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群
版面：头版

一九七五年七月，在“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一家报纸和《学习与批判》杂志上，出现了两篇触目惊心的黑文章。
一篇叫《刁小三的逻辑》，一篇叫《八路军的“样子”》。
这两篇文章，用最阴险的手法，最恶毒的语言，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发泄对我军的刻骨仇恨，极尽污蔑之能事。
要而言之，就是诬指我军为《沙家浜》一剧中的汉奸伪军刁小三，攻击我军是“把革命功劳当作伸手要特权的政治资本”，“漫天要价，高人一等”，“做买卖”，“以贵凌贱”，就跟抢劫群众的伪军刁小三一样，简直是“凶神恶煞”。
这两篇东西，互相配合，从思想到语言，都如出一辙。
他们硬把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同汉奸刁小三扯在一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的内幕是：我军领导机关当时正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会上通过了安排退役干部的方案。
方案规定：我军退役干部一般转到地方工作，按地方的同等级别工资待遇。
基层干部可以当职工或者回原籍地、县、人民公社当干部。
这个方案，完全适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使这些退役干部各得其所，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队干部的关怀和爱护。
不久，毛主席就批准了这个方案。
但是，当时身居我党我军要职的张春桥，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极力反对这个方案。
他的反对意见在讨论中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于是他就授意炮制出这两篇黑文，丧心病狂地公开咒骂我军。

且看《刁小三的逻辑》。
全部文章就做在刁小三抢劫一个妇女的包袱时说的一句话上：“老子们抗日救国，给你们赶走日本鬼子，你得慰劳慰劳！”
由此开始，一是扯出个等价交换原则来；
二是攻击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是“搞等价交换”；
三是用等价交换把刁小三同我党我军硬扯在一起。

汉奸刁小三明明是抢劫老百姓的包袱财物，张春桥却说这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是“搞等价交换”。
强盗和被抢劫的群众之间，有什么“来往”？
又何来“等价”？

伪军刁小三明明是充当日本鬼子蹂躏人民的帮凶，张春桥却说他有“赶走日本鬼子”的“政治资本”。
日本鬼子的走狗竟然有抗日的政治资本，真是海外奇谈！

汉奸伪军烧杀淫掠，人民只会以坚决打击相对，以坚壁清野相迎。
张春桥却说，他们能居功要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其实，这是张春桥的自我写照。
他是干过打着小白旗去跪迎二鬼子的队伍这类勾当的。

伪军刁小三抢包袱时放的是狗屁，张春桥却说“这个逻辑却有点迷惑人”。
刁小三是明火执仗地抢劫，不论本质和现象都只是抢劫，张春桥却说“现象上是平等”。
不知这“迷惑人”的和“平等”的东西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里不妨把张春桥的反革命逻辑再解剖一下。

第一步，张春桥完全抛开伪军刁小三替日寇帮凶、鱼肉人民的客观实际，专门挑出他“嘴巴上”的一句“侈谈”来搞名堂。
他故意把一个穷凶极恶的日寇走狗，说成抗日的功臣，把他抢劫百姓的罪行，说成拿“政治资本”要人民“感恩图报”，“搞等价变换”。
这样，在反革命张春桥的魔术棒下，强盗的逻辑变成了等价交换的逻辑，汉奸的逻辑变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逻辑，安下了污蔑我军的伏笔。

第二步，张春桥一笔勾销我军同人民的鱼水关系和骨肉深情，攻击和丑化我军是拿革命当“政治资本”，“搞等价交换”；
恶毒影射我军退役干部分配在地方工作，是所谓资产阶级等价变换，也就是所谓“刁小三的逻辑”。
这样，就把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辱骂为汉奸的军队；
我军广大指战员，竟被他辱骂为汉奸伪军刁小三！

不仅如此。
在《刁小三的逻辑》这篇黑文末尾，张春桥特意点明，“腐尸虽臭，招魂有人”，丧心病狂地攻击我党我军领导同志，说他们提出、通过和批准退役干部安排方案是为遗臭万年的汉奸刁小三招魂！
他的矛头直指中央军委，直指党中央，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
张春桥并且一口断定：“只要有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存在，就总会有人把刁小三的那套逻辑搬出来闹点名堂的。”
这就咒骂我党我军的领导机关不仅现在有人替汉奸招魂，而且今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直到商品和货币消灭为止，都会有人替汉奸招魂。
看这些反革命分子疯狂到了什么地步！

张春桥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家伙，一九三三年写过反动文章《济南》，无耻地宣扬日本帝国主义关于“互相提携”“共存共荣”的强盗口号。
这个家伙一九三八年又写过另一篇反动文章《韩复榘》，把投降卖国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吹捧成抗日救国的领袖。
早在三十年代，张春桥就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他现在的反共叫嚣，不过是他反共卖国的历史的继续。
我们要彻底剥掉他的马克思主义词藻的伪装，剥掉他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伪装。

我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军队，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军队。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毛主席制订的我军三大纪律之一。
正由于这样，我军指战员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人民群众衷心爱戴和拥护解放军。
在车轮滚滚的支前战线上，在千千万万赶制军装的油灯下，在荒僻的养护伤病员的山洞里，人民群众想尽一切办法，直至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支援和保护人民的军队。
只要有人民群众，我们的军队就扑不灭，困不死，就能越战越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样一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伟大军队，哪里有一点“搞等价交换”的影子？
我军建军五十年来，哪一年不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为最崇高的目标牺牲奋斗？
我军推翻本国反革命统治和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英勇斗争，是“搞等价交换”吗？
我军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领土、领空、领海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英勇斗争，是“搞等价交换”吗？
在支援唐山人民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我军广大指战员的血和人民的血汇流到一起，是“搞等价交换”吗？

我军干部和战士是有薪金和津贴的，这在今天是必要的，我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一贯坚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但是指战员的生活不能没有一定的物质保证。
这是任何人的常识，决不是什么“搞等价交换”。
我军为保卫和建设伟大祖国所付出的牺牲和劳动，决不是什么薪金和津贴所能衡量的。
只有向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出卖了灵魂的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匪帮，才会这样污蔑和咒骂我军。

我军肩负着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任务。
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当然就要不断更新部队的组成，使一部分干部转到地方上去。
必须使去者脱下军装不下岗，继续战斗在新的战线上。
必须使留者和后来者安心。
这里，要强调政治挂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干部斗私批修，不管是到城市还是农村，是到内地还是边疆，都自觉服从组织分配，不计名利，不辞艰苦，全心全意为革命。
同时，对退役干部转到地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也必须作出妥善的安排。
这是巩固我军和加强我军战斗力不可缺少的措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完全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军干部是党的整个干部队伍的一部分。
他们经过部队革命生活的各种锻炼，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
他们转到地方后，大部分是参加生产劳动，体现了我党干部作为一个普遍劳动者的革命精神。
他们由部队的岗位转到地方的岗位，同那里的干部和群众一起，继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这对革命工作是有利的。

