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联副总理等参加会见和谈话
华主席、叶副主席会见越南军事代表团
同武元甲大将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陈锡联副总理等参加会见和谈话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今天下午会见了由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率领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全体团员和随行人员。
会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
武元甲大将等越南贵宾来到会见厅时，华主席、叶副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对越南军事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宾主一起照了像。
华主席、叶副主席同武元甲大将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谈话时在座的有，代表团副团长：
越共中央委员、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黎仲迅中将，越共中央委员、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副主任黎光和中将，代表团团员：
越共中央委员、越南人民军总后勤局主任裴逢少将，越共中央委员、第1军区司令谭光忠少将，第7军区副司令童文贡少将，外事局局长黄英俊少将，越南驻中国大使馆武官黎草上校。
谈话时，武元甲大将向华主席、叶副主席热烈致意，并且转达了孙德胜主席、黎笋同志和越南其他领导同志的最亲切的问候。
他祝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华主席热烈称颂越南人民取得的抗美救国战争和统一祖国的胜利。
他说，我们对越南人民的胜利再次表示热烈祝贺。
华主席请武元甲大将向孙德胜主席、黎笋总书记、长征主席和越南其他领导同志转达他本人、叶副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同志的热烈致意。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团员还有黄庭夫大校、陶庭练大校、黄友泰大校。
参加会见和谈话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王尚荣，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严泠。
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也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附图片）
上：
华主席、叶副主席同武元甲大将亲切交谈。
下：
华主席、叶副主席同武元甲大将率领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王洪文
周欣
1974年12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指出：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王洪文就是毛主席指出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中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党外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是比较容易看清楚的。
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党内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钻进党内的新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却往往用种种手法把自己伪装起来，给人以假象；
要深刻剖析他们的历史，层层剥开他们的画皮，才能看清他们的真象。
现在就让我们剥开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画皮来看看吧！
一
王洪文虽然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当过兵，做过工，种过田，当过干部。
但是，王洪文是为了逃避农村的艰苦劳动而参军的。
据当年和王洪文在一个部队的同志揭发，王洪文在部队时，目无组织纪律，吊儿郎当，散散漫漫，外出不请假，甚至在战争环境下还经常一个人溜出去抓鱼，领导上批评他，他就顶撞领导。
他受不住艰苦生活的考验，常常偷吃老乡的咸菜和土豆。
他虽然到过朝鲜战场，但有时连敌人的影子还没有看到，就吓得丧魂失魄。
在爬冰卧雪的艰苦战争环境中，王洪文灰心丧气了。
领导上派他当通讯员，他觉得上前线太危险，吵着要到乐队吹喇叭；
未获批准，就大吵大闹要求回国。
复员以后，王洪文到了上海棉纺织十七厂，学的是保全工。
他的师傅满腔热情地对他说：
“你好好学，我把技术统统教给你。”
王洪文却回答说：
“不，说心里话，我不想吃技术饭，要吃政治饭。”
他干了几年保全工，连一个学徒工的活也不能做。
王洪文无心做工，满脑子想的是“升官”、“发财”。
1969年成立厂党委时，有一个党员没有投他的票，他就利用职权下令成立调查组，调查是谁没有投他的票，然后大整这个党员。
王洪文在保卫科当干事以后，竟利用职权，不止一次地偷窃厂里的财物。
有一次，他偷了厂里的布做衬衫，被群众发现，勒令他当场脱下交公。
平时，他同盗窃犯、反革命分子拉拉扯扯，吃吃喝喝，接受贿赂。
这样的保卫干部究竟保卫什么人，不是很清楚的吗？
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工厂派王洪文去参加围垦崇明海滩的战斗。
但是，他一不拿锄头，二不挑担子，不是背一支小口径步枪打野鸭，就是拿上一根钓杆去钓鱼，再不就干脆关在小屋子里喝酒、打扑克。
他在崇明呆了两年多时间，连起码的农活也不会做。
最后，他偷偷地溜回了上海。
“四人帮”及其党羽给王洪文头上加了“工人运动的领袖”、“文化大革命的功臣”、“01月风暴的英雄”等等桂冠，果真是这样吗？
事实是无情的，现在就让事实来戳穿他们的谎言吧！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王洪文就一心想当保卫科副科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又想当厂文革主任。
由于这些目的都没有达到，他就起来“造反”了。
他曾多次讲过这样的话：
“当初如果叫我当个保卫科长或厂文革主任，我就不会造反了。”
为了加深对王洪文“造反”的认识，这里再介绍文化大革命初期王洪文和他老婆的一段对话。
当时，他老婆曾以埋怨和炫耀的口气，多次向别人讲过这段对话：
“你天天在外边，家里的事一点也不管了？”
“等我做了大官，什么家务事也不要你做了。
那时，荣华富贵够你享受了。”
这段对话活现了王洪文抱着个人野心投机“造反”的丑恶灵魂。
列宁曾经指出：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广泛的翻天覆地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带些脏东西，都不免会有些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新者中间。”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14—515页）王洪文就是列宁指出的“冒险家和骗子”。
1966年11月初，当上海十几个工人造反组织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时，王洪文对另一个工厂的代表说：
“我们两家不是发起单位，恐怕当不上头头，等一会叫大家报报出身成分，工作经历。”
就这样，在这次会议上，王洪文以他的“复员军人”、“预备军官”、“保卫科干部”、“共产党员”几块招牌，窃取了“工总司”主要负责人的职务。
接着王洪文又炮制了一个原上海市委因为他造反要判处他死刑的谣言，为自己再次涂上一层“最革命”的油彩。
1967年01月上旬，上海工人阶级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掀起了“01月风暴”。
在这个关键时刻，窃踞了“工总司”司令头衔的王洪文，却逃之夭夭。
当时上海许多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这两个历史性文件，从发起、组织、起草到发表，始终没有见到王洪文的人影。
可是，当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和这两个文件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扬，并在中央和各地报纸上发表以后，王洪文却说什么：
“《告全市人民书》好象是我叫你们这样做的呀！”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也不遗余力地为王洪文吹捧。
于是，这个“01月风暴”的逃兵，变成了“01月风暴的英雄”、“工人运动的领袖”，扬名天下。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也因此博得了“支持工人造反派”、“培养工人新干部”的美名。
共同的阶级本质，共同的反革命目的，使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伙新老反革命分子串到了一起。
他们开始结帮了。
二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野心勃勃的王洪文就到处吹捧张春桥、姚文元，说什么“如果没有春桥、文元的指导，我们早就垮台了”。
1968年04月12日，上海街头出现了反对张春桥的大标语，王洪文立即召集他的“小兄弟”开会，狂叫：
“没有张春桥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的态度是明朗的——死保！”
王洪文要“死保”张春桥，张春桥也要借助王洪文那支“小兄弟”的帮派力量。
他在上海的一次会上对别人说：
“是我把他们（指王洪文等人）搞起来的。”
当面又对王洪文等人说：
“过几年，你们有的可能是市委书记、副书记，有的是中央部长、副部长。”
从此以后，王洪文就经常说：
“我们这些人是张春桥、姚文元手把手地教着成长起来的”，“我们新干部的命运是和中央三位首长（指江、张、姚）联系在一起的。”
张春桥也得意地说：
他们“都把我当老头子看，只要我说一句话，他们就算数”。
为了篡党夺权，他们就是这样紧紧地抱成一团，结成一帮，狼狈为奸。
上海曾经是“青红帮”横行的地方。
王、张、江、姚都曾混迹于上海，他们继承“青红帮”的衣钵，把地痞、流氓、阿飞、惯偷、恶棍等等社会渣滓网罗进他们的帮派体系。
王洪文虽然不学无术，但他却为网罗党羽制造了一套“理论”根据。
他提出选拔党员、干部的标准：
要“以活材料为主”，“档案只能作参考”，“社会关系复杂也不要紧”，“在需要时，就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也没关系，一切都要根据需要”，“叛徒有什么关系，就是真正的叛徒，只要江青相信就行了”。
他这些话是1973年在上海市组织工作会议上说的，实际上他早就是这样干的。
请看：
当年同王洪文一起混入造反派组织的所谓骨干分子，因闹派性、打内战、搞武斗、耍流氓表现“英勇”，被王洪文引为生死之交，结成“小兄弟”，相继被安插到上海市级各组、局的领导岗位上。
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继续同“小兄弟”们紧密勾联，抱成一团，对他们进一步加官晋爵，纵容包庇，经常聚宴狂饮，声言不忘故旧，恩宠倍加。
王洪文的“小兄弟”竟恬不知耻地扬言：
“老王上去了，我们也可弄个部长、副总理当当。”
他们对王洪文感恩戴德，发誓效忠，甚至公然声称自己是“洪文线上的人”，引以为荣。
这帮人原来就是地痞流氓，入党做官后，更加恃宠骄横，称王称霸，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徇情枉法，打击报复，无恶不作。
他们是黄浦滩上的新权贵。
当年同王洪文一起混入造反派组织的，还有一些一直紧跟王洪文的人，王洪文把他们当作亲信，提拔安插到各级工会组织或者“文攻武卫指挥部”，有的则用工宣队的名义，派往大专院校、文教单位，进驻市、区、县、局机关，掌握实权。
还有一些当年为王洪文助过拳，保过驾，开过车，送过信，打过字的人，也被王洪文当作共过患难的忠义知己，当作自己能够依靠的力量而普施恩泽，破格提拔，委以重任。
王洪文和他的“小兄弟”，把各级工会作为他们的行帮组织，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妄图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
他们自成体系，经常碰头聚会。
市总工会规定了一个每周一次的“常委学习”制度。
在这种“学习”会上，听取“小兄弟”们有关市革委会各组、办情况汇报，由王洪文或其党羽把“四人帮”的意图、“上面”的精神，向“小兄弟”们“吹风”、“通气”，然后再由“小兄弟”们带回各组、办向党组织传达贯彻，并通过各区、局工会向区、局党组织传达贯彻。
王洪文多次叮嘱他在市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党羽，“有事要多和
‘老头头’商量”，而不是把事情拿到党组织中讨论研究。
许多政治运动由工会发动、领导，许多工作由工会决定，党委去办。
作为一种惯例，任免党政干部，要由总工会推荐或征得总工会的同意。
王洪文及其党羽还经常以办学习班为幌子，对他那帮“小兄弟”进行所谓“造反史传统教育”，灌输“要为司令争气”、“要为在中央工作的上海几位领导争光”等反动思想。
王洪文每次窜到上海，都要召见他的“小兄弟”，面授机宜，封官许愿，同时大吃大喝，笼络感情。
王洪文的“小兄弟”每出差北京，必去“朝拜”他们的“司令”。
逢年过节，王洪文的这帮“小兄弟”总要聚会，在酒足饭饱之余，一个个争先恐后给在北京的王洪文打长途电话，遥祝“司令身体健康”。
这伙政治赌徒，死心塌地紧跟王洪文，这个发誓：
“请司令放心，有我在，我这个系统是忠于司令的”，那个赌咒：
“我们不好好干，如何对得起司令！”
就是这样一帮牛鬼蛇神，再加上那么几个反动文人和灵魂肮脏、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凑成“四人帮”在上海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他们把上海作为篡党夺权的一个桥头堡，疯狂地实行法西斯专政。
王洪文猖狂叫嚣：
“现在上海是我们的天下！”
“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捉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
一派杀气腾腾的流氓语言。
“四人帮”唯恐自己的反动面目被揭露，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疯狂镇压、迫害敢于揭发他们罪恶历史和现行阴谋活动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早在“01月风暴”前后，上海市的革命人民就揭发了王洪文许多严重问题。
张春桥采取欺上压下的卑劣手段，把王洪文包庇下来，并抬上高位。
王洪文则长期隐藏广大革命群众揭发的有关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的罪恶历史材料。
对了解和揭发张、江、姚历史情况的人，以“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设立专案，大搞逼供信，有的被隔离或拘留达八年之久，有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这些年来，因反“四人帮”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在上海竟达数万人之多。
“四人帮”就是这样互相包庇，互相利用，长期在党内潜伏起来。
王洪文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代表的就是已被我们推翻了的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些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则是王洪文及其“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三
新生资产阶级典型代表王洪文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生活上是十分腐朽的。
王洪文利用他窃取的权力，肆无忌惮地掠夺、侵吞、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
1974年，王洪文安插在上海市轻工业局的一个“小兄弟”来到北京。
王洪文嘱咐他说：
“上海搞了什么新产品，要拿来给我看看。”
这个“小兄弟”心领神会。
于是，高级照相机、高级手表、电影放映机、新型轿车、高级糖果、高级香烟，等等等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王洪文的黑窝里来。
这个输送过程中有好些渠道，人们称之为“吸血管”。
王洪文这样干，王洪文的“小兄弟”也跟着这样干。
他们到处伸手掠夺各种商品，不用支付任何代价。
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甚至说：
“货币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已经不发生作用了。”
现有的千千万万种商品仍满足不了王洪文穷奢极欲的需要，他还用“中央首长交办任务”的名目，为他特制各种新奇古怪的产品。
凡是“交办”任务，都是层层口头下达，不落痕迹。
王洪文的“小兄弟”下达“交办”任务时，还规定一条纪律，要严格保密，一律不许生产单位过问产品用途。
我们看看王洪文“交办”的都是些什么货色。
“四人帮”阴谋搞武装暴乱要用的杀人武器——微型冲锋枪，王洪文“交办！”
王洪文夜间打猎用的越野车上的聚光灯，“交办！”
王洪文喝茶用的特殊的保温杯，“交办！”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交办任务”一下来，就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一次，王洪文派他的亲信到上海，要专门试制五只双历自动新型手表。
这位亲信特地关照，表的质量要特别的好，设计要特别的新，色彩要调和，不能有棱角，不能损害首长身体，如此等等，条件苛刻异常。
上海好几个手表厂，哪一家也无法单独完成这项紧急“交办”任务。
于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就从七个工厂和一家商店抽调了四五十个最有经验的制表工人和技术人员，日夜不停，赶制了五只表，单是材料、人工费就花了国家一万多元。
凡此种种“交办”任务，不管工厂担负的国家计划如何紧迫，都要停产让路。
请看，在王洪文的心目中，哪里有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
王洪文及其“小兄弟”还有所谓“生活补助”。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党羽蛊惑人心地说：
“这些人在北京，生活很艰苦，中央没有人管。”
王洪文的生活，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较之老资产阶级有过之而无不及，怎能说是很苦？
这里有一笔帐：
王洪文在上海的党羽在他们的“特殊开支”中，送给王洪文的所谓“生活补助”，竟达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二元，其中仅1974年一年，就给王洪文补助四千三百六十四元。
王洪文既然可以“补助”，他的“小兄弟”当然也可以“补助”。
他们有“后勤部长”、“供给部长”，有“小金库”。
王洪文非法攫取的货币和商品，除供他本人挥霍享受之外，还用来请客送礼，拉拢腐蚀干部，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
许多肮脏的政治交易，就是在酒绿灯红之中拍板成交的！
吃吃喝喝，已经成了王洪文同他的“小兄弟”衡量政治关系的一个标志。
对于王洪文的疯狂掠夺，基层单位的干部是有觉察、有抵制的。
但是，“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及王洪文的“小兄弟”利用他们篡夺的党政大权，对敢于抵制他们罪恶行为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社会主义的中国将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四
王洪文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反革命黑帮，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帮天下，恢复地主资产阶级失去的天堂。
在“四人帮”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紧锣密鼓声中，王洪文作了充分的表演。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全面篡夺党政军领导权，架空毛主席。
毛主席看穿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多次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
1974年07月1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说：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主席这个批评，对专搞阴谋诡计的“四人帮”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王洪文对毛主席的批评极端仇恨，置若罔闻，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抱得更紧，大耍两面派手法，对抗毛主席的批评。
就在毛主席批评他们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974年10月，王洪文跑到湖南，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
他说：
“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
“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毛主席洞察其奸，予以痛斥。
两个月后，同年12月，王洪文再次见到毛主席，又一次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王洪文开始写检讨了，他说：
“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表示“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但是，就是这个所谓“检讨”，他也没有送给毛主席。
实际上，他和张、江、姚勾结得更紧了。
不久，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一面说，“我想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一面又表示，他还是要按照江青的意见办，妄图用这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掩盖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所以，在五个月以后，即1975年05月，毛主席又发出严厉的批评：
“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
1976年01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
王洪文认为时机已到，摆出一副要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架势，得意忘形地说：
“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就在王洪文偷偷准备讲话稿的时候，毛主席及时地作出了由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的英明决策，中央据此发了一号文件。
王洪文被迫收藏起他的私货。
到了毛主席病重期间，1976年07月，“四人帮”由王洪文出面，提出了一个全面篡夺党政军大权的计划。
王洪文说：
“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
“解决的办法要象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
他干的这一手，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全面赶下台，让资产阶级全面登台。
实际上，“四人帮”早就已经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准备了许多“部长”、“司局长”以及驻外“大使”，就等一声令下，走马上任了。
在此以前，王洪文还把黑手伸向全国各地，加紧制造分裂活动，妄图打倒地方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夺权。
他千方百计组织反革命别动队，既在地方网罗党羽，如浙江的翁森鹤之流；
又放出“归山虎”，如大庆的张洪池之辈。
在中央读书班上，王洪文抛出了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宣言，把反革命小丑张铁生捧上了天，作为黑标兵，号召学员们向他学习，“回去观察”，“反映情况”，“组织斗争”。
王洪文还多次窜到浙江，策动坏人，大搞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分裂干部队伍，分裂群众，扰乱社会秩序。
在福建，王洪文安插亲信，私立秘密联络站，阴谋搞垮地、市、县委，进行全面夺权。
在湖南，王洪文通过私设的总工会联络点，操纵一小撮坏人，直接反对华国锋同志。
在云南，王洪文极力保护资产阶级派性，拉山头，结拜“小兄弟”，搞乱阶级阵线；
他还蓄意挑拨民族关系，丧心病狂地制造民族分裂，破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
在郑州，王洪文唆使他的“小兄弟”，搞得铁路瘫痪，交通阻塞，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甚至在首都大门保定，王洪文还明目张胆地支持极少数坏人，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部分群众，抢枪，抢粮，抢仓库，造成武斗不止，内战不息，直接威胁首都的安全。
凡此种种，都说明王洪文的黑手伸到哪里，就把哪里搞乱，以便混水摸鱼，乱中夺权。
1976年09月09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了，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可是，王洪文认为时机到了。
他竟敢切断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给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说有事要向他报告。
在王洪文看来，权夺定了。
但是，在现实面前，他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
1976年10月03日，王洪文贼喊捉贼地叫嚷：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打倒！”
“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王洪文明目张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同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王洪文计划动用上海民兵，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
原来，为了篡党夺权，王洪文曾经大嚷“军权不在我们手里”，大搞反军乱军。
此计不成，他又妄图篡夺民兵的领导权，想把民兵变为与解放军对立的“第二武装”。
王洪文以“城市民兵创始人”自居，公然声称：
“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两个人搞起来的，这个队伍不要被别人指挥。”
并指使其爪牙制造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指挥部”和由王洪文当总指挥的舆论。
王洪文早就背着中央，私造了大量武器。
这时他多次催促“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给民兵发放武器弹药。
“四人帮”的一小撮党羽，还在上海市区设立指挥点，架设电台，组成通讯网，计划在陆上封锁要道，在江面堵塞航道，在机场封住跑道。
他们连反革命武装暴乱兵力部署图都制订出来了，妄图进行垂死挣扎。
在“四人帮”垮台前夕，王洪文还为自己拍下了“标准像”。
然而，他没有想到，在无产阶级胜利的爆竹声中，他那个“标准像”还没有挂起来，就和“四人帮”一起被扔到历史垃圾堆中去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曾经指出：
“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3页）用这段话形容“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同样非常确切。
事实证明，那个地方有“四人帮”的人，那个地方就不得安宁，就会接连不断地生出无穷的“古怪问题”。
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铲除了“四人帮”这个祸国殃民的祸根，铲除了滋生“古怪问题”的根源，我们一定能够沿着天下大治的道路迅猛前进。

