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特使
同阿图拉特穆德利特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1977年10月27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特使、贸易部长、斯里兰卡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拉利特·阿图拉特穆德利。
会见时，阿图拉特穆德利特使转交了斯里兰卡总理贾亚瓦德纳给华主席的信。
华主席同阿图拉特穆德利特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谈话结束时，华主席请阿图拉特穆德利特使回国以后转达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他本人对高伯拉瓦总统、贾亚瓦德纳总理和斯里兰卡人民的问候。
参加会见的斯里兰卡政府贸易代表团团员是拉克什曼·德·梅尔、萨马拉纳亚克、哈森、班达拉那亚克、奥贝塞克拉、贾亚辛哈、达哈纳亚克。
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马汉德伦也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贸部部长李强、副部长王润生。
（附图片）
左图：
华主席同阿图拉特穆德利特使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
下图：
华主席同阿图拉特穆德利特使等斯里兰卡贵宾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华主席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上的讲话
搞好政权建设，搞好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是抓纲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

平顶山矿务局抓纲治矿初见成效
广大职工在局党委带领下，紧密联系实际，针对主要问题，揭批“四人帮”谬论，分清路线是非，革命积极性大增，企业管理加强，煤炭生产迅速上升
新华社郑州1977年10月27日电
被“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黑干将搞得乱糟糟的平顶山矿务局，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年内，抓纲治矿，已经初见成效，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要求。
去年11月份，这个局的煤炭生产迅速改变被动局面，开始上升，12月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今年一、02月份超过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03月至09月份生产继续上升，每月都突破“双百万”（产煤一百万吨，上缴利润一百万元）的指标。
他们的一条重要经验是：
从领导班子入手，充分揭露矛盾，紧紧抓住那些在本单位影响最大的问题，狠批“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所散布的那些流毒最深、危害最大的反动谬论，从理论上、实践上分清路线是非，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工人的革命积极性，促进了企业大治快上。
平顶山是我国新兴的重要煤炭工业基地之一，年设计生产能力八百五十多万吨，担负着中南五省一千七百多个企业生产用煤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用煤的任务。
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很大的企业，“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黑干将千方百计加以破坏。
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大搞“三箭齐发”，一小撮阶级敌人兴风作浪，大搞打砸抢，弄得整个矿区几乎停工停产。
在这严重关头，平顶山市委和矿务局党委遵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率领广大群众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革命和生产形势迅速好转。
1975年，全局职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坚持实行局党委制订的“三制”“五满”“六管理”制度。
“三制”，就是干部现场指挥责任制、区域综合管理制、抓革命促生产全面负责制；
“五满”就是要做到第1线满员，出满勤，干满点，使满劲，圆满完成任务；
“六管理”就是工人参加管理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二、学习和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三、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全面完成，四、保安规章和各项操作规程的严格执行，五、出勤、轮休和病伤事假，六、生活福利和保卫工作。
由于实行这一套制度，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1975年实现了产煤一千万吨，上缴利润一千万元，创造了建矿二十年来的最好成绩。
但是，到了去年，“四人帮”在平顶山的追随者打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幌子，全盘否定1975年的各项工作，恶毒攻击和诬蔑“双千万”和“三制”、“五满”、“六管理”是搞“唯生产力论”，大搞层层揪“走资派”，把整个矿区搞得乌烟瘴气，革命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全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工人的坚决抵制。
去年五、06月间，正当斗争的关键时刻，华国锋同志亲自听取了平顶山市的汇报，热情地肯定了平顶山矿务局的成就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反动言行，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同“四人帮”斗争的广大干部和工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平顶山矿务局党委联系本矿斗争实际，发动全局广大职工，帮助局党委揭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把局党委中个别紧跟“四人帮”的人的言行一件件地摆出来，经过局党委分析综合，提出了几个影响最大的重要问题，动员广大职工加以彻底揭露和批判，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他们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是：
“双千万”是“唯生产力论”的产物，是“利润挂帅”吗？
大家认为，“唯生产力论”是否认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只讲生产，不讲革命；
“利润挂帅”，是根本不顾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顾国家的计划，不顾国计民生的需要，一切为了赚钱，一切为了利润，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
而这个矿务局1975年的“双千万”是在敬爱的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鼓舞下，局党委带领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批判小生产思想和雇佣观念，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打击资本主义倾向和歪风邪气，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促进了大干快上，为国家增产了煤炭，多创造了利润。
事实充分证明，“双千万”是狠抓阶级斗争，坚持革命统帅生产，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绝不是什么“唯生产力论”的产物，绝不是什么“利润挂帅”。
大家指出，“四人帮”的追随者攻击“双千万”，实质上就是不要搞好社会主义生产，不要为国家积累资金。
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国家就不能扩大再生产，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就缺乏可靠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搞垮，资本主义就要复辟。
这说明“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四人帮”的追随者为了搞乱平顶山，诬蔑“三制”、“五满”、“六管理”这套企业管理制度违背了“鞍钢宪法”精神，是“对工人实行法西斯专政”。
在批判中，大家回顾了“三制”、“五满”、“六管理”这套制度的产生过程后指出，这套管理制度是全局广大干部、工人进行三大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
“三制”是对煤矿基层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
“五满”是根据煤矿生产的特点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需要，向每个职工提出的起码要求；
“六管理”是工人管理小组和“六大员”（政治宣传员、治安保卫员、质量安全检查员、生活服务员、经济核算员、材料工具保管员）的任务和职责。
这套管理制度，不仅仅是生产管理措施，而且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开展上层建筑领域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保证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的重要措施，它具体地体现了“鞍钢宪法”精神，根本不是什么“对工人实行法西斯专政”。
“四人帮”极力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把企业搞乱，使生产指挥失灵，无政府主义抬头，歪风邪气上升，事故不断发生，他们才真正的是一伙不顾工人死活的法西斯。
1975年上半年，平顶山矿务局机关下放了一批新干部，担任矿、厂领导职务，经受基层工作的锻炼。
“四人帮”的追随者却说这是“打击迫害新生力量”，“刮了右倾翻案风”。
这到底是“爱护培养新干部”，还是“打击迫害新生力量”？
矿工们说，毛主席说过：
“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
局党委下放这批干部，完全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是对新干部真正的爱护和培养。
如果说干部下放，就是受“打击”，受“迫害”，那党的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优良传统，党的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组织纪律还要不要？
假若按照“四人帮”那一套，诱惑、腐蚀新干部脱离基层，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其结果必然坠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平顶山矿务局的广大干部、职工，在批判中还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的追随者在这几个问题上大做文章的险恶用心，是妄图把整个企业搞乱，然后嫁祸于人，把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强加在革命领导干部头上，进而把他们打成“走资派”，以便取而代之，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
批判了“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攻击企业管理的种种谬论，分清了路线是非，平顶山矿务局的企业管理出现新面貌，被搞乱了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
矿务局和各矿建立了新的生产领导机构和生产指挥系统，领导干部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每月进行一次经济活动分析，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局党委认真学习大庆经验，对原有的各项企业管理制度进行全面修订，恢复了“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对一万多名“六大员”普遍进行了训练。
经过整顿劳动组织，全局有一千多人充实到采掘第1线，有三分之二的采面实现了正规多循环作业，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广大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更足了。
1977年，他们提出了“抓纲治矿促生产，全年超过‘双千万’，开拓掘进翻一番，大治之年立新功”的奋斗目标。
03月份又提出了每月攻克“双百万”的口号。
全局干部、职工、家属都投入了这场战斗，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到现在，已连续七个月实现了“双百万”。
他们决心继续努力，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增加新的采面，提高煤炭产量，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争取明年尽快实现矿井产量翻番规划，早日建成大庆式企业，为支援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平顶山矿务局抓纲治矿初见成效
广大职工在局党委带领下，紧密联系实际，针对主要问题，揭批“四人帮”谬论，分清路线是非，革命积极性大增，企业管理加强，煤炭生产迅速上升
新华社郑州1977年10月27日电
被“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黑干将搞得乱糟糟的平顶山矿务局，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年内，抓纲治矿，已经初见成效，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要求。
去年11月份，这个局的煤炭生产迅速改变被动局面，开始上升，12月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今年一、02月份超过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03月至09月份生产继续上升，每月都突破“双百万”（产煤一百万吨，上缴利润一百万元）的指标。
他们的一条重要经验是：
从领导班子入手，充分揭露矛盾，紧紧抓住那些在本单位影响最大的问题，狠批“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所散布的那些流毒最深、危害最大的反动谬论，从理论上、实践上分清路线是非，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工人的革命积极性，促进了企业大治快上。
平顶山是我国新兴的重要煤炭工业基地之一，年设计生产能力八百五十多万吨，担负着中南五省一千七百多个企业生产用煤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用煤的任务。
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很大的企业，“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黑干将千方百计加以破坏。
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大搞“三箭齐发”，一小撮阶级敌人兴风作浪，大搞打砸抢，弄得整个矿区几乎停工停产。
在这严重关头，平顶山市委和矿务局党委遵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率领广大群众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革命和生产形势迅速好转。
1975年，全局职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坚持实行局党委制订的“三制”“五满”“六管理”制度。
“三制”，就是干部现场指挥责任制、区域综合管理制、抓革命促生产全面负责制；
“五满”就是要做到第1线满员，出满勤，干满点，使满劲，圆满完成任务；
“六管理”就是工人参加管理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二、学习和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三、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全面完成，四、保安规章和各项操作规程的严格执行，五、出勤、轮休和病伤事假，六、生活福利和保卫工作。
由于实行这一套制度，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1975年实现了产煤一千万吨，上缴利润一千万元，创造了建矿二十年来的最好成绩。
但是，到了去年，“四人帮”在平顶山的追随者打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幌子，全盘否定1975年的各项工作，恶毒攻击和诬蔑“双千万”和“三制”、“五满”、“六管理”是搞“唯生产力论”，大搞层层揪“走资派”，把整个矿区搞得乌烟瘴气，革命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全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工人的坚决抵制。
去年五、06月间，正当斗争的关键时刻，华国锋同志亲自听取了平顶山市的汇报，热情地肯定了平顶山矿务局的成就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反动言行，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同“四人帮”斗争的广大干部和工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平顶山矿务局党委联系本矿斗争实际，发动全局广大职工，帮助局党委揭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把局党委中个别紧跟“四人帮”的人的言行一件件地摆出来，经过局党委分析综合，提出了几个影响最大的重要问题，动员广大职工加以彻底揭露和批判，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他们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是：
“双千万”是“唯生产力论”的产物，是“利润挂帅”吗？
大家认为，“唯生产力论”是否认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只讲生产，不讲革命；
“利润挂帅”，是根本不顾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顾国家的计划，不顾国计民生的需要，一切为了赚钱，一切为了利润，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
而这个矿务局1975年的“双千万”是在敬爱的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鼓舞下，局党委带领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批判小生产思想和雇佣观念，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打击资本主义倾向和歪风邪气，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促进了大干快上，为国家增产了煤炭，多创造了利润。
事实充分证明，“双千万”是狠抓阶级斗争，坚持革命统帅生产，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绝不是什么“唯生产力论”的产物，绝不是什么“利润挂帅”。
大家指出，“四人帮”的追随者攻击“双千万”，实质上就是不要搞好社会主义生产，不要为国家积累资金。
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国家就不能扩大再生产，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就缺乏可靠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搞垮，资本主义就要复辟。
这说明“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四人帮”的追随者为了搞乱平顶山，诬蔑“三制”、“五满”、“六管理”这套企业管理制度违背了“鞍钢宪法”精神，是“对工人实行法西斯专政”。
在批判中，大家回顾了“三制”、“五满”、“六管理”这套制度的产生过程后指出，这套管理制度是全局广大干部、工人进行三大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
“三制”是对煤矿基层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
“五满”是根据煤矿生产的特点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需要，向每个职工提出的起码要求；
“六管理”是工人管理小组和“六大员”（政治宣传员、治安保卫员、质量安全检查员、生活服务员、经济核算员、材料工具保管员）的任务和职责。
这套管理制度，不仅仅是生产管理措施，而且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开展上层建筑领域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保证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的重要措施，它具体地体现了“鞍钢宪法”精神，根本不是什么“对工人实行法西斯专政”。
“四人帮”极力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把企业搞乱，使生产指挥失灵，无政府主义抬头，歪风邪气上升，事故不断发生，他们才真正的是一伙不顾工人死活的法西斯。
1975年上半年，平顶山矿务局机关下放了一批新干部，担任矿、厂领导职务，经受基层工作的锻炼。
“四人帮”的追随者却说这是“打击迫害新生力量”，“刮了右倾翻案风”。
这到底是“爱护培养新干部”，还是“打击迫害新生力量”？
矿工们说，毛主席说过：
“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
局党委下放这批干部，完全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是对新干部真正的爱护和培养。
如果说干部下放，就是受“打击”，受“迫害”，那党的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优良传统，党的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组织纪律还要不要？
假若按照“四人帮”那一套，诱惑、腐蚀新干部脱离基层，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其结果必然坠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平顶山矿务局的广大干部、职工，在批判中还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的追随者在这几个问题上大做文章的险恶用心，是妄图把整个企业搞乱，然后嫁祸于人，把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强加在革命领导干部头上，进而把他们打成“走资派”，以便取而代之，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
批判了“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攻击企业管理的种种谬论，分清了路线是非，平顶山矿务局的企业管理出现新面貌，被搞乱了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
矿务局和各矿建立了新的生产领导机构和生产指挥系统，领导干部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每月进行一次经济活动分析，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局党委认真学习大庆经验，对原有的各项企业管理制度进行全面修订，恢复了“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对一万多名“六大员”普遍进行了训练。
经过整顿劳动组织，全局有一千多人充实到采掘第1线，有三分之二的采面实现了正规多循环作业，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广大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更足了。
1977年，他们提出了“抓纲治矿促生产，全年超过‘双千万’，开拓掘进翻一番，大治之年立新功”的奋斗目标。
03月份又提出了每月攻克“双百万”的口号。
全局干部、职工、家属都投入了这场战斗，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到现在，已连续七个月实现了“双百万”。
他们决心继续努力，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增加新的采面，提高煤炭产量，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争取明年尽快实现矿井产量翻番规划，早日建成大庆式企业，为支援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建立众望所归的领导班子
邓群声
华主席代表中共中央提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一致通过，决定明年春季召开五届人大。
与此同时，召开五届政协。
这是一个十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
这两个会议的召开，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是抓纲治国，达到天下大治的一件大事。
八亿人民热烈地盼望和迎接这两个会议的召开。
华主席号召全国：
“一定要选好革命委员会，使群众一听到新选出的革命委员会的名单，就高兴，就拥护，就受到鼓舞。”
华主席的话，讲得多好啊！
完全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
华主席的讲话，虽然指的是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它的精神适用于各级政权机关，适用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各基层组织的领导班子。
我们就是要产生这样众望所归的领导班子。
我们完全相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五届人大将要选举和任命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名单，一定会使全国人民更加高兴，更加拥护，更加受到鼓舞。
我们热切希望，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在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认真遵照华主席的指示，选出使群众高兴、受群众拥护的领导班子。
我们热切希望，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各基层组织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在整党整风和加强、调整或者改组领导班子的过程中，坚决遵照华主席的指示，产生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使群众一听到名单就受到鼓舞。
华主席指出：
“搞好政权建设，搞好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是抓纲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
把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出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战斗，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精干的革命委员会。
有了这样的领导班子，才能进一步清除“四人帮”在国家政权中的流毒和影响，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的胜利成果，才能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更好地实现抓纲治国的各项战斗任务。
林彪反党集团，特别是“四人帮”对政权建设的干扰破坏是严重的。
“四人帮”不但疯狂地破坏党瓦解党，也疯狂地破坏和瓦解各级革命委员会。
他们唯权是夺，把一批叛徒、特务、打砸抢者、“闹而优则仕”的家伙塞进各级革命委员会；
甚至那个臭名昭著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和流氓恶棍陈阿大也被他们塞进了人大常委会。
他们利用窃取的革委会的权力，同党委对着干。
他们大搞分裂活动，闹得革委会开不成会，办不成事，甚至分裂革委会，实际上形成两个政权。
广大群众对这帮混进革委会的坏人，深恶痛绝。
还有些革委会成员，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而又坚持不改，脱离了群众，从而失去了代表性。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土崩瓦解，坏人挖出来了，阶级阵线清楚了。
这就为我们整顿和建设好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这次选举中，应当把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坏人，把那些打砸抢者、“闹而优则仕”的人物，把那些卖身投靠、丧失了代表性的人物，从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中坚决清除出去。
要把工人、农民、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为群众公认的优秀分子，把那些在群众中确有威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确有贡献的先进人物选进革命委员会。
这样的革命委员会名单，一定会使广大人民一听到就高兴，就拥护，就受到鼓舞。
正如华主席所说的，“这样，就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革命委员会也就能够确实发挥它的作用。”
开好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好革命委员会，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坚持群众路线。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在得到恢复和发扬。
我们要在召开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过程中，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恢复和发扬起来。
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要实事求是，讲真话，讲老实话，有多大成绩就说多大成绩，存在什么缺点和问题就谈什么缺点和问题，决不文过饰非。
选举新的革命委员会，要经过充分酝酿，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要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这样做，有利于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克服“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给我们留下的困难，迅速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华主席说：
“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要兴旺，一定要强大，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华主席的指示多么鼓舞人心！
华主席讲的正是全国人民想的，华主席办的正是全国人民盼的。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心连心。
我们相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各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一定能开好，一定能产生众望所归的革命委员会，一定能进一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夺取新的胜利。

