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全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华主席主持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大会
叶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出席　余秋里副总理受党中央委托作重要报告
余秋里副总理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七个月，全国形势发展之好之快，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宣布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新华社1977年05月04日讯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举行大会。
英明领袖华主席主持了今天的大会。
当华主席、叶剑英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华主席、叶副主席频频鼓掌，高兴地向大家亲切致意。
出席大会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是：
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邓颖超、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也出席了大会。
余秋里副总理受党中央委托，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题为《全党、全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的重要报告。
他的报告分六个部分：
一、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的胜利；
二、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三、坚持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四、加快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五、关于整顿企业的若干问题；
六、普及大庆式企业，关键在省、市委。
余秋里副总理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七个月，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
遭到“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全国形势发展之好之快，远远地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全国上下，到处呈现出一派团结战斗的气氛。
余秋里副总理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代表了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方向。
普及大庆式企业，就是要把全国所有企业都更好地纳入毛主席办工业路线的轨道。
这是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重要部署，也是我国工业战线上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
他表示，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宣布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余秋里副总理的报告，激起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出席今天大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附图片）
英明领袖华主席主持05月04日的大会。
　新华社记者摄

华主席会见邦戈总统等加蓬贵宾
华主席、邦戈总统在亲切友好气氛中进行了诚挚谈话　纪登奎副总理等参加会见和谈话
新华社1977年05月04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及其一行。
华国锋主席对邦戈总统出国访问途中在北京逗留表示热烈欢迎，并且同邦戈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一起照了像。
华主席、邦戈总统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诚挚的谈话。
谈话时，加蓬共和国外交和合作部长马丹·邦戈在座。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外交部部长黄华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参加会见的邦戈总统的随行人员还有：
共和国总统府负责国家指导、公民服务和党的专门机关部长级代表莱昂·奥热，邮电部长路易·加斯东·马伊拉，公职和行政改革部长布尔代·奥古利根德，国家元首办公室主任布古埃尔，医学顾问让—皮埃尔·奥基亚斯博士，国家宪兵司令乔治·恩科马将军，陆海军部队总司令巴·奥马尔将军，巡回大使、国家典礼局总局长莫里斯·莱弗莱姆，新闻顾问菲德尔·埃琛达，正式访问局局长维克托·姆邦戈，加蓬驻中国大使马荣博。
参加会见的我有关方面负责人还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外经部副部长程飞，中国驻加蓬大使刘英仙。
（附图片）
华主席同邦戈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合影。
华主席同邦戈总统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

毛主席语录
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中国应当这样。
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2页

华主席带领我们建设工业省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于明涛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一）
1970年03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时刻，毛主席来到湖南视察，提示我们能不能十年建成工业省。
华国锋同志聆听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立即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指示，亲自主持制订规划，研究建设工业省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抓紧各方面的工作，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指示。
在华主席的领导下，省委从1970年开始，就把建设工业省当作大事来抓，各级党委切实加强领导，实行书记动手，全党动员，组织各部门协同作战，放手发动群众，使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变成全省人民的自觉行动。
在中央各部门和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初步成绩。
农业基础有了较大加强，工业落后状况有了一定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步伐加快了。
但是，工业省的建设遭到了“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
“四人帮”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批林批孔以来，就直接插手湖南，大乱湖南，死死揪住湖南省委不放，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华主席。
批林批孔中，他们全盘否定“一打三反”运动，大搞翻案活动，秘密策划向省委夺权的名单。
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在湖南的黑手公开叫嚷要学江青“当过河的卒子，死不回头”。
他狂叫“湖南的问题不在湖南，在北京，在华总理。”
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华主席。
他们把黑手伸到各地，煽动各级揪“走资派”，“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
搞得全省不得安宁，特别是把长沙、邵阳这些工业集中的地方搞乱了。
由于“四人帮”和他们在湖南的黑手的破坏和捣乱，工业省的建设被耽误了几年时间。
如果不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不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判和肃清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不从组织上彻底清除他们的死党、余党，资本主义就随时可能复辟，也就根本谈不上建设工业省。
英明领袖华主席，一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执行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愧为毛主席亲自培养和选定的接班人，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是我们党的英明领袖。
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有华主席掌舵，我们的党大有希望，国家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我们建设工业省，建设好毛主席家乡也大有希望。
我们一定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党中央的指挥，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不断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
（二）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再号召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三届人大、四届人大上都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华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要把建设工业省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同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同建设好毛主席家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紧密联系起来，树立雄心壮志，加强政治责任感，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
当林彪、“四人帮”鼓吹资产阶级政治，挥舞“唯生产力论”大棒，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华主席指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一有风吹草动就摇摆不定，放弃对生产建设的领导。
华主席不但在湖南工作期间对建设工业省抓得很紧，到中央工作以后，还是经常检查督促，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华主席每次回湖南时，都反复强调并具体部署工业省的建设，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及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工业省的建设，要抓住大好时机，加快建设步伐，尽早实现毛主席的遗愿。
建设工业省，首先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叫做工业省，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工业省？
毛主席1958年视察天津时就教导我们：
“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
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工业省的建设，既要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在一个省内建立起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又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建立具有自己特点的工业体系。
1970年，华主席就组织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作指导，制定了工业省的初步规划，以后又进行了多次修订，特别是1973年，国务院各部委派出工作组，帮助我们全面修订规划。
从湖南的实际出发，我们对工业省总的设想是：
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把湖南建设成为适应战备需要、工农业全面发展、具有自己特点的工业省，为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作出较大的贡献。
主要要求是：
（一）建立比较稳固的农业基础，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农业人口每人有一亩旱涝保收农田，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百分之七十，播种面积每亩施用化肥八十斤，粮食亩产超千斤，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二）主要轻工业产品基本自给，部分产品对国家有较大贡献，轻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三）钢铁、煤炭等主要原材料和燃料基本自给，有色金属和磷矿的生产要对国家多作贡献。
（四）社队企业大发展，收入占公社三级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
（五）国防工业形成一定规模，提高地方部队和民兵的装备水平。
（六）建立起和经济建设相适应的交通运输网、商业服务网和科学技术、文教卫生事业，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三）
华主席对毛主席关于“农、轻、重”的思想领会最深刻，贯彻最坚决，一再强调工业省的建设首先要建设一个稳固的农业基础，用更多发展农业的办法，来推动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
华主席一贯高举“农业学大寨”红旗，亲自动手，扎扎实实地领导了我省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组织省、地、县、社各级领导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多次邀请大寨和昔阳的同志来传播经验，每年坚持派工作队抓三分之一，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华主席亲自培养和树立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使全省三分之一的县跨进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行列。
在华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省委经常注意加强和充实农业战线特别是地、县、社的领导力量，保持领导班子的相对稳定，从上到下坚持书记亲自动手，全党大办农业，反复进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教育，批判各种错误思想，使各行各业的工作真正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我省过去农业基础薄弱，抗灾能力不强。
华主席在湖南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抓，领导我们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歼灭战。
省革委会成立后，华主席亲自动员省、地、县三级力量，组织一百多个工厂协作，大打化肥建设歼灭战，在三、四年时间内，基本上实现了县县有氮肥厂。
随着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变，全省农业生产连年丰收，粮食两年过《纲要》，总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生猪和主要经济作物成倍增长。
为了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去冬提出了今后几年全省的工业建设以加速农业机械化为主要目标。
我们决心从煤炭、电力、钢铁等原材料、燃料搞起，从动力机械搞起，发动各行各业、大厂小厂，进行以动力机械为重点的农业机械大会战，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的条件。
（四）
华主席在领导我们建设工业省中，十分注意发挥省、地、县、社各级的积极性，坚持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搞群众运动。
几年来，我省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建设了一批骨干企业，今后还要有计划地继续兴建必需的骨干企业，努力提高工业配套水平，尽快形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
但是，建设工业省需要更多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大力发展“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
1970年，华主席就指出：
“各地区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和不损害国家资源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小钢铁，小化肥，小水电，小机械，小煤矿，小水泥，小有色，这是很好的事情，要积极支持，逐步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
华主席总是满腔热情地支持、扶植“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严厉地批评那种瞧不起社队企业，以种种理由取消或者砍掉社队企业的错误思想和作法。
他亲自为我们树立了攸县大办“五小”工业和常德县蔡家岗公社大力发展社队企业的样板。
几年来，全省学攸县，学蔡家岗，“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迅速发展。
1976年，地、县、社、队原煤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氮肥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水泥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三十七个地、市、县有了小钢铁厂，三十多个县的小水电基本上满足自己的需要。
全省已办起了十二万六千多个社队企业，总收入占公社三级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我们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切实加强了对“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的领导。
华主席亲自提议成立省社队企业局，并指定一名书记兼任局长。
现在，各地、县都成立了社队企业局，有一位书记兼任局长。
对于地、县，我们强调省里不能把什么都统起来，把地、县卡得死死的，要给地、县一点机动权，让他们办更多的事情。
（五）
华主席一贯高举工业学大庆的旗帜，率领我们认真贯彻鞍钢宪法，把学大庆作为建设工业省的根本来抓。
他经常教育我们，“厂要举大庆旗，人要学王铁人”，要发扬大庆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他亲自蹲点，调查研究，抓三分之一，培养和树立先进典型。
他反复强调厂矿企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要把工业学大庆同各项政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革命群众运动。
当林彪、“四人帮”刮起反大庆的妖风时，华主席指引我们针锋相对地批判他们攻击、诽谤大庆的种种反动谬论，并且在1971年亲自决定邀请大庆代表团来湖南传经送宝，大造学大庆的革命舆论。
参加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大庆的道路，就是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把工业搞上去，要建设好工业省，就必须坚决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认真联系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揭露矛盾，找出差距，用大庆精神学大庆，更深入地开展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把所有的工矿企业都办成大庆式企业，革命加拚命，苦战几年，坚决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据新华社）

