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江津地区夏粮增产
据新华社成都1977年05月20日电
四川省主要粮食产区之一的江津地区，今年夏熟粮食作物获得丰收，小麦、大麦等夏熟粮食作物的总产量比大丰收的去年增产一成左右。
江津地区今年夏熟作物面积大，产量高，收割、脱粒、晾晒、运输量大，
人力、运力、仓库、用具都显得不相适应；
加上开春后持续低温，夏熟作物成熟季节推迟了半个月左右。
这样，三百多万亩夏熟作物和三百多万亩中稻、高粱等都要集中在一个月内抢收抢种完毕，还要做好近百万亩的玉米、甘薯、棉花、甘蔗、花生等秋收作物的田间管理，收、种、管的矛盾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江津地委和各县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集中一切力量，大打“双抢”人民战争。
在“双抢”期间，各地尽量减少会议，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劳动力，充实到农业生产第1线。
同时，调动各行各业的力量，支援“双抢”。
地委常委除留两名在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外，其余的同志带领大批干部，分头深入到荣昌、江津、铜梁等六个县，同社员实行“三同”，参加割麦栽秧。
留在机关处理日常工作的地委书记聂荣贵，也带领在机关的干部到附近的永川县西北公社胜利大队参加抢收小麦。
地、县、区、社四级干部中百分之九十左右都下到基层，和群众一起夜以继日地奋战。
过去受“四人帮”严重干扰的合川县，一万六千多名城镇居民，由县委第1书记李成文带领，去到南屏、思居等八个公社奋战了十多天。
一百三十多万师生员工到了农业第1线。
全地区战斗在“双抢”第1线的劳动大军比春耕时增加了一百六十七万多人，收割、插秧日进度都在十万亩以上，比去年同期快一倍以上。

山西省委领导同志带头造林
编者按：
毛主席在二十多年前就教导我们：
“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
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
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
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
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3页）周总理1964年05月07日在听取林业部汇报时也指示：
从中央到地方，每个负责同志，除年老有病的外，每年都要带头种种树，要养成一种风气，并对此事作出相应的规定。
今年春季，山西省委领导同志狠抓绿化，带头造林，有力地推动了省级机关的植树造林运动，这种作法值得提倡。
04月下旬，在山西省委领导同志亲自带动下，省委、省革委机关掀起了绿化太原东西山的高潮。
省委书记以及省委、省革委二十多名部、局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三百多人，同群众一起在太原西山植树，有力地推动了省城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1个植树造林运动。
省委第1书记王谦同志多次动员各级领导同志带头植树造林，要求省级各部门负责同志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包括每年参加十天造林劳动。
04月24日，王谦同志和省委书记王大任同志上山造林后，又连夜召开省直机关正副局长会议。
王谦同志说：
绿化祖国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号召，是1956年中央给延安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提出来的。
后来，毛主席又发出实行大地园林化的指示。
1964年，我们学习首都人民绿化北京大西山的经验，动员省城人民绿化太原东西山和汾河滩，各单位都有任务，分片包干，限期完成。
开始几年作出一定成绩，后来就放松了。
去年我们顶着“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又发动了一下，许多负责同志带头上山，任务完成得很好。
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我们要在华主席领导下，甩开膀子大干，把省城的绿化搞得更快更好。
王谦同志特别强调各级领导要带头，要上山造林，能劳动多少是多少，到工地烧烧火也是尽了一分责任。
王谦同志动员以后，省直各单位人员纷纷上山植树造林。
本报通讯员

广西冬小麦又丰收
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区冬小麦种植面积一年比一年扩大，今年冬小麦总产量创造了最高水平
新华社南宁1977年05月19日电
广西壮族自治区冬小麦在去年增产的基础上，今年又获得丰收，总产量创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高水平。
过去广西冬种小麦较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区冬小麦种植面积一年比一年发展。
去年冬季，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的滔天罪行，焕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坚决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把冬种当作一造生产来抓的指示，努力发展“早稻、晚稻、小麦”三熟制，认真总结和推广冬小麦增产经验，妥善安排好劳动力和农机具，使全自治区冬种小麦面积达到二百五十万亩，比上一年扩大百分之二十五。
去冬以来，广西长期干旱，对小麦越冬威胁很大。
各地干部、社员以大寨为榜样，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适时中耕除草，增施水粪肥，戽水、挑水浇灌小麦，精心保苗，促进麦苗茁壮生长。
玉林地区由于认真加强田间管理，小麦长得好，总产量比1976年增长四成。
（附图片）
右图：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公社的两万七千多亩越冬小麦，获得丰收。
这是保上大队社员在麦田选种。
　新华社通讯员摄

