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本报讯 沈阳部队炮兵某师热烈响应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号召，大张旗鼓地宣传“硬骨头六连”，扎扎实实地学习“硬骨头六连”，部队建设出现了新面貌。

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开展学习“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的决定，使这个师的指战员受到了巨大鼓舞。
师党委成员认真学习了“硬骨头六连”的先进经验和模范事迹，心情无比激动。
他们说：“硬骨头六连”为我们提供了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建设过硬连队的先进经验。
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号召我们开展学习“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是对我军的亲切关怀，反映了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愿望，对我们抓纲治军，加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要坚决响应，认真执行。
他们先后召开干部大会、党员大会和军人大会，开展了“三讲一批”：大讲学习“硬骨头六连”的重大政治意义，大讲“硬骨头六连”的模范人物和模范事迹，大讲“硬骨头六连”的基本经验，大批“四人帮”极力破坏我军基层建设的罪行。
从而使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号召深入人心，各个连队纷纷做出学六连的决议和规划，出现了“抓纲治军学六连，比学赶帮争上游”的热烈局面。

学习“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掀起后，师、团党委及时分析形势，对基层党支部进行了分类排队，做出了培养“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的计划，分别选定一个连队作为重点，取得经验，指导全面。
十七名师、团领导同志率领工作组，分别深入到十七个连队，广泛宣传和推广“硬骨头六连”的模范事迹和先进经验，批“四害”，促工作，抓先进，帮后进，把学六连的群众运动搞扎实。
某团一连去年各方面工作比较先进，今年又是团的训练先行连。
团岳参谋长带领工作组到一连后，帮助党支部结合连队实际，对照“硬骨头六连”的经验，讨论：六连的五个方面过硬，我们做得怎么样？
六连先进经验的根本是什么？
我们做得怎么样？
干部战士决心学习六连的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在斗争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
干部战士还围绕“四人帮”破坏我军训练这个专题，学文件，列罪状，剥画皮，划界限。
干部战士斗志更高，冒着严寒参加军事训练，改革训练器材。
这个团贲副政委带领工作组到比较后进的某连蹲点，帮助党支部认真学习“硬骨头六连”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培养过硬的干部和党员队伍的经验，发动群众讲评领导班子和党员，进行思想整顿，使干部和党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连队工作迈进了一步。
这个团党委及时总结推广了一连学习“硬骨头六连”的经验，使先进连队受教育，后进连队受触动，推动了全团学习“硬骨头六连”群众运动扎扎实实地深入发展。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三三九○○部队通信连，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认真学习“硬骨头六连”坚定不移地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按照我军的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地建设连队的根本经验。

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全军学习“硬骨头六连”的号召后，通信连干部战士深受鼓舞和教育。
党支部连续召开了支委会，分析了本连情况，认真研究了如何学习六连的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六连的经验，最根本的是他们有一个“主心骨”，坚决按照毛主席建军路线建设连队不动摇。
我们要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学习六连的“主心骨”精神。
接着，支部在全连广泛开展了“赞六连，批黑靶”的活动。

通信连党支部组织理论骨干学习了“硬骨头六连”建设连队的经验，又整理了“四人帮”反党乱军、破坏部队建设的几十条罪行，利用墙报、黑板报、大批判专栏形式公布，供大家学习和批判参考。
支部提出了这样的讨论题：六连的“主心骨”精神好在哪里？
“四人帮”为什么要反对六连？
围绕这些问题，引导干部战士联系实际进行讨论。
支部还组织大家在学习和批判中，划清路线是非界限，把被“四人帮”歪曲和破坏的我军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
他们引导干部战士着重划清几个界限：学习六连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批判“整顿就是复辟”的谬论，划清无产阶级整风学习与“四人帮”颠倒敌我、镇压群众的界限；
学习六连正确处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的经验，批判“四人帮”制造军政对立的谬论，划清为革命苦练杀敌本领与单纯军事观点的界限；
学习六连“任凭风浪起，我有主心骨”的革命精神，批判“四人帮”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谬论，划清马列主义反潮流精神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学习六连坚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部队的经验，批判“四人帮”破坏革命纪律的罪行，划清遵守纪律与奴隶主义的界限。
同志们反映，这样学习，是非界限分得明，“四害”流毒肃得清，六连的先进经验在干部战士头脑中扎了根。

通信连党支部还发动群众对照六连找差距，揭矛盾，定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党支部对照六连支部工作的经验，找出了自己的四条差距：一是标准不高，满足于过得去；
二是干部模范作用不如六连强；
三是思想工作不如六连细；
四是管理教育不如六连严。
找出差距后，支部定出了十条切实可行的措施。
每个班、排和每个战士都对照六连找出了自己的差距，定出了措施。
目前通信连干部战士意气风发，大干实干，决心为把连队建成“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迈出坚实的一步。

作者：齐思
单位：五一○五一部队
栏目：抓纲治军学六连
版面：头版

任凭风浪起，我有“主心骨”！
这个话说得多么好啊！

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需要，给硬六连扣了那么多帽子。
可是，六连同志不怕压，不信邪。
“四人帮”鼓吹“放火烧荒”，六连坚持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保持部队稳定；
“四人帮”诬蔑“整顿就是复辟”，六连按照毛主席倡导的新式整军运动年年搞整顿，年年迈大步；
“四人帮”极力诋毁我军的光荣传统，六连坚持行行立标兵，天天讲传统；
“四人帮”诬蔑抓军事训练是“单纯军事观点”，六连坚持军事政治辩证统一的观点，正确处理政治与军事、红与专之间的关系，军事技术越练越精，战斗作风越练越硬；
……

六连的“主心骨”，体现了人民军队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
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胸有指路灯，不丢传家宝。
学六连要学根本。
我们就是要象六连那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揭狠批“四人帮”，把被他们搞乱了的思想纠正过来，让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建军路线和我军的光荣传统在连队深深扎根，让六连之花开遍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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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务院关于紧急动员起来抗旱夺丰收的通知、总参总政总后关于支援地方抗旱保麦的紧急通知下达后，装甲兵某师党委积极响应，立即行动，认真总结前段抗旱经验，采取新的措施，动员部队以更加高昂的战斗热情，夺取支援抗旱保苗、抗旱春播斗争的新胜利。

去年九月以来，驻地一直干旱，加上低温、大风，小麦生长受到严重影响。
师党委按照省委和军区关于抗旱的指示，及时组织部队狠揭猛批“四人帮”“三反一砍”的反革命罪行，立即投入了抗旱浇麦的战斗。
全师已出动一万三千多个劳动日，将驻地周围社队的一千一百七十多亩麦田普遍浇了两次水，还修理农具七百八十多件，修理大型动力和排灌机械三十台次。

国务院和三总部关于抗旱的通知下达后，师党委闻风而动，回顾了前段抗旱情况，总结了经验。
强调在普遍做好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站到抗旱斗争的前列。
前些天，在挑水浇麦的战斗中，年过半百的师政治委员唐德庆、副政治委员宋仁英挑起水桶走在战士们的前头。
师长卢化义还挑起大水桶和年轻小伙子们比着干。
副师长张德功不仅自己积极带着部队干，还率领全家一齐出动。
由于师首长带头，部队情绪高涨，大大加快了浇麦进度。

