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抗旱保麦
晋南临汾、运城地区，是山西主要产麦区。
去冬以来，雨雪稀少，地温低，墒情差，严重威胁麦苗的正常生长。
当地驻军某部干部和战士，发扬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光荣传统，积极支援驻地社队抗旱浇麦，抗旱春耕。
这个部队党委向指战员发出号召：
“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支援抗旱春耕”，“为抗旱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机关到连队自制小煤油灯办公，停止一切生活用电，节约用水，支援抗旱保麦。
政委杜国栋的一只眼睛在战争年代负伤，在油灯下看文件很吃力，警卫员小党就拉开电灯，杜政委立即把灯关上，并亲切地教育小党要自觉地向雷锋同志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节约每一度电。
部队农场的麦地靠近神刘大队麦地，农场的同志发扬龙江风格，把水让给生产队浇麦，自己到离麦地三里多路的汾河挑水抗旱，同时组织了五个服务小组，深入驻地社队修理农机具。
二连学雷锋小组得知驻地段店生产队的水泵坏了，就利用休息时间为生产队修理。
贫下中农说：
“他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
本报通讯员

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大打一场人民战争。

发扬光荣传统军民并肩抗旱
在抗旱夺丰收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学雷锋，做雷锋，和广大社员并肩战斗在第1线。
驻河南开封市空降兵某师领导带头干，战士拚命上，大打抗旱仗；
驻山西临汾、运城地区某部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支援抗旱夺丰收，都是很好的例子。
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缔造培育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一个战斗队。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人民子弟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和人民一起保卫、建设我们的革命根据地；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军队发扬光荣传统，紧密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急人民所急，帮人民所需。
面对当前紧迫的抗旱保麦保春播战斗，各部队指战员那里艰苦那里去，越是困难越向前。
他们自觉地向地方党委请求任务，制订措施，集中人力物力，积极投入浩浩荡荡的抗旱大军中去。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抗旱保麦保春播，困难不少。
但是，有了这一支特别能战斗的生力军、突击队投入战斗，就给农村广大干部、社员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援。
当前，在人民解放军中普遍开展的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运动，进一步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热情。
他们批“四害”，鼓干劲，人人争做活雷锋，个个誓当硬骨头战士，决心和社员一起，战胜干旱夺丰收。
在这场艰巨的抗旱斗争中，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互相学习，并肩战斗，用实际行动落实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
军民并肩抗旱，大打人民战争，我们一定能压倒一切困难，夺取夏粮和全年的农业丰收！

全市各条战线千方百计为农村抗旱出力；
各级领导干部亲临抗旱前线加强领导
天津城乡齐动员全力抗旱夺丰收
郊区广大干部社员自力更生战困难；
全市各条战线千方百计为农村抗旱出力；
各级领导干部亲临抗旱前线加强领导
新华社天津1977年03月25日电天津全市城乡人民已经紧急动员起来，以深入揭批“四人帮”为动力，投入了抗旱保春播、保夏收、保蔬菜的战斗，决心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
去冬以来，天津市基本无雨雪，持续低温，农田墒情不好，冬小麦返青受到严重影响，一部分小麦缺乏灌溉水源。
天津市委把旱情如实地告诉群众，并且动员郊区广大干部和社员要正视困难，自力更生地战胜困难，坚决同干旱作斗争。
在这同时，市委号召充分发挥大工业城市的优越性，组织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村抗旱。
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全市各条战线都把支援农村抗旱作为当前一项紧迫的战斗任务。
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千方百计为农业增产化肥、柴油、机油、电力、农药、塑料薄膜、提水机具和农机具配件。
各单位还由一批有经验的工人组成支农小分队，帮助农村社队抢修抗旱急用的农机具，培训技术力量。
交通运输战线广大职工对抗旱支农物资实行“三优先”：
优先受理业务，优先安排计划，优先开车运输。
他们提出：
支援抗旱的物资以及其它支农物资有多少运多少，保质、保量、保时间。
财贸战线广大职工积极组织农村抗旱所需的物资，努力做到及时供应，保证适用。
天津市物资局已将各种型号的钢材两千多吨，轴承两万多套，仪器、仪表两千多台（件），量刃具四万五千件，木材九百多立方米，以及电焊条、胶管、麻布、轮胎、电动机等大批抗旱急需物资，及时送到抗旱斗争第1线。
卫生部门结合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把城市清理出来的可以制成肥料的垃圾运往农村。
天津市各级领导干部亲临前线，加强对抗旱斗争的领导。
天津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是全市支农的一个先进单位。
为了保证抗旱春耕使用的机械和机械配件能够供应对路，这个公司的党委负责人亲自带领四个支农小分队深入农村社队调查研究，而后组织大批货源。
现在，这个公司供应农村的抗旱、春耕物资比去年同期超出了百分之十到二十。
天津市交通局党委十分关心支农物资的运输工作，具体帮助各运输单位克服困难。
最近，局党委领导成员亲自组织有关人员对天津至蓟县公路上所有的桥梁、涵洞进行了调查，并和群众一起想办法改造车辆，把一台近五十吨重的变压器及时由天津安全地运送到了蓟县抗旱斗争第1线。
许多郊区、县三级书记上前线，四级干部到田间。
不少社员家门上锁，人人下田。
目前，天津郊区参加抗旱斗争的劳动力已经达到四十万，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旱大军。

放手发动群众联系油田实际大打人民战争
大庆开展“三大讲”人人口诛“四人帮”
“三大讲”就是大讲“四人帮”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经历，大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和体会。
以班组为基点，各级干部带头讲，工人、家属普遍讲，几十万大庆儿女动员起来了。
“三大讲”对于提高职工对粉碎“四人帮”重大深远意义的认识，对肃清“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对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新华社大庆1977年03月25日电大庆油田党委在深揭猛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放手发动群众，联系油田实际，创造和总结出了大打人民战争的好经验，他们管这个经验叫“三大讲”。
所谓“三大讲”，就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干部、群众个个上阵，人人开口，联系油田和本单位实际，大讲“四人帮”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经历，大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和体会。
几个月来，油田各级党组织坚持学好文件抓住纲，大力推广“三大讲”这个好经验。
他们以班组为基点，广泛深入地开展生动活泼的揭批活动。
在群众性的“三大讲”活动中，各级干部带头讲，工人、家属普遍讲；
一人发言，大家补充；
一人肃流毒，大家受教育，一个基层队就可以开辟几个、几十个战场。
几十万大庆儿女动员起来了，辽阔的大庆油田，到处都摆开了围剿“四人帮”的战场。
斗争实践证明，“三大讲”对于提高职工对粉碎“四人帮”重大深远意义的认识，对肃清“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对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收到了显著效果。
在讲“四人帮”的罪行时，干部、工人和家属怀着无比的愤怒，象控诉地主、资本家、蒋介石、林彪那样，控诉“四人帮”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罪行，把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通通讲出来。
一天讲不完，讲两天。
在班组会上讲，到大会上讲，有的和忆阶级苦相结合，有的和回忆我党的光荣传统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钻井、油建、运输、供应、井下作业、石油化工总厂和六个采油指挥部的许多老工人，运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苦情帐”和“幸福帐”，进行忆苦思甜，揭批“四人帮”。
他们大讲“四人帮”对党、国家、工厂和个人的危害，对照旧社会工人、贫下中农当牛做马的苦难生活，使广大职工和家属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四人帮”是一伙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右派。
如果“四人帮”上台，资本主义就要复辟，国家、人民就要遭殃，石油工人扶刹把的手就要重新拿起讨饭棍，八米见方的钻台就要成为工人们的断头台，从而更加深了对揭批“四人帮”这场斗争伟大意义的认识。
那些认为“四人帮”“早就是狗屎堆，不批也臭了”的少数同志，也振奋起革命精神，积极投入斗争洪流。
许多单位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谬论分成专题，广泛开展班组批判，推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发展。
在大讲怎样跟“四人帮”斗争的经历时，大庆的工人、干部和家属，回顾几年来同“四人帮”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的实践，更加认清了“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提高了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和鞍钢宪法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自觉性。
他们说，当“四人帮”反对大干社会主义、煽动停工停产的时候，大庆工人阶级发出“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的钢铁誓言，坚持大干不息，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大干社会主义的凯歌；
当“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的时候，大庆党委重新印发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材料，根据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这一教导，开展反修防修的大讨论，大大增强了全油田职工识别修正主义的能力；
“四人帮”鼓吹“整顿就是复辟”的时候，大庆各单位不听这一套，照样坚持整顿领导班子，整顿队伍，整顿企业管理，保证了油田各项工作扎扎实实地前进；
当“四人帮”全面否定大庆的基本经验，妄图砍倒大庆红旗的时候，大庆党委顶住这股妖风，带领群众年年总结大庆的新鲜经验，高举红旗阔步前进，使大庆红旗更加鲜艳。
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无往而不胜。
铁人王进喜生前带领过的一二○五钻井队和被誉为“永不卷刃的尖刀”的一二○二钻井队等著名的标杆单位，大讲他们以铁人老队长为榜样，坚持同“四人帮”作斗争寸步不让的英雄事迹，讲得人人热血沸腾，精神抖擞，干劲倍增。
在大讲同“四人帮”作斗争的经验体会时，那些曾经和“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单位和个人，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那些受“四人帮”影响而说过错话、作过错事的同志讲述了自己的教训，转变了立场，提高了认识。
这个油田有个出身于干部家庭的中学女教员，1964年大学毕业后，主动提出不留在大城市，积极要求到大庆参加会战。
由于“四人帮”反动思潮的毒害，她错误地认为跟着“四人帮”就是造反派，而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的老干部都看作是“复辟势力”，并且参加了被王洪文“放虎归山”的那个人及其一伙在大庆搞篡党夺权的活动，她的家成为那伙人开黑会搞串连的据点。
“四人帮”被揪出来之后，她认为“造反派可得挨整了”。
在“三大讲”中，她受到深刻教育，思想发生了变化，认识到，自己在“四人帮”毒害下，由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变成了“四人帮”的俘虏，几乎走上反革命道路，是多么危险啊！
她衷心感谢华主席、党中央把她从“四人帮”的泥坑中挽救出来。
她在“三大讲”中积极控诉“四人帮”，揭发被王洪文“放虎归山”的那个人的罪行。
通过这样大讲经验教训，就使那些同“四人帮”顶着干的人更加扬眉吐气，从路线上总结了经验；
同时也把那些受“四人帮”影响犯了错误甚至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教育过来，转变了立场，提高了觉悟，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浩浩荡荡的大军，促进了各方面的工作。
目前，大庆油田正在继续深入开展“三大讲”，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决心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领导带头干战士拚命上同心降旱魔
驻河南开封市空降兵某师广大指战员，在支援抗旱斗争中，学雷锋，做雷锋，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为夺取夏粮丰收贡献力量。
去冬以来，这个师的驻地农村遭遇严重干旱。
师党委专门召开会议，决定以实际行动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帮助人民群众战胜干旱，夺取农业丰收。
党委统筹安排部队各项工作，成立了抗旱指挥部，抽出大批人力物力投入抗旱斗争第1线。
他们以雷锋同志为榜样，急人民所急，帮人民所需。
开封市南郊公社有部分麦田急需灌溉，由于当地劳力紧张，通水的马家河和渠道一时还没有修好，师直属队和某团指战员立即前往支援。
他们早出晚归，送饭到工地，大干两天，挖河七百多米，整修渠道三千五百多米，使七千多亩麦田及时得到了灌溉。
某团二营驻地旱情比较严重，指战员们除抽出电动机、水泵支援抗旱外，还拿出脸盆、水桶等一切可以盛水工具，从河里取水浇麦。
许多同志手上、肩上打了血泡。
但是，硬骨头六连的革命精神鼓舞着他们克服困难，终于同社员一起，把麦田普遍浇了返青水。
03月份以来，这个师帮助驻地社队整修河渠二十多里，浇麦两万多亩。
领导带头干，战士拚命上，大打抗旱仗。
师长、政委去上级单位开会不在家，副师长、副政委就主动挑重担，亲临抗旱工地指挥战斗。
师政治部徐副主任，已是年过半百的老同志，又有病，但他坚持和机关干部一起挥锹挖河、修渠。
某团张副团长在战争年代负过伤，但为了指挥部队更好地完成抗旱浇麦任务，他每天早晨坚持五点钟起床到工地。
在他的带动下，全团提前完成任务。
各级领导干部深入抗旱斗争第1线，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战士的革命斗志，一个个龙腾虎跃，不怕苦，不怕累，雷锋精神大发扬。
医务人员把药箱背到工地，一边劳动一边为群众治病。
后勤修理所的同志自动组织起来，活跃在田间、地头，热情为社队修理农具。
群众激动地说：
“人民解放军个个象雷锋，爱人民，为人民。
军民团结如一人，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夺取农业丰收。”
本报通讯员

