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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工人阶级在“三大讲”的基础上开展的路线对比活动，是个很好的经验。
这一活动紧紧抓住了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发动群众广泛，联系实际紧密，声势大，效果好。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
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大庆的经验完全符合毛主席的这一教导。
他们把“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地摆出来，人人动脑，个个开口，以毛主席的教导和华主席的指示为武器，加以对比和分析批判。
这样就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深感受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极端重要性，真正懂得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做到泾渭分明，印象深刻。

大庆油田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对部队也是适用的。
我们要结合揭批“四人帮”的实际，结合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和各项工作的实际，很好地学习和运用这一经验，大打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进一步夺取抓纲治军的新胜利。
——编者

据新华社大庆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一日电 大庆油田广大干部、工人，正围绕着大庆两条路线的重大斗争和个人的思想实际，广泛开展路线对比活动，声势浩大，规模空前，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两条路线对比是“三大讲”的继续和深入。
前一个时期，大庆工人阶级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创造的好经验“三大讲”，对深揭狠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及其罪恶历史，激发广大职工和家属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总结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经验，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这场斗争的不断发展，大庆党委深深感到，“四人帮”多年来控制舆论工具，大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散布许多谬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工业战线上流毒甚广，危害极大，即使象大庆这样的先进单位，也不能低估。
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在前一段开展“三大讲”的基础上，开展路线对比，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继续引向深入。
这样，才能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彻底肃清流毒，保证大庆红旗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
从四月下旬以来，油田各级党委先后有八千七百多名干部，下基层，上前线，同广大职工群众一起开展路线对比活动。
目前，这一活动，已经在全油田一千九百多个基层单位开展起来了。

从目前各单位的做法来看，路线对比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就是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华主席、叶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和其他重要文件，把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办社会主义工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华主席、叶副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学懂弄通，领会透彻，掌握开展路线对比，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思想武器。
第二、就是把“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及他们放回来的“归山虎”张洪池和当时大庆领导班子里支持他的个别人对大庆干扰破坏的罪恶活动，一桩桩、一件件地摆出来，用毛主席教导和华主席指示加以对比和分析批判，分清两条路线的是非界限。
第三、就是联系本单位和个人的实际，看看自己过去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怎样认识的，怎样执行的，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有些什么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总结。
在路线对比中，人人讲经历，谈体会，一人发言，大家补充，互相启发，共同受教育。
广大职工说，这种群众性的路线对比，能把同“四人帮”顶着干的成绩讲出来，把受“四人帮”毒害的影响找出来。
这样做，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一个大学习、大颂扬；
对“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个大揭露、大清算。
两条路线一对比，哪个对，哪个错，一下子就泾渭分明。
采油四部四区一队共产党员石光华，一九七○年转业到油田工作以来，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严格执行岗位责任制，不论冬天夏天，白昼黑夜，还是风雪雨天，没有误过一个班，没有迟到早退过，虽然他患有严重关节炎，天气一变两腿又酸又疼，但他一直坚持上班；
巡回检查，他总共步行五万三千多里路；
上夜班七年，他没脱过一次岗，没漏取一项资料，没发生一次事故。
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却被污蔑为“生产党员”，说什么这样的党员“有一百个也不要”。
在这个队的路线对比大会上，大家都热情赞扬他是坚持继续革命的“长征战士”，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好党员，大家表示，要虚心向石光华同志学习，争当铁人式的石油工人。
通过路线对比，石光华自己也进一步明确了路线是非，提高了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在大庆政治部党总支委员会召开的路线对比会上，人们讲到：毛主席为我们制订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四人帮”却制造出一套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谬论。
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处乱打“唯生产力论”的棍子。
“归山虎”张洪池以及当时大庆领导班子里的个别人，完全按照“四人帮”的腔调，污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庆广大干部和群众“讲干劲没说的，讲路线不咋的”。
他们曾经公开散布“三年不搞科研，照样出油”。
由于受“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一度造成了油田管理混乱，地下亏空，生产被动的局面。
大家普遍反映，这次路线对比，收获很大。

在群众性路线对比的基础上，象过去建立新旧社会两本帐那样，建立路线对比两本帐。
一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粉碎“四人帮”，领导我们继续革命的“幸福帐”；
另一本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祸害我们国家、祸害我们党、祸害我们企业，迫害广大职工和家属的“苦情帐”。
这两本帐，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建立起来，作为对职工和家属进行经常性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的活教材。
广大职工群众说，我们搞路线对比，忆受“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祸害之苦，思贯彻毛主库革命路线、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之甜，两条路线，两种前途，使我们坚信，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就能保证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万年红，就能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大庆油田开展的这场路线对比活动，把“四人帮”作为反面教员，发动群众深入批判，就把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和传统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在路线对比中，不论是老工人，还是青年工人，人人上阵，个个开口，大家对比，大家揭批，形成了一场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运动。
一些身受其害的同志，找到了祸根，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

大庆油田在路线对比活动中，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四人帮”及其死党。
对那些恶毒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的反革命分子，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决不含糊，一定要把是非界限搞清楚；
对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通过“说清楚会”，向党向群众讲清楚了，真正提高了觉悟，就鼓掌欢迎，一起投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这样，着眼于大多数，教育大多数，团结大多数，就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形成了一支最广泛的革命大军，为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英勇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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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可低估了“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的破坏及其流毒，估计低了不好。
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作为大事来抓，认真地深入地发动群众。
群众发动得越深入，形势就会越好。

华主席视察东北三省时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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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之前，七连还是北京部队某团军事训练的一个后进分队。
五大技术七年来很少超出过及格成绩。
可是，三个月后的今天，七连大变。
前不久，全师验收考核，五面红旗，他们得到两面，一跃跨进全师训练分队先进行列。
时间这样短，他们是怎样打的翻身仗呢？
在总结上半年训练经验时，七连干部战士一致谈到，党支部正确地理解和贯彻“两严”训练方针，坚持做到“三靠三不靠”，是很重要的一条。

靠思想政治工作 不靠严厉训斥

三月十五日，团里进行第一季度训练考核，七连项项课目都是全团倒数第一。
有的干部、骨干想到全军跃进的形势，产生了急躁情绪。
一急，便发生了训斥战士现象。
还说，要把训练搞上去，就得这样严。
结果，不但训练起色不大，问题反倒增加了。
对此，党支部组织干部、骨干搞了一次整顿。
他们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学习“两严”训练的方针，批判“四人帮”用权势压人的恶劣作风，讨论了什么才是真正严格的问题；
请师政治部在连队蹲点的领导和团政治处郑主任介绍了做耐心细致政治工作的经验；
宣扬了一班长程才敏用毛泽东思想带兵的体会。
从而使干部、骨干懂得：真正的严格，是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用毛泽东思想把战士为革命练兵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他们自觉为保卫祖国进行严格训练。
靠训斥，靠权势压人，是国民党和“四人帮”那一套。
我们决不能这样对“两严”方针有了正确理解，靠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训练积极性的风气便开始浓起来。
各班排自动结合实际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
批判“四人帮”破坏“两严”训练方针的种种谬论；
还大力开展谈心活动和革命竞赛活动。
八班新战士郭乐义组织纪律性较差，训练成绩也上不去。
班长张连社就耐心地给他讲听从指挥与打仗的关系，讲邱少云、雷锋、硬六连遵守革命纪律的故事，讲“四人帮”诬蔑遵守革命纪律是奴隶主义的谬论，先后找他谈心二十多次，并抓紧时间帮他突破训练中的难点。
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全连训练面目一新。
四月份各项课目训练成绩上升幅度，比前三个月的总数还要高。
干部、骨干们深有体会地说：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使战士懂得了为谁严，为啥严的道理，才能自觉地、努力地按“两严”要求去训练。

