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做抗旱斗争的好后勤
六省市供销社负责人座谈农村商业部门支援抗旱工作
新华社1977年03月28日讯
最近，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北京等省、市供销社负责人，座谈农村商业工作者在当前抗旱斗争中做好后勤工作问题，决心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做出新贡献。
去年以来，黄淮流域和北方一些地区，久旱缺雨，旱情严重。
这些地方的农村商业职工也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和农村广大干部、社员一道投入抗旱斗争。
其特点是：
思想明，行动快。
各地农村供销部门党委很重视思想发动工作，使商业职工充分认识当前旱情的严重和抗旱夺丰收的重大政治意义。
山西各级供销社大讲抗旱夺丰收对抓纲治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意义，破除对旱情掉以轻心的麻痹思想；
大讲今年战胜春旱的有利条件：
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粉碎“四人帮”后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有各级党委的重视和领导，有多年抗旱斗争的经验；
大讲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破等、靠、要的思想。
通过教育，商业职工普遍提高了认识，积极投入抗旱保麦斗争。
北京市各县供销社发动职工人人献计献策，千方百计搞好抗旱的物资供应工作。
自力更生，千方百计。
抗旱物资需要量大、要得急。
各级供销社普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发动职工就地取材，组织社队企业和手工业部门就地生产，就地供应，及时满足抗旱的急需。
小麦浇水以后，需要立即施肥，陕西省供销系统职工深入社队，和社员一起大制土化肥、土农药，使麦田能及时追肥，防止锈病发生。
河南省供销社为全力支援抗旱，大搞清仓查库。
凡是抗旱、春播需要的物资，全部拿出来，立即下放到基层供销社，送到生产队。
河北省供销社组织县与县、社与社之间的物资调剂工作，做到物尽其用。
山东省农村商业部门根据抗旱的需要，及时与工业部门协商，组织生产。
现在仅柴油机一项就生产了四十万台，药械也基本满足要求。
扁担精神大发扬。
在抗旱斗争中，广大农村商业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纷纷到抗旱斗争第1线，送货、维修、收购到田头。
山西省供销系统职工，学习大寨供销社职工的艰苦奋斗精神，普遍组织支农小分队，把抗旱物资送到社员手里。
全省已组织支农抗旱服务队二千多个。
河南省商业战线的红旗——林县石板岩供销社职工发扬扁担精神，组织十多个支农服务队，挑起货担，爬山越岭，及时把抗旱、春耕物资送到生产队。
山东省昌潍地区的商业职工带着工具，边送货，边维修农业机具，全区有数百个农具维修队活跃在抗旱第1线。
安丘县商业职工提出：
“三人工作一人干，抽出二人上前线”，积极投入抗旱斗争。
陕西省农村商业战线支农先进单位长安县供销社，组织职工送货到田间，仅化肥一项就送了一千七百多吨。
渭北韩城县商业职工在做好抗旱物资供应工作的同时，每人担水浇二分麦地，保苗夺丰收。
广大农村商业战线职工还提出，在抗旱农忙期间，一定要安排好群众生活，把群众需要的生活用品送到田间、地头，把党的关怀、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不少供销社延长了营业时间，增加了夜间值班，还把日用必需品及时送到社员家里。

京郊紧急动员抗旱夺丰收
据新华社讯
北京郊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决响应国务院关于紧急动员起来抗旱夺丰收的号召，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迅速掀起了抗旱保春播、抗旱保夏收的热潮。
目前，全市早熟作物的播种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对冬小麦普遍进行了分类管理。
各社队正在积极整地送肥，抗旱保墒，为种好大秋作物创造条件。
去冬今春，北京郊区持续低温和干旱，加上去年水库蓄水减少，给今年的春播和小麦生长带来了严重困难。
郊区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以揭批“四人帮”为动力，同干旱进行顽强的斗争。
他们以大寨为榜样，决心抗旱抗到天低头、地丰收，为国家多作贡献。
顺义县计划种植早熟作物二十多万亩，占全市早熟作物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一。
全县各级党组织用揭批“四人帮”这个纲统帅春耕生产，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各社队都把抗旱种好早熟作物当做一场硬仗来打，提早平地、打畦、浇地、送粪，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到03月中旬，全县播种早熟作物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其中二万五千多亩是挑水抗旱播种的。
中共北京市委和郊区农村各级党组织，都加强了对抗旱夺丰收的领导。
国务院召开抗旱紧急电话会议之后，北京市委随即召开了电话会议，迅速落实国务院电话会议的精神，进一步部署当前的抗旱工作。
目前，在市委领导下，由有关部门组成检查组，逐县检查落实抗旱夺丰收的措施。
全市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驻京部队，都大力支援郊区抗旱。

商业部门要在抗旱中立功
当前，各行各业都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抗旱斗争。
广大商业职工也纷纷走上抗旱第1线，出人力，送物资，供应到门口，修配到田头，受到干部、社员的欢迎。
“四人帮”疯狂破坏、干扰国民经济，商业部门也深受其害。
这种恶果在当前抗旱中暴露得很突出。
不少地区抗旱物资供应不足，机械不配套，零件配不上，这些，都给商业部门增加了压力。
在困难面前怎么办？
今天本报刊登的晋、冀、鲁、豫等省市供销系统支援抗旱的报道说明，农村商业部门，只要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的精神，紧紧依靠群众，就能找出办法，广辟货源，搞好供应。
很多地方在做好化肥供应工作的同时，积极帮助社队大量生产土化肥；
有些地方积极清仓查库，修旧利废，千方百计满足抗旱前线的需要，就是好例子。
商业部门联系面广，了解情况快，在抗旱斗争中更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发动群众，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多生产，多修配，为抗旱多作贡献。
从各地农村商业战线的情况看，凡是学大寨学得好的地方，商业职工大干苦干的多，叫困难的少，支援抗旱就搞得好。
他们越干办法越多，越干信心越足。
通过支援抗旱，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商业的优越性，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商业战线的同志们！
让我们好好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树雄心，立大志，当好抗旱的后勤兵，比干劲，比贡献，在抗旱斗争中立功！

急人民所急　想人民所想
驻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空军部队大力支援抗旱斗争
据新华社讯
驻守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积极支援驻地社队的抗旱斗争，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称赞。
早在去年冬天，这些空军部队在揭批“四人帮”破坏军政、军民团结的罪行和开展拥政爱民活动中，就积极协助地方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抗旱保苗，出动了几万个劳动力。
入春以来，由于旱情发展，各部队又进一步采取措施，投入了大批人力物力支援人民群众的抗旱斗争。
他们把人民群众遇到的困难看作是自己的困难，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在抗旱第1线，坚持同人民群众团结战斗，奋力抗旱。
驻开封空军某部，抗旱斗争以来，除留必要的领导干部在家值班外，其他人全部深入第1线，亲自指挥抗旱斗争。
这个部队的某团在领导干部带动下，近几天来就出动了四千四百五十多名干部战士支援地方抗旱斗争，为驻地社队开河修渠五千四百多米，平整土地五十多亩。
各部队在支援驻地抗旱斗争中，发扬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群众的风格，注意节约水电，保证农田灌溉。
驻守在山东的某空军工程兵部队，当他们了解到驻地有两个大队有抽水的机器，但是缺乏电源时，部队党委立即派出技术人员，携带机材，及时帮助他们接通了电源，及时浇灌了麦田。
在抗旱斗争中，各部队还抽出大批技术、医务人员，组成了数百支农机维修队和医疗队深入田间地头，为驻地社队修理农机具和送医送药，确保抗旱战斗的顺利进行。
驻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空军部队大力支援驻地社队抗旱斗争，受到了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好评。
目前，这些部队根据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紧急通知精神，正在总结前一段的经验，作出新的部署，决心为夺取抗旱斗争的胜利作出更大的贡献。

毛主席语录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备战、备荒、为人民

象铁人那样生活和战斗
本报昨天重新发表铁人王进喜同志1966年的报告，今天刊登“钢铁钻工”吴全清同志的英雄事迹。
毛泽东思想哺育的“铁人精神”放射着灿烂的光芒，千万个铁人在茁壮成长。
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铁人王进喜的英雄榜样，曾经鼓舞多少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呵！
今天，重读他的铮铮话语，我们倍觉亲切，再一次受到激励和鼓舞。
王进喜同志的报告，是一部充满革命激情的创业史，是激发革命斗志，向着一切困难勇猛进军，力攀高峰的战书，是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一份生动的教材。
我们要认真读一读这个报告，努力学习铁人精神，象铁人那样生活和战斗。
象铁人那样，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心里想的，嘴上说的，手里干的，和毛主席教导的一个样”，做学习的模范。
象铁人那样，坚持不懈地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修正主义斗，做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英雄。
吴全清同志是大庆油田成千上万个“铁人”中的一个突出代表。
在“四人帮”制造的妖雾弥漫、浊浪排空的险恶斗争环境里，吴全清坚定地表示：
“为了保卫大庆红旗，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风有多大，浪有多高，咱们要顶住！”
铁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吴全清是铁人式的英雄。
对比之下，“四人帮”不过是一抔粪土。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在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中，规模宏大的反修防修，又红又专，压不倒、摧不垮的铁人式的革命化队伍，正在不断地涌现出来。
有了这样的队伍，我们就攻无不克，无坚不摧，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我们胜利前进！

