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长影积极摄制新影片
据新华社长春1977年05月21日电
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工作者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揭狠批“四人帮”，坚持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第1线创作和拍摄新影片，全厂革命和创作生产热气腾腾。
今年以来，全厂已有大批创作人员分别到全国十八个省、市的工厂、农村、部队、学校等基层单位深入生活。
他们有的到唐山地区，和英雄的唐山人民一起创作歌颂华主席关怀灾区人民，和灾区人民心连心的剧本；
有的下到煤矿，创作反映煤炭战线广大工人、干部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剧本；
还有的和业余作者一起积极创作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为题材的剧本。
他们拜工农兵为师，认真改造世界观，使思想感情发生很大变化，剧本创作水平有了新提高。
为了让广大工农兵群众尽快地看到更多更好的革命影片，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还积极组织编导人员、演员和工人，边深入生活，边修改剧本，边投入拍摄，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
故事影片《延河战火》的创作组和摄制组人员，在革命圣地延安瞻仰毛主席、党中央当年居住和工作过的旧址，听了参加过当年延安保卫战的老八路、老英雄讲述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陕北军民粉碎国民党的疯狂进攻，取得三战三捷伟大胜利的英雄事迹，更加激发了他们拍好这部影片，歌颂毛主席革命军事路线的热情。
正在拍摄的又一部反映我国石油工人英雄业绩的故事影片《希望》，是由原《创业》创作组和摄制组负责的。
他们以毛主席关于影片《创业》的光辉批示为动力，再次奔赴油田第1线，以顽强的革命精神拍好每一个镜头。
他们决心尽快拍摄好这部曾被“四人帮”逼下马的影片。

把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学到手
本报评论员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毛主席亲自创立了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路线，亲自培育了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经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指示：
“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须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
大庆第1个把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最好地运用在工业战线上了，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坚持下来了，并且在斗争中有所创造、向前发展了。
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在大庆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
这花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果就是生产建设高速度、高质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优良成就。
多年来，大庆党委费心血最多、花力气最大、下功夫最深的，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运用解放军经验，建设一支革命化的队伍。
把解放军的一整套政治工作经验具体运用在企业管理、生产建设中，决不是从形式上生搬硬套，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下苦功夫，使之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化”为自己的东西。
要生根、开花、结果，就要连根移栽，采取适合本地土壤、气候的办法，精心地培育、护理。
在企业里，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在一般情况下，都要在业余时间进行，在生产间隙进行。
大量的，是结合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贯穿着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一人一事的谈心活动。
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生产前线，做到每个基层单位，做到每个职工家里。
大庆的同志们认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是培养革命化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基础课，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最重要的基本功。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要不要坚持进行阶级教育？
这在近几年竟被“四人帮”弄成了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四人帮”最恨这一条。
他们恶狠狠地攻击忆苦思甜是“搞资产阶级人性论”，“灌输民主派思想”，是“低级”的、“过时”的，等等。
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从老根上就是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吸血鬼。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他们最怕劳动人民有高度的阶级觉悟。
他们用离开阶级觉悟的所谓“路线觉悟”，诱骗人们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效劳。
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所谓“路线觉悟”，只能是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
只有建立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基础上的路线斗争觉悟，才是符合马列主义路线、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不懂得阶级，就不懂得革命，也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路线教育、形势教育、传统教育、理想教育，都要经常进行，而这些都要以阶级教育为基础。
阶级教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大庆的政治思想工作，在这方面是下了苦功夫的。
他们学习解放军诉苦和三查的新式整军的经验，发动群众大搞社会调查，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建立“新旧社会两本帐”。
在批林批孔中大搞忆苦批林的阶级教育，在揭批“四人帮”中大搞忆苦批“四人帮”的阶级教育，人人上阵，个个发言，互相启发，互相激励，激发了对旧社会的无比仇恨，对新社会的无比热爱，对“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比热爱，决心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更雄厚的物质基础。
要不要坚持以表扬为主？
这也是必须澄清的一个问题。
“四人帮”胡说，表扬先进单位多了，“会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调动起来”，他们一伙还说以表扬为主是“取消阶级斗争”。
这些都是谬论。
我们的干部和工人群众的绝大多数都是好的。
在正确路线指引下的单位，成绩总是主要的。
好人好事总是占优势，积极因素总是占主导地位。
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以表扬先进为主。
大庆多年来坚持评思想、比贡献、选模范、树标兵。
基层01月评比一次，整个油田一年评比一次。
工人、干部、科技人员、科室人员、在前方的、搞后勤的、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卫生的、家属、知识青年，都有模范人物、先进集体。
每次评、比、选、树以后，就象解放军打了胜仗以后对立功的战斗英雄那样，给模范、标兵披红戴花，敲锣打鼓，开群英会，游行示威。
这是对阶级敌人示威，对资本主义势力示威。
毛主席教导我们：
“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4页）大庆的评、比、选、树运动，就是用无产阶级正气压倒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
这是把积极因素集中起来，发扬光大，形成强大的声势，造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好局面。
积极因素越表扬越多，消极因素的阵地就越来越少；
如果不支持积极因素，消极因素就会膨胀起来。
表扬先进，正是大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怎么是“取消阶级斗争”呢！
在坚持以表扬为主的同时，大庆也坚持对资产阶级打进攻仗，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队伍的侵蚀。
对于阶级敌人，坚决打击。
对于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阶级弟兄、阶级姐妹，热情争取。
他们做了极其耐心、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把一些曾经被认为是“成不了材的歪脖子树”，变成了社会主义企业的铁柱子。
对后进单位、后进工人，一方面进行阶级教育，一方面也大抓他们本身的积极因素，有一点进步就欢迎、表扬。
树立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以后，就带动了同类型的一大批。
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争夺战。
对有缺点有错误的同志，一定要拉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而不要推到资产阶级那边去。
要把关心群众生活当作政治工作来做，这本是我们党和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前些年也被“四人帮”搅乱了。
“四人帮”一伙站在吸血鬼的立场，根本反对我们党关心群众生活，把这叫做“物质刺激”，甚至诬之为“收买人心”。
另一方面，他们却怂恿一些人钻空子，在全民所有制企业里大搞资本主义活动。
怎样才是真正关心群众生活，用什么办法关心群众生活，也有尖锐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不去占领生活阵地，资本主义必然要去占领。
大庆的同志们学习解放军，把政治工作做到职工宿舍里去，做到职工食堂里去，同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做。
无产阶级政治挂了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就好解决了。
发动群众自己动手用集体力量解决了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具体问题，职工和家属的社会主义觉悟、集体主义觉悟也提高了。
“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同上，第421页）“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
（同上，第385页）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只要善于具体运用，用到哪里哪里灵，用到啥时候啥时候灵。
这些经验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的，经历的时间越久内容越丰富，传播的范围越广效果越明显。
“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他们咬牙切齿，要把这些好经验和革命老传统斩尽杀绝。
大庆人坚决捍卫和发展了这些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使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大放光彩。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传家宝，永远不能丢掉，永远要传下去。

毛主席语录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粉碎“四人帮”百花竞开放
天津市将上演十几台好戏
据新华社天津1977年05月21日电
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的日子里，天津市将有十几台戏剧、曲艺、歌舞、杂技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与工农兵群众见面。
粉碎“四人帮”以来，天津市文艺工作者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紧跟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部署，深揭狠批“四人帮”，大大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激发了革命积极性。
他们积极创作、演出文艺节目，纵情歌颂和深切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衷心赞颂英明领袖华主席，热情地宣传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反映各条战线走向大治的大好形势，使天津市文艺舞台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次演出中，天津市文艺工作者自己创作的剧目有京剧《六号门》、《芦花淀》，京剧小戏《运马路上》、《鸡场风波》、《上阵》，河北梆子《渡口》、《把关》、《让新房》等。
向兄弟省市剧团学演的剧目有京剧《八一风暴》、歌剧《洪湖赤卫队》、舞剧《小刀会》、话剧《豹子湾战斗》、《霓虹灯下的哨兵》，移植的剧目有京剧《枫树湾》、《万水千山》，河北梆子《园丁之歌》，评剧《朝阳沟》、《刘胡兰》等。
天津市京剧团演出的革命现代戏《芦花淀》，生动地反映了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河湖港叉有利地形，英勇机智地开展水上游击战争的斗争事迹，热情歌颂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评剧《刘胡兰》，是天津市评剧团1953年成立后演出的第1个戏，几度演出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近几年来，由于“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评剧《刘胡兰》和许多优秀剧目一样被迫停演。
粉碎“四人帮”后，评剧团文艺战士精神振奋，干劲倍增，克服困难，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排练，使评剧《刘胡兰》又重新和工农兵见面。
在纪念毛主席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期间，天津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还将组织文艺轻骑队，深入工厂、农村、部队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演出。

