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时在座的有王震副总理等
华主席会见刚果军事委员会友好代表团
同卡塔利少校等刚果贵宾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震副总理等
新华社1977年06月03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由刚果军事委员会成员、内政部长弗朗索瓦—格扎维埃·卡塔利少校率领的刚果军事委员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会见充满亲切的气氛。
卡塔利少校等刚果贵宾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厅时，华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并且一起照了像。
华主席同卡塔利少校、刚果军事委员会成员弗罗朗·齐巴上尉、刚果驻中国大使桑巴、卡塔利少校办公室顾问保罗·姆博特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华主席对刚果贵宾万里迢迢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卡塔利少校说，他带来了若阿希姆·雍比—奥庞戈主席对华主席的良好祝愿和对进一步发展刚中两国人民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
对此，华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请卡塔利少校向雍比主席转达他的问候。
华主席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过去发展得很好，相信今后会发展得更好。
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何英等。
（附图片）
华主席同刚果军事委员会友好代表团合影。
华主席同卡塔利少校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响应华主席号召为创建十来个大庆而奋斗
石化部领导带头奔赴第1线
编者按：
领导干部带头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第1线去，领导揭批“四人帮”的伟大革命运动，领导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石油化工部又走在前面了。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各条战线形势大好，形势逼人。
各级领导同志到第1线去，直接参加革命和生产的实践，进行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面对面的领导，就能在工作方法、领导艺术上取得显著的进步，促进大好形势进一步发展。
华主席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个部门，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来一个比赛，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现在，石油化工部的同志已经走在前面，相信其它部门的同志一定会很快地赶上来！
新华社1977年06月03日讯
英明领袖华主席关于创建十来个大庆的伟大号召，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石油工业战线广大干部、工人继续革命的巨大力量。
最近几天，石油化工部的大批干部意气风发地一批批离开了部办公大楼，象当年参加大庆石油会战那样，奔赴生产第1线。
在已经出发的干部当中，有包括正副部长在内的部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八人和近三十名司局长一级的干部。
这批干部的总领队，是石油化工部部长康世恩同志。
06月02日早晨，石油化工部的全体干部、群众，在“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号召，为建设起十来个大庆而奋斗！”
的横幅大字标语下，欢送奔赴第1线的同志们出征。
部办公大楼前，锣鼓喧天，欢声雷动，一派革命景象。
当下去的干部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自编的战歌，精神抖擞地走出办公大楼时，大家热烈鼓掌，不断高呼：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
“领导干部带头，到生产第1线去！”
“搞好机关革命化，坚持‘三个面向’、‘五到现场’！”
“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生产第1线去！”
一位领导同志代表部的党组织和留在机关的同志讲话欢送，同时表示，留在机关的同志要学习大庆精神，一个人干几个人的事，把下去的同志留下的工作全部包下来，切实做到后方为前方服务，前方后方来一个比赛。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胜利闭幕后，石油化工部的党组织立即带领干部、群众，掀起了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热潮。
他们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学习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并且根据大庆的经验，深入揭批“四人帮”，开展路线对比活动，更加振奋了革命精神。
部领导同志说，华主席亲自主持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是我国工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现在，全国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我们一定要坚决响应华主席、党中央发出的新的跃进号令，抓纲治国，甩开膀子大干，不惜一切力量，把石油化学工业迅速搞上去，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做出新的贡献。
部领导发扬大庆石油会战的传统，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抽调了五百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别深入石油基地和化工企业，在部和各地党委的共同领导下，和广大职工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揭批“四人帮”，一起贯彻落实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精神。
这些干部中，有二百人参加新的石油会战，有三百人帮助各地化工部门普及大庆式企业和制订发展规划。
石油化工部党组织要求深入第1线的每一个干部，要和当年大庆会战一样，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不仅要和工人实行“三同”，而且要当好“三大员”：
宣讲华主席、党中央指示的宣传员，普及大庆式企业的工作员，发展石油化工生产的参谋员。
机关干部走下去，谁先下？
石油化工部领导同志提出，领导干部带头下，一定要使机关来一个革命化。
石油化工部共有十一位正副部长、十四名部党组织的领导成员。
他们决定，除留三名副部长、部党组织领导成员主持机关日常工作外，其他领导同志全部下到第1线，在现场亲身参加革命实践，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亲自发现和培养先进典型，指导面上的工作。
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部领导的决心和实际行动，鼓舞了部机关的全体干部，他们纷纷要求奔赴第1线，为普及大庆式企业、创建十来个大庆，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加过大庆石油会战的一些老同志兴奋地说，当年，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进行开发大庆油田的会战，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
今天，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领导我们进行新的石油会战，我们一定要学习铁人王进喜“宁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革命精神，为建设起十来个大庆出大力，流大汗。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些青年干部激动地说，我们没有赶上六十年代的大庆石油会战，如今能参加华主席、党中央批准的新的石油会战，感到非常幸福，非常光荣。
我们要在这伟大壮丽的事业中锻炼自己，让青春发出更多的热和光。
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坚决表示，华主席在重申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时，对我们科技人员寄予殷切的期望。
我们一定要更好地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努力做到又红又专，为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迅速强盛起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几天，石油化工部大楼里热气腾腾。
被批准到第1线参加石油会战的同志们满怀喜悦，斗志昂扬。
有的同志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就被批准参加开发新油田的队伍，对新的战斗任务充满信心和力量。
有的同志夫妇俩要求一起下去，被批准后，立即安排好家务，收拾好行装就出发了。

