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和反革命罪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
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坚决捍卫毛主席的干部路线
辽宁省委机关广大干部，以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为思想武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据新华社沈阳1977年10月05日电
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广大干部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以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为思想武器，深入揭批“四人帮”抛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使广大干部受到深刻教育，心情欢畅，信心倍增，进一步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四人帮”全面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理论和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科学论述，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在推行这一反革命政治纲领过程中，花样百出，格外卖力，炮制了一系列反动谬论，肆意颠倒敌我关系，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内，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广大干部身受其害，深受其苦。
辽宁省委机关广大干部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大多数老干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我们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力量，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毛主席说过：
“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四人帮”正因为有这道篡党夺权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才炮制出“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谬论，千方百计地给这些老干部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广大革命人民早就看穿了的。
大家揭露说，“四人帮”采用骂别人“不革命”，证明自己“最革命”的卑鄙伎俩，只能更加暴露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
他们疯狂叫嚷“民主派到走资派是普遍规律”。
叛徒江青更露骨地说：
“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由民主派必然走到走资派”。
“四人帮”在辽宁省委内的一个党羽跟着鹦鹉学舌说：
“革命任务变化了，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跟不上来，这是普遍的”。
“四人帮”豢养的反革命打手张铁生更是狂叫：
“四十五岁以上的老干部都是民主派”，要“统统‘卡吃’下去”。
真是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广大干部在批判中说，如何识别走资派，根本的标准是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项基本原则。
“四人帮”蓄意制造混乱，篡改这个根本标准，另立他们的“新标准”。
在经济上，他们把级别高、工资多，当作划“走资派”的标准。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就到处叫嚷：
“三四百元一栋楼，汽车警卫样样有”的“大官”，就是“走资派”。
在政治上，他们把革命早、资格老，参加过民主革命而现在又担负领导工作，做为划“走资派”的政治标准，胡说什么：
“越老越修，越老越右，越老越反动”。
“四人帮”在辽宁的一个党羽更穷凶极恶地叫嚣：
就是要在“老干部、老模范、老功臣”这些“头上冒金光的人”中间揪“走资派”。
所有这些毒汁四溅的反革命叫嚣，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老干部的刻骨仇恨，暴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大家说，按照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进行分析，“四人帮”专搞修正主义，专搞分裂，专搞阴谋诡计，他们才是一伙货真价实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辽宁省委机关广大干部还指出，“四人帮”为了给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寻找理论根据，还把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篡改成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反科学概念。
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绝伦的，在政治上是反动透顶的。
几十年来，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一直掌握在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里，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领导权掌握在毛主席的好学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里，党内不可能存在一个“资产阶级”。
可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一口咬定说：
“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
早在去年01月，那个死党就唆使其党羽和亲信，向党中央、国务院发动了猖狂进攻。
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大整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点名攻击了七、八位副总理和十几名部长和副部长。
在他们的密谋策划下，辽宁省打着“研究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幌子，多次召开所谓“理论讨论会”，公然对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走资派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的教导，把走资派说成是“一大批”、“一大片”，叫嚷什么：
“走资派是一个阶级”，“走资派还在走是一个阶级的行动”。
他们甚至疯狂地指着许多革命老干部的鼻子质问：
“走资派还在走，你走没走？
资产阶级在党内，你在不在内？”
在这套谬论的影响和毒害下，他们在辽宁到处揪“党内资产阶级”。
某些地区和单位甚至刮起了揪“走资工”、“走资兵”、“走资员”的妖风，搞得人人自危。
与此同时，他们迫令老干部“让贤”，鼓动“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夺权，妄图实行张春桥所说的“改朝换代”。
沈阳郊区某公社二十三个大队，在不到四十天时间内，就以批“走资派”为名，批斗、撤换了十八个大队党支部书记；
六十个生产队长，被撤换了五十五个，连一个非党员生产队长，也被定为“党外走资派”。
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变本加厉地又搞什么抓党内“走资派”的“统一行动”，煽起白色恐怖，残酷迫害党的领导干部。
通过揭露这些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事实，使辽宁省委机关广大干部受到深刻的教育。
大家在学习华主席政治报告时说：
我们党的第11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
华主席全面地准确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把“四人帮”抛出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批得体无完肤，捍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
我们越学，越感到心情舒畅，方向明确，浑身增添了力量。
大家纷纷表示，决不辜负英明领袖华主席对广大革命干部的殷切期望，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去夺取抓纲治国的新胜利。