华主席、叶副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主席台上。
左起：
苏振华、陈永贵、吴德、纪登奎、李先念、华国锋、叶剑英、陈锡联、汪东兴、李德生、吴桂贤、倪志福。
新华社记者摄

砸烂帮派体系才有高速度
这些天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热气腾腾。
来自重要工业基地辽宁省的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一个严肃而紧迫的问题：
如何高速度地把工业生产搞上去？
辽宁省的代表，到大庆参观学习，深受教育。
鞍钢的代表说：
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在大庆开花，结果。
我们同大庆比，差距太大了。
这些年来，为什么大庆的经验在辽宁推广不开？
为什么全省的工厂企业这么多，而大庆式企业却为数不多？
代表们的讨论会成了对“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控诉声讨会。
一笔一笔的帐，要从对“四人帮”的批判斗争中得到清算。
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是个尖锐问题，也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
毛主席说：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
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6页）“四人帮”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
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才能高速度，社会主义就只能是低速度。
代表们说，这些屁话，是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
他们这一帮子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天天吃社会主义，毁社会主义，拖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许高速度发展，拖垮了他们才高兴。
鞍钢的代表说，工业以钢为纲，没有钢铁的高速度增产，加快发展工业从何谈起？
鞍钢是我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四人帮”的黑手也伸到了鞍钢，搅乱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钢铁生产。
现在，粉碎了“四人帮”，鞍钢得解放，是高速度地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时候了。
高速度从哪里来？
代表们说，大庆给了我们启示。
大庆工人阶级对阶级敌人坚决斗争，毫不心慈手软。
他们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清查，把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事一件件、一桩桩搞清楚，这样做，就是要使“四人帮”的流毒在大庆绝种。
大庆的同志说得好：
“把路线是非讲清楚了，劲就来了，这比给多少钱、多少物资都解决问题。”
辽宁一度是“四人帮”及其死党控制很严的一个地方。
代表们认为，我们就是要象大庆人那样猛揭狠批“四人帮”，坚决粉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这一条最重要。
在辽宁，凡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控制的工矿企业，过去都不准学大庆。
学大庆就是犯了他们的“王法”。
工业集中的沈阳市，只有六个工业学大庆的先进企业；
轻工业系统只有一个沈阳味精厂是学大庆的先进单位，还被打成“唯生产力论的黑样板”。
华主席领导全党粉碎“四人帮”，味精厂才算把这顶硬扣在头上的破帽子甩掉了，这次光荣地参加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
辽宁的同志说，今天，我们搬掉了工业学大庆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就要坚决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开足马力，以跑百米的速度学大庆，高速度地把工业生产搞上去。
　本报记者