在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三十五周年美术作品展览明日在京开幕
这次展出的是《讲话》发表以来的优秀作品，内容深刻，题材丰富，形式多样，作者广泛，超过历届美展
新华社1977年05月21日讯由文化部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将于05月23日在首都中国美术馆开幕。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开创了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在《讲话》的指引下，三十五年来，广大美术工作者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创作了大批优秀作品。
这次展出的，是1942年《讲话》发表以来的部分优秀作品，共七百六十四件。
其中有版画、中国画、油画、年画、宣传画、雕塑、漫画、连环画、水粉画、水彩画、速写素描、组画插图等。
有些作品因原作散失，这次以印刷品展出。
一些革命战争年代油印、石印的画报以及革命传单上的美术作品，作为陈列品展出。
这次展出的作品，内容之深刻，题材之丰富，形式之多样，作者之广泛，都是我国历届美展所无法比拟的。
展品中有的表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军民火热的斗争生活，有的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腐朽、黑暗的反动本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作品，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些作品，从各个方面热情地歌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了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歌颂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歌颂了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形象地再现了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
在我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中，这些作品都曾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集中在中央圆厅中展出的1942年至1949年间的作品特别引人注目。
这些遵循《讲话》指引的方向，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而创作出来的第1批作品，在历史上第1次把工农兵作为美术作品的主人公，生动地体现了我国无产阶级美术的革命传统。
这些尖锐、泼辣、朴实、清新的作品，具有特别的艺术魅力，今天已经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
在这次展出作品的作者中，有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创作的老画家，有的还直接聆听过毛主席的《讲话》，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以画笔为武器参加战斗，为人民做出了贡献，也有解放后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作者；
有专业作者，也有工农兵业余作者；
有汉族作者，也有蒙古、彝、回、满、布依、土家、维吾尔、达斡尔等少数民族作者；
还有台湾籍作者。
这次美展是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开幕的。
长期以来，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宣扬封、资、修文艺，严重地干扰和破坏包括美术在内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事业。
特别是“四人帮”疯狂地扼杀革命文艺，歪曲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历史，胡说什么“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个空白”，无耻地把自己装扮成“旗手”、“权威”，妄图控制文艺阵地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受“四人帮”压制的美术作品才得以和广大观众见面，被“四人帮”歪曲了的历史才得以恢复原来的面貌，遭“四人帮”打击、排斥的美术工作者才得以重见天日。
为隆重纪念《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而举办的这次美展，必将鼓舞广大美术工作者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深入揭批“四人帮”，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美术的革命传统，坚定地沿着《讲话》指引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继续前进，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为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美术事业而努力奋斗。
这次美展预定展出到06月底。

“一把手要第1个下去”
去年07月，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党委书记汤锡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批示，受到极大的鼓舞。
他决心照毛主席的批示办，到基层去当工人，做一名“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党委会上，汤锡贰谈了自己的想法，大家经过讨论，决定指挥部每个领导成员每年都轮流下基层当一个月工人。
汤锡贰和其他成员纷纷报名要第1批下去。
有的同志说，老汤是第一把手，任务重，工作忙，往后再说吧。
老汤坚定地说：
“要说忙，干革命没有不忙的时候。
如果说现在忙下不去，那以后照样下不去；
干部下基层当工人参加劳动，是反修防修的一件带根本性大事，一把手要第1个下去！”
在他的积极要求下，党委同意了他的要求。
第2天一大早，老汤蹬上自行车，带着行李，来到了装建大队锅炉车间。
锅炉车间维修二班班长听说汤书记要到他们班当工人，又高兴，又为难。
到底给书记安排个啥活呢？
一琢磨，只有磨闸门比较轻，就安排老汤磨闸门吧。
可是老汤想，自己下来当工人，一不是来镀金的，二不是来装样子的，决不能图清闲。
他听到洗炉这项工作最脏、最累，就坚决要求去洗炉。
三伏盛夏，锅炉里又闷又热，就象蒸笼一般；
地方又狭窄，刚能容下一个人；
一排排水管线挤得胸痛。
老汤不管这些，趴在水管线上，用刷子刷，用手抓，把炉壁上的铁锈一层一层地铲下来，一把一把地往外掏，越干越起劲。
工人同志几次喊他出来，喘口气，休息一下，他都不肯。
汗水湿透了衣衫，仍然坚持战斗……。
从炉膛出来，又拿起铁桶往锅炉里冲硫酸，一会儿，又和大伙一起把烟筒抬到锅炉房。
他就这样抢重活、干重活。
他还和工人一起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工人谈心。
工人们说：
“老汤不象干部，象我们班里的老师傅”。
本报记者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代表痛斥四人帮批条例的罪行
为什么把香花说成毒草？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代表痛斥“四人帮”批《条例》的罪行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述评
1976年，“四人帮”在全国发动了一场批所谓“大毒草”《条例》（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以下简称《条例》）的运动。
他们利用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铺天盖地，抛出一顶顶大帽子，捏造种种罪名，把《条例》硬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是“唯生产力论的标本”，是“管卡压的样板”。
他们背着党中央，发行所谓批《条例》的小册子，流毒全国，在工业战线上，在整个经济领域里，在人们的思想上，一度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代表们严正指出，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必须纠正，搞乱了的思想必须澄清，一切诬陷之辞必须推倒。
《毛泽东选集》第5卷是批判“四人帮”的强大思想武器。
参加大会的代表，翻开这本宝书，亲切地看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指明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1960年，毛主席在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中，又对如何办社会主义企业作了精辟的概括，科学地提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办企业的路线。
大庆全面实践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出了一条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本对立的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条例》正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吸收了大庆的经验，针对“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给国民经济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这是“四人帮”对《条例》恨之入骨的根本原因。
“四人帮”批《条例》批的是些什么东西呢？
代表们对照《毛泽东选集》第5卷，结合大庆经验，结合本地区、本企业的实际，看得最分明。
毛主席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的思想；
“四人帮”歪曲“以阶级斗争为纲”，颠倒敌我，把工厂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说成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搞什么“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
毛主席提出关于“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的思想；
“四人帮”却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
毛主席提出关于“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1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
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
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的思想；
“四人帮”说这是“折中主义”，把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统统斥之为“修正主义的经济思想”。
毛主席提出关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的思想；
“四人帮”诬蔑这是搞“五子登科”，是物质刺激，如此等等。
毛泽东思想是照妖镜。
代表们说：
“四人帮”名为批《条例》，实际上他们批的正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一大批领导同志，砍的是大庆红旗，暴露出来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嘴脸。
“四人帮”大批《条例》是一条毒计，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整个经济战线搞乱，破坏社会主义企业，搞垮国民经济，搅乱无产阶级的天下，以便他们取而代之。
大庆党委概括得好，“四人帮”一是乱党，二是乱队伍，三是乱企业管理，四是乱生产。
四乱之中，核心是乱党。
郑州铁路局的代表说：
“四人帮”在河南的那个亲信，把我们局搅得一团糟。
党委一开会就被冲，干部一讲话就挨批。
为了夺各级党委的权，他们甚至别出心裁，居然给支部书记派什么“帮办”，给党委书记配所谓“助理”，成为凌驾于党委之上的太上皇。
在“四人帮”及其余党横行的地方，有人狂妄地把党中央发出的文件诬蔑为“复辟纲领”；
把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叫做“文件派”。
他们目无中央，何论党委！
《条例》针锋相对地提出，要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散、懒”问题，解决坏人掌权的问题，解决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党的领导问题。
这正好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
只有这样，才能化乱为治。
正如毛主席说：
“所谓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
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
《条例》重申毛主席的教导：
“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四人帮”要依靠的是些什么人呢？
就是他们所谓的“先进分子”、“反潮流战士”。
这是他们搅乱工人阶级队伍的一个阴谋。
这些人在“四人帮”的庇护下，所作所为同党同群众尖锐对立，在人民中极端孤立。
新疆独山子炼油厂的代表愤慨地说：
什么“先进分子”，分明是一些反社会主义的捣乱分子。
这个厂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党委坚持三条原则：
绝不能让打着革命旗号的假革命整革命干部和群众；
绝不能让坐吃社会主义的人整大干社会主义的人；
绝不能让搞无政府主义的人整遵守革命纪律、执行合理规章制度的人。
这三条原则条条反对“四人帮”，条条体现大庆精神。
这三条原则，打掉了歪风，申张了正气，大快人心。
《条例》重申毛主席的教导：
“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强调社会主义企业要有管理，要有合理的规章制度。
行车还要右侧通行，难道社会主义企业可以没有一个章程吗？
可以不要管理吗？
毛泽东号机车组的代表说，由于“四人帮”反对企业管理，破坏规章制度，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我们过去看到一些编组站堵塞，没有脑袋的列车一列列停留在一些站上，当时真是满腔怒火。
如果依了“四人帮”那一套，火车不开，机器不转，庄稼不种，坐吃山空，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呢！
“四人帮”这样仇视《条例》，还因为《条例》是治乱的，是治“四人帮”的，治到他们头上去了，因此，他们气急败坏，疯狂反扑，必欲置《条例》于死地而后快。
但是，《条例》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全国人民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强烈愿望。
“四人帮”批《条例》的阴谋，在许多地方、许多企业里受到广大群众的抵制是理所当然的。
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许多省、市的代表说：
“四人帮”炮制的所谓批《条例》的“小册子”一发下来，广大工人和企业领导人就认为，照这样批下去，工厂岂不是越批越乱了吗？
代表们列举出当时很多工人的话，有人说：
“我看个别提法改一改，这些条条满不错，批什么？
还得照着办哩！”
有的人针锋相对地指出：
“什么‘大毒草’，我看是香花！”
就是“四人帮”经营了十年之久的上海，批《条例》也受到群众的抵制。
上海第33棉纺厂的代表说：
“谁讲它不好，你拿出个好的来嘛！”
上钢一厂的代表说：
“批《条例》，越批工厂被搅得越乱，越批生产越下降”。
当然，《条例》当时还是个供讨论的稿子，还是不完善的，它正在草拟、修改之中；
但是，群众当时的这些反应，说明了一个事实：
批《条例》很不得人心。
现在，通过工业学大庆会议，代表们更加坚定了走大庆道路的决心。
大庆的方向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率领下，奋勇前进，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学大庆争时间抢速度
第4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寅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发言：
深揭狠批“四人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搞清楚电子工业的具体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使电子工业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快地前进
解放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我国电子工业由小到大，从修理装配到基本立足于国内自行设计、生产、配套，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遍布于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新兴工业。
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电子工业平均以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高速度向前发展，生产能力有较大的增长。
1976年，电子工业总产值，相当于1966年的十倍。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已经十三年了。
长期以来，“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
他们破坏电子工业学大庆的阴谋手段是：
“一反、二禁、三打、四乱”。
1972年，我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讲到我国电子工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广大职工学习大庆精神，大干社会主义，革命生产有了蓬勃发展的时候，狗头军师张春桥听了，凶相毕露，恶狠狠地叫喊：
“不要吹牛皮！”
当我们讲到，电子工业学大庆，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建立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型基地，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时，张春桥听了很不耐烦，胡说什么“讲它干什么？！
那是共产主义的事”。
这就充分暴露了这个自封为“马列主义理论家”的张春桥，原来是一个国民党特务，是一个砍大庆红旗、扼杀新生事物的刽子手。
“四人帮”明目张胆地禁止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
尤其是在“四人帮”把持和控制的地区，根本不让你开学大庆的会，甚至提出了“三个不准”：
不准提学大庆的口号，不准成立学大庆的机构，不准开学大庆的会议。
“四人帮”提出的这几个“不准”，集中地暴露了他们反大庆，砍红旗，破坏工业学大庆运动的丑恶嘴脸。
我们电子工业的广大职工，对“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早就义愤填膺，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特别是在1976年，“四人帮”疯狂破坏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时候，我们先后召开了全国电子工业企业、科研单位、勘测设计单位学大庆的经验交流会、现场会和各省、市、自治区电子工业主管部门学大庆的座谈会。
先后组织了各地电子工业主管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代表到大庆参观学习，制定了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规划，并组织了年终总结评比工作。
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电子工业主管部门，都召开了电子工业系统学大庆会议。
据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去年共评出先进企业事业单位五百二十八个，其中有二十五个单位经省、市、自治区党委命名为大庆式企业；
评出先进集体六千九百多个，先进个人五万七千二百多名。
为了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这几年，我们和省、市、自治区电子工业主管部门紧密配合，共同抓了以下几点：
（一）抓认识。
主要是解决学不学大庆，是真学还是假学，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
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把大庆污蔑为“生产典型”、“会战典型”，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
通过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几年来开展学大庆运动的实践，我们体会到，要认识大庆，学习大庆，必须紧密联系电子工业战线的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和他们反对鞍钢宪法，否定大庆基本经验，妄图砍倒大庆红旗的罪行。
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弄清楚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才能明确方向，抓住根本，增强学大庆的自觉性。
（二）抓典型。
胸中有数，典型引路，就能使运动不断深入。
我们体会到，要抓好典型，就必须始终注意发现典型、讲典型、推广典型。
要求典型单位经得起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暴风骤雨的考验；
年年都有新套套，年年做出新贡献；
坚持两分法，反对一点论，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高度重视，逐一解决。
几年来，我们一树、一讲、一推，造成一种“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甘居中游不行”的局面，在全行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推动整个学大庆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三）抓规划和评比。
毛主席教导我们：
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
这是三个重要方法。
这两年，我们强调学大庆要制定三级规划，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有规划，各地有规划，企事业基层单位也要有规划。
规划的内容切合实际，明确具体。
（四）抓领导。
经验证明，能不能学大庆，能不能建设大庆式企业，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
要加强对学大庆运动的领导，就要解决好条块结合问题。
遵照毛主席关于“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教导，我们坚持遇事多和地方商量，做到条条块块相结合，两股力量一起抓。
要把学大庆真正列入党委的重要日程，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抓，经常抓，反复抓，才能使学大庆运动做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工作有人抓，运动经常化。
当前，形势喜人，形势逼人。
我们电子工业怎么办？
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贯彻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揭狠批“四人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弄清电子工业的具体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使电子工业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快地前进。
我们要坚决贯彻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掀起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新高潮。
今年，要在全行业树立二十面红旗，建成大庆式企业一百个。
到1980年，大庆式企业要达到企业总数三分之一以上，学大庆先进单位达到企业总数一半以上。
我们决心争时间，抢速度，以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大干快上，在今后三年打好三个硬仗：
大打挖潜、革新、改造之仗，大打电子基础产品之仗，大打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之仗。
要大大提高电子工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努力发展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促使电子工业大治快上，为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宣布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据新华社）