毛主席语录
非洲人民正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人民都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革命的人民，都能够团结起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现代复辟派和古代变革史
——“四人帮”是怎样利用批儒评法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
吴江
“四人帮”继承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衣钵，但他们在玩弄阴谋的手法上却很有超过他们的同类的地方。
“四人帮”的活动以耍笔杆子、造舆论见称，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无可争辩的理论权威，而且，其活动花样百出，善于接过革命口号另搞一套。
批林批孔时借“批儒评法”大做文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搞“全面专政”、“打土围子”、“反对经验主义”，评《水浒》时搞“宋江架空晁盖”，1976年又搞“阶级关系新变化”、“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民主派变走资派”等等。
1976年，他们的活动达到最猖獗最肆无忌惮的程度，这是他们疯狂打击迫害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加紧篡党夺权步伐的重要时期。
同这一时期公开露骨的反党活动比较起来，1974年批林批孔时他们的“批儒评法”活动，则是一项阴险诡谲、迂回曲折、或明或暗、花样翻新的罕见的反党活动。
这种活动形式是由当时的斗争形势决定的。
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是“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激烈斗争的一个重大回合。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窃取到中央的一部分重要职位，垄断了舆论大权，野心更加膨胀，活动能量大为增加，下一步目标就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从1972年起，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主持下，陆续解放和任用了一批老同志，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这在“四人帮”看来就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阻力。
所以在“十大”以后、四届人大以前这段时间里，他们处心积虑地要排除这种阻力，首先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贯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国内都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总理。
批林批孔为什么要另搞一套，变成了批孔批周呢？
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他们也明知道公开反对周总理，人心、党心、党员之心决然通不过，于是就挖空心思，利用讲古代的儒法斗争，用影射比附的办法，来制造舆论，刺探舆情，搞乱人心。
这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项反党阴谋活动。
用讲古代史进行反党，宣扬修正主义观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四人帮”御用的史坛上，挂帅人物是罗思鼎、梁效，出力帮忙者有唐晓文等。
他们搞了那么多批儒评法的文章，新语宏论，颇能吓唬一些人。
他们搞的究竟是些什么名堂呢？
这里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学问，完全是在玩弄一种反革命政治手法。
他们歪曲和杜撰历史，把古代史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塑造一番，想方设法把古代史现代化，用来影射说明他们想说而又无法公开说明的问题。
他们的主要手法是：
人为地突出古代特别是秦汉时代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
为此，他们把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交替的时期尽量推迟到战国以后（毛主席和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战国时代已是封建社会初期）；
在讲封建社会矛盾的时候，又使用一个法宝，叫做
“奴隶制残余势力”，把这种势力的作用无限夸大，集中渲染奴隶制残余势力要搞复辟，“革命的”地主阶级进行反复辟。
他们口头上也承认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但是实际上却把奴隶制残余势力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作为从战国到西汉末将近五百年间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
就是说，地主阶级专政，进行了五百年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西汉以后，按照他们的说法，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突出的又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集团即革新集团（法家为代表）和保守集团（儒家为代表）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推动社会前进，其作用起码不次于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
甚至到了近代，在资产阶级内部，在无产阶级内部，也是这两个政治集团进行着生死的斗争。
他们由此“总结”出一条所谓的“历史经验”，说要推动社会进步，必须“在中央政权中保持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把“因循守旧势力”镇压下去，象刘邦死后的“吕后政权”和唐代的“武则天革新政权”那样（1974年下半年，江青曾亲自督促梁效和唐晓文写“批判因循守旧”的文章）。
这就是他们鼓吹“儒法斗争一直继续到今天”的奥秘所在。
他们写了那么多文章，所谓的“新史学”理论，归结起来就是这么一点！
一个剥削制度战胜另一个剥削制度，毫无疑问会有不同形式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但其情况和社会主义革命有很大的不同。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旧社会内部生长起来，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用强力剥夺了资产阶级之后才创造出来的。
被剥夺者决不会甘心失败，因此，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如果重新夺得政权，这种政治上的复辟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复辟，即最后必然要导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复辟（尽管在名义上也可以披上这样那样的“社会主义”的外衣）。
而新旧剥削制度之间的交替则是另一种情况：
新剥削制度是在旧剥削制度的母胎内自发地成长起来，逐渐成熟，直至占据相当优势，接着才是政权的易手。
新旧剥削制度之间往往有很大的继承性和妥协性。
新旧剥削制度和统治权力的交替，自然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经过反复的争夺。
但一般说来，在新的剥削制度确立起来以后，旧剥削势力的复辟往往是在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一种复辟，一般是政治权力的争夺和某些旧特权的恢复，这种复辟虽然也起着阻碍或破坏新生产关系发展的反动作用，但它极少可能恢复旧的剥削制度，相反，复辟势力往往最后同化于新统治者。
列宁曾谈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的波旁王朝的复辟，不过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非共和制的管理形式的复辟”（《列宁全集》第10卷第299页），并非封建剥削制度的恢复。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也指出那些分享政权的旧封建贵族，不仅无力恢复封建制度，而且自身也“早已向……‘王国第一流资产者’的方向发展了”。
“他们的习惯和倾向，与其说是封建的，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0页）
这种情形，越在古代，越是如此。
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在很低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从奴隶制承袭下来的东西，较之资本主义从封建制承袭下来的东西，要多得多。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过程中，由于奴隶暴动的推动，从奴隶主贵族中分化出一部分势力，他们被迫从事改革，采用新的剥削方式，其自身的地位在这种改革中也逐渐发生变化，成为新封建制的代表人物。
这和最初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抵出身自民间工商业者这一点大不相同。
这是一个自发的、缓慢的、同时在一经发生变化之后便不易倒转的过程。
从史料看，已经前进到封建制的古代社会，没有发生过倒退回奴隶制去的事（除非有落后的异民族入侵，那也是局部的、暂时的）。
秦孝公、商鞅变法，引起旧贵族的反抗，以秦太子为首，反抗者多至千数。
秦孝公死，太子即位，杀商鞅。
但商鞅所行新法，除废止对商贾和游士的排斥这一条以外，其余大都相沿不变，杀害商鞅的秦惠王，仍是继承孝公、商鞅变法事业推进封建制的一个有力人物。
这是最足以说明问题的。
而且，古代复辟和反复辟斗争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中国到了战国中期以后，除了个别后进国家外，诸侯国的重大斗争大致已是封建统治者内部的斗争，尽管有些封建统治者本身还拖着一条旧奴隶主的尾巴。
“四人帮”论客们对古代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不作任何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把古代斗争现代化。
他们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出整整五百年，作为奴隶制和封建制决胜负的时期，说这个时期封建统治者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仍是奴隶主残余势力。
这实在是一个最大胆的“革新”思想！
这样一来，他们的“帽子工厂”的淫威就可以远播古域。
他们不顾战国时代多数国家已经先于秦进入封建制这一历史事实（秦是后来居上），把战国以来许多宰相都说成是复辟奴隶制的人物，连张良狙击秦始皇也是为复辟韩国的奴隶制卖命。
他们不仅把秦统一中国后六国旧贵族的谋复故国（这无疑是一种分裂倒退活动）扣上“复辟奴隶制”的帽子，甚至把汉高祖所封的几个异姓王和同姓王的叛乱，也说成是“复辟奴隶制”。
他们指这些“复辟者”为古代的“儒家”，另一方面，又把不少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帝王吹捧为反复辟、反因循守旧的英雄人物。
江青说：
“搞点历史经验，古为今用”。
他们讲古代的儒，是为了引出“现代的儒”。
他们大讲古代复辟势力，是为了叫人们注意“现代的复辟势力”。
你看，自古不是有“举逸民”一说吗？
那就是被打倒的人重新上台，把权力夺回去，而且，这些人大多好行“韬晦之计”，据说是搞“地下活动”，甚至躺在医院里也要“找人谈话”、搞“串连”，实在危险得很。
总之，在“四人帮”眼里，我们党一大批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了危险人物，不是“逆流”，就是“回潮”，统统属于“因循守旧”的“旧势力”，“克己复礼”的“复辟派”。
因此，根据“历史经验”，必须用法家对付儒家那样的专制手段，能搞掉的就搞掉，一时搞不掉的也要挂起来，准备将来再搞掉。
尤其念念不忘的是要搞掉“大儒”。
“四人帮”批儒评法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这就是他们的主题。
毛主席说过，象林彪那样讲政变，过去没有过。
我们也可以说，象“四人帮”这样讲复辟，过去也没有过。
阴谋搞政变的人，大讲“反政变”；
阴谋搞复辟的人，大讲“反复辟”。
不同的是，林彪的讲政变，虽然也举了古往今来的例子，但没有提出什么理论根据；
“四人帮”的笔杆子们，却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以论证反复辟斗争自古以来就是照他们所说的样子进行的。
我们稍许回顾一下，批儒评法的文章，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从1973年下半年到1974年07月间，为第1阶段。
这个阶段的代表作，一是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就是江青叫“好”的批了七八个宰相的那篇文章；
另一篇是梁效的《孔丘其人》，此文及随后发表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据查，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唐晓文提供思想资料、梁效执笔写成的），在恶毒影射攻击上达到一个高峰。
06月，江青有天津之行，07月，召开法家著作注释会议。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姚文元提出文章的锋芒要更明显地对着“现代的大儒”，“否则我们搞这么大的运动干什么！”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两个情况：
一是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的帮派活动。
一是这个时期他们的文章出了一些明显的漏洞，如有的文章竟把长城以外的疆土从我国地图上划掉了，成了真正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不少文章把法家人物的作用描写得超过农民斗争许多倍，其形象甚至比马克思主义者还要高大；
还发表法家人物小传、排名单等，形而上学的愚蠢实在过于明显，读者对此议论纷纷。
鉴于这两个情况，他们不得不考虑在策略上有所改变，提出批儒评法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有两点是：
第1，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史；
第2，要突出农民斗争的作用。
但是，他们实际做的，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些虚幻的论证，把阴谋活动“理论化”。
到了08月，发表了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这是一篇挂帅文章（没有时间读反面东西的人，读这一篇也就行了）。
还有梁效的《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
09月，发表方锷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研究儒法斗争》和唐晓文的两篇文章：
《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史》、《驳儒家关于秦王朝灭亡原因的几种谬论》。
10月，正当筹备四届人大期间，又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中央政权要有一个“法家领导集团”。
这是第2阶段开始时发表的性质和内容相同的一组文章。
这组文章完全可以说明：
利用讲古代史搞反党阴谋，也必然要修正和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不仅搞现实问题可以宣扬修正主义，搞古代史也可以宣扬修正主义的观点。
为了弄清这一点，让我们从这些文章中抽出几个问题来看一看。
第1个问题：
关于中国何时
进入封建社会的问题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讲：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
“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
1974年，毛主席又肯定郭沫若同志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见解是对的。
郭老把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交替，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
就是说，中国的奴隶制从春秋中期以后开始转变，到战国时代已进入了封建社会。
现在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个说法。
本来，古史分期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可以继续探讨的，只要持起码的科学态度，有一定的史料根据，是允许不同意见争鸣的。
但是，无论罗思鼎、梁效或唐晓文，都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借题发挥，制造反革命舆论。
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根据，就把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交替时期推延到战国后期和秦汉之际，从而实际上否定了已有的科学论断。
罗思鼎宣称，从秦统一中国到西汉王朝是“我国封建制战胜奴隶制复辟”的重要时期，而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唐晓文也说，“战国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
他们拐弯抹角要表达的意思，无非是说战国时期还不是封建社会。
就这样，他们为了“突出”战国秦汉时期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从头脑中虚构出古代中国一个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封建制战胜奴隶制复辟”的时期来，不惜采取实用主义手法，任意涂抹、捏弄历史。
为了卑鄙的政治目的，对于重大理论问题，不必有任何根据，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蛮横武断，强加于人，这正是“四人帮”舆论工具的惯用伎俩。
第2个问题：
关于封建社会
的主要矛盾问题
罗思鼎、梁效以及唐晓文有一个共同的说法：
战国时代不必说了，就是从秦到西汉末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都没有达到激化、对抗的程度。
“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矛盾更为激烈”，“秦汉之际，当奴隶主复辟势力严重威胁封建制度的存在时，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就成为主要任务”。
这就是说，在这个长时期的封建社会中，社会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奴隶主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专政的对象实际上主要不是农民，而是奴隶主残余势力。
这可以叫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吗？
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把新兴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比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对抗阶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这两大阶级的对抗，当然地位作了颠倒。
除此之外，不会产生另外什么对抗阶级。
一切剥削制社会却不是这样。
例如，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立即也产生了它的对立面农民阶级。
当封建制度确立之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就代替原来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封建地主和旧奴隶主势力之间虽然仍会有矛盾存在（这种矛盾，由于奴隶主向封建地主地位转化，很快也变成了封建制内部的矛盾），但总的说他们是站在一条线上共同剥削由奴隶变来的农民，而不是农民和新封建势力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奴隶主残余势力。
如果说，战国时代虽然进入了封建社会，但因为当时七国争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兼并战争可能冲淡了内部矛盾，那末，到了秦统一中国以后，说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就站不住脚了。
如果不是随心所欲地给古人古事乱扣帽子，在中国古代史上实在找不出秦汉时期有什么奴隶主复辟势力曾经严重威胁过封建制度生存的例证。
第3个问题：
关于所谓突出
农民斗争的作用问题
他们是怎样突出农民斗争的作用的呢？
我们从罗思鼎文章中引一段话：
秦统一后，“农民起义扫荡了各地还保存着的奴隶制剥削方式。
大批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砸烂枷锁，参加起义，求得解放。
陈胜、吴广起义在摧毁奴隶主复辟政权，扫除奴隶制残余方面，建树了不朽功勋，为汉初最后消灭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
把罗思鼎这个奇妙论点接过来作了更明白的表述的是唐晓文，唐文指出：
“单靠地主阶级不可能粉碎奴隶主复辟势力，只有农民的革命斗争才是反对奴隶主复辟的主要力量。
陈胜、吴广领导的伟大农民战争，推翻了赵高掌握的为奴隶主复辟服务的政权，打击了奴隶主残余势力，为汉王朝的建立和汉初消灭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
这里有几个问题：
有什么根据说，陈胜、吴广等人能够看清楚秦二世、赵高的政权在本质上不同于秦始皇的政权，他们的起义是因看到赵高复辟了奴隶主政权，中断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才振臂大呼，起来同值得尊敬的地主阶级站在一起，并肩为消灭奴隶主复辟势力而战斗的呢？
就是说，秦末农民起义不是为了反对秦王朝的封建压迫，而是为了拯救可爱的封建制度，为“巩固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
有什么根据说，赵高篡权不是封建统治者内部、封建制内部集权势力和分裂势力之间的争夺，而是复辟了奴隶主政权呢？
显然，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任意瞎说。
秦时，封建制度固然还处于上升时期，但农民已经开始用武力批判这个制度，动摇封建秩序。
秦末农民起义宣告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不仅已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而且可以达到何等激化的程度，它的影响一直威胁着后世的封建制度，使这个剥削制度自始就不能获得象它自己以及为它操心的“四人帮”史学家们所想望的那种稳定性和巩固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们再引梁效《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一文中的一个论点，梁文说：
“农民战争往往客观上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或法家思想的继续传播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
唐晓文的文章也说：
“在农民起义之前或之后，往往会有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07月以前，他们大都说“法家代表了农民的要求”。
07月以后，换了个说法，叫做农民斗争的舞台推出了一些著名的法家人物。
唐晓文还“独立”提出一个论点，说由于农民和地主矛盾的影响，使“儒法斗争显出阶段性来”。
什么“儒法斗争的阶段性”！
这明明是为“儒法斗争一直继续到今天”的荒谬说法张目的。
总而言之，在强调地主阶级和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冲突这个前提下，他们所谓“突出”农民斗争，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突出地主阶级的革命性，突出法家的历史作用，农民不过作为地主阶级的陪衬，农民斗争不过为法家这些反复辟英雄的出台呐喊助威而已。
正好象“四人帮”的抬出工农兵，并不是真正看重工农兵的作用，不过是要工农兵为他们这个新“法家领导集团”抬轿子而已。
第4个问题：
关于秦王朝灭
亡的原因
这是“四人帮”在批儒评法中提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我们说，驳斥一些错误说法是应该的，比如说秦王朝灭亡是因为“焚书坑儒”，这当然是不对的；
对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给以正确的评价也是完全应当的。
但是，罗思鼎、梁效的文章一口咬定，秦亡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激化，而是因为秦王朝对复辟势力镇压不彻底，“特别对复辟派从内部颠覆封建政权的危险性认识不足”。
江青不止一次讲：
秦亡就亡在杀人太少上。
梁效阐明说：
“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
唐晓文也发表专文阐述这一点：
“秦始皇只坑了咸阳的四百六十个儒生，而对那些钻得很深、在背后进行复辟活动的危险敌人，则几乎没有采取措施给予清除和镇压。”
秦果然是亡在镇反不彻底吗？
这当然不是事实。
毛主席曾经说过：
秦始皇坑杀四百六十个儒，比起我们的镇反来算得了什么！
这是反击右派对我们的攻击，并不是说秦王朝就亡在杀人太少上。
而且，秦灭六国也决不止杀掉这点人。
相反，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指出：
秦末陈胜、吴广的起义，是由于“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古人中间，例如柳宗元和贾谊也都说到酷刑苦役、竭其货贿、民不聊生，最后“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是秦亡的主要原因。
（这两位都被“四人帮”评为法家，大概通得过吧？）
当然，他们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说话的。
有人说，封建制度处于上升时期，剥削怎么会残酷呢？
矛盾怎么会激化呢？
这也是形而上学猖獗的一种表现。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剥削不残酷吗？
封建制承袭奴隶制而来，其超经济剥削比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地主阶级那时还是“真老虎”，“真老虎”就不吃人吗？
郡县制是进步的，但郡县官吏的勒索不残酷吗？
“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汉书·食货志》），这还是指的郡县制初期的情况。
秦王朝在长期分裂战争之后，正当“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之际，集中搞那么多大工程，筑长城，造骊山墓，营阿房宫（秦始皇营阿房三年，二世复作阿房三个月），农民的劳役、赋敛能够轻得了？
罗思鼎引用李斯的话，说秦王朝“缓刑罚，薄赋敛”，那并不是事实。
那是“关东群盗并起”时，李斯等人向秦二世进谏“减赋税，省四边戍转”，二世并未采纳。
后来李斯在狱中向二世上书陈情，又提到这件事，是自表功状，为自己辩解，不是秦王朝确办了这件好事，这应当是容易鉴别的。
唐晓文照抄罗思鼎引用的这条史料，更见出追随者的盲目。
罗思鼎也好，唐晓文也好，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及其经验，是那么蔑视，那么不以为然，但是在上述问题上，他们的反动和愚蠢之处，恰恰就在于没有一点民主革命的经验和感情。
如果他们有那怕是一点点民主革命的经验和感情的话，就不至于对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说那么多的好话，倾注那么多的热情。
更重要的是，人们自然要问：
为什么“四人帮”在这个时候喊出一片“杀声”？
《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特别对武周政权镇压顾命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以及宰相李元素、孙元亨等所谓“守旧派”一事津津乐道。
这种宣传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这只是为了讲历史而讲历史吗？
“四人帮”对于被他们认为是“夺权阻力”的那些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他们不仅惯用笔杆子杀人，实行政治迫害和精神镇压，到一定时候也会用枪杆子杀人，这一点杀机在他们灭亡前的猖狂一跳中，已经明白地显露出来了。
第5个问题：
归结到封建社
会中奴隶制残余的作用问题
我们从上面各点可以看出，这是“四人帮”的“新史学”理论的核心，是他们论证问题的主要支撑点。
究竟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初期，奴隶制残余起什么作用？
这种残余，有的（如无偿徭役、使用奴婢等）与封建社会共终始，这里不谈。
单就工商业中使用奴隶劳动这种现象来说，中国是直到隋唐时，还大量存在，总的说来，它起着障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但在封建社会初期，工商业中使用奴隶劳动，与其说它是封建制的敌对因素，无宁说它是封建经济的一种附庸或补充，如《史记·货殖列传》提到的战国时代赵国的卓氏、齐国的程郑、魏国的孔氏等经营的冶铁业，就是如此。
因为铁器之普遍使用于农业，正是中国社会进入封建制的一个标志。
冶铁业的发展，无疑是促进农业中封建关系发展的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以后，我们还看到，甚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情况下也还需要创造出一种奴隶制形式来为它服务（如欧洲人在美洲曾做过的那样）。
封建政权有时打击私人经营的工商业，主要是因为它们“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即对上争利，对下则使民流散趋末，包含有重农抑商的意思，反映了一点矛盾，并不是出于害怕复辟奴隶制。
秦王朝迁徙赵卓氏等私人冶铁家，是把他们作为“六国”势力的一部分，称“豪富”，并不把他们看作复辟奴隶制的力量。
秦王朝自己也不能不用奴隶劳动经营工商业，秦时设“铁官”，就是专组织奴隶劳动从事冶铁的，秦始皇还奖励过一些私人经营者（如为一个经营丹砂矿的女奴隶主筑“怀清台”）。
封建制的基础是农业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工商业中使用奴隶劳动，并不决定社会的性质。
认为工商业中的奴隶制残余能够把农业中已经确立起来的封建关系拉回到奴隶制关系去，那是违反起码的经济事实和历史事实的。
“四人帮”的史学权威认定工商业中的奴隶劳动是复辟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他们的说法其实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
例如，他们把汉武帝、桑弘羊坚持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的政策吹捧得非常之高，简直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差不多。
但是他们忘记了，西汉时代官营盐铁业都使用奴隶劳动或半奴隶劳动（据统计，西汉中期朝廷所属使用三百个以上奴隶或半奴隶的冶铁工场，就有四十多处），按照他们的上述观点，这样做恰恰等于复辟奴隶制；
这样一来，汉武帝、桑弘羊等自然也应当扣上“复辟奴隶制”的帽子才对。
你看，这些暴发的史学家们的胡说乱道究竟把自己置于何地？
“四人帮”史学家们从头脑中制造出一种具有扭转社会发展方向能力的“奴隶制残余”，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看成绝对势不两立，实际上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看作是封建社会（至少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长时期）的主要矛盾。
这样，实际上得到的结果就是：
第1，把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性无限夸大，掩盖了封建统治的反动性质和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
他们把封建统治者尤其是封建帝王，描写得十分高尚、圣洁、团结对敌，内部决无利害冲突，决无互相篡夺、互相残杀的“狗咬狗”的斗争；
这些封建统治者坚决反对“奴隶制残余”，甚至比某些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还要严峻得多；
排除了“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制度简直比带有“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要美妙，如此等等。
一句话，他们实际上把封建统治者说成是地主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者。
这难道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吗？
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仅仅是革命的开始，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个革命仍须继续下去，直到阶级完全消灭。
而剥削阶级的革命，则是一旦政权到手，革命也就完结，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点。
宣扬什么地主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比“清官论”、“让步政策论”更甚。
第2，如此夸大奴隶制残余的作用，很自然地，也就抹煞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农民阶级成了地主阶级在反对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斗争中的得力助手，残酷的阶级斗争变成了亲密的阶级合作！
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典型的“合二而一”论，现代修正主义的一种最有毒素的谬论。
我们从以上例举的问题，可以看出，“四人帮”这伙现代复辟派是如何杜撰古代变革史，来从事他们的阴谋活动，并宣扬修正主义观点的。
他们仇恨社会主义的现实，力图颠覆它，因此也就不惜歪曲阶级斗争的历史，竭力搞乱它；
他们蓄意颠倒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敌我关系，因此也就不惜颠倒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和敌我关系。
他们搞乱历史，是为了搞乱现实，搞乱人们的思想，以便乱中夺权。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历史要为路线服务”。
任何一类革命者，都要历览前史，研究历史经验。
无产阶级更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包括古代和近代革命的种种复辟和反复辟的经验，用以教育人民。
“四人帮”的批儒评法活动使我们得到一条颇为重要的经验，就是：
必须注意有人以反复辟之名来搞复辟。
“四人帮”的活动向我们透露了：
他们不仅要以资本主义的面貌、而且要以封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用法家的地主阶级专政学说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他们所要搞的资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性的法西斯专政。
难怪他们要如此热烈颂扬封建统治、封建帝王、封建法家人物！
这一切正说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反复辟斗争的极端复杂性。
我们除了正确地研究历史上和当代的反复辟斗争的经验之外，也必须注意研究眼前的这种以反复辟为名搞复辟的触目惊心的事例，增强识别能力，以利于当前的和今后的异常复杂的斗争。
（原载《红旗》杂志1977年第6期）

