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农业办交通　综合治理好处多
——河南省新安县山区公路建设的调查
编者按：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
“为了普及大寨县，各县都要制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全面规划。
要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河南新安县的同志们认真学习华主席的指示，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围绕农业办交通，解决了这个山区县的一个大矛盾，促进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他们的雄心壮志和实干精神，值得学习。
全国有两千多个县，自然条件各不相同。
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时，都要搞好规划，既要抓好改土治水这个中心，又要安排好综合治理的各个方面，分清轻重缓急，努力做出成效。
河南省新安县的广大干部和社员，把公路建设纳入农业学大寨的轨道，围绕农业办交通，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大大加快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步伐，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为建设大寨县创造了条件。
用辩证法指导公路建设
新安县地处豫西山区，山岭起伏，沟壑纵横，交通极为不便。
1958年前后，这个县修了三条简易公路，初步改善了交通条件。
但是，这些公路质量很差，晴天灰沙遮日，雨天又粘又滑。
特别是山里，水无固道，路无定形。
冬天冰雪封冻，夏天山洪暴发，公路中断，交通阻塞，山货、矿产、粮食运不出来，生产资料、生活用品运不进去。
这种交通状况影响了生产建设，地方工业发展缓慢，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后进状态。
为什么新安县的山区公路发展这样缓慢呢？
原因之一是有些领导干部把公路建设同大办农业对立起来，认为：
粮食不上“纲”，修路顾不上；
甚至认为，修路占用劳力，浪费物力、财力，影响农田基本建设，影响农业生产。
文化大革命前，洛阳地区曾经给新安县拨了一笔修路款和两千吨水泥，新安县因怕占地、怕投工，如数退了回去。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人民精神状态，西沃公社广大群众首先破除了这种形而上学观点。
西沃到狂口之间，只有八里路程，由于中间隔着南石崖，西沃、石井、峪里三个公社的群众到县城来，就要翻过青跃山，绕道担子坡，一来一回多走四十里山路。
1975年初春，西沃公社组织了三百五十名劳力，劈下了十三万方石头，一举炸开了南石崖，打开了通往山区的大门，昔日的羊肠小道，变成了宽阔的公路。
汽车、拖拉机来来往往，山货、矿产、粮食能够及时运出来，山区人民需要的水泥、化肥、生活用品，源源运了进去。
这一年夏季，西沃、石井、峪里三个公社的小麦获得了空前丰收。
这件事使许多人大开眼界。
他们感到：
修建公路同大办农业决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
县委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批判了那种把公路建设同大办农业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把发展山区公路纳入农业学大寨的轨道，作为农业学大寨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动群众，大打修建山区公路的人民战争。
几年来，全县修公路一百五十多公里，改善公路八十华里，新铺柏油路一百三十多华里，建大桥八座，桥涵八十四处，使百分之八十的大队通了汽车。
山区公路的建设，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
现在全县已有汽车二百多部，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四倍；
各种机动车辆七百七十辆，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四十五倍。
新安县的矿藏山货比较丰富，有煤、铁、硫磺、铝和各种药材、木材。
过去由于交通不便，积压太多。
路通了，车多了，生产也增加了。
1976年全县工副业收入已达三千三百六十五万元，占全县国民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
山区公路发展了，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74年以来，全县铺开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一千二百多项，已完成一千一百四十七处，动用土石方一千八百多万方。
治理了二条河，全长八十四华里，打坝四万六千米；
开挖渠道一百九十四条，全长三万四千三百米；
凿洞五千米；
建渡槽三十五处，全长七千米。
改滩造地、闸沟造地六千四百亩；
深翻平整土地三万四千亩；
发展水浇地十万零三百亩，相当于解放以来二十五年发展水浇地的总和。
粮食产量逐年增加，1976年，在旱、涝、雹、虫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粮食产量达到二亿二千万斤，比1965年增长一倍多。
看到新安县的巨大变化，许多同志高兴地说：
“这是辩证法的伟大胜利！”
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综合治理
公路建设怎么搞？
新安县的经验是：
切实做好规划，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他们冲破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打破社队界限，统一规划，协同作战，集中领导，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打总体战，打歼灭战，一治一条河，一治一座山，既修了路，又治了河，治了山。
这就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干出了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气魄，收效大。
1975年秋，县委决定对畛河进行全面治理。
畛河是一条害河，流经曹村、石寺、仓头三个公社，全长七十多华里。
工程竣工后，可造地近八千亩，保护上万亩好地。
摊子一铺开，工地需要大量的水泥、白灰、砂子、石头和其它物资。
在这种情况下，运输成了大问题，光靠人拉杠子抬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为了使几十台汽车、拖拉机、压路机投入战斗，保证物资供应，石寺、仓头两个公社利用二十天时间，突击修了四十五里石子公路。
公路修通以后，运输问题解决了，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
公路修通了，害河治好了，造出大片耕地，培育大批树木，收到多方面成效。
1974年以来，全县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投资共二千万元，群众自力更生解决了一千八百九十万元。
钱从那里来？
主要是立足于发展社队工副业生产。
1976年社队工副业收入达一千六百九十八万元。
在劳力安排上，新安县采取了专业队与人民战争相结合的办法。
专业队坚持常年，人民战争随时配合。
他们还把文教、卫生、商业等各行各业适当地组织起来，把全县的汽车、拖拉机调动起来，支援工程建设。
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大都是跨社跨队的大型工程，加强各级党委的组织领导，是搞好工程建设的可靠保证。
在跨社跨队工程中，新安县委十分注意执行党的政策和对干部社员的思想教育，既不能搞一平二调，又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石寺公社上孤灯大队地处畛河上游，公社给他们分配了四百八十六米筑坝和修路任务。
这个大队党支部内有人不同意，认为上游投工多，垫地少，划不来。
可是上游不治，下游就不能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工作队和公社党委坚持对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进行共产主义风格教育，大讲社会主义协作精神，使他们认识到，这种“划不来”的思想，是只顾自己不顾全局的思想。
他们的认识提高后，高速度、高质量建成了这段风格坝，铺成了这段风格路。
本报通讯员

抓生产非坚持质量第一不可
第1汽车制造厂铸造分厂老工人　杜贵勇
我是工人出身的基层干部，干了三十多年的铸造活。
长期的生产斗争实践使我认识到：
要搞好生产，就得坚持质量第1。
前几年，“四人帮”对工业生产的干扰、破坏是严重的，对产品质量的破坏尤其突出，我们分厂就深受其害。
我们不少坚持要搞好质量的老工人和干部，也是身受其害的。
1972年，周总理就质量问题作了重要批示以后，我被派到缸体车间抓质量，搞管理。
我和车间干部一起，依靠广大群众，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基础工作，不到半年时间，缸体废品率就大幅度下降，达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好水平，生产变被动为主动。
那一年，全厂出现了一派抓质量、搞管理的大好形势，汽车质量开始好转。
一机部在长春专门召开了会议，交流机械工业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的经验。
但是，“四人帮”及其在东北的那个死党拒不执行周总理的批示，大反一机部长春会议，他们还指使人到我厂秘密搞调查，翻资料，查背景。
派来的工作组，连我这个基层干部也不放过，说我“搞回潮”，“搞复旧”，以整顿班子为名，把我调离车间，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孔老二”。
我怎么也想不通。
我从小当童工，是党和毛主席解放了我，教育了我，给了我一切。
我按照周总理批示抓质量、抓管理有什么罪？
后来才明白了，根子就在林彪、“四人帮”，他们是破坏产品质量的罪魁祸首。
现在，“四人帮”虽然已经垮台了，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还必须继续揭，深入批。
只有把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彻底搞清楚，提高产品质量才能有真正的保证。
我们有些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毒害，染上了一种资产阶级坏作风，图虚名，说空话，粗制滥造，不顾质量，还说什么“废品出得多也说明工人干劲大嘛”！
有些同志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认为讲数量就顾不上质量，讲优质就不能高产。
我们车间原排气管小组有些工人，为了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经常早来晚走。
由于忽视了产品质量，却出了不少废品，经常影响装车。
另一个缸盖小组，非常重视产品质量。
他们虚心学习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认真贯彻执行工艺操作规程，人人把住质量关，使缸盖毛坯的废品率降到比历史最好水平还低。
尽管缸盖小组造出来的箱数没有排气管小组造的多，但是质量好，一个顶一个用，不仅没有影响装车任务，还有储备。
这两个小组的情况摆得多清楚：
数量和质量是辩证的统一，有质量才有数量。
今年年初，分厂党委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在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把提高产品质量的工作作为学大庆、创大庆式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
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大打质量翻身仗。
半年多来，我们重点抓了以下三个环节：
一是认真搞工艺。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许多合理的工艺被破坏了。
以汽缸体为例，十八道工序取消了九道，还流传着一种说法：
“执行工艺多受累，不自由”。
在今年的整顿工作中，我们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对各条生产线的所有工序，一道一道地进行分析，使大家认识到工艺是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一道也不能少。
只有遵守工艺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生产出合格的铸件；
不遵守工艺就会多出废品，也就没有自由。
这样，我们恢复了合理的工艺，大家都能自觉地执行它。
二是合理使用、维护设备和工艺装备。
这也是保证产品质量不可缺少的生产手段。
过去，我为了严格执行工艺，随身携带手电筒、卡尺、硬度表三件工具，经常用手电筒照一照，看砂型内有没有掉砂，用卡尺量一量，看尺寸对不对，用硬度表测一测，看硬度够不够，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四人帮”横行时，这三件工具也被说成是整工人的东西，结果，许多老工人不敢用，新工人不会用。
由于长期不用，工具也丢失了，保证质量缺乏准确的依据。
今年在整顿工作中，分厂党委组织我们老工人给青年工人讲课，作示范操作表演，让大家懂得合理使用工具对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作用。
工人们说：
“三件工具三件宝，保证质量少不了。”
三是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
我们分厂青年工人较多，大部分缺乏基础技术训练。
前几年，由于受到“四人帮”的毒害，一些青工认为铸造无技术可学，说什么“一天站，二天看，三天就能跟着干”。
结果，老工人不敢传技术，技术人员不敢钻技术，青年工人不敢学技术，因为不懂技术，蛮干、瞎干而造成大批废品。
在揭批“四人帮”，开展“三大讲”活动中，我们联系实际，开展了一场“要不要学习技术”的大讨论，同时组织了一些老工人重返第1线，进行操作示范表演，使大家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
许多青年工人说：
同样的设备，同样的原材料，为什么老工人干出的活质量高，我们做不到呢？
主要是技术不过硬。
通过揭批“四人帮”，为革命学技术的风气越来越浓，各种类型的技术训练班办起来了，群众性的岗位练兵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铸件质量大大提高了。

