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主席会见刚果军事委员会友好代表团-华主席同卡塔利少校等贵宾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震副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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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三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由刚果军事委员会成员、内政部长弗朗索瓦—格扎维埃·卡塔利少校率领的刚果军事委员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会见充满亲切的气氛。
卡塔利少校等刚果贵宾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厅时，华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并且一起照了像。

华主席同卡塔利少校、刚果军事委员会成员弗罗朗·齐巴上尉、刚果驻中国大使桑巴、卡塔利少校办公室顾问保罗·姆博特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华主席对刚果贵宾万里迢迢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卡塔利少校说，他带来了若阿希姆·雍比—奥庞戈主席对华主席的良好祝愿和对进一步发展刚中两国人民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
对此，华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请卡塔利少校向雍比主席转达他的问候。
华主席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过去发展得很好，相信今后会发展得更好。

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何英等。

（照片一）华主席同卡塔利少校亲切握手。

（照片二）华主席同刚果军事委员会友好代表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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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四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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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常年担负着繁重国防运输任务的沈阳部队后勤部汽车某团，充分利用分散执勤广泛接触社会的有利条件，了解各条战线粉碎“四人帮”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进行生动活泼的大好形势教育，赞颂英明领袖华主席。

这个团的修理连派出调查组到驻地附近农村进行调查，随后举行了形势报告会，组织干部战士畅谈广大农村轰轰烈烈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大好形势。
大家说：“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树立的大寨红旗，处心积虑要砍倒大寨红旗；
英明领袖华主席爱大寨，领导贫下中农学大寨，把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举得更高了。
农业这个基础牢靠了，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大有希望。
汽车一连移防来到吉林市执行营建运输任务，他们请地方工厂的同志介绍了工业学大庆的大好形势，从一厂一地到全国，大摆粉碎“四人帮”以来工业战线的巨大进展，看到了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周总理精心培育的、华主席高高举起的大庆红旗，在我国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和巨大作用，看到了我国工业发展的美好前景，增添了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强信心。

汽车团各个连队，还运用板报、幻灯、文艺演出、写诗歌等形式，畅谈军队建设的大好形势，歌颂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号召全军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所取得的新成就。
干部战士从大量事实中看到，批判“四人帮”破坏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罪行后，部队认真看书学习蔚然成风，大家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联系实际学习《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抓纲治军方向更明，大干快上的劲头更足了。
修理连通读完选集第五卷的人数已有三分之二，干部战士用五卷中阐明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思想指导行动，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今年一至五月，在人员少、技术力量薄弱、原材料缺乏的情况下，修车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七十。
八连一排执行国防施工运输任务，多拉快跑，只用十六天时间就完成了二十五天的任务。
司机训练一队开展十个“应该不应该”的讨论，联系自己的专业，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政治与技术、红与专的关系，干部和学员树立了为革命敢教技术、敢学技术的风气，教学取得了好成绩。

同志们越谈越兴奋，纷纷写诗赞颂华主席，有一首诗写道：“开汽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没有掌舵人不行。
毛主席的旗帜是我们的方向盘，华主席是我们的掌舵人。”
大家决心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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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部“济南第一团”党委按照毛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列主义的工作方法，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纲带目，扎扎实实地帮助连队搞好战备训练。

今年开训以来，这个团在家的七名常委，除留一人在机关主持面上的工作，其他同志都采取蹲点、代职等方式下到连队。
到目前为止，平均每人已下连五十天，最多的是团长、政委，两人都在七十天以上。
在党委领导同志的影响下，机关和营连干部也按照统一的计划，纷纷下连、下班，抓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战备训练。

这个团党委的成员不仅能够下得去，而且能在连队蹲得住。
前一时期，团长、政委分别在七连和四连蹲点。
机关三番五次地派人来催他们回去，说：“现在情况特殊，要做的工作很多，你们两个起码也要回去一个。”
团长和政委作了研究，觉得要做的工作什么时候都是很多的，如果这次强调特殊，那次也强调特殊，那就只能搞“背包蹲点”，别想在连队蹲住。
同时，要做的工作大多是要连队来做，要连队落实的，更需要领导干部给连队以具体帮助，党委会上，团长和政委谈了自己的想法，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并对要做的工作逐项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明确了分工，调整了力量，由主持面上工作的常委抓好落实。
他俩依然蹲在连队。
为了保证党委成员能在连队蹲得住，团党委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加强工作的计划性，做到月有计划，周有安排；
二是明确分工，事事有人负责，充分发挥机关干部的作用，特别是要求在家主持面上工作的常委大胆负责，把日常的工作统管起来；
三是精简会议，少开会，开短会，保证领导干部安心蹲在连队，连队干部也经常保持在位。

团党委成员在蹲点中，亲自动手，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帮助连队解决问题。
这个团的四连过去是有名的“夜老虎”连。
近几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影响。
王政委亲自到这个连蹲点，他发动群众联系连队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战备训练的罪行，帮助连队干部落实毛主席关于“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的指示，并同连队干部一起制定训练计划，检查备课和示教，组织评比和考核。
在他的具体帮助下，这个连的军政素质都有了明显提高，经军区、军、师的多次考核，每一次都取得了优秀成绩。

栏目：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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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军和全国一样，正在形成抓纲治国全面跃进的新局面。
以揭批“四人帮”为中心任务的各项工作，正在胜利开展；
一个群众性的比学赶帮热潮已经兴起。
面对这一大好形势，我们各级领导应该怎么办？
“济南第一团”党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很好的回答。
今年开训以来，党委成员和机关干部采取各种方式深入连队，努力做到：工作在基层布置，问题在现场解决，因而受到连队同志的热烈赞扬：这样的领导作风好得很！

连队是基层战斗单位。
连队的工作做得好坏，是衡量领导机关的一把尺子。
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的责任，就是要很好地为连队服务，帮助连队建设成为“硬骨头六连”那样的过硬连队。
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一条是要改进领导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坚持深入连队，象“济南第一团”党委那样，下得去，蹲得住，帮得好。

我们一定要遵照叶副主席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作的重要指示，以华主席为榜样，认真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历来倡导的工作方法，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扎扎实实地帮助连队加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夺取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新胜利。