云南揭批“四人帮”运动向纵深发展
中共云南省委带领各族人民，向“四人帮”及其余党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发动猛烈进攻，推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发展。
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云南走向大治的局面已经出现。
中共云南省委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向“四人帮”及其余党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发动猛烈进攻，推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全省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出现了走向大治的可喜局面。
广大革命群众激动地说：
“云南大有希望！”
“四人帮”在云南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以“四人帮”的亲信、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新老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为骨干组成的，他们干了大量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勾当，搞得云南长期不得安宁。
广大干部、群众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云南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极端反动性。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对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采取法西斯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分裂群众，分裂军队，分裂党。
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追随“四人帮”大搞“三箭齐发”，“放火烧荒”，大揪所谓“复辟势力”。
去年他们层层揪“走资派”、“还乡团”，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建立他们的“帮天下”。
云南那个资产阶级帮派头目，早在1972年新省委成立时就野心毕露，公然无耻地对当时省委的第1书记说：
“你已经六十五岁了，应该考虑接班人了”，你“只要指点指点就行了，具体事情由我们去办”。
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利用参加省委常委工作和窃取的工交系统的实权，纠合帮派势力，大搞“提、补、纳、调”，把一些坏人拉进党内，把他们的人塞进各级领导班子，妄图实现他们“全面掌权”的罪恶目的。
去年，他又同“四人帮”在云南的那个亲信紧紧抱成一团，以全省帮派盟主自居，指挥他们的人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从上到下大搞反革命夺权活动。
窃取了昆明市委常委职务的那个家伙，竟厚颜无耻地叫嚷：
“如果安排我当市委书记，我是当仁不让。”
去年，他和他的同伙密谋策划，提出了“改组”市委和市委几个要害部门的名单，把社会主义的昆明市当成了他的“帮天下”。
他们把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还乡团”，采取各种卑鄙手段赶走革命领导干部。
他们揪一层，乱一层，层层揪，层层乱，给全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各族干部、群众怒不可遏地说：
这帮家伙干了地富反坏和帝修反想干而干不了的反革命勾当，他们上台就是国民党上台，法西斯上台，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
他们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
云南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为了给他们搞“帮天下”制造“理论根据”，歪曲和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倒敌我关系，竭力叫卖所谓“张春桥思想”，大讲所谓“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他们一方面胡说什么“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走资派和造反派的矛盾”，“造反派”就是“先进分子”，是“革命的动力”，是“人类的精华”，“要以造反派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民主只能是造反派的民主，集中只能集中造反派的意见”。
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贩卖“老干部＝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理论，诬蔑革命领导干部“只有土改时期的水平，斗地主的觉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感情”。
甚至胡说什么“参加过土改的、工资在五十元以上的，都是走资派”，“要象当年斗地主那样斗走资派”。
他们还散布极端反动的言论，说什么“贫下中农土改时分了胜利果实，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要求了，没有革命性了，地、富出身的被压了二十多年，反对走资派，造反精神最强”。
在这样的反动思想指导下，他们连篇累牍地抛出署名“秦臻”、“姚雨”、“莫乃文”的反革命大字报，公开攻击1975年的许多中央文件和毛主席批准的省委有关文件，大造云南许多地方是“复辟派掌权”、“还乡团执政”的反动舆论，并通过他们的帮派体系把这些反革命大字报传抄、张贴，流毒全省。
他们在云南文化部门的帮派势力，和“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密谋策划，炮制并演出反动电影《反击》式的话剧《典型报告》，恶毒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
云南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头目、骨干，就是鲁迅先生痛斥过的这样一批谣言世家的子弟。
去年，他们通过“四人帮”的黑据点，把编造的“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做好了”的诬蔑之词，传遍全国，成为“四人帮”打击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一根大棒。
云南帮派头目之一，即昆明市那个主要帮派头目，竟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在数千人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捏造一个领导干部接受林彪“小舰队”礼物的谣言。
事后，他的同伙对他说，你的胆子真大，如果调查没有怎么办？
他竟恬不知耻地说：
“当把事情真相调查清楚了，我已经胜利了。”
这说明，这些无赖，为了他们帮派的反革命目的，什么卑鄙的勾当都干得出来。
去年05月，昆明市发生了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的反革命事件，这本来是这些坏家伙的帮兄弟一手制造的。
云南省和昆明市那两个帮派头目，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利用这个案件，唆使案犯反噬一口，阴谋陷害许多革命领导干部。
云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肆无忌惮地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践踏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以“突击纳新”、“突击提干”作为他们结帮篡党的组织手段，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
他们扬言：
“要大搞（双突），让他们将来处理也处理不完”，“提上一百个，处理八十个，留下二十个也是胜利”。
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帮派头目，打着培养“新生力量”的幌子，从批林批孔以来，两次“突击纳新”七百八十人，“突击提干”七百七十七人。
这个州的牟定县突击提拔的部、委、办、局领导干部二十五人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直系亲属被政府杀、关、管或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就有十三个。
云南这些资产阶级帮派头目和骨干，利用他们窃取的一部分权力，以帮代党，以帮压党，干尽了坏事。
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参加省委常委会议的条件，逼迫省委按他们帮派的意愿提干部，作决议，经常把常委会议的重要情况密告给他们的一帮，并把党内军内的机密肆意向社会散布。
他们通过帮派控制的群众团体印材料、发文件，传播“四人帮”的黑货；
层层成立所谓“批办”，培植帮派骨干，凌驾于党委之上，发号施令。
去年，他们里应外合，控制、操纵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理论讨论会、文艺创作会、红代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大搞篡党夺权活动。
他们以所谓“上海民兵经验”为榜样，拚命搞“第二武装”。
这伙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头目和骨干，为了扩充他们的反革命势力，大肆为坏人翻案，疯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狂叫什么要把“过去被搞臭的人搞香”，强行把一批罪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封他们为“坚强的反修战士”，给他们戴上“反潮流英雄”的桂冠。
这些罪犯被释放后，大搞阶级报复，成了打砸抢的骨干，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危害。
广大干部、群众十分气愤地说：
他们那里是什么“反修战士”、“反潮流英雄”，是一帮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派，他们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留下祸害。
云南各族人民对这伙反革命黑帮的倒行逆施，早就深恶痛绝，恨之入骨；
对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许多党组织对“四人帮”亲信挟持下产生的省委某些错误文件拒不传达贯彻。
许多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顶住帮派体系掀起的释放坏人的妖风，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
大多数干部和群众不怕“四人帮”挥舞的“唯生产力论”的棍子，坚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
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怀着强烈的义愤，纷纷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情况，使他们的许多阴谋不能得逞。
近几个月来，云南省各级党组织，把粉碎“四人帮”及其余党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作为深入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及时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
一、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学习华主席关于粉碎“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指示。
通过学习，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在共产党内绝不允许资产阶级帮派存在。
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依靠力量和社会基础。
只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粉碎这一反革命帮派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才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才能很好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夺取华主席提出的天下大治的伟大胜利。
二、华主席和党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下达后，省委当即宣布，“四人帮”及其余党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必须立即停止活动，并向人民说清楚他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订立攻守同盟的阴谋活动，否则，一定按党纪国法论处。
省委的规定，给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有力的支持和鼓舞，大量资产阶级帮派阴谋活动，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帮派阴谋活动，纷纷被群众检举揭发出来。
帮派头目和骨干已处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下，他们中已有不少人开始悔悟，进行了交代和揭发，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受到群众的欢迎。
三、发动广大群众对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帮派头目，以及紧跟“四人帮”干坏事而又坚持错误的少数领导干部，进行严肃的揭发、批判和斗争，并及时采取了组织措施。
在此基础上，对一些不能很好地领导运动、甚至阻碍运动的领导班子，及时进行调整，保证了运动的胜利进行。
四、坚决打击“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社会基础——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和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有力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粉碎“四人帮”以后，云南省委领导全省各族人民坚决清算“四人帮”及其余党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罪恶活动，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天下大治的前景充满了信心，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工业学大庆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已普遍展开，工业生产月月上升。
其它战线的面貌也日新月异，市场供应逐步改善，社会治安不断加强。
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云南走向大治的局面已经出现。
本报记者