“钢铁钻工”吴全清
——大庆英雄谱之一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了。
今天，在大庆的千百个战斗岗位上，在大庆油田数万名英雄模范人物身上，都闪耀着由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铁人精神”的灿烂光芒。
真是：
一个铁人百炼成钢，千万个铁人茁壮成长。
大庆的“钢铁钻工”吴全清，就是油田成千上万个“铁人”中的一个突出代表。
他发扬铁人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修正主义斗的革命精神，勇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不怕苦，不怕死，豁出命来大干社会主义，为建设大庆、发展大庆贡献自己的一切。
革命加拚命，刀山火海也敢闯
哪里的活最苦、最累、最危险，吴全清就出现在哪里。
他常说：
“不吃大苦拿不下大油田；
舍不得千把汗，换不来万吨油。
要快快发展石油工业，就得革命加拚命。”
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不惜付出最大的代价，勇于承担最大的牺牲。
1973年11月25日，开发大庆新油区的会战正打得热火朝天，一二○五和一二○二两个钻井队你追我赶，连创新纪录。
就在这时候，一二○二队的队长吴全清患了肠炎，三天只吃了两顿饭，浑身软得没有一点劲。
指导员好说歹说，才把他按在床上休息。
“井上卡钻啦！”
吴全清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喊声，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披上工衣就奔向井场。
几个小时过去了，排除卡钻故障的各种办法都用尽了，钻具还是提不起、转不动。
夜深了，寒风阵阵吹来，脸如刀割。
吴全清凝视着油田的万盏灯火，仿佛感到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在瞩望着自己：
快，快拿下新油田！
此时此刻，吴全清热血沸腾，焦急万分。
他马上在井台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出新的解卡措施。
他根据十多年的钻井经验，知道这种措施有危险；
但是，为了开发新油田，为了抢救这口油井，再大的风险也得承担！
凌晨两点多钟，吴全清把排除故障的工作仔细检查一遍，然后走到刹把前。
青年工人袁正强抢过刹把，说：
“队长，我是当班司钻，刹把该我来扶。”
“不，这危险，让我来！”
吴全清把在井台的同志都劝到安全的地方，双手握起了刹把。
他紧握刹把往上提，上百吨的负荷憋得电机变了声，缠在方钻杆上的钢丝绳绷得嘎嘎直响，大家的心全都提了起来。
吴全清一动不动，威严地站在钻台上。
忽然一声巨响，二百多斤重的大吊卡从转盘上飞出来，打倒了吴全清，穿过三层井架的围布，甩到二十多米远的地方。
大家从四面八方奔向钻台，呼唤着：
“吴师傅！”
“吴队长！”
大家从钻台上把他抬下来，看他浑身是血，双眼紧闭，已经不省人事了。
在医院急救室里，医务人员对他进行紧急检查和抢救。
他脑颅底骨折，右面颊砸开三寸多长的大口子，右侧后背部肋骨断了三根，右肩胛骨粉碎性骨折，生命垂危。
大庆党委和钻井指挥部的领导同志都赶来了，井队的战友们也来了。
大家呼唤他的名字，没有回答。
只见他在昏迷中还不停地喊着：
“快开泵……往上提！”
在场的人们看到这一切，泪水直流。
工人们恳求大夫：
“你们一定要救活他，他是我们的好队长呀！
为革命，他这是第3次受伤啦！”
经过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吴全清战胜了死亡。
七天以后，他从昏迷中醒来，睁开双眼，一看见井队指导员张云中坐在身边，就焦急地问：
“同志们受伤了没有？
井上生产正常了吗？”
指导员说：
“全队同志都很好，一口新井已经开钻了。”
他脸上露出了笑容，紧握战友的手，说：
“我住院，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要多做思想工作，千万不能使同志们灰心丧气。
四班司钻张士军写了入党申请书，你找他谈谈心，要他克服急躁情绪，首先从思想上入党。”
指导员临走的时候，他又再三叮嘱：
“会战紧张，告诉大家抓紧时间多打井，多出油，不要老是来看我。”
脑部严重外伤，几乎使吴全清丧失了记忆力。
可是，他没有忘记党的工作，没有忘记关心阶级兄弟。
他心里装着革命，装着自己的战友。
吴全清同伤痛顽强地斗争着。
一次，护士推开病房门，一看就愣住了：
吴全清昏倒在床上，嘴唇上咬出了血，可那本鲜红封面的《毛泽东选集》还捧在手里，放在胸前的白被单上……
当他清醒过来后，护士心疼地劝他：
“吴队长，你现在的任务是养伤呀！”
吴全清回答说：
“养伤只能恢复我的身体，学习才能武装我的头脑。
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回井队怎能和同志们一起继续战斗啊！”
又一天，战友们到医院探望他，发现病床上没有人了。
原来他正蹲在病房的角落里，用受伤的右手抓住床头的铁栏杆，把整个身子吃力地往上提。
他在锻炼臂力，准备回井队后继续打井。
他忍着巨大的疼痛，由钢针连结着的锁骨，磨得嘎嘎直响。
看着此情此景，医护人员激动地说：
“我们从吴队长身上，又看到了铁人的英雄形象！”
顶风击浪站排头
吴全清有铁人王进喜那么一股子志气，心里想着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肩上挑着工人阶级的历史重担。
那是大庆石油会战艰苦创业的岁月，二十二岁的吴全清从部队转业来到大庆一二○二队当钻工。
他向领导说：
“这里和部队一样，也是战斗。
我要做一名冲锋在前的革命战士。”
他和全队战友们一起，睡牛棚，喝碱水，吃野菜，怀着对修正主义的仇恨打“争气井”，把苏修吹得神乎其神的“功勋”钻井队远远甩在后面。
1966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鼓声中，吴全清和他的一二○二钻井队的战友们，同铁人王进喜领导的一二○五钻井队并肩前进，双双钻井十万米，超过美国的“王牌”钻井队，又一次打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这伙“戴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反革命，处心积虑要砍倒大庆红旗。
他们派出什么“战斗队”、“调查组”窜到大庆，到处煽风点火，恶毒攻击“大庆红旗是假的”，“铁人是假的”，“‘三老四严’是精神枷锁”，“岗位责任制是‘管卡压’”，扬言要“彻底批判大庆道路”。
一场砍红旗与保红旗的斗争，在大庆短兵相接地展开了。
吴全清对战友们说：
“为了保卫大庆红旗，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风有多大，浪有多高，咱们要顶住！”
几个家伙跑到一二○二钻井队，狂叫道：
“你们那六十多面锦旗挂在墙上，是给修正主义树碑立传，为走资派涂脂抹粉，干脆扯下来，一把火烧掉。”
烧掉？
吴全清针锋相对地说：
“这六十多面锦旗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修正主义斗斗出来的，是我们革命加拚命干出来的！
你们要烧旗，安的什么心！”
那几个家伙一齐围上来吵嚷：
“你们去年打的十万米就是假的，人家外国都打不出十万米，你们是吹牛！”
一听这话，吴全清浑身冒火，怒声斥道：
“你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奴？
你们在替哪个阶级说话？
一二○二队打十万米是铁的事实，胆大的，跟我去一口井一口井看看！”
那几个家伙见势不妙，拔腿就溜了。
工人们说：
“老吴的骨头越来越硬啦，在大风大浪中总是顶风击浪站排头！”
1974年，“四人帮”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又掀起一股反大庆、砍红旗的妖风。
他们指使个别人到大庆上窜下跳，胡说什么大庆“全面”复辟了，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诬蔑大庆工人“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
正在养伤的吴全清，把钻井队党支部的成员请到医院开支委会，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
他说，把孔老二同林彪捆在一起批，是为了把林彪批倒批臭，是要让林彪和孔孟之道永远靠边站，而不是要党委靠边站。
党委革命不革命，我们大庆几万党员、几十万工人比谁都看得清。
我认准了一个理：
大庆红旗是毛主席树的，不管谁反对，我们都要跟他斗到底。
他一再提醒队干部要辨风向，提高警惕，保卫大庆红旗。
在吴全清的带动下，英雄的一二○二钻井队顶妖风，战恶浪，大干社会主义。
这一年，他们提前三十八天实现了一年一个人向国家交一口油井的目标，一年钻井的进尺越过了旧中国四十二年钻井进尺的总和。
“个人利益置之脑外，把革命装在心里”
一二○二队的工人们，每次谈到他们吴队长的家庭，总是很动感情地说：
“咱们的吴队长，把个人利益置之脑外，把革命装在心里。”
吴全清的家乡在山东省滕县。
从参加大庆会战以来，他已经十多年没回过老家了。
1972年，吴全清从南方返回大庆时，火车恰好路过他的家乡。
他想：
“咱们搞建设，是在同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啊。”
他车过家门而不入。
又一次，领导上派他到胜利油田参观学习。
临行前，领导上对他说：
“老吴，你离开老家十多年了，这次又到你家门口了，学习完顺路回家看看吧。”
胜利油田广大职工大干社会主义的英雄事迹，使他大受鼓舞。
参观结束，他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回大庆，让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在井队开花结果。
这一次，他二过家门而不入。
吴全清结婚十二年了。
他的爱人、孩子都住在油田，离井队不远。
可是，连续十二个春节，吴全清都是在井队同工人们一起度过的。
1973年春节前一天，他在钻井指挥部开完会，利用中午时间回家看看。
他爱人说：
“来大庆以后，你还没有和孩子们在一起过个团圆年，这次就过了年三十再走吧！”
他说：
“不行啊，井上工作忙，同志们都在争分夺秒拚命干，我怎能在家过团圆年呢？”
当天下午，他就赶回井队。
谁知道就在这天夜里，他家里炉子倒烟，一家五口天然气中毒，被送往医院抢救。
吴全清最喜爱的那个只有七岁的女儿小霞，经抢救无效，不幸死去了。
领导上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吴全清时，他正冒着风雪，和同志们一起下钻，同志们催他回去料理料理，吴全清忍着悲痛，坚定地说，“继续下钻！”
同志们上前抢夺他手中的刹把，他说：
“今天是我顶岗，不能干半截离开钻台，这是大庆的传统！”
他一直把全部钻杆下完，又把井上的工作向副队长一一交代清楚，绕着井场仔细检查了一遍，才被同志们推上了汽车……
看着他那高大的背影，同志们感动地说：
“井上出了一点事，队长三更半夜往井上跑；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他想的却是工作。
队长啊，你真是为革命操碎了心呀！”
什么样的人是英雄？
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全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无数革命前辈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向敌人拚杀冲刺，流血牺牲，他们是英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了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革命加拚命，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修正主义斗，甘心献出个人的一切，他们是英雄！
在大庆，“钢铁钻工”吴全清，千千万万个铁人式的标兵，模范，踏着铁人王进喜的脚印，努力作战，奋勇前进，他们都是这样的英雄！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坚持工业学大庆，取得了十多年来出口棉布“免验”优异成绩的上海第33棉纺厂，最近更加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新华社记者摄

安徽省宿县地区发现大煤田
这个煤田的储量相当于淮北现有矿井总储量的三倍以上
据新华社合肥1977年03月27日电
安徽省宿县地区最近发现一个储量丰富的煤田——临涣煤田。
据初步探明，这个煤田的储量相当于淮北现有矿井总储量的三倍以上，而且煤质优良，煤种齐全，是发展冶金、动力和化工工业不可缺少的煤种，为华东地区发展工业提供了好的物质条件。
临涣煤田的总体设计已经完成。
目前，建设矿井的工作已经展开，中共安徽省委和淮北市委成立了煤田开发指挥部，承担这个煤田基建任务的建设大军已开赴工地，数千吨材料、上千台设备已经运到施工现场。
临涣煤田是由安徽省地质勘探公司第三勘探队和物探测量队负责勘探的。
这两个队的职工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四人帮”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反动谬论的时刻，他们仍然坚持以大庆工人为榜样，顶着黑风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加紧勘探。
第三勘探队为了早日拿出精确的地质报告，不管是严冬酷暑，经常争分夺秒地大干苦干。
去年08月，这个队遭受到一次特大暴风雨的侵袭，三个工区的钻塔刮倒了五台，四十多间临时建筑也被狂风刮倒。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仍然坚守岗位，很快重新竖起了钻塔，修复了房子，保证生产正常进行。
他们还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始终坚持执行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
队党委经常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开展安全检查活动，使各项工作进行得既快又安全，勘探质量不断提高。
在勘探过程中，第三勘探队和物探测量队的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采用了物理勘探和钻探相结合的综合勘探法，积极采用一些新的勘探技术，从发现煤田到普查、详查、精查，都达到了精度高、速度快、投资省的效果，勘探进度和报告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我国建成处理炼油污水新装置
新华社长沙1977年03月27日电
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处理炼油污水的第1套大型活性炭吸附净化装置，最近在湖南省长岭炼油厂建成投产。
使用的结果证明效果良好。
这套净化装置，就是将经过隔油、浮选、生物化学处理过的炼油污水，再经过砂滤和活性炭吸附的方法，进一步清除水中的石油和其它有害物质，使水的净化程度达到地面水标准。
这套装置每小时可以处理污水六百吨。
安装这套装置后，长岭炼油厂经过净化的水就不再排入江河，而是输送给炼油装置循环使用，这不仅为炼油生产开辟了第2水源，而且为炼油厂进一步消除了污染，保护了环境。
长岭炼油厂建在洞庭湖区。
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鱼米之乡的环境保护十分关怀。
1973年，敬爱的周总理曾派专人到这个厂了解“三废”的污染情况；
同时，华国锋同志也对这个厂的污水处理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厂党委坚决贯彻执行这些重要指示，十分重视治理“三废”，搞好综合利用。
他们立即采取措施，当年就充实完善了污水处理场，使污水达到了向江河排放的标准。
后来又在抚顺石油研究所等单位的协助下，继续进行活性炭吸附新工艺的试验研究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基本研究成功。
在建设这套装置过程中，厂党委带领职工顶住“四人帮”刮起的阵阵妖风，大搞群众运动，解决了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原来需要一年以上才能完成的基建任务，并且很快就将这套装置交付使用。
目前，长岭炼油厂以深揭猛批“四人帮”为动力，进一步总结经验，以便使这套污水处理装置更加完善。