“四人帮”利用美术篡党夺权的一个阴谋
——王张江姚炮制“同走资派斗争”美术作品的前前后后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美研室批判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利用美术作品制造反革命舆论，层层揪走资派。
原拟在1976年10月举行的《全国版画、剪纸艺术展览》，就是他们一伙篡党夺权阴谋的一次大暴露，其中的不少“同走资派斗争”的作品，就是“四人帮”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铁证。
一
张春桥在写了《1976年02月03日有感》后的第3天，即02月06日，急忙召见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下达了要创作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和党内走资派作尖锐、复杂、曲折斗争的有思想深度的作品”的黑指示，还嘱咐“要理解这个任务的重要性”。
主子有令，奴才卖力，“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从此就把他们的一切工作都纳入这一轨道。
他们在布置炮制文学、电影、戏剧反党作品的同时，于02月15日以全国美展办公室的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的文化局、部发出了一个征集展品的“补充通知”，通知说：
“特别是要注意抓好反映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同走资派斗争方面的美术作品”。
接着，又派专人到一些省、市去煽风点火，抓“点”带面，蒙骗作者。
他们宣扬说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项根本政治任务”，要一些作者改变原来的创作题材，根据“四人帮”的黑旨意，按照“梁效”“初澜”这些御用喉舌的调调，用“四人帮”编造出来的材料突击创作。
“补充通知”下达后，美术界议论纷纷，有的同志说，大画揪各单位的走资派，岂不违背中央精神？
有的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中国美术馆满墙挂上斗走资派的画，我们这个国家成什么样子了？
这一连串的问号，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革命同志对“四人帮”搞阴谋诡计的抵制和反对。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看到大家对他们这样搞法表示怀疑，竟大放厥词：
“这成什么问题，走资派在哪儿有，就在哪儿揪，有多少揪多少。”
二
他们真的要批走资派吗？
当然不是！
“四人帮”心目中的“走资派”，就是当年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创建新中国立下巨大功勋，今天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老一辈革命家。
他们要批斗、要打倒的正是这些同志，而绝不是什么走资派。
为了达到这个卑鄙目的，“四人帮”在文化部的几个亲信，一再叫嚷：
“只写一个公社，概括的广度不大，思想深度也差”，“写走资派级别要高”，“要写省委第1书记、国务院的部长，也可以写副总理，还可以写军内走资派”。
经过精心策划、密谋炮制的反动电影《反击》，正是他们这种黑心肝的最好写照；
经过他们精心策划、抓点、选定、布置的一批“同走资派斗争”的版画，何其相似乃尔！
《反击》写到省委第1书记；
被精选出来的一幅“优秀”版画，则画到国务院教育部，而且使人一看便知画的是部长级的老干部。
请看！
一个电影，一幅画；
一个省委第1书记，一个国务院的部长，配合得多么紧密！
这批画里的“走资派”，有共同特点。
象电影《反击》一样，一是年龄较大，二是大腹便便，满脸横肉。
这种对老同志的丑化，不是充分表达了“四人帮”的心意吗？
如果说，《反击》仅是借教育领域的事来开炮，那么，这一批版画所表现的，则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
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部门，到工矿、学校，一层层地揪，一批批地打。
甚至揪到了坚决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大油田。
“四人帮”及其亲信一面打击、丑化革命老干部，一面为自己树碑立传。
例如，前面提到的那幅版画，作者最初的草图是表现一个工宣队员在会上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后来改成江西共大的建校斗争。
但“四人帮”的亲信们认为表现共大的草图“没有上路”，应以原来那张草图为基础，画出走资派，并把级别提高，授意表现国务院教育部的斗争。
按照“四人帮”的旨意，作者把教育部的负责人丑化为《反击》里的韩凌那种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形象。
运用“三突出”的方法在画中间突出的那个“一号英雄人物”，是模拟了“四人帮”精心炮制的交“白卷”的反革命小丑。
这幅作品还通过草帽上赫然显目的某学院两个大字，起到了为“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涂脂抹粉的作用。
真是一贬一褒，一箭双雕。
由此可见，他们的所谓“广度”和“深度”，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在这里，还需要一提的是那些为数更多的落选作品。
由于“四人帮”用行政命令和欺骗、高压等手段，把“同走资派斗争”的题材强加给美术工作者，这就造成大家的思想混乱。
在这种状况下创作出来的东西，不用说是混乱不堪的。
例如，职务较高的领导干部使用汽车，本来是正常的合理现象，但许多作品却把汽车当成走资派的“特征”。
又如，为表现“正面人物”的所谓斗争性强，不少作品都突出一个“抢”字，画成在开会时抢“走资派”的话筒、电话。
还有一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让学生考试就是错误路线，拒绝考试才是“反潮流”的“英雄”；
或者在课堂学习就是复旧，只有抛开课堂，才是正确路线，等等。
看了这些画，使人感到全国上下，走资派无处不有，工、农、学、商、党、政，各行各业，甚至家庭里都有走资派，真是“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层人”，非统统揪出来打倒不可了。
在美术界出现这样的怪现象，罪魁祸首是“四人帮”以及那些为之卖命的亲信、打手。
三
“同走资派斗争”的美术作品原准备在去年10月中旬展出。
回顾“四人帮”在他们覆灭前夕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的时间表，就不难看出他们的险恶用心。
他们把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万分悲痛的日子，看作是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急不可待地要在10月上旬发难了。
就在毛主席逝世的第2天，“四人帮”从上海选拔安插在文化部某部门掌大权的一个人，带领工作组，跑到中国美术馆群众大会上宣布：
展览必须按时搞出来，“时间就是路线”。
在这之前，“四人帮”在某大学的两个黑干将，也叫嚷按时拍摄完电影《反击》是“大局”。
他们所谓的“大局”，所谓的“时间就是路线”，就是要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上台登基的反革命政变大阴谋。
对这个展览的重点作品，“四人帮”在文化部的那些亲信，早已拍手叫好。
他们宣称：
这个展览达到了中央首长（按指江青）所谓“一年比一年好”的要求
（可见他们要求的“好”就是利用美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
因此，在宣传报道上，要重点突出“同走资派斗争”的作品，还要大力宣传作品的创作过程，即宣传作者受到“走资派”打击报复和进行斗争的情况。
为了扩大影响，这个展览除北京外，还要在山西、四川、吉林、江西同时展出。
届时，还要报刊、电台、电视台大肆鼓吹，画刊、画册扩大宣传。
不难想见，这个展览果真出笼，与反动影片《反击》相互配合，四方鼓噪，掀起层层揪，处处打倒的黑风恶浪，在全国将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驱散了祖国上空的一片阴云。
反动影片《反击》和“同走资派斗争”的黑展览，都成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重要罪证。