靠群众智慧 不靠少数人空忙

“两严”训练方针，来自实践，来自群众，要使它真正落实，也必须在实践中相信和依靠群众，不能只靠少数人空忙。
这是七连党支部的又一条体会。

五月下旬，七连进行夜间射击训练，这个课目以前从没搞过，难度又较大。
第一次摸底试打，参加五十四人，十七人不及格。

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学习毛主席关于开展军事民主的教导，批判“四人帮”那一套霸道作风，感到训练要达到“两严”的要求，只靠少数干部、骨干是不行的。
只有靠全连同志的集体智慧，落实“两严”方针才有力量。
试打之后，所有干部都深入到战士中，广泛收集大家攻克难点的好主意，发动战士找出了夜间射击靶子看不清、缺口准星对不上、瞄准速度慢的三个难点。
然后，发动全连推“小会战”：黑板报办起了“大家都来攻难点”的专栏，及时刊登群众的好建议；
各班排把射击技术好的和差的结成帮学对子，互相检查，互相帮助；
每次训练之后，开一次“诸葛亮会”。
个性的问题集体会诊，大家来帮助。
共性的问题解剖麻雀，人人受启示。
由于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攻克了夜间射击的难点。
后来团里接连三次考核，七连都取得了优秀成绩。
他们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还连续解决了投弹、打坦克等项训练课目中的一个个难点，有效地加快了训练的步伐。

靠科学练兵 不靠蛮劲练兵

随着揭批“四人帮”破坏“两严”训练方针罪行的深入，七连干部战士训练的劲头一天比一天高涨。
一段时间，达到了高潮。
有的战士除正课时间训练外，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甚至练到晚上十一、二点，拉都难以拉回。
面对战士们这股热劲，领导怎么办？
党支部分析了有的汗水没少流，成绩提高并不快，有的加班加点过多，白天训练打不起精神等现象，认为：这样练兵，领导不能提倡。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螺丝紧到一定程度，再使劲就会拧崩。
甩开膀子大练兵，不等于不讲科学态度，只有蛮劲头，不会获得训练的理想成果。
苦练不巧练，“两严”难实现。

于是，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的教导，作出一项决议。
内容是：认真组织部队学习毛主席有关科学练兵方面的教导，大讲苦练加巧练与落实“两严”训练方针的关系，使科学练兵的思想在每个战士头脑中扎根；
连排成立军事技术指导小组，加强军事训练的辅导；
大力提倡和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宣扬和树立苦练加巧练的先进典型。
并注意因时制宜，科学安排一天的训练时间。
如：吃过早饭精力充沛，可搞一些消耗体力大的课目。
接近中午时搞一些消耗体力小的课目。
没有特殊情况不经允许，早晨不准早起床，中午不准不午睡，晚上不准晚就寝，提倡八小时内苦练杀敌本领。
这项决议，有力地调动和保护了群众练兵的积极性。
训练正课时间，他们拿出最大的练劲，把动脑筋找窍门同苦练结合起来。
适当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三五枪、三五弹的小群练兵活动。
两个多月来，全连共总结科学练兵的小经验几十条，既缩短了每个课目的训练时间，又显著提高了质量。
（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作者：屠彩艮/刘峰
栏目：一事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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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灯号吹过了。
连长王家沈查铺来到九班，发现班里空无一人。
人到哪里去了？
他来到训练场，借着蒙蒙月光，看见战士们正在练投弹。
看着这些可爱的战士，王连长又感动又心疼。
他想，眼下施工正进入最紧张阶段，经过一天艰苦的劳动，战士们已经够累了，如果晚上不休息好，身体能吃得消吗？
……想着想着，他走到九班长面前说：“九班长，我正要找你，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你们马上去完成。”
“啥任务？”
“回去睡觉。”
九班长明白了连长的意思，立即把全班带回宿舍休息。

第二天，王连长又找九班长谈心，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的教导，讲清了工作与休息的辩证关系，并给他传授了怎样科学安排时间的经验。
九班长懂了爱护战士积极性的道理，以后处处注意科学安排时间，带领全班结合施工练臂力，利用空余时间练技巧，全班的投弹成绩很快就由三十二米上升到四十五米。
王连长还就这个问题召集班长和排长开会，并在全连推广了九班的经验，要求大家自觉遵守作息制度，保证了全连同志精神饱满地完成各项任务。
（屠彩艮、刘峰）

栏目：一事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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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王家沈把让战士休息作为“紧急任务”，乍听有点过分，细想耐人寻味。

首先，这反映了王连长对战士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战士休息不好，他感到心疼。

其次，王连长懂得工作与休息的辩证法。
工作第一，休息第二。
但搞好工作又需要休息，要完成“最紧张阶段”的施工任务，尤其需要抓紧休息。

毛主席说过：“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
王连长的做法，符合毛主席的教导。

休息也要抓紧，这是革命的需要。
但我们有些干部抓工作理直气壮，抓休息，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似乎抓休息就是干劲不足。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我们党从来就要求干部关心群众的生活。
只有糜烂透顶、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才不顾人民的死活。
对他们的罪行，必须批判。
关心群众生活的优良传统，必须发扬。

“紧急任务”的故事，还告诉我们，要懂得工作和休息的辩证关系，要时时处处按照辩证法办事。

作者：高治

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毛主席：《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国革命有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四人帮”是一伙钻进我们党内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他们懂得，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搞垮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必须首先搞垮我们的党。
十年来，他们鼓吹党要“改造”，党要“重建”，妄图改变我们党的性质，摧毁我们党的组织，其为害之烈，影响之深，流毒之广，在我党历史上是少见的。
对此，我们决不能低估。