张春桥竭力反对这样的安排，攻击这种安排是“伸手要特权”，是“高人一等”，这只能暴露出他们一伙对我党我军的刻骨仇恨。
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破坏我军的战斗力，瓦解我军，以适应帝修反的需要。

张春桥不仅咒骂我军是刁小三，也咒骂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全国工人农民是刁小三。
在反革命张春桥那里，等价交换等于“刁小三的逻辑”，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按劳分配，既然也是采取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同一原则，那末，在张春桥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也就是“刁小三的逻辑”。

这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吗？
根本不是。
任何一个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懂得，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制度下，“‘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
‘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二五二页）。
但是，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还不是“按需要”分配这一点来说，这种“平等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二五○页）。
这种权利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法权，就在于它是拿劳动这一尺度作为领取产品的共同标准的，就在于“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一一页）。
把这一共同标准或原则应用在劳动强弱不同、子女多少不同等等的人们身上，他们的富裕程度也就会不同。
因此，“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一一页）这样的资产阶级法权，在进到些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前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只能加以限制。
（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尽管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不存在价值和货币，这样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要存在。）张春桥硬把在我国工农群众中实行的按劳分配，和他们伪造的所谓刁小三的“商品交换”混同起来，骂为汉奸伪军的抢劫，这难道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吗？
这是打着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幌子，污蔑我国伟大的劳动人民，施展反共反人民的阴谋。

我国工人是按劳分配的。
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一面为资本家生产财富，一面为自己生产贫困；
今天，实行按劳分配，标志着从资本的剥削下解放出来。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众已经初步树立或者正在逐渐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他们深深懂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忘我的创造性劳动，对于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改善自己和全国人民的生活，具有决定的意义。
我国工人阶级的英雄代表，大庆工人王铁人，为了摘掉我国贫油的帽子，打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为社会主义祖国争气，头顶青天，脚踩荒原，在滚滚的寒流和漫天的风雪中，奋战不息，甚至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
难道能够说，这是搞张春桥老爷发明的刁小三式的“商品交换”吗？
我们决不能容忍张春桥对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的污蔑！

我国农民也是实行按劳分配的。
但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也日益为广大农民所接受。
以大寨人为光荣代表的我国男女老少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劈山引水，终年艰苦劳动，大干社会主义，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做出了伟大贡献。
难道能够说，他们是搞张春桥老爷发明的刁小三式的“商品交换”吗？
我们决不能容忍张春桥对我们贫下中农的污蔑！

张春桥炮制的《八路军的样子》这篇黑文中还鼓吹：“从马克思以来的共产党人”，“只讲义务，不讲权利”。
这是明目张胆的捏造。
正是马克思说过：“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三七页）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毛主席驳斥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
毛主席在这里说的，也是这个关于权利与义务的道理。
如果按照张春桥所说的“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鬼话办事，那末，人民流血牺牲和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得到的胜利果实，不是可以统统不要，而拱手送给蒋介石吗？
毛主席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人民的权利，无产阶级的权利，包括经济的权利和政治的权利，共产党人不仅要讲，而且要为之坚决奋斗，决不容许“四人帮”及其一伙用任何伎俩来篡夺。

“四人帮”看到讲物质利益，就总是要歇斯底里地狂叫，说这是经济主义。
他们简直就象恩格斯所说，是“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二三页）的历史唯心主义者。
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张春桥把革命者的自我牺牲精神同革命者的基本生活保证绝对对立起来，居心也是极端险恶的。
革命者无论在流血的或不流血的革命斗争中，除非光荣牺牲，就必须维持自己的生存。
无论在物质生活上多么艰苦，一定水平的物质需要是必须努力保证的。
鲁迅说，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
这也是我军长期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这一传统的革命精神。
但是如果连草也不吃，那就只有饿死，当然不能有奶。
因此，无论什么军队，都要有后勤；
无论什么社会，都要分配消费品。
没有生产就不能消费。
没有消费（例如工人农民不吃饭）也就不能生产。
张春桥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毛主席在反驳王明路线时说，王明路线不懂得三条常识：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人走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
张春桥拾王明路线的牙慧，不承认共产党要保证战士和人民吃饭的权利，就是要帮助敌人消灭革命力量。
张春桥不是还叫嚷，只要路线“正确”，颗粒无收也不要紧吗？
这不是为了帮助敌人毁灭中国经济，消灭中华民族，又是什么呢？

“四人帮”是一伙吸血鬼，离开声色狗马的腐朽糜烂生活，他们一伙就熬不住，活不成。
在他们那里，一桌酒宴，万民血汗。
他们一伙，巧取豪夺，敲诈勒索，贪污侵占，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所干的完全是盗窃和掠夺，盗窃国库和掠夺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
他们实行的，根本不是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本不是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法权，而恰恰是刁小三的强盗逻辑。
他们诬蔑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是刁小三，实则他们自己才是刁小三。
他们是刁德一、刁小三一帮的总头目，是钻到我党肚子里来，抢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抢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破坏党、破坏军队、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民族的叛徒和内奸。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长沙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电 湖南省和长沙市、长沙县一千七百多人三月五日举行隆重集会，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和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五十周年。
出席大会的有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省委书记于明涛、李振军、毛致用，中共长沙市委第一书记齐寿良等省、市、县党、政、军的负责同志，省、市、县在长沙的贫协委员，当年老农会会员、老赤卫队员和老贫农、老干部的代表。

大会由齐寿良同志主持。
毛致用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热情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农民运动，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丰功伟绩。
他指出，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中，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光辉文献，也是指导我们揭发、批判“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夺取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
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光辉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搞好革命大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坚持唯物论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他说，缅怀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重温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到毛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将永远指引我们前进。
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主席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
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先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刊物《战士》上发表。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上海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电 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百万民兵，衷心爱戴、无限感激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比憎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
四个多月来，全市民兵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妄图把上海民兵变成他们篡党夺权工具的滔天罪行，使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反革命面目，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处心积虑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反党乱军，挖空心思地把黑手伸进民兵队伍。
他们胆大包天，竟然有预谋、有计划地伪造出一个毛主席的所谓“民兵改造”的指示，妄想把上海民兵“改造”成为受他们控制的所谓“第二武装”。
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民兵改造”的问题。
“四人帮”丧心病狂地捏造毛主席的指示，这只能表明他们篡党夺权，蓄谋已久。
民兵们指出，“四人帮”撒了这个弥天大谎后，就猖狂地打起“民兵改造”的黑旗，在上海拉起了一支“文攻武卫”的队伍，精心炮制了一套所谓“民兵改造”的“新鲜经验”，从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干扰、破坏上海的民兵建设。
上钢三厂、上棉四厂、川沙县等城乡民兵怒火万丈地说，“四人帮’否定毛主席为民兵建设规定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否定民兵的历史功绩，伪造“民兵改造”的指示，其险恶用心就是要为他们篡党夺权抓枪杆子。
民兵们指出，我们上海民兵和全国民兵一样，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成长、壮大起来的；
和上海全市人民一样，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的。
“四人帮”要把上海民兵“改造”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只能是痴心妄想。