作者：周欣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王洪文就是毛主席指出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中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党外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是比较容易看清楚的。
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党内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钻进党内的新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却往往用种种手法把自己伪装起来，给人以假象；
要深刻剖析他们的历史，层层剥开他们的画皮，才能看清他们的真象。
现在就让我们剥开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画皮来看看吧！

一

王洪文虽然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当过兵，做过工，种过田，当过干部。
但是，王洪文是为了逃避农村的艰苦劳动而参军的。
据当年和王洪文在一个部队的同志揭发，王洪文在部队时，目无组织纪律，吊儿郎当，散散漫漫，外出不请假，甚至在战争环境下还经常一个人溜出去抓鱼，领导上批评他，他就顶撞领导。
他受不住艰苦生活的考验，常常偷吃老乡的咸菜和土豆。
他虽然到过朝鲜战场，但有时连敌人的影子还没有看到，就吓得丧魂失魄。
在爬冰卧雪的艰苦战争环境中，王洪文灰心丧气了。
领导上派他当通讯员，他觉得上前线太危险，吵着要到乐队吹喇叭；
未获批准，就大吵大闹要求回国。

复员以后，王洪文到了上海棉纺织十七厂，学的是保全工。
他的师傅满腔热情地对他说：“你好好学，我把技术统统教给你。”
王洪文却回答说：“不，说心里话，我不想吃技术饭，要吃政治饭。”
他干了几年保全工，连一个学徒工的活也不能做。
王洪天无心做工，满脑子想的是“升官”、“发财”。
一九六九年成立厂党委时，有一个党员没有投他的票，他就利用职权下令成立调查组，调查是谁没有投他的票，然后大整这个党员。

王洪文在保卫科当干事以后，竟利用职权，不止一次地偷窃厂里的财物。
有一次，他偷了厂里的布做衬衫，被群众发现，勒令他当场脱下交公。
平时，他同盗窃犯、反革命分子拉拉扯扯，吃吃喝喝，接受贿赂。
这样的保卫干部究竟保卫什么人，不是很清楚的吗？

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工厂派王洪文去参加围垦崇明海滩的战斗。
但是，他一不拿锄头，二不挑担子，不是背一支小口径步枪打野鸭，就是拿上一根钓杆去钓鱼，再不就干脆关在小屋子里喝酒、打扑克。
他在崇明呆了两年多时间，连起码的农活也不会做。
最后，他偷偷地溜回了上海。

“四人帮”及其党羽给王洪文头上加了“工人运动的领袖”、“文化大革命的功臣”、“一月风暴的英雄”等等桂冠，果真是这样吗？
事实是无情的，现在就让事实来戳穿他们的谎言吧！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王洪文就一心想当保卫科副科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又想当厂文革主任。
由于这些目的都没有达到，他就起来“造反”了。
他曾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当初如果叫我当个保卫科长或厂文革主任，我就不会造反了。”
为了加深对王洪文“造反”的认识，这里再介绍文化大革命初期王洪文和他老婆的一段对话。
当时，他老婆曾以埋怨和炫耀的口气，多次向别人讲过这段对话：

“你天天在外边，家里的事一点也不管了？”
“等我做了大官，什么家务事也不要你做了。
那时，荣华富贵够你享受了。”
这段对话活现了王洪文抱着个人野心投机“造反”的丑恶灵魂。

列宁曾经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广泛的翻天覆地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带些脏东西，都不免会有些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新者中间”（《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五一四——五一五页）。
王洪文就是列宁指出的“冒险家和骗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当上海十几个工人造反组织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时，王洪文对另一个工厂的代表说：“我们两家不是发起单位，恐怕当不上头头，等一会叫大家报报出身成分，工作经历。”
就这样，在这次会议上，王洪文以他的“复员军人”、“预备军官”、“保卫科干部”、“共产党员”几块招牌，窃取了“工总司”主要负责人的职务。
接着王洪文又炮制了一个原上海市委因为他造反要判处他死刑的谣言，为自己再次涂上一层“最革命”的油彩。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上海工人阶级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掀起了“一月风暴”。
在这个关键时刻，窃踞了“工总司”司令头衔的王洪文，却逃之夭夭。

当时上海许多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这两个历史性文件，从发起、组织、起草到发表，始终没有见到王洪文的人影。
可是，当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和这两个文件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扬，并在中央和各地报纸上发表以后，王洪文却说什么：“《告全市人民书》好象是我叫你们这样做的呀！”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也不遗余力地为王洪文吹捧。
于是，这个“一月风暴”的逃兵，变成了“一月风暴的英雄”、“工人运动的领袖”，扬名天下。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也因此博得了“支持工人造反派”、“培养工人新干部”的美名。
共同的阶级本质，共同的反革命目的，使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伙新老反革命分子串到了一起。
他们开始结帮了。

二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野心勃勃的王洪文就到处吹捧张春桥、姚文元，说什么“如果没有春桥、文元的指导，我们早就垮台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街头出现了反对张春桥的大标语，王洪文立即召集他的“小兄弟”开会，狂叫：“没有张春桥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的态度是明朗的——死保！”
王洪文要“死保”张春桥，张春桥也要借助王洪文那支“小兄弟”的帮派力量。
他在上海的一次会上对别人说：“是我把他们（指王洪文等人）搞起来的。”
当面又对王洪文等人说：“过几年，你们有的可能是市委书记、副书记，有的是中央部长、副部长。”
从此以后，王洪文就经常说：“我们这些人是张春桥、姚文元手把手地教着成长起来的”，“我们新干部的命运是和中央三位首长（指江、张、姚）联系在一起的。”
张春桥也得意地说：他们“都把我当老头子看，只要我说一句话，他们就算数”。
为了篡党夺权，他们就是这样紧紧地抱成一团，结成一帮，狼狈为奸。

上海曾经是“青红帮”横行的地方。
王、张、江、姚都曾混迹于上海，他们继承“青红帮”的衣钵，把地痞、流氓、阿飞、惯偷、恶棍等等社会渣滓网罗进他们的帮派体系。

王洪文虽然不学无术，但他却为网罗党羽制造了一套“理论”根据。
他提山选拔党员、干部的标准：要“以活材料为主”，“档案只能作参考”，“社会关系复杂也不要紧”，“在需要时，就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也没关系，一切都要根据需要”，“叛徒有什么关系，就是真正的叛徒，只要江青相信就行了”。
他这些话是一九七三年在上海市组织工作会议上说的，实际上他早就是这样干的。