一

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内，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本来是人所共知的一条真理。
但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却大做文章，蓄意把水搞浑，妄图取消共产党，实现其“改朝换代”的反革命阴谋。
张春桥早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次谈话中，就放出空气说，现在的党组织，“不能依靠”，“党要改造”，“省市委没有也很好，证明可以精筒”。
一九六八年一月，这个国民党特务分子竟然提出“党究竟还要不要？
是不是可以用群众组织来代替？”
这些黑话，是他放出来的一只反革命政治气球，用以试探革命群众的反映，并鼓动他们的余党去制造“改造”党的反革命舆论。
怎样“改造”呢？
一九六九年他用赤裸裸的语言抛出了一个所谓“改造党”的反革命方案：中央“设革命委员会，下边设几个人办理党务”；
上海以“造反联络总站取代市委”；
基层“造反队就是党支部，队委就是支委”，“让造反队来发挥党支部的作用”。
看，在张春桥的这个方案中，哪里还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剩下的只是所谓“造反队”领导一切。
很清楚，张春桥的所谓“改造”党，“用群众组织来代替”党，就是要把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各级组织，统统当作“旧机器”彻底“砸烂”。
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妄图取消党，又是什么呢？

可以不可以用群众组织来代替党，这难道还需要争论吗！
“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无产阶级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政党——共产党。
张春桥公然主张要“用群众组织来代替”党，让“造反队”来领导一切，从而取消我们的党，搞垮我们的党，这比国民党蒋介石企图用飞机大炮来搞垮我们党的反革命行径更为恶毒。
这正好说明“四人帮”确实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张春桥妄图取消党的罪恶阴谋破产后，他很快变换手法，假惺惺地说“看来党还是要的”，但是要“重新建设一个党”。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张春桥要“重建”一个什么党？

二

中国共产党是以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事业——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她有最远大的政治眼光，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利益。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了我们党的建党宗旨，这就是周恩来同志在“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
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对于这样一个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党，张春桥居然要“重建”！

为了给这个反动的“重建”论制造根据，他们竭力丑化党的几十年的奋斗历史，丑化广大共产党员，丑化大批党的干部。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抓住几片鸡毛蒜皮，到处煽风点火，把工厂、学校、机关的大批党员打成了所谓的“生产党员”、“老保党员”、“刘家党员”。
诬蔑上海解放前的地下党的党员“都是有问题的”，谩骂老解放区来的老党员都成了“走资派”。
姚文元还恶意歪曲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要把凡是不跟他们走的共产党员统统“吐”掉。
姚文元提出知识分子党员要“大大吐故一批”。
多少呢？
“百分之五十至八十”！
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被他们说得一团漆黑。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咒骂共产党的谰言，与“四人帮”比起来，不免相形见绌。

就在这一片“搞臭”声中，他们抛出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恶方案。
这股“双突”风的发明人就是张春桥。
一九六八年，张春桥赤膊上阵，以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典型代表王洪文为例，对各级党组织施加压力说：“国棉十七厂的一个保卫干事，可以做一个工总司的负责人，为什么下面的干部不能调上来。”
他们任意践踏党章和党的干部政策，疯狂篡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迫不及待地把一些跟着他们搞阴谋诡计的人拉进党来。
王洪文和他的一个亲信在一九七三年全市组工会议上，公然亮出他们选拔党员、干部的标准是：要以“活材料为主”，“档案只能作参考”，“在需要时，就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也没关系。
一切都要根据需要”。

“一切都要根据需要”。
这就是“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的一个信条。
随着他们篡党夺权步伐的加快，“双突”的邪风也愈刮愈烈。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王洪文按照张春桥的黑旨意，下令各级工会“打头阵”，“要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夺权”，要把所谓“老造反”“选拔上来，大胆使用，积极培养，破格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在短短一两个月中，全市许多党组织的负责人被靠了边，不照“四人帮”那一套干的组织部门被冲得七零八落，封了抽屉封了门。
不少单位大搞层层点名，限时限刻，先入党后提干，或者先提干后入党，或者入党提干双管齐下。
到了筹备召开四届“人大”期间，上海的一小撮余党配合“四人帮”的“组阁”活动，“双突”之风刮得更猛。
他们抛出“两自一快”的方针，即“要自己直接考察，自行物色，加快步伐”。
根据这个黑方针，他们送出了去中央部门夺权的一批“部长”名单，安插了一批人作为四届“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的人选，把黑手伸向中央。
一九七五年以后，“四人帮”及其余党一再催促“要把张铁生那种有刺的人”“送到中央”。
他们的一批爪牙、心腹又被指名入党提干。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而“四人帮”“双突”进来的那部分人，其中有些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有的甚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只是由于他们紧跟“四人帮”，就一概被称作是“路线斗争觉悟高”、“造反的功臣”、“反潮流的好汉”，统统拉进党内。
他们就是这样丧心病狂地改变党的成份，篡改党的阶级基础，妄图把共产党改变成乌七八糟的国民党，这就是张春桥所说的“重建”。

三

在“重建”党的黑纲领下，“四人帮”对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整套优良的革命传统，肆意加以破坏。
他们力图以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作风腐蚀党、瓦解党，实行国民党当年用来对付共产党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溶共”政策。
张春桥口口声声攻击党的统一纪律和党的优良作风是“谁都没有兴趣”的“条条框框”。
那么，他们有兴趣的那一套又是什么货色呢？

反对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灌输向“四人帮”效忠的观念，就是他们拚命宣扬的一种黑货。
在他们这个反革命帮派内部，江青是以“老娘”自居的。
张春桥厚颜无耻地公开宣称，就是“要拍江青的马屁”。
王洪文更是摆出一副政治流氓的架势，对着他那伙“小兄弟”狂叫说：“没有张春桥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他那伙“小兄弟”对这位“司令”当然也要竞表忠心，高呼“司令比亲爹娘还亲”了。
这样，他们就把革命同志关系变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变成了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他们通过余党、亲信，到处造舆论，拉关系，笼络人心，培植“感情”。
一忽儿对这个人说：“你入党是某某亲自提名的”，一忽儿对那个人讲：“某某了解你，支持你，要好好干，为某某争气。”
他们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和党政机关的领导职务，用作收买亲信、网罗党羽的资本，进行赤裸裸的商品交易。
在他们的毒害下，一些人心目中，只知有帮，不知有党，只知跟帮，不知跟党。
有话不在党内讲，有问题不在党的领导下解决。
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被踩到脚下，帮派的利益高干一切。
在他们的帮派内部，那是关起门来一家人，称兄道弟，拉拉扯扯，封官许愿，请客送礼，搞得乌烟瘴气。
而出了他们那个帮派，他们就以邻为壑，拉一些人，打一些人，搞得有些领导班子四分五裂；
造成有些单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好人不香，坏人不臭”，人人自危，互相戒备，严重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关系，瓦解了党的战斗力，给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四人帮”宣扬的这套思想作风，反映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极其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它和反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是根本对立的。
他们的这一套，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中是通不过的。
他们和党的各级组织以及绝大多数党员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状态中。
为了实现其反革命阴谋，他们又到处疯狂煽动“对着干”。
怎样“对着干”呢？
他们通过自己的亲信、爪牙，四下吹风，八方串连，拉战斗队，配黑班底，把派别组织和秘密集团在党内合法化。
在他们那一伙人中，有人已有了书记、委员身份，但党委开会他们可以拒不参加，党委作出的决议他们可以不执行，甚至党委会议还没有结束，内容就已经拿到街上去“批判”了。
“四人帮”直接指挥他们的余党，在上海私自印发大量整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就是所谓“对着干”的登峰造极的“杰作”。