上海民兵揭发说，“四人帮”大肆污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竭力鼓吹要用他们控制的民兵来取代解放军和其他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以便建立他们的法西斯专政。
反党分子张春桥公然声称：“今后打起仗来，主要靠民兵”；
反动文痞姚文元胡说什么“部队打起仗来，只能起放哨作用，恐怕放哨还放不过来”。
他们别有用心地煽动民兵给部队贴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军队领导同志，妄图搞垮上海警备区，用民兵来取而代之。
“四人帮”还到处叫嚷民兵要把治保工作“管起来”，把公安工作“统起来”，撇开公安部门擅自立法，篡夺公安治保的权。

上海广大民兵愤怒揭发“四人帮”在阴谋篡党夺权的过程中，肆意破坏毛主席创立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统一武装力量的体制，在上海民兵的领导体制上另搞一套，自成体系，另立民兵指挥机构，建立“第二武装”司令部，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夺对民兵的指挥权。
一九七五年秋天“四人帮”多次受到毛主席严厉批判后，更加疯狂地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扑，加紧了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争夺对民兵的领导权的罪恶活动。
王洪文窜回上海，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私自在杨浦区、卢湾区和上海县搞区、县人民武装部和民兵指外部“两部合并”的“试点”，限定要在两三个月内拿出“经验”来。
他们擅自摘掉人民武装部的牌子，停止武装部的工作，并妄图用“滚雪球”的办法，在全国拉起一支“第二武装”来大乱无产阶级的天下。

上海广大民兵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妄图利用民兵制造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滔天罪行，更是怒不可遏。
大家以大量铁一般的事实指出，“四人帮”操纵和利用上海民兵武装进行篡党夺权，早就从舆论上、组织上、物质上作了一系列准备。
特别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发放了大批枪炮、弹药，非法进一步装备上海民兵，同时还策划了各种应变措施。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预感到末日来临，惊恐万状，密谋利用民兵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对抗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他们背着上海一千万人民，背着上海广大民兵，私自调动队伍，私设秘密指挥点，制定“作战方案”，拟订反革命口号，规定联络暗号，还妄想炸毁桥梁，停水停电，切断上海与外省市的通道。
几个余党声嘶力竭地狂叫“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干，要马上大干”，“要准备流血，掉脑袋”。
一时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上海广大民兵指出，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四人帮”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同样逃脱不了可耻的失败。
他们反党乱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终于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作者：中国科学院理论组

一九七六年，我国科技界发生了一场触目惊心的斗争。
这不仅是关于科技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争论，而且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久已蓄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王张江姚“四人帮”，曾经一再把黑手伸进科技界，妄图打开一个缺口，进而反对一向亲切关怀科技工作的周总理。
一九七二年，“四人帮”颠倒是非，对周总理关于加强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指示进行疯狂欢击。
一九七四年，又在科技界大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妄图顺藤摸瓜，一举打倒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四届人大以后，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主管科技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一九七五年九月，国务院会议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的汇报，讨论了科技工作。
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严肃地批判了“四人帮”破坏科技工作的种种谬论。
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要求科技部门的领导干部，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努力搞清楚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
指出中国科学院必须进行整顿，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使我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作出贡献。
“四人帮”对此怀恨在心。
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窥测方向，伺机反扑，妄图打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趁势泛起，紧锣密鼓，在科技界演出了一出出丑剧，向党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查什么“阻力”？

“四人帮”选择的靶子是一九七五年九月国务院讨论科技工作的会议。
他们采用的手法是背着毛主席，背着党中央，大搞阴谋诡计。

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那个黑干将与“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秘密串联，密谋策划。
“四人帮”那个黑干将说什么教育界的“翻案风”是从科技界刮过去的，而科技界现在“阻力很大”，“我们要来支持”。
紧接着他们又研究“行动部署”，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打倒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
按照他们的反革命部署，对几位副总理暂不指名道姓，而是鬼鬼祟祟地或指桑骂槐，或含沙射影。

他们要反的是什么“阻力”呢？
“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明白地说了出来，那就是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国务院讨论科技工作会议上的指示。
他在同“四人帮”的黑干将密谋后，急急忙忙又派人把这次国务院会议的记录偷偷送给那个黑干将。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又按照那个黑干将送去的版本，大量翻印这次国务院会议记录，一直发到基层，“供批判用”。
张春桥还特别叮嘱他们在上海的余党，翻印这类材料，一律不具翻印单位名称，也就是印成所谓“白头材料”。
他们以为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出了问题好赖帐。
殊不知恰恰暴露了他们做贼心虚。
党的地方组织采取这种形式整中央领导同志，这是开国以来所没有过的。

在北京，“四人帮”的动作不得不隐蔽一些，但也更加阴险狡猾。
“四人帮”的那个黑干将和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串通一气，编印了所谓“翻案风”的言论摘录。
他们采取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等等手法，把中央领导同志的许多指示编了进去，甚至把毛主席的十多条指示也编了进去。
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七月，驳斥了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要统统撵走的荒谬论调，指出知识分子不能走，有缺点要多帮助，要给知识分子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工作。
“四人帮”的黑干将和爪牙，把这些指示诬蔑为“反对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翻案”。
甚至把这些指示诬蔑为谣言，大批特批。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鼓励科技人员为革命钻研技术，以及强调为保证产品质量，必须有规章制度等正确指示，被诬蔑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中央领导同志对搞资产阶级派性、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的批判，被诬蔑为“打击压制革命的新生力量”。
“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还利用窃取的权力，把他们炮制的这个反党材料大量印行，分发到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国务院各部委的科技管理部门，妄图在全国造成大混乱。

