗，他们利用大料套小料，小料用边角方法，上半年节约钢材一百五十吨。
新华社记者摄

木材综合利用门路广
南岔木材水解厂进一步利用废气废料
本报讯
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的鼓舞下，黑龙江省大庆式企业——南岔木材水解厂广大职工响亮地提出：
瞄准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向木材综合利用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林产化工生产上攀登新的高峰。
过去，这个厂已经利用木材加工剩余的边角废料作原料，提取酒精、糠醛、饲料酵母等产品。
但是，在水解生产过程中，很多二氧化碳气体和硫酸钙（石膏）被当作废物白白跑掉和扔掉。
为了利用这些“废物”，水解车间的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自力更生造设备，群策群力搞试验，把二氧化碳气体回收起来，制成了干冰。
现在，用土设备就可以把过去每天白白跑掉的八吨二氧化碳回收两吨。
他们准备进一步改造设备，把二氧化碳气体全部回收和利用起来。
他们还利用硫酸钙、二氧化碳作原料，加上氨水，试制成功化肥硫氨，为支援农业作出了贡献。
木素是这个厂生产酒精的剩余物，大约占生产原料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每年达八千吨左右。
过去除厂内制砖用掉一小部分外，大部分当作废物扔掉。
扔掉的木素中含有硫酸，污染空气和河流，造成公害。
厂党委在贯彻落实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的过程中，通过调查，了解到木素经过加工可以用作燃料，代替烧柴。
如果全厂职工家属都用木素作烧柴，不仅每年能为国家节省上千立方米的木材，同时，还可以降低职工的生活费用。
厂党委大力宣传木素作燃料的好处，并且总结推广了用木素加黄土做成砖块当烧柴的经验。
厂革委会还与鞍钢等有关部门联系，为利用木素找到了新的门路。

物尽其用
看了黑龙江省南岔木材水解厂和上海东海化工油脂利用厂的两篇报道，很受启发。
这两个工厂，一个是有现代化设备的大厂，一个是用一口铁锅起家的小厂，都在回收废品、搞综合利用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
他们的经验值得学习。
二十年前，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后来，周总理在一篇题词中写道：
“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把工农商学兵联成一片，密切协作，为全面地发展生产服务，以便更好地实现勤俭建国，改造社会的任务。”
毛主席的教导和周总理的题词，阐明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和方针。
这两个厂的同志们就是按照这条路线和方针办事，取得很好成绩的。
积极回收废品，大搞综合利用，是工业战线的一项长期任务。
我们要充分认识这个工作的意义和价值，真正把这项工作搞起来，搞上去。

钢要用在刀刃上　钱要花到生产上
土默特右旗把地方财力大部用于农业生产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977年11月17日电
地方财力用在那里？
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的做法是，钢要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到生产上，坚持把地方财力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和为农业服务的“五小”工业。
土默特右旗是1969年新建旗。
旗委所在地既没有招待所，也没有礼堂，就是旗委机关的办公室也是在一处有上百年历史的土房院子里。
随着生产的发展，有些人向旗委提出要盖招待所、大礼堂、办公大楼。
但是，旗委领导同志认为，当前的任务是带领全旗人民学好大寨，迅速改变全旗面貌，决不能首先花钱费物去盖楼堂馆所，图舒服，讲阔气。
他们因陋就简地把解放前留下来的一座“席棚戏园”修缮一下，用来开会、演戏；
把一处旧房经过翻修，做为招待所；
旗委、旗革委会的办公室也只是重新整修了一下。
1975年，这个旗的革命、生产形势不错，地方财政收入多于往年。
又有人提出拿出一部分钱搞点城镇建设，改变城镇面貌。
旗里主要领导同志说，山河的面貌还没有彻底改变，就拿出钱来搞城镇建设，这不符合大寨精神。
于是，他们从本地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拿出五十万元购买了五百台柴油机，发放到生产队，搞机井配套，在当年抗旱斗争中发挥了效益。
对于非生产设备，旗委的原则是，能修的就修，能代用的就代用，实在需要购买的也要严格控制。
在旗委的带动下，勤俭节约在全旗干部、群众中已形成风气。
他们尽可能节约行政经费，用于发展生产。