把渔业生产尽快搞上去
全国水产会议代表狠批“四人帮”，决心深入开展渔业学大寨、学大庆运动
新华社1977年03月28日讯在农林部召开的全国林业、水产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参加水产会议的五百多名代表，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陈永贵副总理的报告，学习了中央关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联系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干扰破坏水产事业的反革命罪行；
交流了渔业学大寨、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新鲜经验。
代表们心情舒畅，斗志昂扬，决心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尽快夺回来，把渔业生产尽快搞上去。
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1971年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召开重点省、市、自治区水产工作会议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周总理和华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我国水产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广大干部和渔工、渔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斗争的自觉性，“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先进单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
沿海百万渔工、渔民坚持劳武结合，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常年战斗在海上，为革命捕鱼。
海水、淡水养殖面积扩大，品种增加。
渔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修造船工业、渔港码头及冷藏加工等后方配套建设也加快了步伐。
全国水产品产量逐年增长。
打倒“四人帮”，全国人民喜洋洋，水产战线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渔业生产、建设上存在不少问题，水产品的增长还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的代表揭露说，“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把黑手直接插进我们公司，他们跑来“蹲点”，作黑报告，煽动派性，制造分裂，密谋撤换一大批干部，篡夺公司的领导权，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使我们这个本来比较好的公司虽然设备年年增，产量却连年减。
就这样，“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还说假话，报谎情，把公司说成是上海市的先进单位，“四人帮”真是祸国殃民。
会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深入开展渔业学大寨、学大庆运动的问题。
代表们一致认为，大寨、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周总理亲手培育的两面红旗。
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是实现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重要环节。
我们渔业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大寨、大庆的道路，学习大寨、大庆的根本经验，认真贯彻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中央关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通知的精神，迅速掀起渔业学大寨、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不少单位在大会上介绍了坚持同“四人帮”斗争，深入开展学大寨、学大庆运动的经验。
辽宁省长海县獐子公社，十多年来学大寨迈大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建立起一套支部建在船队、活动在海上的政治工作制度。
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了渔船动力化，办起了船厂，进行了渔港码头建设，产量十年增加五倍。
湖南省湘阴县东湖渔场，遵照华主席的指示：
“要发扬场小志气大，人少贡献多的革命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养鱼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艰苦创业，越办越兴旺，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平均每个职工产鱼五千二百斤。
山东省烟台海洋渔业公司，认真贯彻“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学大庆运动，抓典型，带一般，建设起一支在海上敢斗、敢闯的渔工队伍，坚持以捕捞生产为中心，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做到机关工作“三面向，五到船”，革命、生产取得了优异成绩，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创造了全国水产捕捞企业的最高水平。
到会的代表们说，这些先进单位是我们渔业学大寨、学大庆的好榜样，我们要“学大寨，赶獐子、赶东湖”，“学大庆，赶烟渔”，推动渔业学大寨、学大庆运动深入发展，尽快地把渔业社队和水产企业建设成大寨、大庆式的先进单位。
代表们指出：
我国发展渔业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
怎样才能大干快上？
关键在于加强党对渔业工作的领导。
参加会议的各级负责同志表示，回去后要把渔业列入党委议事日程，要有负责同志主管或分管渔业。
在精简机构的原则下，建立必要的水产管理机构和科研机构，做到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
全面贯彻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
要明确渔区以渔为主；
半农半渔区农渔并举；
以农为主的地区，也要充分利用水产资源，积极发展渔业。
要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把渔业列入统一规划，按照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在生产建设上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究竟谁在搞复辟
——戳穿“四人帮”制造“王亚卓事件”的阴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判组
1974年02月，正当全国各族人民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四人帮”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突然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王亚卓同志，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复辟势力”。
人们不禁要问：
这是为什么？
三年过去了，如今终于找到了答案：
这是“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的一个阴谋。
事情起因于一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
1973年12月，“四人帮”通过《人民日报》，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把这小孩子同老师之间的某些分歧，无限上纲，肆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敌我关系，在反“师道尊严”的幌子下，把老师当作“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来批判，妄图迫害广大教师，破坏教育革命，搞乱教育战线。
他们的这种卑劣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广大群众的抵制和反对。
当时，战斗在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的王亚卓同志，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给那个小学生写了一封信。
王亚卓同志的这封信，认为反潮流首先要认识潮流，只有“真正的能认识潮流，敢反潮流的”才应支持，徒具反潮流之名而对潮流毫无认识的，“还不能取得群众支持的资格”。
指出这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关键是矛头指错了”。
信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四人帮”煽动学生以“反潮流”为名破坏师生关系的罪行，指出“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
王亚卓同志的信既有对那个小学生充满革命情谊的热情批评和帮助，又有对“四人帮”阴谋的愤怒揭露，体现了党的方针政策，因此触怒了“四人帮”。
他们立即倾巢出动，开动“帽子工厂”，横加罪名，狠下毒手，必欲置作者于死地而后快。
“四人帮”的那两个黑干将，看了王亚卓的信，火冒三丈，在信上批了黑话：
“有反革命，还要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一下子把王亚卓同志打成“反革命”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
接着，他们伙同“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秉承其主子的黑旨意，精心策划发表了那个小学生复王亚卓的《公开信》。
1974年02月07日，“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将《公开信》以及“编者按”连同王亚卓的来信，一并送其主子定夺。
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当即批道：
“拟同意发表××驳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的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
写得也有力。”
他们炮制的所谓《公开信》中，“王亚卓的信的主要论点”果然“已有”了吗？
这完全是欺骗。
王亚卓同志在信里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师生关系，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老师和学生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学生也不能把老师当敌人，这个贯穿全信的基本论点，《公开信》里有了吗？
来信引述了毛主席关于批评要注意大的方面，“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的教导，说明对老师要着重“在思想、政治上的帮助”，而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这样一个重要论点，《公开信》里有了吗？
来信又说，老师大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有些老师有缺点错误，他们也是受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这个重要论点，《公开信》里有了吗？
那里是什么“主要论点已有”，这话不过是“四人帮”捣鬼的遁词。
他们只有隐瞒事实，才可以任意扣帽子，打棍子，如果把原信公布于众，岂不是拆穿了他们的西洋镜？
至于说什么《公开信》“写得也有力”，更是打肿脸充胖子。
其实，那封《公开信》断章取义，歪曲诬蔑，依仗帮势，以势压人，它根本不是出自那个小学生的手笔，而是由别人捉刀代笔的冒牌货，连他们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也感到做贼心虚，不得不在《公开信》里加上“并同父母一起”学习、研究数语，以掩人耳目。
《公开信》在经过王洪文、张春桥圈阅同意以后，02月09日送到江青手里。
江青对《公开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
她不仅“建议”发表时要把“版面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而且亲自改了标题，把原来的“复王亚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改为“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这一改动，用心极为险恶。
其一，它突出了“生产建设部队”，给人一个印象，似乎“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是来自部队，为“四人帮”反军乱军制造舆论。
这同后来江青狂叫要“整整军队”，要“放火烧荒”等等，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既然“复辟势力”出现在内蒙古地区，内蒙古党委就不能不负其责，从而给自治区党委施加压力，妄图搞乱反修前哨的局势。
难怪《公开信》发表后，“四人帮”不断插手内蒙古，多次下达黑指示。
他们借两个运动员来信的机会，大叫要揭开体育战线阶级斗争的盖子，大整体育界和内蒙古的领导同志。
他们并利用正在处理的一个坏人的问题，把某学校的党支部打成“修正主义的党支部”。
正是在“四人帮”一阵接一阵的鼓噪下，他们在内蒙古的那几个走卒，上窜下跳，呼风唤雨，冲击自治区党委，煽动停工停产，破坏内蒙古的大好形势。
为了一封《公开信》，“四人帮”生旦净丑，人人出场，个个表演，好不热闹。
02月11日，“四人帮”在《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地位，刊登了《公开信》。
霎时间，阴云密布，“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大帽子，铺天盖地朝着王亚卓同志压过来。
什么“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这全然是“四人帮”进行政治陷害的莫须有的罪名。
王亚卓是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三个青年的集体署名，他们是1968年中学毕业后，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怀着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壮志，分别从天津、北京和保定来到内蒙古草原的。
他们当中一个党员、两个团员，在十九团政治处分别担任宣传干事、放映员和报道员。
这三个青年，从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教育革命出发，满怀革命激情，写了那一封信。
试问，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错误倾向，坚持批判修正主义，要求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难道是“复辟”吗？
世界上有这样的“复辟势力”吗？
“四人帮”以害人为业，他们要害人，不择手段，竟达到如此地步，真是无耻至极！
“四人帮”制造的“王亚卓事件”，是其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组成部分。
他们的反革命战略目标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实现这一目标的反革命策略，就是到处插手，把水搅浑，制造混乱。
1973年07月，“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炮制了一个“白卷”典型，用这个“有棱角的石头”在大学招生等问题上制造混乱。
这一着得手后，“四人帮”又迫不及待地利用一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树为“反潮流”的典型，挑动学生斗老师，煽动无政府主义。
他们企图从教育战线乱起，推而及于其他各条战线。
张春桥不打自招地说：
“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他们认为这是搞乱局势的好机会，千方百计另搞一套。
“王亚卓事件”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产生的。
“四人帮”把王亚卓的来信说成是“复辟”，有复辟就要反复辟，于是他们就可以在“反复辟”的烟幕下，上揪“复辟势力”的根子，下扫“复辟势力”的支持者，陷害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以达到他们乱中篡党，乱中夺权，乱中上台的罪恶目的。
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王亚卓事件”以及“四人帮”炮制的一个个所谓“典型”抛出后，真假颠倒了，是非混淆了，教育战线被搅得一片混乱：
你要认真搞好教学，就被诬为“智育第1”；
你要严格要求学生，就被指责为“师道尊严”；
你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教学制度，就被攻击为“复辟回潮”；
你要好好学习，就被骂为“白专道路”，搞得教师不安心，学生不安心，家长不放心，严重地破坏了教育革命。
教育战线的这种混乱，也影响到其他各条战线，使一些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损失。
历史已经作出最好的结论：
真正搞复辟的，正是“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冤屈三载之久的“王亚卓事件”终究大白于天下。
这件事再一次说明：
任何阴谋诡计都是包不住的，都是要被揭穿的，任何搞阴谋诡计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当年“四人帮”在策划“王亚卓事件”时是何等踌躇满志，曾几何时，这个事件却成了清算他们罪行的铁证。