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
——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
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组
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指出：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丑恶历史说明，他们本来就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
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四十多年来，一直披着“进步”、“革命”的伪装，隐藏在革命阵营的内部，从事反革命的罪恶勾当。
但是，不管他伪装得多么巧妙，钻得多么深，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面前，在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中，这个阴险狡猾的家伙，终于现出了原形。
　
一
张春桥是从三十年代开始他的反革命政治生涯的。
他曾一再声称，他是三十年代传播“新文化运动的种子、救亡运动的种子”的“文化人”。
事实真是如此吗？
否！
现已查明，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张春桥，早在1932年至1934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就和复兴社特务鬼混在一起，充当国民党密探，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他表面上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甚至写文章大讲“抗日爱国”，暗地里却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由于张春桥的告密，六个进步学生横遭迫害，其中一人遭到严刑拷打，牺牲在狱中。
1933年春，张春桥伙同复兴社特务分子，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蒂特务组织“华蒂社”，成为“华蒂社”的骨干分子。
他还在由复兴社出资创办的《华蒂》月刊及其他报刊上进行反动宣传。
1935年张春桥一到上海，就同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酒肉与共的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搭上了关系，并在崔万秋的指使下，充当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马前卒，围攻鲁迅的急先锋。
1936年03月，张春桥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化名“狄克”发表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攻击伟大的革命家鲁迅。
当鲁迅义正词严地进行还击以后，他又装成受害而可怜的样子给鲁迅写信，表白他的“好心”。
但是他在暗地里却继续恶毒诽谤鲁迅。
后来又和田汉等人沆瀣一气，鼓吹以“国防文学”为口号的投降主义路线，从背后向鲁迅刺去。
张春桥在上海的那一段时间里，写了许多反动文章，污蔑共产党，而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却极尽美化歌颂之能事。
他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大唱赞歌，鼓吹“在政府底统一指挥下抗战”，谁如果不听“指挥”，便是“托罗斯基”，便是“日本帝国主义派来的别动队”。
在鲁迅对他们的投降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有力的揭露以后，张春桥又以守为攻，跟叛徒、托派、政治骗子陈伯达的“休战论”相呼应，提出要“使这论争早日结束”，妄图抹杀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并把他们破坏团结抗日的责任推卸到革命人民身上。
张春桥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他写文章攻击鲁迅，化名“狄克”，给鲁迅写信，也不敢用真名实姓，甚至连通信地址也要由《大晚报》转，仿佛攻击鲁迅的是狄克，而不是张春桥。
张春桥用真名发表文章，却对鲁迅装得毕恭毕敬，什么你是我的“良师”呀，我是你的“伙伴和儿女”呀，应有尽有。
在鲁迅逝世的时候，他居然假惺惺地抢着去吊唁，并且写了“纪念”文章《先行者，你安息吧》。
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6天，他还借纪念鲁迅为名写了《速写红萝卜》，煞有介事地骂那种“摇身一变，化个名儿”的两面派是红皮白心的“红萝卜”。
但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个月，他与另一个特务在国民党的反共杂志上发表了剧本《匪区之夜》，咬牙切齿地骂共产党是“共匪”，是“刽子手”，明目张胆地叫嚣去“杀共匪”，去跟共产党“拚”。
这恰好证明，张春桥自己才是个货真价实的红皮白心的“红萝卜”。
这个对共产党、对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张春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文化人”，干的是什么勾当，还不十分清楚吗！
1937年09月，张春桥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离开上海，返回济南，按照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指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
当时，全国抗战已经爆发，大批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延安，张春桥发表文章进行破坏，要青年们“不用去延安了”。
而他自己却在复兴社特务的掩护下，披上济南市警察局长送给他的大衣，于1938年01月混入延安，后来钻进了共产党。
长期以来，张春桥一直千方百计地隐瞒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极力包庇他的反革命父亲和叛徒、特务老婆。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利用他窃取的一部分权力，极力搜缴和销毁有关他政治历史问题的材料，并对了解他丑恶历史的人，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残酷地加以迫害，甚至把敢于揭露他的革命群众，打成“现行反革命”，阴险毒辣，令人发指。
　
二
解放以来，张春桥这个惯于耍两面派手法的家伙，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大肆贩卖修正主义，干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勾当。
张春桥竭力追随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石家庄解放没几天，主编《新石门日报》的张春桥就在报上鼓吹什么“贫民当家”，“贫民作主”，就是不提依靠工人阶级。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指出：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张春桥对此置若罔闻，而对刘少奇宣扬的“不要认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的反动论调却心领神会，更露骨地叫嚷什么“工人阶级是未必能依靠的”。
全国土改完成以后，毛主席又及时指出全党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并批驳了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的谬论。
张春桥却在他把持的上海《解放日报》上，抛出了《要发家，种棉花》的社论和其它专题版面，与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大肆鼓吹刘少奇“发家致富”的富农路线。
当时有人向他提出异议：
列宁不是提出过小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吗？
张春桥当即回答：
“中国情况不同，……用不着宣传列宁的这个指示”。
他公然反对列宁和毛主席的指示，这和他宣扬“要好好向刘少奇学习”一对照，他爱谁，恨谁，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1953年“新三反运动”时，张春桥利用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来打击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提出“不要拍苍蝇，要抓大牛”的反党口号。
在他所把持的报纸和刊物上，几乎每天要点名批判一两个局以上的领导干部，或者捕风捉影，或者无中生有，制造了好几起假案。
当时负责华东和上海工作的陈毅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当众批判了他。
陈毅同志愤怒地说：
“报纸是一把刀子，朝敌人身上砍，越锋利越好，砍了自己的同志是要伤骨肉的。”
陈毅同志严厉地质问张春桥：
“刀子究竟对着谁！”
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的险恶用心。
他不得不作个假检查以蒙混过去。
张春桥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大右派。
1954年他和他的“老朋友”邓拓一起到苏联去了一次，回国后立刻成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个应声虫。
他竭力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说什么我们国家同苏联、美国比起来，“民主自由太少了”。
张春桥在为谁争“民主自由”呢？
当然是地主资产阶级，是他的右派同伙。
他公然提出新闻事业要“独立工作”、“独立思考”、“独立负责”。
左一个“独立”，右一个“独立”，说穿了，就是要使新闻事业脱离党的领导，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向无产阶级进攻。
他还公然煽动作家要“敢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号召”他们去寻找“提篮桥监狱里还关着”的“大人物”、“刽子手”，与“三教九流”交朋友。
他攻击肃反运动过“左”，主张“把有问题的人找来，摆出茶点招待一下，谈一谈”，就算了。
因此，当时上海有些反动分子感激涕零地向他欢呼：
“张青天！”
这个“张青天”究竟是为谁撑腰打气，代表谁的利益？
答案不是很清楚了吗！
张春桥这个狡猾的敌人，凭着他的反革命嗅觉，很善于窥测方向，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进行政治投机，并且在反革命活动中，总结了一套“凡事左三分”的反革命策略，用以欺骗别人，以售其奸。
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个写了不少右派文章的家伙，在听到一些风声后，立刻抢先发表了几篇措词激烈的“反右”文章，掩盖他的反革命面目。
1958年，他听到毛主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指示，又抢先写出了所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
发表前，有的同志批评他不应当把按劳分配原则说得一无是处，他拒不改动。
后来他又跑到陈伯达那里去，炮制大刮“共产风”的理论依据。
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对他们这帮所谓“理论家们”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判，坚决制止了“共产风”。
　
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给张春桥和他所代表的反动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张春桥怀着剥削阶级的仇恨心理和政治赌徒的投机欲望，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浑水摸鱼，投机钻营，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张春桥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两面派。
他本来是“三家村”黑帮的同党，听到批判的风声，就派人给“三家村”的黑掌柜送情报，还说什么“邓拓是我老朋友了，不打个招呼，他会说我不够交情”，与此同时，他又抓起批《海瑞罢官》的旗帜，装成了批判“三家村”的好汉。
他本来是刘少奇的一个忠实追随者，一直吹捧刘少奇是什么“中国革命几十年，几千万人流血牺牲”才培养出来的“领袖”，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一下子又把自己打扮成早就同刘少奇作斗争的“老冤家”。
他明明是林彪的同伙，林彪的那个“政变经”，就是他参与炮制的。
林彪摔死前不久，他还和林彪暗中勾结，秘密策划。
可是，林彪垮台后，他又把自己打扮成反林的“英雄”。
上海“01月风暴”时，他先是打电话“说服”大家不要向走资派夺权，当他听到毛主席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后，又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01月风暴”的领导者。
为了窃取更大的权力，他投靠大野心家江青，这两个三十年代的老反革命，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
张春桥厚颜无耻地说：
“人家说我们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拍定了。”
江青也当面吹捧张春桥“是我们党的少壮派”。
“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就提出一个反动理论：
“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
他妄图通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实现其“改朝换代”的野心。
他把“打倒一切”的矛头，首先指向一切久经考验、对党无比忠诚的好干部。
他用蒋介石的语言攻击污蔑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攻击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为革命作出贡献的老干部“不是好东西”，“是一批老右派”，公开煽动“要象打仗一样”去“战胜”他们。
这完全是国民党“还乡团”复仇、变天心理的真实写照！
他唯恐天下不乱，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大肆散布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挑动两派群众武斗，把搞武斗说成是“很勇敢”，把冲击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说成是“最好的品质”，妄图挑起“全面内战”，搞乱无产阶级天下，以便乱中夺权。
张春桥这个野心家，随着地位的加高，权力的增大，他的反革命胃口也就越来越膨胀。
党的十大以后，他比以往更疯狂地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就在毛主席发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的光辉指示后没多久，张春桥公然说“列宁的说法还不够”。
他赤膊上阵写了一篇文章，肆意篡改和歪曲列宁的教导，还声明他有些想说的话没写进去，因为怕别人说他“认为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心怀叵测地说，把毛主席著作“重读”了一遍，“越读越感到自己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真是不甚了了，越是觉得应当弄清楚”。
真是狂妄、嚣张到了极点！
象当年列宁所批判过的伯恩斯坦一样，“以最嚣张的态度”“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
与此同时，张春桥还利用他们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
在政治思想领域，他别有用心地鼓吹“打土围子”，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
在文艺领域，他含沙射影地提出要写“大走资派”；
在历史领域，他借古讽今地提出要揪“辫帅”，而且要一直批到“皇帝”和“制度”；
在经济领域，他到处乱扣“唯生产力论”的帽子。
他恨不得一下子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打倒，把无产阶级的天下一口吞掉。
张春桥如此仇恨曾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搞垮党，搞垮无产阶级专政，正好说明张春桥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人们正是从张春桥的这些丑恶表演中逐渐认清了他的反动嘴脸。
革命群众揭露他、抵制他的斗争一直在继续。
毛主席对“四人帮”的许多尖锐批判，更使心怀鬼胎的张春桥惶惶不可终日，他曾供认：
“我很苦闷，不知什么时候会掉脑袋！”
但是，这个政治赌棍孤注一掷，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
他推出王洪文到处去放炮，推出江青大闹政治局，推出姚文元把守舆论阵地，自己躲在幕后充当狗头军师。
许多重要会议他借口“不了解情况”不参加，参加了也尽量不表态。
在暗地里，却拚命调集这些会议的记录，寻找岔子，整理黑材料，一有空子可钻，就借机发难，闹事整人。
去年年初，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
全国人民万分悲痛，张春桥及其“四人帮”同伙却欣喜若狂。
对总理的职务，他早就垂涎三尺，此时更加眼红。
他们的亲信爪牙公然贴出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向毛主席、党中央示威。
就在张春桥大作“当总理”的美梦时，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出英明决策，把总理这一重任交给他老人家亲自选定的可靠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给了张春桥当头一棒。
这个反动家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下了他的《有感》，发泄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咒骂华主席，发誓要把“新桃换旧符”。
他们一伙，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再也按捺不住了。
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他们以为时机已到，更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在全国人民极其悲痛地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时候，张春桥一伙却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公开发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信号。
09月中旬，他就向其亲信们授意要“准备斗争”。
09月下旬，他又派人到上海传话：
“问题是谁挂帅”，并且下达了“要打仗”的反革命动员令。
张春桥还亲自拟定了“杀人”计划。
他们就要动手杀人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把八亿人民的共同心愿集中起来，化作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张春桥这个老反革命分子及其“四人帮”同伙在猖狂一跳以后，终于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张春桥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是他历史反革命罪行的必然延续。
毛主席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我们与张春桥的斗争，正是这场斗争的尖锐表现。
四十多年来，张春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指挥下，在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与庇护下，与我们党和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周旋和较量，深刻地反映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尽管张春桥不断地更换伪装和策略，玩弄种种阴谋诡计，终究逃不过人民雪亮的眼睛，躲不了被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所淹没的命运。
在上海，这个自封的“一千万人民的代表”，已成了一千万人民的众矢之的。
四十年前张春桥发迹的地方，十年来张春桥要稳住的基地，如今已成了埋葬张春桥及其“四人帮”同伙的汪洋大海。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四人帮”的历史逻辑。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谁也阻挡不住亿万人民革命的步伐。
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实现抓纲治国的伟大任务！
（原载《红旗》杂志1977年第5期）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05月04日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举行大会。
新华社记者摄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日中
友好福冈县民之船访华团
新华社1977年05月04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下午会见以松本英一为团长，森口巖、佐藤孝男、松野尾竹子为副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好福冈县民之船访华团领导成员和团员代表，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负责人张雨，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有关方面负责人刘向文、段云、刘汝昆，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日中友好福冈县民之船访华团。
新华社
记者摄