从“四人帮”一伙对党的性质、党的阶级基础的篡改，对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破坏来看，他们要“重建”一个什么党，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他们就是要用地主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用一个张记国民党来代替共产党，以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四

对于“四人帮”的那一套乌七八糟的“建党”理论，无需多加分析，就能发现其中没有多少新的货色，而是兼收并蓄了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再加上蒋介石青红帮反动思想体系的大杂烩。

在“四人帮”的眼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中央到地方，我们的整个党都“不行了”。
因此，改朝换代的时候到来了，“社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就靠革命造反派，就交给我们了。”
张春桥的这番高论，我们听了颇觉耳熟，一查历史，原来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四年就讲过了。
托洛茨基在列宁逝世之前，加紧了他的反党步伐，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他引用第二国际首领蜕化的事实，恶毒攻击“老的布尔什维克正在蜕化”，“党在蜕化”。
张春桥所胡说的“党不行了”，其实不过是拾托洛茨基的牙慧而已。

再来看一看什么样的人可以入党这个问题。
发展什么人入党，关系到党的阶级成分、性质等重大问题。
“四人帮”提出了造反派“当然入党”论。
不仅要“当然入党”，张春桥还提出党的领导机关中“应该由造反派占优势”。
如果哪个无赖、流氓在本单位里入党通不过，怎么办？
张春桥首先发明了入党“飞过海”的办法：“××问题（指“四人帮”一个余党的入党问题）本厂无法解决，可以求求外援，请别人帮忙。”
“帮忙”也者，即弄到外单位去发展通过，或者由上级领导部门施加压力，强行通过。
“四人帮”的这种理论和做法，更是拾起了马尔托夫的一根稻草当枪使。
早在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章时，马尔托夫就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每个罢工者都能够“宣布自己是党员”的胡说。
每个罢工者都可以入党，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
马尔托夫的谬论刚出笼，就遭到了列宁的迎头痛斥。
列宁指出，“这个论点一下子就使他的错误变得更加荒谬，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末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
（《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二四八——二四九页）马尔托夫的破烂略作修改，把“罢工者”改为“老造反”，把“自行列名”改为“突击发展”，就成了“四人帮”建党“理论”的“法宝”。
由于“四人帮”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贯彻了类似马尔托夫的反动观点，在这些单位里，党作为工人阶级先进觉悟部队的作用就被削弱以至消灭了。
马尔托夫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一一干出来了。

但是，如果以为“四人帮”仅是拾起了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的一些破烂，那也未免太小觑了他们。
创造发明也是有的。
不用党组织来发展党员，便是张春桥的一大创造。
马尔托夫仅提出了每个罢工者都可以入党的论点，张春桥却是“新桃换旧符”，他进一步发展了马尔托夫的论点：“我的意见可以先发展党员，后恢复党组织。”
这即是说，没有党组织，照样可以发展党员。
只要有了“造反队”，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这类结帮代党的做法，更是“四人帮”师承蒋介石的结果。
张春桥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是蒋介石的信徒了，后来他钻进共产党，加之吸收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搞宗派阴谋活动的反革命经验，他们的结帮篡党的“理论”，就有了“中西合璧”的特色。
蒋介石的国民党建筑在青红帮上，“四人帮”重建党也依靠“青”、“洪”两帮，蒋介石在帮内以老头子自居，张春桥在上海工总司也俨然以老头子口吻讲话；
蒋介石在国民党里头又搞了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组织，以此来互相牵制、互相控制，“四人帮”也是帮内有帮，派中结派。
“四人帮”要“重建”我们的党，就是要把我们的党改造成为孟什维克、托派加上国民党这样一个七十年代的法西斯党。

“四人帮”要用国民党代替共产党，现在人们不感到奇怪了。
因为，他们原来就不是什么共产党，他们原来就是一批混进共产党里头的国民党。
“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陈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今天，这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已被粉碎了，我们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
但是，这个胜利对于我们完成天下大治的历史任务来说，还只是一个光辉的序幕。
要巩固这个胜利，并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彻底肃清他们在党的建设方面散布的流毒，还要花很大的气力。
我们决不可以松劲，而要一鼓作气，再接再厉，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把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七月六日《文汇报》）

作者：广州部队政治部文化部批判组

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这个口号，是王张江姚“四人帮”为加速实现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而精心炮制出来的。
要篡党夺权，必先反军乱军。
为了把这个口号推销到军内，“四人帮”又通过他们安插在军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把它演变为所谓“写军内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四月间，“四人帮”安插在军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秉承特务张春桥的黑旨意，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窜到广州部队某部，利用第一个全军基层文化工作“观摩学习会”，正式亮出了“写军内走资派”的黑旗。
在四月二十七日的总结大会上，那个亲信作完总结报告之后，突然话锋一转，节外生枝地大讲所谓“创作问题”。
他指责“有的作品不敢接触军内走资派”，在创作上“军队不如地方”。
为什么呢？
据说原因就在于“强调了传统”。
他叫嚷“走资派在党内、军内”，“写好同走资派的斗争”是当前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
他煽动部队作者“不要怕犯错误”，要大胆地去写“穿军装的走资派”。

所谓“军队不如地方”，就是说军队文艺工作不如“四人帮”直接控制的那些部门、那样密锣紧鼓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跟不上“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
曾经表示决不辜负江青“希望”的那个亲信再不拍马上阵，他就抢不到“功劳”了。
这就是那个亲信为什么竟敢背着党委领导，在全军基层文化工作“观摩学习会”上卖力鼓吹“写军内走资派”的背景。

“强调了传统”。
这是那个亲信解释军队创作不如地方的原因。
特务张春桥曾经抛出了“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黑货，恶毒攻击、全盘否定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把宣传革命传统的文艺作品诬之为“替那些老家伙评功摆好”。
那个亲信也随声附和：“光讲发扬部队的传统，那还有什么新生事物？”
在这次会上，他又跳出来叫喊：“描写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强调得不够，而是强调了传统”，扬言要“很快改变当前创作中的这种倾向”。
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培育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
文艺作品宣扬革命传统，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鼓舞革命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新的长征，正是现实阶级斗争的需要，是革命文艺义不容辞的职责。
这同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完全是统一的。
“四人帮”把宣扬革命传统当作一种“错误倾向”来反，这正说明他们是一伙妄图反党乱军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

“不要怕犯错误”。
这是那个亲信为自己跳出来鼓吹“写军内走资派”而注射的强心剂，也是他死心塌地卖身投靠“四人帮”的自我表白。
自从“四人帮”把他安插到军队文化部门以后，他又是抓创作，又是抓会议，又是抓演出，卖劲地为“四人帮”登基吹喇叭、抬轿子。
随着“四人帮”反革命步伐步步加快，他更是活动猖獗，上窜下跳，加紧兜售“写军内走资派”的反党黑货。