“一分钟也不向党交白卷”
工人阶级要大干社会主义，“四人帮”就千方百计地进行捣乱。
1974年初，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出现新高潮的时候，一股“停产闹革命”的邪风刮到了石家庄，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踢开绊脚石，杀上社会干革命”，“干劲越大，贡献越多，资本主义复辟越快”等等谬论一拥而来。
但是，石家庄国棉二厂的职工就是不吃“四人帮”那一套。
该厂党委书记代表党委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
“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业余闹革命，我们工人阶级决不能停工停产，坐吃社会主义！”
布场挡车工田益兰提出：
“我们要象大庆工人那样大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车一分钟也不能停。”
筒捻车间老工人李志文说：
“光吃不干就是倒退复辟，我们工人决不向那个交白卷的‘英雄’学习。
我们要大干社会主义，一分钟也不向党交白卷。”
这个工厂的广大职工，用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战斗口号。
田益兰平时看三十二台布机，工作需要时，她一个人就看六十多台。
李志文下了早班又上中班，连续奋战十几个小时。
为了使姐妹们早一分钟开车，她每天都提前半个小时进车间，为大家准备好纱管。
她每天超产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完成生产计划。
这个工厂的工人同志们真正做到了“一分钟也不向党交白卷”。
（摘自《河北日报》）

姚文元为什么反对唯物主义？
武汉大学批判组
一
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居然给“存在第1、思维第2，客观第1、主观第2”这个观点，扣上许多大帽子，什么“歪曲辩证唯物主义”，什么“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什么“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等等，最后竟下了结论，说它是“反动的形而上学”。
说“存在第1、思维第2，客观第1、主观第2”这个观点是“反动的形而上学”，这是哪一家的“马克思主义”？
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存在第1、思维第2，客观第1、主观第2，这是唯物主义最根本的原理。
无论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机械的唯物主义或辩证的唯物主义，都是以承认这个根本原理为前提的。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第2章中，专门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存在和思维、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
哲学家按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恩格斯的这个思想：
“两个派别之间的基本差别就在于：
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在唯心主义者看来则相反。”
（《列宁选集》第2卷第27页）正因为当时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反对唯物主义的这个根本原理，把主观的感觉说成是第一性的，所以列宁说他们是唯心主义者。
姚文元污蔑“存在第1，思维第2”这个原理是“反动的形而上学”，这只能说明他所反对的不是什么形而上学，而是唯物主义。
姚文元借口反对形而上学，把存在第1、思维第二这个原理也反对掉，就象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说过的：
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时，丢掉了它的合理内核——辩证法；
如同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把盆里的孩子也倒掉了。
费尔巴哈丢掉了辩证法，只能成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
姚文元反对唯物主义，就必然成为唯心主义者。
辩证唯物主义当然要反对形而上学。
它认为存在和思维是一对矛盾，不但承认存在的决定作用，而且承认思维的反作用。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这种辩证观点，是建立在存在第一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上的。
如果离开了这个原理，去讲什么思维的反作用，那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主观唯心主义了。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姚文元是完全抛弃不顾的。
他只会抡起大棒打人，竟然胡说“存在第1、思维第2”这个唯物主义原理是“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
试问姚文元：
不承认存在第1、思维第2，还能谈什么主观能动作用，还能有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吗？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辩证唯物主义作出的新的概括。
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一文中作出这个科学概括时，一开始就说：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
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
不是。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对姚文元鼓吹的唯心主义的最深刻、最有力的批判。
离开了存在第1，讲什么精神变物质，讲什么主观能动性，就只能是唯心主义的胡言乱语，只能是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只能是“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
二
姚文元为什么要反对唯物主义呢？
这个问题必须联系我国阶级斗争和哲学斗争的形势来考察。
马克思主义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既承认存在第1、意识第2，又重视意识的反作用，强调革命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领导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取得胜利。
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哲学上就要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他们都是打着“维护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号来攻击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割裂开来，只讲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
有的人只讲存在第1、意识第2，反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有的人夸大主观能动作用，根本否定存在第1、意识第2。
杨献珍是前一种人的代表。
正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高潮的时候，他挑起了一场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论战。
他根本反对存在和思维的辩证同一性，反对二者可以互相转化，否定意识的反作用，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主观唯心主义”。
杨献珍的这种谬论是为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
毛主席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学说，粉碎了刘少奇、杨献珍的谬论，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
阶级敌人又从另一方面来进攻。
他们故意夸大主观能动性，把它推到荒谬的程度，根本否定存在第1的原理。
林彪、陈伯达宣扬的“天才论”就是这种货色。
他们主张英雄创造历史，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并不是存在的反映。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我们只能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立场上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揭穿了林彪、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
“四人帮”和林彪、陈伯达原来就是一丘之貉。
当初，“四人帮”和林、陈一起宣扬
“天才论”；
批判“天才论”以后，他们只是变换手法，继续宣扬唯心主义谬论。
“四人帮”自比为“奇峰”，自封为“权威”、“第4个里程碑”。
他们攻击唯物主义，也正因为他们是主张思维第1、存在第2的。
他们根本不顾客观实际如何，任意胡说八道。
他们可以根本不要物质基础，反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空谈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空谈什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经验是主观认识客观的开始，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总是十分重视经验的，“四人帮”却把有经验的干部统统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说他们是“大敌”、“帮凶”。
“四人帮”要以批判经验主义为纲，胡说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他们把我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经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一概否定，认为只有他们那种“打倒一切”的反革命经验才有用。
“四人帮”为了结帮篡党，把他们的喽罗塞进各级领导岗位，大批特批“阶梯论”，大搞“双突”，有的毫无实际经验的小学生也被他们捧上了天。
这不是宣扬“天才论”，宣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又是什么呢？
“四人帮”不仅在认识论上把意识的作用夸大到决定的地位，而且还把这种谬论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
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他们把生产关系的作用夸大到极端，根本否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中，他们把上层建筑的作用夸大到极端，根本否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在群众和个人这对矛盾中，他们把个人的作用夸大到极端，根本否认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
“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就是要用历史唯心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所以，姚文元攻击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存在第1、思维第2，客观第1、主观第2”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决不是他偶然的失言，而是“四人帮”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一次真实暴露。
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从哲学战线上讲，就是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工人阶级的回答
樊庆荣
照“四人帮”看来，对社会主义交“白卷”的人就是“反潮流的英雄”，不消说，大干社会主义自然是一桩罪过了。
“四人帮”一伙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做的衣服，躲在阴暗的角落，散布种种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的谬论。
人们不禁要问：
莫非他们是一伙“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
仔细一查，不对了，他们是一小撮肆意挥霍社会主义财富的“蛀虫”。
按照这伙“蛀虫”的观点，似乎大家都不生产，专吃社会主义，这才算得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当当的反潮流英雄”，你说怪也不怪！
对于人民不能须臾离开的吃饭穿衣问题，“四人帮”及其“白卷英雄”们当然是不屑过问的。
他们所关心的是怎样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搞乱，以便乘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这个罪恶目的，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豢养一批“白卷英雄”之类的打手，用以打人。
在“四人帮”的导演和纵容下，这些家伙象疯狗一样到处咬人，到处散布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种种谬论。
对“四人帮”以及所谓“白卷英雄”们的反革命喧嚣，石家庄国棉二厂的工人就是不买他们的账，不吃他们那一套。
许多人一眼看穿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以实际行动给予坚决反击。
石家庄国棉二厂的职工怀着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万分愤慨，怀着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热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敢于顶逆风，战恶浪，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干社会主义。
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一分钟也不向党交白卷。”
“社会主义的车一分钟也不能停。”
听吧，这就是工人阶级向党、向人民所作的庄严保证，这就是工人阶级对“四人帮”一伙鼓吹“白卷英雄”所作的有力回答。
她们的话说得何等好啊！
这豪迈的口号，这战斗的誓言，就是对“四人帮”的严正批判，是对这一伙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只会吃社会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蛀虫”们的坚决回击！

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
——介绍《历史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
《历史研究》1976年第6期刊登吴江写的《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从历史上对法家学说和儒法斗争问题作了考察，驳斥了“四人帮”所谓“二千多年前的儒法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的谬论及其他诡辩。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内容介绍。
研究儒法斗争是清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环节之一。
阐明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方法的法家学说，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斗争中起过进步的历史作用。
它的法治学说，主张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提倡功利和富国强兵，以及厚今薄古的历史观，对后世仍发生某种影响。
儒法两家学说都是剥削阶级的东西，当两个剥削阶级处于互相斗争的时期，儒法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中又有共同点。
汉王朝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以后，两家学说逐渐合流于同一封建思想体系中，各自经历着适应于地主阶级统治需要的改造，它们都不复是原来的面目了。
先秦时期的儒法对立，是代表着两种剥削制度的对立，汉以后，儒法变成了不过是同一封建统治者手里为了维持和巩固其统治，按照情况运用的两种互相配合的统治思想和方法，法家作为政治学派渐归消灭，法家学说的革命精神最终丧失。
这时主要是儒法一致，而不是儒法对立；
但另一方面，儒法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远非根本的意义上）仍反映着地主阶级内部的某些矛盾。
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学占统治地位，儒法相辅为用。
法家学说或“法治”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加强封建统治继续发挥作用：
一、用法家所擅长的“集势”（集中权力于君主之手）、“任法”（用严刑峻法治民）、“用术”（讲究统治方术和阴谋权术）等项方法，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
二、用法家的中央集权学说，维持“皇权”和国家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割据和豪强兼并，调整地主阶级内部某些矛盾；
也力图用某种改良方法缓和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这主要是为维持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和修补封建剥削制度着想，所谓“法家爱人民”是毫无根据的。
这里，某些崇法人物的改良主张，对农民来说，不过是以新的绳索代替旧的绳索。
损豪强，益朝廷，防“民变”——这就是王安石、柳宗元等地主阶级改革家们所提出的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用法家所主张的霸术（实力政治）和严刑峻法，治乱世，行“拨乱之政”，如曹操等。
曹操主张，“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但是“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所以最后还是归结到儒家的“礼治”。
四、在思想领域内，一些封建思想家（多数也是尊儒，但被儒家正宗目为异端，如李贽等），常常用肯定或赞扬先秦法家或后世崇法人物的学说和事业的办法，来攻击儒家“正宗”特别是宋明理学。
这里，主要仍是反映地主阶级内部的利害矛盾。
总的说，在封建时代，法学的地位和作用仍不容忽视，但完全不是什么先秦儒法斗争的继续。
作为封建统治的政治精神支柱，儒法两者表现在施政上尽管某些作法不同，但这种不同，对维持封建统治来说，正是互相配合的；
其在一些危机领域（如豪强割据威胁皇室）特别是思想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也和先秦儒法的交锋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法家学说在近代现代的影响尤其值得分析。
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生来软弱，要从事变革，但造不出自己的理论，只好一方面向西方抄袭，一面向古人求援。
他们召唤古代法家的亡魂，是为了用改良代替革命。
严复、梁启超等为此甚至给古代法家（荀子、商鞅、管仲等）披上进化论和近代君主立宪的服装。
曾经是
“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在他“渐入颓唐”、主张尊孔读经之后，仍不忘“厉精法治”，初寄希望于袁世凯，后寄希望于蒋介石。
章太炎、梁启超辈活动的后期，共产主义已磅礴于世界，阔步于中国。
他们于西学则抬出所谓“民治主义”，于中学则抬出所谓“法治主义”，来与共产主义相抗衡，以防止“赤祸”的蔓延。
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家们召唤古代法家的一层深意，我们不可不察。
中国的法西斯理论，在立论时，既援引儒，又援引法。
蒋介石是依靠孔孟之道来建立他的法西斯理论的，但又提倡“法治立国”。
《中国之命运》一书就有专节讲“崇尚法治”。
这方面他引国家主义派（后变为青年党）为鹰犬。
国家主义派（陈启天、常燕生等人）著书立说，阐述所谓“新法家思想”，认为只有“法家思想的复兴”，才是“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
蒋介石赞扬号称崇法人物张居正（明朝），接过他的“欲攘外者必先安内”的主张，用于“剿共”的反革命需要。
蒋介石更特别赞扬屠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
曾国藩以程朱为依归，被称为清代大儒，但他“出办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
曾国藩的“好申韩”，无非是以申韩法术来效忠于清王朝，以血腥手段镇压太平军。
在曾国藩的僚属中，就有那么一批号称“崇尚申韩”的人物，认为太平天国的兴起是因为清政府“失于仁柔好儒”，因而酿成“法敝民玩”所造成的。
法家学说在近代资产阶级活动上所表现出的一些影响，虽然也从侧面反映出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主要是早期）互相间的某些矛盾，但大体上是儒法并用或交替使用，以服务于新剥削制度。
越到后来，特别到了蒋介石王朝，实行法西斯，儒法并用以镇压人民，这种情形就越加显著。
不能说这是法家学说在近代所遭遇的厄运。
归根到底，它是这一学说本身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
法家学说既是剥削阶级的东西，其糟粕当然易于被各种剥削者所利用。
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表演儒法矛盾、召唤法家亡魂这幕历史剧最后终场了，开始了另一幕新的壮阔的历史剧：
无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不妥协的决战。
但这不是说不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
法家和法家学说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这个学说中所包含的、我们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东西，是它的朴素唯物论倾向和厚今薄古的历史观。
但即使对于这个精华部分，我们也必须指出其不科学的地方，其历史观仍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
研究先秦时期儒法斗争问题，也研究秦汉以后封建思想体系中儒法两家学说关系的变迁，将使我们更好地懂得古代阶级斗争（包括思想斗争）的情况和变化，更好地总结先秦诸子百家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并且在批判某种复古倒退思想方面取得某些借鉴。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肯定法家和法家学说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并不需要使自己成为“尊法派”，正好象我们肯定资产阶级在十七、十八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并不需要使自己成为“尊资派”一样。
被“四人帮”一度控制的某些报刊杂志，对法家和法家学说，曾经超出一定的历史范围，刮起一阵颂扬之风。
他们公然对封建主义的“势治”和“法治”，加以种种溢美之辞，实际上把它说成同无产阶级政治一样，甚至优越于无产阶级政治。
他们对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其专制统治的一整套方术和阴谋权术，也加以肯定和颂扬，为他们在党内开设“钢铁工厂”、“帽子工厂”和“阴谋公司”制造舆论，以彻底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优良作风。
在他们笔下，法家学说的“革命精神”绵绵不绝，什么民主主义，什么共产主义，都成为多余的了。
资产阶级思想家还只替法家披上进化论和近代君主立宪的服装。
“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则替法家披上了现代化的“革命路线”甚至马列主义的外衣，招摇过市。
总而言之，“四人帮”企图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遭受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歪曲和修正，公然以地主阶级专政的学说来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这是一种严重的颂古非今、复古倒退的思潮，必须彻底批判。