象大庆人那样做思想政治工作
天津二建二工区胡宪法同志在学大庆会议上介绍他们的经验
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如何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一支“铁人”式的施工队伍？
天津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第2工区党总支书记胡宪法，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介绍了他们的经验。
这个工区一直是天津市工交战线的先进单位。
几年来，全工区的职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使工区的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在施工中认真贯彻执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过去盖一座四千平方米左右的厂房需要半年时间，现在只需五、六十天。
从1971年到197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
1975年，全工区平均每人完成基本建设投资额和竣工面积都创造了全国同行业的最高水平。
工程合格率达到百分之百，平均降低成本百分之六点二。
在“四害”横行，震灾严重的1976年，全工区完成的正常施工任务比1975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点五，完成排险修建工程八项，做到了受灾不减产。
这个工区根据毛主席关于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教导，不论遇到什么风浪，都坚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紧密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联系工区在队伍建设、经营方向、生产管理等方面的大是大非问题，发动群众揭矛盾、找差距。
每搞一次，都有针对性地解决好一、两个主要问题。
为了建设“铁人”式的施工队伍，这个工区紧密联系职工的思想实际，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针对少数青年工人存在的看不起建筑行业，不安心建筑业工作的错误思想，工区领导组织青年工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运用典型介绍、巡回报告等多种形式，对新工人进行无产阶级苦乐观、前途观、幸福观的教育，请老工人讲革命传统，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提高了新工人的无产阶级觉悟。
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做深、做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新工人刘国增，过去不安心建筑业，更不愿意当灰土工。
参加工作五年，调了三个工区，换了五个班组，很多人对他感到头疼。
1975年，刘国增调到这个工区的孙臻庭灰土班，班长、共产党员孙臻庭和班组骨干在三个月内同他谈心五十多次，进行家访三十六次，和他的母亲一起忆苦思甜，启发刘国增的阶级觉悟。
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刘国增终于认识了过去思想上的错误，决心同旧观念决裂，永远扎根建筑业。
从此以后，他认真学习，积极工作，进步很快，加入了共青团，以后又被选为施工队的团支部书记。
工区领导及时总结推广了孙臻庭灰土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许多班组在班内建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制度，加强了班组革命化建设。
到目前为止，这个工区的新工人中已有十三名入了党，一百四十六名入了团，二十四名担任了正、副班长，百分之三十七的青年工人成为班组骨干，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
在和群众共同战斗中，工区领导注意时刻关心群众的生活，及时了解群众的困难，主动帮助解决，使职工们更加亲切地感到党的关怀，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精神焕发地投入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
每天上班，许多工人提前到工地做班前准备；
电工、水暖等九个工种组成后勤队，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挤出时间承担小型土建任务。
（据新华社）

做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
中国话剧团　林丽芳
今天听了老同志讲革命传统，讲实践毛主席《讲话》的体会，很受教育。
过去“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散布大量的修正主义文艺谬论，把我们青年的思想都搞乱了。
我是一个台湾省籍的青年，是党一手培养大的。
我回到祖国大陆，党把我培养成大学生，又把我培养成文艺战士，我多么想为解放台湾作贡献啊！
可是在“四人帮”干扰和破坏下，我毕业十年，几乎没有上过舞台，空有美好的愿望实现不了，这都是“四人帮”的罪行，我们一定要清算。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我们剧团的同志高兴得睡不着觉。
我们到天安门前扭秧歌扭了三四天。
在演出时，我朗诵了我写的诗《台湾人民心向华主席》。
叶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亲临剧场观看了演出，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台湾人民真是心连心啊！
我每次上台都很激动。
在华主席领导下，多年来埋在我心头的理想和愿望可以实现了，我要向老同志学习，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苦练基本功，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
我一定跟着华主席，永远闹革命，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打倒“四人帮”话剧得解放
中国话剧团　雷平
大野心家江青说话剧死了，她“要把死了的话剧救活”。
我们说：
话剧没有死！
要把话剧扼杀死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她江青。
1964年，我们演出了以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为素材创作的话剧《豹子湾战斗》。
敬爱的周总理看了我们的演出，还邀请了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贺龙、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观看演出，他们都热情赞扬这个戏宣传了延安精神。
而江青看了却大唱反调，诬蔑是“一台叫花子”，一句话把它打入了冷宫！
江青一伙为什么如此仇视《豹子湾战斗》呢？
现在很清楚了，因为它是周总理肯定的，因为它歌颂了延安精神。
同样，歌颂延安精神的新创作的话剧《喝延河水长大的》，也遭到“四人帮”的残酷扼杀。
江青一听说这是写延安的戏，又是要查“线”，又是拿出她那“三突出”的棍子，百般非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由于作者不听他们那一套，宁肯不排演，也不戴他们那个“三突出”的紧箍咒。
直到打倒了“四人帮”，这个戏才开始排练，准备在纪念《讲话》三十五周年时公演。
其实，“四人帮”何止是反周总理，他们的矛头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他们为了砍杀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不是把孙维世同志根据周总理指示创作的、由大庆职工自己演出的、歌颂大庆精神的话剧《初升的太阳》打成了毒草么！
这几年话剧确实是少了，可这是谁造成的？
难道不正是万恶的“四人帮”扼杀的结果么！
打倒了“四人帮”，话剧得解放！
打倒了“四人帮”，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党的文艺政策才能真正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文艺才能兴旺繁荣。

