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办好研究生院而竭尽全力
严济慈
最近，华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委托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筹办研究生院，并从今年起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
我作为一个老科学工作者，能为国家培养年青的科研人员作一点工作，感到特别高兴。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也有了很大增长。
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科学技术事业和科学技术队伍一度遭到极大的摧残。
“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诬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胡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
一些行之有效的培养科技队伍的措施，也被他们砍掉了，致使我国的科学技术队伍暂时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今天，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我们重新招收研究生，恢复和建立新的研究生制度，这也是和“四人帮”斗争取得的一个胜利。
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无论从当前急需看，从长远需要看，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尽快扩大和提高科学技术队伍的一个好办法。
要进行一项深入的科学研究，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需要掌握先进的实验技能。
我们将对招收的研究生，进行三年左右时间的集中培养，使其达到上述的要求。
这比在实际工作岗位上锻炼成长，要快得多，也好得多。
这对赶超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是必需的，对解决我国科学技术队伍当前存在的青黄不接现象更是需要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是中国科学院委托中国科技大学同在京区各研究所的大力协作下，在中国科学院的直接领导下筹办的。
对研究生的培养，有具体的途径和明确的要求。
我们希望造就政治觉悟高，知识面广，专业训练好，进取心强，敢于攻难关，攀高峰，开拓新方向的一代闯将，成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生力军。
赶超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培养优秀的科研人才，这是全党的大事，全国的大事。
近些年来，我们大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毕业生，不少青年在工作实践中，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有的有所发明创造。
我们热切希望有志于科学研究工作、适合报考条件的青年，踊跃报考研究生。
我们也恳切希望各部门、各单位，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为了赶超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对于有培养前途的优秀人才，主动推荐，帮助挑选，大家共同努力来做好研究生的招收培养工作。
科技队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作为科学研究机构来说，不仅要出成果，也要出人才。
我们要进一步总结过去招收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建立健全新的研究生制度，努力把研究生院办好。
我虽已古稀之年，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的亲切教导，决不辜负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决心为培养我国年青一代的科学技术人才而竭尽全力。

培养科研人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在京成立
新华社1977年10月19日讯
为了培养科学研究人才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研究生院。
这个研究生院已在北京成立。
英明领袖华主席发出关于科学工作的重要指示以来，中国科学院在培养又红又专的科研人才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成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准备在最近两三年内招收一千名研究生，以后再逐年增加招生人数。
研究生的学习时间一般为三年，先用一年多时间在研究生院学习马列主义，自然辩证法，以及数学、外语等基础课程，然后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各研究所，在具有研究员、副研究员水平的指导教师的指导下，通过专业理论学习和专业研究工作实践，培养成为有较强能力的科研人才。
研究生结业时，将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地完成一项具有一定水平的科研工作，并且经过研究生院会同有关单位的学术委员会进行考核，作出鉴定。
按照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培养目标，他们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将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熟悉马克思主义，熟悉自然辩证法，身体健康，掌握本门学科的系统而坚实的理论知识，至少能够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能够独立地进行研究工作。
他们招收研究生的对象规定：
凡政治思想好、学业成绩优异、身体健康、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最大不得超过三十五岁）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和学业成绩特别突出的在校大学生，以及具有相当于大学毕业文化程度，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或有发明创造，适于进一步培养提高的优秀工人、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在职科技人员、青年教师和从事其他工作的人，都可以自愿报名，经过政治审查和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指出：
我国早就实行过研究生制度，并且从中造就出了一批有作为的科学研究人才。
后来，这个行之有效的制度被林彪一伙，特别是被“四人帮”破坏了。
当前，重新实行研究生制度，对于解决科研人员数量少、水平不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缺少的“青黄不接”现象，尽快地培养人才，把科研搞上去，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们希望各部门、各单位为了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为了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主动推荐和帮助挑选有培养前途的优秀人才，共同做好研究生的招收和培养工作。

必须把农副产品收购抓紧抓好
本报评论员
现在，秋收工作正在从北到南相继展开，农副产品收购旺季已经到来。
今年，我国农业生产，尽管遇到了严重的春旱、夏涝和台风等自然灾害，经过广大社员的辛勤劳动，仍然夺得了一个好收成。
粮食、棉花、油料、烤烟、黄红麻等主要作物都比去年增产，林、牧、副、渔也有新的发展。
这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深入揭批“四人帮”，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贯彻执行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一个重大胜利。
抓紧农副产品收购，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对国计民生关系很大。
国家只有掌握了足够数量的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农副产品，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才能繁荣城乡市场，安排好八亿人民生活；
才能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它是全面实现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
全党同志必须把农副产品收购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好。
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的教导，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掀起一个以粮棉油猪为中心的农副产品收购高潮。
搞好农副产品收购，必须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疯狂反对农业学大寨，煽动资本主义自由化，破坏农业生产，破坏农村经济政策，破坏农副产品收购。
他们就是要把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搞垮，把社会主义家底搞光，使人民吃不上穿不上，以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有些地区资本主义泛滥；
有的社队不完成农副产品交售任务；
有些单位擅自到农村采购或换购农副产品，冲击国家计划。
我们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紧密联系实际，彻底揭露“四人帮”反革命的险恶用心和对我国革命的危害，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要向广大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要坚持国家对粮棉油猪等重要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政策，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
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在农副产品收购中，一定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合理规定收购任务，做到及时收购，同时安排。
该购的一定要及时收购起来，粮食要在不购过头粮的原则下，力争多购一些，以适应国家建设和城市工矿区的需要；
该留的一定要留得适当，以适应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的需要。
近几年，有些地区的社队留粮过多，要适当减少，精打细算，严格管理，不能多留多分，乱支乱用。
要提倡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瞻前顾后，留有余地。
要树立全局观念，既要看到本地，更要看到全国。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水平还不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在地区之间总是有丰有歉。
丰收了的地区应当为国家多作贡献，以丰补歉，支援灾区。
要努力完成国家的上调任务，保证国民经济建设全局的需要。
商业、供销、交通运输和财政金融部门要大力协同，密切配合，认真做好收购的组织工作。
商业部门要正确执行国家的收购政策、奖售政策和价格政策，合理安排收购网点，充实第1线收购力量，改进收购方法，提高服务质量，方便群众交售。
不论大宗的小宗的、家生的野生的、植物的动物的，凡是应当收购的产品，必须尽一切努力积极收购起来。
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搞好合理运输，加强商品保管，降低流通费用，减少商品损耗。
不能用政策性亏损掩盖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坚决同贪污浪费现象作斗争。
交通运输部门要及时组织运力，加强调度，保证农副产品运输的需要。
农村金融部门要做好收购资金的供应和贷款的回收工作，支持农副产品收购。
要教育广大职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坚决反对强迫命令，弄虚作假，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行为。
列宁指出：
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和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可能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
在抓紧农副产品收购的同时，必须大力组织工业品下乡，搞好工农产品交换。
在目前商品还不充裕的情况下，应当坚决执行“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城乡都需要的副食品优先供应城市”的原则。
工业部门要努力增产适合农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及时调运、供应下去。
特别是生活必需品，要扩大对农村的供应比例，千方百计地保证农民的基本需要。
对于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较多的地区，应当供应较多的工业品。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群众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活跃城乡经济，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经济上的联盟。
搞好农副产品收购，是当前全党的一项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必须早抓狠抓，牢牢掌握主动权。
要坚持政治挂帅，做好思想发动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政策和大好形势，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向国家多作贡献。
要统筹安排“三秋”生产、农田基本建设和交售农副产品的劳力和运力，不能顾此失彼。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学习石化部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和领导艺术，振奋革命精神，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准确掌握情况，勤于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就地解决。
哪个地区有问题就认真解决哪个地区的问题，哪个品种有问题就抓紧哪个品种，做到一气呵成，不留尾巴。
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农副产品收购任务，为实现抓纲治国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作出更大的贡献。

毛主席语录
备战、备荒、为人民。
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空军各部队指战员广泛开展活动
向“雷锋式的飞行员”王冠扬学习
新华社1977年10月19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各部队指战员广泛开展向“雷锋式的飞行员”王冠扬学习的活动，决心象王冠扬那样，为加速人民空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积极贡献力量。
王冠扬是空军某试飞团的飞行员。
他担任国防科研试飞任务，为加速人民空军的现代化建设努力工作，奋勇战斗，十多年如01日，曾四次受到嘉奖，多次受到上级党委的表扬。
今年06月19日，王冠扬驾驶飞机作科研试飞，在八千米高空发动机突然发生停车的严重故障。
在操纵失去动力的飞机返回机场的困难危急关头，他为了保护飞机和科研设备，临危不惧，放弃跳伞，沉着果断，听从指挥，三次避开工厂和村庄，在机场外迫降成功。
王冠扬的英雄事迹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赞扬。
空军党委08月08日发布命令，授予王冠扬以“雷锋式的飞行员”的光荣称号，要求空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飞行人员，学习他的英雄事迹，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进一步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为夺取抓纲治军的新胜利，为加速“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而努力奋斗。
目前，一个向王冠扬学习的活动，正迅速在空军各部队开展起来。
许多部队作出了向王冠扬学习的决定，制订出了学习的计划和措施。
广大指战员以王冠扬为榜样，开展了比思想、比作风、比团结、比干劲、比贡献的活动，决心争当象王冠扬那样的飞行员，把部队建设成“硬骨头六连”式的飞行部队。
王冠扬的成长，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各部队指战员学习王冠扬，首先学习他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刻苦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的革命精神。
曾经受到华主席接见的某飞行机组，用王冠扬的事迹对照检查自己，进一步修订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计划，决心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深揭狠批“四人帮”篡改、歪曲毛主席指示的罪行，准确地、完整地掌握和贯彻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在学习活动中，广大指战员还以王冠扬对工作极端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的革命精神为榜样，刻苦钻研技术业务，熟练地掌握手中武器，努力加速空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长期和王冠扬并肩战斗的飞行员周永成，在王冠扬英雄事迹的鼓舞下，更加积极钻研飞行技术。
他在进行改装训练中，不顾天气炎热，勤学苦练，使改装进度大大加快。
曾被空军党委授予“空中神炮中队”光荣称号的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在最近一次演习中，以王冠扬为榜样，认真准备，刻苦钻研，空中射击训练获得优异成绩。
被群众誉为“雷锋式的飞行员”、空军英雄战士杜凤瑞生前所在大队的中队长吴来群，在训练新飞行员的工作中，处处发扬王冠扬不怕艰险的革命精神，打头阵、当先锋，凡是新进科目，他都亲自先飞，取得经验后再在新飞行员中推广，受到同志们的好评。
各部队指战员通过向王冠扬学习的活动，自觉地发扬热爱人民、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更加主动地为群众做好事，积极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正在一些地区执行人工降雨任务的航空兵某部队的飞行员，在降雨工作中千方百计不错过可降雨的天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
新华社1977年10月19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下午会见了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和他的随行人员。
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英国驻中国大使游德，希思先生的随行人员威克斯、罗格·马丁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龙。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
新华社记者摄