师党委还认为，要夺取抗旱的更大胜利，必须在抗旱中开展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活动。
干部战士学雷锋见行动，出现了许多不怕苦，不怕累，千方百计为抗旱浇麦多出力的好人好事。
家属何宝琴已经五十二岁了，患有高血压等病，仍坚持顶班抗旱，积极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贡献力量。

师党委还对下一步抗旱作了认真研究，决定对部队再普遍进行一次支援抗旱夺丰收的思想动员；
妥善安排部队工作，进一步集中人力和各种车辆、机械，投入支援驻地抗旱的战斗；
师团都派出一个三至五人的工作组进驻联系社队，帮助抓抗旱春播；
调整加强支农农具修理组、医疗组。
师机关还主动同地方联系，请求抗旱保麦、抗旱春播的任务。
当得知某水库工地运送民工缺车辆时，当即派出了一个汽车小分队前去支援。
战士们在安全运送民工的同时，热情向群众宣传国务院关于抗旱的紧急通知，鼓舞群众的抗旱斗志。

作者：钟广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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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是惯于作“有感”文章的老手。
臭名昭著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是他的代表作。
一九五六年，他还作过一篇《闻旱有感》。

这年十二月四日，上海一家晚报报道江苏人民广泛开展麦田抗旱保苗取得显著成效的消息。
广大读者看了这条消息，都有一种欣慰之感。
但张春桥与众不同。
他“看完这条消息，一种沉重的感觉压在心头”。
何以这般？
他声称：不是“担心明年吃不到麦子”——因为他不是“那种神经衰弱的人”。
“沉重”的原因是“回想过去，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我们和农民住在一起，绝不会要等到看报才知道天旱的。
遇到天旱，我们同农民一样地凝视着天边的云彩，……诚挚的高尚的感情，把我们同人民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今天，我们住在城市里。
当然不容易看到田野了，不知道旱象也不会受到责备。
……想到自己听说有些旱象也不再深问的时候，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为什么对群众的疾苦这样淡漠了呢？”
请看，旱情使他想到和群众联系、关心群众疾苦这个大问题，并且“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
多么“诚挚的高尚的感情”啊！
装得真象！
似乎真有点革命干部警惕忘本的模样！

可是，张春桥的大作虽经精心修饰，对塑造自己的“高大”形象狠下了点功夫，但并非“天衣无缝”。
因为张春桥的老底子是怎么回事，人们多少是知道一点的。
比如说“回想过去”“同人民紧紧地连结”云云，就显得不那么老实。
“过去”，曾经用“几个尸首”、“一排犯人”、“死了的机械”、“黑鬼”、“野狗”这类下流语言咒骂工人群众的，不就是张春桥吗？
“过去”，把“特别能战斗”的无产阶级丑化成只记着自己的“孩子”、“鼓肚的妻”，醉心于“昨夜的温存”、会“叫春”的“猫”的，不也是张春桥吗？
“过去”，把“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的贫苦农民，诬蔑为“计划着怎样拿过前面那个人的皮包”，“寻觅着被人遗弃的烟蒂”，“你不给他一个铜子，他会跟你直到很远”的，不还是张春桥吗？
由此看来，张春桥说的闻旱想到群众而出“冷汗”，实在应该写成“回想过去”自己反革命的历史上如何咒骂工农，“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才对。
……当然，真要如此这般，那就不是“人面狗心”的张春桥了。

演惯了反派人物的张春桥，“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
只要一登台，就露出反派的原形。

试看另一次“闻旱”。
那是在一九七五年。
这回张春桥不是在报纸上，而是在一份等着他批示的紧急报告上“知道天旱”的。
事情是：这年夏天，四川省部分地区遭到了七十多天的伏旱，造成严重歉收，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困难。
国家调拨了大批物资支援灾区，但是由于有些山区交通不便，救灾物资一时送不到群众手中。
这时，驻这一带执行施工任务的铁道兵某部指战员，决定从部队的生产粮和节约粮中拿出一部分来支援群众度荒。
请示报告十万火急地送到了当时窃取我军要职的张春桥手里。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张春桥在请示报告上批道：“有无必要”？
“多管闲事”！

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因“听说有些旱象也不再深问”，“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的张春桥吗？
是的，正是他。
俗话说，救灾如救火。
人民解放军发扬了我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积极支援灾区群众，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心连着心，这是何等高尚的行动！
但在张春桥的眼里，却成了没有必要，“多管闲事”。
张春桥与人民为敌的凶恶本相已经暴露无遗。
什么“遇到天旱”，“同农民一样地凝视着天边的云彩”呀，什么“诚挚的高尚的感情”呀，统统是骗人的。

张春桥对紧急报告之所以如此处理，除了他不“担心明年吃不到麦子”之外，还有更大的阴谋。
因为如果按照他的“批示”办了，就会造成：灾区人民受难，而人民的军队见死不救。
张春桥破坏我军声誉、分裂军民关系的可耻目的不就实现了吗？
再者，人民群众没有饭吃，张春桥不就可以给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革命干部再加上一条“罪名”，将他们打倒吗？
然而，张春桥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
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高尚品质和光荣传统，决不是几个野心家、阴谋家所能轻易破坏得了的。
当地驻军根本没有听张春桥那一套，而是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做了，救济了灾区，大家动手，帮助群众战胜了干旱，给了张春桥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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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四连干部战士，积极支援地方抗旱斗争，为确保粮食丰收贡献力量。

本报通讯员摄
===== 捣乱；
失败；
灭亡的纪录-——揭批姚文元利用《红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

作者：《红旗》杂志社大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为目标的反革命黑帮。
他们长期控制舆论阵地，肆意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任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
作为这个黑帮的吹鼓手姚文元，在他控制《红旗》时就是这样干的。
姚文元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专搞阴谋诡计。
每当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一项伟大战略部署，他总是接过革命的口号，干他反革命的勾当。
从党的十大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姚文元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骤，利用《红旗》发表了他授意炮制的一系列反党文章，颠倒敌我，混淆是非，蛊惑人心，制造分裂，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了很大混乱，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华主席在批判“四人帮”时深刻指出：“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只要看一下姚文元利用《红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四人帮”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就昭然若揭了。

在批林批孔中，姚文元大搞三箭齐发，打着批儒评法的幌子，恶毒地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为“四人帮”“组阁”做舆论准备。

批林批孔运动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它的任务是要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宣扬的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从思想根源上肃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
王张江姚“四人帮”同林彪反党集团本来是一丘之貉。
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从一开始就疯狂地反对和破坏这一伟大斗争。

