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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19771022
深入调查 总结经验 以利再战-南京部队某部派出工作组调查前段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的情况,进一步发动群众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
作者:马魁鸾/赵仁春/吴正海
版面:头版
编者按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也要继续深入进行。
为了把这场伟大政治革命向前推进,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的人民战争,回顾几个月来的战斗历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要有毫不松懈的斗志,要有认真细致讲求实效的科学态度。
各级领导只有深入下去,搞好调查研究,了解部队存在什么问题,才能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同群众一起找出措施和办法来,把这一教育不断引向深入,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本报讯 南京部队某部最近派出工作组调查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的情况,和所属部队一起总结经验,解决矛盾,进一步发动群众,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
半年来,这个部队的各级领导普遍抓了十个“应该不应该”专题教育试点,并派工作组协助连队搞好教育。
八月中旬,又普遍分析了教育的形势,有些单位还作了专题调查,不断掌握教育情况,加强指导,使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推动部队各项工作出现了多年来少见的跃进局面。
工作组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少数单位存在松劲情绪。
有的机关等着上级发新材料,作新部署,自己没有主动对教育作具体安排;
有的连队忙于突击各项任务,放松了抓教育;
一些教育搞得比较好的连队,认为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都明确了,差不多了。
针对这种情绪,部队党委明确指出: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是联系部队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重要内容,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毛主席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的再教育,决不是一时的事,需要长期抓反复抓。
这个教育搞得深不深的标志,不是看搞了几个专题,持续了多长时间,而是要看是不是划清了是非界限,彻底肃清了“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是不是在指战员头脑里扎了根,在部队建设中真正得到了贯彻落实。
现在,离这个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决不可因为搞了几个专题就自满起来,一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一切形式的松劲情绪。
这个部队前段时间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采取了多种形式。
有的集中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题教育;
有的结合当前任务和思想实际,恰当安排;
有的把教育贯串在经常性政治思想工作中。
实践证明,这些做法都是可行的。
但是也有些单位强调工作多,时间紧,一些本来经过科学安排可以落实的教育内容也没有落实。
部队党委及时指出,不能光看到工作与教育在时间上有矛盾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可以结合并互相促进的一面,要善于结合任务和思想实际进行教育。
根据一些单位的经验,大体有这样一些内容可以结合进行教育:结合整党整风,进行“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教育;
结合战备训练,进行“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的教育;
结合调整领导班子,进行“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的教育;
结合拉练驻训和训练民兵,进行“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教育等等。
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必须联系部队实际。
这个问题干部战士反映很强烈。
工作组在广泛调查后发现,教育和整顿结合,是联系实际的一个好途径。
某部在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中,集中十一天时间,在八百多名干部中进行了一次组织纪律、财经物资管理的整顿。
通过摆问题,划界限,狠批了“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我军集中统一领导,破坏我军严格纪律和优良作风的罪行,既批判了敌人,又教育了自己,效果较好。
他们体会到,大批促大治,就是要紧密联系部队实际进行整顿。
整顿就是联系实际对“四人帮”进行批判,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
一整顿,便有大量实际可以联系,便于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使教育落到实处,推动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联系实际进行整顿,一定要深入调查,摸清楚“四人帮”流毒、影响的具体表现,抓住共同性的问题和典型事例搞好具体分析。
某团进行“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教育时,党委派工作组到一个连队试点,由于事先调查不细,联系什么心中无数,教育效果不够好。
后来,党委又派工作组到七连试点,和党支部一起分析了“四人帮”的流毒在连队的具体表现,找出了党的观念薄弱、执行指示不坚决的三个典型事例,发动群众解剖分析,从而较好地划清了是非界限。
这个部队的工作组在调查中还发现,凡是教育搞得比较好、界限划得比较清的单位,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某部党委和机关的体会是:分清路线是非,不但要有无产阶级义愤,更要靠马列理论。
去年,“四人帮”到处煽动下级反上级,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许多同志想不通,很反感。
这次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们在专题教育中用了四天时间,认真学习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并上了辅导课。
通过把革命导师的教导与“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进行对照,深刻认识到,一定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否则,就会出现毛主席所告诫的“王国甚多,八百诸侯”的那种局面,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要遭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
“四人帮”叫嚷“踢开党委闹革命”,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乱中夺权,进而复辟资本主义。
党委推广了一些单位认真读书的经验,号召干部战士在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中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做到理论学得好,谬论批得深,是非分得清。
(本报通讯员马魁鸾、赵仁春、吴正海,本报记者)
语录
作者:华国锋
版面:头版
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和反革命罪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
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为了明天带兵打仗-——连长吴宪章刻苦钻研现代战争知识提高指挥能力
作者:张立宪
版面:头版
吴宪章,是某团七连连长。
他当连长没有多长时间,而且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但在刻苦钻研现代战争知识、提高指挥能力上,却是全团出名的。
先进的人物和先进的事迹,都有个来龙去脉。
吴宪章的指挥能力能达到今天这个水平,当然也有来由。
那是一九七五年,敬爱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要求我们要抓紧时间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把训练提到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邓副主席还十分尖锐地指出,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天上也有,空中也有,地下也有,水上也有,不是简单的。
过去的连长,驳壳枪一举,就是“冲啊!”
现在不容易,跟过去不同了,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
打起仗来,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一个炮兵连,你怎么指挥啊!
吴宪章翻来复去学习这些指示,越琢磨越感觉意义深远:对呀,时代在前进,武器在发展,战争的新课题在增多,作为一个连长,不多学几手怎么行?
他常对人讲起自己一次演习指挥的经验教训。
那一次,上级把一个无后座力炮排配属给七连。
他由于平时对炮兵的作战知识学习了解少,事到临头发了懵。
命令炮排“前出”时,前方地形正不利于炮兵的前出;
命令炮排“跟进”时,又不利于发扬火力,连着闹了几个笑话。
多亏炮兵战友的帮助,才算完成了这次演练任务。
实际的教训,最容易在人们的头脑里打烙印。
从那以后,他可重视这个问题了。
他除了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外,什么坦克兵战术技术教材啦,什么八二无后座力炮射击教程啦,什么侦察兵、防化兵、工兵专业技术教材啦,什么有关现代战争知识的报刊资料啦,他读了不少,决心掌握多方面的军事知识。
大家都知道,连队干部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总是忙得脚不着地。
不过,吴连长还是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几条在忙中坚持学习军事知识的小经验。
一种办法叫作挤空学上一章两章。
他说,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小块时间,加起来一年也不少,关键要有毅力;
另一种办法是,结合军事训练的实际,有意识地安排一些研究现代战争知识的科目;
再就是科学安排每天的工作日程表,而且合理分工,各负其责,不是大事小事一人独揽,也不是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
近一两年来,他这样做,赢得的学习时间相当可观。
有了学习时间,还要有个虚心学习的态度。
吴连长一有机会就拜师求教。
今年,七连和团炮兵连在一起搞施工,住在一个帐篷群里。
吴连长就成了这个炮连的常客。
他一有空,就主动登门到炮连陈连长那里去取经。
平时,对机关各部门和特种兵分队的同志,他也是经常去求教,月月有收获。
不久前,团长张德带领工作组到七连搞调查,提了几个问题,试了试吴宪章学习的成果。
团长问他:“我坦克连、排,在通常情况下,进攻正面是多少?”
吴宪章准确地作了回答。
团长又问:“八二无后座力炮使用时,有几种瞄准方法?
几种射击姿势?”
吴宪章思索片刻,也一一作了准确回答。
接着,团长又出了一个情况:
“上级命令七连搭乘坦克,通过敌原子弹污染区,追歼逃敌。
连队受领任务后,应做哪些准备工作?
在行进中注意哪些事项?
接敌后怎样展开战斗?”
吴宪章稍加考虑,又征求了其他连里干部的意见,很快做了较全面、正确的回答。
他讲完以后,张团长点头称赞,在场的同志一致夸他:在准备工作方面想得细,行进中应注意的几个要点符合实战要求,接敌投入战斗有高招。
大家高兴地说:“吴连长有作战头脑,不简单啊!”
