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和群众心贴心
——记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吴南大队党支部
最近，我们访问江苏省灌云县穆圩公社吴南大队，贫下中农讲述了大队党支部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许多故事。
八十九户和一户
1971年，年终分配总结大会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吴佃南有意地问大家：
“今年我们队丰收了，九十户社员，八十九户增加了收入，大家满意不满意？”
“满意！”
大家兴高采烈地回答。
“大家满意，我也满意。”
吴佃南接着说：
“可是，我们还有一个不满意，就是人口多、劳力少的老贫农吴同墩大爷家没有增加收入。
这说明我们干部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还不够。
解放前，他和我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如今我们富裕了，可不能忘记他还有困难啊！”
佃南几句话，引起大家纷纷议论：
“佃南想得周到，我们没想到的事，他想到了，家家户户都摆在他的心里。”
“党支部真和我们贫下中农心连心。
只有一家不进钱，他们的心都不安啊！”
党支部和大家商量决定：
从公益金中提出一些钱补助吴同墩，以后安排农活时适当加以照顾。
党的温暖进一步激发了吴同墩一家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第2年，他家便由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以后年年增加收入，去年分了六百三十元，盖了三间新瓦房。
吴南大队党支部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的教导，即使在“四人帮”狂叫关心群众生活就是“福利主义”的时候，他们对群众的一切生活问题，仍然十分关心，及时帮助解决。
社员有病，他们登门探望，问寒问暖；
下雨下雪，他们访贫问苦，解决困难；
逢年过节，他们顶班喂牛，换饲养员回家休息。
群众说，党支部真是柴米油盐全想到，衣食住行都关心，把党的温暖送到我们每个人的心窝里了。
“这样的党员、干部我们信得过”
吴南大队党支部领导成员处处为群众着想，对自己严格要求，不谋半点私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坚持做到了“六个没有”：
没有无故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多占一分工；
没有吃过社员一顿饭、一杯酒；
没有拖欠过集体一分钱、一斤粮；
没有收过一次礼、受过一次贿；
没有利用职权特殊照顾自己的家属和亲友；
没有多占一点自留地。
他们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自觉地反腐蚀，防演变。
这个大队的党员、干部，时时、事事廉洁奉公，取得了群众的信任。
有一次，手扶拖拉机手为共产党员吴纳田顺便捎回了六百二十块砖。
按一般情况，顺便捎的东西，不付钱也可以，吴纳田坚持要付钱。
经手人一算，应付运费三元一角。
有人说，“一角钱零头算了。”
吴纳田认真地说：
“一角钱是小事，公私不分是大事。
对待集体，我们党员要和群众一样，不能有半点特殊。”
“不能有半点特殊。”
这是吴南大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一样的地方。
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和群众又不一样，不把自己看成一般群众。
当个人利益和群众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
这几年，他们在征兵和招工、招生等问题上，从不特殊照顾自己的子女和亲友，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体现了这种高尚的风格。
今年05月，党支部副书记周同桂的小女孩子出麻疹，并发肺炎。
她了解到本队合作医疗诊所治疗这种病的药物剩下不多，自己需要，群众也需要，便主动把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设法从外地买回药物。
按规定，药费可以报销，但她没有报销。
吴南大队党支部采取自觉革命、群众监督的办法，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他们把“六个没有”当作自己脱离不脱离群众的一面镜子，越对照，和贫下中农的心贴得越紧。
群众把“六个没有”当作衡量干部变不变修的一把尺子，天天量，越量对干部越亲。
许多老贫农说：
“这样的党员、干部我们信得过。”
“他们拚命干，真叫人心疼”
1974年，吴南大队的三麦获得特大丰收。
打麦场上，沭阳县下坊农场赶来支援的一台大型脱粒机正在轰鸣，十来个社员紧张地战斗着。
那个叉麦秆的人，汗流浃背，背心、短裤全湿透了，继续一大叉一大叉地翻送麦秆。
有个社员上去换他，他说：
“不用换我，换换别人。”
这时，跳下机车轮换休息的一个工人，对正在烧饭的社员说：
“快去喊干部，把那个叉麦秆的社员换下来，他太累了。”
那个烧饭的社员赶到场上一看，笑着对工人说：
“你要我喊干部吗？
他就是共产党员、我们队的指导员吴佃考同志。”
“你们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真难分啊！”
这个工人的话一点不假。
外地人来吴南，是不容易分清谁是干部、谁是社员的。
要找干部，到办公室找不到，到家里也找不到，只有到农活最重、最脏、最苦的地方去找。
在吴南生产队抗旱破垡的人群中，社员抡的是二十斤以下的榔头，那个抡着三十斤大榔头的，就是党支部副书记吴佃仕。
在小滕生产队挑秧的社员中，那个体弱腰痛，扁担不折只管挑的，就是党支部副书记颜景涛。
当时，他累得满头大汗，刚刚背着群众吃下两颗止痛片。……
吴南大队的党员干部，不论是年老的年轻的，都能自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从1971年支部成立以来，九名支委每年平均劳动都在三百一十天以上。
个个拚命干，人人不惜力。
社员们说，“他们拚命干，真叫人心疼”，“我们大队干部的劳动强度，用工分是无法表达的。”
在劳动中，干部和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更深了，心贴得更紧了。
这个大队的社员群众亲身感受到党支部确是代表自己利益的。
他们说：
跟党走，有了幸福的今天，还有光明灿烂的明天。
大家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本报通讯员

吉林提前完成上半年木材生产计划
吉林省林区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干部、工人深揭狠批“四人帮”，提前十七天完成了上半年木材生产计划。
今年年初，吉林林区抽出一千六百多名机关干部，由主要领导干部带队，深入五个林业局和一百多个基层单位，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还派出四百多名干部，组成三十多个工作组，深入第1线，同工人实行三同，大大激发了工人群众的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黄泥河、湾沟两个林业局上半年均完成全年木材生产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和龙林业局党委和路线教育工作队党委领导带头深入贮木场参加劳动，激发了工人的干劲。
这个局连续几个月木材产量都高于1966年以来同期最高纪录。
敦化林业局党委带领全局职工奋起直追，扭转了过去完不成计划的被动局面，平均日产达两千多立方米，超额完成了上半年计划。
（据新华社）

