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
严格要求-——三论把“四人帮”颠倒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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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只要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说：当然应该。
但是，这样一个非常明白的问题，却被林彪和王张江姚“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
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对抗毛主席关于军事训练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对抓军事训练打棍子，扣帽子，肆意颠倒路线是非。
我们要抓纲治军，加强战备，就非把这个问题辨明不可。

（一）

为了在军事训练问题上弄清路线是非，回顾一下十多年来我军军事训练三起三落的历史，是非常有益的。

一九六四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由叶副主席直接主持，我军掀起了规模宏大、热气腾腾的群众性练兵运动。
各级党委重视，军政首长深入现场，广大指战员刻苦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积极投入了比学赶帮的竞赛热潮，出现了我军练兵史上十分生动的局面。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领导同志，都观看了部队训练的汇报表演。
毛主席看到战士们个个练得象小老虎，非常高兴，称赞这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
但是，从一九六五年开始，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却别有用心地抓住群众练兵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加以夸大，拿起所谓“冲击政治”的大棍子，一下子把轰轰烈烈的群众练兵运动打了下去。
此后一连几年，林彪一伙拚命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公然在军事训练上推行取消主义。

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间，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的军事训练取消主义，指出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
毛主席一再强调，“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
叶副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于一九七二年倡导全军大办教导队，几万名有作战和训练经验的团以上干部到教导队任教，基层干部普遍到教导队轮训，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武器研究现代战争，学习本职所必需的技术和战术。
一九七三年，打坦克训练之风吹遍全军。
从领导机关到连队，通过野营训练，练了思想和作风，练了技术和战术，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官兵团结，全军训练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但是，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公然叫嚣“只搞文不搞武”的“提法不对”，明目张胆地为林彪翻案，干扰、破坏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还窜到一些部队“放火烧荒”，强令部队停止训练，专门去搞什么“儒法军事思想斗争史”。
广大指战员的练兵积极性又一次被压了下来。

一九七五年，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重申了毛主席关于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指示，全军又一次掀起了群众性练兵热潮。
这一年，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广泛普及，全军大多数部队在苦练技术的基础上，普遍进行了近似实战情况的战术合练。
其中，团以上单位的检验性演习次数之多，为多年来所仅见。
可是，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训练的指示，把广大指战员勤学苦练的行动，统统诬之为“单纯军事观点抬头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回潮了”，声嘶力竭地煽动同中央军委“对着干”，再一次对群众高昂的练兵热情大泼冷水。

军事训练上的三起三落，使人们清醒了头脑，感受了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
“四人帮”和林彪对我们三打棍子，三扣帽子，主要的棍子和帽子就是一个：抓训练就是“单纯军事观点”。

（二）

单纯军事观点是什么？
毛主席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单纯军事观点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它否定政治是统帅，否定军事从属于政治，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认为武器技术可以决定一切，军队就是单纯打仗的，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种观点，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坚决反对的，今后还要同它作不懈的斗争。
“四人帮”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我们完全是两码事。
他们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是假，破坏和取消我军的军事训练，瓦解我军的战斗力，才是真。

我们一抓军事训练，“四人帮”就说是搞“单纯军事观点”，走“白专道路”。
果真如此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
“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
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
“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这里，毛主席既强调了政治挂帅，又讲了精通技术和业务的重要，再清楚不过地阐明了红与专、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
人民解放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永远是一个战斗队，要时刻准备打仗。
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主要是靠打仗来训练部队；
平时不打仗，部队主要是靠严格训练来学会打仗。
军队要训练，这同工人要做工，农民要种田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军队经常要训练，否则不是军队了。

“四人帮”把红与专、政治与军事截然对立起来，是极端荒谬和反动的。
没有疑问，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我们抓路线学习，抓阶级斗争，当前抓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这是做好各项工作，搞好军事训练的根本保证。
我们要坚持以纲带目，用政治带动业务、技术、军事。
政治挂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根本不许去抓那些被挂帅的东西，岂不把政治挂帅这个完全正确的原则也给否定了吗？
政治挂帅，要挂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挂到业务技术的提高上。
这不是“白专道路”，这是又红又专。
“四人帮”诬蔑我军广大指战员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练兵是搞“单纯军事观点”，走“白专道路”，这不明明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着干”嘛！

毛主席历来重视我军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也重视我军的军事训练。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
在战争年代，毛主席号召“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指示各部队“必须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还为我军制定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路线练兵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加强军队训练，毛主席作了一系列光辉指示，并亲自规定了我军军政训练时间的比例。
毛主席在百忙中，亲临部队视察，检阅训练成绩，勉励全军指战员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不断前进。
回顾毛主席的这些亲切教导和伟大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攻击的所谓“单纯军事观点”，恰好是攻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

（三）

干部训练，是我军训练的重点。
“四人帮”破坏我军训练，也就拚命地反对我军的干部训练。
为了加强干部训练，中央军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决定恢复、增建若干所院校，“四人帮”却极力阻挠，恶意诽谤。
他们胡说什么“院校搞不出什么名堂”，“这样搞不能打仗”。