姚文元派人出入于科技界，刺探情报，追查所谓“阻力”、“风源”。
姚文元还先后作了十多次批示，不让报刊报道科技界的真实情况，但却要他们密切注视科技界的动向。
“四人帮”那个爪牙立即向派来的人提供了捏造的华国锋同志的七大罪状。
本来打算在一个内部刊物上抛出来，只因时机不成熟，才未敢轻举妄动。

除了几个小丑的跳踉呼号而外，“四人帮”的所作所为遭到了科技界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坚决反对。
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一次“批判”大会上，虽经“四人帮”的爪牙精心策划，“四人帮”控制的新闻单位又派来大批记者准备大事宣扬，但电影机摄下的只是稀稀拉拉、七零八落的场面，记载下的是使“四人帮”极为难堪的景象。
群众以自己的行动向“四人帮”宣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你们不是要追查“阻力”吗？
对于你们的倒行逆施，就是要阻。
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就是抗击你们这股逆流的中流砥柱，广大干部和群众就是矗立在你们面前的铜墙铁壁。

“回击”谁？

与此同时，姚文元亲自出马，部署了科技战线展开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攻势。

由姚文元点题、授意，又亲自修改，在《红旗》杂志上抛出了署名两校大批判组的一篇反党文章。
这篇文章打着“回击”“翻案风”的幌子，实际上是“四人帮”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猖狂反扑的自供状，是颠倒是非，倒打一把，射向党中央的一支毒箭。

姚文元授意作者要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大作文章。
他特意把一九七五年九月国务院讨论科技工作的会议记录交给作者，作为批判的靶子。
姚文元对中央领导同志批驳他们鼓吹的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谬论恨之入骨，无耻地狡辩说是“歪曲”了他们的原意，并恶毒地诬蔑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辑录毛主席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语录，是采取“陈伯达在庐山上用过的办法”。

在修改这篇文章时，姚文元还亲自添加了一段话：“科技阵地以往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资产阶级偏见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比起教育界来毫不逊色，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许多科学研究单位，同样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这是露骨地反对周总理关于建国以来的十七年科技工作红线占主导的正确结论，妄图通过篡改历史达到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黑干将，执意要文章的作者增写一个部分，讲群众运动问题。
为什么这帮根本无视群众、一贯破坏革命群众运动的家伙，却要侈谈群众运动呢？
原来，华国锋同志在以极大的热情支持科学实验群众运动的同时，曾经批判了那种完全否定专业科技队伍作用的论调。
在“四人帮”授意炮制的这篇文章中，明目张胆地提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果真是那么重视专业队伍吗？
那不过是一个骗术。”
他们已经毫无掩饰地把攻击矛头指向了华国锋同志。

文章作者按照“四人帮”的旨意，特意在文章结尾画龙点睛地提出：“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
姚文元对此还感意犹未尽，又加上一句：“难道他们能代表党吗？
不，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
请看，又是一条路线，又是“他们”，这明明是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科技界的领导同志。

够了，仅就上面列举的事实，“四人帮”要“回击”谁，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看到后，心领神会，“一心想揪出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来”。
于是，在他们的御用工具《学习与批判》等报刊上抛出一株株大毒草，南北呼应，狼狈为奸。
“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当然不甘落后，立即派人找到“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让他写“整顿就是复辟”的文章，为“四人帮”反对华国锋同志大造反革命舆论。
“四人帮”的那个爪牙则把“梁效”那篇黑文捧上了天，说它是“在九天之上，站得高，看得远”，真是肉麻透顶。
高在那里呢？
原来就是高在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帮家伙固然“高超”，无奈“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同“四人帮”的愿望相反，“梁效”这篇黑文从反面起到了动员革命力量的作用。
文章一发表，中国科学院广大群众纷纷义正辞严地谴责“四人帮”和“梁效”的猖狂反党行径。
有的单位的群众去清华大学贴出大标语要同“梁效”辩论。
尽管“四人帮”及其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进行了疯狂镇压，有的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灭不了的，革命人民心中的是非是无法颠倒的。
“四人帮”的法西斯行径，只能使他们那张假革命的画皮越来越不能掩盖住他们的狰狞面目。

同谁“对着干”？

在华国锋同志担任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之后，“四人帮”反对华国锋同志更是变本加厉。
他们变换手法，由“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支持和授意，炮制了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对着干”的经验。
“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在院内以至全国科技界到处兜售。

到底是同谁“对着干”？

一九七五年夏，华国锋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为了在科技战线认真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亲自邀集部分科技人员座谈。
华国锋同志亲切地鼓励科技人员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积极发表意见，以利于把我国的科技事业更快地搞士去。
座谈的情况，当时由中国科学院整理成简报下发。
华国锋同志亲自听取意见，关怀科技工作，这对广大科技人员是巨大的鼓舞，大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有的同志参加座谈后，立即对加强富铁矿的科研和勘查工作提出建议，以便把我国的冶金工业更快地搞上去，许多老科学家激动地表示，一定要在余年努力作出贡献。
广大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更是干劲倍增。
可是，“四人帮”大吹特吹的那个研究所的“对着干”的经验，却大讲什么他们反对“翻案风”首先是同这个座谈会“接上火”的，还标榜他们把座谈会简报“来一期扣一期”，不让下发，甚至诬蔑座谈会“是对文化大革命和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不满的鸣放会、诉苦会”，是什么“诬蔑科技战线的大好形势”。
这那里是什么“经验”，而是赤裸裸的反党宣言。
“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在向全国推销这个“经验”的会上，还进一步蛊惑人心地提出“修正主义上台，我们科技战线怎么办？”
公然进行反革命煽动。

我们再看看这个所谓“经验”是“对着”什么干？
你说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它说“不能只照顾少数人”，“搞阶级投降”；
你说要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它就说这是“政治上迁就，生活上特殊”；
你要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它就说你“不依靠工人阶级”……。
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就是这么无理搅三分，反正凡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都要“对着干”；
凡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他们都要反。

覆灭前的挣扎

“四人帮”插手科技界进行篡党夺权的活动，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了。
他们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唐山地震后关于加强地震预报工作，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保卫千百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正确指示，说成是“以地震压革命”，“不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们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又是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年贴大字报，又是偷偷整黑“材料”，口袋里成天装着半导体收音机，准备收听宣布“盛大的节日”的消息。
他们攻击中央一九七五年派几位领导干部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是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篡夺科学院领导权的一个先例”。
他们肆意攻击华国锋同志对中国科学院的一系列正确指示，甚至狂妄地叫嚣“我们听洪文、春桥的”。
他们“创造”了一个“定性定量的阶级分析”，把江青所说的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反动“理论”付之“实践”；
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百分之七十被划为“党内资产阶级”，中国科学院的党组织也被他们说成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接着，他们自行改组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四人帮”的那个爪牙自封为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英明领袖华主席代表亿万人民的心愿，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也拯救了我国的科技事业。
战斗在科技战线的广大革命群众，发自肺腑地欢呼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带领我们用战斗赢得的胜利。
我们决心以不懈的斗志去清除“四人帮”遗留的历史垃圾，以顽强的毅力去攀登科学高峰，以百倍的努力去争取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早日实现！