我国轻工业发展的根本道路
轻工业部理论组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轻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过去的半殖民地工业已经发展成为门类比较齐全、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部门。
轻工业的每一个成就，都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有关轻工业建设的理论、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照亮了轻工业前进的道路；
毛主席对轻工业的高度关怀，成为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奋发图强的力量源泉。
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高速度发展轻工业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总是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战略高度出发，看待轻工业的发展问题。
早在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组织群众，动员群众，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极为重视广大解放区民生必需品的生产，指出要实现布匹的完全自给，必须提倡普遍植棉，家家纺纱，村村织布。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高潮的1956年初，毛主席亲自听取了主管轻工业的三部一局（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地方工业部、手工业管理局）的汇报，并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毛主席总结了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和我国比较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经验，从理论上深刻论证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的辩证关系，指出：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1959年，毛主席进一步教导我们，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好国民经济计划。
以后，毛主席又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并强调把轻工业生产安排好，是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安定的问题。
毛主席这一系列重要指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是我们发展轻工业的根本指导思想。
二十几年来，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我国工业化道路前进，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毛主席对轻工业的发展速度，一直给予很大的关怀。
毛主席指出：
在以重工业为投资重点的条件下，轻工业的投资比重加重一点，结果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
还指出：
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1953年，我国刚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毛主席专门召开一次会议，亲自规划了纺织工业的发展规模。
当时，有关部门初步设想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一百八十万棉纺锭。
毛主席高瞻远瞩，当即指出，不是一百八十万锭，而是三百万锭。
毛主席的指示，是要我们既看到人民群众对纺织品的需要，又看到我国农村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棉花生产有可能大幅度增长的有利形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过努力有可能把建设速度搞得更快一些。
在毛主席亲切教导的鼓舞下，我国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胜利地实现了这一建设目标。
在农业部门的积极配合下，五年间全国纺织工业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二点五。
首战告捷，为以后纺织工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毛主席对手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十分关心。
指出“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似乎低一点。”
并提醒人们：
“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
吃的、穿的、用的都有”；
“手工业这样大，应当纳入国家计划”。
针对一些干部不重视手工业工作，毛主席曾经风趣地说：
我倒很想搞这样的事，很重要嘛！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近十几年来，手工业系统的企业生产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原来设想的水平。
它所生产的日用工业品，品种多，数量大，对于市场商品供应起着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十分注意轻工业的合理布局。
旧中国的轻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
根据毛主席关于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的方针，我们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积极加强了内地轻工业的建设。
当时，毛主席教导我们：
不利用沿海工业，就不能建设内地工业。
沿海工业技术高，产品质量好，成本低，新产品出得多；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可以做到投资省、收效快、积累多，也有利于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在毛主席这些教导的指引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国内地和沿海的轻工业都得到了发展。
二十几年来，我们在内地建设了一大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形成了纺织、造纸、食品等轻工业的一些基地。
内地轻工业在全国轻工业中所占比重显著提高。
许多原来基础薄弱的地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积极发展日用轻工产品，自给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沿海地区的轻工业，通过革新、改造、挖潜和改建、扩建，也得到充分利用和合理发展，成为高中档产品和出口产品的主要基地，对于繁荣城乡市场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化纤、塑料加工、合成洗涤剂、手表、工业技术用纸等工业，都是沿海地区首先填补了缺门，然后在全国各地得到发展。
沿海轻工业的充分利用，有力地支援了内地轻工业的建设。
轻工业的原料相当一部分来自重工业。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轻工业的原料构成中，工业原料所占比重将日益扩大。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从五十年代起，我们从无到有，逐步建立了粘胶纤维和塑料加工、合成洗涤剂、合成脂肪酸等工业。
合成纤维的生产，也已初具规模。
七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和周总理又亲自批准建设几个以石油、天然气为起始原料，生产化学纤维和塑料的大型企业。
这些企业全部建成后，我国轻工业的原料构成将有新的变化，进一步增强自力更生发展轻工业的能力。
毛主席在发展轻工业的问题上，教导我们：
首先要为着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
毛主席关于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的教导，首先是对轻工业说的。
毛主席还指出：
“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
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
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轻工业部门铭记毛主席的教导，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生产经营的根本方向，努力发展人民生活需要的日用品的生产，并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时刻注意群众的需要，时刻想到群众的利益，是我们永远都要坚持的原则。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经过二十几年的建设，我国轻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就整个来说，轻工业增长速度还不够快，同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的需要，还不相适应。
增长速度问题仍然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必须下大功夫、花大气力，高速度、高质量地发展轻工业。
把轻工业的建设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毛主席对于工业建设，历来都强调必须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旧中国的轻工业，机器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国内只能搞点修配。
我国本来有发展经济作物和林牧产品的良好自然条件，但旧中国农村经济凋敝，许多轻工业原料要靠进口。
例如造纸用的纸浆，纺织工业用的羊毛、黄麻等，绝大部分要依赖外国。
就是棉花，也有相当大的比例要靠进口。
新中国建立后，一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轻工业部门很快就面临一个问题：
能不能迅速消除半殖民地经济的后遗症，做到原料和机器设备自给？
轻工业是加工工业。
轻工业发展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料资源。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这个问题有许多精辟论述和重要决策。
毛主席关于没有原料，光搞加工工业，就叫做只搞“无米之炊”的教导，推动了国民经济各有关部门大力协同，认真地解决轻工业原料基本立足国内的问题。
我国轻工业的原料百分之七十来自农业。
毛主席在考虑农业问题时，从来是把轻工业所需的经济作物和林牧产品，摆在重要地位的。
毛主席指出：
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
明确规定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并具体提出：
“要努力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十二项生产，要实行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
为了搞好轻工业原料的生产，1956年，毛主席指示：
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1967年，毛主席发出了“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的号召。
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规定的方针。
周总理从1962年起，把全国棉花会议列为国务院一年一度的例会，亲自主持。
华主席到中央工作以后，先后多次亲自主持了棉花、糖料等经济作物的会议。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把农村开展多种经营、发展经济作物跟资本主义混淆起来，胡说什么经济作物是“杂耍”，社员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是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严重干扰了我国轻工业原料的生产。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轻工业和农业相互促进，较好地解决了轻工业原料基本立足国内的问题。
纺织用的棉花、羊毛、黄麻、蚕茧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造纸，在生产规模扩大很多倍的情况下，由主要靠进口纸浆变为主要利用国产纸浆。
制革，通过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开辟了一条以猪皮为主的新的原料途径。
其他如甘蔗、甜菜、烤烟等，都成倍以至十几倍地增加了产量。
早在1956年，毛主席就指示轻工业部门：
专用设备，有条件自己搞的，就自己搞。
并指出：
轻工业部门不能把机械制造问题推出去不管；
积极抓人，自己干，这样才有保证。
二十几年来，轻工业部门从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轻工机械工业体系。
现在已能生产上千种的机械设备，能对纺织、印染、造纸、皮革、陶瓷、制糖、卷烟、化纤、塑料加工等三十多个行业提供成套专用设备。
机械制造与使用厂紧密结合，及时吸取群众性技术革新成果，产品在技术上的进步也比较快。
事实证明，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轻工业部门自己动手造专用设备，在发展轻工业中就掌握了主动权。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毛主席教导我们：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工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生产水平无法迅速提高。
旧中国轻工业的技术基础很差。
即使现代化工业部分如棉纺织、造纸、卷烟等，多数企业的工艺装备也相当落后。
一些传统的行业如制盐、制革、陶瓷等企业里，大量存在手工操作，工人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恶劣，生产效率很低。
毛主席对于轻工业的这一状况十分关切，1956年在听取轻工业部门汇报时指出：
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并指示轻工业部门：
要抓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要开几个学院，培养技术干部。
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纺织工业自己设计、制造的成套棉纺织设备刚刚投产，毛主席十分关心，亲自观看了机器运转情况。
1958年郑州一家纺织厂试制喷气织机初步有了成就，毛主席在视察时亲切地加以鼓励。
在毛主席的关怀和鼓励下，轻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奋发图强，敢想敢干，努力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取得了越来越显著的成就。
许多行业和企业，从小改小革发展到对整台设备、整个工艺流程的改造，从一个工序的机械化、自动化发展到自动化生产线，生产技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棉纺织行业，经过几次大的技术改造，就细纱机单产水平来说，现在一个纱锭相当于解放初期的一个半以至两个纱锭；
前纺关键工序梳棉机，台时产量由六公斤增长到二十几公斤。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独立自主地搞技术革命；
同时又指出，在科学技术方面要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做到“洋为中用”。
二十多年来，轻工业的一些主要行业，就是由于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这一方针，有效地缩小了同工业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
合成纤维、塑料、合成洗涤剂等新的工业领域，近年在发展中对国外先进技术作了必要的引进，实行“一用、二批、三改、四创”，加快了发展步伐，争取了建设时间。
科学研究工作应当走在经济建设的前面。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国轻工业在技术上的进展本来是比较快的。
但是近几年来，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轻工战线广大职工是有志气、有能力的，一定能够夺回被“四人帮”干扰破坏所耽误的时间，在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方面夺取新的胜利。
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关系到八亿人民的衣、食、住、用、行，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重温毛主席关于轻工业的一系列教导，回顾我国轻工业二十几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走过的胜利道路，我们对于加快轻工业的发展步伐，信心百倍，豪情满怀。
华主席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于轻工业的生产、建设，多年来一直给予高度的关怀，作过许多重要的指示。
我们一定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团结战斗，争取我国轻工业高速度、高质量地向前跃进。