院校无用吗？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为我军创办了第一个教导队。
以后，又在中央苏区创办了红军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和各个革命根据地办了抗日军政大学，毛主席亲自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并亲自讲课。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了各种院校和专业技术学校。
我军的院校培养了大批会带兵，能打仗，军政兼优的干部，无论是在作战或建军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人帮”这样仇视办军事院校，道理十分简单，因为院校是训练干部的重要基地。
恩格斯说过：“军官是不能以训练兵士的同样期限和同样方式来造就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一五五页）我军训练干部，主要是搞好在职学习，而认真办好院校也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军的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军作战对象的技术装备和作战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而且现代战争是诸军兵种合同作战，对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认真办好院校，不着眼现代战争的特点和发展，不尽快提高广大干部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一旦发生战争，就不能完成任务。
同时，部队训练搞得好坏，关键也在于干部。
干部通过在职学习和院校培养，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养，做到思想红、业务精、作风硬，搞好传帮带，部队就能训练得生龙活虎。
可见，“四人帮”破坏我军的干部训练和院校建设，就是妄图使我军丰富的战争经验和优良的传统作风后继无人，失传断线，用心何其毒也。

（四）

“四人帮”在挥舞“单纯军事观点”大棒的时候，还炮制了一个“军事训练好办”的谬论，公然同毛主席关于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指示相对抗。

什么“军事训练好办”！
既然“好办”，那何必“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呢？
何必下那么大力气去抓呢？
“四人帮”叫嚷的“训练好办”，不过是他们鼓吹的“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的谬论的翻版。

革命搞好了，训练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抓好革命，可以促进和带动军事训练。
但是，带动并不等于代替，也不能够代替。
军事是一门科学，有其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性。
要掌握这门科学，必须刻苦学习，反复实践。
作为一个指挥员，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没有深切的理解，不掌握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不学会本级指挥，又没有必要的军兵种知识，那怎么去带兵打仗？
作为一个战斗员，不懂得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基本观点，对于手中的武器不会熟练使用，对于战术一知半解，又怎么能完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
尤其是在现代条件下，要使我们部队很好地实现人和武器的结合，做到人使用武器、首长使用部队象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经过勤学苦练，不付出艰苦劳动，是决然达不到的。
十八般武艺全靠练。
不练，怎么能“自然而然”地掌握呢？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军队有本质的不同。
我军训练的方针、原则、内容、方法，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
我军的训练包括政治训练、军事训练、纪律训练、作风训练，要求在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全面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提高战斗力。
我们搞好训练，靠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靠军事民主和群众路线，靠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和集体智慧。
要真正做到这样，并不象“四人帮”讲的那样“好办”，用旧军队那一套也是办不到的。
对我们人民军队的这一套，“四人帮”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其实，“四人帮”的所谓“训练好办”，就是“不办”，就是要把我们练兵的优良传统搞掉，把我们军队搞垮。

我们有些同志，受了“四人帮”散布的谬论的影响，还存在着“搞训练无用”、“抓军事危险”等错误思想，不敢订指标，不敢提竞赛，不敢搞考核，只求训练过得去，不求训练过得硬。
这些同志应当明白：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必须抓紧抓好军事训练，抓军事训练没有一丝一毫的危险。
如果依了“四人帮”的反动主张，平时不抓训练，打起仗来干着急，那才真是危险哩！

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一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十分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
华主席过去在县、地、省工作期间，兼任部队政治委员，就曾指示说：“部队是要打仗的，还是得搞训练。”
他多次嘱咐警卫部队：“单独执勤，工作忙，也别忘了训练。”
华主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来，非常关心部队建设，指示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训练的重要内容，号召全军要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切实加强战备，加强军事训练，学习军事技术，提高战斗力”。

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训练要大上。
全军同志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华主席的指示，遵循毛主席为我军军事训练所制订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开展比学赶帮运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练兵。
各级党委务必从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全局出发，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把军事训练放在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作出规划，订出措施，坚持政治挂帅，切实抓紧抓好。
要抓得理直气壮，要抓得干劲十足，一定要抓出成绩来，真正把训练搞上去。

本报评论员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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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
===== 为什么把香花说成毒草？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代表痛斥“四人帮”批《条例》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在全国发动了一场批所谓“大毒草”《条例》（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以下简称《条例》）的运动。
他们利用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铺天盖地，抛出一顶顶大帽子，捏造种种罪名，把《条例》硬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是“唯生产力论的标本”，是“管卡压的样板”。
他们背着党中央，发行所谓批《条例》的小册子，流毒全国，在工业战线上，在整个经济领域里，在人们的思想上，一度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代表们严正指出，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必须纠正，搞乱了的思想必须澄清，一切诬陷之辞必须推倒。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批判“四人帮”的强大思想武器。
参加大会的代表，翻开这本定书，亲切地看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指明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一九六○年，毛主席在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中，又对如何办社会主义企业作了精辟的概括，科学地提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办企业的路线。
大庆全面实践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出了一条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本对立的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条例》正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吸收了大庆的经验，针对“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给国民经济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这是“四人帮”对《条例》恨之入骨的根本原因。

“四人帮”批《条例》批的是些什么东西呢？
代表们对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结合大庆经验，结合本地区、本企业的实际，看得最分明。