后来,工作组又检查了七连的训练情况,也都表示赞许。
他们满意地说:吴连长是个榜样,将来打仗,就得有这两下子,就需要这样的指挥员。
(张立宪)
想得远 做得好
栏目:编后
版面:头版
连长吴宪章,对学习掌握现代战争的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指挥水平,认识深,想得远,做得好,成绩也显著,应该大大提倡。
时代在前进,武器在发展。
未来的战争,兵种多了,武器新了,机械化程度高了,指挥自然就复杂了。
我们一定要着眼于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多学一点现代战争的知识,不断提高我们的指挥水平,这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的事。
提高指挥员的指挥能力,是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各级领导在学习军事、组织训练的时候,应该多考虑一些现代战争的新课题,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下功夫多发现、培养、宣扬象吴宪章连长这样的指挥员。
领导带头搞清十个“应该不应该”-北京部队某师党委把教育扎扎实实引向深入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师党委采取各种措施,抓好党委本身和部队的学习和批判,带头分清路线是非,指导部队把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扎扎实实引向深入。
最近,这个师的党委书记和两名常委分别带领三个工作组,下到十五个连队,深入考察前一阶段部队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的情况。
党委从调查中深深感到,要把教育引向深入,关键是要抓好各级领导自身的学习。
于是,师党委在抓好中心组学习的同时,立即举办了团、营两级军政一把手的集训班,集中时间认真学习华主席、叶副主席提出的关于十个“应该不应该”的讲话,学习《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联系实际,解剖典型事例,带头搞清楚十个“应该不应该”。
这个师的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在带头弄清楚十个“应该不应该”的基础上,纷纷深入基层,到第一线指挥并参加战斗。
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杨恩博到某团三连蹲点一个多月,进行“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的教育。
三连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连队,战争年代曾涌现两名全国战斗英雄。
近年来,连队党支部放松了经常性的思想整顿,“一班人”不团结,大功连成了全师出名的后进连。
这次教育,他们请来师副政委谭海水、政治部副主任解洪范等三连老战士,讲连队一九四七年新式整军运动后取得三战三捷的光荣历史,讲我军在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不断整顿、不断胜利的战斗历程,批判“四人帮”诬蔑“整顿就是复辟”的谬论。
杨主任和党支部一起,组织干部战士用整顿的方法揭矛盾,找差距,谈教训,查斗志,大大振奋了全连同志的革命精神,增强了支部“一班人”的革命团结,连队各项工作大干快上,一跃成为先进连队。
三连的经验推广后,对全师推动很大。
一个“先进更先进,后进变先进”的跃进局面正在形成。
在调查研究中学习两点论
作者:朱增泉
单位:五一○一一部队
栏目:下连随笔
版面:头版
最近,我到某团四连去帮助总结向“硬骨头六连”学习的经验。
提起四连,我想起了指导员李和清。
今年五月间,在全师学雷锋、学硬六连会议上,他听了兄弟连队学习硬六连的先进事迹,再也坐不住了。
会议一结束,就赶回连队传达会议精神,发动全连急起直追。
以后,我常听说,四连虽然住在农村施工,条件差,困难多,但加强连队建设的思想明确,学习“硬骨头六连”的成绩明显。
我这次来到四连,又听到战士们称赞李指导员是学硬六连的带头人。
他针对连队分散驻在居民点的特点,天天早起晚睡,腿勤、嘴勤、脑勤,把思想工作做到战士心坎上。
我还亲眼看到,全连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空气很浓,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贯串到了各项工作中,施工工地上你追我赶,热火朝天,战士们抓紧空隙时间搞训练,到处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于是,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概念:对于在条件差、困难多的情况下如何向硬六连学习的问题,四连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份材料写起来困难不大。
我对李指导员说:“你们抓得不错,经验写出来以后,你再看一看事实有没有出入。”
可是李指导员却说:“不行啊,你了解的情况只有一半,我们连还发生一些不好的事呢!”
他说得很坦然,我听了却吃了一惊,急切地问:“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
李指导员告诉我,前些日子连里发生了一起事故:一个战士在村头站岗,突然下了大雨,他怕枪淋湿了生锈,就送到附近驾驶班住的屋子里,自己仍回到雨地里站岗,枪托被生产队的一个小伙子摆弄断了。
当时有的同志认为,这起事故是偶然发生的,不能反映连队工作的好坏。
后来经过支委会认真分析,找到了三个问题:第一,它说明连队离开了营房,环境变化了,我们领导很少研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
第二,夏季气候多变,没有搭简易岗亭,关心战士疾苦很不够;
第三,这个战士爱护武器的心情是好的,但他这样处置不妥当,站岗把枪放在另一处,说明缺乏战备观念和必要的军事常识。
这反映了我们对战士教育不够,向硬六连学习还没有真正学习好。
接着,李指导员又向我谈了另一件事:六班原是全连的先进班,受到了团里的嘉奖,但最近班里有个骨干闹思想问题。
这说明事物始终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如果我们在大好形势面前看不到问题,先进就会向后进转化。
所以,我们必须按照辩证法办事,把思想工作做在前面。
讲到这里,李指导员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从这些情况来看,你说我们向硬六连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我马上说:“这个问题提得好。
现在看来,你们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不断地发现和解决问题,连队才能不断前进。”
随后,李指导员把存在的大小问题都谈了出来。
我问他,这些问题你们打算怎么解决呢?
他说,我们支委会决定最近举办一期党员和班长骨干学习班,联系连队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学习硬六连的经验,肯定成绩,找出差距,修订措施,把运动推向深入。
我称赞说,这样好!
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弱点和错误,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推动工作,这才叫做按照辩证法办事。
我从四连回来,想了想,觉得这次下连最大的收获就是向李指导员学到了两点论。
当我动手写这份经验的时候,我打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了毛主席的一段亲切教导:“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
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
我想:是啊,过去在“四人帮”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下,我们机关的同志不愿下功夫了解和分析事物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因而写出的材料往往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
今后应当不断扫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讲话、写文章都必须按辩证法办事。
我对自己说:“这一回,一定要努力运用两点论写好这份经验。”
成绩面前不自满 继续苦练攀高峰-警通连提前完成年度训练任务后,自觉找差距,鼓干劲,向新的目标前进
本报讯 驻海南岛某团警通连,提前六个月完成了全年的训练任务,各项课目都达到了规定的指标,取得了总评优秀成绩。
在这种情况下,全连自觉找差距,继续鼓干劲,力争更上一层楼。
警通连是这个部队军事训练的先进单位。
他们在参加上级举行的军事训练比赛中获得全师第一名。
无线电报话班、架线班、总机班的训练成绩,都突破了总参规定的要求,连队被立为师学雷锋、学硬六连的标兵单位。
在成绩面前,党支部组织干部战士学习党的十一大文件,引导大家进行“三对比”活动:同全国人民大干了还在大干的革命精神对比,同兄弟连队虚心好学的作风对比,同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对比,揭矛盾,找不足。
通过这样分析对比,他们看到:上半年的十三项课目,虽然都取得总评优秀的成绩,但其中还有两项课目的成绩是良好,这说明优秀成绩本身有薄弱环节;
那些已经达到优秀成绩的课目,也不等于就是符合了实战要求,因此决不能自满自足。
接着,党支部又发动各班分析本班的训练情况,既看到几个月来的进步,又看到存在的问题,并要求针对薄弱环节,制定新的措施。
无线电报话班对每一个同志的技术状况一一进行分析,看到全班技术水平的提高很不平衡。
根据这个情况,他们在制定新的训练指标时,提出要从单项课目过硬达到各项课目过硬,要从几个人过硬变成全班个个过硬,做到每一个人、每一个课目都达到优秀水平。
党支部通过找差距,找到了薄弱环节,鼓起了更大干劲,提出“大战第四季度,创造新的优异成绩”的练兵口号;
全连同志热烈响应,决心苦练了再苦练,向新的目标前进。
总机班是全师训练较好的一个班,接转电话在全师第一名。
但他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主动增加训练难度,提出夜间接转电话也要同白天一样过硬。
他们白天把门关上,把窗户蒙住,练习夜间接转电话的本领。
架线班经过勤学苦练,取得了只用一分钟就能够打五个被复线结,跑二十米远,然后攀上两根六米高的电线杆的优秀成绩。
在这种情况下,班长王澄林带领全班同志继续苦练,攀登新的高峰。
其他各班也都象报话班、架线班那样,在“大战第四季度,创造新的优异成绩”的练兵口号鼓舞下,干劲一鼓再鼓,向新的指标迈进。
(海南军区报道组、新闻报道学习班)
战士和绿洲-——边防生活散记
作者:江凤林/张友谦
在额济纳旗的戈壁沙漠之中,生活了一些日子以后,我们也象边防战士一样,对绿洲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边防战士既是忠诚的守卫者,也是辛勤的建设者。
无论是在哈拉木林大戈壁,还是在巴丹吉林大沙漠,那里有战士的足迹,那里就有新生的绿洲。
这些绿洲,有数百亩一片的,也有三、五亩一块的,都浸透了战士们爱祖国爱边疆的深厚感情。
在戈壁沙漠,绿色向来被人们称为“生命的象征”。
那么,戈壁沙漠中这些大大小小的绿洲,不也同样象征着人民战士永远不可征服、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吗?