毛主席语录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决心两年把鞍钢办成大庆式企业
鞍钢跑步学大庆
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势如破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火朝天，生产逐月全面上升；
决心两年把鞍钢办成大庆式企业
据新华社沈阳1977年06月02日电 在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推动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一个跑步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正在我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鞍钢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迅速贯彻落实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可喜局面。
今年03月份以来，鞍钢的钢铁生产逐月全面上升。
生铁、钢、钢材、钢坯、铁矿石、铁精矿、人造富矿、焦炭、采剥总量等九大主要产品的产量，03月份比02月份分别提高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三十；
04月份，九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比03月份分别增长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四；
05月份，九种主要产品的产量比04月份又分别增长百分之三点五到百分之二十六点二。
揭批“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是推动鞍钢在学大庆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的强大动力。
几年来，由于“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及其在省委内的那几个同伙和冶金部的那个黑干将直接插手，鞍钢深受其害。
1974年，他们在批林批孔中搞层层“吹氧”，揪“孔老二”、“回潮总代表”，把鞍钢的许多厂矿领导班子“吹”垮了，队伍“吹”散了，钢铁产量从1973年的历史最高水平掉了下来。
1976年，他们又制造乱局，纵容少数人闹事，层层揪“代理人”“走资派”，使鞍钢党委和各级领导班子，会议开不成，学习坐不下，生产抓不了，工业学大庆学不了，刚刚在1975年有所恢复和发展的钢铁产量，一下子倒退到1971年的水平。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在省委内的几个同伙以及鞍山市委、鞍钢党委内的那几个人，疯狂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捂盖子，压群众，阻挠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开展，并肆意制造困难，卡电、卡煤、卡油、卡气，破坏鞍钢的生产。
在这紧急关头，传来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解决辽宁问题和鞍山问题的重要指示，人们欢欣鼓舞。
在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势如破竹，迅猛异常，很快揭开了鞍钢阶级斗争的盖子。
在国务院工作组的帮助下，鞍钢党委率领广大职工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和省、市委内的同伙以及冶金部的黑干将直接插手鞍钢，结帮篡党，对抗鞍钢宪法，破坏工业学大庆的滔天罪行。
大量事实说明，过去，鞍钢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几起几落，钢铁生产几上几下，主要是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鞍钢党委放手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把同“四人帮”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搞清楚，摧毁“四人帮”及其死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并且及时充实和加强领导力量，抓紧配备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取得了成果。
从此，压在鞍钢工人阶级头上的大石头搬掉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气顺了，心齐了，劲足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更高了。
鞍钢党委把广大职工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及时地引导到工业学大庆的轨道上来，层层制订学大庆规划和措施，提出了“砸烂‘四人帮’，跑步学大庆，一年大变样，二年誓把鞍钢办成大庆式企业”的奋斗目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鞍钢各级党组织坚持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把长远规划和具体措施结合起来，把一般号召和典型示范结合起来，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率领群众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学大庆。
在跑步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鞍钢各厂矿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迅速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生动局面。

