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强暴　敢于斗争
本报评论员
11月13日，索马里政府宣布废除索马里—苏联“友好条约”；
立即取消苏联在索马里领土和领海内的一切军事设施；
驱逐在索马里的全部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并限令他们于一周内离境；
规定苏联驻索马里大使馆外交人员必须减少到与索马里驻苏联大使馆人员同等的数目。
与此同时，索马里还宣布断绝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并限令全部古巴外交人员和专家于四十八小时内离境。
索马里的这一决定，是索马里政府和人民为保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干涉、扩张政策而采取的一个果敢的、正义的措施。
它反映了索马里人民的新觉醒，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国家和人民反对外来干涉的强烈情绪。
这是继埃及、苏丹等国驱逐苏联侵略势力之后，非洲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第3世界人民团结反霸事业的一个新的胜利。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惯于把自己伪装成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天然盟友”。
它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非洲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多年来，苏联苦心经营，把侵略扩张的触角伸到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非洲之角，攫取军事基地，制造纠纷，挑起冲突，配合它在地中海、红海以及印度洋的侵略扩张活动，加紧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
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这个肮脏目的服务的。
可是，伪装毕竟不能持久。
苏联在非洲之角渗透扩张的几年，也是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真面目充分暴露的几年。
索马里人民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到，苏联根本不是他们的朋友。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不久前尖锐地指出，苏联干涉非洲之角的事务，构成了对索马里本身生存的严重威胁。
自1974年07月索苏“友好条约”签订以来，仅仅三年多的时间，苏联就用它自己的言行把这个条约变成了一张废纸。
在这种情况下，索马里宣布废除这个条约，驱逐苏联专家，是理所当然的正义行动。
索马里政府的决定，是对苏联霸权主义野心的沉重打击，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非洲的侵略扩张政策遭到又一次惨重的失败。
索马里人民的斗争表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第3世界人民是当代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主力军。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被从非洲国家赶出去，这并不是第1次。
凡是同苏联打过交道的国家，通过切身的体验，迟早都会识破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野心。
埃及废除埃苏条约、驱逐苏联军事专家，苏丹政府解除苏联军事专家在苏丹工作的合同，都说明了这一点。
历史将会证明，今后必然还会有更多的国家识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野心，采取坚决的行动，反对它的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这是毫无疑义的。
当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它必然会玩弄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法继续进行捣乱和挣扎。
但是，我们相信，只要非洲国家和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就一定可以斩断超级大国伸向非洲的魔爪，取得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新胜利。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索马里政府和人民的这一正义行动，高度赞赏索马里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正义属于索马里人民，胜利属于索马里人民！

在区党委二届一次会议上任荣当选为第1书记
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奋斗
西藏自治区第2次党代会胜利举行
大会选举出区党委第2届委员会；
在区党委二届一次会议上任荣当选为第1书记
新华社拉萨1977年11月15日电
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2次代表大会于1977年10月24日至27日在拉萨举行。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五百二十六名。
他们来自各地、各条战线，其中包括藏、汉、门巴、珞巴、回、纳西、怒、满族和僜人、夏尔巴人的党员代表。
代表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党的十一大文件，回顾了毛主席、华主席对西藏的关怀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华主席指示所取得的成果，分析了当前的大好形势，总结了自治区第1次党代表大会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同“四人帮”及其在西藏的那个积极追随者、黑爪牙斗争的经验，讨论、落实了今后全区抓纲治国的战斗任务。
大会经过反复酝酿协商，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2届委员会。
在10月29日举行的区党委二届一次全会上，任荣同志当选为区党委第1书记，天宝（藏）、杨东生（藏）、郭锡兰、郄晋武、巴桑（女、藏）、热地（藏）当选为区党委书记，陈卓、宋子元同志当选为区党委副书记。
任荣同志代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1届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
他指出，自1971年自治区第1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在毛主席、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兄弟民族的大力支援下，全区党政军民共同奋斗，使西藏发生了巨大变化。
全区胜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六年来，全区深入进行文化大革命，揭批了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达赖叛国集团反祖国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活动，批判了资本主义。
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区广大军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打人民战争，深揭狠批“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乱党乱军乱国，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行，清查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揪出了“四人帮”在西藏的那个积极追随者、黑爪牙，摧垮了“四人帮”在西藏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开展了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
在斗争中，广大军民掀起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提高了政治觉悟和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思想、理论是非正在澄清，被他们破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工业学大庆、农牧业学大寨、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
任荣同志强调指出，毛主席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大救星。
毛主席的旗帜，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也是西藏各族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
西藏在短短的时间，从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跨越几个世纪，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是靠毛泽东思想指引实现的。
毛主席关于民族斗争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的学说，毛主席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毛主席对西藏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照亮了西藏革命的胜利航程，指引西藏人民在革命的征途上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他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必须永远紧跟华主席，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
全区广大党员和群众一定要牢记华主席的指示，把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作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
关于今后党在西藏的任务，任荣同志在报告中指出，要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八项战斗任务，巩固祖国边防，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高潮，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他说，揭批“四人帮”是各项工作的纲。
各级党委一定要十分明确，十分坚决，领导干部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前列，放手发动群众，大胆领导运动，把清查工作搞彻底，打好第3个战役，抓紧抓好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斗争。
为了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八项战斗任务，报告中还提出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
要加强战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报告中提出了自治区到198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目标。
代表们在讨论中，热烈赞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赞颂华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粉碎“四人帮”，抓纲治国的伟大功绩，衷心感激华主席对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关怀。
代表们说，华主席十分重视党的民族政策，关怀边疆各族人民。
1975年华国锋同志来西藏时，对西藏工作作了很多指示，特别是肯定了西藏培养民族干部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不能满足，要注意提高质量，提高民族干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
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华主席的指示，现在全区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干部已占全区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担任县以上领导职务的少数民族干部，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三倍多。
代表们说：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西藏各族人民心连心，我们一定要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代表们在讨论中指出，西藏解放以来，广大党员、干部模范地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马列主义的民族政策，团结了各族人民；
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
因此，必须经常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大力肃清“四人帮”在民族问题上的流毒，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防止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树立无产阶级的民族观。
要从继续革命的高度，加深对增强民族团结重要性的认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同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
代表们认为，在执行民族政策中，还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对爱国民主人士的政策，继续做好对他们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
要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团结、教育、改造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揭露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
代表们在讨论全区到198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划和实际步骤时表示，只要我们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树雄心，立壮志，团结一致，革命加拚命，完成这一目标是完全可能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一定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做真正的促进派
今年04月18日，本报发表了江西拖拉机厂向各兄弟单位提出开展革命竞赛的倡议书和洛阳拖拉机厂等单位的应战书。
半年多来，八大拖拉机厂积极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来一个比赛”的号召，认真执行竞赛条件，抓纲治厂，革命和生产都见成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机勃勃的大好形势。
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是当前国民经济全面跃进形势下一个紧迫的课题。
农业要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就要求农业机械化也要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慢慢吞吞是不行的。
江西、洛阳等八大拖拉机厂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一支主力军，担负着以机械装备农业的关键性重任。
这几个大厂的同志，广大农机战线上的同志，要充分认识责任的重大，加快步伐，做农业机械化的促进派。
少数步子迈得还不够快的单位，更要下定决心，发愤赶上先进的兄弟单位，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为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
要做农业机械化的促进派，首先必须要做揭批“四人帮”的革命派。
八大拖拉机厂，特别是“江拖”和“洛拖”，过去深受“四人帮”之害，广大革命干部和职工，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有深仇大恨。
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仇恨化为力量，生产就会迅速改观。
八个拖拉机厂的革命竞赛，把提高产品质量作为一个重点来抓，半年多来，各厂产品质量有上升趋势。
这是好的。
一个农机工厂，如果只抓产品的数量而不顾质量，那么，它对农业机械化就不能真正促进，还可能会是促退。
有些农机厂的产品，质量次，寿命短，零配件不能保证供应，农民花了许多钱买的机器，用不了多久就“趴窝”，这不是促退又是什么？
做农业机械化的促进派，就要下决心真心实意解决这个问题。
要和战斗在农业生产第1线的几亿农民站在一起，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工作纳入以农业为基础，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的轨道。
有了这种大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就会有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能对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真正起促进作用。

华主席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
革命加拚命，无往而不胜！

领导干部深入第1线带头大干　广大工人团结战斗你追我赶
八大拖拉机厂开展竞赛半年初见成效
江西、洛阳、天津、长春、上海丰收、山东、柳州、鞍山拖拉机厂深入揭批“四人帮”，生产不断发展，产品质量上升。
10月底，已累计完成国家计划百分之八十六
据新华社1977年11月15日讯
我国八个大拖拉机厂——江西、洛阳、天津、长春、上海丰收、山东、柳州、鞍山拖拉机厂的广大职工，热烈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关于
“来一个比赛”的号召，积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竞赛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先进事迹和模范人物不断涌现，呈现一派你追我赶、团结战斗的大好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农业机械生产的发展。
今年04月以来，八个拖拉机厂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在社会主义革命竞赛中，抓纲治厂，大干快上，迅速出现了比、学、赶、帮、超的生气勃勃新气象。
“八小时内拚命干，八小时外多贡献”、“班不拖，日不欠，完不成任务不下火线”的战斗口号，深入人心；
“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的豪言壮语，气冲霄汉；
大庆人那种不计较工作条件好坏，不计较工作时间长短，不计较报酬多少的共产主义新风尚大大发扬。
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企业整顿和生产任务的完成。
原来受“四人帮”干扰破坏十分严重的洛阳、江西拖拉机厂，由乱到治，恢复快，变化大，各方面的工作都走上正轨；
原来革命和生产形势比较好的柳州、山东拖拉机厂，更上一层楼，加快了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步伐。
在“四人帮”的破坏下，产品质量不好，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提高质量是当前生产的主攻方向。
八个拖拉机厂以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的加强企业管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三季度和上半年比较，产品质量是上升的趋势。
拖拉机整机合格率平均提高百分之十左右。
设备完好率平均提高百分之六点七。
原材料消耗有所下降，每吨金属炉料耗焦平均降低四公斤。
到10月底，八个拖拉机厂已累计完成国家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六，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一。
这八个拖拉机厂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有的已完成和接近完成国家计划，有的只完成国家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江西等八个拖拉机厂，承担着装备农业的重要任务，是支援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力军，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
但是，近几年来，这八个厂都不同程度地遭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受其害，厂受其害，职工受其害，贫下中农也受其害。
打倒“四人帮”，农机要大上。
几个拖拉机厂的党委在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中，首先带领职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揭批“四人帮”，认真开展“三大讲”活动，分清路线是非，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不断提高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
大家认识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有力措施，是实现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需要。
几年来被“四人帮”压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了。
许多领导干部，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善于引导，站在运动的前面。
洛阳拖拉机厂党委主要领导成员，切实改变作风，带领处室干部到铸铁分厂蹲点，同工人实行“三同”，带头参加竞赛，精心组织竞赛，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09月份和上半年的月平均水平比较，这个分厂的产品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二十，综合废品率下降了百分之十点七。
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中，他们认真发动群众批判“四人帮”干扰破坏企业管理的罪行，联系实际，揭露矛盾，逐步健全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注意把政治方面的要求和技术经济指标结合起来，广泛用群众喜闻乐见和生动活泼的形式，调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的积极性。
这里有创建大庆式车间、班组和个人间的经常性竞赛，又有为攻克某一个薄弱环节，完成某一个时期的生产任务的突击性竞赛；
有以车间、工段、班组为单位的集体对口赛，又有个人之间的对手赛；
有考核八项技术经济指标的综合赛，又有评比个别指标的单项赛。
上海丰收拖拉机厂的“四比，四讲，四赛”（即比思想，讲路线，赛大学大批；
比干劲，讲团结，赛大干快上；
比作风，讲大局，赛协作风格；
比贡献，讲管理，赛经济效果）活动，把丰富的内容集中在一起，作为全厂统一的、又是具体的竞赛目标，有力地起到组织和引导广大职工你追我赶、团结战斗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开展以来，八个拖拉机厂都加强了职工队伍的建设，举办班组长训练班，提高班组长的政治思想和管理水平，使职工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涌现出许多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
现在，八个厂已评选出学大庆先进班组一千一百个，占八个厂班组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八。
评选出的学大庆先进职工，占这八个厂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
洛阳拖拉机厂“学大庆先进标兵”李洪禄，进厂二十一年，完成三十二年的工作量，二十一年不出废品，没有发生设备事故，年年有革新。
天津拖拉机厂“设备维护标兵”张国珍，进厂时使用到现在的一台磨床，平时精心保养，十六年来没有大中修过，机床至今保持着出厂时的精度。
有了这些先进人物，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不断提高了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的水平。
最近，第1机械工业部对八个拖拉机厂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进行了检查，进一步交流了经验，提高了竞赛水平。
广大职工决心努力完成1977年的战斗任务，以优异的成绩迎接第3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召开。