总结推广用大寨精神办财政金融的经验
全国财政金融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陈永贵副总理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太原1977年03月25日电财政部最近在昔阳召开的全国财政金融学大寨会议，认真学习了昔阳县用大寨精神办财政金融的经验，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参加会议的代表认为，今年是抓纲治国，安定团结，走向大治的一年。
当前，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蓬勃兴起，形势大好。
但是，这几年由于“四害”横行，一些地方的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失，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困难。
上海市的代表说，“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竭力鼓吹“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谬论，造成有些社队“两眼向上”的依赖思想。
到1976年底，上海全郊区放出未收回的财政无息贷款就有一亿零四百万元；
银行、信用社贷款比1970年增加两倍多。
天津的代表说，江青为了砍倒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在宝坻县搞了一个点，吹嘘这个点“没要国家一分钱”。
事实上，从1974年06月江青第1次到这个点以来，国家拨给的农田基本建设款，修公路和美化村容款，银行、信用社发放的贷款等，合计达数十万元，平均每户近五千元。
这是“四人帮”拿国家的钱为自己树碑立传的罪证之一。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踢开了绊脚石，全国广大农村正在意气风发地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农业大干快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新形势正在出现。
财政金融部门如何支援农业，把农业搞上去，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种是搞“国家出钱，农民种田”，认为“支农就是给钱”，“钱少不能支农”；
另一种是学习大寨精神，象昔阳那样，依靠群众，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挖掘潜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大寨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出席了会议，作了重要讲话。
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在会上介绍了大寨贫下中农在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思想指引下，把一个穷大寨变成富大寨的战斗历程，中共昔阳县委常委、昔阳县革委会副主任郭富银介绍了用大寨精神建设大寨县的经验，给了代表们很大的鼓舞和启发。
大寨人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
在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上，大寨党支部始终坚持三条原则：
一是搞社会主义建设敢花钱，二是花钱靠自己，三是花钱讲勤俭。
几年来，大寨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和机械化、水利化的资金，都是在提高社员政治觉悟和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从扩大公共积累中自己解决的。
这几年，大寨农田基本建设的投资平均每年每人达一百到一百二十元。
大寨的公共积累，1975年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比办社初期积累的比例提高了五倍。
文化大革命以来，管理费用占总收入的比例，每年平均不到百分之零点二。
参加会议的代表，通过参观，边看、边议、边找差距，越谈情绪越高涨，越谈方向越明确。
大家反映，抓纲看线，自力更生确实是革命和建设的无价宝。
坚持自力更生，这是个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出高价是买不来大寨县的。
大家认为，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这是解决农村社队生产建设资金的基本原则。
毛主席早就指出：
“在筹集农业资金方面，农民群众中间有很大的潜在能力。”
大寨人已经为全国广大农村作出了榜样。
大寨的经验说明，坚持自力更生，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可以大大发扬。
但这不是说，依靠自力更生，财政金融部门就可以减轻责任，相反地，这是对财政金融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财政金融部门切实把立足点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支农要支在路线上，主动帮助社队壮大集体经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同时，把财政金融的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的迅速发展。
财政金融部门不仅要管拿钱，还要管花钱，管效果。
要克勤克俭。
财政金融部门一定要协助各级党委带领广大群众刹资本主义的歪风，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千方百计做到把每一分钱都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把每一分钱都花到最需要的地方。
会议号召财政金融部门的各级干部要深入到学大寨运动的第1线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把财政金融工作做好，为普及大寨县作出更大的贡献。

昔阳县财税局用大寨精神办财政
收入年年增长任务年年完成支出年年结余
新华社太原1977年03月25日电昔阳县财税局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昔阳县学大寨的十年来，用大寨精神办财政，做到收入年年增长，任务年年超额完成，支出年年有结余。
1976年财政收入超过年度计划的百分之八点四，除稳定负担的农业税以外，比1966年增长近四倍，积极为建设大寨县贡献了力量。
昔阳县财税局在学大寨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
社会主义的财政工作，也必须象大寨那样，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停顿地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同一切旧的意识形态斗，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才能永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十年来，在中共昔阳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县财税部门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三方面的斗争：
一是坚决同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本主义势力斗，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
二是坚决同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斗，反对弃农经商、重副轻农，组织农村的“五匠”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农业服务；
三是坚决同铺张浪费，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的资产阶级歪风斗，加强财政战线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昔阳县财税局从实践中也认识到：
财政部门学大寨，也要象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自己动手，大干社会主义。
这是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
过去，他们一度也受到“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修正主义流毒的影响，每当县里改造河山的战斗一打响，他们只算国家要花多少钱，没有看到广大干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样，越算越觉得财力不足，总觉得办不了那么多事，感到“支农无能为力”。
陈永贵同志提醒说：
“不要光在算盘子上拨拉钱，要看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无边”。
这句话，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解放了思想。
提倡自力更生，是不是减轻了财税部门的责任呢？
不是，而是对财税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财税部门当好学大寨运动的促进派，主动帮助社队壮大集体经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同时，把国家财政的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
这就是坚持社队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
昔阳县财税局主要的做法是：
一、蹲点帮队，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
十年来，县财税局由领导带头，抽出大部分人力，先后到三十个大队蹲点。
他们帮助大队党支部向社员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宣传大寨人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革命精神。
同时联系本大队的实际，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右倾保守思想和懒汉懦夫世界观。
通过批判，大大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掀起了大干社会主义的新高潮。
二、帮助社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为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筹集资金。
几年来，县财税局在帮助社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根据不同情况，积极开展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多种经营，自力更生筹集资金。
三、扶植社办企业，壮大公社经济力量。
在社办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财税局配合有关部门，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同企业的干部、群众一起，学习大寨精神，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增加积累。
四、合理使用财政支农资金，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用。
昔阳县地处太行山区，十年九旱，水源奇缺，从1972年以来，县委突出抓了人畜饮水和抗旱用水问题。
财税部门根据县委的要求，把建设水库、电灌站、骨干渠道等工程作为支持的重点项目。
仅1976年，小型农田水利经费有近三分之一用于这些重点工程。
对于国家支援人民公社的投资，也是坚持重点使用的原则，这几年主要用到农业机械化方面。
有些社队经济力量比较薄弱，资金困难，财税部门就从逐步缩小穷富社队之间的差别着眼，配合有关部门给以重点支援，帮助他们解决拖拉机、推土机、柴油机等重要农机具以及电力供应问题。
财税部门除上级拨来的各种支农资金外，还将县里机动财力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用到农田水利建设事业方面。
同时，在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基础上，最近几年压缩各种非生产性开支，节约支出三十五万元，用于支援农业。
十年来，昔阳县共搞了八千多项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如果全部由国家投资约需资金一亿四千零一十六万多元，而实际上这一时期国家拨给的投资仅占全县全部工程投资的百分之九点三。
同时，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资金来源，也绝大部分是社队自筹解决的，国家投资只占百分之十三，充分体现了社队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方针的巨大威力。

节约钢材的潜力很大
编者按：
这封信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
不要把浪费钢材看作小事。
应该派一些人，到工厂去，到工人中去，到技术人员中去，一面共同揭批“四人帮”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一面调查研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节约钢材。
这样，节约成百吨、成千吨钢材，是不难做到的。
节约钢材是这样，节约燃料、电力以及其它原材料也是这样。
节约的潜力是很大的。
我们只要认真抓一下，很快就能抓出效果来。
编辑同志：
当前，浪费钢材的现象必须制止。
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明明知道设备在那里闲着，材料浪费很大，偏偏高喊什么没有设备，生产怎么上去呀！
材料紧张，快给解决呀！
等等。
生产出来的设备用了没有？
用了多少？
要到厂矿、车间、生产第1线去做点调查研究，到工人中去看一看，听一听。
我提几点意见：
一、现在全国机械设备很多，建议各工业部所属厂矿企业，在修配上狠下功夫，多做些配件，把现有的设备都利用起来。
二、要坚决杜绝用料无定额现象。
现在，那种家大业大，浪费些没啥，当家不理财的作风，还相当严重，因此，要在定额上做点文章。
不但能节约钢材，也能节省燃料，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减少设备的负荷，还能促使生产技术管理工作的改进，加强企业管理。
这种好事情，有的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也看到了，听到了，就是不去做。
难道还不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吗？
光喊不行啊！
在使用钢材上，节约潜力很大。
我见到有个产品零件，材料是合金钢，净重二十多公斤，但是锻出的毛坯六十多公斤。
这样肥头大耳的毛坯，要工人一刀一刀地把三分之二余量车掉！
这种严重浪费钢材的现象，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都知道，希望采取切实措施去解决。
北京煤矿机械厂王绩

“四人帮”破坏化肥工业的罪行必须清算
石油化学工业部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疯狂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千方百计扼杀化肥工业的高速度发展。
1976年，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更加猖狂，对化肥工业的破坏也变本加厉，其手段之卑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全国化肥会议被打成“黑会”
1975年，在毛主席、党中央关怀下，经国务院批准，先后召开了全国性的氮肥、磷肥等会议，号召全国化肥企业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使化肥生产来一个更大的跃进。
会议开得热气腾腾，振奋人心。
通过贯彻会议精神，化肥战线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
10月份化肥产量大幅度增长，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四人帮”对发展化肥工业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些会议，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
他们恶毒攻击这些会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会”，是“抓耗子的会”。
对认真贯彻会议精神的企业进行攻击和诽谤，把这些企业中轰轰烈烈开展的学大庆群众运动，诬蔑为“转移斗争大方向”、“以目乱纲”、“滑到资本主义经济轨道上去了”。
“四人帮”还恶狠狠地扬言，要“挖”这些会议的“根源”，要“肃”这些会议的“流毒”，把矛头直指毛主席、华主席和党中央，真是反动到了极点。
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这些会议的精神不能继续贯彻，学大庆群众运动遭到了严重干扰，革命和生产受到了严重损失。
小化肥厂被打成“土围子”
建设小化肥厂，是贯彻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光辉思想，执行两条腿走路方针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它规模小，投资少，见效快。
目前，全国已建成投产的小合成氨厂就有一千多个，其产量已占全国合成氨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有的省，县县都有小合成氨厂。
在支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毛主席对小化肥厂非常关怀，高度赞扬，说它大有希望，要支持。
华主席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小化肥厂多次给予鼓励。
广大贫下中农亲切地称它为“俺们的积肥队”、“宝贝厂”。
但是，“四人帮”却极端仇视，恶毒攻击小化肥厂是“县委的防空洞”，是“土围子”。
他们杀气腾腾地叫嚷：
“不搞乱小化肥厂，县委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河南扶沟化肥厂，是全省小氮肥企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
“四人帮”在河南的那个亲信，却给这个厂戴上了五顶大帽子：
把坚持按照中央文件办事，说成是“文件派”；
把坚持在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说成是“保守派”；
把坚持斗争大方向，不乱点名，不乱揪人，说成是
“假批、真保”；
把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不搞串连，不成立战斗队，说成是“敌占区”；
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行忆苦思甜，说成是“哭哭啼啼闹革命”。
恨不得把这个厂一脚踏平，进而搞垮县委。
他们在小化肥厂，上抓“走资派”，下抓“走资卒”，把敢于坚决抵制他们的老工人统统挤走，造成机器不转，工厂停工，革命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孟县化肥厂是个很有名的“小炉出大气”的厂子，由于老工人被挤走，全厂六台小炉，五台都不出气，一年亏损五十万元。
先进单位被打成“黑样板”
1975年，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化肥会议全体代表时，华国锋同志亲自把化肥战线八个先进单位的代表请上主席台，同他们一一握手，并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这些单位的先进事迹，称赞他们为全国化肥战线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四人帮”一伙则把这些先进单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横加指责，污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典型”、“老保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们蓄意制造事端，胡说这些单位是“一潭死水”，要“加温”，要“搞乱”，公然狂叫：
“哪里党组织的机器还在转动，那里的形势就不好。”
河南辉县化肥厂是华主席一再表扬的先进单位，“四人帮”在河南的那个亲信却把它攻击为
“黑样板”，把这个厂的党组织污蔑为“生产党”，把这个厂的广大职工大干社会主义污蔑为“拚死主义”。
福建长泰合成氨厂也是华主席表扬的先进单位。
这个厂学大庆，自力更生，大搞原料改造，搞碳化煤球，做出了优异成绩。
“四人帮”一伙却污蔑这个厂“只不过是靠几个小小煤球起家的”。
他们疯狂地叫嚷，要“把红旗旗杆砍断，叫它永远升不起来”，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反对华主席的狼子野心。
“四人帮”对其它一些化肥战线的先进单位也不放过。
衢州化工厂是浙江省最大的化肥厂，原是全国化肥企业中的先进单位。
王洪文、翁森鹤直接插手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把一个好端端的化肥厂搞得不象个样子。
这个厂连续三年都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产量一年比一年低，消耗一年比一年多，成本一年比一年高。
国家统一计划被横加破坏
“四人帮”以反对“条条专政”为名，猖狂破坏国家统一计划，破坏化肥生产。
对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他们“一顶、二推、三拖、四搞垮”；
对国家安排的老厂挖潜改造项目，他们硬给砍掉，严重破坏了中央和地方的正常关系。
国家安排在上海设计、制造、安装的大型合成氨生产装置，在各种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一手导演了要这项工程提前“点火”的鬼把戏，疯狂叫嚷这是“一把反对复辟倒退的火”，严重地破坏了工程的正常进展。
但是，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人。
在王洪文的授意下，他们精心炮制了一份所谓化肥厂建设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反映”的黑材料，给国务院有关部门捏造了一大堆罪状，什么对这项工程“不关心，不支持，吹冷风，袖手旁观”呀；
什么“抓住弱点，施加压力，严重拖了工程后腿”呀，不一而足。
王洪文拿到这份黑材料，如获至宝，立即抛出，向华主席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施加压力。
为了破坏国家统一计划，“四人帮”还授意他们的亲信对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电话会议进行录音，从中挑刺，大整黑材料；
对全国化肥等会议文件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加上“供批判”的字样，到处散发。
王洪文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挥舞这些黑材料，肆意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要揪“辛辛苦苦的走资派”。
他们还恶狠狠地叫嚣：
“这种人，中央何止一个，多着呢”，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
在“四人帮”煽动下，无政府主义泛滥，一些化肥厂处于有章不循、无章可循的状态；
有的设备长年失修，无人管理，完好率不断下降；
有的原料燃料消耗大大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造成亏损；
一些地区的化肥厂一度停产或半停产，有个地区二十多个小化肥厂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全部停产，极大地阻碍了化肥工业的发展。
“四人帮”如此疯狂破坏化肥工业，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国民经济搞乱，以实现他们乱中夺权的复辟美梦。
面对“四人帮”的疯狂破坏，化肥战线广大职工，顶妖风，战恶浪，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增产化肥，大力支援农业，许多地区和企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7年，是走向大治的一年。
化肥战线广大职工，坚决响应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斗号召，大揭大批“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改进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化肥工业来一个大发展，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做出更大的贡献。