投一光辉　群魔毕现
——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鲁迅著作出版研究工作的罪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
1975年11月01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就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工作，作了重要批示：
“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这个光辉指示，是批在周海婴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上的。
这封信，针对“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竭力扼杀、恣意歪曲鲁迅著作的罪行，尖锐地提出了近年来在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等方面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过去“也向有关负责同志提过多次建议，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只好请求毛主席帮助。
信是10月28日写的，过了三天，毛主席就作了上述批示。
它象一声春雷，炸开了鲁迅著作出版研究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给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以沉重的打击。
多少年来，围绕着鲁迅和鲁迅著作，始终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
鲁迅以他的如椽之笔，曾经使形形色色的敌人望风披靡。
鲁迅著作中丰富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革命思想，是革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
“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并多次对鲁迅给以崇高的评价，号召我们“学鲁迅的榜样”和“读点鲁迅”，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与此相反，从封建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从资产阶级的走狗文人到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都把鲁迅和他的著作看成肉中刺、眼中钉，肆意进行攻击和歪曲。
一贯无耻地自封为“无产阶级左派”、实为极右派的“四人帮”，正是这支反革命队伍中的成员。
在“四人帮”中，既有混在革命阵营中围剿鲁迅、为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充当打手的特务，也有在三十年代从蒋介石狗洞里爬出来，争演赛金花、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歌功颂德的叛徒；
既有鲁迅生前就痛斥过的叛徒、特务的孝子和国民党特务头子的干儿子的阶级异己分子，也有鲁迅在文章中生动刻画过的“青皮”和暴发户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这批人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旧上海滩上的“沉滓”，随着革命的浪潮趁机浮起，结成“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欺世盗名，打着“红旗”反红旗，干尽破坏革命事业，包括破坏广大人民学习鲁迅宝贵遗产的罪恶勾当。
他们是一小撮“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
周海婴同志信中所说的长期干扰、破坏，使鲁迅著作出版研究中许多问题无法解决的“有关负责同志”，就是指当时控制着文化出版大权的“四人帮”。
正是他们，恣意阻挠毛主席批准的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文件规定的鲁迅著作出版任务的落实；
正是他们，无视广大群众学习鲁迅的迫切要求和出版工作者的建议，用扣压报告、反对注释、砍杀选本、禁出书信、诽谤鲁迅著作等鬼蜮伎俩，疯狂破坏敬爱的周总理十分关怀的鲁迅著作出版规划的顺利进行。
周海婴同志给毛主席的信里，着重谈了关于鲁迅书信的问题。
鲁迅书信是鲁迅著作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反映了鲁迅一生伟大的思想和战斗，是学习鲁迅、研究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思想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珍贵文献。
出版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是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的迫切要求，也是鲁迅的夫人和战友许广平同志多年的愿望。
许广平同志生前，无论在国民党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的艰苦环境下，都亲自主持鲁迅书信的搜集和出版工作。
1967年12月，“四人帮”出于销毁有关他们历史罪行的文献资料的反革命目的，指使他们的同伙戚本禹窃取了当时收藏的全部鲁迅书信手稿。
许广平同志得知此事，曾愤怒地进行控诉，并因此受了刺激而病发去世。
可是，反革命文痞姚文元之流竟以所谓有的收信人后来成了坏人等为借口，几年来百般阻挠，不让出版。
周海婴同志的信批驳了他们的这类谬论，并特意提到毛主席引用过的鲁迅在1934年11月痛斥姚文元的叛徒老子姚蓬子的一封信，击中了这个文痞的痛处。
周海婴同志在信中还揭露了在“四人帮”的控制下，《鲁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释“一直无人过问”的严重情况，提出了立即抓好这项工作的极端迫切性。
对鲁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信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
长期以来，不仅鲁迅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特别是瞿秋白歪曲鲁迅思想的观点未受到批判，还出现了新的“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曲解鲁迅思想”的倾向。
这不但抨击了姚文元在所谓“鲁迅研究”中奉瞿秋白的谬论为经典，来曲解和攻击鲁迅的罪行，更触及了“四人帮”及其喉舌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借古喻今、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来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险恶用心。
针对“四人帮”设置的重重障碍，信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便使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工作能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尽早走上正轨。
这封信真切地表达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说出了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要说的话，也是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有力的控诉。
正是在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展开激烈斗争的形势下，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这封信作了上述重要批示。
1975年05月，毛主席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作了重要部署后，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
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毛主席在当年07月作了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和关于电影《创业》问题的重要批示，鼓舞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向“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08月，发动了对《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的批判；
11月，又对周海婴同志的这封信作了光辉批示。
这个批示，照亮了鲁迅著作出版研究工作前进的道路，把“四人帮”反革命的阴谋诡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真是“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
对毛主席的批示，“四人帮”既怕且恨，他们“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大搞阴谋诡计，进行疯狂的反扑。
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地展开。
“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狰狞面目也就暴露得更加鲜明，更加充分。
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在不得不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去传达毛主席的批示时，大讲他们什么一贯“正确”，歇斯底里地叫嚷“有人说张姚怎么样，张姚没有错”，不仅明目张胆地抗拒毛主席对他们的批判，而且公然把矛头指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他还别有用心地叫嚷什么“现在忙于抓纲，你们的只是目”。
这里张春桥的所谓“抓纲”，正是“四人帮”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绝妙自供。
与此同时，他们对毛主席批示进行了严密封锁，不准向下传达，谁要“泄露”，就要严加追查，甚至连写信人周海婴同志也不让知道；
各地参加注释工作的同志直到半年之后才听到传达。
请看，“四人帮”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对抗毛主席的“立即实行”的批示，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又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妄图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压下去。
不仅如此，“四人帮”更以他们颠倒黑白、造谣污蔑的惯技，倾巢出动，狺狺狂吠。
他们借反击右倾翻案风另搞一套，公然把毛主席的批示，连同毛主席所批示同意的信，当作他们“反击”的对象，恶毒地咒骂周海婴同志的信“反映了旧的习惯势力的情绪”，甚至攻击它“同黑线有关”。
一个“黑”字，把毛主席的批示、政治局的决定、国务院的文件统统骂遍，真是猖狂到了极点。
他们还煽阴风、点鬼火，扬言这信“是有人指使的”，是有人“捉刀代笔的”，写信人“被收买了”等等，恶狠狠地叫嚣要“抓后台”。
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甚至为此布置了“围剿”阵，要查写信人的“情况”，“接近些什么人”，妄图把周信打成“右倾翻案风”，从而把支持“右倾翻案风”的罪名加于毛主席，加于一贯关怀鲁迅的后人和鲁迅著作出版研究工作的周总理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这样，“四人帮”在鲁迅著作出版研究问题上的猖狂进攻，就同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骤紧密结合起来。
他们用心之险恶和手段之卑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为了达到分裂党中央和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四人帮”一贯无视党的组织原则，以我划线，自成体系，另搞一套。
在鲁迅著作出版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1975年12月，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从各地调集必要人员参加这项工作，“四人帮”控制的某些单位却百般抵制，甚至叫嚷这是“走资派要挖我们的墙脚来了”。
1976年05月，在十三个省、市、自治区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期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公开出面，却通过出版界的个别人干扰这个会议，以致许多重大问题未能得到认真的讨论。
他们还私下接见了他们在上海御用写作班子的某负责人，胡说什么：
“北京同你们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北京搞的“你们可以批”。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心领神会，积极贯彻，并赶紧制定了两手：
一手是北京搞的“我们可以批”，随时准备打棍子，而且发出“要打出威风来”的狂妄叫嚣；
另一手是他们自己搞的“粗一点不要紧，一定要赶在北京之前”，拚命抢夺旗帜，霸占阵地，妄图利用鲁迅的威望来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服务。
他们要“批”的第一刀，就对准了《鲁迅书信集》上。
出版《鲁迅书信集》是毛主席、党中央批示的第1项重要任务。
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批示和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工人同志们冒着强烈地震的危险，加班加点，终于使它在1976年08月如期出版了。
可是“四人帮”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通过他们的亲信、干将和追随者，大搞阴谋诡计，在这本书的《出版说明》上无理挑剔，说什么和鲁迅通信的人当中有好人有坏人，《出版说明》中没有交代；
甚至对从我解放区党报上转述的一条注释也横加指责，胡说是什么“资产阶级报刊的语言”，硬给戴上“严重政治错误”的大帽子，妄图把《鲁迅书信集》一棍子打死。
由于他们的干扰破坏，使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盼望已久的这本书信集，推迟了一个半月以后才开始陆续发行。
老反革命张春桥之流并通过出版界的个别人，蓄意给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制造种种困难和障碍。
他们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最好不过地说明他们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
现在已经很清楚，在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迫害鲁迅时，围剿鲁迅的重要据点《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是个复兴社特务分子，而“四人帮”中的老反革命都同国民党特务系统有紧密联系。
特务张春桥就是在崔万秋指使下，在《火炬》上发表一篇篇黑文围剿鲁迅的凶恶打手；
叛徒江青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后，也同崔万秋密切勾结，无耻地向人民公敌蒋介石献媚和为国民党效劳；
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则继承了他叛徒老子和中统头子干爹的反革命衣钵，在鲁迅著作的研究和出版方面，更加猖狂地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这伙黑帮继续干着国民党特务过去所干的反革命勾当，因此围绕鲁迅著作出版问题上的这场斗争，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四人帮”尽管使尽了浑身解数，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
他们的名字连同他们长期以来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他们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分裂党、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是他们现行反革命罪行的铁证！
他们妄图砍倒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只能是灭亡前的一次垂死挣扎。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按照毛主席生前的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工作也获得了解放。
今天，在全国各条战线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决心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落实毛主席“立即实行”的重要批示努力工作，并确保在1981年前完成新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以纪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毛主席语录
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
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3页

