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一颗红心铸进了纪念堂
——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铁人”王学礼
被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树为先进标兵、授予“工地铁人”光荣称号的北京市六建公司老工人、共产党员王学礼，是出席1959年全国群英会的老模范。
在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日日夜夜里，他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怀着对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爱戴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大干社会主义不辞劳苦，有一股敢于拚命的精神；
他依靠群众大胆创新，勇攀高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加快纪念堂建设步伐的新工艺；
他坚持
“三老四严”的严细作风，对工程质量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高速度、高质量建成纪念堂，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人们赞扬他“把一颗红心铸进了纪念堂”。
“毛主席给了我一切，我要把一切献给毛主席”
1976年11月24日，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呵！
这一天，王学礼作为首都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亲眼看到英明领袖华主席为纪念堂奠基培土的动人场面。
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执锹培土后，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基石上满满地培上六锹土。
这六锹土呵，寄托着学礼全家六口人怀念毛主席的深情。
去年09月09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学礼浸沉在无比悲痛之中。
这天晚上，他含着热泪把爱人和四个孩子叫到身旁，回忆起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经历。
学礼的老家在山东，他八岁就跟着母亲逃荒要饭。
稍大一点，又去木工作坊学徒，常被老板打得死去活来。
解放后，是毛主席使他这个被人踩在脚下的奴隶，变成了新中国的主人。
他先后十二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常说，有了毛主席，才有我王学礼的一切啊！
毛主席逝世不久，王学礼作为首都工农兵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给毛主席守灵。
他凝视着毛主席那坚毅慈祥的面容，多么盼望能把毛主席的遗体永远保存下来，让子孙万代瞻仰啊！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作出了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英明决定，这个决定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王学礼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接连几次找领导，坚决请求亲手去建设毛主席纪念堂。
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还让他担任纪念堂工地一个分指挥部的副指挥兼木工大队的队长。
他暗暗发誓：
“毛主席给了我一切，我要把一切献给毛主席，一定要拿出全部心血和力量来建设纪念堂！”
王学礼来到纪念堂工地，一言一行都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
他以铁人王进喜“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的学习精神为榜样，更加刻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王学礼从小没有上过学，靠自学勉强能看懂一些书报，不懂的地方，就向别人请教。
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以顽强的毅力，通读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同时，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他听毛主席的话，身为分指挥部的副指挥，当官不象官，每天和工人一样流汗大干；
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他以身作则，以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建设纪念堂，成为全工地学习的榜样。
“办公室圈不住的人，干社会主义不要命的人”
纪念堂地下室防水工程，是个十分艰巨而又关键的工程。
如果不尽快拿下来，其它工程就无法上马。
防水工程上马后，学礼一直战斗在工地上。
施工现场是他的办公室，膝盖头是他的办公桌，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哪里有问题就出现在哪里。
很多人看着他那疲劳的样子，都心疼地劝他注意身体。
可是学礼却说：
“纪念堂一天不建成，我心里一天不踏实，豁出命来，也要早日建成纪念堂！”
这时学礼染上了肺炎，发高烧，咳嗽不止，头痛难忍。
但他一声不吭，坚持战斗。
同志们看到这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学礼大干社会主义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66年在山西宁武施工时，学礼曾经带头跃身扑入山洪激流，和大伙一起，把被洪水冲走的木料全部打捞上来。
国家的木料没有损失，而他却累得昏倒在打捞上来的木料堆上。
1970年在化工七厂施工时，他突然晕倒，吐了一大口鲜血。
同志们要送他去医院，他摇了摇头，蹲在地上歇了会儿，又扛起模板干了起来。
1972年在高井电站施工时，高大的烟囱竣工后，上边还有些模板没有拆除。
学礼一声不响地爬上二十多米高的烟囱，把绳子一头拴在烟囱顶上，一头系在腰上，吊在半空中，手持撬棍，脚登筒壁，很快就把模板拆了下来。
想起这件件往事，同志们议论说：
要想劝他休息真难呀！
他们以开会为名，把他拉进一间工棚，从外面把门锁上，强迫他休息一会儿。
学礼被关进工棚，可他的心又飞到工地：
大伙为早日建成纪念堂，争分夺秒，日夜苦战，我身为共产党员，怎能躺在屋里睡觉？
正在这时，一个不知情由的工人进屋拿工具，他便乘机跑回工地，又大干起来。
同志们赞叹道：
“学礼真是个锁不住的人！”
岂只是锁不住！
同志们还说他是“办公室圈不住的人，工地上闲不住的人，干社会主义不要命的人！”
为了提前完成工程任务，王学礼不但革命加拚命，而且带头开动脑筋，向技术革新要速度，要质量。
上级要求王学礼他们在地下室工程现场安装模板时，不动斧子，不用锯，以免木屑锯末到处乱飞，影响浇灌混凝土的质量。
王学礼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多次研究，终于想出了一个施工方案：
先预制出几个成型模板，再拿到现场吊装拼接。
结果十天的任务，他们只用四天半就完成了。
在一层结构的施工中，王学礼所在的五段位于一层结构的中心，钢筋最密，板墙最多，塔吊够不着，运料全凭肩扛手抬，费力不小，可进度缓慢。
周围几个工段都打上去了，五段却远远落在后面。
为了加快五段的进度，王学礼积极改革四壁和顶板打混凝土的办法。
没几天，五段的施工进度就超过了其它工段。
喜讯传遍工地，王学礼提出的新施工法很快在全工地推广开，大大加快了纪念堂的建设步伐。
“我们干的每一件活，都要让华主席、党中央放心，让八亿人民放心”
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人们称王学礼是最讲认真的人。
学礼说，毛主席纪念堂是千秋万代的伟大工程，我们一定要学习大庆工人阶级“三老四严”的优良作风，对工作认真又认真，精心再精心。
我们干的每一件活，都要让华主席、党中央放心，让八亿人民放心，让子孙万代放心！
隆冬的一个清晨，北风呼啸，寒气逼人。
浇灌混凝土板墙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这时，质量检查员发现十二米深的模板墙死角里有杂物，不清理干净可能影响工程质量。
按一般做法，需要拆掉一些模板进去清除，这样要延误工期。
王学礼说了声：
“我有办法！”
只见他脱掉棉衣，爬上十二米高的钢筋顶部，侧着身子，手攀钢筋，从仅能容纳一个人的钢筋空隙中钻进去，艰难地下到板墙底部，手持高压风管，吹扫杂物。
王学礼只穿一件棉毛衫，坚持在钢筋缝隙里苦干了一个多小时，手脚冻麻了，衣服和皮肉被绑钢筋的铁丝划破了，可他毫不在意，还说：
“冷点怕什么！
比比红军爬雪山就不冷，比比大庆人在冰天雪地里艰苦创业就不冷。
为毛主席盖纪念堂，身上冷，心里热！”
王学礼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反映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在纪念堂工地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工人们正在浇灌一层结构的混凝土板墙，王学礼去检查工作，转到一堵刚刚打好的板墙旁，一眼就发现十二米高的板墙上少留了一个梁豁子。
打混凝土的工人想，这堵墙上留了几十个豁洞，王学礼又没拿着图纸，少个洞能一看就知道？
他们特地找来图纸查对，果然在王学礼指出的部位上，少留了一个梁豁子。
从此，王学礼这个“活图纸”的称号，就在工地上叫开了。
“工地铁人”王学礼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教育和鼓舞着纪念堂的建设大军。
“远学王进喜，近学王学礼”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工地蓬勃展开。
一批“铁人”式的英雄人物，在纪念堂的建设中涌现出来了。
这支英雄的队伍，在短短半年时间里，高速度、高质量地胜利完成了纪念堂的建筑工程的英雄事迹，激励着亿万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北京日报》记者　本报记者（附图片）
王学礼同志在纪念堂工地和工人一起精心施工。
《北京日报》供稿

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同工人、农民实行三同。

武汉地区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成果多
据新华社武汉1977年08月14日电
武汉地区高等院校适应教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活动。
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辛勤劳动，努力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据武汉地区十五所理、工、农、医、师范院校和湖北省直属医疗卫生单位统计，自1971年以来，共承担科研任务二千六百二十一项，到目前为止已完成一千三百六十九项，其中取得重大成果的有四百三十六项。
不少项目填补了国家科技领域的空白。
许多科研成果已在农业、冶金、机械、水利、建筑、交通、电子、化工、地质、测绘、医学、国防建设等部门应用和推广。
各有关高等院校在科研选题中，优先考虑了与农业现代化有关的项目。
华中工学院遵照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教导，近几年来先后同湖北省几十个农机厂、汽车厂协作，共承担为农业机械化服务的科学研究项目一百四十五个。
华中农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大学等院校，几年来与有关单位协作，培育出了一批水稻、棉花、小麦、玉米、油菜和柑桔、梨、苹果等新品种。
华中农学院从1972年开始，用五年时间，试验成功了“甘蓝型油菜自交不亲和系杂种”这项油菜育种新技术。
除了大力研究当前工农业生产建设中提出的应用科学研究课题以外，武汉地区有关高等院校还顶住“四人帮”的破坏，开展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近几年来，在植物遗传育种、病毒病因、电化学催化理论、断裂力学、微电子学、针麻理论研究等方面，都有所进展。

要真学大寨就得带头干
陶乐县委领导成员提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
编者按：
陶乐县的这篇报道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农业学大寨要迈大步，县委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而且要做到一年在一百天以上。
干部一带头，群众有劲头。
干部不劳动，指手划脚，说话没人听，群众意见大。
要真学大寨，而不是假学大寨，就要象昔阳县的干部那样，和群众一起流汗，带领群众大干。
这是个硬功夫。
陶乐县的干部这样做了，许多学大寨的先进县也这样做了，希望其他县的领导干部都练就这个硬功夫。
据新华社银川1977年08月14日电197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陶乐县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总产和亩产都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5年增长近三成，平均亩产第1次上了《纲要》。
这一年，陶乐县委领导成员平均每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也是第1次达到了一百零四天。
这两个数字有什么联系，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各族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的回答是：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没有县委领导干部的带头劳动，农业学大寨就迈不开大步。
1975年，陶乐县是宁夏引黄灌区粮食亩产唯一没有上《纲要》的县。
在贯彻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中，陶乐县委进行开门整风。
他们认真对照昔阳的经验和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检查了自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的工作，痛切地感到：
五年中，县委做了不少决定，开了不少会议，出了不少点子，学大寨却没有迈开大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委领导没有带头大干苦干，未能组织起学大寨的千军万马，使党的号召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问题找到了，就要下决心解决。
陶乐县委切实转变领导作风，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作促进领导班子革命化，开展学大寨运动的一件大事来抓。
八名常委中有五名深入社队蹲点，调查研究，和群众实行“三同”。
留在机关跑面和主持日常工作的三名常委，也经常深入基层，并轮流下生产队当社员。
在劳动中，他们听到了群众的声音，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
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增强了大干快上的信心；
学到了本领，逐步由外行变内行。
这样，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有了主动权，使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陶乐县委领导成员做到参加劳动一百天以上，还由于他们解决了几个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
劳动也是工作。
他们认为，对县委领导干部来说，批阅文件、召集会议、找人谈话等是工作，亲自实践，参加劳动同样也是工作，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重要的工作，因为没有后者，前者就失去了基础，就做不好。
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在思想上把劳动和工作统一起来，在制度上把劳动固定下来，在时间上把两者兼顾起来，做到工作不忘劳动，劳动带动工作。
班长要带头。
县委主要领导成员工作忙，担子重，但是决不能把劳动这件工作丢了，这是实现“一百天”的关键。
这个县的县委主要领导成员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县委一班人中参加劳动较多的一个。
不做点上的“客人”。
过去，县委常委也下去蹲点，但是常常由于各种事情被叫回机关，成了“铺盖蹲点”，或者人在点上，但说的多，干的少，群众称他们是点上的“客人”。
现在，陶乐县委较好地改变了这种情况。
在基层蹲点的干部一身泥巴，两手老茧，积极带领群众学大寨，努力做到“时间一年，面貌改变”。
下去的县委领导成员所主管的工作由在机关值班的领导成员代管，一般情况不把蹲点的干部叫回机关，必要时通个气。
时间在于挤。
留在机关主持工作的常委，要办公，要跑面，又要劳动，在时间上的确有些矛盾。
但是，他们认为，只要脑子里有劳动观念，就能挤出劳动的时间，做到工作、劳动两不误。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陶乐县委领导成员联系自己的体会，深入批判“四人帮”破坏党的优良作风、反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罪行，进一步提高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
他们开展了互相学习，互相比赛的活动。
到今年06月底，八名常委平均每人参加劳动已经达到五十七天。