黎笋同志将率越党政代表团前来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新华社1977年11月15日讯
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由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同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将于最近期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决不容许破坏党的农村政策
——驳“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炮制“大集”的几个谬论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农业办公室理论组
1974年末到1975年初，正当“四人帮”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时候，他们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窜到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策划和导演了一出祸国殃民的闹剧，这就是后来被“四人帮”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以下简称“大集”）。
“大集”仅仅推行了一年零十个月，我们省不少地方人心被搅散了，班子被搞瘫了，集体生产上不去，社员收入下降，市场供应紧张，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活动一天比一天加剧。
群众说：
“‘大集’再赶二年，社会主义家底子就被赶光了，贫下中农就被赶回到旧社会去了！”
“什么‘社会主义大集’，纯粹是‘坑人集’！”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为了篡党夺权，肆无忌惮地破坏党在农村的政策，推行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
“大集”是专门同党在农村的现行政策唱对台戏的。
比如，党的现行农村政策明确规定：
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应该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
家庭副业（包括耕种集体分配给社员的自留地）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可是“大集”却要求家庭副业只准生产自给性产品，不准生产商品性产品，连自留地种黄烟也要按家里有几把烟袋来定量。
对于农村集市贸易，政策规定：
商业部门除了大力组织收购、供应，召开各级物资交流会以外，还必须积极组织和指导集市贸易；
如果认为集市贸易，可以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是不对的。
而“大集”却把农村集市贸易一律关掉，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对农民的农副产品实行一揽子征购。
这明明是破坏党的政策的，“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面孔比谁都“左”，调门儿比谁都高，打着“贯彻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一伟大理论，并编造出许多破坏党在农村现行政策的“理由”来。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编造的都是一些什么“理由”吧。
“理由”之一，是所谓“政策允许的，不等于提倡的”，大批所谓“政策允许论”，污蔑谁要执行党的政策，谁就“不想革命”，“不想前进”。
他把“提倡”和“允许”分割开来，胡说什么党的政策只解决“允许”的问题，不解决“提倡”的问题。
因此，党的政策允许的，可以是不提倡的，是可以反对的；
而要提倡的，可以是政策所不允许的。
这在理论上是极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
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
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
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
我们的党就是靠着自己的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政策的力量，去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
如果按照“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的说法去做，在工作中提倡和实行的东西可以不受“政策允许”的限制，那岂不是允许随心所欲地脱离党的政策、违背党的政策而另搞一套吗？
那样一来，哪里还有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哪里还有党的战斗力呢！
我们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者。
我们相信客观事物总是要向前发展的，革命总是要前进的，因而人们的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等等，也必须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但是，事物的发展，革命的前进，又是有阶段的。
由于革命过程的每个阶段，各有其同别的阶段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因而革命政党的政策也必须有与之相应的稳定性，决不可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使群众无所措手足。
毛主席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总结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全面系统地规定了我们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这些政策过时了没有呢？
没有过时。
就说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吧，目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社员家庭中从事农副手工业生产的潜力还没有完全组织到集体生产中来，国营和集体的机械化养猪养鸡等事业还刚刚兴办，商业部门当前收购的农副产品中还有四分之一左右是家庭副业提供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不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吗？
同样道理，由于目前我国农业经济还是集体所有制，社员还保留着家庭副业，集体和社员的一部分农副产品，例如某些零星、鲜活、易腐之类产品，国营商业还不可能全部经营起来，因而农民也还需要有集市贸易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
这就说明，党的政策中关于社员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规定并没有过时，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而“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却偏偏要用“大集”去代替和破坏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他们要“革”谁的“命”，要“前进”到哪里去，不是昭然若揭吗？！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编造的“理由”之二，是所谓“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他把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等都称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要马上割掉；
谁要是反对他们的“大集”，支持社员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主张保留农村集市贸易，他就给谁扣上“为小生产撑口袋”、“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输血供氧”的大帽子。
正当的家庭副业和正当的集市贸易，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取消？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古人说：
“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
我们在确定每项方针政策时，也必须考虑到事物的利和害的两个方面，并且加以权衡，决定弃取。
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有某些消极作用。
家庭副业是社员利用集体劳动之余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其产品和收入归社员个人所有和支配，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保留了小生产的特点。
集市贸易作为一种无计划市场来说，也和农村的旧集市有着若干相似之处。
我们看到这些消极因素，采取有力的限制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有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不是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小生产和农村的旧集市那样作为资本主义的附庸而存在，而是依附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而存在，因此，在今天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助手。
为了限制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消极作用，党的政策规定社员家庭副业必须以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为前提，并且要教育社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积极参加和关心集体生产，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弃农经商，不投机倒把。
对农村集市贸易，则要求加强领导，严格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保护社员之间的正当交易。
这些规定，有利于发挥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积极作用，防止和克服它们的消极作用，是我们在农村生产和流通领域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锐利武器。
只有坚持党的政策，才能战胜资本主义；
违背了党的政策，就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不但不能割掉资本主义什么东西，而且必然会助长资本主义势力。
“大集”这出闹剧，从反面告诉了我们这样一条真理。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编造的“理由”之三，是所谓搞社会主义不能对农民“施仁政”、“行小惠”。
他把关心群众生活，说成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把执行党的经济政策说成是实行孔丘的“仁政”，唯有他们的“大集”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惯于从革命导师的著作中，摘取只言片语，为我所用。
这里提出的“施仁政”、“行小惠”，就是一例。
照他的说法，社会主义和农民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搞社会主义就必须不顾农民的死活；
照顾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就搞不成社会主义。
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篡改和歪曲。
不错，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初确实批判过那种向我们党要求“施仁政”的人，后来也确实用过“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这句古书上的话批判过某些人。
但是，毛主席为什么批判他们呢？
是因为他们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吗？
不是。
是因为他们打着“代表农民利益”的幌子，反对抗美援朝战争，反对农业合作化。
毛主席是因为这一点，才批判了他们。
当时，毛主席还指出：
搞农贷、发救济粮等，固然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
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
我们党关于社员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的规定，是在限制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消极作用的前提下，发挥其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使农民能够通过家庭副业补充一部分收入，通过集市贸易交换产品，以余易缺，解决生产上的需要和生活中的困难，这对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都是有利的，怎么能叫“言不及义，好行小惠”呢？
如果这就叫“仁政”，我们就必须施这种仁政。
农民拥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需要农民来干。
因此，我们在农村的政策必须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叫嚷不能对农民“施仁政”。
他们实行的“大集”正是不折不扣的苛政。
在推行“大集”过程中，他们对广大贫下中农政治上压，经济上刮，实际上是把农民当成了专政对象。
他们大搞所谓“改造小生产”，不顾我国广大农民已经走上集体化道路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一律给农民扣上“小生产”的帽子，并且把“四人帮”那条“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搬到农村，大加发挥，叫嚷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不能从户口本上看成份了”，对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进行打击和迫害。
但是，对于反动势力，他们却颇为仁慈。
他们叫嚷党内有个资产阶级，而阻挠对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打击。
他们的“大集”，不管什么产品，也不管是否完成了征购任务，一律按国营牌价收来，而且迫使不少生产队和社员花高价买来东西，再到“大集”上按国营牌价卖给供销社，结果使投机倒把分子从中获得了牟取暴利的机会。
鉴于几年来在“四人帮”的支持和包庇之下，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进攻，华主席号召我们：
“应当在适当时机大张旗鼓地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打击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各种资本主义的非法活动，坚决制止破坏国家计划的行为。”
只有这样，才能贯彻党在农村的现行政策，保护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有啥讲啥”与“要啥讲啥”
上海仪器仪表公司　陈锦先
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工作做出了成绩，上级领导机关要求他们总结一下经验，这是常有的事。
然而，在这里面也存在着一个要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
在学习党的十一大文件时，我们公司一家电表厂的领导介绍了他们厂五车间党支部在这方面的先进事迹，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车间的工作一直比较先进，上级领导部门经常要他们总结经验。
车间党支部书记老陈对每份材料都卡得很顶真。
有一次，上级领导要他们搞一份交流材料，并具体提了要求。
执笔的同志根据上级的意图把稿子写好后，就准备上报了。
老陈发现有些地方措词不当，夸大了成绩，就坚决主张修改后再上报。
有的同志认为个别措词不当，又不是数字出入，何必这样顶真。
老陈却严肃地说，实事求是是个大问题，总结经验一定要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只能有啥讲啥，决不能要啥讲啥，不合实际的话半句也不能讲。
就这样，他们硬是对稿子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再报给上级领导。
“我们只能有啥讲啥，决不能要啥讲啥”，这句话讲得很深刻。
“有啥讲啥”，尊重实际，一是一，二是二，这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而“要啥讲啥”，不尊重实际，发展下去必定会弄虚作假，投机取巧，这是万万做不得的。
当然，贯彻上级指示我们不能打折扣，对于上级领导的意图也一定要认真领会贯彻，但这显然不是要我们去弄虚作假。
有些同志说，上级领导的意图是从全局出发的，要啥讲啥，可能同本单位的情况不很切合，但可能在全局范围内更有典型性。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
所谓经验，无非是指对某一矛盾运动过程处理得比较好，解决得比较好。
经验是否有典型性，就在于我们是否揭示了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
“有啥讲啥”，实际怎么做，就怎么总结，我们对矛盾运动的规律认识和运用到什么程度，就总结到什么程度，这样的经验就能给人以启发，就有典型性。
相反，“要啥讲啥”，不从实际出发，任意拔高，夸大成绩，这样的经验，不可能正确反映事物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又有何典型性可言？
我们应当说真话，这是革命导师的一贯教导。
列宁说过：
“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
凡是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者，如林彪、“四人帮”之流，结果哪一个办成了大事？
现在，“四人帮”已经垮台，但他们长期践踏党的实事求是作风而造成的那套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等坏影响却还存在着。
“除四害”，就包括肃清流毒，消除腐菌，我们还要努力作战。
（摘自《解放日报》）

