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领导下
毛主席纪念堂建筑工程胜利完成
从华主席去年11月24日亲自奠基培土至今年05月24日，建设纪念堂的英雄们多快好省地完成这一伟大建筑工程，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奇迹，激励着亿万人民为加快建设我们伟大祖国奋勇向前。
半年来，有七十多万各族人民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心情参加义务劳动。
广大建设者决心为全部建成毛主席纪念堂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1977年05月25日讯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堂的建筑工程，已于05月24日多快好省地胜利完成，创造了我国建筑史上一个奇迹。
从华主席去年11月24日亲自奠基培土至今，只半年时间，这座凝聚着亿万人民心愿的毛主席纪念堂，已巍峨地屹立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上。
纪念堂四周庭院，苍松翠柏，鲜花盛开；
古老的正阳门修饰一新，天安门广场显得更加气势磅礴。
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英雄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这样伟大的工程，是向全国人民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
以几个数字为例：
他们挖运的土方量相当于人民大会堂工程的两倍多；
完成的钢筋混凝土量相当于一般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三十多万平方米的总和；
安装的花岗石、大理石等石料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工程建设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寒冬季节施工的。
他们在边设计，边拆迁，边准备，边施工的情况下，使工程质量达到了罕见的高水平。
纪念堂工程建设者们是亿万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他们有能力，有志气。
他们那股冲天的革命干劲和拚命精神，正在激励着全国工农商学兵，乘长风破万里浪，为加快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奋勇向前。
六个月来，成万名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把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对华主席的无限热爱，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化作一股巨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倾注到每一项工程中。
他们以英雄的大庆人为榜样，斗风雪，战严寒，昼夜奋战，用自己的一颗红心两只手，战胜了重重困难，迎来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工地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赛思想、赛速度、赛质量、赛节约、赛风格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在各种类型的竞赛和红旗台上，一片火红，每天都有振奋人心的战果，每天都有先进标兵涌现。
在工地办的“工程通讯”报和许多壁报、黑板报上，大量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登载在“喜报献给华主席”的专栏上，报喜和祝捷的人群敲锣打鼓，络绎不绝。
这激励人心的动人场面，这万马奔腾的跃进气氛，推动着工程建设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
英雄的建设者们自豪地说：
“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对得起华主席、党中央，对得起全国人民，都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
高速、优质地完成纪念堂的建筑工程，显示了现场指挥部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关于精心组织、精心指挥的指示，工作方法很有创造性。
开工以来，他们始终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揭批“四人帮”，掀起声势浩大的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大张旗鼓地表扬先进，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
在建设过程中，他们以华主席奠基的这个日子作为巨大动力，发动群众连续三次攀登高峰。
收尾竣工阶段，需要完成的大小工程项目总共达近千项。
若按常规施工，最快也要半年时间。
指挥部党委事先做了周密的调查和细致的准备工作，反复算了几笔帐，制订出一个大跃进的计划：
决心在05月24日，即华主席奠基半周年的时候完成各项收尾工程。
他们把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作为奋斗目标，向群众宣布，发动大家充分讨论，找差距，订措施，下决心，见行动，又在工地召开了几万人的誓师大会，提出了激励人心的战斗口号。
广大群众发挥了冲天的干劲，以气壮山河之势投入了这最后的战斗，结果按质按量按时地用六个月时间胜利完成了这一伟大工程的整个建筑工程。
英雄的建设者们在施工过程中，从头到尾体现了毛主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思想，工地上不断组织大会战和小战役。
在会战过程中，从总指挥部到各分指挥部都设立了前线指挥所，实行领导干部昼夜带班顶岗，深入第1线，做到情况明，指挥灵，及时解决问题，确保各个战役顺利进行。
工地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发扬了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拚命精神。
他们和群众一起大干苦干，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
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
亿万人民用各种办法为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贡献力量。
他们把最珍贵的材料、最好的设备，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
每个人都把自己作出的最微小的贡献，引为无尚的光荣。
为了保证纪念堂施工所需要的材料和设备，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专门组成班子，具体负责抓供应工作，沿线运输一路大开绿灯，畅通无阻。
半年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北京市、驻京部队和来自全国各地共达七十多万各族人民，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心情，代表八亿人民的心愿，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的义务劳动。
目前，这支基本建设战线上的钢铁队伍，绝大多数已经撤离现场，正在开展总结经验和表彰先进的活动，即将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纪念堂建筑工程完成以后，仍将继续进行毛主席座像雕塑、水晶棺安装、特种工艺装饰和设备综合调试等项工作。
建设者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团结战斗，乘胜前进，为全部建成毛主席纪念堂作出更大贡献。
（附图片）
05月24日，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的建设大军在纪念堂前向指挥部报喜。
新华社记者摄

张春桥为什么要在所有制问题上大做文章
王惠德
1974年底，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发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张春桥写了一篇文章，自称要帮助读者“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
毛主席的指示有一段是这样：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
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张春桥抓住毛主席这段指示的最后一句，大讲我国的所有制问题。
讲什么？
是讲旧中国的各种私有制怎样改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吗？
不是。
张春桥的意图非常露骨。
他大讲所有制问题，是妄图把毛主席的科学论断推翻。
用他们的“帮话”来讲，就是“对着干”。
毛主席说，同解放前相比，我国的“所有制变更了”。
张春桥在文章中公然说，不，我国“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张春桥举了那么几个“理由”。
第1，他说，我国在工业、农业、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
在工业中，个体手工业在人数上还占百分之零点八；
在农业中，还有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在商业中，个体商贩还占百分之零点二，还有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我们且不去管在社会科学上用两个百分之零点几能不能证明什么问题，我们看一看张春桥提出的家庭副业（包括自留地经营）。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里，明确肯定“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
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它们的助手。”
毛主席和党的这个规定，已经过时、已经失效了吗？
张春桥把它扯出来，作为“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论据，是什么意思？
想在这个问题上“搞点什么名堂”吗？
再看张春桥提出的第2个论据。
他说，“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现在还不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种，一种是全民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
因为还有集体所有制，所以不能说我国所有制的问题完全解决了。
这更是文不对题。
张春桥写这篇文章，自称是帮助读者“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那么，在所有制方面，毛主席提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
毛主席把新中国同旧中国作比较，把公有制同私有制作比较，肯定新中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了，旧中国的各种私有制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不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吗？
毛主席的指示并没有提到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没有提出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问题。
张春桥大叫“必须看到”两种所有制的并存，并因此还搞出一个什么“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这是在帮助读者“加深”对毛主席关于所有制变更了这个科学论断的理解吗？
说它是蓄意攻击毛主席的科学论断，不是更符合事情的本来面目吗？
不过，上面的这两点还不是张春桥的主攻方向。
他自己也知道，光凭这两点还达不到全盘否定毛主席的科学论断的目的。
于是，他又提出一个“我们还必须看到”。
看到什么呢？
毛主席明确肯定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了，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攻击道：
谈所有制问题，要“清醒”，“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是“不对的”。
什么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所有制问题呢？
张春桥说，“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这样，张春桥又打出一发炮弹：
要谈论所有制的变更，首先必须分析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
好罢。
我们就来看领导权问题。
张春桥说的“领导权”，是什么范围的领导权？
是基层企业的领导权，还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张春桥在这里没有明确交代。
他引用了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在这次讲话中指出：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
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看样子，张春桥似乎以为已经从毛主席的这段指示中捞到什么东西了。
他写文章的那一阵子，几乎是逢讲话必引用。
可是，他为了达到反革命的目的，竟连起码的事实也不顾。
毛主席这一段指示讲的是什么时候的情况呢？
毛主席明明白白讲，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
那个时候，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不少工厂办企业的方针不端正，那里的领导人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
有些领导班子里面还混进了坏人。
毛主席根据这个情况指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
张春桥拿着毛主席这段指示来证明他写文章的时候，即1975年，我国“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的领导权还是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并因此断定这些单位的所有制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不是存心歪曲毛主席的指示吗？
张春桥到处引用毛主席这段指示，当时就有同志提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厂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的只是一小部分了，现在讲这个问题需要把范围限制一下。
张春桥说，不行，现在还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见，在张春桥之流的眼里，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改变我国工厂领导权的状况竟然丝毫不起作用，1975年的状况同文化大革命以前相比，竟然毫无变化。
张春桥在这里明目张胆地把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抹得干干净净。
不过张春桥是不是以肯定我国1975年还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为满足呢？
是不是就此止步了呢？
不是。
他的真实意图，是要用这一条被他曲解的毛主席指示来打开一个缺口，以便进一步提出问题。
他真正想说的领导权问题的范围，要比这“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大得多。
且看他怎样进一步提出问题。
他引述了一个一般的命题：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紧接着他从所有制引申出国家政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的问题。
他说，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
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可算得是“大规模”吧。
原来，张春桥那么热衷于证明“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是要指明：
形成这种状况的前提，是国家政权，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早已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他举出了两个实例。
一个是，“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
一个是，“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
那么，1975年的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究竟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
我们的政权究竟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
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到敌我性质的重大是非问题，张春桥在白纸黑字的文章中不作明确回答。
他只讲了一大堆苏修的故事，然后笔锋一转，说，“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中国同苏修有什么类似的情况？
张春桥说，刘少奇、林彪就是这样干的。
“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
“他们”干丑事。
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
“某些人最近”使用一种策略……。
不对了。
这是讲刘少奇、林彪吗？
张春桥一路数落下来，究竟在攻击谁？
除了刘少奇、林彪，究竟“最近”还有谁同苏修叛徒集团“类似”，“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这是一个极端严肃、非常重大的原则问题。
1975年的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究竟在哪一个阶级手里，我们的政权究竟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同苏修“类似”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对于这个问题，必须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容有丝毫含混。
张春桥以为在文字上耍点花枪，暗度陈仓，就可以混淆是非，颠倒敌我，达到恶毒诬蔑和诋毁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我们国家政权性质的目的，这是决不允许的。
张春桥在文章中引经据典、故弄玄虚，无非是想使他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诬蔑、诋毁带上一点所谓的“理论”色彩，使人看起来似乎有点什么“根据”。
他在实际行动中提出的口号就要比这直截了当得多。
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叫嚣“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还提出“现在的国家机器要彻底砸烂，另起炉灶”。
他甚至把文化大革命以前参加工作的广大革命干部叫做什么“旧人员”、“留用人员”，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同蒋介石反动政权完全等同起来。
经过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张春桥一伙对我们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的诬蔑和诋毁不仅没有收敛一些，反而更加猖狂。
他们叫嚣什么“中央和国务院有一批官僚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首先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
他们恶意歪曲毛主席的指示，叫嚣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党内资产阶级”，“军内资产阶级”。
他们甚至公开叫嚣现在中国是“豺狼当道”，是“党内资产阶级掌权”，“现在全国上下左右形成了一个走资派网，把持着社会主义经济，成了走资派所有制”，叫嚣要“把左派组织起来，打倒右派”，要进行什么“第2次革命”。
从他们这些恶毒的诬蔑、攻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春桥大讲所有制，疯狂攻击毛主席关于我国所有制问题的科学论断，目的在于以此作为跳板，便于进一步诬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蜕化成为资产阶级专政，诬指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已经落在资产阶级手里。
他们叫嚣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不为走资派卖命”，“不为他人做嫁衣裳”，甚至“不怕罢工，不怕停产，不怕社会秩序乱”，“破坏一个工厂，搞乱一个企业，就是给走资派脖子上增加一条绞索”，等等，这哪里是在批什么“唯生产力论”，这哪里是在争论要不要进行生产！
他们是公开用一切能够采取的手段来破坏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提出这些反革命的行动口号，是在同我们党和国家政权进行殊死的阶级斗争。
把无产阶级的党和无产阶级的国家视为“他人”，这正表明了张春桥一伙同无产阶级专政为敌的反革命真面目。
毛主席在1974年底发出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严格地划了三条界线。
第1，“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是说，虽然我国实行商品制度，按劳分配，会带来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注意，需要我们警惕；
但是，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问题。
我们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根本界线不能混淆。
第2，“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这就是说，我们社会的基础已经从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私有制改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我们社会的基础是公有制，不是私有制。
第3，“林彪一类如上台”，这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们要严重注意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要落在林彪一类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手里，不要以为经过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太平无事了。
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林彪一类如上台，就会把它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是有根本的原则的区别的。
张春桥在他的文章中，攻击我国的所有制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诋毁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蓄意抹杀毛主席划定的上述三条原则界线，抹杀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区别，抹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原则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区别。
这是蓄意歪曲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是公然贩卖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谬论。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非常明确地指出：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
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
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张春桥文章所宣扬的，就是这种资本主义路线的典型。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保证我们国家永不变色的传家宝，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针，决不允许“四人帮”这伙反革命分子对它进行玷污和践踏。
英明领袖华主席严正指出，“四人帮”“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张春桥以假乱真，妄图以反革命的“张春桥思想”来取代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当然逃不脱彻底破产、完全覆灭的下场。