那个亲信为了把“写军内走资派”的鬼火引向全军，还得意忘形地再三吹嘘“中央领导同志”（指“四人帮”）对这个问题“特别强调”，有过“多次指示”。
他一面频频向“四人帮”拍马献媚，一面却肆意诽谤党委，攻击领导，胡说什么党委“没有研究过一次文化工作的方向路线问题”，和叛徒江青污蔑“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一唱一和。

“写军内走资派”的反动谬论，是那个亲信在某部八连为现场的“观摩学习会”上公开向全军抛出来的。
八连从组建到现在，始终沿着毛主席建军路线不断前进。
在文化工作方面，他们紧密配合现实阶级斗争和部队中心工作，运用多种形式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取得了显著效果。
那个亲信利用这次“观摩学习会”在基层点火，妄图在全军掀起揪“军内走资派”的黑浪，引起八连和所在单位的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义愤。
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他们安插在军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也最终显出他的反革命本相。
什么“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什么“写军内走资派”等等，统统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八连干部战士同仇敌忾，愤怒揭批“四人帮”及其亲信篡党夺权的罪行，并以实际行动创作和演出了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敬爱的周总理、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揭批“四人帮”的文艺节目，在广州部队业余文艺调演中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他们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夺取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更大胜利！

作者：胡柏冰余芎

一九七三年冬到一九七四年春，“四人帮”在文艺界发动了一个对“无标题音乐”的所谓批判，先从北京、上海开始，后来遍及全国。
在四个多月里，“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初澜”接连炮制了三篇黑文，指挥这次声势颇大的批判活动。
一时间，噪音阵阵，甚嚣尘上。

“无标题音乐”是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发展起来的“古典音乐”。
其中不少作品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思想感情，同时在艺术形式和作曲技巧上也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毛主席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
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这种形式的音乐批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这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新音乐是有一定用处的。
然而，我们所讲的批判与“四人帮”对“无标题音乐”的“批判”是根本不同的。

“四人帮”所谓批判“无标题音乐”，完全是制造事端大搞政治阴谋。
一九七三年秋，我国邀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两位器乐演奏家访华演出，拟演出的曲目中大都是无标题音乐。
为此，有关机关在请示报告的附件（《曲目说明以及作者简介》）中，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指出，这些作品大部分是作者在资产阶级启篆运动影响下写出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
又指出，这些作品大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
这说明这次访华演出的曲目多数在历史上是比较进步的，但反映社会生活不够深刻。
这样的文化交流是正常的。
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这个报告。

然而，“四人帮”这伙朝思暮想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为了反对周总理，肆意借题发挥，施展各种鬼蜮伎俩。
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首先发难，他在批注这个文件时秃笔一挥，把“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篡改为“无社会内容”，然后提出：“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这个理论问题还可以研究一下”。
这样一改，就把报告附件诬蔑成宣扬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黑文”，而批准这个报告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成了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支持者”了。
姚文元这种“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六七三页）的“诀窍”正是他从叛徒考茨基那里搬来的。
接着，江青、张春桥也在报告上大加批注，阻挠这次演出。
周总理为了维护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同他们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最后，这次访华演出还是按原曲目进行演奏。
然而，“四人帮”蓄意反对周总理，又私自将他们颠倒黑白的“批注”，作为他们对音乐问题的所谓“指示”下达到受其控制的北京、上海文艺界，并授意其亲信对“无标题音乐”开展所谓批判。
接着又通过全国音乐座谈会，把这一批判扩展到全国各地。

在批判中，“四人帮”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用全盘否定外国古代音乐遗产的手法，诬蔑对外文化交流工作。
正是那个不久前对某外国乐团访华演出欣赏得五体投地的江青，这回忽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少接待或不接待外国文艺团体，原因是“后果严重”。
因此谁要批准外国文艺团体访华而演出资本主义时代的音乐，谁就是为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开绿灯。
他们的矛头指向坚决维护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周总理，其用心何其险恶！

“四人帮”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音乐遗产。
他们连恩格斯赞扬过的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命运”——这首表现了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时代精神的作品也要彻底批判、勒令禁演。
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乐曲宣扬了“宿命论”，贝多芬不是无产阶级音乐家。
按照他们的这种逻辑，除了无产阶级的音乐之外，其他都要打倒。
这种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曾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
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四八页）“四人帮”这伙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阴谋家，妄图割断历史，阻碍社会主义音乐的发展，却把自己打扮成能杜撰无产阶级文化的专家，实在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
他们的荒诞和粗暴，反过来教育了人们更正确地对待古代文化遗产。
对于资本主义音乐和一切外国的、古代的音乐，我们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要坚持有批判地继承。
没有批判和继承也就没有更好的发展。
这就是我们与“四人帮”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的根本区别。

“四人帮”还大搞形而上学，把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歪曲为照搬外国文艺，把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歪曲为崇洋复古。
他们在批判中蛊惑人心地叫嚣，让外国乐团演奏“无标题音乐”就是要搞崇洋复古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把对外文化交流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搞的“全盘西化”等同起来，然后扣上所谓“为十七年文艺黑线翻案”等大帽子。
难道只有强令外国人全部演奏中国的现代的作品，那才算“革命”，才算“正确路线”？
这真是荒唐无稽的谬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这就精辟地说明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必要性。
它不仅是增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联系的一种形式，也是在文艺上互相学习，增强了解，取长补短，引为借鉴的一种形式。
“四人帮”反对对外文化交流，实际上是搞“愚民政策”。
不加区别地禁止人们同一切外国文艺作品见面，这是“四人帮”一伙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
“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所以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于他重视学习外国的和古代的文艺，然后加以融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难道能说鲁迅是“崇洋复古”吗？

其实，“四人帮”才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崇洋复古的急先锋。
“四人帮”这伙钻进党内的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对封资修的没落腐朽的文艺作品视若珍宝，欣赏备至。
他们不是夜以继日地沉溺在西方的黄色电影里，迷恋那些爵士音乐、下流歌曲吗？
然而，他们却要给别人戴上“崇洋复古”的帽子，实在无耻到了极点。

“四人帮”大张旗鼓地对“无标题音乐”进行所谓批判，表现了他们理论上的荒谬和无知，更暴露了他们的政治阴谋。
众所周知，一九七三年底到一九七四年春，正是他们借批林批孔之机，阴谋反对周总理的时刻。
“四人帮”错误判断形势，以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们急欲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
于是，他们选择了这次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作为一个借口，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
然而，“‘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
“四人帮”妄图借批“无标题音乐”反对周总理，倒头来却更加证明周总理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四人帮”的反革命噪音终究被驱散了，他们的政治阴谋也彻底破产了。

栏目：为兵服务剪影

在祖国西北边疆的茫茫戈壁，有一支文艺轻骑兵，深入部队的一个个执勤点，满腔热情地为兵演出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批判“四人帮”反党乱军的罪行等文艺节目。
他们就是兰州部队高原文化工作队。