应邀前往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
赛福鼎团长率人大代表团离京
李先念副总理，吴德、乌兰夫、许德珩副委员长等到机场热烈欢送
新华社1977年05月04日讯
由团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副团长、人大常委会委员廖承志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应邀前往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乌兰夫、许德珩，秘书长姬鹏飞、副秘书长武新宇，人大常委会委员胡愈之，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运北等到机场热烈欢送。
代表团团员有人大常委会委员郭映福、宝日勒岱，人大代表陈昊苏、张凤文以及工作人员吴常康、郗照明等。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和夫人，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和夫人以及这两个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今天路经乌鲁木齐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负责人杨勇、司马义·艾买提、郭林祥、宋致和、何林兆、贾那布尔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杨克、阿木冬·尼牙孜、司马义·托乎提、寇东震等到机场迎接。
（附图片）
由团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副团长、人大常委会委员廖承志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应邀前往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05月04日乘专机离开北京。
李先念副总理，吴德、乌兰夫、许德珩副委员长等前往机场送行。
新华社记者摄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并宴请
贝娅特丽克丝公主和克劳斯亲王
李先念副总理和贝娅特丽克丝公主在宴会上先后讲话
新华社1977年05月04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荷兰王国公主贝娅特丽克丝及其丈夫克劳斯亲王等荷兰贵宾。
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李先念副总理和贝娅特丽克丝公主先后讲话。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说，中荷两国人民并不陌生，彼此一向怀着友好的情谊。
贝娅特丽克丝公主和克劳斯亲王殿下的这次访问，对继续发展中荷两国的友好关系将作出有益的贡献。
李先念副总理说，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然而，那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逆潮流而动，到处插手，到处扩张，同另一个超级大国拚命地争夺世界霸权。
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到哪里，哪里就不安宁。
从全局看，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战略重点在欧洲。
为了达到控制欧洲的目的，社会帝国主义一方面把它的主要兵力部署在欧洲，严重威胁西欧各国的安全，同时却高唱“缓和”、“裁军”的滥调，向西欧各国输出精神鸦片，企图麻痹、涣散西欧人民的斗志。
严酷的事实是，赫尔辛基会议并没有给欧洲带来什么“安全”与“缓和”，恰恰相反，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步伐有增无已。
继武装干涉安哥拉暂时得手之后，最近它又一手策划了雇佣军对扎伊尔的入侵，这不仅是它对非洲发动的又一轮严重侵略攻势，而且正是为了达到迂回包围西欧、最后制胜西欧的战略目标。
最近，欧洲共同体外长会议发表宣言，对扎伊尔的局势表示关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李先念副总理说，我们认为，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气势汹汹，正是它力量虚弱的表现。
它野心很大，力量不足，困难重重。
它越是扩张，力量就越是分散，政治上就越是孤立，就越是把自己置于与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
因此，它的攻势也就埋伏着失败。
当前重要的是，要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人民，并且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做好对付超级大国发动战争的准备，这样，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就不至于措手不及。
在谈到我国对外政策时，李先念副总理说，在国际上，中国人民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包括对西欧的政策。
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西欧各国联合反霸的正义斗争。
贝娅特丽克丝公主在讲话中说，我和我的丈夫非常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我们发出的盛情邀请。
我们一直向往着这次访问，并为来到这里的确感到很高兴。
贝娅特丽克丝公主回顾了荷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之后说，荷兰是你们革命成功一年后承认新的人民共和国的第2个国家。
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得到了加强。
她说，虽然我们两国远隔万里，但由于我们都曾遭受过灾难，所以两国人民之间还有某种感情上的联系。
去年贵国遭到的可怕天灾引起了千百万荷兰人的深切同情。
我们荷兰人以感激的心情回想起，1953年我们遭受巨大水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慷慨捐款，给予我们实际救济，是我们的一位善良的朋友。
贝娅特丽克丝公主说，中国古老的文明、智慧的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和人民共和国在现代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作用，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给予我们荷兰人越来越深刻的印象，引起我们由衷的钦佩。
她最后表示希望她们这次访问有助于促进中荷友谊的不断加强和加深。
荷兰驻中国大使多勒曼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曹轶欧，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华，邮电部副部长罗淑珍，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国家体委负责人李青川，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运北，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北京市妇联副主任徐光。
荷兰贵宾今天上午由徐光副主任陪同参观了故宫和地下防空设施，下午由罗淑珍副部长陪同参观了北京大学。
新华社1977年05月04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荷兰王国公主贝娅特丽克丝及其丈夫克劳斯亲王一行，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荷兰驻中国大使多勒曼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曹轶欧，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华，邮电部副部长罗淑珍，外交部副司长徐维勤、梁上苑、高建中等。
（附图片）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05月04日会见荷兰王国公主贝娅特丽克丝及其丈夫克劳斯亲王。
　新华社记者摄