山东和广西原盐生产创造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山东省盐业战线广大职工大干苦干，已经提前六个月零十四天完成了全年原盐生产计划，优一等盐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八，原盐产量、质量都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广西盐业战线广大职工，战胜了海水潮位低造成盐田受涸的严重困难，夺得了原盐生产大丰收。
到06月20日止，全区盐场已完成全年国家原盐生产计划的一百一十八点一一，超过去年同期一点三五倍，创造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比个人生命宝贵千万倍”
——记焦裕禄式的好党员李祥麟
李祥麟同志是上海第7化纤厂的党总支书记。
他患有重病，1969年，切除了脾脏；
1974年，他患了胃癌，胃切除了四分之三。
两次大手术之后，他身体一直很虚弱，胃部经常剧痛，有时彻夜不眠。
但是，他在第7化纤厂工作的七年中，一直为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改变这个厂的落后面貌，顽强地同“四人帮”作斗争，同癌症作斗争。
他说：
“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比个人生命宝贵千万倍。
用有限的生命去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生命就更有意义。”
“活着就要拚命干社会主义，与其病死在床上，不如献身在战斗岗位上。”
他用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誓言，被人们誉为“活着的焦裕禄”。
1970年，李祥麟切除脾脏不久就来到第7化纤厂。
当时，掌握着厂领导权的少数人，追随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结帮营私，竟让不是党员的人管组织工作。
他们私设公堂，把一些好同志打成“现行反革命”，让大批干部靠边站，不给工作。
李祥麟想：
“文化大革命前，我犯错误就是因为路线不端正，现在我豁出命也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顶住来自“四人帮”的压力，坚决清除了领导班子中有问题的人，整顿了领导班子；
同时落实党的政策，把大批好同志解放出来，安排了工作。
上级机关有些人硬要把厂内不够入党条件的人拉入党内，而不准具备入党条件的好同志入党。
李祥麟和党总支的多数同志坚决抵制这股歪风，坚持了党的组织原则。
在两条路线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刻，他的胃大量出血，同志们把他送进了医院。
但他没等健康恢复，就急着回厂工作。
他的胃经常剧痛，他却一声不吭，带领大家开展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他们大干了三年，自力更生建造了一座四层楼高的纺涤纶丝的转鼓房，使原来只能生产棉浆粕的工厂发展成为生产涤纶的化纤厂，把一个落后工厂变为先进工厂，生产年年上升。
“四人帮”的余党对李祥麟同志恨之入骨，残酷的斗争接踵而来。
1974年，他们利用批林批孔的机会，对李祥麟同志下了毒手。
他们挑动一些人斗争他，无中生有地给他扣上“复辟”、“倒退”的帽子，罪状多达三十三条，强令他靠边站，作检查。
李祥麟毫不畏惧，同这些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正在这时，他得了胃癌，要立即动手术。
李祥麟拿着医院的病情诊断书，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他想：
“现在我能离开工厂吗？
不能。
我决不能在这个时候下火线！
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到底！”
他把诊断书藏进口袋，回到厂里。
一天，厂医务室收到医院让李祥麟住院治疗的通知单，他患癌症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全厂。
许多同志拥向党总支办公室，小小的房间，一层又一层地围满了含着泪花的人。
有的安慰他，有的劝他马上住院。
李祥麟深情地望着大家，微笑着说：
“同志们，不要为我难过。
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比个人生命宝贵千万倍。”
正当大家为李祥麟同志的病情担忧、难过的时候，一小撮受“四人帮”煽动的家伙却是兴高采烈。
他们到处散布说，李祥麟得的是“政治病”，想逃避斗争。
李祥麟同志进院之后，就在他将要开刀的前一天，有几个家伙气势汹汹地闯进病房，逼他交代问题。
李祥麟忍受着病痛，愤怒地对这些家伙说：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给我列的罪状都不是事实，我已经说过多次了！
我很快要开刀，今天我什么也不说！”
把这些家伙顶了回去。
由于广大群众站在李祥麟一边，支持他，帮助他，“四人帮”及其余党迫害他的阴谋没有得逞。
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李祥麟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他日也盼，夜也盼，盼望有一天春风吹来，驱散乌云。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来，李祥麟激动得满眼热泪，尽情欢呼：
“华主席第2次解放了我！”
他立即想到，粉碎了“四人帮”，人民得解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把这欢乐的心情，化为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深揭猛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
李祥麟带领全厂职工认真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并且首先从领导班子开始。
粉碎“四人帮”以来，第7化纤厂举办了二十多期各种学习班，号召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讲清问题，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李祥麟又及时用党的方针、政策，统一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对真正改正了错误的同志，政治上一样信任，工作上一样支持，感情上一样亲近，生活上一样关心。
这使犯错误的同志非常感动。
有个干部过去曾经跟随“四人帮”及其余党整过李祥麟。
现在，他真正认识了错误，李祥麟同志真诚地团结他一道工作。
他感到党的无比温暖，激动地说：
“我要象老李那样，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
李祥麟还带领全厂职工认真学习大庆的经验，大搞“三大讲”，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真面目，认清了“四人帮”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全厂揭批“四人帮”的烈火越烧越猛。
李祥麟针对领导班子中“软、散、懒”的状况，认真开展整风，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五次。
大家思想见面，互相帮助，使一班人分清了路线是非，齐心协力地为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多作贡献。
这时期，他的身体还十分虚弱，医生一再叮嘱他在家休息。
可是，他瞒着医生，藏起病假单，硬是每天同工人群众一起战斗十几个钟头。
他的爱人原来反对他这样拚命干，担心他病倒了。
李祥麟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深情地对他们说：
“王铁人同志宁愿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
我宁愿少活二十年，也要把大庆红旗插在七纤厂。
我的一切是属于党的，不把七纤厂办成大庆式企业，我死也不甘心。”
他爱人被说服了，感动地说：
“你放心地干吧！
家务事我包下来，支持你学大庆。”
李祥麟还给在崇明农场的小女儿写信，要她把自己带的一个生产班办成大庆式班组。
学大庆，首先要有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
七纤厂的领导班子经过几次整风，逐渐培育起实干苦干精神。
这种精神是李祥麟带的头。
李祥麟经常对同志们说：
“一个基层领导干部，如果只讲不干，指挥就要失灵；
只有苦干实干，才能带领群众前进，大展社会主义宏图。”
李祥麟常常忘记自己是病人，同工人一样干活。
厂里没有专职的搬运工，成百吨的涤纶原料全靠大家义务劳动搬运。
每一次扛包都少不了李祥麟。
大家怕他累垮了，他总是笑呵呵地说：
“大家能干，我也能干。”
看着他把五十斤重的料包，一包一包扛进仓库，同志们又是心疼，又是感动。
大家说：
“有这样的好领导，再苦再累我们心里也是甜的。”
厂里的消防室，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被取消了。
李祥麟为了确保工人安全生产，选了一个空地，带领大家动手盖起了一个消防室。
工人的自行车没处放，他组织工人义务劳动一天，搬走了五十吨废铁，腾出一条走道，搭起了一个车棚。
工人对食堂有意见，他立即派人去食堂蹲点，又调一名党员去加强领导，自己也经常去食堂劳动，使食堂做到了花色品种经常变，热菜热汤暖人心。
第7化纤厂的生产上去了，老李却更瘦了。
身患重病的李祥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教育着人们。
他对自己“约法三章”：
一是艰苦奋斗，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二是拒绝收礼；
三是不搞特殊化，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他从不乱花一分钱，不轻易添一件新衣服。
他住院时，有人送给他两支红参，他婉言谢绝，怎么也不肯收。
每年除夕，他总要对全家进行一次忆苦教育。
她的大女儿毕业后分配在化工厂硝酸车间当操作工。
硝酸车间腐蚀性强，容易引起烧伤事故，大女儿不大安心这个工作。
李祥麟就对她说：
你在硝酸厂工作，要感到责任重大。
多产一吨酸，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多贡献一分力量，你决不能忘记老一辈过去的苦，辜负毛主席对你们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啊！
大女儿从此努力改造世界观，努力工作，197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祥麟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他经常说：
“生我的是爹娘，养我的是党和毛主席。
活着为党工作，死了也甘心。”
他经常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到深夜。
为了不影响家里人休息，他专门装了一盏台灯。
邻居们常常看到他家中那盏小台灯深夜还亮着。
他胃部有时剧烈疼痛，头上冒着黄豆般的汗珠，双手顶着胃部，仍然坚持学习。
他爱人一觉醒来，劝他注意身体；
孩子们醒了，也劝他注意休息。
李祥麟一边安慰家里人，一边说：
“我知道我的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学习，脑子里整天围着疾病转，革命意志就会衰退，怎能去战胜疾病？
现在抓紧学习也是为了增强战胜疾病的勇气！
疾病在身不可怕，只怕思想感染疾病。”
这些话，深深感动了全家人。
不久前，他家添置了一把藤椅。
他坐这把藤椅不是为了舒服，而是为了借助藤椅的把手，用手顶着胃部，减轻疼痛，更专心地学习。
《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以后，他手捧宝书，感到毛主席领我们走过的路，清清楚楚在眼前展开；
毛主席点起的指路灯，照得心中雪亮。
他如饥如渴地学习，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病痛。
他反复琢磨毛主席的这段教导：
“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
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
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拚命精神。”
他从毛主席的教导中吸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以坚强的毅力，奋不顾身地去进行战斗。
当前，一个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的群众运动正在上海全市兴起。
上海纺织局党委作出决定，要求纺织系统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认真学习李祥麟同志革命加拚命的战斗精神，对照自己，找出差距，制订和修改革命化措施。
市委领导十分关心李祥麟同志的健康，积极地为他的医疗问题作了安排。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毛主席语录
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

煤炭战线喜传捷报
原煤产量提前实现“时间过半，完成全年任务过半”
据煤炭工业部的统计，到06月26日止，我国原煤产量已经提前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全年任务过半”。
在此以前，原煤产量已经提前二十一天完成了今年上半年的国家计划；
洗精煤产量、开拓进尺和地质钻探总进尺也都完成了上半年的国家计划。
今年上半年煤炭生产的特点是：
大面积完成计划，全国有二十五个省、自治区和七十三个重点煤矿完成了国家计划；
各项生产指标完成得比较全面；
有二十多个煤矿的采煤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
这是全国煤矿职工贯彻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深揭狠批“四人帮”，贯彻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取得的成果。
自从煤炭战线的三十个大庆式企业、“十面红旗”和部分劳动模范在今年年初联合向全国煤炭战线发出竞赛倡议以后，全国煤炭战线蓬蓬勃勃地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对口赛，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对手赛，工种与工种之间的协作赛，以及生产环节之间的一条龙赛，生产第1线的创水平赛，后勤部门的服务赛，机关的“三个面向”赛，有力地推动了煤炭生产。
（附图片）
左图：
成都铁路局在与其它铁路局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加速车辆周转。
图为成都车站正抓紧时间编组作业争取多发车。
　新华社记者摄

钢铁战线连创生产新纪录
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全国工业学大庆运动，给我国钢铁工业生产带来了新气象。
04月份以来，全国钢、铁、矿石、钢材等主要产品产量不断提高，生产新纪录源源涌现。
我国钢铁工业深受“四人帮”之害。
多年来，“四人帮”把黑手伸进冶金部，伸进钢铁企业，给许多企业的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通过揭批“四人帮”及其在钢铁战线的黑干将，促使钢铁生产不断上升。
本钢曾遭受“四人帮”严重破坏，几乎全面停产。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职工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只用三个多月时间就修复了本来需要一两年才能修复的五、六百台设备。
武钢学大庆，开展“三大讲”，深入揭批“四人帮”，全公司热气腾腾，一派革命景象。
华主席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号召“来一个比赛”，给钢铁战士巨大的鼓舞。
现在，全国钢铁战线企业与企业，厂矿与厂矿，以及车间、机台、班组和个人彼此之间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已经普遍地展开。
鞍钢、首钢、本钢三个炼铁厂之间的互帮互学活动搞得越来越红火。
03月份，首钢炼铁厂的高炉利用系数和炼铁焦比赶到了前面；
04月份，鞍钢超过了首钢；
05月份，本钢又跑到了鞍钢的前头。
06月上、中旬，鞍钢、首钢加快步伐赶超本钢；
本钢戒骄戒躁，继续前进。
结果，三个炼铁厂的焦比都在原来的基础上降低了十多公斤；
鞍钢、本钢的高炉利用系数，都有了新的提高。

