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路线　挺身而出
——记郑州铁路局工人刘东洲同“四人帮”作斗争的事迹
事关路线，挺身而出。
郑州铁路局机务南段青年工人、共产党员刘东洲，就是这样的一个反潮流战士。
去年02月以后，“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掀起了一股股反革命复辟逆流。
面对“四人帮”掀起的狂风恶浪，刘东洲出以公心，先后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共河南省委写了八封信，愤怒揭露“四人帮”及其伸向郑州铁路局的那个黑手篡党夺权的阴谋，扒下了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春桥的画皮，批判了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勇敢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部队生活、战斗过八年的刘东洲，1970年复员到了“二七”大罢工策源地的郑州铁路局机务南段工作。
几年来，他看到广大铁路工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干苦干，却飞来了“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为错误路线卖力”、“往走资派脸上贴金”等大帽子；
一些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没明没夜地领着大伙大干社会主义，却被诬蔑为“民主派”、“走资派”。
这到底是为什么？
刘东洲联系实际，认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去观察和分析郑州铁路局的现实，他发现正是那个自我吹嘘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响当当的造反派”的家伙，却干的是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
这个“四人帮”伸向河南的黑手，日思夜想要把全国铁路运输的“心脏”郑州铁路局搞乱搞垮。
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文件，这个黑手公然对抗。
刘东洲认为这是个事关大局，事关路线的大问题，不能含糊。
他挺身而出，奋然执笔，向毛主席、党中央写出了第1封信，揭露“四人帮”的黑手结党营私，结帮篡党，发疯一般地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行；
揭露他大乱河南，大乱铁路局，妄图乱中夺权的阴谋。
刘东洲在信中愤怒指出：
这个黑手“是想夺省委的党政大权”，他们已经“成了一小撮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接着又写了一封专题揭露这个黑手任人唯亲，包庇重用坏人，拚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耍反革命两面派，妄图篡党夺权等十五大罪状的信。
信，一封接一封地寄出去了，但是，他看到这个黑手篡党夺权的闹剧却愈演愈烈。
这究竟是为什么，根子到底在哪里？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多次作出非常明确和极为重要的指示。
可是，那个自诩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家伙，却不听毛主席、党中央的。
他到处大肆吹捧“四人帮”，说江青亲自接见了他，还请他作客吃饭。
他兜售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春桥“现在阶级关系起了变化”的黑货，拣来这个黑理论当令箭，肆无忌惮地包庇坏人，打击好
人，煽动和支持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蒙蔽群众把矛头对准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由此，刘东洲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黑手的后台是“四人帮”。
顺藤摸瓜，刘东洲把锋利的目光刺向了张春桥那篇论资产阶级专政的文章。
他借来大量的马列著作，日夜阅读。
通过学习，刘东洲发现张春桥这个政治骗子，对于阶级的产生和消灭，对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等问题，都肆意篡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更加清楚地看出张春桥打着阶级斗争的幌子，实质要取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险恶用心。
找到了张春桥这条大黑根，敢不敢向他开刀？
1976年02月21日，刘东洲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针对张春桥篡改和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乱了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问题，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关于在全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大学习、大辩论的建议信。
信中，他提出了“怎样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它和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关系？”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它和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关系？”
等十个问题。
他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能够认识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真理，也一定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真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把伟大理想和革命现实联系起来，辨别清楚其中许多问题，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有利于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有利于反修防变。”
就这样，一个普通工人把一发重型炮弹射向了张春桥这个庞然大物，戳穿了张春桥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画皮。
去年01月0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
在举国同哀的时刻，上海竟有人对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好总理进行恶毒的诽谤和贬低，贴出了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字标语。
刘东洲感到，事情发生在上海，根子是张春桥，这正是张春桥想当总理的政治野心的大暴露，也表明“四人帮”篡党夺权加快了步伐。
03月28日，当他听到了有人散布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政治谣言，联想到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的表演，他又立即提笔写了封转交给毛主席的信。
信中说：
基于我对毛主席的坚信不疑，我认为可能中央有人在搞阴谋诡计，这些反动政治谣言“很可能是那个没有当成总理的野心家说的”。
在被审查时，当有人问他“没有当成总理的野心家”指的是谁？
他直截了当地回答：
“就是指的张春桥！”
他义正辞严地说：
“张春桥代表的是一条错误路线。”
刘东洲反潮流勇气越来越大，竟然指名道姓地反到猖獗一时的“四人帮”头上去了，受到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压力大，斗志坚，信心足。
刘东洲的心头燃起了熊熊烈火，想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他有说不出的激动。
在1976年02月19日，他写给爱人的信中说：
“事关路线，事关大局，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能出以公心，挺身而出。
路线问题，政权问题，弄得不好，就会造成我们这一代幸福，咱们的后一代受苦，结局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健在，是我们的幸福。
我们只有把个人在路线、政权问题上的看法向毛主席汇报的权利，而没有逃避的义务。”
他分析了可能发生的情况之后，写道“你要立场坚定，好好学习。
一旦有万一，请照顾好孩子，要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的后代。”
表明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的坚强信念和同“四人帮”斗争到底的决心。
在“四人帮”及其黑手的严密封锁下，刘东洲的信，落到了他们手里。
为了扑灭群众反抗的熊熊烈火，“四人帮”及其黑手对刘东洲下了毒手，把这个真正的反潮流战士，定为“实属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要“开除党籍，开除路籍，依法逮捕”。
在受到残酷迫害的日子里，刘东洲坚信自己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从中吸取强大的精神力量，用唯物辩证法武装自己去战斗。
他牢记毛主席关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教导，坚信唯物辩证法，面对“四人帮”及其河南黑手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庄严宣告：
“在阶级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上，这是我第1次用辩证法来战斗。”
他透过“四人帮”这伙魑魅魍魉的画皮，看清他们假革命的反革命的真面目和虚弱本质。
因此，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刘东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继续愤怒痛斥、抨击张春桥这个阴谋家。
08月25日，他又一次严正地批判张春桥，深信搞修正主义是不得长久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必然要解决张春桥为代表的错误路线”。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迎来了春光明媚的艳阳天。
刘东洲无比激动，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把他从“四人帮”的魔爪下解救了出来。
他豪迈地表示，今后不论还会出现什么大风大浪，都坚决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继续革命，永远进击。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北京市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春节组织各种活动
热情慰问回京探亲的知识青年
据新华社1977年02月21日讯
在欢庆粉碎“四人帮”后第1个新春佳节的时候，北京市各级党组织、革委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满怀胜利的喜悦，组织各种有意义的活动，热情慰问回京探亲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坚决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北京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揭批“四人帮”，进一步认识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以更大的政治热忱，做好节日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
他们说，知识青年回到首都，来到华主席身边，我们一定要把慰问工作搞好，把华主席、党中央和首都人民的关怀和温暖，送给知识青年。
在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活动中，北京市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纷纷为回京探亲的知识青年安排座谈会、报告会、联欢会、专场文艺演出和看电影、参观展览等丰富多采的活动。
北京市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有一万多名回京探亲知识青年参加的慰问大会。
北京市总工会、共青团北京市委、市妇联和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为回京探亲知识青年举办了歌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丰功伟绩的报告会，召开了回京探亲知识青年代表和革命家长代表座谈会。
北京市革委会还给知识青年家长送去了大幅国画《你办事，我放心》。
革命家长欣喜地说，华主席率领我们继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支持子女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到底。
北京市各级党组织还帮助回京探亲的知识青年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件。
许多回京知识青年参加了批判“四人帮”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行的大会。
许多知识青年怀着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无限热爱、深切怀念的感情，幸福地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参加了劳动。
连日来，北京市各区一些领导干部分别到医院或知识青年家里，探望在京治病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并送去了慰问品。
满怀深情的慰问活动，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革命家长深受教育。
广大知识青年坚定地表示，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关怀化作力量，在批判“四人帮”、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做出新贡献。

叶副主席会见并宴请伊文思和罗丽丹
新华社1977年02月23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今天下午会见并宴请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
伊文思和罗丽丹同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抗日战争时期伊文思来到中国。
1938年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在武汉会见过伊文思。
今天，叶剑英副主席和老友重逢，分外亲切。
叶副主席热情赞扬伊文思在中国革命力量处于困难的时候就来到中国，对中国革命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叶副主席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很高兴见到你们。
伊文思回顾了数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对叶剑英副主席的亲切会见表示高兴和感谢。
会见后，叶剑英副主席设宴招待伊文思和罗丽丹，并一起观看了伊文思和罗丽丹在中国摄制的彩色纪录影片《愚公移山》中的《南京一营房》、《球的故事》，还观看了当年伊文思在武汉拍摄的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介绍在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战场形势的纪录影片。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廖承志、王炳南、司徒慧敏、齐宗华、钱李仁、韦建业、李则翔。
（附图片）
叶副主席会见伊文思和罗丽丹。
新华社记者 摄