个个当好排头兵　颗颗红心为连队
——“硬骨头六连”连队建设经验之六
“硬骨头六连”的干部经常提醒自己：
“什么样的干部带什么样的兵。
如果自己是个软骨头，怎么能够带出硬骨头战士、硬骨头连队？”
“硬骨头六连”硬从何来？
最基本一条：
在于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在于有一个过硬的领导班子。
命名那一年，六连九名干部，六人立过功，七人受过奖；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茬人，干部九人，九人立功；
现任干部十一人，有九人立功，十人受奖。
六连的班子，不是一段时间过硬，而是长时期过得硬。
六连的干部努力做到文武双全。
军事干部能够搞政治工作，政治干部也会抓军事训练。
十三年来，先后有三十六人被树立为思想、技术都过硬的标兵。
六连的班子，不是一两个方面过硬，而是多方面过得硬。
六连干部队伍中标兵林立：
有身残志坚，继续革命不停步的老连长张德胜；
有“思想工作标兵”指导员梅松林；
有“硬骨头战士”副连长皮光耀；
有四次临危不惧，舍身救战士的爱兵模范连长林依平；
有“艰苦奋斗标兵”司务长郭明岑；
有一心为战备，苦练军事技术的刺杀标兵饶耀强。
六连的班子，不是一两个人过硬，而是集体过得硬。
“硬骨头六连”过硬的班子是怎么来的？
六连的干部经常讲传统，学路线，重视搞好传、帮、带，过硬的班子是“带”出来的。
当排头兵，做带头人，这是六连干部的光荣传统。
战争年代，六连的干部为了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解放全中国，“打冲锋最先上，打掩护最后撤”，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连队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
为了使当排头兵，做带头人的光荣传统不失传，不断线，不减色，不走样，六连党支部十分注意讲传统，学路线。
每任老连长、老指导员离开连队前，党支部都组织他们和新任连长、指导员在一起，办这么三件事情：
一、共同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伟大教导，明确干部肩负的责任。
二、讲一讲第1任连长陈砚庭、指导员张会田建连不久，手拿大刀，率领战士与敌人白刃格斗，三战三捷的英雄事迹；
讲讲老连长张德胜带头发扬硬骨头精神，苦练杀敌硬功的模范事迹。
讲完这些，前任连长、指导员提要求：
血染的战旗传到你们手里，只能把它高高举起；
新任连长、指导员表决心：
血染的战旗传到我们手里，只能增光，不能抹灰。
三、共同研究、修订进一步加强党支部建设的措施。
这样，交接班制度就成了“讲传统，学路线”的制度，使新任连长、指导员接过血染的战旗，能象老连长、老指导员那样，自觉地当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排头兵，带领连队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
六连的干部反对空谈，不务虚名，注重实干，过硬的班子是“干”出来的。
六连这个班子过硬，不是说大话说出来的，不是唱高调唱出来的，而是出大力，流大汗，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干出来的。
六连的干部们认为：
要硬就得干；
不干硬不了。
不干，就脱离实际，实现思想革命化就是一句空话；
不干，就做不出好样子，就没有说服力、号召力，就难以建立威信；
不干，就会脱离群众，就无法带领战士实践党的纲领、路线，理论再好，等于零。
他们说得好：
“干，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地实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干部干部先干一步。
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不干，就是懒班子，懒班子怎么带头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所以，“四人帮”鼓吹的那种说假话、唱高调的恶劣作风，在六连没有市场；
那种说起来头头是道，行动起来不对号的“嘴巴干部”，在六连吃不开；
那种耍嘴卖乖，不干实事的“滑头干部”，在六连站不住。
六连的干部强调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放空炮，不放“哑”炮。
在六连，每执行一次艰巨任务，干部们总是把手一挥：
“跟我来！”
这句平平常常的话语，体现了六连的干部带头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脚踏实地拚命干的可贵精神。
一次，六连进行被复作业，突然下了大雨。
由于路面滑，运砂料的汽车上不了山，眼看就要影响施工。
指导员梅松林扛起砂袋大喊一声“跟我来”，第1个冲上了山。
在梅指导员的带动下，干部战士奋战一天一夜，把砂料扛上了山，保证了施工顺利进行。
又一次，六连接受了到江中捞木料的紧急任务。
当时天气很冷，大地还结着薄冰。
连长林依平大喊一声“跟我来”，第1个跳进江中。
战士们照着林连长的样子做，七天的任务三天就完成了。
六连的干部重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过硬的班子是“斗”出来的。
他们最讨厌那种不敢斗争的“软”班子。
“红军第4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
六连党支部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认真组织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不断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革命化建设。
一、重点问题经常斗。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7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讲的四种情绪：
“骄傲情绪”；
“功臣自居的情绪”；
“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
“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是六连党支部思想斗争的重点目标。
他们自觉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干部队伍中持续地开展灭资兴无，斗私批修的活动。
二、发现苗头及时斗。
副指导员宋明富，思想一度有些波动。
党支部发现后，立即召开支委会，帮助他挖根子，学理论，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
大多数支部成员都找他谈了心。
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宋明富提高了认识，振奋了革命精神，决心向老一辈学习，不为名，不为利，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三、多想问题主动斗。
一次，上级机关的一个同志发现六连有的战士讲成绩优点很爽快，讲缺点问题有点吞吞吐吐，就给党支部送了这样一副对联：
上联是“硬六连确实过硬”；
下联是“缺点是怕讲缺点”；
横批是“反骄破满”。
这一副对联对他们震动很大。
“一班人”利用一周时间，狠斗了头脑里的骄傲自满情绪。
以后，他们每受一次表扬，就找一次差距；
每次介绍经验，总先介绍问题；
每当战士发生问题，他们都自觉地从工作上找原因，找教训，查责任。
四、发动群众帮助斗。
有段时间，几个干部在和地方关系上有大手大脚现象，战士们有意见，还不以为然。
为此，党支部召开支委会，吸收战士代表参加，发动群众评议干部。
战士们连续写了七篇小评论，进行批评，尖锐地指出：
“这样做，到底要把连队的军民关系引到哪条路上去？”
战士们诚恳、尖锐的批评，使干部们认识了错误，并在军人大会上作了检讨。
从此，请客送礼的事情在六连再也没有发生过。
六连党支部严格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把好选拔干部关，过硬的班子是
“选”出来的。
林彪对抗毛主席规定的“五条”标准，搞“黑三条”，为其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培养“干将”；
“四人帮”又搞一个“黑三条”，以“领导熟悉”、“关键时刻有用”为标准，为实现其朝思暮想的“帮天下”网罗奴才。
六连党支部认为，培养、选拔干部，只能按毛主席规定的“五条”标准，不能按其它标准。
六连坚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干部路线，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首先从教育和培养战士入手，认真做好选拔干部的工作。
“连队班子要过硬，选好苗子是根基”。
六连党支部经常这样想，坚持这样做。
他们培养和选拔干部，一般是一个一个地审议选定，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工作，切实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
他们要求，班长必须是一个班的标兵，排长必须是一个排的标兵。
每当战士提升为干部后，党支部都要求他们做到“四不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变；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不变；
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变；
普通一兵的本色不变。
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平时除留一两名干部主持面上的工作外，其他的干部经常住在班排与战士“三同”。
去年在家的十二名干部，住在班排的时间都在二百四十天以上。
黄柏菊同志从排长提升为副连长，铺盖不是从排里搬到连部，而是从战斗班搬到了炊事班。
战士们说：
“我们连的干部，职务在连里，身子在班排，都是普通一兵。”
为了使每一个干部都当好普通一兵，党支部还要求大家“不务空名，会干实事”，逐步养成一种艰巨任务干在前，困苦场合走在前，危险关头冲在前的好作风。
冬去春来十三年，血染的战旗红艳艳！
命名以来，六连干部换了七八任，茬茬以老一辈为榜样，颗颗红心为连队，个个都当“排头兵”。
六连党支部是座坚强的战斗堡垒，六连的干部不愧是这座堡垒的钢骨铁筋！
《解放军报》通讯员
《解放军报》记者

“巴勒斯坦革命简史”图片展览在京开幕
新华社1977年03月28日讯为纪念卡拉玛战役九周年和“国土日”一周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举办的“巴勒斯坦革命简史”图片展览，今天上午在办事处举行开幕式。
这次展出的大量图片，介绍了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坚持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所进行的英勇不屈斗争的光辉战斗历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事业的支持，显示了巴勒斯坦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有关方面负责人温业湛、王珍、赵春正、李步霄、王庆彩、邢仁先、陈大远等，出席了开幕式。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萨米·穆萨利姆和马文波副部长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穆萨利姆副主任在讲话中指出，卡拉玛战役和“国土日”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革命斗争史上的两件大事。
他说，卡拉玛战役是阿拉伯人第1次在战场上战胜犹太复国主义敌人，进一步肯定了巴勒斯坦革命的军事战略，即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道路是进行人民解放战争。
去年03月30日“国土日”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占领的群众斗争的重大意义在于：
被占领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流浪在国外的同胞，团结在巴勒斯坦革命的周围，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穆萨利姆副主任在讲话中还热情赞扬了巴勒斯坦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
马文波副部长在讲话中说，巴勒斯坦人民可歌可颂的斗争大灭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气焰，大长了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志气。
他指出，不久前结束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3次会议，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坚持团结，坚持战斗，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坚持民族权利的原则立场，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共同愿望。
马文波副部长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教导，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始终不渝地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帝、反霸、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恢复民族权利和收复失地的正义斗争。
开幕式结束后，宾主一同参观了图片展览。
一些国家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开幕式，并参观了展览。