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发展农业的道路
中共农林部核心小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我国农村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及其发展历史，做了周密细致的分析，以丰富的实践和完整的理论，系统地解决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毛主席用极大的精力领导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我国广大社会主义农村欣欣向荣，取得了以不足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超过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伟大成就。
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永垂青史，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普照大地。
（一）
毛主席早在瑞金和延安时期，为了支援战争，用集体力量战胜敌人的封锁和灾荒，就在农村组织劳动互助社、变工队、互助组和合作社，积累了引导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的经验。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从民主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趁热打铁，因势利导，把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民群众引导到互助合作运动中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领导运动一环扣一环、一步接一步地向前发展。
毛主席在1951年09月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1个正式文件，即《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这一文件批判了刘少奇诬蔑合作化运动是什么“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右倾观点，进一步规定了合作化的方针、政策、步骤及组织形式。
1953年，党中央召开了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主席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作了两次重要谈话，指出了当时农村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严厉地批评了那种言不及社会主义之义，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的资产阶级观点，纠正了指导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2月，毛主席又根据新的情况，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954年冬和1955年春，合作化运动有很大的发展。
毛主席领导运动不断前进，在1955年07月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在同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深刻地总结了我党多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进一步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合作化问题，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正确方针，从理论和实践上严厉批判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打破了抑制合作化运动的桎梏，纠正了“停止发展”、“坚决收缩”、“赶快下马”以及“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错误方针。
毛主席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贫农和新老下中农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明确地提出了合作化运动的依靠对象，创造性地解决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的问题。
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汹涌澎湃的合作化运动高潮，初级社很快就发展到高级社。
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通过调查、访问、听汇报，认真了解下情，运用典型指导全面。
毛主席从王玉坤三户贫农坚持办社的事迹，指出这是五亿农民的方向；
又从只有“三条驴腿”的王国藩合作社的“穷棒子”精神，说明那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从新疆少数民族办社经验，指明了兄弟民族的合作化道路。
毛主席还赞扬了南崔庄的“鸡毛能够飞上天”那种贫苦农民在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的胜利，赞扬了长沙县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和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的先进事例，等等。
毛主席和广大贫下中农心连心。
毛主席看了几百份材料，抽取其中一百七十六篇，编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序言和按语，推荐给全党全国人民，作为学习的典型材料。
毛主席采用逐步联合、逐步过渡、逐步整顿、循序渐进又互相衔接的步骤，引导我国一亿一千万个体农户胜利地完成合作化。
在所有制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农业生产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连年增产，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先例。
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又经过1957年政治思想战线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1958年我国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创办了人民公社。
毛主席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了群众的伟大创举，肯定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在发展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毛主席批判了刘少奇、陈伯达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和彭德怀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毛主席经过多次深入实际的调查，连续召开会议，特别是在第2次郑州会议上，详尽地说明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由小集体到大集体，由部分全民所有制到单一全民所有制，然后再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不能慢，也不能急，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如何过渡的论断，解决了马克思、列宁在当时条件下未能解决的重大课题。
毛主席多次派工作组分赴农村调查，还亲自连续深入各地广泛听取意见，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六十条），从方针、政策到组织制度以及各种保证条件方面，为巩固人民公社制度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毛主席说：
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的变化过程。
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这是毛主席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二）
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伟大论断，并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正确处理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一个关键问题。
毛主席总是把农业同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同社会主义工业化联系起来，指明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能有原料和市场，才能积累较多的资金。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
毛主席告诫我们：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搞好了，国民经济的全局就活了。
毛主席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四十条），是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农民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斗争纲领。
在制定《纲要》的过程中，毛主席到很多地方调查研究，找人座谈，广泛征求意见。
对其中许多重大指标和措施，毛主席一一审定，真是把我国人民的安危冷暖以及子孙万代的利益时刻装在心中。
为了大力发展农业，毛主席正确处理了发展农业生产本身的一系列重要矛盾。
提出：
必须“以粮为纲”，同时积极发展各种经济作物；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业并举，全面发展。
毛主席十分重视大队、公社公有经济的壮大和发展，关心公社工业的发展，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为我们指明了公社工业化的壮丽前景。
毛主席关于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指示，解决了发展农业上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必须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增加收入。
毛主席指出：
“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
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
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指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并指出，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发展机械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增长，为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并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
这些都是增强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实现高产稳产的根本性措施。
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把农业技术改革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使我们主动夺取农业丰收、并为中国要变成世界第1个高产的国家，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毛主席历来把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和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农业科技队伍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毛主席在1957年就告诫全党：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
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
并在1958年指出：
不学土壤学，就不能当农业部长。
每想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在百忙中研究了多门农业科学的情况，每一个农业工作者都为此而万分激动。
毛主席把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作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方针的首要一着。
从这一战略方针出发，毛主席为发展我国农业，改变农业面貌，作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
扭转南粮北调，根治黄河、淮河、海河等重大战略任务的初步实现，使我国长期缺粮的一些重要战略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对我国政治和经济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等一系列方针指引下，一个农业凋敝、民不聊生的苦难的旧中国，变成了八亿人民有吃有穿、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三）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给我国农业留下的指路明灯，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胜利前程。
1964年，毛主席亲自树立了大寨红旗，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
敬爱的周总理在三届人大的报告中，明确地概括了大寨的根本经验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全国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涌现了成千上万个大寨式的社队，而且出现了昔阳县这样的大寨式的县。
1970年，毛主席又亲自批发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文件。
这次会议再一次强调要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坚持走大寨的道路，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推进到建设大寨县的新阶段。
1975年，毛主席亲自批准在昔阳召开规模盛大的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毛主席指示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并要中央政治局成员能去的都去昔阳参加会议。
毛主席支持华国锋同志排除“四人帮”对会议的干扰破坏，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
毛主席看到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和邓小平同志在开幕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十分满意，立即批发给全党。
在我国农业沿着大寨方向进入普及大寨县新阶段的整个过程中，毛主席倾注了多少心血啊！
近两年来，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迅猛发展。
原有三百多个学大寨先进县进一步巩固提高，1976年又有一百二十多个县跨入了学大寨的先进行列。
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深入揭批“四人帮”，更加自觉地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加快农业机械化的速度，开展多种经营和科学实验活动，使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英明领袖华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协助毛主席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进到普及大寨县的新阶段。
华主席在两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和讲话中，完整地、准确地、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大办农业的光辉思想。
华主席今年在视察东北三省时，又对发展农业生产，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搞好农业科学研究和发展畜牧业等项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最近，华主席亲自听取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的汇报，对农业学大寨、把农业搞上去作了重要部署，从路线、方针、政策到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都作了深刻的详尽的指示。
我们一定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高举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深揭狠批“四人帮”，发扬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为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
商业部理论组
半个多世纪以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初步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辉煌成就之一。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
“我们的农业以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面积养活了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世界上的人们不管政治见解如何，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奇迹。
我们的伟大胜利，处处凝聚着毛主席的心血，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粮食问题，在任何时代，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嘲笑中国人口众多是“不堪负担的压力”，预言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可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崩溃、农业破产的困难局面，新中国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国际上有不少的人表示怀疑，国内也有一些人忧心忡忡。
1949年09月，毛主席发表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的光辉文献，痛斥了艾奇逊之流的反动谬论。
毛主席指出：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1个可宝贵的。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主席精辟地提出了“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科学论断，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充分表达了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志气，为我国自力更生地解决粮食问题指明了道路。
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到社会主义革命。
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毛主席用极大的精力领导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引导几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学大寨，赶昔阳，努力建设高标准的大寨县，加快了农业生产发展的步伐。
二十多年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多，但粮食产量比解放初期增长了一倍半还多，并且初步实现了毛主席关于扭转南粮北调的伟大战略部署。
冀、鲁、豫和苏北、皖北地区改变了历史上长期多灾、低产、缺粮的面貌，逐步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我国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在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一遇灾荒，则卖儿卖女，饿殍遍野。
这种悲惨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艾奇逊之流的反动预言成了历史的笑柄。
我国粮食工作的成就，是毛主席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
早在1934年，毛主席就提出，为了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必须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做到自给有余。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号召广泛开展生产自给运动，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我们正确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和经济封锁，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家王朝，赢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解放以后，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成功地解决了八亿人民的吃饭问题，保障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进行。
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
新中国诞生之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党，仅用三年时间就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了第1个五年计划建设。
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规模开展，职工和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对商品粮的需要日益增长；
另一方面，农村虽然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粮食生产逐年发展，但小农经济还是汪洋大海，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兴风作浪，囤积粮食，哄抬粮价，制造粮食紧张。
这种情况，反映了小生产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同国家计划经济之间的尖锐矛盾，其实质就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不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就不可能掌握足够的粮食，保障各方面的需要，就会牵动已经稳定了的市场物价，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实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影响工农联盟，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不利于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
怎么解决呢？
1953年，毛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同时，作为贯彻这条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政策。
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毛主席领导全党展开了巨大的斗争。
毛主席明确指出：
“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党内反对统购统销的人，指出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
所以说，实行不实行统购统销，是坚持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由于实行统购统销，在粮食流通领域里，用社会主义的计划收购和分配代替了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沉重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和进攻，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实践证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是很大的推动。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我们国家粮食工作的根本政策，是社会主义的新型的粮食分配制度。
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而且多次提高了收购价格；
同时，国家还以比较合理的价格逐步增加对农村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供应。
它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
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
我们统销粮食，是全民性质的计划供应。
不仅按照正常需要量供应，而且销售价格是稳定的。
这同解放前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榨、剥削人民的所谓“配给制”是根本不同的。
我们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显示了毛主席缔造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粮食分配极不合理的状况，生动地反映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之间，粮食产区和经济作物区之间，丰收地区和受灾地区之间，以及全国各个地区之间的相互支援，体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兼顾。
这对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工农联盟，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主席历来重视粮食储备问题。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就指出储备充足的粮食是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一件大事。
在抗日战争中，毛主席进一步强调了节约储备粮食的思想，指出，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高瞻远瞩，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经验，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光辉指示，为粮食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奋斗的目标。
广积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粮食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
我们要准备随时对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要准备打仗，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是不行的。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复杂，在某些年份、某些地区、某些季节发生自然灾害在所难免，我们防备灾荒，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也不行。
我们要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更不行。
实现广积粮，在粮食分配上就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为人民长远利益着想。
建国以来，我们的粮食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我们国家大，人口多，总的说来粮食还是不够宽裕的。
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粮食储备，除了努力增加生产以外，还应当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
我们就是要下定决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增加储备。
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
“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
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
在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伟大方针的指引下，我们国家和集体的粮食储备不断增长，城乡许多家庭也都有了一些余粮。
但这同毛主席提出的宏伟目标还距离很远。
特别是近几年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工作进行了严重的干扰破坏。
他们到处挥舞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大棒，破坏粮食生产，胡诌什么“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
他们破坏统购统销，胡说什么“完成征购任务是给走资派脸上贴金”。
他们自己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却无耻叫嚷“八亿人民生活苦点没关系”，完全不顾人民死活。
他们反对增加储备、广积粮，叫嚷“国家为什么要那么多粮食储备？”
妄图破坏备战备荒，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
对“四人帮”鼓吹的这一套谬论，我们要逐一批驳。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丰年想到歉年，平时想到战时，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传统，精打细算过日子，努力增加储备，坚持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进一步做到国有余粮，队有余粮，户有余粮。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回顾二十多年来的粮食工作，每一项重要决策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指明方向。
毛主席教导说：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
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传统。
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党动员，群众动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
回想我们走过的战斗历程，看我们今天的大好形势，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贯彻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努力完成党的十一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坚持走我们自己解决粮食问题的道路，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努力奋斗。