鲁迅对求全责备的批判
张　琢
“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利用求全责备的手法，扼杀好作品，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
一个作品，只要不符合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他们便从作品里找出一点毛病，甚至把本来不是毛病的也当作毛病，无限上纲，把作者往死里整，搞得人们怕写文章，怕演戏，百花齐放都没有了。
对于类似的恶霸作风，鲁迅当年曾经作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学习鲁迅这方面的言论，可以帮助我们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求备，求全责备只能使人无所作为
鲁迅早在一九○七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把求全责备称为“恶习”。
他引了我国古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的一段话：
“人禀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
这就是说，人有多种才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不能求全责备。
做工作，干革命，要想没有一点缺点，那是不可能的。
“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
（《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利与弊是对立统一的，有利就有弊。
全面看问题，就是要全面看到这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加以权衡，取其利，而尽量缩小和克服其弊。
但弊无论大小，总是会有的。
世间还从来没有过“毫无流弊的改革法”。
如果只许有利，不许有弊，只许有一点，不许有两点，这样“求全”，其实恰恰片面性最大，大到根本不承认矛盾的对立面。
不许有两点，不许有任何缺点或弊病，那就只好袖起手来，什么也不干。
这就是鲁迅所说的：
“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
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
（《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鲁迅又说：
“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可以看出，鲁迅一贯反对“求全责备”的形而上学思想，反对那种要求“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
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的坏“脾气”。
（《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撕掉以求全责备的高论唬人的大人物的鬼脸，不睬那些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的批评
对于那些专以求全责备的高论来吓人的大人物，鲁迅说，切实的革命者就必须撕掉其鬼脸，认清这种“彻底”论者的真面目。
不然的话，革命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
（《花边文学·“彻底”的底子》）鲁迅对当年化名狄克的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就进行过这种无情揭露。
当时，张春桥所唱的就是要“十分完全”的“彻底”的高论。
抗日文艺作品小说《08月的乡村》有某些缺陷，他就加以嘲笑和砍杀，并进而攻击和诋毁为这本小说作序的鲁迅。
对此，鲁迅给予坚决的回击，指出：
“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
如果借口等待坦克车，而责难甚至折断投枪，抹杀革命文艺作品，这正是为敌张目，向敌人“献媚”，替他们
“缴械”。
（《且介亭杂文末编·03月的租界》）
鲁迅是严于自我解剖，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的。
但是，对于那种“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批评，鲁迅则是毫不客气地“一律抹杀”。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说，倘将这种批评也放在眼里，他将你“举之上天”，你就飘飘然，“就要自命不凡”，就会被他“捧杀”了；
反之，他将你“按之入地”，你就垂头丧气，以为真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那就被他“骂杀”了。
对这种捧杀和骂杀的批评法，就只有将它“一律抹杀”。
求全责备使得好人远避，坏人迎合，弄虚作假成风，八股调盛行
鲁迅还进一步分析了求全责备所直接导致的两个恶果：
因为它既然是不切实际的苛求，那么不会弄虚作假、故作激烈的老实人就只好“远避”；
而善于耍两面派的投机者、骗子就会乘机来“迎合”。
结果所得的作品就只能是毫不实在的空洞的高调，所得的人也只能是作违心之论的“假朋友”了。
鲁迅写道：
“其实有一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也姑且不要太求全，因为求全责备，则有些人便远避了，坏一点的就来迎合，作违心之论，这样，就不但不会有好文章，而且也是假朋友了。”
（《致王志之》，见《鲁迅书信集·附录》）事实正是这样。
在“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时，吹牛拍马、弄虚作假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求全责备的另一个产物就是八股调。
鲁迅说，由于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即使勉强去做文章，也会“顾忌太多，做起来就变成‘洋八股’了”。
（《致黄源〔1935年05月28日〕》）这是对产生八股调的思想根源的深刻揭露。
在“四人帮”控制舆论阵地时，报刊、广播、舞台，直到大小会上的讲话，都越来越八股化，不但读者、听众觉得厌烦，作者和演员也感到苦不堪言。
这正是他们以求全责备作为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手段，乱打棍子、乱扣帽子所造成的恶果。
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只有打破求全责备的枷锁，才能人材辈出，捷报频传
正确的批评态度必须实事求是，坚持一分为二。
鲁迅说：
“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要想有文艺的繁荣，就“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对革命文艺的批评必须怀有满腔的热忱，“热烈的好意”。
尤其当着革命文艺还幼稚的时候，批评家更要尽量“发掘美点”，以“扇起文艺的火焰来”。
（《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鲁迅苦心地提倡的剜烂苹果的精神，就是从革命文艺的实际出发、从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提出来的。
他把有缺点的文艺作品，比做有烂疤的苹果，不要一见有烂疤了，就一下子抛掉。
倘不是穿心烂，还有几处好的，还可以吃的。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我们应该将全面性的要求，与求全责备相区别。
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是一分为二的全面分析，是在发展中不断求得全面的认识，是在承认错误难免的同时，尽可能求得全面正确的认识。
正确与错误、全面与不全面也是对立统一的。
在工作中只要不断纠正错误，就可以逐步正确起来；
没有不全面的认识，也就不可能逐步达到较全面的认识。
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力求正确、全面；
同时，又不能求全责备，要允许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点或错误。
对待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学习鲁迅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他那种热情帮助的态度，不能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更不能象“四人帮”那样乱打棍子，乱扣帽子。
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精神大解放。
我们一定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敢于工作，敢于负责，敢于说话，敢于写文章，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到人材辈出，捷报频传。

一场冬贮大白菜的战斗
严冬即将来到。
这些天，北京市冬贮大白菜的市场热闹非凡。
北京市菜蔬公司的同志告诉我们：
从11月03日起，每天有两千多辆汽车，从近郊区三十四个公社、二百多个大队（其中有九十多个店队挂钩的大队）、一千三百多个生产队，把冬贮大白菜，运到市内一千四百多个售菜点。
今年上市的冬贮大白菜，一共有五亿多斤。
有三万多人投入了分配、贮存的战斗。
我们问：
今年大白菜的上市、贮存有些什么特点？
菜蔬公司的同志说：
粉碎了“四人帮”，样样工作变了样。
今年的大白菜上市，也同以往不一样。
一个是四快：
收得快，运得快，卖得快，存得快。
总的进度，比去年快好几天。
一个是两改进：
服务态度有改进，服务质量有改进。
一个是一低：
菜的损耗率比往年低。
我们来到前门外西河沿菜市场。
可是，在附近大街小巷中，看不到售菜点，也不见堆放的大白菜。
后来，找到了这个菜市场的党支部书记，问他：
怎么看不见你们的售菜点？
他说：
你们来晚了，我们这里九十多万斤菜已经送完存好了。
我们问：
花了几天时间？
他说：
四天；
去年是七天。
我们又提出：
你们怎么卖得这样快呢？
这位同志稍稍想了一下，向我们作了介绍：
华主席提出抓纲治国，我们卖菜的也战斗在抓纲治国的岗位上。
我们党支部在事先就讨论过：
抓纲治国，要求各项工作都要有个大改进。
我们支部决定，今年大白菜的销售、贮存也要来一个大跃进！
今年的仗怎么打？
我们首先回顾了往年的情况，三句话：
进度慢，群众买菜难，菜的损耗大。
先说说往年的“三条龙”：
群众排队等着开票是“一条龙”，买菜过磅又是“一条龙”，过了磅，等车推回去，还有“一条龙”。
这“三条龙”一排，半天过去了，群众买菜真难呵！
怎样消灭这“三条龙”呢？
办法也很简单，到群众家中去开票，收钱，然后按票过秤，挨门挨户送去。
如今，“三条龙”都没有了。
办法简单，可是做起来并不简单。
我们这个菜市场管附近的七八条胡同，一共二千七百户，一户不落，劳动力，车子，能保证吗？
工作做得细一些，就能保证。
往年，我们是“大兵团作战”，人多效率低。
今年，我们把二千七百户分成七个片，店包片，队包段，人包户。
每片有一个战斗队，共十五个人，配备一辆三轮车，一辆排子车，一辆手推车。
事先，做好宣传工作，要双职工把购货本留给社会主义大院的管理员，写明一、二、三级菜要多少，钱也留下。
没有管理员的户，我们利用中午和晚上上门开票收钱。
战斗队的同志把开票送菜统统包了，每个队单独进行核算。
一个队平均一天送一百户的菜，七个队一天就是七百户左右，这样四天把菜送完了，既不用夜战，也消灭了“三条龙”，还降低了损耗率。
去年菜的损耗率是百分之七，今年平均是百分之四点八。
售货员和群众都高兴。
你们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了吗？
书记同志说：
分成七个战斗队，也是为了便于开展竞赛。
我们每天公布竞赛图表，标明七个队当天的销售量、送菜的户数和损耗率。
在卖菜的第3天，进行了一次评比，内容有：
一，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
二，“三大讲”，揭批“四人帮”。
三，送菜户数。
四，销菜量。
五，损耗率。
书记同志最后说，今年他们的大白菜上市工作做得比较快，比较好，还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挂钩队配合得好。
这个菜市场的挂钩队，是南苑公社蒲黄榆大队。
根据销售情况，每天从地里砍多少菜，要有个安排。
砍多少，卖多少。
蒲黄榆大队把菜分好等级，大队长跟车运菜，分级上市，保证质量。
他称赞蒲黄榆大队风格好，跟车的大队长发现有一个生产队的少数菜不合质量标准，立即把菜带回去。
一个是运输工作细安排。
过去集中卸菜，损耗大。
今年在居民区中心的七个售菜点上就地卸菜，损耗小。
运输大白菜的汽车一进西河沿的西口，站在那里的调拨员，就指挥这车菜送到那个售菜点，做到井井有条。
我们来到繁华的王府井大街。
八面槽五味香副食商店，管四条胡同、一千三百户、四千六百人的大白菜供应。
商店的负责人告诉我们：
过去由于“四人帮”破坏、干扰，少数人服务态度差，今年搞“三大讲”，学大庆，学大寨，各小组之间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订了服务公约和柜台纪律，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都比去年有改进。
贮存菜一直送到门口，对三十五户老弱病残和军烈属，把菜抱到屋里。
损耗率从去年的百分之十一，降低到今年的百分之七。
保证质量，降低损耗，这是今年大白菜上市贮存的一个特点。
永定门外副食品商店，对降低菜的损耗很重视。
当他们发现菜的废帮叶达到百分之六时，马上和生产队联系查明原因，原来是装车的方法有问题，于是同生产队一起研究，改进装车方法，损耗率就迅速下降了。
我们写这篇报道时，北京市五亿多斤大白菜上市贮存的工作，已经到扫尾的时候了。
我们向大家介绍这些情况，是想从供应大白菜这个看起来不那么大的问题，反映打倒了“四人帮”，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一年来，我们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在前进！
同时，也想告诉同志们，你们家的屋檐下、阳台上贮存的大白菜，从生产到分配，要经过多少繁重而细致的工作！
我们要感谢广大郊区公社社员和商业服务人员。
我们相信，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一定可以把城市的蔬菜和其它副食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做得更好，让群众高兴！
让华主席放心！
　本报记者