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认真作好出版工作
国家出版局理论组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出版战线的广大职工，无限崇敬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他老人家对出版工作的巨大关怀和谆谆教导。
一
我们党的出版事业，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发展起来的。
远在建党的准备时期，毛主席就十分重视出版工作。
1919年和1920年，毛主席在湖南先后创办了《湘江评论》和文化书社，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
毛主席亲手为我们出版工作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0年，毛主席指示全党：
“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党在战争年代的困难条件下，投入了相当数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延安建立了出版机构解放社，建立了新华书店；
在其他根据地也建立了出版、印刷、发行的机构。
为了加强领导，当时在党中央还建立过出版部。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白区的进步出版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解放以后，这两支出版队伍胜利会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骨干力量。
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毛主席于百忙中亲切地接见了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代表，并写了“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题词，号召我们为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而努力工作。
毛主席制定了出版工作必须遵循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十八年来，尽管受到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出版事业还是逐步壮大发展的，在出版战线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
广大出版、印刷、发行工作者辛勤劳动，为人民出了力，成绩是主要的。
重温出版工作的历史，我们更加坚定了在出版战线高举和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决心。
二
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是出版战线的神圣职责。
毛主席一贯重视马列主义著作的出版。
抗日战争以来，马列主义著作在我国大量出版。
毛主席曾经针对林彪把马列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的罪行，强调指出，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毛主席的指示引导我们进一步大量出版和重印了马列主义著作。
毛主席还曾经指示我们，出版马列主义著作要有我们自己写的序言和注释。
这就是要求我们注意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提高出版工作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判过陈伯达搞的那个所谓称天才的语录。
这就告诉我们，选用语录必须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而不能象林彪、陈伯达、“四人帮”那样摘取片言只语，断章取义，进行歪曲篡改。
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胜利旗帜，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
出版毛主席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是我们广大出版、印刷、发行工作者引以自豪的光荣任务。
“四人帮”极力阻挠和破坏毛主席著作的出版，篡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全面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这是他们妄图砍倒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立即作出了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并且很快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
我们出版部门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作好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工作，以华主席为榜样，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主席总是强调出版工作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为这个革命任务服务。
毛主席亲自编辑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诞生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为这部书写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序言，为收进这部书的大部分文章写了精辟的按语，还帮助作者修改文章。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这个醒目的标题，就是毛主席改定的。
我们学习这部书，可以看到，毛主席在这里主要关注的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批判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阐明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确方针；
同时，也对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以及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工作等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出版工作要为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首先是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同时还要努力满足整个革命任务的多方面的需要。
近几年来，“四人帮”鼓吹出版部门要跟着他们另搞的一套转，弄得是非颠倒，思路闭塞，使出版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
今天，出版工作为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就是宣传党的十一大路线，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贯彻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按照抓纲治国的八项主要任务，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全面考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对出版物的多方面的要求，发挥出版工作的战斗作用。
毛主席对伟大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的一生，作了崇高的评价。
毛主席一再号召我们学鲁迅的榜样、读点鲁迅，并且多次引用鲁迅的作品和言论教育全党。
毛主席对鲁迅著作的出版一直给予重视和关怀。
可是，“四人帮”害怕鲁迅的革命思想，害怕鲁迅对狄克、姚蓬子的批判，不择手段地阻挠和破坏鲁迅著作的出版。
1975年11月，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周海婴同志关于研究、注释和出版鲁迅著作的建议，指示立即实行，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的罪恶阴谋。
但是“四人帮”没有死心，他们阳奉阴违，继续捣鬼。
华主席领导全党粉碎了“四人帮”，为作好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扫除了最大障碍。
三
毛主席为文化工作，包括出版工作，制定了完整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主要是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方针。
近几年来，“四人帮”肆意篡改和疯狂反对这些方针，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对出版工作危害极大。
我们一定要打碎“四人帮”造成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敢于革命，坚持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创造出版工作的繁荣局面。
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必须打破“四人帮”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
毛主席曾经严厉批判“四人帮”“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弄得“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百家争鸣也没有了。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不仅作者怕写文章，怕写戏，出版部门同样有这个怕字。
毛主席指示，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不要求全责备”。
“四人帮”被打倒了，出版部门要丢掉怕字，不要怕别人求全责备，我们也不要对别人求全责备。
毛主席对《柳文指要》的处理是一个范例。
《柳文指要》是一部研究柳宗元的专著，确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同时也有缺点。
这样的书能不能出版，是颇费斟酌的。
毛主席看了这部几十万字的书稿，亲笔给作者写信，明确指出，此书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的问题。
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的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
同时告诉作者，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这一点，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遵照毛主席复信的精神，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1971年出版了这部书。
毛主席对《柳文指要》及其作者的分析，给了我们很大教育和启发。
我们处理书稿，应当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严格区分香花和毒草，划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是香花，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
但是，一般的世界观问题不等于是政治问题，更不能把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
我们应当根据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提倡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讨论，通过出版物促进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促进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
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要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
今天，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正在走向天下大治，民主集中制正在得到健全，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正在充分发扬。
这为我们作好出版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们一定要努力出版更多的具有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作品，努力出版更多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著作，促进各个文化领域的革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毛主席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方针，是为了批判地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以取得借鉴，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近几年来，“四人帮”经常挥舞反对“封资修毒草”的大棒。
这是为了实行他们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反对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破坏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同时也是为了把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篡改为古为帮用、洋为帮用，恣意歪曲历史，搞影射史学、阴谋文艺。
我们一定要揭穿和批判他们这一套手法。
对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1971年，毛主席亲自批准我们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我们树立了尊重民族文化遗产的榜样，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如果中国古代文化统统被当作封建主义的毒草而不许出版，那就只能是割断历史，数典忘祖。
对外国文化，也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首先是拿过来，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1971年，毛主席亲自批准我们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是又一个范例。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如果外国文化统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毒草而不许出版，那就只能是闭关自守，故步自封。
为了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我们出版部门有大量工作要做。
我们要积极地有计划地整理和翻译出版中国古代的和外国的优秀作品，包括优秀的中外古典文学艺术作品，并且通过出版前言和报刊评论，加强对作品的分析，指导读者阅读。
我们要充分地为研究工作者出版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各种资料。
我们还要积极地出版今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成果，把它作为我们反映各个文化领域革命成果的一个部分。
多年来，毛主席一次又一次亲自过问出版工作。
毛主席在评论《水浒》的指示中，还提到对出版《水浒》的具体要求。
毛主席批准出版《诗刊》、《人民文学》等文艺刊物，指示恢复《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还关怀属于自然科学的专业性很强的刊物《化石》、《动物学杂志》。
毛主席还对历史题材小说《李自成》的写作给予支持。
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曾经指示由外国语学院编一部质量好的汉英词典；
还批准对解放前出版的《辞海》加以修订，并指示可以吸收各方面的老年知识分子，包括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参加这项工作，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毛主席亲自过问出版工作所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对出版工作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愿望。
千方百计地多出书、出好书，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斗争服务，满足广大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广泛的多方面的需要，是我们出版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毛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毛主席对出版工作的巨大关怀和谆谆教导，毛主席亲自过问出版工作的范例，将永远是鼓舞和鞭策我们做好出版工作的动力。
我们决心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认真作好出版工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附图片）
瓦窑堡会议旧址　（新华社发）