伟大的军队英雄的战士
——中央军委给予记功的抗震救灾先进模范事迹简介
集体一等功荣立者
炮兵某团
唐山、丰南一带强烈地震后，这个团党委立即组织了干部、战士、家属一千余人投入抗震救灾，先后抢救出九百八十九名阶级兄弟，抢运伤员二千零一十八名，医治伤员八千余人；
同时负责警卫了中共唐山地委机关、水库、油库、银行等十八个重点目标。
在陡河水库大坝下沉、裂缝，水位上涨，有淹没唐山市的危险时刻，他们迅速派部队奋战八小时，使大坝转危为安。
指战员又满腔热情地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先后为群众修建房屋一千四百八十七间，帮助食品二厂、四二二水泥厂部分恢复了生产，为开滦马家沟煤矿在震后第10天就生产出“争气煤”贡献了力量。
集体一等功荣立者
空军某场站航行调度室
在唐山强烈地震中，这个调度室的主任遇难、二名调度员受伤的情况下，五个同志团结战斗，密切配合，冒着强烈余震的危险，抢出导航资料，沟通了机场与外界的联系，引导停在唐山机场的一架飞机很快飞往首都，与开滦煤矿的李玉林同志会合，及时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唐山的灾情。
随后，装有救灾人员和物资的飞机，接连不断飞来机场，最多时一天达三百五十多架次。
他们勇敢机智，打破常规，建立起左右航线，采取了双向起飞，在十四天中指挥调度了十三个机种，二千四百多架次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最紧张时两架飞机起降间隔只有二十六秒钟，都做到了安全无差错。
集体二等功荣立者
北京部队某团
这个团的指战员在唐山抗震救灾中，牢记我军宗旨，吃苦耐劳，不怕牺牲，救出群众六十七人，治疗了大批伤员，还协助恢复街道居民委员会十四个，组编民兵连十六个，建立卫生点五十四个，协助二十九个生产单位部分或全部恢复了生产。
他们完成任务出色，组织纪律严明，在给灾区人民分发饼干时，同志们忙了一天没吃上饭，也不动用一块饼干。
全团有九十一个班以上单位和五百零九名干部战士立了功；
六个连队、六十四名干部和七百四十二名战士受到上级嘉奖。
集体二等功荣立者
北京部队驻唐山某团
这个团在强烈地震中房屋倒塌百分之八十以上，不少干部、战士和家属被压，有的遇难。
指战员们毫不畏惧，立即展开自救互救，把被埋压的人全部救出，又立即奔赴驻地附近和唐山市抗震救灾，先后救出群众一千多名，并警卫了银行、商店等十八个重要目标。
回族红小兵白海明被压了一百四十多个小时，二连一排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连续奋战，把他救了出来。
指战员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倒塌的房屋下挖出来大批物资，一点不动，如数上交。
集体二等功荣立者
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武装部
在抗震救灾中，唐山市人民武装部指战员表现了无私无畏，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部长孟华、政委刘萍脱险后，首先跑到市委第1书记许家信同志的住处，和两名地方同志一起，把市委第1书记救了出来，使得许家信同志在震后二十分钟就组成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
武装部十一名党委成员，八人有亲属遇难，但他们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始终顽强战斗。
他们多次召开会议，部署、检查、总结民兵的抗震救灾工作，在震后第10天全市民兵组织便全部恢复。
广大民兵和解放军一起，对银行、粮库、油库、百货公司、车站、机关等六十九处重要单位进行了守卫，协助公安部门严厉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证了抗震救灾斗争的顺利进行。
集体二等功荣立者
天津市宁河县人民武装部
宁河县人民武装部在严重的震灾面前，首先想到的是全县人民。
部长琚有山脚被砸伤，一直坚持和县委领导同志一起指挥抗震救灾。
副部长董国亨被抢救出来后，跑遍全城，勘察灾情，指挥战斗。
副政委陈士杰的爱人和孩子遇难，自己的腰受重伤，被救出来后，他的第1句话是：
“快去抢救群众。”
战士冯文川，在强震中冒着砸下的碎砖瓦片，用身体掩护同志，全身受伤二十余处；
脱险后又顾不上包扎，一直战斗在抗震第1线。
武装部的同志共抢救出四百多名群众，并发动全县六万多民兵迅速行动起来，参加抢险、巡逻，成为抗震救灾的骨干力量。
群众称赞是“震不倒、压不垮的武装部”。
集体二等功荣立者
一二一野战医院
去年07月28日下午，一二一野战医院接到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的命令。
为了灾区人民，同志们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迅速奔赴救灾第1线。
很多同志连续战斗几昼夜不休息，眼熬红了，腿站肿了，嘴唇干裂了，身上晒起了泡，仍坚持工作。
伤员多病床不够，院长杨荣科等同志带头把床腾出来，自己睡在潮湿的地上。
临床护理忙不过来，机关干部、勤杂人员都主动给伤病员送水送饭，整理卫生。
全院共收治伤病员三千零八十五人，抢救危重伤病员三百五十八人，为四百一十八人做了手术，巡诊治疗五万九千七百人次，并帮助开平公社卫生院和十七个大队的合作医疗站迅速恢复了工作。
集体二等功荣立者
空军某部司令部机要处
唐山、丰南地震发生后，这个机要处的七名同志和密码全部被埋压，两名同志牺牲，五名负伤。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机密，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
副处长朱正兴被压后，听到保密员张佩民的说话声，就喊他赶快照看机要处。
当抢救的同志刚刚挖出他的半截身子，他就问机要处的密码怎样？
他被挖出后，忍着剧痛，拄着棍子，到现场看管密码。
全部密码、密码机和重要文件挖出后，他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连夜清点。
副处长宫德旺的爱人遇难，两个小孩受伤，他的腿和右臂负重伤。
当他见到朱正兴时，对自己的伤痛和亲人的遭遇只字未提，只是急着问：
“密码挖出来没有？”
机要处同志的这种关心党的机密比关心个人安危为重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受到群众的好评，领导机关的表扬。
集体三等功荣立者
北京部队空军司令部航行处调度室
唐山地震发生后，调度室主任田在福和值班调度员李绪田积极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并迅速报告上级，为空军部队组织抗震救灾赢得了时间。
大批飞机投入抢险救灾，给航行调度带来很大困难。
他们及时地制定措施，解决矛盾，提高了空运救灾效率。
从07月28日至08月21日，共保证救灾飞行四千二百八十架次，安全无事故。
集体三等功荣立者
空军某部司令部通信处
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后，通信处在家的六名同志，都被压在倒塌的房屋里。
他们一脱险，首先想到的是“快恢复通信联络，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震情”。
处长李培元不顾爱人、女儿遇难，迅速组织、指挥恢复通信联络。
参谋李万永、程秀文被埋压六个多小时，脱险后，不顾剧烈的伤痛，和同志们一起架线、查线、架设电台。
在全处同志和通信分队的共同努力下，迅速沟通了同唐山以及北京的通信线路，保证了中央领导同志与灾区的通话，保证了上级的指挥抗震救灾。
三等功荣立者
空军航空兵某师副师长李虎坡
李虎坡是1940年入伍，1941年入党的老同志。
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后，他主动向党委要求到机场组织抗震救灾，迅速做好了接收救灾飞机的一切准备，于地震当天上午九点顺利地迎来了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第1批飞机。
在抗震救灾中，李虎坡同志总是模范带头，冒着余震的危险抢救群众，连续工作三天三夜，嗓子喊哑了，身体也病了，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下，他说：
“在人民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怎么能休息呢！”
在李虎坡同志模范行动的带动下，部队胜利地完成了抗震救灾的各项任务。
新华社通讯员

济南部队深入揭批“四人帮”，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肃清流毒，加强部队建设
实行“十批十坚持”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
新华社济南1977年05月19日电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广泛开展“十批十坚持”的活动，把“破”与“立”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澄清“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造成的混乱，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更加坚定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强部队建设。
“十批十坚持”是：
批判“四人帮”破坏党的建设，反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罪行，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
批判“四人帮”大搞唯心论、形而上学，破坏部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罪行，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
批判“四人帮”妄图改变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罪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
批判“四人帮”搞分裂，破坏团结的罪行，坚持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
批判“四人帮”散布的军队“传统过时论”，坚持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
批判“四人帮”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部队的罪行，坚持灭资兴无，认真改造世界观；
批判“四人帮”破坏老中青三结合的罪行，坚持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
批判“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我军纪律和作风的罪行，坚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部队；
批判“四人帮”歪曲革命和生产、政治和军事的关系，破坏部队战备、训练的罪行，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
批判“四人帮”破坏民兵建设搞“第二武装”的罪行，坚持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济南部队党委认为，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开展“十批十坚持”活动，对于引导指战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什么是“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搞清“破”什么，“立”什么，提高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建设部队的自觉性，很有好处。
济南部队党委专门召开了会议，根据“十批十坚持”的内容，分专题一个一个作了研究。
各级党委也纷纷采取举办讨论会、学习班等形式，重温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论述，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随后，群众性的“十批十坚持”活动便在各部队广泛开展起来了，大批军、师、团的领导干部背起背包深入连队，用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批判“四人帮”的谬论，热情歌颂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英明正确，把广大指战员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轨道上来。
某部党委领导所属各部队围绕党组织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整顿？
进行了大讨论、大批判。
在解放战争中荣立大功的一连，把当年参加过“三查三整”运动的老同志请回连队，介绍连队通过新式整军运动，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在解放战争中为人民杀敌立功的英雄事迹，批判“四人帮”反对整顿，保护帮派体系的罪行。
在战争年代荣获“模范党支部”称号的六连党支部，组织干部战士重温毛主席关于整党整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总结了几年来这个支部坚持年年整党整风，不断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支部建设的经验。
这个部队党委还大张旗鼓地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学习华主席关于整党整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按照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党员要做到的“七个懂得”的内容，普遍进行一次增强党的观念的教育，在党内树立讲学习、讲路线、讲党性、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讲革命传统的无产阶级正气。
某部双大功团曾接受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在“十批十坚持”中，干部战士联系团队的斗争历史，批判“四人帮”破坏我军高度集中统一的罪行，自觉地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指战员们说，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团能以十战十捷的胜利威震华北，在著名的清风店战役中昼夜兼程二百四十余里，按指定时间进入作战地点，配合兄弟部队全歼守敌，活捉敌军长罗历戎，获得这次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高度的革命纪律，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的指挥。
“四人帮”大肆散布无政府主义，恶毒攻击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颁发的条例、条令，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把我军搞乱，以便他们在乱中篡党篡军，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指战员们还把本团、本连的这方面光荣传统整理出来，学习革命前辈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先进事迹，在反复批判“四人帮”贩卖的种种谬论的过程中，较好地分清了遵守革命纪律与奴隶主义的界限、马克思主义的反潮流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广泛深入地开展“十批十坚持”活动，给济南部队的革命化建设带来了一派新的朝气蓬勃景象。
干部战士分清路线是非，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更加刻苦认真，战备训练、国防施工和军农生产甩开膀子大干快上。
各部队已有五万多名干部战士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功受奖。
许多团以上的领导干部兴奋地说，我们从当兵的第1天起，就是按照“十坚持”那样做的。
这符合毛主席为我军规定的唯一正确路线和方向。
打倒了“四人帮”，我们一定要使革命老传统放射出新的光芒。
某部许多团以上的领导干部带领数百个工作组深入连队，一边抓紧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一边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好部队的整顿。
他们说：
“四人帮”反军乱军，我们要爱军治军，一定要在华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把这支人民军队整顿得更坚强。
在胶东半岛、沂蒙山区和当年的淮海战场，练兵大竞赛正在连与连、团与团、部队与部队间热火朝天地展开，各个师第1季度的军事训练都取得了优良成绩。
在战争年代荣获“开路先锋团”称号的某坦克团，顶住“四人帮”的干扰，坚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军事训练连续三年都取得了优秀成绩。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指战员们进一步分清了为保卫祖国而提高军事艺术与单纯军事观点的界限，领导干部与战士同车操作，把坦克开向山川和丘陵地带，从难从严训练，又涌现出了一批优秀驾驶员、优秀炮手和通讯能手。