黄华外长应约会见索马里大使卡欣
对索马里政府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反对超级大国干涉非洲事务所采取的果敢正义立场，表示赞赏和支持
新华社1977年11月17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11月15日应约会见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卡欣。
卡欣大使向黄华外长通报了索马里政府废除索马里和苏联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停止向苏联提供军事便利、要求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限期离索和减少苏联驻索大使馆人员等决定。
黄外长对索马里政府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反对超级大国干涉非洲事务所采取的果敢的正义立场，表示赞赏和支持。

古巴外交人员和专家离开摩加迪沙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7年11月16日电
在索马里政府13日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并命令全部古巴外交人员和专家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这个国家后，古巴驻索马里大使馆临时代办和八十三名使馆人员和专家以及他们的家属于15日离开摩加迪沙。

国际简讯
摩庆祝独立二十二周年
摩洛哥首都拉巴特11月17日上午举行阅兵式，庆祝摩洛哥王国独立二十二周年。
摩洛哥国王、王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哈桑二世主持了阅兵式。
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美国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1月16日结束了对美国的两天正式访问。
巴列维国王在15日和16日同美国总统卡特举行了会谈。
他们在两天的会谈中讨论了国际局势问题。
据报道，伊朗国王和美国总统还讨论了石油价格问题和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的问题。
安第斯集团举行石油会议
第1次安第斯集团国家石油会议11月14日开始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对安第斯国家在石油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和估价，交流石油生产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协调安第斯集团成员国高等学校教学一体化的步骤。
南斯拉夫为苏丹造船
据苏丹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将向苏丹提供一笔贷款，并将为它建造六艘轮船，帮助苏丹增强其海运能力。
苏丹国营轮船公司同南斯拉夫的两家公司11月14日在喀土穆就此签订了一项协定。
苏丹国营轮船公司是在1962年建立的。
现在已拥有七艘轮船。
南朝鲜发生火药爆炸事件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11月11日晚，在南朝鲜汉城以南一百七十五公里的里里火车站，一节装有三十吨火药的货车发生爆炸，使里里市受到严重破坏，初步统计，有一千一百多名市民死亡或受伤，将近一万幢房屋遭到破坏。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书记局11月15日发表新闻公报指出，这一事件是朴正熙集团进行战争准备的直接产物。
（据新华社）

“均势”与烟幕
方敏
最近，苏美两家的当权人物都在谈论“军事均势”，而且是有唱有和，显得颇为起劲。
勃列日涅夫11月02日在克里姆林宫作的报告中，一本正经地声称，苏联“现在不设法、将来也不设法取得对另一方的军事优势”，“不想破坏”苏美之间“军事力量的大致均衡”。
美国总统卡特也宣传美苏在谈判中“双方都作了建设性的合作”，国务卿万斯甚至说苏联和美国一样“在谋求战略均势”，等等。
苏美两霸各自表白“诚意”，似乎双方情投意合，可以大搞所谓“建设性的合作”了。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苏联难道真的不打算谋求军事优势，而是诚心诚意地想同美国建立所谓“均势”，世界大战的危险从此就能够消散了吗？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
十多年来，苏联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拚命扩充它的军事实力，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
苏联扩军备战的势头越来越疯狂；
它同美国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
这是全世界都能看到的事实。
以总兵力来说，苏联已从十多年前的三百三十万人激增到目前的四百六十万人左右。
苏联的人口略比美国多一点，总兵力却比美国多一倍。
苏美之间的“军事均势”究竟在哪里呢？
从核军备竞赛来看，苏联已改变了十多年前的劣势，迅速赶上了美国。
目前，苏联在战略核武器的数量上已超过美国，其投掷重量也超过美国一倍，并且正在加紧部署四种新式洲际导弹，研制所谓第5代的战略武器，竭力夺取核军备的质量上的优势。
就连美国政界人士也已看到，苏联企图以对美国占有“明显的核优势”来迫使美国就范。
至于常规武器的军备，苏联更是在许多方面超过美国。
美国军方承认，七十年代以来，苏联的坦克生产为美国的六倍，大炮为美国的八倍，装甲车为三倍。
尤其是苏联的海军实力十多年来以空前未有的速度膨胀起来，它的战略方针已从近海防御转为远洋进攻。
它的远洋舰队已在世界各大洋同美国展开对制海权的激烈争夺。
正如西欧报刊所指出，苏联力图在“所有军事领域”内取得对西方的“明确的战略优势和常规兵力优势”。
很显然，苏联扩充军备的目的是为了侵略扩张，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它在欧洲中部已经部署重兵，并从南北两翼形成对西欧迂回包抄之势；
它在中东拚命同美国争夺地盘，并对南部非洲伸出魔掌。
它在全世界的陆地、海洋和天空都加剧了同美国的争夺。
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苏联决不满足于同美国平起平坐，而是野心勃勃，千方百计要独霸世界。
列宁曾经指出：
帝国主义的“称霸斗争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
苏美是当代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都想要确立自己军事上的优势，以便通过武力，压倒对方，取得霸权，这是没法改变的。
所谓“均衡”或者“均势”，充其量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
而打破“均势”，则是绝对的，必然的。
两霸的军备竞赛，必然是水涨船高，不停地升级。
尤其是苏联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在经济力量上比较虚弱，远不如它的争霸对手，因此，它就更加疯狂地需要依仗军事实力来推行扩张政策。
这同沙俄帝国主义的传统扩张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勃列日涅夫目前所以要大谈“均势”，并且信誓旦旦地宣称苏联决不向另一个超级大国夺取军事优势，无非是想要麻痹西方，欺骗世界舆论。
苏联新沙皇的“均势”论不过是它掩盖军备竞赛、加紧战争准备而施放的又一层烟幕。
如果某些人沉迷在云里雾里，竟然相信甚至附和克里姆林宫所高唱的迷魂曲，那么，到头来只能是自食其恶果。
今日的苏联早已是一个拥有庞大战争机器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勃列日涅夫妄图使人们相信，他的“均势”论可以“通向持久和平”。
但是各国人民看到的，却是超级大国在加紧准备新的世界大战，战争的因素明显地增长。
人们对此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