额济纳旗的面积和江苏省差不多,它有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戈壁和沙漠覆盖着。
边防战士初到这里的时候,除了偶尔看到几株胡杨、几丛红柳和几串骆驼刺外,剩下的全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和沙漠。
那时候,一滴水、一棵菜都要用汽车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碧绿的韭菜送到这里就成了“韭黄”,巡逻执勤中嗓子渴得冒烟,几次把手伸向身后的军用水壶又缩了回来,宝贵的战争水要留到最需要的时候啊!
不改变这里的环境和条件,怎能在边疆扎根,又怎能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呢?
战士们决心发扬南泥湾精神,建设边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新生活。
找水,这是创造新生活要闯过的第一道难关。
为了找水,战士们走戈壁,翻沙丘,不知度过了多少个饥渴的白天,熬过了多少个“黄沙作软床,驼身当暖墙”的不眠之夜。
一九六四年,上级专门调了钻机,帮助甜水井边防站打甜水机井,结果只给戈壁滩留下几个乾窟窿。
四连副连长殷兆文不服气,又带了五个战士,跑到五十里外的一个山沟里去掘井。
大伙带着一线希望,挖呀挖,不知流了多少汗,也无法计算费了多大劲,还是没有挖出一滴水来。
戈壁沙漠中的掘井人,也不只殷兆文一人碰到过失败。
今天,新生的块块绿洲,那一块附近没有留下几口坎塌的枯井呢。
枯井纪录着战士们在征服戈壁沙漠的斗争中,从必然到自由所走过的路程,它是纪念战士们百折不挠顽强精神的丰碑。
雅干边防站有两名战士,管理着四亩六分地的一块小菜园。
就这么一块菜地,挖了三口井供水还不够用。
最好的一口井,畜力小水车车上半小时就见了底,第二口井只够车十分钟,第三口井的涌水量就更小了。
在这里,一到夏季一天不浇水,菜叶就要卷成团。
因此,这两个战士不得不轮番作战,每天早晨四点就起来车水,车干一口井,再去车另一口,全部车干了,停上几个小时,再从头车一遍,每天要车上四个来回,才能保证菜苗的生长。
不只找水难,创业的道路步步不平坦。
在别处,荒地翻起来就可以种,而在戈壁滩先得把地表的碎石取走,然后再肩挑车拉地垫上一层土,最后还得用琐琐柴严严实实地围上一圈挡风沙,这才能谈到下种育苗。
秧苗出了土,要辛勤管理,栽到地里以后,困难就更多了。
干旱、热风、流沙,随时都有可能夺去它们的生命。
战士们拣来罐头筒,天气一变,就连忙把菜苗扣起来。
就这样,也不完全保险。
所以,每年下种时,都要准备两、三倍的秧苗。
经过三道四道的补栽、重栽,才能保住地里的全苗。
有一年,六连种了一片葫芦瓜。
秧长得壮,花也开得多,就是不结瓜。
原来这种瓜开的是雌雄两种花,没有蜜蜂传粉,就结不了果。
可是,茫茫戈壁滩,又到那里去请传粉的蜜蜂呢?
以后,每年花开时,战士们就把雄花摘下来,一朵一朵地去传粉,这才结出了滚圆滚圆的葫芦瓜来。
在巴丹吉林大沙漠,开拓绿洲的困难还要大得多,一场大风沙就会把一年的辛勤劳动,刮得无影无踪。
有时,整座整座的沙丘,也会随风而来,蛮不讲理地横卧在田园里。
在与风沙的反复搏斗和辛勤探索中,战士们终于认识了这样一条规律:要治田,先治沙;
要种禾,先种树。
于是,战士们就不间断地把一颗颗树种播下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笔挺笔挺的白杨,弯弯曲曲的龙须柳,枝叶繁茂的沙枣树,终于一排排、一行行、一片片的成长起来了。
他们象身着绿装的战士,挺立在茫茫沙漠之中,稳住了田,挡住了风,阻住了沙。
从此,劳动的果实,才有了收获的保证。
比起当初来,今天战士们改造戈壁沙漠的斗争,困难就要少得多了。
如今,有的单位开出长渠,引来了黑河水;
有的单位筑起高坝,拦住了雪山水。
还有的单位安装了成套设备,淡化了当地的苦水;
一口又一口日夜涌流的甜水机井也相继出现了。
中秋前后,正是收获的季节,我们乘车行驶在戈壁沙漠之中,只见一块块绿洲接踵而来。
田野里,青的豆角,紫的茄子,红的辣椒,黄的番茄,鲜绿的韭菜,滚圆的葫芦瓜,胀鼓鼓的包心菜,真是应有尽有。
战士们还种出了西瓜、哈密瓜,以及青稞、包谷、春小麦等粮食作物。
成群的鸡、猪、牛、羊,也和它们的主人一起,在这里安了家,落了户。
这一切,点金聚翠一般,把戈壁沙漠装扮得好不美丽。
这些绿洲多数还没有正式的名字,战士们暂时把他们叫做菜园、蔬菜点、生产基地。
有一些已经郑重其事地命了名,他们是“井冈山”、“长征”、“延安”、“南泥湾”……这些新鲜而又熟悉的名字,显示了年青的边防战士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血肉联系,显示了毛主席亲手培育的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正在年青一代的心田里开放着更加灿烂的花朵。
然而,我们的边防战士,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
他们珍惜今天,更寄希望于未来。
我们看到,有的单位正在围垦更大的菜园;
有的单位正在建造温室。
战士们风趣地说,以后常来呀,冬天也会有新鲜蔬菜招待远方来客。
边防战士们对未来的憧憬,也在我们心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今天,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率领我们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我们伟大祖国的未来,该是多么令人向往啊!
诚然,在我们面前还会出现困难和曲折。
但是,既然我们的边防战士能用汗水浇绿戈壁沙漠,既然“井冈山”、“延安”、“南泥湾”这些光荣的名字,至今还象火一样燃烧在人们的心头,那么,还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
让我们也象边防战士一样,用百折不挠的斗争,去迎接光辉灿烂的明天吧!
本报通讯员 江凤林 本报记者 张友谦
是“石头落了地”,还是更上一层楼?
栏目:短评
各部队通过深入进行“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教育,把被“四人帮”搞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出现了理直气壮抓训练的大好形势。
过去那种军事训练没指标、没要求、没考核的现象已经改变。
各部队根据抓纲治军的要求,从需要和可能出发,普遍制定了训练指标,这对调动广大指战员的练兵热情,搞好部队训练,产生了很大作用。
现在,有些单位经过努力,已经达到了指标,提前完成了年度训练任务,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这是值得高兴和庆贺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保持清醒的头脑,成绩也会使我们陷入盲目性。
有些同志陶醉于训练指标的完成,认为紧紧张张搞了快一年了,成绩已成定局,心里系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该“松口气”、“歇歇脚”了。
这是陷于盲目性的一种表现,也是缺乏继续革命的思想反映。
警通连的干部战士在完成年度训练指标之后,用两分法看自己,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发动群众找差距,克服薄弱环节,鼓足干劲向新的目标迈进。
这种高度的继续革命精神值得提倡,值得赞扬。
凡是已经或即将完成年度训练任务的单位,都应该这样正确认识自己,正确看待已经取得的成绩,保持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作风。
我们要懂得,各项训练指标,都是上级和本单位根据实战需要和部队的训练水平制定的。
其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群众的练兵积极性,定期检验训练效果。
训练指标完成了,说明我们的军事素质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
但是完成了指标,并不等于达到了实战的需要。
我们搞训练,是为了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仗。
用两分法的观点看,指标虽然完成了,但还会有弱点和不足;
用实战的观点看,我们的军事素质还不能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用发展的观点看,原地踏步,固步自封,就要落在飞跃发展的形势的后头。
因此,指标完成了并不是大功告成。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已经取得的成绩作为新的起点,发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精神,向新的目标前进。
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的,革命也是在不断前进的。
指标只不过是我们前进道路上一个个具体目标。
我们要象登山运动员那样,把脚印留在后面,永远攀登新的高峰。
===== 毛泽东思想指航,苗家健儿在成长?