“四人帮”与蒋介石
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
1976年10月06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全国一片欢腾，人心大快。
世界人民也为中国除了大害而高兴。
可是，台湾蒋帮却另是一番心情。
他们先是“表示惊异”，“瞠目不知所对”；
继而吹捧“四人帮”为蒋帮“立了大功”，做了“在海外的反共人士”做不到的事情，并对“四人帮”的垮台流露出物伤其类之情，哀叹“此一趋势无异是凶兆”。
台湾蒋帮的这一系列反应说明了什么呢？
他们和“四人帮”有何等样的关系呢？
这是我们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需要寻根究底的一个问题。
一
蒋介石是在1927年靠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台的。
时隔半个世纪，“四人帮”在1976年10月04日抛出梁效的一篇反党文章，发出了反革命政变的信号，妄图一巴掌把党和人民打下去，建立其一统的“帮天下”。
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打的是“本国父革命精神”、“求三民主义的实现”的旗号；
“四人帮”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用的是他们自己伪造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以此作为蛊惑人心的幌子。
蒋介石在上台前高唱革命，什么“中国革命必须受第三国际指导”呀，“如要杀共产党，无异他自杀”呀，“工农能来革命，这个革命才能成功”呀，用这些漂亮话来为他准备反革命政变打掩护；
“四人帮”也是唱革命高调的能手，什么“全面专政”呀，“与走资派作斗争”呀，“反复辟”呀，在这些漂亮词句的掩盖下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干的是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勾当；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为准备政变写的反动提纲中，赫然写下了“杀人”两个大字，也要靠屠刀来“巩固”他们妄想建立的法西斯“政权”。
这两次反革命政变，难道只有现象的表面雷同，只是历史的某些相似吗？
不，它们有深刻的本质联系，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性的反映。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经历了两个二十八年。
前一个二十八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二十八年。
在这二十八年中，革命的主要对手就是人民公敌蒋介石。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以武装的革命打败了武装的反革命，终于在中国大陆上，推翻了蒋介石王朝的反动统治。
后一个二十八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二十八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匪帮滚到我国一群海岛上去了。
但是，“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
他们时刻都在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军队的不断壮大，蒋帮反攻大陆是越来越渺茫了。
资产阶级右派在1957年的猖狂进攻被打退以后，由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挂帅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活蒋家王朝，也没有多大指望了。
他们只能把复辟的最大希望寄托在混进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
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党内的出现，正是代表了蒋介石国民党的这种反革命要求和愿望。
特别是“四人帮”，他们本来就和蒋介石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中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和叛徒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为国民党效劳。
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则是子承父业，与我们有两代宿仇。
由这几个老反革命加上新反革命王洪文所结成的黑帮，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他们丧心病狂，利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先后逝世给我们的党所带来的极大困难，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四人帮”上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上台。
二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
“四人帮”“既定方针”的基本点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曰：
篡党、夺权、复辟。
一个叫“独裁、内战、卖国”，一个叫“篡党、夺权、复辟”，可说是异曲同工，一脉相承。
“四人帮”要“复”到哪里去？
还不是“复”到“独裁、内战、卖国”这个蒋介石的一贯方针上去！
只是历史前进了，条件不同，今非昔比，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能象蒋介石那样明火执仗地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了。
他们要继承蒋介石未竟的反共复国事业，就只能象列宁所痛斥的修正主义者那样：
“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
他们比蒋介石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蒋介石在他上台后的二十二年中，先是搞了十年军事“围剿”；
继而于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
最后又动员了八百万兵力，打了四年大内战。
蒋介石如此穷兵黩武，大动干戈，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消灭革命根据地，消灭人民军队。
可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蒋介石打内战的结果，却是出现了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四人帮”接过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接力棒，妄想以更阴险的手法来达到蒋介石军事“围剿”所没有达到的目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煽动“打倒一切”，鼓吹“全面内战”，甚至叫嚣要“彻底砸烂旧机器”。
什么“旧机器”？
分明是毛主席亲自建立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
把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彻底砸烂了，他们就好实现“改朝换代”的美梦，恢复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他们叫嚣党要“改造”、“重建”，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性质。
张春桥还说什么：
“党的名称不一定叫共产党，可以改为别的名称。”
所谓“别的名称”，不过是没敢讲出口的国民党的代名词罢了。
他们大搞反军乱军，另立“第二武装”，妄图用其一手控制的帮派武装取代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拆我柱石，毁我长城。
同蒋介石一样，“四人帮”把人民解放军看成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独裁的反动政权，竭力培植和收买党羽，大搞特务统治，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疯狂摧残和血腥镇压。
“上饶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流了多少革命者的鲜血，埋下多少烈士的白骨，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
“四人帮”结帮篡党，以帮代党。
他们苦心经营自己的帮派体系，有帮中央，有大老板，有军师，有司令，有吹鼓手，有舆论工具，有情报系统，有特务联络点。
这个帮派体系正是按照国民党特务体系那一套建立起来的。
“四人帮”甚至把蒋介石训练特务的主要课程——“领袖论”也搬了过来，要他们的党羽“培养感情献忠心”，死心塌地替“四人帮”卖命。
以至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一小撮死硬分子竟还绝望地嚎叫：
“脑袋放在台子上，准备豁出命来干！”
“血战到底！”
颇有点当年蒋介石法西斯党徒叫嚷的所谓“不成功便成仁”的劲头。
“四人帮”大肆搜集特务情报。
他们施展“打进来，拉出去”的伎俩，派出心腹、亲信，网罗党羽，在我党、政、军要害部门，安钉子，派坐探，通密电，告黑状，采取一整套卑鄙无耻的特务手段编造中央和各地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蒋介石《军统局局歌》中有一句唱词：
“我们是领袖的耳目”。
“四人帮”要求其党羽的，不也正是这样吗？
“四人帮”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极端仇恨，唯恐他们自己的反革命面目被揭露，把敢于反对他们的人，把了解他们反革命老底的人，视作不共戴天的仇人，狂叫“杀了他们的头也不解恨”。
他们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些同志打成“现行反革命”，用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手段加以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
他们到处扶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英雄”，打开监狱到劳改犯中去找“左派”，同地痞流氓以及一切社会渣滓结拜“兄弟”。
敌我颠倒，至于斯极。
这不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复活，又是什么！
可见，“四人帮”侈谈的所谓“全面专政”，就是法西斯专政的别名。
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大搞反革命的文化专制。
他颁布了数不清的禁令和条规，组织了各种文化特务机构，拚命扼杀革命文化，残酷迫害进步文化人，无所不用其极。
作为另外一手，他搞反革命文化也不遗余力。
拿不出象样的东西，就采取交易所买空卖空的办法。
国民党大党阀陈立夫曾经亲自写过一个《宣传工作刍议》，交给姚文元的干爹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执行，其中有一条写道：
“不要让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
真是反革命的文化专制的绝妙自供。
“四人帮”这些年来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在文化界大砍大杀，独断专行，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事业是靠帝国主义之力支撑起来的。
他投靠过英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完完全全投入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他把中国的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以至内政、外交上的一切主权统统拱手让给美国，以换取美国出钱出枪帮助他打内战，扶持他摇摇欲坠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四人帮”的反革命复辟事业，就是要使中国倒退到蒋介石那样靠侵略者的刺刀和金钱维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去。
鲁迅精辟地说过：
“本国的狗”
为了“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
“四人帮”妄想把革命干部统统打倒，把国民经济整个儿搞垮，不正是为了迎来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新主子”吗？
“四人帮”无论在物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生活上，都拜倒在洋人脚下，用劳动人民的血汗进口种种高级奢侈品和黄色影片，供他们一伙享用。
他们卖国求荣，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妄图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国际舆论。
正如英明领袖华主席所指出的：
“四人帮”如果一时得逞，“他们就会直接投降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依靠侵略者的刺刀来维持儿皇帝的宝座”。
“四人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步蒋介石后尘的投降卖国集团。
“四人帮”的极右路线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的继续。
三
“四人帮”之所以在政治上直接继承了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的。
归根到底，是因为“四人帮”同蒋介石有着共同的社会阶级基础。
蒋介石是依靠什么社会力量上台的？
在国内，他上台的主要支柱是江浙财阀。
江浙财阀，作为出生于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资产阶级集团，本身是很软弱的，它既依附于帝国主义，带有买办性，又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带有封建性。
当国共合作的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迅猛发展的时候，阶级敌人策划从内部破坏革命，他们选中了假革命的蒋介石。
同蒋介石早有来往的买办兼流氓虞洽卿，衔着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和中国金融买办阶级的使命，到南昌去同蒋介石谈判，以“反共灭共”为条件，用六千万元的代价，作成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
尔后，蒋介石经过宋子文等人和英、美帝国主义加紧勾结，经过戴季陶等人和日本帝国主义牵线，经过吴稚晖等人和法帝国主义搭上关系，又派孔祥熙同封建军阀拉拉扯扯。
正是以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靠山，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了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蒋家王朝从开始到覆灭，始终集中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
而“四人帮”，则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代表着“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拚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6页）的地主资产阶级。
考察“四人帮”的所爱、所憎、所拥护、所反对，就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们是为哪一个阶级的利益所驱使的。
你要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四人帮”诬蔑说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
你要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歪风，“四人帮”攻击说是“矛头向下”，“资反路线”。
王洪文公然叫嚣：
地富反坏分子“杀几个人，放几把火，算不了什么”，“公安机关的注意力要集中在党内资产阶级身上，专政矛头要指向党内走资派”。
“四人帮”安插在公安部的一个黑干将，更赤裸裸地要公安部门把侦察手段用于党的领导机关，要侦察出“走资派”来。
“四人帮”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所谓“走资派”，是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
他们拚命要加以保护的，是杀人放火的犯罪分子。
他们一面残酷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一面百般包庇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有罪的化为无罪，关押的强行释放，判刑的撤销判决，甚至“放虎归山”，加以重用。
要问“四人帮”如果得逞，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请看前一时期浙江省温州地区的情况。
“四人帮”在温州拼凑了一个地下指挥中心，为所欲为，使有的农村分田单干，两极分化，集体经济瓦解，有的工厂企业被迫停工停产，出现了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投机倒把猖獗，贪污盗窃盛行。
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危险情景啊！
它极其鲜明地揭示了，“四人帮”的社会阶级基础正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
如果说同蒋介石的社会阶级基础还稍微有些不同的话，那就是“四人帮”培植和保护了一小撮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剖析蒋介石和“四人帮”共同的社会阶级基础，还发现一个触目的现象，就是他们都依靠着一群地痞流氓。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曾经扬言：
“什么圣贤人也不能成功大业，只有流氓出身才能有办法，请看中国历史上的刘邦、朱元璋，现在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我们领袖（指蒋介石）。”
令人惊叹的是，戴笠的“流氓创业”论竟然在七十年代又有了鼓吹者。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叫嚷说：
“创业的人都要有霸气，还要有点邪气，没有霸气不能创业”，“开国皇帝都是小流氓”，“刘邦也是小流氓出身”，“打头阵的都是流氓”，“规规矩矩的人是搞不起来的”。
连语言都同戴笠如此相似！
说怪也不怪，此人心目中的主子“四人帮”，本来就同戴笠心目中的“领袖”蒋介石一样。
当年北伐战争中，靠着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铁军冲锋陷阵，北伐军由广东出发，直捣武昌，迅即占领长江两岸大片土地。
而自封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却远远地躲在后头，由赣州而九江，而安庆，一路镇压工农，破坏革命。
为他的反革命行径充当鹰犬和打手的，就是流氓。
他收买流氓，每人大洋四元，组成敢死队，殴打和杀害革命人士，还规定赏格：
本人轻伤一百元，重伤五百元，丧命一千五百元。
进入上海后，蒋介石又指使特务头子杨虎、陈群同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青红帮流氓头子勾结起来，组织流氓打手队伍，对革命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并配合蒋介石的反革命军队，血腥屠杀大批工人。
其时正值大雨，上海滩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这就是五十年前“狼虎成群”（杨虎、陈群）的世界。
在反革命政变中利用流氓，并非自蒋介石始。
法国的路易·波拿巴，德国的希特勒，都是靠流氓起家的。
而“四人帮”又袭用波拿巴、希特勒、蒋介石的老谱。
张春桥恬不知耻地以“老头子”自居。
江青开口闭口不离“老娘”。
姚文元由文痞而文霸。
王洪文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流氓。
在王洪文手下，还有一帮子
“小兄弟”，他们有的是为非作歹的“阿飞司令”，有的是开设地下工厂的新生资本家，有的是一贯腐化堕落的坏分子，有的是叛国投敌的罪犯。
就是这样一些社会渣滓，在“老头子”张春桥看来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用王洪文的话说，“一有风吹草动”，真正能派用场的“还是这些人”。
果然，当“四人帮”覆灭、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妄图发动武装暴乱的时候，骨干分子就是这伙亡命之徒。
不难想象，假如“四人帮”一旦得手，当年“狼虎成群”的世界必将重新出现。
“四人帮”正是产生蒋介石的旧根株上长出来的新毒菌。
四
“四人帮”与蒋介石不仅有共同的社会阶级基础，而且有共同的思想渊源。
蒋介石实行的是法西斯专政，他信奉的也是法西斯哲学——法西斯思想前驱尼采的唯心主义哲学。
尼采哲学的特点是鼓吹“权力意志”。
所谓“权力意志”，就是“追求权力，追求更多的权力”的意志，就是渴望征服和奴役别人的意志。
尼采把“权力意志”当作最高的生命意志，当作人的“天性”，它决定一切，创造一切，连“真理的标准”也“就在于提高权力感”。
而蒋介石的一生，确实是完全按照“权力意志”行事的。
他的发迹史，就是从篡夺军权进而篡夺政权以至独揽国家最高权力的历史。
他对于人民的方针，也就是寸权必夺的方针。
尼采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颂扬“超人”。
所谓“超人”，就是高踞于凡人之上、决定凡人命运的人。
“超人”决定历史发展，“重新估价一切”，而凡人只是“奴隶”、“畜群”，只配充当“超人”用以实现其意志的工具。
而蒋介石一贯就是以主宰一切的“超人”自居的。
他吹嘘自己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是“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要别人“绝对拥护一个领袖”，“一切服从领袖”，甚至凶相毕露地叫喊：
凡是对于“领袖的命令”有“亏令”、“不行令”、“留令”、“不从令”这几种情形之一者，“杀无赦”！
不过，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有所不同，后者产生于帝国主义国家，前者则是后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变种，带有明显的买办性和封建性。
因此，蒋介石不仅要从洋主子那里借来法西斯的灵魂，还要给它穿戴上中国古代的儒家冠服，以拼凑其反革命的思想体系。
蒋介石自命为中国三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的继承者，而为这个正统思想奠定基础的据说是儒家亚圣孟轲。
蒋介石继承的正是从孟轲的“万物皆备于我”到王守仁的
“致良知”、到曾国藩的以“诚”为本这样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
“四人帮”继承了蒋介石法西斯思想的衣钵。
他们同蒋介石一样，都自比为“权力意志”的化身。
他们一个个如蝇逐臭般地成天围着权势转，没有权，要抓权；
有了一部分权，就要攫取更多更大的权，直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且看“四人帮”的自我表白：
江青口口声声要当权力至高无上的女皇。
王洪文狂叫“一切为了权”！
姚文元念念不忘“要把权拿到自己手里”。
张春桥更是公然提出要效法蒋介石对于人民的方针，来一个“寸权必夺”！
尼采的话对于“四人帮”说来，确有点说对了，“权力意志”真乃他们一类阴谋家、野心家的“天性”。
“四人帮”同蒋介石一样，极端仇恨人民，蔑视人民。
他们把劳动人民当作可以任意摆布、驱使的奴仆，咒骂工农群众是“黑鬼”、“野狗”，“象件死了的机械”，“本色就是脏”，“屁也不懂”，完全是一派尼采式的语言。
而他们把自己则打扮成“超人”，吹嘘自己是什么“旗手”、“功臣”等等。
他们公然宣扬英雄史观，抛出了“三突出”的所谓“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把英雄拔到主宰一切、决定一切的吓人高度，而让群众作垫脚石、渣滓，去“铺垫”、“陪衬”英雄。
他们在文艺舞台上竭力神化英雄人物，正是为了在政治舞台上“大树特树”他们自己的“绝对权威”。
他们同所有的法西斯主义者一样，提倡盲目服从。
张春桥要大家“只听江青一个人的”。
江青也在群众面前狂叫：
“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姚文元以及“四人帮”的黑干将还布置一些单位给江青写“效忠信”。
这同蒋介石搞“绝对拥护”不是如出一辙吗？
当然，“四人帮”的法西斯主义与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也有所不同，后者产生于解放前的旧中国，前者则出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因此，“四人帮”尽管也信奉孔孟之道，可是并不象蒋介石那样，给自己的法西斯思想穿戴上儒家的冠服，而是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
但是，不管他们如何乔装打扮，也骗不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
剥去伪装，就非常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思想路线同蒋介石一样，都是法西斯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那一套破烂货色。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反动阶级通过修正主义者之手复辟旧制度，这是一种国际现象。
在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社会主义国家就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国家。
老沙皇之魂借新沙皇之体复活了。
在中国，林彪、“四人帮”一类如上台，无产阶级专政就将迅速变为法西斯专政，蒋介石国民党也就会魂兮归来。
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继摧毁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后，又粉碎了“四人帮”，防止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新条件下的复活，避免了苏联社会法西斯主义上台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又一次伟大实践，它不仅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而且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原载《红旗》杂志1977年第7期）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参考资料11