徒然的辩白　无力的反扑
索马里宣布废除索苏“友好合作条约”、驱逐苏联专家之后，苏联统治集团装出了一副很受委屈的样子。
莫斯科的喉舌塔斯社在报道中，不嫌肉麻地叨唠了一番那个所谓“友好合作条约”的“意义”和苏联对索马里的“援助”，说什么索苏关系发展到这般田地，“责任完全在索马里方面”。
这种徒然的辩白和无力的反扑，正象俄国谚语说的，“手中无真理，废话说一堆”，只能表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心劳日拙。
不错，在索马里和苏联之间，有过那么一个“友好合作条约”。
但是，正是苏联自己用敌视和危害索马里的行动，使这个条约变成了一张废纸。
同时，索马里人民早已看穿，苏联的所谓“援助”，不过是它借以把黑手伸进索马里的一种手段。
“友好合作”是幌子，干涉控制是真情。
难道苏联对索马里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诽谤可以算是“友好”？
难道苏联在物资供应方面卡索马里的脖子可以算是“合作”？
既然，苏联已经实际上把索苏“友好合作条约”撕毁了，索马里宣布废除这个条约，不正是理所当然的吗？
特别荒谬的是，塔斯社竟然攻击索马里采取废约的果断行动是出于“不满情绪”，是因为不满苏联“拒绝对那种在非洲之角煽起自相残杀战争的做法提供方便条件”。
这是倒把一耙。
谁都看得清楚，今天在非洲之角发生的流血冲突，完全是苏联为了控制这个地区的卑鄙目的而进行挑拨离间造成的。
苏联何止是“提供方便条件”而已，简直就是煽风点火的罪魁祸首。
苏丹总统尼迈里说得好，苏联“应对非洲之角的流血事件承担责任”。
这一千真万确的事实，岂是塔斯社颠倒黑白的狡辩所能掩饰。
说到“不满情绪”，这的确存在于索马里人民之中。
他们对苏联新殖民主义者在索马里的胡作非为早就表示强烈不满，不止是不满，而且是切齿痛恨。
正是因为忍无可忍，他们的满腔怒火有如火山一样终于爆发出来。
索马里人民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是不可侮的。
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如果还想用造谎言、施毒计、耍无赖、逞凶狂之类的手段来挽救在索马里的失败，那末他们就只会在摔了筋斗之后再摔一个更大的筋斗。