请看：

当年同王洪文一起混入造反派组织的所谓骨干分子，因闹派性、打内战、搞武斗、耍流氓表现“英勇”，被王洪文引为生死之交，结成“小兄弟”，相继被安插到上海市级各组、局的领导岗位上。
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继续同“小兄弟”们紧密勾联，抱成一团，对他们进一步加官晋爵，纵容包庇，经常聚宴狂饮，声言不忘故旧，恩宠倍加。
王洪文的“小兄弟”竟恬不知耻地扬言：“老王上去了，我们也可弄个部长、副总理当当。”
他们对王洪文感恩戴德，发誓效忠，甚至公然声称自己是“洪文线上的人”，引以为荣。
这帮人原来就是地痞流氓，入党做官后，更加恃宠骄横，称王称霸，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徇情枉法，打击报复，无恶不作。
他们是黄浦滩上的新权贵。

当年同王洪文一起混入造反派组织的，还有一些一直紧跟王洪文的人，王洪文把他们当作亲信，提拔安插到各级工会组织或者“文攻武卫指挥部”，有的则用工宣队的名义，派往大专院校、文教单位，进驻市、区、县、局机关，掌握实权。

还有一些当年为王洪文助过拳，保过驾，开过车，送过信，打过字的人，也被王洪文当作共过患难的忠义知己，当作自己能够依靠的力量而普施恩泽，破格提拔，委以重任。

王洪文和他的“小兄弟”，把各级工会作为他们的行帮组织，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妄图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
他们自成体系，经常碰头聚会。
市总工会规定了一个每周一次的“常委学习”制度。
在这种“学习”会上，听取“小兄弟”们有关市革委会各组、办情况汇报，由王洪文或其党羽把“四人帮”的意图、“上面”的精神，向“小兄弟”们“吹风”、“通气”，然后再由“小兄弟”们带回各组、办向党组织传达贯彻，并通过各区、局工会向区、局党组织传达贯彻。
王洪文多次叮嘱他在市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党羽，“有事要多和‘老头头’商量”，而不是把事情拿到党组织中讨论研究。
许多政治运动由工会发动、领导，许多工作由工会决定，党委去办。
作为一种惯例，任免党政干部，要由总工会推荐或征得总工会的同意。

王洪文及其党羽还经常以办学习班为幌子，对他那帮“小兄弟”进行所谓“造反史传统教育”，灌输“要为司令争气”、“要为在中央工作的上海几位领导争光”等反动思想。
王洪文每次窜到上海，都要召见他的“小兄弟”，面授机宜，封官许愿，同时大吃大喝，笼络感情。
王洪文的“小兄弟”每出差北京，必去“朝拜”他们的“司令”。
逢年过节，王洪文的这帮“小兄弟”总要聚会，在酒足饭饱之余，一个个争先恐后给在北京的王洪文打长途电话，遥祝“司令身体健康”。
这伙政治赌徒，死心塌地紧跟王洪文，这个发誓：“请司令放心，有我在，我这个系统是忠于司令的”，那个赌咒：“我们不好好干，如何对得起司令！”
就是这样一帮牛鬼蛇神，再加上那么几个反动文人和灵魂肮脏、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凑成“四人帮”在上海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他们把上海作为篡党夺权的一个桥头堡，疯狂地实行法西斯专政。
王洪文猖狂叫嚣：“现在上海是我们的天下！”
“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挺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
一派杀气腾腾的流氓语言。

“四人帮”唯恐自己的反动面目被揭露，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疯狂镇压、迫害敢于揭发他们罪恶历史和现行阴谋活动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早在“一月风暴”前后，上海市的革命人民就揭发了王洪文许多严重问题。
张春桥采取欺上压下的卑劣手段，把王洪文包庇下来，并抬上高位。
王洪文则长期隐藏广大革命群众揭发的有关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的罪恶历史材料。
对了解和揭发张、江、姚历史情况的人，以“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设立专案，大搞逼供信，有的被隔离或拘留达八年之久，有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这些年米，因反“四人帮”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在上海竟达数万人之多。
“四人帮”就是这样互相包庇，互相利用，长期在党内潜伏起来。

王洪文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代表的就是已被我们推翻了的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些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则是王洪文及其“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三

新生资产阶级典型代表王洪文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生活上是十分腐朽的。

王洪文利用他窃取的权力，肆无忌惮地掠夺、侵吞、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
一九七四年，王洪交安插在上海市轻工业局的一个“小兄弟”来到北京。
王洪文嘱咐他说：“上海搞了什么新产品，要拿来给我看看。”
这个“小兄弟”心领神会。
于是，高级照相机、高级手表、电影放映机、新型轿车、高级糖果、高级香烟，等等等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王洪文的黑窝里来。
这个输送过程中有好些渠道，人们称之为“吸血管”。

王洪文这样干，王洪文的“小兄弟”也跟着这样干。
他们到处伸手掠夺各种商品，不用支付任何代价。
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甚至说：“货币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已经不发生作用了。”
现有的千千万万种商品仍满足不了王洪文穷奢极欲的需要，他还用“中央首长交办任务”的名目，为他特制各种新奇古怪的产品。
凡是“交办”任务，都是层层口头下达，不落痕迹。
王洪文的“小兄弟”下达“交办”任务时，还规定一条纪律，要严格保密，一律不许生产单位过问产品用途。

我们看看王洪文“交办”的都是些什么货色。

“四人帮”阴谋稿武装暴乱兵用的杀人武器——微型冲锋枪，王洪文“交办！”
王洪文夜间打猎用的越野车上的聚光灯，“交办！”
王洪文喝茶用的特殊的保温杯，“交办！”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交办任务”一下来，就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一次，王洪文派他的亲信到上海，要专门试制五只双历自动新型手表。
这位亲信特地关照，表的质量要特别的好，设计要特别的新，色彩要调和，不能有棱角，不能损害首长身体，如此等等，条件苛刻异常。
上海好几个手表厂，哪一家也无法单独完成这项紧急“交办”任务。
于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就从七个工厂和一家商店抽调了四五十个最有经验的制表工人和技术人员，日夜不停，赶制了五只表，单是材料、人工费就花了国家一万多元。

凡此种种“交办”任务，不管工厂担负的国家计划如何紧迫，都要停产让路。
请看，在王洪文的心目中，哪里有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