密切联系实际，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华北油田是怎样深入揭批“四人帮”的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要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密切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一一纠正过来。
华北油田在石油化工部领导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前一时期正是这样做的。
结果，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全油田进一步得到贯彻执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更好地落实到了各个基层，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全油田革命和生产面貌一新。
深入调查，认清“四人帮”
的流毒不可低估
华北油田的职工队伍，来自十三个省、市、自治区。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他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于去年会战中创造了当年勘探、当年开发、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收回国家投资的优异成绩。
在这样一支打了胜仗的比较好的队伍里，有没有“四人帮”的影响，要不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呢？
油田党组织牢记华主席、党中央关于对“四人帮”的流毒不可低估的指示，今年03月底在狠揭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时，组成八个调查组到七十九个钻井队进行调查研究。
06月初石油化工部的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来到这个油田后，也迅速组织起学大庆工作队，到二十二个钻井队和其他一些基层单位跟班劳动，蹲点调查。
在调查中他们看到，由于“四人帮”鼓吹“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正确”，有的钻井队工人顶班长，班长顶队长，一级顶一级，是非不分，蛮不讲理，个别人甚至打骂干部，使党的决议和上级的工作安排很难贯彻执行；
由于“四人帮”反对党的基本路线，一些单位不敢抓现实的阶级斗争，以致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乘虚而入，有的人打架斗殴，吃吃喝喝，有的人拿国家的物资搞非法交换，损公肥私；
由于“四人帮”攻击规章制度是什么“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有些职工或随意旷工、迟到、擅离生产岗位，或违反操作规程，使生产缺乏秩序；
由于“四人帮”诬蔑钻研技术是“白专道路”，有些人不学技术，不练基本功，有的对本职业务、技术一问三不知；
由于“四人帮”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一些大干社会主义的人受到讽刺打击，被说成是什么“瞎了眼的老黄牛”、“路线觉悟低的小绵羊”，而那些耍嘴皮子、不干实事的人却洋洋自得，出现了“大干的憋气，不干的神气”的怪现象；
等等。
通过这样的调查，使大家进一步看清了“四人帮”的流毒在油田不仅存在，而且象病菌一样继续侵蚀着人们的肌体，危害着革命和建设事业，如果不认真正视，严肃对待，花大气力去加以肃清，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就不可能很好地得到落实。
明确思想，理直气壮地联系
实际批“四害”
看到了“四人帮”的流毒，还有个敢不敢去肃清的问题。
华北油田就有些干部，一度顾虑重重，担心联系实际肃流毒，会被说成是“矛头向下”、“整群众”。
部分单位揭批
“四人帮”的斗争深入不下去，批判“空对空”，花的时间不少，“四害”造成的问题却迟迟不能解决，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石油化工部和油田的领导同志认为：
这种思想顾虑本身，就是“四人帮”流毒的一种反映。
过去“四人帮”制造“矛头向下”、“整群众”之类的谬论，目的是保护他们卵翼下的一小撮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包括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而对于反对他们一伙的革命群众则总是“矛头向下”，整得很凶，实行法西斯专政。
我们联系实际批“四害”却恰恰相反，不是什么“矛头向下”，而是矛头向修正主义、向资本主义。
对“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他们煽动的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不论在上在下，不论在哪里出现，都要批判，都要狠整。
六○○二钻井队的工人在“三大讲”中，总结了去年他们同“四人帮”斗争的经历，同时把“四人帮”的流毒在本队的表现归纳为一百例，其中光是“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反对规章制度酿成的违反操作规程的现象，就有上井不戴安全帽、工人轮流扶刹把、看井睡大觉、打钻看电影等三十条。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例，使工人们擦亮了眼睛，分清了是非，一些受了害的人也迅速觉悟过来，大家高兴地说：
联系实际批“四害”，肃清流毒真痛快，治病救人走正路，灭资兴无新风开。
三二六二五钻井队有个工人，过去受“四人帮”毒害较深，无组织无纪律，把队上的干部骂遍了，不请假就离队回家，并且拉拢落后，讽刺打击先进的同志。
围绕着他的表现，这个队在上级党委帮助下，发动群众狠批“四人帮”鼓吹的谬论，同时启发他本人认识错误，现身说法地控诉“四人帮”对自己的毒害。
广大职工普遍反映说：
“对‘四人帮’的流毒，早就该这样好好地肃一肃了。”
他自己也激动地说：
“是万恶的‘四人帮’把我推上了歧途，是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挽救了我。”
这个工人经过帮助进步很快，自觉地服从党组织的领导，主动给班长当参谋，还虚心向被他讽刺打击过的先进标兵学习，生产中大干苦干，后来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革命大批判一旦同具体的事和个人受害的经历联系起来，广大职工对“四人帮”确实有着倒不完的苦水，解不完的恨。
四○六三钻井队的一个钻工和供应指挥部的一位女工，过去中了“四人帮”鼓吹“技术无用论”的毒，不愿学文化知识，不肯钻技术业务，当了几年工人还不熟悉自己负责的工作，那位钻工还因此闹出事故，一个手指被机器截掉了一半。
在肃流毒时，他们认清了“四人帮”是祸根，两个人恨得咬牙切齿，都愤怒地进行了控诉。
他们说：
在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资本家把我们的父母害成了睁眼瞎，如今“四人帮”把我们也害得快成文盲了。
类似的事例，使油田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弄清了一个道理：
联系实际批“四害”，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决不是“整”群众，而是把受“四人帮”毒害的阶级兄弟教育过来。
这样做，是为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它反映了广大职工的愿望，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加强领导，打一场肃清“四
人帮”流毒的人民战争
发动群众联系实际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加强领导很重要。
最近几个月来，石油化工部和华北油田的领导同志亲自上阵，组织学大庆工作队，发动干部、群众通过“三大讲”和路线对比活动，把“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油田的干扰破坏一桩桩、一件件摆出来，领导带头、典型引路，一个人发言，大家来补充，共同讲危害，普遍受教育，很快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扎扎实实的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
07月10日，勘探四部的管子站给一个井队送套管时，把曾用做取暖烟筒的一根套管也送到井场，如果不是被井队及时查出，下到井里就要引起重大事故。
这件事情很典型，从过去把一根好套管擅自拿去当烟筒，到这次不经出厂检验就稀里糊涂地送到井场上，都说明了“四人帮”反对企业管理、鼓吹“砸烂一切规章制度”流毒的严重性。
问题发现后，勘探四部党委立即召开现场会，抓住这个事例批判“四人帮”对制度和作风的破坏。
接着，党委成员和其他领导干部亲自把坏套管抬到四里路外的前线指挥所，当天晚上又把它送到管子站，作为批“四人帮”、肃流毒的活教材。
管子站的职工在这根坏套管上用油漆写上“难忘的七·一○坏作风”几个大字，面对实物，反复批判“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抬上它到有关兄弟单位巡回批判，使大家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
从一根坏套管入手，这个站的职工深查细找，先后摆出了“四人帮”流毒影响下出现的差错三百余件。
他们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之后，全站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迅速提高。
在发动群众肃流毒的活动中，各级领导特别注意解决少数“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的问题。
“四害”横行时，这些人一批就炸，一碰就跳，真是领导管不了，群众惹不起。
这一次，石油化工部和华北油田的领导同志依靠群众，把这些人的老虎屁股给摸了。
有个钻井队的指导员，过去在“四人帮”毒害下产生了“唯我独革”的错误思想，他光说不做，又不服从上级领导，群众意见很大。
这次学大庆工作队去检查他的工作，他处处刁难，指挥部和大队领导到井队提出意见，他破口大骂。
指挥部党委就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他，然后发动群众严肃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直到他认清了“四人帮”对自己的毒害，改正了错误为止。
各单位党组织和学大庆工作队对类似的人，都坚持思想批判从严，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又注意对这些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引导大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四人帮”。
在严肃地批判这些人的错误思想的同时，注意耐心地启发他们自觉地起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对他们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转化工作，其中有些人光是个别谈话就多达几十次。
据一些单位的不完全统计，原有一千一百多名后进职工，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已经转化和正在转化的有将近九百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善破善立，新油田革命、
生产形势喜人
石化部和华北油田的领导同志带领群众批“四害”，始终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就是在看到“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同时，充分肯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油田的革命和建设中所起的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他们不论对整个队伍，还是对那些犯错误的同志，都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引导大家既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又大讲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成绩，既批评落后，又表扬先进，做到善破善立，压邪扶正。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全油田各指挥部最近三个月内就评选出标杆单位八十个，标兵一百零四名，受到表扬的先进单位二百零九个，先进个人三千八百五十七名。
肃清流毒、树立先进的过程，也就是按照大庆的标准整顿企业，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过程。
喜看今日华北油田，党的组织朝气蓬勃，各级领导坚强有力，职工队伍精神振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建立、健全起来，达到完好和整洁要求的红旗设备成倍成倍地增加，过去被“四人帮”败坏了的风气正在被新的风尚所代替：
“一切听从党安排”光荣，无组织无纪律可耻；
胸怀祖国、一心为革命光荣，自私自利、贪图个人享乐可耻；
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坐吃社会主义可耻；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光荣，弄虚作假、空唱高调、不干实事可耻；
追求上进、刻苦学习技术业务光荣，得过且过、不学无术可耻；……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不少单位通过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政治路线，结果，职工还是原来的职工，设备还是原来的设备，生产却一跃而上。
勘探一部三二四○钻井队，最近摘掉了后进队的帽子，一天的钻井进尺就超过了“四害”横行时一个月进尺的总和。
这个指挥部另一个后进队三二一八四钻井队，前两年月月完不成生产计划，最近两个月也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了。
勘探四部三二六二八钻井队，过去被“四人帮”干扰破坏糟蹋得不象样子，生产事故不断，十四个月内打了两口井报废了两口井，给国家造成了二百八十多万元的损失。
不久前，这个队在石化部领导同志亲自指导下批“四害”，搞整顿，一改旧貌，不到一个月就打成了一口两千多米深的高产油井。
整个华北油田，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热气腾腾，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轰轰烈烈，各项生产建设突飞猛进，钻井速度、安全生产、设备完好率、消耗定额等先进指标不断被突破，创造新纪录的捷报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
最近，石化部的领导同志总结了华北油田的经验，提出在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中开展大学习、大批判、大整顿、大竞赛活动。
现在，这“四大”活动已经在全国石油化工行业普遍推广。
新华社记者