（原载三月九日《人民日报》）

栏目：长征

人民代表

雷锋听小朋友们说，运输连驻地附近，住着一位烈属张大娘。
她的儿子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了保卫祖国、为了朝鲜人民，在白峰山三六二高地阻击战中光荣地牺牲了，被誉为白峰山阻击战七勇士之一。
雷锋很想去看看这位英雄烈士的母亲。

张大娘也听到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讲，运输连有个战士叫雷锋，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受尽了折磨，是在革命队伍里长大成人的，大家都很赞扬他。
尤其是那些孩子们，一提起雷锋叔叔，个个都夸他这好那好，要向他学习。
张大娘也很想见见这位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九六一年初夏，当地居民选举人尽代表的时候，闲谈之中，有人问张大娘：“你老打算选谁当代表呀？”
“要选就选个好样的。
我想选雷锋……”
这时，部队的选举工作也在热烈地进行，全团上下一致选举雷锋为抚顺市人民代表。

不久，团里收到了抚顺市选举委员会送来的一份《人民代表证书》，上面写着：

雷锋当选为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当领导上把证书交到雷锋手上的时候，他，一个苦孩子出身的人民战士，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里含着热泪，久久才说：

“请领导上放心，我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我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永远做一个人民的小学生……”
一天大雨之后，天边晚霞格外绚丽，张大娘正在路边菜园里往外排水。
一个年轻战士向老人走来，亲切地说：

“大娘，你老好啊！”
“你是……”张大娘一时愣住了。

“我是运输连的战士，叫雷锋。”
“雷锋！”
老人的眼睛忽地亮了许多，就象见到了自己的英雄儿子那样，赶忙上前拉住了雷锋的手，仔仔细细地把他看了又看，可除了袖头上、膝盖上补了几块很整齐的补钉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啊！
大娘深情地说：

“孩子，大娘早就想去看看你……”
“我最近外出比较多，心里也老想来看望您，就是没有抽出时间，一直拖到今天。”
“好，好啊，大娘总算看到你了！
走，快到家里喝点水去。”
“不啦，大娘。”
雷锋顺手拿起一把铁锹，帮助大娘从菜地里往外排水。
张大娘不叫他干，可他非干不可。
大娘只好和他一起，边干边唠起家常来。
老人讲起了自己的英雄儿子，雷锋谈起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两人越唠越亲热，这一老一小的心紧紧地联在一起了。
张大娘问道：

“你们部队上也选举人民代表吗？”
“部队也选。”
“你们选了谁呀？”
“选……”雷锋把到了嗓子眼的话又咽了回去。
可是张大娘却说：“不管你们选了谁，反正大娘是打心眼里觉着应该选你……”
“选我！”
雷锋被大娘的话震动了。
这使他想到那张《人民代表证书》凝结着多少母亲的嘱托，人民的期望啊！
他深深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七月二十七日傍晚，雷锋出车刚刚回到班里，工作服还没脱下来，连部文书就跑来喊他到连部去。

雷锋来到连部，连首长把抚顺市人民委员会的通知书交给了他，只见上面印着：

市人民代表雷锋同志：

兹订于七月三十一日午前八时在抚顺宾馆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期预计四天，希于七月三十日午后三时前到抚顺宾馆报到。
如有提案请随身带来。

连首长又兴奋又关切地说：“雷锋！
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件大事，你要抓紧这两天时间，认真准备一下，明天就不要出车了。”
雷锋手捧通知书，想了想说：“党和人民让我去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我想这正是我向全市人民代表学习的好机会。”
“好！”
连首长很赞成地说，“希望你很好地完成这次学习任务。”
“是！”
雷锋的回答十分坚定。

因为连里的运输任务很紧张，尽管领导上一再让他留在家里，做些去开会的准备工作，可他第二天、第三天，都照常坚持出车了。
直到第四天（七月三十日）上午，他才留在家里，把自己驾驶的十三号车，认真检查、保养了一次，又向助手交代了一番，这才脱下工作服，换上一身整洁的军装。
午后，他带着正在读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一本绿色封面上印有“煤都飞跃”图案的日记本，准时到了抚顺宾馆。

抚顺宾馆，群英聚会。
抱着学习态度而来的雷锋，真想把每位代表的先进思想、先进经验都学过来。
开会之前，大会秘书处发给他一袋文件。
他想：象我这样一个穷苦人出身的人民战士，能够参加这样的大会，要在过去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啊！
会议休息时，他在自己的文件袋上写了这样一首诗：

过去当牛马，

今天做主人，

参加代表会，

讨论大事情。

人民有权力，

选举自己人，

掌握刀把子，

专政对敌人。

忠心拥护党，

革命永继承，

哪怕进刀山，

永远不变心。

通过大会学习、讨论，雷锋深刻地认识到，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工业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
农业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人民公社发挥了巨大的优越性，不仅取得了较好的收成，而且为今后的农业增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财政贸易、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事业，都有相当大的发展。
雷锋为这些巨大成绩感到欢欣鼓舞，干劲倍增。
就在开会期间，他在八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要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着党走，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生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雷锋住在宾馆二楼，他隔壁两个房间住着六位代表，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大娘。
雷锋十分敬爱这些老人，在会议间隙，时常到这些老人的房间去，同老人唠家常，谈参加会议的感受，时刻不忘向这些革命前辈学习。
每次出入会场、上下楼梯，他都主动上前去搀扶这些老人。
向她们问好，早晚还经常帮助扫扫地、打打开水。
这些老人也非常喜欢雷锋，每次见面，总是笑呵呵地叫他“小雷，小雷……”就象母亲呼唤自己的孩子。
看到这些可敬的老人，雷锋就想起了烈属张大娘，想起了千千万万的革命母亲，心里象充满了阳光般的温暖。
他想，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给这些在旧社会受尽了苦难的老人，带来了多么幸福的晚年啊！
“……从阶级友爱出发，我不但爱这些老太太，而且爱全国人民，爱全世界的劳苦大众。
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要为他们的自由、解放、幸福更幸福而贡献自己毕生的全副精力，直至最宝贵的生命。”
这就是雷锋在会议期间写下的日记中的几句话，也是他发自内心的革命誓言。