指路明灯
草明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了。
在这不平凡的、天翻地覆的三十五年中，经过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风雨雨，这篇光辉的马列主义文献，愈益显得辉煌灿烂。
《讲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我们党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更是我们文艺战士时刻不能离的指路明灯！
我和许多幸运的文艺战士一样，曾经参加了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亲自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并在座谈会前夕，幸福地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我是怀着革命热情，也带着许多糊涂思想，从上海亭子间走向无限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的。
“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
在这之前，我虽然曾经写过一些多少有点进步思想的作品，但那时我并不真正懂得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
毛主席的《讲话》，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地、系统地解决了思想政治路线以及文艺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出了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要改造世界观。
毛主席的《讲话》，象化雨的春风，滋润了我幼稚的心灵。
我感到无比亲切，十分新鲜，同时也受到很大的震动。
人的一生中，有些事情是会长久留存在记忆里的。
革命斗争生涯中，更有许多令人不能忘怀的事情。
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聆听毛主席的教导，就是我永生永世忘不了的啊！
尽管当时我对《讲话》的理解还很肤浅，但我决心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干起来再说。
座谈会以后，我就在根据地转游开了。
嗨，一路上，光是用访问的方式，就收集到不少动人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激起了我的写作热情。
这时，我开始感到，要表现这样的主题和题材，自己过去惯用的欧化语言已经不适用了，文风必须来一番改变。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我对工农兵还不熟，不懂，还不会运用群众的活生生的语言来写作，我只好用朴素的口语来写。
这是我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所起的初步的变化。
我明白，这种变化仅仅是开始，很不够。
因为访问的方式，是不能达到在群众火热的斗争中改造自己的思想，使作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个目的的。
1945年初冬，我要离开延安到战火纷飞的东北地区去。
临行前，我又一次见到毛主席。
毛主席勉励我说：
今后到前方去，看见工农兵就应当更高兴了。……听了毛主席的话，我很羞愧地说：
过去我脱离工农兵，不懂得要改造世界观，现在懂得了一点，可惜太晚了，我已经三十三岁了。
毛主席耐心地开导我说：
三十三岁算不了什么，六十六岁还可以为党工作好多年！
毛主席的话，象和煦的春风，又一次吹暖了我的心田，给了我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我懂了，我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向工农兵学习，改造思想，进行创作；
创作任务完了，还应该继续回到工农兵中去。
这些年来，我努力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生活在工人群众中间。
每到一个工厂，就担任一定的具体职务，和工人同志们一起战斗，一起工作，一起学习。
工人同志们生动活泼的语言，丰富了我的语汇；
工人同志们战斗的生活，开阔了我的心胸；
工人同志们立场坚定、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质，更使我受到很大的阶级教育。
1948年，沈阳解放后第3天，我到一个铁路工厂，在工会做群众工作。
工人同志们无比高涨的生产热情，使我深受感动。
为了多修火车头输送大军进关解放全中国，他们夜以继日地忘我战斗，只用了十三天工夫，就使一部“死车”复活了！
我曾在鞍钢一个炼钢厂的党委工作过。
有一次，由于一些临时工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厂里几乎引起一次严重的爆炸事故。
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两个共产党员工人师傅发现了。
他们临危不惧，不怕牺牲，沉着镇定地率领大家搬开发烫的易燃物，终于转危为安，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这类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在我多年的经历中，遇到的何止千万！
他们总是深深地激励着我，促使我对照自己，从思想上找差距。
为什么自己工作有点成绩，就沾沾自喜？
为什么一事当前，自己往往考虑个人得失？
这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我”字在作怪。
我必须向工人阶级学习，革这个“我”字的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这些高大的英雄人物的形象占据了我的脑海，矗立在我心头，我情不自禁地要在作品中把他们的形象描绘出来。
到这时候，我才逐渐理解到毛主席为什么叫我们长期地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的深远意义，也进一步理解到现实斗争生活、作者的立场世界观和作品的目的与效果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此时此刻，我多么渴望奔到毛主席跟前去向他老人家汇报：
“毛主席，我衷心感谢您。
您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我决心终生沿着您所指引的道路走下去！”
在鞍钢生活和工作的十年中，遵照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教导，在当地文联协助下，我还利用星期天办了文艺创作学习班，和工农兵一起，以《讲话》为指针，共同研究创作问题。
我想，鞍钢这个大熔炉，不仅要出许多思想红、技术专的工人和干部，也一定会出一些工人作家。
我认为，更好地反映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将终会是由工农兵自己来写的。
我们这些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来当个小小的园丁，给这些新苗浇上几瓢水，使祖国的文艺园地里，能够尽早遍地开出更多更美的鲜花来。
我在不断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在不断参加工农兵火热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懂得：
是奴隶创造了历史，工农兵是革命的主力军这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懂得了这点，对改造世界观，是大有助益的。
我领会到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继续革命，永远不脱离三大革命运动，永远不脱离工农兵，这是由我们革命的性质决定了的，是由我们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决定了的。
在纪念《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的时候，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回顾自己这些年来走过的道路，我怎能不更加怀念毛主席呢！
是毛主席的《讲话》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照耀着我前进的路程啊！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关键时刻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也挽救了被“四人帮”扼杀的革命文艺。
祖国各条战线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文艺园地百花争艳的春天即将到来。
六十六岁还可以为党工作好多年。
我这个文艺老兵，决心紧紧跟上队伍，继续前进，学到老，写到老，改造到老！

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
中国话剧团邓止怡
中国歌剧团陈紫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前夕，我们邀请中国歌剧团、中国话剧团的部分同志进行了座谈。
一些曾经在延安工作过的老文艺战士，激动地回忆听到《讲话》时的幸福心情和实践《讲话》的切身体会，愤怒地控诉“四人帮”破坏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罪行，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学习《讲话》，深入揭批“四人帮”，继续开展文艺革命，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更大繁荣。
现将座谈会记录摘要发表。
——编者
今天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心情十分激动。
要不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想来也来不了！
1962年，敬爱的周总理对我们说，《讲话》二十周年时没有纪念好，三十周年要纪念好。
实际上，三十周年也没有纪念好，因为“四人帮”从中搞鬼。
今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个《讲话》纪念日，我们心里有很多话想说。
毛主席的《讲话》这个划时代的光辉文献，是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科学总结。
《讲话》为我们制定了一条完整的马列主义文艺路线，是照耀我们胜利前进的灯塔。
在《讲话》的光辉照耀下，文艺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讲话》以前，文艺界思想很混乱，文艺方向问题没有解决。
《讲话》从实际出发，讲得很深刻，很鲜明，很具体，很实在，很有针对性。
《讲话》是批判“四人帮”的锐利思想武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毛主席在《讲话》中都讲得一清二楚。
可是万恶的“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大肆散布修正主义文艺谬论，妄图把水搅浑，把人的思想搞乱，把文艺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一条革命的金光大道。
《讲话》以后，我们走出鲁艺，不管唱歌的、跳舞的、搞乐器的都参加秧歌队，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演出，搞宣传，做实际工作。
这是个大转变。
1943年，鲁艺文工团到绥德向工农学习，改造世界观，大家感受很深。
不说别的，知识分子走路都跟农民不一样，我们就跟农民学；
从学外形到学内心，慢慢思想感情也变了，再演节目，精神面貌就大不一样。
那时，大家革命热情很高，每到一处，马上就去采访好人好事，晚上就编写，连夜排演，第2天就演出，群众称赞说这才是“我们自己的宣传队”。
我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深深领会了毛主席在《讲话》中对我们的教导：
“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讲话》明确地指出：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要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首先就要解决一个立场问题，就必须改造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
第二就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只有熟悉工农兵，热爱工农兵，投身到工农兵火热斗争中去，才能写出受工农兵群众欢迎的作品来。
这两个问题，在《讲话》后我们只是初步实践了一下，没有根本解决。
进城以后，由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干扰，也没解决好，犯了不少错误。
近几年来，由于反革命的“四人帮”的疯狂干扰和破坏，当然更不可能很好地照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去做。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是这两个问题。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讲话》的旗帜，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把“四人帮”搞颠倒了的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

秧歌扭到杨家岭
中国歌剧团李波
1942年我去鲁艺学习，那时鲁艺搞关门提高，已把学期由三个月改成三年。
一个音乐系的学生汇报时只唱了一个“啊——”，还说是高材生。
在日本鬼子对我根据地大搞“三光”政策、胡宗南几十万匪军准备“围剿”边区的情况下，搞文艺不去研究当时的形势，不考虑党和人民的需要，不去反映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而是开口斯坦尼，言必称希腊，演的是外国古典戏，唱的是“啊——”，这怎么行呢？
毛主席在《讲话》中鲜明地提出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不久，毛主席亲自来到鲁艺，在大操场上给我们讲了话。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面向工农兵。
可怎样面向呢？
我们就学习民间的艺术形式。
当时陕北秧歌挺流行，我们就闹秧歌。
同志们热情很高，敲锣打鼓地扭到群众中去了，扭到杨家岭毛主席那里去了。
毛主席看了很高兴，同时指示我们对旧形式也要改造。
我们就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把有损于劳动人民形象的都改掉，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桥儿沟的群众高兴地说：
看秧歌要看新秧歌，要看鲁艺家的。
群众也扭起了新秧歌。
老是这一套，群众又不满足了，我们就加进了一些小故事，后来就发展为秧歌剧，如《兄妹开荒》。
《讲话》以后出现了许多好作品，歌剧《白毛女》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翻身道情》《绣金匾》《南泥湾》等歌曲，也一直传唱到现在，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
“四人帮”妄图抹掉这一段历史，说什么“空白”，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他们妄图抹掉这段历史，实质上是要抹掉毛主席的《讲话》，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歌剧《白毛女》拿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演出。
当年演出时那激动人心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每次演出，群众成千上万，反应非常强烈，连乐队的同志都哭得演奏不下去了，观众气得拿石头砸黄世仁和我（我演黄母）。
这样的文艺作品才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
可是“四人帮”却把这个歌剧长期打入冷宫，要不是粉碎了“四人帮”，它永世也不能翻身。
别看我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可是觉得浑身是劲，因为打倒了“四人帮”，《白毛女》得解放，心里高兴啊！
三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在杨家岭演秧歌剧的情景还清晰地浮在眼前。
我们将永远记住它，记住我们走过来的道路。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啊！