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　这是《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一文的按语。
这篇文章介绍了安徽省凤阳县武店镇的合作化带头人陈学孟。
陈学孟是一个共产党员。
1952年冬，陈学孟在他那个区带头办起第1个合作社以后，就积极热情地帮助群众办社，他们采取请人进社里来学习和自己走出去帮助办社等方法，从1953年春到1954年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帮助群众办了八十多个社，深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　这是《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的按语。
这篇文章介绍的是贵州省绥阳县广大乡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政治工作的经验。
这三个社在乡党支部的领导下，以党的小组为核心，发挥团的助手作用，采取“分工分户”的办法，及时了解社员的思想情况，通过具体事例，以组织定期学习，结合总结生产和工作，开展评比等形式，进行生动的政治思想工作，不断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　这是《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
这篇文章介绍的是河北遵化县王国藩领导的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勤俭办社，刻苦经营，短短三年中，由贫变富的过程。
这是一个全乡一千多户建成一个大合作社（他们叫做集体农庄，即是合作社）的七年远景计划，可作各地参考　这是《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文的按语。
这篇文章写的是北京市南苑区红星集体农庄1956年到1962年的七年远景规划。
这个农庄现在是大兴县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
这是一篇好文章，值得大家一读，可供各地合作社做长期计划的参考这是《一个合作社的三年生产规划》一文的按语。
这篇文章介绍的是贵州省贵定县盘江乡平堡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到1958年的三年生产规划。
这个规划是在批判“增产到顶”等保守思想、提高了干部和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制订的。
规划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开展多种经营、改革生产技术和生产指标等。
这个乡做了一个合作化、增产措施、水利、整党整团、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两年计划，全国各乡也应当这样做　这是《沂涛乡的全面规划》一文的按语。
这篇文章介绍的是江苏省沭阳县马厂区的沂涛乡1956年至1957年的两年规划。
规划的内容包括实现高级社的步骤、生产指标、兴修水利以及整党整团、加强文化教育和开展肃反等项工作。
这一篇很有用，可作各县参考　这是《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一文的按语。
这篇文章介绍的是中共山西省汾阳县委发展小型水利的规划。
这个规划以组织群众打井、挖泉等办法，充分发掘地下水源，扩大灌溉面积。
1955年这个县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只有三分多水地，按照这个规划，争取在1957年实现每人有一亩水地的要求。
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　这是《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一文的按语。
这篇文章介绍的是浙江省兰溪县上华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社员养猪积肥的经验。
这个社曾一度因为重视不够，毛猪一天天减少。
党支部随即分析原因，对社员进行教育，并采取公有分养、实行奖励和开辟新的饲料来源等办法，使全社毛猪迅速增加。
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　这是《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的按语。
这篇文章介绍的是浙江省建德县奄口乡千鹤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
这个社共有水田、旱地八百多亩，而男整劳动力只有八十七个，因此造成了田间管理的许多问题和困难。
这个合作社做了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执行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并注意帮助妇女解决各种困难，发动妇女参加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这也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这是《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
这篇文章介绍的是安徽省肥东县芦陈乡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安排多余劳动力的办法。
这些办法是：
多加工施肥，精耕细作；
多种技术作物；
多种果木树；
开展磨粉副业生产和多养猪等。
这个县的情况也告诉我们，乡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是能够在乡村中找到出路的　这是《湘阴县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一文的按语。
这篇文章介绍的是湖南省湘阴县的经验。
这个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充分调动了社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特别是发动妇女参加各种生产活动，发展了生产，但劳动力也出现了剩余。
县的领导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在合作社长会议上进行了研究，采取精耕细作、扩大复种面积、加强社内基本建设、合理安排农副业生产等办法，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这一篇很好，各地均可仿照办理　这是《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一文的按语。
这篇文章介绍的会计互助网是辽宁省彰武县第3区在1955年春季建立起来的。
这个区的供销社、信用社和二十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人员组成的会计互助网，提高了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建立了必要的账目和合理的财务制度，并与贪污、侵占公款等不法行为进行了斗争，发展了生产，巩固了集体经济。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　这是《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的按语。
这篇文章说，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后，由于群众文化水平低，找不到胜任的记账员。
在青年团支部的倡议下，创办了记工学习班。
学习班把文化学习的内容和合作社的记账需要结合起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普遍学会了二百多个常用字，解决了社内缺少记账员的困难，提高了干部和群众办社的信心。
这里说的是李顺达领导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这是《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一文的按语。
这里介绍的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的经验证明，在自然条件很差的贫瘠山区，只要有决心，有干劲，全面发展农业、林业和牧业，生产仍然可以迅速提高，贫穷的面貌也可以迅速改变。
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　这是《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的按语。
这里介绍的是山东省曲阜县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增产的情况。
1952年互助组时期，陈家庄的单位面积产量只有二百六十九斤，这一年秋季建社以后，生产逐年发展，到1955年，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四百五十斤。
背后骂樊迟做“小人”　据《论语·子路第十三》的记载，孔丘的学生樊迟向孔丘请教如何种田，孔丘很生气地说：
“不知道，我不如农民。”
又问如何种菜，孔丘说：
“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
樊迟刚退出去，孔丘就骂道：
“樊迟真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人呀！
统治者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
统治者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
统治者重视‘信’（信用，令出必行），老百姓就不敢隐瞒真情。
要是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小孩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孔丘鄙视劳动、竭力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反动面目。
（以上各条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斥“四人帮”在引进问题上的谬论
轻工业部第二设计院批判组
要不要向外国学习？
要不要引进先进技术？
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洋为中用”。
“四人帮”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把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和设备，一概诬蔑为“洋奴哲学”、“破坏自力更生”、“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路子”、“爬行主义”、“媚外、卖国”等等，制造思想混乱，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必须把他们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澄清路线是非，划清思想界限。
引进是破坏自力更生吗？
“四人帮”对搞阴谋诡计是颇为精通的。
他们打着自力更生的旗号，干着反对自力更生的勾当。
他们胡说引进先进技术是
“向外国乞讨过活”，是给中国“丢脸”、“抹黑”，是“破坏自力更生”。
究竟什么是自力更生？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2页）我们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劳动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但是，自力更生决不是与世隔绝。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既要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又要调动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早在苏联建国初期，为了加速恢复国民经济，列宁就提出要尽快同国外签订进口机器的贸易协定，并指出：
“这个工作进行得愈快，我们在经济上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也就愈大。”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8页）我们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吸收人家的长处，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不仅不是否定自力更生，而且正是为了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
但是，“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把自力更生说成必须事事都关起门来，不得学习别人的东西，不然，就是违背了自力更生。
他们把自力更生和洋为中用对立起来，把自力更生和闭关自守等同起来，这是对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的根本歪曲。
近几年来，为了加速石油化纤工业的发展，解决人民穿衣问题，经周总理提议，政治局讨论，毛主席批准，先后引进了几套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的化纤生产成套设备。
这样，我们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改变石油化纤工业的面貌，并为今后大规模地发展化纤工业积累经验，培养技术力量。
这样的引进，立足点完全是放在增强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的。
“四人帮”明明知道这些情况，却颠倒黑白，大作文章，甚至狂叫要中央“检讨”，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嘴脸。
引进是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路子吗？
“四人帮”说什么，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是“按着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一条路子走”，是“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帽子真是大得吓人！
工业落后的国家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采用先进技术。
即使是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很注意采用新技术。
学习和吸取其他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就是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路子吗？
否！
毛主席指出：
“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自然科学为不同的阶级掌握，可以为不同的阶级服务，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无产阶级也可以利用。
外国的先进技术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是人类知识宝库里的财富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它发展资本主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应该充分利用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说过：
“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来把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时，才能建成共产主义。”
（《列宁选集》第3卷第784页）怎么能说我们学习、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就是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路子呢？
按照“四人帮”的逻辑，岂不是我们用了电灯、蒸汽机，都是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路子？
真是天大的笑话！
资本主义国家的路子，是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路子，是掠夺和侵吞殖民地的路子。
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洋为中用，走我们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造福。
而“四人帮”把这毫不相干的两码事硬扯在一起，无非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都打成“走资本主义路子”的走资派。
引进是爬行吗？
“四人帮”大肆鼓噪引进先进技术是“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这更是恶毒的诽谤！
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它本身的客观规律，我们对它的认识，有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创造和运用，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造成我们国家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
为了摆脱这种落后的状况，尽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强国，我们一定要借鉴外国的经验和技术。
正如毛主席说的：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
“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287页）学习别人先进的技术经验，采用别人的先进设备，可以缩短我们的摸索过程，早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这样的引进，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绝不是爬行。
华主席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特别是从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来看，这个问题的政治性质就更加尖锐。”
争得时间就是胜利，落后就要挨打。
我们一定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采取各种办法，包括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争取时间，壮大自己。
“四人帮”如此疯狂地破坏和攻击引进，这正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
我们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并不是机械搬用，一味模仿，不要独创。
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要“一用、二批、三改、四创”。
我国化纤工业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
如果按照“四人帮”的谬论，什么事情都由自己从头做起，前人的经验不去看，别人的先进技术不去学，一步一步从头去走别的国家技术发展的老路和已经走过的弯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那才是真正的爬行。
引进是媚外卖国吗？
“四人帮”还有一顶极大的帽子——卖国！
他们在大会、小会、报刊上不遗余力地攻击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媚外、卖国”。
大家知道，我们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是有明确的政治原则的，我们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其他国家经济上和技术上的联系。
引进技术和设备，没有任何附加的政治条件，没有出卖主权，没有瓜分利润，没有奴役性的条款，没有丧失民族尊严，“媚”了什么外？！
“卖”了什么国？！
且看“四人帮”一伙，他们大肆反对我们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却恣意进口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生活的奢侈品，供自己享用。
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向洋人献媚取宠，卑躬屈膝，甚至不惜出卖党和国家大量机密，这不是“媚外”是什么？
这不是“卖国”是什么？
他们竟然还厚着脸皮发表连篇累牍的臭文，攻击我们必要的引进，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与洋务派头子、卖国贼李鸿章相提并论，真是贼喊捉贼，无耻之极！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围绕着向外国学习，引进先进技术这个问题，存在着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四人帮”在“引进”问题上蓄意制造思想混乱，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制造“理论根据”给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打倒，由他们上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能把电灯、火车都停了吗？
胡星
粉碎“四人帮”，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现在是把科学技术抓上去的时候了。
四个现代化，当中就有科学技术现代化。
它应该走在其他三个现代化的前头。
要在二十三年中不被开除“球籍”，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
我们的科学技术，和先进国家比，总的说来，水平是低的。
这是客观事实，比得上就是比得上，比不上就是比不上。
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有毛泽东思想，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有八亿勤劳勇敢的人民，有为革命肯登攀的科技队伍，而且，我们可以向其他国家的长处学习！
我们完全有信心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完全可以赶得上！
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问题，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得极其精辟。
鲁迅也早在四十三年前写的《拿来主义》中讲过了，也讲得很精辟。
“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鲁迅，根本不让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
这也难怪嘛，他们连生产都不让你搞，还让你搞什么科研？
还让你学什么外国的先进经验？
这帮败类什么也不懂，打起“棍子”来却很厉害。
你要引进先进技术，他说是把中国工业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
你要出口一点石油去换回需要的机器和物资，他说是“把国际能源危机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
总之，他们认为进口统统是崇洋的买办，出口统统是卖国的洋奴，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则已经成为“殖民地经济”了！
甚至在大庆安装了一套进口化肥设备，江青竟然说是“破坏自力更生”，是“丢中国人的脸”，竟然三番五次要拆掉。
这种棍棒，“思想性”何等地强，“理论色彩”何等地浓，打起人来何等地“深刻”！
真是不把你们这批“民主派”、“走资派”都打成“投降派”，咱这帮子就不算“左派”！
其实，什么“思想”！
什么“理论”！
一概都是“屁话”！
且不说只有白痴才会认为，出口占世界原油出口总量百分之零点六五这么一点点石油，可以“挽救”资本主义的“能源危机”。
我们只说这么一件事：
不学习外国先进经验，那么，我们就该把电灯停了，因为电是弗兰克林发明的呀！
我们也该把火车停了，因为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
我们赶起牛车马车好了，因为据《三国演义》上讲，木牛流马倒是诸葛亮发明的。
而那“姓弗的”、“姓瓦的”，都是外国人；
姓诸葛的则是中国人。
赶起诸葛亮发明的牛车马车走，体面得很！
光彩得很！
若是乘火车，开电灯，那就“丢中国人的脸”了！
请问，这样分析研究之后，“四人帮”的“思想”呀、“理论”呀，不是屁话熏熏、胡话昏昏，还是什么？
其实，崇洋的正是“四人帮”自己！
媚外的正是“四人帮”自己！
爬行的正是“四人帮”自己！
象鲁迅所说的，蹩进旧主人的卧室、欣欣然大吸其剩下的鸦片烟的，正是“四人帮”自己！
再搞下去，搞出“送来主义”的，——象当年英国送来鸦片，德国送来废枪炮，法国送来香粉，美国送来电影，日本送来“国货”——一定是“四人帮”自己！
一旦有事，投降卖国当儿皇帝的，不消说，还是“四人帮”自己！
“四人帮”可以休矣！
而我们的同志，切不可如鲁迅所说的，或怕被外国的东西染污了而徘徊不敢向前；
或把外国的东西放一把火烧掉，以示自己的清白。
要象鲁迅所说的那样：
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地“拿来”！
学习外国，不是我们不要独创。
我们中国人敢想敢干，西方资产阶级能干的，我们东方无产阶级也能干；
他们干不了的，我们也能干。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性的努力，并且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
这里又要学鲁迅。
鲁迅就是这样，他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很熟悉。
但是，他的光彩，首先不在于他的翻译，而在于他的创作。
鲁迅的创作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式的。
但是他是中国的，是中国的味道，中国的气派！
学习《论十大关系》，学习《拿来主义》，在二十三年中迎头赶上，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科学院针刺效应机理小组赴日
新华社1977年07月01日讯
以上海生理研究所教授张香桐为组长的中国科学院针刺效应机理小组，于07月01日离开北京前往日本出席国际针刺效应机理学术讨论会并对日本进行学术考察和友好访问。