坚持育林　越伐越多
黑龙江省穆棱林业局把育林作为林区建设重点的经验
黑龙江省穆棱林区是一个已经开采了七十多年的老林区。
解放前，帝国主义疯狂掠夺；
解放后，刘少奇推行资本主义采伐方式，许多林场被剃了光头，有的林场被迫搬了家。
从1964年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穆棱林业局的广大职工，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发展林业的方针，执行周总理关于“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的指示，高举工业学大庆的旗帜，不断批判刘少奇、林彪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持伐木与育林相结合，并把育林作为林区建设的重点工作来抓，迈出了崭新的步伐。
十几年来，穆棱林业局的广大职工，怀着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多育林，多伐木，为子孙后代造福的豪情壮志，以极大的革命干劲，对原有的老林坚持合理采伐，对天然次生林逐步进行抚育改造，在采伐迹地和荒山秃岭上营造人工林，同时精心做好护林防火工作，使全林业局的森林复被率由1958年的百分之四十七逐步扩大到百分之七十三，木材蓄积量增加百分之二十七以上，每年的林木生长量提高一倍多。
由于积极培育和扩大森林资源，全局每年的木材生产量也由设计生产能力的二十七万立方米上升到三十五万立方米。
从1964年以来，连续十三年超额完成国家的木材生产任务。
这个林区虽然采伐了四百多万立方米木材，但木材蓄积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六百多万立方米。
现在，穆棱林区绝大部分山岭都披上了绿装，每年的林木生长量超过木材生产量，老林区换新貌，为国家做出了新贡献。
　
本报记者