“四人帮”残酷迫害　陈德辉坚持斗争
英雄的红卫兵小将十年前狠批江青
永安县一中批判组
1967年07月，江青用心险恶地提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
张春桥和王洪文一伙，马上按这个反动口号在上海成立了所谓“文攻武卫指挥部”。
不久“文攻武卫”流毒全国，严重干扰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对“四人帮”这一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全国人民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
福建永安一中红卫兵小将陈德辉，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怀着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从1967年09月到1967年底，先后给上海、北京一些报社写信，严厉驳斥“文攻武卫”这个反动口号，揭露江青一伙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行径。
陈德辉开始给上海一个报社写信，指出“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相对抗的，是严重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规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口号，要求作解答。
可是当时“四人帮”控制的那个报纸却回信说，“文攻武卫是革命战斗的口号”。
陈德辉十分气愤。
他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联系福建永安地区一些人在“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影响下，挑起两派群众严重对立，革命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事实，分析江青用“文攻武卫”这个反动口号唆使群众武斗的险恶用心，认定江青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又给北京两个报社去信，提出责问。
可是信件如石沉海底。
他于是毅然决然地连续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直截了当地责问当时身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文攻武卫”这个反动口号。
陈德辉在1967年09月23日的信中说：
“江青，你在07月下旬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时提出极端反动的‘文攻武卫’，……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
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动思潮，希望你在报纸上公开承认错误，要高姿态，决不能打肿脸孔来充胖子。”
“我怀疑你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你应该收回你的错误谬论。
否则，前途是可悲的”。
陈德辉在1967年09月26日的信中进一步揭发江青，他写道：
“你在07月下旬接见河南代表时提出‘文攻武卫’，……希望你在《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你对‘文攻武卫’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是否有理，否则，我们将认为你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司令。”
“现在只要谁一对中央文革里一个负责人讲话有所疑问，就说是炮打中央文革，现行反革命。
毛主席说得对：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我认为你是一个值得我怀疑的人。……我认为你不见得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在投寄这些信件的时候，陈德辉在信封上写明自己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门牌号码。
他深知当时直接对着江青开炮，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但在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他觉得自己对党对毛主席赤胆忠心，自己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
信寄出之后，他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心里非常扎实、坦然，坚信自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没有错。
“四人帮”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对红卫兵小将陈德辉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
他们把陈德辉的信件诬蔑为“反革命信件”，转回到永安县公安部门，责令把陈德辉当“现行反革命”打击。
1968年05月13日，陈德辉遭到逮捕判刑（1973年07月09日释放）。
陈德辉在服刑期间，仍然坚信被“四人帮”混淆的是非总有一天会澄清，相信党和毛主席会为他洗净被“四人帮”涂上的污泥，获得政治上的解放。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喜洋洋。
陈德辉也已恢复了政治名誉。
在这万众欢腾大喜的日子里，陈德辉激动地说：
华主席英明果断，一举粉碎“四人帮”，驱逐乌云，我重见太阳，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可靠的接班人。
我们有了华主席这样英明的领袖，这是最大的幸福。
我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

挥舞“反真人真事”大棒的罪恶用心
沈阳部队政治部话剧团的同志指出，“反真人真事论”是“四人帮”对抗毛主席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打出的又一面黑旗，是扼杀革命文艺的又一根大棒。
塑造典型形象是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从马克思到毛主席从未说过文艺作品不能写真人真事。
话剧《雷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看过和肯定的作品，但“四人帮”说这个剧“写了真人真事”，硬是不准演出。
他们挥舞“反真人真事”这根大棒，肆意扼杀那些歌颂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文艺作品，说明他们极端仇视工农兵英雄人物和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现实，暴露了他们妄想把无产阶级的文艺变成给他们歌功颂德的工具的狼子野心。
真人真事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北京部队政治部文工团的老战士们介绍了这样一个事例：
在解放战争的一次战斗前，我们为部队演出了话剧《刘胡兰》，使干部战士受到很大教育和激励。
战斗打响后，他们高喊着“为刘胡兰报仇，冲啊！”
勇猛地冲上敌阵。
这说明无产阶级的有巨大榜样作用的真人真事不仅需要写，而且一定要写好。
“四人帮”只许他们炮制那些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的反党大毒草，不许我们写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这是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对无产阶级文艺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又一罪证。
（据新华社）