反革命丑剧中的一篇代表作
——批判吕达对《二十条》的诬蔑
中共辽宁省旅大市委批判组
去年03月，“四人帮”通过他们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授意吕达要搞一篇批判《二十条》的打头文章。
并说：
“这篇文章很重要，是政治任务，要赶快搞出来”。
还一再叫嚣：
“文章要跳出工业这个圈子，从政治上批，从战略、总体上批”，“要高屋建瓴，象梁效文章那样，很有气势”，等等。
“四人帮”及其死党在旅大把持工交大权的那个亲信，急忙拼凑班子，亲自出点子，公然诬蔑《二十条》“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产物”，“是马钢宪法的活标本”。
吕达这篇文章，由“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派人参加，先后搞了四稿，修改八次之多。
题目几经变动，调子越来越高。
开始，他们给《二十条》定了“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后来感觉不够劲，又说它是“翻案复辟的罪证”，最后干脆把《二十条》打成是“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
经过张春桥、姚文元审定，以几乎整版的篇幅，于1976年05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出笼。
这篇文章，为在全国掀起批判《二十条》的恶浪，划了框子，定了调子，确实是一篇反党代表作。
在这篇文章里，吕达按照“四人帮”的旨意，硬给《二十条》捏造罪名，说它是“背着”毛主席、“背着”党中央搞的。
事实是，《二十条》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下起草的。
1975年10月，国家计委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上明确提出了正在起草这个文件。
政治局讨论了这个报告。
这件事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根本没有批评《二十条》，更没有说它是“大毒草”。
这个情况，“四人帮”是十分清楚的。
他们这样干，完全是一个政治大阴谋。
他们想把《二十条》的起草不仅仅说成是路线问题，而且说成是反党阴谋活动，为打倒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制造新的根据。
用心非常恶毒！
《二十条》提出的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被吕达宣判为“不抓阶级斗争”的一个“罪证”，说这是“让人们埋头抓生产、搞建设，不关心国家大事”，“不让工人关心政治”。
为了使他们这一荒谬的逻辑站得住脚，吕达还断章取义地引出了列宁的一段话。
让我们看看列宁是怎样说的吧。
吕达引用的那一段列宁语录，出自《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列宁是这样说的：
“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
资产阶级说：
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
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管。
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
列宁的话能不能得出吕达的结论呢？
不能。
列宁批驳那种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的资产阶级观点，正是为了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政治意义。
在这段话的前面，列宁给政治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
“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
接着，列宁又指出政治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
在这段话的后面，列宁还指出，随着同白卫分子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
当时，1920年，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白匪的破坏，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民在挨饿，工厂陷于停顿，苏维埃俄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决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新生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同样，今天苏美两霸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在这种形势下，加快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
因此，怎么能够说《二十条》提出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让工人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呢？
列宁的结论是：
“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
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
（《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371页）对照“四人帮”经常叫嚷的“阶级斗争搞好了，粮食颗粒无收也不要紧”，“路线正确，不出煤也要开庆功会”的胡言乱语，更可以看出他们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是怎样不择手段，任意截取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歪曲篡改马列主义的。
吕达还攻击《二十条》“否认工人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对工人群众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
吕达在这里除了扣上两顶吓人的大帽子之外，根本拿不出任何根据，只得乞灵于断章取义、歪曲真象的鬼蜮伎俩。
吕达说《二十条》“左一个‘严加控制’、‘一律不准’，右一个‘严格执行’、‘决不允许’”，用“王法”来“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脚”。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二十条》明明是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为了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规定每年施工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新上项目，要“严格控制”，“新建项目不安排好处理‘三废’的措施，不准施工”；
所有企业，要把产品质量放在第1位，“凡是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准出厂”；
各单位，都要加强劳动管理，“凡是应当业余进行的各种活动都不准占用生产时间”，“凡是不应当脱产的人员，一律回到生产岗位”；
强调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七项生产管理制度一定要有，必须“严格执行”；
“凡是以‘造反’和‘反潮流’作为资本，向党伸手，要当党员、要作官的，一律不给”，“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凌驾于党委之上”。
这些明确的规定和措施，有什么不对呢？
那一条那一款背离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又那里有一丝一毫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影子？
不难看出，吕达无非是打着依靠工人群众的旗号，煽动不要制度、不要纪律、不要管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倘若按着吕达所鼓吹的那一套搞下去，不搞统一计划，乱上项目，大搞计划外工程，那不是资本主义自由化了吗？
倘若按着吕达所鼓吹的那一套搞下去，产品不讲质量，粗制滥造，生产一堆废品，那还有什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可言呢？
倘若按着吕达所鼓吹的那一套搞下去，
“踢开党委闹革命”，以帮代党，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那样下去，“四人帮”及其亲信和爪牙就可以混水摸鱼，乱中夺权，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这才是真正取消工人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真正是对工人群众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
吕达在攻击《二十条》“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之后，笔锋一转，更加恶毒地攻击当时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工人群众面前趾高气扬，摆出一副大官老爷的架式，而在资产阶级面前却低三下四，露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胡说什么《二十条》“一方面竭力宣扬要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另一方面“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
翻遍《二十条》，根本找不到“依靠少数资产阶级”的字眼，而把“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完全是凭空捏造。
他们在这里耍了一个见不得人的鬼把戏。
《二十条》写的是，“要实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历史任务，没有大批政治觉悟高而又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是不可能的。”
这里所说的“人材”，不仅包括科学技术人员，也包括领导干部和工人。
吕达把“大批政治觉悟高”这句话拦腰砍去，又把“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统统打成资产阶级“专家”、“权威”。
这不是典型的帽子公司吗？！
至于说什么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更是荒谬绝伦。
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成套设备，归根到底是外国劳动人民创造的。
引进一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成套设备，也是为了向外国的劳动人民学习，加速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况且，我们这样做，是在自力更生基础上进行的。
这怎么能够说是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呢？
在“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今天，吕达的这些喧嚣鼓噪，象泛起的沉渣一样，被淹没在口诛笔伐的汪洋大海之中。
“雪侮霜欺香益烈”，被吕达诬蔑成“毒草”的《二十条》，正象饱经风雨的战地黄花，更加散发出浓郁的馨香。

少讲空话　多做工作
魏力
这些年来，“四人帮”肆意践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们借说空话、唱高调伪装自己，什么“继续革命”、“共产主义”，喊得震天价响，可就是不干一件“共产主义”、“继续革命”的事。
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干的尽是反革命、反共产主义的勾当。
在他们那里，说空话，唱高调，坐吃社会主义有功，勤勤恳恳抓工作、搞生产有罪！
只唱高调，不搞生产，就要饿死，这个起码的道理，“四人帮”难道真不懂吗？
否，他们完全懂得。
他们这样干是恶意破坏！
“四人帮”穷奢极欲，祸国殃民，他们就象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便。
他们要吃空社会主义的一切，夺走人民创造的一切，而留给人民诸如“烟囱不冒烟”的工厂，“颗粒无收”的田野之类的废墟。
这就是“四人帮”鼓吹唱高调、说空话，反对做工作、搞生产的目的所在。
在“四人帮”这股“空话风”的影响下，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沾染上了好说空话、不干实事的坏毛病。
他们如同列宁所批评的那样，“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用空谈代替工作”。
（《列宁全集》第26卷386页）例如，有的群居终日，夸夸其谈，就是言不及工作，不及生产，不及建设，不及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有的整天沉溺于空话连篇的讲演，滔滔不绝的报告，包罗万象的文章，就是不肯迈开双脚，深入实际，调查情况，研究问题，解决矛盾。
有的五天一下“决心”，十天一订“措施”，就是不肯出点力、流点汗去实行一下。
在这些地方，会议开了不少，报告作了不少，措施订了不少，结果是生产搞不上去，面貌改变不了。
这种只动口，不动手，说得好听，做起来稀松的恶劣作风，对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危害极大。
我们必须把这种恶劣作风连同“四人帮”一起，扔到垃圾堆里去。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要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必须依靠实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为实践服务。
那种把革命理论当作教条，束之高阁，并不实行的人，不是革命者，而是古董鉴赏家。
群众说得好：
“我们不喜欢卖嘴皮的干部。”
共产党人不应当耍嘴皮子，而应当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说和做的统一，这才是我们党的传统和作风。
只讲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大寨人说得好：
既要大讲社会主义，又要大干社会主义，只讲不干不是真搞社会主义。
领导干部只有在深入实践的过程中，在和群众一起大干苦干的过程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了解群众的思想，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把工作做好。
我们要求少说空话，多做工作，并不是排斥宣传工作。
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宣传本地区、本单位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和经验，可以起到提高人们的觉悟，统一思想，鼓舞斗志，促进革命和生产的作用。
宣传同说空话，唱高调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只剩下二十三年的时间了。
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刻不容缓的。
我们必须少讲空话，多做工作，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有益的贡献。