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一年前的今天，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打垮了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新老资产阶级妄想扭转革命航向的阴谋，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车轮滚滚向前。
满天乌云，一扫而尽，祖国大地，又是阳光普照。
抚今追昔，更加感到这场斗争的胜利对我党和我国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年巨变。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华主席抓纲治国的号召，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
在这一斗争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普及，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展现，被压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了，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新的局面。
形势发展比预期还要好，证明了揭批“四人帮”的伟大阶级斗争是推动我们各项工作前进的根本动力。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
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
揭批“四人帮”是我们贯彻执行抓纲治国八项战斗任务的首要任务，各级党委的思想一定要十分明确，十分坚决，把领导揭批“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并抓紧把这个运动搞深搞透。
清查工作要抓紧。
对于“四人帮”及其余党组成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一定要彻底摧毁，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定要彻底查清。
由于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依靠广大群众，孤立和集中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清查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这方面的任务没有完。
还有少数地方和部门领导仍然落后于群众，运动进展缓慢，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改变。
在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单位，也还要把清查工作做深做细。
要注意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一般性质的错误，问题已经查清了的人，要及时解脱；
凡是可以争取的犯了错误的人，要认真做好思想转化工作。
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发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最顽固的分子，把隐藏最深的阶级敌人及其反革命罪行查清楚。
清查工作，关系到我们党、我们革命队伍组织上的纯洁和巩固。
查清了，才有可能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组织上夺取揭批“四人帮”伟大斗争的全胜，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
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抓得很紧，不能有松劲情绪，不可半途而废，不要拖拖沓沓。
批判更要抓紧。
对“四人帮”是不是心慈手软，不仅表现在是不是抓紧搞清查，而且表现在是不是抓紧进行批判。
“四人帮”不打不倒，打倒了不批判，他们的流毒影响也不会自行消失。
如果不彻底批判，“四人帮”这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和路线，只要时机条件适合，还有可能死灰复燃，还会出现马天水、于会泳、迟群、张铁生、翁森鹤、陈阿大式的人物，还会闹
“地震”。
因此，一定要把大批判搞好，从路线上、理论上深揭狠批“四人帮”，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它比之清查工作是更艰巨更长期的任务。
正因为这样，我们“除四害”的工作不是差不多了，而是差得还多，还要作更大的努力。
揭批“四人帮”，已经打过两个战役，现在要乘胜前进，打好第3个战役。
我们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
“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和反革命罪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
我们一定要切切实实地把这一仗打好。
坚持还是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四人帮”全面篡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他们根本否定毛主席对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根本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动”，精心炮制了一个“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胡说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
“四人帮”这种黑货政治上反动透顶，理论上荒谬绝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篡夺我们的党，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打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这集中地反映了“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对于“四人帮”这套谬论的流毒，我们要有足够估计。
我们要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以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武器，从政治上，思想上着重揭批“四人帮”的这一反革命政治纲领，彻底揭露他们反革命的险恶用心和对我国革命的危害。
“四人帮”的反动世界观，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他们随心所欲，对他们有用就是真理。
他们打着反对折中主义的幌子，用“宁要……不要”的公式反对辩证法。
这些都是直接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的。
“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把人们的思想确实搞乱了。
为了打好第3战役这一仗，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学会辩证法，狠破“四人帮”散布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坚持按照唯物论辩证法办事。
“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有表现。
揭批“四人帮”，一定要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思想、理论是非一个一个地纠正过来。
军事战线上正在开展的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经济战线上正在进行的十个“要不要”的讨论，石油化工部和石油工业部门的许多单位普遍开展“三大讲”活动，都是很好的联系实际的办法。
每一个单位，都要分析“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在本单位的表现，充分发动群众批判肃清。
“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是不是肃清了，就看你那个单位被搞乱了的思想澄清了没有，具体的工作路线，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清楚了没有，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作风恢复和发扬了没有，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焕发出来没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形成了没有。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
揭批“四人帮”，是一场亿万群众参加的政治大革命。
它不但将涤荡“四人帮”的污泥浊水，而且将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普及和发展。
在斗争中学习才能更好地更多地学到马克思主义，准确地完整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四人帮”以及林彪为我们提供了斗争的对立面，绝好的反面教员，我们应该充分加以利用，通过深入批判，大大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加速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
宜将剩勇追穷寇。
全国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一切爱国人士，动员起来，大家都来做清扫工作，从各个方面、各个角落把“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打扫干净，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亲切的接见　谆谆的教导
——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回忆
原《晋绥日报》部分在京人员
1948年04月0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当天黄昏，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给《晋绥日报》编辑部打电话，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
“毛主席很乐意见一见你们，毛主席准备明天接见你们！”
编辑部顿时沸腾起来，一片狂欢景象。
渴望多年的心愿即将实现，同志们怎能不欢蹦跳跃呢？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当时，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各个战场上，由防御转入进攻。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一直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主席，于1948年03月23日，从陕西吴堡县渡过黄河。
03月25日，抵达晋绥解放区首府兴县。
《晋绥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向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提出一个愿望，希望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亲切关怀党的新闻工作者，答应挤时间接见编辑部的同志们。
04月02日，是我们终生难忘的一天。
我们一行近二十人，从报社驻地高家村出发，迎着明媚的春光，一口气跑了十多里，来到毛主席住的晋绥军区司令部兴县蔡家崖村。
大约十点钟，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快步向接待室走来了。
屋子被阳光照耀得特别明亮。
毛主席坐在靠窗的单人沙发上，慢慢地审视着我们请示的六个问题：
关于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全党办报方针、依靠贫农与团结中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
毛主席看了关于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和蔼地对大家说：
呵！
这么大的问题，要谈就得一整天！
看到关于贯彻全党办报方针问题，毛主席笑了笑，饶有风趣地说：
办报，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
先生不了解学生，对学生不会出题目嘛！
我们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问题。
毛主席看到这里，转向在座的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负责同志们问：
关于这个问题，我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他们没有看到吗？
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回答说：
中央指示收到了，还没有来得及向下传达。
谈到错订成份的问题，毛主席很严肃地问我们：
1933年《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是早发一点好，还是晚发一点好？
是不是发晚了？
有的同志回答：
如果发早点，可能好一些。
这时，毛主席很高兴地站起身来，亲切地注视着大家，教导我们说：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
毛主席谈了在宜川一举歼敌三万多人的西北大捷。
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1个大胜仗。
当毛主席谈到战士明白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法，个个磨拳擦掌，士气很高，一出马就打了胜仗的时候，挥动右手，向前作了一个强有力的手势。
这显示着：
蒋家王朝覆灭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毛主席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告诫“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
今天，对我们请示的关于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又作了特别详细的阐述。
毛主席说：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报纸的这种作用和地位，要求党报工作者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地准确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
否则就会发生错误，偏离正确的轨道和方向。
毛主席关切地询问报纸有多少通讯员，每天收到多少稿件。
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高兴地点点头说：
噢，有这么多人向你们作工作报告呀！
《晋绥日报》编辑部当时只有三、四十人，有一部分同志还经常轮流在外参加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
由于实行全党办报方针，边区机关、地委、县委、区委和行政村，大都建立了通讯小组。
许多地委、县委负责同志，亲自动手给报纸写稿。
这些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和工农通讯员，通过来信来稿，不断把群众中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经验、新事物反映到编辑部，真正做到依靠广大群众办报，使报纸充满群众的声音，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我们的编辑记者都是知识分子，缺少实际知识，缺少阶级斗争的锻炼。
毛主席在谈话中，指示我们要参加实际斗争，向群众学习。
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要多听多看来自群众的材料，下功夫研究这些材料。
毛主席以山西崞县两个区的农民一百八十多人，开了五天会，解决了分配土地中的许多问题作例子，指出，假若你们的编辑部讨论那些问题，恐怕两个星期也解决不了。
原因很简单，那些问题你们不懂得。
毛主席鼓励大家投身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认真改造自己。
《晋绥日报》在1947年06月以后的几个月里，曾经配合晋绥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领导下，以公开进行自我批评的方法，揭露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坚决地进行反对右倾的斗争。
谈话中，毛主席满腔热情地肯定了报纸在反右倾斗争中的成绩，表扬报纸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
毛主席说：
我很愿意看它。
毛主席关怀党报的情景，使我们深受教育。
在陕北行军途中，在指挥千军万马横扫敌军的时刻，毛主席仍然密切地注视着报纸的宣传动向，甚至某篇通讯、某篇编者按语，都记得很清楚。
毛主席赞赏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对于报纸发表的材料加以批注。
后来的批注虽然有缺点，但是那种负责精神是好的。
毛主席指出，《晋绥日报》编者按语的主要缺点是把弦拉得太紧了。
毛主席说：
“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
古人说：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
晋绥分局同志参加1947年中央12月会议回来以后，1948年01月采取了纠正“左”的偏向的适当步骤。
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的倾向，毛主席于同年02月11日，为党中央起草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
根据这个指示，编辑部进一步系统地检查了报纸宣传中的“左”倾错误。
毛主席听了我们关于检查和纠正了“左”倾偏向，正在总结经验的汇报之后说，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
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剪了头发，洗了脸，修了指甲，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把报纸办得更好起来。
谈到总结经验，毛主席指出，要善于透过现象，抓住实质，选择能说明问题的典型材料。
天下老鸦一般黑。
性质相同的只要研究一个典型材料，能说明就够了。
你硬要分别大乌鸦、小乌鸦、中国乌鸦、外国乌鸦，把一铺摊材料都搞上，被材料埋住，还是总结不出经验。
这种经验主义的总结方法，是很笨的。
毛主席每讲完一段话，就稍稍停顿一会，注视着周围的听众，似乎在问：
你们都明白了吗？
毛主席在谈话中强调指出，从不明白到明白，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
从1947年06月以后进行的反右倾斗争，到1948年01月开始的反“左”倾斗争，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却使大家很快都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的编辑记者在革命的大风雨中，既受到了一次无产阶级立场和作风的锻炼，又受到了一次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深刻教育。
毛主席为了引起大家对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重视，在接见我们以后，还写了两幅光辉的题词：
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
毛主席的光辉题词，我们用木刻制版，于1948年05月01日、05日在《晋绥日报》上刊出。
毛主席在快要结束谈话时指出，报纸纠正“左”的偏向以后的这一时期，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空气稀薄，使人不大想看。
应当挤些水分，把空气凝成固体，报纸就会办的更好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
“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
“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毛主席一气谈了两个多钟头，毫无倦容。
到了十二点多，有关同志来催吃饭，毛主席才结束了这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谈话。
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朽文献，是对无产阶级新闻学说的重大发展。
《谈话》深刻地、全面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理论、路线、方针、任务和战斗风格，为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制定了完整的战斗纲领。
它象光辉灿烂的灯塔，永远照耀着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前进的道路！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部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已经一年了。
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外贸部广大干部和群众追忆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胜利战斗的峥嵘岁月，重温毛主席对我们的亲切教导，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胜利航程，激情满怀，心潮澎湃，多少语言也赞颂不尽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倾诉不完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怀念。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充分证明：
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就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
我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不断发展，外贸战线上的一切胜利，也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历来重视和关怀外贸工作。
早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指出要“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把发展对外贸易等项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毛主席宣告：
“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外贸工作，一直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进行的。
外贸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
重要的进出口项目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
对于外贸领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问题，毛主席多次作了及时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曾经亲自听取外贸部的汇报，指明工作方向。
毛主席在接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和经济贸易代表团时，多次亲切地谈到发展贸易关系，相互支援，互通有无。
在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苏修背信弃义，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向我国施加压力。
毛主席教育我们要艰苦奋斗，发愤图强。
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节衣缩食，自己不吃肉，不吃蛋，不吃水果。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取得了反修斗争的重大胜利，并提前还清了对苏联的欠账。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新中国建立二十八年来，我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
外贸工作对于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支援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外贸工作的一切成就，都凝结着毛主席的心血，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我国外交路线和一系列外贸方针政策，是社会主义对外贸易胜利前进的指针，是我们战胜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对外贸工作的干扰破坏、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的锐利武器。
毛主席科学地阐明了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的辩证关系，指出：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自力更生，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立脚点。
坚持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资源潜力，依靠我国的内部积累，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自主，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
我们还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
毛主席说：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
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
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在对外贸易方面，要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积极开展内外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二十多年来，我国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下，有计划地进口了一些先进技术、设备和重要物资，把学习和独创结合起来，洋为中用，这对于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起了积极作用。
这样做正是贯彻执行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基本方针。
社会主义的对外贸易不但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且要配合外交斗争，为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服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
“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毛主席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在国际斗争中的阶级路线，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战略依据。
我国外贸工作，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遵循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
我们积极发展同第3世界各国的贸易，在我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了一些对外援助，在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中相互支持。
毛主席和周总理一起，特别关心我国同第3世界的贸易关系的发展，亲自阅批贸易方案，并作重要指示，给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的一贯政策，我们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了同各国的贸易往来。
目前，我国已经同世界上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深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毛主席指出：
“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毛主席还明确地把“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列为我党我军进入大城市时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之一。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新中国建立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有步骤地改造私营进出口商业。
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又及时作出了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
在坚持统制贸易、统一对外的前提下，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教导，发挥两个积极性，逐步改进了外贸的管理体制。
对外贸易统制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外贸领域的体现，我们一定要坚持继续贯彻执行。
外贸要立足于国内，生产是外贸的基础。
对外贸易是国际间的商品交换，我们要引进技术，进口设备和物资，必须用我们的出口商品去偿付。
毛主席教导我们：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这也是外贸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毛主席还多次指出要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扩大出口货源。
1955年，毛主席曾指出：
“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
“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
多年来，各地外贸部门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协同有关部门，积极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关心生产，参与生产，组织生产，促进生产，并且办了一些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不仅扩大了出口货源，而且对发展工农业生产，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社队和群众收入，活跃国内市场，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实践充分证明：
立足生产办外贸，路子才能越走越宽。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要贯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并且曾就正确处理内外销的关系问题，明确指出：
“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但国外市场极为重要，不可轻视，不能放松”。
“我们要节衣缩食保证出口，否则六亿五千万人口多吃一点就吃掉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具体处理内外销的原则历来是：
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限量出口；
国内市场和出口都需要而货源较紧的商品，要积极发展生产，挤一部分出口；
国内市场可多可少的商品，基本上供应出口。
实践证明：
只要安排得好，挤一些东西出口，进行内外交流，换回更重要的物资，就能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增加国内市场的供应。
这是外贸支援国内市场的主要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我国富强起来，必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必须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经济核算，降低成本，增加积累。
毛主席还指出，要学会做生意，“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和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努力加强对国际市场情况的调查研究，按照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适当掌握出口和进口商品价格。
毛主席十分重视出口产品质量，曾经指示外贸部门要认真检查出口商品的质量规格。
1968年12月，毛主席针对有些出口物资积压浪费问题，连续作了两次重要指示，这是对我们极大的教育和鞭策。
我们要继续遵照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从外贸工作各个环节，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在坚持政治挂帅、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执行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千方百计为国家增加积累，增收外汇。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向我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发动了极为疯狂的进攻，进行破坏和捣乱。
他们把出口诬蔑为“卖国主义”，把进口诬蔑为“洋奴哲学”，全面否定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外贸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至对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化肥成套设备的进口，也恶毒咒骂，叫嚷要把已安装的进口化肥设备拆掉，丧心病狂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以“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的反革命策略，妄图从外贸打开一个缺口，打倒敬爱的周总理，打倒邓小平副主席，打倒毛主席的接班人华主席和其他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
他们向外贸工作的进攻，也是蓄意干扰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同帝修反相勾结，破坏我国对外关系。
总之，他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投降卖国。
“四人帮”同中国人民为敌，同世界人民为敌，必然自取灭亡，他们的阴谋终于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率领全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取得了第11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我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国，捷报频传。
党的十一大的胜利召开，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为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外贸工作要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喜看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展望未来，外贸工作大有可为，前景广阔。
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开展，我国对外贸易应当而且也可能多快好省地发展。
长期的革命实践使我们深深懂得：
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能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心明眼亮不迷航，外贸工作就能不断地迅速发展，什么样的狂风恶浪都不能阻挡我们胜利前进。
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将永远指引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们一定要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深入开展外贸学大庆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积极的贡献，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而努力奋斗。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沈阳部队后勤部理论组
坚持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贯倡导和培育的党的优良作风，是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的标准。
坚持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相联的大问题。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每当向全党提出重大斗争任务时，总是十分重视和强调思想作风的建设。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要胜利完成党的十一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就必须认真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
我们党是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
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工农基本群众在我们这一边。
因此，我们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目的。
正如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才能动员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
说老实话，是无产阶级政党对自己事业充满必胜信心和有力量的表现。
一个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以至于生命贡献给党的事业的共产党员，应当是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在同志之间，在革命队伍内部，做到推心置腹，赤诚相见，畅所欲言，说心里话。
这样，才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是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的反动信条，也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行动准则。
“四人帮”靠说假话掩盖自己的丑恶历史，靠说假话捞取政治资本，靠说假话欺骗群众。
离开了假话和谎言，他们连一天也混不下去。
在“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里，那些余党、亲信和爪牙，也是靠说假话过日子的。
为了得到“四人帮”的垂青和重用，他们根据“四人帮”的反革命需要，编造谎言，做假证词，攻击诬陷革命领导干部；
为了卖身投靠，削尖脑袋往“帮”里钻，他们竭尽阿谀奉承、拨弄是非之能事。
总之，在他们那里，丝毫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有的只是资产阶级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尔虞我诈的腐朽作风。
“四人帮”一伙从阴沟里刮出来的这股歪风邪气，侵蚀了我们党的健康肌体，败坏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使我们党内滋长了一些不正之风。
比如：
说大话，讲空话，不解决实际问题；
爱吹不爱批，报喜不报忧；
弄虚作假，看风驶舵，投机取巧，等等。
这种思想作风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是不相容的。
共产党员要做老实人，说话办事就不能看“来头”，而要根据客观实际。
说老实话，就是要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是一说一，是二说二，不夸大，不缩小，不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
做老实事，就是要根据客观事物固有的规律性能动地改造世界。
做工作不凭一时热情，不用感情代替政策，不把马克思主义词句到处生搬硬套，而是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注重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因此，坚持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既要立党为公，有坚强的党性，又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搞唯物论的反映论，照辩证法办事。
不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不深刻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即使想说老实话，想办老实事，也是做不到的。
实践证明，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认识越深刻，老老实实地说话办事的立场就越坚定。
如果说话办事不是以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是否合乎真理为根据，而是看“来头”，那就会成为毛主席批评的那种“风派”。
这种人毫无原则立场，看风使舵，品质极为恶劣。
作风是世界观的反映。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需要在世界观上来一个根本的转变，牢固地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共产党员要坚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就要敢于斗争，不怕打击，不怕吃亏。
“四人帮”对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极端仇视，疯狂反对，他们不仅自己不讲老实话，而且也不许别人讲老实话，对说老实话的同志扣帽子，打棍子，进行政治迫害，搞法西斯专政。
对于“四人帮”的这种骄横跋扈，倒行逆施，许多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发扬“五不怕”的革命精神，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们真正做到了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对重大的原则问题，敢于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不文过饰非，在林彪、“四人帮”的打击迫害面前，大义凛然，毫不退让，表现了坚定的无产阶级原则立场。
学习他们这种百折不挠、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就能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始终如一地坚持真理。
有些同志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由于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同“四人帮”作斗争，受到“四人帮”的打击迫害，有的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了严重摧残。
这能不能认为是“老实人吃亏”了呢？
毛主席说：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当具有革命先烈那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气概。
即使因为坚持真理、说老实话受了打击，为革命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那也是十分光荣的。
同时，吃亏不吃亏，也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要看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
老实人，总是受人尊敬的，他们可能受害于一时，但决不会受诬于永久；
狡猾的人，总是不得人心的，他们可能得势于一时，但终究不会有好下场。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以及刘少奇、林彪这些大不老实的人，不是都一个一个垮台了吗？
假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四人帮”，也同样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
（附图片）
七十二岁的退休老红军战士张金莲和青年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勉励青年们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新华社记者摄