江流关不住　众水尽朝东
——揭发批判“四人帮”扼杀马恩列斯
军事著作出版的罪行军事科学院理论组
经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被“四人帮”禁锢达三年之久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语录》即将出版，在军内发行。
它们的胜利出版，生动地体现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军学习马列军事理论的深切关怀，也宣告了“四人帮”扼杀马列军事著作出版阴谋的彻底破产。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历来重视我党我军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重视我军对马列军事理论的学习。
他谆谆教导我们，要“注意研究军事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
1938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军委设立了翻译出版马列军事著作的编译处。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热情鼓励编译处多翻译一些马列军事著作。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我军克服重重困难，出版了许多马列军事著作，对提高我军马列主义军事水平、加强部队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用粗糙的土纸和各色有光纸单面印刷的重要军事著作，特别是经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认真阅读过、划满了圈圈点点的珍本，今天成了教育和激励我军指战员努力学习马列军事理论的宝贵教材。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适应全军学习马列主义的新形势，为了反修防修斗争的需要，我军于一九五九至1963年，先后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著作选读》等，供全军高级干部学习。
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又多次强调学习马列，并发出了“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号召。
我军广大指战员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愤怒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广大指战员迫切要求选编马列军事著作，作为指导军队建设、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武器和训练干部的基本教材。
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经军委批准，军事科学院于1972年06月开始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语录》（以下简称《军事文选》《军事语录》）。
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怀着对革命导师的无限热爱，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
军内外许多单位热情地帮助我们研究编辑方案，复制材料，认真地提出意见，校正译文。
战士出版社接到《军事文选》和《军事语录》的样本后，作为急件安排，动员印刷厂广大职工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最高的政治责任心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许多军区曾多次催问，支持我们加紧工作，尽快编印出版，发到部队。
这些事实生动地反映了广大指战员学习马列军事著作的急切心情。
出版《军事文选》和《军事语录》的工作得到了叶剑英副主席的亲切关怀。
1973年04月30日，我院向军委呈送了关于出版《军事文选》和《军事语录》的请示报告，并附了样本。
四天后，即05月04日，叶副主席就作了批示，责成总参、总政提出意见。
两总部于07月30日向叶副主席报告了修改意见。
三天后，08月02日，叶副主席指示：
“军科再研究报批”。
我们立即根据两总部的意见作了修改，于09月13日向军委报告了修改方案。
两天后，即09月15日，叶副主席及时地把报告批转给了当时窃踞军委要职的王洪文、张春桥和把持宣传出版大权的姚文元。
请注意，在这以前，工作一直进展得很顺利。
上自叶副主席、各总部，下到选编、协作单位，为了《军事文选》和《军事语录》的早日出版，真是做到了齐心协力，只争朝夕。
可是，到了“四人帮”手里，他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挠出版。
王洪文收下样本，不置可否。
张春桥批了一句：
“样本留下阅”。
姚文元批：
“留一本，待阅”。
我们满以为他们要认真地阅读研究一番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但却盼不到一点消息。
1974年06月26日，也就是叶副主席把报告批转给他们九个多月以后，我院领导同志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向王洪文、张春桥当面问起《军事文选》和《军事语录》的审批情况，试图催促一下，以求快批。
但张春桥冷冰冰地说：
“样本未看”。
王洪文满不在乎地说：
“有这么回事，但报告现在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好家伙，一个没有看，一个把报告弄丢了！
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张春桥尽管未看样本，却能发表议论。
他阴阳怪气地说，《军事语录》是“只抽马克思许多话中的一句，给人的印象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少”。
说得多么动听啊！
难道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张春桥连一点起码的常识也不懂！
语录反映基本观点，一般来说都比较简短。
革命导师的语录都是一些言简意赅、极为精辟的至理名言，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呢？
革命导师的军事理论浩如瀚海，《军事语录》从中精选了适当数量的有代表性的基本观点，这是语录的特点，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呢？
他张口“只抽……一句话”，闭口“论述很少”，难道是希望把马克思的论述选得长一些、多一些吗？
不是的。
《军事文选》中马克思的论述不是比较长、比较多吗，为什么张春桥也不让出版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的论述不是更长、更多吗，为什么张春桥认为这是“吓唬人”的，“都看，不可能，也不需要”呢？
真是短也不行，长也不行，少也不是，多也不是。
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反正不让出版就是了。
三十年代的狄克张曾经用“模模胡胡的摇头”来抹杀进步的文学作品，鲁迅一针见血地痛斥这种鬼蜮伎俩说：
“这种模模胡胡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①。
七十年代的狗头军师张一心扼杀马列军事著作的出版，但更不便于列举“十大罪状”，因此只好又一次模模胡胡地摇起头来了。
为了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争取尽快把《军事文选》和《军事语录》发到部队，我们又于1974年10月05日第3次上报军委，请求批准出版。
只隔五天，10月10日，叶副主席即专为此事写了一封信，历述了这两本书的审批过程，指出：
“现军事科学院请示早批，总参业务部门也提出过此类意见。
我考虑，一是定个时间议一下；
二是传批一下。
争取早日发到部队，以便更好地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叶副主席的信强调了“早批”、“早日发到部队”，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这一次，张春桥连“留下阅”这样的空头支票也懒得开了，他批了一句：
“我还没有时间看这两本书”。
曾经假惺惺地表示“待阅”的姚文元也将秃笔一摇，批了“不看了”三个字。
既然是不看，那么不消说，也就是“不议”、“不传”、“不批”。
他们就是这样穷凶极恶地扼杀这两本书的出版。
不过，这一次他们总算说出了一个“理由”，即“没有时间”，也就是“忙”吧。
他们忙什么呢？
他们忙于大搞阴谋诡计，忙于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忙于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革命的领导干部，忙于“放火烧荒”整军队，忙于破坏工农业生产，一句话，忙于把全党、全军、全国搞乱，以便乱中夺权。
加上游山逛景，玩狗逗猴，打猎钓鱼，请客打牌，还要没昼没夜地欣赏黄色电影，真是够他们忙的了！
让我们来看看，1974年06月份，当张春桥说“样本未看”的时候，他们正在策划以批孔为幌子抓“现在的儒”，阴谋对敬爱的周总理下毒手呢！
10月份，当张春桥说“没有时间看”的时候，他们的确是更忙了。
四届人大快要召开了，他们就要“组阁”、抢班夺权了，这才是他们需要全力以赴、玩命而上的“头等大事”呢！
再说，当年他们曾经和林彪沆瀣一气，合伙忙过一阵子，林彪见鬼去了以后，他们完全继承了林彪的衣钵，在篡党夺权、反军乱军方面忙得更欢了。
在他们看来，批林的武器，那是很可怕的。
打在林彪身上，疼到了他们的心里。
批林一深入，这个武器也会打到他们头上的。
因此，他们是决不能让马列军事著作出版的。
就这样，又拖了整整一年。
在这段时间里，部队仍然不断地反映急需马列军事著作，印刷厂的工人同志看到作为急件精心排出来的马列军事著作的铅版在工厂一压三年，实在想不通：
《军事文选》和《军事语录》不都是革命导师的原著吗？
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还不批准出版呢？
1975年10月31日，我院第4次向军委打报告，要求尽早批准印发部队。
12月11日，三总部召开联席会议，作了讨论，认为这两本书部队很需要，又都是从经典原著中选编和摘录的，不难审查，建议军委常委听一次军事科学院的汇报，作些指示，然后授权军事科学院负责把关出版。
12月15日，叶副主席作了批示，要王洪文、姚文元考虑这个问题。
这两个家伙理屈词穷，只能答非所问地胡搅蛮缠。
王洪文一口咬定：
“来不及看”。
姚文元老调重弹：
“我最近也没有时间看”。
他们就这样又一次用“没有时间”为借口，把它否定了。
这一帮资产阶级老爷对马列军事著作出版工作的破坏是多么猖狂，手段是多么卑劣啊！
他们始则拖延，继则刁难，再则耍赖，恨不得把马列军事著作一刀砍掉。
他们出尔反尔，一会儿说：
“留下阅”，一会儿又说：
“不看了”！
他们老说“没有时间”，一直等了三年，还是“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看也罢，听个汇报总可以吧——不，他们不听！
授权选编单位把关出版呢——也不行！
他们就是这样地和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列著作的指示捣乱。
他们把革命导师的军事著作无理扣压了三年多，一直扣压到他们垮台。
他们真是飞扬跋扈、横行霸道到了极点！
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四人帮”如此疯狂地破坏马列军事著作的出版呢？
鲁迅的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他说：
“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②鲁迅讲得多么的好啊！
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是革命的科学，全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了这门科学，“四人帮”反军乱军的鬼蜮伎俩就更加无从施展了。
试问，把人民解放军搞得“越瘫痪越好”，——这是什么问题？
学一学马克思的教导：
“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③，“四人帮”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狰狞鬼脸不就暴露无遗了吗！
搞乱经济，破坏生产，瘫痪运输，攻击加强国防工业是“唯武器论”，——这是什么用意？
看一看恩格斯的教导：
“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④。
再看一看列宁和斯大林联名写的《中央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草案》中的教导：
“铁路运输是战争中极重要的物质因素，它不仅对完成各次战役而且对红军的武器、被服、粮食的供给都有头等意义”⑤，“四人帮”破坏我军战斗力的物质基础，妄图使我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处于装备不足、供应不继、被动挨打地位的险恶用心，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给军事训练扣上“环数第1”、“单纯军事观点”、“飞得越多，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远”等帽子，用大刀舞来代替刺杀训练，——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听一听恩格斯的教导：
“部队应当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教育”⑥，“任何军队没有军事知识就无法作战”⑦。
“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⑧，“四人帮”破坏我军的战备训练、削弱我军战斗力的狐狸尾巴不就要被揪住了吗！
攻击军队贯彻条令是“挥舞纪律大棒”，煽动干部战士同领导“对着干”，“造军委的反”，咒骂遵守革命纪律的广大指战员是“奴隶主义”、“小绵羊”，——这是什么行为？
列宁说得明明白白：
“我们需要有无产阶级铁军的整齐步伐”⑨，“军队中必须有最严格的纪律。”
⑩这不是对肆意破坏军队纪律、妄图搞乱军队的“四人帮”的当头一棒吗！
革命导师的教导就象一把把刺向“四人帮”的利剑，句句触到痛处，字字打中要害！
难怪“四人帮”说，他们对马列著作“不是特别有兴趣”，“一看书就头疼”。
可不是吗，一想到马列军事著作使指战员“道理明白”、“思路清楚”，使“四人帮”鬼混不成、原形毕露的时候，他们的脑袋就疼得厉害，他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
便禁不住油然而生了。
印刷工人们说得好：
反革命怕真理，因而就要千方百计地封锁和扼杀真理。
从国民党查禁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到“四人帮”破坏马列著作的出版，都是干的一样的反革命勾当。
“四人帮”对马恩列斯军事著作的出版极尽了疯狂阻挠和肆意破坏之能事，可是，对那些为篡党夺权服务的黑书黑文黑材料，他们却关心备至，急如星火，要求突击编写，尽快出版，还要印刷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开动”，大量印发。
对于他们称之为“批判三株大毒草”的三本小册子，他们更是急不可待，勒令三天出书，十天赶印了近六千万册。
当张春桥听到他所赏识的某某人在出书三天之后还没有看到这些黑书时，便立即亲自追查。
请看，一个是要求三天出书，三天见书；
一个是扣压三年，不准出版。
一急一慢，一爱一憎，“四人帮”究竟是什么货色，不是清清楚楚了吗！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老机会主义头子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曾罪恶地隐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机会主义的大量书信以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等书的手稿，不予出版。
过去，陈独秀不准党中央的机关报刊发表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光辉著作。
现在，“四人帮”效法他们的老祖宗，疯狂破坏马列军事著作的出版。
然而，真理是封锁不住的，这些新老修正主义者的阴谋都可耻地破产了，他们一个个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江流关不住，众水尽朝东”？
。
全军广大指战员学习马列主义的群众运动，犹如奔腾向前的滚滚洪流，是不可阻挡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军事理论，过去是，现在是，今后永远是加强我军建设、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防的强大思想武器，它的万丈光芒将永远照耀我军的革命征程，永远指引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
注：
①《鲁迅全集》第6卷第519页
②《鲁迅全集》第2卷第1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
⑤《列宁全集》第29卷第36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9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5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03页
⑨《列宁选集》第3卷第529页
⑩《列宁全集》第29卷第220页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
？
引自陈毅同志1959年写的诗《咏三峡》
（新华社）

卡岑施泰因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阿根廷共和国国庆
新华社1977年05月25日讯为庆祝阿根廷共和国国庆，阿根廷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卡岑施泰因今天中午举行招待会。
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交通部副部长曾生，国家体委负责人李青川，北京市革委会副秘书长张铁夫，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各国驻华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深揭猛批“四人帮”理直气壮学大寨
达县地区夏熟作物大幅度增产
新华社成都1977年05月24日电
四川省达县地区八百万人民深揭猛批“四人帮”，战天斗地学大寨，夺得今年夏熟粮、油作物大幅度增产。
全地区十二个县（市）以小麦为主的夏粮作物总产量比去年增长两成半，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油菜籽也获得大幅度增产。
达县地区位于川北大巴山脉以南。
去冬今春以来，全地区人民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深入贯彻执行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高潮。
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三搞一篡”、“三反一砍”的反革命罪行。
广大干部和社员越批对“四人帮”越恨，越批学大寨的干劲越高昂。
去年冬天，这里小麦和油菜籽等夏熟作物播种以后，突然受到寒潮侵袭，狂风卷着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在大风雪面前，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怕苦，不怕累，一方面坚持奋战在改土造田、拦河筑坝、修库挖塘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一方面加强夏熟作物的田间管理。
今年春天，大巴山区又遇到严重干旱，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又取得了抗旱保苗的胜利。
南江、通江两个县人民在县委带领下，发扬大寨大队“天大旱，人大干”、“千里百担一亩苗”的革命精神，男女老少齐上阵，堵溪截流，挑水浇苗。
在特大春旱的情况下，这两个县仍然获得了夏粮增长三成以上的大丰收。
地委和各县县委，积极推广先进生产经验，狠抓关键性的增产措施，是达县地区今年夏粮大幅度增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巴中县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近几年来，县委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定不移地带领广大干部和社员走大寨道路，针对大巴山区经常发生春旱、伏旱、秋涝的自然特点，摸索出一套因地制宜的抗灾经验，连续三年战胜灾害，全县粮食产量连续三年跨《纲要》。
过去，一提推广巴中县的先进经验，就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达县地委理直气壮地大力推广巴中县的先进经验，大抓增产措施的落实，使全地区今年夏粮获得了大幅度增产。
今年以来，巴中县委把地委对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变成大干快上的动力，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一步找差距，挖潜力，对关键性的增产措施抓早、抓紧。
今年，全县夏粮又比去年增长近两成，油菜籽增长了两成半。
在夺取夏季丰收中，达县地区各行各业都积极支援农业。
这个地区去冬需要从外地调进一百多万斤早熟高产小麦良种，运输、商业部门知道以后，立即动员，组织力量，把种子、化肥、农药等物资及时运到社队。
农机部门除抓紧农机生产外，还抽出人力，热情为社队检修农用机具。
地、县（市）各机关、厂矿、学校、当地驻军和城镇居民，春节前后多次送肥下乡，使全地区用于夏熟作物的各种肥料比去年同期增长六十多亿斤。