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
当前，广大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正准备参加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接受祖国的挑选。
这是一件大好事，各单位领导和家长应当积极鼓励和支持他们。
我们同时应当看到，高等学校的招生名额毕竟是有限的，绝大多数知识青年要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或是上山下乡。
要认真做好广大青年的思想工作，使每个报考青年都能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大学录取了，要为革命刻苦学习；
因名额限制或成绩较差而没有录取，也要高高兴兴回到生产岗位，继续积极工作和学习。
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知识青年无论在那条战线上，都有条件钻研革命理论和科学技术，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
多年来，各条战线上涌现大量先进人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就灰心丧气，甚至感到没有前途，是不对的。
各单位的领导和家长，应当帮助报考的知识青年或自己的子女，正确对待这一问题。

升学或留在农村都是党的需要
福建省福清县镜洋公社知识青年　蔡友炎　蔡友英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
我们知识青年衷心拥护！
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也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迫切需要迅速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
我们每一个知识青年有义务、也有责任站出来，接受祖国的挑选，争取上大学去深造，为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但是，大学招生的名额毕竟有限，大部分知识青年还是需要继续留在原工作岗位或上山下乡。
所以，我们革命青年都应该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我们是近两三年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谈论起招生工作，心情格外激动。
贫下中农也热情鼓励我们认真做好准备，迎接党对我们的选拔。
但是，也有的人阴阳怪气地说：
“穿皮鞋，还是穿草鞋；
吃闲饭，还是捋锄把，这次就要见分晓了！”
好象上不了大学，继续留在农村，就是没出息，就矮人三分、低人一等似的。
这话引起了我们的深思。
我们爷爷在旧社会如牛似马地劳动，家里穷得有上顿没下顿，几个孩子连肚子都填不饱，谁进过学校的门？
解放后，不愁吃，不愁穿，我们三兄弟都读到了高中毕业。
抚今思昔，我们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对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艰苦，是倍有感受的。
今天，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在华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辈子“捋锄把”，为啥干不得？
再苦再累我们心里也是甜的。
再说，农村要实现机械化、现代化，也十分需要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
老一辈农民大多数不识字，搞科学种田，用农业机械，都有不少困难。
就我们家乡来说，解放以来变化很大，很早就拉起了电灯，使用了电动机，可是生产队里却没有熟悉用电的人，短路、触电等电路故障常常有，队里电动机的线圈烧焦过好几次。
友炎前年高中毕业回乡后，急贫下中农之所需，买了几本介绍用电的小册子，并认真温习课本上的电学知识，学用结合，很快熟悉了这门技术，队里架条线路，安个电表，临时添个电灯，装个开关，再也用不着去请人了。
一次，队里电动机正带动脱谷机脱谷，友炎听到机器声音异常，立即引起警觉，经检查发现三相线路有一条线路保险丝烧了，电动机缺相运转，事故一触即发，幸亏及时发现，避免了电动机的线圈又一次烧焦的危险。
老队长赶到现场，拉着友炎的手，激动得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
“多亏……多亏你来得及时啊”。
友英今年高中毕业了，学习成绩优秀，回乡的第3天，大队让他到合作医疗站学医并兼出纳。
他管帐五个多月来，没出过一分差错。
贫下中农夸奖说：
“有文化就是顶用！”
看看农村对知识青年的需要，我们深切地感到：
只要是党的需要，干啥都行！
革命有分工，行行都光荣。
谁说在农村没出息？
当农民就下贱？
没有农民种粮食，大家就只能喝西北风填肚皮！
谈到这里，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去报名上大学了？
不！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祖国迫切需要科技人才，如果我们适合上大学，我们一定为革命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为祖国多做贡献。
过去，“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制造混乱，好象谁想上大学，谁就是想脱离工农；
谁钻研业务，谁就是走“白专道路”。
他们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我们必须把它彻底澄清。
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说：
争取上大学，去学习更多的科学技术，同样是革命的需要，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需要。
我们每个知识青年对报考大学应当有正确的态度，不管是升学还是继续留在农村都是党的需要，都是光荣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我们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一定要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管今后是升学还是留在农村，都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实现毛主席的遗愿而奋斗！

大白菜中很有学问
本报评论员
今年，由于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北京郊区农村公社社员、商业服务人员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为高涨。
他们说：
抓纲治国，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包括冬贮大白菜在内。
这话说得多好啊！
商业服务人员，结合“三大讲”，开展竞赛评比，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送菜上门到户，做到了快运、快售、快存，五亿多斤上市的大白菜，十天左右，转、售、存就基本完成了，比往年快几天，菜的损耗率也比往年显著降低。
从北京冬贮大白菜这件事，也可看到打倒“四人帮”以后的新面貌和新气象。
北方的冬季，严寒漫长，田野里不长蔬菜。
但冬天人们照样要吃菜。
光靠暖棚里的蔬菜是不够的。
象北京这样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平时保证蔬菜供应，已是一件大事，冬季吃菜问题就更大了。
毛主席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就指出：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
毛主席还说：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可见，解决蔬菜问题，是于国于民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
大白菜中很有学问。
北京市是怎样逐步解决蔬菜供求这个“极大的矛盾”的呢？
加强领导，农商结合，计划种植，产销合同，店队挂钩，直达供应，三方贮存（群众、集体、国家）等等，这些经验都是很有效的。
但最重要的一条，还是立足当地，自力更生解决问题。
说起自力更生，大家都很明白，但是真正下这个决心，付诸实践，并不那么容易。
这是要下真功夫的，是要有一点革命精神的。
最近，有一个省，向有关部门紧急要求支援两亿斤大白菜。
且不说这两亿斤大白菜从何而来，只说运输吧，两亿斤就是十万吨。
用火车运，需要多少车皮啊！
问题还不在这里。
问题是自力更生这个唯一正确的方针，看来在一些地区的领导人的头脑里还没有扎根，当然就不能贯彻执行了。
因此，这个“极大的矛盾”就没有能逐步转化为供求平衡。
一切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都不可把希望寄托在“支援”上，而应该下狠心自力更生解决吃菜问题。
最近，华主席指示：
“总结经验把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发展起来满足人民需要。”
华主席特别强调指出：
总之，要多快好省要靠自己，不要靠外省市调运，北京要下决心解决蛋肉供应问题，也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
我们相信，只要花大力气，一定能做到自给自足。
有了机械化养猪养鸡这条腿，又积极领导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和社员家庭根据具体条件多养猪、多养鸡、多养鸭、多养鱼、多养牛、多养羊、多养蜂等等，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肉、禽、蛋等的自给，也是能够办到的。
只要自己动手，菜、肉、蛋都能有。
在大中城市，这个决心非下不可，要早下，早动手，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大中城市和工矿区要做到菜、肉、蛋等副食品自给，还要注意落实党的经济政策。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险恶用心，胡说什么“菜农不吃商品粮”，破坏了一些城市郊区的蔬菜生产。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个战役中，一定要把这帮“害人虫”破坏党的经济政策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批深批透。
从上到下都理直气壮地按照党在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办事。
大白菜的产、供、销中都有政策问题，你破坏它，违反它，大白菜的供求矛盾就会突出起来。
其它如养猪、养鸡、养鸭、养鱼、养牛、养羊、养蜂等等，都有落实政策的问题。
总之，发展经济，就要按照党的经济政策办事。
社员在保证完成集体生产任务的前提下，搞一些家庭副业，当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
要拨正“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路线和政策。
对于种菜、养猪、养鸡等搞得特别好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加以表彰。
我们的一切工作，只能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

接受祖国的挑选
浙江省诸暨县城南公社下杨大队知识青年　周理
今年，中央对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行了重大改革。
这种广开才路，快出人才的招生方法，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对广大青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我是一个回乡知识青年。
1973年在高中读书时，听到了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提出的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部分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消息，心情非常激动。
我和有些同学决心刻苦学习，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并表达了要求升学，为祖国作出贡献的强烈愿望。
可在那“四害”横行、“白卷英雄”猖狂的日子里，那种“考不考、都升学”，“学不学、都毕业”，“闹而优则仕”的坏学风遍及全国。
你想认真学点知识，就给你扣上“白专道路”、“智育第1”的帽子。
毕业来到社会，虽然环境变了，许多青年仍顶着“四人帮”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压力，在实践中坚持刻苦自学，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
但是，“四人帮”搞的那种反对文化考试，堵塞才路，埋没人才的招生方法，我们连报考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粉碎“四人帮”，教育有希望。
高等学校招生办法的重大改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新的招生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杜绝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我们可以心情舒畅地报名投考，并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报几个学校和专业，让国家挑选。
我深深懂得，在现阶段，我们国家还不能设立更多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也有限，不可能凡是愿意上大学的青年都能上大学。
我一定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无论是上大学，还是继续留在农村，都是革命的需要，国家建设的需要，都是光荣的。
只要牢固树立为革命学习的自觉性，不管在那条战线上，都可以在实践中学政治、学文化，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才能。
报考日期快要到来了，时间紧迫，任务繁重。
我们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应该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准备应考，这是革命的需要。
但是，目前正处于秋收秋种大忙季节，知识青年是农业战线的一支生力军，一定要正确处理好学习与生产和工作的关系，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复习功课，既做好复习迎考的准备，又搞好秋收秋种工作。
我们要真正树立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接受祖国的挑选。