论罗思鼎
申涛声
罗思鼎是“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班子的化名。
它在制造反革命舆论、垄断论坛、搞乱人们的思想方面，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罗思鼎自封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领域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俨然是“四人帮”御用史坛的挂帅人物。
今天，该是彻底揭穿罗思鼎的真面目的时候了。
“四人帮”史坛上的挂帅人物
早在1972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主持下，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干部陆续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这是符合党心、军心、民心的大好事，“四人帮”却看作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恶毒攻击为“右倾回潮”，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在这个背景下，罗思鼎秉承“四人帮”的指令，张牙舞爪，披挂上阵。
罗思鼎一上阵，在利用历史反党方面便起了领头作用。
1973年07月13日，姚文元给罗思鼎下达黑批示，一不提批林，二不提批孔，居心叵测地单单提出个“尊儒反法”问题，胡说什么“关于批判‘尊儒反法’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望能继续研究这方面问题”。
罗思鼎心领神会，马上据此炮制文章。
当罗思鼎（化名石仑）的文章《论尊儒反法》在09月号《学习与批判》上抛出后，姚文元立即下令10月号《红旗》以显著地位转载，并转发全国。
正是这篇文章，抢先抛出了充斥史坛的所谓“儒法斗争延续两千年”、“党内有儒”、“法家受压”等谬论；
也正是这篇文章，为以后“四人帮”在全国铺开的层层“揪儒家”，“还我少正卯”，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的反革命活动轰出了第1炮。
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后一阶段，即1974年07月后，打头阵的仍是罗思鼎。
其时正值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在北京举行，张春桥、姚文元轮番召见赴京开会的罗思鼎大头目，经过一番秘密磋商，授意他炮制《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
这篇文章后来以伪造历史、吹捧吕后而臭名昭著，在当时出笼即有很大阴谋。
在此以前，“四人帮”的重点在“批儒”，影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
在此以后，连篇累牍的文章转向“评法”，猖狂地为“四人帮”组阁上台造反革命舆论。
罗思鼎的两篇文章，都起了指挥定调的作用，显示了罗思鼎在“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中的地位。
罗思鼎之外，“四人帮”御用史坛尚有一帅，就是北京的梁效。
两个黑帅是结为联盟的。
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一连点了七、八个宰相，刮起了“批宰相”的妖风。
梁效接着就抛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等黑文，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总理。
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四人帮”组阁张目，提出中央政权要有一个“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
罗思鼎在《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中紧紧跟上，北呼南应。
引人瞩目的是1974年04月，梁效的《孔丘其人》与罗思鼎的《评〈吕氏春秋〉》同时发表。
梁效文章借古喻今，说孔丘是“复辟狂”，“大恶霸”；
罗思鼎文章则大谈“秦始皇与吕不韦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特别点明吕不韦“这种以折中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思潮在今天仍还可以看到”。
两株毒草，发表在同一个刊物上，操的是同一个调子，攻的是同一个目标，完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联合行动。
罗思鼎、梁效是“四人帮”牵着脖子的两条乏走狗。
罗思鼎根据黑主子的指令，与“四人帮”其他史坛论客也勾结得很紧。
姚文元布置的那篇反军黑文《秦统一六国的决定作用是什么》，就是由作者写出初稿，然后征求罗思鼎意见而修改成的。
他们有挂帅的，有敲鼓助威的，有担任主攻的，有配合侧翼的，有领导、有计划地向无产阶级发起反革命的舆论攻势。
伪造的“历史理论”
“三次复辟”
鼓吹古代史上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是罗思鼎炮制批儒评法文章中始终不变的主题。
在批林批孔中，“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言必斥“复辟”，文必批“倒退”，千篇一律，领唱的就是罗思鼎。
这个反动的史学观点，始见于《论尊儒反法》，其代表作是1973年11月抛出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
早在1972年冬，罗思鼎的一名头目声称自己“重新读了一遍《史记》，很有感触”，提出秦王朝建立过程中，有过三次复辟事件。
究竟是那三次？
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但他提出的这个写作计划，却由姚文元亲自拍板通过。
究竟是那“三次复辟”呢？
就是在由他们精心炮制、姚文元亲自修改的文章里，还是糊里糊涂弄不清楚。
文章举出的所谓奴隶主势力的“三次复辟”：
商鞅被杀算一次，范睢“谢病请归相印”与随后的蔡泽引退算一次，吕不韦拜相算一次。
怎奈范睢、蔡泽是主动辞职，算是谁人复辟？
但不算范睢、蔡泽，凑不满“三次”，算上去，又变成了“四次”——正是从这个混乱逻辑中，暴露出罗思鼎一个十分清晰的目的，就是蓄意臆造“三次复辟”！
罗思鼎侈谈当年的“复辟”，是要论证今天的“复辟”，讲二千年前的秦国，是要影射今日的中国。
这个“三次复辟论”，是暗示继挖出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后，现在又面临第3次“复辟”的危险了。
它为1974年初“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反革命叫嚣，埋下了伏笔。
它也为罗思鼎以后一系列反党文章规定了基调。
罗思鼎在批林批孔时的一系列毒草文章，都是从影射污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儒家复辟派”这个论点出发的。
“折中主义”
罗思鼎为虚构的“复辟派”罗织了一大堆吓人的罪名。
罪名之一，叫做“折中主义”。
奴隶制的复辟派确实是信奉折中主义的，《论语》主张“允执其中”，《中庸》宣扬“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然而，罗思鼎却借批折中主义为名，玩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还是那篇《秦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中关于《吕氏春秋》部分，在全国范围首先提出了批折中主义的问题。
文章原先在这部分并没有提及折中主义，是罗思鼎二头目在审稿时，特意在讲到战国末年儒家的“显学”地位发生动摇的后面添上：
“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中主义，在‘杂家’的招牌下贩卖儒家的黑货”。
《吕氏春秋》究竟是一部儒家经典，还是一部“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著作，本来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
但这里决不是做学术文章，而是象姚文元密令的那样“写政治文章”。
看看罗思鼎的这个头目后来煞费苦心地在《孔丘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中添的“汉代第1个位至丞相的儒生”公孙弘“的秘诀是在朝廷上‘多磕头，少说话’”；
在《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中添的丞相田千秋“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
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
可见，他这一添寓有深意，即非把“宰相”跟折中主义捆在一起不可。
“春江水暖鸭先知”，罗思鼎这个头目的反革命敏感是特别灵的。
他早在1966年底就曾经叫嚷：
“为什么在全国有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依我看，除刘少奇外，因为还有一个大人物在”，恶毒攻击周总理“是保守势力的代表”。
后来，又一再污蔑周总理搞的“就是各方面摆得平”。
这一回，他从古代史中又拣到一个便利于他们颠倒是非、诬陷周总理的武器了。
果然，江青一看到就叫好：
“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了吕不韦”。
1974年01月，姚文元窜到上海，两次找罗思鼎头目密商批吕不韦问题。
这个反动文痞叫嚷“写文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斗争”。
02月04日，姚文元又批示：
“批判《吕氏春秋》文望认真抓紧改出，要有揭露批判其用折中主义贩卖孔孟之道搞复辟、搞阴谋、搞分裂的内容。”
“抓紧”二字，道出了“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急迫心情。
他们一伙以为祭起批折中主义的烂法宝，就能整垮在亿万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总理。
这真是蚍蜉撼大树。
周总理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时，既有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又有革命策略的灵活性，是坚持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的典范。
“四人帮”和罗思鼎妄图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打成折中主义的代表，恰恰暴露出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恶企图！
“儒家卖国”
借批“洋奴哲学”直攻国务院，是前几年“四人帮”抓住不放的一个大题目，也是罗思鼎利用历史反党的一大罪状。
1974年06月11日，姚文元下达密令：
“关于王安石变法，请再组织一篇讲王安石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异族侵略”，“法家爱国，儒家卖国，宋亡于地主阶级中尊孔派”。
罗思鼎很快炮制出《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什么法家路线同爱国主义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历史“证明了儒家的卖国主义本性”，把姚文元的狗屁编成象煞有介事的“历史规律”。
这些“规律”，令人惊奇。
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形成的过程中，都有过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岂能把它和我们今天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相提并论？
即使古代国内各民族中的抗战和投降的斗争，也不可能用他们的所谓“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公式来解释。
法家“爱国”吗？
先秦时代的法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常常是背井离乡，到新兴地主阶级兴旺发达的他国展拓自己的政治抱负。
罗思鼎点了商鞅、吴起，硬说王安石从他们身上继承了爱国的传统。
谁都知道，商鞅是卫国人，跑到秦国当了“客卿”，吴起则由卫到魏，魏国呆不下去，又跑到楚国，才掀起那场变法的大波。
同样，认为有儒家思想的人，一概都是卖国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岳飞、文天祥，这些大名鼎鼎的抗战派，究竟哪一个算是尊法的？
文天祥临死时的《自赞》竟是：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历史给了罗思鼎一记响亮的耳光！
姚文元授意罗思鼎胡诌“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历史公式，用心险恶。
所谓“法家爱国”是给以当代法家自居的“四人帮”脸上贴金；
所谓“儒家卖国”，则是影射、攻击周总理执行的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和外贸政策，攻击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
该文完稿后，姚文元压着不发，一直等到当年11月才与罗思鼎捉刀代笔的另一篇《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浬》同时同处发表。
至此，一篇文章借“风庆轮”出海，大骂：
“有那么一些人，满脑子崇洋迷外”，“投降卖国”，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
一篇文章以司马光为靶子，大骂：
“在司马光这批孔孟之徒身上，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可言”！
攻击的矛头，集中露骨。
罗思鼎的大头目得意地说：
“这一回，我们十八般武器都打到了一块！”
捏造出个“儒家卖国”的规律是为着打现在的人，明乎此，罗思鼎以后就李鸿章、盛宣怀接二连三炮制的《李鸿章出洋》、《这里也是战场》、《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等黑文，就可以读懂了。
“半截子革命派”
“半截子革命派”是罗思鼎反对和攻击革命领导干部的又一根大棒。
翻开《学习与批判》1973年10月号，历史栏内赫然在目的，一篇是罗思鼎主持炮制的《资产阶级与儒法论争》，两篇是罗思鼎直接授意、亲自增删的《〈天演论〉和中国近代反孔思潮》、《从尊法反儒到尊孔读经》。
这三篇文章都是渲染所谓“半截子革命派”的。
《资产阶级与儒法论争》不但历数从康有为、章太炎到吴虞，如何一个个从主张革新或革命而走向反面，还特别点出个陈独秀，并且声明：
“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同样如此”。
画龙点睛之笔，切莫放过！
罗思鼎要把大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半截子革命派”，是蓄谋已久的。
早在1970年，张春桥在给罗思鼎的黑批示中就牛头不对马嘴地胡说过：
“有人走着走着就不愿干了，这是适应敌人的需要。
孔子是不革命的，维护旧秩序的，也适应了敌人的需要。”
拿着鸡毛当令箭，从此攻击所谓“半截子革命派”，就成为贯串在罗思鼎文章中的一条黑线。
罗思鼎的头目1974年在拉人炮制《论项羽》时说得多么露骨：
“我们写张良如何由坏变好，这还不够。
我想写项羽如何从好变坏，把它讲透，这个现实意义可大了！”
值得一提的是《试论西汉前期复辟的主要危险》，罗思鼎二头目一眼看中，说“写得尖”，亲自加工定稿，匆匆抛出。
这篇文章杜撰出西汉前期奴隶主复辟的两个阶段，别有用心地说什么第1阶段“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那些曾为刘邦统一中国建立过‘功勋’”的异姓王，第2阶段是“那些从自己队伍内部产生出来的右派复辟势力”即同姓王。
胡扯他们也是“半截子革命派”。
后来，罗思鼎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又根据姚文元的指示，炮制了《回顾“三反”、“五反”运动》等文章，掀起了一股“回顾风”，把矛头指向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也是围绕着“半截子革命派”做文章的。
以后在《革命与资本》中更恶毒地把汪精卫也拉进“半截子革命派”。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论证同一个反革命公式：
“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
真是狂犬吠日。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的宝贵财富。
罗思鼎的含沙射影，除去证明自己卑鄙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稳定的法家领导集团”
1974年07月17日，正当“四人帮”以“反复辟”为名的反革命活动嚣张一时之际，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四人帮”进行了严厉批判：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四人帮”一方面要抵制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一方面又要积极准备四届人大期间“组阁”。
正好，这时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已经整理出来，其中反映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经法》等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张春桥、姚文元密召罗思鼎大头目，面授机宜：
“为什么黄老之学在汉初那么盛行，很值得研究”；
还强调指出：
“吕后时期，政治清明”。
于是罗思鼎大头目白天参加法家著作注释会议，晚上请有关人员教他读《经法》、《十大经》，反党的劲头十足。
仅仅几个月之前，他们不是还在大骂“折中主义”，主张“大乱是好事”吗？
怎么一下子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要“无为而治”起来了？
鲁迅说得好：
“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
（《上海文艺之一瞥》）问题在于：
形势变了，罗思鼎要借助黄老之学，宣传“要有稳定的法家领导集团”。
他在会议期间，赶制了《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集中吹捧吕后，该文经姚文元多次删改，亲笔加上吹捧吕后的话，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对江青一伙的批判。
姚文元仍不满足，又专门作了批语：
“未讲透，可另写专文。”
罗思鼎头目回到上海后，立即布置写《论吕后》，那位二头目把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说得暴露无遗：
“论吕后的文章谁来写？
愿者上钩，愿者上钩！
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不过也有点风险。”
他还说，写秦汉历史“要以吕后为中心，把秦汉作对比。”
文章写出后，又嫌“太露”，决定改从“写汉初学派”的角度来写。
罗思鼎大头目说：
“要讲安定，讲不变。
曹参表面上整天喝酒不管事，实际上是守住法家路线不变。
这个不变很重要，变来变去老是变，弄得不好，把自己都变掉了。”
这样，《论西汉前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出笼了。
这篇文章翻来复去强调吕后“竭力守住刘邦的法家路线不变”，“使得中央有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保证了法家路线不致中断，它对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中吹捧吕后“忠实按照刘邦、肖何既定的路线和政策办事”，这与“四人帮”灭亡前夕伪造的那张“按既定方针办”的护身符，不仅思想一致，连语言也一致。
1974年十一、12月，毛主席多次批判“江青有野心”，指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紧接着，1975年01月，罗思鼎便在《学习与批判》上抛出《论历史上儒家对妇女的迫害》和《女皇帝武则天》两篇文章。
02月，又抛出《评淮西之捷》，借美化裴度，吹捧张春桥，说什么“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造就了一批法家代表人物”，“代表着进步阶级或进步政治集团，组成为一个法家阵营”，公然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造反革命舆论。
但是，四届人大胜利召开，“四人帮”“组阁”迷梦破产了。
1975年07月初，罗思鼎又抛出《法家路线与黄老思想》，别有用心地引用了明代李贽“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稳实”大做文章。
07月中姚文元来上海，对罗思鼎头目恶毒地说：
“有些文章，发表也要看时机”，“这篇文章这时候发表，时机就比较好。”
好就好在它适应了此时此刻“四人帮”以屈求伸、以退为进的反革命策略！
“清君侧”
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是“四人帮”的既定方针，“清君侧”是他们常常祭起的“法宝”。
就在毛主席批评“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的两天后，即1974年07月19日，张春桥险恶地同罗思鼎头目谈“诛晁错”和“清君侧”。
07月中旬，姚文元在罗思鼎送去的晁错《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注释稿上，又写上数百字的谈“清君侧”的黑批示：
“‘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为历代不少野心家们利用，资产阶级野心家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时也这样干，这是我们研究儒法斗争所应当吸取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
晁错这篇文章讲的是屯戍边塞问题，同“清君侧”何干？
但这可见姚文元的心情急迫。
罗思鼎接到这个批示，立即在《试论西汉前期复辟的主要危险》一文中含沙射影地说：
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时都是打出‘高皇帝’、‘安刘氏社稷’的旗号，在‘清君侧’的幌子下反咬革新势力一口”。
罗思鼎的逻辑是：
谁反“四人帮”，就是“清君侧”，就是“右派政变”，好大的罪名！
最为猖狂的，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之际，罗思鼎的二头目正式下令撰写评“清君侧”的文章：
“吴楚七国之乱，人家总得找攻击的代表人物。
晁错旗帜最鲜明，资格又老，所以人家最恨他。”
并具体发挥：
“七国之乱，是靠中央政权坚定，分化瓦解，才能最后一个一个削平！”
箭已上弦，刀已出鞘，罪名已经拟就，策略已经想好，只等“四人帮”一声令下，就要动手杀人！
但所有这些反革命狂想，以及随之而来的“四人帮”猖狂一跳，都理所当然地被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
历史的判决
长期以来，罗思鼎打着那块“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招牌，招摇过市，自吹自擂，确实迷惑过不少人。
打掉招牌，原来竟是这么一个货色！
纵观它炮制的利用历史反党文章，或者精心挑选一批适合影射的历史人物，或者编造真真假假的历史事实，无中生有有之，移花接木有之，黑白颠倒有之。
这哪是搞历史，分明是搞现实的反革命政治！
罗思鼎的头目公然说：
“《史记》上记下项羽自刎前的叹气话，谁听到过？
写历史嘛，就是七真三假。”
有谁还识不破罗思鼎的“伪历史”，那就读一下它这个无耻的自白吧！
罗思鼎的种种罪恶表演，是有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人们不妨回顾一下它的发迹史：
十多年前，当罗思鼎还只是上海某大学临时抽人组成的写作班子时，人手不多，名气不大。
只是随着叛徒江青、特务张春桥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在政治上勾结起来后，罗思鼎才靠上主子，初露头角。
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奉张春桥密令造反，到“01月革命”后为张、姚篡夺上海党政大权，到后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用罗思鼎的话就是：
“我们只听春桥、文元的！”
自此以后，张、姚对罗思鼎这条得心应手的走狗也是步步提携。
一次上海市革委会讨论常委名单接近尾声时，由于没有提到罗思鼎的大头目，张春桥跳出来说：
“没有了吗？
我来提一个为党埋头工作、默默无闻的人”，此人就是罗思鼎的大头目！
还是张春桥，在1974年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上，拉着罗思鼎的大头目引见江青，竟得意地连呼三声“罗思鼎”。
被“四人帮”如此恩宠有加的奴才，谁还敢碰吗？
革命群众要清算罗思鼎的问题时，姚文元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
“要问罗思鼎的后台吗？
我就是，来揪好了。”
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正如《红楼梦》中揭露的：
“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它表明罗思鼎十多年来一步深一步地紧跟“四人帮”，它的政治生命已经与“四人帮”阴谋集团结为一体了。
罗思鼎向“四人帮”的步步紧靠，既是它无耻灵魂的大暴露，也是基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
“屠夫有帮手，骗子有屏风”。
罗思鼎的头目就是作为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和反动文痞的典型代表而被看中的。
为了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能够动用“十八般武艺”，编造应有尽有的谎言。
为了替主子搜集情报，罗思鼎甚至无耻地自比为清朝康熙派在江南地区搞情报的曹寅，以“为老主子当好耳目”为荣，所到之处，探头探脑，鸡鸣狗盗，无孔不入。
“四人帮”特别看重罗思鼎利用历史反党的擅长，这是因为“四人帮”对历史一窍不通，但又必须用历史来搞阴谋的特点决定的。
“四人帮”口口声声要“古为今用”，说穿了是“古为帮用”，就是需要罗思鼎这样的“史学权威”，根据“四人帮”旨意来宣扬那些所谓史学“新理论”，搞乱人们的思想，以便乱中夺权。
怪不得张春桥夸赞罗思鼎说：
“搞学问的人能搞政治，还真不错啊！”
这恰恰道出了罗思鼎的所谓“历史学”完全是“篡党学”。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罗思鼎自以为靠着“四人帮”，就可以横行无忌，人莫予毒了。
殊不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也就把罗思鼎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始于玩弄历史，终于受历史惩罚；
从用历史反党起家，到用历史反党覆灭——这就是历史对罗思鼎的严峻判决！