雷锋参加完人民代表大会，回到连队不久，突然听说张大娘病了，便立刻请了假去看望。
他刚走到菜园旁，没想到老人正在摘青菜呢！
雷锋不安的心情，顿时变得踏实了。
他亲切地喊了声：

“大娘！”
张大娘一听到这熟悉的喊声，麻溜放下了手中的菜篮子，迎着雷锋亲热地说：

“孩子，你回来啦！”
“是啊，大娘！
你老的病好了吗？”
“好多了。
孩子！
你太挂念大娘了……”大娘说着眼里湿润了。

“你老的儿子，为中朝人民的幸福，光荣地牺牲了，您就跟我的亲娘一样啊！”
老人抹抹眼睛，笑了起来，说：“可就是，我见了你们穿军装的，就象见了我儿子那么亲，打心眼里乐。
往后衣服袜子穿破了，就拿来，大娘给你们缝缝补补。”
“大娘，我们都会补……”雷锋说着，又拿起锄头帮助大娘拾掇起菜园来……

发愤图强

雷锋入党以后，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使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在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了几百项协议、合同，妄图压我们党放弃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
国内的阶级敌人也遥相呼咸，蠢蠢欲动，梦想复辟资本主义。

运输连党支部为使干部战士提高觉悟，认清形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决定在连队进行一次阶级教育。
当支委会研究让谁带头忆苦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几个月前中秋节晚上发生的一件事：

那个晚上，战士们是多么高兴啊！
在明亮的月光下，司务长分给每人四块月饼，大家有说有笑，边吃边谈，到处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
谁知雷锋领到月饼后，却一口没吃，捧在手里悄悄地走到门外，不由得想起了十几年前那苦难的岁月，想起了在那个阴森的夜晚，被万恶的旧社会逼死了的妈妈。
妈妈没能看到幸福的今天，没能看到她的儿子受到党和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培养。
今天是多么美好啊！
但这美好的今天来得多么不容易呀！
为了埋葬旧社会，为了建设新中国，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有多少阶级弟兄，多少无名英雄付出了血汗哪！
他想起了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想起了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伤病员，思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他把自己领到的这份月饼，小心地用纸包起来，然后又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亲爱的阶级弟兄，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负伤和有病的休养员同志，这四块月饼是人民给我的，它使我想起了过去的苦，体验了今天的甜。
因此，请收下一个战士的心意吧。”
第二天，他抽空儿来到附近的抚顺市西部职工医院，把信和月饼送给了在那里休养的同志们……

支部委员们回忆了这件事，想起了雷锋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一致同意让雷锋带头忆苦。

忆苦大会是在驻地附近一片杨树林中召开的。
团政委来了，各兄弟连队也都派代表参加了。

雷锋在战友们面前，一字一句地讲着。
他把深深埋藏在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一下子倾泄出来。
他的血泪控诉，激起了战友们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大家不断振臂高呼：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艰苦奋斗，发愤图强！”
团政委最后讲话说：“雷锋同志在旧社会受的苦，是我们整个阶级，整个民族的苦。
我们不忘过去，发愤图强，就是要高举党的三面红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江山。”
运输连在阶级教育过程中，召开了一次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进一步讲了当前形势。
会后，雷锋在日记中写道：

近两年来我国遭到特大的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了一些暂时的困难。
可是目前阶级敌人有所抬头，想乘机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听了心里直发火，恨之入骨。
我家里很穷，父、母、哥、弟都死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手里。
这血海深仇，我永远铭记在心。
……

通过阶级教育，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就在这时，雷锋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并在此文的空白处写了几段学习体会。
其中一段这样写道：“经过诉苦和三查运动，激发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热情，明确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认清了敌人的本质，教育了干部战士，增强了团结，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事实证明，只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是胜利。”
雷锋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军内报纸上宣传以后，许多单位都邀请雷锋去作报告。
他在这些报告当中，用自己一部血泪斑斑的家史，告诉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放松警惕，激励人们在尖锐、复杂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中，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斗争中，团结一致，发愤图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更坚定地去战胜一切困难。

在暂时困难面前，雷锋更加克勤克俭，精打细算。
连队每次吃完饭，他都把洒在桌上、掉在地下的饭粒捡起来，送到营房后边的猪食缸里。
在为工地运输水泥的过程中，他还特意准备了一把扫帚、一个撮子，每次出车回来都把洒落在车厢里的水泥，一点一滴地扫拢了存起来。
他还找了几块旧木板，钉了一个“节约箱”，把平时捡到的碎铜烂铁边角料、螺丝钉、牙膏皮、破手套等等，都装在里面，保车，修工具时能用上的就用上，尽量为国家节约开支。

有一次，雷锋外出报告回来，正赶上同志们都到郊外人民公社助民劳动去了，连里领导只留下副指导员一人在家。
他看见雷锋回来了，便兴奋地说：

“好家伙，你可回来了。
团党委立你为艰苦奋斗的节约标兵后，党支部就把你那些东西收拢了一下，办了个小展览会，原来只想对全连同志进行一次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结果一传出去，天天有人来参观，想谢绝都谢绝不了，都要学习你发愤图强的革命精神……”
雷锋听到这些话，心想：作力一个共产党员、人民战士，自己到底为党为人民做了多少有益的工作？
今天，当我们党、我们国家在前进的路上，遇到了暂时困难的时候，我就是为党为人民献出了生命，也是应该的啊！

他随着副指导员来到车场附近，见紧靠营房的山墙并排摆着三张桌子。
一张桌子上放着他读过的几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和他的一些衣物：一件补了又补的衬衣；
一件印有“治沩模范”字样的绒衣，也打了补钉；
一条补了几十块补钉的裤子；
两双打了补钉的鞋子和一双补了好几种颜色补钉的袜子。
在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他那个“节约箱”，里面装的那些废旧物品，都一件件地摆出来了。
还有一张桌子，摆着他扫水泥用的撮子和扫帚，撮子里装了一下子水泥，旁边的说明词上写着：“雷锋同志在给建筑工地运输水泥期间，坚持用这把撮子和扫帚扫取洒落在车厢上的水泥，前后扫了两千多斤……”
雷锋看到这里，不安地问道：“副指导员，我扫那点水泥，根本没个数，怎么会知道有两千多斤？”
“你扫的水泥，不是都放在旧油桶里了吗？”
副指导员说，“这是咱们连长和四班长亲自算出来的，没错！”
有一天，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来了位同志，收集了雷锋读过的几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从这个小展览会上还挑选了几件东西，准备拿回北京放在馆里正式展出。
他看到雷锋那双补了又补的袜子后，向部队领导征求意见说：“请把雷锋同志这双袜子交给广大群众吧！
我相信在目前形势下，它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深思……”
雷锋献出了他这双穿了多年、补了多次的袜子和其它一些东西。
他把领导上要展出这些东西看作是对自己的鞭策和鼓舞，从而更加坚定了他艰苦奋斗的决心。
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