椰林深处练兵忙,协同新风大发扬?
-阳光灿烂新苗壮
作者:守纲/河川
栏目:火红的练兵场
苗家青年钟亚清在南海前哨当了雷达兵,成了海防高炮的“眼睛”。
起初,他刚一走进雷达工作室,就遇到了操练的难关。
高温令人头昏脑胀,荧光屏上密密麻麻的信号又使他眼花缭乱。
正当他流露畏难情绪时,指导员来找他谈心,说,要想雷达听人的话,我们就要象雷锋同志那样,把毛主席著作当作粮食、空气、方向盘,刻苦学习,认真实践,才能勇往直前,当一名合格的战士。
这些话,拨亮了这个苗族战士的心。
从此,钟亚清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写了大量的心得笔记。
最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写了七十多篇批判文章。
通过学习,他不仅始终保持正确方向,而且战胜了高温,掌握了复杂技术。
钟亚清当三号手的时候,负责将目标的距离和方位换算成高低角,为火炮射击提供准确数据。
这个换算方法复杂,虽然自己把换算公式背得滚瓜烂熟,仍未达到快速的要求。
他想,为了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应该研究一种简单灵活的换算方法。
后来,他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摸索出新的换算方法。
这个方法所用的时间缩短二分之一,很快就在部队得到推广。
(守纲、河川)
===== 铲除祸害“四人帮”,革命战士心欢畅?
训练出现新气象,翻身农奴作榜样?
-雪山雄鹰展翅飞
作者:贵川/树群
栏目:火红的练兵场
风雪高原的一天上午,在射击场上,一个战士跑步进入射击位置,仅用两分钟就射击完毕。
成绩是:十三发子弹全部中靶,共一百一十二环。
下午在投弹场上,还是这个战士,一口气把三颗教练手榴弹准确地投到预定的“敌群”。
干部战士称赞他真不愧是雪山的雄鹰。
他就是来自玉龙雪山的藏族翻身农奴的儿子——小马春。
小马春在前几年虽然也想练好本领,却因为“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劲头总使不出来。
打倒“四人帮”,搬掉了压在战士心上的大石头。
在各族战士的声讨批判会上,小马春用阿爸在旧社会给农奴主牵马,当“上马桩”,挨皮鞭,戴木枷的血泪家史,控诉农奴主的残酷压迫。
他把“四人帮”和农奴主相对照,指出“四人帮”就是农奴主的典型代表,表示要怀着对他们的满腔仇恨刻苦练兵。
机炮分队的基础训练课目是射击。
小马春掌握了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都能打得准的本领后就练打得快,一有空,就和副射手练压弹、装弹,手指磨出血泡还在练。
经过一段苦练,终于把射击准备由原来四十秒,减少到二十秒。
小马春为了练得一专多能,一兵多用,对步兵的五大技术课目都下苦功学,投弹投得远投得准,同志们夸他是机枪连配备的一门“小钢炮”。
(贵川、树群)
图片
作者:李新志
栏目:火红的练兵场
===== 蒙古族战士斗志昂,草原牧区摆战场?
党的指示记心上,苦练硬功保边疆?
-草原儿女绘新篇
栏目:火红的练兵场
威武的榴炮排列在草原上,训练验收考核正在进行。
“好!
一分二十八秒。”
此时,一个虎彪彪的战士以敏捷而利落的动作,完成了炮闩分解结合的课目。
他就是来自草原牧区的蒙古族战士达懒。
开始练兵,达懒虽然劲头很足,可是上课听不明白汉语,下课翻教材又认不得汉字,真是攥着拳头使不上劲儿。
草原深夜,他想起入伍那天,阿爸跟他讲述解放前的情景:在王爷牧主的残酷压迫下,全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救出了苦海。
阿爸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叮咛,要他给草原儿女争光,一定要听党的话。
现在华主席号召“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精通业务,又红又专”,自己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实现党的指示和贫下中牧的希望啦!
他为了攻克语言关,买来一本蒙汉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照比较背诵。
经过半年的努力,他终于能用汉文写信和读报了。
为了学到过硬技术,他又废寝忘食地苦练。
在军事训练考核中,这位蒙古族战士不仅在炮闩分解结合上取得优秀成绩,其他课目也练得很出色,成了一名过硬炮手。
(宣传股)
做实事求是的带头人-某团安装连连长白永华、指导员肖盛江坚持说真话、办实事、深受群众信任和赞扬
作者:细川/庆生/金松
本报讯 第二炮兵某团安装连连长白永华、指导员肖盛江说话朴实,办事老实,作风扎实,战士们赞扬他们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好带头人。
在林彪、“四人帮”路线的影响下,安装连在思想作风上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白永华、肖盛江到任后,从连队建设的正反经验中,得到一个深刻的启示:领导干部要做好样子。
作为党支部正副书记、军政一把手,能不能带头讲真话,办实事,这对连队建设有很大关系。
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的教导,工作中坚持丁是丁,卯是卯,不夸大成绩,不隐瞒缺点。
一次,参加团新闻学习班的两名报道员,为了“跟形势”,根据平时对这个连的一些印象,写了一篇题为《一个富有战斗力的领导班子》的报道,报社准备刊用。
当通过领导机关来核实时,白连长、肖指导员一致认为稿中写的背景不符合实际,一些事例讲过头了,便一五一十说明了情况,没有同意发表这篇报道。
今年四月,团队奉命移防新区。
在七天八夜的公路和铁路上行军时,安装连的同志们不辞辛苦,任务完成得很好,受到上级的表扬。
但是,党支部在发动群众总结这次移防工作时,发现连里有辆小推车的车架丢失了。
要不要向上汇报这件事?