《评梁效某顾问》
——介绍《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
《历史研究》1977年第4期发表了王永江、陈启伟写的《评梁效某顾问》。
现在撮要介绍。
在“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以研究儒法斗争史为名，为其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时候，“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梁效的某位顾问先生，又是撰文，又是赋诗，名噪一时，红得发紫。
“四人帮”垮台以后，他感到形势不妙，沉闷了一段时间，今年05月间，他又写了一篇《在工作中学习，在工作中批判》的文章，大谈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
有人吹嘘他这篇文章是对“四人帮”篡改中国历史的罪行“进行了揭露与批判”。
但是，把文章拿来一读便可发现，他对“四人帮”的罪行，对他自己与“四人帮”的关系以及他在梁效中的活动，并无只字揭发交待，相反，却把他自己打扮成为上当受骗、可怜而又无害的样子。
这就说明：
“四人帮”虽已倒台，余孽犹在，而且又舞笔进攻，杀了上来。
因此，有必要对这位顾问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的所做所为进行揭发批判。
这位顾问先生与江青的关系又黑又深。
早在1971年，江青就派她在北京的那个女黑干将到顾问府上登门拜访，问候致意，此后，江青时而派人赠书，时而遣使慰问，并令其在北京大学的帮羽为顾问重整家院。
当“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大肆反党，组建那个反革命别动队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时，江青亲自点将，把这个一贯尊孔的人物封为大批判组的正式成员，并赐以顾问头衔。
自此，他就成了江青的谋臣策士。
1974年06月，江青以“研究”儒法斗争为名，去天津煽风点火，进行反党阴谋活动，他以梁效顾问的身份同车随行。
1976年08月唐山地震以后，江青对唐山人民的死活置之不理，却窜来北大，深夜冒雨躬自登门下访顾问，并合影留念，以示恩慰。
江青对顾问恩宠备至，顾问对江青感恩戴德。
对于江青的每一恩典，他不是赋诗答谢，就是以实际行动报效忠心。
1974年06月他随江青去天津勾当，带病赋诗，写了《咏史》诗二十五首，同年09月在《光明日报》发表。
这些诗完全是按照江青在天津讲儒法斗争的那些胡说八道，一方面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方面美化吹捧“四人帮”，要他们篡党夺权，拥江青登基称帝。
顾问对于江青要当女皇的野心，一意逢迎。
他肆意歪曲历史，极尽指鹿为马的能事，把篡权窃国的野心家吕后和汉高祖刘邦相提并论，胡说什么“刘皇吕后继秦功”。
讲武则天的那首诗，顾问尤其用心良苦，反复推敲，三易其稿。
先是说：
“太宗雄略高宗弱，则天代起继唐功。”
这句诗中主角没有突出，随即改为：
“则天继续太宗业，唯一法家女英雄。”
这句仍嫌笔力不足，未中要害。
只说“继续”，岂是“英雄”本色？
最后改为：
“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
画龙点睛，一语中的，把江青的野心和狂想一下子活脱脱地现于纸上了。
“敢于”二字说得何等狂妄，不仅是吹捧、劝进，简直是在拚命鼓动了。
关于这一点，顾问在《咏史》初稿后记中有一番注解。
他说：
“我们讲历史，所着重的，不是朝代的废兴，而是历史发展的阶段。
从现象上看，一个朝代反对另一个朝代，把它灭了，取而代之。
他们是互相反对的。
但从历史发展阶段看，一个朝代往往是接着前朝所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继续它的事业。
一个新的统治者的地位变了，他的作用也就变了。
我的诗中所说的‘继秦功’，‘继唐功’，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里，这位顾问又拿出他过去一贯主张的“抽象继承法”来构造历史唯心论。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说穿了，就是要告诉他的主子江青：
篡权窃国，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改朝换代，仍旧可以说是“接着前朝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这样，就不必怕人反对了，可以大胆地“敢于作皇帝”。
顾问过去讲“应帝王”的时候用了《老子》的一句话：
“能受国之垢者，始可为社稷主”，也就是不怕全国人民痛骂的，才能做皇帝。
这个话，过去顾问是讲给蒋介石听的，现在则是讲给他心目中的“天之历数在尔躬”的“帮”朝圣主大野心家江青听的。
所不同的是，现在比过去讲得更加露骨、更加肆无忌惮。
顾问先生不愧为《应帝王》篇的作者，时隔三十多年，益发精于此道了。
顾问这样尽力劝进，当然得到江青的青睐。
顾问也就更加卖身投靠了。
1975年元旦，捞得四届人大代表的几名梁效分子弹冠相庆，纷纷写诗向江青效忠明志，其中以顾问的《奔走在马前》一首最称“佳作”，诗云：
“愿奋一支笔，奔走在马前”。
就是说，他表示心甘情愿地当江青的马前卒，死心塌地为江青效命驱驰。
1976年08月，据北京大学校刊报道，顾问在江青深夜冒雨登门造访之后，当时激动地写了一首诗：
“无数英雄战地天，红旗高举到前沿，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人欢腾破夜寒。”
当时正是“四人帮”反党活动最猖獗的时候，江青乘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之机，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到处招摇撞骗，梦想一步窜上女皇宝座。
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说出了“四人帮”想说而尚不敢说的话。
由此可见，他对江青的忠贞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顾问与“四人帮”如此心心相印，一拍即合，当然不只是因为恩宠之情，而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的。
“四人帮”本身与蒋介石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干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的，而这也就是这位顾问毕生所从事的事业。
顾问同“四人帮”的关系，就是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
众所周知，顾问先生在解放前是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谋臣策士。
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他写了《新理学》、《新世训》等六本反动透顶的书，要蒋介石反动派继承孔孟之道，“立道统”，反共反人民。
他这套“应帝王”的哲学，深得蒋介石的赏识，由国民党反动政府给以最高的“学术奖金”。
蒋介石经常召见垂询，并让他参加国民党第6次代表大会，当上主席团成员，与蒋介石平起平坐。
顾问则以蒋匪的“文学侍从之臣”为荣，自荐当国民党反动派思想上的“太祖高皇帝”，为蒋介石反动统治“尽伦尽职”，出谋划策，效尽犬马之劳，使出了他“应帝王”的全部本领。
请看，顾问对江青的关系和他对蒋介石的关系，何其相似乃尔！
可惜的是他所卖身投靠的两个“帝王”，都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顾问在1974年02月03日发表的《“克己复礼”是复古主义路线核心》一文中，对他自己走过的道路作了一番总结。
顾问说：
“过去我的立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
我的世界观和所走的路线，都是复古主义的，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尊孔。
过去我在哲学上的写作和行动，都是同当时政治上的尊孔配合起来为当时的复古主义的反动路线服务。”
“我是五四运动的人，可是我拥护孔家店。
经过五四运动，封建式的拥护方式不行了，我就用资产阶级的方式，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在三十年代写的那部《中国哲学史》以及抗战时期所写的宣扬儒家垃圾的那些书。
这就同蒋介石的尊孔配合起来，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
解放以后，资产阶级方式又不行了，我就用修正主义的方式，其具体表现，就是我在六十年代所写的那半部《中国哲学史新编》。
这就同刘少奇、林彪的尊孔配合起来，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
过去顾问用尊孔的办法，这一次用尊孔的办法不行了，就用“批儒评法”的办法，同“四人帮”配合起来，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总之，这位顾问的一生，变化多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宗”，就是死心塌地为各朝各代、各式各样的反动头子卖命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顾问每次变化，都要把自己打扮成已经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样子。
特别是解放以后，他已经“脱胎换骨”好几次了。
据他自己说，1962年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当时就“自以为不错”了，是“好风”（其诗云：
“千年留得青春在，长为游人送好风”）。
后来，文化大革命使他认识到，原来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不是“好风”，而是“恶风”。
经过文化大革命，他的“阶级立场、世界观有所转变”，已经“换得神仙骨”（其诗云：
“若非换得神仙骨，怎别恶风与好风”）。
可是，这位自称已经具有“神仙骨”的顾问先生却紧跟上了“四人帮”，一头钻进了他们的魔窟。
“四人帮”倒台以后，顾问脸不红心不跳，又大言不惭地说：
“经过近几个月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揭发和批判，我又认识到，‘四人帮’的所谓历史的研究，就是他们企图达到目的的工具。”
有了这个认识，他于是又一次“脱胎换骨”，而且又要“努力为无产阶级争取占领历史科学这个阵地”了。
顾问玩弄这套骗人的把戏，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早已领教过了。
再脱几次胎，再换几次骨，也无非还是那个永远也遮不住自己尾巴的老狐狸。
我们奉劝这位顾问先生：
好生记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解放初年对你的告诫，做人还是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几十年来，你表演得早已够充分了，你的吃亏就在于不老实。
如果真正想脱胎换骨，就应改弦易辙，再不能在你那条“道路”上走下去了，那是一条绝路。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亲切关怀下
《人民教育》杂志本月出刊
新华社1977年10月18日讯
全国教育战线的综合性刊物——《人民教育》杂志，于本月出刊。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笔为这个刊物题了“人民教育”四个字。
刊物第1期发表了编辑部文章：
《英明领袖的亲切关怀》，热烈庆祝华主席为《人民教育》杂志题字，指出这不仅是对编辑部的巨大教育和鞭策，而且也是对整个教育战线的亲切关怀。
这一期《人民教育》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有两篇是教育部大批判组写的批判文章，一篇题为《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批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篇题为《反革命野心家——迟群》。

波尔布特书记访问无锡
乌兰夫同志等陪同柬埔寨战友访问
新华社南京1977年10月19日电
波尔布特同志和由他率领的柬埔寨党政代表团，两天来在江苏无锡参观访问，受到热烈欢迎。
陪同波尔布特同志访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申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王敏生、韩培信，中共苏州地委书记、苏州地区革委会主任刘锡庚等。
18日上午，波尔布特等同志来到江阴县华西大队参观。
全村男女老少象接待亲人一样迎接柬埔寨战友。
这个大队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生产不断发展，去年粮食平均亩产达二千七百零四斤，成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波尔布特同志对中共江阴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吴仁宝同志说，我要把你们的成就转告给柬埔寨人民，让他们分享你们胜利的喜悦。
柬埔寨战友还参观了无锡县前洲人民公社的农田水利设施和社办企业。
19日上午，柬埔寨贵宾乘船游览了太湖。
柬埔寨战友是17日下午由南京到达无锡的，并已在今天离开无锡前往苏州。
贵宾们抵离无锡时，无锡市和苏州地区党政负责人马健、邢白等前往迎送。
波尔布特同志在南京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南京汽车制造厂、紫金山天文台、南京长江大桥，观看了红小兵的演出，并游览了中山陵。
（附图片）
波尔布特同志由乌兰夫同志等陪同，10月17日参观南京汽车制造厂。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王猛宴请突尼斯青年体育部长
新华社1977年10月19日讯
国家体委主任王猛今晚举行宴会，欢迎突尼斯青年体育部长福阿德·姆巴札。
国家体委负责人路金栋，有关方面负责人周觉、夏朗、王文忠等出席宴会。
突尼斯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梅米和夫人也应邀出席。
福阿德·姆巴札部长一行是应邀来我国访问于今天中午到京的。
王猛主任、穆罕默德·梅米大使等前往机场迎接。