高举红旗　肃清流毒
李元华
听了老同志的回忆对比和对“四人帮”的批判，很受教育，更感到毛主席的《讲话》亲，对“四人帮”更加仇恨。
我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永远高举毛主席《讲话》的伟大红旗。
我是长在红旗下，在甜水里泡大的。
我在戏校学习时，也学过《讲话》，自己主观上也愿意为工农兵服务，可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干扰，搞的净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一套，观众很不满意。
后来演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受到工农兵欢迎。
大家知道，演革命样板戏的那几个剧团是受“四人帮”宠的，可大家受害也很深。
江青一插手，剧团就遭了殃。
江青一伙对别的文艺团体实行法西斯专政，她要的就拿来，不管人家死活。
为了他们一伙的需要，他们不惜拆散很多文艺团体，分裂革命文艺队伍，把很多文艺工作者弄到演样板戏的剧团来，但又不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人帮”在这几个团内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演员分成三六九等。
演主角的被捧到天上，“党员”、“代表”，各种头衔接踵而来，甚至还没入党，党委班子里就留下位子，物质上也给以特殊享受。
江青鼓吹“十年磨一戏”。
很多同志由于没有角色创造，原来有的那点功底就完了。
我们搞了一个小戏，由于江青插手，五年都没成功，演员们被搞得朝气没有了，锐气没有了，干劲没有了。
这是“四人帮”对革命文艺的摧残，也是对文艺工作者的摧残。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从上海京剧团被借调到中国歌剧团参加《白毛女》演出。
这里的条件差多了，可同志们的政治热情很高，特别是老同志，象李波老师、郭兰英老师们一天三班排演，从不说一个累字。
搞音乐、搞舞台美术的同志都热情地帮助我。
我过去没看过歌剧《白毛女》，又没有这方面的生活，但由于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全团同志的共同努力，只排了十几天就公演了。
过去，演革命样板戏的那几个剧团，一年演不了几十场戏，怎能符合广大工农兵的要求？
想起来实在令人痛心。
这都是“四人帮”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造成的。
我们一定要狠批“四人帮”推行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坚决肃清它的流毒。

一个精心策划的反党阴谋
——揭露“四人帮”批“黑画”的真相
文化部批判组
1974年春，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出现了不寻常的所谓“黑画展览”。
接着，南北一些报刊上又连续抛出一批所谓“批黑画”的文章，一时闹得乌烟瘴气。
事过两年之后，在“四人帮”即将覆灭的前夕，在美术界突然又有人声嘶力竭地叫嚷：
“不许为黑画翻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寻找缺口　发起进攻
1971年年底，敬爱的周总理指示要搞好宾馆布置，指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体现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要挂中国画。
关于出口工艺品，周总理也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并且说风景画不能叫“四旧”。
有关部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了大批美术作品。
由于这是一项新的任务，缺乏经验，有些画质量不高，极少数作品情调不够健康，也有个别的毒草。
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也不难解决。
但是，“四人帮”却抓住一点，借题发挥，策划了一出声势浩大的“批黑画”的丑剧，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1974年01月02日，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会上，煞有介事地拿出一本外贸部门编印的出口画样本《中国画》，怒气冲冲地对画册横加指责，什么“黑山黑水”啊，什么“翻案”“回潮”啊，给这本画册定下一大堆吓人的罪名，说它是“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克己复礼’的画册”。
他当场下令“要查一查，进行批判”。
姚文元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向外贸部门发难，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行动。
在这以前，叛徒江青对一件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出口工艺美术品《嫦娥奔月》，就曾多次横蛮无理地破口大骂：
“什么妇女解放，妇女解放就要跑到月亮上去啦？”
接着，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借题发挥，对印有美术品的年历卡大发雷霆，责问“印这些做什么？”
恶毒地咒骂：
“祝贺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早日成仙。”
“四人帮”为什么突然对工艺美术和出口美术品这样感兴趣？
原来，他们攻击的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由华国锋同志批准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
这个展览体现了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受到广大工农兵和国际友人的欢迎和好评。
“四人帮”为了寻找向党进攻的突破口，就把这个展览诬蔑为“文艺黑线回潮的急先锋”。
“四人帮”安插在文化部门主管美术的那个亲信，秉承“四人帮”的旨意，派人四出收集出口工艺品、出口画和宾馆画的“黑材料”，上报“四人帮”。
同时，她还派人搜集周总理的有关指示和国务院及外贸部、轻工业部等部门关于出口中国画、出口工艺品和宾馆布置的文件，并以“借用、参考”的名义，从外贸部门骗取了印有中国画的年历等实物。
他们耍阴谋手段，在周总理很关心的、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服务的美术作品上面大做文章，寻找“复辟”、“回潮”的“根源”，其用心是十分险恶和卑劣的。
1973年06月，“四人帮”主管美术的那个亲信，写信给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造谣“外贸、外事单位在各地组织国画作品，专要旧内容、旧形式……违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和外交路线”。
就在这封黑信里，她还对一张曾受周总理亲切关怀过的宾馆画乱打棍子。
1973年年底，她又气急败坏地说外贸部门是“投降主义”，“工艺美术问题要拿出来晒晒太阳”，狂叫“我们要干预，要打进攻战”。
她用这种流氓加无赖的态度对待宾馆画，并非独创。
她是从她主子江青那里学来的。
江青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攻击过毛主席亲自题字的优秀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
1966年江青又攻击说：
“人民大会堂的装饰不是革命的，七拼八凑。”
而且把有的画说成是“反革命”的。
可见，“四人帮”想在美术、绘画方面找岔子，陷害中央领导同志，是由来已久的。
有江青、张春桥对美术品的刁难在前，有“三箭齐发”的阴谋在后，又有效忠“四人帮”的那些人收集的“黑材料”和制造的舆论。
反党时机眼看成熟了，姚文元于是跳出来下达反革命的动员令。
上下呼应　南北配合
1974年，为了配合“四人帮”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周公”，“四人帮”在文化部门的几个亲信接连召开黑会，密谋开展所谓“反击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
紧接着派人到北京饭店、国际俱乐部以及其他单位用连骗带诈的手段，收集了七百多幅作品，从中挑选了二百余幅在北京举办了一个“黑画展”。
这个名曰“批林批孔联系美术战线实际”的“黑画展”，根本不触及林彪反党集团插手美术界的罪行，却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在宾馆画上面。
更有甚者，他们把作者废弃的草图和决定不用了的画幅，统统塞进“黑画展”，谎称：
“这部分画……为饭店内部陈列之用”，以混淆视听。
真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黑画展”拼凑就绪，“四人帮”在文化部门的几个亲信一面看，一面得意洋洋地说：
“太说明问题了，是退回了一百年。”
他们真的要批判毒草吗？
不是。
你听，他们咬牙切齿地咒骂：
“投降主义就在外事口”，“完全是洋奴！”
“四人帮”主管美术的那个亲信竟露骨地说：
“什么内外有别，胡扯淡！”
他们唯恐人们不理解他们的反革命意图，指令在展览前言中写明：
“这批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这样写，她还意犹未尽，干脆叫人做报告公开煽动，要追“黑画”的“后台”，毫不掩饰地攻击所谓“后台”是“一些党政负责同志”，甚至是“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反革命气焰的嚣张，令人发指！
北京的“黑画展览”搞了一个多月，“四人帮”想尽办法招徕观众。
他们还下令开各种“座谈会”，“声讨会”，并指定专人写“内参”“往上打”，写文章“往外打”，做报告“往下打”。
某些单位对参加宾馆画和装饰设计的一些作者进行批判，有的还要追查“后台”。
他们同时组织两路人马，分头到山西、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湖北、广东、陕西等地去宣传“四人帮”及其亲信的讲话精神，煽动全国各地都来“反击”，妄图造成四面八方“批黑画”的声势，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施加压力。
除了被“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门以外，他们在上海的余党配合得最为“得力”。
上海的一个余党一面派人到北京“取经”，一面发指示、做报告，他亲笔修改了毒草文章，在他们控制的两家报纸上同一天抛出。
上海的宾馆画本来是王、张、姚和他们的余党审查过的，但为了栽赃陷害，他们出尔反尔，把这些作品打成“黑画”，也开“黑画展”，恶毒地攻击外事部门执行的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一时间，上下呼应，南北配合，刮起一阵反党妖风。
在上海，被他们整得最凶的，是一张画了一只大公鸡和迎春花的花鸟画。
姚文元指责它是“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胡诌什么：
“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寄托了……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只有“四人帮”这一伙怀着阴暗心理的反革命小丑，才会产生这样奇异的联想！
“四人帮”及其余党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绝不是什么文艺批评的简单粗暴，而是别有用心。
他们说过：
“我们不是搞文艺，是搞政治的。”
他们明明知道作者并不是坏人，也不向作者所属省市领导打个招呼，却以凌驾于兄弟省市之上的太上皇自居，在报刊上搞突然袭击，制造混乱。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搞乱外地，搞乱国务院各个部门。
幕后指挥　精心策划
为了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在文化部门的亲信授意他们的御用文丐“初澜”，炮制了一篇又臭又长的批判“黑画”的文章，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作了亲笔“批示”。
但做贼，总不免心虚。
特务张春桥最后批道：
“暂不发表”，“待适当的时候再讲”，统一了“四人帮”在“黑画”问题上的部署。
为什么呢？
原来，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察觉了“四人帮”批林批孔三箭齐发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他们：
“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受到挫折，他们表面上不能不装得收敛一些。
但他们预谋已久的“批黑画”决不会就此罢休。
江青给那个主管美术的亲信打气，夸奖她“一眼就看出了黑画，抓住了”，“立了一大功”。
他们还要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果然，1975年08月，在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问题批示以后，为了收集篡党夺权的炮弹，对抗毛主席，江青又秘密向主管美术的那个亲信索取“批黑画”的材料。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以为机不可失，再一次指使人写秘密报告，并炮制黑文章公开发表，调门唱得比原来还高。
他们把“黑画”问题和“右倾翻案”、“走资派翻案”联系在一起，妄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他们以更见不得人的手法，派人秘密调查关于出口工艺品和出口画的情况。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对编写情报的人说：
“文章注意不要点名，涉及那个部门”，“不要以为我们文化部在整人”，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四人帮”及其控制的文化部岂止要整人，他们是要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就在他们快要覆灭时炮制的这个秘密报告中，肆无忌惮地攻击周总理，并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无耻吹捧江青。
无数铁的事实充分证明，批“黑画”以及围绕批“黑画”而批出口画、出口工艺美术的大阴谋，都是“四人帮”及其亲信、余党亲自策划、直接指挥的。
搞乱人心　乱中夺权
“四人帮”要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借助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蒙蔽和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
在美术领域内，他们打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号，反对内外有别和区别对待，以达到攻击、篡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恶目的。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一切文艺是宣传，但宣传要看对象，要照顾到被宣传者的具体情况。
鲁迅先生在四十多年前，就曾批评美术上那种不分对象，不考虑效果而将“读者吓退”的“自杀政策”。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制定的对外宣传和外事、外贸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它有利于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符合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人帮”的所有歪曲和诬蔑都是徒劳的。
真正迎合帝修反、搞投降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一伙，他们是祸国殃民的极右派。
列宁说：
“要知道扰乱人心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武器。”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0卷，第53页）。
“四人帮”在美术领域内故意把水搅浑，正是为了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好让他们从乱中夺权。