九年来全矿蔬菜、肉类等副食品基本自给或部分自给为国家创造财富二百多万元
劈山垦荒建设矿区新天地
石人嶂钨矿职工家属坚持走五·七道路。
九年来，全矿蔬菜、肉类等副食品基本自给或部分自给，为国家创造财富二百多万元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石人嶂钨矿，学习大庆经验，组织全矿职工家属从事以种菜、养猪为主的农副业生产，取得很大成绩。
石人嶂钨矿是在1968年开始组织职工家属大搞副业生产的。
经过九年多来的艰苦创业，矿工家属们在山坡上开垦出五百六十多亩菜地，在山沟里搭起牛棚，建起羊圈，办起养猪场、养鸡场和果木场，成立各种加工和服务小组，还办起了十二个为矿山生产服务的小工厂。
到去年年底，他们共生产蔬菜六百八十二万多斤，稻谷二十九万多斤，红薯、杂粮一百一十二万斤，猪肉、塘鱼近十八万斤，并为矿山提供了大批生产用料，累计为国家创造财富二百多万元。
从1970年起，全矿实现了蔬菜基本自给，肉类等副食品部分自给。
几年来，石人嶂钨矿党委坚决抵制“四人帮”的干扰，带领广大职工家属，以大庆为榜样，坚定不移地走五·七道路，农副业越办越好。
1970年，师姑山坑口组织家属成立“远征垦荒队”，在离坑口十里外的山窝里安营扎寨，开荒种菜，建立了一个有六十多亩地的农场，蔬菜品种逐步从十种增加到三十多种。
梅子窝坑口的家属们，用扁担、土箕挑走三千多方选矿尾砂，劈掉半边山，填上一米多厚的泥土，把一个报废的尾砂坝改造成了蔬菜基地。
石人嶂钨矿党委在组织职工家属搞农副业生产的过程中，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大家的头脑，着眼于培养一支一心为公、亦工亦农、能文能武的队伍。
在斗争实践中，全矿逐步形成二百多人的家属理论骨干队伍，还出现了许多模范人物。
华侨工人家属聂照靓，经过几年的锻炼，成了下田能驾牛犁田、开拖拉机，下塘能拉网打鱼的多面手。
几年来，矿党委大张旗鼓地表扬家属中的先进事迹。
目前已有二十四名家属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三百多名家属被评为先进分子。

宁夏煤炭工业系统认真学习大庆经验
建成初具规模的新型矿区
创办四十七个五·七农场取得可喜成绩
据新华社银川电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指引下，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宁夏煤炭工业系统学习大庆经验，在附近贺兰山区，战胜种种困难，创办了四十七个“五·七”农场，取得可喜成绩。
去年，这些农场的职工家属，坚决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同低温、风沙、阴雨等严重自然灾害作顽强斗争，又一次夺得了农业丰收：
粮菜播种面积达到三万多亩，共收获粮食九百万斤，蔬菜八百四十万斤，分别比上年增产一成多和一倍。
其中，有些农场平均粮食亩产已超《纲要》、过“黄河”。
所在农场农业户职工家属的口粮，已实现基本自给；
所在农场职工的蔬菜也已做到半自给。
林牧副渔各业都有新发展。
各农场还为矿区提供了酱油、醋、豆腐、白酒等副食品和多种工副业产品。
煤炭工业系统办农场，为逐步解决职工和家属长期分居两地，改善职工生活等实际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目前，宁夏煤炭工业系统各农场共安置农业户职工家属三千九百多户，一万四千二百多人，使职工能安心地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
办农场，也便于妥善安置老弱病残和退休的职工。
各农场共安置这类职工一千七百六十多人，使他们既能得到厂矿的关怀和照顾，又可以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在新的战斗岗位上继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
随着农场生产的发展，职工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
在农场的各个中心居民点里，新盖起一排排整齐的职工宿舍，有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福利等一系列设施。
农场和厂矿之间，每天有几次公共汽车来往，幼儿可以送进托儿所，儿童可以就近入学。
目前，许多煤矿已初步建设成初具规模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