英国前首相希思瞻仰毛主席遗容
新华社1977年10月19日讯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今天上午由外交部部长黄华陪同，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主席遗容。
希思先生在毛主席坐像前默哀，并献了花圈，花圈的白色缎带上写着：
献给毛泽东主席。
英国驻中国大使游德也前往瞻仰了毛泽东主席遗容。

蓝天凯歌
——记“雷锋式的飞行员”王冠扬为国防现代化奋斗的事迹
某试飞团飞行员王冠扬，十多年如01日地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精益求精的飞行技术，高质量、高水平地完成了科研试飞任务，曾四次受到上级党委的嘉奖。
粉碎“四人帮”后，他更加意气风发。
今年06月他在执行一项科研试飞任务时，飞机在八千米高空突然发生发动机停车的严重故障。
为了保护飞机和科研设备，他放弃跳伞，三次避开工厂、学校和村庄，成功地迫降着陆。
08月08日，空军党委发布命令，授予王冠扬以“雷锋式的飞行员”的荣誉称号。
科研试飞是加速空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新的机种要试飞，各种新的仪器要通过试飞来检验，一些新设备的极限数据也要通过试飞来测定。
几乎每一项任务都是新的，这就有着一定的危险性。
王冠扬在十多年的科研试飞工作中，不怕担风险，勇于挑重担，和科研人员一起不断地闯新路，攀高峰。
炎热的夏季，机场温度高，王冠扬身穿高空抗荷服，头戴大头盔，下飞机后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但为了抢时间，他不卸飞行装具，坐在热浪难耐的停机坪上待命继续试飞。
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笑呵呵地说：
“科研要上去，时间很宝贵，多飞一个起落，就多积累一点科研需要的资料。”
在“四人帮”乱扣唯生产力论、单纯军事观点等大帽子，破坏战备，破坏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时候，王冠扬以积极完成每一项试飞任务的实际行动，同“四人帮”鼓吹的谬论作斗争。
仅从1975年到1976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和战友们一道圆满地完成了十二项科研试飞任务。
1976年09月下旬，人们还沉浸在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深切悲痛之中，这时，上级把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十分关心、华主席亲自过问的一项科研仪器的试飞任务交给了王冠扬所在部队。
这是一项艰巨的试飞任务。
王冠扬向领导请求：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坚决完成！”
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
王冠扬不分昼夜，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紧张、细致的准备工作中。
第1次试飞的日子到来了。
这一天，王冠扬很早就来到机场，在机翼下待命。
可是，直到中午，云底高还不合要求，眼看着云层越来越厚，能见度越来越差，别的飞行计划都取消了，唯独王冠扬还等在自己的战鹰旁。
科研单位的同志关切地问：
“老王，这样的天气能飞吗？”
他仰望天空，说：
“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完成任务，让你们拿到数据。”
时间逐渐过去，如果再不飞，当天就不能飞了。
王冠扬一再向指挥员请求：
“多少人在等着，飞吧！”
指挥员经过周密考虑，下达了起飞命令。
王冠扬跨进座舱，开足加力，展翅凌空，反复试验，终于得出了需要的数据胜利返航，为试验这种仪器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随着这项试飞科目的进展，王冠扬经常主动到科研室、实验室，和大家研究试飞方案，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实践，摸索经验。
又一次新的试飞开始了。
这一天，碧空如洗，万里无云。
王冠扬带着新方案，带着党的希望，人民的委托，驾着战鹰，箭一般地冲向蓝天。
他沉着、细致、精确地做着每一个动作，英勇顽强地克服了遇到的困难，不断把一个个实况数据报告给地面科研室和指挥员，胜利突破了设计指标的高度和速度。
在这次试飞任务中，由于王冠扬的艰苦奋战，比原计划节省了百分之十的飞行架次，提前四天圆满完成了任务。
不久，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我国又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空军航空兵某部潘国兴、孙荣华等三名飞行员运用王冠扬试飞过的这种仪器和得来的数据，在氢弹爆炸的时候，安全地穿过蘑菇云，搜集到了所需的样品，为人民立了功。
在总结评功时，他们自然想起了王冠扬，大家都说，王冠扬是穿越这一“蘑菇云”的“开路人”。
王冠扬是一名从事科研试飞十多年的老飞行员，在实践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为了把我国空军的现代化建设迅速搞上去，他认真负责，积极钻研技术，一丝不苟地搞好试飞工作。
在完成那些紧张、繁重的科研试飞任务的日子里，他常常是早晨迎着朝阳，豪情满怀上战鹰，夜晚和休息时间又不顾疲劳，走访科研人员或总结经验教训，对技术精益求精。
有一次，部队接受了一项投放高速战斗机副油箱的试飞任务，这是为我国一种新型飞机的定型做准备。
上级科研单位和工厂不仅要求有精确的试飞数据，并且要求的时间很急。
王冠扬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夜深了，战友们都已休息，王冠扬还在查资料、划航线，研究第2天的试飞任务，琢磨着航向、高度、开关加力的数据和时机。
为了使每个动作准确无误，他一丝不苟地精确计算，直到准备好了才休息。
第2天，他来到机场，利用起飞前的点滴时间进行座舱实习，验证和熟练自己的试飞方案。
为了从科学上给自己的飞行方案多提几个为什么，他又找来科研人员，反复给他们讲解自己的飞行计划以及在空中的飞行动作，虚心地请他们提修改意见。
在领导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帮助下，他比较完整地科学地制定出了新的试飞方案。
顺利地完成任务后，他听到科研人员反映第1个起落不太理想，又不顾疲劳，经过领导批准，再飞了一个起落，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国防科研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华主席关于加速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指示，给了王冠扬新的巨大鼓舞和力量。
1977年06月19日，王冠扬担负了一项新的试飞任务。
他驾驶国产高速战斗机直上蓝天，透过挡风玻璃俯瞰祖国大地。
这大好的河山，多么需要我们试飞出更多的战鹰去保卫啊！
王冠扬的心情十分激动。
他飞到八千米高空，准确地、熟练地平飞、盘旋、俯冲、跃升、加速，完成了预定的试飞任务。
在做收油门、关加力、放减速板的过程中，猛然间飞机前下方“轰”的一声巨响，发动机转速急剧下降，来回收加油门已不起作用，他马上警觉到发动机有故障，经过冷静的分析，他判断属于发动机停车，接着出现的一些迹象又使他意识到，已经不能再次开车。
飞机速度在减小，高度在下降，情况很危险！
王冠扬沉着清晰地向地面报告了情况。
在指挥员命令下，他镇定自若，调整航向，对准机场返航。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飞机的高度和速度在继续下降。
地面指挥员清楚地知道飞机失去动力的严重后果和这种飞机迫降的困难，一面细致指挥，引导王冠扬返回本场，一面分析飞机状态，随时准备下达最后的命令。
飞机高度已由八千米下降到两千米。
凭着飞行经验，王冠扬知道这时正是跳伞的最好高度和状态，只要握一下跳伞装置，自己便可安然无恙地返回地面。
然而王冠扬意识到，跳伞就意味着放弃飞机和装在飞机上的科研器材，失去控制的飞机将象重磅炸弹一样向下坠去，可能掉进工厂或村庄，造成损失。
他当机立断，毅然放弃跳伞的机会，下定决心尽最大努力争取迫降成功。
王冠扬努力操纵飞机向机场方向滑翔。
这天是由西向东起飞，按常规也应由西向东迫降，但这样要经过一个大工厂的上空，为了防止飞机万一掉进厂区，他又放弃了逆风着陆的有利条件，迅速改为由东向西迫降。
飞机离地面只有一千多米了，下降速度越来越快，已经无法回机场迫降了。
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王冠扬冷静地观察地形，极力设法避开村庄。
当飞机瞬间就要接地时，突然一所小学和在田间劳动的社员出现在右前方。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冠扬又对飞机的降落方向作了最后的修正，使飞机降落在一块刚收割过的麦田里。
飞机和科研设备保住了，工厂、农村、学校、群众都没有受损失，而王冠扬却在飞机接地时的剧烈震动中受了重伤。
当群众和战友们赶来救护时，他忘了自己，忘了伤痛，急切地询问：
“损害房子没有？
伤着人没有？
飞机怎么样？”
在场的同志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06月20日，正在当地视察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赶到医院向王冠扬进行亲切的慰问。
王震副总理给他献了一束鲜艳的红花，亲切地对他说：
“你是英勇的模范的飞行员，我代表华主席和叶副主席向你表示慰问，我回到北京后一定向华主席、叶副主席汇报你的英勇事迹。”
王冠扬激动地说：
“衷心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拥护敬爱的叶副主席，感谢王副总理的亲切关怀。
我一定听医生的话，服从治疗，争取早日出院，重上蓝天，为祖国航空科研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党的十一大精神的鼓舞下，王冠扬以惊人的毅力同伤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他的健康正在迅速恢复。
他决心早日重上蓝天，为抓纲治军，实现四个现代化，继续贡献力量。
本报通讯员
《解放军报》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雷锋式的飞行员”——王冠场。
新华社记者摄

赞比亚驻中国大使离任回国
新华社1977年10月19日讯
赞比亚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安·西·马西耶今天离任回国。

辛内格伦上将访问内蒙古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977年10月19日电
瑞典三军总司令斯蒂格·辛内格伦上将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和夫人陪同下，17日、18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参观访问，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指战员和内蒙古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17日晚，内蒙古军区为瑞典贵宾举行了欢迎宴会。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和辛内格伦将军在宴会上先后举杯，祝愿中瑞两国、两军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发展。
18日上午，瑞典贵宾乘车前往乌兰图格牧区公社观看草原民兵射击表演。
瑞典客人们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套马、驯马表演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
辛内格伦上将等还参观了呼和浩特市的人民防空工程和郊区大厂库伦战斗村。
今天上午，瑞典贵宾乘专机离开呼和浩特市前往南京参观访问。

黄华外长欢宴英国前首相希思
邓小平副总理等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1977年10月19日讯
外交部部长黄华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和他的随行人员。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出席了宴会。
英国驻中国大使游德应邀出席了宴会。
黄华外长首先在宴会上致词。
他说：
“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将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的外交政策，包括对欧洲政策，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我们将继续坚决地奉行这些政策。”
黄华外长说：
“希思先生是英国和欧洲卓越的政治家。
在希思先生担任首相期间，中英两国交换了大使，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在各方面的发展。
希思先生领导英国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对欧洲团结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希思先生清醒地指出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威胁，对于人们认清欧洲面临的现实形势，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
希思先生接着致词。
他对来到中国访问所受到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他说，我有机会第3次同邓小平副总理进行交谈，今天上午又有机会同黄华外长进行交谈，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我曾荣幸地两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我从他的智慧中得到不少教益。
我还曾荣幸地会见了周恩来总理。
他们的逝世使我们感到悲痛。
希思先生说，通过我过去和现在的访问和会谈，使我国和欧洲共同体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
他指出，欧洲的强大，中国的强大，对我们双方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很多的共同利益，最重要的是维护我们的安全。
我国和欧洲的独立取决于安全。
今天上午，黄华外长同爱德华·希思先生举行了会谈。
游德大使参加了会谈。