毛主席语录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顶住干扰破坏　搞好铁路运输
广州铁路局党委书记　耿振林
去年，“四人帮”对铁路的干扰破坏是极其严重的。
他们插手我局，指使一些人冲击党委领导机关，破坏运输生产，围攻、揪斗、扣押领导干部，煽动群众，制造分裂，千方百计地想把我局搞乱，妄图篡夺各级党委的领导权。
面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在省委和铁道部的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坚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做群众的团结工作，顶住了“四人帮”煽动的妖风，超额完成了全年运输计划。
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过问生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局和分局对生产工作基本上做到按旬、按月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
坚持领导干部昼夜值班和审批日班计划。
全局还组织了六批工作组、近两千人次，下到重点地区和关键单位帮助工作。
去年一年，我们不断开展运输生产大会战，先后组织了“大干首季度，夺取开门红”，“大战红05月，创造新水平”，“夺取新胜利，迎接党的生日”，“战高温，夺高产，支援抗震救灾”以及“战风雪，斗严寒，提前完成年度任务，痛击‘四人帮’”等五次运输生产大会战。
每次会战都针对生产薄弱环节，提出奋斗目标和主攻方向，从而不断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我们还坚持开展分局与分局、站段与站段、车间与车间、班组与班组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对分局运输生产完成情况，每月有一次分析总结，在电话会议上公布，起到了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作用。
同时，开展了百日无事故竞赛。
对实现百日无事故的分局，由局举行授奖大会，发送奖旗。
分局在站段之间也每月举行一次红旗评比。
许多站段在车间、班组之间，开展了以比学习、比团结、比干劲、比贡献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较普遍地建立了光荣榜、贡献台，对调动群众积极性起了较好的作用。
一年来，我们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正常的技术学习。
全局举办了主要生产工种技术学习班一百多期。
许多单位坚持了学技术的制度。
有的单位还经常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检查小组，对职工技术操作进行检查和示范观摩，促进了技术水平的提高。
一年来，我们坚持召开生产会议和经验交流会。
每月都召开一次基层站段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参加的运输方案会议，二至三次电话会议，检查、安排运输生产工作。
通过这些生产会议和经验交流会，使企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关心群众生活
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广州部队某部四连打响了冬修农田水利的战斗，同志们狠批“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动罪行，大大激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个个象小老虎似的，冒着严寒，卷起裤腿，跳到齐膝深的烂泥里整修排、灌沟渠。
凛冽的寒风冻裂了战士们的皮肤，海滩地的贝壳刺破了许多人的脚，谁也不叫一声苦和累。
连队驻地离农田有一段路程，为了抢时间，争速度，干部战士中午都在工地上吃饭。
天寒路远，炊事班把饭菜送到工地，几乎都凉了。
司务长曾新荣知道了这个情况，心想，冬修任务很重，全连干部战士干劲十足。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应该关心大家的生活，这样才能使同志们的积极性持久地保持下去。
他关照炊事班一定要把连队干部战士的冷暖挂在心上。
他和炊事班的同志一起研究饭菜保温的办法，使每天中午战士们在寒风呼呼的田头能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喝着可口的“三辣汤”，真是吃在嘴里，热在心头，浑身干劲倍增。
曾新荣看到战士们晚上劳动回来，满身泥巴，没有热水洗澡，就动手把连队的几口报废的锅头补好，给每个排发了一口，并亲自帮助垒好灶，使大家每天都能洗上热水澡。
司务长把全连干部战士的疾苦冷暖挂在心上，全连干部战士你追我赶，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提前完成了农田水利的冬修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
（据新华社）

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学习《论十大关系》，批判“四人帮”破坏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罪行
民族工作展览筹备组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的论述，是毛主席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光辉思想，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我国民族工作经验的结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处理民族关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我党民族工作指出了正确方向。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民族政策，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贯彻执行的。
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这样。
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尤其是苏修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分裂我国统一，破坏我国各民族团结的罪恶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我们党内，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他们出于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造反革命舆论，肆意破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挑拨民族关系，分裂祖国的统一，破坏各民族的大团结。
“四人帮”完全背叛了马列主义的民族观，阉割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胡说什么少数民族“落后”，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
这种论调荒谬透顶。
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内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地束缚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摒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充分暴露了“四人帮”的唯心历史观和资产阶级的民族观。
马列主义认为，改变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包括经济文化发展上的落后状态，必须找出它的阶级根源，从阶级关系上加以解决。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为了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消除各民族不平等、不团结的阶级根源，改变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落后状态，我们党先后在各民族中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和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压迫剥削制度，改造了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使各少数民族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大发展。
这种活生生的客观现实，是对“四人帮”的谬论最有力的批判。
“四人帮”千方百计地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发展了生产，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
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各民族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各民族之间曾经出现过不同形式的斗争，甚至出现过暂时的分裂和割据的状况。
这种斗争、分裂和割据的现象，都是我国内部各民族之间发生的问题。
可是“四人帮”中的那个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利用讲儒法斗争的机会，抹杀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事实，把少数民族污蔑为“外敌”、“异族”。
她还把说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干部说成“象外国人”，把少数民族歌舞污蔑为“异国情调”。
就是这个江青，甚至把我国的居住着十多个民族、占全国总面积六分之一、地处反修前线的维吾尔自治区，也不放在眼里。
她伸出一个小拇指，狂妄地对新疆的同志说：
“你们小小的新疆，有什么了不起，我藐视你们。”
一语道出了江青一伙的肮脏灵魂。
这说明“四人帮”完全继承了历代统治阶级、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政策，极力仇视、排斥少数民族和分裂中华民族。
值得指出的是，他们的这些滥调，同苏修所谓“中国北方的国界是以长约四千公里的长城为标志”的滥调一模一样。
这充分暴露出“四人帮”对内推行法西斯主义、大汉族主义，对外推行投降卖国主义的丑恶嘴脸。
“四人帮”打击陷害少数民族干部。
毛主席说：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工人、贫下中农（牧）、农奴、奴隶和革命军人中培养提拔了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干部和科学技术干部。
他们是党领导和团结少数民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力量，当然也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障碍。
因此“四人帮”在打击一大批汉族干部的同时，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干部也是随心所欲，横加莫须有的罪名，挥动“帮”字号棍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四人帮”的所做所为，完全代表了少数民族中被打倒了的地主、农奴主、奴隶主的利益，起着帝修反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颠覆破坏所起不到的作用。
“四人帮”仇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在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中，有的通用汉语，大多数有本民族的语言。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习当地的民族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部学习汉语汉文，各民族要互相学习。
“四人帮”继承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蒋介石的衣钵，对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干部极端仇视。
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少数民族语言是“鸟语兽言”，是“黑话”，江青指责少数民族干部说本民族语言“象外国人”，对她“不亲切”。
伟大导师列宁曾经指出：
“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
自吹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四人帮”，哪里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者的气味？
连一点民主主义者的气味也没有，完全是蒋介石、苏修新沙皇的一帮徒子徒孙。
“四人帮”费尽心机扼杀民族文艺。
我国的少数民族都以能歌善舞著称。
各少数民族的革命文化艺术，都是祖国社会主义百花园中绚丽夺目的花朵。
可是所谓“文艺革命旗手”的江青及其在文化部的亲信，却胡说什么这几年少数民族歌舞“泛滥成灾”，极力限制汉族人民学习和表演少数民族的革命文艺节目，阻挠各民族文化交流，扼杀民族文艺。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物质资源。
搞好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对于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正因为如此，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肆意破坏少数民族地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甚至指使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制造事端，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经济建设，以便乱中夺权。
当他们听到西藏农业连续得到大丰收时，竟气急败坏地攻击说什么“路线不正确”，小麦亩产一千多斤“是为修正主义打的，为地主打的”，从骨子里流露出“四人帮”对翻身作了主人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仇恨心理。
他们是我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我国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四人帮”利用篡夺的那部分权力，疯狂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时候，华主席高瞻远瞩，无私无畏，力挽狂澜，坚持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向。
华主席早在湖南工作期间，就曾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蹲点调查研究，亲自总结了土家族聚居的洛塔公社学大寨的经验，在全省推广。
华主席到中央工作以后，1972年组织了四个学习调查组，分别到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等地了解民族政策执行情况。
1973年在一次讨论边疆工作的会议中，华主席仔细听取了与会少数民族代表的意见，在亲自主持起草的会议文件中，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
1975年华主席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代表团赴西藏庆祝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在西藏期间，广泛接触群众，访问翻身农奴，详细了解情况，对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予高度赞扬，亲笔题词：
“向西藏各族人民致敬。
向西藏各族人民学习。
祝西藏军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华主席深切关怀各族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民族政策，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党的民族工作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
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华主席英明领导，必将不断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指出，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服从党中央作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批判他们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他们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批判他们破坏民族政策，推行大汉族主义，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滔天罪行。
通过革命大批判，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团结，共同努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附图片）
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指战员和驻地壮族民兵，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军乱军的滔天罪行，决心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为保卫祖国立新功。
本报通讯员 摄