“四人帮”批“唯生产力论”的用心何在？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述评
“四害”横行之日，“唯生产力论”的帽子满天飞。
哪里的生产搞得好，哪里就被扣上这顶帽子。
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竟被“四人帮”诬为“唯生产力论的样板”。
但大庆人不信邪，针锋相对地提出：
“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
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上海等地的代表，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罪行，回忆身受其害、厂受其害、国受其害的情景，更加觉得大庆人敢顶敢斗的英雄气概的可贵。
代表们回顾历史总结经验：
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1973年，生产上去了。
可是，1974年初，“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机，恶毒地提出了“儒家生产，法家造反”，“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反动口号，这一年生产就掉下来了。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伟大号召下，在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图大略鼓舞下，1975年，全国城乡大干社会主义热潮蓬勃兴起，生产又上去了。
1976年，“四人帮”掀起了一个批“唯生产力论”的恶浪，生产又掉下来了。
“四人帮”抛出“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其罪恶用心就是反对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四人帮”一伙攻击说：
“搞上去就行这个口号，社会帝国主义也可以接受，美国也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敬爱的周总理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图大略，“四人帮”攻击“四个现代化”是“复辟”，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四人帮”加以恶毒攻击：
“说轻一点是修正”。
他们还胡说：
“往往是无产阶级取得重要胜利的时候，‘唯生产力论’就破门而出。”
恰恰相反，往往是无产阶级取得了抓革命促生产胜利的时候，“四人帮”就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进行破坏。
“四人帮”一方面诬蔑大庆是“唯生产力论的样板”，一方面在上海炮制了一个“批‘唯生产力论’的典型”。
一砍一树，说明了什么？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说了实话：
“什么学大庆，我这里就是大庆。”
另一个余党在万人大会上胡说，上海的这个厂就是因为批了“唯生产力论”，这几年生产自然而然地上去了。
果真如此吗？
请看事实。
1974年以来，这个厂批一次“唯生产力论”，生产下降一次。
1976年与1973年相比，钢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十四点二一，急需的短线钢材，下降了百分之十五到三十；
上缴利润减少百分之二十八点七五；
劳动生产率降低，原材料消耗和成本上升，质量显著下降。
在这个所谓“典型”的工厂里，批“唯生产力论”的结果，生产是“自然而然”掉下来了。
“四人帮”的余党指责工厂干部说：
“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批‘唯生产力论’。”
真的，“四人帮”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在当时确实有些令人费解。
他们为什么那么起劲地批所谓“唯生产力论”？
代表们分析说，“四人帮”就是要把生产批下去，把国民经济拖垮，搞乱全国，然后嫁祸于人，把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打下去，以便他们篡党夺权。
正象毛主席在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时说的：
“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
张春桥不打自招地说过：
“不要怕把生产拉下去，不要怕把形势搞乱了。
生产下去了，形势搞乱了，就会把他们打下去。”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在“唯生产力论”这顶帽子下，受压挨整的不仅是先进的工厂，还有一大批先进生产者。
参加会议的上海二十七棉纺厂青年女工毛信贤，连续二十一个月不出疵布，创造了四十万米无疵布的纪录。
“四人帮”一伙却给她扣上“典型的‘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让她进“学习班”，强迫转好“思想弯子”，还对她进行政治迫害。
毛主席教导我们：
“中国要变成世界第1个高产的国家”，“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
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把生产搞上去，这究竟犯了什么罪？
“四人帮”说，罪名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这是一派胡说！
他们要抓的是什么样的阶级斗争呢？
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极其残酷的斗争。
我们要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定地走工业学大庆的道路。
当前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彻底粉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那一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四人帮”垮台了，他们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阴谋破产了。
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解放思想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实现新的跃进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围绕农业办工业
广西南宁市委书记郭耀卿在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发言：
地方工业为农业服务，最重要的就是要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南宁市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作斗争，高举“鞍钢宪法”旗帜，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全市始终保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工业生产迅速发展。
1951年至1976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点八。
197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了三点一倍，产品品种发展到两千多种，工业部门上缴国家的积累，相当于同期国家投资的三倍。
广西的大好形势，是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取得的。
“四人帮”极端仇视广西的大好形势，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批林批孔运动刚开始，他们就通过在湖南的黑手，指使桂林的几个反革命分子，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
南宁有几个坏分子，也秘密串连，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组织战斗队。
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破坏捣乱。
为了顶住“四人帮”的猖狂破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到南宁市基层蹲点，总结和推广了手扶拖拉机厂和郊区苏芦大队的经验，强调批林批孔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开展，不搞战斗队，不外出串连；
强调批林批孔以班组活动为主，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
通过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推动了运动健康地发展。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我们顶住“四人帮”一伙的诬蔑，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照样批，照样斗。
由于我们坚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我们对轻工业和农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认识不足，对轻工业所需农业原料缺乏具体安排，相当一部分企业长期“吃不饱”，生产上不去。
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的指示，总结和大力推广了南宁罐头厂同国营农场、生产队直接挂钩，建立原料基地的经验，并两次组成轻工业原料资源调查组，深入工厂、农村，实地调查研究，摸清资源情况，制订了发展规划。
在自治区统一安排下，南宁市的糖厂、纸厂、麻纺厂、虫胶厂、制药厂、食品厂等一批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厂，纷纷走出厂门，依靠贫下中农，建起了原料基地十八万亩。
工农商紧密配合，搞好供产销平衡，使轻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市轻工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九点七，第4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八点四。
事实证明，只有牢固地树立起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观点，围绕农业办工业，地方工业才有牢固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
地方工业为农业服务，最重要的就是要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前，南宁市只试制和小量生产了一些农业机械。
1973年，自治区组织了全区拖拉机专用设备大会战，南宁市有五十八个厂矿和施工单位，积极参加了这场战斗。
经过三年的努力，全市农机工业很快就上去了。
1976年，生产了手扶拖拉机一万三千五百台，柴油机三万台，人力插秧机五万台，分别比会战前增长四倍、一点九倍和百分之六十一，对加快广西农业机械化步伐作出了贡献。
发展工业生产，这几年我们基本没有建新厂，主要靠大搞群众运动，挖潜、革新、改造，填平补齐搞配套。
我们大搞技术革新，努力改变落后的生产条件。
几年来，全市有二百八十多个厂矿建立了四百五十三个技术革新小组。
市里还成立了科学技术交流站，培养工人技术骨干一千二百多人。
1970年以来，全市实现革新项目七千三百多项，建成一百五十九条生产线，自制设备四千二百八十九台（套）。
通过技术革新，许多厂矿实现了生产翻番。
我们还通过组织协作，帮助小厂发展生产。
1970年，市手工业系统的钟表修理社、自行车修理社和黑白铁社的广大职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抽出部分职工，因陋就简，土法上马，试制出了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
为了使这三种新产品尽快成批生产，市里组织了三十多个厂搞大协作。
在短短十个月时间里，就为这三个单位加工制造了专用设备一百四十九台（套），这三个单位也自制了几百台专用设备。
现在，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已经小批投产。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还组织街道居民，自己动手，土法上马，发展街道工业。
1976年，街道工业总产值达到五千五百多万元，比1970年增长四倍，六年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点九，成为全市轻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
毛主席教导说，“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
几年来我们顶着“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扎扎实实地抓经济工作，千方百计地把生产搞上去。
市委常委坚持每周开一次经济办公会，召集计委、建委、工交、农业、财贸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研究解决经济工作的重大问题。
市委办公会也常到基层去开，直接听取基层干部和工人的意见，在现场研究解决问题。
各主管局、各厂矿都定期召开生产活动分析会。
各厂矿企业普遍地健全了生产指挥机构，修订了企业管理的七大制度。
去年一至04月份，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些企业干部不敢大胆抓生产，影响了生产计划的完成。
市委及时采取措施，指定两名副书记、两名革委会副主任带队，分四个片，有重点地深入工厂，给基层领导干部大讲抓革命促生产，大讲大干快上，给他们撑腰壮胆。
各级领导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发动群众大战红05月，月产值创造了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
几年来，市直属机关从领导同志到一般干部，普遍坚持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每年轮流下厂下乡当工人、农民一个月，每月到工厂跟一次零点班，每周到工厂或社队劳动一天半。
1976年，市委一、二把手参加劳动都在六十天以上。
据工业战线四百七十名厂级领导干部统计，平均每人每年参加劳动一百零二天，最多的达二百六十天。
近几年，市委机关和各局还坚持抽出三分之一以上的干部，组成工作队，长年轮流下厂、下乡蹲点。
一抓先进典型，二抓对全局影响较大的重点企业，三抓问题较多的单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搞好整党整风，狠抓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
“四人帮”疯狂反对工业学大庆，反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我们坚持年年召开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交流经验，树立标兵，表彰先进，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促进了工业生产持续上升，全市连续六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我们一定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用大庆精神学大庆，把大庆经验真正学到手，进一步推动全市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加快工业生产建设的步伐，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努力奋斗。
　（据新华社）