走一步　看两步　大步朝前迈
仁寿县今年丰收后，努力做好准备工作，誓夺明年更大丰收
据新华社成都1977年11月15日电
今年，四川省仁寿县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加八千万斤以上，超过历史最高纪录。
全县四十多万亩棉田，平均亩产皮棉比去年增加三十斤以上。
其它各项农副业生产也都比去年增产。
今年丰收了明年怎么办？
这是摆在县委面前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县委领导成员带着这个问题，深入基层，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结合学习党的十一大文件，分析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同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大家清醒地看到，今年的丰收还仅仅是初见成效，要实现三年大见成效，明年是关键性的一年，任务还很艰巨，一定要坚决贯彻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干了再大干，丰收了再夺丰收，绝不能自满松劲。
为了夺取明年农业生产的更大丰收，仁寿县委在秋收之后，马不停蹄、人不歇肩，全力以赴地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继续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县委十三名常委除留一人主持机关工作外，其余都深入基层，同群众一道大干，县级各单位凡是有三个以上领导干部的，至少抽出两个领导干部下去。
干部坚持第1线，群众就把干劲添。
今年秋收以后，农村赶场的、串亲戚的大为减少，广大社员想的、说的、干的都是怎样去夺取明年的更大丰收。
第2，抓住时机，提前开展农田基本建设。
从中稻收割后到越冬小麦播种前，生产上有一个间隙时间。
县委要求各社队抓紧这段时间打一个农田基本建设的大会战。
这样做，不仅可以使今冬明春的农田基本建设加快速度，而且又能为明年夏熟作物增产创造有利条件。
第3，为种足、种好明年的夏熟作物充分做好准备，同时及早落实明年秋熟作物的增产措施。
县委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全县夏熟作物中增产潜力最大的是小麦。
全县五十万亩小麦，今年平均亩产三百一十多斤，可是有的队亩产达六百斤以上，社队之间差距比较大。
县委要求各社队要千方百计提高越冬小麦的单产。
各社队在收割中稻的同时，就为种麦作了准备工作，一般都做到了边收割、边放水、边挖晒，使明年的小麦有一个良好的生长条件。
对于明年的水稻、棉花、玉米、甘薯等秋熟作物，都在今年增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找出薄弱环节，并充分估计了明年可能遇到的各种自然灾害，按照“无灾大增产，有灾也要增产”的标准，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的增产措施。
由于县委和全县各级党组织在丰收之后工作抓得紧、抓得狠，因而有效地防止了自满松劲情绪的滋长，广大干部和社员更加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干劲越来越大，到处是夺取明年农业更大丰收的动人景象。

加速培养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开始招考研究生
新华社1977年11月15日讯
中国科学院和各高等学校开始了今年研究生的招收工作。
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最近联合发出的《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中说，招收研究生，是加速培养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科技部门在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和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大力宣传招收研究生的重要意义，使各有关单位和志愿报考研究生的人员，对于招收研究生的有关规定有较为广泛的了解；
要协助各单位做好研究生的报名、考试和评选等各项具体工作，协助考生所在单位搞好考生的政治审查和体格检查，并督促各有关单位从全局出发，大力支持符合条件、自愿报名的人员积极报考。
中国科学院今年研究生的招收对象，是政治思想好、学业成绩优异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和学习成绩特别突出的在校大学生，以及具有相当于大学毕业文化程度，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或有发明创造，适于进一步培养提高的优秀工人、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和在职科技人员、青年教师及其他工作者。
报考研究生的人员必须身体健康，年龄一般在三十岁以下，最大不超过三十五岁。
向各高等学校报考研究生的人员，除政治条件与一般大学招生对象相同外，要具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具有一定的研究才能和专业特长。
有专业特长和研究才能的工农兵、在职职工，报考时不受学历限制，但须具有同等文化程度。
研究生从工厂、农村、学校、部队、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科研单位选拔，年龄最大不得超过三十五岁；
从应届大学毕业的学生中选留，年龄一般不得超过三十岁；
成绩特别优良、确实具有研究才能的高中学生和大学生，经学校推荐也可以报考。
中国科学院和各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是为了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熟悉马克思主义，具有本学科或本专业系统而坚实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科学实验技能，至少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技术人才和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人才。
中国科学院和各高等学校招收的研究生，学习时间一般都是三年。
今年报考的具体办法是，向中国科学院报考研究生的人员，通过所在单位介绍，到省、市、自治区或地、县教育局、有关高等学校、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报考高等学校研究生的人员，通过所在单位介绍，到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或招收研究生的高等学校），了解有关报考事项和有关专业的招生计划、考试科目和主要参考书目录，领取报考的各种表格。
根据本人志愿，申请报考，经所在单位介绍，向招生单位（高等学校或研究所）办理报名手续。
经过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中国科学院招收研究生的报名时间到12月10日止，各高等学校招考研究生的报名时间到12月底止。

外事往来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11月14日晚上设宴欢迎以众议员、前大藏省事务次官相泽英之为团长的日本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友好访华团。
代表团一行是应中日友协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11日下午抵京的。
11月14日上午，廖承志会长会见了日本朋友。
中国制冷学会副理事长曹乃康等四人，于11月10日离开北京前往贝尔格莱德，参加国际制冷学会专业学术会议。
以内田博男为团长、志村寿昭为副团长的日本货物检数协会业务交流访华团，11月14日乘飞机离开北京赴我国外地访问，然后回国。
（据新华社）

我国新任驻缅甸大使离京赴任
新华社1977年11月1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莫燕忠今天离京赴任。

我要奋起直追编辑同志：
看了10月30日的“读者来信”专栏，很受感动，从内心发出欢呼：
好哇，北京无线电厂！
好哇，《人民日报》！
北京无线电厂真是“两种态度，两种结果”。
这给全国各行各业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
北京无线电厂改对了，做对了，我们怎么办？
我是一个商业工作者，还带二十五个“兵”，既管政治又抓业务，嘴里天天在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要求同志们也这样做，究竟做得怎样呢？
我的服务态度基本上有三种：
一、知己者上门，满面春风，有求必应。
二、一般熟人，寒暄几句，基本上“过得去”。
三、一般顾客（我们商业工作就是为一般顾客服务的），脸无喜色，你指啥我拿啥，你要啥我卖啥。
比起前两种，服务态度差远了。
我看到北京无线电厂改进得快，改正得好，震动很大。
我要正视自己的缺点，快马加鞭，奋起直追，当好排头兵，真正按照毛主席“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教导办事。
安徽淮南市食品公司八公山商店新庄孜门市部负责人　李廷举

斯达思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庆祝比利时王朝日
新华社1977年11月15日讯
比利时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斯达思今天中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比利时王朝日。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贸部副部长郑义山、交通部副部长郭建、邮电部副部长彭洪志、民航总局副局长阎志祥、北京市革委会副秘书长张铁夫。
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编辑同志：
杨知新同志的信，毫不隐讳地、尖锐地提出了我们某些产品的质量问题，以及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不良作风；
同时，从来信中也看到了在抓纲治国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人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给读者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二十多年前，《晋绥日报》针对实际斗争中的情况，大胆地提出问题，尖锐地揭露矛盾，内容丰富、尖锐泼辣，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毛主席指出：
“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
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
《人民日报》发扬了无产阶级新闻报道的战斗风格。
我们为此叫好！
湖北襄樊驻军　襄　兵

李强会见罗化工部副部长格·卡兰菲尔
新华社1977年11月15日讯
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今天会见了前来参观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并进行友好访问的罗马尼亚化工部代表团团长、化工部副部长格·卡兰菲尔，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等在座。

西安的公共汽车服务态度好编辑同志：
我由长沙去西安、洛阳、南阳、黄石、武汉等地，看到祖国各地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华主席抓纲治国成效卓著，感到粉碎“四人帮”，中国大有希望！
在许多新鲜事物中，令人感受很深的是西安市的公共汽车。
每辆车只有一名售票员，从后至前走着找乘客售票。
到站他最先下车，站在车门口验票或帮助人上下车，再从后车门上车去售票。
加上行车准点，车次紧凑，秩序良好，乘客称便。
一次，我从西安玉祥门乘长途汽车去八十公里外的乾县，参观唐代乾陵。
中途有人要求上车，司机就停车接待，售票员给补车票，看来已成为一种惯例。
回程中，又见抱小孩的妇女和行李较多的乘客要求中途停一下。
司机同志也都给人便利。
乘客都称赞司机的服务态度好。
象这样优良的工作态度，应该总结一下，在报上刊登，让各地的汽车公司学习。
长沙市白沙岭街
谭天萍

谷牧副总理会见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1977年11月15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会见以日本众议员相泽英之为团长的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友好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访华团团员有：
众议员大坪健一郎、原田升左右、堀内光雄、森清、渡边秀央。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外交部副司长王晓云等。
（附图片）
谷牧副总理会见以日本众议员相泽英之为团长的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编辑同志：
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非常重视听取人民的呼声。
报纸也应该重视处理人民来信。
过去，人民群众有什么要求、意见或建议，都愿意直接写信告诉报社，人民相信党报。
可是，自从“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以后，报纸威信越来越低，读者很有意见；
“读者来信”专栏也很少见了。
粉碎“四人帮”，党报得解放。
报纸有看头了，“读者来信”专栏也开始活跃了，确实是党的好作风又恢复了。
适当地刊登人民来信，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特别是那些对个别单位、个别部门的批评意见，还能引起具有同类问题的单位、部门的反响。
一封带有普遍意义的信登在报上，影响范围广，触动面大，它的作用不可低估。
毛主席教导说：
“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希望报社认真办好“读者来信”专栏。
河南辉县驻军二分队　黄明怀

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者深入各地考察
初步揭开我国盐湖的奥秘
据新华社西宁电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者，初步揭开了我国盐湖的奥秘，为合理开发利用盐湖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仅从1974年以来，他们就完成六十五个科研项目，提交了十项重大科研成果和五十多篇工作报告和学术论文。
我国是一个盐湖众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从事盐湖采盐历史悠久的国家。
但是，直到解放前，盐湖科研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
1965年，中国科学院在盐湖科学调查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青海盐湖研究所。
十多年来，这个所的广大科研工作者，胸怀为社会主义祖国立功的雄心壮志，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扎扎实实地搞科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为了探清我国盐湖分布、类型和资源特点，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广大科研工作者，踏遍祖国的内蒙古、宁夏、山西、新疆、青海、西藏、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江西等二十多个省和自治区，从地质构造、地球化学、盐类矿物、同位素地质和水化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实验工作，摸清了我国一千多个盐湖的分布规律。
我国盐湖类型全，既有碳酸盐型、硫酸盐型，又有氯化物型。
不同类型的盐湖，具有相应的丰富的盐类矿产，除了巨量的食盐外，更值得注意的却是钾、镁的氯化物，各种各样的碳酸盐、硫酸盐和硼酸盐等。
目前，已发现的盐类矿产达数十种，这些资源品位高，储量大，其中有许多盐类已经构成了又宽又厚、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固体矿床。
有个盐湖的食盐储量达五百多亿吨，可供现有世界人口食用一千多年。
这些丰富的资源既是无机盐工业的宝库，又是化工、冶金、电子、医药、纺织、橡胶、塑料、玻璃、陶瓷等工业和发展农业不可缺少的原料，在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方面，也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
被人们称为“盐湖之家”的青藏高原，盐湖星罗棋布，是世界上盐湖分布最多最高的高原，为研究盐湖的成因、演化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
科研工作者对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几十个盐湖的物质成分、成矿条件，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摸清了盐湖的成因及其演化，为发展我国盐湖成盐理论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编写了《柴达木盐湖》一书。
他们还对不同类型盐湖的物质成分的各种分析、试测手段，进行了研究总结，编写出版了我国第1部《卤水和盐的分析方法》一书。
科研人员仅用半年时间，成功地研制出国内第1台可用于多种元素测定的自动记录式温度滴定仪，它性能稳定、精度高。
测定一个钾样品，只需十到十五分钟，比原来分析方法提高工效十倍以上。
这个所的科研人员在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注意引进新技术，提出新工艺，不断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
为了开发柴达木盆地察尔汗盐湖资源，他们确定了卤水抽取和输送的技术路线；
制定了盐田日晒制取光卤石矿的工艺流程；
使这个矿实现了装矿机械化；
奠定了目前国内钾肥生产的新工艺。
在硼和碘的生产中，他们也提出了制硼酸的新工艺，突破了制碘工艺的重要环节。
科研人员还把电渗析技术首次引入了海带制碘工业。