开好为人民服务的车
——记大庆运输中站司机沙德根
今年春节的清晨，大庆运输中站司机沙德根驾驶着载满乘客的交通车驶过采油三部时，看到那里还有不少人在等车。
他想：
交通车是为油田广大职工和家属服务的，今天是大年初一，乘车的同志一般都是上班的，或者是有重要事情。
他停稳车，立即走下驾驶台，招呼乘客上了车。
正要开车，来了两个女同志，一个是职工医院值班的大夫，一个是商店管理库房的，沙德根把她们都让进了驾驶室。
接着，又来了几个人，在乘客的协助下，也都挤上了车。
沙德根总是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方便送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他认为，多运送一个乘客，就可以使乘客少耽误几十分钟，为国家多作贡献。
共产党员沙德根是1960年从部队转业来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的。
自那时以来，他只在家过了两个春节。
他常说：
“开车要有方向盘，干革命离不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共产党宣言》，决心照着革命导师的教导办，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他和车队的同志们，近几年来坚持早出车，晚收车。
仅去年一年，他就多跑了二百四十七趟车，等于多干了八十三个劳动日。
他常带领乘务员们，利用休息时间，把车里车外擦洗得干干净净。
出车前后，都要反复检修车辆。
沙德根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船工家里。
在万恶的旧社会，一家七口人，先后被饥饿和病魔夺去了五口，最后只剩下他和哥哥两个人。
每当他想起旧社会的悲惨生活，想到今天作为油田的主人，国家的主人，驾驶着为人民服务的车，他就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他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又大大提高了一步，努力在八小时以外多作贡献。
他说：
车厢虽小，联系着千万群众，车厢装人虽有限，但为人民服务的天地无限广阔。
当一名司机，开交通车，虽然是平凡的工作，但它与油田的建设，与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紧紧相连。
王进喜说得好：
身有十分劲，不使九分九。
我们就是要用这种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开好为人民服务的车。
有一次，他为一个钻井队运水。
时值三九寒天，又刮着七八级大风，草原上的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四十度。
他从下午六点开始运水，到运第三趟时，车子油箱到滤浸器的油管冻住了，车子被迫停在远离井场三十公里的地方。
怎么办？
在这严寒能把铁管冻脆冻裂的大草原上，沙德根毅然决然伸出双手，冒着刺人的寒风，握住油管，用口往里面吹热气。
只几十秒钟工夫，他的手、脸和嘴唇，就被冻结在油管上，紧紧粘住了。
他用力一拉，就扯掉了一块皮。
他忍着疼痛，继续吹。
但是终因天气太冷，热气一出口就立刻变成水花，无法把油管吹融。
沙德根想，如果水送不上去，就要影响打井。
作为一个运水的司机，一定要把水运上去。
他跟同车的助手合计了一下，把一个装满汽油的小油罐，放在驾驶室的顶上，接上橡皮管，使汽油从上面流到滤浸器里。
沙德根让助手驾驶车子，他自己从驾驶室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用双手扶住驾驶室顶上的油罐前进。
顶着七八级象刀子般的寒风，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在这三十公里的行程中，沙德根表现出了多么坚强的革命毅力呵！
车子到达井场时，已经是深夜三点多钟，沙德根的脸已经冻得麻木发紫，十个手指也僵得不能动弹了。
大家端来冰雪，为他擦了一个多小时，才恢复过来了。
井场上的工人们流着眼泪说：
“你们送来的那里是水，完全是你们为社会主义沤出来的心血呵！”
由于长年的劳累，沙德根患了胃病。
但他从来没有因病缺过勤，脱过班。
1974年09月10日，沙德根一大早起来，看看跑车时间到了，忍着剧烈的胃痛，吃了点药，就来到车场。
他一手捂着胃，一手把着方向盘，就上了路。
在往返四十多公里的公路上，他跑了一趟又一趟，每前进一步，每一脚刹车，他都忍受着巨大的疼痛。
黄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往下流。
他用力加大油门往前奔，希望能尽快把乘客送到站。
但是，就在离终点站二百米的地方，他感到天旋地转。
在这危急时刻，他想到毛主席关于“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的伟大教导，想到车上阶级兄弟的生命安全，用尽全身力气，控制着自己。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无论如何不能出事故。
他紧紧把住方向盘，右脚猛力一踩，车猛然刹住了，他也昏倒在方向盘上。
经医院急诊，沙德根的胃已经穿孔。
医生们采取紧急手术，把他的胃切去了五分之四。
手术后，当他从昏迷中醒来，第1句话就问：
“大夫，我好了还能开车为人民服务吗？”
在场的人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大家说：
“真是铁人式的好司机呵！”
沙德根出院后，为了尽快适应司机在车上的生活，每天背着水壶，带上干粮，进行艰苦的锻炼。
在“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鼓舞下，在坚强的革命毅力支持下，沙德根驾驶着为人民服务的车，又奔驰在大庆油田宽阔的大道上。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组织家属发展农副业生产
龙烟铁矿一年初见成效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
河北省宣化钢铁公司龙烟铁矿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积极组织家属发展农副业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去年，这个矿的五·七农业大队开荒种地七百一十五亩，收获粮食四万多斤，蔬菜九十三万多斤，牛奶三万斤，水果一万斤，养猪一百四十多头，并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
在发展农副业生产过程中，他们首先碰到了缺少土地的困难。
矿党委分管农副业生产的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亲自带领群众，踏勘了周围二十多里的荒山野岭。
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他们采取两个办法解决土地问题。
一是发动群众，见缝插针，不论山上山下，沟里沟外，那怕地块只有一分两分、一厘二厘，也都充分利用起来。
这个矿的东二区家属农业队开垦的四十七亩五分土地，就有四百六十五块。
二是劈山填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有计划地造一些农田。
但是这样做，就得要投资，怎么办？
他们不要矿
上出钱，而是组织家属在从事农副业生产的同时，搞了一些为矿山生产建设服务的辅助性生产，如烧砖、拣矿、房建、机加工铸造等，采取以工养农的办法来解决资金问题。
目前，他们正用这笔资金筹建猪场、鸡场，并计划购置一些大型农业机械，进一步扩大农田基本建设，使农副业生产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龙烟铁矿自力更生发展农副业生产，一年时间已经初见成效。
有些单位的食堂蔬菜已基本自给，职工伙食开支有所降低；
多数职工家庭收入增加，生活普遍有所改善。
家属开办小型工厂，改变了过去全矿备品、材料等全靠外购的状况，有些产品已能自给。
同时，广大家属通过参加劳动，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就是真学大庆
哈尔滨铁路局党委组织职工家属学大庆建设新型路区的调查
编者按：
英明领袖华主席视察大庆时说：
“学大庆，要真学，不能假学，空喊。”
哈尔滨铁路局学大庆，把职工家属组织起来，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搞好铁路运输和工农业生产，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路区，收到很大的成效。
这就是真学。
各铁路局一般都具有建设大庆式新型路区的有利条件。
哈尔滨铁路局能做到，其他有条件的路局也应该做到。
煤炭、冶金、轻工、机械等系统，凡有条件的，也都应该积极努力做到。
这也是建设一个好的后方的问题。
希望各个系统、各个行业，也在这方面来一个竞赛。
哈尔滨铁路局党委排除“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从1970年以来，组织职工家属认真学习大庆经验，坚决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积极引导职工家属走五·七道路。
到目前为止，已办起五·七农副业生产队、五·七工厂、装卸队、建筑队等五百八十五个，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家属共三万六千多人，成为搞好铁路运输生产和后勤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挥了家属的作用。
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本着为铁路运输生产、为职工生活服务的原则，他们组织家属从事下列生产服务项目：
一、从事集体农副业生产。
把铁路沿线两旁种小块地的一家一户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办起了四百一十五个农副业生产队。
到1976年末，全局耕种土地达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四亩。
他们坚持“农业学大寨”，从1970年到1976年七年中，生产粮食八百九十五万多斤，蔬菜五千五百七十九万斤，向国家交售粮食一百二十七万斤。
据调查，全局百分之五十的小车站、中间工区的蔬菜已能自给；
另外百分之二十做到部分自给。
二、搞车站装卸。
过去沿线装卸多靠公社亦农亦工装卸队，占用农村大量劳动力。
为了不与农业争劳力，促进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开展，哈尔滨铁路局组织职工家属，一面搞农副业生产，一面搞装卸。
目前，已组织家属装卸队二百三十六个。
从1973年到1976年，装卸货物四千四百三十七万多吨，其中1976年装卸一千一百八十七万吨，占全局自装卸吨数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八。
三、办五·七工厂。
目前，全局办各种五·七工厂九十七个，产品达三百七十余种，其中属于机车车辆、通信信号、线路上用的各种配件二百五十多种，还就地取材生产砖、瓦、砂石、白灰、水泥等建筑材料，为解决铁路局急需的某些材料、配件，保证铁路运输生产，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四、建职工住宅。
全局共有专业五·七建筑队二十个。
1974年到1976年三年中，完成建筑面积十九万九千三百八十多平方米，基本保证了职工住宅的需要，受到广大职工的好评。
五、办为职工和旅客服务的小卖店、食品加工、站台售货、理发、服装加工、拆洗缝补、托儿所等生活服务项目，既方便群众，又为国家节省大量资金。
绥化分局材料厂的五·七被服厂，七十二个人，从1971年以来，坚持学习大庆缝补厂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修旧翻新，拆洗缝补，加工单棉皮衣、垫肩、手套、皮坎肩等劳动保护用品和生产用品，共为国家节约棉布五万二千多尺、棉花六千多斤，节约资金五万元。
组织铁路职工家属走五·七道路，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四条好处：
第1、有利于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为改善职工生活、改造小生产创造了条件。
过去沿线职工吃菜主要靠开荒种小块地。
家属组织起来搞农副业集体生产，既解决了职工吃菜问题，增产了粮食，又改造了小生产。
第2、有利于把消费者变为生产者，有利于家属的思想革命化。
职工家属从小家庭的圈子里解放出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职工一样，学政治，学文化，一起批资批修，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家属同职工一起，共同为国家创造财富。
1974年到1976年，家属生产总收入达七千七百二十万元，累计上缴税金五百多万元。
家属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也增加了职工家庭收入，仅1976年，家属工资收入共一千三百五十四万元，平均每人每年收入三百七十元。
这样，家属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也成了家庭的主人。
第3、有利于安置退休职工。
老职工退休以后，仍然可以利用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到五·七工厂、农副业生产队，去当“顾问”、“参谋”，继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第4、有利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
组织职工家属走五·七道路，充满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哈尔滨铁路局各级党委，把这项工作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排除“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定期检查，听取汇报。
局、分局都成立了五·七生产办公室，基层站、段都把五·七厂、队作为一个车间来管理。
同时，派出干部帮助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目前，在较大的五·七厂、队中，都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
全局一千零二十一名厂、队干部中，妇女占百分之七十五；
二百九十二名指导员中，妇女占百分之二十五。
　本报记者（附图片）
大庆石油化工总厂的职工家属，为保证战斗在第1线的工人们吃上新鲜蔬菜，排除各种困难，在暖窖里种菜。
　本报通讯员摄