培育更多更好的森林资源
黑龙江省带岭林业实验局，经近四十年的采伐，森林资源逐年减少。
近几年来，局党委越来越深刻地感到，如果不加强森林的全面经营，只顾采伐，不注意培育，再有十几年就基本砍光。
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一个社会主义林业企业，如何为社会主义事业永续不断地提供大量木材？
对永翠林场和朝阳林场的调查，使这个局党委受到深刻启发。
这两个林场资源条件相差不多，朝阳林场在错误路线影响下搞皆伐，森林资源十五年就基本砍光，木材年产量由八万立方米急剧下降到一万五千立方米。
而永翠林场坚持“采育结合”，虽然有的林木分采两次，但森林蓄积量和木材产量保持稳定。
事实证明，两条路线造成了两种结果。
他们又对皆伐取材伐区和抚育取材伐区算了两笔账：
一笔是轮伐账，如果皆伐，现有资源只能开发二十年，生产将要中断十五年；
如果抚育取材，二十年后又可以轮伐。
另一笔是资金、劳力账，如果皆伐取材，迹地更新需要大量资金和劳力；
抚育取材则可以把节省的劳力、资金，用于人工成林抚育和次疏林抚育改造，从而加快森林恢复的速度。
通过算账对比，党委成员更加认识到贯彻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是真想贯彻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还是假想？
是把林业建设重心放在“育”上，还是放在“采”上？
这里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为了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实现敬爱的周总理提出的“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的指示，带岭局党委带领群众一方面同只顾当前、不顾长远的小生产思想斗，另一方面同因循守旧、怕苦怕累的懦夫懒汉世界观斗，逐步在全局职工中树立为社会主义育林，为共产主义奠基的思想。
局党委为了进一步落实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组织干部、工人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批判“大木头第1”、“重采轻育”等错误思想，从路线上分清是非。
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跑遍了带岭的山山岭岭，亲自试点。
广大职工通过学习和批判，摆正了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千方百计为祖国培育更多更好的后备森林资源。
带岭林业实验局党委把木材生产转入“以育为主，采育结合，全面经营，抚育取材”以后，把以产量为中心的七项经济指标，改为以经营面积为中心，以生长量为重点的新的计划指标体系，在下达木材生产任务的同时，下达经营面积任务。
同时加强了对原始林、天然幼壮林、次疏林、人工成林的抚育。
为了充实营林队伍，他们通过加强企业管理，压缩采运生产人员。
这个局还注意抓好群众性爱林护林教育，杜绝了滥砍乱伐和毁林开荒，实现了二十二年无森林火灾。
他们采取多条渠道培育森林后备资源，使老林焕发了青春，一代新林茁壮成长，林木总生长量已从1973年的十七万立方米，增加到二十万立方米。
到1980年，林木生长量可提高到二十四万立方米。
本报通讯员

青山常在　永续作业
我国林业建设，由于遭受刘少奇、林彪以及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我国国民经济呈现出全面跃进的新局面，对林业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迅速把林业搞上去，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任务。
林业生产具有周期性长、连续性强的特点。
一个林业企业，怎样才能为国家永续不断地提供优质木材？
今天本报发表的穆棱林业局、带岭林业实验局的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们不断地同刘少奇、林彪以及“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不断地批判重砍轻造，只造不管的错误思想，明确认识到只顾眼前生产，不顾长远建设的危害性。
他们坚决贯彻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造管并举，综合利用的方针，坚持合理采伐，抓好植树造林，及时更新迹地，加强抚育管理，使林木生长量逐年增加，木材蓄积量越来越多，木材产量稳步上升，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这些单位能够做到的，所有林业企业也应该做到。
只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采取有效措施，我国的林业建设一定能做到“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

为庆祝普天堡战斗胜利四十周年
全明洙大使举行电影招待会
新华社1977年06月03日讯 为庆祝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普天堡战斗胜利四十周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全明洙今天下午举行电影招待会。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对外友协副秘书长郭东俊，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放映了朝鲜故事影片。

我国高教代表团前往西德访问
新华社1977年06月03日讯
由广东省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杨毅率领的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京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教育部外事局负责人胡守鑫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特奥多尔。

日中友好渔业访华代表团离京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以日中渔业协议会会长德岛喜太郎为团长、日中友协（正统）福冈县本部副会长森口岩为秘书长、赤崎浩为副秘书长的日中友好渔业访华代表团，今天晚上离开北京到外地访问。
今晚，访华团举行了答谢宴会。
中国渔业协会会长肖鹏等出席了宴会。

李强部长会见南斯拉夫政府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06月03日讯 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06月01日会见由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弗·巴比奇率领的南斯拉夫政府贸易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并就进一步扩大中、南两国经济贸易合作关系交换了意见。
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以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商务参赞任小轩等参加了会见。

王润生会见日本经济界朋友
新华社1977年06月03日讯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王润生今天会见以岩本常次为团长，森鼻武芳、岩泽靖为副团长的日本北海道经济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祝革命历史京剧《逼上梁山》重上舞台
金紫光
为了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北京市京剧团选演了革命历史京剧《逼上梁山》延安演出本的三场戏：
《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和《造反上梁山》，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逼上梁山》是在《讲话》发表后一年，在延安诞生的第1个成功的革命京剧。
它是在《讲话》光辉思想的哺育下，在党的亲切关怀与支持下产生的。
记得在《讲话》发表后，延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深入工农兵生活，向工农兵学习，并把在群众中学到的民间秧歌，改造发展成为新型的秧歌剧。
后来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延安开展了一个文艺大普及的群众性秧歌运动。
当时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志们，在参加秧歌活动中得到一个启发，认为象秧歌那样的民间旧艺术，到了革命者手里就能改造成为崭新的革命艺术，那么，对旧剧为什么不能改革呢？
大家重温毛主席在《讲话》中的教导：
“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大家的信心提高了，就在1943年秋季，中央党校的同志们在业余的文艺普及活动中，对古老的京剧艺术进行了一次大胆的革新尝试，编演了这部新历史剧《逼上梁山》。
《逼上梁山》取材于《水浒传》第6回到第10回中有关林冲的故事，和北宋末年有关的历史资料。
还参考了有关林冲的一些戏曲作品，如明嘉靖年间李开先的《宝剑记》，万历年间陈与郊的《灵宝刀》，以及民国初年杨小楼的《英雄血泪图》（即《野猪林》）等。
过去所有表现林冲故事的文艺作品，都是着重描写林冲的个人遭遇，没有或者很少反映北宋末年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的历史情况。
《逼上梁山》与过去这些作品不同。
它是在毛主席的《讲话》的光辉旗帜指引下，在延安的整风运动的思想基础上，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把林冲的故事和北宋末年的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进行创作的革命历史京剧。
它在表现这个从统治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禁军教头林冲的慷慨悲歌的辛酸历史的同时，也突出表现了北宋末年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的社会动态和革命风貌。
在全剧中，围绕着林冲的故事线索，展现了一场广大人民群众与反动统治者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在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冲击下，统治阶级内部起了分化。
一直对反动封建王朝抱有幻想的禁军教头林冲，在屡遭迫害，又屡次得到人民群众的教育帮助后，终于激发了强烈的思想斗争。
在《风雪山神庙》这场戏中，林冲的内心矛盾达到了顶点，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
在《火烧草料场》这场戏中，林冲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最后一逼，终于采取革命行动，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一同造了宋室封建王朝的反，投奔农民起义军根据地之一的梁山泊。
《逼上梁山》的剧本初稿完成于1943年09月。
10月初开排，11月试演，12月正式公演。
当时参加创作与演出的人员，大部分是中央党校的党政军和文化工作干部，还有部分工人和八路军战士。
这样的以业余文艺活动形式出现的演出，在延安的文艺大普及的群众运动中，是个普遍现象。
1944年元旦演出期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曾两次亲临党校大礼堂观看演出，并亲自审阅了此剧的演出本。
在元月09日毛主席第2次观看演出后，当夜即亲笔给剧作者和导演写了一封指示信，即著名的《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毛主席在信中说：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又说：
“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的手书，对我们全体演职员工是最大的鼓励与鞭策。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又发挥集体的力量，对剧本和演出进一步做了修改，在广大观众中继续进行了实验演出，并吸取观众的意见，反复进行加工。
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终于把在封建社会成长起来的古老的京剧艺术，在新的基础上改造发展成为适合新社会人民需要的革命艺术。
回想在毛主席的《讲话》发表以前，延安文艺界对京剧革命的重视是很不够的。
京剧这一古老的剧种，的确有丰富的艺术遗产，在祖国的许多地区都很流行，有相当大的群众基础。
但它在新社会究竟有没有发展前途，能不能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需不需要进行改革，如何进行改革等一系列问题，大家看法纷纭，莫衷一是。
其中有两种主要的偏向，对京剧的改革发展造成较大的阻力。
一种是右倾保守的观点，认为京剧有一整套表演艺术传统，规律严谨，技术性强，艺术水平高，应全盘保留下来，不能妄加改革，否则就破坏了京剧艺术的完整性。
另一种是全盘否定的观点，认为京剧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过去一直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今后没有发展前途，必然走向灭亡，不能再为新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服务，应当用新的革命的艺术去代替它。
当时延安的京剧革命，就是在同这两种错误观点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对旧剧改革的光辉指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
但是在全国解放后，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他们“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逼上梁山》的传统，不仅没有遵照毛主席指示得到发扬，蔚成风气，相反，连《逼上梁山》这出剧也在舞台上消失了。
他们硬把“反历史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帽子，扣到《逼上梁山》头上，把这个戏打入阴山背后，不让与观众见面。
王张江姚“四人帮”则在他们把持的文化宣传阵地上，根本否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讲话》，否定了在《讲话》的光辉照耀下产生的许多革命文艺作品。
他们为了把叛徒江青装扮成所谓开拓文艺“新纪元”的“旗手”，伪造历史，胡说京剧革命是从1964年江青讲话以后才开始的。
他们继承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衣钵，把毛主席所肯定的，真正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的《逼上梁山》，继续打入冷宫，永世不准翻身。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
“四人帮”。
革命文艺大解放。
在纪念《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的时候，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三十年不曾上演的《逼上梁山》又跟广大观众见面了。
这个演出本身，就是对“四人帮”的有力批判。
我们热烈地祝贺《逼上梁山》重上舞台。
我们深信，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革命的文艺必将更好地体现毛主席《讲话》的精神，一个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就在眼前！