“四人帮”首先从搞三箭齐发下手。
他们背着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召开了两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在这两次会上，“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大打出手，别有用心地提出反对“走后门”的问题。
会议刚结束，姚文元就指使《红旗》要紧密配合，在一九七四年第二期的短评中，大肆鼓吹反对“‘开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亲笔加上要解决“走后门等问题”，并把它说成是应当抓好的“大事”。
当然，“走后门”这类不正之风是应当反对和纠正的。
但是，姚文元一伙所谓反对“走后门”却包藏着祸心，是妄图包庇林彪一伙，打击革命干部，把批林批孔引向邪路，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毛主席察觉了“四人帮”搞三箭齐发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
姚文元为了掩盖“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对抗毛主席的批评，他一方面严密封锁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另一方面倒打一耙，在一九七四年第三期短评中，诬赖别人“纠缠于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却对自己的罪责一字不提。
姚文元玩弄这种嫁祸于人的卑劣手法，真不愧是戈培尔式的政治流氓。

“四人帮”破坏批林批孔的又一严重罪行，就是打着批儒评法的幌子，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和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是必要的，这对于坚持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四人帮”对历史一窍不通，对祖国的历史遗产向来抱虚无主义态度，突然一反常态地关心起研究儒法斗争来，完全是妄图利用批儒评法来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
早在党的十大开过不久，姚文元就授意“罗思鼎”炮制了一篇题为《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文章，借古讽今，大批吕不韦搞“折衷主义”。
文章出笼后，江青大加赞赏，毫不掩饰地说：“这篇文章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个宰相。”
接着，江青又伙同姚文元大放厥词，要批“宰相儒”，要批“现代的大儒”。
一时间，“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连篇累牍地炮制的这类黑文，充塞《红旗》版面。
如《孔丘其人》、《评〈吕氏春秋〉》、《读〈盐铁论〉》、《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等，就是其中最恶毒的几篇。
这些文章不批林，假批孔，完全按照江青、姚文元所定的调子，歪曲和捏造历史，用恶毒、隐晦的语言在所谓“宰相儒”上大做文章。
《孔丘其人》这篇所谓批“宰相儒”的代表作，是江青直接点题由“梁效”炮制的，通篇不讲林彪如何尊孔，却用了许多现代语言描述孔丘，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文章写成后，江青亲自派人送给姚文元，要他“提出意见”。
姚文元如获至宝，马上报告江青：“看了一遍，觉得写得较生动，可以用。”
《读〈盐铁论〉》这篇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黑文，是姚文元秉承江青“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黑旨意出的题目，他还亲自摇动黑笔杆，在贤良文学鼓吹复古倒退一段文字里，加上了然样几句：“他们竭力吹捧‘周公之时，士无贤不肖，皆可与言至治’，拚命要求‘复往古之道’，就是要复辟古代奴隶主专政的统治秩序。”
经反动文痞姚文元这么一改，突出了贤良文学对周公“复往古之道”的赞扬，从而使全文影射攻击周总理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

“四人帮”借批儒评法，给自己涂脂抹粉，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大肆鼓噪。
例如，《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公然伪造历史，无耻地吹捧吕后，为把江青抬上“女皇”的宝座鸣锣开道。
《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更是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们的反革命心声。
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文中大讲什么要保证“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就必须重用“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组成“法家领导集团”。
这哪里是在谈儒法斗争，分明是为“四人帮”策划“组阁”的反革命阴谋造舆论。

“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的所作所为，在政治上是极其反动的，在理论上也是极其荒谬的。
姚文元为了适应“四人帮”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法家不作阶级分析，把这些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抬到吓人的高度，什么“推动历史前进”、“代表人民利益”、具有“爱国主义”等等，简直比受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农民阶级还要进步，还要革命，公然否定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
他们还鼓吹什么儒法斗争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一直“继续到现在”，从根本上否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否认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
这是姚文元一伙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耻背叛，也是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无耻背叛。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姚文元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鼓吹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制造混乱，抵制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歪曲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力图扭转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大方向。

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底发出的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科学地分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根源，指明了全国人民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特别是明确提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的一个沉重打击。
王张江姚这伙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对于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十分仇视，极其恐惧，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歪曲、篡改，妄图把学习运动引到邪路上去。

学习运动一开始，“四人帮”就拚命鼓吹反对经验主义，同毛主席多次指出的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的英明论断唱反调。
张春桥明目张胆地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江青胡诌什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
姚文元则竭力鼓吹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
在《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短评《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的原稿中，本来没有反对经验主义的内容，姚文元第一次修改时，别有用心地加进“克服经验主义”一句话；
第二次修改时，又指令要“多讲几句，把意思说清楚”；
第三次又亲自动笔，给所谓“有经验主义的人”扣上一顶“否认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真理”的大帽子。
列宁指出：“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
（《图快出丑》，《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二四页）很明显，“四人帮”大肆鼓吹反对经验主义，否认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其罪恶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放松对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警惕性，放弃反修防修斗争。
同时，“四人帮”把在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斗争烈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革命干部，污蔑成“经验主义者”，妄图把他们作为“当前的大敌”打下去。

毛主席对“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的阴谋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毛主席在姚文元送的一个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针对他们以“理论权威”自居，动不动就训人的恶劣作风，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主席的批示打乱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阵脚。
姚文元对毛主席的批示又怕又恨，不敢向《红旗》杂志社的工作人员传达。
但是，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
为了蒙混过关，姚文元便慌慌忙忙地把他在《红旗》编辑部的那个忠实追随者叫去，草草念了一下批示，并煞费苦心地在一九七五年第五期《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篇评论中，轻描淡写地加进一句话：“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包括着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
但是，他仍不提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此后，他还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扣发了一篇讲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文章，并删去了另一篇文章中宣传毛主席关于动不动就训人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的指示的一段话。
看，姚文元对抗毛主席的批示达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

“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受到毛主席的痛斥以后，又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继续大做文章。
他们竭力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想的指示，把这个指示的丰富内容别有用心地归结为只是一个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
他们不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可避免性和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辩证关系，抹煞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张春桥借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描写得一团漆黑，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还叫嚷要打“土围子”，注意所谓“到站下车”的人，再一次把矛头指向革命领导干部，指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
姚文元同张春桥一唱一和，竭力宣扬学习理论要把“问题集中在资产阶级法权上”。
他紧紧抓住《红旗》这个舆论阵地，出题目，派任务，定调子，改文章，竭力煽动要搞一次旨在陷害和打击各级革命领导干部的“运动”。
他还恶毒地授意炮制了一篇《回顾“三反”“五反”运动》的黑文，重提当时受到镇压的蜕化变质分子刘青山和张子善，特别点明他们是“红小鬼”，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在《编者按》中要参加过“三反”、“五反”的人对照一下自己。
这篇黑文妄图要人们相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三反”、“五反”是一样性质的问题；
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要搞象“三反”、“五反”那样的运动。
姚文元一伙果真是要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
根本不是。
“四人帮”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他们大搞资产阶级特权，过着挥金如土、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一个个都是吸工人、贫下中农血的典型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高喊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完全是一个险恶的阴谋，妄图挑拨新老干部之间、干部群众之间的关系，把一大批长期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都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这同他们大反“走后门”、大反经验主义一样，都是为了篡党夺权。