扼杀民族文艺的刽子手
中央民族歌舞团批判组
1973年，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在“审查”五一游园节目后训斥道：
“现在少数民族歌舞太多了，泛滥成灾！”
主子一声令下，“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就鼓噪而出，乱杀乱砍。
他们是用什么借口扼杀少数民族音乐的呢？
一曰“民间小调不能用”，二曰“异国情调不准用”。
何谓“民间小调”？
就是以民族民间音乐素材为基调发展提炼而创作的歌曲。
对此，他们要查“渊源”，对那些表现劳动的节奏、具有民族的风格的节目，竟以“不能表现时代精神”的罪名而判处“死刑”。
“四人帮”一伙还把少数民族人民长期创造的优秀文化财富说成是外国的。
例如：
“十二玛卡木”套曲，本是新疆维吾尔族的音乐遗产。
“四人帮”硬说是异国的。
他们连一点起码的民族常识也没有，却信口雌黄地胡说什么：
“你们的歌名不要提哈萨克族，因为苏联有个哥萨克，提了哈萨克容易被人想到是苏联的哥萨克。”
真是荒谬到了极点。
在对待少数民族的舞蹈上，他们更是大搞虚无主义，一招一式都要合乎他们“江”记的标准，否则，就批不准。
例如，维吾尔族舞蹈头部要动，蒙古族舞蹈肩部要动，藏族舞蹈腰部要动。
“四人帮”却公然规定跳少数民族舞蹈时，头不准动，肩不准动，腰不准动，把民族舞蹈的特点统统砍掉。
在他们看来，少数民族劳动人民雄壮有力的动作，热情奔放的舞姿是粗俗不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更有甚者，他们在一次“审查”节目时，竟把少数民族的披肩说成是洋人的斗篷，把彝族妇女的裙子说是象某国的国旗，并斥之为“形式主义”，勒令不准上演。
“四人帮”一伙还大耍盗名窃誉的伎俩。
别人收集的素材，别人搞的创作，他们不准使用，不准排练，不准演出；
可是他们一把抓来，又能用了，又能排了，又能演了。
原被他们定为“创作思想很成问题”的一个民族舞蹈，在他们一把抓去后，几乎连舞蹈的标题都没怎么改动就大演特演，还上了电影。
他们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还反过来倒打一耙，说他挽救了你。
“四人帮”为了扼杀少数民族革命文艺，把从事少数民族文艺事业的团体看作眼中钉。
他们从组织上挖墙脚，把他们需要的人员一一调走，拆你的台；
在艺术上则多方刁难，百般挑剔，这不能演，那不能唱。
即或幸免的部分节目可以演出，也是一不准进正式剧场，二不准登报，三不准卖票。
他们还把我团的乐器拖走；
还直接向周总理施加压力要霸占我团房屋。
敬爱的周总理当即严厉制止，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
解放前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少数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少数民族文艺更是惨遭摧残，受尽歧视，濒于绝灭。
解放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文艺如花木逢春。
我们中央民族歌舞团由三十多个兄弟民族成员组成，她的诞生正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
二十多年来，我们受到党和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
特别是敬爱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仍多次观看我们演出，多次找民族干部谈话，非常关怀少数民族文艺的发展和民族干部的成长。
有一回我们正在边疆某地演出，刚好周总理也到了那里。
为了不惊扰观众，周总理来到后台边幕看演出，并且帮助给歌唱演员倒茶水，给舞蹈演员递道具，还亲切地说要当我们的舞台监督。
周总理鼓励我们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前进，更好地为工农兵演出。
“四人帮”扼杀少数民族文艺，仇视从事少数民族文艺的团体，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敬爱的周总理的。
我们各民族的文艺战士，一定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使革命文艺百花园中的少数民族文艺的花朵更加绚丽地盛开！

白日做梦
冰岩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对纪律而言。
到了共产主义，组织社会生产，也必须有纪律和服从。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把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革命纪律、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统统斥为“条条框框”、“管卡压”，要一概打倒，一切革掉。
在他们看来，似乎“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应该是没有任何服从，只有充分自由。
其实，他们这个自由社会是根本没有的。
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重新当牛做马的资本主义社会。
历史经验证明，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不要政府，只是不要别人的政府，而只要他们自己一家的政府。
他们破坏革命纪律，为的是加强资产阶级的纪律。
口口声声骂革命纪律为“条条框框”的“四人帮”，却要求别人对他们要“绝对服从”，否则就要打棍子，扣帽子，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撕开画皮看本质，原来他们所谓破除“条条框框”、 反对所谓“管卡压”，只不过是举起左手对无产阶级一切打倒，举起右手掩护资产阶级向党进攻，从而自由自在地搞复辟罢了。
“四人帮”攻击革命纪律为“条条框框”、“管卡压”，就是宣扬反动的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我们有毛主席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四人帮”妄想煽动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只能是白日作梦！

选择时机贩卖私货
——揭露“四人帮”在全国电视会议上的阴谋活动
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判组
1976年春，经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召开了全国电视工作会议。
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姚文元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严密控制这次会议，利用“批判右倾翻案风”，另搞一套，把会议引上邪路。
这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在广播战线犯下的一个严重罪行。
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全国电视工作会议的计划中，明确指出：
“会议将重点研究如何改进电视宣传”，并规定了四项议程。
会议原定于1976年02月召开。
可是，01月24日，姚文元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突然指令会议要“集中一段时间批判右倾翻案风”，“批判前一时期社会上流传的言论”，并用威胁的口吻说：
如果“按原计划进行，你们要犯错误的”。
姚文元所谓的“批判右倾翻案风”，就是要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层层揪代理人”。
所谓的“批判社会上流传的言论”，就是“四人帮”要对早已看清他们的反动面目、同他们展开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
为了选择时机，塞进私货，姚文元还蓄意使会议拖到03月29日才召开。
会议先在北京开，后在上海开，这也是姚文元为了搞阴谋而作的精心安排。
姚文元声称这个会“开得好”，“时机很好”，“很有意义”。
“时机很好”。
究竟是什么“时机”呢？
这正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极端孤立、陷于困境的时候，是他们妄图向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泄仇恨、猖狂反扑的时候。
张春桥杀气腾腾地写下了《02月03日有感》，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这一英明决策；
王洪文擅自调阅国务院、中央军委等单位的文件、简报；
江青私自召集十二省市负责同志讲话，都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华国锋同志，指向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姚文元就是在这个“时机”开起了全国电视工作会议。
为了加紧控制宣传工具，姚文元还规定，参加会议的不仅要有各地电视台的代表，而且还要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负责人。
“很有意义”。
这个“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在于会议“集中一段时间”搞了所谓“大批判”。
在姚文元控制下，电视会议的“大批判”，实际上是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制造舆论。
经“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审改的一篇“批判稿”，贩卖张春桥的反动谬论，攻击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叫嚷“这种所谓‘现代化’，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
根据“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一次讲话精神炮制的一篇“批判稿”，危言耸听地提出什么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变成“走资派所有制”、“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把矛头指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
“四人帮”还指令其在上海的余党，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编印的《言论摘录》和经张春桥审定的批判发言汇编本私下塞给会议代表，妄图通过会议代表把他们的反党黑货推销全国，流毒各地，制造混乱。
“四人帮”迫害、反对周总理的狰狞嘴脸早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识破。
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丧心病狂地下达了种种罪恶禁令，百般阻挠和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在上海，甚至要对鸣笛志哀的海港工人、船员进行追查。
更为严重的是，由“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直接控制的《文汇报》、《学习与批判》竟明目张胆地写黑文、删题词，恶毒地影射污蔑周总理是“最大的走资派”、“辫帅”。
在“四人帮”的授意下，他们在上海的余党竟指使人在街头贴出反对周总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
“四人帮”这种蹂躏党心民心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和上海人民的强烈义愤和谴责。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他们很慌张，很狼狈。
他们想方设法洗刷自己的罪责，摆脱当时的困境。
这就是姚文元指使会议后半段移到上海开的罪恶用心。
电视会议转到上海以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大大地活跃了一阵子。
主管文教的那个余党不加掩饰地说：
“来的都是宣传部长，都是造舆论的，不能得罪他们，让他们回去帮我们造舆论。”
于是，他们亲临机场迎接代表，亲自过问住处伙食，陪同看戏，安排参观，殷勤至极。
不仅如此，他们还热情非凡，竟一连几个晚上一齐出动，到各省、市、自治区代表住处“拜访”。
一进门，先是满脸堆笑，寒暄一番，然后话锋一转，摇唇鼓舌，宣讲起来。
这个说：
“最近听到不少省市对上海有反映，说上海反对周总理。
实际上不是这个情况，反总理在上海没有市场。”
那个说：
“大家可以看到，悼念周总理的大标语还在街头贴着。”
第3个为《文汇报》砍掉周总理的题词进行辩解，还一口否认上海出现过反对周总理和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大字报，最后反问一句：
“不知为什么有人要反对上海？
上海是春桥、文元领导的。”
临走的时候，他们还要代表们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达他们的“这些意思”。
真不知羞耻！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反对周总理罪恶昭彰，现在想要抵赖了！
不仅要抵赖，而且要把自己打扮成为上海人民的代表。
上海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是和周总理的名字紧紧相连的。
上海人民对敬爱的周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反对周总理的种种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是的，“悼念周总理的大标语还在街头贴着”。
它表达了上海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之情，也表达了上海人民对反对周总理的“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蔑视和愤恨。
“反总理在上海没有市场”，这是“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无可奈何的绝望哀鸣。
“不知为什么有人要反对上海？”
全国人民和上海人民反对的是“四人帮”及其余党，黑白岂容混淆！
出席全国电视会议的代表们眼看着“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这一番拙劣的表演，联想起他们一伙及其主子反对周恩来总理的种种罪行，对于什么叫“欲盖弥彰”，什么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心里是更加清楚了。