结束在我国的友好访问
西萨摩亚议会代表团离广州回国
新华社广州1977年03月28日电
由西萨摩亚立法议会议长利奥塔·勒乌卢艾亚利·伊图乌·阿里率领的西萨摩亚议会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火车离开广州回国。
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尔重，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林若，以及省、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车站欢送。
陪同代表团访问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大年也前往车站欢送。
西萨摩亚议会代表团是25日乘专机从海南岛抵达广州的。
当晚，广东省革委会举行宴会，欢迎西萨摩亚贵宾。
李尔重副主任和利奥塔议长在宴会上先后祝酒，共祝中西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发展。
刘大年也在宴会上祝酒，祝贺西萨摩亚议会代表团访问我国获得成功。
西萨摩亚贵宾们在广州参观了毛主席当年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中山医学院和聋哑学校。

三言两语
苏修头目波德戈尔内表明其非洲之行抱有雄图大略，大谈“横渡印度洋的航线把苏联的欧洲部分同苏联的远东联系起来”。
当然罗，这绝不是旅游家的“航线”，而是老沙皇所不可得、新沙皇力图囊括欧亚的霸业。
但是，现在，苏修的舰队不正在这条航线上蠢动吗？
还差什么“联系”呢？
安哥拉的炮声刚息，扎伊尔又开始了，继而还要指向整个南部非洲及其他，这都是不可缺少的“联系”。
波德戈尔内此行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此。
印度大选前后，苏修的表演，十分精采。
选举前，苏修开足宣传机器的马力，大肆攻击人民党等反对党是“反动派及其右派”，断言国大党必胜。
结果预言破产，它又立即转过来攻击落选的总理，祈求新当选的总理“巩固和发展”两国“传统的友好和全面合作关系”。
红脸白脸，两面三刀，无非为了稳住这个“传统”，当然如能“巩固”而且“发展”那就更要“乌拉”了。

中国乒乓女队胜朝、捷女队
新华社伯明翰1977年03月28日电
参加第3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女队，03月28日上午和下午分别以三比一和三比○的比分战胜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女队和捷克斯洛伐克女队。
具体比分如下：
中国女队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女队（三比一）：
张立负于朴英顺（十五比二十一，十七比二十一）；
张德英胜朴英玉（二十一比十九，二十一比十八）；
张立和张德英胜朴英顺和金昌爱（二十一比十七，十八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八）；
张德英胜朴英顺（二十一比十七，二十一比十五）。
中国女队胜捷克斯洛伐克女队（三比○）：
朱香云胜齐兹科娃（二十一比十一，二十一比十三）；
张立胜西尔哈诺娃（二十一比十三，十九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八）；
张立和葛新爱胜杜比诺娃和西尔哈诺娃（二十一比八，二十一比十二）。

中国队27日比赛成绩
第3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03月27日的比赛结果如下：
中国男队胜英格兰队
（五比○）：
黄亮胜巴登
（二十一比十六，二十一比十五）；
郭跃华胜道格拉斯（二十一比十四，二十一比十一）；
李振恃胜保罗·戴（二十一比十五，二十一比八）；
黄亮胜道格拉斯（二十一比十六，二十一比九）；
李振恃胜巴登（二十一比十二，二十一比十六）。
中国男队胜法国队
（五比○）：
郭跃华胜康斯坦特（二十一比十，二十一比十三）；
李振恃胜阿唐（二十一比十七，二十一比十一）；
黄亮胜塞克雷坦（二十一比十七，二十一比十三）；
郭跃华胜阿唐（二十一比六，二十一比十三）；
黄亮胜康斯坦特（二十一比十五，二十比二十二，二十一比十六）。
中国女队胜保加利亚队（三比○）：
葛新爱胜内伊科娃（二十一比七，二十一比十）；
张德英胜兰格洛娃（二十一比十，二十一比十三）；
张立和葛新爱胜内伊科娃和兰格洛娃（二十一比十，二十一比十二）。
中国女队胜瑞典队
（三比○）：
葛新爱胜赫尔曼（二十一比十一，二十一比十七）；
张立胜乌尔松（二十一比十二，二十一比十三）；
张德英和张立胜赫尔曼和乌尔松（二十一比十一，二十一比十六）。
中国女队胜罗马尼亚队（三比一）：
张德英负于米胡特（十八比二十一，十四比二十一）；
张立胜费伦齐（二十一比十三，二十一比六）；
朱香云和葛新爱胜米胡特和费伦齐（二十一比十二，二十一比十七）；
张立胜米胡特（二十一比十二，二十一比七）。
（新华社）

加丹加宪兵
最近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策动和支持武装入侵扎伊尔共和国的雇佣军，是十多年前从扎伊尔逃亡到安哥拉的前加丹加省（现名沙巴省）宪兵组成的，它是一支罪行累累的反动军队。
加丹加省在扎伊尔南部，西南与安哥拉接壤，以产铜著名。
早在西方老殖民主义者统治扎伊尔的时期，他们就在加丹加训练和武装了一支由数千人组成的傀儡宪兵部队，充当维持殖民统治和镇压人民的鹰犬。
1960年，扎伊尔人民摆脱比利时的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时，西方殖民主义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勾结冲伯
（当时加丹加省省长）卖国傀儡集团，利用加丹加宪兵制造加丹加“独立”，进行肢解新生的刚果共和国（即今扎伊尔）的阴谋活动。
冲伯的这支反动军队在扎伊尔独立后的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同中央政府的军队作战，屠杀扎伊尔人民。
直到1963年初，加丹加叛军才被击溃，逃亡到邻近的安哥拉。
这批亡命之徒卖身投靠当时统治安哥拉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干着血腥镇压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罪恶勾当。
1975年11月安哥拉独立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安哥拉进行武装干涉，它收买了加丹加宪兵，用来加剧安哥拉内战，屠杀安哥拉人民，对安哥拉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现在，臭名昭著的加丹加宪兵，已经过“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专家”的训练，装备着苏联的火箭和导弹等新式武器，成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非洲进行侵略和扩张的打手。
新华社

印度新政府组成
新华社1977年03月28日讯新德里消息：
据印度萨马查尔通讯社报道，以莫拉尔吉·德赛为总理的印度新政府已于03月27日组成。
新政府共有阁员二十人。
除总理德赛外，内阁成员中包括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外交部长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内政部长查兰·辛格、农业和水利部长普拉卡什·辛格·巴达尔、新闻和广播部长拉尔·克里希纳·阿德瓦尼等。
新政府是由在大选中获胜的人民党、民主国大党和阿卡利党联合组成的。

团体赛甲级队27日比赛成绩
女子第1组：
中国队胜保加利亚队
（三比○）；
中国队胜瑞典队（三比○）；
匈牙利队胜瑞典队（三比○）；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胜捷克斯洛伐克队（三比二）；
英格兰队胜罗马尼亚队（三比二）；
保加利亚队胜比利时队（三比○）；
匈牙利队胜罗马尼亚队（三比○）；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胜英格兰队（三比○）；
瑞典队胜比利时队（三比○）；
中国队胜罗马尼亚队（三比一）；
英格兰队胜捷克斯洛伐克队（三比一）；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胜匈牙利队（三比二）。
女子第2组：
南朝鲜队胜香港队（三比○）；
苏联队胜法国队（三比○）；
日本队胜波兰队（三比一）；
西德队胜南斯拉夫队（三比二）；
南朝鲜队胜波兰队（三比○）；
日本队胜法国队（三比○）；
南朝鲜队胜法国队（三比○）；
香港队胜印度尼西亚队（三比○）；
苏联队胜西德队（三比一）；
日本队胜西德队（三比○）；
苏联队胜南斯拉夫队（三比一）；
波兰队胜印度尼西亚队（三比○）。
男子第1组：
中国队胜英格兰队（五比○）；
匈牙利队胜西德队（五比一）；
捷克斯洛伐克队胜法国队（五比四）；
印度尼西亚队胜澳大利亚队（五比二）；
匈牙利队胜澳大利亚队（五比二）；
中国队胜法国队（五比○）；
英格兰队胜印度尼西亚队（五比一）；
西德队胜捷克斯洛伐克队（五比三）。
男子第2组：
瑞典队胜罗马尼亚队（五比○）；
苏联队胜波兰队（五比三）；
日本队胜南朝鲜队（五比二）；
南斯拉夫队胜丹麦队（五比○）；
瑞典队胜南朝鲜队（五比一）；
波兰队胜丹麦队（五比○）；
日本队胜苏联队（五比○）；
南斯拉夫队胜罗马尼亚队（五比○）。
（新华社）

布托连任巴基斯坦总理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977年03月28日电
巴基斯坦新国民议会于03月28日一致选举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连任总理。
布托总理已于当天宣誓就职。
布托总理发表讲话说，他将全力以赴地为巴基斯坦人民的利益和维护巴基斯坦的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工作。
他还表示，他将继续努力改善巴基斯坦同印度、阿富汗等邻国的关系，加强同其他伊斯兰国家和第3世界国家的团结，加强同中国之间已有的密切友好的关系，改善和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宣誓仪式在国民议会大厅中举行。
仪式由巴基斯坦总统伊拉希·乔德里主持。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员、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总理特别助理和顾问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出席了仪式。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仪式。
巴基斯坦新国民议会从03月26日开始举行第1次会议。
会上选出马利克·迈拉杰·哈立德为议长。