三言两语
狡猾而笨拙
法国《世界报》在评论索马里宣布废除索苏“友好条约”一事时写道：
苏联在非洲“以超级大国的身份行事”，它“在非洲的争夺势力范围的活动，非常象本世纪初一些殖民大国的活动，但比它们还笨拙”。
这话有几分道理。
苏联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一类幌子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这是它比老牌殖民主义奸诈狡猾的地方。
但是，苏联在老牌殖民主义不得不被迫撤出非洲的今天，竟认为可以取代它们的地位，在非洲胡作非为，这就确实是太笨拙了。
扫帚万岁
苏丹总统尼迈里发表讲话，要求苏联新殖民主义者在非洲人民把他们赶出非洲之前离开非洲。
这是规劝，也是警告。
但是，莫斯科的决策者是否会听取这种规劝和警告呢？
显然不会，否则他们就不成其为社会帝国主义者了。
事实表明，苏联根本不是打算离开非洲而是要加紧打进非洲。
因此，非洲各国人民只好象埃及、苏丹、索马里人民那样，把他们赶出去。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一规律，也完全适合于在非洲为非作歹的“天然盟友”。
应该高呼：
扫帚万岁！

坚决支持废除索苏“友好条约”
索马里首都十万群众集会逐瘟神
西亚德总统谴责苏联罪恶行径，重申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主权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7年11月14日电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十万群众11月14日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支持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废除索苏“友好条约”和驱逐苏联专家等决定。
西亚德总统在大会上讲话，严厉谴责苏联对索马里的罪恶行径，重申将不惜一切保卫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
14日聚集在“10月21日”广场的索马里各阶层群众斗志昂扬，他们高举着标语牌，唱着歌曲，并且高呼口号，支持废除索苏“友好条约”和驱逐苏联专家等决定。
标语牌上写着：
“打倒俄国佬！”
“要独立，不要俄国人！”
“俄国人和古巴人滚回去！”
“古巴人滚出非洲之角！”
参加大会的有，索马里副总统侯赛因·库勒米·阿弗拉和伊斯梅尔·阿里·阿布卡尔以及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局长和政府部长。
西亚德总统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说：
“苏联采取了危及索马里的利益和安全的立场和行动。”
他说，苏联和古巴的干涉“不仅对非洲和这个地区的主权国家以及非洲统一组织是一种直接的挑战，而且对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的良知是一种直接的挑战”。
西亚德总统在谈到为什么索马里决定废除索苏“友好条约”和驱逐所有苏联专家时说，首先，苏联捏造事实，毫无根据地指责索马里民主共和国；
其次，几个月来，它一直在全世界、在非洲、在阿拉伯世界和在各种国际组织中加紧进行反对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外交和宣传运动；
第3，正如我们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它正在空前地向这个地区倾注大量的最先进的武器，这个行动只能被看作是全面侵略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序幕；
第4，它动员和鼓励古巴以及其他部队进入这个地区反对索马里民主共和国；
第5，它向一些盟国施加压力，使它们在目前非洲之角的冲突中采取违反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利益的立场。
西亚德总统说：
“最后它（苏联）直接违反两国协定，片面停止了向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供应合法的防御性武器。
这一切行动只能看成是在文字上和精神上单方面废除两国间1974年07月的友好协定和其他协定。”
西亚德总统指出，苏联和古巴有一个联合计划，要立即向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发动全面的军事侵略。
他还说，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入侵计划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的，并且将在古巴军队的合作和支持下加以执行。
西亚德总统对参加大会的群众强调说：
“我充满信心。
你们将向他们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人民证明，你们是一个自豪的和富于勇气的国家的人民。
这个国家决不屈服于傲慢而要不惜一切来保卫自己的尊严、主权和统一。
我们不软弱，也不是没有朋友。
现代化的武器和政治欺骗吓不倒我们。
我们将勇敢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和保卫我们的独立。”
西亚德总统坚定地说：
“我们必须实行自力更生的政策。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就能胜利。”
14日这天，摩加迪沙还举行了盛大的群众示威游行。
群众愤怒高呼：
“俄国佬滚回去”和“俄国人坏”等口号。
一群身穿鲜艳服装的姑娘跳起舞来，周围面带笑容的人们，热烈鼓掌，共同欢庆反击苏联霸权主义者的胜利。
另据摩加迪沙电台广播，全国其他城市也在同一天举行了示威游行。
（附图片）

埃及副总统就西撒哈拉问题进行调解
新华社开罗1977年11月15日电
据开罗报纸报道，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在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和法国进行五天访问后，11月14日回到开罗。
穆巴拉克向这些国家的元首转交了萨达特总统的信件。
信件的内容涉及埃及就缩小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分歧进行调解的事。
穆巴拉克将把一项有关他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三国元首会谈结果的重要报告交给萨达特总统。

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加强睦邻关系
两国官员会晤作出增进合作的决定
新华社达喀尔1977年11月12日电
据塞内加尔通讯社报道，为加强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之间的睦邻关系，两国负责官员于11月11日在塞内加尔北方大城市圣路易举行了会议。
塞内加尔内政国务部长让·科兰和毛里塔尼亚内政部长乌尔德·穆罕默德·法勒以及两国有关地区的官员参加了会议。
塞内加尔北部以塞内加尔河与毛里塔尼亚为界，两国有漫长的共同边界。
这次会议研究了开发塞内加尔河两岸土地的问题、人员与财产的交流与安全问题以及在河上捕鱼等问题。
在会议闭幕前，让·科兰国务部长重申塞内加尔政府和领土管理当局保证并且决心致力于巩固两国的联系。
毛里塔尼亚内政部长法勒对会议的成果表示高兴，并且希望两国的合作通过这类会晤能够得到加强。
乌尔德·穆罕默德·法勒部长在对塞内加尔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时说：
“我们共同制定了解决居住在塞内加尔河两岸的两国居民间可能发生的问题的措施。”

尼迈里总统指出苏联应对非洲之角的流血负责
苏联必须从非洲撤走
埃及、苏丹决定和利比亚实现关系正常化
新华社喀土穆1977年11月15日电
苏丹总统尼迈里11月14日在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说，苏联必须从非洲撤出去。
他说：
“在非洲之角地区倾销和贮存武器就是破坏和平、正义和进步原则，就是侵犯世界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和不结盟的原则。”
他还说：
“非洲曾遭受过落后的创伤和分裂的痛苦，再也不要新的创伤和分裂。”
他指出，苏联和它的盟国古巴“应对非洲之角的流血事件承担责任”。
他说：
“我希望苏联人民迫使苏联政府和党停止在非洲之角的屠杀。
我还希望全世界人民帮助苏联人民一道来制止苏联在这个地区的活动。”
他强调说：
“苏联和它的盟国必须从非洲撤出去。
否则，非洲人民将把它们赶出去，正象最近在索马里和非洲其他新兴的国家所发生的那样。”
新华社突尼斯1977年11月14日电
在突尼斯参加阿拉伯国家外长特别会议的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苏丹副总统兼外交部长拉希德·塔希尔·贝克尔、利比亚外交秘书特里基11月13日举行了会谈。
在会谈后，埃及代表团人士宣布，苏丹和利比亚决定恢复外交关系，埃及驻的黎波里和利比亚驻开罗的关系办事处主任在两星期内将赴任。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里亚德14日在突尼斯向报界发表声明，欢迎埃及、苏丹和利比亚三国为实现埃及—利比亚和苏丹—利比亚关系正常化而采取的步骤。
他说，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不是主要的，不应影响由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决定的阿拉伯联合行动和战略。
他说，阿拉伯国家是由共同的未来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索马里人民恨透了苏联新殖民主义者
外国报刊报道苏联侵犯索马里主权的罪行早就引起强烈不满
新华社1977年11月15日讯
广大索马里人民早就对苏联在“友好”的幌子下侵犯索马里主权和妄图控制非洲之角的罪恶行径强烈不满。
在索马里宣布废除索苏“友好条约”以前，英国和美国报纸都已报道了索马里人民群众反对苏联新殖民主义者的情况。
英国《每日电讯报》最近发表的一篇从索马里的哈尔格萨发回的文章指出，在索马里的哈尔格萨，人们“恨俄国人”。
这里的人对来到这个酷热的沙漠石城访问的俄国人“采取公开敌视态度”。
“象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哈尔格萨一度是有势力的俄国‘顾问’的居住区，现在这些顾问都撤回到首都摩加迪沙了”。
文章说，“在哈尔格萨，只有那些胡乱丢在街上的破烂不堪的几十辆俄国卡车，才使人记得同俄国的联系”。
文章说：
“在伯贝拉，有几名（苏联）‘顾问’受到索马里人的殴打。”
文章指出：
“到处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对俄国的这种仇恨”，“索马里人普遍要求俄国人滚开”。
美国《洛杉矶时报》最近刊登它的记者发自摩加迪沙的一篇文章指出，苏联“顾问”“今天受到的待遇使人们回忆起美国在六十年代末受到的待遇，那时……人们扔石头打（美国）和平队志愿人员，并向美国外交官吐唾沫”。
文章说：
“在这个炎热潮湿的（索马里）首都，人们一度到处可以看见俄国人”，“现在，他们隐居起来了，除了在私人海滩俱乐部以外，几乎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见他们了”。
文章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离开这里前往莫斯科”。