王洪文及其“小兄弟”还有所谓“生活补助”。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党羽蛊惑人心地说：“这些人在北京，生活很艰苦，中央没有人管。”
王洪文的生活，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较之老资产阶级有过之而无不及，怎能说是很苦？
这里有一笔帐：王洪文在上海的党羽在他们的“特殊开支”中，送给王洪文的所谓“生活补助”，竟达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二元，其中仅一九七四年一年，就给王洪文补助四千三百六十四元。
王洪文既然可以“补助”，他的“小兄弟”当然也可以“补助”。
他们有“后勤部长”、“供给部长”，有“小金库”。

王洪文非法攫取的货币和商品，除供他本人挥霍享受之外，还用来请客送礼，拉拢腐蚀干部，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
许多肮脏的政治交易，就是在酒绿灯红之中拍板成交的！
吃吃喝喝，已经成了王洪文同他的“小兄弟”衡量政治关系的一个标志。

对于王洪文的疯狂掠夺，基层单位的干部是有觉察、有抵制的。
但是，“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及王洪文的“小兄弟”利用他们篡夺的党政大权，对敢于抵制他们罪恶行为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社会主义的中国将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四

王洪交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反革命黑帮，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帮天下，恢复地主资产阶级失去的天堂。

在“四人帮”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紧锣密鼓声中，王洪文作了充分的表演。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全面篡夺党政军领导权，架空毛主席。
毛主席看穿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多次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主席这个批评，对专搞阴谋诡计的“四人帮”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王洪文对毛主席的批评极端仇恨，置若罔闻，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抱得更紧，大耍两面派手法，对抗毛主席的批评。

就在毛主席批评他们三个月之后，也就是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跑到湖南，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
他说：“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
“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毛主席洞察其奸，予以痛斥。
两个月后，同年十二月，王洪文再次见到毛主席，又一次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王洪文开始写检讨了，他说：“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表示“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但是，就是这个所谓“检讨”，他也没有送给毛主席。
实际上，他和张、江、姚勾结得更紧了。
不久，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一面说，“我想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一面又表示，他还是要按照江青的意见办，妄图用这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掩盖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所以，在五个月以后，即一九七五年五月，毛主席又发出严厉的批评：“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
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王洪文认为时机已到，摆出一副要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架势，得意忘形地说：“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就在王洪文偷偷准备讲话稿的时候，毛主席及时地作出了由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的英明决策，中央据此发了一号文件。
王洪文被迫收藏起他的私货。

到了毛主席病重期间，一九七六年七月，“四人帮”由王洪文出面，提出了一个全面篡夺党政军大权的计划。
王洪文说：“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
“解决的办法要象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
他干的这一手，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全面赶下台，让资产阶级全面登台。
实际上，“四人帮”早就已经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准备了许多“部长”、“司局长”以及驻外“大使”，就等一声令下，走马上任了。

在此以前，王洪交还把黑手伸向全国各地，加紧制造分裂活动，妄图打倒地方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夺权。
他千方百计组织反革命别动队，既在地方网罗党羽，如浙江的翁森鹤之流；
又放出“归山虎”，如大庆的张洪池之辈。
在中央读书班上，王洪文抛出了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宣言，把反革命小丑张铁生捧上了天，作为黑标兵，号召学员们向他学习，“回去观察”，“反映情况”，“组织斗争”。
王洪文还多次窜到浙江，策动坏人，大搞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分裂干部队伍，分裂群众，扰乱社会秩序。
在福建，王洪文安插亲信，私立秘密联络站，阴谋搞垮地、市、县委，进行全面夺权。
在湖南，王洪文通过私设的总工会联络点，操纵一小撮坏人，直接反对华国锋同志。
在云南，王洪文极力保护资产阶级派性，拉山头，结拜“小兄弟”，搞乱阶级阵线；
他还蓄意挑拨民族关系，丧心病狂地制造民族分裂，破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
在郑州，王洪文唆使他的“小兄弟”，搞得铁路瘫痪，交通阻塞，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甚至在首都大门保定，王洪文还明目张胆地支持极少数坏人，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部分群众，抢枪，抢粮，抢仓库，造成武斗不止，内战不息，直接威胁首都的安全。
凡此种种，都说明王洪文的黑手伸到哪里，就把哪里搞乱，以便混水摸鱼，乱中夺权。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了，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可是，王洪文认为时机到了。
他竟敢切断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给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说有事要向他报告。
在王洪文看来，权夺定了。

但是，在现实面前，他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王洪文贼喊捉贼地叫嚷：“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打倒！”
“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王洪文明目张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同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王洪交计划动用上海民兵，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
原来，为了篡党夺权，王洪文曾经大嚷“军权不在我们手里”，大搞反军乱军。
此计不成，他又妄图篡夺民兵的领导权，想把民兵变为与解放军对立的“第二武装”。
王洪文以“城市民兵创始人”自居，公然声称：“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两个人搞起来的，这个队伍不要被别人指挥。”
并指使其爪牙制造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指挥部”和由王洪文当总指挥的舆论。
王洪文早就背着中央，私造了大量武器。
这时他多次催促“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给民兵发放武器弹药。
“四人帮”的一小撮党羽，还在上海市区设立指挥点，架设电台，组成通讯网，计划在陆上封锁要道，在江面堵塞航道，在机场封住跑道。
他们连反革命武装暴乱兵力部署图都制订出来了，妄图进行垂死挣扎。

在“四人帮”垮台前夕，王洪文还为自己拍下了“标准像”。
然而，他没有想到，在无产阶级胜利的爆竹声中，他那个“标准像”还没有挂起来，就和“四人帮”一起被扔到历史垃圾堆中去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曾经指出：“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六三页）用这段话形容“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同样非常确切。
事实证明，那个地方有“四人帮”的人，那个地方就不得安宁，就会接连不断地生出无穷的“古怪问题”。
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铲除了“四人帮”这个祸国殃民的祸根，铲除了滋生“古怪问题”的根源，我们一定能够沿着天下大治的道路迅猛前进。