加勒比共同体在反帝反霸斗争中阔步前进
逐步把外国垄断集团控制的经济变为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
据新华社乔治敦电加勒比共同体中一些新兴国家近几年来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逐步把外国垄断集团控制的经济体系改变成为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民族经济，进一步巩固了政治独立。
新老殖民主义者对这个地区的经济控制和掠夺是十分严重和残酷的。
他们操纵了这里各弱小民族的许多资源和经济命脉。
随着整个第3世界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斗争的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这个地区的国家在近几年中也奋起对外资企业采取了收归国有、由政府入股合营或加强管理和限制等主权行动。
经过艰苦的斗争，今天，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势力已经大为削弱，民族经济正在迅速发展。
圭亚那和牙买加的铝土工业，产量各占世界第4位和第2位，是两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
然而在七十年代以前，这个行业全部控制在外资、主要是美国垄断集团手里。
圭亚那政府和人民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在1974年初实现了铝土工业的全部国有化。
牙买加政府通过同当地三家外国铝土、氧化铝企业的长期谈判，取得了开采铝土业务的百分之五十一股权，赢得了一定的管理权，增加了税收，收回了它们所占有的全部尚未开采的土地。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这两个国家从铝土资源的开发中得到的收益，比以前增加了几倍到十几倍。
加勒比共同体中唯一生产石油的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自1969年以来已收回了当地七家外国石油公司中的一家，并在其他两家分别入股百分之五十点一和三分之二。
它还接管了最大的德士古公司的全部加油站，并正在同这家公司进行采油业务方面入股一半以上的谈判。
食糖工业是共同体中半数成员国的主要行业，在近几年中也实现了类似的国有化进程。
圭亚那已把全部外资食糖企业收归国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已把国内的三家外资糖厂收归本民族经营，其中极大部分股份由政府直接掌握。
牙买加政府已经拥有国内十一家糖业公司中的五家，还正在谈判准备征购另两家外资糖业公司。
加勒比共同体的成员国绝大多数散处在浩瀚的加勒比海上，海空交通运输是它们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手段，而这个行业过去又几乎完全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
今天，由共同体成员国经营的利沃德航空运输公司在空中沟通着加勒比海二十多个岛屿；
于1966年成立的西印度海运公司的船只来往于这个地区的十一个港口之间，初步打破了跨国公司对这个地区的海空运输的垄断。
在银行金融系统、旅游业、制造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各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也采取了国有化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加勒比共同体中那些已经取得内部自治地位而正在迈向独立的单位，也开始采取了某些国有化措施。
仅在去年，安提瓜和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政府就分别征购了在两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家外资炼油厂和一家外资糖业公司，改由政府经营，从而为自己未来的政治独立建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加勒比共同体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的斗争，同共同体中半数成员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有力地打击了新老殖民主义势力，为整个第3世界反殖、反帝、反霸、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共同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美帝国主义对此感到严重不安，力图遏阻这一进程，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支持当地人民反帝为名，正在乘机渗透扩张，妄图把这个地区纳入自己的轨道。
这两个超级大国在这里的争夺，日趋激烈。
但是这个地区的民族虽然弱小，却是不可侮的。
许多事实表明，两个超级大国在这里施展的各种伎俩，正为许多国家识破，遭到越来越大的抵制和反抗，它们的图谋难以得逞。

叶飞部长率我政府代表团离开亚丁回国
新华社亚丁1977年10月18日电
以交通部长叶飞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结束了对民主也门的友好访问，于10月18日离开亚丁回国。
民主也门交通部长海达尔·阿布巴克尔·阿塔斯到机场送行。
中国驻民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吴化远也到机场送行。
10月16日晚，吴化远临时代办为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民主也门举行招待会。
民主也门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萨利赫·穆提厄、交通部长阿塔斯以及外交部、交通部、工业部次长等出席了招待会。
同日，叶飞团长还拜会了民主也门外交部长穆提厄。
代表团是10月10日到达亚丁进行友好访问并参加马赫菲德—木卡拉公路工程竣工庆祝活动的。
访问期间，叶飞部长同阿塔斯部长就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代表团还参观了亚丁港和亚丁纺织厂、卷烟厂以及农业研究所等单位。
他们所到之处受到了也门人民的热情欢迎。

我出土文物展览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
据新华社东京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会10月01日在日本名古屋市隆重开幕。
名古屋市和来自东京、关西、北九州等地的各界人士约两千人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等也应邀出席。
名古屋市长本山政雄、名古屋市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西诚一郎、中日新闻社社长加藤巳一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日本经济新闻社会长圆诚寺次郎分别代表主办单位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他们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展览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加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并为促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作出贡献。
日本政府文部大臣海部俊树为展览会开幕发了贺电。
这次展览会共展出从新石器时代至元朝的各种文物一百件。
许多日本朋友在看了展览后说，这些精美的文物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同时也表明了日中两国人民具有几千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

我影片《海霞》在西班牙受热烈欢迎
新华社马德里电
10月08日在第19届巴塞罗那国际电影周闭幕式上连续放映了两场中国彩色故事片《海霞》，受到了两千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届电影周是10月01日开幕的。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电影节组织委员会特地在开幕那一天在当地的一座电影院内首次放映这部中国影片。
观众热情赞扬这部影片，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我赴朝友好参观团离平壤回国
据新华社平壤1977年10月19日电
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任之为团长，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负责人孔筱和安徽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应宜权为副团长的中国赴朝友好参观团10月19日离开平壤回国。

我足球队同美国队两场比赛一负一胜
据新华社讯
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足球队10月10日晚上和13日晚上先后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和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同美国国家队和坦帕湾足球队进行了比赛。
在同美国国家足球队的第2次交锋中，上半场零比零，主队在下半场结束前最后六分钟时踢进一球，赢了中国队。
在同坦帕湾足球队的比赛中，中国队以二比一获胜。
坦帕湾足球队是美国足球强旅之一，曾在1975年和1976年连续打败纽约宇宙队而赢得北美足球联赛东部分区冠军。
中国足球队在亚特兰大进行了游览参观，到达坦帕时，受到市长代表和当地美中友好组织和足球协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坦帕市长威廉·波在12日为中国客人举行的招待会上宣布10月13日两国球队进行比赛的那天为“足球日”。

我驻乌干达大使为中乌建交十五周年举行酒会
据新华社坎帕拉1977年10月18日电
中国驻乌干达大使葛步海10月18日晚在这里举行酒会，纪念中乌两国建交十五周年。
出席酒会的有乌干达运输和交通部长保罗·埃蒂昂、外交部常务秘书马提亚·卢贝加等。

我驻塞浦路斯大使离任回国
新华社尼科西亚1977年10月18日电
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戴路10月18日离任回国。
塞浦路斯总统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于09月26日接见了戴路大使，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0月11日，塞浦路斯代理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安德烈亚斯·帕察里季斯设宴为戴路大使饯行。
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腊乌夫·登克塔什10月11日举行酒会，为戴路大使饯行。

维护民族权益反对外国垄断资本剥削
科威特和马达加斯加等国把一些外国企业收归国有
新华社科威特电
科威特政府最近决定全部接管在科威特经营的美国独立石油公司。
代理埃米尔、王储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代理首相、新闻大臣贾比尔·阿里·萨利姆·萨巴赫和石油大臣阿卜杜勒·穆塔利卜·卡齐米颁布一项法令，结束1948年06月28日给与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租让权。
石油部在向报界散发的这项法令说：
“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一切权利、资金、财产、公用设施以及包括炼油厂和设备在内的经营均将属于国家所有。”
这项法令还规定给与美国独立石油公司以适当补偿。
根据这项法令，已经组成科威特瓦弗拉石油公司，来接管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全部营业。
科威特石油大臣卡齐米在一项书面声明中说，政府接管美国独立石油公司，是“走向控制本国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维护科威特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权益的又一重大步骤”。
新华社塔那那利佛电
据马达加斯加新闻社报道，马达加斯加政府不久前公布了一项法令，决定从当天起将工商业公司等五家外资公司的全部产权收归国有，并为此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管理委员会。
新华社乔治敦电
西班牙港消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已着手将外资控制的旅游业变为本国所有，最近购买了西班牙港的一座加拿大资本经营的十四层楼的旅馆，这是加勒比地区最大的旅馆之一。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财政部将拥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其余股份则可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私人持有。
早些时候，政府通过工业发展公司曾把国内最大的旅馆——美资希尔顿旅馆收归国有。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国，风光绮丽，每年约有十四万旅客前去游览。
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仅次于石油和食糖工业。
但是多年来，这个行业几乎全部控制在外国垄断资本手里。
近几年来政府为维护民族权益，对旅游业实行了本国化的政策：
并规定本国工商界在旅游业中应占有可观的份额。
新华社乔治敦电
金斯敦消息：
牙买加政府最近同英国国际广播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征收它在牙买加的分支机构——“牙买加电台”的协议。
这家电台受英国垄断资本控制已达二十七年之久。
据牙买加政府宣布，对这家英资广播电台的接管将在协议签订后三十天开始执行。
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今年01月19日曾在议会中谈到接管外国控制的新闻机构的重要性。
他指出：
“由本国掌握这类宣传机构的所有权，是使我国人民充分了解本国发生的事件和欣赏本国创作的节目的一个必要条件。”
另据报道，牙买加政府征购了英国巴克莱银行在牙买加的资产。
牙买加财政和计划部长戴维·库尔在转让签字仪式上说，这一银行将命名为牙买加国家商业银行。
牙买加政府发表的一项声明说，接管巴克莱银行“符合牙买加政府既定的政策；
使在牙买加经营的一切金融机构在发展民族经济中起积极作用”。
据宣布，牙买加政府征购巴克莱银行资产应付的费用，根据这家银行的资产净值定为六百二十万牙买加元，将在十年内付清。
英资巴克莱银行在牙买加经营了一百五十年，在各地设有五十多个分支机构，是牙买加规模最大的一家商业银行。