正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毛主席对优秀影片《创业》作了重要批示，指出：“不要求全责备。
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这是对“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当头一棒。
长期以来，“四人帮”特别是江青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破坏“百花齐放”的方针，扼杀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他们分明是破坏文艺革命的罪魁祸首，却把自己装扮成“文艺革命旗手”。
姚文元利用《红旗》发表署名“初澜”的《京剧革命十年》、《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文章，就把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产生的革命现代戏，归功于江青，拚命往江青脸上贴金，为他们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
然而，扼杀优秀影片《创业》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封“文艺革命旗手”的江青和反动文痞姚文元及其亲信。
《创业》的放映，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热烈欢迎。
他们要求《红旗》发表赞扬《创业》的评论文章，而姚文元伙同江青却竭力否定这部影片。
他在《红旗》编辑部的另一个忠实追随者，按照他的旨意进行讨论而起草报告，给《创业》罗列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姚文元把这份报告转给了江青，两个人定了调子，下令搞一篇所谓评论文章。
毛主席对《创业》作了批示以后，姚文元拒不传达，并下令拆掉否定《创业》的那篇评论文章的原版，以销毁罪证。
他还攻击和歪曲毛主席关于文艺政策问题的指示，胡说什么调整文艺政策“无非是放宽一点。
有作品就可评，为什么一评就怕？”
他还对“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出谋划策，炮制了一篇题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反扑文章，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抗毛主席关于《创业》的重要批示。

接着，毛主席又作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不仅澄清了长期以来在《水浒》评论中的反动、错误观点，而且对于坚持反修防修的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在国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在国际向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投降的投降派。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是继对《创业》的批示之后，给“四人帮”的又一沉重打击。
他们感到形势不妙，便立即使用了他们惯用的手法——接过革命口号，进行反革命活动。
江青早就大吹特吹宋江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
姚文元也曾经把《水浒》吹捧成“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这时，他们却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评论《水浒》的“正确”代表。
他们又是写报告，又是下“指示”，又是印材料，又是组织文章，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
他们真的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评论《水浒》吗？
不是。
姚文元在修改一篇文章时，居心叵测地塞进了这样的话：“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野心家江青说得更明白：“《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原来，他们“热心”于评论《水浒》，就是要把“现代投降派”的帽子扣到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头上。
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真是令人发指！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姚文元完全违背毛主席、党中央规定的部署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另搞一套，妄图把各条战线搞乱，以便“四人帮”乱中取胜，乱中夺权。

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指出：“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
姚文元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竭力鼓吹“层层揪”，煽动“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批”，妄图搞乱全国，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
他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黑指示：“工农业方面要考虑扩大批判”，并在同年《红旗》第三期一篇谈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文章中，塞进了这样一句黑话：“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内容，必然地要从反击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逐步发展到反击政治思想战线其他方面的右倾翻案风。”
在他授意炮制的第六期一篇评论中，更大肆鼓吹“可以也必须联系全国和各条战线”的“具体实际”，进一步煽动他们的党羽和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乱党乱政乱军。
姚文元还特地指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结合当前现实斗争”，迅速修改早已炮制好的《回顾反右派斗争》一文，妄图把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其反革命用心何其毒也！

姚文元百般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在民主派、走资派的问题上制造反革命谬论。
他炮制了参加民主革命的老同志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都是不肯改悔的这样一个反动公式。
由姚文元点题目、出思想、最后由他精心修改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等署名池恒、方刚的黑文，就是竭力鼓吹姚文元制造的这个反革命谬论。
姚文元还不准《红旗》发表纪念长征的文章，不准文章中讲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也不准讲老干部通过文化大革命“焕发了青春”，只要一见到这类字眼，就一刀砍掉。
现在已很清楚，“四人帮”有的早就同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走的是一条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道路；
有的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一伙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正在走的走资派。
所以，他们这样仇恨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坚决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仇视我们党的斗争历史和光荣传统。
相反，姚文元授意炮制一篇又一篇的黑文，竭力对翁森鹤、张铁生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撑腰打气，鼓动他们放手捣乱。
“四人帮”爱谁恨谁，依靠什么人，反对什么人，不是很分明吗！

姚文元还竭力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性，煽动停工停产，破坏工业学大庆，破坏农业学大寨，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姚文元不准宣传“四个现代化”，不准提“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胡说什么“大干，实际上是要人们埋头生产，不管方向道路”。
他肆意破坏我国的对外贸易，把正常的进口说成是“洋奴”，把合理的出口说成是“卖国”，甚至把对外贸易说成是什么“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为了把“四人帮”控制的一些地区和单位变成他们的独立王国和挑拨地方同中央的关系，姚文元公然把中央部门在企业管理上的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污蔑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党内资产阶级加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头上的一条锁链”。
列宁指出：“要知道扰乱人心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武器。”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五三页）姚文元散布这些修正主义谬论，正是为了把人心搞乱，把革命和生产搞乱，以便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四人帮”利用党和人民的严重困难，妄图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
在这期间，反党分子姚文元制造反革命舆论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九七六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一月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万分悲痛。
但是，一贯凶狠残暴地迫害周总理的“四人帮”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出魔鬼的狞笑。
姚文元恶狠狠地打电话下令《红旗》不准刊登周总理的遗像，不准刊登党中央的讣告和悼词，甚至还规定当期的《红旗》封面“用红字，不用黑字”。
不仅如此，反而在这期《红旗》上作为带头文章，抛出“梁效”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黑文。
这篇黑文同周总理明确指出的科技界经过十七年的斗争，“总的方向是循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前进”的这一基本估计大唱反调，是射向周总理的一支毒箭。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充分表达了我国八亿人民的共同心愿，打破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梦想。
当时，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但是，姚文元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反而玩弄阴谋诡计，向华国锋同志发动猖狂进攻。
早在一九七五年，姚文元就不准《红旗》刊登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的总结报告。
后来，他多次对这个报告大肆攻击，凶相毕露地说：“我历来不同意‘软、散、懒’的提法，看到就删。”
他胡说“软、散、懒”的提法，是“离开阶级路线”，“脱离阶级斗争”，狂呼要“痛快淋漓地驳一下，一个一个驳得精光”。
其实，关于“软、散、懒”的提法是有极其鲜明的阶级内容的。
所谓“软”是指不敢抓阶级斗争，不敢批判修正主义，不敢批判资本主义；
所谓“散”是指不团结，甚至搞分裂；
所谓“懒”是指没有搞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无所作为。
批评“软、散、懒”，正是要求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建设领导班子。
姚文元对批评“软、散、懒”那么痛恨，那样攻击，恰恰证明“四人帮”是要破坏党的建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
唐山、丰南发生强烈地震后，华国锋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夜以继日地亲自部署抗震救灾，并带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亲临受灾地区慰问视察。
这时，姚文元却恶毒地胡说什么“现在有些新动向，地震发生后有人要抓生产了，抓救灾了，不抓阶级斗争了”，“有人想转变纲，抓生产，这是党内的思想动态”，并授意炮制署名程越的《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党文章，进行恶毒攻击。
他甚至还借纪念鲁迅之机，用鲁迅说的“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话来比附时事，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真是猖狂至极！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亿万人民的满腔怒火。
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孤立，虚弱的本质越来越暴露。
为了给“四人帮”的死党、亲信、喽罗们壮胆打气，鼓动他们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张春桥叫嚣“要振奋精神，形势还是好的”。
姚文元则指令要宣传所谓“乐观主义”。
在姚文元的授意下，《红旗》接连发表这类文章，大谈什么要“振奋革命精神”，要看到“光明的前途，树立必胜的信心”，这完全是“四人帮”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欺欺人的哀鸣。
在去年七、八月间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姚文元一反常态，竟然三次窜来《红旗》机关，大放厥词，以显示他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充满信心。
在一次谈话中，他别有用心地鼓吹要把《红旗》办成他们的“坚强的战斗堡垒”，妄图把《红旗》更紧地栓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战车上。
八月十二日，是姚文元最后一次窜到《红旗》机关。
他摇晃着秃头，哼起了这样几句古诗：“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同时今日好诛妖”，“一统江山图已到”，并指令把这几句诗塞进《我国地震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文中去。
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垂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妄图在中国建立他们的“新天朝”的狼子野心。