王震副总理会见
日中农交协会访华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05月04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上午会见以加藤照千代为团长、团野信夫为副团长的日本日中农交协会访华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农学会代理事长郝中士，有关方面负责人孙平化、李永凯、马凌、耿锡栋。
代表团是应中国农学会邀请于04月27日来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他们将于近日离开北京到外地访问，然后回国。
（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05月04日会见以加藤照千代为团长、团野信夫为副团长的日本日中农交协会访华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纪登奎副总理同邦戈总统继续会谈
新华社1977年05月04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同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今天上午继续举行了会谈。
（附图片）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同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05月03日举行了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谭震林副委员长
会见科威特工商会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05月04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晚会见由科威特工商会会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哈默德·萨格尔率领的科威特工商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科威特驻中国大使阿布哈桑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副主任肖方洲，外贸部局长张耿和等。
（附图片）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科威特工商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谷牧副总理会见菲律宾
工业部长维森特·帕特诺
新华社1977年05月04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上午会见菲律宾共和国工业部部长维森特·帕特诺及其随行人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巴托洛米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贸部部长李强、副部长刘希文、局长奚业胜，外交部副司长何章明。
（附图片）
谷牧副总理05月04日会见菲律宾共和国工业部长维森特·帕特诺及其随行人员。
新华社记者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
“向雷锋同志学习展览”正式展出
新华社1977年05月04日讯
在全国军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热烈响应华主席的号召，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新热潮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展览”，05月04日在首都正式展出。
它全面介绍了雷锋同志的生平事迹，又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条战线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
1963年以来，首都和全国许多地方曾举办过雷锋生平事迹展览。
这次展览是历次展览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
走进展览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嵌在一座屏风上的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华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金光闪闪的题词。
在另一座屏风上，嵌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和朱德委员长为雷锋同志的题词。
大厅里，还陈列着毛主席1963年08月01日观看话剧《雷锋》之后和演员的合影，周总理1963年参观“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的照片，以及华国锋同志1965年视察韶山灌区时的照片，华主席在这里号召十万民工开展学雷锋的活动。
这次展览共分四个部分。
第1部分是“阶级仇，民族恨”，记述雷锋同志血泪斑斑的苦难家史；
第2部分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记述雷锋同志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过程；
第3部分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记述雷锋同志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第4部分是“向雷锋同志学习”，介绍全国军民响应毛主席和华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群众运动。
这次展览，介绍雷锋同志生平事迹的展品共有三百多件。
从雷锋家乡和雷锋生前工作过的单位、部队征集到的六十多件实物和照片，在这里初次和首都广大群众见面。
看了初次在这里展出的雷锋同志在天安门前的留影，以及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时用过的小油灯，将激励人们更好地向这个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好战士学习。
第1次与群众见面的另一幅照片，生动地纪录了雷锋同志正在补一双完全改变了原来模样的袜子的情景，形象地体现了雷锋同志牢记阶级苦，始终保持我党我军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高贵品质。
雷锋同志1960年06月12日写的一篇记述他参加建筑工地劳动情况的日记，放大成了影印照片，第1次在这里展出。
人们看了这篇日记，将进一步激发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为落实抓纲治国战略决策而奋斗不懈。
雷锋是亿万人民学习的榜样。
十四年来，全国军民抵制和排除刘少奇、林彪，特别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千百万雷锋式的战士在成长。
这次展览以三百多件实物和四十多幅照片、画幅介绍了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大批学雷锋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
展览的最后部分，还展出了最近一些党、政、军领导机关关于学雷锋的通知，以及广大军民学习雷锋活动的照片。
这些展品充分地展示出，全国亿万军民坚决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深入开展学雷锋的群众运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决心用实际行动落实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附图片）
在全国军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热烈响应华主席的号召，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展览”，05月04日在首都正式展出。
　新华社记者摄

台湾盐工遭蒋帮残酷压榨生活极苦
新华社1977年05月01日讯
“房子矮旧，街道狭窄，街上常可看到蓬首垢面的居民。
整个地区内蚊蝇众多，到处飞翔。
当地居民，由于大部分靠晒盐为生，所入不多，营养伙食都不好……”这是台北《自立晚报》对台湾省台南县北门乡一个盐村的写照，也是台湾全体盐业工人悲惨生活的一个缩影。
台湾四面环海，盐业资源丰富。
已经开发的盐田，大多集中在台湾西南部嘉义、台南、高雄等市县沿海一带。
台湾盐田全部由蒋帮官办的“台湾省制盐总厂”管辖。
广大盐业工人遭受蒋帮残酷压榨，终年辛劳，收入低微，生活极端困苦。
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盐业工人约有百分之二十受雇在蒋帮经营的较大盐场做工，最高的一级男工每天工资为六十五元（新台币，下同），最低的五级工只有四十元，而女工工资仅相当男工的一半，每天收入约三十元左右，还不及台北市一张电影票的价钱。
最近几年，在广大盐工强烈抗议和要求下，蒋帮也曾将盐工工资提高百分之六十九。
但在同一时期，台湾消费物价指数却上升百分之八十四，其中大米的售价更上涨一倍以上。
《台湾新闻报》承认，物价指数增加率较工资增加率为高，“足见现行盐工工资标准显属偏低，盐工确实无法维持原有生活水准，更遑论改善生活”。
更为悲惨的是占台湾盐工总数百分之八十的承晒盐工。
这种盐工，承包蒋帮的小块盐田，按产量（以吨为单位）付给很少一点工资。
这些承晒盐工完全“靠太阳吃饭”，如遇天气好，收入还可以勉强维持最低生活，一碰上阴天雨天，就只好“望天兴叹”。
而蒋帮为了榨取盐工更多的血汗，还特设了一种“短产工资”，即实际产量如达不到预计产量，就要扣减盐工工资。
蒋帮规定的预计产量很高，承晒盐工很难达到。
不仅如此，承晒盐工晒盐所需的工具、材料，以及盐田维修等费用，也都要由他们自己担负，约占他们工资中的三成到四成。
这样重重剥削，许多承晒盐工无法生活，不得不依赖借贷度日。
蒋帮只知残酷压榨台湾盐工，丝毫不顾盐工的死活。
据台湾报纸透露，尽管盐工定期交付劳保费，却享受不到劳保福利。
蒋帮盐场从来不发给盐工劳动保护用品，甚至连盐工下盐田穿的胶鞋也要自己拿钱买。
许多盐工买不起，只好终年赤着双脚在盐田里饱受煎熬。
由于劳动环境恶劣，又缺乏劳动保护设施和用品，很多盐工患有眼疾、肺病、支气管炎等病症。
各盐场和盐工居住区普遍缺医少药，盐工有了病，只好到几十里外的城镇去医治，不仅要自己付医药费，还要被扣工资。
不久前，台南县一个老盐工到县里医院治病，虽然他参加了“劳保”，但住院、开刀、吃药都是自己花钱，病好出院后，又被扣了十八天的工资。
他非常气愤地说：
“生病住院，已借了钱，再被扣工资，对一个平常就寅吃卯粮的工人来说，真是负担不起”。
特别令广大盐工气愤的是，他们一生受尽蒋帮的沉重剥削，到了年老力衰的时候，就被蒋帮一脚踢开，连一分钱退休费也不发给。
面对台湾盐工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蒋帮假惺惺地宣扬要“改善盐工生活”。
国民党头子、伪“行政院院长”蒋经国还装出一副伪善面孔，到盐村去“访问”，对盐工生活表示“关怀”。
但是人们始终未见蒋帮拿出什么有效的改善盐工生活的措施。
今年02月，蒋帮抛出一个承晒盐田并晒的所谓“改善盐工生活的办法”，即将小块承晒盐田实施合并，强令一部分承晒盐工转业，而扩大另一部分承晒盐工的盐田面积。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大批承晒盐工陷入失业困境，就是继续从事承晒的盐工也加重了劳动负担。

廖承志分别会见和宴请日本朋友
新华社1977年05月03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上午会见了日中旅行社社长菅沼不二男、日本著名评论家蜡山芳郎及夫人蜡山幸子，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经普椿、金黎、丁民。
日本朋友是应邀来我国进行访问，于04月29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新华社1977年05月03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会见了以堀元美为团长、永末英一为顾问的日本海洋国际问题研究所访华团。
会见后，廖承志会长举行宴会欢迎日本朋友。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杨思德、孙平化、王晓云、张秉玉、罗钰如、经普椿、石煌等。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访华团是应邀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05月02日到达北京的。