乌兰夫副委员长姬鹏飞秘书长会见并宴请托尔博伊斯副总理等贵宾
新西兰贵宾应邀出席文艺晚会
新华社1977年10月27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秘书长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并宴请新西兰副总理布赖恩·托尔博伊斯和夫人。
乌兰夫副委员长和姬鹏飞秘书长率领我人大代表团于上个月访问新西兰时，曾受到新西兰政府、议会和人民的热烈、友好的欢迎。
托尔博伊斯先生以代总理的身份为代表团举行了盛大欢迎国宴。
今天，乌兰夫副委员长、姬鹏飞秘书长同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在北京再次见面，都感到非常高兴。
见面时，乌兰夫副委员长、姬鹏飞秘书长同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和夫人热情握手，并在一起回忆在新西兰相会时的愉快情景。
乌兰夫副委员长对新西兰方面在人大代表团访问期间所给予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
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对有机会访问中国表示十分高兴。
会见后，乌兰夫副委员长、姬鹏飞秘书长举行宴会，用传统名菜北京烤鸭款待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和夫人。
席间，乌兰夫副委员长和托尔博伊斯副总理举杯，祝愿中新两国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托尔博伊斯副总理的随行人员，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阿特金斯和夫人参加了会见并应邀出席了宴会。
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人大代表团团员戴念慈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新华社1977年10月27日讯
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海外贸易部长布赖恩·托尔博伊斯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今天晚上应邀出席了文艺晚会。
陪同新西兰贵宾出席文艺晚会的有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文化部负责人石敬野等。
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阿特金斯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在北京的其他新西兰朋友，也应邀出席。
晚会由文化部举办。
中国歌剧团演员们演出了音乐舞蹈节目，受到新西兰贵宾们的热烈鼓掌欢迎。
演出结束时，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和夫人等贵宾，由李强部长等陪同走上舞台，同演员们热烈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并向他们赠送了花篮。
今天上午，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和夫人等参观了故宫。
下午，托尔博伊斯副总理的夫人还访问了福绥境街道。
（附图片）
乌兰夫副委员长、姬鹏飞秘书长，会见并宴请新西兰副总理托尔博伊斯和夫人。
新华社记者摄
李强部长同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海外贸易部长托尔博伊斯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叙利亚教育代表团回国
叙利亚教育部部长助理阿哈默德·卡德尔·阿加、高教部部长助理佐海尔·柯托比和叙利亚教育代表团成员，结束了在我国北京、大寨、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的访问，于10月25日离华回国。
　（新华社）

外事往来
应日本外务省邀请，以张香山为团长、王珍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10月25日上午离开北京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首都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穆青、李连庆、郭渭、邵公文，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等。
日本驻华使馆公使伴正一也到机场送行。
以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第1书记许家屯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结束了对罗马尼亚的友好访问，23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

王震副总理会见菲中了解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10月27日讯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上午会见以菲律宾中国了解协会会长吴戈夫人为团长、副会长罗佩斯为副团长的菲中了解协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参加了会见。
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何章明，对外友协理事单达圻、孟宪如、王澄枢，会见时在座。
又讯：
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22日晚会见并宴请了以菲中了解协会会长吴戈夫人为团长、罗佩斯先生为副团长的菲中了解协会代表团。
代表团是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于10月20日到达北京的。
（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会见菲中了解协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记者摄