与此同时，姚文元还竭力鼓吹要磨练他们的反革命“意志”，为反革命复辟孤注一掷。
去年八月初，他写了这样几句黑话：“山崩地裂，视若等闲。
愈经磨练，意志愈坚。”
并授意“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按照这个意思炮制一篇文章，特别强调既要讲自然地震，又要讲“政治地震”。
这篇黑文，叫嚷什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突然事变”，“都将坚定沉着地奋起应战”，“不管党内外资产阶级还将设置多少障碍”，也要“勇往直前”。
很清楚，姚文元的所谓“磨练意志”，就是要同无产阶级进行拚死的斗争。

去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难以用言语诉说的极大悲痛之中，而“四人帮”却以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反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阴谋活动空前猖獗。
毛主席刚刚逝世，姚文元就给他那个忠实追随者打电话说：“毛主席逝世，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心情不会同我们一样，要强调阶级斗争这个纲”，并说“要搞几篇质量高的文章”。
姚文元的这番话，实质上是“四人帮”的一个反革命信号，要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猖狂进攻。
果然，“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妄图一举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实现蓄谋已久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
姚文元紧锣密鼓，大肆宣扬这个伪造的“临终嘱咐”。
他亲笔写了“按既定方针办”，指令排进《毛主席语录》页内，并放在第一条的位置上。
审稿时，他还在一些没有写进这个所谓“临终嘱咐”的文章中，动笔把它加上。
这样，他们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就充塞了一九七六年第十期的整个版面。
姚文元自以为得计，其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就在姚文元的反革命骗局鼓噪得最起劲的时候，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阴谋。
横行一时、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从党的十六到“四人帮”垮台的这段期间，我们党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
在这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姚文元控制《红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造成了危害党、危害人民的严重恶果。
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几年来，姚文元控制《红旗》犯下的滔天罪行，就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一部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可耻纪录。
在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我们要对姚文元制造的反革命舆论一个一个地深入批判，肃清其流毒，借以增强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毛主席亲自倡议创办的《红旗》，现在已经重新回到党的手中。
我们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党，依靠群众，办好《红旗》，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斗争。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三期）

利用新闻照片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手段。
他们利用新闻照片疯狂反对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反对敬爱的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厚颜无耻地抬高自己，留下了一桩桩罪恶的记录。
特别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利用新闻照片反党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四人帮”的这些罪行，必须加以彻底的清算。

“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由来已久。
一九七三年八月，我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审发大会照片时，大阴谋家江青看见一张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主席台上亲切交谈的照片，便气势汹汹地指令照片上必须加上王洪文，为这个政治流氓捞取政治资本。
她看见一张她和许世友同志在一起的照片，又怒气冲冲地叫喊：“我不和许世友在一起，我要和春桥在一起。”
照片上没有王洪文，硬要加上王洪文；
照片上不是张春桥，非要换成张春桥，这一加一换，不正说明他们既是一伙不择手段、弄虚作假的阴谋家，又是一伙臭味相投、结帮篡党的野心家吗？
更有甚者，“四人帮”控制的上海一家报纸，在刊登十大的照片时，竟按照“四人帮”的意志，把政治流氓王洪文的照片登得比敬爱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大一点四五厘米，真是猖狂至极。

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
敬爱的周总理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极其鼓舞人心，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四人帮”在会前诬告周总理，妄图篡权组阁的阴谋没有得逞，就利用窃取的权力对四届人大的新闻照片大砍大杀，千方百计缩小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民心中的巨大影响。
原来计划要在报纸上刊登四个版面共三十幅照片，反革命文痞姚文元黑笔一挥就给全部推翻了，他只准发一张大会主席台和一张大会会场的照片，竟连敬爱的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和敬爱的朱委员长主持大会的照片也不准发。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
全国人民怀着深切的悲痛，多么盼望能在报刊上更多地看到周总理的光辉形象，看到人民群众痛悼周总理的情景啊！
可是，万恶的“四人帮”竟疯狂扼杀有关周总理逝世的新闻照片报道。
姚文元凶狠地下令：第一，不准发群众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照片；
第二，不准发首都百万人民泪洒数十里长街哭送总理灵车的照片；
第三，关于周总理生平的照片只准发一个版面；
第四，不准发周总理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对一九六四年周总理同苏修斗争凯旋归来时毛主席、朱委员长到机场迎接的那张照片，姚文元下令要将毛主席、朱委员长的像剪裁掉；
第五，不准新华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出版发行《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的新闻展览照片（农村普及版），就连新华印刷厂已经印成的十几万套（每套二十四帧），张春桥、姚文元也强令停止发行。
“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疯狂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有关新闻、出版、印刷单位的革命群众听到这些黑禁令无不义愤填膺，全国许多地方的工农兵纷纷向新华社提出质问和抗议，坚决要求多发些周总理革命生平的照片，强烈要求发首都人民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照片。
慑于党心、军心、民心，姚文元才不得不同意把周总理的生平照片发两个版面，发一张首都人民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照片。
但是，这个反革命文痞却又借口“化悲痛为力量”，在挑选首都人民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照片时，不准发“哭哭啼啼”的。
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人民在自己敬爱的周总理的遗体前怎能不悲恸欲绝，记者到哪里去拍摄群众在总理遗体前不哭的场面！
在姚文元的威逼下，报纸登出的照片上的群众被修成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样子。
什么“化悲痛为力量”，什么不准发“哭哭啼啼”的照片，分明是这个反革命分子妄图贬低周总理、割裂人民同自己好总理的血肉联系！
“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丝毫不能减弱人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崇敬和怀念，相反，只能使他们自己人心丧尽，只能进一步激起革命人民对他们的深仇大恨。

“四人帮”不仅利用新闻照片疯狂反对敬爱的周总理，而且还利用新闻照片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几年来，毛主席多次严厉批评了王张江姚结帮营私、篡党夺权的罪恶行径，他们不仅毫无改悔，反而变本加厉，一方面严密封锁毛主席对他们的严厉批评，同时把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当作“政治谣言”，四处追查。
他们袭用胡风集团“以攻为守”的反革命策略，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利用参加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机会，江青、姚文元直接策划炮制了江青在大寨“劳动”的照片，江青又亲自选定这张照片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妄图挽回他们四面楚歌的狼狈处境，为进一步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并以此来“证明”毛主席对江青的批评都是“政治谣言”。
这是“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向毛主席反扑和示威、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铁证。