王震副总理会见日本地震学家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05月25日讯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以日本东北大学教授铃木次郎为团长、日本九州产业大学校长表俊一郎为副团长的日本地震学家代表团，同日本科学家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王震副总理在谈话中说，中日两国都处于地震带，经常受到地震的威胁。
中日两国地震工作者应该互相学习，用辛勤的劳动，在地震学方面对人类作出有益的贡献。
铃木次郎团长感谢王震副总理会见他们。
他说，加强地震学研究，尽早解决地震预报问题，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因此，我们希望两国的地震工作者今后加强联系，相互交流经验，促进地震学的发展。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团员有藤田和夫、乘富一雄、田中丰、胁田宏、尾池和夫、福富纪子、大园睦郎。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郁文，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以及顾功叙、朱永行会见时在座。
（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会见日本地震学家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陈毅诗词选集》出版
选集收入从1929年到1966年间的诗词共一百五十篇，三百余首。
这些诗词表达了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和热爱，对反动派、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的憎恶和鄙视。
新华社1977年05月25日讯
《陈毅诗词选集》最近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将在全国各地陆续发行。
陈毅同志是中国人民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诗人。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陈毅同志战斗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
但是，林彪反党集团和王张江姚“四人帮”却在陈毅同志生前疯狂迫害他，在他逝世以后继续诽谤他，其中包括诋毁陈毅同志的诗词，阻挠陈毅同志遗作的发表。
早在1973年底，张茜同志就在病势垂危中编成了《陈毅诗词选集》，但就是无法出版。
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全党粉碎了“四人帮”，《陈毅诗词选集》才得以出版。
《陈毅诗词选集》收入了陈毅同志从1929年到1966年间的诗词共一百五十篇，三百余首。
这些诗词表达了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和热爱，对反动派、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的憎恶和鄙视，诗意真挚感人，语言朴素清新。
选集前有陈毅同志的两帧遗像和两首诗词的手迹——《冬夜杂咏》之一：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赣南游击词》之一：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选集前后有张茜同志的序言和两首题后诗，选集编成题后诗（一）写道：
“同病堪悲惟自勉，理君遗作见生平。
持枪跃马经殊死，秉笔勤书记战程。
波漾流溪冬月影，风回碣石夏潮声。
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编成慰我情。”
《陈毅诗词选集》分大小两种开本，大开本中有一部分是精装本。
除陈毅同志的诗词自注外，编者还为一些诗词作了简要的注释。

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举行招待会庆祝非洲解放日
徐向前副委员长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1977年05月25日讯
非洲国家驻中国使节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非洲解放日。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充满热烈友好的气氛。
塞内加尔驻中国大使阿里·迪乌姆代表非洲国家驻中国使节在招待会上首先讲话。
他回顾了非洲各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非洲解放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之后，强调说：
对非洲统一组织进行非难的那些顽固不化的批评家们，每年都预言我们的组织要分裂，要灭亡。
但是，我们各国都有一种政治决心，要进行援助，取长补短，捍卫现有的一切，并尽力使曾经具有典范性的一些共同体结构免遭瓦解。
非洲人民已经意识到，在孤立的国家越来越没有希望生存下去的这样一个日益艰难的世界上，他们有必要团结起来。
总之，非洲统一组织不仅适应于长期的政治需要，而且还适应于超越我们当前种种分歧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现实。
阿里·迪乌姆大使说，非洲统一组织对实现解放整个大陆所做的彻底保证是明确的，从来没有成为问题。
目前，非洲的敌人已经意识到，团结是我们武器库中最强大的武器。
在这时期，我们有必要重申：
非洲统一组织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
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在这两个地区多数人政府的基础上实现独立；
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并铲除种族歧视。
大使说，我们非洲大陆是世界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非洲在独立和自由战线上进行的斗争，如果不和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联系在一起，那就失去意义。
这就是我们同第3世界团结的基础。
这就是我们参与不结盟国家运动的道理。
这说明，为什么我们支持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民族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为什么我们谴责犹太复国主义，为什么我们要求以色列从所有被它占据的领土上滚出去。
这说明，为什么我们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台湾。
这说明，为什么我们积极支持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斗争。
黄华外长在讲话中说，十四年来，非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伟大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在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大国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和坚持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非洲国家和人民已成为第3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他说，当前，非洲形势大好。
已独立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增进非洲团结、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斗争中，继续乘胜前进。
尚未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日益高涨。
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武装斗争正在深入发展，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群众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
他们的斗争得到了非洲和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
然而，沃斯特和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绝不甘心失败，他们还在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与此同时，两个超级大国出于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也极力乘机插手，不久前外国雇佣军对扎伊尔的入侵，就是一个超级大国一手策划、反对非洲主权国家和人民的新罪行。
尽管这次入侵已被击败，它却再次证明，非洲人民面临着前门驱狼，后门防虎的严峻现实，斗争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前进道路并不平坦。
但是，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只要继续加强团结、提高警惕、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挫败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计划，战胜沃斯特和史密斯反动政权，赢得整个非洲大陆的彻底解放。
黄华外长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遵循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
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经部副部长石林，农林部副部长肖鹏，水电部副部长张季农，新华通讯社副社长缪海棱，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沈图，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磊，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
其他国家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黄华外长会见阿富汗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7年05月25日讯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上午会见阿富汗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穆罕默德·雅辛·阿齐姆，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
阿齐姆大使是23日到达北京的。

终生难忘的纪念
——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巡礼之四
从英明领袖华主席为毛主席纪念堂奠基培土的那一天起，全国亿万人民便都在关注着纪念堂工程的建设。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信件，象雪片一样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指挥部。
人们含着热泪，用最美好的语言，缅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以最恳切的心情，要求亲自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
在沸腾的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上，成千上万参加义务劳动的群众，川流不息，一批一批地昼夜交替。
他们当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商学兵，也有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为早日建成毛主席纪念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们把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对华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化为巨大的力量，倾注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颂的动人事迹。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老木工刘平祥，今年六十七岁。
领导上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在幼儿园守夜看门。
去年11月25日，刘平祥从广播里听到华主席亲自为毛主席纪念堂奠基培土的消息，高兴得流下热泪。
有一天他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指挥部，请求参加义务劳动。
接待人员见他这么大年纪，再三劝他回去。
刘平祥回到家里，心里很不平静。
他又一次想起了解放前的悲惨遭遇，想起了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更加激起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
第2天，他又一次来到纪念堂工程指挥部，含着眼泪对接待人员说：
“我父亲为地主扛活累死了，我三岁就死了妈，哥哥给地主放牛摔死，妹妹被饿死，自己逃荒要饭。
是毛主席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
没有毛主席，那有我的今天？
毛主席逝世后，我一连哭了几天。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倒了‘四人帮’，为毛主席盖纪念堂，我怎么能袖手旁观？”
接待人员听了这一番话，无不深受感动。
经过研究，安排他在纪念堂外面干木工活。
就从那一天起，刘平祥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床，赶到工地劳动。
晚上，他回到幼儿园，坚持自己的守夜看门工作。
同志们见他这样劳累，多次劝他休息。
刘平祥回答说：
“毛主席他老人家为咱们穷苦人操了一辈子心，咱要为盖好毛主席纪念堂出最大的力。”
半年来，他风雪无阻，早来晚归，为兴建毛主席纪念堂献出了一颗赤诚的心。
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上，象刘平祥这样感人的事迹，真是说不尽，道不完。
从祖国的黑龙江畔到南海诸岛，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很多工农兵群众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争着为兴建毛主席纪念堂作贡献。
七十四岁的退休工人王敬思，听说自己原来的所在单位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参加纪念堂建设，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从自己家里挑选了一块准备盖新房的青砖，又从生产队找来一块瓦，背上瓦工工具，带着干粮，从天津武清县坐车来到北京。
他拉着接待人员的手说：
“毛主席是咱们穷苦人的大救星，盖好毛主席纪念堂，是八亿人民的期望。
1959年我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有施工经验。
今天，我要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再次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盛意难却，接待人员满足了他的心愿。
王敬思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一连干了三天。
春节过后，他又一次专程来到北京，冒着风雪严寒，奋战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上。
今年03月，北京市房山县南尚乐公社下滩大队，为毛主席纪念堂精心挑选了四十五棵红果树。
05月08日上午，公社党委选派十名贫下中农，代表全公社几万名干部、群众，来到纪念堂工地栽红果树。
为了表达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感情，保证每棵红果树成长茂盛，他们细心地把肥和土搅拌均匀，把小石头一个一个捡出来。
红果树栽好后，十位贫下中农仰望着雄伟庄严的毛主席纪念堂，个个激动万分，有人当场作诗，热情赞颂：
“今日劳动很幸福，栽下棵棵红果树；
毛主席恩情永不忘，红色果实映千秋。”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为自己能够亲自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的义务劳动，感到非常光荣和幸福。
在这潮水般的劳动大军中，有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战士，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年青一代，有来自全国的学大庆、学大寨的各路英雄，有戴红领巾的红小兵。
要满足这样多的人的愿望，使大家能够为毛主席纪念堂的兴建流一把汗，对工地指挥部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不少同志只能准许去劳动十分钟、半个小时。
就是这样，大家也感到是终生难忘的纪念。
驻守在隆化地区的铁道兵某部技师胡耀民，患结肠癌出院路过北京，一下火车就直奔毛主席纪念堂工地。
他对接待人员再三恳求说：
“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让我为兴建毛主席纪念堂出把力吧！”
接待人员陪他到工地劳动了十分钟，他激动地说：
“这十分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使我永生难忘。
我今后要继续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活着一分钟，就要奋战六十秒。”
吉林延边卧龙钢铁厂党委副书记、朝鲜族女青年许金莲，去年12月到冶金部汇报工作。
临行前，全厂干部、职工一再叮嘱她，到北京后要代表大家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挖锹土，搬块砖。
许金莲来到纪念堂工地劳动了二十分钟。
她兴奋地说：
“时间虽短，情深意长，为的是表达我们边疆各族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爱戴。”
还有许多同志，虽然不能亲临工地参加劳动，可是只要能为兴建毛主席纪念堂出一把力，同样感到自豪和骄傲。
石家庄水利机修厂共青团员郑苏英，听到毛主席纪念堂开工的消息，特意换休一天专程来京参加义务劳动。
当她知道工地当天不能安排时，主动提出只要能为纪念堂建设出把力，干什么都行。
她见接待人员工作忙，就帮助打水、扫地；
她看到电工安装电话，就爬上窗户帮助拉线。
她忙了一整天，傍晚高高兴兴地坐火车回到自己的工厂上夜班去了。
今年03月下旬，北京林学院附小一百多名红小兵，看到工人叔叔和阿姨们为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忙着搬运木材，立即提出：
咱们也要贡献一份小小的力量。
可是，他们小的只有七岁，大的也才十二岁，干些什么呢？
红小兵们一合计，决定利用课余时间，年龄大的担负钉垒板劳动，年龄小的开展一壶水活动。
每天下午，正当叔叔阿姨们累得满头大汗的时候，红小兵们一个个提着水壶，把一碗碗凉开水送到叔叔阿姨们面前。
在他们的带动下，附近的矿业学院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清河二十中的学生们，都争先恐后地来到木板场，帮助做一些最细小的事情。
千千万万的革命群众，把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工地的劳动，化作继续革命的强大动力。
北京重型电机厂党委书记孙济民，接到第2天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劳动的通知后，激动得当晚不能入睡。
他想起自己从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想起了瞻仰毛主席遗容的那天，宣誓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永远前进的情景，思绪万千，激情满怀。
第2天他很早就起了床，来到纪念堂工地。
他虽然五十七岁了，身体还有多种疾病，在劳动中却和青年们比着干，一百多斤重的大木箱两人抬起就走。
他心中想到毛主席，越干劲越大。
劳动结束后，孙济民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望着毛主席纪念堂，默默地表示：
我要永远记住这最难忘的一天，用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劳动的这双手，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红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听从华主席指挥，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位教员，在毛主席纪念堂开工不久，就几次冒着凛冽的寒风，到工程指挥部要求参加义务劳动。
今年03月，他同北大师生员工一起，参加了工地的劳动，亲眼看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为了能早日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忘我战斗的动人情景。
他觉得，虽然在工地只劳动了一天，受到的教育却是很深的。
晚上，他挥笔写下了自己的决心：
“刻苦学习争上游，俯首甘为孺子牛，结合工农求改造，继续革命迈大步。”
半年来，来自首都和全国各地共有七十多万各族革命人民，怀着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无限崇敬的心情，代表全国八亿人民的心愿，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伟大工程的义务劳动。
他们和纪念堂工程的英雄建设者们汇合在一起，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奇迹般地建设着雄伟庄严的毛主席纪念堂。
他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终生难忘的时刻，决心要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用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劳动过的双手，高高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谱写出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北京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的广大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是一建工人和干部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
《北京日报》 记者摄
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上，处处摆开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战场。
这是六建工人和干部在现场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北京日报》记者摄
“工地铁人”王学礼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后回到纪念堂工地，立即组织工人、干部认真学习华主席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掀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新高潮。
　新华社记者摄
来自首都和全国各地的义务劳动者，每天成千上万地涌上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为表达他们的共同心愿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华社记者摄
参加毛主席纪念堂施工的工程兵部队某部指战员，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大干苦干加巧干，高速、优质地完成了每一项施工任务。
这是指战员们在冒雨施工。
　新华社记者摄
参加毛主席纪念堂设计工作的八个省、市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听从华主席指挥，团结协作，精心工作，胜利完成这一伟大历史性工程的设计任务。
　《北京日报》记者摄
台湾省籍的同胞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心情，在毛主席纪念堂参加义务劳动。
《北京日报》记者摄