刘华清会见并宴请法国客人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刘华清今晚会见并宴请了法国上普罗文斯天文台台长弗伦巴赫教授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弗伦巴赫教授和夫人是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在昨天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叶飞部长一行回到北京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交通部部长叶飞一行七人圆满地结束了对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华和交通部副部长曾生、陶琦等，到机场迎接。
瑞典驻华大使比耶尔克、芬兰驻华大使苏奥梅拉、挪威驻华大使安达和丹麦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史帆，也到机场迎接。

张香山会见并宴请日本“旧友会”第4次访华团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今天晚上会见并宴请了以笠时乘为团长的日本“旧友会”第4次访华团全体成员。
访华团是应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于01日到达北京的。

方济曦大使和夫人举行招待会
庆祝意大利共和国国庆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为庆祝意大利共和国国庆，意大利驻中国大使方济曦和夫人今天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教育部长刘西尧、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华、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孙晓风、邮电部副部长杨杰、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王笑一。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日本北海道经济联合会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以岩本常次会长为团长的日本北海道经济联合会代表团一行十四人，今天到达北京。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肖方洲和日本驻华使馆公使市川卫门等到机场迎接。
代表团是05月27日由上海入境的。
来京前，他们访问了上海、苏州、南京。

李一氓会见并宴请西德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今晚会见并宴请以中央书记汉斯·格哈特·施米勒尔为团长的西德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有关方面负责人朱达成、周尔流等。
代表团是今天上午到达北京的。

李强部长会见菲律宾客人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外贸部部长李强今天会见由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塞维里诺和菲律宾贸易部部长助理兼外贸局局长福纳西尔率领的参加中菲联合贸易委员会第1次会议的菲律宾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外贸部局长奚业胜等在座。

李锡铭会见并宴请西德客人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代理事长、水电部副部长李锡铭，昨天晚上会见并宴请了西德大电站技术协会代表团。
西德大电站技术协会代表团一行三人，是应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的邀请于05月30日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在京期间，他们参观了电站，并同我国技术人员进行了技术座谈。

杜亚尔特议长率佛得角政府代表团到京
谭震林副委员长举行宴会热烈欢迎
黄华外长同杜亚尔特团长会谈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由佛得角共和国全国人民议会议长兼外交部长阿比利奥·杜亚尔特率领的佛得角政府代表团，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贵宾的有外交部长黄华，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新宇，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锡昌等。
佛得角是位于非洲西海岸的大西洋岛国。
经过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长期斗争，于1975年07月05日正式宣布独立。
1976年04月中佛两国建交。
佛得角政府代表团是两国建交后前来我国访问的第1个政府代表团，他们带来了佛得角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战斗情谊。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佛得角共和国全国人民议会议长兼外交部长阿比利奥·杜亚尔特率领的佛得角政府代表团。
宴会前，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了佛得角贵宾，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在充满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谭震林副委员长和杜亚尔特团长先后祝酒。
谭震林副委员长在祝酒时说，佛得角政府和人民在佩雷拉总统的领导下，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清除殖民主义势力，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恢复和发展民族经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在国际事务中，佛得角政府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主张非洲团结，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
他在谈到非洲形势时指出，“两个超级大国正乘机插手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尤其是那个披着‘天然盟友’外衣的超级大国，到处招摇撞骗，在非洲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千方百计地想钻进美丽富饶而又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南部非洲，争夺势力范围和掠取战略资源。”
他说，“我们相信，决心掌握自己命运的伟大非洲人民，只要坚持团结，坚持斗争，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赢得民族解放斗争的全面胜利。”
谭震林副委员长满意地回顾了中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他说，在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佛得角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决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国和非洲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杜亚尔特团长在祝酒时指出，在佛得角宣布独立后，一个佛得角政府代表团对中国的第1次正式访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佛得角共和国的友好关系，建立两个主权国家的合作基础。
我们到这里也为了再一次表示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思想和业绩的深切敬意和诚挚的钦佩。
毛泽东创造性的思想和行动，他革命战士的榜样，过去是、今后也是全世界革命者，特别是第3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榜样和鼓舞的源泉。
杜亚尔特团长举杯祝愿佛得角和中国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不断加强。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外交部长黄华，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新宇，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外经部副部长程飞，农林部副部长肖鹏，商业部副部长安法乾，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锡昌，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同佛得角政府代表团团长、佛得角全国人民议会议长兼外交部长阿比利奥·杜亚尔特今天下午举行了会谈。
双方参加会谈的有：
佛得角政府代表团团员若热·卡洛斯·丰塞卡，若热·丹尼尔·斯彭塞·利马，劳尔·若热·巴博萨；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交部、外贸部、外经部有关司局的负责人何功楷、张耿和、吕学俭、傅顺和。
（附图片）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佛得角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佛得角政府代表团到京，外交部长黄华等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

武元甲大将率越南军事代表团到京
国防部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越南贵宾
陈锡联副总理和武元甲大将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由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率领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应邀前来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于今天中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首都机场今天悬挂着中国国旗和越南国旗，横幅标语上写着：
“热烈欢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代表团！”
“中越两国人民和军队的伟大友谊万岁！”
到机场迎接越南军事代表团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王尚荣，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海军副司令员梅嘉生、北京部队副司令员康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作珍，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严泠。
武元甲大将等越南贵宾走下飞机时，陈锡联副总理等同他们热烈握手问好，聚集在机场上的一千多名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向贵宾鼓掌，表示热烈欢迎。
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和夫人，代表团团员、大使馆武官黎草上校，以及在北京的越南留学生，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率领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代表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主持了今晚的宴会。
陈锡联副总理和武元甲大将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陈锡联副总理在讲话时代表叶剑英副主席，代表国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向越南军事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
他赞扬英雄的越南人民和军队，在自己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陈锡联副总理说，兄弟的越南军民在彻底打败美帝侵略之后，迅速完成了胡志明主席遗嘱中所预言的统一祖国的大业，并在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以及加强军队建设方面，不断地取得了新的成就。
我们预祝越南军民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陈锡联副总理在讲话中谈到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后，我国各条战线出现的大好形势。
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正在加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学习雷锋和“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在全军掀起热潮。
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军的各项工作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越来越好。
陈锡联副总理指出，我国形势一派大好的现实，彻底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期待我国会改变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幻想。
他说，中国人民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统率下，正在继续阔步前进，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陈锡联副总理在谈到由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精心培育的中越友谊时说，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向十分珍视这种友谊。
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将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革命外交路线，一如既往地为巩固和发展中越人民的战斗友谊作出自己的努力。
武元甲大将在讲话中说，我谨代表代表团全体成员对同志们给予我们的热烈和亲切的接待表示真诚的感谢。
今天下午，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对我们的亲切会见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请陈锡联副总理转达越南人民和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对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热烈的祝贺。
武元甲大将说，回顾充满着艰难困苦和严峻考验的革命历程，越是对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感到欢欣鼓舞，我们就更加珍视越中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
他指出这种友谊是胡主席和毛主席精心培育的。
他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的那种充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崇高美好形象。
武元甲大将赞扬中国人民和军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新成就。
他祝愿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更为辉煌的胜利。
武元甲大将在讲话中谈到了1975年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以后两年来，越南人民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最后，武元甲大将表示相信，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对中国的正式友好访问必将取得圆满的成功。
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王尚荣，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方面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张廷发、梅嘉生、康林、黄新廷、谭善和、孔从周、何光燕、黄作珍等。
（附图片）
武元甲大将率越南军事代表团到京。
陈锡联副总理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摄