意大利英国工人大规模罢工要求保障就业
以色列工人连续罢工示威抗议政府当局的反动经济政策
据新华社罗马1977年11月15日电
意大利工业部门八百万职工11月15日举行大罢工，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要求保障就业和发展南方经济。
在此之前，11月09日，一百二十万建筑工人也举行了八小时罢工。
意大利工业生产从今年07月起连续下降。
据意大利中央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字，今年09月份意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四点五。
生产下降使就业问题更加严重，大批工人被裁减工时，甚至受到失业的威胁。
最近意大利广大劳动群众掀起了以要求保障就业为中心的新的斗争浪潮。
另据报道，意大利全国一百二十多万纺织工人和国家机关公务员11月03日举行二十四小时大罢工，要求保障就业和重新签订工资合同。
据新华社伦敦1977年11月14日电
英国消防队员11月14日举行全国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英国各地三万多名消防队员几乎全部参加了这次罢工。
由于这次罢工，工党政府动员了九千名军队并利用陈旧的消防车来应付消防工作。
据新华社伦敦1977年11月07日电
来自英国各地的八千多名工人11月07日在伦敦格伦威克胶片洗印厂外面举行示威，声援这个工厂的工人反对解雇的斗争。
当局派出了大约四千名警察前来镇压。
警察殴打了示威者。
一百多名示威者被逮捕。
工人们对察警的暴行无比愤怒，同警察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数百名示威者在警察局外面举行了示威，抗议镇压，并要求“释放设纠察线的工人！”
格伦威克胶片洗印厂工人反对解雇的斗争已坚持了十五个月之久。
现在，他们仍然坚决要求厂方恢复被解雇工人的工作。
新华社1977年11月04日讯
特拉维夫消息：
以色列工人连日来不断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物价上涨和增值税增加，并要求提高工资。
贝京政府不久前宣布所谓经济改革政策后，以色列镑骤然贬值百分之四十五，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连以色列议员也承认受经济改革政策打击最沉重的是最贫苦的以色列人。
但是，以色列财政部长埃利赫却宣布：
“今年没有增加工资的余地了。”
据报道，11月03日，特拉维夫的三万五千名工人在市政厅广场举行集会，抗议当局采取的反动经济措施。
集会后，数千名工人突破警察的警戒线，走上大街游行。
他们走过总理府时高呼：
“贝京滚回去”、“埃利赫滚回去”、“政府的政策偷走我们孩子们嘴里的面包”等口号。
11月01日，海法市有七万名工人举行罢工。
02日，埃拉特的码头工人和当地的飞机场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在这之前，阿什杜德的码头工人和工厂工人，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维修工人，邮政工人，以及在死海附近的钾碱工厂的雇员也举行了罢工。
（附图片）
以色列工人举行示威，反对当局的反动经济政策，抗议物价飞涨。

索马里人民热烈拥护政府的果断措施
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7年11月16日电
连日来，索马里全国各阶层人民通过各种形式，积极热情地支持索马里政府11月13日废除索苏“友好条约”和驱逐全部苏联专家等决定。
索马里全国十六个州的各主要城镇纷纷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
穆杜格州加尔卡尤的人民刚从广播中听到这个决定，就立即自发地涌向街头示威游行，一直持续到深夜。
阿弗戈伊成千上万的居民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俄国佬！
打倒古巴佬！”
等口号。
在过去三天内，索马里国家通讯社每天都收到几百封来自索马里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渔民、学生和军官以及索马里的驻外机构人员的信件或电报。
他们以集体或个人名义对西亚德总统采取的坚定而正义的决定表示拥护和祝贺。
索马里电力公司的工人在信中说：
“我们认为这个决定是为了索马里人民的利益，表达了我们的意志和愿望。”
索马里驻意大利大使馆的人员在电报中说：
“我们全馆职工和在罗马的索马里侨民认为采取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因为苏联早就废除了索苏友好条约，恶化了双边关系。
我们欢呼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
古巴人是由苏联指挥的真正雇佣军。”
索马里《10月之星》报16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
“11月14日的游行证明了这一决定的必要性，也表明了索马里人民对苏联和古巴干涉非洲之角的憎恨。”
文章说，“苏联长期以来践踏（苏索）两国的友好合作条约”，“索马里人民曾经多次要求政府赶走苏联人和古巴人。”