文化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出通知
切实做好艺术院校的招生工作
新华社1977年10月29日讯 文化部和教育部最近联合发出《关于全国艺术院校1977年招生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做好艺术院校的招生工作，对于造就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文艺人材，关系极大。
二十八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艺术院校的招生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也受到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
通知强调，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肃清他们在艺术院校招生工作中的流毒和影响，搞好今年的招生工作。
通知说，由于各种艺术专业在培养人材上有不同的特殊要求，选择具有学习艺术专业条件的人材不易，所以招生时，选择的面要宽，备取的名额要大，招生方法也要有所不同。
通知规定，文化部直属的艺术院校可以在全国招生；
上海、浙江、广东、湖北、四川、沈阳、陕西、天津等省、市的艺术院校可在本大区范围内招生；
内蒙古艺术学校，可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招生；
延边艺术学校可在辽宁、黑龙江等地招生；
其他艺术院校在本省、市、自治区招生。
通知对艺术院校的招生对象、条件、办法作了具体规定。
通知最后说，为了切实做好艺术院校的招生工作，各级招生部门要加强对艺术院校招生工作的领导，各地文化部门要积极支持。
艺术院校招生应安排在普通院校招生之前进行。

毛主席语录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没有高质量就没有高速度
本报评论员
现在，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要高速度，是真要，是半真半假地要，还是假要？
你是真要高速度，就要重视产品质量，在优质中求高产。
这样的高产，是实实在在的，有多少数量就有多快的速度。
你是假要高速度，就粗制滥造，以次充好，用牺牲质量的办法来求数量，这样的产量，是浪费，是浮夸，图虚名，惹实祸，数量再多也不等于有了高速度。
毛主席早在1960年就指出：
数量不可不讲，把质量提到第1位，恐怕到时候了。
长期以来，许多地区、许多部门、许多企业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流毒所及，竟不敢理直气壮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有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不深，贯彻执行得不好。
现在，我们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按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办，真正把质量摆到第1位上来。
英明领袖华主席最近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国人民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
为此，就要加快国民经济发展速度。
要把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搞上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确处理多快好省的关系。
近几年来，“四人帮”对产品数量的破坏是严重的，对产品质量的破坏更为严重。
许多工矿企业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开展了质量大检查，清除流毒，揭露矛盾，加强管理，使产品质量下降的局面有了改变，但离今年初见成效的要求还有距离。
产品质量不好，仍然是当前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严重障碍。
我们必须抓住整顿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个重要环节。
“抓产量，顾不上抓质量。”
有些同志一谈到加快速度，就是这么看，也是这么做。
在他们看来，速度问题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与质量无关。
毫无疑问，产品数量的迅速增长，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生产的速度。
因此，要用很大的力气去抓数量，不重视数量是不对的。
问题是数量要上去，离开质量行不行？
不行。
经济建设中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有些企业只抓数量，不顾质量，抓来抓去，速度还是上不去。
其原因就是生产过程中废品太多，质量太差，影响了数量。
比如，电站大锻件的数量，长期满足不了需要。
是没有生产能力吗？
不是。
是没有掌握生产大锻件的先进技术吗？
也不是。
关键是质量不好，生产的数量不少，合格品不多。
近年抓了质量，采取了相应的技术措施，合格率由百分之五十提高到近百分之九十，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大大缓和。
事实证明：
质量抓上去了，数量也跟着上来了，这就是优质保高产。
生产过程中的废品多，既不能按计划提供一定数量的产品，又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国家有限的物资不能用在刀刃上，影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怎么能有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呢？
质量不好是很大的浪费，也是很大的浮夸。
我们要坚决反对这种浮夸风。
我们生产的产品必须是符合一定质量标准的产品。
有的企业用牺牲质量的办法去完成产量，表面上数量上去了，好象速度增长得很快，实际上那个数量是虚假的数量，而不是真实的数量。
比如，有的煤矿生产的煤炭，质量下降，灰分和含矸率很高，灰分和矸石占用了火车车皮，对铁路运输来说，不是很大的浪费吗？
至于机械产品，有一个性能和寿命的问题，同样数量的产品，性能和寿命不一样，使用价值不一样，对生产发展速度的作用和影响也就不一样。
我们现有的机械化采煤机组，由于设备质量不好，或不配套，一套不能顶一套用。
如果我们的采煤机组的质量都是很好的，煤炭增长的速度不是可以大大加快吗？
加快建设的速度，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因此，生产中既要考虑数量，更要考虑质量，那种“质量虽不好，不愁没人要”的态度，那种“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思想，那些在生产中弄虚作假，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追求表面数字的作法，都是与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不相容的。
它表现出来的是质量问题，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与企业之间，生产者与用户之间，决不是什么买卖关系，而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有对用户负责到底的精神。
我们在考虑生产的时候，决不能仅仅考虑产品有没有人要，更要考虑对用户是不是经济合用，能不能发挥最大的经济效果。
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首先必须使一切产品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
当然，我们同时应该看到，我们许多产品的质量，同世界先进水平比较，还有一定距离。
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达到目前的质量标准，而要提出更高的要求，不断提高产品的耐用性、可靠性和其他技术性能，用更先进的产品，来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两种态度　两种结果
杨知新同志两次给本报来信，谈的是一个问题，表述问题的语气和感情，前后大不一样。
这是发人深思的。
杨同志买的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发生了故障，上海无法修理，请求生产单位北京无线电厂帮助解决。
他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回答。
这使他“哭笑不得”，“想象不出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写了一封十分气愤的信给本报。
本报把信转给有关部门，提请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北京无线电厂在上级领导帮助下，迅速改变了态度，派负责同志专程赴沪，为杨知新同志解决问题，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并向他作了深刻的检查。
这使他“深受教育”，感到“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这样，他写了第2封热情洋溢的信。
两种态度，两种结果。
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单位，对待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北京无线电厂正确对待这个问题，迅速转变作风，改进服务态度，并把正确处理好这件事作为进一步整顿企业、学好大庆的推动力，为把本厂办成大庆式企业而努力。
这是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应当采取的态度。
把这种精神坚持下去，不断发扬光大，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庆式企业，必将出现在首都的工业战线上！

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杨知新同志给本报的第2次来信编辑同志：
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向您们表示感谢！
今天上午，北京无线电厂党委的同志专程来沪，到我家访问，极虚心地听取了我对他们厂处理我买的那架半导体收音机退修的意见，从路线上作了深刻检查，同时换了一架收音机给我。
这一行动使我深受教育，感到被“四人帮”搞乱的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感谢华主席，感谢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我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技术人员。
今后我一定牢记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实现周总理的遗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使我国科学技术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战斗。
再一次感谢您们认真处理人民来信。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　杨知新
10月11日

四川各地秋耕秋种进入高潮
据新华社成都1977年10月29日电
四川各地秋耕秋种进入高潮。
目前，全省准备种植越冬作物的田地大部分已经翻耕；
油菜已经基本完成播种任务，小麦和豌豆、蚕豆等正在加紧播种。
全省耕、播进度和质量都超过了往年同期。
在秋种之前，四川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采取割青草沤绿肥、铲草皮沤堆肥等多种办法，为每亩夏熟作物准备了二、三千斤底肥。
同时，大力发展红萍，准备作夏熟作物的追肥。
为了扩大夏熟作物的播种面积和提高单产，各地狠抓了农田基本建设。

希望北京无线电厂改进服务态度
——杨知新同志给本报的第1次来信编辑同志：
今年03月21日，我在上海交电商店购买半导体收音机一架。
04月托人送往西藏山南地区我的妹妹那里，希望她能听到北京的声音。
可只半个月，就没有声音了。
送回上海，由上海交电商店修理。
修后送回西藏，不几天又坏了。
只能再寄回上海，又请交电商店修理。
从05月到07月，两个多月共修了六次，一直没修好。
最后，上海交电商店与我协商，叫我直接送生产单位北京无线电厂，并开具盖有革委会公章的证明，说明上海已无法修复。
我于08月初装箱邮寄北京无线电厂。
几次去信询问，一直无音信。
今天收到北京无线电厂的回信（见附信——编者注），真使我哭笑不得。
我去了几封信，他们直到今天才回这样一封信。
原来邮去的箱子还在邮局躺着。
一个消费者为了修一台他们厂出的收音机，花了四个多月，往返十多次，最后在上海交电商店实在无法修理的情况下，请他们协助，结果他们对消费者竟是这种态度。
产品质量不好，只有抓住每一个问题深入研究，才能不断提高。
今天送问题上门，请他们研究，他们不仅不借此进行教育，作为改进工作、提高产品质量的推动力，相反却提出一连串只有内行才懂的问题，要消费者回答，岂非怪事？！
不是努力求进，提高产品质量，改进服务态度，却在计较回信要附邮票。
这种态度，怎不令人痛心。
他们想过没有，从郊区到市内来回送修十多次，托人带到西藏又送回（来回三次），最后装箱邮寄，这损失难道是消费者活该的？
不但活该，还因不明他们的手续，可拒之不理。
这真使我完全想象不出是怎么一回事。
收音机我也随便了，怎么处理都好。
但这一事实，使我万分痛心。
我衷心希望有关部门注意这种情况，同时多收集一些国产收音机存在的问题，多作研究，把质量搞上去。
特别把送上门的差距，尤其是象上海交电商店已修不好的病，认真看看，研究研究才好。
要是有人给我们送来这样的产品，我们是万分欢迎的。
因为它常常是我们的“好老师”，甚至在一般常情下是不可多得的“好老师”。
可这位“好老师”，现在却被讨厌地、怕人不付钱地掷在一边。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　杨知新
08月29日
附：
北京无线电厂的复信杨知新同志：
你的收音机是今年03月21日在上海交电商店买的，尚在商店半年保修期内。
现在，你把收音机寄到北京工厂“帮助解决”什么？
来信没有说明。
上海交电商店的信，内容是什么？
附在箱内，难以猜测。
假设是请厂修理，那么，修理的一切费用是由上海交电商店付？
还是怎样？
情况不明，无人领取包裹。
机器究竟有什么问题，上海交电商店怎么不能修复？
怎么“每星期送修，隔星期取回”，究竟为什么？
一台收音机，是几十个工厂生产的元件、器件装配起来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对外涉及若干规定，对内涉及部门分工等等。
因此，情况不明，不知应该如何。
顺便谈一谈，工厂本部是大生产单位，修理另有修理部，不在厂内。
看来，事情不会很快解决的，不见汇款是不会寄出的。
如仍需联系，又需争取时间，应附回信邮票。
工厂复信，需经收发室集中后，邮资总付，时间很长。
这次是个人垫付的。
不说以后还不清楚。
工厂部门多、人员多、分工细，事情是复杂的，不象想象那样。
信要精练，无关的不写，有关的要写清。
北京无线电厂革命委员会（群众来信专用章）
08月26日

桂花公社桂花丰收
湖北省咸宁县桂花公社今年桂花总产量达到十九万一千多斤，比1976年增产六万七千多斤，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桂花公社是全国主要的桂花产地之一。
为了发展桂花生产，去冬今春，全公社组织了一批劳动力上山垦荒，扩大桂花基地。

沙田柚创高产
著名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沙田柚今年总产量达到一百五十多万只，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容县沙田柚属柑桔类，已经有二百多年栽培历史，一般果重二至三斤。
这种柚香甜可口，柚核可做中药或提炼工业用油，柚椽可以用来做高级芳香油的原料。