“一砖一石”见精神
华石棻黄芥田
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有一句名言：
“高楼大厦都是一砖一石砌起来的，我们何不做这一砖一石呢！”
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愿做小小的“一砖一石”，这是多么崇高的无产阶级品质！
做“一砖一石”，建“高楼大厦”。
这就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了。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斗出来的，干出来的。
不斗不干，就没有大庆，没有大寨，没有将来的共产主义。
“一砖一石”融进革命集体。
这就摆正个人与群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雷锋认为，“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这话说得何等好啊！
共产主义的“高楼大厦”需要千千万万的“砖石”，“一砖一石”只有放进“高楼大厦”才能发挥其作用。
如果分散在大厦之外，最终还是“一砖一石”而已，什么作用也起不了。
“一砖一石”听从党来安排。
这就是服从革命的需要，有严格的纪律性。
雷锋说过：
“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
是的，一个革命者应该有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以服从革命需要为前提，一生交给党安排，时刻听从党召唤。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一砖一石”总是要服从指挥，放到最需要的地方，放到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
雷锋“一砖一石”的革命思想，是这样平凡而又伟大。
它是“雷锋精神”生动具体的体现。
“四人帮”处心积虑地反对宣传、学习雷锋这种“一砖一石”的革命精神，诬蔑胸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工作的同志们是“不抓大事”“不抓路线”，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其实，王张江姚所谓的“抓大事”“抓路线”，就是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极右路线；
他们所要“抬头看”的“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为此目的，他们要“抓”翁森鹤那样的“敲门砖”，妄图敲开“金銮宝殿”的大门；
要“抓”张铁生那样“有棱角的石头”，妄图打倒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反对宣传、学习雷锋的“一砖一石”的革命精神，就是反对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就是反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是妄想拆除共产主义“高楼大厦”的“砖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雷锋的“一砖一石”精神大发扬。
目前，学雷锋，做雷锋，为抓纲治国甘当“一砖一石”的精神，已成一代新风。
可以预见：
在本世纪以内，一定可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大厦定能壮丽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中挪在京签订船舶技术检验合作协议
新华社1977年03月25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和挪威船级社为加强双方在船舶技术检验和船舶入级方面的友好合作，于1977年03月24日在北京签订了船舶技术检验合作协议。
挪威船级社于1975年02月01日正式终止了与蒋帮验船协会的协议。

刘西尧部长会见伊朗客人
新华社1977年03月25日讯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天下午会见由迈赫迪·沙加吉·扎尔加米校长率领的伊朗阿里亚梅赫尔工业大学代表团。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盛丽华、尹尚志等。
伊朗驻华大使马哈茂德·埃斯凡迪亚里也参加了会见。
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并参观了故宫。
代表团将于近日赴外地继续访问。

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北京市西城区商业部门开展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优良月活动，掀起赛思想、赛作风、赛干劲、赛贡献的比、学、赶、帮竞赛热潮
新华社1977年03月23日讯北京市西城区商业部门为了做好商业服务工作，开展了群众性的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优良月活动。
在深揭猛批“四人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商业战线应该怎么办？
北京市西城区商业部门的干部和职工，在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他们通过学习和讨论，认识到，商业是联系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生产和消费的桥梁，担负着代表党和国家向人民群众分配生活消费品的光荣任务。
因此，搞好商品供应和各项服务工作，对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排好群众生活，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有着重要作用。
中共西城区委以揭批“四人帮”为纲，02月份在全区商业、服务行业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优良月活动。
他们一方面组织商业战线干部和职工，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和领会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以及安排好市场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指示，大揭大批“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商品流通的罪恶阴谋，同时，号召商业职工学大庆，学大寨，努力做好商业服务工作，并且树立了一批服务态度好、服务质量高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
商业主管部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广泛组织经验交流、参观学习等活动，全区商业系统很快掀起了赛思想、赛作风、赛干劲、赛贡献的比、学、赶、帮的竞赛热潮。
为了切实提高服务质量，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亲自深入基层，跟班售货服务，特别是针对有些青年职工把商业、服务行业看得“低人一等”的轻商思想，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
使他们认识到，商业工作是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商业服务态度的好坏，服务质量的高低，是影响到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大问题，从而提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不少商店健全了柜台纪律，许多职工在售货中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说话和气”、“买卖公平”。
新风饭馆、燎原日夜百货商店等单位的职工在接待顾客时努力做到平日与假日、忙时与闲时、对买东西多与买东西少的人，服务态度一个样，受到群众的称赞。
商业职工业务知识和技术水平的高低，是直接影响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
在开展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优良月的活动中，北京市西城区商业部门注意引导职工划清为革命学习业务技术知识与业务挂帅的界限，提倡为革命钻研业务技术，做到又红又专。
百货、饮食、修理、缝纫、理发等行业，采取办学习班、上辅导课、搞技术练兵和以老带新、互教互学等办法，开展群众性的业务技术的学习和训练，开始出现了老职工敢于传授业务技术，青年职工勤学苦练、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本领的生动活泼的可喜局面。
象西单五金交电商店等一批商业、服务、修理单位，不少青年职工提高了技术水平，积极帮助顾客挑选商品，回答顾客提出的有关商品性能、使用、维修等方面的问题，提高了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优良月活动的开展，对商品供应和服务工作是一次大检查、大总结、大推动。
近来，西城区的商业主管部门和各基层商店、门市部，普遍对本单位、本行业的摊点设置、经营品种、营业时间、服务项目、服务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总结改进，学先进，找差距，订措施，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
地安门副食基层店、新街口百货商场等单位，纠正过去图省事、怕麻烦的思想，把柜台销售的商品提全摆全，使经营的商品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他们还出动流动售货车，走街串巷，送货上门，送货到厂，使群众就近买到日用必需品。
在春节期间，副食品行业职工为了使群众尽快买到节日商品，沿街增设了三百多个售货摊点和部分夜间服务部，大大方便了群众。
这个区的商业职工认为，开展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优良月活动，仅仅是搞好服务工作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他们决心遵照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以雷锋为榜样，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态度，做好商业工作，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贡献力量。

老工人学雷锋越学心越红
项伟明是广东省国营红10月农场二队的老工人、牧牛班班长，今年五十多岁了。
1963年，全国人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
他想，我年纪逐渐大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更应象雷锋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为人民多做好事。
于是，老项每天牧牛回来，就利用业余时间兼管清理厕所。
清理厕所的工作又脏又臭，老项的女儿看到他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就问：
“爸爸，你怎么去掏大粪？
那个臭味多难闻呀。”
老项听了，语重心长地给女儿讲雷锋的故事。
他说：
“没有大粪臭，哪来稻谷香。
清理厕所一可以积肥，二可以搞好卫生，对群众对生产都有利。
雷锋同志当班长的时候，不也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清理厕所吗？
我们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老项的一席话，使女儿深受感动。
从此，老项一家都积极支持他做好清理厕所的工作。
十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老项义务清理厕所从不间断。
工作忙他就挤时间，实在忙不过来，他就夜晚干，坚持每天清理厕所。
有一次，老项到场里开会，白天不在队里，他每天晚上散会回队后，坚持去清理厕所。
他在场里开了一个星期会，坚持清理厕所七个夜晚。
老项就这样十四年如01日清理厕所，从不间断。
打倒“四人帮”，老项学雷锋做好事的劲头更足了。
今年春节的第1天，老项想到今年是打倒“四人帮”走向大治的一年，农业生产大干快上需要更多更好的肥料，就拿起铁锹、粪筐，走出家门，上厕所清理大粪，一直干了一个上午。
下午，他又挑着粪筐上山捡牛粪。
同志们都称赞老项是学雷锋的好榜样，人老心更红。
本报通讯员