（原载一九七七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

作者：“硬骨头六连”党支部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了。
回顾我连演唱组在《讲话》指引下成长的经历，重新学习这部光辉文献，感到格外亲切。
我连党支部坚持《讲话》指引的方向，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开展连队业余文艺演唱活动，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促进连队全面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九七三年以来，演唱组自编自演节目八十五个，演出一百八十多场，宣传群众达二十余万人，先后七次参加军区、军、师文艺会演、调演。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连演唱组发扬穷追猛打落水狗的硬骨头精神，编写节目三十一个，演出二十四场。
我连演唱组曾荣获上级机关授予的“优秀演唱组”，“先进演唱组”的光荣称号，荣立集体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从一九七一年以来，演唱组成员中先后有十一人入党，十四人入团，三人四次荣立三等功，六人被连队树立为典型。

继承硬骨头精神，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冲锋不止

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党支部对连队开展业余文艺演唱活动的认识正确与否，是演唱组搞得好坏的关键。
前几年，我们对连队演唱活动有过一些偏差的认识：演唱组吹吹唱唱，蹦蹦跳跳，与加强连队建设关系不大，是可搞可不搞的事情。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文艺活动没人抓，演唱组活动时冷时热，连队出现了个别战士看坏书、讲旧故事的现象。
党支部通过学习，察觉到连队思想文化这个阵地，充满着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妄图腐蚀我们的战士，一定要继承老一辈打武仗的硬骨头精神打好文仗，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冲锋不止。
为了认清开展业余演唱活动与加强连队全面建设的关系，我们请连队的老首长、战斗英雄赵副师长回连讲传统。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连队就有了宣传鼓动组，为赢得战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年，赵副师长就是其中的一名组员。
在乌泥村阻击战中，战斗英雄高家凯为了保证阻击战的胜利，掩护大部队转移，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鼓动组编唱了高家凯之歌的文艺节目，在战寻间隙演唱，大大激发了指战员英勇杀敌的战斗意志。
在以后的战斗中，连队又涌现出了不少高家凯式的战斗英雄。
鼓动组又运用文艺形式去宣传这些英雄。
同志们还回顾了和平时期，党支部充分发挥演唱组的作用，促进连队全面建设的经验和放松抓演唱组影响连队全面建设的教训，深刻认识到：演唱组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关系到加强连队全面建设，继承和发扬硬骨头精神，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一定要抓紧抓好，常抓不懈。
从此，我们把开展连队业余演唱活动摆在党支部议事日程上，做到有布置、有分析、有检查、有总结，并分工一名支委具体抓。
几年来，我们经常在支委会“一班人”中，在演唱组内，在全连开展学《讲话》忆传统的活动，使认识不断提高，自觉性不断增强，连队业余文艺活动开展得生气勃勃，演唱组搞得红红火火。
我连演唱组坚持做到了：阶级斗争“起”、“伏”时，思想准备一个样；
斗争胜利的前后，战斗意志一个样；
上级有要求和没有要求，开展活动一个样；
连队担任繁重任务和平时，发挥作用一个样。

宣传硬骨头精神，激发干部战士继续革命的斗志

硬骨头精神，是我们连队的传家宝。
多年来，演唱组遵循《讲话》指引的方向，紧密地为现实斗争服务，运用文艺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硬骨头精神，激发了干部战士反修防修的斗志，振奋了继续革命的精神。

命名十三周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连同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演唱组做为一支战斗力量，积极上阵。
林彪反党集团推行军事取消主义，反对抓军事训练，妄图瓦解我军战斗力。
演唱组针锋相对地编演了十多个文艺节目，热情歌颂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反映连队坚持军政统一，搞好军政训练的事迹。
干部战士看了这些节目，更加坚定了在政治统帅的前提下搞好军事训练的信心。
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搞三箭齐发，掀起了反军乱军的恶浪。
我们指示演唱组天天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及时排演了以一切行动听指挥为内容的文艺节目。
并结合连队实际，编演了《能文能武的铁疙瘩》，反映了文盲战士雷中信发扬硬骨头精神，文化低，难不倒，用三个不眠之夜画出六幅批林批孔漫画的事迹，斗争矛头始终指向林彪反党集团，坚持了批林批孔的正确方向。
一九七五年，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分析了军事训练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大胆地提出了“训练要改革”的口号。
“四人帮”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指责我们这样做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回潮”，污蔑我们连队“只知道反侵略，不知道反复辟”，是“单纯军事观点的典型”。
我们不理他们那一套，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继续开展训练改革，演唱组紧密配合，编演了《靶场风云》等十多个节目，为连队开展训练改革大唱赞歌，大大激发了干部战士的革命热情。
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个红十月，演唱组及时排演了大赞大颂华主席，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十二个节目，《画靶》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靶子上勾画出“四人帮”的丑恶形象，把他们的罪行一条一条列出来，进行批判。
战士们看了这个节目反映说：演唱组给我们列出了批判专题，批判搞得生动形象，尖锐泼辣，为我们剥画皮、批实质引了路子。

宣传硬骨头精神。
演唱组十分注意针对连队现实思想，配合党支部政治教育工作，编演文艺节目。
比如，老兵退伍，新兵刚到连队，演唱组就编演《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硬骨头精神代代传》等节目。
使老战士牢记连队光荣传统，发扬硬骨头精神，决心退伍不退色，归田不解甲，党指向哪里，就在哪里革命。
使新同志一入伍就受到光荣传统的教育，树立为革命扛好枪，打好仗，为连队战旗增添光彩的决心。
当任务繁重，条件艰苦时，演唱组就编演《还是当年的硬骨头》、《都有一个犟脾气》等节目，激励大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
当形势好转，环境优裕时，演唱组就编演《时刻准备上战场》、《满怀仇恨磨战刀》等文艺节目，宣传“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
在游泳训练中，人人苦练水上作战本领，不到一个星期，全连突破千米大关，个个成了劈波斩浪的水上蛟龙。
近几年来，我们连队先后担任过国防施工、军工军农生产、守备值勤、战备训练等任务，演唱组根据执行任务的特点，机动灵活的搞好宣传。

抓好世界观的改造，培养能文能武的硬骨头文艺战士

要打好文艺战线的硬仗，必须要有一支过硬的文艺骨干队伍。
几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在《讲话》中对文艺工作所提出的要求，十分注意加强演唱组自身的建设，努力把每个成员都培养成能文能武的硬骨头战士。