现在，我们国家处于困难的时期。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事事要精打细算……我们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克服当前存在的暂时困难……

（选自陈广生、崔家骏：《雷锋的故事》）

雷锋同志认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粮食”、“武器”、“方向盘”。
这是他反复读过的一部分毛主席著作。

雷锋同志入伍第一天使用的新日记本扉页上，贴着黄继光的照片。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坚决发扬革命部队里的优良传统，向董存瑞、黄继光、安业民等英雄学习，头可断，血可流，在敌人面前决不屈服。”
这双补了又补的袜子，生动地反映了雷锋同志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稿）

新华社渥太华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电 加拿大共产主义同盟（马列）双周刊《锻炼》最近发表文章，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粉碎“四人帮”反党阴谋的伟大胜利。

文章说，粉碎“四人帮”是“不断加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胜利”。
这是毛泽东主席的可靠接班人华国锋主席采取果断措施的结果。
文章指出，事实证明“‘四人帮’是民族败类，是在左的掩盖下的极右分子”。

文章说：“‘四人帮’阴谋篡夺国家权力，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无理攻击党的忠诚的干部，利用他们的势力破坏革命的文化，假装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而他们自己却过着挥霍和堕落的生活。”
文章指出：“他们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
如果‘四人帮’的罪恶阴谋得逞，他们就会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力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渗透敞开大门。”
文章说，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主席在生前就“批评‘四人帮’的野心和阴谋”。

文章说，中国人民和以华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毛主席的遗志和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斗争中将得到加拿大共产主义同盟（马列）全力的支持。

新华社日内瓦电 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机关刊物《十月》二月份一期在一篇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谴责“四人帮”反党集团反对周总理的罪行，赞扬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果断行动一举粉碎“四人帮”。

文章说：“周恩来不屈不挠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并且站在毛泽东主席一边，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文章说，但是，“四人帮”反党集团却妄图夺取周恩来总理的职位。
“在周恩来逝世时，‘四人帮’竭力诬蔑这位堪称典范的伟大革命家，他们甚至借口化悲痛为力量，禁止人民举行追悼会和佩带黑纱。”
文章说，“四人帮”“把经验主义说成是主要危险，企图把经过考验的领导同志的功绩和经验一笔抹杀，罢他们的官，用其豢养的人来取而代之”。

文章说，“四人帮”歪曲“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声称搞生产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忽视阶级斗争。
他们企图以此来分裂党，并为他们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制造舆论。

文章强调指出：“毛泽东主席亲自指定了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这是英明的预见和正确的决定。
有了华国锋，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
华国锋以反对‘四人帮’的果断行动清楚地显示了他的巨大的才能和决心。
华国锋是继承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遗志、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光辉前程的当之无愧的接班人。”
据新华社堪培拉电 澳大利亚—中国协会维多利亚州分会主席杰克·拉扎勒斯赞扬中国人民取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拉扎勒斯于去年十一月率领澳大利亚律师代表团访问中国以后，最近在他写的一篇访问中国的文章中说：“这对我来说是越来越清楚了，西方报纸称‘四人帮’是‘激进派’，显然是错误的。”
“‘四人帮’是反革命派”。

拉扎勒斯指出：“在击败‘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气氛比我以往知道的要好得多。”
“中国人民打倒‘四人帮’，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人心大快，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强调说：“我确信，这是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赢得的了不起的胜利”。
“我毫不怀疑，中国人民将会在华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 《雷锋日记选》；
《雷锋的故事》再版

本报讯 为了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光辉题词发表十四周年，在全军掀起学雷锋的新高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最近再版了《雷锋日记选》和《雷锋的故事》。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清除了学习雷锋的绊脚石。
这两本书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再版的。
卷首毛主席光辉题词之后，增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光辉题词和敬爱的周总理、叶副主席、朱委员长的题词。
《雷锋日记选》还增补了雷锋同志的三篇日记。
这两本书已陆续在全军发行。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讯 中国红十字会三月九日致电罗马尼亚红十字会，向罗马尼亚地震灾区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电文如下：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红十字会：

惊悉罗马尼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很大损失。
中国人民和中国红十字会对此极为关切。
中国红十字会决定赠送药品二十吨和人民币五十万元给贵会，以帮助受灾人民早日克服地震造成的暂时困难。
谨向贵会并通过贵会向灾区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祝他们在以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中国红十字会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
===== 第一次非洲；
阿拉伯最高级会议胜利闭幕-会议在充满团结合作的气氛中通过《非洲—阿拉伯合作开罗宣言》等文件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电 第一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三月九日中午胜利闭幕。

当六十个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和他们的代表先后在会议通过的《非洲—阿拉伯合作开罗宣言》上签字的时候，充满整个最高级会议的团结合作气氛达到了高潮。
这动人的情景表明：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决心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

上午十时三十分，最高级会议在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主持下举行闭幕式。
在宣读了会议决议后，国家元首和他们的代表签署开罗宣言。
然后，萨达特总统说，随着这些文件的签署，第一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胜利结束。
他请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和苏丹总统尼迈里发言。

卡翁达总统说：“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为了对非洲和阿拉伯人民的愿望作出反应，作了认真、诚实和真诚的努力。”
他赞扬这次会议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谈到阿拉伯和非洲人民的共同敌人仇视非洲和阿拉伯团结时，卡翁达总统说：“为了对付这些罪恶的企图，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应当制订计划，加强我们自己来抵制这种灾难。”
他指出，“我们所担负的责任是重大的，但是阿拉伯和非洲人民是能够承担起来的”。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说：“这次会议取得的这一振奋人心的成就为非洲—阿拉伯在各方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它使我们感到高兴。”
索马里总统最后对为非洲国家提供物质援助，以加速这些国家获得民族解放和实现被压迫人民的独立的国家表示感谢。

苏丹总统尼迈里在发言中指出，开罗会议表明，非洲和阿拉伯人民已经逾越了你们之间的人为边界。
他说：“我们今天在这块既是阿拉伯又是非洲的土地上举行会议再次表明了阿拉伯和非洲之间的联系。”
喀麦隆总统阿希乔说，第一次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为非洲和阿拉伯合作建立了基础，并且为采取符合“我们需要和愿望”的强有力行动起草了纲领。
他对会议的结果表示满意。