老沙皇在非洲之角的渗透扩张
梅伟强
打开非洲地图，东北角上一块状如犀牛角的三角地带映入人们的眼帘，这就是“非洲之角”。
“非洲之角”是联结亚洲、非洲、欧洲三大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大洋的交通要冲，素有红海的“门闩”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欧洲经由运河、红海到印度洋的船只比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经大西洋到印度洋，航程缩短约一万公里，即缩短了百分之四十左右，成为西方的“海上生命线”之一。
自那以后，“非洲之角”更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法国、意大利激烈角逐的场所；
在这场争夺战中，沙皇俄国也毫不示弱，厕身其间，明争暗斗，做了种种丑恶的表演。
老沙皇在“非洲之角”渗透扩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彼得一世时代。
彼得一世曾宣称：
“水域——这就是俄国所需要的”，并且认为非洲是通向印度洋和远东的重要通道，势在必夺。
十九世纪中叶前后，一批批冒险家、亡命徒披着“学者”、“专家”、“探险家”、“传教士”的外衣，纷纷窜到非洲，从事盗贼劫掠前的“探路”活动。
1888年，在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支持及俄国一些大工商业集团的资助下，自称“自由哥萨克”的大冒险家阿辛诺夫组织了一个由俄国人组成的“考察团”，前往埃塞俄比亚进行劣迹昭著的阴谋活动。
阿辛诺夫声称，他的唯一目的是同埃的“同一教派”即东正教教徒建立“友谊联系”，实际上，他的使命是要在法属索马里塔朱腊湾的奥博克港附近攫取一个据点以建立俄国的殖民地。
阿辛诺夫的活动引起了法国人的注意。
法国把奥博克港及其周围地区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它是决不会让沙皇俄国染指的。
阿辛诺夫的“考察团”被法国人打得溃不成军，一部分被杀，一部分被俘。
阿辛诺夫及其“考察团”的溃败对老沙皇在“非洲之角”的渗透扩张活动是当头一棒，它暴露了沙皇俄国野心大与实力小的尖锐矛盾。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非洲之角”风云骤变，英、法、意、俄对埃塞俄比亚的争夺趋于白热化。
1890年02月，意大利片面宣布埃塞俄比亚为其“保护国”，但遭到了埃皇麦纳利克的坚决反对。
次年，英、意签订了瓜分“非洲之角”的协定，英国承认厄立特里亚及索马里大部分领土为意大利的殖民地，埃为意的“保护国”。
意自恃有英国的支持，腰杆子硬起来了，便张开了血口，妄想把埃一口吞下去。
法国当时正盘算着从法属索马里穿过埃的国土向苏丹南部扩张，与英国争夺对尼罗河上游的控制权，于是趁机支持埃，给埃运军火，派教官。
沙皇俄国也见有利可图，便站在法国一边。
沙俄的“科学考察团”也同时到达，妄图插上一手；
沙俄还与埃订立所谓“友好”条约。
特别恶劣的是，沙俄利用同埃在宗教信仰上较接近的情感，进行拉拢欺骗。
1894年，沙皇政府派了一个“教会团体”去埃活动。
这个“教会团体”佯称它的使命是“促进”两国教会的接近，并为其“合并”作准备。
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
“教会团体”的头目，修道院院长埃弗廉在他所写的《埃塞俄比亚游记》一书里透露了老沙皇的真实意图。
他写道：
“除了宗教亲善之外，有可能利用友谊为我们的政治利益服务。
我们的国家可能在红海沿岸、在黑海通向印度洋的入口处取得强有力的地位。
这样，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印度边境牵制英国人，并保证我们的舰队能够自由地通过远东一带水域。”
由于这个“教会团体”的活动，骗取了埃皇的信任，结果双方达成了互派外交使团的协议。
这样，老沙皇终于在“非洲之角”争得了一个立足之地。
在“教会团体”之后，“军事使团”也打着“支援”埃塞俄比亚人民抗意斗争的旗号纷至沓来。
沙皇政府派往埃的军官阿尔诺莫诺夫上校、布拉托维奇中尉等，打进了埃皇的参谋总部，制订对意作战计划，并参加了几次战役。
1896年03月，意军在阿杜瓦战役中遭到惨败之后被迫同埃皇谈判，沙皇政府又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参与了埃—意和谈。
此外，沙俄还想钻营赤道省省长职位。
但是后来英国殖民者在血腥镇压了苏丹马赫迪领导的起义之后，又把法国入侵者赶出了东苏丹。
本来想与法国瓜分“非洲之角”的老沙皇的扩张计划也就落了空。
1916年，老沙皇又趁埃皇要建立一支全国性军队的机会，派军官来为埃皇训练宫廷卫队，妄图借此控制埃。
一九○〇年，索马里爆发了由民族英雄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哈桑领导的、长达二十年的大规模反英武装起义，老沙皇尼古拉二世以为是混水摸鱼的好时机，便与英国串通一气，反对索马里人民的革命斗争。
但是，老沙皇的这些丑恶表演只不过是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不久，10月革命的炮声就把它轰下了历史舞台，从而宣判老沙皇在“非洲之角”渗透扩张计划的彻底破产。
历史犹如一面镜子。
回顾这段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昔日的老沙皇及当今的新沙皇在“非洲之角”的渗透扩张活动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历史在前进，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
今日的非洲已远非昔比，“非洲之角”的人民也在日益觉醒，团结反霸、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正义斗争势不可当。
“俄国佬滚回去！”
的呼声响彻非洲大陆。
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苏修新沙皇仍妄图步老沙皇的后尘，重温老沙皇的迷梦，想在“非洲之角”称王称霸，也只能是痴心妄想！

阿布扎比向埃及苏丹等国贷款
据新华社科威特电
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新闻报》报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最近决定向埃及、苏丹、巴林、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毛里塔尼亚提供总额为一亿四千八百万迪拉姆的贷款。
提供给埃及的六千万迪拉姆将用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发项目。
贷给苏丹的四千万迪拉姆将用来改善铁路系统。

世界杯排球赛女子组闭幕式在大阪举行
日本队获世界冠军中国队战胜古巴队获第4名
新华社东京1977年11月15日电
1977年世界杯排球赛女子组比赛的闭幕式和发奖仪式11月15日晚在大阪市中央体育馆举行。
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鲍尔·黎伯，日本排球协会名誉会长、本届排球赛组织委员会主席西川政一，本届排球赛组织委员会委员森熏分别向获得本届比赛的前三名颁发了奖杯和奖品。
国际排球联合会副主席前田丰等给优秀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发了奖。
新华社东京1977年11月15日电
1977年世界杯排球赛女子组的比赛，11月15日全部结束。
日本队赢得了冠军，中国队名列第4。
在第2阶段的比赛中，日本队三战三胜，中国、古巴和南朝鲜队都是一胜二负，积分相等。
根据本届比赛规则规定，在胜负场次积分相等的情况下，按净胜局数决定名次。
古巴队胜五局，负六局；
南朝鲜队胜四局，负六局。
因此，古巴队名列第2，南朝鲜队第3。
中国队共胜四局，负八局。
第2组（争夺五至八名）最后一天决赛中，秘鲁女队成绩最佳，她们以三比二（十二比十五、十三比十五、十五比四、十五比二、十七比十五）战胜美国队后，以三战三胜的成绩获得第5名；
匈牙利队在同苏联队的比赛中，以三比一（十五比十一、十五比十二、十二比十五、十五比十二）获胜，总战绩是二胜一负，名列第六；
美国队在决赛中的成绩是一胜二负，名列第七；
苏联队三场均负，获第8名。
在15日最后一天的比赛中，日本队以三比一（十五比六、十五比十一、九比十五、十五比十）胜南朝鲜队，中国队以三比二（六比十五、十五比六、十二比十五、十五比十三、十五比九）胜古巴队。
中国队和古巴队这场比赛争夺很激烈。
开始时，中国队不适应古巴队的打法，很快就丢了第1局。
第2局，中国队员的封网和快攻奏效，扳回一分。
第3局，先后出现过多次平局。
但是，由于队员多次防守失误和判断错误，中国队再失一局。
古巴队以二比一领先。
第4局和第5局，中国队员又以成功拦网和多次有力扣杀，压住了对方的攻势，接连拿下了这两局，从而战胜了对手。

中国和索马里签署摩加迪沙体育场移交证书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7年11月15日电
中国和索马里11月15日在摩加迪沙签署中国援建的摩加迪沙体育场的移交证书。
索马里体育部长瓦伊斯·杜莱和正在这里访问的中国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于步血代表各自的政府分别在移交证书上签字。
出席签字仪式的有：
索马里卫生部长拉比莱·古德，教育部长穆罕默德·阿里，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穆罕默德·加利卜，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外事局长萨拉赫·穆罕默德·阿里，意识形态局长穆罕默德·阿丹·谢赫，国防和保安局长穆罕默德·加达温，摩加迪沙市市长优素福·伊卜拉欣·阿布拉斯和其他高级官员。
中国驻索马里大使张世杰和中国政府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也出席了仪式。
签字仪式后，瓦伊斯·杜莱部长为体育场启用剪彩。
然后，他们参观了体育场及其附属设施。
摩加迪沙体育场是根据中、索两国政府的会谈纪要于1975年开始动工的。
体育场可容纳三万名观众，建筑物的占地面积达二万三千多平方米。

圣马力诺国家元首观看中圣乒乓球友谊赛
新华社罗马1977年11月08日电
圣马力诺消息：
由郑敏之率领的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意大利第5届国际乒乓球锦标赛后，于11月07日对圣马力诺进行了友好访问。
圣马力诺旅游、体育和文娱部长菲德里柯·毕奇接见了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07日晚，两国乒乓球队进行了友好比赛，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圣马力诺国家元首焦达诺·布鲁诺·雷菲，旅游、体育和文娱部长菲德里柯·毕奇和预算和财政部长雷米·贾科米尼观看了比赛。
中国驻圣马力诺总领事王传斌参加了接见并观看了比赛。
比赛结束后，焦达诺·布鲁诺·雷菲向两国运动员赠送了圣马力诺为这次友好比赛特制的纪念牌。
中国乒乓球队从11月08日开始对意大利进行友好访问。

孟加拉国《假日》周报发表社论
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谴责以色列袭击黎巴嫩
新华社达卡1977年11月15日电
孟加拉国《假日》周报11月13日发表社论，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进行侵略的斗争。
社论指出，超级大国把自己打扮成“天使”，吹嘘他们是“和平的缔造者”，然而实际上他们却要从中东的“不战不和”状态中捞取好处。
社论接着说，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可能会迫使他们给阿拉伯人一点援助，但是这只是暂时的，他们的真实面目很快就会暴露于世。
社论说，超级大国一直向中东地区贩卖军火，而中东紧张局势继续下去，为他们创造了倾销军火的最合适的市场。
社论在谈到阿拉伯人民的斗争时说，历史证明，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的革命斗争和阿拉伯人民的联合斗争，巴勒斯坦人民才能在实现自己的合法愿望方面有所前进。
社论最后说：
“阿拉伯人民将坚持革命斗争，直到在中东建立起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以及实现他们的合法权利”。
新华社河内1977年11月15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11月14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以色列侵略者11月09日出动飞机、军舰、坦克、大炮对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狂轰滥炸，给当地人造成严重损失的罪行。
声明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坚决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袭击居民稠密区，停止侵犯黎巴嫩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撤出他们非法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土地，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其中包括在自己的神圣祖国成立民主巴勒斯坦国家的权利。”
声明指出：
“导致中东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一切正确解决办法，都一定要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