一个新的全面跃进局面正在上海出现
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上海工人阶级满怀信心夺取新的胜利
据新华社上海1977年08月14日电
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市的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正以雄伟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最近，全市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工业学大庆会议，总结交流十个月来工业学大庆运动的经验，表彰先进，讨论加速普及大庆式企业、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规划。
这次大会，是对上海工业学大庆成果的检阅，也是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一大的誓师会。
“四人帮”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上海，在短短十个月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不准学习和宣传大庆，不准参观大庆，不准交流学大庆的经验。
现在，“厂举大庆旗，人学王进喜”的口号在各厂广泛传播，“跑步学大庆，步步要跃进”，成为三百万职工的自觉行动。
过去，谁为革命抓生产，谁就要挨“四人帮”的棍子。
现在，广大干部、群众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担挑在肩，把赶超“三个先进水平”（本厂历史先进水平，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国际先进水平）的战斗目标落实到行动上，大干社会主义的受到尊敬，坐吃社会主义的受到批判。
上海第33棉纺织厂和上海异型钢管厂，长期以来坚持学大庆，被“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视为“眼中钉”，如今扬眉吐气，在全市大庆式企业的光荣榜上名列前茅。
全国著名的王林鹤、裔式娟等劳动模范，长期受“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压制和打击；
如今英姿焕发，走在各路英雄的前面。
在这次全市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大庆式企业的代表和各行各业学大庆的标兵、模范，胸佩大红花，光荣地接受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授予的锦旗和奖状。
举旗抓纲学根本，这是上海工业学大庆运动形势大好的根本原因。
中共上海市委从运动一开始就强调指出，要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使这场政治大革命成为推动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强大动力。
十个月来，从工交系统各局、公司到基层工厂企业，抓住“四人帮”篡党夺权这个要害，联系实际，对他们一伙鼓吹的反大庆的种种谬论，开展了群众性的大揭发和大声讨。
对于“四人帮”及其余党为了对抗大庆经验而提出的不要提岗位责任制，不要表彰先进，不要开展劳动竞赛，不要提整顿劳动纪律，不要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等等罪行，进行深入的批判。
最近一段时间，各单位又普遍开展了“三大讲”和路线对比活动，人人讲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变化，人人讲学大庆的体会和感受，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
通过揭批“四人帮”，使大庆的先进经验在上海遍地开花。
上海铁路局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学习大庆经验，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被“四人帮”诬蔑为“克己复礼的典型”，使整个路局从1971年到1976年的六年间，运输生产“三起三落”。
粉碎了“四人帮”，广大铁路工人理直气壮学大庆，千里铁道线上一派兴旺景象，今年一至07月份日平均装车和卸车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新风尚大大发扬，受到工农兵旅客的赞扬。
上海工交战线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认真进行了企业整顿，并且已经初见成效。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企业管理罪行的斗争中，各工业局、公司和重点企业，特别是规划在年内建成大庆式企业的四百个单位和一批对国民经济影响较大的重点企业，都以大庆为榜样，调整和加强了领导班子，充实了生产指挥系统，建立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规章制度。
市委还专门举办学习班，组织区、县、局和重点工厂企业的领导干部用整风精神学大庆，学“铁人”精神。
许多先进单位的党委会成为学大庆的战斗指挥部，党委会的一、二把手成为学大庆的“排头兵”。
在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上海工交战线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得热火朝天，共产主义精神大大发扬。
广大职工在竞赛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
许多工人高兴地说：
“身有十分劲，不用九分九；
用了十分劲，还要加把劲。”
全市纺织系统三十八万职工中，有三十三万多人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织布行业有“万米无次布”竞赛，印染行业有“花布十万米无补印”竞赛，色织行业有“千米无次布”竞赛，针织行业也有“百匹无次布”竞赛等等。
竞赛中新纪录不断被突破，新的成绩不断创造出来。
上海第二织布公司所属各厂推广学大庆标兵毛信贤的先进经验，开展“万米无次布”竞赛，几个月来全公司一千七百多名织布挡车工中，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达到了“万米无次布”的要求。
上钢三厂同首钢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厂进行对口竞赛以后，转炉车间创造了炉龄五百六十六炉的新纪录。
一处先进，大家取经；
一个标兵，带动一片，成千上万的先进人物正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锻炼成长。
在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运动的推动下，上海工业生产上升得很快，一个新的全面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
全市第2季度工业总产值是上海历史上最高的一个季度。
07月份的工业总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点二，创造了历史同期的最好水平。
今年以来，可比产品成本逐月下降，扭转了在“四人帮”干扰下成本上升的局面。
全市上半年完成的财政任务，也创造了历史同期的最好水平。
此外，还制造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八十万倍电子显微镜等一大批新产品。
在扎扎实实抓好当前生产的同时，全市各行各业还以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普遍制订了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和赶超“三个先进水平”的规划。
目前，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上海工人阶级正满怀信心，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伟大目标去夺取新的胜利。