邓副总理会见辛内格伦上将
辛内格伦上将离京回国
新华社1977年10月27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瑞典三军总司令斯蒂格·辛内格伦上将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瑞典驻中国大使比耶尔克和夫人参加了会见。
邓小平副总理和瑞典贵宾们合影后，同辛内格伦上将、布乔雷马上校、阿克伯格中校、比耶尔克大使等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伍修权和徐和同志，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朱开印，外交部副司长张毅君，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武官宋文中。
新华社1977年10月27日讯
瑞典三军总司令斯蒂格·辛内格伦上将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伍修权和徐和同志，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海军副司令员高振家，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玄，北京部队司令部参谋长徐信，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朱开印，我驻瑞典大使馆武官宋文中等。
瑞典驻华大使比耶尔克也到机场送行。
（附图片）
邓副总理会见辛内格伦上将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并宴请泰国王室成员及随从人员访华团
新华社1977年10月27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上午会见了以西里拉达布蓬女亲王为团长、参他干玛尼女亲王为副团长的泰国王室成员及随从人员访华团。
会见时，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邓颖超副委员长对泰国朋友们到中国参观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她说，你们的访问，增进了中泰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会见以后，邓颖超副委员长设宴招待泰国朋友。
泰国驻中国大使格森·格森西和夫人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有杨公素、孔筱、谢黎等。
泰国王室成员及随从人员访华团一行三十五人是10月25日到达北京的。
来京之前，泰国朋友们曾在广州、桂林进行了参观游览。
（附图片）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泰国王室成员及随从人员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阿图拉特穆德利特使举行告别宴会
中斯两国贸易和支付协定以及两国换货议定书在京签字
新华社1977年10月27日讯
斯里兰卡总理特使、贸易部长拉利特·阿图拉特穆德利今天中午举行告别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
外贸部部长李强、副部长王润生，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海军副司令员王万林，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国家体委第1副主任徐寅生，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等。
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马汉德伦出席了宴会。
在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阿图拉特穆德利部长和李强部长先后祝酒，共祝斯中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新华社1977年10月2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里兰卡共和国政府贸易和支付协定，以及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斯里兰卡共和国换货议定书，今天在京签字。
李强部长和斯里兰卡贸易部长拉利特·阿图拉特穆德利分别在协定和议定书上签字。

黄华外长李强部长分别同托尔博伊斯副总理举行会谈
新华社1977年10月27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同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海外贸易部长布赖恩·托尔博伊斯，今天下午继续举行了会谈。
新华社1977年10月27日讯
外贸部长李强同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海外贸易部长布赖恩·托尔博伊斯，今天上午举行了会谈。
新西兰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副秘书长诺里什、驻中国大使阿特金斯、农业部副总局长达兰特、贸易和工业部助理秘书长伍德菲尔德、外交部经济司司长毕比等。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副局长孙锁昌、王保宣。

一仗一仗地打一关一关地攻
武汉钢铁公司组织战役，大干一百天，生产出现新局面
新华社武汉1977年10月27日电 在大干一百天的战斗中，武汉钢铁公司采取组织战役，分段攻关的办法，发动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一仗一仗地打，一关一关地攻，日夜奋战，钢铁生产出现了新局面。
《人民日报》《大干一百天》的社论发表后，武钢党委立即召开各厂矿负责人的紧急会议，根据“要把今年最后一百天，一天一天安排好”的精神，决定把一百天分作几个战役来打，分段提出奋斗目标，猛攻关键，不断创造日产新水平，为明年钢铁大上打下坚实的基础。
09月24日至10月03日的第1战役，初战告捷，胜利地实现了预定的目标，钢和铁的平均日产量，大大超过09月01日至23日的平均日产量。
公司党委召开六千人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表彰了在第1战役中有突出贡献的十三个先进集体和九十二个先进个人，进一步鼓舞了工人们大干一百天的斗志。
第2战役开始后，钢铁战士更加活跃，他们放弃休息，勇挑重担，日夜苦战，进一步发展了大好形势。
10月上、中旬，钢的平均日产量同09月份相比，又有大幅度提高，突破了今年以来日产量的最高纪录。
在全公司最大的四号高炉停产中修，只有三座高炉生产的情况下，从10月04日到20日的生铁平均日产量，仍然接近09月份四座高炉生产时的平均日产水平。
各级干部认真转变作风，少讲空话，埋头苦干，讲求实效，这是武钢在大干一百天中的一个明显特点。
公司每天的生产调度会，是组织实现当天生产计划的关键会议。
过去由于“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造成调度指挥失灵，严重影响生产。
现在，各厂矿领导干部学习大庆人“三老四严”的作风，亲自参加调度会，对定下的问题亲自组织落实，真正做到“说了算，定了干”，切实加强了对生产的组织领导。
炼铁厂搞设备攻关战，需要四块用钢板制作的大筛篦子，在一般情况下最快也得半个月才能加工出来。
为了不误炼铁厂攻关，机械总厂的几位领导干部亲自出马组织突击队进行加工，突击了三天三夜就完成了这项任务，有力地支援了炼铁生产。
武钢在大干一百天中，还组织老工人大搞传帮带，进行岗位技术大练兵，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公司成立了岗位技术练兵领导小组，由一名党委书记担任组长，负责对技术练兵的领导。
炼钢厂、炼铁厂、烧结厂、轧板厂等单位，都建立了技术练兵和技术考核的制度，搞好技术考查工作。
炼钢厂的平炉车间，还对工长、总炉长、炉长分别提出了技术要求，在工人中大搞补炉、堵出钢口、取样等基本功的训练。
由于技术练兵活动的开展，炼钢工人们的操作水平显著提高，为多炼钢、炼好钢创造了条件。
八号平炉四个班的工人紧密配合，抓紧快炼，第2战役头十天，每炉钢平均冶炼时间比计划缩短四十六分钟。
全公司广大职工决心乘胜前进，要在今年最后的两个月里为多产钢铁做出新贡献。

昆仑山下绘新图
新疆叶城县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边沿、昆仑山北麓。
这里居住着维吾尔、汉、塔吉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回等民族。
叶城县各族人民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华主席在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的精神，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建成了大寨县。
到1976年止，全县兴建了总长一千八百多公里的灌溉渠道，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建成大面积条田，粮食连年增产。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牧业、林业等都有较大的发展。
叶城人民决心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向高标准大寨县进军。
叶城县委书记孟庆同志，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取得领导生产的主动权。
这是他在试验田里向老农请教植棉经验。
叶城县人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耕作条件和灌溉条件。
他们兴建的肖塔渠，全长二十多公里，使周围五十多万亩耕地受益。
这是肖塔渠的五号闸。
叶城县今年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和特大水灾。
全县人民克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重重困难，取得夏粮作物的较好收成。
这是加衣提勒克公社粮站接收社员交售的公余粮。
柯克亚公社愚公大队干部和社员在劳动休息时，畅谈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心得体会。
叶城县以农为主，农牧结合。
全县平均每人有牲畜二点四头。
这是柯克亚公社愚公大队的牧场。
叶城县人民在成绩面前不骄傲，继续向高标准大寨县的目标进军。
这是棋盘公社十大队社员修建水电站排水渠。
（本栏照片为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摄）

为波尔布特同志率领柬党政代表团访华成功
我驻民主柬埔寨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977年10月27日讯
金边消息：
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10月26日晚在大使馆为柬共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同志率领的柬埔寨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访问的圆满成功举行了招待会。
柬共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柬共中央常委、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柬共中央常委、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温威，柬共中央常委、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宋成，卫生部长秀臣，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文化教育部长云亚，以及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干部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孙浩大使和波尔布特书记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先后祝酒，祝中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兄弟友谊和战斗团结日益巩固和发展。

亚非拉国家努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老挝教师、学生人数增加
据新华社万象1977年10月23日电
据老挝教育部门初步统计，在最近开始的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学年中，全国在校学生人数比上一学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左右。
万象省、市的中学已增加到五十所；
在校学生人数已达两万二千多名，比上一学年增加八千多名；
小学增加到近八百所，在校学生人数已达十一万三千六百多名，比上一学年增加九千三百多名。
占巴塞省在本学年新建中学八所、小学数十所。
中小学教师增加了二百九十多人，在校学生人数也有明显增加。
教育部门积极培训教师。
在上一学年，全国二十五所师范学校培养出小学教师二千四百多名、中学教师四百六十多名、高等学校教师九十多名。
本学年，一些师范学校的学生人数比上一学年又有所增加。
民主也门发展专业和技术教育
据新华社亚丁电
为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大力发展专业和技术教育，取得成就。
民主也门从1967年独立以来，在改造和扩建普通中、小学校的同时，逐步发展专业和技术教育。
创办较早的中等技术学校和中等农业学校是由原来的训练中心发展起来的，农校还把校址选择在重要农业区二省，发挥着教学联系生产实际的特点。
据教育部教育司长卡拉姆·苏莱曼介绍，几年来，中等技术学校已为有关生产部门培养了五百多名技术和企业管理人员。
近几年，民主也门还办了商业、渔业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也为国家输送了一批批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
阿尔及利亚就学人数显著增加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电
今年，阿尔及利亚就学学生人数有显著增加，还增设了一批学校，扩大了教师队伍。
09月20日，阿尔及利亚全国大中小学进入了新学年。
中、小学校入学学生达到三百六十一万四千名，比去年增加二十四万五千名；
大学生达六万名，比去年增加将近一万名。
有些省份如安纳巴和提齐乌祖，所有适龄儿童都入了学。
教师队伍也继续扩大。
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初小新教师就达五千七百六十一名。
为了扩大师资来源，从本学年开始，高等教育部号召在职干部以兼职教师的身份为大学讲课。
乍得重视改革旧教育制度
据新华社讯
恩贾梅纳消息：
乍得教育、文化、青年和体育部长瓜拉·拉苏指出，为了促进国家发展，必须改革殖民时代遗留下的教育制度。
瓜拉部长还强调要使学生同周围环境结合，理论同实践结合，以培养有生产能力的公民。
此外，为了解决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物质困难，乍得、尼日尔、上沃尔特和中非帝国的文教部门的代表不久前在恩贾梅纳举行会议，讨论自制教学器材问题。
瓜拉部长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必须首先依靠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发展教育，发展经济。
他说，依靠自己过日子，不仅是真正解放的必要条件，而且是文化复兴的必要条件。
哥伦比亚发展中小学教育
新华社讯
波哥大消息：
据报道，哥伦比亚官方的校舍兴建委员会决定今年拨款近十亿比索，其中大部分将用于在全国各地兴建可容纳三十万中小学学生的教室共五千间。
去年，这个委员会曾拨款九亿五千多万比索，用于新建四千多间教室，扩大和修缮一百七十三座中小学建筑物，并在比利亚维森西奥新建了建筑面积达八千平方米的“平原工业大学”和一家日产四万本学生练习本的“全国练习本工厂”。
1973年以来，哥伦比亚国家电台和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的电台一直在为成年人举办中学广播讲授班。
据统计，在此期间，全国参加这种讲授班学习的近十万人。
（附图片）
阿拉伯也门萨那中等工业技术学校房建专业班的师生在施工现场进行教学。
　新华社稿