河北战胜干旱种完冬小麦
据新华社石家庄1977年10月29日电河北省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在党的十一大精神鼓舞下，以揭批“四人帮”为动力，战胜严重干旱，胜利完成了冬小麦播种任务。
早播的麦田一片碧绿，生机勃勃。
今年河北各地播种冬小麦一般比往年早动手十天到半个月。
到10月15日，全省已播种小麦四千一百多万亩，其中适时播种的面积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为了把夏粮生产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带动整个农业大上快上，今年河北各地在种麦工作中，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
绝大部分麦田先浇水，后整地，再播种，做到了墒足、地平、肥多、园田化种植。
全省园田化麦田面积扩大到两千四百万亩，比去年增加六百万亩；
经过深耕深翻的麦田面积有三千一百多万亩，比去年增加四百万亩；
水浇地麦田面积扩大到三千五百四十万亩，比去年增加一百四十万亩，占麦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六；
优良品种小麦的播种面积有三千七百六十多万亩，占麦田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二。
从08月下旬以来，河北省很少下雨，旱情相当严重，给播种小麦带来很大困难。
各级党组织带领干部和群众，大打一场抗旱种麦的人民战争，全省先后投入劳动力一千六百八十多万个。
目前，河北农村正在抓紧时机，对缺苗欠墒的麦田进行查苗补苗，浇补墒水，并适时展开麦田管理，促使麦苗盘根分蘖，确保小麦苗全苗壮，安全越冬。

甘肃展开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
宋平、韩先楚、肖华同志带领省市机关干部和指战员到兰州郊区工地劳动
新华社兰州1977年10月29日电
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已经在甘肃全省展开。
中共甘肃省委第1书记宋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司令员韩先楚和第1政委肖华，带领甘肃省、兰州市机关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万二千人，于10月下旬一连三天在兰州郊区人民公社的工地上参加劳动。
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发出的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的号召，甘肃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决心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件社会主义大事来抓。
现在，全省秋收基本结束，一场冬修农田水利大战，已在陇中干旱地区、河西走廊、陇东高原和甘南山区次第展开。
各级干部踊跃地带领广大社员群众走上了第1线。
兰州郊区人民公社的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车来人往，气象壮观，不少头发花白的老干部和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和社员一起，挥汗大干。
水阜公社水阜大队有六个六十多岁的老汉，看到白发苍苍的领导干部同社员一道干得欢，很受鼓舞。
本来生产队照顾他们上了年岁，给他们干轻活，他们不要这个照顾，扛上铁锹到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干起来了。
宋平、韩先楚、肖华等领导同志与干部、战士同车上工下工，中午就在工地休息，和群众同吃带来的干粮。
休息时，他们还召开座谈会，同干部、社员一道，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鼓励大家立志大干，一定要使农业生产落后的甘肃省迅速赶上去。

调查附记
今年08月底，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杨知新同志给本报来信，对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质量和这个厂的服务态度提出意见，并附来这个厂给他的一封复信。
我们把信转给北京无线电厂，意思是希望他们正确对待人民来信，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态度。
开始，这个厂的领导还不够虚心。
后来在上级领导的帮助下，厂党委很快改变了态度，连开了几次会，认真检查了思想路线和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并立即着手改进工作，现已初步收到成效。
这个厂是个老厂，产品质量一般较好。
在以前全国收音机评比中，他们几次名列前茅。
厂领导背上了“名牌”的包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对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看不清，对产品质量问题不注意，对用户意见不愿听。
从处理杨知新同志来信这件事上，集中暴露了企业在路线、方针和领导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厂党委认识到：
他们最初对杨知新来信的态度是错误的，对本报转去的信的处理也是不适当的。
问题发生在下边，责任在领导。
这反映了企业还没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领导作风还不端正。
厂党委表示：
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把正确处理好这件事作为进一步整顿企业、学好大庆的推动力。
10月09日，厂党委派一名副书记，带着检验科的同志，专程到上海，登门拜访杨知新同志和上海市交电商店，虚心听取他们对产品质量的意见，并对以前的错误态度当面作了深刻检查。
这使杨知新同志很受感动，给本报寄来了第2封信。
在工厂内部，党委决定集中一个多月时间，领导开门整风，并同群众一起开展“三大讲”，发动群众清算“四人帮”在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和服务态度等方面的流毒和影响，在全厂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
现在，群众正围绕着办企业路线问题、领导的作风问题等展开热烈讨论。
党委和厂革委会领导成员，深入到每个车间和基层单位听取意见。
装配车间工人同志向党委提出：
领导虽然辛辛苦苦，但是“四人帮”的流毒没肃清，人的思想上有包袱，工作还是推不开。
这只能说领导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过去厂里的技术管理很不严格，技术系统机构很不健全。
现在正结合思想整顿，着手成立总工程师办公室，下设工艺科、设计科、检验科。
在组织整顿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大力加强技术管理和质量检查工作。
这个厂每年都收到大量群众来信，反映产品质量问题。
对这些信件，过去党委很少过问，把它当作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务工作，推给下面几个同志去处理。
现在不同了，从思想认识上来了一个大转变，真正把这些群众来信看作是送上门来的“好老师”。
党委规定，厂领导每月要召集检验科、修理门市部和信访组三个有关单位开一次会，了解群众意见，从中发现并及时解决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
杨知新同志退回的收音机，连同他的来信，现在一起陈列在厂内。
党委决定把它作为勉励大家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教材。
这个厂的党委决心带领职工群众把企业进一步整顿好，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态度，扎扎实实学大庆，为把北京无线电厂办成大庆式企业而努力奋斗！
本报记者

通化地区鹿茸增产
吉林省通化地区今年鹿茸增产，总产量达五万多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通化地区是一个著名的驯养梅花鹿的地区。
辉南、抚松、海龙等县有十多个国营养鹿场，还有许多社队也办了养鹿场。

郴州地区发展油茶
湖南省郴州地区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狠抓油茶林的建设。
今年以来，全地区垦复油茶林九十九万多亩。
目前，各地油茶林丰收在望。
郴州地区是湖南省油茶重点产区之一。
全地区有油茶林二百四十万亩，约占全省油茶林面积的六分之一。
在贯彻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中，郴州地委认真总结经验，决心把油茶生产搞上去。
今年，全地区抓住“双抢”前和秋收前两个有利时机，组织六十多万人上山垦复油茶林，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质量之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

长泰砂仁增产
福建省长泰县砂仁今年又获丰收，总产量比去年增长四成，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长泰县种植砂仁已有二百多年历史，是我国砂仁药中优质高产品种之一。
长泰砂仁味道芳香、辛辣、浓甜，主治慢性胃炎，止吐泻，驱风安胎。
（据新华社）

黑龙江柞蚕获得丰收
我国北方新兴的柞蚕产区——黑龙江省今年放养的九千五百多把柞蚕获得丰收，平均每把产茧五担以上，比去年提高百分之四十，全省柞茧总产达到四万八千担，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二。
同时还生产了种茧八千万粒，母元种一千二百万粒，为进一步发展养蚕打下基础。
黑龙江省有大面积适于放养柞蚕的柞树林。
解放前曾有个别地方试养过柞蚕，但都失败了，因此有人说北纬四十五度以北地区不能养蚕。
1958年以后，各地人民公社重新开始放养柞蚕，并获得了成功。
现在，全省从南到北，已有四十四个县年年放养柞蚕。

时时刻刻想着群众
——影片《今天我休息》观后
尹　安
《今天我休息》，是诞生在大跃进年代的一部影片。
十多年过去了，重看《今天我休息》，依然感到很亲切。
这部影片通过户籍警马天民在一个休息日里一天的活动，以饶有风趣的喜剧手法，新颖活泼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新道德、新风气，热情地歌颂了马天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使观众在轻松愉快的笑声中受到了一次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
作为一个光荣的人民警察，马天民最突出的优秀品质，就在于他始终不忘“人民”这两个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心一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正是出于这一点，马天民“闲不住”：
休息日里，他帮助迷路的公社社员解决困难，送小花花上医院急救，把红领巾捡到的皮夹送还失主……。
也正是出于这一点，马天民“管得宽”：
在马路上，他见到一个莽莽撞撞、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就耐心规劝，反复教育，户籍警过问起交通警的事来……。
休息天与工作日一个样，马天民整个的心都扑在革命工作上，确实做到了“全心”；
“分外”的事与“分内”的事一个样，马天民把深厚的阶级情意都倾注在人民群众身上，确实做到了“全意”。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在抢救小花花的过程中医生与马天民的对话，给马天民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作了很好的注脚。
医生：
“这孩子几岁啦？”
马天民：
“三足岁不到，还欠两个月……”
医生：
“他以前昏厥过吧？”
马天民：
“没有，从来没有。”
医生误以为马天民是病孩的家长，但是，不是小花花父亲的户籍警马天民，回答却和家长一样的流利、自然、清楚。
从这短短的几句答话里，我们看到马天民的群众工作是做得何等的细致，关心群众的阶级情意又是何等的深厚！
马天民对群众贴心，群众对人民的警察放心。
在炼钢炉旁，当花花的父亲听说是马天民把病孩送到医院时，立即说：
“行了，老马去了，有马天民在那儿，比我还强呢！”
群众的信赖，这是对马天民助人为乐的优良作风的高度赞扬。
马天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上，更闪耀出夺目的光辉。
马天民的休息日，不是一般的休息日，这是他第1次和别人介绍给他的女朋友邮递员刘萍正式见面的日子。
这对他的个人生活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
但是，第1次约好在派出所所长家里见面，马天民因急群众之所急，为帮助迷路的公社社员送小猪而误约；
第2次约好在电影院门口碰面，马天民因忧群众之所忧，为送小花花上医院急诊而失约；
第3次约好在刘萍家里见面，马天民又因想群众之所想，为把皮夹送还原主而再次耽误了时间。
一次又一次地错过机会，难道马天民不懂得这次见面的重要性？
不，什么事重，什么事轻，马天民的心里是有一杆秤的。
在他看来，自己所做的事情虽然平凡而琐细，但每一桩每一件都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一个人民警察在那种场合应该而且必须做的。
正因为马天民深深懂得这些平凡的事情后面蕴藏的不平凡的意义，所以当个人的事情与集体的事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把个人的事忘了。
这个“忘”字，不正是马天民舍己为人、公而忘私精神的具体表现吗？
一朵鲜花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
影片在热情塑造马天民这个可爱的人物的同时，还用速写式的手法，简练而真实地展现了我们社会里正在蓬勃成长着的共产主义精神。
1957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共产主义精神蔚成风气。
公社社员在押送小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责任感，外号叫“小组长”的女工爱管“闲事”的那个热乎劲儿，三个红领巾拾到了皮夹立即送到派出所的优秀品质，乘客为了抢救病孩而一致建议汽车遇站不停直开医院，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新人新事新风尚。
给我们印象更深的，是发生在马天民宿舍里的两个富有喜剧意味的镜头。
一次是马天民因规劝违反交通规则的“冒失鬼”而失约，待他回到派出所推开房门一看，坐在里面等候他的不是刘萍，而是热心的居民许大妈。
原来她为了照顾马天民的生活，偷偷地给他洗衣服来了；
一次是马天民为抢救病孩没有理完发就走了，等他和刘萍消除了误会回到宿舍，一推房门，里面又坐着一个人。
原来是“事不过夜”的理发师惦念着理了一半发的马天民，给他继续理发来了。
这两个出乎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细节，既生动地反映了警、民亲如一家的融洽关系，又表现了助人为乐、互相关怀的共产主义风格正在我们的社会里生根、开花。
在彻底批判“四人帮”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破坏党的群众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法纪的罪行的时候，影片所歌颂的这种新的道德和新的风尚，正是值得我们大力发扬的，马天民在平凡的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学习的。