愤怒的一代　反抗的一代
台湾青年反蒋反帝爱国斗争活跃
新华社1977年05月03日讯
台北消息：
饱受蒋帮摧残毒害的台湾青年日益觉醒，有的宣称自己是“愤怒的一代”、“反抗的一代”。
他们对蒋帮反动派统治强烈不满，青年是当前台湾人民反蒋反帝爱国斗争中一支最活跃的力量。
反对蒋帮反共卖国，是台湾青年同蒋帮斗争的一项主要内容。
蒋帮在台湾大肆进行反共宣传，竭力推行卖国政策，同时加紧对台湾青年学生实施反共奴化教育，妄图把台湾青年训练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和洋奴买办。
蒋帮头目蒋经国曾多次扬言要把台湾的学校建成“反共的精神堡垒”，“要把反共思想灌输给受教育的人”。
为此蒋帮在一些大中学校专门设置以歪曲、诬蔑社会主义祖国为内容的所谓“大陆研究课程”，以及所谓“大陆情况资料中心”、“大陆情况陈列室”等，向青年学生灌输反共思想。
同时用崇洋媚外思想毒害青年学生，学校教学的内容多是“因袭模仿外国”。
对于蒋帮的反共宣传和卖国行径，台湾青年学生深恶痛绝，许多人进行了抵制和反对。
据台湾及海外一些报刊报道，蒋帮的反共宣传品在青年学生中“无人问津”，而对毛主席著作及间接谈到一点大陆实况的书籍，则“争着阅读、传诵”。
近年来台湾青年学生“更关心政治及祖国情形，而爱国情绪也较过去浓烈”。
一些台湾大学生遇到来自香港和美国的学人，就热情地询问新中国的情况，提问的范围十分“广阔”。
有的在听了介绍后说：
“祖国的强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香港《盘古》月刊在一篇谈台湾知识分子的文章中说，近年来台湾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眼见台湾的各种权益给国民党一拱让予外国，眼见外国商品在台湾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想起孙中山先生生前提倡的民族主义遭到国民党这些不肖子孙的践踏，他们也曾奋臂一呼，提醒人们注意”。
并说，台湾有不少知识分子“已经全盘否定国民党的前途，他们深切了解到有国民党统治一天，台湾也就一天不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
五十八年前“五四”运动时北京爱国学生反帝反封建，同时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今天台湾爱国学生在“五四”精神鼓舞下，坚决反对蒋帮继续用孔孟之道毒害他们。
蒋帮逃到台湾以来，仍一直把孔孟之道作为维护它的反动统治的一个精神支柱，每年都要大搞一次尊孔活动。
在台湾大中学校，蒋帮除了要学生“研究儒家经典”外，还从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中摘取一些篇章，编为“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规定大中学校每周授课两小时。
国民党反共老手陈立夫，现在担任蒋帮“孔孟学会理事长”，他一再鼓吹台湾“各级学校要重视孔孟学说的重心是诚与孝”，“使下一代都了解孔孟学说，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国民”，妄图要青年一代永远“效忠”蒋帮。
对于蒋帮的这种倒行逆施，台湾青年学生不断进行激烈抨击。
东海大学有的师生愤怒地说：
“在美国是要人读圣经，在台湾便是要人读四书五经。
这批人最后名利双收，社会国家则因这批人的开倒车而退步”。
一位知识分子在台湾《人与社会》双月刊上发表文章，指责蒋帮“谋以旧日固有道统与马列主义相对抗，于是学术思想再度凝聚，往日被圣化了的儒教，在多种因素的拱卫下，再度登上了昔日的宝座”，表示“反对借孔子之名行其垄断之实，要摒弃禁锢思想的道统观念”。
台北市一批高中学生因为一家书店拒售具有反儒倾向的课本，当场捣毁了这家书店。

阿瑟·钟总统到达广州参观访问
广东省革委会欢宴贵宾韦国清主任和阿瑟·钟总统祝酒
据新华社广州1977年05月04日电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阿瑟·钟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在结束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之后，今天中午乘专机从平壤到达广州，继续对我国进行参观访问。
初夏的广州市，绿树成荫，鲜花盛开。
市区主要街道上挂起彩旗和欢迎标语，洋溢着中、圭两国人民友好的热烈气氛。
白云机场上飘扬着中、圭两国国旗。
当阿瑟·钟总统和夫人走下飞机时，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焦林义，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根生，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钟明、刘桂兰，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杨可忠、梁冀、阮克明、刘绍先。
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陈德和，中国驻圭亚那大使王占元和史一波同志专程从北京到广州迎接阿瑟·钟总统和夫人。
圭亚那驻中国大使约翰·卡特和夫人随同阿瑟·钟总统和夫人到达广州参观访问。
晚上，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圭亚那贵宾。
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韦国清主任和阿瑟·钟总统先后祝酒。
韦国清主任在祝酒时说，中、圭两国人民不但是朋友，而且还有亲戚关系。
在旧社会，大批中国人，特别是广东人，被迫到海外谋生，其中有一部分也到了圭亚那。
他们与当地人民一起生活，共同播下了两国人民友谊的种子。
他祝贺阿瑟·钟总统和夫人这次访问中国，为增进中、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做出了新的贡献。
阿瑟·钟总统说，我和我的夫人以及我的代表团，来到广州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是一个同我们圭亚那人有着最密切联系的中国城市。
那些有中国血统的圭亚那人的祖先，其中包括我的父亲，主要来自这座城市。
他对于能在广州见到他的外甥及其家属，实现经常向往的家庭团聚，表示十分高兴。
宴会后，阿瑟·钟总统和夫人等应邀出席了晚会。
今天下午，阿瑟·钟总统和夫人等贵宾由张根生、刘桂兰陪同，参观了1977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黄华外长宴请科威特外交大臣率领的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05月04日讯
外交部部长黄华今晚举行宴会，欢迎科威特国外交大臣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率领的访华代表团。
宴会上洋溢着中科两国人民团结友好的热烈气氛。
黄华外长在讲话中说，中科两国建交以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这次外交大臣来访，使我们有机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无疑将增进我们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黄华外长指出，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和激烈争夺，严重威胁着中东和海湾各国的安全。
他说，中东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
目前，海湾和红海地区各国人民正在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团结合作，积极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维护本地区的安全。
这是对霸权主义的有力打击，生动地表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黄华外长热情赞扬科威特政府和人民在埃米尔谢赫·萨巴赫·萨利姆·萨巴赫殿下的领导下，在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努力促进阿拉伯和海湾各国的团结，反对超级大国干涉中东和海湾事务，为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的团结反霸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萨巴赫·艾哈迈德大臣在讲话中热情地表达了科威特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他说，科、中两国关系正沿着有利于友好的两国人民的正确方向日益发展。
尽管我们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富有成效的合作范围正在扩大和趋向多样化。
他说，科威特正同兄弟的海湾国家一起，为进一步加强同它们的合作作出贡献。
我们致力于防止我们海湾成为大国间政治、军事角逐的场所。
科威特还支持旨在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努力，使它摆脱国际争夺，以保证它的安全和稳定。
科威特坚信非洲解放运动所起的英勇作用，并正不遗余力地为使非洲解放运动能继续进行正义斗争而提供必要的援助。
科威特国驻中国大使阿布哈桑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由科威特工商会会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哈默德·萨格尔率领的科威特工商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有关方面负责人张耿和、李步霄、程远行、林林、邢仁先等。
萨巴赫·艾哈迈德外交大臣一行是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于今天中午乘专机到达北京的。
黄华外长、马文波副外长等到机场迎接。