终生难忘的纪念
——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巡礼之四
从英明领袖华主席为毛主席纪念堂奠基培土的那一天起，全国亿万人民便都在关注着纪念堂工程的建设。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信件，象雪片一样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指挥部。
人们含着热泪，用最美好的语言，缅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以最恳切的心情，要求亲自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
在沸腾的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上，成千上万参加义务劳动的群众，川流不息，一批一批地昼夜交替。
他们当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商学兵，也有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为早日建成毛主席纪念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们把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对华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化为巨大的力量，倾注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颂的动人事迹。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老木工刘平祥，今年六十七岁。
领导上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在幼儿园守夜看门。
去年11月25日，刘平祥从广播里听到华主席亲自为毛主席纪念堂奠基培土的消息，高兴得流下热泪。
有一天他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指挥部，请求参加义务劳动。
接待人员见他这么大年纪，再三劝他回去。
刘平祥回到家里，心里很不平静。
他又一次想起了解放前的悲惨遭遇，想起了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更加激起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
第2天，他又一次来到纪念堂工程指挥部，含着眼泪对接待人员说：
“我父亲为地主扛活累死了，我三岁就死了妈，哥哥给地主放牛摔死，妹妹被饿死，自己逃荒要饭。
是毛主席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
没有毛主席，那有我的今天？
毛主席逝世后，我一连哭了几天。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倒了‘四人帮’，为毛主席盖纪念堂，我怎么能袖手旁观？”
接待人员听了这一番话，无不深受感动。
经过研究，安排他在纪念堂外面干木工活。
就从那一天起，刘平祥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床，赶到工地劳动。
晚上，他回到幼儿园，坚持自己的守夜看门工作。
同志们见他这样劳累，多次劝他休息。
刘平祥回答说：
“毛主席他老人家为咱们穷苦人操了一辈子心，咱要为盖好毛主席纪念堂出最大的力。”
半年来，他风雪无阻，早来晚归，为兴建毛主席纪念堂献出了一颗赤诚的心。
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上，象刘平祥这样感人的事迹，真是说不尽，道不完。
从祖国的黑龙江畔到南海诸岛，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很多工农兵群众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争着为兴建毛主席纪念堂作贡献。
七十四岁的退休工人王敬思，听说自己原来的所在单位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参加纪念堂建设，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从自己家里挑选了一块准备盖新房的青砖，又从生产队找来一块瓦，背上瓦工工具，带着干粮，从天津武清县坐车来到北京。
他拉着接待人员的手说：
“毛主席是咱们穷苦人的大救星，盖好毛主席纪念堂，是八亿人民的期望。
1959年我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有施工经验。
今天，我要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再次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盛意难却，接待人员满足了他的心愿。
王敬思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一连干了三天。
春节过后，他又一次专程来到北京，冒着风雪严寒，奋战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上。
今年03月，北京市房山县南尚乐公社下滩大队，为毛主席纪念堂精心挑选了四十五棵红果树。
05月08日上午，公社党委选派十名贫下中农，代表全公社几万名干部、群众，来到纪念堂工地栽红果树。
为了表达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感情，保证每棵红果树成长茂盛，他们细心地把肥和土搅拌均匀，把小石头一个一个捡出来。
红果树栽好后，十位贫下中农仰望着雄伟庄严的毛主席纪念堂，个个激动万分，有人当场作诗，热情赞颂：
“今日劳动很幸福，栽下棵棵红果树；
毛主席恩情永不忘，红色果实映千秋。”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为自己能够亲自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的义务劳动，感到非常光荣和幸福。
在这潮水般的劳动大军中，有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战士，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年青一代，有来自全国的学大庆、学大寨的各路英雄，有戴红领巾的红小兵。
要满足这样多的人的愿望，使大家能够为毛主席纪念堂的兴建流一把汗，对工地指挥部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不少同志只能准许去劳动十分钟、半个小时。
就是这样，大家也感到是终生难忘的纪念。
驻守在隆化地区的铁道兵某部技师胡耀民，患结肠癌出院路过北京，一下火车就直奔毛主席纪念堂工地。
他对接待人员再三恳求说：
“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让我为兴建毛主席纪念堂出把力吧！”
接待人员陪他到工地劳动了十分钟，他激动地说：
“这十分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使我永生难忘。
我今后要继续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活着一分钟，就要奋战六十秒。”
吉林延边卧龙钢铁厂党委副书记、朝鲜族女青年许金莲，去年12月到冶金部汇报工作。
临行前，全厂干部、职工一再叮嘱她，到北京后要代表大家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挖锹土，搬块砖。
许金莲来到纪念堂工地劳动了二十分钟。
她兴奋地说：
“时间虽短，情深意长，为的是表达我们边疆各族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爱戴。”
还有许多同志，虽然不能亲临工地参加劳动，可是只要能为兴建毛主席纪念堂出一把力，同样感到自豪和骄傲。
石家庄水利机修厂共青团员郑苏英，听到毛主席纪念堂开工的消息，特意换休一天专程来京参加义务劳动。
当她知道工地当天不能安排时，主动提出只要能为纪念堂建设出把力，干什么都行。
她见接待人员工作忙，就帮助打水、扫地；
她看到电工安装电话，就爬上窗户帮助拉线。
她忙了一整天，傍晚高高兴兴地坐火车回到自己的工厂上夜班去了。
今年03月下旬，北京林学院附小一百多名红小兵，看到工人叔叔和阿姨们为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忙着搬运木材，立即提出：
咱们也要贡献一份小小的力量。
可是，他们小的只有七岁，大的也才十二岁，干些什么呢？
红小兵们一合计，决定利用课余时间，年龄大的担负钉垒板劳动，年龄小的开展一壶水活动。
每天下午，正当叔叔阿姨们累得满头大汗的时候，红小兵们一个个提着水壶，把一碗碗凉开水送到叔叔阿姨们面前。
在他们的带动下，附近的矿业学院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清河二十中的学生们，都争先恐后地来到木板场，帮助做一些最细小的事情。
千千万万的革命群众，把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工地的劳动，化作继续革命的强大动力。
北京重型电机厂党委书记孙济民，接到第2天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劳动的通知后，激动得当晚不能入睡。
他想起自己从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想起了瞻仰毛主席遗容的那天，宣誓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永远前进的情景，思绪万千，激情满怀。
第2天他很早就起了床，来到纪念堂工地。
他虽然五十七岁了，身体还有多种疾病，在劳动中却和青年们比着干，一百多斤重的大木箱两人抬起就走。
他心中想到毛主席，越干劲越大。
劳动结束后，孙济民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望着毛主席纪念堂，默默地表示：
我要永远记住这最难忘的一天，用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劳动的这双手，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红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听从华主席指挥，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位教员，在毛主席纪念堂开工不久，就几次冒着凛冽的寒风，到工程指挥部要求参加义务劳动。
今年03月，他同北大师生员工一起，参加了工地的劳动，亲眼看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为了能早日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忘我战斗的动人情景。
他觉得，虽然在工地只劳动了一天，受到的教育却是很深的。
晚上，他挥笔写下了自己的决心：
“刻苦学习争上游，俯首甘为孺子牛，结合工农求改造，继续革命迈大步。”
半年来，来自首都和全国各地共有七十多万各族革命人民，怀着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无限崇敬的心情，代表全国八亿人民的心愿，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伟大工程的义务劳动。
他们和纪念堂工程的英雄建设者们汇合在一起，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奇迹般地建设着雄伟庄严的毛主席纪念堂。
他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终生难忘的时刻，决心要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用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劳动过的双手，高高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谱写出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北京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的广大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是一建工人和干部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
《北京日报》 记者摄
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上，处处摆开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战场。
这是六建工人和干部在现场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北京日报》记者摄
“工地铁人”王学礼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后回到纪念堂工地，立即组织工人、干部认真学习华主席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掀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新高潮。
　新华社记者摄
来自首都和全国各地的义务劳动者，每天成千上万地涌上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为表达他们的共同心愿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华社记者摄
参加毛主席纪念堂施工的工程兵部队某部指战员，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大干苦干加巧干，高速、优质地完成了每一项施工任务。
这是指战员们在冒雨施工。
　新华社记者摄
参加毛主席纪念堂设计工作的八个省、市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听从华主席指挥，团结协作，精心工作，胜利完成这一伟大历史性工程的设计任务。
　《北京日报》记者摄
台湾省籍的同胞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心情，在毛主席纪念堂参加义务劳动。
《北京日报》记者摄