为了挫败和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又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并明确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在报刊上，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宣传华国锋同志，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贬低华国锋同志，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一场大搏斗，这场搏斗也突出地反映在新闻照片的报道上。
当时，姚文元对新闻单位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拒不执行这个指示。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后，亲笔给华国锋同志写了三条指示，其中有“你办事，我放心”这条极其重要的指示，表示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
当天夜里，在选发会见外宾的照片时，毛主席特别指示要选发和华国锋同志在一起的照片。
这是毛主席亲自带头宣传华国锋同志的一次光辉实践，也是对“四人帮”拒不宣传华国锋同志的严厉批判。
姚文元明明知道这件事，却蓄意封锁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而且在此后的宣传中变本加厉地反对华国锋同志。

去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华国锋同志受毛主席、党中央委托率中央慰问团赴灾区亲切慰问灾区人民。
敬爱的华国锋同志在灾区深入群众，和人民共甘苦、心连心，所到之处，广大群众热泪盈眶，感谢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感谢华国锋同志不辞辛劳亲来灾区视察，情景十分动人。
“四人帮”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地限制、扼杀反映慰问团活动的新闻照片。
姚文元对发表反映华国锋同志在唐山地区活动的新闻照片百般刁难，对华国锋同志慰问天津人民的照片更是一张都不许发表。
不仅如此，姚文元于九月二日选发了一张《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主席台》的照片，这张照片突出了根本不顾灾区人民死活的王洪文、江青，而当时在会上作重要讲话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却不占主要位置。
这是姚文元反对华国锋同志的一次罪恶记录。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更加肆无忌惮地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的活动也更加猖狂。

在哀悼毛主席逝世期间，姚文元再三强调：“中央领导人守灵的照片要拍全，一个也不能漏掉”，“要体现集体领导”，“要突出主要领导人”。
同志们切不要被姚文元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蒙住了。
剥开皮来看，什么“照片要拍全”，分明是要把“四人帮”全部拍进去，“一个也不能漏掉”，还要作为“主要领导人”来“突出”一下！
什么“要体现集体领导”，分明是不许在照片上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
如若不信，请看：这个反革命文痞从来不曾提到在新闻照片中要突出华国锋同志，却再三下令：“一定要把江青的照片拍好、修好”，这不是明白表明他们要突出的“主要领导人”，正是大野心家江青等“四人帮”一伙吗？！

还有事实为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各报刊载了新华社发的一张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毛主席遗体前肃立默哀的照片。
在悼念的现场，明明是华国锋同志站在中央，左右两边都是十个人，可是在照片上，华国锋同志被推到了一边，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却居于正中的突出位置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审选照片时，姚文元一眼看中了这一张，马上兴头十足地说：“这张照片不错”，“用过了可以再用”，并下令各报通栏刊登在显著位置上。

去年九月十九日，各报刊登了一张华国锋同志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五人照片”。
按理说，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就该拍一张突出华国锋同志的特写照片，但“四人帮”却要刊登这张王洪文居中的“五人照片”，姚文元不仅要新华社立即播发让各报刊用，而且指令电视、电影等有关单位仿效这张照片播映。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看到这张照片也如获至宝，立即下令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报纸上有一张五人照片，你们有这样的镜头一定要用上！”
十月一日，各报刊载了九月三十日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国庆座谈会的照片。
会前，姚文元亲自布置说：“今天会议的照片一定不要拍成长条，要把领导人拍全，你们想想办法。”
为什么“不要拍成长条”呢？
按一般情况，长条照片的影象是中间大，两边小，这样就会突出华国锋同志。
因此，姚文元“一定不要”。
他要的那张题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国庆座谈会》的照片，不是“长条”了，但人的影象很小，华国锋同志的形象也被淹没在广大的画面之中了。

姚文元的所谓“想想办法”，就是为了在照片上突出“四人帮”而公开下的一道“搞鬼”令。
看看那张题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等同志向参加座谈会的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代表亲切致意》的照片吧：本来，一位记者同志从较为正面的角度拍下了华国锋同志率领中央其他领导人步入天安门城楼大厅的一张照片，中央领导人也全拍进去了。
可是在姚文元“想想办法”的黑指示下，却炮制出了这张使江青成了中心、并且突出了张春桥和姚文天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中，华国锋同志被挤到了画面的最边边上。
尽管这张照片也是“长条”，但姚文元这回却毫不计较，在审发时他喜孜孜地称赞说：“这张还不错，可以发稿，各报登通栏。”
瞧，这个反革命文痞是多么无耻啊！

“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突出自己，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真是绞尽脑汁，不择手段。
本来，在九月十三日到十六日的四天中，那个自称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而实际上疯狂仇视毛主席的江青，根本没有去毛主席灵堂守灵，而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搞她的反党活动去了。
这样，报纸上连续几天就会没有江青参加守灵的照片。
姚文元对此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一怕削弱了对“女皇”的宣传，二怕过早地露了马脚，在审定守灵照片时不禁咕咕哝哝地说：“这几天报纸上都没有见到江青，你们能不能设法弥补一下？”
为了补上这个不大不小的漏洞，他灵机一动，接着自己下令从第一天守灵的照片中挑选一张有江青的照片，冒充顶替，发给首都各报。
照片发到《人民日报》后，‘四人帮’的那个心腹立即指定登在一版。
但是编辑们发现，当天守灵消息的名单中没有江青，认为刊登这张照片不合事实，进行了抵制。
姚文元眼看弄巧成拙，不得不又急急忙忙下令撤销这张照片。
他这一番表演，活龙活现地暴露了“四人帮”色厉内荏那种既反动又虚弱的本质。

再看看在全国人民为失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悲痛欲绝的时刻，“四人帮”是如何兴高采烈，又是多么起劲地在准备发难吧！
十月二日，王洪文私下照了他的“标准像”；
其中穿便服的五十三张，穿军服的十六张，还照了办公照片二十一张，室外单人像二十四张。
这一百一十四张照片洗出后，他亲自挑选，责令修版，急不可待地为登台作准备。
十月六日下午，也就是“四人帮”覆灭前的几小时，江青也兴冲冲地照了十七张单人半身像。
这个一向怕风怕光、怕这怕那，往常照像都要戴帽子、围头巾的白骨精，这回扒掉了帽子、头巾，得意忘形地照了免冠像。
必须指出这种单人半身免冠像的奥妙：这种像必要时只要修去背景，就可作为标准像用。
“女皇”要“登基”了！
“四人帮”要上台了！
只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等待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历史的审判台，而他们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像片，则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可耻罪证。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今天宣传大权重新夺回到了无产阶级手中。
新闻照片在反映八亿人民的革命精神面貌、展现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图景方面，也将更好地发挥出它的战斗作用。