学好理论，立场才稳，方向才明。
去年，演唱组长刘新参加了一次在大同召开的基层文化工作会议。
“四人帮”在军内那个亲信叫嚷要写“揪军内走资派”的作品，并要到会人员看了反军乱军话剧《千秋大业》。
有人对刘新同志说，演唱连队光荣传统，反映连队生活，现在写这样的题材过时了，要写“四人帮”在军内那个亲信所提倡的“大题材”。
刘新回到连队向党支部和演唱组汇报了情况。
演唱组认真学习《讲话》，分析“四人帮”在军内那个亲信的黑话，一致认为：我们的题材没有过时，要我们写“揪军内走资派”的作品我们不干。
反映什么题材，演出什么节目，决不是一般的小事，而是关系到立场、方向问题的大事。
演唱组不理睬“四人帮”那一套，还是坚持为连队建设服务，热情歌颂老一辈的英雄形象和连队光荣传统，反映连队火热的战斗生活。

演唱组对革命理论指导实践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他们长期开展“看谁学得多一些，看谁学得好一些”初学习竞赛活动。
不管工作多忙，演出多晚，都要完成当天的学习计划，长期坚持，从不间断。
组员赵建国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读书迷”，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六本马列的节，写下了二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
十名组员中有两名被连队树立为读书典型。
最近，他们又刻苦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只有阶级感情深，才能做战士的代言人。
一次，演唱组编写了快板节目《我们连队的理发员》，征求意见时，战士们直截了当地说：“乍看起来挺逗人，就是硬骨头精神看不见，‘火药味’闻不着。”
党支部组织演唱组的同志们重温《讲话》中关于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的教导。
同志们检查说：到社会上去演出，听到有人说咱们的节目艺术味道不够，“火药味”太浓，就想方设法搞有“趣味”的节目，这说明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健康。
同志们思想觉悟提高了，训练场上摸爬滚打，还经常到伙房、菜地参加劳动，向连队各类标兵、典型学习，从他们身上吸取政治营养，加深思想感情的转变。
近几年来，编演的八十多个节目深受战士们喜爱。

我们不仅要求演唱组用硬骨头精神搞好宣传，而且要求他们用硬骨头精神搞好军事训练。
平时，排练节目坚持业余。
有时需要占用一些训练时间，演唱组照样完成了连队规定的训练课目。
外出演出，人人都订有训练的小计划、小指标。
近几年来，演唱组的射击次次优秀，投弹平均五十米，其它各项课目训练成绩均在优良以上，超过了连队训练的平均成绩。
去年，以演唱组为主要成员的两个班，先后参加师、团组织的对空射击演习和班战术演习，都获得了第一名。

近几年来，演唱组取得了一些成绩，报刊电台宣扬，上级领导表扬，干部战士赞扬，个别同志不能正确对待。
我们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两个“务必”的教导，引导大家在成绩面前查问题，对照先进找差距，并定期召开小整风会，使灰尘及时打扫，包袱及时卸掉，保持了谦虚谨慎的作风，节目不断更新，演出更加认真。

在纪念《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心潮澎湃，豪情满怀。
我们连决心紧跟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部署，永远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

“硬骨头六连”演唱组在训练场上演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文艺节目。
《解放军画报》供稿（照片）

作者：洪炉辛冶

“四害”清除，百花争艳。
首都的工农兵观众，刚看过“双庆”全国美展，又参观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美展。

走进中国美术馆中央展览大厅，仿佛回到了难忘的革命战争年代。
看，人民的子弟兵在浴血苦战，南泥湾军民在努力生产，翻身农民愤怒地同地主老财算账，人民政府的干部和乡亲们促膝交谈。
别看这些作品大都是只有几方寸的单色木刻，有的还是石印或油印的画片，纸已发黄甚至破损，但它的内容和形式，却生动地记载了那可歌可颂的时代，映射出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灿烂光辉，这次展出的作品，虽然只是革命美术工作者学习和实践《讲话》的一部分成果，但是十分感人。

老同志们在这些画前，如同重见久别的战友，感到分外亲切。
就是这些印在土纸上的木刻和石印的画幅，曾经伴随自己战斗，鼓舞自己前进。
战士们曾经揣着印有敌人暴行的小画报，愤怒地冲向敌阵；
根据地的乡亲，看着描绘前方英雄事迹的画页，激起更高的生产支前热潮；
那瓦解敌军的画传单，曾被当成投诚过来的敌军士兵的“特别护照”。
这些既是美术作品，又是一份份形象的战斗动员令和一颗颗射向敌人的精神炮弹。

青年人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革命前辈艰苦而多采的战斗生活，学到了形象的革命历史，引起了深思：这些作品的诞生年月，都超过自己年龄一倍甚至更多，但是今天看来，竟还是那么充满活力，新鲜引人。
从这些画面上，好象闻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火药味，革命老根据地的泥土气，受到了老一代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的激励和感染。

面对这些作品，不论是老同志还是新一代，不由得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多少年来，不仅看不到这些作品，连提都听不见人提了。
如果不是这次展览，有的青年人甚至都不知道我党我军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些作品。
是什么人，为了什么，长期禁锢和压制这些作品呢？

答案早已有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是刘少奇及其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他们热衷于封资修文艺大杂烩，把无产阶级的美术园地，一度听任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加以霸占，把过去许多优秀的美术作品看成“粗陋”的“宣传品”，不屑一顾。
接着是阴险狡诈的林彪反党集团，他们忙于策划反革命政变，利用美术来篡改历史，替自己树碑立传，为其篡党篡国的阴谋服务。
“四人帮”更加恶毒，他们大搞地主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制造了一系列谬论、谎言，如什么“空白论”、“新纪元”、“创业期”等等，公然否认毛主席《讲话》的伟大意义，抹煞在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下我国文艺事业的成绩，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

正因为如此，“四人帮”猖獗时，凡是遵循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创作出的美术作品，都被他们打入冷宫。
这次展出的许多优秀作品，如国画《毛主席走遍全国》、《八女投江》，油画《决战前夕》、《毛主席作整风报告》、《八一南昌起义》，版画《长征》和雕塑《艰苦岁月》、《收租院》等等，都是被禁锢多年，现在才重见天日。
还有一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过积极作用，为群众欢迎的好作品，被他们销毁散失，至使今天要展出都不可能了。