有人主张不报,认为小车架是用废钢管焊的,没花一分钱,丢了不算什么,汇报了倒会影响连队的声誉。
肖指导员便严肃地说:“有喜报喜,有忧报忧,这是我们党的一条规矩,革命战士应该对党忠诚老实。”
白连长也说:在赞扬声中,报忧比报喜更重要,只有敢于正视和汇报问题,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从中吸取教益。
统一认识后,他俩如实地向上级作了报告,还在营党委会上主动作了检查。
白连长、肖指导员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还表现在遇事注重调查研究,不主观武断。
入伍不到三年的六班战士李安全,在去年父亲病重时曾探过家,今年八月父亲病故后,又要请假回家探望。
对此,有些同志说他思想不过硬,不能正确对待家庭问题。
白连长听到这些议论后,没有简单下结论,而是先找小李谈心。
在了解到小李主要是考虑母亲有病,弟弟妹妹还小,有些放心不下之后,又到六班了解小李近来的表现。
战士们反映,小李接到父亲病故的电报后,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班长外出期间,他主动带领全班同志加班加点搞工程安装。
这使白连长心里有了底:李安全提出探家,主要是实际问题,不是思想问题。
支委会上,白连长把了解到的情况作了汇报,大家一致认为,眼下施工任务很重,小李家里的事已由生产队妥善安排,当前主要是经济上有困难,便决定报请上级给予救济,暂不批假,并向小李讲清了道理。
由于处理得合情合理,小李深受感动,工作劲头更大了。
坚持原则,严格把关,是白连长、肖指导员发扬实事求是作风的另一个特点。
去年底,连里准备制作一批营具,需要一些骨胶,白连长派器材保管员小张去买。
小张想到这东西后勤仓库里有的是,便打算在施工器材申请报表上加进这一项,报领十公斤。
白连长知道了,就严肃地对小张说:“营建施工用和连队本身添置营具是两码事,我们决不能虚报冒领,欺骗上级。”
对弄虚作假的苗头,他们及时教育,坚决制止,一旦问题发生,他们就认真查究,严肃处理,把坏事转化成好事。
一次,连队从驻地商店买回一个新篮球,充气时不慎把球胎充爆了;
有个战士说成球本来就漏气,让售货员给换了个好的。
肖指导员发现后,对那个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委派司务长领着战士立即去商店赔礼道歉,并照价补给商店二十四元。
事后,肖指导员又和连里其他干部商量,组织各班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讨论“换篮球一事说明了什么”,对全连进行了一次活生生的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
在连长、指导员的影响和带动下,全连逐步形成了“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良好风气,有力地促进了连队建设。
战士们高兴地说:“有这样实打实的排头兵带路,创建硬六连式的连队,咱们信心更足、劲头更大了。”
(细川、庆生、金松)
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批判《胜利进行曲》、《闪光的军号》、《五月惊雷》等三篇毒草小说
作者:南京部队空军理论组 空军政治部理论组
几年来,“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竭力煽动层层揪“民主派”、“走资派”。
一时间,乌云满天,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小说、戏剧、电影剧本等等,充斥他们控制的报刊杂志。
今天,在揭批“四人帮”斗争继续深入开展的时候,我们就一个部队作者按照“四人帮”的旨意炮制的几篇毒草小说,加以剖析,看看它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一)
一九七二年十月,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窜到上海,在一次有关文艺工作的座谈会上,极其阴险地说:“文化大革命的题材没有人敢写,要有勇敢的人闯出一条道路来。”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人帮”的亲信又布置上海赶紧写“不怕得罪部队老同志”的文艺作品。
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三月,王、张、江、姚一齐出马,进一步密谋策划,同他们的亲信于会泳等一起出题,并且规定了题材范围和主题思想。
此后不久,部队的那个作者按照“四人帮”的要求,日夜加工炮制的《胜利进行曲》、《闪光的军号》、《五月惊雷》(以下简称《进行曲》、《军号》、《惊雷》)等三篇毒草小说,便接连在报纸和杂志上抛出来了。
《进行曲》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扛过枪的老干部是怎样变成“走资派”的;
《军号》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负过伤的老干部是怎样变成“军内走资派”的;
《惊雷》写的是“几十年的老革命”由“过去反对国民党”,现在竟变成“象国民党”那样的“走资派”的。
三篇毒草的锋芒,都是针对党的各级主要领导干部。
一支“曲”,一把“号”,一声“雷”,争相鼓噪,博得了“四人帮”及其余党、亲信们的赞赏喝采。
他们亲自出马,推广他的创作经验,指使人写文章吹捧,甚至还准备改编成电影剧本。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这三篇毒草小说的出笼,完全是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有步骤、有计划地抛出来的。
正当“四人帮”大搞“放火烧荒”,掀起反军乱军逆流的时候,他们安插在一家报社的一个亲信,特地从北京打电话到上海,向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管文学的那个黑干将布置要“写部队题材”的作品。
他居心叵测地说:“要写干部之间的思想路线斗争。”
他唯恐人家听不懂,又十分嚣张地补充说:“写部队这种反映,会不会有人说是毁我长城?
我说,不怕。”
“不要怕得罪部队的老同志。”
这个黑干将倚仗“四人帮”的邪恶势力,又进一步煽动部队的这个作者:“只要你敢写,我就敢发!”
在“四人帮”的亲信们的支持下,作者很快地就在一九七四年二月抛出了毒草小说《军号》。
特务张春桥下令要“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之后,文痞姚文元就要这个黑干将组织写同“走资派”、同教授作斗争的作品。
这个黑干将就又把这个“重任”交给了这个作者。
他又以最快的速度,日夜加班,相继炮制了毒草小说《惊雷》和《进行曲》。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部队作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怎么能够炮制出各条战线上的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学作品?
这里有一段颇能说明问题的小插曲。
此人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叛徒林彪的门客。
林彪和他的臭老婆把他从地方一个学校里弄到部队,本来是准备招他为“驸马”而留在“林办”的。
后来由于林彪反党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才被逐出“林办”。
临走时,林彪的老婆还安慰他说:“你虽然离开了‘林办’,但还是我们‘林办’的人。
以后要同我们多通情况。”
此人果真“听话”,照例每月一信,密送“林办”,以示“效忠”。
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此人又被“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亲信所看中,经马天水等人批准,“借调”到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后被委以“编委”重任,安插到写作组直接控制的《朝霞》编辑室。
政治流氓王洪文的亲信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主管文学的黑干将说,此人是“偶然”发现的。
其实这种“偶然”,正是“四人帮”继承林彪衣钵的必然。
有一次,上海市召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座谈会,此人和一个工人作者发生了尖锐的争论。
工人作者发言,强调写作要从生活出发,此人立即跳出来予以“批驳”,鼓吹什么写作要“从路线出发”,公然同《讲话》唱对台戏。
王洪文的亲信拍手称快,公开予以支持,叫嚷“我们同他们”的争论要“寸步不让”。
这个人由此更加受到“四人帮”的青睐和重视。
在他们的蓄谋下,一个所谓创作要“从路线出发”的“经验”,从上海不胫而走,流毒全国。
透过这段小插曲,解开了一个谜。
原来这个既无生活基础、又无斗争经历的青年作者,完全是按照林彪、“四人帮”那套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理论”来进行创作的,是服务于林彪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路线的。
所谓“从路线出发”,其实质就是为篡党夺权服务的代名词。
(二)
文学作品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题材,用艺术手段揭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走资派的根本标准是什么,用什么立场、观点、方法在文学作品中体现这个根本标准。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进一步指明了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
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识别走资派的根本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背叛三项基本原则。
“四人帮”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鼓吹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从根本上背叛这三项基本原则,其用心是极其险恶的。
把大批经过民主革命考验的革命老干部打成“民主派”、“走资派”,这是“四人帮”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事实证明,“四人帮”正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是背叛三项基本原则的野心家、阴谋家,是正在走的走资派。
为了掩盖自己的走资派面目,他们千方百计地篡改毛主席关于识别走资派的根本标准,竭力否认走资派的根本特征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十分荒谬地把参加过民主革命而现在又担负着领导职务当作划“走资派”的政治标准;
把级别高、工资多,当作划“走资派”的经济标准。
这是对我们党的老干部的恶毒攻击,也是对我们党的性质和党的历史的无耻诽谤,充分暴露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
“四人帮”是怎样否认毛主席指出的走资派的根本标准?
又怎样另立他们自己的“帮”标准?
请读读这三篇根株相连的毒草小说,大体上就可以清楚了。
《进行曲》是由“四人帮”安插在一家报社的那个亲信直接策划炮制出来的。
先由报社派人到上海去约稿,后又把作者请到报社改稿。
作品的主题是由“四人帮”的亲信确定的,情节是按照“四人帮”的黑旨意胡编乱造的。
小说中吴守田这个“走资派”的形象,完全是按照“四人帮”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炮制的。
小说描写了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军一个连队胜利结束了战斗,正准备进城。
而副指导员吴守田却倚在冒着烟的炸塌了的地堡旁说,这是“我们遇上的最后一个啦”,暗示他不想继续革命了。
写他光想“记功”,“该给咱补偿补偿”,完全是个“半截子”革命派。
又写他给家乡土改工作组写信,要求对他这户有人“在外参军”的富裕中农“特别照顾”。
说明他总想着自己的“小九九”,不想跟党走。
接着又写他随队伍出发向城里开进中,全连高唱《解放军进行曲》,唯独他唱得“不起劲”,“不合拍”,“最后索性闭上了嘴”。
就这样,作者“多侧面”地丑化人民军队,丑化我军干部,为进一步歪曲吴守田这个人物作了“铺垫”。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局党委书记吴守田,成了局里头号“走资派”。
这个所谓“民主派”变成了“走资派”,变得也十分离奇,主要原因据说是因为他没有支持工人搞试验。
即便是吴守田在这个问题上搞错了,那也只是工作问题、认识问题,怎么能跟“走资派”扯到一起去呢?
按照“四人帮”的逻辑,吴守田真正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不支持工人搞试验,而在于他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
既然是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人,当然就是“民主派”,而“民主派”变成“走资派”又是“必然的规律”。
作者就这样恶毒地按“四人帮”的“既定方针”,给吴守田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
在讨论《进行曲》前几稿时,“四人帮”的亲信恶狠狠地说,小说中的走资派还不象,还不可恨。
要加强写他们政治上的反动性。
并要作者指名道姓地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
真是杀气腾腾,凶相毕露。
小说最后送“四人帮”的那个黑干将定稿时,他特别提出来要把描写吴守田家庭“豪华的陈设拿掉”。
这一来是因为他们要写的“走资派”是“不搞贪污腐化”、“清清白白”的“走资派”;
二来是因为“四人帮”是一伙吸工人、贫下中农血汗,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寄生虫。
他们忌讳说“豪华的陈设”,就象头上生着秃疮的阿Q忌讳有人说“亮”、说“灯”一样。
这充分暴露了他们批判所谓“走资派”是假,把矛头指向广大老干部是真。
“四人帮”曾经企图用“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谬论,来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供“理论根据”。
这个谬论后来就成了他们通过阴谋文艺制造揪“走资派”舆论的核心。
这三篇毒草小说,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
小说《进行曲》中,特意安排了“造反派”卫铁山舌战“走资派”吴守田的情节。
卫铁山对着吴守田狂叫:“我看你进城后干得最起劲的,就是卖力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扩大和保住已经捞到手的官、权和享受!”