坚持两点论
广州部队某部二连的干部、战士，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掀起了备耕热潮。
他们的任务是挖农田排水沟。
大家甩开膀子，挥汗如雨，施工进度日新月异。
可是，三排工作进展比较缓慢，落在全连其他班排的后头。
全排的同志很着急，虽然做了很大努力，还是赶不上兄弟班排。
指导员欧日新正在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懂得看待事物应该取两点论。
他觉得，三排掉了队，并不是一点成绩和积极因素都没有。
为此，他到田间和三排的同志一起劳动，详细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
原来，三排挖沟的地段地势低，多稀泥，工作条件较差。
其次，他们挖沟堆土的方法不对头，稀泥干土混在一起铲，沟边的土往往挖上来又滑下去。
欧日新心里琢磨：
三排的同志主动要求把困难的地段留给自己，反映了他们勇挑重担的革命精神和高尚风格。
他们的工作方法不对头，是因为还不善于掌握客观规律，总结经验。
他认为，只要抓住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三排一定能赶上来。
这天晚上，三排的宿舍里灯光明亮，欧日新和战士们在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表扬了他们勇挑重担，敢斗困难的革命精神，然后和大家一起分析工作进度慢的原因，研究改进措施，鼓励大家为革命力争上游。
大家看到了自己的成绩，找出了存在的问题，人人想办法，出主意，情绪高昂，干劲倍增。
全排同志拧成一股绳，团结一条心，你追我赶，工作效率很快赶上了全连。

学好文件　掌握武器
陕西省印刷机器厂工人　陈书林
今年是走向大治的一年。
大治之年从何治起呢？
就是要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是今年实现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强大思想武器。
今年以来，我们把学好这两个文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首先认认真真地抓了起来。
在我们小组里，曾存在“四人帮”不批自臭的糊涂思想。
为了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不断引向深入，在车间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以班组为单位，采用四个结合的方法，以学习推动批判，以批判促进学习。
一是学批结合。
我们逐段逐句地学好两个重要文件，学习一个观点，批判“四人帮”一条罪行。
二是颂批结合。
颂扬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和丰功伟绩，颂扬周总理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颂扬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勋，集中批判“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三是摆批结合。
大摆大批“四人帮”在我们单位的流毒和影响。
通过摆批，使大家认识到“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在我们单位造成的危害，决不能轻视，决不能低估。
对于“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不可能是不批自臭。
要批臭“四人帮”，需要花力量，任务艰巨。
四是忆批结合。
组织全组人员进行新旧社会两本帐的回忆对比，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妄图让我们工人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罪行。
我们要把“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一桩桩，一件件，揭深批臭，肃清流毒，进一步提高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摘编自02月18日《陕西日报》）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夺取粮棉双高产
新乡县委认真学习《论十大关系》，向高标准大寨县进军
据新华社郑州1977年02月23日电
中共河南省新乡县委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用唯物辩证观点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粮食和棉花、国家和集体的关系，决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夺取革命和生产新胜利，夺取粮棉双高产，努力把新乡县建设成为高标准的大寨县。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深刻阐明了农、轻、重的关系，明确提出了要“更多地发展农业”。
华主席在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要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提出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首先把农业搞好”。
大家在学习中联系实际，回顾本县的战斗历程，更深刻地认识到，办好农业是关系到全局的大事，农业发展快，全局都主动。
农业上得快，给发展工业提供了大量资金、原料和生活资料，全县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蓬勃发展。
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为农业。
工业上去了，又大力支援了农业。
现在县社工厂每年为农村提供大量农业机械、氮肥和磷肥，全县已有大小拖拉机三百多台，百分之九十的耕地实行了机耕。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
新乡县委在学习中，用唯物辩证观点，讨论研究如何正确处理粮棉关系、夺取粮棉双高产的问题。
新乡县是个有三百多年种棉历史的集中产棉区。
1958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时，察看和赞扬了公社棉花试验田，给全县人民极大的鼓舞。
敬爱的周总理对新乡棉区也非常关怀。
1969年在全国棉花会议上，周总理特地把新乡县的代表叫上主席台，亲切询问棉花生产情况。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与鼓励下，新乡人民不断加快前进步伐，全县粮食连年增产，棉花也连续四年亩产在一百二十斤以上。
然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却到处捣乱破坏，乱扣“唯生产力论”、“发展资本主义”等大帽子，把必要的合理奖励说成“物质刺激”，挫伤了棉区社员的积极性，影响了棉花生产。
新乡县委领导成员在学习中体会到，正确处理粮棉关系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的指示。
妥善处理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棉区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夺取粮棉双高产。
新乡县委领导成员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鼓舞了信心。
他们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基本方针，贯彻落实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夺取今年粮棉双高产。
县委领导成员深入棉区调查研究，制订了全县粮棉生产规划，逐丘逐块落实棉花种植面积，并且积极组织人力大搞粮田棉田基本建设。
县委的同志说，大寨县等不来，盼不来，而是斗出来、干出来的。
我们要大学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努力向高标准的大寨县进军。

“你泼你的水，我加我的油”
——四川化工厂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坚持学大庆
编者按：
把大庆当作坚持毛主席办社会主义工业的路线、全面贯彻“鞍钢宪法”的典型来学，还是当作单纯生产典型来学，这是衡量真学大庆还是假学大庆的重要标志。
四川化工厂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学大庆的根本经验，就学出了成效。
真学大庆，就要坚持抓纲治国。
我们只要把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进一步有力地领导起来，围绕这个中心，把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抓紧抓好，工业学大庆运动就能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四川化工厂党委带领全厂职工顶住“四人帮”反大庆红旗的妖风，坚定不移地走“工业学大庆”的道路，连续六年超额完成生产计划。
现在，这个厂的化肥产量比建厂初期增加一倍半，一个厂变成了两个半厂，大大超过了设计能力；
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成本逐年降低，产品品种逐年增多，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
成为四川省工交战线的一个先进单位。
这些年，“四人帮”通过伸向四川的黑手，多次向四川化工厂施加压力，不让化工厂学大庆。
他们散布种种谬论，说什么大庆推行的是“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
这个厂党委坚持斗争，坚持学习。
他们在厂里办起了政治夜校和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指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大张旗鼓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
“四人帮”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煽动停工停产。
这个厂党委带领广大职工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反复领会中央文件精神，掌握斗争武器，进一步认识到“抓革命，促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唯一正确的方针。
他们不信邪，不怕鬼，说：
“你泼你的水，我加我的油”，坚持大干社会主义。
对那些搞资产阶级派性，伸手要官、要权、要党籍的人，进行严肃的批判教育；
对那些非法串连，为非作歹，无故旷工的人，坚决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处理。
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坚定了广大职工走“工业学大庆”道路的决心。
去年，化肥产量比1975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点五。
“四人帮”反对合理的规章制度，胡说什么抓企业管理是“矛头向下”，是“破坏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他们还诬蔑“三老四严”作风是“对工人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等等。
厂党委带领广大职工顶住重重压力，不听这一套。
他们坚持在斗争中学大庆，在大干中创新业，坚持生产管理、财务分析、安全检查等管理制度。
现在，全厂每个车间都有增产指标；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定期召开安全会议，坚持进行安全检查活动。
这些制度培养了职工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对发展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同文化大革命前比较，这个厂劳动生产率增长了一点六倍，每吨合成氨的成本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四，产品品种由原设计的六种增加到十八种，为支援农业生产和普及大寨县作出了贡献。
“四人帮”极端仇视老工人、老模范、老党员，诬蔑他们“只拉车，不看路”，疯狂叫嚣大干社会主义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这个厂党委同“四人帮”针锋相对，大张旗鼓表彰先进，树立正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党委和各车间领导干部深入班组，坚持“三同”，推动学先进、赶先进的群众运动。
他们年年树先进，评标兵，选模范，做到好人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抓，使广大群众清清楚楚看到党委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们召开了全厂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又一次表彰了从基层选拔出来的二十个先进车间、七十八个先进班组、一千九百九十二名先进标兵，进一步推动了全厂比干劲、比贡献，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
现在，广大职工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理解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伟大意义，决心把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以抓革命促生产的更大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本报记者