打倒了“四人帮”，揪出了“四人帮”在冶金部的黑干将，冶金工业得解放，钢铁职工心欢畅，鞍钢宪法旗帜举得更高，学大庆的步伐更坚定。
遍布祖国各地的中小钢铁企业，从矿山巷道到高炉转炉，处处呈现一派你追我赶，热气腾腾的喜人景象。

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

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中小钢铁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成长起来的。

大跃进期间，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工业以钢为纲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全国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可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拚命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三年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对中小钢铁大砍大杀，“挖地三尺，不留痕迹”，几乎把中小钢铁都砍光了。
毛主席严厉批判了刘少奇的罪恶行径。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曾说过，我就注意这个小钢铁厂，打起仗来要靠它。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中小钢铁又蓬勃地发展起来。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为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疯狂摧残中小钢铁。
政治流氓王洪文两次窜到杭州钢铁厂，指使反革命分子翁森鹤打击革命干部，镇压群众，煽动停工停产，把企业搞得乌烟瘴气。
“四人帮”在河南的代理人窜到安阳钢铁厂，胡说什么“生产搞到二、三、五（二十万吨钢材，三十万吨钢，五十万吨生铁），就是红旗落地”，把企业的革命和生产搞乱，使钢产量一下倒退了十四年。
然而，大多数地区的中小钢铁职工顶住了“四人帮”掀起的狂风恶浪，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社会主义多出铁，多炼钢，多轧材。
在两个阶级生死搏斗的一九七六年，中小钢铁取得了新的成绩，钢、铁和铁矿石的产量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五倍至六倍。

现在，中小钢铁已成为我国钢铁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已有五十多个中型钢铁企业和六百多个小钢铁厂分布在五百多个县。
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有了自己的钢铁工业。
许多省、区结束了“手无寸铁”的历史。
目前江苏、河北、广东、山东、河南等十几个省、区，每个省、区中小钢铁的钢产量都已超过解放初期全国的钢产量。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群众运动

事实雄辩地证明，毛主席提出的大中小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反映了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是高速度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唯一正确的方针。
中小钢铁设备容易制造，技术容易掌握，能充分利用各地分散的矿产资源和动力资源，地方上办得起，上得快，管得好；
便于大搞群众运动，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由土到洋。
有的企业缺少原材料，硬是用一百多块废旧钢板拼成高炉壳。
有的地区坡陡路窄，工人们肩挑、背扛，“千里百担半吨铁”，把铁厂办起来。
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动员全党，打破行业界限，大打设备配套歼灭战，迅速建成南京钢铁厂。
同时，充分发挥地区和县、市的积极性，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发展小钢铁。
地处长江口的南通市缺乏矿山资源，利用本地化工厂的硫酸渣作炼铁原料，办起了小高炉。
现在江苏全省的钢铁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
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钢铁厂能办到的事，许多中小钢铁厂也能办到。
山东省烟台小钢联，江苏省丹阳钢铁厂，自力更生，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抓矿山，抓精料，让高炉吃饱、吃好，节约了焦炭，提高了产品质量，不少技术经济指标赶上了大企业。
广东省为了克服焦煤不足，在党委领导下，工人和技术人员紧密配合，经过反复的科学实验，成功地采用了白煤炼铁和不用焦炭炼粒铁等新工艺，为发展钢铁工业闯出了一条新路。
云南省富源铁厂大搞综合经营，实行煤铁联营、炼铸结合，自制铁管、铁锅、炉渣砖、炉渣瓦等，成本不断降低，积累逐年增加。

为农业机械化出大力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英明领袖华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一九八○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战斗号召。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农业机械化以地方自力更生为主，以中小型为主。
中小钢铁要为农业机械化出大力，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物质保证。
一些中小钢铁发展得快的地区，农业机械化的步子就迈得大。
冀、鲁、豫三省过去一直靠外省调进粮食，这几年做到粮食自给有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三省在农业学大寨运动带动下，中小钢铁办得比较好，机耕、机灌面积和化肥施用量增长得比较快。
河北一省每年拿出三十万吨生铁和十几万吨钢材支援农业，制造了大批为机井配套的柴油机等农用机械，粮食连年增产。
黑龙江省海林县一九六九年办起了铁厂后，社社都建了农机修造厂，能生产扬场机、脱粒机、铡草机等支援农业，粮食亩产由二百斤增长到四百多斤，上了《纲要》。

许多小钢铁厂，人少，为农业服务的志气高；
厂小，支援农业的贡献大。
广东省平远县石正公社有一个小铁厂，只有一座一立方米的小高炉，投产六年来生产了一千多吨生铁，制造了电动机、粉碎机、打禾机等大批农业机械，每年提供三万余元积累，为公社购进了汽车、拖拉机等机械设备，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河北省故城县竹麻社勇挑重担，艰苦奋斗，自制设备，为海河工程和机井配套提供大批急需的钢丝绳。
丰润县轧钢厂土打土闹，在牛头刨床上加工轧辊，轧出了小麦脱粒机专用的肋骨钢，填补了农用钢材的空白，接受了华北地区的订货。

星罗棋布的中小钢铁还能促进地方工业，活跃轻工市场，改进工业布局，加速建立地方工业体系，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在我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
苏美争霸，战争威胁严重存在。
有了遍布祖国的中小钢铁，与地方小军工相配合，就是打不烂、摧不垮的战略后方，就可以省自为战，县自为战，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冶金工业部调查组供稿）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上午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川崎秀二及其儿子川崎二郎、秘书前出健二、北泉惠。

川崎秀二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作出过积极贡献。
邓颖超副委员长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有关方面负责人孙平化、王晓云、单达圻、肖棣华。

邓颖超副委员长三月二十四日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川崎秀二。

新华社记者摄

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扎伊尔官方发言人三月二十三日宣布，扎伊尔武装部队的飞机同一天轰炸了来自安哥拉境内的侵占基森盖市的雇佣军，给入侵者造成了重大损失。

另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扎伊尔武装部队总司令奔巴·穆阿苏·宗吉三月二十日在科尔韦齐对一批外国和扎伊尔记者说，从四天前扎伊尔空军大规模轰炸敌人阵地以来，被击溃的敌人正在向出发基地逃窜。

扎伊尔通讯社说，上述外国和扎伊尔记者访问了扎伊尔武装部队前沿军事指挥所的所在地穆察沙。
他们所采访的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和逃难的平民证明，关于大批来自大西洋彼岸的雇佣军指挥着来自安哥拉境内的入侵者的消息是确实的。
这批记者还证实，入侵者使用了现代化的重武器，他们在扎伊尔武装部队追击下仓徨逃跑时抢劫了商店和村庄。

据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扎伊尔通讯社三月二十三日发表评论，驳斥勃列日涅夫把扎伊尔遭到雇佣军入侵说成是扎伊尔的“内部问题”。
评论强调说：“已经得到证明的是，（入侵的）前加丹加宪兵的后勤和军事支援就是俄国和古巴合伙无偿给予保证的。”
同一天，扎伊尔《劳动报》也发表评论说，“俄国人和古巴人不断声称，他们在这一明显有损声誉的事件中是清白的”，“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评论问道，假如他们的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他们对扎伊尔公开要求某些友好国家给予援助进行指责呢？
评论说，“扎伊尔的这种要求并不伤害邻国，特别是并不伤害与扎伊尔相距数千公里的苏联和古巴。”
评论指出，“看来十分明显，莫斯科及其走狗的目标就是要把扎伊尔圈在一个不安全区之内。”
评论强调说，这是符合苏联惯用的战术的。
人们不会过早地忘记，它曾经在一九六八年公然对布拉格进行军事入侵。