中尼两国男子排球队在京进行友谊比赛
新华社1977年07月02日讯
尼泊尔王国男子排球队同中国男子排球队今晚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访问中国的最后一场友谊比赛。
国家体委负责人李梦华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尼泊尔排球队领队夏拉德·钱达拉·沙阿，尼泊尔驻中国大使拉纳和夫人等一起观看了比赛。
比赛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结果中国队以三比○获胜。
尼泊尔运动员是在访问了昆明、西安、太原、大同等地后于01日到达北京的。
中国排球协会当晚举行招待会欢迎尼泊尔朋友。

张香山副会长会见日本日中友好北海道道民之翼访华团
新华社1977年07月02日讯
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张香山今天上午会见以荒哲夫为团长、井口惠美为秘书长的日本日中友好北海道道民之翼访华团，同一百二十三名日本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访华团是在访问上海、南京之后于06月30日抵达北京的。
昨天晚上，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曾设宴招待日本朋友。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王笑一，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负责人张雨等出席了宴会。
日本朋友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回国。

李先念副总理、吴德副委员长观看越南民族乐团演出
新华社1977年07月02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今天晚上观看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乐团演出的音乐节目。
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和夫人，越南民族乐团团长陈文献陪同观看演出。
越南艺术家今晚的精彩演出，受到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
李先念同志和吴德同志在演出休息时会见了乐团团长陈文献、副团长李商、陈贵和演员代表，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演出结束后，李先念同志和吴德同志走上舞台，同演员们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赠送了花篮。
今晚出席观看演出的还有：
文化部负责人华山，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黄作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等。
（附图片）
图为演出结束后，李先念副总理、吴德副委员长等走上舞台同越南艺术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王海容副部长会见澳议员罗伯特·金夫妇
新华社1977年07月02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今天上午会见澳大利亚议员、政府通讯管理委员会主席罗伯特·金夫妇。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美术作品展览》闭幕
据新华社讯
文化部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美术作品展览》，06月30日在京闭幕。
这次展览受到了首都观众和广大美术工作者的热烈欢迎，展出三十多天来，观众达三十多万人次。
许多观众在展出的作品前临摹、拍照，有的观众一开馆就进入展厅，直到闭馆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不少外地美术爱好者得知美展开幕的消息，纷纷写信祝贺，并希望能尽快出版美展作品的印刷品。
这次美展集中展出了《讲话》发表以来广大美术工作者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观众普遍反映，这么多优秀作品，生动地体现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开创我国文艺新纪元的伟大里程碑。
这也是对“四人帮”鼓吹所谓“空白论”的有力批判。
看到那些过去就非常熟悉而“四人帮”就是不让展出的优秀作品，观众们特别高兴。
他们欢呼说：
在粉碎“四人帮”后举办这次美展，是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所取得的一个新胜利。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美国友好人士韩丁和他的女儿
新华社1977年07月02日讯
邓颖超副委员长今天上午会见美国友好人士韩丁和他的女儿卡玛，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副会长丁雪松，理事胡洪范、韦建业。
（附图片）
邓颖超副委员长07月02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韩丁和他的女儿卡玛。
　新华社记者摄