菲律宾代表团离京去外地访问
新华社1977年06月03日讯
由菲律宾贸易部部长助理兼外贸局局长福纳西尔率领的参加中菲联合贸易委员会第1次会议的菲律宾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外贸部局长奚业胜、副局长张先成和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塞维里诺等到机场送行。
在北京期间，菲律宾代表团同中国代表团就两国贸易问题进行了商谈，并就1977年度两国进出口商品货单进行了换文。
代表团还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
02日晚，塞维里诺临时代办举行了宴会，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等应邀出席。

邓颖超同志会见武元甲同志
新华社1977年06月03日讯
邓颖超同志今天上午会见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同志，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严泠。
（附图片）
邓颖超同志06月03日会见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同志。
新华社记者摄

郝德青会见哥斯达黎加客人
新华社1977年06月03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今天会见了以国会议员罗德里格斯·埃尔南德斯为团长的哥斯达黎加国会议员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会见时在座。

陈锡联副总理同武元甲大将举行会谈
新华社1977年06月03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今天下午举行了会谈。
越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代表团副团长：
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黎仲迅中将、总政治局副主任黎光和中将，代表团团员：
总后勤局主任裴逢少将、第1军区司令谭光忠少将、外事局局长黄英俊少将、军事技术院院长黄庭夫大校、越南驻中国大使馆武官黎草上校。
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也参加了会谈。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王尚荣，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王乐天，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严泠。
（附图片）
陈锡联副总理同武元甲大将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黄华外长同杜亚尔特团长继续会谈
新华社1977年06月03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同佛得角政府代表团团长、佛得角全国人民议会议长兼外交部长阿比利奥·杜亚尔特今天继续举行了会谈。

东帝汶爱国武装继续在各地进行战斗
据新华社讯
据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电台最近广播，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领导的武装力量继续在全国各地打击印度尼西亚入侵军队。
03月28日和04月02日，在西部接近印度尼西亚边境的博博纳罗地区，东帝汶武装力量两次伏击入侵的印度尼西亚军队，共打死印尼侵略军五十人。
03月20日和22日，在克利凯地区，东帝汶武装力量打死印尼士兵六人，打伤三人，在东部包考地区的洛伊卢布村，打死印尼士兵六人。
新华社讯
据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电台广播，东帝汶内政和安全部长阿拉里科·费尔南德斯最近发表文告说，为了赶走妄图把东帝汶变成殖民地的印尼侵略者，东帝汶工人比以往更有决心战斗到最后胜利。
费尔南德斯说，东帝汶工人正在战斗和艰苦地工作，以重建国家。
这家电台还广播说，04月22日，东帝汶爱国武装力量在利埃·马达和利伊·卡米亚一带伏击印尼侵略军，打死敌人三十人打伤多人。
04月21日，爱国武装力量执行特别战斗任务的部队在奥塞罗和乌马拉林一带打死印尼侵略军三名。
04月10日，爱国武装力量向北部地区滨海城镇拉加发起攻击，打死印尼士兵三十三人，打伤多人。
新华社讯
达尔文消息：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内政和安全部长阿拉里科·费尔南德斯最近发表谈话指出，全体东帝汶人民正在拿起武器同印度尼西亚入侵者作战，并且准备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
他说，在过去十八个月的战斗中消灭了大批印尼士兵。
东帝汶革命武装力量继续控制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土。
他说：
“在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所控制的地区，粮食生产是同武装斗争一起发展的另一条战线。
我们已经达到了在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的最高产量。”

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宣布总政策
强调维护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
新华社达卡电
据孟加拉国通讯社报道，孟加拉国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齐亚·拉赫曼最近向全国发表广播和电视讲话，宣布了孟加拉国政府的十九点总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维护国家在各个方面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
在十九点总政策中还包括：
尽一切力量把孟加拉国建设成为自立的国家；
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来加强国民经济，最优先发展农业；
在全国扫除文盲；
遏制人口激增；
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特别是加强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等。
另据孟加拉国通讯社报道，孟加拉国第1个靠自己力量修建的工程——开凿贝特纳河湾运河已经完工，04月30日在杰索尔县乌尔希地方举行了庆祝运河完工的群众大会。
齐亚·拉赫曼总统在大会上号召孟加拉国各地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各种工程。
新华社达卡电
孟加拉国总统、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陆军参谋长齐亚·拉赫曼不久前在电视广播讲话中说，孟加拉国“将尽一切可能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自力更生的国家”。
他说，孟加拉政府正在优先发展农业。
他还强调说，孟加拉国“必须在粮食方面实现自给”。
他说：
“为了维护国家的威信，必须在经济上自力更生。
我们正努力在各方面、各领域达到自给自足。”
齐亚·拉赫曼说，孟加拉国的外交政策，是以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
他说，孟加拉国将“和所有国家发展在平等基础上的友好关系，并特别加强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
在谈到孟加拉与印度的关系时，齐亚·拉赫曼表示希望“印度现政府将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来解决法拉卡问题”，并且希望“最近的谅解将有助于在两国间达成永久的和公正的协议”。

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党机关刊《红星》著文强调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具有根本意义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广播华主席重要文章
新华社罗马1977年06月01日电 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党机关刊物《红星》最近一期发表文章，欢呼《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
文章说：
“去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之后，第5卷就迅速出版，这是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反对千方百计地破坏第5卷出版工作的‘四人帮’的又一胜利成果。”
文章还说：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毛泽东主席光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即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而首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章最后说，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对于各国革命者和马列主义者运用唯物辩证法是具有根本意义的。
新华社1977年06月03日讯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06月02日全文广播了华国锋主席的重要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并且广播了介绍这篇文章的前言。
前言说：
“华国锋主席的文章，正确地概括了伟大导师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分析了毛主席创立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主席这一伟大理论，是毛主席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重要贡献。
他第1次回答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
前言说：
“华国锋主席的文章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篇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章。”

我政府贸易代表团和贸促会代表团离澳回国
新华社堪培拉1977年06月03日电
以外贸部局长郑拓彬为团长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在结束了对澳大利亚十二天访问以后，于06月03日离开悉尼回国。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家资源部长和海外贸易部长安东尼05月24日在堪培拉接见了代表团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周秋野在座。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是到澳大利亚出席中国—澳大利亚联合贸易委员会第4次会议的。
05月25日和26日，中国代表团在堪培拉同以海外贸易部秘书长麦凯为团长的澳大利亚政府贸易代表团举行了会议，双方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贸易关系的问题。
据新华社堪培拉1977年06月02日电
以王耀庭为团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从05月22日到06月02日对澳大利亚进行了友好访问。
代表团已于06月02日乘飞机离开悉尼回国。
中国贸促会代表团是应澳中商业合作委员会的邀请到澳大利亚访问的。
访问期间，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家资源部长和海外贸易部长安东尼05月23日在堪培拉接见和宴请了代表团。
安东尼副总理代表弗雷泽总理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来访。
宾主在宴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两国人民的友好联系以及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澳大利亚工业和商业部长科顿、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周秋野等出席了宴会。
澳中商业合作委员会主席布莱顿也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欢迎会。
访问期间，周秋野大使也曾为代表团举行招待会。

我武术团结束对丹麦的访问演出
据新华社哥本哈根1977年06月01日电
中国武术团在结束了对丹麦的友好访问以后，于06月01日离开丹麦前往挪威访问。
以周正为团长的中国武术团是应丹麦中国友好协会的邀请，于05月12日到达丹麦的。
武术团先后在哥本哈根、奥尔胡斯、霍尔斯特堡和欧登塞等城市演出了七场，受到六千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欧登塞，中国武术运动员参观了世界著名童话家安徒生的旧居。
中国驻丹麦大使岳良05月12日曾为中国武术团访问丹麦举行招待会。

罗马尼亚举行全国作家代表会议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7年06月02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罗马尼亚全国作家代表会议，05月26日至27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马尼亚·曼内斯库、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等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开幕式。
齐奥塞斯库在会上讲了话。
他要求作家们通过各种形式来反映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反映争取消灭旧事物、在各方面培植新事物的斗争。
他还在讲话中指出，罗马尼亚文学艺术的基本指导思想只能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会议批准了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的工作报告、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会议的决议，并选出了作家协会新的理事会和检查委员会。

越南一些工厂职工利用废旧材料发展生产
去年橡胶产量超额完成计划　槟知省大力发展椰林种植
新华社河内1977年05月27日电
越南一些农业机械厂、机器厂以及一些企业的职工，利用各种废旧材料制造工业产品及日常生活用品，为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一些农业机械厂职工，采用旧钢材生产了大批推土机零配件，并且正在试制碾米机和切薯机等机器和农具。
永富省富寿机器厂和清波机器厂，改进机器设备，用废旧钢铁生产各种简易农具和农业机械，支援省内各农业合作社发展生产。
河内花纱布公司回收了各纺织厂的布片、包装用布和垫货用布，缝制各种成衣、被单和枕套等，供应市场需要。
一年来，这家公司共为国家节约了一百五十万米布，相当于全市居民用布量的六分之一。
胡志明市铜线公司职工，利用现有和废旧原料，制成各种不同厚度的青铜片，代替进口品，供应各经济部门。
河内锁厂职工自制炼铜炉，搜集废铜进行回炉提炼，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河内市各五金生产合作社，今年第1季度回收一千多吨废铜旧铁，制成大批自行车零件和家具。
海兴省各手工业生产单位，今年以来用各种边角料生产大批手工业产品，满足省内人民消费需要。
新华社河内电
越南去年橡胶产量超额完成计划。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去年，越南橡胶产量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四点五。
有百分之七十的旧橡胶园恢复生产。
新种植橡胶的面积达二千多公顷。
越南橡胶部门还修复了橡胶加工厂，并开始建立机械开荒、机械运输和机械加工等单位。
刚成立不久的机械开荒研究院建立了苗圃，为今后扩大橡胶种植面积作好准备。
去年，越南还培养了四千多名橡胶生产的技术人员。
今年，越南橡胶部门广大职工决心使橡胶产量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使新种橡胶园面积扩大一倍。
新华社河内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槟知省农民大力恢复和发展椰子树种植，力争在今年内种植一万零五百公顷，使全省椰林种植面积增加到三万零三百公顷。
槟知省是越南南部平原椰林种植面积最大的一个省。
在战争时期，美伪集团用炸弹、炮弹和化学毒药摧毁了这个省的许多椰林。
一些乡村的椰林几乎全被毁灭。
解放后，槟知省农民积极恢复椰子树种植。
省农业部门有计划地调配和供应椰种，并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
在国家帮助下，全省农民两年来共种了八千多公顷新椰林。
槟知省在恢复和发展椰子树种植的同时，还加强椰子收购工作，建设椰子油榨油厂以及利用椰子副产品生产活性炭和饲料的工厂。