桂枝香
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纪感
金尧如
悲欢相续，正秋风今又，人间非昨。
愁极去年此际，三星陨落。
一帮魔怪团团舞，欲吃人，伪传遗嘱。
昊天无语，安危谁系，可堪沉陆？
鸣锋剑，劈空飞逐，化霹雳千钧，势如破竹。
四海腾欢，一夜天翻地覆。
回头一觉但丁梦，幸神州，未演神曲。
革命代有，英明领袖，千秋祝福。

毛主席的还书便条
每当走进韶山陈列馆的第二室，挂在中墙上的那件珍贵文物——毛主席少年时代的一张还书“便条”便映入眼帘。
由于年代久远，纸已有些破损发黄了，但上面的墨迹依然清晰可见。
我们凝视着便条上那遒劲挺拔的字体和所列的书目，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少年时代那种刻苦学习、追求真理的情景，似乎浮现在面前。
毛主席从八岁开始，就先后在本地的南岸、桥头湾等地私塾读书六年；
十三岁至十五岁时，停学在家劳动。
在这期间，他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仍坚持在小桐油灯下刻苦学习，常常是彻夜不眠。
毛主席非常喜爱读书，凡是本地能借到的书，几乎都借阅完了，还想方设法到外地去借书看。
靠近韶山的湘乡棠佳阁一带，更是毛主席当年常去借书和求学的地方。
从上屋场去棠佳阁，要走三十来里崎岖的道路，还要经过几座丛林茂密、野兽出没的山岗，涉过几条湍急流深的溪水。
但是，不管是春夏秋冬，也不管是雨雪阴晴，他为了追求新知识，一直在不辞劳苦、勇敢顽强地攀登那起伏连绵、巉岩壑谷的高峰。
夜深了，毛主席卧室那盏小桐油灯，还在吐着黄灿灿的火苗。
灯光下，毛主席端坐在靠窗的方桌前，捧着各种书籍，聚精会神地学习着。
他忽而奋笔疾书，忽而托首沉思；
书籍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心得体会，圈画着各种符号；
字里行间，凝集着他的心血和抱负……
毛主席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惊人的记忆力和渊博的知识，博得了同学和老师的敬佩与称颂。
大家不懂的问题，都跑来找他解答。
毛主席小时候的一位老师曾经感慨地说：
“润芝真是个了不起的奇材！
我一世读过的许多古今中外的典籍，他几年工夫就全部借去读完了，见解更比旁人精深……”
毛主席在读书时，善于独立思考，喜欢在书上圈圈点点，加写批语。
他在读了许多书籍之后，渐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书里写的都是文官武将、才子佳人，而没有种田的农民？
后来毛主席把书上的内容加以分析，又联系社会现实反复思考，终于找到了答案：
这就是因为农民终年辛勤劳动，吃不饱、穿不暖，哪有机会去上学念书？
他们不识字，更不会写书。
那些写书的人不是农民，更看不起农民，当然不愿意写、也写不出种田农民的书来。
青少年时代的毛主席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和要求，更热爱祖国，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内忧外患。
“便条”上提到的《盛世危言》等许多宣传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进步书刊，对他很有影响。
特别是有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对他的影响更大。
这本小册子一开头就写道：
“呜呼！
中国覆亡有日矣！”
他在读了这本书后，了解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同封建势力一起统治压迫中国人民的情况，深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担忧，感到努力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
这一切，使他产生了追求真理、立志挽救国家危亡，解除人民痛苦的深切愿望。
毛主席还书“便条”这件珍贵文物，已为千万人所熟识。
毛主席在少年时代那种刻苦学习、追求真理的光辉榜样和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发愤学习，勇攀高峰。
韶山陈列馆供稿（附图片）

追念他——为了永不忘记
马可　遗作
1975年10月，为了纪念冼星海同志逝世三十周年，曾举办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
“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死党于会泳之流，极力阻挠和破坏音乐会的举行。
针对这种情况，马可同志写了这篇纪念文章。
他在日记中写道：
“题为《追念他——为了永不忘记》，这是针对有人就是要‘忘记’他、摒弃他而言。”
我们今天在这里发表这篇文章，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逝世三十二周年，也是对优秀的革命音乐家马可同志的怀念。
——编者
1945年09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
消息传到延安，全城沸腾，敲锣打鼓扭秧歌，到处宣传这振奋人心的消息。
过了几天，在我们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流传着又一个好消息：
我们亲爱的老师冼星海就要回来了。
他是五年前为一件工作任务去苏联的。
他会带来多少新作品呀！
我们又要在深夜听他生动地讲课，又要在窑洞前看他给我们排练新节目了。
可是，没过多久，出人意外地，一个最坏最坏的消息传来了：
冼星海同志于10月30日病逝于莫斯科！
我们目瞪口呆，谁也不敢相信，谁也不愿相信。
但这是领导上正式宣布的。
在追悼会上，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写来的挽词：
“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这几个字道出了我们心中的千言万语。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人民的音乐家”意味着什么呢？
他将在我国音乐的历史上占着什么地位呢？
这样想着，冼星海一生的坎坷道路不由得象电影一样在我的头脑中映出。
他生在中国南海边上一个贫苦渔民的家庭里。
降生之前，父亲就死去了；
坚强的母亲带着他在命运的大海中挣扎。
白天，他在风吹日晒中磨练；
晚上，他在母亲的催眠曲中入睡。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上了音乐的最初一课，并且深深爱上了音乐。
1918年，他进广州岭南大学半工半读。
他花掉全部工资，耗尽业余的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最后成为一名年轻音乐教师、名噪一时的“南国箫手”和提琴家。
然而他是一个不肯轻易向他还没有摸透的事物就范的人，他要去进一步探索。
1928年，上海成立了中国第1所音乐院，他毫不犹豫地投身进去。
这时，遭受着近百年侵略、奴役、屈辱的祖国大地，流淌着一片血汗和眼泪。
冼星海面临着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迫切问题：
学音乐，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究竟有多少价值？
他受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教育救国论”的影响，曾经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普遍的音乐》的短文，说中国需要的不是贵族化的私人音乐，而是要普及音乐教育，提高人民文化，使国家富强起来，产生自己的贝多芬。
但是，就是这么一点贫困的民主思想，也为反动统治当局所不容。
他在一次学潮中被开除了。
中国这么大，竟找不到一个能够满足这位勤奋的“南国箫手”学习愿望的地方。
于是，他向朋友们宣布了一个被认为是荒诞无稽的计划：
他要到巴黎去学音乐！
他在巴黎六年。
其中有大半时间与其说是为艺术，不如说是为生存而挣扎着。
他多次在梧桐树下饿晕过去，几乎就要被警察送进陈尸所，但生命之火在这个精壮的渔民之子身上终未熄灭。
他当抄谱员、码头临时工、饭店侍者、门房和浴池杂役，或象街头流浪汉那样拉提琴求乞。
不管白天怎样劳累，晚上还要刻苦学习。
终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音乐院的高级作曲班，作品《风》也获得了巴黎音乐院的荣誉奖。
当冼星海被问到他愿意接受什么样的物质奖品时，他只费力地说了两个字：
“饭票”……
1935年，冼星海舍弃了留在巴黎能获得个人成功的生活道路，毅然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
他看到阔别六年的祖国，不禁热泪滚滚。
他看到码头上趾高气扬的帝国主义分子鞭打着苦力、黄包车夫及形容枯槁的同胞时，眼泪又被心中的怒火烧干了。
这年冬天，“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烈火燃遍全国。
冼星海毫不犹豫地投进了游行的行列中。
有人知道他是音乐家，给了他一首歌词，他立即倚墙谱写成一首战斗歌曲，只用了五分钟时间。
这歌曲立刻就成了游行队伍豪壮的声音：
“枪口对外，……不打自己人！”
人民群众要求国民党反动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口号，象电波一样，通过音乐旋律，不久就传遍了全国。
一家唱片公司发行这张唱片发了财，老板很欣赏冼星海的才华，签署了一张数额诱人的支票，要求冼星海继续写歌，但是要写象“妹妹，我爱你”那样的。
处在生活极端困苦境地的冼星海，听了这话，两唇紧闭，象铁铸似的，扔掉支票，拂袖而去。
星海同志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从此我找到了音乐为祖国服务的道路。”
他在这道路上付出的是汗水和激情，得到的不是金钱，而是千千万万人通过他的旋律传来的革命情感的交流。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了，他是第1批参加“救亡演剧队”到内地宣传的人。
我就是这时候见到他的。
我们一群青年学生有点惴惴不安地等待这位“神秘”的大音乐家出现，但出人意外：
他不过是个和我们差不多的普通青年人，只有黑红的脸孔和眼角皱纹显示着比我们多经受过一些生活磨练。
他用平易的语言同我们讲音乐、讲作曲，顺手拣起一根柴棒来教我们指挥歌咏队。
短短五天相处，我们和他已是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了。
他走后，他的歌曲象春风野火般地在我们中间燃烧起来。
他离开我们去到武汉，以百倍的热情工作着。
他写了不少深入人心的歌颂华北敌后战争的优秀歌曲，他组织了许多歌咏队，他发动了十余万人参加长江上火炬歌咏游行……，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抗战后的第1次反共高潮，冼星海被当成危险分子。
特务盯着他，又取消了他组织的歌咏队，查封了他写的抗日歌曲，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
也就在这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给他寄来了请他去任音乐系主任的聘书。
他毅然踏上去延安的征途，走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战斗着的革命圣地。
我第2次看见冼星海是1939年底，在延安鲁艺。
他正在准备为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作一个关于音乐工作的报告。
他变了，又没有变。
没有变的是两年前初见他时那种蓬勃朝气，那种只争朝夕的工作干劲以及平易近人的作风。
但他又大大变了，不仅是穿着草鞋和质朴的延安干部服，而是更成熟、更深刻了。
两年前在他火样的热情中往往夹杂一些近乎任性的执拗，现在代替这些的却是突然缓和下来的沉吟，然后深深望着你的眼睛说：
“这个问题从政治上考虑……”。
我知道这是他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言，因为他过去是不大欣赏别人这类讲话习惯的，如今他也这样说，可见内心一定曾被深深触动过。
后来我读到他的一篇文章，上面说：
“我竟发现了音乐上过去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在社会科学理论上得到了解答。”
他给我们新学生出的入学考试题之一是：
“为什么工农的呼声是最健康最有力的？”
这时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这一时期，也是他在创作上大丰收的季节。
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优秀作品，都是他到延安后一年半的不长时间内写成的。
这期间他共写了六部大合唱，两部歌剧，近百首歌曲和继续他在1935年开始的《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
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他极为繁忙的社会活动和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完成的。
他亲自教授的一期音乐系学生，大部分在全国解放后成了许多音乐部门的领导干部和有成绩的作曲家。
多年来，每当我回忆起他的故事，越来越感到，他一生中遇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家所能遇到的一切重大问题：
音乐和祖国有什么关系，它是个人事业，还是民族解放的斗争武器？
音乐和人民有什么关系，是承认人民创造世界，音乐家把他们的生活、情绪、愿望写成作品交还他们，还是只取人民生活中的某些原始素材作为自我表现的装饰？
音乐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是音乐被政治所决定而服从政治要求，还是可以游离于政治之外，追求“纯粹”、“不朽”的艺术效果？
他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按照他一贯的顽强性格和战斗作风，主动迎接这些尖锐的矛盾，作出明确的答案。
他的斗争道路不是笔直的，但他到了延安接受马列主义以后，显然引起一种质的变化，一种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升华。
这就是他在这一时期能创造出这么多奇迹来的原因。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
这提示了我怎样去理解“人民的音乐家”的涵义。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的音乐家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工农兵服务的音乐家。
我们这一整个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以，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民音乐家的斗争道路和艺术经验对我们来说并不过时。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纪念他逝世三十周年的音乐会上听到他的作品时觉得还是那样新鲜、亲切，并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尽管有人如此慷慨地要摒弃他——他是被一切国内外黑暗社会所摒弃、经过惊人的努力奋斗出来的，他是属于中国革命人民的，他永远是我们的！
什么势力也夺不走他！
追念他，为了永不忘记！
让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永远记住这个无产阶级音乐先辈的斗争途程，永远继承和发扬他优秀的革命传统吧！
（附图片）
作者：
奥普里也〔傈僳族〕　张天友
（选自《云贵川藏少数民族画展》）