驳《驳“基础论”》
俞明仁
1976年06月0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驳“基础论”》。
它受到姚文元称赞，并让各报转载，流毒全国。
文章从攻击和诬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开头，说什么他犯下了“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罪行”，“明目张胆地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等等。
事实是怎样的呢？
原来，1975年，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在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谈到：
“争取几年，把我们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加强了，这是社会主义的力量。
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
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一个物质基础，才能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谈话的精神实质是十分清楚的。
为了很好地学习并贯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我们管工业的同志，要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努力把生产建设搞上去，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这样才能更好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问题的焦点，本来不是要不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问题在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除了其它条件以外，要不要加强物质基础；
限制的程度和范围，要不要取决于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发展状况。
《驳“基础论”》的意见是不要物质基础。
这种不要物质基础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论，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1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就决定了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人们还缺乏共产主义的觉悟，因此，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类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原则的东西的存在，不是谁个愿意不愿意，谁个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保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保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
这种剥削同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有个重要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在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状况中进行。
马克思曾经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
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的剥削是在“自由”、“平等”的外衣掩盖下进行的。
社会主义革命铲除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了剥削，但是还不能立即全部消除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状况。
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遗留下来的这部分状况并不包含剥削关系，它不是存在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而是存在于劳动者相互之间了。
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
在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还只能做到人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平等，做到人们参加劳动的平等，做到“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平等，但还不能消除消费品分配方面实际上的不平等，因为还不能做到按需分配，劳动者相互之间在个人生活上还存在着差别。
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的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法权。
列宁把“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称作社会主义原则，又把分配中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称作资产阶级法权，或称作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
在另一个地方，他曾十分确切地把它称作半资产阶级的法权，把保护这种半资产阶级法权的国家称作半资产阶级的国家。
（《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单行本第33页）
毛主席在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进一步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与资产阶级法权相关的商品制度。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状况也存在于商品制度之中。
举例来说，一些生产队的自然条件好些，一些生产队的自然条件差些；
一些生产队的技术装备高些，一些生产队的技术装备低些，等等。
生产同样的商品，前者耗费的劳动少，后者耗费的劳动多。
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个“平等的尺度”应用在不同的商品生产者身上，同样也就产生了实际上的不平等。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经谈到国家“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他说：
“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
正是从“保卫”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意义上，列宁谈到还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毛主席总结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新经验，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从保证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逐步向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前进的高度，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
这样就使得人们在国家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问题上，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理解。
同是一个国家，不是两个国家，既“保卫”资产阶级法权，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既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国家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这两方面的态度是统一的，不可偏废的，不能只要一面而不要另一面。
我们应在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前提下加以适当的限制；
但是限制也不能过头，过头是会犯错误的。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是由一定的物质基础决定的，所以社会主义的国家要“保卫”它。
那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除了其它条件以外，要不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回答也是肯定的。
首先，要把农村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提高到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和把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提高到以公社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必须以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为物质基础。
要把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化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还要以更发达的农业和更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力为物质基础。
那时，以两种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就消失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就大大前进了一步。
其次，那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还要存在一个时期。
只有到了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
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
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按劳分配才全部被按需分配所代替，资产阶级法权也才全部被取消。
再次，就在社会主义阶段，如实行免费医疗和合作医疗、免费教育、各种集体福利事业等等，还有，逐步提高普通工人的工资和农民的收入，缩小工资收入的差距，都是对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这些也要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发展，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多而逐步实行。
《驳“基础论”》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和条件”。
这种说法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错误的。
这里我们不能不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作用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历史上最先进的国家。
以前的国家都由剥削阶级（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掌权，唯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由摆脱了剥削的无产阶级掌权。
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的阶级意志和愿望是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又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
以前的国家都只代表占社会人口少数的剥削者的利益，唯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着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强大的群众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以强大的根源。
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强大威力，我们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取消资产阶级法权，过渡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我们切不可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经济的反作用无限夸大，以为无所不能，以为它可以任意违背和消灭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恩格斯说过：
一切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
他把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归结为两种：
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就会发展得比较快；
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迟早要遭到崩溃。
在后一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暴力，我们必须使用这种暴力，来粉碎新老资产阶级的殊死反抗和复辟阴谋，以确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说：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马克思极其确切地使用“助产婆”一词，不但说明暴力十分必要，同时也说明，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决定于社会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暴力起着助生和接产的作用。
如果以为暴力能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不是把暴力作为“助产婆”，而是作为“产妇”，便会堕入恩格斯所批判的“暴力论”的泥坑。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
如果以为凭借暴力就可以不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以为凭借暴力就可以限制和取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商品生产，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驳“基础论”》硬说：
“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不会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世界上真是唯心主义最省力，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宣布脚下的地球不存在。
试问，没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又哪里谈得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
在《驳“基础论”》看来，似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不是经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流血流汗建立起来；
倒是由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限制”出来的，由于实行张春桥编造的所谓全面专政产生出来的。
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除了其他条件之外，还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
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很好地学习和贯彻华主席在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话：
“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下迅速发展生产力，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战胜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是加强国防力量，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从长远来说，也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条件的需要。”