坚持“三老四严”
读了《湾沟煤矿的新矿风》，令人鼓舞。
这个矿的广大职工对待革命工作是这样高标准，严要求，老老实实，一丝不苟。
这就是大庆“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
这种革命作风是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标志，它反映了工人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革命责任心，反映了他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自觉性。
“四人帮”及其一伙，疯狂地攻击诬蔑“三老四严”是“奴隶主义”，是“套在工人脖子上的精神枷锁”。
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莫大污辱！
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工人阶级自觉的劳动纪律和党的优良作风，妄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搞垮，以达到乱中夺权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是一伙专靠耍阴谋诡计过日子的野心家、阴谋家。
革命作风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保证。
“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
为了实现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我们要坚持学大庆，发扬“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把被“四人帮”破坏的革命纪律和优良作风恢复起来，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脚踏实地地干革命，搞好生产。
这样，才能在走向大治的一年，为国家作出新的贡献，才能把企业办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的坚强阵地，始终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工作
春节前夕，古城西安一片欢乐景象。
一天下午，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市区西五路一四七号院中，走进来一个手推自行车的青年妇女，车子后面带着装满粮食的大小口袋。
她刚一进门，就亲切地喊：
“武大爷，给你送粮来了！”
一位白发苍苍、行动困难的老人听到喊声，从屋里走出来，激动地说：
“你们真为我家操尽了心啊！”
这是西安市十九粮店的营业员，为无儿无女、年已八十五岁的退休老工人武长和送粮来了。
从1958年起，这已经是第二百二十八次。
西安市十九粮店，担负着二千三百多户、八千多人的粮食供应任务。
二十年来，这个粮店的职工，在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光辉思想的鼓舞下，在平凡的售粮工作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全国商业战线的红旗单位。
周围群众称赞十九粮店是“方便的粮店，红亮的心；
群众的管家，贴心的人。”
可是，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时，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十九粮店，也受了妖风的侵袭。
什么“业务典型”、“不务正业”、“只知粮米油盐，不问方向路线”的大帽子，一顶一顶地扣了过来。
但是，在激烈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十九粮店职工，不信邪，不怕鬼，一次一次地重温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回忆粮店走过的道路，坚定地认为：
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一千个没错，一万个有理。
全店十四名职工，破阻力，排干扰，在“四害”猖獗时，粮店订的方便群众购粮，关心人民生活的服务制度，没有一项停止执行过。
不管是节日、假日，还是开会、学习和盘点的时间，粮店没有停止过一天营业，没有关过一天店门。
这个制度已经执行整整十九年了。
1969年建立的“全天开门，夜间售粮”办法，也一天不差一夜不缺地执行了近八年。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后，十九粮店的职工心情舒畅，干劲倍增。
近来，十九粮店职工从早到晚一片繁忙，认真做好粮食供应工作，做到送粮上门不漏一个困难户，不漏一个需要照顾的群众。
他们召开了工农兵监管会扩大会议，把二十八位街巷代表请到店里，共同商量改进工作的措施。
粮店的营业员下班后，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走街串巷，访问军、烈属和困难户，征求意见，询问疾苦，随后拉上架子车，把粮食送到他们家里。
包包大米寄深情，袋袋面粉暖人心。
住在西七路的一位在旧社会受尽剥削压迫的军属老大爷，双手接过粮店送上门的白面、大米，感动地说：
“你们送来的不仅是百十斤粮食，而是华主席、党中央关心我们军属的一片心意呀！”
本报记者（附图片）
大庆化肥厂合成氨车间工人，发扬“三老四严”革命作风，坚持岗位责任制，夜间顶风冒雪进行巡回检查。
新华社记者 摄

搞好经济核算
江苏省第11汽车队工人
“四人帮”肆意扼杀企业的经济核算，散布“亏损有理”、“浪费有理”的反动谬论。
难道社会主义企业不要经济核算吗？
这纯粹是蓄意制造混乱。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
“国家要积累”。
社会主义企业搞好经济核算，讲究经济效果，增加合理的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这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是我们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的一个重要标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车队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思想革命化带动管理革命化，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充分发挥广大工人、干部和专业管理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定期检查评比，使经济核算工作越做越好。
1975年以来，为了降低车辆的保养修理费，我们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和健全了有关材料消耗的规章制度，把经济核算落实到班组和车辆。
这项核算工作量大面广，由于充分发挥了群众管理和专业管理两个积极性，使这项工作做得准确而及时，加强了管理，堵塞了漏洞。
许多工人群众通过参加核算工作，提高了主人翁的思想，在工作中千方百计地节约每一滴汽油、每一颗螺帽、每一片垫圈、每一把棉丝，人人当家作主，个个算帐理财，各项材料消耗大大低于规定指标。
现在车队运输单位成本，比文化大革命前平均水平下降了三分之一。
我们这样加强经济核算，为国家节约消耗，降低成本，增加积累，根本不是什么“利润挂帅”。
如果依了“四人帮”的一套，收支无计划，生产无考核，消耗无记录，花钱无标准，年年亏损，坐吃山空，那才是祸国殃民，是对社会主义极大的犯罪！
粉碎“四人帮”，企业有希望。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车队广大职工，把对“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化成抓革命、促生产的巨大力量。
最近，我们又对经济核算工作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检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做到车车有记录，班班有核算，天天有公布，月月有小结。
广大工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生产节节上升，成本不断下降。
全队运输日作业计划是六万吨公里，我们经常完成八万多吨公里。
节约油料的标兵越来越多，节约的幅度越来越大，有百分之九十五的驾驶员做到了节油。
1976年，我们车队提前二十七天完成全年运输量计划，提前三十八天半完成全年利润上交计划，比规定指标节约汽油十万零六千五百七十二公升。
今年01月份，在连降大雪、天寒路滑的情况下，全队又超额完成了月生产计划，厉行节约也取得了新的成绩。

改造“煤老虎”
河北省张家口市房管局砖厂有一台旧式锅炉，是只吃煤的“老虎”。
操作起来，又笨、又脏、又烧不上气压。
对于这只
“煤老虎”，厂内有三种意见，一是把它卖掉买新的；
一是认为，砖厂是大量用煤单位，烧窑时省点，锅炉就吃不完，不必多理会；
而大多数职工早就想把它改造过来。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职工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教导，认识到前两种态度是错误的，只有自力更生、勇于创新才是正确的途径。
工人们听说附近有个工厂用煤气搞锻压件，立即向厂领导建议把旧式锅炉改造成为煤气锅炉。
党支部接受大家的意见，马上派出人员到这个厂学习，并组成一个“三结合”的技术革新小组负责这件工作。
他们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以机红砖和耐火砖为原材料，代替钢板砌成了一座两米多高的煤气发生炉。
煤气发生炉特需的一个风机，需要自己造，厂内没有锻压设备，工人们用手抡起十八磅的大锤，一锤一锤地把风机上的所有叶片敲打出来。
缺少送风管道，工人们把废管头一小截一小截地焊接在一起。
在“三结合”小组的努力下，“煤老虎”终于降伏了。
改制后的锅炉可节约用煤百分之七十，一年可为国家节约原煤三百六十吨，而且既能取暖，又能蒸饭，又能供应开水，大大提高了锅炉利用率。
本报通讯员

湾沟煤矿的新矿风
长白山区枫叶岭上的吉林省通化矿务局湾沟煤矿，是煤炭战线的大庆式企业。
这个矿的企业管理工作搞得很好。
厂房里排列着明亮的机器，井下巷道整洁，工作面支柱成行，溜子平直。
整个矿区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井然有序。
这个矿的职工把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和“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教导，铭记在心坎上，精心管理企业。
但是，“四人帮”大放厥词，攻击加强企业管理是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诬蔑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是“管、卡、压”。
面对这股妖风，矿党委和工人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学习了大庆的经验。
大家认为，我们办社会主义工业，要保证生产有秩序地进行，企业管理非搞不可，合理的规章制度非有不可。
不提指标，不要制度，不搞核算，不讲管理，那还叫什么经济工作！
工人们说：
“党有党章，国有宪法，社会主义没有章法怎么能行！
合理的规章制度是我们工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严格地执行它，就是维护我们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就在“四人帮”横抡大棍，满天飞大帽子的时候，职工们不信鬼，不听邪，在矿党委的领导下，建立和健全了岗位责任制等合理的规章制度。
全矿上百个工种、岗位都有明确的职责规定。
湾沟煤矿在加强企业管理中，紧紧依靠群众。
有一个时期，矿领导忽视产品质量，工人同志马上贴出大字报，提出批评。
矿党委虚心接受批评，在群众大会上作了检查。
从此，凡属矿上革命和生产中的大事，矿党委都请群众提意见。
每当遇到问题，就组成有工人参加的“三结合”调查组，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样做，许多“老大难”问题都得到了较好解决，企业管理越来越好。
工人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把厂房、机器，打扫、擦刷得干干净净。
由于精心进行设备维护检修，做到水、油、气、风、电五不漏，保证设备完好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群众管企业，革命新风遍全矿。
“事事有人管，人人都管事”的局面开始形成。
老工人高振江，每天下井都带着起钉子工具，见到旧钉子就回收。
九年如01日，一钉一木都不丢，收回旧钉三千五百多斤，群众称他是红管家。
“不做面子活，不做半截事”，工人们自觉地做到高标准、严要求，以主人翁姿态对待自己的工作。
工具保管员老工人宋宝发，一天下班后，别人都走了，他发现少了一把大锤，立即返回工作面，整整找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在浮煤底下把大锤扒了出来。
“句句说实话，事事严要求”，反对那种说空话、说假话和马马虎虎、凑凑合合的恶劣作风。
工人们办事严肃认真，执行制度一丝不苟。
一次，有两名青年工人乘车上班，不注意坐过了站。
下车后，他俩拚命往回赶，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山路，累得满头大汗，还迟到了半小时。
班后会上，他俩说明了真实情况，作了自我批评。
班里的同志指出他俩迟到的过错，同时表扬了他们争分夺秒往回赶的精神。
这些新风气，是无形的制度，无声的命令，是管理好企业的重要保证。
在加强企业管理中，矿党委领导成员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努力去做；
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也不做，带头做执行制度的模范。
前不久，矿党委副书记张文贵下井跟工人一起采煤，发现有的工人违章作业，在将断的棚梁下面运料。
有的同志说：
“等完成任务以后再修吧！”
老张说：
“任务要完成，执行安全生产制度可不能有半点马虎。”
他拿起铁锹和工人一起重新安好棚梁。
在他的带动下，不仅做到了安全生产，还超额百分之四十完成了任务。
加强企业管理，生产大发展。
过去这个矿年年亏损，1969年以来，年年上缴利润，连续八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本报通讯员