美国对日贸易连年亏损迫使日元升值
日本报刊担心这将大大影响日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新华社1977年11月17日讯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元对美元的比价自10月初以来连续上升，11月14日和15日先后在伦敦、纽约和东京的货币交易市场上达到二百四15日元比一美元的战后新纪录。
15日一天之内，东京市场上日元和美元转手的交易量达四亿一千五百万美元。
日本银行被迫在一天里就买进了近两亿美元，以阻止日元比价继续上升。
这个新的日元对美元的比价使日元自今年以来实际上升值百分之十九点四，它比1971年12月史密森会议上所规定的三百零08日元比一美元的比价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七。
最近一个多月来日元比价的急剧上升，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又一次贸易战和货币战。
它的起因是，日本的贸易盈余、国际经常收支顺差以及黄金和外汇储备滚雪球般地不断增长，而美国的外贸赤字、特别是对日贸易赤字不断上升。
日本在一九七六财政年度的下半年（去年10月至今年03月）取得六十一亿美元的贸易盈余。
一九七七财政年度的上半年
（今年04月至09月）日本的贸易盈余又增到八十七亿美元，国际经常收支顺差达五十五亿美元。
10月份，日本又有十二亿三千四百万美元的贸易盈余。
到10月底，日本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已达破纪录数字的一百九十五亿七千七百万美元。
11月初以来，由于日本银行几乎每天都要在东京货币市场上买进美元，以制止日元比价急剧上升，到11月15日，日本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已突破二百亿美元大关。
另一方面，美国在对日贸易中出现大量赤字。
今年头九个月，美国对日贸易赤字已达五十八亿零九百万美元，而1976年全年美国对日贸易赤字是五十三亿六千万美元。
据估计，今年内美国贸易赤字总额可能达到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亿美元，其中对日贸易赤字可能达到七十六亿美元，约占四分之一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了迫使日元升值、限制日货进口和增加对日出口的经济政策。
美国官员已声称，如日本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置之不理，几个月后美国将下重大决心来对待。
在美国的攻势下，日本已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11月09日在国会上表示，日本将在今年底前进口三十亿美元的物资，其中包括浓缩铀和原油，以减少日本的外汇储备。
日本内阁于11日、12日连续开会研究对策。
会上，福田又提出了一个五点紧急措施方案，以增加进口。
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以经济企划厅长官为首的“对外经济事务会议”来调节进出口问题。
日本报刊指出，日元升值将大大影响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严重影响日本的出口贸易。
日本经济企划厅11月份的报告说，日元升值已使一些出口的谈判停顿下来。
日本在1973年底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国内市场一直不振，主要靠出口贸易来维持。
福田首相11日承认，日元的升值已“不只在心理方面而且在物质方面”开始严重地影响了日本经济。
日本报刊也认为，“以出口立国的日本经济就将被逼入困境”。
日本山一证券经济研究所估计，日元仍将被迫继续升值，到明年将达到二百30日元比一美元的比价。

苏联在索马里干了些什么？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位处非洲之角。
它北临亚丁湾，东部和东南部濒临印度洋，海岸线长达三千公里。
非洲之角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冲，扼守红海通向印度洋出口的南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是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必争之地。
从六十年代开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同美国争夺印度洋的霸权，把侵略魔爪伸向“非洲之角”。
六十年代初，苏联打着“经援”的旗号在索马里修建所谓“渔港”。
随后又以“友好、合作”、“军援”为名向索马里派遣成千名“专家”，在那里修建军事设施。
据外国报刊报道，这几年来苏联在索马里修建了码头、船舶维修设施、海军通讯中心、兵营、石油储存设施、导弹贮存设施、机场等等，以便加强它在印度洋地区的扩张能力。
特别是1974年签订了索苏“友好条约”之后，苏联在索马里的军事扩张活动更加猖獗。
苏联在印度洋活动的军舰任意进出索马里的港口，补充供应品和维修；
苏联海军在索马里建立的远距离通信设施已成为它在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活动的神经中枢。
苏联飞机任意在索马里的机场起降，监视印度洋周围的大片地区。
这严重地损害了索马里的国家主权，激起索马里人民的强烈不满。
1977年11月13日，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政府毅然宣布废除1974年签订的索马里—苏联“友好条约”，驱逐全部苏联专家，撤除苏联在索马里领土和领海以内的一切军事设施。
这对苏联霸权主义是个沉重的打击，反映了索马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反对超级大国干涉的坚强意志。