毛主席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的思想；
“四人帮”歪曲“以阶级斗争为纲”，颠倒敌我，把工厂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说成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搞什么“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

毛主席提出关于“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的思想；
“四人帮”却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

毛主席提出关于“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
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
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的思想；
“四人帮”说这是“折中主义”，把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统统斥之为“修正主义的经济思想”。

毛主席提出关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的思想；
“四人帮”诬蔑这是搞“五子登科”，是物质刺激，如此等等。

毛泽东思想是照妖镜。
代表们说：“四人帮”名为批《条例》，实际上他们批的正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一大批领导同志，砍的是大庆红旗，暴露出来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嘴脸。

“四人帮”大批《条例》是一条毒计，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整个经济战线搞乱，破坏社会主义企业，搞垮国民经济，搅乱无产阶级的天下，以便他们取而代之。
大庆党委概括得好，“四人帮”一是乱党，二是乱队伍，三是乱企业管理，四是乱生产。
四乱之中，核心是乱党。
郑州铁路局的代表说：“四人帮”在河南的那个亲信，把我们局搅得一团糟。
党委一开会就被冲，干部一讲话就挨批。
为了夺各级党委的权，他们甚至别出心裁，居然给支部书记派什么“帮办”，给党委书记配所谓“助理”，成为凌驾于党委之上的太上皇。
在“四人帮”及其余党横行的地方，有人狂妄地把党中央发出的文件诬蔑为“复辟纲领”；
把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叫做“文件派”。
他们目无中央，何论党委！

《条例》针锋相对地提出，要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散、懒”问题，解决坏人掌权的问题，解决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党的领导问题。
这正好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
只有这样，才能化乱为治。
正如毛主席说：“所谓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
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
《条例》重申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四人帮”要依靠的是些什么人呢？
就是他们所谓的“先进分子”、“反潮流战士”。
这是他们搅乱工人阶级队伍的一个阴谋。
这些人在“四人帮”的庇护下，所作所为同党同群众尖锐对立，在人民中极端孤立。
新疆独山子炼油厂的代表愤慨地说：什么“先进分子”，分明是一些反社会主义的捣乱分子。
这个厂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党委坚持三条原则：绝不能让打着革命旗号的假革命整革命干部和群众；
绝不能让坐吃社会主义的人整大干社会主义的人；
绝不能让搞无政府主义的人整遵守革命纪律、执行合理规章制度的人。
这三条原则条条反对“四人帮”，条条体现大庆精神。
这三条原则，打掉了歪风，申张了正气，大快人心。

《条例》重申毛主席的教导：“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强调社会主义企业要有管理，要有合理的规章制度。
行车还要右侧通行，难道社会主义企业可以没有一个章程吗？
可以不要管理吗？
毛泽东号机车组的代表说，由于“四人帮”反对企业管理，破坏规章制度，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我们过去看到一些编组站堵塞，没有脑袋的列车一列列停留在一些站上，当时真是满腔怒火。
如果依了“四人帮”那一套，火车不开，机器不转，庄稼不种，生吃山空，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呢！

“四人帮”这样仇视《条例》，还因为《条例》是治乱的，是治“四人帮”的，治到他们头上去了，因此，他们气急败坏，疯狂反扑，必欲置《条例》于死地而后快。
但是，《条例》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全国人民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强烈愿望。
“四人帮”批《条例》的阴谋，在许多地方、许多企业里受到广大群众的抵制是理所当然的。
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许多省、市的代表说：“四人帮”炮制的所谓批《条例》的“小册子”一发下来，广大工人和企业领导人就认为，照这样批下去，工厂岂不是越批越乱了吗？
代表们列举出当时很多工人的话，有人说：“我看个别提法改一改，这些条条满不错，批什么？
还得照着办哩！”
有的人针锋相对地指出：“什么‘大毒草’，我看是香花！”
就是“四人帮”经营了十年之久的上海，批《条例》也受到群众的抵制。
上海第三十三棉纺厂的代表说：“谁讲它不好，你拿出个好的来嘛！”
上钢一厂的代表说：“批《条例》，越批工厂被搅得越乱，越批生产越下降”。
当然，《条例》当时还是个供讨论的稿子，还是不完善的，它正在草拟、修改之中；
但是，群众当时的这些反应，说明了一个事实：批《条例》很不得人心。

现在，通过工业学大庆会议，代表们更加坚定了走大庆道路的决心。
大庆的方向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率领下，奋勇前进，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讯）

《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述评

作者：杜文和/五三五一一部队一营报道组

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在下连调查中，发现有的同志老乡观念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老乡之间不能坚持革命原则，徇私情，讲情面，保持一团和气；
对老乡要求不严，夸大成绩，掩盖缺点；
甚至在发展党员、团员时，也有对老乡迁就、降低标准的情况。

我们认为这些现象都是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
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讲自由主义的第一种表现就是：“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
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
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
老乡观念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私有观念和传统势力的影响，是一种不正之风。
它不是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而是以同乡本土的小圈子代替党的原则。
“四害”横行时，“四人帮”大搞结帮营私，大搞拉宗派搞山头的罪恶活动，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老乡观念不仅得不到克服，反而更加发展起来。
我们每个革命战士，尤其是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应该彻底批判“四人帮”结党营私、结帮篡党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克服老乡观念，牢固树立党的观念，执行党的纪律，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行为作斗争，做一个襟怀坦白，忠实积极，大公无私的革命者。