会议主席埃及总统萨达特在最后发言时宣布，最高级会议获得了完全胜利，达到了它所有的目的，实现了非洲大陆和阿拉伯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

萨达特总统说，会议同意“在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斗争的各方面协调我们的行动”。

他说，阿拉伯和非洲的国家元首今天签署的宣言，不仅在非洲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关系方面是一个重要步骤，而且在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史上也是一个重要步骤。

萨达特总统说，会议洋溢着始终存在于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精神和兄弟情谊，“这有助于我们取得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成果”。
他说，我们“宣布我们谴责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雇佣军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动，以及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非洲人民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英勇斗争，支持解放阿拉伯和非洲被占领土，宣布完全支持靠近对阵地区的前线国家。”
萨达特总统说，宣言还表明了阿拉伯和非洲人民决心调动他们的一切力量来建立新的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确保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主权。

最高级会议通过的其他文件有《政治宣言》、《非洲—阿拉伯经济和财政合作宣言》、《实现非洲—阿拉伯合作的组织形式和方法》。

作者：八三二一六部队陈其鹏
栏目：干部战士谈形势

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
这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中央两报一刊二月七日社论中指出：“不要忘记虎狼在前。
为了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也必须按照这个决策去做。”
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认清世界形势，不要忘记虎狼在前，对于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要忘记虎狼在前，就得时时注意虎狼在干些什么，不断地加深认识虎狼的吃人本性。

当今世界的虎狼就是苏美两霸。
近几年来，两霸的争夺遍及全球，愈演愈烈。
它们争夺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宁，哪里的人民就遭殃。
尤其是那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帝国主义，它天天讲“缓和”，天天讲“裁军”，实际上是天天搞紧张，天天搞扩军。
随着军事力量的急剧膨胀，它的胃口越来越大，到处伸手，每扩张一步，都要挖掉美国身上的一块肉。
昔日赫赫一时的美帝哪能罢休，它也不断增加军费，试制和生产新式的战略轰炸机、军舰和导弹，调整战略部署，以对付苏修全球性进攻的势头。
两霸的军备竞赛水涨船高，它们之间的争夺继续升级，怎么不使人们触目惊心！

列宁曾经指出：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七三三页）。
帝国主义垄断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它们的本性就是掠夺，就是在世界上抢占地盘。
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结果必然导致战争。
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苏美两霸这样激烈争夺下去，总有一天要引起新的世界战争。

苏美两霸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但没有放过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苏修搞声东击西，丝毫也不意味着放弃了对我国的侵略野心。
事实上，新沙皇始终把坚持马列主义革命原则、高举毛泽余思想伟大旗帜的社会主义中国，当作它推行霸权主义的主要障碍。
它至今仍然陈兵百万于我国边境，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颠覆活动，恨不得一口吞下我国才舒服。
敬爱的周总理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
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
‘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了，更难下手。”
今天，崇洋媚外、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四人帮”也垮台了，就难上加难。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毛主席逝世后我国会发生大动乱上，现在他们的希望已经完全落空了。
他们还幻想出现一种力量改变毛主席为我们规定的革命路线和方向，现在他们的幻想也已彻底破灭了。”
尽管如此，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它必然要采取更加阴险毒辣的手段对付我国。
苏修既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也是对我国的最主要的威胁。

抬头看世界，我们就能深刻地认识到，坚决落实华主席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是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的需要，也是防备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
苏美两霸磨刀霍霍，我们必须百倍警惕。
我们应当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在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中，认真地抓纲治军，尽快地把部队建设搞上去，把手中武器掌握好，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以不辜负全国人民对子弟兵的期望。

栏目：不忘虎狼在前

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等苏军头目近来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炫耀苏联的军事实力，鼓吹扩军备战，并对美国研制和发展新型战略武器发出威胁。

乌斯季诺夫在今年第三期《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不可遏制的军备竞赛”，“加强苏联能防御能力和提高苏联武装力量的战斗装备，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客观上所必须的”。
针对美国不少人主张发展美国新一代战略武器，来对抗克里姆林宫争夺全面军事优势的努力，乌斯季诺夫杀气腾腾地向美国提出警告说：“美国那些指望借助这种武器取得对苏军事优势的人应当记住，我国的经济、科学和技术现在已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制造出和平的敌人期望的任何一种武器”。

二月二十一日，苏联元帅崔可夫对塔斯社记者谈话时，吹嘘苏联的“战略火箭部队拥有能够携带大当量的核弹头和给予任何地方的侵略者以歼灭性打击的导弹”。
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二月二十三日，也在文章中说，“在苏军武库中有着各种现代化武器和第一流的战斗技术装备”。
奥加尔科夫、崔可夫等人反复强调，“军备竞赛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严酷现实”，说“不能低估战争的危险性”。
他们叫嚷，要“尽一切必要的努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进一步加强苏联的军事实力。

不准别人指出战争危险，而自己却借口“战争危险”，武装了还要再武装；
既要用虚假安全感和廉价的“裁军”诺言解除别人武装，同时又挥舞实力政策的大棒吓唬别人，以利于自己争夺军事优势，这就是莫斯科的险恶用心。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缓和”烟幕掩盖下，疯狂扩军备战，频繁举行进攻性的军事演习。

新华社发
===== 苏军舰频繁通过宗谷；
津轻；
对马海峡

栏目：不忘虎狼在前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厅人士最近宣布，去年一年内通过宗谷、津轻、对马三个海峡的苏联军舰多达二百九十多艘。

在同一段期间，通过对马、津轻海峡的美国军舰各有十几艘，通过宗谷海峡的有数艘。

苏联军舰在日本周围的频繁活动，早已引起日本舆论的警惕。
日本《进路》月刊去年十一月号发表文章指出，苏联“在日本周围的海面和空中采取的频繁的军事行动所构成的威胁，正以事实教育人们认识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
《现代亚洲》半月刊去年九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强调指出，在日本已被苏联的军舰、轰炸机和侦察机包围的情况下，“反对苏美争夺霸权，特别是反对采取攻势的苏联霸权主义，已成为今天日本民族的最大课题。”

栏目：不忘虎狼在前

据意大利《人民报》报道，苏联出于军事目的，近来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抢购铅和铅矿石。

这家报纸说，由于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大量购买铅矿石，使铅的价格从年初的每吨二百五十英镑增加到目前的四百英镑。

在苏联大量抢购铅矿石的同时，还大量抢购金属铅。
结果，仅二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在伦敦市场上就卖掉了七千吨铅。

《人民报》说，人们认为，苏联大量抢购铅是为了增加子弹的生产，因为无论是轻武器还是重武器的子弹都需要用铅作原料。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