世界杯排球赛男子组比赛开始　
新华社东京1977年11月17日电
在日本举行的1977年世界杯排球赛男子组的比赛，11月17日开始进行第1阶段的分组预赛。
参加这届比赛的有十二个队，在预赛中共分成四个小组，即第1组：
日本（种子队）、美国、巴西；
第2组：
波兰（种子队）、加拿大、中国；
第3组：
苏联（种子队）、墨西哥、南朝鲜；
第4组：
古巴（种子队）、埃及、保加利亚。
在第1天预赛中，中国队首战加拿大队以三比○告捷（十五比五、十五比三、十五比八）；
巴西队以三比○胜美国队（十五比八、十五比八、十五比七）；
苏联队以三比○胜南朝鲜队（十五比九、十五比十二、十五比十）；
古巴队以三比一胜保加利亚队（十五比五、六比十五、十五比七、十五比八）。
中国队在为时六十分钟的首战中技术发挥得比较正常。
加拿大队以身高占优势，十五名队员平均身高一米九三以上，而十五名中国队员平均身高为一米八八，但中国队以快速多变的战术赢得了优势。
按照本届比赛规则，男子组的比赛将分三个阶段进行，即四个小组通过预赛产生的小组前两名共八个队再编成两个小组进行半决赛，在半决赛中，这两个组产生的小组前两名共四个队重新编为一组进行最后决赛，从而决出本届排球赛的第1至第4名。
第5至第12名的比赛方法依此类推。
三个阶段的比赛均采取单循环赛。

印度友好人士推广针灸医疗
据新华社讯
新德里消息：
印度友好人士因德尔吉特在旁遮普邦卢迪阿纳市开办的针灸医疗所，在印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欢迎。
这所针灸医疗所是以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印度柯棣华大夫名字命名的，称为柯棣华大夫医疗中心。
因德尔吉特大夫是向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主席比·库·巴苏医生学习针灸疗法的。
这所针灸医疗所就开设在因德尔吉特家里，只有三张床位，收费也很低廉。
患者经针灸治疗，神经痛、哮喘等常见病有较好的疗效。
因此，从1975年09月开业之后，影响日益扩大。
现在每天来就诊的病人有许多是远道来的。

友好往来
日本广播协会、东京广播、日本电视网和全国朝日广播11月08日晚在东京联合举行酒会，热烈欢迎以张香山为团长的中国广播代表团。
日本广播协会会长坂本朝一代表主办单位在酒会上讲话，他祝愿两国广播电视界之间的交流今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张香山团长在讲话中说：
“中国广播电视界，愿意同日本广播电视界一起利用广播电视这一有力的工具，为进一步贯彻实现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为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不断努力。”
中国广播代表团是应日本广播协会、名古屋广播、每日广播、朝日广播、读卖电视台的邀请前来日本进行参观访问的。
第10届太平洋国际博览会16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开幕。
秘鲁总统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将军主持了开幕式。
这届博览会从本月16日至27日共举行十二天。
参加这届博览会的有三十个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首次参加这届博览会。
中国馆占地面积一千五百平方米，分为中秘友谊、农业、重工业、轻工业和纺织业以及手工艺品五部分。
中国馆受到秘鲁观众的欢迎，在开馆的第1天有一万多人参观了中国馆。
太平洋国际博览会是1959年开始举办的，以前每两年举办一次。
从今年起，将每年举办一次。
（据新华社讯）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同索马里工人和技术人员在共同的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是他们在摩加迪沙体育场建设工地上并肩劳动。
新华社记者摄