李先念副总理同阿希乔总统举行会谈
新华社1977年10月05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总统阿赫马杜·阿希乔今天上午举行了会谈。
喀麦隆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萨巴尔·莱科，共和国总统府秘书长埃布瓦·萨米埃尔，共和国总统府特别事务部长桑加—库沃·弗朗索瓦，共和国总统府特别事务部长亚吉·阿卜杜拉耶，外交部长克恰·让，经济和计划部长优素福·达乌达，农业部长安泽·琼吉·吉尔贝，总统府负责同议会联系的部长级代表邦格瓦·克里斯蒂安，喀麦隆民族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国民议会第1副议长马伊马蒂普·泰奥多尔，喀麦隆民族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议员布巴·贝洛，喀麦隆民族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恩瓦利彭贾，共和国总统府特别顾问布韦莱·纪尧姆，共和国总统府巡回大使凯马朱·达尼埃尔，北方省省长奥斯曼·梅伊，喀麦隆驻中国大使贝莱奥肯，阿希乔总统的其他随行人员穆哈马杜·阿希乔、阿班达·梅托戈·瓦莱尔、埃克迪·萨姆尼克·约瑟夫、哈比·加布里埃尔、奥斯马努·达乌达中校、梅卡·梅卡·勒内、蒙瓦·特宁、比洛瓦·唐·帕斯卡尔、韦萨·恩乔亚·伊德里斯。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经部副部长程飞，农林部副部长肖鹏，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魏宝善，有关方面负责人何功楷、李永凯、罗旭、刘和林、刘华、徐守仁、周兰。
（附图片）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总统阿赫马杜·阿希乔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李强会见中英贸易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10月05日讯
外贸部部长李强今天上午会见了由英国中英贸易协会主席纳尔逊勋爵、副主席凯瑟克爵士率领的中英贸易协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贸促会副主任李川，外贸部副局长孙锁昌等。
英国驻中国大使游德也参加了会见。
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下午也会见了英国客人。
上午，代表团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

港澳各界同胞代表团离京去外地访问
新华社1977年10月05日讯
前来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的以庄世平为团长，秦晖、林风为副团长的港澳各界同胞代表团，分别于04日和05日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参观访问。
代表团在京期间，曾同首都人民一起欢度了国庆佳节，并受到了叶剑英副主席的亲切会见。