乍得国家元首马卢姆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1977年05月25日讯恩贾梅纳消息：
乍得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费利克斯·马卢姆05月20日接见了即将离任回国的中国驻乍得大使王人三，并且同他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在此之前，乍得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马马里·吉梅·恩加基纳尔也接见了王人三大使。
05月20日晚，王人三大使在使馆举行了告别宴会。
05月21日，乍得外交和合作部长卡穆盖·瓦达勒·阿卜杜勒—卡德尔接见了王人三大使，并在当晚为王人三大使离任举行了招待会。
王人三大使于24日离任回国。

加纳医生首次施行针麻手术成功
据加纳报纸报道，加纳医生不久前在阿克拉科尔莱布教学医院首次用针刺麻醉做手术获得成功，切除了一个大的甲状腺囊肿。
施行针刺麻醉的是阿杜·吉亚姆菲医生和阿多马科·曼萨赫医生。
做手术的是外科医生塔基和奥蓬。
病人是一位木工，今年二十七岁。
他在手术床上说，在手术过程中他没有觉得多么疼痛。
他还说：
“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医生一直同我交谈。”
手术后，病人从手术床上下来就走到病房去，而且能吃东西，没有显出疼痛的样子。
据阿杜·吉亚姆菲医生说，一般这类外科手术后六到八小时内，病人是不能吃东西的。
阿杜·吉亚姆菲和阿多马科·曼萨赫去年被派往中国学习针刺麻醉。
他们学习了四个月后，在中国的医院里实习了一段时间，去年08月回到加纳。

中国医生和突尼斯医务人员互教互学，共同提高医疗技术。
图为中国医生在给突尼斯麻醉士、护士讲授心脏外科手术。
　新华社记者摄

坦桑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坦桑尼亚独立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取得良好的成绩。
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坦桑尼亚人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压迫和剥削，而且在身体的健康上也受到严重的摧残。
当时，设在大城市里的仅有的几家医院，还分成“欧洲人医院”和“非洲人医院”，实行种族歧视的医疗制度。
当地非洲人只准到条件极差的“非洲人医院”治疗。
农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设施。
独立后，坦桑尼亚政府废除了医疗上的种族歧视制度，同时在城市和农村设立许多医疗卫生设施。
现在首都、省、县都设有医院，共约一百三十多个。
并于独立后的1969年，在桑给巴尔建立了第1个制药厂。
几年来该厂的生产不断发展，药品的品种逐渐增多。
目前已能生产五十多种药品。
坦桑尼亚政府还注意培养本国医务人员。
先后建立了达累斯萨拉姆医务学校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医药系。
现在全国已有自己的医生五百三十多名。
此外，坦桑尼亚政府还开办了多处医助学校和护士学校，培训了大批医助和护士。

朝鲜一些钢铁厂职工努力增产节约
城市工人、干部积极支援农村各地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新华社平壤1977年05月21日电
朝鲜一些钢铁企业的职工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厉行节约，钢铁产量因而节节上升。
黄海钢铁联合企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设备，改进作业方法，从而使05月初以来，生铁产量比04月份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点二，钢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
初轧车间的工人从05月初以来已经采用了几十项技术革新方案，改进了作业方法，使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二十。
钢板车间的工人对截割机等设备进行了技术改造，使05月01日到现在压延钢材的产量比04月同期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降仙炼钢联合企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大力进行增产节约。
最近，他们在不断降低单位钢产量耗电标准的同时，使钢产量比04月同期提高了百分之十一点八。
这个企业制氧车间的工人改进设备，降低了氧气的非生产性损耗，增加了氧气的产量，充分保证了氧气的供应。
成津炼钢厂的工人开展各部门之间的联合技术革新，使05月初以来的钢产量比04月份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钢材增产百分之二十五点七。
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城市工人、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积极响应金日成主席在朝鲜劳动党五届十三中全会上关于全党、全军、全民总动员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纷纷奔赴农村，为夺取粮食丰收贡献力量。
劳动党五届十三中全会以后，朝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干部、工厂和企业的工人、街道劳动妇女和农业大学的学生，一批又一批地开赴农村，积极参加农业劳动，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的春播和打井抗旱的工作。
平壤市郊区的合作农场在市区工人、干部等的帮助下，打了九十多眼井，挖了十七个蓄水池，还为二十三处水利设施安装了抽水管。
黄海南道在04月17日和18日两天内，奔赴农村的支援大军人数达七万多名。
朝鲜社会科学院、人民服务委员会和机械工业部的干部开赴黄海北道黄州郡的农村。
他们一面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一面向农业劳动者讲解寒潮、干旱造成的影响和克服的方法，共同投入抗旱斗争。
咸镜北道清津市一些同农业有关的工厂企业，不仅组织职工下乡参加生产，而且努力增产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及其零配件，积极支援农业生产。
海州和沙里院等农业大学的学生也来到农业生产第1线，把农业科学知识运用在生产实践中，促进了农业技术革新活动。
在城市的支援下，朝鲜各地农村的春播、春种和抗旱等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各地劳动人民和青少年学生广泛开展群众性春季植树造林活动，绿化祖国大地。
今春以来，在劳动党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各地都对植树造林工作作了细致的安排，准备了适合本地区自然条件的许多树苗，并对工厂、合作农场、机关和学校提出了具体要求。
各地群众积极在山上、路旁和村宅周围栽种大量的油松、核桃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树木。
黄海北道麟山郡原是一个荒僻的山区，从1959年开始进行绿化工作以来，在全郡的山坡和山谷已经种植了五千四百多町步（每町步约合十五市亩）油松林，四百八十多町步核桃树林和九百多町步的灌木林。
这个郡的人民决心在今后的两三年内实现全郡种植油料树一万町步的目标。
平安南道成川郡造林事业所有计划地培育了大批的各种树苗，为植树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多年来，这个郡植树造林一千八百多町步，今年春天又种植了二百多町步油料树和二百三十町步有经济价值的树。
朝鲜各地的青少年学生普遍成立了“绿化近卫军”和“油料林近卫军”，开展植树造林和护林活动，争取每个学校的学生造林一百町步。
截至03月底，各地青少年造油料林五千八百多町步，经济林二万五千多町步。
由于积极开展群众性植树造林活动，截至03月底，今年以来全国植树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其中油料树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七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改进保健工作
西班牙港消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改进保健服务方面取得良好成绩。
今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决定在预算中拨款一亿一千九百三十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元用于全国保健工作。
这比两年前的拨款增加百分之四十。
这个国家目前拥有三千多名医务人员、六十家医院和保健中心。
卫生和地方政府部长卡迈勒丁·穆罕默德不久前宣布，新兴建的十六个保健中心将在今年年底建成。
这些保健中心是一项建立三十一个保健中心的总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保健服务网，逐步改变从殖民统治时期承袭下来的少数大医院集中于城市的现象。
近年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已经在本国培养了护士、药剂员、公共保健检查员，按季节开展了改善环境卫生和各种疾病的预防注射工作。
据统计，婴儿死亡率已从1963年的千分之三十八点九下降到当前的千分之二十八点五。
肺病病例大大减少，疟疾已经基本上消灭。

秘鲁派遣医科学生到农村
根据秘鲁卫生部制订的计划，已经有几百名医科学生在毕业前被派往全国各地农村和不发达的村镇服务。
这项工作将继续进行。
秘鲁的农村地区，特别是林区和山区，缺乏医疗条件，伤寒、痢疾、疟疾、寄生虫病等传染病流行。
秘鲁卫生部制订的这项计划将有助于提高农村的保健水平。
为了改变医院集中在大城市的不合理布局，卫生部决定今年第1季度在帕斯科、圣马丁、胡宁和洛雷托等省兴建八所各拥有五十张床位的农村医院。
这八所医院以及在阿亚库乔、阿普里马克等省同时兴建的十七所医院建成以后，秘鲁的医院床位将共增加一千四百五十张。