五一○四五部队政治处 邱天增、冯宝秋、马光钦

同意谁入党？

前不久的一天，八三二五○部队九连召开党支委会，研究发展党员问题。
会开得很热烈。
有的同志同意八班长入党，也有同志认为八班副班长是入伍五年的老战士，表现还不错，应该优先考虑。
两种意见争论好久，相持不下。

在大家热烈讨论的时候，支部书记、指导员杭永才的脑海里也在激烈地“讨论”着：八班长入伍以来，能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特别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他工作标准高，步伐迈得大。
当了班长以后，更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以党员的五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八班副班长呢，各项工作也都非常积极，但不能广泛团结同志，离党员标准还有差距。
然而，八班副班长同自己是老乡，平时关系又不错，还是照顾一下吧，以后回去碰到他家里人也好交代。
当这种想法一露头，杭指导员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以老乡观念代替党的原则的表现，是自己党性不纯的表现。
老乡观念表现在组织发展上，是与我党的性质格格不入的。
长期以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拉山头，搞宗派，我们可不能受他们的影响，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摈弃老乡观念这种不利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和行为。

想到这里，杭指导员在支委会上把自己对两个同志的看法全亮了出来，表示了吸收八班长入党和暂不接纳八班副班长入党的意见。
大家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很快统一了思想。

开过会后，杭指导员又找八班副班长谈心，既坚持了党的原则，又使他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杜文和）

谁当班长？

一次，一连召开支委会，研究选拔一名骨干担任班长。
大家提出了三排战士王风锁和梅洪赞。
这两个人究竟选谁？
看法不一。

支委、三排长徐文福思想上有斗争：小王和小梅都是徐文福看着成长起来的骨干，但小梅有个弱点——组织能力差些，两人比较起来，小王担任班长要比小梅强。
可是，梅洪赞和自己是同乡，两人平时关系比较密切。
不久前，自己探家到小梅的家看望时，梅洪赞的父母还曾再三嘱咐多多关照小梅的进步。
想到这里，徐文福想表示赞成提梅洪赞，可是又一想，毛主席教导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要注意五项条件，要搞五湖四海，再想到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拉山头、搞宗派、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的罪行。
这使他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应坚决按毛主席教导办事，切实遵守党的原则，决不能利用职权方便拉私人关系。

支委会上，徐文福把小王和小梅的情况一五一十地作了介绍，主张选拔王风锁当班长。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了徐文福的意见。

（五三五一一部队一营报道组）

编后 老乡应是革命的战友

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宗派、小圈子，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
老乡观念是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妨碍坚持革命原则和革命团结的消极因素。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革命队伍的同志，不管是从那个地区来的，都应当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不应该有你亲我疏。
当然，同志之间，有老乡、熟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问题是不应当有老乡观念。
老乡，应是革命的战友。
由于老乡之间情况搞得熟，脾气摸得透，知心话谈得来，战友之间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进行思想互助，做思想政治工作，这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相反，因为是老乡，是熟人，遇事就不坚持原则，那就是老乡观念，它不仅有害于同志，更有害于党的事业。
“四人帮”就是靠这种拉拉扯扯结帮营私来搞坏事的。
我们在猛揭狠批“四人帮”结党营私、结帮篡权罪行的同时，要彻底肃清其流毒，破除老乡观念。
要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战友之间互相关怀，互相帮助，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

五四七一六部队六连业余演唱组，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华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指示，从揭批“四人帮”斗争以来，根据形势与任务的发展，先后编演了近三十多个文艺节目，举行了十一次文艺晚会，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

一、运用革命文艺，开展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引导干部战士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他们针对有的同志存在“四人帮”不批自臭的现实思想，及时编排演唱了《八亿神州，同仇敌忾》等文艺节目，使大家看到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批判“四人帮”的大好形势，看到“四人帮”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只有批深批透，才能彻底肃清其流毒，从而推动了全连迅速地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新高潮。

二、运用革命文艺回答和解决学习、批判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帮助干部战士认清“四人帮”的反动面目和极右实质。
在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时，有些同志对“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的反动实质一时理解不深，党支部便组织干部战士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能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的指示，并指导演唱组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武器，及时编演了《反经验主义是“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扯起的一面黑旗》等节目，揭露了“四人帮”把“批经验主义当做纲”，是为了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干部战士看了节目，义愤填膺，口诛笔伐，写出了四十多篇批判“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的文章，有力地促进了大批判的深入。

三、运用革命文艺表彰先进，推广经验，不断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

无线班紧密联系连队建设实际，采取边学、边破、边立的方法划清抓革命促生产与唯生产力论的界限，开展革命竞赛与锦标主义的界限，遵守纪律与奴隶主义的界限，为革命钻研技术与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的界限等，全班出现了深入揭批“四人帮”，各项工作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
演唱组总结了无线班的经验，编排了《发扬革命好学风，深揭猛批“四人帮”》等节目，有力地促进了学习和批判。