“哪里有边防战士的身影，哪里就有我们的歌声”
今年四月的一天，他们在某部边防一连演出时，听说在五十公里外的一个执勤点上，还有十几名战士单独在那里执勤，便立即决定专程到那里去演出。
连队干部听了，说什么也不肯。
他们说：你们带上道具、乐器跑那么远不方便，还是把他们叫来看吧。
究竟是送戏，还是等他们来看戏？
过去，“四人帮”篡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妄图捆住文艺战士为工农兵服务的手脚。
文艺战士决心用实际行动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做到“哪里有边防战士的身影，哪里就有我们的歌声。”
他们很高兴地来到这个执勤点，为战士们进行了演出。

“按部队的需要安排演出计划”
边防哨所，人少任务重，站哨、训练、巡逻等分成好几个组。
文化工作队的同志们风尘仆仆地赶到一个哨所后，常常有两三个组不在家。
遇到这种情况，同志们总是为他们演专场。
有时遇到部队行军、拉练、执行特殊任务，他们总是积极配合演出。
一次，工作队的同志们穿戈壁、越沙漠连续行军四天，才赶到某边防营，到达部队驻地时天已快黑了，他们计划在这里休息一下，第二天为部队演出。
可是，吃饭时，他们听说这个营最近开了个英雄模范代表会，今天结束，明天代表们就要回连队去，都觉得这是配合部队搞好宣传的好机会。
他们不顾疲劳，卸下道具、乐器，搭起舞台，进行演出，使代表们很受鼓舞，热情地赞扬高原文化工作队送来了华主席、党中央的关怀。

增强同战士的思想感情，唱出战士的心声

今年四月的一个晚上，高原文化工作队来到某部边防三连演出，队员许秀林说完一段快板书后，台下的观众静悄悄地没有一点掌声。
这时，许秀林却又为大家演出了快板书《三斗江青》。
为什么观众没有掌声，小许还要继续演？
这里有一段来历。
有一次演出，他觉得高原文化生活缺乏，掌声一定更响。
可是，出乎意料，台下的掌声并不热烈，这使他心里凉了半截。
从此，他的情绪低落下来，宣传队党支部看出了他的心思，与他一起找战士们谈心。
在和战士们接触中，他了解到：大家都非常爱听快板书，也很想鼓掌让演员多说两段，但想到高原文化工作队刚到这里不久，环境不大适应，说一段就满头大汗，战士们怕他累坏，就没有鼓掌让他返场。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许秀林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暗暗问自己：“战士对我是什么感情，我对战士又是什么感情？”
他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考自己的差距：“把掌声当作自己的荣誉，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反映。
沾染上了这种旧习气，就会只想掌声，不想群众，对战士缺乏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后来，他每到一地都深入群众，和战士们一起参加劳动，把自己能说的快板书一个个地向战士们介绍，询问他们爱听那几个。
这样，演出时不管有没有掌声，他都把战士喜爱听的节目表演完。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以来，许秀林批判了“四人帮”鼓吹名利观念，妄图用“三名三高”来腐蚀文艺队伍的罪行，为兵演出的劲头鼓得更足了。
（报道组）

作者：湖北省军区大批判组

“四人帮”控制文艺界期间，“创造”了一个顶顶有名的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即所谓“三突出”。
这个“四人帮”的创作原则被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吹得天花乱坠，胡说它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简直成了文艺创作的金科玉律。
什么叫“三突出”呢？
他们说：根据江青的所谓“指示”，文艺创作要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
这些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其实，都是些唯心论、形而上学的赝品。
“四人帮”搞文艺创作上的“三突出”，实质上是为他们一伙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四人帮”说的“三突出”，正是三个脱离。

第一，脱离现实生活。
按照“三突出”的原则塑造的英雄，一个个都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神灵。
在“四人帮”看来，塑造英雄根本用不着深入现实生活，也不需要观察分析原始材料。
张春桥在一次座谈会上就说：“文艺工作者到不到工农兵中间去，怎样写，都是有自由的”。
只要作者独处幽室，按照宝塔式的层层突出的关系、陪衬与被陪衬的关系、铺垫与被铺垫的关系臆造一番，英雄就从天而降了。
在“四人帮”精心炮制下，成批反党的狂妄分子和打手，披着所谓“反潮流”和同“走资派”斗争的“英雄”外衣，登上了舞台，霸占了银幕。
在《反击》和《盛大的节日》中，江青、王洪文和他们的死党，通过曲折的手法，被美化为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元勋、工人领袖和文化大革命的闯将。
生活实际完全被歪曲了，人妖完全被颠倒了。
然而，历史无情，他们炮制的这些反动作品并没有为这帮英雄们树起巍峨的“丰碑”，而是留下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铁证。

第二，脱离人民群众。
按假所谓“三突出”原则，“只能是突出一个人物”，并且“始终居于主宰地位”，而且“起点要高”。
这样塑造出来的英雄决不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英雄，而是高踞于群众之上的“主宰”一切、“支配”一切的“救世主”，超群出众的绝世天才。
而群众呢？
却成了浑浑噩噩的群氓，只能作为陪衬英雄的一块块垫脚石。
任何困难问题在“一号人物”面前都会迎刃而解，离开了英雄人物，群众就束手无策，寸步难行。
为了突出英雄，他们任意贬低丑化群众。
电影《海霞》中，海霞给部队送开水时，指导员在炮火下掩护了海霞，“四人帮”说这样写违犯了“三突出”原则。
总之，按照“三突出”的原则，决不许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人民群众，发挥什么积极作用，一切惊天动地的奇迹，都应该由“四人帮”臆造的英雄来创造。
这哪里是塑造什么无产阶级英雄，这是在狂热地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第三，脱离党的领导。
毛主席教导我们：“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是党的优秀战士，又是普通党员。
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英雄。
“三突出”完全颠倒了党与英雄的正确关系。
在他们的笔下，一切以英雄为中心，党也要成为英雄的陪衬；
英雄不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党却要由英雄来“教育”改造，英雄比党高明。
他们恣意贬低党，丑化党，把党写得一团漆黑，把党的许多优秀领导干部写成“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以便突出所谓“反潮流”的英雄。
优秀影片《创业》描写了党对英雄人物的教育、培养，塑造了华程这个党的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
“四人帮”疯狂地攻击说这是“抬高华程”，“贬低周挺杉”。
他们真的是要抬高周挺杉吗？
不，他们做梦都在想把《创业》的主角改成个野心勃勃、唯权是夺的女人，而让以王铁人为模特儿的周挺杉这一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靠边站。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按照“三突出”塑造的英雄只能是“三脱离”的贵族老爷和新型的帝王将相。
“四人帮”正是一伙这样的货色。
“三突出”归根到底是突出“四人帮”。
文艺舞台上的“英雄”主宰一切，不过是“四人帮”妄图在政治舞台上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反映。
尽管“四人帮”已经爬到了“三突出”的宝塔尖上，但那宝塔是建筑在沙滩上的。
因此，他们终究逃脱不了垮台和灭亡的命运。