踏着铁人的脚印走
——记大庆油田模范标兵、“继承铁人精神的好队长”高金颖
发展中国石油工业的道路是漫长的。
王进喜和老一辈石油工人，走过了最艰苦的一段。
今天，千里油田一代新人又茁壮成长起来。
在一代新人的队伍里，大庆油田模范标兵、“继承铁人精神的好队长”高金颖，意气风发地走在最前列。
十年前，一批红卫兵——高金颖和他的同学们，从大庆的工读学校来到一二○五钻井队当钻工。
一二○五队是铁人王进喜带过的队伍，是全国闻名的“钢铁钻井队”。
铁人老队长常常到队上来，看到高金颖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就对他们说：
“井场虽然艰苦，可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
要好好干啊！”
老队长的关心和鼓励，使高金颖下定决心，在这炉火最红的地方千锤百炼，把自己炼成象铁人那样“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修正主义斗”的坚强的人。
高金颖，一步一个脚印，跟着铁人走。
也象铁人那样，高金颖苦练“两论”起家的基本功。
他随身带着毛主席著作，白天挤出时间学，夜里打着手电学，孜孜不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为祖国献石油。
也象铁人那样，高金颖同“戴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68年，高金颖同一二○五队的同志们，顶住了反对大庆红旗的黑风恶浪。
当一伙人窜到一二○五队攻击大庆红旗是“黑的”、铁人是“假的”、一二○五队是“吹出来的”时候，高金颖挺身而出，坚决回击：
“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
你们说，黑在哪里？
铁人王进喜带领钻井队十五年干了四十五年的活，为甩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立了大功，是大干社会主义的英雄。
你们说，他假在哪里？
一二○五钻井队在全国石油工业战线上打井最多。
你们说，这是吹出来的吗？”
高金颖严厉警告这些家伙：
“谁要想砍倒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往铁人脸上抹黑，那就照我们老队长说的那样办——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
也象铁人那样，高金颖牢牢记着老队长气壮山河的誓言：
“宁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最危急的时刻冲上前，最困难的地方走在前，最重的担子自己担。
那是七十年代的第1个秋天。
英雄的一二○五钻井队正在攀登新的高峰。
一天，这个队刚刚打好一口优质井，高金颖正带领全班忙着下套管。
突然，扶刹把的同志高喊：
“刹把失灵了！”
井场顿时紧张起来。
高金颖抬头一看，十几吨重的套管连同游动滑车，从十几米高的地方飞速地向井口砸下来，眼看一场井废人亡的严重事故就要发生。
是退后两步跳下钻台，还是上前一步设法抢救？
在这最危急的时刻，高金颖眼前蓦然闪现出铁人老队长手扶刹把，屹立钻台，顶天立地，无畏无惧的英雄形象。
时间不容许他多想一秒钟。
他迅速跨上一步，双手奋力提起一百多斤重的卡瓦，向井口猛投过去，只听“咔嚓”一声，飞速下滑的套管终于在离井口一米多高的地方被卡住了。
高金颖勇敢、机智的行动，制止了一次严重事故的发生。
阶级斗争的烈火在锻炼着他，危险和困难在考验着他。
高金颖，这个年轻的大庆人，一天天地茁壮成长起来。
油田在发展，新人在成长。
1971年，高金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3年，新油区会战开始不久，领导决定让高金颖担任一二○五钻井队队长。
高金颖感到担子重，压力大。
可是，铁人老队长曾经说过：
“没有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分担这个压力。”
高金颖思索着铁人老队长的话，浑身增添了一股使不完的劲。
他带领全队同志，大干苦干，争取尽快地起井架，早开钻。
吊车供不上来，他就组织大家，人拉肩扛，换上了几百斤重的天车导轮。
腰痛得难忍受，他就穿起医院特制的“钢背心”，坚持不离钻台，指挥战斗。
从高金颖身上体现出来的铁人精神，鼓舞着全队同志的斗志，提前打好了新区的第一口油井。
那是一次难忘的战斗：
06月的一天，钻机搬家，需要通过一道高压输电线，按照通常整拖的办法通不过，要把井架半放倒才能整拖过去。
高金颖想，任务很艰巨，自己是队长，要走在前头。
他一大早就来到井场，做好准备工作。
然后，指挥着把井架顺利地拖过高压输电线，搬到了新井位，整整忙了一天。
可是，他还不肯下班，又接着干下去，一气干了十八个钟头，直到开了钻，他才离开了井场。
已是深夜两点钟了。
他腰痛得直不起来，强忍着向宿舍走去。
走不多远，就摔倒了；
起来再向前挪，又摔倒了；
站不起来，他就向前爬；
连爬也爬不动了，他就索性在草地上躺下来。
这时候，露水和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
眼前一片灯火，灯火映着繁星，仿佛是铁人点燃的不灭的火把，在这大草原上辉耀，闪动……。
高金颖想：
在那艰苦创业的年代，铁人老队长和老一辈石油工人，革命加拚命，为祖国拿下了大油田，付出了多少血汗代价啊！
今天，我们一定要用铁人精神把它建设好，发展好。
看，眼前一片草原上，一个个井架林立，不久就会是一排排油井成行，一个新油区将在我们手中建设起来。
铁人的火把在我们身边越燃越旺，将来必定会燃遍祖国大地……想到这里，高金颖不禁唱起歌来。
直到早起上班的同志发现了他，才用小车把他推回宿舍。
第2天，他又坚强地站起来，走到井场上班了。
1974年，高金颖担任了钻井指挥部的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
去年，又一个新油区的会战开始了。
钻井指挥部决定让他担任会战前线总指挥。
更重的担子落到他的肩上，更大的考验摆在他的面前。
他仍然象铁人那样，心不离群众，身不离井场。
他常说：
“不管担任什么职务，我永远是个钻工。”
也象铁人那样，在会战前线，高金颖同钻工一起，拿大钳，提卡瓦；
他和钻工一样，整天一身泥浆，一身油工衣。
一二一○○钻井队钻头掉到油井里，他同钻工们一起整整打捞了三天三夜。
女子钻井队争取05月份钻井进尺上万米，他一次又一次地鼓舞大家的斗志，和她们一起战斗。
有一个钻井队起钻时突然引起井喷，油气加着沙石一直喷到二十多米高的平台，他冲上平台，亲自握刹把，组织排险，迅速压下了井喷……
也象铁人那样，高金颖对阶级兄弟爱得深，关心别人比自己重。
井队路远，地翻浆，车子进不去，他想方设法把水送到井队；
前线天寒，他整夜烧锅炉，给同志们取暖，让同志们睡好。
同志们过冬有困难，他把棉袄棉裤送给他们穿，自己穿破的；
有的同志病了，他亲自背着送去看病，亲自把自己家里不多的大米送到病人跟前……
同志们说：
“见到了高队长，就象见到了铁人老队长。”
“他就是咱们的‘铁人’！”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复杂的。
1974年，大砍大庆红旗的妖风又起。
“四人帮”“放虎归山”，张洪池一伙人窜到一二○五队来招摇撞骗，他们竟想煽动停工停产，胡说什么“越干越错”。
队上的同志理直气壮地驳斥了他们：
“我们大干社会主义有什么错？
完全正确！
我们大干了还要大干！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你们吹出来的。”
队上的同志不理会“四人帮”那一套，高金颖二、三十天不下井场，不换工衣，带领大家战胜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创造了油田大会战以来冬季钻井进尺的最高纪录，再一次为大庆红旗增添了光彩。
本报记者