栏目：学时事时事讲话

最近，苏修新沙皇派遣大批雇佣军，悍然入侵扎伊尔共和国，遭到了扎伊尔军民的英勇反击。
这是苏修加紧向非洲渗透扩张的新的严重步骤，是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和强盗面目的又一次暴露。

人们不会忘记，仅在一年以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曾经越过重洋，派遣一万多名雇佣军，以赤裸裸的武装干涉，把刚刚迎来独立的安哥拉推入分裂和内战的悲惨境地。
苏修正是依靠这支目前非洲大陆上最大的雇佣军，残酷地镇压安哥拉人民的反抗，并一再对毗邻安哥拉的扎伊尔共和国进行武装挑衅和入侵。

这次对扎伊尔的入侵是从三月八日开始的，来自安哥拉的数千名雇佣军侵占了扎伊尔沙巴省的迪洛洛、卡潘加、基森盖等边境城市，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
据报道，入侵的雇佣军是由过去从扎伊尔逃亡到安哥拉的“前加丹加省宪兵组成的”。
苏修武装干涉安哥拉时，就曾利用这一部分老殖民主义残余势力杀戮安哥拉人。
现在，苏修用火箭和导弹等现代化武器把他们装备起来，由苏联在安哥拉的雇佣军“古巴人紧紧地控制和指挥”，采用“俄国人的战术”，大举进攻扎伊尔。
事实充分表明，这次对扎伊尔的入侵，是由苏修策划、出钱、出武器、出军事顾问、招募雇佣军来进行的又一次侵略战争。
可是苏修却还恬不知耻地把这次入侵事件说成是“扎伊尔南部的起义”、“扎伊尔内部的军事冲突，”为进一步干涉扎伊尔和向非洲扩张埋下了伏笔。

苏联雇佣军的侵略暴行，激起了扎伊尔人民的强烈义愤和反抗。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痛斥苏修及其追随者竭力推卸罪责的卑劣伎俩，指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心中有鬼”，由苏联武装的入侵者“确实是由古巴人指挥的，而且事先从古巴人那里接受了训练”。
连日来，扎伊尔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打击侵略者，收复了交通要道卡萨吉等地，控制了局势，并主动发起反攻。
三月二十二日，沙巴省首府卢本巴希十万多人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表达了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战斗决心。

新沙皇指使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再一次打开了世界人民、特别是非洲人民的眼界，使大家更加看清楚这个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尽管它一再表白自己，说什么“无论在非洲的南部、北部或任何其他部分，我们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特殊利益’，我们不为自己寻求任何好处”。
但是事实是：苏修在武装干涉安哥拉之后，处心积虑地把已经控制到手的地区作为跳板，加紧向中、南部非洲扩张。
而扎伊尔正居非洲中部，战略地位重要，战略矿产资源也很丰富，新沙皇早就垂涎三尺；
扎伊尔政府和人民多次敢于揭露和谴责苏修的侵略罪行，新沙皇也久已怀恨在心。
因此，苏修在波德戈尔内即将开始非洲之行的时刻，乘扎伊尔面临暂时经济困难、努力实施振兴计划的机会，穷凶极恶地组织武装入侵，企图压扎伊尔就范。
事实再次教育非洲人民，挂着“社会主义”招牌、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旗号的社会帝国主义，决不是非洲人民的“天然盟友”，而是不折不扣威胁非洲国家独立和人民生存的最危险的敌人。

苏修武装干涉安哥拉，曾经在非洲和全世界引起一场抗议新沙皇侵略扩张的怒潮。
今天，它武装侵略扎伊尔，又遭到了非洲国家和各国人民的愤怒谴责和反对。
我们相信，扎伊尔人民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下，坚持团结和斗争，一定会取得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事业的胜利。

栏目：学时事

据外国报刊报道，苏联及其雇佣军在安哥拉土地上横行霸道，引起安哥拉人民愈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苏联雇佣军横行霸道

美国《号角》周刊揭露说，当前在安哥拉的苏联雇佣军人数一直保持二万人。
那里还有一千二百名苏联“技术顾问”。
“他们是毫不掩饰的苏联利益的代表，监视着军事行动、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和经济生活”。
“俄国在安哥拉的军事顾问头子，实际上完全控制着军队”。
苏联雇佣军呆在那里的“真实目的是把安哥拉置于苏联人统治之下”。
另一家美国报纸指出，“苏联雇佣军控制着安哥拉全境所有的空军基地”。
苏联还正在利用安哥拉“作为对其他非洲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前进基地”。

新沙皇肆意掠夺

一些报纸报道说，由于苏联及其雇佣军控制着安哥拉的内政，把持着安哥拉的财政和银行，现在“谁能进入和离开安哥拉，什么货物能够进口或出口，将印发多少钞票，以及什么样的组织和企业能够进行活动”，都是由苏联及其雇佣军决定的。
贪婪成性的新沙皇，肆意掠夺安哥拉人民的资源财富。
一些报刊揭露说，俄国人对安哥拉钻石垂涎欲滴，并采取了严密措施，“维护俄国在安哥拉钻石生产方面享有特殊地位的权利”。
安哥拉主要咖啡园已完全由苏联雇佣军的行政人员在管理着，“而大量的咖啡却以世界市场价格的百分之三十八被运往苏联”。

安哥拉人民奋起反抗

一年多来，在苏联及其雇佣军的蹂躏下，安哥拉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奋起反抗。
咖啡种植园的工人拒绝为苏联的雇佣人员干活，使作为安哥拉主要出口物资的咖啡减产了百分之八十；
农民拒绝运粮上市，使雇佣军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供应。
目前，在安哥拉境内，存在着反对苏联及其雇佣军的游击活动。
据报道，从去年六月以来，苏联及其雇佣军对游击队发动了五次“围剿”，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动了一万余名雇佣军。

新沙皇本以为在非洲讨到了一点便宜，结果是给自己套上了一条绞索。

（据新华社）

栏目：学时事国际资料

从十五世纪起，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扎伊尔。
一九○八年，扎伊尔沦为比利时的殖民地。
经过扎伊尔人民长期的英勇斗争，扎伊尔于一九六○年六月宣告独立。
现任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是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开始执政的。

扎伊尔位于非洲中部，赫道横贯全境，属热带气候。
面积二百三十四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三百多万。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
扎伊尔盛产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等战略矿产资源。
铜年产四十万吨，钴、钽、锗和工业用钻石的产量都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位。
制造热核武器和原子武器所需要的镭、锂、铌、钍、铀储藏量也很丰富。

一九六一年二月，我国和扎伊尔建交。
同年九月，两国外交关系暂时中止。
自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中扎两国人民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