按照卫铁山的“理论”,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在分配上存在的差别,就是什么“阶级剥削”。
这只是他们无知吗?
不!
这是别有用心的歪曲,是妄图为他们炮制“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谬论作艺术上的图解。
不仅象局党委书记吴守田这样的领导干部“变”了,在小说《军号》里,革命三十来年的副师长吕文光也“变”了。
《军号》这篇小说出笼前,王洪文讲过这样的黑话:“现在讲革命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过去那些东西(指民主革命的经验)有什么用!”
小说中的吕文光完全是按照这段黑话的要求来刻划的。
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打过仗,负过伤,立过功,受过奖。
一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就“到站下车”,不想前进了。
作者把他写成头脑简单,思想僵化,居功自恃,不抓大事,不懂路线,只有民主革命经验的“经验主义者”。
小说把我军师一级干部丑化成“竟连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起码标准都给丢掉了”,攻击他已变成“资产阶级的俘虏”。
阶级关系这么一“变”,老革命竟成了“反革命”了。
这还不够。
请再看看反映高等院校里怎样斗“走资派”的小说《惊雷》吧。
一个一万五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竟写了四、五个反面人物,把学生丑化成“斑马”、“蜗牛”;
把教授、系主任和总支领导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分子”;
把党委书记兼校长宋西彬攻击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作者浓墨重笔,百般丑化宋西彬这个当年反对过国民党的老革命,今天自己竟“变成了国民党”。
总之,这些人都是由于“阶级关系新变动”而变成了革命的对立面。
似乎这样一来,他们把革命老干部当作革命的对象就有了“根据”了。
这是多么荒谬又多么恶毒啊!
问题到此并没有完,作者又居心险恶地编造了宋西彬的上司来信支持他的情节。
并借“造反派”学生和工人的嘴,一个大叫“宋西彬是丢车马,保老帅”,另一个就虎地站起来,一挽胳膊说:“那咱们就揪他这个老帅!”
好一个“揪老帅”,言为心声,这句双关语说得多么露骨!
一下子把他们炮制阴谋文艺的内心隐秘全盘托出。
(三)
“四人帮”鼓吹“要努力把同走资派的斗争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写”。
这三篇毒草小说中的“走资派”有工业战线上的,有军事战线上的,还有教育战线上的。
如同“四人帮”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旗手”、“功臣”、“正确路线的代表”一样,作者也给他笔下的“英雄”披上了种种漂亮的伪装。
给卫铁山披上了当过“兵”又当过“工人”的“造反派”头头的外衣;
田兴是刚“走上师长领导岗位”的“青年干部的代表”;
祝震隆是大学的“革命学生领袖”。
剥掉伪装,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些所谓“英雄”,只不过是“四人帮”党羽的典型代表。
《惊雷》中的祝震隆据说是什么“反潮流英雄”。
上课时,座位上看不到他;
复习考试阶段,他“拉上几个同学照样去看电影”。
他还公开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他的“宣言”:“搅动‘清宁湖’的一潭死水!
冲破牢笼,投入斗争!
要当战士,不当书生!”
既然不愿读书,那就干脆退学算了吧。
可他不。
他整天钻在锅炉房里搞阴谋,今天策划反党委,斗校长,明天策划攻教授,整同学,硬是把一个清宁园搅得乱糟糟。
“四人帮”鼓吹“学校只有一个专业,那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
小说编造的这个“英雄”,不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吗?
这哪里是什么“反潮流”,这是要搞乱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阵地。
那个交“白卷”的反革命小丑张铁生不就是这样干的吗?
在《军号》中,作者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个灵魂肮脏、卖身投靠“四人帮”,心甘情愿当“四人帮”马前卒的马天水式的人物——程启新。
作者别有用心地给他披上一件掩人耳目的伪装:服从命令听指挥。
“四人帮”口口声声叫嚷他们“代表”毛主席、党中央。
说什么听党中央的指挥,就是要听他们的指挥。
为此,小说的作者还特意捏造了一把据说是毛主席指挥过的“军号”,并把它贯穿整篇小说。
“四人帮”同林彪反党集团一样,惯于接过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
怪不得“四人帮”的死党和亲信在审阅《军号》的初稿时,拍案叫好,声言“写‘军号’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这一点很重要”。
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借这把“号”,反复向人们吹嘘,程启新是多么自觉地服从他们的命令,听从他们的指挥呀。
他的师长职务被“刚脱下战士装的排长”田兴取代了。
于是,他在回部队的第三天清晨,就“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打起背包,高高兴兴地同被赶走的吕副师长“一块走啦”!
而且还洋洋自得地说:“我们的脚步要快一点才行啊!”
这正是“四人帮”鼓吹的“一代新人撵旧人”、“新桃换旧符”的政治阴谋的文艺翻版!
至于说到程启新“听指挥”,这要看他听谁的指挥,服从谁的命令?
事实是,“四人帮”叫嚷揪“军内资产阶级”,他就给所谓“军内走资派”副师长吕文光“一巴掌”;
“四人帮”批林批孔搞三箭齐发,他就诬蔑吕副师长“不批林批孔”,“把兵往哪里带”;
“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他就给吕副师长扣上“办事凭经验”的大帽子;
“四人帮”要“管管军队”,他就拱手交权,而且还千方百计地要吕副师长也把权交出来。
这就是作者设计的程启新“听指挥”、“服从命令”的反动实质。
小说在写卖身投靠的老干部程启新的同时,还设计了一个长角带刺的战士小刘。
这个战士动不动就给吕副师长一顿“棍子”、一堆“帽子”。
小说中恶毒地设计了一个“送帽子”的情节:师党委会批判吕文光的“错误”后,吕绝望地缓缓走出了会议室,“他把帽子忘在了会议室的桌子上”。
小刘给他送帽子去,当面给副师长扣帽子、打棍子,什么“学习马列还不如咱们战士”、“光讲他过去的功劳”、“讲军事课不是政治挂帅”、“抓政治不讲路线”,把副师长骂得“一串泪珠滴落下来”。
这个战士对吕副师长讲的战斗故事“不爱听”,“不激动”,并且还故意把我军的光荣传统同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相提并论,叫嚷要同它“彻底决裂”。
从这里明显地看出,围绕“军号”的斗争,实际上是逼老干部交权的斗争。
作者笔下之意是说,象吕文光这样的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不行了,该走了。
程启新在前边作榜样,小刘在后面拿着“棍子”赶,软硬兼施,直到把老干部逼走为止。
《军号》吹出的决不是对一个吕文光的调动令,而是对不听他们指挥的新老干部的换班令。
难怪小说刊出后,“四人帮”那个黑干将洋洋得意地说:“这篇小说的意义以后才看得出来。”
如果说《惊雷》和《军号》中编造的“英雄”人物还不够“高”,那末,到去年七月抛出来的《进行曲》中编造的“英雄”卫铁山,就无比“高大完美”了。
象作者刻划“走资派”没有演变过程一样,卫铁山也没有什么成长过程,完全是个“天才”人物,一贯正确。
早在进城以前,他就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跟“民主派”吴守田进行了“斗争”。
进城后,虽然只是一个工人,但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就同局党委书记吴守田“对着干”。
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作为“厂的总指挥”“造走资派的反”。
卫铁山真的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吗?
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尽管作者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千方百计地来美化他。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卫铁山,仍然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野心勃勃的家伙。
他把自己的一个单人宿舍搞成一个“根据地”、“指挥所”,在这里策划阴谋,发号施令;
厂里开大会,他窜到台上,搅散大会;
他放肆地诬蔑革命老干部是“前进的道路上筑起的资产阶级的暗堡,企图阻挡无产阶级继续前进”,狂叫要“炸‘碉堡’”,“那怕再有多少”,“也一样炸掉它”。
他动不动台上一站,“挥起了大手”,“昂着头”,“紧握着拳头”,横行霸道,不可一世。
这不是一张活生生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的“标准像”吆?