何文翰副部长一行离京
新华社1977年08月14日讯
马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何文翰一行结束了在北京的参观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奚业胜、刘清等到机场送行。
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德南·欧斯敏也到机场送行。
在京期间，马来西亚客人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一个范例
——介绍山东省济宁地区组织邹西会战的几点经验
中共山东省济宁地委在全国第1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集中人力、物力，组织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邹西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
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魄，高速度、高水平地大干快上，在两年之内完成的土石方工程量，超过了过去十九年的总和。
邹西会战区在南四湖以东白马河流域，包括济宁地区的邹县、滕县、微山、曲阜、兖州、济宁六个县交界处的二十二个公社、一千个生产大队、九十二万多人口。
这里共有耕地一百四十多万亩，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平原涝洼，百分之二十是丘陵山区。
长期以来，由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当地农田基本建设进展缓慢，总也冲不破小农经济的束缚，跳不出小打小闹的圈子，粮食产量一直低而不稳。
会战前的近十年间，济宁地区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三，而邹西这片地方仅递增百分之一点四。
1975年，全地区粮食平均亩产量上了《纲要》，而邹西还有近半数公社的粮食亩产量只有三、四百斤，仍然靠吃国家的返销粮过日子。
为了彻底改变这里的后进面貌，济宁地委于1975年秋组织邹西人民，在纵横千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牵动全局性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
两年来，邹西人民共根治涝洼地三十八万亩，改造盐碱地三万亩，打机井三千七百多眼，扩大灌溉面积三十多万亩，建造大寨田五万亩。
由于对纵贯南北、千年为害的白马河进行了治理，生产条件根本改变，有效地加快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步伐。
去年，这里粮食平均亩产量一举超过全地区的水平，达到六百五十斤，比会战前的1975年增长三成以上。
今年，又战胜了严重干旱、低温等自然灾害，七十七万亩小麦喜获丰收。
邹西会战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他们的主要经验有三条。
一是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以政治上的进攻仗带动生产上的翻身仗。
邹西地区过去长期后进，就在于方向道路不端正。
为了堵死资本主义的路，打好政治上的进攻仗，会战一开始，地、县、社层层建立起农田基本建设指挥机构，抽调了三千四百名干部组成了农业学大寨工作队。
他们由各级负责干部带领，进驻到三百三十八个生产队，紧密联系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在路线教育过程中，他们组织参加会战的干部和社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华国锋同志在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层层办学习班，运用新旧对比、好坏对比等多种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教育，使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自觉地抵制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许多单位还以“学大寨学什么，批资本主义批什么，干社会主义干什么，领导班子整顿整什么”为题，开展群众性的大讨论，把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变成了学习理论的课堂，革命大批判的战场，路线教育的阵地，领导班子革命化的熔炉。
正当大会战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四人帮”刮起的一股反革命妖风吹到农田基本建设工地，胡说什么“搞基本路线教育是整群众”，“批资本主义是矛头向下”，“整顿领导班子是搞复辟”，“大会战是唯生产力论”。
广大干部群众在会战指挥部党委的领导下，顶住了这股逆流，理直气壮地奋战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
许多社、队还把一小撮兴风作浪的阶级敌人和查有实据的投机倒把分子，当作活靶子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
两年来，邹西地区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基层领导班子进行了认真的整顿，并且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充实调整领导骨干六百二十多人，大大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他们还动员返回外流劳力四千六百多人，组织起分散单干的工匠四千七百多人，收回多占的集体耕地一万八千六百多亩，出现了劳力回队、人心归田、车马务农的大好局面。
二是制订规划，明确主攻方向，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过去，邹西地区也治过山，修过河，改过洼，但由于农田基本建设缺乏规划，主攻方向不明确，今年挖河，明年填沟，后年又要改道，造成返工浪费，效益不大，挫伤了群众治山治水的积极性。
济宁地委认真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决心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大会战，从根本上改变邹西地区的后进面貌。
他们组织有干部、技术员和群众参加的三结合调查组，对邹西的山山水水进行了实地勘查，分别对丘陵山区、平原和湖滨地区制订出既鼓舞人心又切实可行的规划方案。
在制订、实施规划过程中，他们强调：
从社会主义大农业出发，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政策，统一施工；
坚持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内容、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为主攻方向，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洪、涝、旱、沙、碱综合治理；
治水与改土同时并举，抗旱与除涝紧密结合，地上水与地下水充分利用；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全面安排，分期实施，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努力做到治一山成一山，搞一河成一河，改一洼成一洼；
既提倡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进行必要的协作支援，又严格执行人民公社现行的经济政策，实行出工记工，以工换工，合理负担，分期兑现。
在会战中，邹西人民十分注意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治理白马河工程就是突出的一例。
白马河是南四湖以东的主要防洪除涝河道，全长六十公里，较大的支流有十二条。
流域内包括邹县、曲阜、兖州、微山四个县的十六个公社、五十八万人口、九十六万多亩耕地。
解放前，河道失修，水系紊乱，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
翻开白马河近三百年的历史，遍是“惟夏秋水溢，余时一望皆枯”的记载。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治理过三次，不同程度地减轻了自然灾害，但由于治理标准很低，平均每年水旱灾害都在二十万亩以上。
能不能驯服白马河，成了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邹西面貌的关键环节。
济宁地委把治理白马河当作会战的主体工程，决心用最大的力量根除这一带的水旱灾害。
白马河工程属于治理淮河项目，原计划分期治理，三年完成。
按规划设计标准，需国家投资一千三百万元，而1976年仅安排了三百四十万元。
照此，只能干很少一部分工程。
面对这一困难，济宁地委以“邹西大会战，我们怎么办”为题，自上而下地展开了大讨论，大动员，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组织到了大会战中来。
1976年初春，八万名治河大军，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群策群力地攻克了重重难关，仅用七十五天时间，保质保量地拿下了这一工程项目，一年完成了三年的任务。
他们把原来标准很低的排水河道，建成了防洪排涝、引水灌溉、通航运输三位一体的兴利河道，可灌溉十五万亩土地，根除涝灾二十三万亩，可供上百吨的货轮通航行驶，可使山东省重要的煤炭基地——兖州煤田免受洪水威胁。
三是扫除小农经济思想障碍，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
邹西会战以来，每个冬春都有二十多万人上阵。
他们南治山，北治河，共摆开了二百八十多个战场，其中千人以上的战场九十二个，有的多达上万人或数万人。
凫山山脉周围二百里，大小战场绕山转，工程连片不断线；
沿白马河两岸二百里，十四条支流同开战，三十多个治洼战场比着干，到处是大干的人群，沸腾的工地，火热的战场。
过去搞农田基本建设，顾虑资金少，技术差，劳力紧，不敢铺大摊子，迈大步子；
现在一搞会战，过去多次上马又下马的工程，一次竣工了；
过去长期要干干不了的工程，一气呵成了；
过去根本不敢想、不敢干的工程，一举拿下了。
位于邹县高庄公社和滕县驿山公社交界处的洪山口，沟壑纵横，土薄石坚，支离破碎的“望天田”，象席片似的斜挂山口南北，天旱地龟裂，雨季水横流。
年复一年，他们想干干不了，旧貌未改变。
1975年冬，邹、滕两县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集中了八千人在洪山口安营扎寨，治山治水的硬仗越打越大，工程进展又快又好。
经过两个冬春的艰苦奋战，把原来的两千七百五十一块零星地合并为二百三十三块大方田，在荆棘丛生的乱石窝里建成了四千七百四十亩大寨田。
与此同时，还开辟果园七百五十亩。
如今的洪山口，活象一个十分壮观的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露天展览馆”：
从下往上看，层层梯田；
从上往下看，片片平原。
谁看了谁广开眼界，深受教育。
邹西人民在实践中体会到，不破除小农经济思想，人们就开阔不了眼界，解放不了思想，搞不成大干的统一规划；
不破除小农经济思想，就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只能是你打你的，我干我的，各打各的小算盘，各搞各的小天地，弄不出什么名堂。
总之，不破除小农经济思想，就树不起大干社会主义的思想，就创不成社会主义的大业，打不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大会战。
邹西会战的经验证明，集中力量搞会战，是广泛深入地动员全党大办农业的好形式，是卓有成效地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好方法，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好途径，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很有益的启示：
搞会战，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同农田基本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搞会战，形成强大的社会潮流，有利于冲破小农经济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的束缚，真正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
搞会战，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有利于先进带后进，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平衡发展。
搞会战，全党全民齐参战，有利于落实“全党动手，大办农业”的伟大号召，组织各行各业为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
搞会战，有利于增长干部和群众的才干，造就一支又红又专、能打硬仗的建设大军。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约旦驻美国大使萨拉赫
新华社1977年08月14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会见约旦驻美国大使阿卜杜拉·萨拉赫和夫人及其女儿。
会见时，李先念副总理同萨拉赫大使和夫人等一起照了像。
随后李先念副总理同萨拉赫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温业湛，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约旦驻美国大使阿卜杜拉·萨拉赫。
新华社记者摄