在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推动下，连队涌现出大量的先进人物。
演唱组编排了《俺们的好领班》、《俺连的新人新事多》等节目，热情赞扬连队党支部“一班人”在批判“四人帮”斗争中，带头学，带头批，积极地站在运动的第一线，热情赞扬了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量好人好事。
通过宣传，使大家学有典型，赶有方向，进一步调动了大家的革命积极性。
（报道组）

作者：袁学军

作者：兰州部队理论组

（一）

毛主席在《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中，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并强调指出：“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有着极端的重要性。
因为社会制度的大变动，必然要反映到政治思想上来，表现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激烈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空前广泛深刻的革命，它要铲除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
“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这样一场深刻的革命，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引起激烈的斗争，社会的大变革，要求人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跃进，从剥削阶级的精神枷锁和旧的传统势力中解放出来。
但是，社会意识常常落后于社会存在，“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
旧的制度消灭了，在旧制度的地基上产生的政治观念和思想意识，还会长期地存在，对新的社会制度起着腐蚀的作用。
建国以来，我们每采取一个以削弱或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目标的革命步骤，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总是有各种不同的反映，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态度、感情。
有那么一些人，总是留恋旧制度、旧事物，对一切革命的变革感到格格不入。
对新的制度，新的事物，感到不习惯，不理解，甚至公开反对。
因此，必须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去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例如，进行土地改革就要使群众认识封建剥削的罪恶，批判“地主勤俭起家”，“贫下中农受剥削是命中注定的”等谬论；
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就要宣传抗美援朝的正义性，肃清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影响，树立仇美、卑美、藐美的思想。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
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互相促进的。
不做好人的改造的工作，使一些人从旧的轨道中转变过来，一切革命的政治变革都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种能动的反作用在社会变革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
这就是先进的、革命的思想，可以促进新的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而落后的、反动的思想，则会对新的社会制度起破坏瓦解的作用。
在人们的头脑中，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必然要去占领。
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不可能自发形成的，要通过思想教育去进行灌输。
全国解放以后我国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不仅有小生产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思想，而且有封建主义的思想，这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不相适应的。
毛主席说：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不通过坚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群众的头脑，不荡涤剥削阶级思想的污泥浊水，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有因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而瓦解的危险。
“四人帮”竭力破坏我党我军的政治工作，反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不准批判修正主义，不准批判资本主义，目的也正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二）

毛主席在谈到合作社的政治工作时指出，政治思想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灭资兴无、斗私批红，改造人们的世界观。

毛主席说：“有句古语，‘纲举目张’。
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这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斗争必然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在选集第五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总是把意识形态领域内反映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到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高度去分析、去解决。
针对党内一些人歌颂电影《武训传》，毛主席指出，这表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毛主席针对一些“大人物”压制“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中资产阶级观点的问题，指出：“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在我们革命队伍中，思想问题尽管错综复杂，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矛盾，如公与私、苦与乐、先进与落后、光荣与耻辱、党性与派性、正气与歪风、组织纪律与自由散漫的矛盾等等，归根结蒂都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抓住灭资兴无斗争，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时期政治思想领域里斗争的实质和要害，政治思想工作就提起纲了。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思想斗争必须中肯。
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要思想交锋。
好比打仗，你一刀杀来，我一刀杀去，两把刀子要打中，这叫交锋。
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
思想斗争要中肯、要交锋，就是要抓住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这个根本问题。
否则，就打不中靶子，击不中要害，就是隔靴抓痒，言不及义，就没有思想性和战斗性，也就谈不上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

灭资兴无的斗争也是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思想基础上的，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保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路线。
一切机会主义头子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思想基础上的，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是用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路线。
经验证明，一个人的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占优势，就必然趋向于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有的人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总是“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替少数富农和富裕中农打主意？
为什么有的人在同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而“被他们扫了一翅膀”？
为什么有的人在一九五七年的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面前，“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
为什么有的人见贼船就上，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执行了刘、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跟着“四人帮”跑？
是因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有问题，是因为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要使各项工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而这就必须灭资兴无、破私立公。
世界观和路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不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就不能立党为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
就不能识别真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
就不能彻底铲除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因此，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打好灭资兴无、斗私批修这个仗。

“四人帮”这伙党内的反革命黑帮，大肆贩卖封、资、修的黑货，以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腐蚀人；
他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斗私批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群众中的现实思想问题，统统诬蔑为“整群众”，这一切，都是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培植思想基础，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三）

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打好灭资兴无、斗私批修这一仗，改造世界观，促进部队的思想革命化；
同时，也必须保证党的各项中心任务的完成。
这两者是统一的。