金日成主席接见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
杨勇团长金铁万上将在吕志先大使举行的宴会上共颂中朝亲密友谊
新华社平壤1977年06月03日电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06月03日上午接见了以杨勇为团长、吴富善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全体成员。
陪同接见的有：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大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朝鲜人民军第1副总参谋长金铁万上将等。
接见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大使馆武官铁雷也在场。
金日成主席同中国同志一一握手，并在一起照了像。
接见后，金日成主席同杨勇团长共进午餐，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杨勇团长向金日成主席转达了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我国其他党政领导同志的问候，并对参观团在朝鲜访问期间受到朝鲜人民和军队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金日成主席请杨勇团长回国后转达他对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中国其他党政领导同志的问候。
新华社平壤1977年06月03日电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访问朝鲜，06月03日晚在大使馆举行宴会。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大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李用茂上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朝鲜人民军第1副总参谋长金铁万上将，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金奉律上将，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赵明善中将，外交部副部长田仁彻，平壤市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姜希源以及朝鲜人民军部队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杨勇团长和金铁万第1副总参谋长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杨勇团长在讲话中热烈赞扬朝鲜人民和军队在金日成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各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并表示热烈祝贺。
他说：
“朝鲜人民为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金日成主席提出的三项原则和五点纲领，以及最近朝鲜十八个政党和社会团体提出的四点救国方案，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我们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这一斗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杨勇团长说：
“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是亲密的兄弟和战友。
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培育下，在长期反对共同敌人和建设各自祖国的斗争中，我们之间结成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
“我们坚信，在金日成主席和华国锋主席的关怀下，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伟大友谊必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接着，金铁万第1副总参谋长讲话。
他说：
“通过你们的访问，我们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由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缔造和培育的朝中友谊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两国之间的团结无比巩固。”
“这次参观团访问我国，进一步加强了用鲜血凝成的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亲密关系。”
他说：
“我们衷心祝愿兄弟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以自己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宴会自始至终充满了中朝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之间极为友好团结的气氛。
据新华社平壤1977年06月02日电
以杨勇为团长、吴富善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连日来参观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元山地区和朝鲜人民军部队等一些单位。
参观团所到之处，受到朝鲜人民军官兵、工人群众、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这些单位还悬挂出“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团结万岁！”
等巨幅标语，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友的到来。
05月26日，参观团访问朝鲜东部前沿阵地的三五一高地时，当地驻军部队向参观团赠送了该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段树干，这段树干上带有战争年代留下的十八块弹片。
杨勇团长以参观团名义向这个部队赠送了一面锦旗，锦旗上绣着“向朝鲜人民军战友学习！”
05月30日，参观团参观金星拖拉机厂时，还观看了这个工厂工农赤卫队的防空训练。
杨勇团长代表参观团热情地赞扬了这个厂的职工在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领导下，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取得的显著生产成就和优异战备成绩。
05月31日，参观团访问了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参观了学校的各项教育设施，听取了学校在金日成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教导下取得优秀成绩的介绍。
代表团对这所学校为培养朝鲜优秀的军事干部所作的贡献，表示热烈祝贺。
06月02日晚上为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在平壤万寿台艺术剧场举行朝鲜音乐舞蹈叙事剧《乐园颂》专场演出。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和政府
声援莫桑比克人民反击罗得西亚侵略
据新华社讯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最近纷纷发表讲话或声明，谴责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侵略莫桑比克，声援莫桑比克人民正义斗争。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在给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的信中说：
“我们特别关注着贵国边境地区遭到侵略和被占领后所出现的爆炸性局势。”
几内亚人民“无条件地声援和完全支持莫桑比克人民反对南部非洲的少数人法西斯政权的斗争。”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06月0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史密斯政权对莫桑比克的侵略时说：
“我们赞比亚人对这一行动予以强烈的谴责。
这是对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一个独立国家的一种野蛮的攻击”。
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06月02日发表声明说，埃及坚决支持莫桑比克和非洲其他前线国家击退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对莫桑比克的侵略。
他说，埃及认为对任何兄弟的非洲国家人民的侵略都是对埃及的侵略，应予以坚决的打击。
埃及还认为这种侵略是对非洲的挑战。
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06月03日的联合公报说，马达加斯加“强烈谴责史密斯伪政府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侵略”，“重申决心支持莫桑比克和非洲其他前线国家”。
这项联合公报是在莫桑比克外交部长希萨诺应邀从05月28日到06月01日对马达加斯加进行正式访问后发表的。
加纳政府06月02日发表声明，谴责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进攻莫桑比克。
声明说，这是一次“残酷的和预谋的行动”，它“侵犯了莫桑比克领土的完整”。
声明指出，史密斯政权侵犯一个非洲独立国家，“表明这个叛逆政权是如何正在拚命地力图保持它在津巴布韦的非法权力”。
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发言人06月02日发表谈话，谴责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对莫桑比克的侵略行径。
发言人说：
“这些预谋的侵略行径毫无疑问地证明，罗得西亚白人少数移民者政权以谈判解决为借口，正在争取时间，力图在非洲人武装斗争面前防止它的彻底垮台。”
他强调要加强武装斗争以粉碎种族主义政权。
非洲工会统一组织06月02日在阿克拉发表声明，谴责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军队进攻莫桑比克，并且表示坚定地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

中央条约组织在德黑兰举行军事演习
新华社安卡拉1977年05月26日电
据设在安卡拉的中央条约组织总部发布的消息说：
中央条约组织05月14日至2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为期十二天的军事演习。
消息说，这次演习“是中央条约组织联合军事训练计划中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分析这个地区的各种防御问题”。
负责安排这次演习的有中央条约组织的联合军事计划人员和中央条约组织各成员国的军官。
消息说，中央条约组织常驻军事代表小组检阅了这次演习，并且“对这次演习的结果和进行这次演习的极好的方式表示满意”。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研究报告
苏联在“缓和”烟幕下加速扩军威胁西方安全
美国众议院研究报告指出苏联对非洲的扩张构成一种挑战
新华社伦敦电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不久前发表的1976年《战略研究》说，苏联在“缓和”和“限制武器”的烟幕下，正在加速扩军备战，这使得“传统的西方安全问题在这一年中变得更加尖锐”。
这个年度研究报告指出，军事实力是苏联在世界上追求政治影响的“主要工具”。
因此，苏联领导集团在经济上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估计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有百分之十一至十三被用来发展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
“苏联军事采购的增长是全面的”。
研究报告说，去年西方和苏联关于限制武器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重要进展。
苏联在叫喊“缓和”和“结束战略武器竞赛”的同时，“继续不断扩充它的战略力量，除了‘逆火式’飞机以外，还部署了一百多个新的多弹头的SS—17，SS—18和SS—19洲际弹道导弹以及五艘扩大了的D级弹道导弹潜艇。
它还在继续不断地发展新的（武器）系统……，苏联的行动表明它重视战略的军事因素，为了保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不管是否有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如果可能则取得同美国在军事关系方面的优势地位。”
同时，中欧裁军谈判“还看不出有多少进展的迹象”，连“一般性问题也未解决”，而“在这个地区及其附近的新的和潜在的力量部署，使得这项工作今后变得更加困难。”
报告回顾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中东以及世界上其它地区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后指出：
1976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表明，苏联的战略目标“处于最优先地位的仍然是欧洲而不是非洲”。
报告说，苏联加紧控制东欧的同时，继续“对西欧进行政治和军事威胁”。
报告还指出，除了拥有军事力量以外，苏联国内外也困难重重，华沙集团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政治不稳，苏联人民对政权强烈不满，苏联继续依赖西方国家为它提供粮食和贷款。
报告说，西欧国家现在“准备保持强大的防务的意愿有了明显的增强，人们对苏联的野心越来越感到不安”，很多人“对于同苏联搞缓和越来越怀疑，并支持根据苏联武器的增多而提高防务开支”。
新华社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苏联在过去两年里加紧了对第3世界国家的渗透和对非洲的扩张，这“构成了一种挑战”，并带来了同西方“可能发生对抗或战争的危险”。
报告指责苏联在安哥拉推行一种公开的侵略性政策，并且认为这是“苏联对第3世界采取一种新的、更加好战的态度的第1步”。
报告就此指出，苏联在安哥拉和整个黑非洲的扩张，表明它的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传统的势力范围，“这表明，在俄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帝国阶段”。
报告还指出，苏联一方面大谈“缓和”，同时却在非洲“采取咄咄逼人的新行动”，这种言行之间的矛盾带来了同西方“可能发生对抗或战争的危险”。
报告鼓吹美国运用它的“有利条件”加紧同苏联争夺第3世界国家。