外事往来
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10月28日晚设宴欢迎以多哥全国妇女联盟主席、多哥人民联盟中央委员阿布拉·阿梅多梅夫人为团长的多哥妇女代表团。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徐光、方琼等参加了宴会。
多哥驻中国大使阿那尼·阿卡波—阿亚尼奥和夫人应邀出席。
代表团是10月27日到达北京的。
教育部副部长李琦10月28日晚上会见并宴请以拉尔夫·泰勒为首的美国州和地方教育界负责人代表团。
会见和宴请时在座的有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教授，北京大学张龙翔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林振金教授等。
美国州和地方教育界负责人代表团是应我国教育界的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于28日上午到达北京的。
由卫生部负责人杨纯为团长、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曹瑞武为副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一行十二人，应日中友协（正统）的邀请，28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王大珩教授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光学测试考察团一行七人，于10月28日离京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学术考察。
阿富汗疟疾防治所所长努申博士率领的阿富汗医学代表团10月27日离京前往南方访问，然后回国。
代表团是应卫生部邀请于20日到达北京访问的。
在京期间，代表团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参观了医药机构，游览了名胜古迹。
以外贸部局长奚业胜为团长的我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一行五人，10月28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伊朗，参加第3届中伊贸易混合委员会会议。
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上海分会负责人朱勇为团长、李名祥为副团长的上海青年篮球友好代表团一行三十四人，10月28日上午乘飞机离开上海，应邀赴日本横滨和大阪进行友好访问和比赛。
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赵行志等到机场送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吴有训10月28日晚会见并宴请美国全国科学院司库艾曼尼尔·皮奥里教授和夫人，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以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齐兑超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代表团应民主柬埔寨政府的邀请，于10月29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
（据新华社）

徐向前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海军退伍军人访华团
新华社1977年10月29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今天上午会见以富田敏彦为团长、前田稔为顾问、石榑信敏为秘书长的日本海军退伍军人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有关方面负责人杨思德、孙平化、王晓云、金黎等。
又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10月28日晚会见并宴请以富田敏彦为团长、前田稔为顾问的日本海军退伍军人访华团全体成员。
参加会见和宴请的有蔡啸、孙平化、张秉玉、王云等。
访华团是应中日友协邀请于10月27日到达北京的。
（附图片）
徐向前副委员长10月29日会见以富田敏彦为团长的日本海军退伍军人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恢复和发扬井冈山彻底革命精神
井冈山军民分别在茨坪和黄洋界举行毛主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诗词碑和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落成典礼
新华社南昌1977年10月29日电
井冈山人民28日分别在茨坪和黄洋界举行了毛主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诗词碑和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落成典礼。
1965年0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写下了光辉诗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为了不忘毛主席对井冈山人民的深切关怀，井冈山人民在当年毛主席亲切接见的地方，建造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诗词碑。
碑高八米，宽十四米，在正面洁白的水磨石字板上，镌刻了贴金的毛主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全词。
碑的上端镶嵌着井冈山五大哨口风光的图案。
碑的两旁栽了井冈山的常青树，显得庄严宏伟。
重建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基本上按1965年原碑的造型设计。
碑的正面用汉白玉镌刻贴金的毛主席手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个大字，背面刻了朱委员长的题字“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
在这座纪念碑的对面，新建了一座巨大的横碑。
横碑正面的汉白玉碑面上刻了毛主席特意为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写的《西江月·井冈山》全词，背面刻了朱委员长亲笔书写的“黄洋界”三个金色大字。
纪念碑座落在当年黄洋界保卫战旧址的山颠上，面对着涛涛林海，气势磅礴。
28日，井冈山军民和前来参加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各地代表一千人，分别到茨坪和黄洋界参加落成典礼。
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俊秀，井冈山地委书记王书枫，分别主持了大会。
省委第1书记江渭清，省委副书记狄生分别剪彩。
省委书记白栋材在毛主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诗词碑落成典礼上讲话。
他说，毛主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诗词碑的兴建，铭刻着毛主席对井冈山儿女的亲切关怀，也凝结着井冈山儿女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怀念。
吟诵《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光辉诗篇，使我们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省委书记杨尚奎在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落成典礼上讲话。
他说，这座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纪念碑的建成，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一个胜利成果。
解放后，井冈山人民为纪念黄洋界保卫战的伟大胜利，在当年黄洋界哨口建立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朱德委员长曾经亲自为这座纪念碑题字。
1965年05月22日，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在这座纪念碑前照了像。
可是，卖国贼林彪妄图篡改井冈山斗争的历史，伙同他在江西的死党悍然炸毁了这座纪念碑，搞了一个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的“火炬亭”。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四人帮”又极力阻挠这一工程的重建。
今天，在华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下，纪念碑终于胜利建成。
登上黄洋界，瞻望五百里井冈，我们无限怀念毛主席，更加热爱华主席。
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恢复和发扬井冈山彻底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把井冈山建设好，把江西建设好。
参加今天大会的还有省委、省革委负责同志，湖南省湘潭地区、韶山特区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我国显微外科技术在骨科领域中的新发展
上海进行带血管的游离腓骨移植手术成功
新华社上海1977年10月27日电
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骨科医务人员最近为一个九岁男孩成功地进行了带血管的游离腓骨移植手术，使这个男孩受损伤而致残的左上臂恢复了功能。
这是我国显微外科技术在骨科领域中的一个新发展。
来自江苏淮阴县农村的小病员陈海军，今年年初被自行车撞伤左肩部，伤后局部肿胀，伴有高热，当地医院诊断为败血症，经用大量抗菌素治疗，热度逐渐消退，但左上臂不能抬起。
今年06月，这个病孩被送到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医院骨科的医务人员经拍片检查，看到他的左上臂肱骨上端有一段骨缺损，这是因为骨髓炎使这段骨头烂掉了。
要恢复患肢功能，必须施行骨移植手术来重建骨支架。
但是，过去一般大块骨移植，是不带血管的，移植的骨头因为得不到血液的营养供应逐渐坏死，同时缺损部位两端的骨头不断长出新骨替代坏死骨，直至完全连接。
由于不带血管的骨移植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愈合很慢，用石膏固定的时间长，失败的可能性也较大。
骨科主任陈中伟想，近几年来，随着显微外科（即在手术显微镜放大下进行外科手术）的发展，医院里对缝合直径一毫米以下的微小血管积累了一些经验，如果把移植的骨头连同血管一起取下，接好骨头后，把血管也接通，就可以重建血液循环。
这样，移植上去的将是一块活的骨头，没有坏死与取代的过程，愈合的时间就将大大缩短。
他的这个想法得到骨科医务人员的赞同。
在医院党组织的领导下，陈中伟、王琰等骨科医务人员在手术前作了充分准备，制订了周密的手术方案。
手术中，他们精心地取下病孩左侧小腿上的一段七厘米长的带营养血管的腓骨（不影响小腿功能的一条骨头），移植于缺损部位，移植骨两端与左上臂的肱骨用螺丝钉固定。
然后在手术显微镜下，把游离腓骨上细如铅笔芯的两根静脉、一根动脉分别和左上臂的静脉、动脉吻合起来，用只有头发丝四分之一粗细的尼龙线加以缝合。
血管接上以后，血流通畅，移植的骨头也有鲜血溢出，说明血液循环已经重建。
最后用石膏固定。
手术后二十天，经同位素骨扫描鉴定，移植的腓骨血液供应良好，病孩随即出院。
经过不到三个月的治疗和休养，病孩已于09月底来院拆除石膏。
最近，陈海军在离开上海回家之前，再次到医院进行复查。
拆除石膏后，经过短短一个多星期的活动、锻炼，左上臂的功能恢复很快。
陈海军高兴地用左臂做各种动作，让医生们观察、检查。
他一再把左臂高高举起，又用左手拿起茶杯作喝水的动作。
医生问他痛不痛？
他连连回答说：
不痛。
他还能双手端起一面盆水呢。
带血管的游离腓骨移植手术的成功，为创伤、肿瘤、先天畸形等所致的大块骨缺损提供了一种疗效高、疗程短的治疗方法。
随着显微外科技术的逐步普及，这种比较复杂、精细的骨移植手术方法，将具有广泛应用的前途。

托尔博伊斯副总理等贵宾访问大寨
新华社太原1977年10月29日电
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海外贸易部长布赖恩·托尔博伊斯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由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和陈欣同志陪同，今天上午抵达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访问。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大寨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郭凤莲，大寨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宋立英，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郭富银，对新西兰贵宾们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陪同他们参观访问。
参观时，郭凤莲向贵宾们介绍了大寨人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把一个落后的穷山村改造成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历程。
贵宾们连声称赞大寨人所付出的巨大劳动。
托尔博伊斯副总理说，大寨大队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观后，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和夫人等新西兰贵宾离开大寨，乘火车到达太原，换乘专机前往西安参观访问。
贵宾们途经太原时，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韩英、赵雨亭，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杰，到车站和机场迎送，并在机场设宴招待新西兰贵宾。