许多国家和我国的代表在联大二委会上发言
谴责超级大国剥削　呼吁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委会第17次会议在阿鲁沙举行
新华社联合国电
联合国大会第2委员会10月04日到14日举行了关于经济问题的一般性辩论。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谴责超级大国维护旧的世界经济制度，强烈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在一般性辩论期间，散发了七十七国集团外长09月29日在联合国总部开会通过的一项宣言。
这个宣言重申发展中国家“拥有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包括根据本国的法律（进行）国有化的权利”。
外长们要求1980年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以便评价联合国系统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根据评价，采取适当行动以进一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工作和国际经济合作”。
南斯拉夫等国代表在发言中认为，过去几年中，国际经济关系所遇到的困难，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通货膨胀、贸易恶化、国际支付赤字、外债增加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为加速发展经济而采取的措施。
赞比亚等一些国家代表在发言中主张，改善所有发展中国家贸易情况，保障它们的出口收入的购买力和减轻负债对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极为重要的。
阿根廷等国代表在发言中认为，各国拥有本国的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原则只有通过把妨碍发展的外国垄断企业实行国有化才能得到保护。
伊拉克等国代表指出，负债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沉重负担，他们要求解决这一严重问题。
许多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表示，各国在实行自力更生的同时要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他们还强调指出，国际经济问题要求进行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以侵略、威胁或占领别国领土作为解决国际事务的办法。
中国代表在发言中谴责了超级大国玩弄和破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种伎俩，并表示支持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的剥削和掠夺，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维护民族经济权益的斗争。
他说：
“我们支持七十七国集团部长会议宣言中的合理主张。
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之间积极开展经济、技术合作。
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商品综合方案及其共同基金、减轻债务等一切合理要求。”
中国代表还指出：
“反掠夺、反剥削的斗争是长期的，超级大国的挣扎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深信，尽管它们玩弄各种分化瓦解、挑拨离间的手段，进行阻挠破坏，只要发展中国家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在逐步实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电据坦桑尼亚报纸报道，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第17次会议10月10日至12日在坦桑尼亚北部的阿鲁沙举行。
四十多个非洲国家的约二百名代表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坦桑尼亚总理索科伊内在开幕会上的讲话中表示，希望这次会议提出具体的建议，以便在国家、地区和小地区内实现更高程度的自力更生。
他说，如果非洲全部动员其人力和物力资源的话，自力更生是能够实现的。
索科伊内总理呼吁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和合作，以便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奠定更加坚固的基础。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促进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已成为更加迫切的需要。
加纳贸易和旅游部长夸希说，非洲国家并非注定就是工业化国家的原料供应者。
尼日利亚代表说，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在非洲经济委员会的计划内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他指出，非洲国家是有能力做到自力更生的，因为有促进他们之间贸易的潜力。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主持召开部长会议
听取关于阿中两国发展农业合作的报告
新华社阿尔及尔1977年10月16日电
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总统、革命委员会主席胡阿里·布迈丁10月16日主持召开了部长会议。
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成员、农业和土地革命部部长穆罕默德·塔耶比·拉比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政府农业代表团访问阿尔及利亚以及阿尔及利亚和中国两国发展农业合作的报告。
拉比部长还提出了规定经济作物、阿尔法草、橄榄、水果和蔬菜价格的法令草案。

阿部长会议副主席接见我邮电代表团
代表团结束友好访问离开地拉那
据新华社地拉那1977年10月19日电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帕·米斯卡10月18日在地拉那接见了以钟夫翔部长为团长的中国邮电代表团。
参加接见的有阿尔巴尼亚邮电总局局长佩·帕尼和外交部副部长雷·马利列。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新权也在座。
中国邮电代表团是14日乘飞机到达地拉那，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访问的。
当晚，巴巴梅托部长举行宴会招待中国邮电代表团。
19日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地拉那。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7年10月15日电
由钟夫翔部长率领的中国邮电代表团在赴阿尔巴尼亚访问途中经过罗马尼亚，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
10月12日至14日代表团在罗马尼亚停留期间，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扬·约尼查接见了代表团，同钟夫翔部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罗马尼亚运输和邮电部长特·杜达什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
代表团还参观了一些电讯项目。

努力节约能源　减少对外国依赖
东欧国家重视发展本国动力工业
据新华社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
东欧一些国家近年来重视发展本国的动力工业，节约能源，以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保加利亚等国动力资源贫乏。
除一些国家的煤炭外，大部分燃料都需从国外进口，主要是从苏联进口。
近年来，随着苏联不断提高燃料的价格和削减对东欧国家的出口，东欧国家在能源问题上的困难日益增多。
因此，这些国家报刊和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召集各种会议，强调发展本国的动力工业。
去年以来，波兰有关部门几次开会研究“电力—燃料问题”，详细讨论了在本五年计划期间有效使用燃料和电力的问题，特别“指出了在整个计划中节约和合理使用煤及其它燃料的紧急必要性”。
报刊宣传“每一公斤煤、每一公升汽油都是珍贵的”，“谁也不会白给谁电，电是有价格的，而且是苦味的价格”。
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和报刊一再强调要充分利用本国能源，减少进口。
他们说：
“谁也不会白给我们任何东西”，现在要获得能源和原料比过去“更困难”，“更昂贵”，要尽快地发展本国的固体燃料生产。
保加利亚报刊从1974年年底就开始强调一定要克服“由于燃料靠进口引起的无保证现象”，对本国煤的开采状况“非改善不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近年来十分强调发展本国的燃料工业。
在全国的一些重要会议上，能源和原材料问题成为经常讨论的题目，并召开了全国性的煤炭、能源会议，讨论发展本国的燃料工业。
东欧一些国家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很缺乏，但有的国家煤的蕴藏量却相当丰富。
然而，在六十年代初，由于片面强调使用液体和气体燃料，传统的煤炭生产却没有得到发展。
近年来，捷克斯洛伐克一些领导人和报刊公开批评这一错误方针，并决定大力发展本国的煤炭生产，部分代替昂贵的进口石油，一些发电厂也由烧石油改为烧煤。
对煤炭工业也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个五年计划比上个五年计划增加百分之五十，达三百二十亿克朗，煤产量已逐年增加，去年已达一亿一千七百多万吨。
从1975年起，保加利亚改变了原来不重视煤生产的现象，采取一些措施，增加投资，使煤的产量有了提高。
1975年比1974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近年来加强以褐煤为主的燃料开发，增加褐煤生产；
并加强国内的地质勘探，寻找新矿源。
为了适应原材料工业需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大力发展重型机器工业，制造巨型的褐煤挖掘机。
波兰强调要继续发展煤炭生产。
此外，东欧国家还在寻找和利用本国的其它动力资源。
保加利亚近年来基本上依靠自己力量，兴修了五座水力发电站。
1976年水电的生产能力比1970年增长一倍多，节约了进口的煤。
保加利亚还积极勘探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黑海沿岸加速勘探石油，计划把这方面的投资增加百分之四十。
捷克斯洛伐克也在进行石油勘探和开采准备。
东欧国家在开发本国资源的同时，还强调对燃料要厉行节约，合理使用。
波兰政府对工厂等各工业生产部门以及在街道和非住宅照明方面，实行煤和电的限量供应。
保加利亚今年继续开展节约燃料和动力的活动，尤其是节约从苏联进口的石油、电和天然气。
捷克斯洛伐克强调使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维持在最低限度。

土耳其武装部队严阵以待警惕任何进攻
北约军方人士对苏联在土边境驻扎重兵表示担心
新华社安卡拉1977年10月11日电
据《土耳其每日新闻》10月11日报道，土耳其武装部队在警惕地保卫着祖国的边境，防备苏联任何可能的进攻。
这家报纸刊载一条报道土—苏边境局势的消息说，沿着土耳其边境，驻扎着三个苏联坦克师。
它们准备着“有朝01日首先侵入卡尔斯河谷”。
消息说，守卫边境的土耳其军官们认为，他们今天有能力保卫祖国，就象历史上做过的那样。
一个土耳其司令官说，人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们将在战争中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
消息还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级司令官们对苏联驻扎在土耳其边境附近的南高加索和北高加索的总共十八个师的军队表示担心。
消息引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南部盟军参谋长阿利斯特中将的话说：
“俄国人（在土—苏边境地区）驻扎的部队十分庞大，谁也不能想象这是用于防御的目的。”
消息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中与苏联直接接壤的只有两处，土耳其是其中之一。
新华社安卡拉1977年10月15日电
据土耳其报纸报道，土耳其10月十三、十四两天举行了代号为“台风——七七”的军事演习。
土耳其地面部队、海军和空军以及宪兵约一万五千人参加了军事演习。
这次军事演习是在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黑海举行的。

尼迈里总统谴责苏联在非洲建立和扩大势力基地
不许苏联干涉非洲　停止向非洲倾销武器
“泰国人民之声”揭露苏联在东南亚加紧扩张
新华社喀土穆1977年10月18日电据苏丹通讯社报道，苏丹总统尼迈里10月18日指出，苏联“正在对非洲的意志实行赤裸裸的侵犯。”
他还说：
“苏联在非洲大陆的出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危险。”
尼迈里总统在喀土穆举行的苏丹人民议会开幕式上讲了这番话。
他说：
“我们不可能忽视非洲大陆上咄咄逼人的危险。
这种危险包含着在非洲地理疆域内种族实体的存在。
这种危险还表现在大国企图破坏本大陆的安全，把这个大陆变为它们争夺的场所，控制大陆的交通命脉，并在大陆上建立扩大它们的势力基地。”
他说：
“红海的安全保证着苏丹的安全。
非洲之角的和平就是我们的前沿防线。
国际争夺对本大陆构成不断增长的危险，而使非洲摆脱这种争夺，是我们在发展道路上前进的保证。”
他说：
“因此，我们高声地告诉苏联及其盟友们：
不许干涉非洲，停止向非洲倾销苏联武器。
非洲需要的是拖拉机而不是枪炮；
需要的是医院、学校和住房，而不是导弹、战斗机和坦克。”
他在谈到阿拉伯局势时说：
“我们主张阿拉伯团结，我们的根据是，阿拉伯命运是一个整体。”
新华社讯
“泰国人民之声”电台最近广播一篇文章，揭露和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加紧渗透和扩张。
文章说：
“目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渗透和扩张活动日益变本加厉，正在成为威胁东南亚人民安全的主要危险”。
文章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把向东南亚扩张势力、控制东南亚作为夺取太平洋和印度洋，与美帝争霸的重要步骤。
因为东南亚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是连结亚洲和非洲、欧洲水上通道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
文章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在东南亚扩张势力，首先贩卖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企图把亚洲国家纳入这个体系，并且破坏东南亚国家集团为使东南亚成为中立区所作的努力。
文章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无视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极力鼓吹马六甲海峡是国际航道，以便让它的战舰可以随意通过，并且把马六甲海峡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
文章还揭露了苏联在这一地区进行文化渗透的种种活动。
文章最后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东南亚渗透和扩张势力的活动，赤裸裸地暴露了苏联的侵略和霸权主义面目。
苏联的罪恶行径无法瞒骗具有高度警惕性的东南亚人民。