亳县春烟长势喜人
安徽省亳县积极发展烟叶生产，全县十万多亩春烟已全部栽完，正加强田间管理，苗情良好，长势喜人。
亳县是我国烤烟集中产区之一，每年烤烟总产量和向国家交售的烟叶数，在全省都占重要地位。

内蒙古甜菜种得多种得好
内蒙古自治区狠抓甜菜万吨公社的建设，作为建设大寨县的一个重要任务来完成。
全区计划今年要有三十个公社达到年产甜菜一万吨。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播种甜菜四十多万亩，质量之好，速度之快，都超过了往年。
为了建设甜菜万吨公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认真总结推广了乌拉特前旗树林子公社的经验。
去年，这个公社的干部和社员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严重自然灾害作斗争，夺得粮食、甜菜双丰收，去年全公社甜菜平均亩产四千斤，总产达到一万吨，成为全国第2个甜菜生产一万吨的公社，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甜菜的重点产区之一，自然条件适宜种植甜菜。
现在，全区各地积极学习树林子公社的经验，加强田间管理，决心使今年的甜菜生产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

北京市革委会举行招待会
欢迎日中友好长崎市青年之翼访华团
据新华社1977年05月21日讯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晚上举行招待会，欢迎以长崎市长诸谷义武为团长，柴原佐市郎、田中吉次为副团长，俞云登为顾问的日本日中友好长崎市青年之翼访华团。
在充满中日两国青年友好热烈气氛的招待会上，徐运北副主任和诸谷义武团长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
出席招待会的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运北，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负责人李权中，有关方面负责人刘向文、刘桂英、常治国、曲琨等。
由长崎市各界一百多名青年组成的访华团，是今天凌晨到达北京的。
下午，访华团领导成员和团员代表拜访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徐运北副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日本朋友。

圆满结束了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友好访问
赛福鼎团长率领人大代表团回到乌鲁木齐
新华社乌鲁木齐1977年05月21日电
由团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副团长、人大常委会委员廖承志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圆满结束了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友好访问后，今天晚上乘专机到达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司马义·艾买提、郭林祥、宋致和、贾那布尔、祁果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杨克、阿木冬·尼牙孜、司马义·托乎提、寇东震等到机场迎接。

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离京回国
郭玉峰同志等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1977年05月21日讯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劳动新闻》主编金基南为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金吉铉为副团长的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结束了在我国的参观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黄作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姚远方，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林丽韫、田树千、蒋光化。
在飞机舷梯旁，中朝两国同志亲切握手告别，衷心祝愿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古长青。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也到机场送行。
朝鲜同志在北京期间，访问了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某部、北京第1机床厂，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并游览了名胜古迹。
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友好的欢迎。

湖北积极收购蜈蚣
湖北省各地有关部门积极收购蜈蚣，到04月25日，全省收购量已达全年收购任务百分之八十一点五，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九十一。
蜈蚣是祛风湿和治惊癎、秃疮、骨结核的重要中药材。
今年，湖北襄阳、荆州、宜昌、孝感四个地区的蜈蚣主产县中药材公司，派出人员，协助各社队和基层供销社，采用多种形式，宣传捕捉蜈蚣的意义和捕捉技术。
同时，还采取登门收购，增设收购网点等办法，方便群众交售。
（据新华社）

瑞士新任驻华大使
向徐向前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1977年05月21日讯瑞士联邦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席望南今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徐向前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华、西欧司副司长徐维勤、礼宾司副司长刘华。
瑞士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在场。

福建省春茶丰收
我国重点茶区之一的福建省，今年春茶获得丰收，到目前，茶叶收购量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度的增长。
福建省有着悠久的种茶历史，所产武夷岩茶、乌龙、水仙、铁观音、白毫银针、功夫等名茶，色、香、味、形俱佳，一直畅销国内外。
解放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福建茶区广大干部和社员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因地制宜，有计划地积极建设新茶园，认真管好老茶园，促使茶叶生产不断发展。
现在，全省六十七个县、市都生产茶叶。
到去年底，全省茶园面积和茶叶总产量都比解放初期增长了三倍多。

老挝新闻代表团到达北京
新华社1977年05月21日讯
以老挝巴特寮通讯社社长、《人民之声报》总编辑西沙南·赛雅努冯为团长，老挝国家电台副台长通拜·帕沙潘为副团长的老挝新闻代表团，应首都新闻界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热烈欢迎老挝新闻代表团的有新华通讯社副社长曾涛，《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刘宗卓，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连庆，《光明日报》负责人张常海，《北京日报》负责人黄森，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西通·赛布根也到机场迎接。

黄华外长会见赤道几内亚首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7年05月21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下午会见了赤道几内亚共和国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恩沃诺·恩卡·马内内·奥卢伊，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

刚果国家元首雍比—奥庞戈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1977年05月20日电
刚果劳动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部长会议主席雍比—奥庞戈，05月20日在这里接见了中国驻刚果大使李连璧，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在谈话中，雍比—奥庞戈主席强调刚果和中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

叶飞部长到挪威访问
新华社奥斯陆1977年05月20日电
应挪威政府的邀请，中国交通部长叶飞一行05月19日晚由芬兰抵达奥斯陆，对挪威进行友好访问。
挪威交通大臣朗·克里斯蒂安森，交通部秘书长埃·里布等前往机场欢迎。
中国驻挪威大使刘述卿也到机场迎接。
20日上午，挪威商业航运大臣哈·巴克和交通大臣朗·克里斯蒂安森分别会见了叶飞部长，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20日中午，挪威外交大臣克·弗吕登伦设宴招待叶飞部长一行。
出席宴会的有挪威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和新闻界代表。
挪中友协主席谢·克拉内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席间，克·弗吕登伦大臣在祝酒词中说：
“当我们在挪威获悉伟大的导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这两位伟大的领导人逝世的时候，感到极大的悲伤。
然而我们相信，继承这些伟人的人们定将为中国人民取得新的惊人的进步”。
叶飞部长在祝酒词中，对挪威政府和人民对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的悼念表示感谢。
双方在讲话中都表示希望两国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日益发展。
中国驻挪威大使刘述卿出席了上述的会见和宴请。

我人大代表团结束对南斯拉夫的友好访问
格利戈罗夫议长和达普切维奇副议长等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05月21日电以赛福鼎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结束了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友好访问，05月21日上午乘专机离开贝尔格莱德回国。
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议长基罗·格利戈罗夫和副议长佩科·达普切维奇21日清晨来到宾馆与代表团亲切叙别并陪同代表团前往机场。
登上飞机前，赛福鼎团长和廖承志副团长与格利戈罗夫议长和达普切维奇副议长等热烈握手，亲切拥抱。
他们再次感谢南斯拉夫领导人和各地人民给予代表团的热情友好接待，使代表团的访问得以圆满成功，并表示欢迎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玛拉·拉迪奇，联邦外贸部副部长菲里普·巴比奇等。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张海峰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在南斯拉夫的中国教员、留学生代表等也到机场欢送。

日本《工农战报》和芬兰《10月》欢呼《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
毛主席对国际形势科学分析鼓舞各国人民反霸斗争
新华社东京1977年05月20日电日本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工农战报》05月15日刊登了富永健作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后写的一篇文章。
文章说，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贡献”。
文章说，《毛泽东选集》第5卷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初八年的历史性总结。
“毛主席在这一段期间，在国内同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作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文章指出，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仅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史上首次阐明了的课题，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贡献”。
文章说：
“在第5卷中还包括了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际形势作了科学分析的许多文章。
这些文章阐明了有关世界革命的战略部署，对全世界革命力量是最强有力的鼓舞和激励。”
文章在详细叙述了毛主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的过程之后说，结合国际形势的实际发展变化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科学论断，将使正在同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的日本人民大大地增强信心。
日本人民通过学习，体会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从而受到很大的鼓舞。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机关报《国际贸易》最近刊登了大阪市立大学教授杉野明夫写的一篇《毛泽东选集》第5卷读后感。
这篇文章在谈到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之后说：
“1977年，中国人民正朝着一个很大的目标奋勇前进，而《毛泽东选集》第5卷将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而我们也将从足以称为理论宝库的《毛泽东选集》中学到许许多多东西。”
新华社赫尔辛基1977年05月20日电
芬兰马列主义小组机关刊物《10月》最近一期发表文章和社论，热烈欢呼《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
文章写道：
“（《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出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事件。
这一著作包括了毛泽东的一些基本思想。
这些思想是他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和对这种矛盾的正确处理加以总结而形成的。
这些思想保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和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
文章说，《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文章展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国内外、党内外敌人所进行的斗争的一幅清晰图景。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其他国家的经验。
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而揭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继续存在这个普遍真理。”
文章指出，毛主席的这些文章“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里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文章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出版毛主席著作所显示出来的热情，反映了中国人民是如何地尊敬毛泽东思想，而“四人帮”企图阻挠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又是何等不得人心。
《10月》杂志就《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出版发表的一篇社论说，《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出版“是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中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社论写道：
马克思把对立统一规律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毛泽东把这一规律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他得出的结论是划时代的：
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阶级斗争。