特别是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特意点明,卫铁山夺权“胜利”了,但这只是“智取威虎山”的前奏。
在卫铁山眼里,夺一个工厂的权仅仅是“前奏”,还有“威虎山”的明碉暗堡等待他去攻,还有更大的权等着他去夺。
胃口是多么大,野心是多么狂,简直是利令智昏!
这三篇反动小说,写的全是夺权斗争。
工业战线上,“工人”夺了局长、党委书记的权;
教育战线上,“学生”夺了校长、校党委书记的权;
在军队,“排长”夺了师长的权。
这就明显地暴露出“四人帮”鼓吹“围绕英雄人物来设计走资派的活动”,要害就是篡党夺权。
文学是社会的缩影。
“四人帮”煞费苦心地刻划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走资派”,编造了一大批与之斗争的“造反派”,真正的目的是想在现实生活中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篡党夺权,改朝换代。
然而,他们编造的“英雄”,虽然一度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如愿以偿,却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阴谋文艺救不了阴谋政治,挽救不了“四人帮”必然灭亡的命运。
这些毒草成了他们失败的纪录,成了革命人民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四人帮”倒打一耙
作者:三四一一八部队理论组
“四人帮”对于倒打一耙的把戏,玩得十分熟练、精彩,不愧为猪八戒的徒子徒孙。
不信请看:
明明是“四人帮”成天欣赏《游龙戏凤》、《四郎探母》之类的反动旧戏,成天泡在西方黄色电影里,还喋喋不休吹捧吕后、慈禧太后等等历史的僵尸。
可是他们却反过来痛骂别人:“崇洋媚外”、“复古派”、“封资修文艺的吹鼓手”!
明明是他们妄图篡党窃国,利用文艺为自己涂脂抹粉,歌功颂德:话剧《冲锋向前》里的姜婶,有着江青的影子;
电影《盛大的节日》里,有个王洪文式的“造反派”头头;
还有一部长篇小说,竟是张春桥的“纪念碑”……。
可是他们回过头来,却要追查电影《创业》和《闪闪的红星》为哪个“老家伙”树碑立传。
简直是无耻之尤!
再说对所谓“文化工作危险论”的批判吧。
“四人帮”一伙念着“三突出”之类的紧箍咒,抡着摧残百花的狼牙棒,一味吹毛求疵,求全责备,百般刁难,动不动就是“黑线回潮”、“右倾翻案”。
这样一来,搞得许多文艺工作者提心吊胆,手足无措,根本无法创作。
有的作家愤然搁笔,表示抗议。
凡此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完全是“四人帮”一手造成的。
可是他们倒打一耙,却要批判什么“危险论”。
他们一面说:“不危险,大胆干吧!”
而一旦你干得对不上他们的“口径”,就被加以重罪,甚至遭到残酷的迫害。
这不是推人下井、落井下石又是什么呢?
“四人帮”倒打一耙确实是比较毒辣,然而因为他们反党、反人民,结果自己被打断了脊梁骨。
教育部负责同志-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答记者问
问: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有哪些重要改革?
答:今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高等学校招生,在招生的对象、条件和办法等方面都有不少改革。
首先,招生对象更广泛了。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
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指理论上钻研有成绩,实践上有科研或技术革新成果的,而不是指工龄长),以及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两届高中毕业生,报考时年龄还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
在校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已经具有高中毕业水平的,也可自己申请,经学校介绍,参加报考。
采取这些做法,目的是为了广开才路,让更多的青年有机会报考,使国家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拔和培养人才,以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其次,对文化水平的要求提高了。
过去规定招生对象只需具有相当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而现在要求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这是为了尽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使高等学校逐步提高教学起点和教育质量。
第三,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重视了文化考试。
过去,“四人帮”炮制交“白卷”的黑典型,反对文化考查,严重地破坏了招生工作和整个高等教育工作。
现在,我们应当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搞好文化考试。
只有这样,才能鼓励青年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刻苦钻研文化科学知识,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同时也有利于杜绝“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为择优录取扫清障碍,真正把成绩优秀的青年选拔上来。
问:今年招生办法规定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其具体内容和做法是怎样的?
答:自愿报名,就是凡符合招生条件的,都可以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报名。
各级领导都要积极支持和鼓励青年报名。
今年的招生名额由省市自治区统一掌握,不再向基层单位分配。
过去把招生名额分配到基层,只有有招生任务的单位才能接受报名;
现在,凡符合招生条件的青年都可向本单位报名。
报名青年由公社、厂矿、机关、学校等单位按招生条件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报县(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后,参加统一考试。
统一考试,是指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在县(区)组织考试。
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地市初选,是指地(市)招生委员会根据政治审查、考试和体格检查的情况提出初选名单(全省的初选总数为录取总数的二倍或稍多于二倍),报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
具体做法是:
由地(市)招生委员会组织评卷,然后根据考试成绩提出参加政治审查和体格检查的名单,并征求所在单位群众的意见。
政治审查由公社、厂矿、机关、学校的党组织负责进行。
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体格检查由县(区)统一组织,按现行体检标准,到指定医院进行。
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是指在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领导下,组织招生院校对地(市)上报的初选名单及全部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德智体全面衡量,参考本人志愿,择优确定录取名单,报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后,由学校签发入学通知书。
问:今年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部分学生上大学?
答:今年既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又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部分学生。
后一类学生约占招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部分学生上大学,是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在一九七二年提出的。
周总理指出,学生中学毕业后,定期劳动一个时候,比如一、两年,然后选拔好的上大学;
另外如果中学生中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中学毕业后直接上大学,每年劳动一个时期。
这两种办法是平行的。
周总理的指示,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未能实行。
打倒了“四人帮”,应该认真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部分学生上大学。
直接招收高中毕业生上大学,好处是能保持学习的连贯性。
这些学生年龄比较小,接受能力比较强,里想比较活跃,最有利于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培养科学研究人才。
这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科学事业,快出人才的有效措施。
只要我们抓紧中小学的教育革命,从小就培养学生不脱离劳动,学生进入大学后,又注意组织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参加必要的对口劳动,同样可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四人帮”之所以对直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大学,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其罪恶目的是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
问:今年普通高等学校也招收“社来社去”的学生吗?
答:今年普通高等学校在主要招收国家统一分配的学生的同时,也在某些院校和专业招收一部分“社来社去”学生,使教育事业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过去,某些普通高等学校为了给农村社队有计划地培养专门人才,招收“社来社去”学生,这是正确的。
今后,农业院校及其他院校的某些专业,仍然应该根据农村社队的需要,采取多种形式,有计划地举办“社来社去”班。
“社来社去”学生由公社选送,毕业后仍回社队,结合所学专业,适当安排。
凡是实行“社来社去”的,在招生时都要向学生讲清楚,切实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问:广大青年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今年的招生工作?