葡共（马列）中央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以葡萄牙共产党（马列）总书记埃杜依诺·维拉尔为团长，葡共（马列）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若泽·桑托斯，葡共（马列）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娜·法丽亚为团员的葡萄牙共产党（马列）中央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05月31日和06月02日分别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唐恺、朱世纶、蒋光化等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我国期间，先后参观访问了大寨、延安、上海、无锡等地，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党委负责人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首都新闻界宴请尼日利亚新闻界朋友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首都新闻界今晚举行宴会，欢迎尼日利亚《新尼日利亚人报》总编辑阿米诺·阿卜杜拉希和卡杜纳电台常务编辑兼副台长詹姆士·奥杜。
在充满热情友好的气氛的宴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阿卜杜拉希先后祝酒，共祝中、尼两国人民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友谊不断发展。
出席宴会的有新华社副社长缪海棱、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顾文华和《人民日报》社秘书长郭渭等。
尼日利亚驻中国大使坦科·优素福应邀出席了宴会。
尼日利亚新闻界朋友是应首都新闻界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加拿大《锻炼》、美国《号角》和法国《人民斗争》发表评论
非洲人民团结战斗能够击败苏修侵略扩张
扎伊尔十多万妇女游行和集会欢庆抗击苏联雇佣军入侵的胜利
据新华社渥太华1977年05月30日电
最近一期的加拿大《锻炼》双周刊发表文章，欢呼“非洲人民和非洲国家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霸权的共同斗争中进一步加强了团结”。
文章说：
“非洲大陆是超级大国激烈争夺的目标”，“苏联企图控制非洲，以便把欧洲这个超级大国争夺的焦点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
文章说，“苏联的战略目标是清楚的。
它企图把非洲大陆一分为二：
控制重要的沿海地区，并且削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南部非洲的影响，最后，它希望由它来控制整个这个地区及其丰富的资源”。
文章指出，在南部非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钻进一些解放运动组织进行分裂活动，并且利用民族解放斗争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
“去年，它利用古巴雇佣军入侵安哥拉，最近又进攻扎伊尔，但是这次碰了壁”。
文章写道，非洲人民已经敢于起来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非洲的命运掌握在非洲人民手中。
文章号召对非洲人民的反霸斗争要给予广泛的支持。
文章最后说：
“超级大国滚出非洲！”
。
据新华社1977年06月01日讯
美国《号角》周刊最近一期发表一篇社论，呼吁美国劳动人民声援非洲的解放斗争。
社论指出，过去二十年来非洲解放的汹涌潮流已经改变了非洲大陆的面貌。
社论谴责南非和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殖民统治。
社论谴责美国和苏联加紧对非洲的干涉、颠覆和明目张胆的侵略。
社论指出：
“非洲的主流是走向自力更生、团结和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社论说，美国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贯支持非洲人民的英勇斗争。
据新华社巴黎1977年05月30日电
法国《人民斗争》月报在今年05月份出版的创刊号上刊登一篇文章，谴责苏联对扎伊尔的侵略，指出，苏联的失败和非洲人民在斗争中取得成功是一件好事。
这篇题为《扎伊尔：
不要俄国侵略！
》的文章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狡猾地利用它在南部非洲的走卒——加丹加和古巴雇佣军，公然对扎伊尔进行侵略”。
文章指出，苏联企图控制扎伊尔，“它想取代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人，以扩大它在非洲的势力范围。”
“因为扎伊尔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如果苏联最近通过它的仆从进行的侵略成功的话，苏联将利用扎伊尔在非洲大陆所处的战略地位推行它的霸权主义计划。”
文章最后说：
“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和石油之路，对统治欧洲具有战略地位。
苏联的失败和非洲人民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和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中取得成功，对世界人民，特别是欧洲人民，是一件好事。”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05月31日电
十万多扎伊尔妇女05月31日在金沙萨举行游行和集会，庆祝扎伊尔人民抗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雇佣军对沙巴省的军事入侵的胜利。
蒙博托总统和夫人出席了在“五·二○体育场”举行的妇女集会。
扎伊尔政治国务委员巴贝尼·阿苏马尼代表与会群众发表了讲话。
她向蒙博托总统和扎伊尔武装部队的英勇战士们致敬，并要求蒙博托总统向摩洛哥妇女转达她们的敬意，因为，摩洛哥妇女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送到扎伊尔，和扎伊尔的兄弟一起同苏—古雇佣军作战。
蒙博托总统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赞扬扎伊尔官兵同雇佣军作战的勇敢精神，并强调指出：
如果敌人试图重返扎伊尔，他们就会重新感到扎伊尔人民及其武装部队的打击力量和必胜决心。
他在谈到恢复国家经济时，再次号召扎伊尔人民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增加食品生产。
据大会宣读的一项动议说，金沙萨妇女为扎伊尔武装部队筹集了八十吨军粮。
（附图片）
扎伊尔军民在各国人民支持下，取得了反击苏联雇佣军入侵的胜利。
这是扎伊尔妇女上街游行欢庆胜利情景。

埃及援扎空军人员和医疗队完成任务后回国
新华社开罗1977年05月29日电
据埃及官方军事发言人05月29日宣布，约五十名埃及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在完成了帮助扎伊尔反击雇佣军入侵的任务后，已经全部回到埃及。
这批人员是在萨达特总统05月01日宣布埃及政府决定帮助扎伊尔空军同入侵者作战之后前往扎伊尔的。
新华社开罗1977年06月02日电
据开罗报纸06月02日报道，埃及官方军事发言人宣布，埃及医疗队在完成了帮助扎伊尔医治在反击雇佣军入侵战争中的伤员的任务之后，已经回到埃及。

安哥拉发生一次未遂政变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罗安达消息：
安哥拉当局05月30日宣称，05月27日在首都罗安达发生了一次未遂政变。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援引安哥拉当局负责人05月30日的讲话说，安哥拉执政机构的一些领导人已“卷入了”这次政变，他们组成了一个领导机构和作战指挥部，并吸收了一些省长。
他们还吸收了妇女和青年组织以及工会和武装部队的一些成员。
目前仅在罗安达就有数百人被捕。
各省被捕的人更多。
罗安达省省长已被撤职，马兰热省省长现在狱中。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这次政变行动是05月27日凌晨四时开始的。
安哥拉一部分武装部队袭击了安哥拉的总统府和陆军总部，并一度占领了电台。
他们打开了一座监狱，放出了数百人，其中有不久前被开除出安哥拉领导机构的前内政部长尼图·阿尔维斯和武装部队政委若泽·万杜内姆。
当天十二时许，安哥拉现政权重新控制了局势。
但参与这次政变的人有的隐蔽起来，有的挟持着现政权人员作为人质逃离了罗安达。
在这次政变中，财政部长明加什等十多名军政官员被杀，还有不少人失踪。

“小米加步枪”的精神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　纪川
二十多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次接见外宾时指出：
“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
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
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7页）毛主席的这一光辉论述，高度概括了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伟大真理，是革命人民战胜任何拥有现代化装备的侵略者的强大精神武器。
今天，它对于指导世界人民战胜苏美两个核霸王的讹诈，反对苏美的侵略扩张以及任何战争挑衅，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自从社会分为阶级和产生战争以来，历史上不断出现着这种现象：
一顶顶“王冠”被揭竿而起的起义军打翻在地，一支支武器精良的统治阶级的武装覆没在武器粗劣的人民武装脚下，洋枪洋炮的侵略者被土枪土炮弓箭大刀的民族军队所战败。
我国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靠小米加步枪，革命加拚命，征服雪山草地，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两百多年前的美国独立战争，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时侵略美国的英国军队拥有大量的“新武器”，而且有适合于这种新武器的达到“最高完善程度”的战术。
而美国起义军只有一些破旧的来福枪，根本不是一支正规的部队。
但是，最后，他们把英国侵略军赶出了美国。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古今中外的革命战争史，就是一部弱者不断地战胜强者、武器装备粗劣的革命者不断地战胜武器装备精良的侵略者的历史。
那么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原子弹后能不能改变这个客观规律呢？
不能！
根本不能！
毛主席早就指出：
“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
不能。”
国际形势的现实充分证明了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客观规律。
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埃及人民的反霸斗争，以及最近扎伊尔人民的抗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雇佣军的斗争，胜利者都是没有核武器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失败者恰恰是苏美两个核霸王。
在战争中，武器和人的关系是一对矛盾，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武器受人的支配，处于从属地位，属于矛盾的次要方面。
任何新式武器，都要靠人造出来，又要靠人去掌握，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人比武器、比原子弹有更大的威力。
“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
相反，有了人民的支持，有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人，没有武器可以有武器，武器差可以不断改善，并且能够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克服武器上的弱点，变被动为主动，变短处为长处，变不利为有利，变劣势为优势，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比如，抗日战争中，从武器上比，敌人的武器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我们。
但人与人比，我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又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而敌人是侵略者，它的士兵也并不愿意为反动的统治阶级卖命。
因此，我军能够充分发挥和依靠人的因素，完全克服了武器装备上的弱点，经过持久的人民战争，最后终于战胜了敌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在人与武器的关系这对矛盾中，能不能充分发挥人的因素，取决于战争的性质。
“飞机加原子弹”的侵略军，由于他们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他们手中无真理，周围无群众，只能乞求于一两件新式武器。
而“小米加步枪”、武器差的民族和人民的军队，他们为自身的解放，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战，因此深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就能最充分地发挥人的积极因素，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再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永远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当然，指出人的因素是决定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决不是否定武器的作用。
相反，在肯定人的作用的前提下，同时十分重视武器的作用。
有了革命化的人，又有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这样的军队，就如虎添翼。
在战争年代中，我军不仅强调了发挥人的因素，大打人民战争，同时，也十分注意不断改善和发展自己的武器装备。
如今，我们不仅也有飞机、坦克和原子弹，而且还要为建设现代化的国防而继续奋斗。
但是，即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要批判唯武器论，绝不迷信核武器，仍然坚决把人的因素放在第1位。
今后一旦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从外部入侵，我们还是依靠人民，大打人民战争。
“小米加步枪”的精神，永远是我们胜利的法宝。
当前，随着苏美两霸核竞赛的不断升级，世界上所谓“核武器决定战争胜负”、“核武器主宰世界”的论调甚嚣尘上。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叫喊什么：
“随着核武器的出现，武装斗争的结果主要就靠这种武器来取得。”
火箭核武器“给予整个战争的进程以决定性的影响”，等等。
不管苏修怎样炫耀核武器的威力，大搞核威胁和核讹诈，但是世界革命人民都是吓不倒的。
如果苏修利令智昏，胆敢发动战争，必将陷入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
到那时，战争怎么打，打出个什么结局，就由不得一两个核霸王了，将要由世界人民来决定。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
“他们不搞战争，还可以在地球上多存在一些时候。
他们发动战争越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越早。”
这是历史证明了的真理，今后也决不会例外。