罗人民友好代表团离上海去桂林访问
据新华社上海1977年10月05日电
以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保罗·尼古列斯库为团长的罗马尼亚人民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在上海的友好访问，由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上海前往桂林访问。
到机场热烈欢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3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2副主任彭冲，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赵行志、常委郭忠业，有关方面负责人杨恺、王林鹤、张安友、杨慧洁。
罗马尼亚人民友好代表团是03日下午由南京到达上海的。
当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分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罗马尼亚人民的友好使者。
席间，彭冲同志祝酒。
他说，1971年，上海人民曾十分高兴地接待过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陪同前来访问的齐奥塞斯库同志。
今天，我们又有机会接待远道而来的罗马尼亚人民友好代表团。
中罗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必将与日俱增，代表团的访问，对增进和加强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革命团结，必将作出宝贵的贡献。
尼古列斯库同志在祝酒时，对上海人民给予代表团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
他说，罗中两党和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有共同的愿望，不断发展我们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全面合作。
这一共同的愿望是符合罗中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也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
代表团04日上午参观了上海第3钢铁厂。
罗马尼亚同志在上海期间，还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家用化学品厂、益民食品五厂，并乘船游览了黄浦江。
04日晚上，尼古列斯库等罗马尼亚同志由彭冲、王炳南、赵行志同志等陪同，出席了对外友协上海市分会举行的文艺晚会，观看了杂技节目。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1977年10月05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下午会见以米内山义一郎为团长、望月新一为副团长的日本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代表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有关方面负责人李永凯、徐敦信、徐静在座。
访华团是应中国农学会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于09月28日到达北京的。
在京期间，日本朋友们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主席遗容，并参加了我国国庆活动。
他们还专程前往大寨进行了参观访问。
（附图片）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代表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阿希乔总统和夫人等贵宾观看体育表演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陪同观看
新华社1977年10月05日讯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总统阿赫马杜·阿希乔和夫人以及其他喀麦隆贵宾，今天晚上应邀观看了体育表演。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副主任于步血，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魏宝善等陪同贵宾观看表演。
今晚，首都体育馆里灯火辉煌，充满着中、喀两国人民和两国运动员之间的热烈友好气氛。
主席台正上方悬挂着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国旗和中国国旗。
当阿希乔总统和夫人由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等陪同来到主席台时，全场观众起立，热烈鼓掌欢迎。
体育表演开始，中国男女运动员进行了乒乓球、体操和武术等项目的表演。
接着，喀麦隆国家男子手球队同天津男子手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
比赛结果，喀麦隆队获胜。
全场观众对两国运动员的精采表演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
应邀观看表演的还有喀麦隆驻中国大使贝莱奥肯和夫人，喀麦隆国家男子手球队领队姆班达·曼当盖·勒内，在北京的喀麦隆留学生。
今天下午，阿希乔总统等喀麦隆贵宾由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磊陪同，参观了北京郊区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受到了公社负责人和社员们的热烈欢迎。
阿希乔总统夫人由林佳楣同志陪同，今天上午参观了北京工艺美术工厂。
下午总统夫人游览了颐和园。
（附图片）
阿希乔总统和夫人等贵宾由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等陪同观看体育表演。
新华社记者摄

阿希乔总统由李副总理陪同瞻仰毛主席遗容
新华社1977年10月05日讯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总统阿赫马杜·阿希乔和夫人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林佳楣同志陪同，今天上午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
阿希乔总统在毛主席坐像前默哀，并献了花圈。
花圈的缎带上写着：
“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致敬”。
阿希乔总统的随行人员也前往瞻仰。
（附图片）
阿希乔总统和夫人等喀麦隆贵宾在毛主席坐像前默哀，并献了花圈。
新华社记者摄

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的贺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阁下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
1977年10月01日是遐迩闻名和具有光荣历史的、伟大而美丽的贵国国庆周年纪念日。
在此时刻，我以无法形容的高兴心情完成一项愉快的使命，即代表中非人民、中非全国政党——黑非社会发展运动和中非政府，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表示最诚挚、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是最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她以自己的思想美德和哲学上的价值以及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方面的革命成就世世代代影响着人类。
在我们看来，中国是勇敢、献身精神和信心的象征。
当今世界在不断变化，各国都在为自己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而不懈努力，在这样的世界上，任何一国人民都可以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抱有信心。
中非一直极为关切地注视着为争取进步而不断前进的朝气蓬勃的、英勇的中国人民。
我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在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合作道路上不断得到加强。
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请接受我的祝愿，祝你和你的尊贵的家属健康、幸福、长寿，祝伟大、友好的全体中国人民繁荣昌盛。
顺致最崇高的友好敬意。
中非皇帝　博卡萨一世陛下
1977年10月01日于班吉

伊朗首相阿穆泽加尔的贺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生阁
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非常愉快地向阁下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你身体健康并祝中国人民幸福。
伊朗首相　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　1977年10月01日于德黑兰

几内亚总统杜尔的贺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阁下：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的喜庆时刻，我谨代表几内亚人民、几内亚党和国家，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向友好的中国人民和政府致以最诚挚、最热烈的祝贺。
我向你重申，我们希望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党在反殖、反帝共同斗争中的传统的友好、团结和合作关系。
衷心祝愿你身体健康，祝友好的中国人民生活幸福、不断进步。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几内亚共和国总统
艾哈迈德·塞古·杜尔
1977年10月01日于科纳克里

卡塔尔国埃米尔兼首相阿勒萨尼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生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的时候，我愉快地代表卡塔尔国人民和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以及中国人民和政府表示祝贺，祝阁下继续健康和幸福，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更加进步和昌盛。
卡塔尔国埃米尔兼首相　哈利法·本·哈马德·阿勒萨尼
1977年10月01日于多哈

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华国锋总理同志阁下：
在庆祝贵国国庆的时候，我高兴地代表卢旺达政府和团结在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之内的卢旺达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友好的中国人民表示最热烈、最诚挚的祝贺。
我们高度赞赏阁下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生活更加美好而不断作出的努力。
我们向你重申，我们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卢旺达之间十分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以利于我们两国人民。
借此愉快的机会，再次向阁下和友好的中国人民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你们幸福、繁荣昌盛。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卢旺达共和国总统、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主席和创始人
哈比亚利马纳·朱韦纳尔少将
1977年10月01日于基加利

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贺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国庆的时候，我特别愉快地向你表示诚挚的祝贺。
借此机会，我要颂扬我们两国之间的牢固的友好合作关系，并祝愿这一关系不断得到加强，以使我们能为争取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和建立和平、自由与正义的世界而共同努力。
主席先生，我怀着对你十分尊敬的感情向你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总统　阿赫马杜·阿希乔
1977年10月01日于雅温得

圭亚那总理伯纳姆的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时候，我愉快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圭亚那政府和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和祝贺。
在过去一年里，我们为发展圭中两国的合作领域作出了共同的努力，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在这一年里，圭亚那总统阁下和夫人对你们美丽的国家进行了难忘的访问，这次访问为我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友好讨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我相信，我们两国人民一贯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友谊今后将继续鼓舞我们两国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福布斯·伯纳姆　1977年10月01日

埃塞俄比亚主席门格斯图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阁下：
在贵国国庆周年的喜庆时刻，我谨代表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人民和临时军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并通过你，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的祝贺。
我并借此机会向阁下致以最良好的祝愿，祝你永远幸福，祝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进步和昌盛。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
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中校
1977年10月01日于亚的斯亚贝巴

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的贺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时候，我代表塞浦路斯人民和我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和最热烈的祝愿，祝你个人幸福，祝友好的中国人民进步和昌盛。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　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
1977年10月01日于尼科西亚

塞舌尔总统勒内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请接受我和塞舌尔政府和人民的良好祝愿，祝我们之间的友谊继续发展。
向你表示祝贺。
塞舌尔共和国总统　弗·阿·勒内

巴巴多斯总理亚当斯的贺电华国锋主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周年的时候，巴巴多斯政府和人民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最诚挚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巴巴多斯总理　亚当斯

布隆迪总统巴加扎的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华国锋总理阁下阁下：
在贵国国庆之际，我愉快并荣幸地向阁下和中国人民表示团结在民族统一进步党之内的布隆迪人民、布隆迪政府和我本人的诚挚、热烈的祝贺。
布隆迪人民高度赞赏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
布隆迪人民高兴地同我一道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阁下长寿，祝英勇的、朝气蓬勃的中国人民幸福、日益繁荣昌盛。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布隆迪共和国总统
让一巴蒂斯特·巴加扎上校
1977年10月01日于布琼布拉

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生阁下：
在贵国国庆的时候，我谨向你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昌盛和幸福。
希腊共和国总理　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
1977年10月01日于雅典

希腊总统察佐斯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在贵国国庆的时候，我谨代表希腊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你幸福，祝中国人民昌盛。
希腊共和国总统　康斯坦丁·察佐斯
1977年10月01日于雅典

斯里兰卡总理贾亚瓦德纳的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生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的喜庆时刻，我十分愉快地代表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的祝贺和热情良好的祝愿。
我相信存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热情和友好的关系今后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　琼·理·贾亚瓦德纳

斯里兰卡总统高伯拉瓦的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华国锋主席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的喜庆时刻，我向阁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的祝贺。
我谨借此机会向阁下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你个人幸福，祝贵国人民和平昌盛。
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统　威廉·高伯拉瓦

比利时国王博杜安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际，我愉快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时，我祝愿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繁荣昌盛、前途美好。
比利时国王　博杜安　1977年10月01日于布鲁塞尔

泰国国王普密蓬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谨向阁下表示诚挚的祝贺，并向你和中国人民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普密蓬国王　1977年10月01日于曼谷

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的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时候，我愉快地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非常令人满意地继续发展。
我们澳大利亚人最近有机会欢迎由乌兰夫副委员长率领的贵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对此我们极为珍视。
这样高级代表团互访对增进我们两国间的互相了解和接触是十分重要的。
我期待着我们之间能有更多的这样的访问。
我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向你表示坚信，澳中两国的关系将在今后的一年内继续蓬勃发展。
澳大利亚总理　马尔科姆·弗雷泽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向第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中国人民昌盛。
卡尔·古斯塔夫国王
1977年10月01日于斯德哥尔摩