毛主席在谈到农村工作时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
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
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保证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是因为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总目标的。
在战争年代，政治思想工作要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
因为，如果没有战争的胜利，一切就都无从谈起。
全国解放以后，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我们党发动的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例如当前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们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政治思想工作无疑必须保证这场政治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
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中心工作，例如我们军队的军事训练、执勤、战备施工、生产等各项工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都是服从于并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的，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样要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
我们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职责，就是要教育干部战士在自己的岗位上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完成党和人民所分配的任务，象雷锋同志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能不能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多、快、好、省地完成部队担负的各项任务，是衡量一个单位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还是差，也是衡量一个人路线觉悟高还是低的重要标志。
“四人帮”空谈什么路线觉悟，完全抽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在的内容。
一个不干任何工作的人，可以被他们捧为路线觉悟高的英雄。
可见他们的所谓路线觉悟，就是要搞垮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强调政治思想工作的保证作用，并不是不重视政治的统帅作用，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政治的统帅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自觉地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奋斗。
它必须有利于促进中心任务的完成，而决不会妨碍中心任务的完成。
离开中心任务的完成侈谈什么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只能是毫无实际意义的空话。
这样一个本来十分清楚的道理，近几年竟被“四人帮”一伙搅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老大难问题。
他们胡说什么“革命搞好了，颗粒不收也不要紧”，“路线正确，不出煤也要开庆功大会”，“阶级斗争抓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妄想用“自然而然论”来否定政治思想工作的保证作用，又否定政治的统帅作用，把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引向歧途，以便用资产阶级政治取而代之。

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挽救了革命事业，也端正了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
我党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必将进一步发扬光大，政治思想工作的威望必将在斗争中进一步提高。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极大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全面加强部队建设，为实现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奋斗！

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第一三四页）

胡适是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和政客，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忠实信徒，卖身投靠国民党的忠实奴才。
为了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大力贩卖实用主义的反动哲学。

胡适的实用主义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
胡适根本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
说什么：“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
胡适还否认客观真理，鼓吹“有用即真理”。
说什么：“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
把真理看成是应付环境，实现主观政治目的的工具。
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口号，是其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实用主义方法论的综合，臭名昭著，流毒极广。
在历史研究方面，胡适把历史说成是一大堆偶然事件的堆积，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件，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为了肃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流毒，一九五四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三六页）

是一九五四年四月我国在和印度签订的一项协定中首次提出的。
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互不侵犯；
三，互不干涉内政；
四，平等互利；
五，和平共处。
在后来的一些国际会议和外交文件中，我国多次重申这五项原则。
因为这五项原则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霸权政策，现在已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主张使它成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英法联军（第一三六页）

一八五六——一八六○年，英、法两国对我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派遣到中国来的联合侵略军。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活动。
一八五六年，英国寻衅进犯广州，被当地军民迫退。
次年英法组成联军进攻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随后在上海签订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
一八六○年，英、法两国又借口来中国换约受到“阻碍”，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先后攻占大沽、天津，闯进北京，劫掠并烧毁圆明园；
随后，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在此期间，沙皇俄国利用英法联军侵略我国的有利时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强占我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加深了。

八国联军（第一三六页）

指一九○○年俄、英、德、法、美、日、意、奥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镇压我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实现其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而组织的侵略联军。

一九○○年五月底，八国联军侵入天津。
六月，义和团在廊房和天津老龙头车站一带，狠狠打击了英、俄等侵略者。
后来，由于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者慈禧同帝国主义暗中勾结，使义和团遭到前后夹攻，伤亡严重，七月中旬，天津失陷。
八月中旬，侵略军占领了北京。
所到之处，烧杀抢劫，侮辱妇女，无恶不作。
北京的珍贵图书文物，被抢劫一空。
沙俄还单独出兵，企图吞并我国东北三省。
一九○一年（旧历辛丑年）九月，清政府和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偿各国军费银四亿五千万两，各帝国主义国家有在北京及由北京到天津、山海关一带地区驻兵的特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供稿）

作者：刘树祥

二十三年前，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对梁漱溟利用笔杆子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立场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指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
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
而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这不但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披着“进步”外衣，从事反动文化活动的梁漱溟的狰狞面目，对于我们认识王张江姚“四人帮”这伙“杀人犯”的丑恶嘴脸也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笔杆子和枪杆子，是剥削阶级维护他们反动统治的反革命两手。
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他们既要运用暴力的手段，用枪杆子杀人；
也要大造反革命的舆论，对革命的政党和军队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用笔杆子杀人。
枪杆子杀人，会留下斑斑的血迹，用笔杆子杀人，则不见伤痕，不留血迹。
因而是杀人中更毒辣的一手。

“四人帮”也是用笔杀人的“杀人犯”。
他们头戴“红秀才”的桂冠，身披“理论家”的外衣，手执“大批判”的棍子，干的却是“杀人”的勾当。
在批林批孔中，他们搞“三箭齐发”，诬蔑在“五四”运动中就揭起反对孔家店的大旗的敬爱的周总理是现代的“大儒”，有人反对他们，他们就给你戴上“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的帽子。
他们结行帮，搞派别，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拒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扼杀电影《创业》，有人进行揭发，他们就给你定下“分裂中央”的罪名。
他们炮制黑样板，制造假典型，把反革命小丑张铁生捧为“反潮流的英雄”，有人表示不同意，揭了他们的老底，他们就给你戴上“反对新生力量”的帽子。
古人说：“一字之诛，严于斧钺”，只要“四人帮”一个黑批示，或者“梁效”的文章一定调，立即就可以致人于死命，判成“死罪”；
革命者可以被打成反革命，永世不得翻身。
这不是“用笔杀人”又是什么？
直到覆灭的前夕，“四人帮”还死死抓住那枝“杀人”的笔，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的所谓“临终嘱咐”，妄图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华主席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诬蔑为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定成“死罪”，加以打倒。
这伙“杀人犯”，比手执屠刀的刽子手更可恶，也更可鄙。