英国《革命》和瑞士《10月》高度评价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毛主席根据中国实际吸取苏联教训捍卫了马列主义
新华社1977年06月02日讯
英国共产主义联盟（马列）全国委员会出版的理论刊物《革命》和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机关刊物《10月》发表文章，高度评价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
最近一期的《革命》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毛泽东主席《论十大关系》这篇著作的发表“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篇著作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它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方面是一个极好的范例”。
文章说，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了一项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这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对所有共产党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英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应该把这一方针应用到在英国建立一个革命的共产党的这项中心任务当中去”。
文章还指出：
“这篇著作发表在1976年12月，正在开展反对‘四人帮’的斗争的时刻。
它同‘四人帮’所推行的片面的、宗派主义的、反无产阶级的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文章接着写道：
毛主席的这篇著作“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强有力的武器”，也“是如何全面研究问题的一个范例”。
文章最后说：
“英国共产党人应当运用《论十大关系》这篇著作所运用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无产阶级武器，本着‘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统一起来，并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之中。”
《10月》在05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
“《论十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著作。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汲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总结了中国的经验，阐明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础的基本思想。”
文章说：
“深入学习《论十大关系》，是学习辩证唯物论和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具体实际的重要原则的最好的学校。”
毛泽东分析的十大关系，都是根据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原理来阐明的：
“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当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这样巨大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就不能借口所谓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只依靠有限的力量，而不去利用对正义事业的一切积极因素。

莫桑比克武装部队反击罗得西亚入侵
非统组织发表声明谴责史密斯政权的严重挑衅
新华社马普托1977年05月30日电
据莫桑比克通讯社05月30日晚报道，莫桑比克武装部队05月28日在太特省粉碎了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一次入侵，并且击落敌机三架。
05月28日凌晨，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军队在飞机的支援下，入侵太特市西南一百二十公里的希奥科村。
敌机野蛮地使用凝固汽油弹轰炸村民。
莫桑比克武装部队英勇反击入侵军队，击落敌机三架，其中包括一架直升飞机，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入侵。
另据报道，05月29日上午，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使用重型大炮和喷气轰炸机，对莫桑比克加扎省的希夸拉夸拉和希坦加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袭击。
莫桑比克国防部发言人指出，这是史密斯政权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袭击。
到当天下午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
新华社达喀尔1977年06月01日电
塞内加尔《太阳报》06月01日发表文章，谴责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袭击莫桑比克。
文章指出：
“不管索尔兹伯里的目的是什么，这次袭击是对莫桑比克领土的严重侵犯，也是对整个非洲的攻击。”
文章说，“整个（非洲）大陆受到侵犯。
应当作出反应。
越快越好。”
新华社马普托1977年06月02日电
据莫桑比克《新闻报》06月02日报道，在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军队05月29日入侵并占领莫桑比克加扎省马派地区后，莫桑比克武装部队已发起反攻，几天来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敌人在入侵行动中使用了重炮和轰炸机，杀害平民，破坏铁路、车站和学校。
莫桑比克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就这一入侵事件对莫桑比克通讯社发表谈话指出，史密斯政权的目的是要把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国际化”。
据报道，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06月01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史密斯政权的严重挑衅，要求史密斯入侵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莫桑比克。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977年06月02日电
非洲统一组织02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发表声明，谴责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对莫桑比克的武装入侵。
声明说，既然史密斯非法政权已向莫桑比克开战，那么唯一恰当的回答就是加紧津巴布韦的武装斗争并把战争一直推进到这个政权的大门那里去。
声明回顾了1976年07月在毛里求斯的路易港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13届首脑会议的一项决议。
这项决议说，种族主义政权对前线国家的任何袭击都将被认为是对整个独立非洲的一种袭击；
在发生这种袭击时，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以击败对一个独立的成员国的侵略。

依靠自己力量　坚持团结合作　发展民族经济
西亚地区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议在科威特举行
新华社科威特1977年05月30日电西亚地区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议05月24日至29日在科威特举行。
由科威特政府主持的这次会议，是为明年03月份在阿根廷举行的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议作准备的。
科威特计划大臣马哈茂德·优素福·阿达萨尼在开幕会议上发表讲话。
他说：
“科威特认为，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技术合作，可以加强和发展这些国家的潜力和能力，因此，它赞同并支持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技术合作的主张。”
科威特代表团团长也在开幕会议上发表讲话。
他指出，由于某些发展中国家为满足其技术和工艺发展的需要而求助于发达国家时遇到了问题和困难，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技术合作已成为紧迫而必要的事了。
他强调说：
“为了保证在工业化发展中依靠自己，有必要进行合作。”
在闭幕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最后报告。
报告建议应当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以便为在联合发展项目和计划方面进行有效的合作建立坚实的基础。
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它们的研究能力，在经济方面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国家技术情报的交流；
以及培养在这些方面有专长的人员。
目的在于推动实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原则和实现自力更生。

围绕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一场尖锐斗争
第3世界国家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并同第2世界国家共同努力，争取打破超级大国对“南北对话”设置的重重阻障
据新华社巴黎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又称“南北对话”）于05月30日在巴黎举行。
这次会议能够召开，是由于第3世界国家加强团结，为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而进行斗争的结果；
也是由于法国等第2世界国家愿意同第3世界国家进行对话，愿意接受第3世界国家提出的某些合理要求和主张的结果。
“国际经济合作会议”是经历过一番曲折和斗争的。
1973年冬，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强烈地冲击了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从政治上给超级大国以沉重打击。
1974年04月，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第3世界国家团结一致，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74年10月，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创议召开一次“研究同国际经济关系的很多方面联系在一起的能源问题”的国际会议，经过酝酿和协商，于1975年04月07日在巴黎举行了这样一个会议的筹备会。
参加筹备会的有第3世界的七个国家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美国和日本。
会上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处心积虑地要在石油问题上做文章，企图把会议开成一次“能源问题讨论会”，而不触及与第3世界国家利益攸关的原料、发展、财政等重大问题。
第3世界国家代表坚决主张能源问题只能作为总的原料问题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坚持会议必须对能源问题、所有原料问题和发展问题给予同样的注意。
这次筹备会由于美国代表始终不放弃集中讨论能源问题的立场，致使会议达不成协议，无结果而散。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法国曾为挽救会议失败作出了努力，但没有成功。
美国的顽固态度不仅受到第3世界国家的谴责，也引起法国的不满。
这次会议失败后，东道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进行斡旋，决定于1975年10月13日到16日在巴黎举行一次新的筹备会议。
在第3世界国家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和第2世界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新的筹备会议达成了一些协议：
决定于1975年12月16日在巴黎举行部长一级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并且同意由二十七个国家或集团代表参加这一会议，其中八个为工业国家或集团，十九个为发展中国家。
筹备会还建议部长级会议成立能源、原料、发展和财政四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十名发展中国家和五名工业国家代表组成，委员会主席由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家的代表轮流担任。
但是，由于美国的阻挠，这次筹备会议未能就四个委员会的职权问题达成协议。
1975年12月中旬，在巴黎召开了部长级会议。
会上，第3世界国家代表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关于破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当主张和要求，希望工业国家本着对话的精神在这方面作出积极的努力。
一些第2世界国家的代表也在会上表达了它们同第3世界国家发展“对话”的愿望。
由于各方的努力，这次部长级会议同意成立能源、原料、发展和财政问题四个委员会，责成四个委员会于1976年02月11日开始工作。
由于会议对四个委员会的指导方针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决定由这次部长级会议的两位主席会同每个委员会的两主席另行开会解决。
“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四个委员会于1976年02月11日在巴黎开始工作后，曾举行多次工作会议，讨论了原料、农业、粮食、贸易、财政、债务等问题。
人们注意到，在接触到实质性问题的时候，在破旧立新的关键性问题上，美国总是顽固地维护它的超级大国的利益，设置障碍，同第3世界对抗，一些第2世界的国家也恋恋不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裹足不前。
而第3世界国家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则始终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并开展积极的对话。
由于美国等工业化国家制造重重困难和障碍，四个委员会在1976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南北对话”实际上再次陷入僵局。
今年以来，出席会议的第3世界国家代表为着打破僵局，作出了积极努力。
他们于02月在巴黎举行会议，希望不迟于05月底再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
03月，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首脑在罗马开会，确定了九国对“南北对话”的立场。
他们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基本上同意应该达成稳定商品价格的协议，同时也应该建立一笔共同基金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稳定收入的措施。
经过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一度中断的“南北对话”在今年04月份恢复，能源、原料、发展和财政问题四个委员会在04月下旬开会，为在05月底举行部长级会议奠定基础。
两年多来的实践表明：
打破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第3世界国家深入开展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当前的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超级大国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不得人心的。
两年多来，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越来越孤立，就是证明。
另一方面，法国、加拿大等第2世界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为防止另一个超级大国利用西方经济困难从中渔利，表示愿意接受第3世界提出的某些要求，感到有必要同第3世界进行对话。
因此，对话虽然时断时续，尚未中途夭折。
但是在这次部长级会议中，能不能取得积极成果，正如今年02月参加会议的十九个发展中国家发表的公报所说的，这还取决于工业国家“显示出它们的政治意志”。