北京图书馆向日本团体赠书
新华社东京1977年10月25日电
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10月24日在东京代表中国国立北京图书馆，将一批中国图书赠送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总部。
在赠书仪式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总部理事长今日出海代表这一团体接受这批图书和目录。
这批中国图书共为七十五种、四百四十三册，是中国北京图书馆作为还礼，回赠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总部的。
从1975年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总部曾三次赠给中国北京图书馆共五十一种、五百七十五册日本书籍。
这次中国北京图书馆回赠的中国书籍中有《毛泽东选集》第5卷、《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华国锋主席的讲话》、《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照片画集）、《鲁迅全集》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画集等。
此外还有《永乐大典》、《楚辞集注》、《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等一批著名的中国古典著作。

意大利总理、议长接见我邮电代表团
据新华社罗马1977年10月25日电
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10月25日接见了中国邮电代表团团长、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钟夫翔部长转达了华国锋总理对安德雷奥蒂总理的问候。
安德雷奥蒂总理请钟夫翔部长转达他对华国锋总理的问候。
接见时，意大利邮电部部长科隆博、中国驻意大利大使王国权在座。
王国权大使25日晚为中国邮电代表团访问意大利举行了宴会。
据新华社罗马1977年10月24日电
意大利参议院议长范范尼10月24日会见了以邮电部部长钟夫翔为团长的中国邮电代表团，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范范尼议长在会见时请钟夫翔部长转达他对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的问候。
同一天，意大利邮电部部长科隆博也会见并宴请了中国邮电代表团。
中国邮电代表团是10月23日到达罗马的。

挪威首相接见我国大使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10月26日电
奥斯陆消息：
挪威首相奥德瓦尔·努尔利10月26日上午接见了中国驻挪威大使刘述卿，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日本外相会见我新闻代表团
据新华社东京1977年10月27日电
日本外相鸠山威一郎10月26日在东京会见了以张香山为团长、王珍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全体成员。
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日本外务省情报文化局局长柳谷谦介在座。
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参加了会见。
同一天，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奥田敬和会见并设宴招待了代表团。
中国新闻代表团10月25日乘飞机到达东京。
代表团是应日本外务省的邀请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的。
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有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奥田敬和、外务省情报文化局局长柳谷谦介以及各界友好人士滨野清吾、黑田寿男等。
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以及东京华侨总会负责人也到机场迎接。

比利时马列共第1书记指出第3世界是反霸的主力
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是世界人民斗争指南
新华社布鲁塞尔1977年10月27日电
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费尔南·勒菲弗尔10月26日在布鲁塞尔就三个世界的理论发表了讲话。
勒菲弗尔在讲话中强调，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深深扎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南。
勒菲弗尔说，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人民最大的敌人，是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它们之间的争夺“是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的主要方面”，“欧洲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焦点”。
“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对欧洲最危险的国家，是世界战争的最大策源地”。
他指出，这种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的。
列宁在这个理论中指出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
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衰退，而苏联“正在全面扩张”，它变本加厉地制造事端，在扎伊尔和安哥拉进行侵略，在拉丁美洲进行渗透。
勒菲弗尔强调指出，第3世界国家是当前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主力；
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阴谋和侵略，并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主力即第3世界联合，是第2世界国家的利益所在。

突尼斯总统总理接见我军事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突尼斯1977年10月27日电
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10月27日上午接见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中国驻突尼斯大使崔健接见时在座。
突尼斯方面参加接见的有：
国防部国务秘书艾哈迈德·本努尔和陆军参谋长谢赫准将。
布尔吉巴总统同中国客人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王尚荣团长转达了华国锋主席对布尔吉巴总统的问候。
布尔吉巴总统请王尚荣团长转达他本人对华国锋主席的亲切问候。
布尔吉巴总统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高度的敬佩。
他强调指出，毛泽东主席把一个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繁荣的新中国。
他对突中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并祝愿中国取得新的成就。
接见结束时，布尔吉巴总统向王尚荣团长和代表团团员授勋。
王尚荣团长以代表团的名义向布尔吉巴总统赠送了礼品。
据新华社突尼斯1977年10月26日电突尼斯政府总理赫迪·努伊拉10月26日上午接见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努伊拉总理同中国客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他对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前来突尼斯访问表示欢迎。
王尚荣团长向努伊拉总理转达了华国锋主席的问候。
他对在突尼斯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表示感谢。
努伊拉总理请王尚荣团长向华国锋主席转达他本人的亲切问候。
努伊拉总理在谈话中还对已故的周恩来总理表示深切的怀念。

粮仓伏伊伏丁那
在南斯拉夫的东北部多瑙河与蒂萨河、萨瓦河会合的地方，有一片两万多平方公里的肥沃的冲积平原。
这里就是南斯拉夫的粮仓——富饶的伏伊伏丁那。
从多瑙河岸向远方眺望，一片黑油油的土地展现在眼前。
它给来访者的第1个印象就是：
这里是一个生产粮食的好地方！
果然，就在我们访问伏伊伏丁那的前两天，这里的小麦刚刚收割完毕。
在播种的四十二万公顷土地上，一共收获了小麦二百一十四万吨，平均每公顷的产量将近五十一公担，创造了这里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的历史最高纪录。
伏伊伏丁那是欧洲最肥沃的地区之一。
然而，在过去，这里却旱涝无常，收成甚低。
如在一九三○——1939年的十年中，这个地区的小麦平均每公顷只收获十三点七公担，玉米每公顷也不过二十三公担。
长时期内，南斯拉夫的粮食不能自给。
为了解决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南斯拉夫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年提高了粮食的产量。
近几年来，南斯拉夫已经比较稳定地解决了粮食全部自给的问题。
而伏伊伏丁那今天所获得的发展，就是南斯拉夫政府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努力解决粮食自给问题的一个缩影。
伏伊伏丁那是南斯拉夫两个自治省中的一个。
全省只有一百九十多万人，不到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耕地是一百六十万公顷，也不到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
可是，全国百分之三十五的农产品却来自这个自治省。
它所提供的商品粮占的比重就更大一些。
例如，它提供的小麦占全国小麦商品粮的百分之五十五，玉米几乎占三分之二。
此外，向日葵占百分之八十，甜菜占百分之六十，猪肉占百分之五十五。
伏伊伏丁那真不愧为南斯拉夫的粮仓。
主人们在向我们回顾伏伊伏丁那的成就时，首先是从兴修水利谈起的。
早在1957年就开始兴建“多瑙河—蒂萨河—多瑙河水利系统”。
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除了需要开凿七百多公里的运河外，还要建造抽水站、拦河坝、水闸、码头、桥梁等二百五十多个工程项目。
绝大部分的项目已在去年竣工，运河网已开始收益。
这个水利系统是由南斯拉夫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具有防洪、排涝、灌溉、运输、供水等多方面的作用。
工程全部建成后，将有干渠九百三十公里，支渠一万四千公里，可以排涝一百一十万公顷，灌溉面积可达五十万公顷。
现在，纵横交错的渠道，几乎布满整个平原，对这里的农业发展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战后初期，整个伏伊伏丁那只有一千台拖拉机。
目前，全自治省已拥有拖拉机五万一千台。
今年收割小麦时，六千台联合收割机投入战斗，大大缩短了收割的时间。
这些收割机大多数是南斯拉夫自己生产的。
培育优良品种是伏伊伏丁那农业部门特别重视的一项任务。
在这里有专门的农业研究所从事这项工作。
现在，伏伊伏丁那已经不再依靠进口的种籽了。
过去，这里用的麦种大部是从国外进口的。
今年在这个地区播种的小麦中，已有百分之九十七用的是本地区培育的优良品种。
伏伊伏丁那农研所培育的“女游击队员”、“早麦一号”、“早麦二号”等优良品种都超过了进口麦种的产量。
伏伊伏丁那的主人们满怀信心地瞻望着这个粮仓的未来。
自治省农业部的一位副部长说：
“战前，在一公顷的土地上能收获十几公担小麦，就算是了不起的收成了。
可是，现在打了五十公担，总还觉得不够理想。
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平均每公顷七十——八十公担的产量，看来是有希望达到一百公担的纪录的。”