“老英雄，新雷锋”
——特等战斗英雄郅顺义向雷锋学习的片断
雷锋同志在自己的日记里，曾记下了与老英雄郅顺义会见的情景，立下了向董存瑞和郅顺义学习的铿锵誓言。
老英雄郅顺义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战斗号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动人篇章。
老英雄郅顺义象雷锋那样，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
去年，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郅顺义随部队来唐山抢险救灾，做的好事数不清。
特别使人难忘的是老英雄亲送北京水的故事。
盛夏酷暑，大地生烟，地震刚过的唐山、丰南一带，烈日炙人。
在林西矿区的医疗站里，伤员们急需水喝，医生在盼水；
在抢险作业的现场，战士们在望水。
水，普通的水这时变成了最宝贵的东西。
“水来了，毛主席、党中央给我们送水来了！”
老英雄郅顺义和战士们看见从北京开来的送水车，不由得喊了起来。
他望着一辆辆的水车，欢喜若狂。
看见那从水车上流出的一股股北京水，心里翻腾起来，他想到：
抢险的战场，干部战士顶烈日冒酷暑，钻废墟扒砖坯，挥汗如雨，是多么需要水啊！
他想到附近的医疗站，许多伤员更需要。
他想到敬老院……。
这珍贵的、不同寻常的水，先送到哪里呢？
他眼前浮现出二十八年前从东北进军北京路过唐山的情景。
那时，老英雄郅顺义和战士响应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号召，为了尽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昼夜行军。
唐山人民站在大路两旁，把烧好的一碗碗开水送到子弟兵的面前。
郅顺义还想到永生的战士雷锋，当辽阳市遭受洪水灾害的时候，把省吃俭用积存的一百元钱寄给了灾区人民。
他想：
人民热爱子弟兵，子弟兵更要处处为人民。
于是，郅顺义便和炊事员小王接了两桶水，亲自烧开，又亲自挑着，给医疗站送去。
在林西矿区的医疗站里，伤员们正呼唤要水，医生们正焦急地盼水。
这时，只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战士和年青的炊事员挑着开水急匆匆地奔过来。
一进门，老战士就端起一碗碗水，亲热地送到伤员面前。
伤员们接过水碗，一边喝一边打量着这位老战士，他是谁呢？
当他们得知送水的就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郅顺义的时候，有的重伤员抬起头望一望，有的轻伤员围到跟前。
老英雄郅顺义呀，过去在报纸上学习过你的事迹，在广播里听到过你的声音，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你先人后己的好思想高风格。
一位伤势很重的老大爷抬起头想说什么，老英雄便用一只手扶他稍稍起来，一只手端着水，半跪在地上，一口口地喂他。
老英雄送水、喂水已经整整用了六个小时，汗水湿透了衣衫，嘴唇干裂，自己却舍不得喝一口水。
老矿工王友海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他不顾伤痛，捧起一碗水，来到老英雄面前，恳切地说：
“老英雄，您为咱操心够累了，喝点润润嗓子吧。”
话未说完，伤员们纷纷围拢来，十几碗水摆在老英雄面前，异口同声地说：
“喝吧，喝一口吧……”这一双双颤抖的手，一碗碗深情的水，凝聚着多么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啊！
老英雄微笑着把伤员们扶到床上休息，激动地说：
“你们喝吧，只要你们能喝上水，我心里就感到最大的安慰，就是最大的幸福！”
本报通讯员

西萨摩亚议会代表团访问海南岛
新华社海口1977年03月25日电由西萨摩亚立法议会议长利奥塔·勒乌卢艾亚利·伊图乌·阿里率领的西萨摩亚议会代表团，在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大年陪同下，22日至25日在海南岛进行了友好访问，受到海南人民的热烈欢迎。
西萨摩亚议会代表团是22日从上海乘专机到达海口市的。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负责人陈斌专程来海南岛迎接贵宾。
到机场迎接贵宾的还有广东省海南行政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肖焕辉、海口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训堂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周咸泮等。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海南行政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罗夫设宴招待了利奥塔议长等西萨摩亚贵宾。
代表团在海南岛期间，参观了坚持自力更生，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的海口市橡胶一厂、橡胶二厂、海口市椰雕工艺厂、海口八一手扶拖拉机厂和国营南田农场，在崖县参观了藤桥公社的水稻育种基地，还观看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歌舞团演出的文艺节目和三亚地区男女民兵射击表演。
贵宾们所到之处，受到接待单位的热烈欢迎。
代表团于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海南岛前往广州访问。

谷牧副总理会见埃政府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03月25日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上午会见了以埃及共和国贸易供应部第一国务秘书图兰博士为团长的埃及政府贸易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团员有：
经济和经济合作部国务秘书马古德，以及奥玛尔、里扎拉、曼尼巴威、沙卡威。
埃及驻中国大使萨拉姆·陶菲克、大使馆商务参赞摩西也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局长张耿和，外交部副司长温业湛等。
（附图片）
谷牧副总理会见埃及政府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韦利萨罗普洛斯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希腊共和国国庆
新华社1977年03月25日讯希腊驻中国大使韦利萨罗普洛斯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希腊共和国国庆日。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华，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国家体委负责人路金栋，民航总局副局长沈图，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王笑一。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世乒赛女子团体赛历届冠军第8届德国第9、十届捷克斯洛伐克第11届美国第12届捷克斯洛伐克第13届德国第14、十五届英格兰第16届美国第17、十八届罗马尼亚第19届日本第20届罗马尼亚第21届日本第22、二十三届罗马尼亚第24至二十七届日本第28届中国第29届日本第30届苏联第31届日本第32届南朝鲜第33届中国
（注：
第1届至第7届未举行女子团赛体）
（新华社）

世乒赛男子团体赛历届冠军第1至五届匈牙利第6届捷克斯洛伐克第7至九届匈牙利第10届奥地利第11届美国第12届匈牙利第13至十五届捷克斯洛伐克第16届匈牙利第17、十八届捷克斯洛伐克第19届匈牙利第20届英格兰第21至二十五届日本第26至二十八届中国第29、三十届日本第31届中国第32届瑞典第33届中国
（注：
我国从第20届参加世乒赛，其中第21、二十二、
二十九和三十届未出席）

伊拉希总统接见我军事友好代表团
伊拉希总统杨成武团长共颂中巴友谊进一步发展
我大使为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举行宴会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977年03月25日电巴基斯坦总统法兹尔·伊拉希·乔德里03月24日下午在总统府接见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杨成武团长向伊拉希总统转达了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的最良好的祝愿，并向总统祝贺巴基斯坦国庆日。
伊拉希总统对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的祝愿表示感谢。
并请杨成武团长转达他对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的问候。
伊拉希总统说，他曾经访问过中国，会见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眼看到了中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去年中国失去了三位伟大的领导人，这不仅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的朋友的巨大损失。
这三位伟大的领导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历史将记载他们的丰功伟绩。
伊拉希总统说，令人十分满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各个领域都在取得进展。
他表示希望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和武装部队之间的友谊。
杨成武团长感谢伊拉希总统对中国的友好感情。
他说，中巴友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遵照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努力发展中巴两国之间的友谊。
他说，我们相信，中巴友谊将继续不断发展。
接见时在座的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上将。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也在座。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977年03月25日电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03月24日晚在拉瓦尔品第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举行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
巴基斯坦国防和外交国务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总理国家安全特别助理蒂卡·汗上将、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谢里夫上将、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上将、海军参谋长穆罕默德·谢里夫海军上将、空军参谋长佐勒菲卡尔·阿里·汗空军上将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以及一些国家驻巴基斯坦的外交使节和武官。
03月23日晚，阿齐兹·艾哈迈德部长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举行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
国防部秘书长吴拉姆·伊沙克·汗、外交部秘书阿迦·夏希、国防部秘书法扎勒·穆基姆·汗、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谢里夫上将、海陆空三军的参谋长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陆维钊大使也出席了宴会。

南朝鲜各界人士举行集会和示威
抗议朴正熙集团镇压南朝鲜知名人士
一些知名人士又发表《民主救国宪章》
新华社平壤1977年03月23日电汉城消息：
南朝鲜各界人士强烈抗议朴正熙集团无理判处发表《民主救国宣言》的十八名南朝鲜知名人士徒刑的法西斯暴行。
据报道，03月22日，朴正熙集团匆匆忙忙只用了十三分钟时间，非法判处去年03月发表《民主救国宣言》的南朝鲜民主人士金大中、前“总统”尹谱善、宗教界人士咸锡宪、牧师文益焕和前“外务部长官”郑一亨等人以五年或三年徒刑。
朴正熙集团这一法西斯镇压暴行立即激起了南朝鲜各界人士的无比愤怒。
那些发表《民主救国宣言》但还没有被拘留的人士和《民主救国宣言》发表者的全体家属，在“宣判”的当天在汉城举行集会和示威，愤怒抗议朴正熙集团的法西斯镇压暴行。
他们涌向伪汉城刑事地方法院，并在伪法院门前高呼“释放被捕者”等口号。
他们同伪警察进行了顽强的搏斗。
同一天，《民主救国宣言》发表者的全体家属还发表声明指出，这种判决“向国内外进一步暴露了朴正熙集团侵犯人权的事实”。
被非法判刑的郑一亨也发表谈话，表示要“继续为民主而斗争”。
他指出，“这种政治审判必将受到将来的历史审判”。
新华社平壤1977年03月25日电汉城消息：
正当朴正熙集团对《民主救国宣言》的十八名发表者判刑、迫害的时候，南朝鲜一些知名人士于03月22日在汉城又发表了《民主救国宪章》。
这项《民主救国宪章》呼吁南朝鲜的民众觉醒起来，实现“民主国民联合”，为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而斗争。
《民主救国宪章》提出了废除“维新宪法”和“紧急措施”；
完全恢复所有政治犯的人权，废除非民主的法律和制度；
停止拷打、检查等高压和特务政治；
保障言论、学校、宗教自由和独立司法权；
保障民众的生存权；
肃清国内外的贪污舞弊等六项要求。
《民主救国宪章》还指出，南朝鲜各阶层民众要“为民主、民族的自主精神和民族统一而战”。
《民主救国宪章》的签名者还表示决心为实现南朝鲜“广大国民的民主联合”而努力。