岩村三千夫先生追悼会在东京举行
新华社东京1977年05月30日电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副理事长、中国研究所常务理事岩村三千夫追悼会，05月30日下午在东京举行。
“岩村三千夫治丧委员会”委员长、日中友协（正统）中央总部会长黑田寿男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宫川寅雄等致悼词。
黑田在悼词中赞扬了岩村先生一贯为发展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作出的贡献。
黑田说，岩村先生坚决主张早日缔结写明反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为此作了积极的努力。
有五百多人出席了追悼会。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肖向前、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吴普文等出席了追悼会。
追悼会上宣读了日本各界人士以及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国际旅行社、中国医学会、《人民中国》杂志社以及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天津歌舞团团长孙福田的唁电。
岩村三千夫先生1977年05月16日因病在东京逝世。

布尔诺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中国馆受到观众欢迎
据新华社布拉格电 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布尔诺第8届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中国馆受到热烈欢迎。
每天，数以万计的观众走进中国馆，观赏展出的轻工业品、纺织品和工艺美术品，以及介绍中国经济建设的图片。
一组反映农业学大寨的图片，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农业工作者的注目，他们钦佩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干劲。
曾经到过中国的一些捷克斯洛伐克朋友，追忆捷中人民的友谊，拿着珍藏的中国纪念品前来参观，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有位观众说：
“我衷心地为中国的强大而高兴。”
一位观众伸出大拇指称赞地说：
“毛泽东！”
一位老工人说：
“你们的展览很好，希望多举办这样的展览，它可以使我们的下一代也了解中国。”

我建筑学会代表团结束对英国访问
新华社伦敦1977年06月01日电
由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袁镜身为团长的中国建筑学会代表团一行七人在结束了对英国为期三周的友好访问后于06月01日离开伦敦。
代表团在英国逗留期间，曾访问了伦敦、爱丁堡、伯明翰、利兹、考文垂、诺思安普敦和牛津等地，参观了一些科学研究所、大学和工厂。
代表团还同英国朋友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讨论。
代表团是应英国混凝土学会的邀请于05月11日到达英国的。

我驻几内亚比绍大使招待卡布拉尔夫人和佩雷拉夫人
新华社比绍1977年05月31日电
中国驻几内亚比绍大使贾怀济和艾玉梅同志，05月30日晚举行招待会，祝贺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夫人卢塞特·卡布拉尔和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全国人民议会副议长卡尔门·佩雷拉夫人最近访华取得成功。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共祝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并进行了热烈友好的交谈。
卡布拉尔夫人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友好接待表示感谢。

日本中国研究所在东京举行报告会
介绍我国西藏自治区情况
新华社东京1977年06月02日电
日本中国研究所为纪念该所创立三十周年，06月01日晚在东京举行介绍中国西藏自治区情况报告会，受到了六百多名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今年04月份曾访问过中国西藏自治区的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常任理事秋冈家荣和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在会上作报告，并放映了他们拍摄的幻灯片。
平山郁夫说，今天的西藏是朝气蓬勃的。
我们所到之处都看到了翻身农奴的一幅幅明朗的表情。
秋冈家荣说，这种明朗的气氛在中国粉碎了“四人帮”的破坏之后更为突出。
这令人感到高兴。
平山郁夫还说，中国人民精心保护西藏的重要文物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中国研究所事务局长土原信夫在报告会结束时说，通过了解西藏的过去和今天，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
我们衷心希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继续加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而努力。

第3世界国家代表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会议上
谴责超级大国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
我代表严正驳斥苏联代表的反华言论
新华社内罗毕1977年05月26日电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第5届会议05月09日至25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
与会的第3世界国家代表指出，超级大国、帝国主义的对内压迫剥削和对外侵略、掠夺是污染和破坏环境的根源，只有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才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前提。
中国代表对苏联代表在会上的反华言论进行了严正的驳斥和揭露。
第5届会议审议了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任托尔巴提出的联合国关于环境规划署的工作和环境状况等各项报告和行动纲领，并讨论了环境和发展问题、沙漠化问题及其他与环境有关的问题。
一些第3世界国家代表在发言中介绍了在国家发展中解决环境保护的经验。
扎伊尔代表在发言中说：
当我们正在谈论环境的时候，一个大国为了在扎伊尔领土上制造不安全，正在源源不断地向它的雇佣军提供地雷、火箭和其他现代化武器。
他们的火箭胡乱地射向城市、乡村、工厂和农庄。
所有这一切，给扎伊尔的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这位扎伊尔代表指出，这个超级大国除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颠覆和战争外，别的什么也没有。
牙买加代表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促进实施第6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观察员在讲话中揭露和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犯下的使那里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环境遭受严重损失的罪行。
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驻肯尼亚大使王越毅在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指出：
“目前，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长期对内压迫剥削、对外侵略掠夺，不仅污染、破坏了本国的环境，而且损害了别国的环境。
很清楚，环境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国际政治、经济密切相关，它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说：
“破除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控制、压迫和掠夺，这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的首要任务，也是保护和改善本国环境的必要条件。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第3世界国家在发展自己民族经济的过程中，为人民和子孙后代着想，进行全面规划，采取积极妥善的措施，才能有效地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
在大会讨论“发展与环境”关系时，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曲格平介绍了我国环境保护的经验。
苏联代表在大会上喋喋不休地散布“裁军”、“缓和”是维护环境的必要条件等滥调，并假惺惺地提出一项所谓“禁止把减轻环境污染技术用于军事和其他敌对行动的准则”草案要求大会进行讨论。
当会议对苏联炮制的这个“准则草案”进行辩论时，一些国家代表持保留态度。
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个所谓“草案”是“首先由一个超级大国为了达到掩饰它的扩军备战、它的侵略行径以及它的称霸世界的野心而炮制的。
这是一个超级大国制造假裁军和假缓和的骗局。”
当会议24日讨论《第5届环境理事会工作报告书》时，苏联代表又一次跳出来反对报告书中记载中国代表讲话中批驳苏联代表关于假裁军、假缓和言论的一些段落，并诬蔑中国在“热衷于挑起另一次世界大战”。
中国代表立即站起来发言予以批驳，他指出：
“只要你们进行假裁军和假缓和的欺骗宣传，中国就有责任揭露和驳斥你们，使你们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伪善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然后中国代表引证无可辩驳的事实，进一步揭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鼓吹的假裁军、假缓和而实际上是在进行扩军备战的丑恶嘴脸，以及它对中国倒打一耙的卑鄙伎俩。
他说：
“中国在国外没有一个兵也没有一个军事基地，而你们却有数十万军队驻扎在国外。
仅在几个东欧国家就驻扎着六十多万人。
你们在国外还夺取和建立了许多公开的和隐藏的军事基地。
你们的海军正在世界各大洋上显示武力，执行老沙皇的炮舰政策。
苏联每天都在叫嚷裁军，然而它不仅没有减少一兵一枪，相反，却竭尽全力发展它的战略核力量和常规武器。
你们的武装力量已急增到四百多万人，你们的军事预算在世界上是最大的。
你们正在进行侵略和扩张，干涉它国的内部事务，大肆进行颠覆活动，加剧全世界的紧张局势。
苏联是当今世界上新的战争最危险的根源”。
中国代表还指出，“虽然苏联自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天然盟友’，但事实却证明它是第3世界国家最危险的敌人。”
他说：
“苏联以它的侵略和扩张，使得非洲人民开了眼界，并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使他们看清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扩张主义者和侵略者的真面目。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货真价实的世界第1号反面教员。”
中国代表回击苏联的挑衅使苏联代表处于尴尬的境地。

越南举行统一后首次地方人民议会选举
新华社河内电
05月15日，越南全国举行统一后的首次各级地方人民议会选举，选出省（市）、县（区）和乡一级的人民议会代表。
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黎笋、孙德胜、长征、范雄、武元甲、阮维桢、黎清毅、陈国环、黎文良、阮文灵、武志公、朱辉珉等分别在河内市各投票站投了票。

越南军事代表团离河内前来我国访问
新华社河内1977年06月02日电
由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率领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代表团，06月02日上午乘专机离开河内，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
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朱辉珉上将，党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黄文泰上将，部长、总理府办公厅主任潘美，党中央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陈琼，党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阮文镜，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以及其他越南党政军机关的负责人。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晋和大使馆副武官刘焕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