的确，当你来到这块辽阔而又富庶的土地的时候，随时可以感受到，这儿的主人们正在加紧用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粮仓。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多瑙河—蒂萨河—多瑙河水利系统，具有防洪、排涝、灌溉、运输、供水等作用。
现在纵横交错的运河网，已成为南斯拉夫粮仓的动脉。
　新华社发（南斯拉夫通讯社供稿）

贝尔格莱德国际书籍博览会开幕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10月24日电
第22届国际书籍博览会10月24日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
博览会上展出了来自世界四十五个国家的书籍。
中国书籍首次参加展出。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执行委员会书记斯·多兰茨主持了本届国际书籍博览会的开幕式。
多兰茨书记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他说：
“我们坚决主张同各国人民以及各种进步力量在民主与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友谊、争取和平与全世界的进步，但另一方面我们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统治与霸权。”
多兰茨说：
“南共联盟第10次代表大会后几年来，出版工作已取得很大进步，特别是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我国社会主义自治现实的作品。”
在这次博览会上南斯拉夫展出了大量的书籍。
据南斯拉夫出版社和书店联合会公布的情况，南斯拉夫每年出版一万两千部书，八千万册。
在博览会上，展出了中国四十多个出版社出版的六百多种书籍和刊物。
其中包括用中外文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古典和现代的中国文艺作品、儿童读物、画册、期刊等。
开幕式后，多兰茨书记参观了中国馆。

伊拉克和阿富汗、马来西亚分别发表联合公报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家园的正义斗争
阿拉法特重申没有人能阻挡巴勒斯坦革命前进
据新华社讯
据巴格达报纸报道，阿富汗外交部长赛义德·瓦希德·阿卜杜拉最近对伊拉克进行三天访问。
10月21日，在阿富汗外长访伊结束时发表的两国联合公报中强调，只要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撤出被他们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土地，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切民族权利包括对自己的土地和家园行使自决的权利得不到恢复，中东地区就不可能实现正义的和平。
又据报道，马来西亚和伊拉克在最近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民的侵略，要求收复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这份联合公报是在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在结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时同侯赛因总理发表的。
马鲁夫副总统于10月19日至22日对马来西亚进行了正式访问。
新华社贝鲁特1977年10月25日电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亚西尔·阿拉法特，10月21日在黎巴嫩南部对巴勒斯坦军校毕业生讲话时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决不屈膝投降”，他们将“继续战斗，直到取得胜利”。
他说：
“我所以要重复这些话，是因为某些人有时候幻想他们能够制止这个革命向前进……我还要重复我几个月前讲过的话：
我们不惯于发布撤退的命令，而只惯于发布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和最后一滴血的命令。”
他说：
“我们的敌人以为，他们的警告和工作文件能够影响巴勒斯坦革命，但是我相信你们的坚定不移，相信这些枪杆子的结实，为了使阿拉伯民族能够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伟大，你们已经坚持了十三年……”
阿拉法特最后说，过去所有那些阴谋都被坚定不移所粉碎了，今后的种种阴谋也将遭到同样的下场。

埃及和苏丹领导人在两国人民议会首次联席会议上强调
决心维护主权反对外来控制和侵略
萨达特总统重申十年内不偿还苏联的军事债务
据新华社开罗1977年10月24日电
埃及人民议会和苏丹人民议会第1次联席会议10月24日在开罗开幕。
会议将讨论埃及和苏丹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问题。
埃及总统萨达特和苏丹总统尼迈里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并且讲了话。
六百一十名埃及和苏丹议员出席了这次联席会议。
约旦参议院议长巴哈贾特·塔勒霍尼，叙利亚人民议会议长穆哈默德·阿里·哈拉比，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联邦国民议会议长巴希尔·拉卜提也出席了会议。
萨达特总统在讲话中说，埃及和苏丹象一个整体，配合得象一面盾和一把剑，挫败了敌人。
他说，苏丹在面临任何挑战时过去和今后都不是孤立的。
因为，埃及和苏丹都遵循着一个统一的战略，即保卫这一地区的安全，反对控制和侵略。
萨达特总统说：
在我们的土地上和尼罗河流域，从属地位的时代已经永远地结束了。
各种势力都应该知道，我们遵循着一条民族的不结盟路线，我们决不允许一种控制代替另一种控制。
我们的人民已经选择了这条维护主权和解放的艰难道路。
我们的人民是自己意志的主人。
苏丹总统尼迈里在讲话中回顾了苏丹人民和埃及人民反对占领的联合斗争的特点以及苏丹革命和埃及革命之间的联系。
他阐述了两国实现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方案。
尼迈里总统要求更多地关心解放被占领土的事业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
他还要求会议考虑两国在诸如红海安全、世界经济秩序和加强解放运动等问题上应起的作用。
据新华社开罗1977年10月26日电
埃及总统萨达特10月26日宣布，他已要求内阁研究埃及欠苏联的军事债务，从1978年01月01日起十年内不偿还这些债款。
萨达特总统是在同宣誓就职的新内阁成员研究国内和国际形势时重申这一要求的。
萨达特总统指出，苏联迄今为止在债务问题上没有考虑埃及的意见，并且几年来对零配件和一项合同上规定的武器实行禁运。
萨达特说，苏联取消了已经生效的合同，并且要求用埃及所缺少的外汇来偿付其他新的款项。
他说，他还要求不要把埃及的棉花提供给苏联，要求审查军事债务。
他强调指出，关于这一点，他要求从1978年01月01日起的十年内不偿还这些债款。
萨达特总统说，这并不是意味着埃及废除了这些债务，而是另一方应该考虑埃及的处境。
萨达特总统向新内阁成员重申，埃及关于中东问题的方针是：
以色列撤出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建立巴勒斯坦国。
萨达特总统还谈到埃及同美国关系的发展、同西欧特别是同西德和法国的良好关系。
他指出，第3世界国家无例外地支持埃及的正义事业，支持埃及在阿拉伯和地区性以及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不容剥夺
新华社记者述评
最近先后发表的美苏关于中东问题的联合声明和美以关于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工作文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提法和措辞不尽相同，但实质内容却是一脉相承的。
两个文件集中暴露了苏联、美国和以色列最终想通过日内瓦会议来剥夺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险恶图谋。
美苏联合声明刚出笼，埃及总统萨达特就尖锐地指出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明显倒退。
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法赫米历数了苏联在声明中对美国的重大让步，其中包括没有提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叙利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哈达姆针对声明中未提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权出席日内瓦会议，强调如果该组织被排除在日内瓦会议之外，叙利亚将坚决拒绝出席会议。
法塔赫负责人阿布·伊亚德重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这一权利是不能讨价还价的。
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一向以巴勒斯坦人民的“天然盟友”自居的苏联，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上作了让步呢？
苏联报刊、通讯社，以至苏修头目，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都曾不止一次地做出样子，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直至美苏声明发表的前几天，苏联外长葛罗米柯09月27日在联大的发言中还说，苏联“主张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内的有关各方都在享有充分权利的基础上参加会议”。
可是，就是这个葛罗米柯在同美国方面会谈时没有坚持把这些内容写进美苏声明。
卡特总统谈到苏联在同美国签署声明时的态度时说，苏联采取了“温和的态度”，“他们没有坚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他们没有坚持写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名字。”
这说明，为了同美国进行更广泛的交易，为了挤进日内瓦会议同美国争夺，苏联不惜改变它过去一直标榜的一些主张，把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仅看作同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一旦需要，随时可以抛出去。
在美苏联合声明中，美国同意提到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包括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这不同于历届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提法。
但是，美国官方唯恐人们对“合法权利”的含义产生误解，在各种场合一再表示：
“这要由日内瓦会议的与会国来确定。”
卡特也声称：
“我不赞成，而且从未赞成过在约旦河西岸或在中东地区目前被占领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这一语道破了美苏联合声明中所说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的提法，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言辞罢了。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为了安抚以色列和美国国内犹太人势力，随后又同以色列外交部长达扬签署了关于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的美以工作文件。
在这个文件中，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的字样已无影无踪，而强调的是阿拉伯“难民”问题。
工作文件明确规定，日内瓦会议谈判的基础是根本无视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联合国安理会二四二号和三三八号决议。
达扬甚至再次津津有味地谈论早已为巴勒斯坦人民坚决拒绝的解决“难民问题”的办法：
让巴勒斯坦人在他们现在居住的国家永久定居下来。
这表明，美国的立场，从美苏联合声明中的“合法权利”倒退到美以工作文件中的“难民问题”，完全回到它原来的立场上去了。
达扬还透露，美国已向以色列保证，任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员不得与会，会议不讨论建立巴勒斯坦国问题，否则以色列就不赴会。
日内瓦会议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却不准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种蛮不讲理的行径在当今世界已经行不通了。
美以工作文件公布之后，遭到了广大巴勒斯坦人民和解放组织的强烈反对和严厉谴责。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10月23日对美以工作文件进行了强烈谴责。
他说，想用来迫使阿拉伯世界屈膝的这些纸片是行不通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0月21日发表声明，重申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声明强调指出：
“如果不把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作为基础，任何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都注定要失败。”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主席法胡姆10月15日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工作文件。
他说这个文件的内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企图取消巴勒斯坦人民事业，完全无视巴勒斯坦人民固有的民族权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作用。
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各巴勒斯坦群众团体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了备忘录，重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全体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其他阿拉伯国家也申张正义，纷纷谴责美以工作文件。
在对美以工作文件的一片谴责声中，有一个声音显得特别不协调，那就是塔斯社。
它在从罗马发出的一则消息中写道：
“美以文件避而不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日内瓦会议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
塔斯社这段话似乎在表白苏联的原来立场，谴责美国和以色列。
但人们回过头来查一查美苏联合声明，原来那上面也没有讲到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正是卡特总统所说的苏联没有坚持的东西。
塔斯社的这番表白，恰恰是弄巧成拙，反而揭露了葛罗米柯在华盛顿干的出卖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丑恶勾当。