第3世界经社研究中心举办传统医学讨论会
第3世界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的“现代社会传统医学演变”讨论会04月25日在墨西哥城开始。
参加讨论会的外国代表来自埃及、中国、印度、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和危地马拉等国。
第3世界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拉斐尔·加西亚·德克维多主持开幕式。
讨论会的主席、墨西哥草药研究所草药研究计划协调主任哈维尔·洛索亚发表讲话指出：
随着各国把民间知识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民族的医学技术发展的进程也一定要发生变化。
他指出，举行这次讨论会的目的是“运用传统医学来解决各国人民的健康问题”。
以刘猷枋为首的中国医学代表团参加开幕式。
会议在04月29日通过的一项文件指出：
“第3世界国家的药用植物是第3世界国家在卫生领域和经济发展中一种非凡的财富。
药用植物的栽培、保护和研究应该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以使大多数人受益”。
文件强调促进第3世界在发展传统医学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的重要性。
中国医学代表团在讨论会上作了关于中西医结合治疗尿结石和中国在草药的再发现和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的专题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
会议于04月29日在墨西哥城闭幕。
会议期间，代表们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代表们还专门介绍了本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或经验。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委会举行会议
罗共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十五年来农村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7年05月24日电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在总书记尼·齐奥塞斯库同志主持下，于05月24日举行了会议。
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讨论了罗马尼亚1978年经济—社会发展全国计划草案和1978年国家预算草案。
政治执委会决定，计划规定必要措施以确保全国各县生产力协调和按比例地发展，更好地利用各县所拥有的劳动力。
政治执委会讨论并批准了关于改进回收和利用废料工作的措施计划，以完成今年回收和利用废料的附加任务。
政治执委会讨论并批准了对那些违法但对社会尚不构成严重威胁的人，可由本单位和群众组织监督劳动改造的建议。
政治执委会还通过了有关防震方面的一系列措施。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电罗马尼亚实现农业合作化十五年来，农业获得很大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罗马尼亚是1962年03月胜利完成农业合作化的。
目前，四千四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四百个国营农业企业所拥有的土地，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一以上。
罗马尼亚共产党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把农业看作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部门，并大力发展和巩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业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国家对农业大量投资。
本五年计划（一九七六——一九八○）的农业投资为一千二百亿列伊，超过了一九五一至1970年期间的农业总投资。
十五年来，罗马尼亚在实现农业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拖拉机总数由1962年的五万五千多台增加到1977年的十二万八千台，平均七十六公顷耕地拥有一台。
国营农业企业和农业社的耕、播已全部实现机械化，粮食作物收割除玉米外也全部机械化。
化肥使用量逐年增长，1960年平均每公顷耕地只有八公斤，而到1976年达到一百一十公斤，增长了十二倍。
在水利化方面，1962年全国仅有水浇地二十二万公顷，而今春就已达到一百九十万公顷，其中大部分是机械化灌溉。
在改良土壤，防止水土流失，筑堤和排涝等农田基本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近二十五年来，罗马尼亚农业总产值增长了近两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了约四倍。
196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九百六十多万吨，1976年就达到一千九百七十万吨，十五年中增长一倍多，目前，按人口平均每人达九百五十公斤。
罗马尼亚重视发展畜牧业，建立了许多大型的现代化饲养场和饲料加工厂。
目前，有的国营养猪场饲养能力达十五万至三十万头。
仅这些大型养猪场每年就向国家提供四百多万头肥猪。
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联合建立了不少能饲养三万至六万头的养猪场。
1976年猪的头数达一千万头，比1962年增长一倍多。
此外，全国还建立了许多大型养鸡场，每年养鸡能力达一千二百万至一千四百万只。
1976年底，全国牛的存栏数达六百三十万头，几乎比1962年翻了一番。
目前，畜牧业生产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百分之四十三。
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巩固和发展，罗马尼亚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
目前，农民的实际收入比二十五年前增长了二点三倍。
所有合作社员都享受免费医疗。
农村中现在有一万三千所中小学和十五万名教师。
还有许多幼儿园、托儿所、文化馆、图书馆和电影院等公共设施。
解放后，农村中共建设了二百四十多万所住房，三分之二的农民住进了新房。

阿瑟·钟总统接见我临时代办
圭政府发言人指出阿瑟·钟总统访华加强圭中关系
新华社乔治敦1977年05月24日电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雷蒙德·阿瑟·钟05月24日上午在总统府接见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临时代办许甲三，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乔治敦电
圭亚那政府发言人就圭亚那总统阿瑟·钟最近访问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发表的一项声明说，阿瑟·钟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有助于加强圭、中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使圭亚那高级使团有机会同华国锋主席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会晤。
圭亚那官方报纸《圭亚那纪事报》05月22日刊登了这项声明。
声明在谈到阿瑟·钟总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时说，双方在会谈中谈到和平统一朝鲜的必要性，并且重申了两国对不结盟运动的义务。
声明还说，阿瑟·钟总统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会谈中着重讨论了非洲局势的发展和不结盟运动问题。
阿瑟·钟总统在访问了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后，已于05月18日回到圭亚那。

马达加斯加建立流动卫生队
据马达加斯加报纸报道，马达加斯加卫生部不久前作出一项关于在马达加斯加各医疗区建立流动卫生队的决定。
流动卫生队由一名医生、一名卫生员、一名护理员、两名司机和一名炊事员组成。
流动卫生队的任务是开展卫生工作，防治季节性传染病和流行病，参与实现全国预防接种计划，在出现流行病的情况下首先参加防治工作并参与药物供应。
（本栏消息均系新华社稿）

坚决保卫非洲独立不许外来势力干涉
尼迈里总统在宣誓连任总统时强烈谴责社会新殖民主义
埃及和阿曼领导人呼吁维护海湾地区安全摆脱国际冲突
据新华社喀土穆1977年05月24日电
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05月24日晚在喀土穆人民议会宣誓连任苏丹总统。
在宣誓仪式后，他发表讲话，强烈谴责社会新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罪行，并强调苏丹决不屈服于威胁和恐吓。
尼迈里总统说：
“七十年代的非洲应当把保卫主权、开发资源和消除老牌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影响的斗争继续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从外面又来了一个强国，不管这个强国喊着什么样动听的口号，它是非洲进步的障碍，是压在非洲身上的负担，是非洲团结的破坏者。”
尼迈里总统严正指出：
“就在非洲人民接近胜利的时候，社会新殖民主义来到了非洲。
它标榜自己是非洲胜利的创造者，并要求非洲人民为它的贡献付出代价。
这种要求意味着破坏非洲人民的斗争。
这个社会新殖民主义想要取代老牌殖民主义。
它企图通过思想渗透挤进非洲，但是没有得逞。
后来，它又企图直接采取行动，也失败了。
于是，它便利用非洲大陆上的某些地方，作为它破坏非洲安全和进步、破坏非洲团结和统一的基地。”
尼迈里总统强调指出：
“苏丹深信，非洲要摆脱依附地位和落后状态，就必须强调非洲的独立意志，不使自己变成大国战略争斗的场所。”
他说：
“苏丹对别国没有敌意。
但是，与此同时，苏丹决不向威胁和恐吓屈服，决不在威胁其安全的危险面前投降。”
他说：
“为建设而同全世界进行合作的苏丹，决不接受世界上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对苏丹领土、领空和领海发出的威胁。
苏丹决心抵抗威胁其安全的任何行动。”
据新华社开罗电
据中东通讯社05月19日报道，阿曼国家元首苏丹·卡布斯，应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的邀请，于05月16日至19日访问了埃及。
访问结束时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说，双方极力主张非洲应该摆脱外来干涉和争夺，并欢迎非洲—阿拉伯合作的明显的进展。
公报说，两位领导人呼吁维护海湾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并使其摆脱国际冲突。
公报说，苏丹·卡布斯表示，他“完全支持埃及奉行的保卫阿拉伯权益的正确政策”。
萨达特总统也赞扬阿曼人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据新华社开罗1977年05月24日电
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05月24日在举行声援南部非洲殖民地人民周时发表声明说，埃及不容许外部势力干涉非洲。
法赫米外长赞扬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争取自决、自由和进步的英勇斗争。
他说：
“埃及是一个非洲国家，是非洲统一组织创始国之一，是为争取自由、进步和独立而斗争的先驱，她不能容许外部势力干涉非洲，或者威胁非洲的统一和非洲国家的完整。”
他还说：
“埃及将在非洲统一组织范围内，按照该组织的原则和宗旨承担自己的全部职责。”
法赫米还强调把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的斗争作为非洲—阿拉伯合作的主要的目标。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1977年05月22日电巴拿马《共和国报》05月22日的一篇评论指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在非洲维持和扩张自己的利益和势力，正在进行激烈争斗。
这家报纸的评论强调说，“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一直是列强贪婪地掠夺的对象”，它们侵犯这个大陆是“为了获得殖民地”和“享有那里的无穷无尽的财富”，但是“当今的历史特点是俄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大国为在非洲维持霸权正展开残酷的搏斗”。
评论对苏丹“新近驱逐苏联顾问”表示欢迎。

扎伊尔武装部队收复桑多亚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05月25日电
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扎伊尔武装部队05月25日收复了迪洛洛以北的桑多亚市。
在扎伊尔武装部队空军和陆军协同进行的强大攻势的压力下，入侵的苏联雇佣军被迫放弃了桑多亚，向安哥拉溃逃。
现在，扎伊尔军队正在清剿桑多亚周围的敌人，并向雇佣军占领的最后一个城市卡潘加进军。

波兰当局逮捕“保卫工人委员会”成员
新华社1977年05月25日讯华沙消息：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05月中旬，波兰当局拘捕了雅采克·库龙等六名“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和一名这个委员会的同情者。
“保卫工人委员会”是去年09月由十四名知识分子组成的。
这个委员会要求波兰当局释放因去年06月参加反对政府提高食品价格的示威而被捕的工人，要求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残酷镇压工人的暴行，惩办镇压群众的凶手。
据波兰官方透露，在去年06月事件中，被拘捕的有八百多人。
截至今年03月为止，仍有五十五人在押，有的刑期长达八年。
“保卫工人委员会”要求政府对被捕者实行大赦。
他们曾多次联名上书议会，并且组织募捐，援助被捕和被解雇的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
他们的行动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有数千人分别在数十封上诉书或请愿书上签字。

苏修中央解除波德戈尔内政治局委员职务
新华社1977年05月25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苏修中央在05月24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解除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同时还解除康斯坦丁·卡图谢夫中央书记职务，由多年担任勃列日涅夫助理的康斯坦丁·鲁萨科夫接替他担任中央书记。
在塔斯社播发的新闻公报中，对波德戈尔内被解职一事，未作任何解释。