文物保护人员、科研工作者艰辛劳动和精心创造
采用多种方法保护和复原珍贵文物
新华社1977年10月27日讯
已经失传多年、被誉为“万年红”的明、清代保护图书的桔红色防蠹纸，现在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制造了出来，正应用于古代图书的保护。
每册书只要在封面、封底里面装订上两张这种纸，蠹虫就不能为害。
这是我国文物保护人员和科研工作者新取得的许多科研成果中的一项。
中外观众在参观我国博物馆以及古代文化遗址时，对那里陈列的器物保护得那样好，赞叹不已。
在这项工作中，凝结着我国文物保护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二十八年来的艰辛劳动和精心创造。
有着一千二百年历史的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大梁已垂弯十一厘米，严重威胁着大殿的安全。
采取换新梁的办法，不仅工程量大，且不易保持大殿原样。
科研工作者们研究出给大梁注入化学材料进行加固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难题。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十分重视在我国文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驰名中外的大同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保护，并且作了重要的指示。
科研技术人员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实验成功用高分子材料加固石窟裂缝、粘接残破石雕艺术品等新技术和一套施工方法，使千年石窟得到妥善保护。
在辽宁省博物馆里，存放着有八百年历史的辽代壁画。
这些壁画是文物保护单位从遭受严重酥碱破坏的法库辽墓中抢救出来的。
科研人员研究成功一种胶布，把壁画从砌砖画壁上卷取下来，经过整修，放在博物馆里保护起来。
我国文物保护人员还成功地把山西永济永乐宫的元代壁画揭取下来，并在永乐宫迁移至芮城后重新复原。
随着我国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保护出土文物如漆器、织物、图书、尸体、竹木器等，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科研课题。
科研人员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实验成功一些新技术。
出土漆器的干裂变形，是国内外文物考古工作中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近几年来，湖北、江苏、湖南、安徽等省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对此进行了科学研究，把出土漆器中的水分替换出来，使漆、竹、木器能够适应大气条件，不发生收缩变形和开裂松散现象。
这项科学实验工作，目前已取得一定的进展，部分古代漆器已陈列展出。
我国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工作，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文物保护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干部、群众和科研人员，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在困难条件下取得可喜的科研成果。
最近，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和有关单位，响应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伟大号召，正在制定新的科研规划，力争在文物保护科研方面做出新的成绩。

王震副总理会见即将离任的委内瑞拉驻中国大使
新华社1977年10月29日讯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委内瑞拉驻中国大使桑切斯·卡雷罗。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申志伟、礼宾司副司长刘华。

邓颖超副委员长宴请陈丕士先生和夫人
新华社1977年10月29日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中午设宴招待正在北京参观的香港知名人士陈丕士先生和夫人。
宴会以前，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了陈丕士先生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参加宴会和会见的有人大常委会委员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副司长梁上苑等。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获巨大成果
新华社南京1977年10月29日电
打倒了“四人帮”，我国文物考古界的学术空气日益浓厚。
有关文物考古部门和单位，最近在南京召开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在国家文物管理局领导下，由文物出版社和南京博物院发起的。
学术讨论会着重讨论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类型、分期、相互关系及社会性质等问题，会上共提出了学术论文和发掘报告三十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在会上作了关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诸问题的专题报告。
这些论文和报告，总结了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会上还对长江下游的古地理、地质及溧水古人类遗址提出了论文和报告，进一步探索了这一地区的原始文化及其渊源。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上海、浙江、安徽、山东、广东、江苏等省市的博物馆和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等三十五个单位的代表共六十二人。

阿德南·布拉克大使举行宴会
庆祝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五十四周年
新华社1977年10月29日讯
土耳其共和国驻华大使阿德南·布拉克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宴会，庆祝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五十四周年。
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何英，外贸部副部长刘希文，国家体委负责人李梦华，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香港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男子团体赛结束
中国队获冠军　日本队获亚军
据新华社香港1977年10月27日电
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的男子团体赛，经过五天的比赛之后，已于10月26日结束。
中国队四战四捷，取得男子团体冠军。
日本队取得亚军。
取得第3至第5名的是香港队、美国队和英格兰队。

一记响亮的耳光
马尔代夫总统易卜拉欣·纳西尔最近宣布，马尔代夫政府决定拒绝苏联租借甘岛基地的要求。
他指出，马尔代夫不希望自己的中立性由于外国军事力量的到来而打上问号，“我们不能站在任何超级大国一边”。
这是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也是给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印度洋扩张阴谋一记响亮的耳光。
马尔代夫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由十九组环礁、约二千多个珊瑚岛组成。
这些岛屿互相环抱，形成优良的港湾。
位于这些群岛南端的甘岛西通亚丁湾，东通马六甲海峡，南通莫桑比克海峡，处于东、西、南三条航线的中心，南距美国基地迪戈加西亚岛二百海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从它争霸世界的战略出发，对印度洋上的岛屿早就垂涎欲滴，千方百计在这里寻找军事基地。
1968年以来，苏联以“友好访问”、“捕鱼”、“加油加水”等为幌子，先后在印度洋沿岸攫取了十几个港口和基地的使用权，成了变相的军事基地。
正是苏联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在印度洋频繁的军事活动，对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苏联对于它在印度洋的扩张行径，从来是讳莫如深，竭力掩盖。
近年来，它假惺惺地对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主张表示“关心”，它的外交部长甚至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信誓旦旦地宣布，苏联“从来没有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的任何意图”。
但是，苏联向马尔代夫要求“租借”甘岛的行动揭穿了克里姆林宫老爷们的谎言，暴露了他们在印度洋加紧军事扩张的图谋。
保障印度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是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共同愿望和合理主张。
要实现这个主张，首先必须制止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一切军事扩张和争霸活动，要求它们从印度洋地区撤出一切军事力量，包括明的和暗的军事基地，更不允许它们在这里建立新的军事基地。
马尔代夫政府坚持中立，拒绝把甘岛租给超级大国的正义立场，有利于保持这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必将得到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加蓬政府设宴欢迎我广西杂技团
梅比亚梅总理和夫人观看杂技团首场演出
据新华社利伯维尔1977年10月28日电 经正在国外访问的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的赞许，加蓬政府10月26日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欢迎正在加蓬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广西杂技团。
加蓬总理莱昂·梅比亚梅主持了招待会。
加蓬政府的一些国务部长、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驻加蓬大使刘英仙和其他国家驻加蓬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另据报道，中国广西杂技团应加蓬政府邀请，于10月20日到达利伯维尔进行友好访问演出。
10月22日中国广西杂技团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国际会议大厦演出厅举行首场演出。
加蓬总理、全国协调委员会主席莱昂·梅比亚梅和夫人观看了演出。
演出休息时，梅比亚梅总理接见了广西杂技团团长贺亦然、副团长贾继周和演员代表，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梅比亚梅总理说，加蓬政府和人民真诚地欢迎中国广西杂技团来加蓬访问。
他说，杂技团的友好访问和精彩表演必将增进中国和加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推动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加蓬国民议会议长保罗·因詹杰—贡朱，最高法院院长奥古斯坦·布马，国务部长兼掌玺和司法部长拉斐尔·马米亚卡，农业和乡村发展国务部长西蒙·埃西门加内，负责人民教育的文化和艺术部长马克·姆巴·恩东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也观看了演出。

卢旺达总统接见我国防部代表
据新华社1977年10月29日讯基加利消息：
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10月28日接见了前来参加卢旺达武装部队建立四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国国防部代表、国防部外事局长柴成文，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柴成文局长转达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对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亲切问候。
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也请柴成文局长转达他对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友好问候。
接见时在座的有卢旺达武装部队副参谋长塞鲁布加、总统府秘书长布雷盖亚和国防部办公室主任布萨蒂拉·莱奥尼德。
中国驻卢旺达大使岳良也在座。
柴成文局长在卢旺达期间还进行参观访问并且会见了卢旺达军队的一些负责人。
28日，柴成文局长结束了对卢旺达的访问，乘飞机回国。
据新华社1977年10月28日讯 基加利消息：
卢旺达首都军民10月26日举行集会，热烈庆祝卢旺达武装部队建立四周年。
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少将和政府各部部长、高级军官出席了集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代表柴成文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事代表团以及各国驻卢旺达的外交使节应邀出席了集会。

我临时代办招待会祝贺阿希乔总统访华成功
据新华社雅温得1977年10月26日电 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临时代办冯志山10月25日晚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祝贺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最近对中国访问成功。
出席招待会的有：
喀麦隆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萨巴尔·莱科、共和国总统府秘书长埃布瓦·萨米埃尔、共和国总统府特别事务部长桑加—库沃·弗朗索瓦、共和国总统府特别事务部长亚吉·阿卜杜拉耶、外交部长克恰·让、农业部长安泽·琼吉·吉尔贝、总统府负责同议会联系的部长级代表邦格瓦·克利斯蒂安、北方省省长乌斯曼·梅和随同阿希乔总统访华的其他成员。
招待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宾主举杯祝贺阿希乔总统访问中国成功。

我驻阿根廷大使离任回国
新华社1977年10月25日讯
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郑为之10月24日离任回国。
阿根廷外交部长奥斯卡·蒙特斯10月21日设宴为郑为之大使饯行。
外交部副国务秘书瓜尔特·阿利亚拉和劳尔·库拉等官员出席了宴会。

朝鲜《劳动新闻》发表文章强调
不结盟国家加强团结粉碎支配主义势力离间阴谋
阿富汗和伊拉克发表联合公报强调不结盟运动的重要作用
新华社平壤1977年10月24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10月23日发表文章指出，不结盟国家要以团结的力量粉碎各种形式的支配主义势力的分化离间阴谋活动和各个击破的战略，更快地取得维护主权、自主性、进步的共同事业的胜利。
文章说：
“不结盟运动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和压迫、维护自主性的运动；
不结盟国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的强大的新兴力量。”
文章说：
“各种支配主义势力争着要把不结盟国家拉到它那一边，同时进行阴谋活动，企图把这些国家置于自己的支配和控制之下。”
文章说：
“不结盟国家必须牢牢地坚持自主性，对外来支配主义势力的分化离间阴谋活动提高警惕，绝不要上他们的当。”
文章说：
“不结盟国家之间产生的意见分歧和纠纷，任何时候只是不结盟运动内部的问题。
因此，应当把民族利益和不结盟运动的全盘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加强团结的原则下，用协商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据新华社喀布尔1977年10月27日电
阿富汗和伊拉克最近在一项联合公报中强调不结盟运动的重要作用。
《喀布尔时报》10月26日刊载了这项联合公报。
它是在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访问阿富汗以后发表的。
联合公报说，双方对不结盟运动在促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增进了解和国际合作方面所起的重要和积极的作用，表示满意。
双方表示相信，明年在喀布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会议，将为与会国和其它不结盟国家提供一个机会，来研究它们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
双方表示支持关于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主张。
（附图片）
南朝鲜朴正熙集团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阴谋永久分裂朝鲜民族，炮制了法西斯“维新宪法”，激起南朝鲜人民的强烈反抗。
图为南朝鲜学生英勇示威，反对朴正熙集团法西斯统治。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表声讨书
怒斥朴正熙集团永久分裂民族的罪行
新华社平壤1977年10月28日电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10月26日发表声讨书，声讨南朝鲜朴正熙集团炮制“维新宪法”五年来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声讨书说，南朝鲜蒙上“维新”的乌云已经五年了。
朴正熙集团的法西斯“维新”体制，是愚弄民族对祖国统一愿望的最大罪恶，是对祖国统一事业的一大政治欺骗。
声讨书说：
朝鲜“北方和南方之间对话的破裂和永久分裂危险的增大，民族自主权遭到践踏和人民被奴役的深化，法西斯镇压的加强和人权的被扼杀，这都是在‘维新’下产生的总后果。”
声讨书说，“‘维新’体制是民族永久分裂的体制。”
朴正熙“这伙分裂主义者口头上谈论‘对话’和‘统一’，同时又以什么‘分阶段’和‘附带条件’为借口，全部反对我们建议的关于消除军事对峙状态、缓和紧张局势的方案、多方面合作的方案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方案，一直回避解决统一问题，企图把对话作为手段来保持分裂。
“他们叫嚷‘有对话的较量’，粗暴地践踏‘七·四’南北联合声明中阐明的祖国统一三项原则，继续走着依靠外来势力、战争和较量的道路。”