我代表团长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上发言强调
第3世界要发展粮食生产反对超级大国剥削
新华社罗马1977年11月17日电
中国代表团团长、农林部副部长肖鹏11月17日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第19届大会的全体会议上指出，加速发展第3世界的粮食生产仍然是我们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肖鹏团长在发言中说：
“本届大会是在当前国际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世界人民斗争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广大第3世界国家团结起来，为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作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世界粮农领域内，从上届大会以来，许多第3世界国家继续优先发展粮食生产，产量和自给程度都有所提高。
还有不少第3世界国家充分利用当地农业资源，因地制宜地实行农、林、牧、渔业的综合发展的方针，正在改变过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给本国所造成的农村落后状况。
越来越多的第3世界农业原料生产国联合起来，为争取改善农产品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贸易条件，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第3世界国家为维护农、渔业资源的主权，反对超级大国利用跨国公司、联合企业的剥削和控制的斗争，也正在兴起。
不少的第3世界国家贯彻自力更生和集体自力更生的方针，办起了自己的农业生产资料工业和农业科研事业。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先后召开的粮农组织各区域会议上，从弗里敦到马尼拉，从突尼斯到利马，到处都发出了要求在世界粮农领域内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强烈呼声。
一些第2世界国家也在努力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并且继续同第3世界国家进行这方面的对话和联系。”
肖鹏团长说：
“在世界粮农领域内，反对超级大国的剥削、掠夺、控制是我们第3世界共同的战斗任务。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第3世界国家团结一致，立足于自己，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反霸、反帝、反殖斗争，那么，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粮食和农业的发展前景也同样是光明的。”
他强调说：
“当前，加速发展第3世界的粮食生产仍然是我们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尽管近来世界粮食形势有所好转，但不能忘记1972年世界粮食欠收以后，市场供应短缺，一个超级大国拚命大量抢购，哄抬粮价，另一个超级大国则乘机牟取暴利，使第3世界广大缺粮国家深受其害的情景。
因此，第3世界国家有必要坚持不懈地抓紧粮食生产，不断提高粮食自给程度。
有了粮食在手，就主动多了。”
他谈到中国农业生产情况时说：
“当前，我国八亿人民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决贯彻执行由毛主席亲手制订的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努力排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对农业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在全国农村中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尽管1976年我国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仍争取到了一个好收成，比丰收的1975年还略有增产。
今年，我国农业生产遇到了严重的春旱、夏涝和台风等自然灾害，使农业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全国人民在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英明决策的鼓舞下，经过苦干实干，同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斗争，仍然夺得了一个好收成。
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作物都比去年增产，林、牧、副、渔也有新的发展。”
肖鹏向大会介绍了中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情况后说：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还不高，粮食供应还不富裕。
但我们决心大干三年，到1980年争取农、林、牧、副、渔等方面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并且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我们还将争取在本世纪内把我国的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农业，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联合国粮农组织本届大会是于12日在罗马开幕的。
有一百二十多会员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这次大会主要讨论世界粮农形势，发展第3世界国家农业生产，以及减少收获后的粮食损失和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农业技术合作等问题。
在14日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接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摩罗、吉布提、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耳、安哥拉等八个新会员国，从而使这个组织的会员增加到一百四十四个。

第2届巴列维杯国际乒乓球锦标赛闭幕
我队获男女团体、单打和男子双打五项冠军
新华社德黑兰1977年11月16日电
第2届巴列维杯国际乒乓球锦标赛，经过九天激烈而友好的比赛，于11月16日下午在德黑兰圆满结束。
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女团体和男、女单打以及男子双打五项冠军。
伊朗和罗马尼亚分别获得混合双打和女子双打冠军。
男、女单打的前三名都为中国运动员获得。
他（她）们是：
梁戈亮、李振恃、陈勇和张德英、葛新爱、刘新艳。
伊朗运动员雷兹万·阿拉埃伊和马吉德·埃特什姆扎德在混合双打决赛中，战胜了中国的李振恃和张德英，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李振恃和张德英获亚军。
名列第3的是巴基斯坦的索里·海亚特和罗马尼亚女运动员米胡特。
罗马尼亚著名女运动员亚历山德鲁和米胡特在女子双打决赛中，战胜了中国的葛新爱和张德英，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葛新爱和张德英获得亚军。
中国的刘新艳和埃及运动员胡德·阿卜德勒—凯丽姆名列第3。
比赛结束后举行了闭幕式。
伊朗乒乓球联合会主席沙赫罗赫·阿米尔·阿尔乔曼德、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秘书长阿·阿·布鲁克斯等分别向获得男女团体比赛前三名的队分发了巴列维奖杯，同时也向各单项比赛的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发了奖章。
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也出席了授奖仪式。