苏美两霸对世界海峡的争夺
沈清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出自争霸世界的野心，正疯狂地与美帝争夺海洋霸权。
争夺海峡，是它争夺海洋霸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控制了海峡，就取得了出海口和海道，有利于进而夺取制海权。
苏修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就露骨地叫嚷，“为了进入大洋，就要克服巨大的空间和强行通过（被他国控制的）狭水区和海峡”，以便使“苏联海军的旗帜在一切纬度上飘扬”，“并对世界各大洋和腹地各处的帝国主义海上和地面据点给予毁灭性打击”。
这种叫嚣和盘托出了苏修加紧争夺海峡的罪恶用心。
欧洲是苏联争霸世界的战略重点，苏联对海峡的争夺，也是围绕着这一重点展开的。
苏联的主要意图是，打通由北欧海域到北大西洋，由黑海经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各出海口，以便使它的三个舰队和一个分舰队连成一气，形成南北夹击西欧的钳形包围圈。
从波罗的海进入北海和大西洋的必经之路——丹麦与瑞典之间的厄勒海峡和大、小贝尔特海峡、卡特加特海峡，过去曾是老沙皇“西进”的目标。
今天，新沙皇也在踩着老沙皇的脚印进行激烈争夺。
苏联专门在丹麦北部附近海域增设了常驻巡逻舰队。
它的舰艇和军用飞机肆意侵扰丹麦的领海和领空。
它的间谍船不时出没于丹麦附近的海域，侦察和搜集丹麦的军事情报。
它的登陆艇和扫雷艇定期地环绕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所在的西兰岛游弋。
它的海军陆战队还经常举行以夺占波罗的海出海口为假定目标的作战演习，在大批飞机的配合下，竟在距离丹麦海岸只有几小时航程的地方搞登陆演习。
1975年04月下旬，苏修举行的“海洋—75”大演习中，它的波罗的海舰队第1次演练了以大编队集中通过丹麦附近的海峡，与地中海分舰队在亚速尔群岛附近汇合，作为对进入大西洋的北方舰队的支援。
1976年，苏联的军舰还野蛮地对丹麦海军在靠近自己领土的海域所进行的演习，大加挑衅和阻挠，并企图劫走丹麦潜水艇发射的一颗水雷；
十九天后，苏联又肆意践踏丹麦航海条例，把它的巡航舰以每小时约二十五浬的航速开过了厄勒海峡。
苏联的海洋活动表明，它随时准备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一直到英吉利海峡、丹麦海峡。
在南翼，扼黑海到地中海咽喉的土耳其海峡被老沙皇历来视为“俄国房子的钥匙”、“通向俄国领地的大门”。
今天的新沙皇为了保证其舰队西进地中海，进逼欧洲心脏地区，对土耳其海峡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它不断地派遣其舰只在土耳其海峡穿来穿去，千方百计在海峡附近扩大势力范围，建立海上活动基地。
据统计，在六十年代初期，苏联每年通过土耳其海峡的舰艇数还不过是三十多艘，而现在，苏联每年都有四百三十艘次的军舰通过这里进入地中海，如果算上返回的数目则应再加上一倍。
去年，悬挂苏联总参谋长库利科夫旗帜的“奥恰科夫号”导弹巡洋舰，也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
苏修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基辅号”，也经过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从黑海进入地中海、大西洋。
苏修在这个海域的争夺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西地中海的重要海道直布罗陀海峡是控制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出海口。
苏修对此早就垂涎三尺，不断加强它常驻地中海的分舰队，使之经常保持在五、六十艘，最高时则达九十多艘，其目的是为了以“实力”向西地中海推进。
1975年04月，在苏联举行的全球性海军大演习中，它的地中海分舰队的十多艘舰艇竟闯入了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北的海域，深入到美国在地中海的第2线基地撒丁岛以北活动，并穿过直布罗陀海峡。
苏联为了争夺直布罗陀海峡，甚至出钱支持葡萄牙亲苏势力发动军事叛乱，梦想把葡萄牙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阴谋失败后，苏联又利用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动荡的政局，加紧对西班牙的渗透，大挖美国的墙脚。
这些也与争夺直布罗陀海峡控制权不无关系。
印度洋是苏美争夺欧洲的一个侧翼。
为了使黑海—地中海舰队和太平洋—印度洋舰队直接联结起来，威胁以至切断西方的海上运输线，将从波斯湾经苏伊士到地中海和西欧的这条“石油之路”变成通向建立“莫斯科帝国之路”，苏联近年来对曼德海峡的争夺日趋激烈，力图控制红海口。
据报道，苏联在印度洋的军舰五分之四逗留在亚丁湾附近。
仅以俯视曼德海峡的海港伯贝拉为例，1971年“访问”该港的苏联舰只有十六艘，到1974年则增至六十余艘（其中包括一艘核潜艇）。
1975年04月，苏联的军舰还在亚丁湾外的海域进行了“演习”。
在争夺曼德海峡的同时，苏修对印度洋东端的马六甲海峡也伸出了黑手。
它先以“船务专家代表团”和“海运代表团”开路，接着与沿岸国家签订协议，利用这些国家的船坞进行检修、停靠和补给，随后以“援助”为钓饵，企图换取海军活动基地。
苏联还高喊“公海通航自由原则”，妄图使马六甲海峡“国际化”，以便达到否定沿岸国家主权，控制海峡的目的。
当苏修的这一套遭到沿岸国家的抵制时，它立刻露出了海霸的凶相，公然无视沿岸国家的主权，频繁地派遣成群结队的舰艇，在马六甲海峡横冲直闯，威胁、恫吓沿岸国家。
对于从日本海到太平洋的三个出海口——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和对马海峡，苏联也拚命争夺。
它不顾日本的强烈抗议，把三个海峡视为自己的“家门”，不断派出扫雷舰、侦察船和油船往来游弋，导弹驱逐舰也经常出出进进。
据报道，近几年来，苏联每年通过三个海峡的舰只都在三、四百艘左右。
例如在去年一年，苏联海军通过宗谷海峡的水面舰艇为一百二十艘，通过津轻海峡的为四十艘，通过对马海峡的为一百三十艘。
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潜水艇。
苏联还企图永久地霸占日本的北方四岛，把这些岛屿作为它控制宗谷海峡的碉堡。
此外，苏联演习舰船编队也频繁通过对马海峡、诹访之濑水道、吐嘎喇海峡，而通过海峡的时间，多半选在夜间或黄昏。
苏修的这些演习，实际上就是夺占海峡的预演。
苏联争夺海峡的猖狂活动，咄咄逼人，引起了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强烈反响。
美国前海军作战副参谋长巴格利惊呼：
“如今，苏联海军差不多在所有海峡附近和可以控制海上通道的战略点拥有立足之处”。
为了对付苏联的激烈争夺，美国进一步调整部署，竭力采取堵截和阻遏政策。
在欧洲北翼，它巩固反潜警戒网，协同英、西德等国的海军加强对挪威海的控制，同时组织波罗的海出口处的陆海军联防。
早在1973年05月，美国与英、比、荷成立了一支“海峡常设舰队”，专门负责守卫英吉利海峡。
在欧洲的南翼，美国在北约集团成员国之间斡旋调解，力图弥合缺口，又同某一盟约国达成了新协议，增设了一个海军基地，还同几个盟约国共同组织了应急舰队，以加强对地中海东西出海口的控制。
与此同时，美国频繁地举行海军演习，特别是大搞反潜演习和训练，进一步加强封锁海峡的能力。
例如：
1975年初，美国与北约组织在葡萄牙沿海举行名叫“上锁的大门”的演习，沿直布罗陀海峡的各条通道，对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潜艇进行了模拟搜寻。
同年10月，北约举行“熔炉—75”联合大演习，在北欧战区主要演练了封锁波罗的海出海口的作战动作。
1976年04月26日到05月03日，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又举行了代号为“敞开大门——七六”的海空联合演习，演习的内容是使直布罗陀海峡保持畅通。
对苏联舰只进出印度洋必经的对马、巴士、马六甲等海峡，美海军也经常派出舰只、飞机进行监视。
从1973年起，美第7舰队在日本常驻一个攻击航空母舰编队，恢复对日本海的巡逻，强化对西太平洋重要海峡的控制。
在历史上，争夺海峡常常是帝国主义列强准备战争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苏美两霸对海峡的激烈争夺和海上角逐，同样是它们加强战争准备的重要步骤。
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的激烈争夺的结果，终有一天会打起来。
对于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世界各国人民不能不提高警惕，认真对付。

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指出
地中海不是苏美两国的湖
新华社开罗1977年05月23日电
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最近在埃及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地中海既不是美国的湖，也不是苏联的湖，而是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湖。
他说，非洲必须有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
他还说，非洲不应当成为大国搞战争试验的地区。
施特劳斯在结束了对埃及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以后，已于05月22日离开罗回国。

评苏联《真理报》对苏丹的反扑
苏丹驱逐苏联军事专家的当头一棒，打得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晕头转向，一时哑口无言。
事情过了十天，也就是05月22日，《真理报》才拼凑出一篇强词夺理的评论，向苏丹反扑。
《真理报》对于苏联在苏丹干下的坏事、丑事照例采取不承认主义，瞎说什么“不干涉内政这一点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苏联政策的基石”，而且吹嘘苏联曾向苏丹“提供全面的援助和支持”，苏联军事专家正是“出于这些目的……被派往苏丹的”。
既然苏联的“政策基石”那么正，而心地又那么好，苏丹政府为什么要撵苏联军事专家回老家呢？
《真理报》装出一副受了冤枉的样子，攻击苏丹搞“反苏运动”，“曲解苏联对外政策”，“恶化苏联—苏丹关系的气氛”，“煽动对苏联的敌视情绪”。
这套拙劣的宣传，毫不新鲜。
1972年，埃及赶走苏联军事专家的时候，莫斯科也曾对埃及这样叫骂和辩解过。
而今，《真理报》把埃及换成了苏丹，重新放起老唱片，完全是自欺欺人。
苏联干涉苏丹的种种罪恶阴谋，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真理报》一纸评论岂能遮掩得了！
六年前，克里姆林宫遥控指挥一帮亲苏修分子发动“七·一九”政变，阴谋推翻尼迈里总统领导的政府。
去年07月，又积极参预武装颠覆苏丹合法政府的未遂政变。
这能说是苏联“不干涉（苏丹）内政”么？
至于说到苏联向苏丹“提供全面的援助和支持”，对这一点，苏丹政府和苏丹人民领教得就更多了。
请看，苏联向苏丹提供“军事援助”，同时却动辄停止供应武器和弹药，一再压苏丹对莫斯科俯首听命；
它向苏丹提供了一些所谓“经济援助”，同时却拒绝承担已达成协议的工程项目，并拒绝提供机器零件，借以对苏丹施加压力。
凡此种种，世人有目共睹，《真理报》又怎能赖得掉呢！
一百二十年前，马克思在谈到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侵略的英勇斗争时，曾经深刻地阐明了一个真理。
他说：
“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三○八页《印度起义》）在苏丹政府的限令下，苏联军事专家在05月18日灰溜溜地离开喀土穆，就是历史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报应。
“种风暴者，收获风暴。”
如果说苏丹果真有什么“反苏浪潮”，那么，这个“浪潮”的制造者不是别人，恰恰是苏联自己。

阿拉伯联盟领导人和突尼斯报纸强调
维护红海地区安全反对外来大国控制
新华社开罗1977年05月23日电
开罗报纸05月23日报道，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马哈茂德·里亚德要求召开红海沿岸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来协调他们之间的合作。
他说，红海地区对于阿拉伯民族说来十分重要，应当排除外国在这个地区的冲突，决不许以色列在这一地区有任何立足点。
新华社突尼斯1977年05月23日电
突尼斯《对话》周刊05月23日发表评论指出，由于苏联在红海地区加紧扩张，“红海沿岸的非洲国家再也得不到安宁了”。
评论指出，红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路之一，“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生产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石油通过这条水路运往欧洲”。
如果这个大国控制了这个地区的一些战略要地，那它“就一定能够随时窒息西欧”。
评论呼吁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以制止“外来大国在这一地区的野心”和“加强对以色列的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