在沙巴前线
　04月中旬，扎伊尔武装部队在摩洛哥部队的支援下，积极准备向入侵沙巴省的苏联雇佣军发起大规模的反击。
此时，记者在扎伊尔政府的组织和安排下，来到了沙巴前线采访。
一来到拥有三十万人口的扎伊尔重要铜都科尔韦齐，就看到沙巴前线的军事形势同一个月以前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扎伊尔部队在向前挺进，敌人则节节败退。
03月08日，苏联雇佣军入侵沙巴省西南部，兵分三路向基森盖、迪洛洛、桑多亚和卡潘加进犯。
入侵迪洛洛的雇佣军是敌军主力，他们在侵占迪洛洛后，继续沿沙巴省南部的铁路向东深入，不到二十天向前推进了约三百公里，对科尔韦齐造成严重的威胁。
那时，敌人非常嚣张，扬言占领科尔韦齐指日可待，声称一旦夺取科尔韦齐，就要宣布成立所谓“刚果民主共和国”，并且把科尔韦齐作为他们的“临时首都”，以便“要求国际承认”。
更有甚者，他们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导演下，加紧进行军事活动，妄图推翻蒙博托总统领导的扎伊尔政府。
但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打错了算盘，二千四百万扎伊尔人民决心在蒙博托总统的领导下，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
蒙博托总统曾经向世界庄严宣布：
“科尔韦齐永远不会陷落”。
扎伊尔部队从祖国四面八方迅速开到沙巴前线，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英勇战斗，把敌人阻挡在卢富帕河对面、科尔韦齐以西七十公里一带。
经过两周紧张的准备和部署，04月中，扎伊尔部队开始发起反攻，从卢富帕河东岸夹击敌人。
在北线，扎伊尔部队沿着科尔韦齐—迪洛洛公路发起反击。
扎伊尔战士在迫击炮火掩护下，通过损坏的公路桥，接连收复了纳松多耶和萨卡莱齐两地，向前挺进。
虽然敌人溃逃时在沿线埋了许多苏制地雷，但是，地雷动摇不了战士们前进的决心，他们风餐露宿，不断排除路上的地雷，经过四天战斗，打通了五十公里长的公路线，到达了凯昂伯附近地区。
与此同时，南线的战士从坎增泽出发，沿着铁路线前进。
他们在收复卢富帕地区后，强行通过铁路桥，迫使敌人溃退二十多公里而龟缩到穆察察的门户——凯昂伯。
04月20日，扎伊尔军队在前来支援的摩洛哥部队的配合下，向凯昂伯的敌人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反攻。
经过一天的激战，敌人损失惨重。
当天晚上，敌人的溃逃部队炸毁了卢布迪河上的公路铁桥，然后仓促弃城逃往离凯昂伯三十公里的穆察察。
在这次战斗中，扎伊尔军队缴获了不少苏制地雷、大量安哥拉钞票和伪造的扎伊尔钞票，并且俘虏了两名雇佣军。
俘虏的口供证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武装和支持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的罪魁祸首。
04月24日午夜，当在湍急的卢布迪河上架桥的工兵部队刚把桥架好，在河边大批集结的部队和装甲车就过河向穆察察挺进。
在穆察察的敌人胆战心惊，于扎、摩联军抵达之前已匆忙弃城而逃，丢下了大批苏制的军事装备。
扎伊尔军队在十天里前进了八十公里，收复了卢富帕和穆察察。
穆察察，这座在雇佣军入侵前有七千居民的地方，现在成了一座空城。
许多房屋里可用的物品被盗窃一空。
在火车站，人们到处可以看到雇佣军没有来得及拿走的手提箱和服装。
在街上还可以看到不少雇佣军写的自我吹嘘的标语“虎营万岁！”
。
“虎营”被看作是入侵沙巴的苏联雇佣军的“精锐”部队。
一个月前，他们侵占穆察察时就气焰极为嚣张地狂叫，科尔韦齐将是他们到达的目标。
一位扎伊尔军官指着标语，以蔑视的口吻说：
“什么‘虎营’？！
什么虎？！
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在穆察察车站附近，记者同几位胜利进入这个城市的摩洛哥战士进行了交谈。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摩洛哥部队的连长说：
“俄国人欺人太甚了。
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非洲，不仅给我们制造麻烦，而现在又怂恿雇佣军入侵扎伊尔。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来援助我们的扎伊尔兄弟。”
在沙巴前线，可以看到并肩战斗的扎伊尔和摩洛哥的军官和士兵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战斗中，带有红十字标志的摩洛哥救护车及时把扎伊尔的伤员送到科尔韦齐总医院。
扎伊尔和摩洛哥的医务人员一起工作，救护伤员。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扎伊尔行不通！”
这是扎伊尔军民的共同战斗口号。
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扎伊尔和摩洛哥联军与当地人民夜以继日打击侵略者并发动强大攻势的动人情景。
处于前线的科尔韦齐机场活动特别紧张。
来自首都金沙萨的大型军用运输机每天都在这里降落，它运来武器、弹药和食品，运来扎伊尔各省人民和非洲国家与其他友好国家捐赠的罐头和药品。
在科尔韦齐以北二百二十公里的卡米纳空军基地上，待命的飞行员们随时准备出航。
只要侦察机一发现敌人目标，并发出警报，他们就去进行轰炸。
基地的地勤人员把苏联雇佣军称作是“眼镜蛇”，决心毫不留情地惩罚他们。
一位机械师在他的帽盔上划着一个大圈，圈内写着“眼镜蛇等于零”，外边写着“追击、驱逐和消灭”。
在胜利大反攻的日子里，在后方养伤的扎伊尔军队的伤员纷纷要求重返前线。
在科尔韦齐作战参谋部，一位刚出院的自动机枪射手伸出带着烧伤的手对记者说：
“俄国的火箭烧伤了我的双手。
为了治手，我在医院呆了一个多月。
我要重返战场，沉重打击这些俄国走狗。”
蒙博托总统曾庄严宣告：
“敌人决不会得逞，我们必胜！”
这誓言反映了两千四百万扎伊尔人民抗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和他们对胜利的信心。
目前，蒙博托总统正在沙巴前线视察，并亲自指挥大反攻。
雇佣军正土崩瓦解。
扎伊尔人民必将赢得这场举世瞩目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沙巴省的土地必将成为埋葬一切侵略者的坟墓。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金沙萨两万多群众集会，谴责苏联支持的雇佣军野蛮侵略扎伊尔的罪行。
新华社记者摄

日本舆论谴责苏联霸占北方四岛推行炮舰外交
呼吁加强团结坚持斗争维护独立主权
要求政府对苏联霸权主义行径采取对抗态度
据新华社东京电
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最近一期发表评论，呼吁日本国民团结一致，谴责苏联霸权主义，为捍卫日本民族的正当权益而斗争。
评论说，在莫斯科举行的日苏渔业谈判中，苏联政府一味逼迫日本，对日本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这完全是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行为。
它激起了日本国民的愤慨。”
评论说，谈判一中断，苏联就派遣太平洋舰队的导弹巡洋舰等沿着对马海峡南下，并在冲绳东南海面举行有海军飞机参加的演习，向日本施加军事压力，诉诸于炮舰外交。
评论指出，苏联之所以对日本表现出这种态度，其不可告人的企图是：
第1，以渔业问题为诱饵，使日本国民放弃多年来一直要求归还的日本北方领土，以便继续占领下去；
第2，全面地变鄂霍次克海为“苏联海”，把这个地区作为苏联在太平洋同美国争夺霸权、威胁日本的以导弹核潜艇为中心的海军基地；
第3，动摇日本外交，即在日美关系中打进楔子，阻挠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早日缔结，使日本不采取违反苏联意志的政策，即实现日本的“芬兰化”。
评论说：
“现在，我们日本国民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一致表示愤慨，并且要求日本政府对苏联继续采取断然对抗的态度。”
评论强调说，必须团结全体国民的力量，迫使苏联归还日本的北方领土，以维护日本的独立和主权。
另据报道，日本《新青年》最近发表文章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决定实施二百浬渔业专管水域时，公然把日本的固有领土北方四岛划入苏联的领土之内。
“从苏联实施二百浬渔业专管水域和后来的日苏渔业谈判过程来看，都赤裸裸地暴露了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
文章说，新沙皇的企图是永久霸占日本北方四岛，并且迫使日本人民放弃收复北方领土的正义要求。
这是苏联同美帝国主义争霸世界战略的一环。