扎伊尔报刊谴责苏联雇佣军的武装入侵
扎伊尔人民充满信心决不害怕纸老虎
卢旺达外长发表谈话支持扎伊尔　乌干达向扎伊尔捐赠一批食品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03月26日电
扎伊尔《埃利马报》03月26日发表社论指出：
“扎伊尔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捍卫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
社论说，自从扎伊尔遭到侵略以来，蒙博托总统不断收到来自友好国家政府的支持电报。
扎伊尔人民得到非洲、欧洲、美洲、亚洲各友好国家人民的支持。
一个声援扎伊尔的广泛的运动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家无保留地谴责雇佣军侵略沙巴省的行径。
社论指出，这表明“扎伊尔在它所进行的、把来自安哥拉的入侵者赶出自己领土的斗争中不是孤立的。
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各国人民都谴责社会帝国主义者豢养的雇佣军”。
扎伊尔通讯社发表评论指出，正在前线同侵略者战斗的扎伊尔军队的士气高昂。
评论说：
“国家的任何一平方米的领土也不能让外国践踏，扎伊尔战士要向世界表明，豹即使受了伤也不会害怕纸老虎”。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03月27日电
扎伊尔报刊03月27日发表文章，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武装了入侵扎伊尔沙巴省的侵略者。
《埃利马报》的文章指出，这些“自由的假捍卫者”运送现代化武器和派遣军事顾问是为了蹂躏扎伊尔。
文章说，“自从扎伊尔西南地区遭到无法无天的人进攻以来，扎伊尔便不断收到一些支持信件”。
世界上响起了公开点名谴责真正侵略者的声音。
文章说，敌人已经暴露，它将不会得逞。
《国际政治周刊》发表署名文章说：
“非洲真正是处于暴力的时刻，一种由野心勃勃、一心只想谋取霸权的大国所强加的暴力。”
文章指出：
“苏联在援助各解放运动的骗人借口下，正竭力通过各种手段在非洲向扩张的目标渗透。”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03月27日电
正在扎伊尔进行访问的卢旺达外交和合作部长恩塞卡利杰03月26日在金沙萨向报界发表谈话说，卢旺达人民对来自安哥拉的雇佣军入侵扎伊尔感到痛心，并坚决谴责反对卢旺达的友好国家的一切阴谋活动以及躲在敌人后面的大国。
恩塞卡利杰部长说，他在03月26日受到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接见。
接见时，他向蒙博托总统递交了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一封信，表示对扎伊尔的支持。
新华社坎帕拉1977年03月26日电
据《乌干达之声报》03月26日报道，乌干达政府最近决定向扎伊尔捐赠一批食品，以便帮助扎伊尔人民克服由于雇佣军入侵带来的困难。
03月25日，当这批食品装上飞机将运往扎伊尔时，乌干达总统阿明前往视察并发表讲话说，乌干达人民把扎伊尔人民看作兄弟姐妹，乌干达人民一贯帮助有困难的兄弟姐妹们。
当乌干达人民遇到困难时也总是得到扎伊尔人民的帮助。
阿明总统还说，乌干达政府还将继续向扎伊尔人民捐赠食品。

第34届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
据新华社伯明翰1977年03月27日电第3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03月27日在激烈、友好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到03月27日晚为止，在男子甲级队比赛中，中国、日本、匈牙利、瑞典四个队都取得四战四胜的战绩，其中，中国队四次比赛都是以五比○取胜的。
南斯拉夫、西德、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都四战三胜一负。
在女子甲级队比赛中，日本、苏联五战五胜，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四战四胜，英格兰和匈牙利四胜一负。
两天来的比赛表明，由于许多队实力接近，第1阶段比赛一开始就出现了紧张的局面。
南斯拉夫男队和日本男队是世界乒坛名队，它们26日鏖战三个多小时，打满九盘才分胜负。
女子团体比赛许多场次也打得难分难解。
世界强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女队经过艰苦奋战才分别以三比二的同样比分胜匈牙利女队和捷克斯洛伐克女队。
在女子团体赛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和匈牙利队的一场比赛引人注目。
这场比赛的头两盘，朴英顺和马戈斯各胜一盘。
第3盘双打，马戈斯和萨博，以二比一胜朴英顺和金昌爱。
第4盘，朴英顺以二比○胜马戈斯，这时场上比分二比二。
在关键性的最后一盘中，朴英玉对削球手基什哈齐，朴英玉在先输一局的不利情况下，沉着应战，不断起板抽杀取胜，为朝鲜女队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功劳。
在男子团体赛中，日本队以五比○战胜苏联队的一场比赛，从开始时就吸引了不少观众。
第1盘，苏联队的斯特罗卡托夫一上场就丢了一分，随后，苏联队士气一蹶不振，失误很多，而日本队员越战越勇，一鼓作气取得胜利。
许多第3世界国家的运动员在27日的团体赛中表现了良好的球风和斗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同巴勒斯坦女子队在比赛之前，双方运动员、教练员一起在球台前摄影留念，并交换了队旗。
参加过在北京、拉各斯和墨西哥举行的三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运动员莱拉·巴汉在比赛后用中文对记者说：
“友谊第1，比赛第2”。
来自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斗争前线的巴勒斯坦队的三名女运动员表示，她们是为了促进同第3世界国家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好团结才到伯明翰来的。
巴勒斯坦队教练贝阿达斯同中国记者谈话时，回忆起在墨西哥举行的第3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上同各国运动员相处的情景，并拿出当时巴勒斯坦运动员同中国运动员合影的照片。
他深深地沉浸在友谊的回忆中。
墨西哥运动员抓紧比赛空隙同其他队共同练球。
墨西哥男运动员罗伯托·奥特罗和塞尔希奥·桑切斯都能削能拉。
中国队的梁戈亮和黄亮同他们共同练习后，亲切交谈。
中国男、女队27日继续取得好成绩。
中国男队先后战胜英格兰和法国队；
女队先后胜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瑞典队。
中罗两国女队的一场比赛打得很友好、精彩，中国队以三比一取胜。
罗马尼亚女队虽失利，但她们表现了顽强的斗志。
十八岁的年轻运动员米胡特在第1盘比赛中就打败了中国选手张德英。
比赛结束后，两国的运动员围在一起亲切交谈。
中国运动员称赞米胡特的球艺很好。

美国《号角》周刊和马来西亚报纸发表评论
揭露苏联力图控制中东非洲迂回包围欧洲
新华社1977年03月27日讯
美国《号角》周刊最新的一期以《第3世界的胜利》为题发表文章，热烈赞扬最近召开的第1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的成功，认为会议是为了促进第3世界的团结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而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文章说，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受到了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的尖锐攻击，这是不奇怪的。
“它们的争夺已遍及非洲和中东的每一个角落。
它们正在为了控制世界上的资源而争斗。
同时，它们也是为了取得战略军事基地和控制海上航线而争夺，这是它们在欧洲进行对抗的战略的一部分。
非洲和中东都是欧洲的侧翼，而欧洲是超级大国争夺的焦点。”
文章指出，“在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更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
“打扮成第3世界的‘天然盟友’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在攻击非洲—阿拉伯团结方面最为恶毒。
例如，苏联的塔斯社把阿拉伯国家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攻击为‘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塔斯社指责阿拉伯国家企图通过经济援助对非洲‘施加压力’，并使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拿手把戏把第3世界分成‘进步的’和‘反动的’阵营。”
文章说：
“社会帝国主义者企图分裂第3世界而掩盖他们在第3世界中的罪行。”
文章说，“正是苏联，而不是阿拉伯国家，利用经济援助作为手段去干涉第3世界的内部事务。
埃及人民已得到了这个教训，他们终于赶走了苏联顾问并废除了苏埃‘友好’条约。”
文章说，“苏联和它的代理人才是真正的特洛伊木马，他们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而实际上却竭力想把第3世界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苏联—古巴的干涉今天已经使安哥拉人民认识到这一点了。”
文章还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对非洲和中东怀有狂妄的野心”，“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操纵整个第3世界使它服从苏联的指挥棒。
但是，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的团结和战斗精神是对社会帝国主义者的阴谋的有力拒绝。”
它生动地表明了“第3世界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两个超级大国霸权的主力军作用”。
新华社1977年03月28日讯
吉隆坡消息：
马来西亚《光华日报》03月26日发表社论指出，苏美争夺南部非洲的斗争正在加剧。
社论说，“苏美争夺非洲本来早就开始了，但近几年来，克里姆林宫蓄意策划，利用西方的绥靖思潮，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加紧向非洲渗透扩张。
一年多前，苏联控制安哥拉后，更是得寸进尺，以南部非洲为主攻方向，力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排挤美国的势力，因此，加剧了同美国争夺非洲霸权的斗争。”
社论指出，“苏联之所以要争夺非洲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是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接点，控制了这个地区，就控制了大西洋的南翼，就控制了印度洋的大部分沿岸地区，这在战略上是重要的。
而且，这里是西欧一半以上石油和四分之一食品的运输通道，这对于西方的威胁是重大的。”

新沙皇对苏联青年加紧军国主义教育
用老沙皇侵略扩张历史毒害青年并强迫他们接受军训
新华社1977年03月25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
勃列日涅夫集团不断加紧对苏联青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并把这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新沙皇用“侵略有理”、“侵略光荣”等帝国主义思想来“培养”青年一代。
在这方面，他们特别重视利用俄国老沙皇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来毒害青年。
今天在苏联许多地区都保留着老沙皇对外侵略扩张的遗物，并作为对青年加强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珍品”进行展览。
例如，在黑海边的游览城市索契，陈列着一门火炮和一个军舰用的铁锚。
火炮下面的金属牌上写道：
“纪念一八二八至一八二九年英勇的俄国军队在同土耳其战争中的胜利。
由于这一胜利，根据阿得里雅堡和约，黑海沿岸归属于俄国。”
在索契还有当年参加这场侵略战争的沙俄黑海舰队司令拉扎列夫的铜像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区、村和街道。
为了适应它推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政策的需要，苏联新沙皇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强迫青少年接受各种军事训练。
根据苏联新“兵役法”规定，苏联从1968年就开始陆续在学校、企业、机关和集体农庄建立军事教学点，对入伍前青年进行军事训练。
苏联国防部向普通中学和部分中等技术学校派遣大批预备役军官和退役军官，成立“军事办公室”。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4年底，苏联有近四万八千所普通中学配备了专职军事教官，主管学生的军事训练。
对于九年级以上学生，军事训练是一门必修课，考试不及格者不准毕业。
勃列日涅夫集团利用“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在发展“国防体育”的幌子下，进一步普及军事教育和训练。
这个所谓“军事爱国组织”的协会，现在拥有近七千六百万会员，约占全苏十四岁以上职工和学生的百分之六十，在全国各企业、农庄、机关和学校建立了三十二万个基层组织。
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居民进行军事技术教育”，“巩固和发展在初步军事训练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和习惯”。
此外，苏联还出版大量所谓“军事爱国主义”文学作品和摄制“军事爱国主义”影片等等，来为其扩军备战和侵略扩张制造舆论。

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挪威努力加强防务
北约军委会主席要求成员国增强国防对付苏联威胁
新华社堪培拉电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03月16日到03月20日访问了澳大利亚。
访问期间，马尔登同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以及一些部长在堪培拉举行了会谈。
18日，马尔登在这里的全国新闻俱乐部谈到这次访问时说，他同弗雷泽就广泛的国际问题自由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他强调说：
“我们同澳大利亚一起，正在寻求建立和加强新西兰同南太平洋（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新途径。”
马尔登说：
“在防务这个领域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需要进行根本的和长期的密切合作。”
他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双方都期望扩大我们的防务合作，并把南太平洋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包括进去”。

在提到苏联对西萨摩亚和汤加提出的在这两个岛国寻求立足点的建议时，马尔登暗示地指出，苏联对这些岛屿是有野心的。
他在动身回新西兰之前同澳大利亚记者谈话时还说，汤加和西萨摩亚两国政府都“表示它们宁愿同老朋友交往，而不愿尝试同苏联（交朋友）”。
03月16日马尔登在到达悉尼机场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如果你在全球战略上留下一个空白，那克里姆林宫有人就会太乐于填补这个空白了。”
他说，他同弗雷泽在印度洋政策上是一致的。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03月25日电
奥斯陆消息：
挪威国防部最近发表了一本题为《国防的任务与体制》的小册子，阐述了挪威的国防政策，介绍了1977年挪威的国防预算。
小册子说，1977年度挪威的国防预算是五十五亿三千九百九十万挪威克郎，比上一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三点七。
小册子说，鉴于挪威所处的战略暴露地位，挪威将随着其经济能力的增长，继续增加它在防务方面的努力。
这本小册子的序言指出，挪威国防的任务是：
进行有效的监视和报警；
保卫挪威领土主权，抗击任何形式的侵犯；
在暴露的地区加强常备力量；
对任何形式的进攻给予最有力的抵抗；
为接受盟国的增援作好充分准备。
序言在谈到挪威的安全政策体制时说，挪威处在一个大国战略利益相交叉的地区。
苏联与美国之间最短的飞行航线经过挪威上空。
苏联通往大西洋及其北部港口的通道也经过挪威。
假如对挪威保卫自己领土的能力和决心发生怀疑，就会造成不安全和来自大国方面的压力的增加。
对挪威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联盟防务整体中保持民族防务能力的可信赖性。
序言提出，大规模的军事竞赛仍在继续，特别是在东方那边。
新华社1977年03月27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纽约时报》03月23日刊载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希尔—诺顿对该报记者米德尔顿发表的一篇谈话。
他在谈话中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以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
希尔—诺顿表示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
苏联正在军事方面寻求对美国的优势地位，而不是同等地位。
目前力量对比发展的趋势“是明显地有利于华沙条约组织而不利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
希尔—诺顿还说：
苏联目前用于发展和研究武器的费用为美国的三倍，为所有北约成员国的两倍。
如果听任苏联按照目前的速度改进它的武器的质量的话，苏联超过西方的日子就会来到。
据他估计，“在不到十年内”，北约就要面临一个“危急时刻”。
因此，他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以免让苏联在武器质量方面取得优势。