科威特外交大臣强调指出
中东问题不可能由美苏解决
叙外长要求以色列撤出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据新华社科威特1977年10月25日电 科威特外交大臣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10月24日在科威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东冲突不可能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来解决。
他强调说：
“我们的问题只能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团结由我们自己来解决，因为我们不属于两个超级大国集团中的任何一方。”
这位外交大臣说，美国和苏联正在中东谋求他们自身的利益。
他强调说：
“阿拉伯的团结和统一是阿拉伯人民维护自己利益的最重要武器。”
他重申，只要没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全体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参加，阿拉伯人就不参加重开的日内瓦中东会议。
据新华社科威特1977年10月24日电叙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达姆23日在科威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只有以色列撤出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中东才能实现持久和公正的和平。
他说：
“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他说，巴勒斯坦问题，是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土地占领问题，是结束战争状态问题。
“叙利亚和埃及同意这个基本原则。”
（附图片）
美国群众在纽约举行示威，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要求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

联大选出安理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
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10月24日电
第32届联大10月24日举行全体会议，选出玻利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加蓬、科威特和尼日利亚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从1978年01月01日起任期两年，它们将接替到今年底期满的贝宁、利比亚、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罗马尼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

许多国家代表在联大关于纳米比亚问题辩论中发言
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
我代表指出把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斗争同反霸斗争结合就能赢得民族解放
据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10月26日电联合国大会于10月25日晚结束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
自10月18日开始辩论以来，有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发了言。
其中第3世界国家和第2世界一些国家的代表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违反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所有有关决议，拒不从纳米比亚撤走，并妄图巩固它非法占领的这一领土。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为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加蓬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代表让·恩东在发言中强调，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必须用手中的武器来获得，而不是通过谈判来获得。
沃斯特了解的唯一语言是暴力。
他呼吁对南非实行全面的、有约束力的武器禁运，并断绝一切外交关系。
他坚持认为，南非当局必须从纳米比亚撤走它的军队和释放所有政治犯。
他要求国际组织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给予道义和物质援助。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提出某些西方国家和南非政权策划的“谈判”和“选举”问题，表示坚决主张南非的一切军事和准军事部队立即无条件地从纳米比亚撤走。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马在发言中说：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坚定不移地在纳米比亚进行并加强政治和军事斗争，迫使南非种族隔离共和国结束它对我们国家的非法占领。”
他说：
“我们从事武装斗争是南非的殖民主义压迫和残酷镇压的直接结果，这个斗争也是为了反对某些外国无情剥削我们的人民和资源。
我们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继续进行反对南非及其支持者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直到我们斗争所反对的所有对象都被消灭。”
他在谈到西方国家兜售的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阴谋时指出，“如果不是同时讨论一切南非占领军从纳米比亚撤走和立即释放被南非监禁或拘捕的纳米比亚爱国人士的问题，我们就不同意讨论选举问题”。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文多林娜·科尼（赞比亚）在发言中说：
“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面临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剥削者残酷无情的暴行和迫害。
他们唯一的选择是进行武装斗争，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争取实现他们关于自决和民族独立的合法愿望。”
她说，在联合国要求从纳米比亚撤走南非军队的同时，南非当局却大大加强了纳米比亚的军事化和对邻近国家的袭击。
中国代表赖亚力在10月20日发言中指出：
“目前，沃斯特正在大耍其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疯狂增加国防预算，积极扩编反动军队，大力加强法西斯恐怖和镇压；
另方面，又鼓吹什么‘和平解决’，进行政治欺骗。
自从1974年年底以来，沃斯特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所谓‘和平解决’建议，他一会儿鼓吹通过‘多种族制宪谈判’，使纳米比亚走向‘独立’，一会儿又宣称要举行‘公民投票’，成立所谓‘临时政府’。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目的无非是企图瓦解纳米比亚人民的斗志，破坏纳米比亚人民的团结，扑灭纳米比亚人民武装斗争的烈火，维持他在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
赖亚力说：
“正当纳米比亚人民和整个南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日益深入发展之际，两个超级大国对这个重要战略地区的争夺也日趋激烈。
它们都想利用当前形势，乘机控制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
一个超级大国千方百计要保持和扩大它的既得利益；
另一个超级大国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以提供‘援助’为名，干涉纳米比亚人民的内部事务，挑拨纳米比亚人民同非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妄图把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纳入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轨道。
但这将是徒劳的。
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人民愈来愈清楚地看穿了这个超级大国的真面目。
实践经验告诉他们，只有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同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赢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彻底胜利”。
赖亚力重申：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反对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中国代表团认为，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的军队及其设在纳米比亚的一切反动机构必须立即全部撤走。
纳米比亚的事务应该由纳米比亚人民自己来管理，绝不容许超级大国以任何借口进行插手干涉。”
“我们深信，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曲折，但是新生的革命力量一定会战胜腐朽的反动的力量，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坚持团结、坚持战斗的英雄的纳米比亚人民。”

许多国家代表在联大关于纳米比亚问题辩论中发言
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
我代表指出把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斗争同反霸斗争结合就能赢得民族解放
据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10月26日电联合国大会于10月25日晚结束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
自10月18日开始辩论以来，有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发了言。
其中第3世界国家和第2世界一些国家的代表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违反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所有有关决议，拒不从纳米比亚撤走，并妄图巩固它非法占领的这一领土。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为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加蓬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代表让·恩东在发言中强调，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必须用手中的武器来获得，而不是通过谈判来获得。
沃斯特了解的唯一语言是暴力。
他呼吁对南非实行全面的、有约束力的武器禁运，并断绝一切外交关系。
他坚持认为，南非当局必须从纳米比亚撤走它的军队和释放所有政治犯。
他要求国际组织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给予道义和物质援助。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提出某些西方国家和南非政权策划的“谈判”和“选举”问题，表示坚决主张南非的一切军事和准军事部队立即无条件地从纳米比亚撤走。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马在发言中说：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坚定不移地在纳米比亚进行并加强政治和军事斗争，迫使南非种族隔离共和国结束它对我们国家的非法占领。”
他说：
“我们从事武装斗争是南非的殖民主义压迫和残酷镇压的直接结果，这个斗争也是为了反对某些外国无情剥削我们的人民和资源。
我们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继续进行反对南非及其支持者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直到我们斗争所反对的所有对象都被消灭。”
他在谈到西方国家兜售的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阴谋时指出，“如果不是同时讨论一切南非占领军从纳米比亚撤走和立即释放被南非监禁或拘捕的纳米比亚爱国人士的问题，我们就不同意讨论选举问题”。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文多林娜·科尼（赞比亚）在发言中说：
“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面临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剥削者残酷无情的暴行和迫害。
他们唯一的选择是进行武装斗争，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争取实现他们关于自决和民族独立的合法愿望。”
她说，在联合国要求从纳米比亚撤走南非军队的同时，南非当局却大大加强了纳米比亚的军事化和对邻近国家的袭击。
中国代表赖亚力在10月20日发言中指出：
“目前，沃斯特正在大耍其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疯狂增加国防预算，积极扩编反动军队，大力加强法西斯恐怖和镇压；
另方面，又鼓吹什么‘和平解决’，进行政治欺骗。
自从1974年年底以来，沃斯特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所谓‘和平解决’建议，他一会儿鼓吹通过‘多种族制宪谈判’，使纳米比亚走向‘独立’，一会儿又宣称要举行‘公民投票’，成立所谓‘临时政府’。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目的无非是企图瓦解纳米比亚人民的斗志，破坏纳米比亚人民的团结，扑灭纳米比亚人民武装斗争的烈火，维持他在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
赖亚力说：
“正当纳米比亚人民和整个南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日益深入发展之际，两个超级大国对这个重要战略地区的争夺也日趋激烈。
它们都想利用当前形势，乘机控制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
一个超级大国千方百计要保持和扩大它的既得利益；
另一个超级大国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以提供‘援助’为名，干涉纳米比亚人民的内部事务，挑拨纳米比亚人民同非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妄图把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纳入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轨道。
但这将是徒劳的。
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人民愈来愈清楚地看穿了这个超级大国的真面目。
实践经验告诉他们，只有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同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赢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彻底胜利”。
赖亚力重申：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反对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中国代表团认为，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的军队及其设在纳米比亚的一切反动机构必须立即全部撤走。
纳米比亚的事务应该由纳米比亚人民自己来管理，绝不容许超级大国以任何借口进行插手干涉。”
“我们深信，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曲折，但是新生的革命力量一定会战胜腐朽的反动的力量，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坚持团结、坚持战斗的英雄的纳米比亚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