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举行宴会
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
吴振宇大将李用茂上将等出席金铁万上将和杨勇团长讲话
新华社平壤1977年05月21日电
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05月20日晚上在平壤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司令员杨勇为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大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李用茂上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朝鲜人民军第1副总参谋长金铁万上将，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金奉律上将，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赵明善中将，外交部副部长田仁彻，平壤市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姜希源以及朝鲜人民军军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武官铁雷和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陈健吾应邀出席了宴会。
金铁万在宴会上讲了话。
他说：
“今晚，参加这个宴会的有过去在祖国解放战争的严峻时期，和我们同生死、共甘苦，在一个战壕里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同志等许多名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友。
每当我们同中国战友欢聚一堂时，总是感怀深切地回顾起过去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
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同志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种种阴谋活动，发动了抗美援朝运动，派遣由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组成的志愿军来到朝鲜战场，用鲜血援助了我国人民的斗争。”
他说：
“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毛岸英同志等许多中国人民的儿女，在光荣的斗争中为我们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和青春。”
金铁万说：
“今天，中国人民继承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遗志，拥戴华国锋同志为自己的英明领袖。
在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英明领导下，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消除‘四人帮’的流毒，实现国家的安定，大力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形成新的高潮。”
金铁万说，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官兵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今后在贯彻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金铁万说：
“我国人民和人民军官兵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定将粉碎国内外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实现统一祖国的历史事业。”
金铁万说：
“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艰苦斗争中结成的革命战友和兄弟，是阶级同盟者。”
“我们坚信，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缔造和培育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今后将在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的关怀下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接着，杨勇团长讲话。
他说，长时期以来，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在自己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英勇顽强，艰苦卓绝地赢得了祖国的解放，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果实，为亚洲和世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榜样。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朝鲜人民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坚决贯彻金日成主席提出的“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方针，大力开展千里马运动，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并正在深入开展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运动，在实现劳动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和十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的伟大斗争中不断胜利前进。
杨勇高度赞扬了朝鲜人民军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为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以及在战后为实现金日成主席提出的“军队干部化、军队现代化、全民武装化、全国要塞化”方针和保卫共和国北半部的安全中取得的卓越的成就。
他说：
“我们把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主席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看作是自己的成就一样受到极大的鼓舞。”
杨勇说：
“长期以来，朝鲜政府和朝鲜军民为实现自己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
他在谈到中国国内的情况时指出，以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
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决心为实现在本世纪内把祖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宴会上，中朝两国战友畅叙战斗情谊。
频频举杯共同祝愿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健康长寿。
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是在05月20日上午应邀乘专机抵达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当天下午，吴振宇大将会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
吴振宇部长同杨勇团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芬兰举办我国农民画展
新华社赫尔辛基1977年05月18日电
芬兰—中国协会和芬兰艺术家协会举办的中国农民画展，从01月18日到05月15日，先后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和外地一些城市巡回展出，受到两万三千四百多名观众的欢迎。
这次画展一共展出了七十九幅中国农民的作品。
芬兰观众赞扬这次画展“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勇敢和乐观主义的精神”，这些作品“运用恰到好处的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了现实主义的内容”，“作品的不同风格体现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许多观众当场买了画册，请中国朋友在画册上签名留念，并且指出，举办这次画展“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阿尔及利亚卫生部秘书长为我医疗队饯行
新华社阿尔及尔1977年05月18日电
阿尔及利亚卫生部秘书长穆罕默德·布加拉05月18日举行午宴，为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期满即将回国的中国医疗队送行。
中国医疗队队长王廷斌、副队长胡远德和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参赞杜易也出席了宴会。
布加拉秘书长代表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对中国医务人员表示感谢。
他说，中国医疗队在工作中同阿尔及利亚人民建立了友谊。
这反映了阿、中两国政府和人民加强相互之间友谊的愿望。

三言两语
塔斯社恶毒咒骂苏丹总统尼迈里“得了古怪的健忘症”，仿佛他忘记了苏修对苏丹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的恩德。
事实上尼迈里总统和苏丹人民的记忆力好得很，他们对于苏修在苏丹搞颠覆、干涉、控制的所作所为记得一清二楚，因而最近才有驱逐苏修军事专家之举。
患有健忘症的倒是苏修领导人自己，他们企图控制埃及的阴谋去年刚刚受到了沉重打击，他们竟把这个教训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又在苏丹重蹈覆辙，岂不可悲！
在最近以色列选举中获胜的利库德集团的头目贝京跑到以色列侵占的约旦河西岸，高叫“我们是站在已获得解放的以色列土地上”，并表示犹太复国主义者将永远住在那里。
这就是说，以色列侵略者要永远霸占他们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气焰实在嚣张。
但贝京却又假惺惺地说什么“我们主张和平”，也就是只许它侵占阿拉伯领土，不许阿拉伯人民收复失地的“和平”。
这不过是鹦鹉学舌，抄袭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和平”滥调，可鄙亦复可笑！

扎摩联军收复迪洛洛重镇又获大胜利
金沙萨数万群众游行声讨苏修纸老虎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05月21日电
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扎伊尔—摩洛哥联合部队于05月20日收复了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雇佣军占领两个多月的边境重要城市迪洛洛，取得了反入侵斗争的重大胜利。
这一胜利消息是由蒙博托总统于05月20日晚十时在科尔韦齐市亲自宣布的。
与此同时，蒙博托总统还签署了一项命令，表彰沙巴省西南前线的扎伊尔—摩洛哥联合部队的官兵。
蒙博托总统在这项命令中说：
“我极其高兴地向全世界宣布，我对于你们以迅速、勇敢和忘我的精神完成了包围迪洛洛的使命感到自豪和十分满意。”
命令中还写道：
“由于你们，卢富帕、凯昂伯、穆察察、卡萨吉、基森盖和迪洛洛将永远是光荣的地方。”
迪洛洛是苏联雇佣军03月08日入侵沙巴省后最早占领的城市之一，是雇佣军扩大侵略的重要后勤基地。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05月20日电
为庆祝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成立十周年，扎伊尔首都金沙萨05月20日举行了由各阶层群众数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
示威群众愤怒谴责苏联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并向英勇反击侵略者的扎伊尔武装部队致敬。
示威群众斗志昂扬。
他们高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
“我们不怕纸老虎”，“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啊非洲，摆脱社会帝国主义的枷锁吧”，“向参加反侵略斗争的英雄的扎伊尔武装部队的战士们致敬，胜利属于扎伊尔人民”。
金沙萨市市长萨孔比·伊农戈和扎伊尔武装部队总司令本巴·穆阿苏·宗吉检阅了游行队伍。
据“扎伊尔之声”广播，扎伊尔其他地方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
新华社巴黎电
据法国《红色人道报》最近报道，六个非洲学生组织不久前在巴黎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苏联利用雇佣军侵略扎伊尔，并且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今天非洲和世界解放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
声明说：
“社会帝国主义在第3世界国家、特别是在非洲的渗透战术，已被人们所识破。”
声明说，“俄国社会帝国主义使用它的一伙经过周密准备的雇佣军进攻扎伊尔”，“所有事实表明，扎伊尔南部的冲突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策动的”。
声明强调说：
“俄国社会帝国主义疯狂的扩张政策，激起了非洲各国人民的愤怒。”
声明指出，对扎伊尔的侵略是属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
声明说，“控制非洲大陆将为控制欧洲大陆这个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关键地区提供很大的方便”。
声明说，苏联今天对内是一个社会法西斯国家，对外是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是今天非洲和世界解放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
新沙皇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古巴人来采取行动”。
发表联合声明的六个组织是：
中非、加蓬、马达加斯加、喀麦隆和科摩罗在法国和在意大利的非洲学生组织。
（附图片）

维护自主权利拒绝苏联压力
挪威群众示威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英国保守党两议员指出不应继续对苏姑息退让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05月18日电奥斯陆消息：
在05月17日挪威宪法日这天，奥斯陆、卑尔根、特隆赫姆等许多城市的群众纷纷举行游行和集会，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挪威首都奥斯陆有两千多名群众参加了示威游行。
游行群众举着红旗、横幅和标语牌，高呼口号：
“维护挪威的自主权利，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斯瓦尔巴德是挪威的领土—拒绝苏联的压力！”
“反对苏联在巴伦支海的导弹外交！”
“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这一天，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在全国许多地方组织了多种活动。
在奥斯陆，他们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墓前敬献了花圈。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主席保尔·斯泰根在墓前发表的讲话中说，“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英勇榜样将永远成为我们在反对反动派、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光辉典范。”
他还表示，要加强挪威劳动人民同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团结。
新华社伦敦1977年05月19日电
英国保守党议员朱利安·艾默里18日晚在英国下院的一次发言中强调说：
“我们再也不应该把俄国人看得那么善良了”，“如果我们继续象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对他们）姑息和退让，战争就将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位保守党议员彼德·布莱克也在同一次会议上发言，揭露苏联鼓吹“缓和”不怀好意。
他说：
“对俄国来说，缓和的目的是脱去西方的保护服，而保留它们自己扩充武装力量的权利”。
布莱克说，俄国人今天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第3世界制造混乱，“颠覆西方国家，在贸易、技术、粮食供应和无息信贷这些方面捞取实惠”。
他指责英国工党政府不该给苏联九亿五千万英镑的贷款。
他说：
“这笔贷款对苏联来说是一笔好买卖。
这使它得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军备”。