法国再次破获苏联间谍网
《红色人道报》强调不能对苏联侵略本性抱有幻想
新华社巴黎1977年03月23日电
法国《红色人道报》和《人民日报》03月23日就法国逮捕五名苏联间谍分别发表社论和文章，指出苏联在法国的间谍活动再一次暴露了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红色人道报》的社论说：
“正如扎伊尔遭受侵略一样，逮捕这些间谍是一个警告，那些对苏联的本性可能还抱有幻想的人应该清醒。”
社论指出，“今天的苏联与社会主义已毫无共同之处，它完全是一个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全世界人民来说，它目前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威胁。”
《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法国逮捕五名苏联间谍这一新的事件，使苏联出于侵略目的而在世界各国所进行的间谍活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新华社巴黎1977年03月22日电
据法国报纸报道，法国最近破获了一个替某一东欧大国进行间谍活动的间谍网，从03月15日到21日先后逮捕了这个间谍网的五名成员。
尽管法国警方和法国报界没有指出某一东欧大国的名，但是人们很清楚，这一东欧大国就是苏联。
据法国警方说，这个间谍网的活动始于1963年，它利用无线电收发报机、固定和活动信箱以及密写通信等方式进行联系，并且向某一东欧大国提供了大量科学、军事和工业情报，特别是关于法国航空制造以及法国军用、民用机场和试验中心的地面设施和安全体系的情报。
这个间谍网还搜集和提供了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些机构的活动情况的情报，其中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关于武器供应的报告、防务报告和电子、导弹的技术资料。
在逮捕这些间谍时，缴获了密码本、密写药水和拍摄了被偷窃的文件的微型胶卷。
据报道，五名间谍已经受到法国法庭的审讯。

耐人寻味的缩影
李乐毅
美国报刊上刊登了一张照片，它拍的是莫斯科苏联国民经济展览会上的一个雕塑群像的“奇景”：
苏联的一个青年工人和一个集体农庄女庄员，高举着作为苏联国家标志的锤子和镰刀，跟在一个穿着西方流行时装的美国女郎后面向前迈进。
这是一家美国时装杂志雇用的一个模特儿，在莫斯科为宣传美国时装而拍摄的广告照片。
虽然它是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个商业噱头，但是它却十分耐人寻味。
照片中的那座“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的雕像，是苏联著名女雕刻家薇·伊·摩希娜1937年的作品，曾经作为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矗立在巴黎国际艺术、技术与现代生活展览会中的苏联展览馆顶端。
它象征着工人农民翻身作主人的苏维埃政权的强大生命力，也象征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者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
这座雕像在苏联国内外曾获得广大革命人民的赞赏，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极大的鼓舞。
著名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下过这样的赞词：
“在塞纳河岸上的国际展览会上，有两个青年苏联巨人在不可抑制的热情中高举着镰刀和锤子，我们好象听见英勇的国歌从他们心坎中唱出，歌声号召人民走向自由、团结并引导他们走向胜利”。
这座雕像后来就一直安放在莫斯科全苏农业展览会（以后改为苏联国民经济展览会）的入口处，供人们鉴赏。
人们知道，过去作为社会主义苏联标志的锤子和镰刀，是被西方的垄断资产阶级视若洪水猛兽的，而这一对苏联青年男女的艺术形象，也长期受到西方的厌恶和仇视。
可是现在，所有这些都已被西方的资本家看作是无害的东西，而被他们选中作为商业广告的美妙的装饰品了。
这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
它说明，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以后，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眼中，苏联的工农政权已变为徒有虚名，这一座工农联盟的雕像就如同矗立在纽约港口的那一座象征“美国自由”的自由神像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装点门面的摆设罢了。
不仅如此，美国资本家选择苏联国民经济展览会作为他们宣传美国时装广告的背景，也是意味深长的。
苏修叛徒集团的老前辈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年前刚刚篡权不久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
“有人批评我们，说我们没有随时模仿巴黎的时装式样，说苏联人还常常穿着破坏人的线条美的棉袄。
我们自己也看到了，并且承认这一点。”
但是经过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二十多年来的“经营”，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蜕变，今非昔比。
苏修统治集团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变本加厉地推行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过着奢侈、糜烂的享乐生活。
衣食住行都以仿效西方资产阶级为荣。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就是以爱好西方的时髦衣着而闻名的。
据说，他的衣服是罗马的高级裁缝剪裁的，他的皮鞋是在瑞士订做的……上行下效，在今日的苏联，西方的奇装异服大为流行，景象同赫鲁晓夫做“自我批评”的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
苏修统治当局甚至明令要在男女学生中逐步“推广普及”西方盛行的喇叭裤和超短裙。
官方报纸公开宣传这种“新式学生服”“符合当代时髦的要求”，说它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能“激励”学生的精神，“培养审美感和组织性”。
因此，美国的时装制造商已把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看作是他们商品的潜在市场了。
据报道，在莫斯科的黑市中，一条美国的布料牛仔裤，竟然卖到一百卢布的高价。
因此，刊登在美国报刊上的这张侮辱社会主义苏联的标志的“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的雕像的照片，已经成了勃列日涅夫集团统治下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缩影。
（附图片）

西欧国家决心加强联合抗衡两霸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和发展对苏修妄图独霸欧洲是一大障碍
新华社布鲁塞尔1977年03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今年03月25日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据以成立和发展的罗马条约签订二十周年的日子。
共同体成立以来的事态发展，反映了西欧国家联合起来抗衡苏美两霸的趋势和愿望。
欧洲经济共同体，是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一个政治经济集团。
它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产物。
随着苏美两国争夺霸权的斗争越演越烈，尤其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西欧的威胁日益严重，西欧国家越来越感到需要加强联合，以维护自己的主权、独立和安全。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曾经指出：
“西欧国家如果分裂成一小块一小块，那么，在军事上，面对着苏联，就不安全；
在经济上，面对着美国，就不相称。”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欧洲经济共同体逐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1957年在罗马条约上签字建立欧洲共同体的是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
1973年英国、爱尔兰和丹麦正式参加，使共同体的成员增加为九国。
目前，希腊、葡萄牙等南欧国家或正就加入共同体问题进行谈判，或表示了要求加入的愿望。
早在共同体建立初期，共同体委员会第1任主席西德人瓦·哈尔斯坦就强调，在共同体中，“政治的目的和经济的目的处于同等优先地位”。
二十年来，共同体沿着经济、政治联合的道路作了不少努力。
在经济领域中，共同体主要作了下列几件事：
第1，建成了工业品共同市场，取消了成员国之间的工业品关税，对外统一了关税率；
第2，建成了农产品共同市场，实行了共同的农业政策，设立了农业共同基金，统一主要农产品价格，取消共同体内部的农产品关税。
以上两项，在六国范围内早已完成；
在九国范围内不久也将完成。
第3，开始着手建立经济和货币同盟。
由于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货币危机，这方面的计划大部分被搁置，只建立了小量的欧洲货币合作基金和试验性的地区发展基金。
欧洲经济共同体搞经济“一体化”，对内固然加强了西欧垄断资本的控制和统治，而对外则加强了西欧国家在经济上同超级大国抗衡的地位。
1975年，共同体九国总人口为二亿五千八百万，超过了苏联和美国。
同一年，共同体九国国民生产总值约达一万三千二百亿美元，超过了苏联而接近美国。
在政治方面，共同体成员国逐步加强了联合。
在1960年07月，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就提出组织一个政治联盟，以便使欧洲经济共同体既能在经济上又能在政治上同超级大国抗衡。
1973年年底，共同体九国首脑在关于“欧洲同一性”的文件中强调指出：
“国际事态的发展以及权力和责任的日益集中在极少数大国手中，意味着欧洲如果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在世界上发挥适当的作用，就必须团结起来，并且必须愈来愈用一个声音说话。”
为了加强西欧的政治合作，从1975年开始，九国首脑每年会晤三次。
去年07月，九国首脑又就1978年开始以直接投票方式选举的欧洲议会的议席分配问题达成了协议。
近年来，共同体九个成员国在许多重大国际事件中都采取了共同立场。
例如，去年02月，共同体就发表了声明，谴责苏联干涉安哥拉内政。
近年来，第3世界国家人民为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斗争。
欧洲经济共同体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积极发展同第3世界国家的关系。
1975年02月，共同体同非洲、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四十六个国家签订了《洛美协定》，同这些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较为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阿拉伯联盟国家为了加强政治、经济、财政、技术方面的合作而进行的欧洲—阿拉伯“对话”，也已经在去年05月正式开始。
共同体和阿拉伯联盟二十个国家的贸易关系也迅速发展。
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已经取代美国而成为欧洲共同体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地中海地区，共同体也同十几个国家签订了“联系协定”或经济贸易合作协定。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扩大和发展，对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称霸欧洲的野心是一个重大障碍。
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在继续。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是把欧洲经济共同体看作眼中钉。
长期以来，它不仅坚持不承认主义，阻挠东欧国家同共同体发生关系，而且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活动，力图搞垮共同体。
1975年，苏联开动宣传机器，公开鼓动英国退出共同体。
1976年塔斯社对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提出促进西欧联合的建议大肆攻击。
最近，苏联报刊又利用西欧的经济困难和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一些分歧，竭力挑拨离间，煽风点火。
已故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今年01月曾经在欧洲议会上指出，苏联对共同体所持的态度本身，“就显示了共同体限制苏联扩大其对西欧影响的能力的程度”。
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说：
“只有企图在欧洲大陆建立我们所不喜欢的霸权的那些人，才对欧洲联合感到不高兴。”
欧洲经济共同体在沿着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前进的同时，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和困难。
但是，鉴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剧烈争夺，特别是苏联咄咄逼人的威胁，联合仍然是西欧国家共同的愿望。
西欧一些政界人士的讲话表明了这种愿望。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今年01月底说：
“欧洲联合尽管遭到过一些暂时的挫折，但还是在不断发展。”
西德外长根舍03月24日说：
“我们决心尽我们全部精力沿着实现一个联合的欧洲的道路继续前进。”
英国前首相希思01月20日说，“无论我们现在面临的某些经济问题多么困难，共同体应能够朝着制订共同对外政策的方向前进”，共同体应当继续扩大。
意大利总统利昂纳03月25日在纪念罗马条约签字二十周年的会议上也强调说，经验表明，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必须一起前进”，“意大利注视着欧洲，坚决要作出自己的有效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