点滴回收　大有作为
哈尔滨市伟建机器厂每年要消耗数千吨金属材料，回收任务很重。
这个厂学习大庆“回收队”勤俭节约的革命精神，在发动广大职工回收废钢铁的同时，建立了综合利用科，组织了一支以女同志为主的专业队伍，专门负责全厂废金属的回收、挑选、分类、加工压块和上交发运等工作，有力推动了全厂节约原材料工作的开展。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综合利用科的职工把多拣一吨废钢铁，看成是夺回“四人帮”造成的损失的一个革命行动。
在科长金元凤、共产党员穆乃昌的带领下，全科职工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早来晚走，每天在厂区往返五趟，步行五十多里，到处点点滴滴地收拣，一小车一小车地集中起来。
仓库组八人仅用四天，就拣回九吨废钢铁。
去年，这个科提前四十五天，完成了全年废金属材料回收任务。
全厂全年回收各种废金属约有一百五十万公斤，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今年，综合利用科职工又接连组织回收会战，节约工作又取得了新成绩。
在厂党委领导下，这个科的职工与全厂广大职工一起，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盖起了废金属库房、加工厂房和维修车间，自己制造了钢屑压块机，做到了本厂产生的钢屑不加工不出厂。
本报通讯员

何凤元同志在北京逝世
新华社1977年02月2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代表何凤元同志，因病于1977年02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何凤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曾参加革命活动，1949年积极参与组织旧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人员起义。
全国解放以后，在发展新中国民航事业中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何凤元同志的追悼会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四人帮”是“假话说尽”编辑同志：
在一些揭批“四人帮”的文章中，有时看到有“‘四人帮’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样的说法。
粗粗一看，似乎是这么回事，但细细一想，却又觉得说“四人帮”“好话说尽”并不对。
“四人帮”干了无数坏事，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是事实，同时，他们说了许许多多反动透顶的话，这也是事实。
虽然他们为了掩饰其反革命的丑恶面目，有时不得不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也完全是为了骗人的，是说了一些假话，并非什么“好话”。
因此，我认为如将“好”字改为“假”字，“‘四人帮’假话说尽，坏事做绝”就比较切贴些。
河北固安县中央 组织部五七干校 王立

“对立”和“斗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编辑同志：
你报02月21日第2版发表的《提法要准确》的读者来信中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认为对立统一体中矛盾双方的对立是绝对的，而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并且说：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也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这些意见值得研究。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的是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
这封来信中把“对立”和“斗争”两个概念混淆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反对把矛盾双方的对立看成是绝对的。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
“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
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这里说对立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它是相对的。
如果对立是绝对的，那末，矛盾双方就没有联系、不能转化，成为彼此孤立、永远不变的了。
那还有什么辩证法呢？
我认为，你报01月06日发表的铁道兵军政干部学校大批判组的文章并没有错误。
读者　黎伦

注意核对消息的事实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1977年01月27日第3版刊登的《国营农场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一文中关于广东省国营农场的报道，最后一句说：
“去年全省除一个农场稍有亏损外，其余的农场全部有了盈余，全省各农场去年给国家上交利润六百多万元。”
这段报道是不真实的。
就湛江地区的国营农场来说，就不只一个农场有亏损，有个别农场亏损还很大，不是什么“稍有亏损”。
全省给国家上交利润数我们不清楚，仅就湛江地区的农场给国家上交的利润，就比文章所说的数大五倍多。
我们希望你们注意核对消息的事实。
湛江农垦局计划处

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举行招待会
庆祝苏军建军五十九周年
新华社1977年02月23日讯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陆、空、海）索洛维耶夫上校和夫人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苏军建军五十九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张秉玉，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马叙生，外贸部副局长李树坚，对外友协常务理事种汉九，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蔡洪江等。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和大使馆武官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苏联驻中国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和夫人出席了招待会。

西藏翻身农奴欢度藏历新年
新华社拉萨电
西藏翻身农奴高高兴兴地欢度了打倒“四人帮”后的第1个藏历新年。
今年的藏历新年和汉族的春节正好相逢，拉萨古城更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藏历年初一清晨，成千成万的翻身农奴，从拉萨市内、郊区涌向文化宫、体育场、流沙河赛马场等地。
各文艺团体和一千多名体育爱好者，为数万工农兵表演了藏戏、歌舞、曲艺、活报剧，以及赛马、射箭、拔河、射击等节目。
拉萨市城关区的翻身农奴，在欢腾的锣鼓和爆竹声中，用藏族人民喜爱的藏戏、歌舞，演出了《华主席来到我们家》。
腰系彩色围裙的老阿妈，举着华主席前年来公社视察时和社员合影的照片，畅谈见到华主席的幸福情景。
身着鲜艳藏装的姑娘们，喜捧洁白的哈达翩翩起舞，纵情歌唱。
全家见过华主席的拉萨地毯厂工人达孜一家，藏历新年初一的头件事，就是将崭新的哈达，恭恭敬敬地挂在毛主席和华主席像上。
他们全家坐在彩花卡垫上，围着摆满炸饼、糖果、苹果的红漆方桌，忆苦思甜，批判“四人帮”。
他们激动地说，要不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复辟阴谋，今天这个年还不知是啥样。
是华主席第2次解放了我们翻身农奴啊！
拉萨地毯厂的职工们回忆起前年华主席来厂视察时的幸福情景，心情格外激动。
当时，华主席指示说：
要生产更多更新更美的产品。
全厂职工遵循华主席的指示，去年提前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今年又实现了开门红。
节日里，拉萨大街小巷和庭院里充满着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热烈气氛。
郊区红旗人民公社社员，纷纷把内地来藏插队落户的复员退伍军人、工农兵大学生请到自己家里，同喝一碗酥油茶，互敬一杯青稞酒，共叙藏汉族人民团结战斗的深厚情谊，愤怒批判“四人帮”挑拨民族关系的滔天罪行。
节日里，新社员们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欢乐愉快。
他们挥笔写道：
新春佳节思万千，汉藏团结心相连；
火红青春献边疆，誓叫高原换新颜！
藏历新年初二，成千上万的翻身农奴提着酥油茶、青稞酒，又聚集在流沙河的广阔场地，观看了精彩的赛马、射箭等传统体育表演。

辽宁黑龙江吉林湖北旅大等省市革委会和中苏友协分会向苏军烈士陵墓献花圈
新华社1977年02月23日讯
在苏军建军五十九周年之际，辽宁、黑龙江、吉林、湖北、旅大等省、市革命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分会，今天分别向所在地的苏军烈士墓和纪念碑、纪念塔献了花圈，这些花圈上写着：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红军烈士永垂不朽！”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辽宁省分会，向沈阳的苏军烈士纪念碑、烈士墓献了花圈。
旅大市革命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旅大分会，向大连斯大林广场的苏军烈士纪念塔和旅顺口的苏军烈士陵园献了花圈。
前往献花圈的有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尹灿贞，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郑翔九，旅大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许凤等。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黑龙江省分会向哈尔滨市的苏军烈士墓、烈士纪念碑、纪念塔献了花圈。
前往献花圈的有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思聪等。
黑龙江省满洲里市、绥芬河市、爱辉县革命委员会和中苏友协分会的负责人也分别向当地的苏军烈士墓、烈士纪念碑献了花圈。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吉林省分会向长春市人民广场上的苏军烈士纪念塔献了花圈。
前往献花圈的有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兰干亭、长春市革委会副主任陈钟等。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夫全、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邓垦等代表省、市革命委员会和中苏友协分会，向汉口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献了花圈。