黄华外长会见并宴请朱姆沃尔特
李达副总参谋长也会见了这位客人
新华社1977年07月02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今天晚上会见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长埃尔莫·朱姆沃尔特，同他进行了友好、坦率的谈话。
会见后，黄华外长设便宴招待朱姆沃尔特和夫人及其亲属。
参加会见和出席便宴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柯柏年以及何理良、康岱沙等。
新华社1977年07月02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今天下午会见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长埃尔莫·朱姆沃尔特，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杨国宇、国防部外事局长柴成文、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康岱沙等。

伸向非洲大陆的新魔爪
新华社记者述评
不久前，苏联塔斯社发表评论员文章，攻击苏丹总统尼迈里谴责苏联在非洲推行的社会新殖民主义，俨然以“天然盟友”自居，大谈苏联对非洲国家的所谓“援助”。
这位评论员说：
“苏联对非洲各国反对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争取经济独立和消除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的斗争，给予了最广泛的支持。”
这就向非洲人民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苏联究竟是非洲人民的“天然盟友”还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凶恶的社会新殖民主义？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可以借用这位评论员的话，“让我们来看看某些事实吧”：
先让我们看看苏联是怎样“支持”非洲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安哥拉人民就开展了英勇的解放斗争。
那时，苏联并没有提供什么象样的援助。
在得到非统组织承认的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于1975年初达成协议，决定组成联合政府，在同年11月正式宣告独立时，苏联却蛮横地支一派，压两派，派去成千名军事人员和上万名古巴雇佣军，在安哥拉挑起大规模的流血内战。
苏联在安哥拉暂时得手后，更加得意忘形，肆无忌惮，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策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妄图制造第2个安哥拉，但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不正是戳穿了苏联的所谓“支持”非洲各国人民反帝反殖斗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伪善面目吗！
苏联对于它给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总是大吹特吹。
实际上从1959年到1973年的十四年间，根据苏联向非洲国家（埃及除外）提供“经援”的协议额累计，还不到十三亿美元，而实际交付的款项也不到协议额的三分之一。
它就是利用这点微乎其微的所谓“经援”，牟取暴利，借机高价出售劣质机械设备和廉价掠夺受“援”国的财富。
苏联不仅掠夺了非洲国家大量的铝土、磷酸盐、原油、棉花、木材等产品，还企图把已使东欧各国人民深受其害的所谓“国际分工”推广到它同非洲国家和其他第3世界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去，以便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永远不能自立，成为苏联的原料产地和劣质机械设备的市场，继续利用工业品与原料价格上的巨大的剪刀差来剥削和掠夺第3世界。
这同老殖民主义又有什么区别！
苏联向来重视对非洲国家的“军援”。
但是，它的“军援”同样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首先，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之一。
它想方设法把过时的武器装备倾销出去，从而把它十分庞大的扩军备战的费用转嫁到非洲国家和其他第3世界国家的头上。
其次，苏联在提供“军援”的同时，总是向受“援”国提出各种各样条件，特别是攫取军事基地，或是港口和机场的使用权。
整个非洲大陆，从北面的地中海沿岸到东面的印度洋沿岸和西面的大西洋沿岸，许多地方都有苏联军舰在那里的港口出没，苏联的军用飞机在那里的机场起落。
最后，随着武器装备，大批的顾问、专家涌进受“援”国，千方百计企图控制受“援”国军队，刺探情报，甚至干涉受“援”国内政。
莫斯科新沙皇，从来都是给人一点“军援”、“经援”，就向受“援”国索取特权，企图加以控制。
谁要是不答应，他们就以停止“援助”，逼债或停止供应零件相威胁，使你高价从苏联进口的机械设备和武器装备变成一堆废铜烂铁。
苏丹总统尼迈里最近揭露说，由于苏联不给检修和不供应备件，有“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苏联武器完全无用”，“汽车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能用”。
不仅如此，苏联竟对那些不肯对他俯首帖耳的国家进行颠覆。
苏丹在五年中两次经受了苏联的颠覆和入侵阴谋。
在埃及，苏联也曾支持亲苏分子的“权力中心”，企图推翻萨达特总统的领导。
这不是社会新殖民主义又是什么！
苏联社会新殖民主义还继承老殖民主义者“分而治之”的衣钵，在非洲国家之间挑拨离间，破坏团结。
长期的殖民统治，在一些非洲国家之间遗留下若干错综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国家之间的边界纠纷和国内的部族问题，制造分裂，趁机渗透和扩张。
不久前，苏联竟然制造谣言，胡说埃及准备进攻某某国家，苏丹准备进攻某某国家，蓄意在它们之间挑起事端。
苏联的这些阴谋遭到埃及和苏丹政府的痛斥。
苏联还把非洲国家划分为“进步阵营”和“反动阵营”，扩大它们之间的矛盾，分裂非洲统一组织，破坏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团结，达到浑水摸鱼的目的。
苏联的假援助真掠夺，假支持真控制的种种倒行逆施，进一步教育了非洲各国人民，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和人民认识到，苏联决不是他们的“天然盟友”，而是他们必须时刻加以提防的凶恶的敌人。
如今，整个非洲大陆一个反对苏联新殖民主义的浪潮正在兴起。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刚刚摆脱老殖民统治的非洲人民，决不会容忍苏联社会新殖民主义的枷锁。

尼迈里总统揭露苏联的间谍活动和霸权主义行径
决不允许苏联干涉非洲事务步步升级
新华社喀土穆1977年07月02日电据苏丹通讯社报道，尼迈里总统在06月27日的电视演说中揭露了驻苏丹的苏联外交官的间谍活动和苏联在文化方面的霸权主义行径。
尼迈里总统说：
“有个苏联外交官企图收买一位（苏丹）军官，但是这位军官汇报了这件事。
我们没有把这件事公布，只是要求把那位外交官驱逐出境。
当时，苏联对我们的作法表示欣赏，但是在它对苏丹发起新的攻击后不久，就把这事忘掉了。”
他说：
“我们从苏联的宣传工具那里多次听到，苏联谴责有附带条件的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但是，当苏联在文化关系方面强加一些条件时，我们十分惊讶，因为在文化领域，一般设想是难以强加任何条件的。
苏联给苏丹一些留学生名额，但是当苏丹政府根据所要求的条件推荐一些人选时，苏联却拒绝了，并另行炮制了一个名单。
我没有说什么，而是指示把苏丹政府推荐的学生送到某些兄弟国家的大学去，不知道苏联选拔的名单的根据是什么，他们有何权力这样做，他们是否把求学的学生和职业傀儡混同了？”
尼迈里总统强调说：
“我们不接受任何损害我们主权的东西，我们将为维护我们完全独立的意志而继续艰苦奋斗。”
新华社喀土穆1977年07月02日电据苏丹通讯社报道，苏丹总统尼迈里对该通讯社记者说：
“苏丹将竭尽全力使非洲统一组织摆脱苏联在非洲的逐步升级的战略和它对非洲事务的干涉。”
尼迈里总统是在07月01日前往利伯维尔出席第14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时在喀土穆机场讲这番话的。
在谈到南部非洲的问题时，尼迈里总统要求非洲国家帮助那里的解放运动之间实现革命的团结，要求各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抛开分歧，为实现解放的目标而共同努力。
他还呼吁非洲国家向非洲解放运动提供物质的和军事上的援助。
新华社开罗1977年07月01日电
据埃及《图画》周刊07月01日报道，苏丹总统尼迈里说，苏丹和对苏联的行动有认识的阿拉伯国家看法完全一致，苏联企图支配非洲。
尼迈里总统最近在向《图画》周刊的记者发表谈话时说：
“两年来，苏联反对埃及和苏丹的行动是明显的。”
尼迈里强调说：
“阿拉伯国家应当根据同一个战略行动。
至于武器，对阿拉伯人来说，现在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全世界都向阿拉伯人开放。
只要有钱，阿拉伯国家可以从其他任何国家买到武器，因为苏联提供武器是有政治条件的。
苏联正在施展针对非洲的阴谋，以便支配它。”