特罗瓦达总理一行离京回国
纪登奎副总理到机场欢送贵宾
新华社1977年08月14日讯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理米格尔·特罗瓦达一行今晚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司长何功楷、副司长高建中到机场欢送。
特罗瓦达总理等贵宾今天由何英副部长陪同参观了全国工业学大庆展览，游览了颐和园。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山东济宁地区在邹县西部六个县的交界处，组织农田基本建设的大会战，大干两年，面貌大变，产量大增。
邹西会战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做出了好榜样。
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明确主攻方向，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分散力量，四面出击，这里挖，那里填，没有明确的主攻方向是不行的，是难以改变旧面貌、收到好成效的。
有些地方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看起来工程搞了不少，却是“半拉子”，不配套，或者是治了下游不治上游，治了山下不治山上，结果力气花了不少，实际受益不多，甚至是无效劳动。
“不怕大干，就怕白干。”
这是群众对那种少慢差费的做法的批评，值得各地领导同志注意。
搞农田基本建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看来容易，实行起来颇难。
一要有决心，二要有规划，三要有办法。
邹西会战提供了这些方面的经验。
特别是他们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同农田基本建设结合起来，用政治上的进攻仗带动生产上的翻身仗，这是很好的经验。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既然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必然会有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思想不统一，路线不端正，怎能集中力量，怎能谈得上大干社会主义？
邹西会战中组成了强有力的学大寨工作队，同时进驻会战地区几百个生产队，发动干部和群众，狠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资本主义发动强大攻势，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一道去做，邹西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就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

07月渔歌
广东惠东县　陈宜浩07月渔村喜事多，敲锣打鼓吹海螺。
螺号送来丰收讯，丰收渔歌千万箩。
——阿罗哩，阿哩罗，
丰收渔歌千万箩。
渔歌献给华主席，
越唱心里越快活。
南海水，波连波，千船万艇似穿梭；
南海碧波任我织，万匹锦绣献祖国。
——阿罗哩，阿哩罗，
万匹锦绣献祖国。
华主席掌舵咱摇桨，
革命前程多宽阔。
扬帆不怕风雨打，下海敢跟长鲸搏；
惊涛骇浪无所惧，满船东风满船歌。
——阿罗哩，阿哩罗，
满船东风满船歌。
东风来自北京城，
华主席为咱把春播。
鱼满仓，虾满箩，金山银山一座座；
渔家喜庆丰收年，笑语欢歌汇成河。
——阿罗哩，阿哩罗，
笑语欢歌汇成河。
抓纲治国出大力，
华主席指示记心窝。

向科学进军
福建厦门　蒋夷牧
我们应该一切都有过去，除了镣铐，我们一无所有，
——因为我们是奴隶。
今天，除了镣铐，我们应该一切都有，
——因为我们是主人！
无产阶级必将以——十倍的智慧十倍的科学十倍的文明胜过资产阶级，这是历史必然的结论。
让我们有千万个……应该有千万个李四光，敢于在顽固的地层，刻上自己的结论！
应该有千万个段元星，敢于向无垠的银河，睁大科学的眼睛！
向科学进军的战士们，应该有这样的雄心：
在天上，在地下，在太平洋底，在珠穆朗玛峰——留下中国人民的脚印！

春光万里〔中国画〕——选自《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
姜堃

有那么一天……
——一位老队长的话江苏沛县大屯公社社员　张建国　马啸我在想啊，有那么一天，华主席来到咱们回龙川，握着一双双茧花花的手，夸咱们战天斗地有虎胆……我在想啊，有那么一天，华主席登上咱们的卧虎山，抡起突击队员的开山锤，和咱们一起喝令山水听调遣……我在想啊，有那么一天，华主席走进咱们的金银滩，眼望着金穗银朵微微笑，晒场上，和咱们一起迎接丰收年……我在想啊，越想心越甜，要把这满心的喜悦告诉众社员：
咱要快马加鞭赶大寨呀，有一天，这美好的愿望定实现！

油田美景
大庆油田　彭乡荣刹把当笔紧握手，热汗是墨滴滴流；
饱蘸激情绘新画，油田美景不胜收！
星星熬得直眨眼，月亮困得蹓进山；
石油滚滚话跃进，大庆夜夜不想眠。
跃进战鼓日夜擂，大干全靠党指挥；
汗雨掀得油浪滚，捷报争向北京飞！
浩瀚草原是稿纸，咱托钻机写诗篇；
挥笔写到云中去，滚滚石油冲上天。

热汗歌
湖北沙市装卸公司工人　赵宗泉热……骄阳似火，石头起壳。
酷暑，焦渴……烧哑了枝头蝉，吓不倒大干者！
碾退三伏哟，猛开快车！
咱“铁姑娘驾驶班”，用铁的命名、铁的性格，把盛夏当熔炉，高唱炼铁歌！
汗……淌下发辫、泼下衣衫、浸着座垫、湿透方向盘……说是开车，象在驾船！
跃进的热浪，浑身在翻！
快运快送呵，八方在喊！
嘿！
看咱“铁姑娘”——个个都是汗水淋漓的“先行官”！

第10个目标
哲中
顺着一条又深又长的脚印，警卫员小明子领我向沙漠里走去。
小明子十六、七岁，是个精灵活泼的小青年。
我一向他打听要去找的这个新垦区的领导人老秦，他就哇哩哇啦讲开啦。
老秦同志已到了退休年龄，有的同志劝他别在沙漠里滚打了，可他却两手一摊说：
“我才不服老呢！
瞧我这双大巴掌，还能在沙漠里扒拉个农场呐！”
他说扒拉个农场，这是他进攻的第10个目标。
从新疆一解放，他就响应毛主席发出的人民解放军参加建设祖国边疆的号召，带着战士们奔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来扒拉农场。
从那会儿到现在，经他手建立的农场已经有九个。
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出新的战斗号召后，他又领着部队跨过塔里木河，到沙漠里建设第10个农场来了。
组织上为了照顾老秦同志受过伤的身体，从进大沙漠起，给他派过九个警卫员，但都被他一一挡回去了。
小明子是第10个，是不久前才派来的。
这回还好，他接受了。
他对小明子说：
“领导上把你这个难缠鬼弄来，确是费了一番心思。
好，这回我不赶啦！
不过，这生活上的事情，咱们一块儿干，都要注意养成劳动习惯嘛！
从明天起，咱俩一块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小明子的任务是：
早上看太阳是怎么出来的，晚上看月亮是怎么升起的，中午看老鹰往哪个方向飞。
听到这儿，我笑出声来：
“这叫啥工作呀？”
小明子一本正经地摇摇头：
“他是个严肃人，不和别人开玩笑的。
我这工作还真有意义呐！”
有什么意义呢？
我挺有兴趣地听小明子说下去。
小明子一连观察了几天，每天都向老秦同志作汇报。
这天晚上，他从沙包上走回指挥所，发现里面灯火通明，坐满了人。
各路部队的头头都来了，正在开工地党委会。
会议开得可热火啦，都说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让已经开出的几万亩地早打粮，多打粮。
但是讨论到最后，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没有水。
塔里木河现在是枯水期，小股流水怎能浇大片地呢？
小明子站在门外边，也为这事犯愁。
这时，老秦在里面叫了：
“小明子，快进来，把你这几天的工作情况，给同志们说说。”
小明子心头猛然一动，啊，敢情我这几天的观察和水有关系！
他走进去，脱口就说：
“沙漠里太阳出来的时候，象是从东海升起来似的，底下还挂着一层水印子。
月亮出来也是水缭雾绕的，地面还向天空反射一层光呐。”
老秦同志说：
“你再说说老鹰的情况。”
“这时节塔里木河干着，哪来鱼吃？
老鹰一个劲往东边沙漠里飞，兴许那里有个海子，它们是寻食去了。”
听到这里，老秦把烟斗里的灰往鞋底上磕干净，站起来说：
“小明子说的情况很值得我们注意。
我的判断是，塔里木河盛洪期间，洪水漫过岸，四处奔流，哪儿低洼，就在那儿聚积，形成海子。
在我们这片荒地上，自然沟纵横，就是洪水流过的痕迹。
从自然沟的数量和深度来看，流过去的洪水不少，说明沙漠里的那个海子是比较大的。
如果这些分析是正确的话，我们找见海子，把海子里的水引过来浇地播种，用水问题不就解决了么？
同志们的意见怎么样？”
回答他的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最后党委同意由他带着小明子，先进沙漠去找那个海子……
“我们正准备出发，你来电话，说要找他谈谈。
他就把我留下来，说等你来了，领你沿着他的脚印，到沙漠里去找他。”
小明子指着脚印对我说。
这条又深又长的脚印，笔直地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伸展开去。
大漠上，太阳一出来，棉袄就穿不住了，加上赶路心切，我浑身冒汗，不多久，就把带的一壶水喝干了。
小明子看到我脸上掉着汗珠子，回过身来提醒我，在沙漠里走路要心静脚稳，不能性急，不然汗出多了，是走不了远路的。
他在我前头走着，头上不见一点汗迹，背在他身上的那只装满水的水葫芦，还没打开过哩。
下午，太阳偏西，沙漠里起了一股热浪。
刹那间，狂风大作，沙漠呼啸。
当我感到被重重地推了一把时，已经置身于旋风里了。
小明子奔过来，紧紧把我抱住。
我们被风推着飞跑。
到风停了，天也黑了，我和小明子被刮到一个沙梁子边上。
没有星星和月亮，辨不出东西南北来。
我们迷路了！
小明子拣来一些索索柴，架起一堆火。
为了追我，他把水葫芦也丢了。
他说，已经没有水喝了，要注意保持身体里的水分，在离火远一点的地方坐下，不冷就行啦。
他从我身上拿去一块馕，连同他那一个，一起放到沙梁子上去回潮。
吃了回了潮的馕，不仅解饿，嗓子也好受多了。
当我们挨着火堆头对头地睡下时，我问他：
“小明子，不让靠火太近是谁教你的？”
他回答：
“爸爸。”
“吃回潮馕呢？”
“爸爸。”
“在沙漠里怎样走路也是你爸爸教的了？”
“是的。”
“你爸爸是谁？”
“就是老秦同志呀！”
我一下坐了起来，说：
“你怎么不早跟我讲呀？”
这会儿我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
就是为了我，老秦把给他做警卫员的儿子留下，一个人进了沙漠！
要是他也迷了路呢！
这会儿，小明子睡着了，还打着鼾哩。
我心里塞满对他父亲安全的担忧，硬是把他叫醒了：
“小明子，你爸要是迷了路，怎么办？”
小明子揉着惺忪的睡眼说：
“他不会迷路的。”
我紧盯着问：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迷路？”
他说：
“就是我爸迷了路，这会儿也在想：
大风后，小明子和叔叔在不在一块？”
他说着，扭头朝我笑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这小家伙倒来安慰我了。
我想了想，拐着弯儿问他：
“你爸有几个孩子？”
小明子说：
“我爸结婚后第2天，就跟红军长征走了。
1958年爸才找到妈。
我是1960年在塔里木河那边生的。
他们就我一个孩子。”
我说：
“那你可是你爸的宝贝疙瘩啊！”
他翻过身来，趴在地上，把脸搁在叠起的手背上，望着我说：
“从我会走路起，他就带着我在沙漠里滚。
以后上了学，暑假寒假也是跟他往沙漠里跑。
去年中学毕业到农场接受再教育，他给上课，也总是对我们说：
要开沙漠路，得做沙漠人。”
我问：
“你和你爸在沙漠里跑，就没迷过路？”
他说：
“迷过路，那时我还小呢。……唉，放心吧，爸告诉过我，迷了路，就拣大沙包找他。
他成天在沙漠里钻，丢不了的。”
说着转过身去，很快又响起了鼾声。
第2天早上，等太阳出来，认准了方向，我们就站在沙梁子上朝东边瞅，看到远远的左前方，立着一个象小山似的大沙包。
我们朝它走去，走了一个上午才到那里。
在大沙包边上，发现一个新挖的洞。
走进去一看，沙地上印着一个人睡过的痕迹，里面放着一只水葫芦和两块馕。
小明子从两块馕之间，取出一张纸条子，上面写着字：
“小明子：
给你和叔叔留了半葫芦水和两块馕，吃饱喝好后，沿着我的脚印一直朝东走。
爸爸”
第3天中午，我们越往前走，越觉得空气凉爽。
一阵轻风吹来，带着一股鱼腥味儿。
爬上一道大沙梁子，一片水天相连的白花花的大海子坦露在面前。
海子里，大沙包林立，沙包上长着胡杨和野草，真象大海里的小岛一般。
老鹰在水上盘旋；
鸥鸟在水上展翅；
一群群野鸭浮在水面，随着浪头一起一落，自在得很；
一只只水鸡，一会钻到水里，一会又浮在水面，奔着叫着，一点儿也不安闲。
海子边上，长着象城墙似的芦苇丛。
芦苇枝头，跳着数不清的百灵鸟，叽哩咕噜唱着歌，好听着哩。
我们向海子跑去。
跑着，跑着，小明子忽然叫了起来：
“血！”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海子边上的沙土里，浸着一点一点的血迹。
跟着血印往前找，在十米外的芦苇丛里，看到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头被枪打死的野猪。
看来，老秦同志到这里时，曾和野猪打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老秦——同志！”
我冲着海子叫。
“爸——爸！”
小明子也沉不住气了。
海子周围没有回声。
海子上不见人影。
我们决定分头找。
小明子沿着海子向上找，我顺海子往下面走。
等我从海子下面回来时，日头已经落山了。
海子边上，燃着一堆篝火，小明子坐在篝火旁边，一边记着什么，一边和海子里面的人大声说话。
海子上：
“……小明子，记上，北边海子水面约有五万亩地大，就那里的水，种咱们开出的地也够啦！”
小明子：
“记上啦！”
海子上：
“小明子，海子东面水多深哟！
等到咱们新农场扩大耕地面积，水库的水不够用，这海子是很好的调济水库哪！”
小明子：
“记上啦！”
海子上：
“小明子，南边海子里鱼群很密，手伸到水里，不用去摸，鱼就靠上来啦！
一条，两条，三条，哎呀，好大的大头鱼呀！
可惜这是独木船，要不可以多装些鱼上去啦！”
小明子：
“爸爸，你说的这些也要记上吗？”
说着，他扭过头向我说：
“独木船是今早爸爸在海子边砍倒一棵空心胡杨做的。”
海子上：
“为啥不记呢？
回去给老场捎信，叫你妈把铺盖卷儿搬到这儿来安家。
这里可以建设一个上好的鱼场啊！”
这时候，月亮悄悄升了起来。
它睁大了眼，看着这海子上新来的主人。
月光下，老秦同志划着船从海子南面驶过来。
老秦带回来的，不仅有肥嫩的大头鱼，还有野鸭、水鸡和黄雁。
我们把这些东西洗干净，放在火上烤，美美地吃了一顿野餐。
我们回去报告了这个好消息后，引水的队伍很快就调上去了。
我离开这里时，水已经引了过来。
水奔腾着涌进新开垦的土地。
从那闪闪的波光中，我仿佛看到了金色的麦浪！