作者：许佑赤/董书炳门金道舒亮
栏目：部队文化工作短讯

八一二五七部队一机炮连

开展歌咏活动 热情歌颂华主席

一机炮连开展歌咏活动，热情颂扬英明领袖华主席。
揭批“四人帮”以来，全连学唱革命歌曲五十八首。
这些歌曲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热情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丰功伟绩；
揭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最近，他们又开展热烈欢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胜利出版的歌咏活动。
指导员陈复展亲自组织教歌、赛歌，培训歌咏骨干，做到每班都有歌咏骨干。
通过开展歌咏活动，干部战士更加热爱和崇敬英明领袖华主席，更加激发了对“四人帮”的无比仇恨。
广大指战员高唱战歌，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抓纲治军，施工不忘战备，军事训练取得优秀成绩，今年头四个月都提前超额完成施工任务。
（许佑赤、董书炳）

八三○二六部队电影组

绘制漫画揭批“四人帮”罪恶历史

八三○二六部队电影组，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们根据“四人帮”的罪恶历史，绘出六十多幅漫画，认真编写解说词，在部队展出。
干部战士们说：画得形象，揭露深刻。
这些漫画使“四人帮”一个个原形毕露，让我们看清了他们的豺狼嘴脸。

最近，电影组根据干部战士的意见，又将漫画和解说词做了加工、修改，绘制出了一套揭批“四人帮”罪恶历史的幻灯，在部队映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力地配合了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
（门金道）

三七五一三部队

举办连队文化骨干学习班

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战斗中，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三七五一三部队举办了连队文化骨干学习班，推动部队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很受基层欢迎。

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实际，深揭“四人帮”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罪行，狠批他们鼓吹“三突出”的所谓创作原则等谬论，揭批“四人帮”破坏群众性的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的罪行，使大家分清了路线是非。
部队首长亲自讲课，回顾部队在战争年代的艰苦条件下，干部战士歌声嘹亮，自编自演节目，作诗画画，办快报，开晚会，大力开展文化活动，鼓舞斗志，英勇杀敌的生动事迹，鼓励大家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积极参加文化活动。
通过培训，大家对“十首革命歌曲”不仅会唱，还能讲解歌曲的历史背景和歌词的意义。
参加美术学习班的同志，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紧密结合部队实际，每个人先构思草图，然后集体讨论，反复修改，创作出了欢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批判“四人帮”，反映部队生活的水粉画，得到指战员的好评。
同时，通过学习班讲授诗歌创作、文艺节目创作和乐理知识，提高了大家的创作能力和学习积极性，他们创作的诗歌、革命歌曲，热情歌颂英明领抽华主席的丰功伟绩和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
经过这次学习班，七十多名同志增强了搞好文化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一致表示，要为落实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加强部队的革命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舒亮）
===== 铁路为什么上得快？
-——请听铁道部有关同志的回答

看看这组图表，同志们一定会赞叹：“铁路上得真快呀！”
“铁路为什么上得这样快呢？”
本报记者带着这个问题，到铁道部政治部进行了学习访问。
在宣传组的一个办公室里，整齐地摆着八张办公桌，但只有老肖一个人在家，据说其余的人都下基层了。
不用介绍，干部下得多，无疑是铁路上得快的一个原因。

全靠华主席好领导

“铁路大治形势好，全靠华主席好领导。”
这是老肖介绍的第一条经验。
他以幸福的心情回顾了一件件难忘的喜事：

去年底，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郑州铁路局领导，尽快把革命和生产搞上去的决定。
郑州，是全国铁路一个大的枢纽站。
解决了郑州铁路局这个“老大难”，把铁路全局搞活了。

今年二月，华主席、党中央批准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切接见全体代表，并作了重要指示，为铁路大治快上指明了方向。

三月，华主席、党中央指示召开全国铁路治安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了铁路战线贯彻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措施。

四月，华主席又指示铁道部要戒骄戒躁，对照大庆找差距，不断攀登新高峰。

六月，华主席听说铁路客运出现新气象，非常高兴，指示新华社记者很好地报道。

……

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如春风化雨，滋润了几百万铁路职工、家属的心田。
全路系统大张旗鼓、深入广泛地开展了“四大讲”活动：大讲华主席、党中央对铁路工作的关怀和指示；
大讲“四人帮”对铁路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
大讲铁路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大讲铁路大治快上的奋斗目标。
越讲对华主席、党中央越亲，越讲对“四人帮”越恨，越讲大治快上的劲头越足。
广大职工说：“过去干，‘四人帮’压；
现在干，华主席、党中央夸。
我们一定为华主席、党中央争气，宁肯脱几层皮，掉几斤肉，也要把革命和生产搞上去，让华主席、党中央放心！”
在华主席、党中央关怀的鼓舞下，全路职工学马列、读选集五卷掀起高潮；
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
出满勤，干满点，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
抢困难，让方便，团结协作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
为革命学技术、苦练基本功的空气越来越浓。
运输生产大干快上，装车、卸车纪录不断刷新，客运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受到广大旅客的好评。

抓纲治路见成效

“铁路要大治，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把揭批‘四人帮’这场人民战争打好打到底。”
这是老肖介绍的第二条经验。

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以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铁路部门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职工，大打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对于国“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认真的清查；
对那些干尽坏事、民愤很大的“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进行了揭发批判，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领导权；
初步整顿了问题比较严重的一些铁路局和铁路分局的领导班子；
打烂了“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势力；
分清了路线是非，划清了阶级阵线，增强了职工队伍的革命团结，结束了被“四人帮”搞得乱糟糟的局面。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铁路战线革命和生产蓬勃发展。
郑州铁路局由乱到治的迅速变化，充分显示出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强大威力。
今年二月，郑州铁路局扭转了连续十九个月完不成装车计划，五十三个月完不成装煤计划的被动局面；
三月份超额完成运输任务，创造了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四月份提前实现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规定的五、六月份的指标；
五、六月份继续大幅度增长。
郑州铁路局的动人景象，正是全国铁路大治快上的一个缩影。

全党办路好处多

“全党办铁路，灵得很，好处多得很。”
这是老肖介绍的第三条经验。

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召开了本地区的铁路工作会议，指定一名书记分管铁路工作，召开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群众大会或广播大会，动员各行各业支援铁路。
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到铁路上作报告，搞调查，抓典型，树标兵，推动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开展。
铁道兵和兰州、武汉部队，派出领导同志带领大批干部，到铁路重点单位帮助工作。
有的部队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到铁路上参加劳动。
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驻军，出动大批人力和车辆，帮助铁路抢装抢卸，疏运积压物资。
铁路沿线许多县、社、队，动员群众，组织民兵，联防护路，加强铁路治安保卫工作。
真可以说，全国党政军民学一起奋战，铁路东西南北中气象万千！