胜利的喜悦建设的欢乐
——喜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乐团访华演出
中国歌舞团民族乐队　宋有谊
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音乐艺术，怀有亲切的感情。
在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战斗岁月里，越南艺术家曾多次访华演出，为中国人民带来了一朵朵馥郁的战地黄花；
今天，在祖国获得统一后，越南音乐工作者又用自己的创作和演出实践，向中国观众展示出他们的新成果。
越南人民近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侵略蹂躏之苦，“生活和天空被分为两方”。
因此，对统一的可贵、胜利的喜悦和建设的欢乐，感受得最为深切。
越南民族乐团这次访问演出中，有不少节目表现这些当代生活的主题，从不同的生活侧面，纵情抒发越南人民的种种欢乐情绪。
女高音独唱的《统一之歌》，演唱者以技巧娴熟的民歌唱法、朴素的演出风格，成功地体现出作品的音乐情绪。
在声音控制方面，演唱者发挥能放能收的深厚功力，做到放若悬瀑、收似幽泉，既强调音乐语汇的鲜明对比，又注意音乐形象的完整统一，生动地表达了“越南人民迎回了春天”的感人情景。
男高音独唱《山上之湖》的演唱者，以自由奔放的表演风格，逼真地描绘出“鱼儿肥、网儿满”、船到了新建码头的生动画面和对新生活的丰富感受。
十六弦琴弹唱《十吨丰收在望》的演唱，用弹拨乐低音引入，充分发挥弹唱艺术娓娓动听的叙述性特长，边弹边唱，或弹或唱，形式活泼地展示出越南人民实现新的增产指标的丰富情节和喜悦之情。
正在建设祖国统一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越南人民，铭记着胜利和幸福的缔造者胡志明主席的恩情，不忘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传统。
独唱歌曲《胡志明市的歌声》、《运输途中》等，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题材。
如果说，以浑厚的男高音演唱的前一支歌是典型的庄严颂歌，抒发出越南人民对革命领袖的深切的爱；
那么，后一支歌以清亮的女高音，唱出了长山姑娘、后江姐妹们“日夜兼程，支前运输”的优美赞诗。
越南人民至今牢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亲手缔造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当男高音歌唱家用越文和中文演唱《越南—中国》这支为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友谊之歌时，剧场气氛异常热烈，不息的掌声是中国人民珍视中越人民深厚友谊的表现。
富有民族特色的越南民间乐器的演奏，给予听众以新颖隽永的艺术感受。
音色浑厚深沉的科龙布琴是擅长于表现旋律洗炼、节奏清晰的竹制乐器。
演奏时用双手在竹筒口拍击，所产生的气流冲向大小有别、长短不一的竹筒，发出高低奇妙的悦耳音响。
另一种音色深沉悠扬的德啷琴，是越南西原地区少数民族的一种竹制打击乐器。
越南艺术家用这两种乐器演奏了《缝衣歌》、《德啷琴溪》两只乐曲，纯熟自如，令人赞叹。
还有一种早已为我国观众熟悉的有“神弦”之誉的越南民族乐器独弦琴，由于演奏者的精湛技艺，赋予了乐器以别开生面的丰富表现力。
演奏中艺术家对滑音、泛音的巧妙控制，充分发挥了乐器擅长表现抒情旋律的固有性能。
随着所奏乐曲的进行，时而是如歌如诉的委婉吟唱，时而是和谐丰满的和声，塑造出美妙奇幻的音乐境界。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越南艺术家带着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在与我国音乐工作者相互交流学习的基础上，满怀激情地演出了中国的不少革命声乐、器乐节目，这使我们分外激动与感谢。
在“四人帮”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扼杀下，许多长期被打入冷宫的我国革命音乐节目，如枯木逢春一般，重新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焕发着灿烂的艺术光彩。
今天，当越南战友们认真热情演出这些节目的时候，理所当然地在我们心中激起了无限喜悦之情。
女高音歌唱家清玄演唱的《北京颂歌》、《洪湖水，浪打浪》，获得听众一致的好评。
她凭借着圆润清亮的抒情音色，运用精湛的声乐技巧，努力做到行腔委婉流畅、吐字清晰准确，甚至把乐曲的连接音、装饰音，都刻划入微地表达出来，唱出了中国人民热爱首都、洪湖儿女热爱家乡的深厚感情。
独弦琴演奏的《在北京的金山上》，由于加入扬琴伴奏，更映托出独弦琴主奏酷似人声的特殊艺术效果，在观众心中留下声有尽而意无穷的亲切回味。
在万竿翠竹映荷花的国土上成长开放的越南人民的音乐艺术，在显示其抒情特性的方式上，充分体现了独特的民族风格。
越南音乐家们富有特色的音乐形象，亲切委婉的民族唱法，风味浓郁的民族乐器，深入细腻的表演作风，把听众带入意趣盎然的艺术境界。
这是很值得我国音乐工作者学习的。
诗言志，歌咏情，长于抒情是音乐艺术固有的特性，愿中、越两国的音乐家们以各自的民族风格，运用这特有的抒情方式，去努力歌唱革命，歌唱友谊，唱出人民胜利的喜悦和建设的欢乐来！
（速写作者　法乃光）（附图片）

蒙博托总统向全国发表文告
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领土和安全
喀麦隆电台强烈谴责大国干涉非洲事务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07月01日电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07月01日向全国发表文告说，他“要使扎伊尔军队成为一支具有威慑性的军队”，并决定自己直接负责保卫国家的领土和安全。
蒙博托总统是在金沙萨东北五十公里的恩泽莱的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总部向全体扎伊尔高级军政官员和外交使团宣读这项文告的。
蒙博托总统指出：
“扎伊尔从不想侵略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它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完整以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他在谈到扎伊尔在沙巴反入侵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时说，“我们对敌人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一个胜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外交上的一个胜利”。
“我们从大多数非洲国家得到了援助”，“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他对那些从军事、财政和政治上无条件支援扎伊尔的非洲国家和其它国家表示敬意。
蒙博托总统说：
“我们的军队应当装备起来，以便象摩洛哥王国在我们处于困难时刻所做的那样”，“有朝01日能回答一个遭到困难的非洲兄弟国家的呼吁”。
新华社达喀尔1977年06月21日电
据塞内加尔《太阳报》06月21日报道，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最近在访问塞内加尔期间向达喀尔《太阳报》总经理发表谈话时表示支持一些西非国家加强防务。
他说：
“我认为，包括塞内加尔在内的西非七国刚刚签订了防务和不侵犯条约，在一个成员国一旦遭到挑衅和进攻的情况下，其他成员国立即作出反应，这是一个积极的标志。”

蒙博托总统在谈到非洲国家对扎伊尔的支援时说：
“在非洲，支持几乎是全部的。
一些国家在物质方面支援扎伊尔，另一些国家，如象摩洛哥，在军事上支持扎伊尔，还有一些国家则在道义上支持我们。
我认为，大家都站在我们这边。”
他说，沙巴战争的胜利结束，“不仅是扎伊尔的胜利”，“这是所有那些表达了他们的兄弟情谊，特别是通过援助扎伊尔而表达他们的团结的人们的共同胜利。”
新华社雅温得1977年07月01日电
喀麦隆电台07月01日广播了一篇评论，强烈谴责大国对非洲事务的干涉。
评论说：
当前非洲不幸的是来自大国的追逐利益，非洲已成为外国集团和外国利益疯狂竞争的场所。
评论指出，自从安哥拉问题以来，外部的较量使非洲的团结受到影响，因此所有非洲国家都要合作和团结。
评论说，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文化和同样的历史命运，正在为独立和解放而共同战斗。
评论说，非洲统一组织是加强非洲团结和使非洲大陆避免毁灭性军备竞赛的场所。
评论最后说：
“在利伯维尔召开会议的各国元首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丹麦赶走非法进入格陵兰岛渔区的苏联渔船
苏一货船在加港口因不服从领航员命令被罚款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电
哥本哈根消息：
据丹麦通讯社报道，丹麦格陵兰岛军事司令部06月21日根据丹麦国防参谋部的命令，派遣飞机和监察船从昂马赫沙利克附近渔区赶走了非法进入渔区的四艘苏联拖网渔船。
报道说，“按照规定，每次只允许有一艘苏联渔船在格陵兰岛东部沿海渔区捕鱼”，而在这个渔区却同时发现了五艘苏联拖网渔船。
据丹麦报纸报道，自今年年初丹麦在格陵兰岛周围海域建立二百浬渔区以来，先后共发现有二十六艘苏联渔船非法进入这个渔区捕鱼。
新华社渥太华电
据《环球邮报》06月20日报道，苏联货船《叶尔尼亚号》由于在驶进加拿大的圣约翰港时不服从港口领航员的命令而被罚款。
加拿大法庭06月17日审理这个案件时，圣约翰港的领航员路易·柯林斯告诉法庭，他在圣约翰港湾外约一浬的海面上登上这艘苏联货轮以引导它进入港口时，这艘货船的船长“摇摇晃晃地进入了操舵室并倒在我的身上”。
他说，这个苏联船长命令他的船偏离指定给它的码头而驶向另一码头。
由于这艘货轮已进入了“十分接近”其他船只的地方，这位领航员建议这个船长停机抛锚。
但是这个苏联船长不听他的命令。
加拿大国家海港管理局的警察约瑟夫·佩克福特作证说：
“根据我的意见，这位船长肯定是喝醉了”。
法庭决定推迟到08月08日再审理这一案件，但这艘苏联货船船长必须交付这种犯法行为的最高个人罚款五百五十加元，这艘货轮被罚款一万加元。

别有用心
苏修《国际生活》杂志发表文章，指责美国实行“把粮食用于全球政治目的的战略”，用出口粮食作为武器，以“扩大新殖民主义剥削范围”。
但是，这篇文章绝口不提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近年来苏联已成为美国粮食的一大主顾。
请问，苏修是否也尝到了美国“粮食武器”的味道呢？
为什么不仅不谈如何对付美国的这种武器，而且婉言相劝，说在粮食方面“采取非歧视性的贸易”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好处”？
这说明《国际生活》并不是真正反对美国利用粮食“扩大新殖民主义剥削”，而是为了压美国不仅帮助苏联解决粮食问题，而且还要给点优惠。