非洲人民不怕苏修不怕任何强国
依靠人民互相支援就能挫败敌人
尼迈里总统和埃及报纸强调支持扎伊尔、反对苏修干涉非洲
据新华社喀土穆电
苏丹总统尼迈里在纪念国际劳动节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揭露苏联干涉非洲事务。
他说，“我们十分清楚社会新殖民主义的战略目标”。
“他们试图包围和摧毁拒绝充当进攻埃及的跳板而是支持埃及的苏丹”。
“苏丹人民爱好和平，拒绝投降”。
尼迈里总统在申迪举行的另一次群众大会上说：
“苏联正在干涉非洲事务。
它想取代老牌殖民主义者。
它干涉非洲的目的是要把非洲变成它的殖民地。”
他说：
“苏联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提供援助，但是，事实上，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援助。”
他强调指出：
“我们不怕苏联。
我们不怕任何强国。
因为我们依靠英勇的苏丹人民的力量，我们不怕死。”
尼迈里总统在04月28日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重申苏丹支持扎伊尔反击外来入侵的立场。
他说：
“在非洲团结的道路上和在非洲统一组织范围内，我们坚决支持扎伊尔人民的斗争。”
他还向摩洛哥人民、领导人和军队致敬。
他说：
“我祝愿他们取得胜利。
我们作为他们的后盾，坚决支持他们。”
尼迈里总统驳斥苏联通讯社对苏丹的诽谤和无理攻击。
他指出：
“苏丹同埃及的一体化、苏丹同沙特阿拉伯的合作、苏丹对阿拉伯民族和非洲大陆的声援，以及苏丹关于保持红海和印度洋安全的倡议，引起了打着进步旗号的殖民主义的敌视。
他们企图制服苏丹作为进一步控制埃及的一步。
他们还想制服埃及作为控制阿拉伯民族的一步。”
他宣告说：
“苏丹人民既不怕死也不怕恫吓。
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我们准备作出一切牺牲。”
据新华社开罗电
埃及《消息报》04月27日刊登了一篇专栏文章，谴责苏联正在扮演美国所扮演过的角色，到处干涉，企图通过推翻一些国家的政权和政府来扩大其影响。
文章说：
“美国的丑恶面目是它策划阴谋和暗杀，因而处处立刻遭到公开的谴责，而苏联的丑恶面目是，它提供武器，让非洲人去屠杀非洲伙伴，最后它回过头来要求因取得成功而给予报答。”
文章在谈到苏联用武器交易为其战略效劳时说，源源不断地运进非洲的苏联武器也许会被说成是针对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南非的白人殖民主义者的，但是“入侵扎伊尔的军队正在使用着苏联武器，这又怎么解释呢？”
文章强调说：
“我们作为非洲人既不要美国的影响，也不要苏联的影响。”
据新华社开罗1977年05月03日电据开罗报纸05月03日报道，埃及决定派一支由专科医生组成的医疗队前往扎伊尔，帮助治疗伤员。
与此同时，扎伊尔驻埃及大使赞扬埃及对扎伊尔的援助说，这是扎埃两国人民的兄弟关系的明证。
他说，这种友谊使苏联吃惊，因为苏联在入侵扎伊尔的行动中起了作用并企图在非洲复活殖民主义。

非洲命运掌握在非洲人民手中
任谷平
最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非洲大陆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狂热。
03月下旬，波德戈尔内带着庞大的代表团第1次出访非洲。
就在他大谈其对非洲人民的“友谊”的时候，扎伊尔一些边境城镇炮声隆隆，由苏联组织和指挥的雇佣军入侵，使非洲中部这个主权国家的独立遭到了严重的威胁。
亿万非洲人民和世界舆论，都在关注着非洲局势的发展。
自从六十年代以来，大批非洲国家通过长期的斗争，纷纷取得独立。
十几年来，非洲国家为肃清殖民主义影响，巩固民族独立，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作了巨大的努力，取得显著的成绩。
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1975年葡萄牙殖民统治在非洲人民长期武装斗争的打击下宣告垮台。
在这一伟大胜利的鼓舞下，白人种族主义长期统治下的南非、罗得西亚的革命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都有了重大发展。
这一切，是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形势发展的主流。
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统治。
美国的影响遭到削弱，苏联则乘隙而入。
两霸争夺的激化，使得南部非洲出现一个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
非洲大陆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非洲的铬、钴、钛、锂、钻石、黄金等战略资源储量都占世界百分之六十以上。
西方，特别是西欧工业发达国家，多年来一直依赖非洲供应大量工业原料。
非洲大陆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它位扼欧洲通向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航线；
而目前西欧从中东进口石油都以这条航线作为主要通道。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战略重点在欧洲。
而非洲则是欧洲的一个重要的侧翼，因而也成为两霸争夺极为激烈的地区。
十多年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利用西欧国家、特别是美国在非洲影响的削弱和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百废待兴的困难处境，竭力挤进非洲。
它披着“社会主义”、“天然盟友”的外衣，以经“援”、军“援”为手段，在非洲派驻舰队，谋取基地，颠覆破坏，挑拨离间，一步步地由北向南，渗透扩张。
目前，苏联的地中海舰队的规模已经和美国的第6舰队旗鼓相当。
去年苏联海军在印度洋的“舰日”总数已等于美国的三倍。
苏修还在非洲的战略要害地区派驻和收罗了现在非洲大陆数量最多、装备最强的一支雇佣军。
苏联在非洲四周海域和内陆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是一把双刃剑。
刃锋的一面，指向另一个超级大国，为它争霸世界服务。
刃锋的另一面，则指向非洲已经独立和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人民，为夺取、维持和扩大它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权即殖民利益服务。
非洲谚语说：
“大象打架，草地遭殃。”
非洲人民成了两霸争夺的受害者。
苏修的扩张，则已经成为非洲人民面临的最大威胁。
今天，在非洲大陆上，由北到南，从东到西，在每一个动荡不宁的地方，人们都可以看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阴影。
1975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非洲跨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把一支数以万计的雇佣军，从万里以外，紧急运到刚刚实现独立的安哥拉，进行武装干涉。
当它在安哥拉得手之后，又组织雇佣军入侵扎伊尔。
苏修之所以选中了扎伊尔共和国作为侵略对象，是因为扎伊尔地处非洲心脏，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矿藏，而扎伊尔共和国政府又一贯坚持反对苏联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严正立场。
苏联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并不是一个局部的、偶然的事件，而是苏修加紧向中、南非洲扩张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的一个重大步骤。
在非洲的另外一些地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正在伺机而动。
波德戈尔内不久前在非洲宣称，“横跨印度洋的航线把苏联的欧洲部分同苏联的远东联系起来。”
照此推理，横跨南大西洋的航线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是明目张胆地为苏联扩大对非洲的东西两侧包括红海、印度洋和南大西洋地区发动新的侵略活动安下的一个伏笔。
这一动向不能不引起非洲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警惕。
苏修在非洲大陆发动新的扩张攻势，不仅暴露了它垂涎非洲富饶资源、囊括整个非洲的野心，而且是它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从属于它争夺欧洲这个战略重点的全局的。
苏修在非洲赤道以南地区的扩张活动，是同它在红海的争霸活动互相配合的。
两个超级大国对非洲的争夺，是夺取欧洲的一场“外围战”。
苏修在非洲的战略目标，是从非洲腹部下手，横断非洲大陆，掌握非洲沿岸要冲地区，逐步把美国等西方势力排挤出南部非洲，控制这一地区的战略资源和印度洋到西欧的重要战略通道，随时可以切断西方生命攸关的供应线，卡住西欧的脖子。
因此，苏修在非洲咄咄逼人的扩张，不仅要遭到非洲广大国家和人民的反对，而且引起了西方、特别是受到严重威胁的西欧国家的不安。
苏联雇佣军入侵扎伊尔之后，比利时、法国等西欧国家立即支援扎伊尔进行抗击。
今天的非洲已经不是一百年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开始瓜分时候的非洲了。
毛主席曾经指出：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
觉醒了的非洲人民，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日益认识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贪婪的野心。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可以今天在这里发动捣乱，明天在那里策划入侵，猖獗一时，气焰万丈。
但是，非洲人民不是已经埋葬了一批又一批不可一世的殖民主义者和侵略者吗？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又岂能例外？
现在扎伊尔在许多非洲国家的支援下反击苏联雇佣军的初步胜利，证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是可以被打败的。
在非洲大陆上，非洲国家、人民同种族主义之间，非洲国家、人民同超级大国霸权主义之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正在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
在这几组矛盾中，决定的因素仍然是团结一致、敢于斗争而又善于斗争的非洲人民。
道路曲折迂回，前景无限光明。
非洲命运掌握在非洲人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