市侩嘴脸
——评苏联中东外交的“灵活性”
苏联领导集团最近在苏美关于中东问题联合声明中，牺牲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同美国进行幕后交易的肮脏行径，受到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
针对这种谴责，苏联《新时代》杂志最近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发表一篇文章进行狡辩，说什么苏联这种作法是“苏联在外交上表现出的灵活性”，苏联“在近东没有任何私利”，它“唯一希望是这一地区的公正持久和平”。
好一个“没有私利”的“灵活性”！
苏联领导集团真是如此善良吗？
只要对苏联的所谓“灵活性”略加剖析，新沙皇在中东问题上那副损人利己的市侩嘴脸就暴露无遗。
《新时代》杂志所谓“苏联外交上表现的灵活性”，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把苏联前一个时期在中东问题上的宣传同苏美联合声明加以对照，人们不难发现：
原来这里的所谓灵活性，首先指的是，苏联这次在苏美联合声明中“灵活”地收回了它最近几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唱的高调，不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不提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其次，它还在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主权问题上“灵活”地卷起了它多年来打的旗号，在苏美联合声明中不再坚持要求以色列撤出它在1967年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国家的领土。
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主权问题，是解决中东问题的两个关键。
离开这些，侈谈什么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事实表明，苏联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不仅与中东真正的和平毫不相关，更不是“无私的”。
大家知道，1973年10月中东战争以来，两霸在中东争夺中，苏联的日子很不好过。
美国把苏联排斥在外，独揽了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加强了自己的争霸地位。
而苏联则累遭挫折。
它虽用尽力气，千方百计地企图同美国争夺“和平解决”的“主动权”，但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最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同美国总统卡特和国务卿万斯在纽约就中东问题作了幕后交易。
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改变策略，容许苏联插手中东问题的谈判。
作为回报，苏联方面也就改变了它过去一贯标榜的主张，拿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利益作筹码，换取美国对它的让步。
埃及《金字塔报》10月14日在评论苏联的这种行径时指出，苏联“感兴趣的是势力范围的瓜分”，它“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切考虑之上，甚至不惜牺牲原则和小国利益”。
伊拉克《革命报》10月19日写道：
“不应该设想苏联人会为了阿拉伯人而把赌注押在损害他们（苏联）利益的作法上”，苏联这个“盟友”，“完全是一副唯利是图的奸诈嘴脸”。
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苏联的“灵活性”的奥秘。
苏联这种损人利己的“灵活性”并不自今日始。
1967年中东“六·五”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处境困难。
苏联认为这是它乘人之危同美帝争夺中东的有利时机。
于是，它披着“支持”阿拉伯国家加强“防御能力”、“消除以色列侵略后果”的画皮，大举向中东渗透扩张。
那个时候，它开口“援助”，闭口“支持”，调子唱得比谁都高。
但到了1973年10月中东战争中，这位自封的“天然盟友”，却在背后给了阿拉伯人民一刀。
在这次战争中，阿拉伯人民冲破“不战不和”的局面，奋起抗击以色列的侵略。
由于这种形势对自己同美帝争霸不利，苏联立即背信弃义地悍然停止对埃及的武器弹药供应，压埃及停火。
在解决中东问题的方式上，过去苏联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一直鼓吹“分阶段解决”；
而10月中东战争后，美国在中东推行“悄悄外交”和“逐步解决”，把苏联排挤出去，使它难以插手中东问题。
于是，苏联就变换手法，打出“全面解决”中东问题这张牌，同美国争夺解决中东问题的“主动权”。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1973年以前，苏联一直把巴勒斯坦问题说成是“难民问题”，诬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坚持武装斗争是“冒险主义的越轨行动”。
10月中东战争后，苏联在同美国角逐中东霸权中处境不利，在阿拉伯国家中日益孤立。
为了摆脱这种窘境，莫斯科就再一次“灵活”起来。
它利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同美帝讨价还价的一张王牌，竭力标榜“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斗争和“合法民族权利”。
如此等等。
它“灵活”来“灵活”去，万变不离其宗：
一切以在中东保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利于同美国争夺霸权为准则。
最近苏联在苏美联合声明中所表现的“灵活性”，也是追求同一个目的。
人们记得，早在1968年年初，葛罗米柯在一次讲话中就曾经大吹特吹过苏联外交“灵活性”的“好处”。
他说，苏联实行“灵活”外交，就可以“掌握外交主动权、能攻善守、随机应变”。
他强调，“无论那种外交手段”，只要给苏联“带来好处，都不应当不加以利用”。
这位苏联部长先生这番话，不啻给苏联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灵活性”作了绝妙的注脚。
马克思当年在揭露沙皇俄国的外交政策时写道：
“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
把这个著名的论断用在克里姆林宫新沙皇身上，不是也非常合适吗！

广州歌舞团离老挝到越南进行友好访问演出
据新华社万象电
以张束为团长、查烈和王火炎为副团长的中国广州歌舞团结束了对老挝的友好访问演出，11月12日上午乘专机离开万象，前往越南进行访问演出。
访问期间，歌舞团先后在万象、巴色和沙湾拿吉等地共演出了九场，观众达十四万多人，深受观众欢迎。
11月11日晚上，中国驻老挝大使馆临时代办苏生为歌舞团结束对老挝的访问演出举行了招待会。
老挝政府副总理富米·冯维希，宣传、新闻、文化和游览部长西沙纳·西山，交通、公共工程和运输部长萨南·苏蒂查等出席了招待会。
据新华社河内1977年11月15日电
中国广州歌舞团11月11日乘飞机到达河内，14日晚在河内举行访问越南的首场演出。
越南文化通讯部为广州歌舞团前来越南进行访问演出举行了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并观看演出的有：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黎文良，政府副总理黄晋发，党中央委员、越中友协会长黄国越，文化通讯部副部长梅韦，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对外文委代主任武国威等。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赵渊以及在越南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也观看了演出。
越南文化通讯部艺术表演局副局长黄洲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热烈欢迎广州歌舞团前来越南访问演出。
广州歌舞团团长张束也讲了话，表示要通过访问演出为增进中越友谊作出贡献。
演出开始之前，黄晋发副总理接见了张束团长和歌舞团部分演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3日，中国广州歌舞团全体成员瞻仰了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的遗容，并参观了胡志明主席的旧居。

我对外友协代表团离丹麦回国
据新华社讯
以丁雪松为团长、李储文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结束了对丹麦的访问以后，11月14日乘飞机回国。
11月10日晚，中国驻丹麦大使秦加林为代表团的访问举行招待会。
丹—中友协主席菲利普·阿克坦诺和前首相保罗·哈特林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我援建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移交给坦桑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7年11月09日电
由中国援建的坦桑尼亚比哈瓦纳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移交仪式11月07日在多多马专区的比哈瓦纳举行。
出席移交仪式的三百多人中有坦桑尼亚农业部长马莱塞拉、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春以及在这个推广站工作的中国专家。
马莱塞拉部长和刘春大使在移交仪式上发表讲话，赞扬坦中两国友好关系。
比哈瓦纳农业技术推广站是根据中坦两国政府的协定于1973年由中国帮助建立的。
它位于多多马城以东二十公里，拥有四十一公顷的试验田。
推广站除了向坦桑尼亚农民提供良种外，还为当地农民举办农业技术训练班。

我新闻代表团对英国进行友好访问
据新华社伦敦1977年11月14日电
以新华通讯社副社长曾涛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11月14日从哥本哈根抵达伦敦对英国进行访问。
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有：
大不列颠—中国中心主任福特和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远东司司长理·塞缪尔（萨力察）。
中国驻英国大使宋之光也前往机场迎接。
大不列颠—中国中心主席哈罗德·汤普森14日晚举行欢迎招待会。
参加招待会的有：
英国文化委员会主任约翰·卢埃林爵士、《泰晤士报》公司董事长丹尼斯·汉密尔顿、英国广播公司副总经理杰勒德·曼塞尔、英中关系议会小组主席劳里·佩维特等。

我青年羽毛球队访问印度
据新华社1977年11月13日讯
新德里消息：
中国青年羽毛球队自10月29日至11月12日对印度进行了友好访问。
11月05日，中国队在新德里同印度国家羽毛球队进行了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比赛。
两国运动员还混合编组进行了表演赛。
他们精湛的球艺受到观众的赞赏。
德里市长古普塔观看了比赛，并向中国领队和运动员赠送纪念品。
印度教育部秘书萨巴纳亚加姆和德里羽毛球协会分别为中国和印度羽毛球队举行茶会。
印度羽毛球协会主席穆罕默德·沙菲·库雷希出席了茶会。
中国青年羽毛球队还参加由印度羽毛球协会在孟买、阿姆利则等四个城市举行的国际羽毛球赛。
日本、泰国和印度的羽毛球队参加了比赛。
中国队在比赛中获得男子单打冠军。
访问期间，西孟加拉印中友协举行茶会招待中国羽毛球代表团。
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主席比乔埃·库马尔·巴苏出席了茶会。

阿拉伯国家外长特别会议闭幕
加强阿拉伯团结　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新华社突尼斯1977年11月14日电
阿拉伯国家外长特别会议进行了三天后，于14日在突尼斯首都闭幕。
会议通过一项公报和若干决定。
公报说，会议讨论了第8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的筹备工作和加强阿拉伯团结的问题。
公报说，这次会议建议第8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于1978年02月15日召开。
会议还决定：
在1978年01月的第1周举行联合防御委员会会议；
第2周举行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会议；
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将在召开第8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的时候举行。
公报还说：
“会议谴责以色列蓄意侵略黎巴嫩南部的行径，重申所有阿拉伯国家声援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
这次特别会议通过的决定重申遵循第6次和第7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下列决议：
“完全撤出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
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返回家园、自决和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
奉行为反对以色列侵略而斗争的民族原则；
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使它担负起爱国的和民族的职责并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
会议的决定还说，为此，阿拉伯立场的基础就应当是：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权充分发挥作用，并且具有和对阵国家一样的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
决定还重申“阿拉伯有义务拒绝任何缩小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性的企图”。
决定强调指出：
“面对以色列拒绝执行联合国决议和阻挠公正的和平，阿拉伯国家认为，它们有权使用它们认为必要的手段来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会议主席、突尼斯外长哈比卜·沙提在闭幕会上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意义和力量。
他说：
“这次会议的结果证明，阿拉伯国家只要保持团结，就能够对付一切挑战。”

阿拉法特主席访问伊拉克
新华社巴格达电
据巴格达报纸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对伊拉克进行两天访问后，于04日离开巴格达。
据报道，阿拉法特主席在访问期间同伊拉克官员就本地区局势、巴勒斯坦和国际问题举行了会谈。
他在对伊拉克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时说，这些会谈是“有成果的，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