是“经济合作”还是养虎贻患
西方反对在经济上对苏联搞绥靖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
新华社1977年07月02日讯新华社记者报道：
几年来，苏联打着“缓和物质化”与“全欧经济合作”的旗号，企图从西方捞到实惠，以弥补经济上的弱点，放手扩军备战。
西方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逐渐看到：
同苏联搞这种“经济合作”，实质上是养虎贻患。
且看近年来苏联在“经济合作”的口实下究竟搞了些什么名堂：
首先，是扩大同西方国家的贸易。
据统计，1971年到七五年，西方国家在苏联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百分之二十一点五上升到三十一点二，到1976年上半年更上升到三十三点五。
以绝对值计算，苏联同西方贸易总额1975年达一百五十八亿四千万卢布（约合二百○九亿美元），同1970年相比，五年间增长了两倍多。
苏联利用西方国家处于经济危机困境的机会，通过贸易从西方大量进口它短缺的技术装备和粮食。
1971年至1975年，苏联从西方进口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合一百二十亿美元，其中仅1975年一年就从西方六个国家进口了价值三十七亿多美元的机器设备。
由于苏联近几年粮食出现大幅度减产，它在一九七二、七三两年净进口粮食三千万吨之后，1975年又同西方签订了二千多万吨、价值三、四十亿美元的粮食进口协定。
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和粮食造成苏联对西方的巨额贸易逆差。
1975年逆差达四十七亿七千万美元；
1976年上半年逆差比前一年同期扩大百分之十三点六，达到近三十亿美元。
苏联主要依靠向西方大规模借钱来弥补它的大量贸易逆差。
据西方发表的数字，到1976年年底，苏联所欠西方的债务已经高达一百七十亿美元。
苏联还通过同西方国家建立日益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来捞取好处。
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今年04月发表的统计数字，苏联、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之间已经分别签订了政府间经济、贸易与科技合作的长期性协定一百二十八个（比1973年上半年增加近百分之四十），并相应地成立了双边性混合经济委员会。
到1976年夏季为止，按照这种长期性“合作”协定，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企业同西方企业签订的工业“合作”合同总数已超过一千三百项（同1975年夏季相比新增加近三百项），相当于1965年时的十三倍左右。
根据这些合同，西方向苏联提供资金、设备和技术，帮助它兴建大型工程项目，主要是开发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搞石油化工、冶金、汽车制造（特别是大型卡车）、化肥等，此外还有化纤、制鞋、食品加工、造纸等项目。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苏联打着“缓和物质化”和“经济合作”的幌子，通过贸易、贷款和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方式，从西方捞到了几千万吨粮食、上百亿美元的贷款和数百项工程的技术设备。
这样就使苏联能够腾出手来加紧扩军备战。
正如英国保守党最近出版的题为《对付苏联》的小册子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的大量技术设备和粮食“源源不断地流向苏联集团的那段时期，据信就是苏联将其国防费用的实际开支增加了大约四分之一的时期”。
无情的事实使西方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看出，西方某些人想用“经济合作”来“鼓励”、“软化”苏联，使它改变侵略本性，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西方一些报刊和人士今年初就一再指出，靠“经济合作”来“软化”苏联，是“从一开始就设想错误而应当立即予以改变的”政策，这种政策是慕尼黑时代“按分期计划出卖和投降”的绥靖政策的翻版。
他们认为，“鼓励论”的“唯一受益者是苏联”。
现在，在西方，要求认真审议西方对苏联的经济政策、反对在经济上搞绥靖政策的声音已经越来越高。
英国保守党议员布莱克最近在英国下院一次发言中指责工党政府不该给苏联近十亿英镑的贷款，他说：
“这笔贷款对苏联来说是一笔好买卖。
这使它得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军备”。
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不久前批评了西方国家用贷款和技术支持苏联扩军备战的危险作法，他说：
“如果没有西方的长期贷款，苏联就无法支付它已经是很贫乏的居民供应，就无法支付它的庞大的扩充军备的活动，也无法支付它对第3世界国家提供用来准备内战或战争的大量武器。”
他认为，“西方既不应当提供直接或间接地为苏联军备服务的科学技术知识”，也不应当以贷款的方式向苏联提供为它解决国内困难的企业设备。
特别是近一年来，苏联在世界各处大肆扩张，使更多的人开始觉察到，西方国家为眼前利益而竞相向苏联提供产品、技术和资金的作法十分危险。
目前，西方对苏联的借款，利率也有所提高，一些大银行还拒绝参与按优惠利率向苏联提供贷款。
最近，美国六十五名众议员写信给美国总统卡特，要求他禁止向苏联出售一种在技术上比苏联领先十多年的新型赛伯—76型电子计算机，表示担心苏联将把这种计算机用于军事目的。
这封信说，“苏联说这种计算机将用于和平目的，这种保证最低限度也是靠不住的”。
美国《每日新闻》不久前发表的文章也援引一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苏联已经从它同美国的计算机贸易中获得了战略上的好处。
其中一个官方人士直截了当地说：
“为了一点钱，我们竟愿意向苏联人提供能够用来摧毁我们的工具。
我们将成为屠杀我们自己的刽子手。”

海洋法会议讨论国际海底管理机构问题时
广大发展中国家同超级大国展开又一轮斗争
在第3委员会会议上超级大国霸权主义主张遭到有力驳斥
据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07月02日电
在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6期会议第1委员会最近两周举行的会议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就国际海底管理机构的权力、组成和表决程序等问题，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展开又一场激烈的斗争。
他们坚持正义立场，尖锐地抨击两个超级大国妄图把行将建立的这个机构变为它们的工具，以便控制和掠夺国际海底资源。
在管理局的大会和理事会的权限问题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坚决主张，由各缔约国代表参加的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它有权为理事会和其他机构制订总的方针政策和一般准则；
而理事会是管理局的执行机构，应当贯彻执行大会所规定的方针政策。
但是，苏联代表却提出，大会是“最高机构”，理事会是“最高执行机构”，它们是两个“互不干扰的平行机构”。
美国代表也鼓吹大会和理事会在执行任务时“互相不得干扰”。
两个超级大国的目的都是为了缩小大会的权力，削弱第3世界国家通过大会对国际海底区域进行有效的管理。
在理事会的组成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主张，理事会的组成主要应当按照公平的地域分配原则选出，不能扩大各个“特殊利益集团”在理事会中的名额，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发展中国家在管理局执行机构中有较多的代表权。
为此，“七十七国集团”建议，在三十六名理事会成员中，二十四名应按公平地域分配原则选出，另外十二名成员则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分配，各占六名。
而两个超级大国却主张由各个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分配二十四个名额，只有十二名按地域分配，企图借此限制发展中国家在理事会中的代表权。
例如，按照苏联代表提出的主张，由五类“特殊利益集团”（工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内陆国和地理条件不利国家、陆地矿产生产国、矿产消费国）分配名额，“苏联东欧集团”只要在每一类中占一个名额，那么，这个
“集团”的国家虽然在缔约国中仅占少数，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它却可以在理事会占有较多的名额，而发展中国家在理事会中的名额将不超过十八名。
在管理局两个主要机构——大会和理事会的表决程序问题上，“七十七国集团”认为，国际海底管理局采取的表决程序应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维护海洋权益，反对少数大国利用表决程序阻挠管理局通过有利于保障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的建议或提案。
为此，他们主张，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提案应由出席并参加投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通过，对于一个问题是不是实质问题，只要简单多数即可作出决定。
但是，两个超级大国分别提出了实际上由“特殊利益集团”行使变相否决权的表决程序，以达到维护其海洋霸权利益的目的。
苏联代表荒谬地主张，通过实质性问题提案所需的票数不仅要占出席并参加投票的票数的三分之二，还要在三、四类“特殊利益集团”的票数中各占过半数，达不到这样的票数，任何建议都将在实际上被否决。
两个超级大国在上述问题上提出的无理主张，当即遭到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批判。
他们坚决反对某些大国妄想缩小大会的权力、操纵理事会和排除中、小国家平等地参加管理国际海底区域的图谋。
一些代表指出，有的大国企图剥夺发展中国家在大会上行使权力的资格，使大会形同虚设，这是违反国际海底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的原则的。
工作组主席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折衷案文”。
但是，这项“案文”也受到几内亚、卡塔尔、突尼斯、摩洛哥和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抨击。
他们指出，这项“案文”在理事会的组成上没有反映多数国家的意见，反而保证发达国家在理事会中占有多数席位并拥有否决权；
而在表决程序上又基本上反映了苏、美两国的不合理的主张。
因此，这是一项倒退的方案。
罗马尼亚代表说，“七十七国集团”的方案已对发达国家作了最大的让步；
这项“折衷案文”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中国代表吴晓达在就国际海底管理机构问题发言时，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
他指出，“七十七国集团”就国际海底管理机构的组成、权力、职能和表决程序等提出的主张，应当成为达成协议的基础。
他说，国际海底机构是一个代表全人类对国际海底区域进行管理和对区域内的活动进行控制的机构，理应由世界所有国家共同参与它的管理工作，所有国家都有权参加讨论和作出决策，绝不容许一、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个机构中享有特权，更不容许它们操纵和控制这个机构。
如果国际机构的组成和制度不合理，国际海底开发制度也将不能得到正确的贯彻；
如果容许超级大国操纵和控制国际机构，国际海底区域的开发活动也将被超级大国所恣意垄断。
中国代表强调指出，国际海底制度和机构是新海洋法公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将建立的国际机构同开发制度和其他海洋法制度一样，应能反映今天的历史潮流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应有助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体现民主管理的原则。
只有这样，这一国际机构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拥护，才能是有效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据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06月30日电
出席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6期会议第3委员会的广大中小国家代表最近在审议沿海国对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管辖权的有关条款时，采取坚决维护民族经济利益和保护海洋环境及其资源的立场，同超级大国企图限制和削弱沿海国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即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防止污染的管辖权的海洋霸权主义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第3委员会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公然提出，沿海国在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对防止船舶污染的管辖权，只限于“违章排放造成的污染”；
而对外国船舶由于其他违章行为造成的污染，沿海国无权进行管理。
苏联代表还主张以种种方式限制沿海国对外国船舶在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的违章行为进行实际检查的权利。
苏联以及少数西方海运大国的这类无理主张遭到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严正驳斥。
厄瓜多尔、印度、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巴林、埃及、索马里、伊拉克、塞内加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西、西班牙、葡萄牙、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等国代表也都纷纷指出，沿海国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中享有主权，外国船舶违章造成污染，已经构成有害行为，因此不再是无害通过的问题。
中国代表罗钰如在发言中坚决支持广大中小国家提出的上述合理主张。
他说，关于在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防止船舶污染问题，关系到沿海国的海洋权益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健康。
沿海国根据实际情况制订防止船舶污染的国家法律和规章，是沿海国的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

苏联在加拿大冰山上从事间谍活动
据西方报纸报道：
苏联的飞机、直升飞机、海军人员以及科学家在位于加拿大水域的一座冰山上从事间谍活动使加拿大政府和军队感到不安。
据加拿大《蒙特利尔明星报》06月28日刊载的西方通讯社消息说，加拿大北部军区司令肯尼思·桑尼克罗夫特说，加拿大空军飞行员曾对这座冰山进行过侦察飞行并低空拍摄了这座冰山上设施的照片。
照片表明，冰山上有一些营房和很多帐篷，一打以上的“安东诺夫—2”号运输机和五架现代化的直升飞机停靠在一千英尺跑道的旁边。
报道说，加拿大人认为，在这座冰山上进行的关于冰的厚度、洋流和水的深度的任何科学考查，对数达三百多艘的巨大的苏联潜艇舰队都是有用处的，可能被用来帮助苏联潜艇在冰下航行。
据法国报纸报道，苏联在这座冰山上的活动三年前就开始了。
这座冰山上的苏联人是由列宁格勒北极和海洋研究所所长尼古拉·季米特里耶维奇·维诺格拉多夫率领的。
冰山上的苏联人寄往国内的邮件上的邮票的图案是在北极站着一只北极熊，熊的一条腿明显地伸进了加拿大领土，这使西方观察家感到不安。
　（新华社）

重蹈覆辙吗？
日本《财界》杂志发表加濑英明一文，认为所谓“缓和是唯一的道路”的流行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作者虽有不少偏见，但也看到了这样的事实：
其一是，在军备竞赛上，“苏联一个劲地上升，美国则继续下降”；
其二是，在争夺霸权上，苏联步步进逼，而美国则节节后退。
因此，作者认为“缓和”“崩溃”了。
其实，“缓和”只不过是天仙幻境，从未存在过。
如果西方有些人真的以为除了“缓和”别无“出路”，那就无异甘愿重蹈慕尼黑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