车间诗传单
铁道兵某部　王军
对时间的革新每秒钟，也要分六瓣；
每一瓣，都能攥出汗。
这就是我们对时间的革新，让它在劳动者手中千倍的顺延——给我们钢铁！
给我们油田！
二○○〇年，请接电话时代的电话总机，给二○○〇年，转去我们的电话：
告诉她——四个现代化已经轰轰烈烈出发，请准备好：
大锣大鼓！
红旗喜报！
飞花礼炮！

反对南非代表参加
南斯拉夫退出世界引擎飞机驾驶锦标赛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08月12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航空协会08月11日决定，为了表示反对南非代表参加，南斯拉夫代表队退出在奥地利举行的世界引擎飞机驾驶锦标赛。
南通社08月12日就此发表评论指出，根据不结盟国家会议关于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决议，南斯拉夫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始终为反对体育运动中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而斗争。
评论说：
“为了表示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代表参加，南斯拉夫代表团同其它不结盟国家的代表一起，为抵制南非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评论还说：
“除了抵制由种族主义政权代表参加的各项比赛外，我国还始终不渝地为把南非、罗得西亚开除出各个国际组织而斗争。”

日本各界欢宴我棒球考察团和女子垒球代表团
新华社东京1977年08月13日电
日本电视广播网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08月13日下午在东京举行酒会，欢迎以张毅为团长的中国棒球考察团。
出席酒会的有日本电视广播网社长小林与三次、日本体育界知名人士田畑政治、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亨等日本各界人士一百多人。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陈抗应邀出席了酒会。
12日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曾举行酒会，欢迎同中国棒球考察团同机抵达东京的以朱绍唐为团长的中国女子垒球代表团。

朝鲜钢铁企业07月份大幅度增产
平壤等地建立现代化养鸡场，实现养鸡机械化，生产大量蛋品和肉类
新华社平壤1977年08月13日电
朝鲜钢铁企业的广大职工战高温，夺高产，07月份钢铁生产大幅度增加。
据报道，同今年上半年平均月产量相比，07月份钢产量增长百分之四十六，铁增长百分之五十，压延钢材增长百分之三十。
黄海钢铁联合企业在对一些重要设备进行维修的情况下，仍出色地完成了07月份生产计划。
这个企业高炉车间的职工，采用科学的吹氧、调节炉温等先进方法，既节约了原料，又增加了生产。
炼钢车间最近新安装了原料起重机、装料起重机等设备，有力地提高了平炉的利用率。
轧钢车间职工搞好设备管理，不断增加钢材的产量。
已经超额完成今年第2季度生产计划的城津炼钢厂，07月份钢和压延钢材的日产量分别比第2季度平均日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十五，这个厂炼钢车间的工人以炉为单位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十三号电炉炼钢工人在竞赛中成绩优异，07月份以来，改进冶炼方法，使每炉钢的冶炼时间平均比过去缩短约三十分钟，每吨钢的耗电量比规定的耗电标准平均降低一百五十至二百度。
清津钢铁厂职工也超额完成了07月份生产计划。
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在发动群众挖掘企业内部潜力的同时，深入生产现场，抓好生产组织工作，促进铁的产量节节上升。
降仙炼钢联合企业的职工只用一星期时间就完成了过去需要二十多天才能完成的开坯机大修作业，保证了钢材的正常生产。
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的家禽业近年来发展迅速。
目前，朝鲜许多道、市和郡先后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国营养鸡场和养鸭场，每年生产大量蛋品和肉类。
平壤市养鸡场是一座饲养几十万只鸡，年产一亿个鸡蛋的大型现代化养鸡场。
这个养鸡场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平均每个饲养员可管理五、六千只鸡。
位于咸镜南道的广浦养鸭场采用现代化设备和先进的饲养方法，不断增产鸭蛋和鸭肉。
各地农村的合作农场和广大农户也努力饲养家禽，生产蛋品和肉类，既改善农业劳动者生活，又支援城市市场。
朝鲜家禽业部门建立了一些综合饲料加工工厂，同时，还建立起卫生防疫制度，积极预防和治疗家禽的各种疾病。
家禽科学研究机关的作用也日益加强，技术人员和职工队伍正在不断扩大。
1976年，全国鸡鸭肉的年产量比1965年提高了五倍多。
今年01月，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到平安南道江东郡视察，号召农民大力发展集体和农户的养鸡事业。
江东郡广大干部和农业劳动者迅速掀起了群众性养鸡运动。
最近，江东郡向全国各郡（市）发出在养鸡运动中展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各地干部和群众的普遍响应。
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慈江和两江道林业工人积极采伐木材，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据报道，慈江道各林产事业所今年上半年向国家供应的木材比去年同期多五千多立方米。
两江道各林产事业所最近每天运往建设部门的原木比计划多百分之五十。
为了把木材及时地运到全国各地，各林产事业所除了依靠铁路部门运输外，还积极利用索道、江河流筏等运输手段。
两江道各地流筏工人决心在今年超计划多运四万立方米的原木。
各地林产事业所在积极采伐木材的同时，还大力造林和开展群众性的护林活动。
两江道的林业工人采用了巡回式伐木方法，一面伐木，一面育林。
这个道的劳动人民和青少年今年春季在一万多町步的土地上植了树。

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举行会议
齐奥塞斯库同志视察两个县的一些工矿企业和农业单位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7年08月13日电
据罗马尼亚报纸报道，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齐奥塞斯库同志主持下，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08月08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会议。
报道说，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审议并批准了关于1977年01月01日到07月31日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国统一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
政治执委会赞扬罗马尼亚人民在今年头七个月为贯彻十一大决议、实现党纲、完成本五年计划各项目标进行了英勇忘我的劳动，在遭受03月04日地震巨大损失的困难条件下仍然确保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
工业总产值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二点六，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二。
报道说，政治执委会还要求采取坚决措施，克服一些工业部门在完成计划指数方面，尤其在实际生产方面出现的一些缺点。
报道说，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还在会上作了关于他08月05日访问苏联的报告。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7年08月13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齐奥塞斯库同志08月11日和12日先后视察了罗马尼亚西南部的戈尔日县和梅赫丁茨县。
马·曼内斯库总理等罗马尼亚领导人陪同视察。
齐奥塞斯库同志视察了这两个县的一些工矿企业和农业单位，并先后在这两个县城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
齐奥塞斯库同志在特古日乌市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中说：
“罗马尼亚全国今年头七个月的工业生产以百分之十一的增长速度发展，超产将近一百一十亿列伊。
这表明五年计划的现实性，表明罗马尼亚工人阶级、工程技术人员、全国人民一定能够实现罗共十一大制定的纲领。”
他还说：
“地方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业领导和劳动人民集体要关心解决经济发展的复杂问题和人民生活问题，通过经常同群众商量来取得同群众的紧密联系，……只有紧密联系群众，经常同群众商量，倾听他们的意见，重视他们的建议和关心他们的疾苦才能找到各方面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才能迅速、正确和有效地解决一切问题。”
齐奥塞斯库同志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
“各国人民在争取和平、争取各国完全平等、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内政的政策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
尽管如此，为了在我们星球上在国际生活中推广一种新的民主关系，为了铲除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政策，为了尊重每个国家人民主宰自己命运，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愿望、建设生活的权利，还得进行许多和严重的战斗。”
他说：
“我们将为消除不发达状态、倡导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坚决努力，我们支持各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
我们坚决主张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问题，坚决主张把武力和以武力威胁排除出国际关系之外。”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修建和新建一批工厂
柬埔寨首都金边市工业取得好成绩
新华社1977年08月13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首都金边市工人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在工业生产方面取得良好成绩。
金边市第3纺织厂是这个城市十一座纺织厂中的一座大型纺织厂，在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
自1975年09月修复以来，生产不断上升。
这个厂的工人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利用柬埔寨盛产的木材和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废旧军用物资，制作了许多机器部件。
现在，每一个工人可以看管三台到六台织布机。
全厂每天平均生产布匹一万四千米。
金边市橡胶加工厂的许多机器设备在战争期间遭到破坏。
全国解放后，工人们自己动手进行修复和改建，1975年09月恢复了生产。
这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工农子弟，战争时期都是革命军战士。
他们进入工厂以后，努力学习，敢于创造。
现在，每个工人都能掌握几种技术。
他们自己动手制作一些机器设备，还修建了一个码头，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近两年来，生产不断上升，现在，平均每天生产熟胶四十到五十吨，其中一等胶达到百分之八十。
金边市工人除修复和改建了一批工厂之外，还兴建了一批新的工厂，如造船厂、制酸厂、汽车修配厂和第6机械厂等。
金边市机械厂生产的水泵、脱粒机、插秧机、碾米机、肥料和饲料粉碎机等，受到合作社农民的热烈欢迎。
（附图片）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民主柬埔寨的橡胶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
图为工人们正在装运橡胶。
新华社记者摄