首都文艺战士进行拥军爱民慰问演出
每场演出洋溢着团结战斗的强烈气氛，表达了广大军民抓纲治国的坚强决心
新华社1977年02月23日讯
在首都，数千名文艺工作者正活跃在部队、工厂和农村，进行春节期间拥军爱民的慰问演出。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文艺战士意气风发，心情舒畅，又一次盛况空前的演出活动。
每场演出，台上台下欢腾雀跃，洋溢着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工农团结、干群团结的强烈气氛，表达了广大军民为实现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而并肩战斗的坚强决心。
参加文化部春节慰问团进行慰问演出的，有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中国话剧团、中央乐团、中国歌剧团、中国歌舞团、中国舞剧团和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等八个单位的上千名文艺工作者。
他们在文化部负责人的带领下，分别深入部队驻地，热情慰问子弟兵。
演出前，文艺工作者和部队指战员亲切谈心，共同批判“四人帮”反党乱军、肆意破坏革命文艺的罪行。
各文艺团体在这次拥军演出前，都创作和排练了一批新节目。
中央乐团编排了组歌《把大寨红旗插四方》；
中国京剧团用高拨子板式和南梆子板式，创作了《歌唱华主席》、《绣金匾》等。
当指战员们知道有些节目曾经被江青扼杀、今天重新和观众见面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些文艺团体还组织一些小分队，深入到分散的执勤点进行慰问演出，把人民群众的情意送到战士心里。
在北京市春节拥军优属慰问团的带领下，北京市评剧团、北京市京剧团、北京市木偶剧团、北京市曲艺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分别深入到门头沟、密云、延庆、房山、平谷、大兴、通县、怀柔、顺义等区县，为当地驻军和烈军属、残废军人、退伍军人进行慰问演出。
为了满足军民的要求，北京市木偶剧团打破常规，克服困难，增加演出场次。
北京市杂技团和北京宣武区杂技团等，还深入驻京部队各医院进行慰问演出。
他们不仅在礼堂演，还把节目送到重伤病员们的床前。
广大伤病员激动地表示，要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出院，为加强战备、保卫祖国贡献力量。
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部队的文工团，春节前后全部投入了拥政爱民的慰问演出，其中有十个文艺团体深入郊区各县为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进行慰问演出。
不少文艺团体专门派出创作人员，了解工厂、农村模范人物的事迹，及时创作节目，为当地群众演出，更好地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
有的文艺团体还虚心学习和演出当地群众编写的文艺节目。
总政军乐团在大兴县演出了表达全县人民决心的《今年实现大寨县》配乐诗朗诵，鼓舞广大贫下中农抓纲治国，奋发图强，为普及大寨县积极贡献力量。
（附图片）
北京部队某部“爱民模范”谢臣生前所在连积极做好拥政爱民工作，深受群众赞扬。
图为连队干部战士执行任务离开村子时，贫下中农热情欢送。
本报通讯员 摄

高黎贡山区的拥军爱民歌
驻守在高黎贡山区的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指战员和傈僳、傣、白等各族人民群众，热烈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
在春风吹拂中，军民团结战斗的新事，犹如烂漫的山茶花，开遍山山岭岭。
傈僳儿童热爱华主席
高黎贡山深处的岗房小学里，身着傈僳族服装的红小兵们，正聚精会神地听解放军战士给他们介绍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故事。
这个战士叫赵正基，是边防某部六连副班长。
小赵担任岗房小学校外辅导员两年多来，坚持以雷锋同志为榜样，经常带领红小兵批判资产阶级，访贫问苦，学军学农，深受傈僳族群众的赞扬。
红色电波传来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喜讯后，赵正基和红小兵一起，吹起欢乐的“笛哩图”（一种傈僳族短笛），跳起优美的傈僳族舞蹈，纵情欢呼我党我军又有了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
为了在少年儿童中深入宣传华主席的光辉形象，学校决定给红小兵们作一次“华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专题辅导报告，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赵正基。
小赵接到这项光荣任务，心里十分激动。
他想，华主席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
热爱华主席，宣传华主席，是每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崇高职责。
自己作为校外辅导员，就要教育边疆儿童从小热爱华主席。
他翻报纸、听广播，找资料，认真做好准备工作。
作辅导报告的时刻来到了。
这一天，岗房小学阳光灿烂。
赵正基用流利的傈僳族话，从毛主席对华主席的信任，讲到华主席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
从华主席在湖南领导修建韶山灌区工程，讲到华主席亲临营口、唐山指挥抗震救灾；
从华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功劳，讲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华主席的光辉业绩使傈僳族红小兵受到很大教育。
他们深情地说，华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我们要紧跟华主席革命到底。
傣族群众称赞的修理所
在芒棒公社，提起解放军某部修理所，傣族贫下中农就竖起拇指，称赞他们是“全心全意支援学大寨的修理所”。
芒棒公社位于高黎贡山南段，峰峦重叠，溪流纵横，交通十分不便。
傣族群众的农机农具坏了，要抬到近百里外的县城才能修理，影响生产。
某部修理所的同志们，把贫下中农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
他们说：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华主席向全党发出的战斗号召，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为傣族贫下中农就地修理农机具，为普及大寨县运动贡献力量。
他们抽出人力、物力，精心为贫下中农修理农机农具。
修理所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
傣族贫下中农把沉重的机械抬来修理，既费力，又费时，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巡回修理组，背着工具箱，跋山涉水，奔走在高黎贡山区的村村寨寨。
一次，柄龙大队的柴油机坏了，排长陈光子和班长王永增就身背工具，连夜赶到柄龙。
当他们修好柴油机赶回驻地时，已经是星月低垂，曙光微露了。
群众夸奖他们说：
“你们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战士！”
白族老大妈的心意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某部二班来到右所公社松隆大队，住在白族老大妈代金陶家里。
战士们和代大妈一起学习毛主席、华主席的教导，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代大妈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在军民同批“四人帮”的那些日子里，代大妈随时都在考虑怎样为这场斗争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了让战士们把全部精力都投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代大妈经常起早睡晚，帮战士们烧水，做饭，洗衣，补鞋。
藏族战士李永富的脚跌伤了，红肿得厉害。
代大妈看到李永富参加学习批判有困难，心里非常着急。
她决心想法治好小李的伤，让他早日恢复健康，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不管是上山干活，还是走亲访友，代大妈逢人就问治脚伤的药方。
当她走遍附近的几个寨子，找到了一个偏方后，就一连几天背着背篓上山采药。
代大妈为了不影响班里其他同志的学习和批判，还一人承担了照料小李的任务。
他从街上买来红糖，煮成白族人民最爱吃的红糖鸡蛋，送到小李身边。
在代大妈的精心照料下，小李的脚伤很快痊愈了。
他牢记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亲切关怀，斗志昂扬地投入了狠揭猛批“四人帮”的战斗。
新华社通讯员
（本报有删节）

黄华外长前往英国驻华使馆
吊唁英外交大臣克罗斯兰逝世
新华社1977年02月23日讯
外交部部长黄华今天上午前往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吊唁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逝世。
前往吊唁的还有外交部副司长张毅君、刘华，外贸部副局长彭金波。
吊唁时，英国驻中国大使游德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在场。

努力清除殖民主义势力和影响　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
佛得角在巩固民族独立道路上前进
新华社比绍1977年02月22日电佛得角共和国自1975年07月独立以来，努力清除殖民主义的势力和影响，巩固民族独立；
同时贯彻执行“从零开始，重建国家”的口号，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佛得角宣告独立的当天，政府就接管了由葡萄牙殖民当局控制的电台、报刊和通讯机构。
首都普拉亚的居民愤怒地砸碎了竖立在总统府（原总督府）前的第1个入侵佛得角的殖民主义者的铜像。
过去，殖民主义者曾把圣地亚哥岛东南部的大里贝拉市当作贩卖非洲黑人奴隶的第1个转运站，在市中心广场竖起一个约五米高的石柱，常常把无辜的黑人吊在石柱上鞭打折磨至死。
今天，大里贝拉市人民把这个石柱作为殖民主义罪恶的见证加以保存，每逢民族节日便在石柱前集会，控诉殖民主义者的累累罪行。
佛得角人民还把过去殖民主义者建造的兵营改建成政府机关和学校。
每当有外国来访者参观时，当地的干部、教师和学生总是用坚定的语气对他们说：
“我们将世世代代记住殖民主义的血债，它将激励我们永远珍惜独立。”
去年07月01日，佛得角政府宣布将殖民当局在佛得角开办的、控制着佛得角经济命脉的“国家海外银行”收归国有，同时成立了佛得角银行。
此外，佛得角还将机场、港口以及航空公司和海运公司收归国有。
现在，佛得角的轮船每天在本国各岛之间进行客、货运输。
佛得角的民航飞机已在通往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和几内亚比绍首都比绍的航线上飞行。
佛得角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但是，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剥削造成农业严重落后，粮食生产只能满足全国需要的百分之十。
独立后，佛得角全国开展了农业生产运动，努力增加粮食产量。
一年多来，针对过去连年干旱的情况，政府组织人民在深山峡谷中修筑了数百个堤坝和许多小型水库、蓄水池、水渠，同时积极利用丰富的地下水源，在圣地亚哥岛、福戈岛和马尤岛打了数十眼水井。
农民们开垦荒地，种植玉米、甘蔗和香蕉等作物。
经过这些努力，佛得角在独立后第1个年头生产的粮食比独立前增加了一倍左右。
佛得角政府和人民注意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小型工业。
独立后不久，就在首都建立了第1个木工合作社和一个面包厂，在明德洛市建立了第1个面粉厂。
他们还正在利用本国的火山石筹建两座水泥厂。
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方面，佛得角改编了教材，改革了教学方法，努力消除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的影响。
政府为大力培养本国小学教师，创办了教师训练班。
在独立后的一年里，已经在农村和城市建立起了初级教育网。
一九七五——1976年度，中小学学生总数达到七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此外，还在城乡开办了扫盲夜校。
佛得角独立后也很重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积极培养本国医生，并在山区农村建立了大批医疗卫生站。
（附图片）
图为佛得角农民高举着铁锹和锄头参加游行，欢庆祖国独立时的情景。
新华社记者 摄