苏丹和法国发表联合公报保证红海地区安全
尼迈里总统揭露苏联推行新殖民主义力图操纵红海国家
苏丹外长宣布苏联驻喀土穆的外交使团人数将削减一半
据新华社巴黎1977年05月19日电
法国和苏丹两国总统在05月19日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中主张，“非洲国家应当仅仅在非洲人之间，通过和平方法和排除任何外国干涉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苏丹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在联合公报中说：
“为了保证东非和红海沿岸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必须使这个地区不受外来干涉。
他们强调：
阿拉伯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对此肩负着特殊使命。”
苏丹总统尼迈里从05月16日到19日访问了法国。
在访问期间，尼迈里就中东和非洲政治形势以及同法国双边关系等问题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举行了两次会谈。
两国领导人“表示反对一切旨在损害非洲国家领土完整的企图”。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16日在欢迎尼迈里总统的晚宴上发表讲话说，法国和苏丹“对重大的国际问题有着相同的看法”。
他说，“我们希望非洲只是留给非洲人，并且能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和在尊重自己的特性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事自己巨大的发展任务。”
尼迈里总统在宴会上说，“我们不会让任何人插手我们的事务。”
他还说，“两个超级大国把红海置于它们的世界战略范围内。
使沿岸各国避开大国的贪婪并使红海成为和平湖，这是合适的。”
尼迈里总统1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说：
“苏联力图操纵红海国家。
这是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
这种新殖民主义的特点不仅是通过运送武器，而且还派军事专家去帮助非洲国家进行战争。”
新华社喀土穆1977年05月21日电
据苏丹《新闻报》报道：
“陪同尼迈里总统访问法国的苏丹外交部长曼苏尔·哈立德05月18日在巴黎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苏联驻喀土穆的外交使团的人数将削减一半，因为其人数大大超过了苏丹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人数。”

苏修对苏丹的颠覆活动
苏修新沙皇为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对地处中东和非洲重要战略地位的苏丹，处心积虑地进行渗透和颠覆。
1971年07月19日，苏修操纵苏丹的亲苏修分子发动了臭名昭著的“七·一九”政变，阴谋推翻尼迈里政府。
政变稍一得手，苏修就不禁欣喜若狂，第2天苏修驻苏丹大使竟“拜会”政变头子、被解除职务的前苏丹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哈希姆·阿塔。
同时苏修的宣传机器大量报道政变的消息，塔斯社迫不及待地转发了阿塔攻击苏丹领导人的讲话。
苏联驻埃及大使和正在埃及访问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还多方向埃及施加压力，无理地要埃及承认苏丹政变集团，遭到埃及断然拒绝。
但仅仅三天，这个精心策划的政变阴谋就被苏丹武装部队和人民所粉碎。
苏修眼看着它的颠覆阴谋破产，十分恼火，公然在国内一些大城市连续组织所谓抗议集会，用苏联群众团体的名义发表抗议声明，大肆攻击苏丹政府。
苏联领导人波德戈尔内还亲自出马，写信给尼迈里总统，威胁尼迈里总统不得惩处政变组织者。
苏丹政府和人民同苏修的粗暴干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们不仅惩处了政变头目，而且严正谴责苏修干涉苏丹的内政，并把苏修驻苏丹使馆的一名参赞和一个东欧国家的大使驱逐出境。
但是，苏修阴谋颠覆苏丹政权的贼心一直不死，继续策划推翻苏丹合法政府的阴谋活动。
1976年07月初，苏联又参与武装颠覆苏丹合法政府的未遂政变。
被捕获的阴谋头子供认，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就“会立即得到一个大国的承认”。
喀土穆举办了武装颠覆苏丹政权的未遂阴谋罪行展览会，展出了07月初苏丹武装部队在反击阴谋分子的战斗中缴获的大量苏制武器和弹药。
苏修在苏丹的罪恶活动和扮演的可耻角色，使苏丹人民和阿拉伯人民进一步认识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凶残奸诈、阴险毒辣的狰狞面目。
现在苏丹政府毅然决定驱逐苏联军事专家，有力地捍卫了苏丹独立主权和国家安全，这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沉重打击。

西欧和非洲国家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各国舆论赞赏这一新趋势，强调不应对苏采取绥靖政策
据新华社1977年05月19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
苏联策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不仅激起非洲人民的公愤，而且遭到西欧国家反对。
法国、比利时、西德等西欧国家应扎伊尔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的要求，向扎伊尔提供了军事后勤等方面的援助。
西欧和非洲国家联合反霸的这一新趋势，得到各国舆论的赞赏。
扎伊尔地处非洲心脏，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又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苏联罪恶的黑手伸向扎伊尔，不仅是为了攫取扎伊尔的富源，而且企图从非洲中央突破，逐步控制中、南非洲，以切断从印度洋通往南大西洋的海上运输线，卡住西欧的脖子。
这是苏联重点争夺欧洲进而称霸全球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的侵略行径激起非洲国家人民的反抗，在西欧也引起强烈的反应。
摩洛哥政府决定派出部队帮助扎伊尔抗击外来侵略之后，法国总统府在04月10日宣布，“法国政府答应扎伊尔政府和摩洛哥政府提出的一项援助要求，同意把一些航空运输工具交给它们使用。”
比利时政府给扎伊尔政府空运了轻武器。
西德政府向扎伊尔政府提供了价值五百万马克的食品和药品。
法国援助扎伊尔的行动得到一些西欧国家的赞同。
西德副总理兼外长根舍05月16日访问扎伊尔时说：
“我国及其欧洲伙伴谴责在非洲大陆上建立非洲以外的势力范围的一切企图。”
西德政府发言人克劳斯·伯林04月14日说，他相信法国政府向扎伊尔提供后勤援助的决定是出于“尊重非洲各国领土完整”的关心。
英国首相卡拉汉也表示赞同法国的行动。
意大利外交部长福拉尼04月15日说，西欧国家应当选择使非洲国家同西方世界渠道畅通的路线，“在这种路线面前，苏联想要建立从亚丁湾到罗安达的卫星国地带的战略将不会不遇到难以克服的反对”。
北大西洋集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国海军元帅希尔—诺顿在离职前夕说，扎伊尔事件是非洲存在潜在的严重问题的最新表现，法国对扎伊尔提供后勤支援是合理的。
04月中旬，法国外长在伦敦举行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外长会议上就法国支援扎伊尔的行动作了说明，得到了其他西欧国家外长的谅解和支持。
西欧九国外长还就非洲目前形势联合发表声明，支持扎伊尔领土完整，反对干涉扎伊尔内部事务，“反对任何国家旨在非洲建立势力范围的任何行动”。
法国等西欧国家从政治上和物质上支援扎伊尔和非洲国家反抗苏联侵略扩张，受到非洲国家的欢迎。
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04月15日说：
“作为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我同意摩洛哥和法国在扎伊尔问题上采取的主动行动”，“非洲统一组织不能容忍非洲大陆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武力侵犯”。
毛里塔尼亚总统乌尔德·达达赫最近在一次讲话中赞扬摩洛哥和法国对扎伊尔的援助。
他说，“法国提供的后勤支援是无可非议的。”
苏丹总统尼迈里05月16日说：
“我们欣赏法国在有关我们非洲大陆的和平和自由事业中所持的公正和公平的立场”。
此外，据法国《回声报》报道，出席04月中旬在达喀尔举行的法国—非洲首脑会议的十八个非洲国家首脑“对苏联在他们大陆的渗透感到担忧”，他们“普遍赞同法国对扎伊尔进行的干预”。
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和非洲国家的首脑们还讨论了加强法非关系并酝酿实行法非联合防御。
会后发表的公报强调，非洲“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制止来自任何地方的对大陆的外国干涉”。
西欧官员和舆论并不讳言，西欧国家支持非洲国家反对苏联在非洲扩张是为了西欧的安全，为了维护西欧在非洲的利益。
非洲是西欧原料的重要供应地，也是西欧推销工业品和输出资本的重要场所。
据报道，西欧所需要的重要矿产，包括国防工业和尖端工业必不可少的矿产，多数取自非洲。
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1974年向非洲出口的商品占非洲进口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六。
法国对非洲的资本输出约占其资本输出总额的三分之一；
比利时在扎伊尔的投资达四十亿美元。
从印度洋经非洲的好望角到大西洋的航线被称为西方的“海上生命线”。
西欧进口的大部分战略物资，一半以上的石油，四分之一以上的粮食都必须经过这条航线来运输。
西方舆论最近还纷纷强调不应对苏联的侵略扩张采取姑息绥靖政策，助长其侵略气焰。
法国《震旦报》意味深长地写道，一些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扩张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刺激了克里姆林宫的胃口”。
这家法国报纸在一篇题为《扎伊尔的考验》的文章中还说：
“毫无疑问，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国王哈桑二世的姿态还不足以切断非洲和苏联扩张机器的联系。
但至少这个姿态可以震动西方的麻木不仁，并且提醒西方人，面对无情的霸权意愿，只有拿出勇气来对付。”
法国等西欧国家和非洲国家一起支援扎伊尔抗击苏联雇佣军入侵的事实表明，面对苏联在非洲的侵略扩张步步加紧的严重形势，西欧国家同非洲国家联合反霸的趋势在增强。
尽管西欧国家有自己的打算，但这对打击苏联在非洲的扩张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