荒山变良田
——访问墨西哥埃尔恩西诺农业中心
07月，墨西哥高原上正值雨季。
我们趁一个难得的晴天，驱车出墨西哥城，去访问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的伊达尔哥州埃尔恩西诺农业中心。
这个农业中心的人员曾在1975年访问中国，参观过大寨。
进入乡村地区，公路两旁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绿油油的玉米田散布在川地、河谷；
拔地而起的龙舌兰，象一支支利剑直指蓝天；
品种繁多的仙人掌林立于山坡上下，开出鲜艳的红花……。
我们穿过稀疏的山村，来到一个遍布玉米和豆类的山岗，这就是我们要访问的地方：
埃尔恩西诺。
墨西哥朋友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之中的好几个人用中国话招呼说：
“你好！”
“欢迎！”
当农业中心的技术员何塞·桑多瓦尔
·查维斯领着我们走过一片片作物长势喜人的农田时，我们感到诧异：
在缺水的墨西哥高原，怎么长出这样好的庄稼？
桑多瓦尔介绍说，两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长着仙人掌、杂草和灌木。
1975年初在附近的一个生产水泥的蓝十字合作社帮助下建立起埃尔恩西诺农业中心后，才逐步使这块地方变了样。
当时，蓝十字合作社主席吉列尔莫·阿尔瓦雷斯·马西亚斯提出，应当努力利用墨西哥的大片空闲土地来生产粮食，以争取粮食自给。
在他的倡议下，由合作社资助，十几户农民组成了这个农业中心，开始在这个山岗开荒。
他们顶烈日、冒风雨，砍灌木、割野草，削平山头，开出四十公顷土地，并于当年06月下了第1批豆种。
农民们的汗水浇灌了这块沉睡千年的土地，使它第1次长出了庄稼。
到这年09月，每公顷收了四百五十公斤，紧接着又种上了小麦。
第1年的实践，使他们认识到，在山区种田，关键在于解决水的问题。
1975年10月，阿尔瓦雷斯带领蓝十字合作社的足球队访问中国，参观了大寨。
他们从大寨农田的水土保持工作中得到很大启发。
回国后，他们同农业中心的农民一道，把大寨的方法同当地情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找出了开梯田、种仙人掌、深耕、筑塘等好几种蓄水保墒的办法。
当我们来到农业中心参观时，就看到这些办法的成效。
桑多瓦尔说，他们运用了大寨的方法，在山坡上筑起梯田。
但是，筑梯田田埂的方法和大寨不同：
大寨用石头，他们是用不怕旱的仙人掌。
两年来，农业中心在新开垦的一百公顷土地的田埂上，栽了二万五千多棵仙人掌。
过去这里地很瘦，有了仙人掌，就防止了水土流失，它的根菌还能促使土地松软，使土质变肥。
听了他的介绍，我们放眼一望，看到两年前插下的一片片仙人掌叶，如今已经长成一排排小树。
在它们围起来的一道道梯田里，生长着绿色的庄稼，今年第1次种下的玉米，现在已经长得齐腰高，枝叶粗壮，丰收在望。
深耕，是他们保持水土的另一个重要方法。
1975年开荒时，土地就深翻一米左右。
去年，在第2次深耕的同时，在地边挖了一条半米宽、一米半深的水沟，在梯田下面还挖了一些水池，把大雨时冲下的泥水积存起来。
这样，每年降下的大约四百毫米的雨水，虽然要流走一些，但大部分却可以保留下来。
等到地旱缺水时，就动用田头水塘所蓄的雨水救苗。
今年雨水虽比去年少，但是庄稼仍然长得很旺盛。
我们参观的一块豆田，就是靠这个办法抗旱，如今长得果实累累，看不出干旱的痕迹。
一位墨西哥朋友告诉我们，这种豆子每年一种三收。
今年已摘过第1次，二摘就要开始，二摘过后，就在豆田里套种别的作物。
豆子长得这么好，说明深耕是起了保持水土和肥力的作用的。
两年来，农业中心的农民还为培育适合当地生长的作物新品种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目前，正在十几块试验田里试种一批新的豆种。
桑多瓦尔说，农业中心还注意多施有机肥料，如种些蚕豆、苕子等作为绿肥，长到一定程度，就翻耕下去，以加速土壤熟化。
最后，桑多瓦尔向我们介绍了农业中心的农民这两年在征服大自然过程中取得的成就：
开荒一百公顷；
1976年豆类每公顷收九百公斤，比1975年增加一倍；
小麦每公顷收二千二百五十公斤，比1975年的九百公斤增加一倍半。
今年由于土地肥力增强，第1次种上了墨西哥人民的传统食粮玉米。
去年，洛佩斯总统来农业中心参观，高度赞扬了这里的农民取得的成就。
他说，农业中心利用雨水抗旱种粮的经验，值得在没有灌溉条件的墨西哥干旱地区推广。
中午，我们的参观结束了。
墨西哥朋友盛情留我们共进午餐。
黄昏时分，我们告辞了农业中心。
在这次访问中我们获悉：
曾经为促进中墨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经验交流作出过努力的阿尔瓦雷斯先生已经不幸在1976年逝世。
我们在农业中心的农民为他树立的碑前表示了悼念。
碑上刻着阿尔瓦雷斯生前说的一句话：
“只要你献出知识、智慧，特别是作出辛勤努力，土地是不会不长庄稼的。”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索诺拉州是墨西哥小麦高产区之一，去年的小麦平均产量为每公顷四吨以上。
图为农民用联合收割机在收割小麦。
新华社记者摄

重庆杂技团在马尼拉举行首场演出
新华社马尼拉1977年08月11日电
中国重庆杂技团08月10日晚上在马尼拉举行首场演出，受到两万人的热烈欢迎。
舞台上方悬挂着菲、中两国国旗，台上放置着马科斯总统和夫人送给重庆杂技团的花篮。
总统和夫人还给重庆杂技团写了贺信。
总统在贺信中说，他相信，中国重庆杂技团的演出将是菲中两国人民之间“和睦和谅解的意义重大的、富有成果的时刻”。
马科斯夫人在贺信中表示相信菲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由于中国杂技艺术的演出而将进一步增强。
演出开始时，演奏了中菲两国国歌。
接待中国杂技团执行委员会主席、菲律宾营养中心执行主任弗洛伦蒂诺·索隆博士致词。
他说，这次中国重庆杂技团访问菲律宾是中国人民对菲律宾人民的友好表示。
他代表马科斯夫人对此表示深切感谢。
李庆升团长在致答词时说，重庆杂技团的访问演出将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中菲两国之间的友谊。
当重庆杂技团男女演员登台表演时，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当节目进行中出现“中菲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的锦旗时，场内欢呼声与掌声共鸣。
马科斯总统的女儿伊雷妮·马科斯由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柯华和夫人张明以及李庆升团长陪同观看了表演。
外交部部长助理西松、农业部部长助理莱维斯特、菲华联谊会会长吴永源博士、菲律宾—中国了解协会主席吴哥夫人和各国外交使节都观看了演出。
中国客人将在马尼拉继续演出三场，然后到外地进行访问和演出。

日本女工五千多人不久前在东京举行集会，要求提高工资，反对解雇。
这是参加集会的女工高呼口号，决心将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稿

如此“救世主”
苏联《国际生活》月刊发表一篇侈谈拉丁美洲解放斗争的文章。
它一面向拉美国家大力推销拉美一个“放弃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榜样”，一面又恬不知耻地吹嘘苏联“在该大陆解放运动成就中的突出作用”。
说千道万，无非归结到一点：
你们拉美国家要想得到解放，只有跟随我们走！
一副救世主的面孔跃然纸上。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修多么急于要把它在亚非拉干的新殖民主义的那套，迅速推广到拉美去。
但是，吃一堑长一智，今天亚非国家的人民对于新沙皇的这一套，已经领教得够多的了，以致纷纷发出前门驱狼、后门防虎的战斗呼声。
新沙皇跑到遥远的拉美招摇过市，野心勃勃，其结果是否一定虎胜于狼，拭目以待之可也！

干净的军火商
塔斯社攻击美英法向东北非国家提供武器“孕育着危险后果”，却只字不敢触及苏联自己比西方更早就在这地区开始倾销军火。
大概又是因为它有一块“社会主义”假招牌，可以打出“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所以，苏联这个大军火商的双手也就比谁都干净的吧？
但是，不幸得很，这类漂亮的招牌和堂皇的幌子，并不能掩盖苏修在埃及、苏丹、索马里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出售军火的肮脏勾当，也不能挽救苏修在这一地区的声名狼藉。
南斯拉夫《新闻晚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和西方国家一样，“把武器用于军事——战略目的，并且在出售武器时带有附加条件，譬如向苏联战略力量提供服务等”。
事实胜于雄辩，黑手是藏不住的。

有力的反证
根据马来西亚总理奥恩的揭露，苏修由于向东盟国家兜售“亚安体系”未能得逞，便一个劲儿反对东盟建立中立区，硬说这种努力是要搞军事集团。
最近，东盟首脑和日澳新三国领导人决定发展经济联系，又被苏修《真理报》攻击为东盟“进一步依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加深它们对帝国主义的……从属关系”。
在苏修看来，东南亚国家不愿被绑在“亚安体系”的战车上，就只能落入别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
不从属于苏联这个国际剥削者，就只能受别的国际剥削者的奴役。
但是，难道东南亚国家的命运真如苏修所说的这么可怜吗？
它们驱狼防虎，建立中立区，互利合作，发展民族经济，正是一条康庄大道。
苏修对东南亚国家走这一条大道如此嫉恶如仇，横加抹煞，恰恰从反面证明东南亚国家走对了，大有出路。

欧洲共同体失业人数共达五百三十万
新华社布鲁塞尔电
欧洲经济共同体07月30日发表的一项报告说，到06月底，共同体九国失业人数达五百三十万人，较05月份增加了百分之一点五。
失业人数同1976年06月底相比，丹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点四，法国增加了百分之十九，比利时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点七，意大利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二，英国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九。
妇女失业的情况比男子严重。
一年来，妇女失业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十七点四，为男子失业人数增加比例的三倍以上。