在华主席领导下中国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
外国朋友和爱国华侨赞扬优秀影片《创业》
新华社1977年02月23日讯
中国彩色故事影片《创业》最近在巴基斯坦、日本、南斯拉夫、莫桑比克和捷克斯洛伐克放映，受到外国观众和华侨的欢迎和赞扬。
巴基斯坦国立现代语言学院的学生们02月10日在观看这部电影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位学生说：
“这部影片生动地反映了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崇高思想和精神。”
有的学生说：
“如今我们已经认识到，‘四人帮’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因为他们反对毛主席和中国人民所支持的事物。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一定会把他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日本东京、大阪、神户和茨城县等地的日中友好团体等组织今年01月以来分别举行电影会，放映了《创业》。
日本《劳动新闻》在介绍这部影片时写道：
“《创业》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斗，同苏联修正主义斗，同反动派斗，同错误路线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精神。”
这家报纸指出，这部描写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影片，联系到当前中国开展的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对日本工人阶级来说，也是富有教益的。
东京的一位名叫角田荣一的日本朋友在文章中写道：
“看了这部影片使我们更加感到‘工业学大庆’的伟大意义。
《创业》热情地歌颂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
角田荣一谴责“四人帮”用所谓“十大罪状”对《创业》横加指责，妄图禁锢这部影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
大阪的一位妇女活动家说：
“‘四人帮’给《创业》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其实他们自己却正是影片中那种戴着红帽子的阶级敌人。
这部影片给正在战斗的日本工人阶级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02月12日，南斯拉夫数百名观众在1977年贝尔格莱德国际电影节上观看了电影《创业》。
他们热烈鼓掌，赞扬中国石油工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和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最近分别为华侨放映了电影《创业》。
侨胞们热烈赞扬《创业》是一部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胜利的好影片，它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
侨胞们还对“四人帮”扼杀这部优秀影片表示愤慨，热烈支持华国锋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粉碎了“四人帮”。
他们表示坚信，伟大祖国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托尔伯特总统接见我友好代表团
谢尔曼代外长就中利建交发表声明强调发展两国关系
新华社蒙罗维亚1977年02月22日电
利比里亚总统威廉·理查德·托尔伯特最近接见了由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宗克文率领的中国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
利比里亚副总统詹姆斯·爱·格林、真正独立党总书记麦金利·艾·德希尔德、真正独立党全国第1副主席雷金纳德·汤森、财政部长詹姆斯·菲利普斯、代理外交部长西亚法·谢尔曼和外交部主管非洲和亚洲事务的部长助理库珀。
利比里亚外交部长塞西尔·丹尼斯在他出国访问之前，于02月15日设宴欢迎中国友好代表团。
丹尼斯外长和宗克文团长在宴会上讲了话。
丹尼斯外长在讲话中说：
“我们愿意同所有国家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基础上建立友谊。”
他说，利比里亚在自己的发展方面强调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以保证其主要食品大米生产的自给自足。
他指出，没有非洲的经济解放，主权和独立将是毫无意义的。
他在讲话中表示感谢华国锋主席派遣友好代表团访问利比里亚。
丹尼斯外长讲话时要求为毛泽东主席的逝世默哀。
宗克文团长在讲话中赞扬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过去几年中在托尔伯特总统领导下，在民族独立发展的道路上所取得的进步。
他赞扬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为非洲团结反帝反殖事业作出了贡献。
宗克文团长说：
“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不断发展壮大。”
新华社蒙罗维亚1977年02月22日电
利比里亚代理外交部长西亚法·谢尔曼02月22日就中国同利比里亚建交发表一项声明。
声明说：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利比里亚外交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在经过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很少接触的时期之后，托尔伯特政府适时地采取现实的有勇气的行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八亿中国人民的政府。”
声明说：
“利比里亚政府认为，利比里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派友好代表团是适时的，这种互访已经迎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保持持续不断的关系时期的开端。”
声明说：
“我们向中国政府致敬，不仅因为它积极参与非洲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重要性，而且因为它坚持不懈地宣传保持警惕直到在世界各地消除殖民主义的残余和一切非正义的事物的必要性。”
声明最后说：
“利比里亚希望同中国的关系是有益的、强有力的和有创造性的，而且是互利的。
利比里亚希望同中国的关系是为加强第3世界的团结和真正促进国际和平、友好和安全效劳的。”

用文艺武器打击敌人
——记巴勒斯坦人民艺术团在拉巴特的演出
不久前，巴勒斯坦人民艺术团应邀到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进行访问演出。
来自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这支文艺宣传队，曾经并且继续用歌舞来鼓舞巴勒斯坦人民坚持抗击以色列侵略者和收复家园的斗争。
艺术团演出的节目，有的描绘游击队战士们在负伤后不下火线继续同敌人作战的英雄事迹；
有的体现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战斗的顽强意志；
有的反映战士们出击胜利后返回营地的欢乐情景。
除了反映战地生活的节目之外，还演出一些巴勒斯坦民间传统歌舞。
这些精彩的节目博得了观众们阵阵的热烈掌声。
他们一再高呼：
“胜利属于巴勒斯坦人民！”
其中特别吸引观众的节目，是吉他琴演奏者弹奏打击空中飞贼的乐曲。
演奏者拨动琴弦发出：
以色列侵略者飞机空袭的声音，巴勒斯坦战士打击飞贼的枪炮声，敌机被击中、起火和坠毁声，以及巴勒斯坦战士们最后为这场战斗的胜利而发出的欢乐声。
听到这些起伏的琴声，观众们仿佛亲临这场战斗。
他们的心情随着这一乐曲声的变化而变化。
时而为以色列侵略者的空袭而感到无比愤怒；
时而为巴勒斯坦战士的英勇反击而感到欢欣鼓舞；
听到敌机坠毁声时，不禁拍手称快；
听到巴勒斯坦战士们欢庆胜利时，又分享他们胜利的喜悦。
巴勒斯坦人民艺术团是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于1971年建立的。
目前，这个艺术团共有二十六名成员。
这些从巴勒斯坦游击队里选拔出来的文艺爱好者，平时是文艺的尖兵，战时是持枪的战士。
他们带着一只手鼓、一架手风琴、一个吉他、几套民族服装和其它轻便的道具，经常深入游击队营地、居民区和医院等地进行宣传演出。
演出的节目大部分是自己编写创作的，短小精悍，富有战斗性。
艺术团负责人对记者说：
“敌人想在战场上消灭我们，也想消灭我们的文艺，这办不到，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
新华社记者

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在洛美开幕
埃亚德马总统重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
新华社洛美1977年02月22日电
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28次会议02月21日下午在多哥首都洛美开幕。
上次会议主席、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哈罗德·沃尔特主持了开幕式。
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和非洲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讲话。
他说：
“我们愿意通过非洲统一组织的定期会议来实现我们大陆的统一，这些会议也为我们提供了机会，来衡量我们走过的道路并汲取必要的力量，以继续前进。”
他强调指出：
“非洲已经认识到，只有非洲自己才能建设自己的事业。
非洲只要勇敢地对待自己的问题，就会获得成果。”
他在讲话中谴责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讹诈和强权政治，谴责了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屠杀黑人群众的罪行和它们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
他重申要永远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
埃亚德马总统说：
“面对所有这些问题，非洲国家要加强战斗团结，提高警惕，行动起来。
我们应该解决自己的矛盾，消除我们内部的争吵，以便组成统一阵线，对付那些造谣中伤的人。”
埃亚德马总统指出：
“在政治战线上动员起来的非洲，在经济战线上就会有更多的力量。”
他强调要发展非洲国家之间的协调合作。
他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有雄心要成为将来非洲共同市场的一个最牢固的环节”。
毛里求斯外长沃尔特以及乍得、埃及和博茨瓦纳的代表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当天晚上，埃亚德马总统举行宴会，招待与会代表。
新华社突尼斯1977年02月22日电
据突尼斯《行动报》02月22日报道，突尼斯外长哈比卜·沙提最近在巴黎发表谈话，阐述了突尼斯的对外政策。
沙提说：
“突尼斯是非洲统一组织的创始国之一，它一贯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持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
他说，突尼斯全面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
沙提外长称赞了突尼斯同中国的友好关系。
他说：
“伟大的友谊把我们同中国人民连结在一起。
突尼斯从独立以来就一直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
包括赫迪·努伊拉在内的许多突尼斯领导人访问过中国。
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正在顺利地进行。”
（附图片）
阿扎尼亚人民斗争蓬勃发展。
图为阿扎尼亚青年学生去年08月在索韦托区反对种族主义示威中规模浩大的游行队伍。
新华社发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广播社论指出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具有深远意义
新华社1977年02月23日讯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02月22日广播一篇社论说：
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解放事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社论说：
“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中，运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社论说：
“中国共产党内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丘之貉，是赫鲁晓夫式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四人帮’竭力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实行，他们肆意搞乱十大关系，全盘否定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革命路线，其目的就是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但是，他们的罪恶阴谋，已经被以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所一举粉碎。”
社论指出：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驱散了‘四人帮’所散播的迷雾，揭露了他们用唯心论冒充唯物论、用形而上学冒充辩证法、用修正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嘴脸，戳穿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社论说：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完全背叛了毛主席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教导，背叛了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的教导，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两面派，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法西斯专政的穷凶极恶的复辟派。”
社论说：
“《论十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它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它是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对敌人、特别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社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革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一光辉著作，要象毛主席谆谆教导的那样，有的放矢地学习革命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要在学习中进一步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粉碎敌人及其代理人的反共反革命阴谋，把各项革命工作做得更好。
这家电台从02月22日起分段全文广播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