近几年来，“四人帮”对美术创作，采取又打又拉、又偷又压的两面手法，对不合他们口味的作品，继续实行高压政策，轻则不予展览发表，重则勒令检查批判。
他们借题发挥地策划了所谓“批黑画”事件，攻击和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为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进行罪恶的阴谋活动。
他们把一些优秀作品偷偷贴上自己的标签，说成是他们一伙“精心培育”的结果，又把本来一般的作品，吹捧成什么“样板”，妄图以此为他们的“新纪元”、“创业期”，装点一下门面。
“四人帮”垮台前夕，他们欺骗和强迫一些美术作者去制造什么“斗争走资派”的作品，企图把无产阶级的美术事业，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反革命轨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讲话》发表以来，尽管受到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干扰和诋毁，但永远遮不住它的万丈光芒。
《讲话》教育、武装了一代又一代革命文艺战士，在毛主席《讲话》的指引下，他们投身到工农群众和火热的斗争中去，一面锻炼和改造自己，一面运用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了许多充满革命热情和生活气息的美术作品。
在我国无产阶级的文艺园地里，这些美术作品永远是散发芬芳的鲜花。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美术队伍更扩大了，作品也更加丰富多采了。
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的革命美术工作者和工农兵业余作者，自觉地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讲话》，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积极用美术武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尽管近年来有着“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压制打击，新的优秀作品仍然一批批出现，如：油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铜墙铁壁》、《永不休战》，国画《延安新春》、《到劳动大学去》、《红太阳光辉暖万代》，版画《淮海战役》，雕塑《农奴愤》以及户县农民画等等，显示了文化大革命后美术战线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所取得的新成就。
铁的事实，毫不含糊地说明，美术战线的所有成就，不仅与“四人帮”毫不相干，相反是在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中产生的，是抵制和战胜了他们的干扰破坏才取得的。

粉碎了“四人帮”，广大的革命美术工作者和业余作者，以更高昂的创作热情，短时间内创作了一批更新更美的优秀作品。
再次展出的油画《你办事，我放心》、《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的好总理》、《战友》，素描《华主席关怀暖万家》和版画《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等等，就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文艺界从“四人帮”的“帮天下”控制下解放出来，把文艺武器夺回到人民手上后，继续高举毛主席《讲话》的伟大旗帜，在美术园地里结出的又一批硕果。

漫步美术馆展厅，重看延安时代的木刻和画页，浏览解放以后直到粉碎“四人帮”以来各个时期的优秀美术作品，可以充分地看到，毛主席《讲话》的指示精神，已经深入人心，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包括美术作者的行动指南和斗争武器。
正是由于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光辉思想，为革命美术工作者和广大业余作者所掌握，我们的美术才发挥出无比威力，放射出灿烂光芒。
无论是印在土纸上的小木刻，还是气魄宏伟的巨幅新作，都由一根红线贯穿下来：是毛主席《讲话》的阳光照耀和雨露滋润，使我国无产阶级美术事业茁壮生长，并将成为参天大树，开满灿烂夺目的千花万朵。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三日讯 英明领袖华主席关于创建十来个大庆的伟大号召，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石油工业战线广大干部、工人继续革命的巨大力量。
最近几天，石油化工部的大批干部意气风发地一批批离开了部办公大楼，象当年参加大庆石油会战那样，奔赴生产第一线。

在已经出发的干部当中，有包括正副部长在内的部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八人和近三十名司局长一级的干部。
这批干部的总领队，是石油化工部部长康世恩同志。

六月二日早晨，石油化工部的全体干部、群众，在“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号召，为建设起十来个大庆而奋斗！”
的横幅大字标语下，欢送奔腾第一线的同志们出征。
部办公大楼前，锣鼓喧天，欢声雷动，一派革命景象。
当下去的干部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自编的战歌，精神抖擞地走出办公大楼时，大家热烈鼓掌，不断高呼：“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
“领导干部带头，到生产第一线去！”
“搞好机关革命化，坚持‘三个面向’、‘五到现场’！”
“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生产第一线去！”
一位领导同志代表部的党组织和留在机关的同志讲话欢送，同时表示，留在机关的同志要学习大庆精神，一个人干几个人的事，把下去的同志留下的工作全部包下来，切实做到后方为前方服务，前方后方来一个比赛。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胜利闭幕后，石油化工部的党组织立即带领干部、群众，掀起了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热潮。
部领导同志说，华主席亲自主持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是我国工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现在，全国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我们一定要坚决响应华主席、党中央发出的新的跃进号令，抓纲治国，甩开膀子大干，不惜一切力量，把石油化学工业迅速搞上去，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做出新的贡献。
部领导发扬大庆石油会战的传统，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抽调了五百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别深入石油基地和化工企业，在部和各地党委的共同领导下，和广大职工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揭批“四人帮”，一起贯彻落实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精神。
石油化工部党组织要求深入第一线的每一个干部，要和当年大庆会战一样，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不仅要和工人实行“三同”，而且要当好“三大员”：宣讲华主席、党中央指示的宣传员，普及大庆式企业的工作员，发展石油化工生产的参谋员。

机关干部走下去，谁先下？
石油化工部领导同志提出，领导干部带头下，一定要使机关来一个革命化。
石油化工部共有十一位正副部长、十四名部党组织的领导成员。
他们决定，除留三名副部长、部党组织领导成员主持机关日常工作外，其他领导同志全部下到第一线，在现场亲身参加革命实践，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亲自发现和培养先进典型，指导面上的工作。

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部领导的决心和实际行动，鼓舞了部机关的全体干部，他们纷纷要求奔赴第一线，为普及大庆式企业、创建十来个大庆，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加过大庆石油会战的一些老同志兴奋地说，当年，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进行开发大庆油田的会战，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
今天，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领导我们进行新的石油会战，我们一定要学习铁人王进喜“宁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革命精神，为建设起十来个大庆出大力，流大汗。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些青年干部激动地说，我们没有赶上六十年代的大庆石油会战，如今能参加华主席、党中央批准的新的石油会战，感到非常幸福，非常光荣。
我们要在这伟大壮丽的事业中锻炼自己，让青春发出更多的热和光。
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坚决表示，华主席在提出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时，对我们科技人员寄于殷切的期望。
我们一定要更好地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努力做到又红又专，为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迅速强盛起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六月三日电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六月三日上午接见了以杨勇为团长、吴富善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全体成员。