美加澳西等国工人不断掀起罢工斗争
比利时一家冶金企业工人占领工厂反对解雇
新华社1977年08月14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纽约电话公司的三万五千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保障职业。
纽约电话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电话公司之一。
参加罢工的有线路工人、话务员和安装工。
工人们在纽约市、奥尔巴尼、锡拉丘兹和布法罗等地的电话公司办事处设置纠察线。
这家公司的工人同资方就保障职业等问题进行了长期谈判，资方一直拒绝达成协议。
于是工人们决定在08月13日午夜起举行罢工。
工人们经过六个半小时的罢工，迫使资方终于接受了一项暂时性协议。
新华社渥太华1977年08月07日电加拿大各航空公司的空中调度员08月07日开始举行全国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据报道，除魁北克省以外，加拿大全国二千二百名空中调度员都参加了这次罢工。
罢工使加拿大绝大部分国际和国内航空公司的班机停飞。
仅加拿大航空公司一家，就从每天五百次班机被迫减少到二十次班机。
新华社堪培拉电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两万多名公共交通工人08月04日晚上开始举行二十四小时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这次罢工使这个州同邻近各州的铁路交通全部中断，州内的所有电车和公共汽车全部停驶。
近几个月来，澳大利亚劳动群众接连举行罢工、示威，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反对解雇。
07月12日，设在南澳大利亚州的美资克莱斯勒汽车厂的三千名工人举行群众大会，反对资方因汽车销路不旺而解雇工人和实行将影响工人收入的缩短工作周的计划。
07月15日，资方不顾工人反对，悍然解雇了七百名工人。
消息传出，工人们立即举行了罢工，使这家工厂生产中断。
在西澳大利亚州的赫德兰德港和纽曼的两千二百名矿工，为抗议对他们的沉重剥削，从06月02日到07月08日坚持罢工斗争三十七天。
新华社1977年08月14日讯
马德里消息：
西班牙南部滨海地区的二万多旅馆工人从14日开始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据报道，西班牙其它地区的一万多旅馆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位于西班牙西南部的加的斯和北部的一些城市从13日就举行了罢工。
大批饭店和酒馆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
旅游业是西班牙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据估计，每年外汇收入达四十亿美元。
旅馆工人的罢工对西班牙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目前西班牙旅馆工人的罢工浪潮正在扩大，西方通讯社认为，很可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旅馆工人的罢工。
新华社布鲁塞尔电
“罗当日—阿蒂斯矿业和冶金”企业的所在地之一阿蒂斯工厂的比利时工人最近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之后，不久前开始占领工厂，反对解雇。
“罗当日—阿蒂斯矿业和冶金”企业是横跨比利时—卢森堡边界的一个冶金企业。
这个企业分别设在比利时的卢森堡省的阿蒂斯和卢森堡大公国境内的罗当日。
近几年来，在比利时持续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这个企业处于严重的困难之中。
目前，阿蒂斯工厂二千八百多名比利时工人中，约有八百人面临被解雇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该厂工人曾采取罢工等形式进行斗争。
07月初，他们还组织了一次“就业进军”，要求当局解决他们的问题。

肯尼亚副总统、吉布提总理和非洲舆论强烈表示
反对超级大国争夺非洲之角　红海必须成为和平湖
扎伊尔通讯社揭露苏联挑起非洲之角冲突的手段狡猾毒辣
新华社内罗毕1977年08月13日电
据这里报纸08月13日报道，肯尼亚副总统兼内政部长丹尼尔·莫伊08月12日说：
“非洲对超级大国在非洲之角的干涉活动感到严重关切”，“应当让非洲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莫伊副总统在接见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德居兰戈时说，非洲之角发生的事情是大国之间的一次较量。
他说：
“非洲的发展中国家需要财政援助，而不需要目前用来屠杀他们的兄弟的武器。”
法国外长表示，法国政府完全同意莫伊提出的看法：
“超级大国不应当干涉非洲面临的问题”。
路易·德居兰戈外长从08月12日起开始他的非洲四国的访问。
他将相继访问肯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这四个非法语国家。
新华社萨那1977年08月14日电
据也门《革命报》报道，吉布提共和国总理艾哈迈德·迪尼08月11日在萨那发表谈话强调指出：
“吉布提共和国对红海安全的立场是阿拉伯立场，即红海必须成为摆脱任何外国影响的和平区。”
迪尼总理是陪同吉布提共和国总统哈桑·古莱德访问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时对萨巴通讯社说这番话的。
迪尼总理还谈到，吉布提共和国将奉行自由的经济政策，国家已经在发展农业、工业、开矿和贸易等方面制定了计划。
新华社1977年08月13日讯
扎伊尔通讯社和塞内加尔《太阳报》最近分别发表评论，揭露苏联和美国在非洲进行争夺和挑起冲突。
扎通社的评论指出，在非洲之角发生的冲突中，“人们看到的是大国为了把火烧得更旺而起的主要作用”。
评论认为，这种冲突“对于大炮和意识形态的商人来说是最大的乐事”。
评论着重揭露苏联在挑动冲突中“玩弄的把戏是狡猾的，也是很毒辣的”。
评论说：
“这是老鼠玩的把戏，当它啃你一块肉的时候，便往伤口上吹一口气使你不觉得疼，从而更好地控制你。”
塞内加尔《太阳报》在一篇题为《大国的把戏》的文章中，谈到苏联和美国向一些非洲国家提供武器。
文章说，“非洲正在出现无休止的战争”，而“在后面有大国的行动，它们提供武器，使正在熄灭的战火又燃烧起来”。
文章强调说，这种局势“就使得目前更需要实施非洲统一组织不久前通过的关于结束外来干涉的决议，以便为非洲的问题找到非洲的解决办法”。

苏修向红海和非洲之角加紧渗透扩张
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联合反霸斗争给苏修沉重打击
新华社1977年08月14日讯
在连结欧非亚三大洲的海上要道红海和地处红海口的非洲之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步步加紧它的侵略扩张活动，严重地威胁着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长期以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控制非洲和地中海以包抄西欧，进而实现其同美帝国主义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目标，对红海地区和非洲之角一直虎视眈眈，垂涎三尺，不断向那里进行渗透和扩张。
它曾经假借“友好”、“援助”的名义，向红海西岸的埃及和苏丹进行政治和军事渗透。
但是，它的假援助、真控制的卑劣阴谋很快就暴露出来，促使埃及和苏丹的政府和人民奋起同它斗争。
埃及政府在1972年和1976年先后宣布赶走苏联全部军事“顾问”和废除埃苏条约。
今年05月，苏丹政府毅然采取了驱逐苏联军事专家和部分外交官员等一系列果断措施。
这是对苏联的干涉、控制、侵略、扩张活动的有力反击。
但是，社会帝国主义贼心不死，本性难移。
它继续施展各种阴谋，加紧渗透活动，力图一手控制红海地区和非洲之角。
据报道，今年春天，苏修当时的头目波德戈尔内和古巴总理卡斯特罗一搭一挡、紧密配合，相继到非洲和红海地区的一些国家招摇撞骗。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苏修的精心策划下，由卡斯特罗出面抛出了一个有关建立红海地区“邦联”的建议。
按照这项建议，扼守红海入口处的一个国家、位于非洲之角的两个国家和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将参加这个“邦联”。
人们透过这项建议可以明显地看出苏联的狂妄野心：
它并不满足在其中的两个国家已经获得的使用重要港口的“便利条件”，它还要利用其中一个国家赶走美国势力后出现的新形势，妄图使它的势力在红海和东北非地区连成一片。
新沙皇梦想一旦这一图谋实现，就可以处于霸主地位，稳稳地扼住通往美国和西欧的两条重要航道。
一条是从印度洋、中东经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道，这条航道方便、经济，可以使来往于西欧的航船比绕非洲南端好望角的航程缩短约百分之四十。
另一条是从中东经过索马里的沿海、绕过好望角通往大西洋和欧洲的航道，它被称之为西方的“海上生命线”，西方进口的战略物资的百分之七十、欧洲进口石油的一半以上和美国进口石油的五分之一，都要经过这条航线。
苏联的这一图谋和为此而采取的行动，已经引起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密切注视和严重不安。
美国前海军部长米登多夫惊呼，苏联在航线方面的威胁，“大大超过美国建国以来所面临过的任何其它威胁”。
美国国务卿万斯07月初在一篇演说中强调，非洲之角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特别严重”，美国“将以同情的态度考虑”“受到威胁的国家”“要求援助的呼吁”。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最近说：
“我们同美国以及我们的其他盟国讨论了非洲之角的局势”。
然而，更为突出的是，苏联的扩张活动直接损害红海和东北非国家的利益和主权，因此，正在引起这些国家的警惕和反对。
事实上，苏联炮制的那个“邦联”的建议刚一出笼，就首先遭到了索马里总统西亚德的拒绝。
苏联明明知道，索马里同埃塞俄比亚长期存在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它非但不主持公道，反而从中插手，扩大事态，硬是别有用心地推销其“邦联”黑货，加剧索埃两国的矛盾。
西亚德总统不久前在一次谈话中强调指出，“我们（索马里）决不会偏离我们积极中立的既定方针。”
“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指挥。”
他还说：
“我们已向苏联提供海上便利。
我们也准备向任何其它国家提供同样的便利，条件是提供这种便利应当通过正常和合法的渠道，应当绝对维护国家的主权。”
一位吉布提政府官员，在欢庆吉布提06月27日独立时明确指出：
“在非洲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因超级大国在背后挑拨离间，制造事端。
特别是对某个超级大国，我们是非常了解的，我们不要它到吉布提来。”
为转移人们对苏联推行“邦联”计划受挫的视线，苏联最近又在东北非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企图混水摸鱼。
据报道，07月初苏联宣传苏丹在边界上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埃塞俄比亚，毒化这里的气氛。
但当即遭到苏丹的揭露和驳斥。
最近埃及同利比亚曾发生军事冲突。
冲突期间，苏联火上浇油，悍然把航空母舰“莫斯科”号开到埃及的领海附近活动。
对此，埃及向苏联提出了抗议。
苏联在红海和东北非地区的扩张活动接连碰壁的情况下，最近还玩弄起“贼喊捉贼”和“金蝉脱壳”的故伎，企图把它制造的索埃两国争端加剧的全部责任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其它势力身上。
并且自我洗刷说，“帝国主义势力和其它反动势力在拚命加深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之间的裂痕”。
甚至恬不知耻地标榜说，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一贯努力促使用和平手段来解决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
但是，红海沿岸国家和非洲其它国家的人民早识破了苏联的伪善面孔。
扎伊尔通讯社最近的文章说得好：
“在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之间的冲突中，苏联玩弄的把戏是狡猾的，也是很毒辣的”。
尼迈里总统揭露说：
“苏联力图操纵红海国家。
这是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
肯尼亚《民族日报》的社论强调说，非洲国家“必须拒绝让俄国任意践踏它们的主权。
不管是谁，想在这个大陆上搞渗透是行不通的”。
事实表明，苏联侵略扩张的霸道行径正在走向它的愿望的反面。
它正在促使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觉醒并团结起来，参加联合反霸斗争的行列。
为了商讨有关维护红海地区的安全问题，埃及、苏丹、沙特阿拉伯三国元首去年07月曾在吉达举行会议。
今年02月，苏丹、埃及、叙利亚在喀土穆开会，决定成立统一政治指挥领导机构。
03月，苏丹、索马里、也门和民主也门四国元首在塔伊兹会晤，“一致认为红海地区必须永远成为和平、和睦的地区，红海沿岸国家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协商和协调。”
07月初，非洲统一组织第14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有关反对外来势力干涉非洲事务和有关加强非洲团结、加强非洲—阿拉伯合作等重要决议。
所有这些都是对苏美两霸，特别是苏霸的沉重打击。
非洲和阿拉伯人民不可欺。
觉醒的红海沿岸国家和人民正在同其它阿拉伯、非洲国家和人民以及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一起，密切合作，加强联合反霸的伟大斗争。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日益暴露，日子越来越不好混。
不管它今后怎样施展诡计，进行破坏、捣乱和挣扎，将会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一样，逃脱不了必然失败的命运。

马科斯总统说沙巴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新华社1977年08月13日讯吉隆坡消息：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及其一行应沙巴州首席部长达杜克·哈里斯·萨勒的邀请，于08月09日至10日对马来西亚的沙巴州进行了两天的正式访问。
在访问期间，萨勒首席部长为他们举行了招待会。
萨勒致欢迎词说，欢迎马科斯总统在吉隆坡发表的历史性声明。
他说：
“总统的访问将加强东盟的团结。”
马科斯总统发表讲话说，他是作为一个代表，来告诉沙巴州人民知道，菲律宾政府和人民都认为沙巴州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应该这样对待它。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过去存在对沙巴州的主权之争。
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最近，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第2次首脑会议上，马科斯总统宣布，菲律宾正在采取步骤，不再对马来西亚的沙巴州提出领土要求。
他的声明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