国际简讯
塞拉利昂组成新政府
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最近在弗里敦的国家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塞拉利昂组成新政府。
新政府的成员中有：
副总统兼国家企业部长索里·易卜拉欣·科罗马、总理兼住房和乡村规划部长克里斯琴·卡马拉—泰勒。
国防部长由史蒂文斯总统兼任。
阿尔及利亚组成新内阁
阿尔及利亚最近组成了新内阁。
这次内阁的改组，是布迈丁去年12月当选总统以来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新内阁包括二十三个部和三个国务秘书处。
布迈丁总统继续兼任国防部长。
另外三名部长留任原职的是：
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内政部长阿卜杜勒·加尼，农业和土地革命部长拉比·塔耶比。
卡塔尔立哈马德为王储
卡塔尔国埃米尔哈利法·本·哈马德·阿勒萨尼05月31日颁布一项法令，确定哈马德·本·哈利法·本·哈姆丹·阿勒萨尼为王储。
这位埃米尔还颁布另一项关于建立国防部的法令，任命哈马德王储为国防大臣，并让他继续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
哈马德王储是埃米尔哈利法的长子。
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代表会谈
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塔索斯·帕帕佐普洛斯和土族代表乌米特·苏莱曼·奥南05月20日在尼科西亚举行会谈，讨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有关事项。
这次会谈是双方03月31日至04月07日在维也纳会谈的继续。
海湾四国向埃及提供援助
埃及政府和海湾援助埃及经济发展局最近签署了一项协定。
协定规定，这个局将向埃及提供一笔十四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帮助埃及发展经济和解决财政上的需要。
这是这个局向埃及提供的第3笔贷款。
海湾援助埃及经济发展局是由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建立的。
西非经济共同体给尼日尔贷款
西非经济共同体和尼日尔最近签署一项协议。
西非经济共同体向尼日尔提供一亿六千万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的贷款。
这笔贷款将用来帮助尼日尔发展一项农业水利项目。
　据新华社

广大第3世界国家展开坚决斗争
反对超级大国和国际垄断集团高利贷剥削
新华社1977年06月03日讯
超级大国和国际垄断集团近几年来加强了对广大第3世界国家的高利贷盘剥，使它们承受日益沉重的外债负担，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
这种不合理状况激起第3世界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掠夺，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对市场经济依赖程度较大，因而一直是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进行高利贷剥削的对象。
据统计，从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末，发展中国家所借外债的年度增长率约为百分之十四；
而从一九七○到1972年，这种年度增长率提高到百分之十六以上；
1973年进一步提高到百分之十九。
近几年来，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新的经济危机以后，这种高利贷盘剥日益加深。
据瑞士银行公司的一篇文章指出，到1973年底，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达到一千一百多亿美元，而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的两年以后，发展中国家在1976年底的外债累计总额已高达一千八百亿美元。
超级大国和国际垄断集团转嫁经济危机是造成广大第3世界国家外债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
它们转嫁经济危机的最直接、最经常的手段就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在长期中形成的单一经济和它们对市场经济的依赖，通过限制进口和增加出口，以及压低初级产品价格和销售高价制成品，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来达到本国经济的“复苏”。
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垄断资本的私人商业银行借贷的债款增加得特别快。
由于这类银行索取的利息比某些国际金融机构更高、期限更短、条件更苛刻，发展中国家遭受的盘剥也就更加深重。
在发展中国家于1976年底所欠的一千八百亿美元债务中，七百五十亿是欠这类银行的，其中五百亿是欠美国各商业银行的。
这类银行索取的高额利息加重了发展中国家偿还债务的负担。
据摩根保证信托公司估计，不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1977年在偿还债务的本息方面的支出将高达一百五十亿美元，远远超过1976年的一百二十亿美元，比经济危机前的1972年增长了一倍左右。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另一个最残酷的高利贷剥削者。
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条件更苛刻。
据报道，苏联从五十年代中至1976年底，共向印度提供的贷款和经济“援助”约二十亿美元，除利息外，还规定印度生产苏联需要的某些重要产品，以抵偿债务。
苏联还通过苏印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对印度进行经济剥削。
苏联从印度进口的产品的价格通常比国际市场低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而它向印度提供的机器设备不仅技术陈旧，而且价格比国际市场高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印度快报》曾经指出，苏联向印度提供贷款的条件“比西方的条件还要苛刻”。
更有甚者，这个打着“天然盟友”招牌的社会帝国主义还一再蛮不讲理地、单方面地提高卢布对印度卢比的比价。
据印度报纸说，这样一来，就要迫使印度对苏联积欠的债款增值约四十亿卢比（约合四亿四千万美元）。
据《印度时报》报道，由于这种残酷的剥削，按一九七六到1980年印苏贸易协定，在这五年中，印度对苏出口收入用于还债的部分，有几年要占到当年对苏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苏联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不仅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也是为了控制、奴役这些国家，以便争霸世界。
它打着援助阿拉伯人民解放斗争的旗号，通过出售军火，企图把埃及变成它的附庸国就是一个例子。
据埃及报纸报道，埃及至1976年积欠苏联的四十九亿五千万卢布中，大部分是苏联这个超级军火商向埃及推销军火的款项。
苏联不仅通过这笔债款迫使埃及每年用四亿美元还本付息，而且规定，未得苏联允许，埃及人不得使用它高价卖给的武器这种干涉主权的条件，阻挠了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强烈反抗。
早在1974年举行的第6届特别联大会议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就在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提出暂停偿还债务、重订还债期限、减轻外债负担、免除受经济危机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债务等正当要求。
它们还主张召开国际会议，通盘研究解决债务问题。
在去年召开的第4届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同顽固反对这些合理主张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斗争。
当前，争取合理解决债务问题，已经成为第3世界国家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扎伊尔沙巴南部作战司令为摩洛哥部队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06月03日电 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扎伊尔武装部队沙巴省南部作战司令辛加将军06月01日在科尔韦齐市为将要回国的摩洛哥部队举行招待会。
辛加将军在招待会上讲话，代表扎伊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蒙博托总统，对摩洛哥作为第1个响应扎伊尔国家元首的呼吁的非洲国家，派兵前来同入侵雇佣军作战一事，向摩洛哥人民和哈桑二世国王表示感谢。
他表示，对摩洛哥和扎伊尔士兵在整个作战过程中的战友关系感到高兴，对他们共同完成的事业感到自豪。
辛加将军最后表示，全体扎伊尔士兵现在和将来永远铭记用自己的鲜血实践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摩洛哥王家武装部队的兄弟们。
摩洛哥部队第2指挥官阿卜杜勒·马拉克上校致答词，表示感谢全体扎伊尔人民对摩洛哥部队在沙巴省完成他们的任务时所给予的便利。
他对蒙博托总统和哈桑二世国王表示特别的敬意，他们理解非洲的利益，这种利益就在于它的独立，在于捍卫它的自由。
辛加将军还宣布，即将在科尔韦齐建立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为了扎伊尔的事业而在战场上牺牲的摩洛哥士兵。

美国《号角》周刊谴责超级大国在非洲疯狂争夺
非洲人民决不让苏联扩张野心得逞
肯尼亚报纸强调非洲国家永远保持警惕，挫败莫斯科的阴险渗透
新华社1977年06月03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号角》周刊最近一期发表文章谴责超级大国在非洲疯狂争夺，并且指出，非洲人民在从前门赶走美国“虎”的时候，决不会让苏联“狼”从后门进来。
这篇题为《超级大国在非洲的疯狂争夺》的文章说：
“美国和苏联正在进行着自帝国主义力求控制这个大陆以来所能见到的最厉害的‘扰乱非洲’的活动。
虽然非洲人民使他们遭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但是超级大国没有放弃他们征服（非洲）的梦想。”
文章说，非洲是欧洲军事上的侧翼，而欧洲是超级大国争夺的焦点。
为了准备在欧洲进行战争，美国和苏联都企图控制印度洋、红海和大西洋沿非洲的海运通道。
文章说：
“非洲革命势力继续前进使两个超级大国张皇失措。
南部非洲所进行的武装斗争表明，非洲人民都要解放自己而不接受外国主子。
同样，非统组织和非洲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也宣告，整个大陆希望摆脱两个超级大国。”
文章说：
“面临越来越孤立的情况，两个超级大国已改变了某些策略。”
“由于反对苏联渗入非洲的情绪不断增长，已迫使这个社会帝国主义采取一些新的策略，明显的就是苏联人依靠古巴替他们进行肮脏的勾当。”
文章说，苏联利用古巴作特洛伊木马在一些非洲国家建立军事和经济势力。
文章说，随着非洲国家一个接一个站立起来，为独立而斗争，并开始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已被严重地削弱。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抓住了非洲人民对美国的合理的仇视心理，幌动着虚假的‘社会主义’旗帜，自称是非洲国家的‘天然盟友’，打进这一缺口。
苏联使用‘经济援助’作为诱饵，对一些非洲国家进行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渗透。”
文章指出，苏联是国际上最富有侵略性的超级大国，它“正疯狂地加紧在非洲大陆上的活动”。
文章说：
“新沙皇现在试图把它的足迹刻印在整个非洲，从安哥拉穿过赤道直到红海之滨的‘非洲之角’。
今年春天的事件就清楚地显露了这个社会帝国主义的野心。”
文章列举大量事例指出，“由于认识到必须制止苏联对非洲的侵略，许多非洲国家已团结起来支持扎伊尔”。
他们所采取的行动“表明非洲决心保卫所有非洲国家的主权，并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非洲一些国家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
“这些谈话表明，非洲人民在前门赶走美国‘虎’的时候，决不会让苏联‘狼’从后门进来。”
新华社内罗毕1977年06月02日电 肯尼亚《民族日报》06月02日发表社论说：
“把俄国踢出非洲之角去！”
社论表示欢迎肯尼亚外交部长韦亚基和埃及外交部长法赫米06月01日在开罗发表的联合公报。
社论援引这个联合公报的话说，大量的外来干涉威胁着非洲之角的国家人民的利益，并且给整个非洲带来了严重的危险。
社论指出，公报暗示了苏联和古巴在非洲、特别是在非洲之角的影响。
社论说，埃及、苏丹等国家“已经告诉了苏联人，他们的行为将被容忍到什么地步”。
社论要求非洲国家“永远保持警惕，以便挫败莫斯科的阴险而悄悄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