老肖介绍情况之后，概括了全党办铁路的五大好处：一是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传达贯彻得更快更好了，党对铁路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了。
二是党在铁路上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深更细了，铁路单位的问题解决得更及时了。
三是铁路同地方的关系更密切了，各行各业对铁路的支援更广泛了，协作配合得更好了。
四是对阶级敌人在铁路上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势力，打击得更有力了。
五是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指挥得到了维护和加强。
总之，省、市、自治区党委抓铁路，各行各业支援铁路，人民群众关心铁路，这是把铁路办成大庆式企业的可靠保证。
（本报记者）

全国铁路货运量逐月上升比例表

作者：澄清石辉
单位：八四七四七部队
栏目：干部战士谈形势

想过去，“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叫嚣“铁路是必争之地”，鼓吹“宁要社会主义晚点，不要资本主义正点”的反动谬论，插手和把持交通枢纽，弄得干线阻塞，货物囤积，秩序混乱，把好端端的人民铁路破坏得不成样子，我们看了是多么痛心啊！

粉碎“四人帮”，全国要大治，被“四人帮”破坏那么严重的铁路能不能先治？
工农业要大上，曾经“卡脖子”、“拖后腿”的铁路能不能先行？
我们也曾有点担心。
但是，四个多月的实践证明，铁路形势发展很快很好，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料！

华主席亲自抓铁路，先行官跃马打冲锋。
铁路形势的迅猛发展，不仅将从物质上有力地支援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大干快上，而且必将给全国人民精神上巨大的鼓舞，使人们大开眼界，信心百倍，去夺取抓纲治国在各条战线上的新胜利。

栏目：点将台

请武汉部队驻郑州铁路局军事代表回答：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抓铁路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为工农兵，全心全意，

人民授予流动红旗，

在抓纲治国战斗中，

都来赛一赛，比一比，

看谁大步走在头里！

图为北京—牡丹江一六五、一六六次“三八”包乘组列车长把流动红旗送到先进车厢。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外交部部长黄华，外贸部部长李强，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丁国钰，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孙轶青等。

全明洙大使首先在宴会上讲话。
他说，缔结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它使我们两党、两国政府和人民在长期反对共同敌人的浴血的革命斗争烈火中，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和相互合作关系，发展到新的更高的阶段。

全明洙大使赞扬中国人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各方面取得的成就。
他说，今天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转变，是中国人民拥戴华国锋同志为自己的英明领袖，遵循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前进的结果。

全明洙大使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和朴正熙傀儡集团加剧朝鲜紧张局势，疯狂进行新的战争准备，企图制造“两个朝鲜”的罪恶行径。
他说，我国人民一定遵循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的祖国统一的方针，粉碎国内外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挑起新战争的阴谋，一定实现国家的统一。

在谈到朝中友谊时，全明洙大使说，朝中友谊是由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缔造的。
今天，朝中友谊在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的关心和关怀下更加巩固和发展。
我们将作出一切努力来使朝中友谊之花继续盛开，开得更加鲜艳。

黄华外长在讲话时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完全符合中朝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条约签订以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和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不断的加强和发展。

黄华外长说，“历史事实证明，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是具有伟大生命力的，是经得住严峻的历史考验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中国人民在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将一如既往地为不断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而继续努力。”
黄华外长赞扬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在自己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黄华外长说，朝鲜人民始终不渝地为争取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他指出，“朝鲜统一至今未能实现，根本原因是美军驻在南朝鲜。
在美国的支撑下，南朝鲜统治集团顽固地推行民族分裂政策，践踏南北联合声明，破坏南北对话，疯狂镇压南朝鲜人民，并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不断加剧朝鲜的紧张局势。
朝鲜问题应该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美国必须停止对朝鲜的侵略和干涉，立即全部地撤走它在南朝鲜的武装力量、一切军事设施和核武器。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正义事业，并坚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这一神圣的民族宿愿。”
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亲切友好的热烈气氛。

据新华社波恩一九七七年七月十日电 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不久前发表文章指出，勃列日涅夫的所谓“新宪法”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基本法”。

文章说，勃列日涅夫在“新宪法”中“用‘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等概念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决不意味着勃列日涅夫集团要在苏联完全取消阶级专政，只不过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今天的苏联共产党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残酷剥削苏联劳动人民的一个工具。
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剥夺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而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文章接着说：“勃列日涅夫集团和苏联劳动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
新宪法明确规定‘私人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并保证那些特权分子可以‘拥有土地’。
这同那种‘发达的社会主义’、或者同‘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等一派胡说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
十分明显，新宪法所说的那种‘发达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用来掩饰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文章强调指出，“勃列日涅夫在‘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建立了只有希特勒法西斯可以相比的法西斯统治。
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同对外进行侵略相辅相成。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今天正同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
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更加危险的、更富有侵略性的超级大国。
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是当代最大的战争贩子。”

栏目：体育消息

一九七七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将于七月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举行。

参加这次友好邀请赛的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几内亚、香港、伊朗、日本、墨西哥、摩洛哥、扎伊尔、中国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足球队。
以黄中为主任委员的邀请赛组织委员会最近已在北京成立。

首届世界青年排球锦标赛九月在巴西举行

第一届世界青年排球锦标赛将于今年九月四日至十七日在巴西举行。
来自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参加这届锦标赛。

根据抽签结果，中国男、女队将分别在男子第一组和女子第一组中进行第一阶段比赛。

新西兰运动员破五千米赛跑世界纪录

七月五日，新西兰运动员迪克·夸克斯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田径比赛中，以十三分十二秒八四的成绩打破了五千米赛跑世界纪录。
他的新成绩比比利时运动员埃米尔·普特曼斯在一九七二年创造的十三分十三秒的世界纪录快了零点一六秒。

五千米赛跑世界纪录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到现在的二十一年间已被刷新过十次，时间缩短了近二十四秒。

叙利亚举行世界军队足球冠军赛

据叙利亚《复兴报》七月四日报道，第二十八届世界军队足球冠军赛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三日在大马士革举行，八个国家参加了本届冠军赛。
伊拉克队荣获冠军，科威特队获亚军，意大利队获第三名。

南人民军举行第三十届全军运动会

南斯拉夫人民军第三十届全军运动会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四日在马里博尔市举行。

来自人民军各军区和军事学院的一千一百名优秀选手参加了这届运动会。
运动会期间，共进行了足球、射击、田径、游泳和柔道等项目的比赛。

东德运动员破两项女子游泳世界纪录

据《新德意志报》七月十一日报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女运动员佩特拉·蒂默尔和乌尔里克·陶贝尔在七月九日和十日举行的全国游泳比赛中，分别以八分三十五秒○四和二分十六秒九六的成绩打破女子八百米自由泳和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世界纪录。

蒂默尔把她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缩短了二秒一。

苏联运动员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运动员弗拉基米尔·亚辛科，七月三日在美国里士满举行的一次国际田径比赛中，创造了二米三三的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他是采用传统的俯卧式跳过这个高度的。

原来的世界纪录是二米三二，是由美国运动员德·斯通斯一九七六年八月五日在费城以背越式创造的。
（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