声讨书说：
“朴正熙集团叫嚷所谓‘同时加入联合国’、‘交叉承认’之类的永久分裂的方案是什么消除不信任、实现和平与和平统一的‘途径’。
但是，任何诡辩都不能使它的永久分裂方案变成为统一的方案。”
“南朝鲜傀儡提出的什么　‘互不侵犯条约’、‘巩固和平’，也都是旨在制造‘两个朝鲜’的永久分裂的调子，不过是企图掩盖分裂主义者面目的欺骗口号。”
声讨书指出，南朝鲜傀儡拚命反对美军从南朝鲜撤走，充分暴露了朴正熙集团依靠外国主子的嘴脸。
声讨书愤怒地揭露了朴正熙集团引进外国资本、破坏民族经济的罪行。
它说，仅在所谓“维新”的1973年一年内，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比前一年增加了近二倍；
在“维新”以后四年间，引进外资总额达七十三亿六千多万美元。
今天，南朝鲜经济的重要原材料和设备几乎全部依赖外国，如果割断同外国资本的联系，南朝鲜的经济就一刻也维持不下去。
声讨书说：
“‘维新’体制是法西斯的体制。”
“‘维新宪法’是世界上最恶毒的法西斯恶法，它使法西斯独裁者集中了镇压人民的无限权力。”
“在‘维新’独裁下，向往民主和统一的所有言行都变成‘违反宪法’，对民主和统一的希望也成了‘违法’。
甚至对社会制度的稍许不满，或者叹一声饿得活不下去，也会变成‘反体制’的行为。”
“朴正熙集团把南朝鲜变成了监狱和屠场”。
声讨书进一步揭露说，“‘维新’体制是战争的体制。”
朴正熙集团炮制各种战时法令，把人力和物力资源投入战争准备。
它正在强制征集和扩充兵员，疯狂地增加军费，扩充军需工业，建设军事基地，加紧进行战争准备活动。
声讨书说，卖国贼必将受到民族的审判，法西斯暴君必将受到人民处决，这是必然的历史规律。
今天，南朝鲜人民坚信胜利的明天，正在为宣判朴正熙集团死刑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为早日实现国家的自主和平统一而奋勇战斗。

朴正熙集团的罪行必须清算
新华社记者述评
10月26日，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表声讨书，揭露和谴责了南朝鲜朴正熙集团自1972年炮制所谓“维新宪法”以来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五年前，朴正熙集团为了维持它的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演出了一场修改伪“宪法”的丑剧。
修改后的所谓“维新宪法”规定，伪“总统”的任期由四年延长至六年，由只能连任三届改为可以无限期连任。
这实际是为朴正熙继续充当傀儡政权的头子（即“终身总统”）制造“法律根据”。
“维新宪法”炮制出来之后，朴正熙集团又在其反动军警的刺刀下，制造一场所谓“公民投票”，强制执行“维新宪法”。
正象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的声讨书所指出的，朴正熙集团炮制“维新”体制，其目的完全在于阻挠自主和平统一，维持永久性分裂，是对民族统一愿望的愚弄，是对朝鲜统一事业的背叛。
五年来，朴正熙集团犯下的主要罪行是：
阻挠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企图使南北分裂局面永久化；
出卖朝鲜人民的利益，使南朝鲜沦为殖民地；
加强法西斯专政，使南朝鲜人民陷于白色恐怖之中；
疯狂地扩军备战，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朴正熙集团的倒行逆施，引起全体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日益强烈的公愤。
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希望南北双方能继续对话，解决统一的问题。
然而，朴正熙集团却在推行“维新”体制后变本加厉地进行疯狂破坏。
它抛弃了1972年07月的朝鲜南北联合声明，破坏南北会谈，公然提出“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的反动主张，顽固地坚持南北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众所周知，朝鲜是一个民族，是一个国家，主张什么“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岂不是把朝鲜南北的暂时分裂状态永久化么？
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更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这完全是违背所有要求朝鲜统一的朝鲜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的愿望的。
朴正熙集团制造“两个朝鲜”，充分暴露了它出卖朝鲜民族利益，企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维持它的法西斯统治。
然而，朴正熙集团玩弄这些诡计是枉费心机。
朝鲜自主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是任何反动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朴正熙集团在炮制“维新宪法”后，加强法西斯专政，残暴地迫害南朝鲜人民。
五年来，它先后颁布了九次关于“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法令”、四个“战时法令”和许多其他各种反动法令，朴正熙集团凭借这些法西斯法令，肆意迫害和屠杀南朝鲜人民，把南朝鲜变成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这一点，连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报刊也有所透露，并且对朴正熙集团这样搞表示担心。
“万家墨面没蒿莱”。
鲁迅的诗句正是南朝鲜人民悲惨生活的写照。
但是，愤怒正在积聚，反抗正在进行，南朝鲜人民必将推翻罪恶深重的反动统治，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马尔代夫敢顶超级大国拒绝苏联租借甘岛的要求
纳西尔总统说马尔代夫参加不结盟不站在超级大国一边
新华社1977年10月28日讯
马累消息：
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易卜拉欣·纳西尔10月26日对一家西方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苏联曾提出用一百万美元租借马尔代夫的甘岛的要求，但马尔代夫政府对此予以拒绝。
纳西尔总统说，马尔代夫政府经过考虑，决定不让一个超级大国租用它的岛屿。
马尔代夫不希望自己的中立性由于外国军事力量的到来而打上问号。
他说，马尔代夫根本不希望把甘岛租出去作军事用途，也不希望租给超级大国。
他说：
“因为我们参加不结盟运动，我们不能站在任何超级大国一边。”
甘岛曾经是英国的空军基地，位于马尔代夫群岛的最南端，在美国基地迪戈加西亚岛以北大约二百海里。
今年06月，一个苏联代表团访问了马尔代夫。

列宁与中国志愿兵〔木刻〕　伍必端
（10月革命期间，在俄国的许多中国劳动者参加了红军，在伟大列宁领导下与俄国阶级兄弟并肩奋战）

外国谚语（俄罗斯）*大海不会干枯，人民不会迷途。
*对朋友要亲，对叛徒要狠。
*饶了坏蛋，就害了好人。
*跟着恶人走，必定吃苦头。
*真理在烈火中烧不灭，在巨浪中淹不掉。
*怕狼，就采不到蘑菇。
*狐狸作梦的时候也在数小鸡。

天堂·地狱·人间
何江
信仰宗教的某些人往往认为，好人死后灵魂能升天堂，恶人死后灵魂要下地狱。
这虽然纯粹是空想，却反映了人间的斗争：
被剥削被压迫的善良的人们，希望在死后得到他生前求之不得的幸福和安宁，而让他所憎恨的坏人下到地狱里去受惩罚。
至于那些恶人坏人，则对善良的人们进行欺骗，要他们为了死后升入天堂而在生前忍受尘世的困苦。
天堂与地狱之说所以在人间产生和流行，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但是人间的事情，却比宗教神话里的虚无世界远远复杂得多。
人们如果把他的善良愿望当作现实，那么他得到的将不会是天堂，而是地狱。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谈到过，政治活动有自己的逻辑，而不管人们怀有怎样善良的愿望。
他说，“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在列宁的著作里，还多次出现过这样的话。
列宁所说的地狱，当然不是宗教神话中的炼狱或者阴曹地府，而是人间的灾难和激变。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帝国主义战争。
帝国主义已经挑起过两次世界大战，如今，随着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争霸世界而激烈争斗，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已经象暴风雨前的积云一样，越来越浓地出现在地平线上。
在这个威胁面前，西方有人把摆脱临头大祸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善良愿望上。
他们希望那个咄咄逼人、采取攻势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能够大发善心，适可而止，而自己就能躲过狂风暴雨，继续过平静的生活。
另有一些人，则企图用姑息、妥协、退让、安抚、甚至把祸水引往别处的办法，绥靖苏联的侵略扩张。
然而，帝国主义是按自己的逻辑而不是按人们的主观愿望行事的。
对侵略者绥靖，只能助长侵略者的胃口。
三十年代张伯伦用绥靖政策安抚希特勒，结果大大加速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个惨痛的教训，谁都不应该忘记。
更危险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利用人们的善良愿望，把自己打扮成“善良的人”、“正直的人”，用“缓和”的催眠曲遮掩它的磨刀霍霍声和进军步伐声，为绥靖主义思潮的泛滥推波助澜。
然而，自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缓和”高调唱起以来，它在全世界步步加紧的战争部署和侵略扩张，该使那些醉心“缓和”的人们头脑清醒了！
他们确是应该低头看看脚下面的道路，究竟是在把他们引向和平安宁的天堂，还是引向灾难深重的地狱。

如梦令
——苏联“新宪法”
赵朴初
一10月炮惊天下，节日庆逢周甲。
疾首望冬宫，旗帜分明改挂。
改挂，改挂，早是称王称霸。
二据说货真实价，“社会主义发达”。
①牌子看翻新，一部“全民宪法”。
宪法，宪法，铺起画皮涂抹。
三“不为装潢门面”，②确为实行垄断。
件件是“全民”，更有何人不愿？
不愿？
不愿？
请进精神病院。
四高唱“和平”不止，武装到了牙齿。
虎视与鲸吞，事实岂非如此？
如此！
如此！
一卷骗人草纸。
1977年10月注：
①苏联自称“新宪法”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法”。
②引自勃列日涅夫今年10月07日的讲话。