秘鲁总统莫拉莱斯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生阁下：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时候，我高兴地向你表示秘鲁人民和秘鲁武装部队革命政府的热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加强，祝阁下本人幸福，祝贵国人民繁荣昌盛。
秘鲁共和国总统
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塞鲁蒂中将
1977年10月01日于利马

芬兰总统吉科宁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幸福。
芬兰共和国总统　乌尔霍·吉科宁　1977年10月01日于赫尔辛基

苏里南总统费里埃的贺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华国锋主席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时候，苏里南政府和人民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人大常委会和阁下表示最热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苏里南共和国总统　约翰·费里埃博士
1977年10月01日于帕拉马里博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吴德先生阁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时候，苏里南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人大常委会和副委员长先生表示最热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苏里南共和国总统　约翰·费里埃博士
1977年10月01日于帕拉马里博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贺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同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的重要时刻，我代表赞比亚共和国的党、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热烈的问候和诚挚的祝贺。
我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贵国勇敢的人民为祖国的发展奋勇向前的决心。
我深信，存在于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极为良好的关系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将万古长青，并在今后不断增强。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肯·戴·卡翁达
1977年10月01日于卢萨卡

马尔代夫总统纳西尔的贺电中国北京华国锋主席阁下：
在贵国国庆的喜庆时刻，我代表马尔代夫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阁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良好的祝愿和亲切的问候。
我希望我们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今后将进一步加强。
阁下，请接受我个人的祝愿，祝你健康和幸福。
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　易卜拉欣·纳西尔
1977年10月01日于马累

印度德里地方法院释放前总理英·甘地
新华社1977年10月05日讯
新德里消息：
据印度萨马查尔通讯社报道，印度德里市地方法院助理首席法官10月04日以对前总理英·甘地的控告没有充分根据为由，宣布将她立即释放。
英·甘地是在10月03日晚上被捕的。
印度政府中央调查局控告她犯有贪污罪。
据报道，印度政府在04日向德里高等法院上诉，认为德里市地方法院没有权力无条件释放英·甘地，释放她是非法的。
中央调查局发言人还说，涉及到英·甘地的两项案件正在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将提出正式的起诉书。
据报道，在新德里，支持英·甘地的国大党示威者和反对她的人民党示威者发生了多次冲突。
和印度前总理英·甘地同时被捕的一些前内阁部长也已交保释放。

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宣布平息暴乱
新华社达卡1977年10月03日电
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10月02日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说，孟加拉国爱国军队10月02日平息了陆军内部一次短暂的暴乱。
齐亚·拉赫曼说，一些军人在“自私分子”的策动下，在达卡兵营和市内一些地方向爱国军队开枪。
爱国军队立即采取行动，使局势得到控制。
他说，孟加拉国政府和武装部队有足够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保卫国家主权和维持和平。
他号召各部分军队之间加强团结，放弃小的分歧，共同争取国家的进步和繁荣，号召一切爱国者抵制某些“自私分子”危害国家独立和主权的行径。
10月02日，达卡市民举行了支持平息暴乱的游行。

我驻尼、孟、阿、印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977年10月02日讯
中国驻尼泊尔、孟加拉国、阿富汗、印度的大使于10月01日、09月30日晚上分别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有：
尼泊尔王室贾伦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亲王在科玛尔·拉吉亚·拉克西米·黛维·沙阿公主的陪同下，代表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尼泊尔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纳亚·巴哈杜尔·卡特里，内政和评议会事务大臣卡德加·巴哈杜尔·辛格，商业和工业大臣比坦巴尔·杜杰·卡蒂等。
孟加拉国军法管制副首席执行官兼海军参谋长穆什拉夫·侯赛因·汗，负责教育、文化和体育事务的总统顾问委员会委员赛义德·阿里·阿赫桑，负责工业的总统顾问委员会委员贾迈勒·丁·艾哈迈德，负责治洪的总统特别顾问阿卜杜斯等。
阿富汗商业部长穆罕默德·汗·贾拉拉尔，外交部副部长阿卜杜勒·萨马德·高斯，阿富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勒·阿齐兹上将，阿富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苏尔坦·马哈茂德·加齐等。
印度教育、社会福利和文化发展部长普·钱·琼德尔，农业和灌溉国务部长巴·普·辛格，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印中友好协会主席森德拉尔，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主席比·库·巴苏等。

我驻法国、西德等国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977年10月01日讯
中国驻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卢森堡、希腊、西班牙、比利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大使09月30日分别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有：
法国三军参谋长居伊·梅里上将，海军参谋长让·朗尼泽尔海军上将，法中友好协会领导人伊雷娜·德利普科夫斯基夫人，雷吉斯·贝热龙，马纪樵夫人；
意大利总统外交顾问里卡尔多·波格纳泰利，众议院议长彼特罗·英格拉奥，外贸部长里纳尔多·奥索拉，意中友协秘书长乔治·祖凯蒂，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
奥地利总统府办公厅主任阿尔弗雷德·魏斯，联邦议会副议长赫伯特·沙姆贝克，联邦商会主席鲁道夫·塞林格，奥地利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海因茨·菲舍尔，奥地利自由党副主席塔西洛·布勒西克，奥地利中国研究会主席、前副总理布鲁诺·皮特曼；
奥地利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书记瓦尔特·林德纳；
荷兰运输、水上管理和公共工程大臣泽克·韦斯特尔特普，皇室典礼官范林登；
卢森堡众议院议长勒内·范登比尔克，政府副首相、劳工和社会保险大臣、家庭事务和社会福利大臣贝尔纳·贝格，公共卫生大臣、体育大臣、公务大臣和武装部队大臣埃米尔·克里埃普，内政大臣约瑟夫·沃尔法尔特，财政大臣雅克·普斯，卢森堡市市长科莱特·弗莱施和卢森堡部队司令让·贝斯。
欧洲议会秘书长诺德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弗朗索瓦·施奈德和秘书长让·海斯堡。
卢森堡共产主义同盟政治局书记夏尔·德尔纳也出席了招待会。
希腊商业大臣约安尼斯·瓦尔维齐奥蒂斯，国防副总参谋长克里蒂科斯，前首相乔治·诺瓦斯和斯特凡诺斯·斯特凡诺普洛斯；
西班牙最高法院院长安赫尔·埃斯库德罗·德尔科拉尔；
比利时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保罗·范登博埃南，邮政电信和布鲁塞尔事务大臣莱昂·德福塞，宫廷典礼局长埃尔芒·利巴埃，比利时陆军第1副总参谋长普特曼斯少将，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秘书长埃米尔·诺埃尔，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秘书长霍默尔，比中协会副主席让·尼翁和格泽维埃·雷利康；
比利时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费尔南·勒菲弗尔。
新华社1977年10月01日讯
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大使09月29日或30日分别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有：
西德联邦议院副议长赫尔曼·施密特—沃肯豪森，北来因—威斯特伐利亚州总理海因茨·屈恩，联邦议院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副主席弗里德里希·齐默尔曼，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
英国农业、渔业和粮食大臣约翰·西尔金，保守党外交和联邦事务发言人约翰·戴维斯，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托德；
澳大利亚生产力部长伊恩·麦克菲；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爱·弗·希尔；
新西兰代总理、外交部长和海外贸易部长布赖恩·托尔博伊斯，议会代理议长哈里森，广播事业部长休·坦普尔顿，大法官理查德·怀尔德爵士，前总理、工党领袖华莱士·罗林；
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书记克鲁克；
斐济财政部长查尔斯·斯廷森，城市发展和住房部长马伏阿，商业、工业和合作社部长拉姆赞；
挪威首相奥德瓦尔·努尔利，国防大臣罗尔夫·汉森，财政大臣佩尔·克莱佩，挪威—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谢蒂尔·克拉内；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主席保尔·斯泰根；
瑞典代理外交大臣、国际发展合作事务大臣奥拉·乌尔斯滕，地方政府事务大臣约翰内斯·安通松，瑞典军队总参谋长荣中将，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名誉主席杨·米达尔，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主席克里斯特·利奥波德；
瑞典共产党中央执委谢士婷·舒尔德斯，火炬社主席汉斯·荣松；
丹麦议会议长卡尔·斯屈特，劳工大臣埃林·任生，丹麦—中国友好协会全国主席菲利普·阿克坦诺；
丹麦共产主义工人党主席贝尼托·斯科科萨；
芬兰议会议长维科·海勒，交通部长韦科·萨尔托，芬兰国防军总参谋长帕沃·荣蒂拉，芬兰—中国协会主席乌尔霍·凯赫宁；
芬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领导人。