业余作者讨伐“四害”
“砸烂‘四人帮’，诗画贴满墙；
以笔作刀枪，处处是战场。”
江苏省如东县的人们谈起今天全县欣欣向荣的群众文艺活动时就兴高采烈。
如东县的工厂和农村里，今天活跃着一支支业余文艺宣传队。
马塘区举行的一次文艺会演，群众新创作的歌颂毛主席、歌颂华主席、批判“四人帮”的文艺节目就有一百多个。
如东县的业余文艺工作者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揭狠批了“四人帮”破坏文艺革命的罪行。
他们说，“四人帮”编造了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否定了群众文艺小型多样、易演易唱的特点，把原来丰富多彩的群众文艺糟蹋得不成样子。
这个县的业余美术创作普及面比较广，过去产生过不少优秀作品。
但是，“四人帮”大肆鼓吹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后，很多有作为的业余美术作者被这一枷锁禁锢住了，结果作品单调枯燥，缺乏生气。
业余作者们还列举大量事实，揭穿了“四人帮”破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丑恶嘴脸。
光荣公社有一批业余文艺爱好者，扎根在群众之中，根据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生活感受，写成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但“四人帮”挥舞大棒，一会儿批判《创业》，一会儿又围剿《园丁之歌》，他们想不通，有的干脆收起笔、藏起稿子。
一些原来群众文艺搞得很热闹的地方，后来偃旗息鼓了。
“四人帮”为篡党夺权，鼓吹大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重大”题材，也严重破坏了群众文艺工作。
有个业余文艺宣传队创作了数来宝《黄海滩上盛开大寨花》，生动地反映了如东县人民向沧海夺田的英雄业绩，但是用“四人帮”制定的标准去衡量，这个节目有宣扬“唯生产力论”的嫌疑，有人建议把县委书记写成走资派，少写大干苦干。
业余作者觉得那样改不符合实际，无从下笔，节目就这样被淘汰了。
坚正公社德耀小学的教师写了一篇小说《学农田里的斗争》，说的是红小兵与阶级敌人斗争的故事，后来也要纳入“四人帮”规定的轨道，改成与走资派斗争，硬是要把走资派的帽子套在小学校长或生产队长的头上，改来改去总是不象，最后也夭折了。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业余文艺工作者再学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倍觉党的文艺政策的温暖。
他们决心用更多的好作品来迎接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的春天。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为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访华
全明洙大使举行宴会
汪东兴同志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1977年05月20日讯
为以金基南为团长、金吉铉为副团长的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访问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今天晚上举行宴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委员、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黄作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姚远方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金基南同志在宴会上祝酒，他说，我们在访问中，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中国同志们对我们的热情款待和向我们表达的热烈的战斗友情使我们深受感动。
他说，我们访问过程中，兄弟的中国人民高度评价朝鲜人民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并对我国人民粉碎国内外敌人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坚持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表示完全的支持和坚决的声援，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他表示确信，由金日成主席和毛泽东主席亲自培育的朝中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将在金日成主席和华国锋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耿飚同志在祝酒时说，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在访问中高度评价了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坚决支持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坚决支持以华主席为首的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他说，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最可靠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和阶级兄弟。
我们将一如既往，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坚决支持朝鲜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以及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

前往朝鲜进行友好参观访问
杨勇率我军友好参观团离京
新华社1977年05月20日讯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司令员杨勇为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参观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总后勤部副政委曹思明、海军副司令员高振家、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大使馆武官金甫润大校等，也到机场送行。

喀麦隆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
新华社1977年05月20日讯
喀麦隆驻中国大使贝莱奥肯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国庆。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
外交部长黄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农林部副部长肖鹏，水电部副部长张季农，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运北，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四届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原林业部副部长
陈离先生在京逝世
李先念陈永贵李井泉邓颖超王震沈雁冰等送了花圈
新华社1977年05月20日讯
第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原林业部副部长陈离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77年05月0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陈离先生是四川省安岳县人，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期与我党、我军保持联系，在经济上、物资上支援过我党我军，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解放前夕，为争取四川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做出了贡献。
陈离先生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永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井泉、邓颖超，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以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统战部、农林部、民革中央，分别向陈离先生送了花圈。
李先念、李井泉、王震等，出席了追悼会，并向陈离先生的家属致亲切的慰问。
追悼会由农林部部长沙风主持，副部长罗玉川致悼词。
悼词说，建国二十多年来，陈离先生热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注意改造世界观；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积极努力，生活艰苦朴素；
关心国家大事，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
悼词说：
陈离先生关心祖国的统一，积极参加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争，盼望台湾省早日获得解放，回到祖国的怀抱。
参加追悼会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会委员和中央委员、有关人士中有武新宇、李金德、童小鹏、吴庆彤、杨立功、梁昌武、肖鹏、周密、朱蕴山、陈此生、胡子昂、季方、刘斐、董其武、于树德、何基沣、张克侠、李明扬、王昆仑、屈武、甘祠森、刘仲容、侯镜如、刘孟纯、吴茂荪、许闻天、钱昌照、李俊龙、陈铭德等。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陈离先生的生前友好胡耀邦、江一真、饶兴、杨显东、张昭、唐子奇、荀昌五、傅学文、邓季惺等。
农林部、民革中央机关一百多名群众，也参加了追悼会。

外事往来
陈洁离京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陈洁18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签订中捷和中波两国政府1977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
到机场送行的有外贸部副部长郑义山，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浦希炳，波兰驻中国大使雷赫沃夫斯基等。
林林宴请挪威著名钢琴家拜克伦
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18日中午举行宴会，欢迎挪威著名钢琴家谢尔·拜克伦。
挪威客人是15日到达北京的。
参加波兹南国际博览会中国馆馆长离京
我参加波兰波兹南国际博览会中国馆馆长薛哲，05月18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波兰。
巴基斯坦拉合尔文官学院代表团回国
巴基斯坦拉合尔文官学院代表团结束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于16日离开北京回国。
代表团在我国期间，还访问了南京、无锡、上海、广州等地。
16日中午，代表团团长贾弗里举行答谢宴会。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副会长林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尔维等出席了宴会。
英劳埃德船级社代表团离京去上海访问
英国劳埃德船级社代表团应我国船舶检验局邀请，于11日至15日访问了北京。
双方按照中英两国1972年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的原则，就船舶技术检验合作协议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取得圆满的成果。
代表团已于16日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王海容会见美国青年政治领袖访华团
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20日下午会见由团长托马斯·奥尼尔第3和副团长斯潘塞·奥利弗、奥德丽·科洛姆率领的美国青年政治领袖访华团。
参加会见的有外交学会副会长柯柏年、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康岱沙等。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丁大卫会见时在座。
温特夫妇离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前主席赫克托·温特和夫人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20日乘飞机离开北京。
中央气象局负责人离京去日内瓦
中央气象局负责人邹竞蒙及其一行，20日离京前往日内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第29届执委会。
（新华社）