往事漫忆
——风雨六十年
曹靖华
当我提笔写这篇小文时，抬头一看日历，原是农历重阳节。
不禁想起宋朝诗人潘大临的一句诗：
满城风雨近重阳。
他写了这一句，还没来得及续完，就被来人打断。
这样，就只留下了这一句。
虽是一句，却是历代传诵的一句啊！
10月革命六十周年快到了，回想当年种种往事，环顾目前国际现实，我心中的“风雨”啊，比起潘大临诗中的“风雨”来，不能不倍感急骤了……
1917年11月07日，停在彼得堡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对着盘据在冬宫的反革命历史残渣，开炮猛轰。
炮声中，敌人俯首就擒，政权转入苏维埃手中。
这就是震撼世界的10月革命。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
“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是指这炮声的吧。
这炮声，也给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带来了希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随着这炮声，在列宁故乡的国土上，升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红旗，红旗上闪着耀眼的金字：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于是，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从四面八方把这刚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包围起来，妄图一举把她消灭在摇篮里。
国内白匪帮，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也遍地燃起了反革命野火……
刚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啊，内忧外患，疮痍满目；
白匪帮破坏了交通，控制了产粮区，除武装攻打外，还妄图用饥饿手段，把革命心脏彼得堡扼死……
革命导师列宁，英明果决地组织并领导了工农红军，同敌人展开了血战，于1920年，击退了外国武装干涉者，消灭了白匪帮，基本上结束了国内革命战争。
这里所谓“结束”，实际上是指苏俄西部及中部而言。
至于远东，海参崴与伯力之间，红军同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所支持的白匪帮的较量，不但没有结束，而且还在猛烈地进行白刃战呢。
红军据守伯力，白匪帮盘据海参崴，中间的乌苏里、伊曼一带是火线，是所谓“真空地带”，笼罩在腥风血雨中……
二十年代初，风雨如磐的中国，在那被世界各帝国主义侵略大盗、大流氓、大资本家，以及本国的大豪绅地主等等视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于1921年初，随着地下火的奔突，出现了一个革命组织。
它的代号叫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个组织一出现，宛如破晓的红霞，透过重重乌云，投到大地上。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多少渴望未来的人，隐隐约约从中辨出了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不久，这个组织，派出了一小批青年，带着“新闻记者”的护照，由上海经海参崴、伯力，往莫斯科去。
我们这批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一到海参崴，就得到确息：
日本武装干涉者支持的白匪帮要蠢动了。
应立即北上，否则，就出不去了。
那时，负责同志恳切叮嘱道：
“环境复杂，斗争严酷，红白难辨，凡事务必细心、沉着，机智而果决。
每人所带机密证件，千万妥藏。
路上不遇真正红军，既不能暴露，也不能丢失。
暴露了丧命，丢失了不能入境。
要准备敌人连头发丝都一根根检查。
八仙过海，各显身手，自生办法吧。
这是最关键的。”
我们整装起行。
一到车站，枪声四起，秩序大乱。
白匪动手了，一切停顿了。
不久，枪声止了，车开了。
我们飞跃登车。
暮色苍茫中，到了所谓“真空地带”。
各要口均为日军武装把守。
海参崴来的火车，到此为止。
“日暮长安远”，在这凄苦的苍茫暮色中，在这硝烟弥漫，人地两生，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火线上，怎么办？
常言道：
“冤家路窄”。
在海参崴旅舍中，我们碰上一个红胡子（惯匪）头目，他把我们当作富商，步步紧盯，要乘机洗劫。
他万料不到我们从海参崴动身时，组织上每人只发三块银洋，作海参崴、伯力间中途零用。
那时据说，我们一到伯力，就都过起共产主义生活，什么钱也用不着了。
所以我们每人除三块银洋以外，多一分钱也没有。
红胡子哪会梦想到这些啊！
所以，天越晚，他想拿我们发横财的欲火烧得越旺。
他迫不及待地诱劝、威逼我们到附近小田舍住宿，以便纠集歹徒，伙同打劫。
我们早看透他这把戏，不上圈套。
心里彼此雪亮，针锋相对。
正争执间，忽然从北边开来几节车皮，我们如鱼得水，飞跃而上，土匪也如磁吸铁，扑到车上。
在车上又威逼我们到站下车……
在这异常复杂、混乱的革命与反革命短兵相接的火线上，红军列车员等，为掩护工作，适应情况计，外表均乔扮“中立”，无任何所属标志。
各色人等，是红是白，无从识别。
自以为极老练的土匪头子，始终把我们当“富商”，而且认为我们把贵重的“外币”，都带在身上，不下车，他就得不到手。
正威逼间，列车长来了，发现我们行迹可疑。
他把我们当作日军间谍，赴伯力刺探红军军情的。
我们呢，却把这外表无任何标志的红军列车长，当作白匪帮，严防暴露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身份。
土匪又要劫我们这些“富商”的“外币”……列车长看出这其中大有文章。
于是把我们一同叫到车务室，严厉盘查。
当这幕“捉迷藏”正演到紧要关头，眼看要把我们当作日军间谍，推到车下，结束生命时，一位同志的密件被发现了。
这时，车长、红军战士等，都吃惊得瞪圆大眼，发愣地盯着密件，一言不发。
在这死寂的气氛中，我心想：
完了，密件被查出了！
没二话可说，半分钟后，车外就是葬身之地！
“壮志未酬身先死”，这感觉，不禁浮上心头。
这时，突然“哈哈”一声大笑，把这一阵死寂冲破，车长、红军战士，都象从惊愕中猛醒过来，他们都紧紧地把我们抱住，欢叫道：
“我们是红军，是布尔什维克！
是共产党员！
咱们都是同志！……”
他们一边叫着，一边急忙把藏在衣袋里的红军符号掏出来，给我们看……
这时，列车飞驶的隆隆声，荒原上红骑军的马嘶声，车厢里响彻云霄的国际歌声，震天动地，响成一片……
相逢何必曾相识，
同是革命阵营人。
在这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烈焰中，在这暮色苍茫的奇遇中，多么令人心花怒放啊！……
长期来，这么一个插曲，不断浮上我的心头：
10月风暴中，列宁在彼得堡斯莫尔尼宫办公。
斯莫尔尼宫，原是彼得堡一所豪华的大厦，沙皇时代，是一所贵族女子学校的校舍。
10月革命期间，成了列宁指挥革命的总部。
列宁夜以继日地在这里工作。
有一次，感到饿了，起身到柜里找面包。
把柜门一开，放面包的盘子，却空空如也。
莫奈何，又回到座位上继续工作。
列宁的警卫员看到这情景，就把自己的面包，从兜里掏出来，悄悄放到列宁的盘子里……
俄罗斯人民的主食是面包。
尤其在当年，计口授粮，每人除自己的一份面包外，无所谓“饭”了。
当年一般所谓中饭（三餐中的主要一餐），除每人自带面包外，食堂只供给一盘“汤”。
那“汤”呢，一般除开水加盐之外，有时偶尔有三两片土豆或胡萝卜。
因此，到食堂去，路上往返消耗的体力，远比一盘“汤”大。
当时自己的面包，无论作什么，都随身带着。
所以往往为节省体力计，不如把中饭放弃，专啃面包了。
在最艰苦的岁月，一般城市居民，每人每日的口粮，曾减到四分之一磅，约合一百公分吧。
但是，为了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支援国外的阶级兄弟，在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人，以顽强、乐观的革命精神，克服困难，英勇战斗，忘我劳动，发扬了高度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以最短时间，把一个原来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现代化的强国，并消灭了世界最强大、凶暴的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对人类作出了伟大贡献。
六十年过去了，10月革命故乡的苏联，如今却笼罩着修正主义的妖风黑雾；
曾经是人类希望的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她昔日的光华，已黯然失色。
当年，列宁与群众同甘苦，苏维埃人在饥饿中省下自己迫切需要的黑面包干，支援国外阶级兄弟……如今，苏联领导却大肆吮吸人民的汗血，社会帝国主义在向外掠夺、剥削、扩张，大显身手。
这是何等惊人的变化啊！
六十年，风雨的六十年啊，回想既往，不禁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渺没遥空。”
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令人牢记心头，深思、警惕，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红旗，这是用革命者的鲜血染成的啊。
我们相信，10月风暴中列宁亲手竖起的红旗，是不会永远被隐没的。
她终将在列宁故乡的上空，重新迎风飘扬。
而彻底毁灭的，必将是修正主义！

癌症与环境
尚晴葵
癌症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
据统计，现在世界上每年每一千人中约有一人患癌症，每年有三百余万人死于癌症，约占世界人口死亡总数的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癌症死亡率在各种死亡病因中，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居第2位。
癌症与一般疾病相比，具有潜伏期长（从几年到几十年）、致病因素混杂的特点。
因此，要弄清楚人类患癌症的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值得探讨的问题。
许多国家对此已作了较大量的科学研究，目前尚无统一的看法。
有的认为它与遗传有关，有的认为它与病毒有关，有的则认为它与环境有关。
从动物致癌实验和一系列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来看，虽然人类对致癌因子的敏感性有可能是受遗传和先天影响的，但是，人类的癌症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由环境因素引起的。
哪些环境因素可能引起癌症？
人们所呼吸的空气，喝的水，个人饮食、生活习惯，工作或生活的环境等都可能包含有潜在的致癌因素。
据报道，美国因工业废气和汽车排气所造成的大气污染，使近四十年来的肺癌死亡率增长近十四倍。
许多统计数据表明，肺癌发病率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即城市比农村高，工业区又比一般地区高，这显然与城市、工业区的大气严重受污染有关。
例如：
日本在尼崎市连续作了七年调查，发现高浓度污染区的肺癌死亡率为低浓度污染区的一点六倍。
现已初步查明，工业废气和汽车排气中含有多环芳烃类化学物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四苯并芘”等对人和动物有较强的致癌作用，经常接触皮肤就容易引起皮肤癌，长期吸入呼吸道则引起肺癌。
根据病例报告证明，长期在含有致癌因素的环境中工作，其癌症发病率远比生活在一般自然环境的居民高。
食物与癌也有密切的关系。
据实验资料证明，亚硝胺类化合物具有很强的致癌作用。
某些食物中本身具有亚硝胺物质或者能转变成亚硝胺的前身物质，这可能是诱发消化道癌的一种因素。
例如：
东非某国的一种酒中含有微量的亚硝胺化合物，这可能是该地食道癌高发的原因之一。
冰岛等国的胃癌发病率高，可能与吃大量熏鱼有关，因为这种鱼类中含有“三、四苯并芘”和能转化成亚硝胺的仲胺化合物。
据报道，菲律宾中部是该国发生肝癌最多的地区，经研究后认为，这是吃了受黄曲霉毒素污染的玉米造成的。
近年来，还发现肉食多而蔬食少的地区，大肠癌的发病率有相应增高的现象。
生活习惯与癌症也有一定的关系。
譬如吸纸烟，虽然不能说吸烟者就会患肺癌，但是统计资料表明，吸烟更易患肺癌，特别是在大气严重污染状况下，吸烟与大气污染对人的患肺癌有联合促进作用。
事实证明，吸烟者发生肺癌的比率比不吸烟者高出十至五十倍，因为实验揭示香烟中不仅含有“三、四苯并芘”，而且还含有砷等多种致癌和促进致癌物质。
此外，水源污染、一些农药和医药品中含有某种致癌物质，与癌症高发也有一定的关系。
目前，国际上已在癌症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方面作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
但是，更重要的是弄清致癌的病因，进而在环境中消除或减少这种致癌物，这是征服癌症的最根本的任务。
尽管目前对环境与癌症关系的了解还是很初步的，对于癌症的确切病因和发病机理又未完全阐明。
但是，利用已有知识，积极采取措施，仍能达到预防和早发现早治疗癌症，以取得良好的结果。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环境监测系统的加强，化学致癌物的快速筛选，动物实验和流行病学调查的深入开展，环境与癌的关系必将获得更广泛的研究和确定，加上诊断、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环境保护、三废治理工作的开展，癌症终有一天是会被人类征服的。

致读者
本报《国际副刊》，从本期起，正式确定刊名，同读者见面。
《国际副刊》的任务是：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通过国际政论、随笔、散文、通讯、札记、书评、诗歌以及图片等各种形式，反映当前国际阶级斗争，介绍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文化、艺术和科学等方面的情况和知识。
本刊欢迎来稿。
希望广大读者、作者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