“四人帮”用笔杀人，由来已久。
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就干着杀人的生涯。
例如狗头军师张春桥，早在三十年代，当他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充当国民党特务，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用他的秃笔向敌人献媚，把革命者投到血泊中去；
以后，他又炮制一篇又一篇黑文，明枪暗箭，围攻鲁迅，吹捧敌人，攻击革命，扼杀进步的文艺作品，深得主子赏识。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
其实，“四人帮”何止是用笔杀人。
只要时机一到，他们也就会举起血淋淋的屠刀，向革命人民杀过来。
他们不是已经制定了一个杀人计划，叫嚣要“杀人”，要“枪毙一批”吗！
只要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他们拿笔的手，就会争起枪来，就会对革命的人民进行屠杀和镇压，无数的革命者就会被推入血泊之中。
事实证明，“四人帮”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双料刽子手。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讯 由文化部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将于五月二十三日在首都中国美术馆开幕。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开创了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在《讲话》的指引下，三十五年来，广大美术工作者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创作了大批优秀作品。
这次展出的，是一九四二年《讲话》发表以来的部分优秀作品，共七百六十四件。
其中有版画、中国画、油画、年画、宣传画、雕塑、漫画、连环画、水粉画、水彩画、速写素描、组画插图等。
有些作品因原作散失，这次以印刷品展出。
一些革命战争年代油印、石印的画报以及革命传单上的美术作品，作为陈列品展出。

这次展出的作品，内容之深刻，题材之丰富，形式之多样，作者之广泛，都是我国历届美展所无法比拟的。
展品中有的表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军民火热的斗争生活，有的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腐朽、黑暗的反动本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作品，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些作品，从各个方面热情地歌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了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歌颂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歌颂了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形象地再现了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
在我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中，这些作品都曾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集中在中央圆厅中展出的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间的作品特别引人注目。
这些遵循《讲话》指引的方向，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而创作出来的第一批作品，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工农兵作为美术作品的主人公，生动地体现了我国无产阶级美术的革命传统。
这些尖锐、泼辣、朴实、清新的作品，具有特别的艺术魅力，今天已经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

在这次展出作品的作者中，有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创作的老画家，有的还直接聆听过毛主席的《讲话》，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以画笔为武器参加战斗，为人民做出了贡献，也有解放后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作者；
有专业作者，也有工农兵业余作者；
有汉族作者，也有蒙古、彝、回、满、布依、土家、维吾尔、达斡尔等少数民族作者；
还有台湾省籍作者。

这次美展是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开幕的。
长期以来，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宣扬封、资、做文艺，严重地干扰和破坏包括美术在内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事业。
特别是“四人帮”疯狂地扼杀革命文艺，歪曲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历史，胡说什么“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个空白”，无耻地把自己装扮成“旗手”、“权威”，妄图控制文艺阵地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受“四人帮”压制的美术作品才得以和广大观众见面，被“四人帮”歪曲了的历史才得以恢复原来的面貌，遭“四人帮”打击、排斥的美术工作者才得以重见天日。

为隆重纪念《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而举办的这次美展，必将鼓舞广大美术工作者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深入揭批“四人帮”，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美术的革命传统，坚定地沿着《讲话》指引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继续前进，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为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美术事业而努力奋斗。

这次美展预定展出到六月底。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讯 邮电部定于五月二十三日发行彩色纪念邮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

这套纪念邮票共两枚。
第一枚画面的中心是革命圣地延安，四周是盛开的鲜花，象征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永远照耀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毛主席所制定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永放光辉。
第二枚的画面突出了象征工农兵的铁锤、镰刀、枪，围绕着似锦的繁花，歌颂毛主席所指引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反映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这套邮票的面值都是八分。

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电 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扎伊尔—摩洛哥联合部队于五月二十日收复了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雇佣军占领两个多月的边境重要城市迪洛洛，取得了反入侵斗争的重大胜利。

这一胜利消息是由蒙博托总统于五月二十日晚十时在科尔韦齐市亲自宣布的。
与此同时，蒙博托总统还签署了一项命令，表彰沙巴省西南前线的扎伊尔—摩洛哥联合部队的官兵。

蒙博托总统在这项命令中说：“我极其高兴地向全世界宣布，我对于你们以迅速、勇敢和忘我的精神完成了包围迪洛洛的使命感到自豪和十分满意。”
命令中还写道：“由于你们，卢富帕、凯昂伯、穆察察、卡萨吉、基森盖和迪洛洛将永远是光荣的地方。”
迪洛洛是苏联雇佣军三月八只入侵沙巴省后最早占领的城市之一，是雇佣军扩大侵略的重要后勤基地。

据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电 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扎伊尔—摩洛哥武装部队五月十九日又从入侵的雇佣军手中收复了卢阿希和基森盖。