民间艺术喜获翻身
河北省交河县群众喜爱的传统民间艺术又活跃起来了。
田间场院、水利工地上，一场场内容崭新的民间艺术表演，吸引了成百上千的观众。
社员们高兴地说：
“粉碎‘四人帮’，民间艺术又回到俺们手里来了。”
交河县的民间艺术有悠久的历史，形式也多种多样。
解放后，在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引下，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去芜存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交河县的民间艺术受到严重摧残。
如今，“四人帮”垮台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活动又在交河县蓬勃开展起来。
现在，全县已有一百多支民间艺术演出队，他们在最近半年来共创作了一百二十多个新剧目。
每逢节假日或集会时，县城和各公社都组织演出，今年春节还举办了全县民间艺术观摩大会。
平时，生动活泼的小型演出活动就在村头巷尾、田头和车间进行。
传统的民间艺术短小精悍，易编易演，不受场地限制，紧密配合了当前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实际。
他们编演了一批歌颂毛泽东思想、歌颂华主席的伟大功绩、揭发批判“四人帮”以及反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节目。
这些节目新颖活泼，战斗性强，成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陈永贵副总理在大寨会见爱德华·萨乌马一行
新华社大寨1977年05月20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今天在大寨会见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大寨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郭凤莲，以及农林部和山西省昔阳县有关方面负责人李永凯、刘谦和。
爱德华·萨乌马和夫人一行是今天早晨到达大寨的。
晚上，郭凤莲宴请了爱德华·萨乌马夫妇一行。
（附图片）
陈永贵副总理05月20日在大寨大队会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新华社记者摄
（传真照片）

革命故事流传万家
入夜，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顺德县勒流公社的拱石桥头、大榕树下，成了故事员们的讲坛。
他们讲述的生动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感染着每一个听众。
被誉为“故事之乡”的勒流公社的故事员当中，有公社党委书记，有生产队长，一家子里夫妻两人或兄妹、姑嫂也常常同时出台表演。
现在，全公社共有九百多名故事员。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勒流公社党委排除干扰，组织公社故事组和创作人员定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开展故事创作活动。
几年来，创作、改编的二百多个故事作品里，反映农村阶级斗争、学大寨题材的就占三分之一。
打倒“四人帮”以后，“故事之乡”绽开朵朵新花。
在公社组织的学习会上，故事员口诛笔伐“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狠批“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解放思想，心情舒畅，很快地创作出一批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歌颂敬爱的周总理，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故事。
江义大队吴瑞莲等同志创作和演出的热情歌颂大寨人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叛徒江青作斗争的多口故事《风狂旗挺》，和反映本地民兵英勇斗争生活的故事《珠江激浪》等，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公社广播站还把故事录了音，通过全社的六百八十个喇叭播放，让社员群众都能听到。
打倒“四人帮”后出现的新故事，百花齐放，鼓舞人心。
故事作者和故事员利用业余时间为革命创作、表演，不为名，不为利，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为贫下中农服务。
许多故事员不单讲故事，也创作故事。
故事作者创作故事，也写小演唱、诗歌、散文，以及儿歌等儿童文学作品，成为群众文艺的多面手。
公社中心业余创作组作者周铁株，白天坚持下队做好本职工作，每月有十五天利用晚上写作。
最近他写了不少故事、诗歌、地方曲艺、小小说以及儿童文学作品，被各种刊物选登的有十多篇。
“故事之乡”的故事员和作者正在努力运用文艺武器揭批“四人帮”，用革命故事鼓舞群众大干社会主义。

黄华外长会见智利新任驻华大使维多夫罗
新华社1977年05月20日讯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上午会见了智利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塞尔希奥·维多夫罗·胡斯蒂尼亚诺，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
维多夫罗大使是05月18日到达北京的。

黄华外长会见瑞士新任驻华大使席望南
新华社1977年05月20日讯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上午会见了瑞士联邦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席望南，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
席望南大使是05月16日到达北京的。

叶飞部长结束对芬兰的访问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1977年05月19日电中国交通部长叶飞一行在结束了对瑞典的友好访问之后，于05月15日抵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对芬兰进行友好访问。
当天晚上，芬兰交通部长韦科·萨尔托举行宴会招待叶飞部长一行。
五天来，叶飞部长一行参观了赫尔辛基和罗瓦尼埃米的港口、码头、机场和运河，受到了芬兰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接待。
05月18日晚，中国驻芬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陈铁为叶飞部长一行举行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芬兰代总理兼农林部长约翰内斯·维罗莱宁、交通部长韦科·萨尔托、工商部长埃罗·兰塔拉和芬兰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
芬兰中国协会主席乌尔霍·克赫宁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05月19日下午，中国交通部长叶飞一行结束了对芬兰的访问，离开赫尔辛基前往挪威。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芬兰交通部长韦科·萨尔托及其他官员。

徒劳的威胁　无耻的挑衅
本报评论员
最近，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公然威胁赞比亚政府，说什么假如津巴布韦游击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史密斯政权将要对赞比亚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
与此同时，罗得西亚反动当局派军队越境袭击了博茨瓦纳军营。
卡翁达总统在05月1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赞比亚军队处于完全戒备状态，并强调赞比亚人民决不会被史密斯的威胁所吓倒，正在准备反击并将战斗到底。
博茨瓦纳政府也对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的无耻侵犯提出严正谴责。
史密斯种族主义者这一卑劣行径已激起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愤慨。
中国人民坚决站在非洲人民一边，支持赞比亚和博茨瓦纳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正义斗争。
罗得西亚反动当局狂妄地叫嚷说，“它有权利和义务维护它的边界的完整以及它人民的安全”。
这完全是蛮横无理的强盗逻辑。
众所周知，罗得西亚政权是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强加在广大非洲人民头上的一个极其反动的非法的政权。
它对内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广大津巴布韦人民，对外疯狂地反对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威胁非洲国家的安全。
津巴布韦人民为推翻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罪恶统治，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进行了长期的正义的武装斗争。
这个斗争是非洲人民反对共同敌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非洲国家根据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原则，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积极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史密斯之流妄想以“安全”为借口，对赞比亚、博茨瓦纳和其它非洲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恫吓，来阻止广大非洲人民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支持，是完全徒劳的。
种族主义政权的罪恶统治是整个非洲人民的一大祸害，是完全违背非洲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的。
它在非洲大陆解放的道路上将要彻底灭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不管种族主义者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怎样施展阴谋诡计和进行军事威胁，也不管自称为非洲人民“天然盟友”的那个超级大国怎样千方百计地破坏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都改变不了种族主义政权必然灭亡的下场。
现在，津巴布韦人民武装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纳米比亚人民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蓬勃发展。
种族主义的捣乱破坏，只能激起非洲人民更大的反抗。
这次史密斯政权对赞比亚的军事讹诈以及对博茨瓦纳的武装侵犯，改变不了它日益困难的处境。
赞比亚、博茨瓦纳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正在严阵以待。
津巴布韦人民正在进行英勇斗争。
史密斯政权胆敢轻举妄动，只能使自己遭到更大的失败，从而更早地结束它的万恶统治！