陪同接见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大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朝鲜人民军第一副总参谋长金铁万上将等。

接见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大使馆武官铁雷也在场。

金日成主席同中国同志一一握手，并在一起照了像。

接见后，金日成主席同杨勇团长共进午餐，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杨勇团长向金日成主席转达了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我国其他党政领导同志的问候，并对参观团在朝鲜访问期间受到朝鲜人民和军队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金日成主席请杨勇团长回国后转达他对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中国其他党政领导同志的问候。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三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今天下午举行了会谈。

越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代表团副团长：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黎仲迅中将、总政治局副主任黎光和中将，代表团团员：总后勤局主任裴逢少将、第一军区司令谭光忠少将、外事局局长黄英俊少将、军事技术院院长黄庭夫大校、越南驻中国大使馆武官黎草上校。
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也参加了会谈。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王尚荣，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王乐天，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严泠。

图为会谈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三日讯 邓颖超同志今天上午会见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同志，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严泠。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据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六月三日电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访问朝鲜，六月三日晚在大使馆举行宴会。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大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李用茂上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朝鲜人民军第一副总参谋长金铁万上将，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金奉律上将，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赵明善中将，外交部副部长田仁彻，平壤市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姜希源以及朝鲜人民军部队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杨勇团长和会铁万第一副总参谋长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杨勇团长在讲话中热烈赞扬朝鲜人民和军队在金日成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各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并表示热烈祝贺。

杨勇团长说：“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是亲密的兄弟和战友。
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培育下，在长期反对共同敌人和建设各自祖国的斗争中，我们之间结成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
“我们坚信，在金日成主席和华国锋主席的关怀下，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伟大友谊必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接着，金铁万第一副总参谋长讲话。
他说：“通过你们的访问，我们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由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缔造和培育的朝中友谊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两国之间的团结无比巩固。”
他说：“我们衷心祝愿兄弟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以自己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宴会自始至终充满了中朝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之间极为友好团结的气氛。

据新华社马普托一九七七年六月二日电 据莫桑比克《新闻报》六月二日报道，在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军队五月二十九日入侵并占领莫桑比克加扎省马派地区后，莫桑比克武装部队已发起反攻，几天来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莫桑比克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就这一入侵事件对莫桑比克通讯社发表谈话指出，史密斯政权的目的是要把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国际化”。

据报道，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六月一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史密斯政权的严重挑衅，要求史密斯入侵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莫桑比克。

栏目：时事讲话

超级大国和国际垄断集团近几年来加强了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高利贷盘剥，使它们承受日益沉重的外债负担，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
这种不合理状况激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发展中国家外债负担日益沉重

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掠夺，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对市场经济依赖程度较大，因而一直是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进行高利贷剥削的对象。
据统计，从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末，发展中国家所借外债的年度增长率约为百分之十四；
而从一九七○到，一九七二年，这种年度增长率提高到百分之十六以上；
一九七三年进一步提高到百分之十九。
近几年来，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新的经济危机以后，这种高利贷盘剥日益加深。
据瑞士银行公司的一篇文章指出，到一九七三年底，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达到一千一百多亿美元，而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的两年以后，发展中国家在一九七六年底的外债累计总额已高达一千八百亿美元。

超级大国和国际垄断集团转嫁经济危机是造成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外债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
它们转嫁经济危机的最直接、最经常的手段就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在长期中形成的单一经济和它们对市场经济的依赖，通过限制进口和增加出口，以及压低初级产品价格和销售高价制成品，牺牡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来达到本国经济的“复苏”。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展望》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报道，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的一九七四年，不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外贸逆差总额是二百一十亿美元，而到一九七五年增加到三百亿美元。
由于出现巨额贸易逆差，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处于严重困难境地。
据统计，仅在一九七四到一九七六的三年中，不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赤字高达九百六十亿美元。
为了弥补巨额亏空，发展中国家被迫大量借债。

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垄断资本的私人商业银行借贷的债款增加得特别快。
由于这类银行索取的利息比某些国际金融机构更高、期限更短、条件更苛刻，发展中国家遭受的盘剥也就更加深重。
在发展中国家于一九七六年底所欠的一千八百亿美元债务中，七百五十亿是欠这类银行的，其中五百亿是欠美国各商业银行的。
沉重的债务负担和难以消除的外贸逆差，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陷于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之中，财政上极为困难。

苏联是世界最残酷的剥削者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另一个最残酷的高利贷剥削者。
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条件更苛刻。
据报道，苏联从五十年代中至一九七六年底，共向印度提供的贷款和经济“援助”约二十亿美元，除利息外，还规定印度生产苏联需要的某些重要产品，以抵偿债务。
苏联还通过苏印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对印度进行经济剥削。
苏联从印度进口的产品的价格通常比国际市场低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而它向印度提供的机器设备不仅技术陈旧，而且价格比国际市场高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印度快报》曾经指出，苏联向印度提供贷款的条件“比西方的条件还要苛刻”。
更有甚者，这个打着“天然盟友”招牌的社会帝国主义还一再蛮不讲理地、单方面地提高卢布对印度卢比的比价。
据印度报纸说，这样一来，就要迫使印度对苏联积欠的债款增值约四十亿卢比（约合四亿四千万美元）。
据《印度时报》报道，由于这种残酷的剥削，按一九七六到一九八○年印苏贸易协定，在这五年中，印度对苏出口收入用于还债的部分，有几年要占到当年对苏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苏联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不仅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也是为了控制、奴役这些国家，以便争霸世界。
它打着援助阿拉伯人民解放斗争的旗号，通过出售军火，企图把埃及变成它的附庸国就是一个例子。
据埃及报纸报道，埃及至一九七六年积欠苏联的四十九亿五千万卢布中，大部分是苏联这个超级军火商向埃及推销军火的款项。
苏联不仅通过这笔债款迫使埃及每年用四亿美元还本付息，而且规定，未得苏联允许，埃及人不得使用它高价卖给的武器这种干涉主权的条件，阻挠了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强烈反抗。

反对剥削、掠夺，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

早在一九七四年举行的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就在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提出暂停偿还债务、重订还债期限、减轻外债负担、免除受经济危机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债务等正当要求。
它们还主张召开国际会议，通盘研究解决债务问题。
在去年召开的第四届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同顽固反对这些合理主张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斗争。
当前，争取合理解决债务问题，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