我驻秘鲁、巴西、苏里南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977年10月02日讯
中国驻秘鲁、巴西和苏里南的大使09月30日或10月01日分别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有：
秘鲁外交部秘书长胡利奥·埃戈·阿吉雷·阿尔瓦雷斯，秘鲁共和国警察局局长埃内斯托·布罗塞特·阿尔瓦雷斯上校，前总理埃德加多·梅尔卡多·哈林，秘鲁—中国文化协会主席曼努埃尔·赫苏斯·奥尔维戈索等；
01日上午，总统侍从武官费尔南多·卡萨雷托海军中校代表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总统到中国大使馆向王泽大使表示热烈祝贺；
巴西共和国检查总长恩里克·丰塞卡·德阿劳若等；
苏里南总统约翰·费里埃，最高法院院长范德赫尔德，国务会议代理主席萨尔等。

我驻西亚北非七国大使或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977年10月02日讯
中国驻黎巴嫩、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叙利亚、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大使以及驻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分别在09月30日和10月01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有：
黎巴嫩总理萨利姆·胡斯，前总理阿卜杜拉·雅非等；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最高纠偏委员会秘书长侯赛因·阿卜杜拉·马格达米等；
叙利亚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兼国防部长穆斯塔法·塔拉斯，总统政治顾问阿迪卜·达乌迪，人民军参谋长法瓦兹·萨尔汉等；
埃及外交部国务秘书萨德·阿弗拉等；
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成员、农业和土地革命部长穆罕默德·塔耶比·拉比，空军司长（阿尔及利亚空军司令）穆苏尼·贝勒卡塞姆等；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统一政治组织民族阵线政治局委员、地方行政事务部长阿里·萨利姆·比德等；
约旦教育大臣兼内阁事务国务大臣阿卜杜勒·萨拉姆·马贾利等。

我驻非洲一些国家大使或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1977年10月02日讯
中国驻扎伊尔、莫桑比克、马里、赞比亚、科摩罗、乍得、几内亚比绍、贝宁、冈比亚、中非帝国、塞拉利昂、乌干达、几内亚和上沃尔特的大使或大使馆临时代办，09月30日分别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有：
扎伊尔全国立法委员会主席博一博利科·洛孔加，领土管理国务委员恩古卢·邦甘庞戈，司法国务委员曼普亚·卡农克阿一齐亚博，扎伊尔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助理巴比亚将军；
莫桑比克国防部长阿尔贝托·若阿金·希彭达，莫桑比克妇女组织总书记萨洛梅·莫伊安内，卫生部秘书长阿尔比诺·马赫谢，以及津巴布韦爱国阵线领导人穆加贝；
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委员、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夏尔·桑巴·西索科，新闻和邮电部长亚亚·巴加约科，公共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马马迪·凯塔；
科摩罗国内政国务部长阿卜杜拉·穆罕默德，全国人民委员会助理赛义德·多瓦菲尔，军队参谋长穆罕默德·阿哈马贾·姆布雷哈；
乍得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教育、文化、青年和体育部长瓜拉·拉苏，公职部长杜姆罗·恩加哈尔布·恩盖纳巴耶；
几内亚比绍农业和畜牧业部长桑巴·拉米内·马内，空军司令奥古斯蒂诺·德·阿尔马达；
贝宁外交和合作部长米歇尔·阿拉达耶，商业和旅游部长安德烈·阿查德；
冈比亚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长登博·贾塔；
中非帝国皇宫大臣塞比罗，贸易和工业大臣姆博库夫人；
塞拉利昂代理外交部长威廉斯，卫生部长卢克，工程部长卡格博，国务部长兼武装部队司令莫莫赫，全国人民大会党总书记卡马拉；
乌干达外交部常务秘书马提亚·卢贝加；
几内亚科纳克里地方发展部长登布亚·马马杜·贝拉，农业生产队部长巴里·阿尔法·巴卡尔；
上沃尔特政府秘书长赛义杜·科纳特。

谁在非洲之角煽风点火
最近以来，世界各国人民都关切地注视着非洲之角的局势。
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在非洲各国之间留下了不少棘手的问题。
有关国家只要排除帝国主义干预，通过和平协商，这些问题总是能解决的。
当前发生在非洲之角的冲突，是在两个超级大国对非洲争夺日趋激烈的形势下，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插手引起的。
大家知道，在这场冲突发生的前后，苏联在这个地区倾注了大批的军火。
它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极力火上加油，制造不和，扩大事态。
许多国家报刊指出，没有苏联的插手，非洲之角的不幸冲突绝不会发展得这样严重。
苏联就是要让人两败俱伤，坐收渔利，达到控制这个重要战略地区的目的。
正如扎伊尔通讯社评论所说的，“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之间的冲突中玩弄的把戏是狡猾的，也是毒辣的。”
这一评论象非洲的长矛一样尖利，戳穿了苏联《真理报》贼喊捉贼的诡辩：
什么“帝国主义者在老练地插手”，“帝国主义显然按照还是古代帝王用过的老药方行事：
分而治之！”
等鬼话。
从整个局势看，苏联插手非洲之角有其更狂妄的野心。
非洲之角是红海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苏联力图完全控制红海南口，威胁红海北部的埃及和苏丹，进而扼据印度洋、波斯湾通向地中海、大西洋这条水上交通要道，为其争夺欧洲的战略目的服务。
必须指出，苏联伸向红海地区的黑手已经多次败露。
为了混淆视听，它每次都把所有揭露过它的红海沿岸国家统统指责为帝国主义的“走卒”。
最近《真理报》又把“古代帝王”抬出来骂了一通。
实际上，分而治之这张“古代帝王用过的老药方”，今天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不正是在“老练地”运用吗？
埃、索两国当前都有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建设和发展各自国家的重任。
超级大国，特别是那个自称是第3世界“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为了便于其渗透和扩张，却唯恐这个地区不乱。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宣传机器最近连篇累牍地指责所谓“外来势力”在非洲之角制造紧张局势。
这是它准备进一步干涉这场冲突的信号，人们不可不提高警惕。
非洲是伟大的非洲人民的非洲。
非洲问题必须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涉，由非洲人自己来解决。
我们赞赏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为了和平解决埃、索两国之间的冲突所做出的努力。
今天，非洲人民日益觉醒，苏联在非洲国家之间挑拨离间，煽动非洲人打非洲人，只能暴露它是非洲人民最危险的敌人。

阿拉伯也门、民主也门、苏丹领导人强调
加强团结反对外来干涉维护红海安全
新华社萨那1977年10月02日电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易卜拉欣·哈姆迪09月30日在荷台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红海应该永远成为和平之湖，永远摆脱国际争端”。
哈姆迪主席说，红海问题首先是红海沿岸国家的事情。
他在谈到拟议中的红海国家大会时说，已由参加今年03月举行的塔伊兹会晤的四国组成了部长委员会，并且已在喀土穆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举行了会晤，现正在进行联系和协调。
哈姆迪主席在记者招待会上还重申了也门支持阿拉伯对阵国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一贯立场。
新华社亚丁电
据民主也门《10月14日报》报道，民主也门政府总理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强调红海安全问题。
阿里·纳赛尔总理09月25日在亚丁举行的庆祝阿拉伯也门共和国09月26日革命十五周年的报告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在也门南北两半部的政治协调中，红海安全问题占着突出地位。
他还说，也门人民准备在阿拉伯共同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野心的范围内保卫自己的领土。
阿里·纳赛尔总理说：
“我们再次强调，我们将继续努力并同我们的萨那兄弟进行有效的协调，使红海成为免受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干涉的和平湖，成为为红海地区各国人民的稳定和发展服务的和平湖。”
他说，民主也门坚持塔伊兹协商会晤公报的精神。
也门人民准备同阿拉伯各国人民一起为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而斗争。
新华社科威特1977年10月04日电
据科威特《舆论报》10月04日报道，苏丹国防部长、人民武装部队总司令巴希尔·穆罕默德·阿里，在接见卡塔尔杂志《鹰》的记者时说：
“加强红海的安全应当同加强海湾的安全联系起来。”
他说：
“对海湾的竞争，是会给红海带来冲突的一个因素。”
他说：
“控制红海的战略计划，目的是在控制石油之路——从海湾运输石油的主要途径。”
他呼吁红海国家使它们的海岸摆脱国际冲突。
他指出，阿拉伯军事工业组织的成立，将会适应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方面的需求，以使这些国家避免由于进口武器所引起的各种问题。

齐亚·哈克宣布推迟巴基斯坦大选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977年10月03日电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齐亚·哈克10月01日在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中宣布，推迟原订10月18日举行的巴基斯坦大选，并且下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动。
他说，在竞选运动中，“某些分子发表煽动性的演说，扩大了仇恨和不满的趋势，其结果是，政党之间的对抗有所发展。”
“10月18日举行选举只会招来新的危机。”
齐亚·哈克说，应在大选以前，通过法院判明前政府领导人的案件。
“在法院作出决定之后，新的大选日期将立即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