我人大代表团在南斯拉夫举行告别宴会
南联邦执委会主席久拉诺维奇接见我人大代表团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05月20日电
以赛福鼎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人大代表团05月19日晚举行告别宴会。
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议长基·格利戈罗夫，副议长佩·达普切维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执行委员会委员杜·波波维奇，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战士联合会主席科·纳季大将，南斯拉夫经济联合会主席伊·瓦基奇，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玛·拉迪奇，联邦议会联邦院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米·亚沃尔斯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主席阿·弗拉西，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副主席伊·涅戈万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张海峰也出席了宴会。
在宴会上，赛福鼎团长和格利戈罗夫议长先后祝酒。
赛福鼎团长首先对代表团在南斯拉夫受到的盛情欢迎和友好接待表示感谢。
他说，代表团同铁托总统等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会见与交谈对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赛福鼎团长说，代表团亲眼看到，勤劳勇敢的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总统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加强民族团结，在建设自己的祖国和提高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国代表团以钦佩的心情看到，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坚持奉行不结盟政策，决心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主权。
中国人民支持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衷心祝愿南斯拉夫人民在建设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赛福鼎团长说，在这次访问中深深感受到，南斯拉夫人民对中国人民是怀有深厚感情的。
他表示，一定要把这种深情厚谊转达给中国人民。
他说，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心继续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确定的同南斯拉夫发展友好关系的方针。
格利戈罗夫议长在祝酒辞中指出，中国人大代表团已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
他说，我们两国都有共同的遭遇，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的。
我们之间存在一切主观与客观条件来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合作关系。
他说，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的支持。
中国是重要的国际因素，没有中国参加，重大的国际问题就不能解决。
格利戈罗夫议长说，南斯拉夫人民对中国人民和他们进行的斗争深为钦佩。
我们高兴地知道中国人民制订了发展自己国家的宏伟计划，希望这些计划能够圆满实现。
他说，南斯拉夫人民满意地看到中国人民有了新的领导，这个领导与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衷心祝愿华国锋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取得更大成就。
宴会自始至终充满热烈友好气氛。
宾主频频为两国友谊的发展、为华国锋主席和铁托总统的健康干杯。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韦·久拉诺维奇05月19日接见了以赛福鼎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人大代表团。
接见时，久拉诺维奇主席回顾了已故的杰·比耶迪奇主席1975年对中国的成功的访问。
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和加强相互合作交换了意见。
同一天，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委员爱·卡德尔也接见了中国人大代表团。
卡德尔向代表团介绍了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某些方面，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发展中南友好关系交换了意见。
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主席杜·佩特罗维奇05月12日接见了中国人大代表团。
佩特罗维奇向客人详细地介绍了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历史和当前的任务。
赛福鼎团长赞扬了该组织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与加强全民防御中所起的作用。
接见都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05月19日电
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为团长、人大常委会委员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人大代表团，在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副议长佩科·达普切维奇陪同下，从05月14日到18日先后在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参观访问，受到了当地领导人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热情友好的接待。
05月14日上午，代表团乘车从贝尔格莱德来到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首府诺维萨特时，受到自治省议会主席维·莫尔纳尔等的欢迎。
莫尔纳尔主席向客人介绍了自治省的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农业发展情况。
赛福鼎团长祝贺这一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祝贺这一地区各民族间的团结，并介绍了我国的民族情况和我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
当天下午，代表团乘专机抵达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杜布罗夫尼克市。
这是亚得里亚海滨风景优美的历史古城。
代表团受到了克罗地亚共和国议会副主席卡·马尔科维奇等领导人的欢迎。
双方进行了亲切交谈。
当晚，马尔科维奇副主席宴请代表团。
16日，代表团乘专机从杜布罗夫尼克来到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首府卢布尔雅那。
代表团受到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议会副主席弗·洛加尔等领导人欢迎。
16日晚，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议会主席马·布雷采利会见并宴请代表团，双方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05月17日上午代表团离开卢布尔雅那到达马其顿共和国首府斯科普里。
马其顿共和国议会主席布·塔莱斯基等领导人前往欢迎。
随后，中国人大代表团在共和国议会大厦与塔莱斯基主席率领的共和国议会代表团进行会见。
赛福鼎团长赞扬了马其顿共和国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转达了中国各族人民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友谊和问候。
接着，中国人大代表团参观了斯科普里大学，并游览了市容。
下午，马其顿共和国主席团主席维·斯米莱夫斯基会见了中国人大代表团。
当晚，塔莱斯基主席宴请代表团。
05月18日上午代表团抵达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克拉列沃市，受到了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主席日·瓦西列维奇等领导人的欢迎。
（附图片）
05月19日，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韦·久拉诺维奇（左一）在联邦执行委员会大厦接见了以赛福鼎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人大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我大使设宴庆祝中荷外交关系升格五周年
新华社1977年05月19日讯海牙消息：
中国驻荷兰大使陈辛仁05月18日举行宴会，庆祝中荷两国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五周年。
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外交部国务秘书布林霍斯特，以及荷兰政府有关部门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陈辛仁大使在致词中对中荷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表示祝贺。
范德斯图尔外交大臣在讲话中回顾了荷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他代表荷兰政府，对中国方面在荷兰公主贝娅特丽克丝夫妇最近访华时给予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他说，荷兰公主这次访问极其成功，华主席的接见构成这次访问的高峰。
外交大臣祝荷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

扎摩联军收复卢阿希和基森盖
日本《亚非团结》和马来西亚报纸谴责苏联对非洲的侵略扩张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05月19日电
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扎伊尔—摩洛哥武装部队05月19日又从入侵的雇佣军手中收复了卢阿希和基森盖。
卢阿希是一个重要的公路交叉点，它位于卡萨吉以南六十五公里，距安哥拉边境十公里。
基森盖位于卡萨吉西南，是一座生产锰的城市。
扎伊尔通讯社说，目前正在桑多阿、卡潘加和迪洛洛三条战线上作战的扎伊尔—摩洛哥武装部队已接到继续前进的命令。
新华社东京电
日本《亚非团结》月刊最近发表文章，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策划入侵扎伊尔的罪恶行径。
文章说：
“所谓的扎伊尔‘内战’，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新的扩张政策的结果。”
“很显然，这是一次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策划和组织的侵略战争。”
文章最后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这个阴谋已经被许多非洲国家看穿，只能是落得‘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下场。
非洲最终是非洲人民的。”
新华社讯
吉隆坡消息：
马来西亚《星槟日报》最近发表社论指出，扎伊尔事件清楚地反映了超级大国“企图通过扩大动乱范围来打击独立自主国家的主权。”
社论说，事实上，如果古巴没有一个超级大国在背后撑腰，断不可能派军远征，在安哥拉介入内战，并进一步挑起扎伊尔事件。
社论指出：
“尽管苏联一口否认，形容为无稽之谈，但古巴雇佣军在安哥拉又作何解释？
苏联的军事援助又是为了什么？”
社论说，目前苏联又在非洲南部渗入，“非洲国家完全有必要警惕非洲的危险形势正在扩大。
团结抵御外侮，已是急不容缓了。”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也在不久前发表社论说，苏联在安哥拉事件之后，又在非洲中部进行扩张，它“在非洲的破坏行动，已经促使非洲国家提高警惕”。

斯里兰卡总统和总理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科伦坡1977年05月20日电
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统威廉·高伯拉瓦和政府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分别于05月十七和19日接见了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黄明达，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后，高伯拉瓦总统和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设宴招待了黄明达大使。
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在接见黄明达大使时说，近几年来中斯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得到了发展，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访问斯里兰卡以后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她希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赞比亚人民将以武力对付史密斯政权的侵略
赞比亚舆论和坦桑尼亚、埃及官员谴责史密斯政权威胁赞比亚
新华社卢萨卡1977年05月17日电
《赞比亚时报》05月17日就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威胁要入侵赞比亚发表评论说，赞比亚人民将以武力来对付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
评论说，自从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片面宣布“独立”以来，赞比亚一直处在战争的威胁中，现在这种形势更严重了。
评论写道，赞比亚人民“支持卡翁达总统所说的：
‘赞比亚决不被吓倒，我们准备战斗’。”
评论说，“全国必须保持警惕。”
“我们需要用武器进行战斗。
我们的人民已准备好并渴望行动。”
评论指出：
“对史密斯，我们说，我们将继续支持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如果因此而引起战争，我们已经准备好。
对英国人，我们说，明确地告诉史密斯：
我们将以武力对付武力。”
据新华社卢萨卡1977年05月18日电
据赞比亚报纸05月18日报道，坦桑尼亚国防和国民服务部长卡瓦瓦05月17日在卢萨卡机场发表讲话时强调，如果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入侵赞比亚，坦桑尼亚将完全支持赞比亚。
他说，对赞比亚的进攻，就是对坦桑尼亚的进攻。
卡瓦瓦部长为了向卡翁达总统转交尼雷尔总统给他的特别信件，05月17日到达卢萨卡。
新华社开罗1977年05月19日电
据中东通讯社05月19日报道，埃及官方人士说，埃及谴责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公然对赞比亚发出威胁。
这位人士还说，埃及遵循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所规定的主要原则，尽一切可能支持赞比亚。
他说，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用一切威胁，企图破坏和平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途径。
埃及认为，这个政权应对其后果负一切责任。
他还说，埃及认为，侵略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非洲国家，就是侵略所有非洲国家，应该坚决给予痛击。

金永南同志接见我赴朝友好参观团
我赴朝友好参观团离平壤回国
新华社平壤1977年05月18日电
中国赴朝鲜友好参观团05月17日在参观访问结束后，乘飞机离开平壤回国。
这个代表团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铎任团长，由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白云和乌兰察布盟革委会副主任乌云其其格任副团长。
05月16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金永南接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观团是在04月26日到达平壤的。
中国客人们参观了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旧居万景台，并且在平壤、咸兴、元山、开城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