答:今年大学招生,报考的人数较多,时间又比较紧。
报考的人多,这是件好事,对国家选拔人才有利。
广大青年要抓紧业余时间,努力学习,积极报考,让国家挑选。
但是,也必须看到,在我们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毕竟有限,目前还不能招收更多的大学生,而只能择优录取,选拔其中的一小部分。
所以大家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被录取的,要决心为革命学好专业知识,未被录取的,在实践中同样可以学政治、学文化,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不论是上大学,还是上山下乡、继续留在工作岗位,都是光荣的,都可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还要看到,我们国家培养人才的途径是多方面的。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以及各类业余大学,同样可以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又红又专的优秀建设人才,同样是我们国家出人才,出成果的重要途径。
今后,这类学校要大力发展,认真办好,积极为广大青年创造更多的学习条件。
同时,毛主席指出:“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
事实证明,只要提高为革命而学习的自觉性,刻苦钻研,不论是进学校学习,还是在工作实践中学习,都可以得到提高,取得成绩,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
问:搞好今年的招生工作,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搞好今年的招生工作,最重要的是各级党委加强领导,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广泛宣传大学招生的重要意义,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各地招生委员会在党委的领导下,要妥善安排好招生的各项具体工作,保证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
我们坚信,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只要我们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依靠广大群众,注意交流和总结经验,及时解决招生工作中的问题,就一定能把今年的招生工作搞好。
要闻简报
栏目:要闻简报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法国客人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会见法新社社长兼总经理克洛德·鲁赛尔和夫人以及法新社香港分社社长德·戴维斯。
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余秋里副总理会见越南石油考察团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会见越南政府负责石油和天然气工作的部长丁德善率领的越南石油考察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耿飚同志会见意中友协代表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会见由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焦尔焦·祖凯蒂率领的意中友协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会见越南青年男女排球队团长、副团长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十月二十一日晚在首都体育馆会见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青年男女排球队团长黎伯回、副团长范文亮,并观看了越南青年男女排球队同中国男女排球队的比赛。
王震副总理会见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会见巴基斯坦前驻中国大使苏尔坦·穆罕默德·汗,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齐奥塞斯库总统视察地铁建设工地
齐奥塞斯库总统十月十九日视察了布加勒斯特地下铁道建设工地。
参加视察的还有埃列娜·齐奥塞斯库、马·曼内斯库等罗马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
齐奥塞斯库总统试乘了地下电气火车。
他要求加快工程进度,以保证第一期八公里长的工程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前通车。
(据新华社)
苏联在联大兜售“缓和”“裁军”遭到冷遇和反对-许多外国记者说,苏联宣传缓和是想愚弄世界,要求别人裁军而它自己每天都在扩军
据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九日电 第三十二届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政治与安全)从十月十七日开始审议苏联代表团提出的一项所谓“加强和巩固国际缓和及排除核战争危险”的新议题。
头三次会议的进程表明,苏联代表叫卖的这个所谓“重要而紧急”的议题在会上受到了冷遇和批评。
十七日上午,这一议题讨论开始时,苏联代表特洛扬诺夫斯基就抢先发言,不顾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日益加剧的事实,胡说世界已“由爆炸性对抗转化到互利合作”,“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已经消退。”
人们明明看到超级大国正在“缓和”、“裁军”的掩盖下疯狂扩军,而苏联代表却硬说苏联是在奉行“缓和原则”。
但是,不管苏联代表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人们注意到,在这天会场上有不少代表团缺席,会场气氛冷落。
沙特阿拉伯代表却紧接着苏联代表的发言,批评苏联的这个新议题。
他说:“缓和,缓和……”,“我们懂得这种缓和,让我们不要被这些词藻所哄骗,不管使用这些词藻的是苏联,或是美国……”他在谈到苏美两国干涉别国事务时说:“现在非洲是大国干涉小国事务的场所,它们这样做,硬说是为了小国的利益。”
他特别提到两个超级大国在搞间谍活动方面的竞争。
他指出,苏联的克格勃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所搞的就是“干涉别人的事务!
收买人,搞颠覆,因为它们认为这样做是便宜的。
它们都希望用这种偷偷摸摸的、隐蔽的手法来削弱其对手。”
十月十七日下午,苏联控制下的“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报名发言,为苏联提出的这个新议题捧场。
但是,他只是重复苏联代表讲的一些词藻而已。
斯里兰卡代表紧接着发言,批评苏修自鸣得意的新议题。
他说,“多年以前,在进行裁军辩论时我就指出,五十多年里,世界曾生活在这样一种幻想当中:即指望通过裁军来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并通过裁军来避免战争危险。”
“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战争,首先需要做的事就是找出战争的根源,并且采取措施消除或减缓这种根源。”
他还指出,苏联关于“裁军”、“缓和”的议题是“向着错误的方面发出呼吁”,因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既没有核武器,更不会发动核战争。
人们记得,最近几年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年复一年在联大提出的“重要而紧急”的议题,都是那些换了新包装的“缓和”和“裁军”之类的旧货。
人们对这些货色已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在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有一百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发言。
除了苏联“大家庭”的某些成员在发言中提到苏联这个新议题外,几乎无人提及。
采访本届联大的许多外国记者在谈论苏联这个议题时,有的说,苏联“拚命宣传缓和是想愚弄世界”。
有的说,“苏联总是要求别人裁军,而俄国人却每天都在扩军。”
还有的说,“苏联比以往更需要宣传缓和,因为它必须给自己披上伪装”。
也有的说,“葛罗米柯的废话对世界许多人来说不是什么新玩艺。
俄国人以美妙的名义干了许多伤害别人的事情。”
在讨论裁军问题等涉及“政治与安全”的第一委员会里,苏联代表团在安排议题次序和日程时,曾经竭力要求把它这项自认为“重要而紧急”的议题挤到最优先的位置并要求多开一些会议来审议,但是,这些要求遭到不少国家的反对。
联合国的变化
栏目:学时事
联合国成立三十多年来,随着整个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也发生了不少变化。
特别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冲击下,联合国内斗争形势的变化更加明显。
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到五十年代末的一段时间里,美帝国主义利用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膨胀起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择手段地使联合国成为自己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一个工具。
它控制和影响了许多会员国,能够在投票时掌握多数,左右联合国。
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在这一阶段做了不少坏事。
一九五○年,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出兵侵略朝鲜,就是其中最拙劣的一件。
到了六十年代,联合国开始起了变化。
在这则间,第三世界正在兴起,反殖反帝斗争迅速发展,有一大批非洲和其他地区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它们的斗争在联合国内有日益增多的反映。
六十年代后期,美国地位急剧衰落,把持联合国越来越困难。
与此同时,苏联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
在联合国内,苏联一方面打着“社会主义”、“反帝反殖”的招牌,进行招摇撞骗,一方面又兜售“和平”、假裁军等黑货,勾结美国炮制一系列骗局,借以蒙骗世界各国人民。
进入七十年代,联合国的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随着第三世界迅速觉醒和壮大,广大的中小国家在联合国讲坛据理力争,开始打破了超级大国垄断联合国的局面。
一九七一年十月,我国在联合国代表权得到恢复,是第三世界团结反霸的重大胜利,也是对霸权主义控制联合国局面的一个重要突破。
我国在联合国内高举反帝反殖反霸的鲜明旗帜,坚决同第三世界国家团结战斗在一起,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
这个时期,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反霸、反种族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反对国际经济剥削与掠夺和反对海洋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断广泛深入发展。
它们在联合国内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目前,联合国内第三世界国家已有一百一十多个,占会员国的三分之二以上,成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主力军。
它们为了共同利益,同苏美两霸在联合国内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往往使超级大国处在被告席上受批判。
近几年来,第二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内对第三世界的支持也有所增加。
联合国内这些发展变化,是国际斗争的一个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在激烈动荡中,正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而不利于超级大国的方向前进。
苏美两霸在联合国的处境虽然日益困难和孤立,但它们仍然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表现尤其恶劣,继续进行拉拢和欺骗,千方百计使联合国成为它推销“缓和”、假裁军等骗局的场所。
因此,要使联合国在今后能多起一些积极作用,就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
联合国
栏目:学时事国际资料
提案
栏目:学时事国际资料
联合国大会
栏目:学时事国际资料
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
每年举行一届常会,常会开会期间,全体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
常会按规定在每年九月第三周的星期二在纽约举行,如半数以上会员国或安理会请求,还可以举行特别会议及紧急特别会议。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已召开过七届特别会议,五届紧急特别会议。
大会按宪章规定有广泛的权力:对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合作的问题,除了正在安全理事会处理的,均可由大会讨论,并向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
审议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普遍原则,提出有关这些原则的建议,研究促进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接受和审查联合国各机构的报告;
改选安全理事业非常任理事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理事国,托管理事会理事国,并同安全理事会一起选举国际法院法官;
经安全理事会的推荐,批准接受新会员国和任命秘书长。
联合国的预算和会员国负担的会费,都须大会讨论决定。
会员国向联合国总部派常驻代表团。
常驻代表团设常驻代表、副代表、参赞、秘书等,负责处理有关联合国的经常事务。
泰国十月二十日发生政变
据新华社曼谷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电 据泰国各电视台和国家电台报道,由陆军、海军、空军、警察和文官组成的泰国革命团,十月二十日十八时起接管了全国政权。
革命团主席沙鄂·差罗如海军上将签署的一项命令宣布:废除一九七六年颁布的宪法,解散内阁,解散国家行政改革议会。
命令说,去年十月六日成立的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军事戒严法和一切命令仍然有效。
命令说,革命团是全体军政官方的最高指挥。
由革命团临时管理国家政务,直到成立国家行政机构为止。
沙鄂·差罗如在另一项命令中宣布,三军最高司令江萨·差玛南上将担任维护国内安全总指挥,有权指挥和调动陆军、海军、空军、警察和文官。
陆军司令森·纳那空上将任京都卫戍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