美国报纸说东欧各国另找能源出路
新华社讯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不久前报道，由于苏联在石油问题上卡东欧各国的脖子，“东欧各国开始在能源问题上另找出路”。
报道说，东欧各国对苏联的石油依赖很大，例如，匈牙利所需石油的三分之二要靠从苏联进口。
但是，近年来，苏联为了赚取外汇，向西方国家出口的石油量猛增；
与此同时，苏联并声称，对东欧的石油出口，“再也不能高于目前的供应水平了”。
此外，苏联还不断提高向东欧出口的石油价格，报道说，今年年初就涨价百分之二十二点五。
《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说，由于苏联此种做法而引起的
“日益增长的东欧能源危机，使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受到了影响”，另找能源供应来源的需要，迫使这些国家“扩大能减少它们对苏联严重依赖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这些国家不仅“增加向西方工业国的出口贸易，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外债”，而且还通过领导人互访、签订协定、进行新的贸易往来等办法，纷纷加强和发展同中东石油输出国的双边关系。
报道认为，东欧各国在能源问题上另找出路的趋势，可能影响它们同苏联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

美国读者文摘批评西方减轻苏联经济困难加强其军事机器
“苏美贸易：
是骗局还是值得高兴的事？”
美国《读者文摘》批评西方减轻苏联经济困难加强其军事机器
新华社1977年10月19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读者文摘》月刊10月号刊载了一篇题为《苏美贸易：
是骗局还是值得高兴的事？
》的文章，指出西方为了追求虚假的“缓和”，使大量资本、技术和战略物资流入苏联，减轻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加强了苏联的军事机器。
文章强调，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目前迫切需要就同苏联的贸易制定“明确的政策”，以维护西方国家的安全。
这篇文章写道：
“在缓和的幌子下，也是为了想发财，大量西方技术和资本正源源流入铁幕之后。
五年了，现在是衡量一下得失的时候了。”
文章说：
“近年来苏联军队已装备了它在东德的师，准备向西发动闪电攻势，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文章指出，现在苏联和东欧各地正建立起好几十家新工厂，“这些工厂将生产化学制品、汽车、配件，以及数不胜数的其它产品，这些产品可以用于和平，也可以用于战争。
这些工厂的建设是在西方国家的公司监督下进行的，在许多情况下所需资金也是西方国家提供的。”
文章说，“上面提到的仅仅是少数几个例子”，说明西方如何通过灌输生产知识正在帮助处于病态的苏联经济，使之“得以复活”，美国“技术东流的情况已从涓涓细流暴涨为名副其实的滚滚洪流”。
文章说，“今天，西方没有一个部门或是个人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或是正在造成多大的损失。”
文章接着指出，西方国家借给苏联、东欧大量的低利贷款“使其经济复苏并养肥它们本来就臃肿庞大的军事机器”。
文章说，“瑞士银行界人士估计这个数字是四百亿美元。
即使扣除通货膨胀部分，这也比美国根据马歇尔计划借给西欧的钱多百分之二十五”，而且，其中有许多贷款的利率定得很低，“低得等于外援”。
文章指出，美国进出口银行1972年年中到1974年年中向苏联提供的四亿六千九百万美元的长期贷款的利率就只有百分之六，而当时“美国国内的买主和实业家却要付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二的利息”。
这篇文章指出，西方有许多人对于苏联要求同西方发展所谓经济技术“合作”的意图早就提出过警告。
“哈佛大学苏联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马歇尔·格洛德曼说：
‘美苏贸易是俄国人取得我国先进技术的比较廉价的途径。
取得这种技术的目的不仅是要增加苏联的经济生产力，而且是要增加苏联的军事能力。
’”
文章接着说，“美国工业和军事威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计算机技术。
我们现在的计算机已经是第4代了。
至少比苏联领先十年。
很难设想，帮助俄国人缩小或是消灭我们的领先地位对实现美国的目标有什么好处。
可是美国政府竟批准出售七十多部现代化的计算机，其中有些型号是在此间的科学、军事和情报的一些尖端部门中使用的。”
文章还指出，美国政府不顾有关部门的反对，鼓励一些美国公司参加修建苏联卡马河卡车工厂。
按照设计，这家工厂每年可以生产十五万辆卡车和二十五万部内燃机。
大约有八十家美国公司同西欧和日本的公司一道，向这一工程提供了设备和技术。
“为了减轻俄国人在财政上的紧张状况，美国人提供了很大一部分资金。
供现在驻在西德边界的‘闪击战’部队使用的卡车就是来自卡马河工厂，那里的装配线可以很容易地加以改造，以生产装甲车辆。”
文章认为，勃列日涅夫想要美国调拨设备、技术和说不清有多少亿的美元来开发西伯利亚的油田和天然气。
文章认为，卡特政府对于同苏联集团的商业关系“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明确的政策”。
文章强调说：
“现在是这样做的时候了，因为在美国面临的问题中，没有多少问题比这更为迫切。”

苏联海洋霸权主义的自白
董方
最近，苏联宣传机器对建立印度洋和平区问题表现出特殊的“热心”，煞有介事地宣称，应当解决这个“业已成熟的问题”。
如何解决呢？
答案还是老一套。
《苏维埃俄罗斯报》不久前发表一篇文章，对另一个超级大国指责一通之后说，“印度洋实际上是唯一全年开放的把苏联欧亚两洲的港口联接起来的海路”，“对苏联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亚非国家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不应该影响”它在这个地区的“科学研究”和军舰及其他船只的“过境航行”。
问题很清楚，苏联对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以印度洋对它的“特殊重要意义”为前提的。
人们知道，苏联从其霸权主义立场出发，一直采取各种方式反对印度洋国家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愿望。
在六年前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斯里兰卡等国联合提出的“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倡议之后，从1971年至1975年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代表一再拒绝支持这一主张，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有关决议的实施。
这些都是联合国记录上有案可查的。
不管苏联的宣传机器多么能言善辩，也改变不了它反对印度洋国家这一正义要求的事实。
由于各国人民反对超级大国在印度洋争夺霸权和军事力量不断加强的呼声日益高涨，慑于世界舆论的压力，莫斯科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苏联“准备为实现印度洋和平区这一主张作出贡献”等等。
实际上，它的霸权主义立场丝毫未变。
它一面矢口否认苏联在印度洋沿岸占有变相的军事基地，一面在印度洋地区继续扩大它的军事力量。
所谓“科研自由”、“航行自由”等等，不过是它进行军事扩张活动的借口而已。
若干年来，苏联正是在“过境航行”的伪装下，以定期轮换的方式，在印度洋驻扎一支常驻舰队的。
苏联宣传机器要印度洋国家认可印度洋对它的“特殊重要意义”，实际上就是要使它在印度洋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常驻舰队的活动，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不错，苏联的波罗的海或黑海船舰开往东亚的苏联港口是要经过印度洋的。
但是，在到达印度洋之前，这些船只还得经过地中海、红海，或者北大西洋、南大西洋。
一旦它认为需要，还可以横跨大西洋经巴拿马运河、太平洋直到东亚。
如果印度洋对苏联具有所谓“特殊重要意义”的理由能够成立，那么，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海洋都可被苏联说成对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这岂不是地地道道的海洋霸权吗？
印度洋必须成为和平区，这是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呼声。
在最近举行的第32届联合国大会上，许多国家的代表强烈谴责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的激烈争夺，呼吁全面执行六年前通过的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联合国决议。
他们指出：
“超级大国继续扩大和加强它们的海军和军事活动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程度”，“印度洋地区的国家有保卫和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的合法权利”。
苏联现在玩弄手法，妄图阉割印度洋和平区的反霸实质，达到它排挤对手，赖在印度洋不走，独家称霸的拙劣表演，只能使全世界人民进一步认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伪善面目。

遏制苏联在非洲的扩张　对抗苏联对欧洲的威胁
法国大力加强同非洲国家关系
据新华社巴黎电
面对苏联对非洲的侵略扩张，在非洲仍保持有重大利益的法国越来越感到不安和忧虑。
近年来，法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积极开展对非洲国家的关系，以遏制苏联的霸权主义。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今年04月12日在法国电视一台和二台答记者问时指出，“苏联的一贯态度是，那里不稳定，那里形势混乱，它就在那里出现”。
近年来，法国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同非洲国家的联系，对付苏联的威胁。
吉斯卡尔·德斯坦自1974年05月以来，九次出访非洲。
与此同时，法国还邀请几乎所有的法语非洲国家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首脑访问巴黎。
法国对法非首脑会议更加重视，并把过去两年举行一次的会议改为一年举行一次，会议地点也由只在巴黎举行改为在巴黎和非洲国家首都轮流举行。
在经济方面，法国采取贷款、投资和经济援助等多种方式向非洲国家提供资金，以抵制苏联的经济渗透，并巩固自己的投资场所。
据报道，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从1974年的十六亿多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二十一亿多美元，其中约有一半是对法语非洲国家的援助。
在1975年的法非首脑会议上，法国倡议设立“非洲团结基金”，其中一半由法国承担，一半由非洲国家分摊；
在1976年法非首脑会议上，法国宣布参加非统组织建立的“非洲发展基金”，并且建议由西方工业国建立“促进非洲发展特别基金”。
去年苏联支持古巴出兵安哥拉以后，吉斯卡尔·德斯坦表示“反对外来势力对非洲的干涉”，强调要“制止非洲大陆上危险的不稳定现象”，要“对地区性的不稳定现象作出反应”。
今年苏联策动雇佣军悍然入侵扎伊尔时，法国提供空运手段帮助运载摩洛哥军队的军事装备和武器，支援扎伊尔抗击苏联雇佣军侵略。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04月12日对法国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欧洲不可能不关心非洲大陆上发生的事情”。
法国政府并不讳言，法国支持非洲国家反对苏联在非洲的扩张是为了维护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和对抗苏联对欧洲的威胁。
非洲一直是法国重要的原料供应地，也是法国推销工业品和资本输出的重要场所。
据1976年统计，法国所需要的许多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料全部或大部分来自非洲。
西欧进口的大部分战略物资，一半以上的石油，四分之一以上的粮食都是通过“海上生命线”运输的。
苏联武装干涉安哥拉后，妄图继续向非洲南部、中部和东北部扩张，从而进一步逼近法国在非洲传统势力范围，直接威胁到法国的利益。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曾公开宣称：
“非洲不安全将对法国和欧洲产生后果，欧洲必须正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