索中友谊的象征
最近，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西北郊耸立起一座能容纳三万名观众的体育场。
这座米黄和浅绿两色交相辉映的巨大圆形建筑物，在热带骄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雄伟壮丽。
这些天来，无论是摩加迪沙的居民，还是刚进城来的牧民，凡是路过体育场时，往往都要停下步来，细细端详，赞不绝口。
这座体育场是根据中国和索马里两国政府签订的会谈纪要，于1975年12月开工兴建的，已于今年11月15日建成移交给索马里。
体育场占地面积二十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二万三千多平方米，设有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的比赛场和练习场，并建有一栋可接待二百名运动员的宿舍楼。
这座体育场是索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的象征。
在修建过程中，索中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并肩战斗，密切合作。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缺乏在炎热地区施工的经验，一位名叫阿里·谢赫的索马里工程师就主动热情地介绍经验。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曾就足球场地是否需要铺设海礁石垫层连续七天进行了试验。
针对索马里气候干旱、日夜温差大、风大的特点，为了避免建筑物裂缝和粉刷面开裂，他们还进行了地耐力、混凝土构件养护和操作工艺等多种试验，从而获得了当地施工的可靠依据。
参加体育场建筑的数百名索马里工人，勤劳好学，给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以很大的鼓舞。
一位索马里工人说得好，中国朋友远道而来和我们一起建设，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它建设好。
一位名叫穆哈默德的索马里工人，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工地，在高大的框架间爬上爬下，紧张劳动从不间断。
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后，还主动去帮助别人。
体育场上碧绿如茵的草皮是索中友谊的见证。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来索马里时带来了一箱产于中国广西的草皮，准备铺种在体育场的足球场上。
可是，偌大的足球场，一箱草皮那能够用呢？
足球场要草皮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索马里朋友纷纷送来了草籽。
一位名叫奥马尔的足球教练特地从数百公里外的卡尔加尤带来了草皮，供足球场选用。
他还不顾炎热，热情地带领中国朋友实地察看。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索马里朋友还走遍了谢贝利河流域的许多地区，四出寻芳草，终于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协助下，找到了足够的草皮。
索中两国朋友每当看到这块草坪时，都感到无比欣慰。
索马里政府自始至终都很重视这项建设工程，并给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以很大的帮助。
当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刚到工地时，施工机械还未运到，索马里政府就从其他工地调来推土机，为体育场的早日动工创造了条件。
今年06月，当主场地结构基本落成、粉刷全面展开时，库存的水泥用完了，索马里体育部长法拉赫·瓦依斯和商业部长穆罕默德·阿里闻讯立即赶到工地，主动帮助解决了困难。
在体育场修建过程中，西亚德总统曾三次到现场视察。
他热情地说：
“索马里人民将永远记住中索两国人民的友谊。”
新华社记者

联合国大会第1委员会举行会议
通过有关建立非洲和中东无核区的决议草案
严正敦促苏联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第2号附加议定书
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11月16日电
联合国大会第1委员会11月15日和16日分别通过了关于执行非洲和中东无核区以及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2号附加议定书的决议草案。
在15日会上通过的关于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呼吁一切国家把非洲大陆
（包括大陆上的非洲国家、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周围其他岛屿）作为无核区看待并予以尊重。
这项决议草案还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把核武器引进非洲大陆的任何企图，要求沃斯特政权立即停止在非洲大陆和其他地方进行任何核爆炸试验。
决议草案还呼吁一切国家不要在核方面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有可能使它获得核武器的合作。
许多非洲国家代表在辩论发言中指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正在加紧以扬言使用核武器来制造恐怖气氛。
南非当局引进核武器的真正目的在于迫使正在为反对压迫和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停止武装反抗，使他们沉默不语。
同一天，会上还通过另一项关于建立中东无核区的决议草案，要求中东地区的联合国会员国不允许任何第3方在它们本国领土或它们所控制的领土上设置核武器。
许多中东国家代表在发言中谴责以色列拒绝承担不制造、谋取和拥有核武器的义务。
埃及、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代表还揭露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方面的勾结。
在16日会上通过的关于联大有关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2号附加议定书决议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中，严正敦促苏联签署和批准这项条约的第2号附加议定书。
这项决议草案说，自1967年以来，联大历届会议已经通过了九项决议，呼吁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签署和批准上述文件。
但是，年复一年，尽管苏联在许多国际场合挥舞“裁军”的旗子，却以十分荒谬的借口无视这些决议。
目前，苏联是唯一没有签署和批准这项文件的国家。
墨西哥代表在辩论中代表二十二个联合提案国指出，五个核国家当中已经有四个国家签署了第2号附加议定书，他要求苏联尽快签署这个文件。
他说，多年来，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处于绝对孤立的境地。
鉴于苏联公开主张建立无核区，苏联代表团甚至在一项提案中建议联合国大会庄严要求所有无核国家建立无核区，因而它拒绝签署和批准第2号附加议定书的作法是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