博茨瓦纳总统卡马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哈博罗内1977年03月23日电博茨瓦纳总统塞雷茨·卡马最近在这里接见了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赵政一，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国际乒乓球运动五十年
自从1926年举行第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到今年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第34届世乒赛，乒乓球作为一项正式的国际性体育竞赛项目，刚好五十年。
在这五十年的时间里，从参加每一届比赛的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的数目来看，这项运动的发展是相当快的。
在1926年12月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成立时，参加第1届世乒赛的代表队，只有英格兰、德国、瑞典、匈牙利、丹麦、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奥地利和威尔士九个国家和地区。
当时的主要比赛项目有：
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和男女混合双打。
女子双打是从1928年第3届世乒赛开始的，女子团体赛是从1933年第8届世乒赛开始的。
最初每年举行世乒赛一次，到1939年共举行了十三届比赛，参加最多的是二十个代表队。
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乒赛停顿了将近七年。
战后，世界乒乓球运动又逐渐开展。
第14届世乒赛于1947年在巴黎举行。
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许多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为发展乒乓球运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957年以后，世乒赛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历届参加的代表队从四十多个发展到六十多个。
新参加的代表队，主要来自第3世界。
在1975年举行第33届世乒赛时，参加比赛的代表队达六十四个，而国际乒联的会员协会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个。
这说明乒乓球运动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开展。
世乒赛的举行，增进了各国乒乓球运动员的友谊和联系，促进了乒乓球的技术交流和发展。
起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乒乓球的技术曾以欧洲横拍削球打法为主流。
直到五十年代，欧洲的代表队在世界乒坛上始终名列前茅。
进入五十年代，在1952年的第19届世乒赛中，日本选手成为亚洲运动员中第1个世界女子团体和男子单打的冠军。
中国选手于1953年第1次参加世乒赛。
亚洲运动员的直拍攻球为欧洲人的横拍削球树立了对立面。
自从日本运动员采取以旋转为主的弧圈型上旋球打法和中国运动员在发展传统打法的基础上创造了近台快攻打法后，把乒乓球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随后，欧洲选手吸收了日本弧圈球打法和中国快攻打法的优点在发展自己传统打法的基础上，形成了横拍弧圈结合快攻的新打法，给亚洲选手带来了新的威胁，促进了乒乓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塞舌尔总统曼卡姆接见我临时代办
新华社1977年03月23日讯维多利亚消息：
塞舌尔共和国总统詹姆斯·理·曼卡姆03月21日在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接见了中国驻塞舌尔大使馆临时代办李方平。
李方平临时代办向曼卡姆总统递交了介绍信。
曼卡姆总统同李方平临时代办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同一天，塞舌尔总理阿贝尔·勒内也接见了李方平临时代办。
李方平临时代办是在03月17日抵达维多利亚的。

我大使向格拉斯波尔总督递交国书
新华社1977年03月25日讯金斯敦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牙买加特命全权大使王崇理03月24日向牙买加总督弗洛里泽尔·格拉斯波尔递交国书。
递交国书以后，格拉斯波尔总督同王崇理大使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参加递交国书仪式的有：
牙买加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唐纳德·载维森和中国驻牙买加使馆的外交人员。
03月22日，牙买加外交部长珀西瓦尔·帕特森会见了王崇理大使，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王崇理大使是03月17日抵达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

第34届世乒赛准备工作紧张进行
新华社伯明翰1977年03月25日电第3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于03月26日至04月05日在英国伯明翰举行。
近十天来，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
自1926年第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英国举办以来，乒乓球运动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
今年是国际乒联成立五十周年。
五十年来，乒乓球运动已从局限于少数几个欧洲国家的范围，发展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喜爱的体育项目之一。
特别是近几年来，乒乓球运动不仅为增进人民的体质，而且为促进第3世界国家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这次锦标赛的全部比赛将在伯明翰市郊的英国全国展览中心的第5号大厅进行。
这个大厅的面积有二万五千平方米，里面设了两个比赛场地。
各项比赛的决赛和一些重要场次的比赛将在一个设有四张球台、能容纳七千多观众的场地举行。
在毗邻的另一个比赛场地上将进行另一些场次（包括团体赛开始阶段和单项比赛预选赛等）的比赛。
这个场地设有十六张球台、近三千个观众座位。
全国展览中心的第1号厅内，还为乒乓健儿们设放二十张球台，供练习使用。
为了按时完成场地的装修，工人们十天来紧张地劳动着。
原先陈列在大厅里的商品十天前已被搬运出去，然后又迅速地安装看台，修整场地，建造运动员和各种机构使用的房间和办公室以及设有电传设备的新闻中心。
直到今天，工人们还在为场地的最后修整工作加紧施工。
两天来，各国和各地区乒乓球运动员们陆续到达伯明翰。
他们集中住在伯明翰大学。
在那里，他们将在未来的十多天中朝夕相处，共同为第3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成功做出努力。
伯明翰是英国的第2大城市。
在市中心，建筑物上装置了本届乒乓球锦标赛的大幅电动广告。
闹市区一些商店的橱窗里也贴上了锦标赛的宣传品。
据组织委员会官员说，各个比赛场次的全部入场券已经接近售完。
将有许多欧洲大陆国家的观众远途跋涉前来英国观看比赛。
（附图片）
参加第3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乒乓球男队教练员、运动员在伦敦一工人住宅区体育中心练球时和英国小朋友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非洲撒哈拉地区国家举行最高级会议
强调加强团结、睦邻和友好合作关系，谴责帝国主义干涉
尼日利亚、多哥和贝宁确定睦邻关系的五项原则
新华社1977年03月22日讯尼亚美消息：
非洲撒哈拉地区国家最高级会议20日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举行。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乍得国家元首马卢姆、尼日尔国家元首孔切和利比亚人民代表大会总秘书处成员贾卢德参加了会议。
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与会者“完全忠实于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原则和它的各项决议，重申决心努力加强他们国家之间的兄弟、友好、团结、睦邻和密切合作的关系。
他们对最近在开罗举行的
（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所取得的卓越成果表示高兴”。
公报说：
与会者坚定不移地忠于非洲和阿拉伯的事业，完全声援直接对抗以色列和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的解放运动，完全声援为彻底解放被占领的非洲和阿拉伯领土事业的斗争。
公报说，与会者表示声援科摩罗人民决心争取国家领土完整的斗争，声援法属索马里人民争取实现独立和完全行使自己主权的斗争。
公报谴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所犯下的一切侵略或干涉的行径，并呼吁所有非洲和阿拉伯国家提高警惕，团结起来，为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独立而斗争。
公报说，与会者决心为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而加强努力，以巩固经济独立。
公报说，为此，他们表示要通过谈判、和解、调解等和平手段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新华社拉各斯1977年03月19日电据尼日利亚联邦新闻部发表的新闻公报宣布，尼日利亚、多哥和贝宁03月18日发表联合公报，确定三国和睦相处的五项基本原则。
这项联合公报是在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乔、贝宁总统克雷库和多哥总统埃亚德马举行了一天首脑会议后发表的。
联合公报说，三国友好相处的基本原则是：
“一、友好睦邻；
二、在完全平等基础上互相尊重；
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
四、不使用武力威胁而用和平方法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
五、根据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精神，在符合三个国家的经济和人民利益的情况下，有必要让人员、物资和公共设施在它们之间的边界自由通行。”
公报强调说：
“三国元首庄严地保证，在任何时候都努力避免可能阻碍完全实现这些原则的形势出现。”
据新华社洛美1977年03月22日电据《多哥新闻》报道，贝宁和多哥两国自今年01月16日以来关闭的边界，03月21日重新开放。
03月21日在两国边界哨所举行隆重开放仪式。
多哥内政部长拉克莱发表讲话指出，多哥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和直接接触来消除误解、排除帝国主义所制造的猜疑和障碍。
他说：
“多哥和贝宁有着同样的目标，即要在一个摆脱外国垄断、清除殖民主义残余的、经济上强大的西非实现自己国家人民的幸福。”
拉克莱部长强调说：
“让我们团结起来，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其雇佣军”。
贝宁总统府负责内政、安全和国家指导部长阿佐尼霍和尼日利亚国家元首的代表、警察总监哈吉·优素福也发表了讲话。
他们强烈谴责帝国主义企图分裂非洲各国人民的阴谋。
并表示决心加强非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合作，以便巩固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

三言两语
苏修头目波德戈尔内最近谈到扎伊尔局势时说：
“我们认为，那个国家的内部冲突能够而且必须在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它本国的人民加以解决。”
扎伊尔今天的确受到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
这种干涉恰恰是来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当前扎伊尔南部的冲突决不是内部发生的，而是苏修策动雇佣军入侵所造成的。
那么，波德戈尔内为什么要大谈其外来干涉呢？
这当然不是为了自我揭露，而是企图阻止扎伊尔在受到入侵时向别的国家寻求援助，以利于苏修实现其罪恶的侵略目的。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在苏修工会十六大上就中欧裁军提出一项“建议”，即“在举行谈判期间，参加谈判的各国最好不再增加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武装力量”。
他还宣扬苏联“已经多年没有增加自己在中欧的武装力量和兵员”，是西方国家应该仿效的“榜样”。
这个“榜样”，当然是一钱不值的假货。
西方报刊揭露，苏修在中欧地区不断增兵，仅从中欧裁军谈判开始以来就增加了兵力五万五千人。
至于“建议”，对苏修倒很有用处。
因为这个“建议”的实质是要进一步加强苏修在中欧的军事优势。
而这正是苏修企图通过中欧裁军谈判所要达到的目的。

印度新任总理德赛就对外政策发表讲话
强调不同任何国家保持特殊关系
新华社1977年03月25日讯新德里消息：
印度新任总理莫拉尔吉·德赛03月24日宣誓就职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度将同所有愿意同印度友好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而不同任何国家保持特殊关系。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德赛在谈到1971年签署的为期二十五年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时说，这项条约“不得妨碍我们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友谊”。
他说：
“如果印苏友好条约有损于同其他国家的友谊，这一条约就必须改变。
然后就得由俄国去决定他们要怎么办了。”
德赛说：
“我们将不允许我们同一国的关系妨碍同另一国的关系。
我们不愿同任何国家保持任何特殊关系。”
他还说，印度的对外政策“将不带有任何一点结盟的色彩”。
在谈到苏、美两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存在时，德赛说：
“美国应当认识到他们不该在这个区域活动。
我们也认为苏联不应当在这个区域活动”。

国际简讯
卡布拉尔连任几内亚比绍主席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全国人民议会二届一次特别会议最近选举了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十五名成员。
路易斯·卡布拉尔再次当选为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之后，卡布拉尔任命弗朗西斯科·门德斯为几内亚比绍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尼日利亚联邦执委会改组
尼日利亚最高军事委员会03月中举行会议，批准对联邦执行委员会进行的改组。
新任命的联邦执行委员会成员中有：
新闻部长奥贡拉德，经济发展部长阿德沃耶，工程部长阿里比安，财政部长詹姆斯·奥卢莱耶，卫生部长奥格邦，社会发展、青年和体育部长伊索克拉里，矿业和动力部长哈吉·卡查拉·巴尔科，安置部长莱顿。
（据新华社）

孟加拉国报纸就印度大选结果发表评论
希望以睦邻精神解决孟印两国间问题
新华社达卡1977年03月25日电孟加拉国报纸最近就印度大选结果发表评论，表示希望在正义和睦邻精神的基础上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孟加拉国观察家报》24日发表社论说，关于印度今后的内外政策，“目前我们不想作任何猜测，只是希望——这种希望主要以获胜党的竞选宣言为根据——我们同印度的邻国关系能够日益建立在和睦友好的基础上并加深彼此的谅解，直至在正义和睦邻精神的基础上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孟加拉国时报》03月22日发表文章说：
“甘地夫人的统治是被她本人的阶级本能和越来越大的扩张主义嗜好毁了的。”
印度统治者“对人民群众实行暴力镇压，对比它小的邻国采取赤裸裸的大棒政策。”
“英·甘地落选是印度政治历史上风云变幻的一章的必然结局。”