卢阿希是一个重要的公路交叉点，它位于卡萨吉以南六十五公里，距安哥拉边境十公里。
基森盖位于卡萨吉西南，是一座生产锰的城市。

据新华社金沙萨电 扎伊尔—摩洛哥联合部队五月十二日收复卡萨吉。

据扎伊尔通讯社五月十八日报道，正在卢阿希前线作战的扎伊尔—摩洛哥联合部队，十八日上午收复了卢阿希以北五公里的琼戈地区。
他们还抓到了一名俘虏，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其中包括不同型号的迫击炮和炮弹，一辆满载苏制反坦克地雷和杀伤地雷的卡车等。
敌人的一份关于对一些目标安置爆炸物的计划也被缴获。

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电 为庆祝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成立十周年，扎伊尔首都金沙萨五月二十日举行了由各阶层群众数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
示威群众愤怒谴责苏联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并向英勇反击侵略者的扎伊尔武装部队致敬。

示威群众斗志昂扬。
他们高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我们不怕纸老虎”，“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啊非洲，摆脱社会帝国主义的枷锁吧”，“向参加反侵略斗争的英雄的扎伊尔武装部队的战士们致敬，胜利属于扎伊尔人民”。

金沙萨市市长萨孔比·伊农戈和扎伊尔武装部队总司令本巴·穆阿苏·宗吉检阅了游行队伍。

据《扎伊尔之声》广播，扎伊尔其他地方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

新华社乌鲁木齐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电 由团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副团长、人大常委会委员廖承志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圆满结束了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友好访问后，今天晚上乘专机到达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司马义·艾买提、郭林祥、宋致和、贾那布尔、祁果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杨克、阿木冬·尼牙孜、司马义·托乎提、寇东震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电 以赛福鼎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结束了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友好访问，五月二十一日上午乘专机离开贝尔格莱德回国。

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议长基罗·格利戈罗夫和副议长佩科·达普切维奇二十一日清晨来到宾馆与代表团亲切叙别并陪同代表团前往机场。
登上飞机前，赛福鼎团长和廖承志副团长与格利戈罗夫议长和达普切维奇副议长等热烈握手，亲切拥抱。
他们再次感谢南斯拉夫领导人和各地人民给予代表团的热情友好接待，使代表团的访问得以圆满成功，并表示欢迎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玛拉·拉迪奇，联邦外贸部副部长菲里普·巴比奇等。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张海峰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在南斯拉夫的中国教员、留学生代表等也到机场欢送。

据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电 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五月二十日晚上在平壤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司令员杨勇为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大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李用茂上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朝鲜人民军第一副总参谋长金铁万上将，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金奉律上将，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赵明善中将，外交部副部长田仁彻，平壤市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姜希源以及朝鲜人民军军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武官铁雷和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陈健吾应邀出席了宴会。

金铁万在宴会上讲了话。
他说：“每当我们同中国战友欢聚一堂时，总是感怀深切地回顾起过去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
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同志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种种阴谋活动，发动了抗美援朝运动，派遣由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组成的志愿军来到朝鲜战场，用鲜血援助了我国人民的斗争。”
他说：“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毛岸英同志等许多中国人民的儿女，在光荣的斗争中为我们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和青春。”
金铁万说：“今天，中国人民继承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遗志，拥戴华国锋同志为自己的英明领袖。
在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英明领导下，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消除‘四人帮’的流毒，实现国家的安定，大力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形成新的高潮。”
金铁万说，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官兵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今后在贯彻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金铁万说：“我国人民和人民军官兵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定将粉碎国内外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实现统一祖国的历史事业。”
金铁万说：“我们坚信，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缔造和培育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今后将在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的关怀下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接着，杨勇团长讲话。
他说，长时期以来，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在自己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英勇顽强，艰苦卓绝地赢得了祖国的解放，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果实，为亚洲和世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榜样。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朝鲜人民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坚决贯彻金日成主席提出的“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方针，大力开展千里马运动，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并正在深入开展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运动，在实现劳动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和十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的伟大斗争中不断胜利前进。

杨勇高度赞扬了朝鲜人民军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为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以及在战后为实现金日成主席提出的“军队干部化、军队现代化、全民武装化、全国要塞化”方针和保卫共和国北半部的安全中取得的卓越的成就。
他说：“我们把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主席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看作是自己的成就一样受到极大的鼓舞。”
杨勇说：“长期以来，朝鲜政府和朝鲜军民为实现自己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
他在谈到中国国内的情况时指出，以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
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决心为实现在本世纪内把祖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宴会上，中朝两国战友畅叙战斗情谊。
频频举杯共同祝愿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健康长寿。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电 以杨勇为团长、吴富善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五月二十一日访问了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旧居万景台。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大将陪同前往。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武官铁雷也随同前往。

日期：1977年5月23日至6月30日（星期一休息）

时间：上午9：00——下午5：30（4：30停止入场）

地点：中国美术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

参观办法：售当天个人票（只限五张）、不售团体票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讯 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劳动新闻》主编金基南为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金吉铉为副团长的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结束了在我国的参观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黄作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姚远方，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林丽韫、田树千、蒋光化。

在飞机舷梯旁，中朝两国同志亲切握手告别，衷心祝愿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古长青。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也到机场送行。

朝鲜同志在北京期间，访问了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某部、北京第一机床厂，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并游览了名胜古迹。
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友好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