巴姆之谜
童道明
巴姆（ＢＡＭ），是俄文字母的缩写，即贝加尔河—黑龙江大铁路。
这是苏联正在经营的一项大工程。
为了这项工程，苏修真是煞费苦心：
资金不足，伸手向西方国家借贷；
人力不够，开口从“大家庭”里抽调。
苏修如此心急火燎地要建成“巴姆”，原因何在呢？
对于这个问题，“巴姆”总指挥、苏联交通工程部副部长莫霍尔托夫于1975年底，曾以答《星火》杂志记者问的形式作过说明。
他在讲了一通“巴姆”对于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意义之后，语锋一转，来了一段慷慨激昂的陈词：
“巴姆不仅是本世纪的工程，而且是一条勇敢无畏的道路，是一条通往明天、乃至后天的道路。”
莫霍尔托夫的解释如此闪烁其词，不能不使人感到，“巴姆”的“深远意义”远不局限于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但却又有难言之隐。
“巴姆”之谜更加变得深邃莫测。
但是，事情偏偏有点凑巧。
半年过后，苏修作协书记西蒙诺夫出来宣传“巴姆”了。
这位作协书记在苏联第6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公开煽动苏联作家借西伯利亚地区过去的历史，炮制反华文艺作品。
他心怀叵测地叫嚷道：
“看来，在目前正修建巴姆的时候，回顾上世纪末建造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历史是特别有意义的。”
谁说这样的历史回顾没有意义呢？
历史告诉我们：
1890年老沙皇为了向东方扩张，下令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1896年铁路修过贝加尔湖后，又威逼中国清朝政府答应把铁路延伸到中国东北境内。
那时，主管这项工程的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得意忘形地说道：
“从政治及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
西蒙诺夫真不愧是一位难得的坦率的宣传家。
他把今天巴姆的建造和上世纪末老沙皇的“文治武功”联系起来，绝好地说明，今日之“巴姆”，就是昨天老沙皇开拓的侵略之路的延续。
不过，有一点，新沙皇的宣传家们是有意回避的，这就是苏联加紧修建“巴姆”，首先是为了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东北亚及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其次是对日本施加威胁，当然，这里也有针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一面。
这就是“巴姆”之谜的实质所在，是“巴姆”总指挥讲的“通往明天、乃至后天的道路”云云的奥秘所在。
但是，不妨指出，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沿着老沙皇的侵略老路走下去是极端危险的。
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

我国代表在安理会揭露两霸加紧争夺南部非洲
强烈谴责苏修纠集雇佣军入侵扎伊尔
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03月24日电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赖亚力03月24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南非问题时发言，强烈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纠集雇佣军，武装入侵扎伊尔。
赖亚力说，“最近，社会帝国主义纠集了大批雇佣军，悍然对扎伊尔共和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这是它坚持与非洲人民为敌的最新例证，也是它企图称霸非洲的狂妄野心的又一次大暴露。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南部非洲人民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要推翻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统治，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就必须把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拒狼防虎’，排除超级大国的插手和破坏。”
安理会是应非洲国家的要求，从03月21日开始讨论南非问题的。
赖亚力在发言中强烈谴责南非反动当局对南部非洲人民的殖民统治，揭露超级大国加紧争夺南部非洲的罪恶行径，坚决支持阿扎尼亚、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的正义斗争。
他在发言中谈到了当前南部非洲人民的武装和抗暴斗争深入发展和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他指出：
“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南非当局为了加强对阿扎尼亚人民的殖民统治，近半个世纪以来，颁布了多如牛毛的
‘种族隔离法’、‘公共治安法’等推行种族歧视的法令和条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至社会生活各方面残酷迫害非洲人。”
“在它们非法霸占的纳米比亚，情况也没有什么两样。
南非殖民当局还同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相互勾结，支持史密斯政权镇压津巴布韦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南非反动当局的罪恶统治及其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激起阿扎尼亚人民和广大非洲人民的坚决抵抗。”
赖亚力还揭露了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正加紧玩弄的种种反革命两手策略，并且指出，“这些丑剧和骗局一出笼，就立即被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所戳穿并受到严厉谴责。
在这种情况下，南非反动当局在继续施展政治阴谋的同时，又强化对阿扎尼亚、纳米比亚人民的暴力镇压和对周围的非洲独立国家的武装挑衅，再次向全世界人民表明种族主义者的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
赖亚力特别谴责两个超级大国加紧在南部非洲的角逐。
他说：
“一个超级大国正在想方设法力图保住它在那里的巨大的既得利益。
另一个装扮成非洲人民‘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更是野心勃勃，打着‘反对种族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处心积虑地分化民族解放组织，破坏非洲国家之间的战斗团结，加紧向南部非洲进行渗透和扩张，妄图在那里建立自己的霸权。”
赖亚力说：
“阿扎尼亚和整个南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是整个非洲大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然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坚决支持。”
赖亚力说：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同阿扎尼亚人民、纳米比亚人民、津巴布韦人民以及伟大非洲的各国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
我们坚决支持非洲国家的正义要求。
我们主张安理会应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罪行，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的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
责成南非当局停止对阿扎尼亚人民的一切镇压和迫害；
呼吁各国人民和政府支持和援助阿扎尼亚人民和其它南部非洲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
赖亚力指出：
“毛泽东主席曾经预言：
‘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我们深信，伟大的阿扎尼亚人民和非洲人民一定会进一步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扫清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里塔尼亚、加纳、乌干达领导人致函蒙博托总统或接见扎代表团
　声援扎伊尔反击雇佣军侵略
比利时报刊就波德戈尔内非洲之行谴责苏联干涉非洲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03月24日电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毛里塔尼亚外交国务部长穆克纳斯受达达赫总统的派遣，03月23日到达金沙萨。
他带来达达赫总统给蒙博托总统的一封声援信，对扎伊尔遭到来自安哥拉境内的雇佣军的侵略表示声援。
加纳主席府部长阿皮亚也于03月23日晚到达金沙萨，带来了阿昌庞主席给蒙博托总统的信件。
新华社坎帕拉1977年03月24日电据《乌干达之声》03月24日报道，乌干达总统阿明03月23日在这里接见扎伊尔全国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外交和国际合作国务委员恩古扎·卡尔·伊邦德和扎伊尔公共工程国务委员曼顿古·布拉·尼亚蒂。
接见时，客人向阿明总统递交了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给阿明总统的特别信件。
阿明总统告诉他们，他很高兴接见扎伊尔代表团，代表团向他详细通报了沙巴省的当前形势，给他提供了关于形势的正确情报。
阿明总统说，作为扎伊尔人民的真正兄弟的乌干达人，认真地对待这一形势。
他强调，非洲的问题应当由非洲人自己来解决。
阿明总统说，任何非洲主权国家的领导人有责任保护本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有权保卫本国的领土完整。
据报道，扎伊尔发言人24日宣布，阿明总统将派一架装有六十吨食品的飞机去支援在前线正在与来自安哥拉境内的入侵者作战的扎伊尔部队。
新华社布鲁塞尔1977年03月24日电比利时报刊最近就苏修头目波德戈尔内到非洲活动发表评论、文章，谴责苏联对非洲的干涉。
《自由比利时报》03月23日的评论说，克里姆林宫说，它“没有对扎伊尔进行任何干涉”，说什么苏联“原则上忠于‘非洲国家应当自己来进行革命’的学说”。
评论揭露说，然而“这个原则在安哥拉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现在很清楚，安哥拉充当着苏联人在非洲搞一切勾当的基地，而且古巴人也并不准备离开”。
比利时杂志《专刊》最近一期就苏联支持的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的沙巴省发表文章指出：
“不管在这块土地上的军事行动的结局是什么，入侵沙巴是对非洲的独立和非洲民族主义的卑鄙的打击”。

苏联的“第2条西伯利亚铁路”
六十年代初，苏联宣布计划建设从西到东横贯西伯利亚全境的第2条铁路干线，也就是所谓“第2条西伯利亚铁路”。
因为它位于现在的西伯利亚大铁道之北，所以也称为“北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简称“北干线”。
“第2条西伯利亚铁路”，西起苏联欧亚地区之间最大的交通枢纽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经过秋明、安加拉河下游、贝加尔湖北端，绕过乌多坎山脉，越过外兴安岭然后折向东南，经过苏联远东地区的重工业中心共青城，东至太平洋沿岸的苏维埃港，全长约六千五百公里。
“巴姆”干线，是苏联分段修建的“第2条西伯利亚铁路”的东半部分，也是它的主要部分，这一段西起贝加尔河地区的泰谢特站，东至黑龙江地区的苏维埃港，全长约四千多公里。
苏修修建这条“北干线”的目的，是要把它的欧洲中心地区与远东地区进一步连接起来，以便加紧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蒙博托总统接见我驻扎伊尔大使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03月24日电扎伊尔总统蒙博托03月24日在总统府接见了中国驻扎伊尔大使宫达非，并同他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高喊“抓纵火犯”的纵火犯
法国报纸揭露苏修企图通过控制非洲来弥补他们在中东和印度的失败
勃列日涅夫也颇放肆。
这位苏联头号人物昨天在工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谴责了“北约国家干涉扎伊尔的内部军事冲突”。
然而，任何人都知道，罗安达的政权乃是莫斯科在同一万五千名古巴人的远征军和负责操纵苏联最新式武器的技术员的合谋下扶植起来的。
对扎伊尔的入侵，是在十三年前冲伯垮台后流亡的、后来由安哥拉搜罗的加丹加宪兵干的，苏联供给他们以装备，古巴人给他们当干部。
因此，勃列日涅夫再一次扮演了高喊“抓纵火犯！”
的纵火犯。
苏联要控制扎伊尔、特别是控制加丹加的丰富矿藏的企图，并非是孤立的，它是属于苏联在非洲追求的总的目标的范围。
俄国人发现，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他们的影响的最好方法，并不是金钱，也不是经济或技术援助，而是武器。
苏联以解放受压迫的黑人为幌子，经过了以安哥拉事件为突出例子的那么多耐心和秘密的努力之后，把非洲划为势力范围。
莫斯科的全部努力今后都趋于完成它的扎根工作。
俄国人急于控制非洲海岸，这特别是因为他们需要补偿他们在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失败。
印度洋是莫斯科凭着它同印度的联盟而实际上掌握了控制权的海洋。
然而由于英迪拉和她的儿子桑贾伊昨天在大选中的惨败而结束了甘地王朝的统治，这对苏联外交来说是一个大失败。
（摘自03月22日法国《震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