三言两语
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回忆录最近在开罗的一家杂志上连载，这使得勃列日涅夫集团暴跳如雷。
《真理报》为此发表编辑部文章，对萨达特总统破口大骂，什么“诽谤”、“造谣”、“歪曲”、“伪造”、“堕落”等等一切最恶毒的语言都用到了。
但是，《真理报》拿不出任何有力的事实来反驳萨达特总统回忆录披露的埃苏关系的大量真实情况。
国际舆论认为，苏修施出这种伎俩，是为了挽救它在阿拉伯国家的“声誉”。
真可谓手段的卑鄙说明目的的卑鄙。
苏联的报刊大言不惭地说：
“亿万苏联人只是从书本上和电影里才知道什么是失业”。
意思是说，在今天的苏联不存在失业现象。
不错，苏修报刊的国内报道是从来不用“失业”这个词的，它们通常用的是“劳动力过剩”、“工人和干部流动”、“被解雇的工作人员”、“自动离职的人员”等等。
但是，这些词语难道就能掩盖苏联存在失业这个事实吗？
苏联的报刊何尝不可以写“亿万苏联人只是从书本和电影里才知道什么是特务”呢？
因为，这种特殊人物在苏联是被称作“克格勃同志”的。

争霸“精神”
最近，美国总统卡特亲自写信给莫斯科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安·萨哈罗夫，表示“坚定地”支持他所进行的“争取人权”的行动。
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当即于02月17日就此事向美国的代理国务卿哈特曼提出“强烈抗议”，拒绝美国“干涉苏联内政”。
18日，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公开表示，干涉别人内政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
美国对苏联国内的“人权运动”“表示关注”是完全以“赫尔辛基协议”为“法律根据”的。
而莫斯科则坚持：
“全欧会议最后文件就规定不允许进行这种干涉”，因此，美国是“违反赫尔辛基协议”的。
人们记得，1975年秋天，七拼八凑好容易在赫尔辛基开了个所谓“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克里姆林宫立刻把它吹上了天，说什么“赫尔辛基精神”是“和平与合作的曙光”，是“里程碑”，是“和平十诫”……不一而足。
苏修是经常胡诌一种什么“精神”来愚弄人的。
早在五十年代，它就胡扯过什么“戴维营精神”。
六十年代，它曾搬出过什么“维也纳精神”和“葛拉斯堡罗精神”，七十年代，它又瞎编了个“赫尔辛基精神”，颇有些“精神”病精神！
究竟什么是“赫尔辛基精神”？
苏美两家各执一词。
美国当权者说“支持人权运动”就是“赫尔辛基精神”的体现；
而苏联当权者却指责这是“违反”了“赫尔辛基精神”。
其实，所谓的“赫尔辛基精神”即所谓“缓和精神”根本就不存在。
存在的倒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精神”。
请看，正是在所谓“赫尔辛基精神”照耀下，中欧裁军会议已经进入了第4个年头，至今连双方现有兵力人数都纠缠不清，哪里还谈得上裁军呢！
相反，在“赫尔辛基精神”问世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就派雇佣兵到安哥拉去捞了一把。
至于西方所指望的“增加人员交流”，则正在反其道而行之。
去年年底，美国国会研究赫尔辛基会议委员会曾派出专门的考察团，到欧洲十八个国家去调查对所谓“欧安会”文件的执行情况，其结论是：
“迄今无显著改变”。
现在，这个结论看来需要“改变”一下了。
美国新总统刚一上任，莫斯科就下令驱逐一名美国驻苏记者；
华盛顿不甘示弱，随即也下令一名苏联驻美记者离开美国，这岂不是
“增加人员交流”方面的“显著改变”吗？
纵横捭阖，加紧争夺，这就是苏修所患的“精神病”的“精神”！

红海和亚丁湾计划临时理事会举行第1次会议
第2次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国家农业部长会议闭幕
据新华社萨那1977年02月22日电
红海和亚丁湾计划临时理事会第1次会议最近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首都萨那举行。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民主也门、埃及、沙特阿拉伯、苏丹、约旦、索马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埃塞俄比亚等九个理事国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地区协调员和各国协调员的报告，讨论和研究了在荷台达、亚丁和伯贝拉建立海洋研究站和保护成员国海洋环境不受污染等问题。
会议的东道国代表团团长对记者说：
“我对这次会议召开成功感到非常高兴。
这是红海和亚丁湾计划临时理事会的第1次会议，可以说是理事会执行阶段的开始。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所有成员国都参加了会议。”
他表示相信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会有益于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
新华社科威特1977年02月22日电
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声电台广播，第2次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国家农业部长会议02月19日至21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
会议闭幕时通过了一些有利于有关国家之间共同合作发展农业的决议。
会议决定在沙特阿拉伯建立一个实验室，以分析用人造卫星收集到的科学照片和资料。
会议号召与会国家采用米制作为水土测量工作方面的标准单位。
会议建议对一些干旱谷地的地质进行研究，以便制定一个限制耗尽地下水的计划。
会议要求大力培训农业和渔业方面的干部。
会议决定1978年10月初在卡塔尔国召开第3次农业部长会议。

红海地区国家的正义呼声
苏丹总统尼迈里最近在喀土穆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要保卫红海地区的安全。
他说：
“红海的安全一向是我们关心的重要问题”，“呼吁维护红海的安全意味着要求所有沿岸国家，包括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沿岸国家作出共同努力”，“来使红海地区成为一个安全地区”。
尼迈里总统的主张，反映了红海地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红海连同苏伊士运河，是沟通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三大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经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苏修的黑海—地中海舰队和印度洋—太平洋舰队可以直接联结起来，美国也可以把它常驻地中海的第6舰队和常驻印度洋的舰队直接联结起来。
因此，红海成了苏美两霸各自的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
长期以来，苏修把控制红海作为它争霸世界的一个重要环节。
当年老沙皇彼得一世曾露骨地说：
“水域——这就是俄国所需要的”。
“当俄国可以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时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统治”。
今天，新沙皇力图实现老沙皇当年的梦想。
苏修一个海军头目说，如果战争一旦发生，苏联就要“借助于封锁港口、基地和海岸地段，占领岛屿……切断敌人的海上运输”。
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只有二十哩宽，苏修控制了这个海峡，就既可以威胁以至切断对手的海上运输，又可以威胁红海沿岸国家，特别是把其中四个没有其它出海口的国家完全封锁在里面。
另外，红海以及周围附近地区是一些重要战略原料的产地，除石油外，红海海底还蕴藏含有丰富的铜、锌、银、金等贵重金属的大量“软泥”。
这也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馋涎欲滴。
近几年来，苏修海军疯狂向南扩张，开始了从东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至红海以及印度洋地区的渗透和扩张活动。
通过欺骗和利诱，苏修在这一带沿岸逐步攫取了一些军事设施的使用权。
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在红海地区也加紧了活动。
苏美两霸对红海地区的争夺日趋激烈，已引起沿岸国家的严重不安和坚决反对。
人们对于那个“侈谈各国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友谊”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加警惕和戒备。
尼迈里总统曾直截了当地指责苏修是“国际海盗”。
这是对苏修在红海地区所作所为的一个生动而形象的概括。
近年来，红海应成为安全海的正义呼声不断高涨。
红海国家和人民团结反霸的斗争形势很好。
去年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市召开的红海组织第2次大会的声明指出：
“红海和亚丁湾是这一地区国家民族责任范围之内的两个门户。”
这就明确地告诉那些不速之客，红海是属于红海沿岸国家的，红海的事情应当由红海地区的国家和人民自己解决。
人们高兴地看到，红海地区国家正在不断发展和加强双边关系，促进团结，消除分歧，反对共同的敌人。
例如，埃及和苏丹签订了联合防御协定以对付可能出现的威胁。
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两国领导人之间经常举行会晤，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
沙特国王访问苏丹的联合公报说：
“将努力使红海摆脱大国的战略和争夺，使其成为和平海，并属于红海沿岸的各国人民”。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外长访问沙特阿拉伯时指出：
两国关系正常化“反映了两国人民相互团结反对威胁这一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外来干涉的愿望”。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外长说：
“曼德海峡不能被用来损害阿拉伯的利益”。
科威特报纸指出：
“曼德海峡对于阿拉伯人民来说更为重要”，因为“海湾和红海地区的阿拉伯安全互为一体”。
这一切，表明了红海和海湾沿岸国家和人民在斗争中的新觉醒。
红海沿岸国家和人民的反霸斗争不是孤立的。
它得到了第3世界国家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特别是地中海、印度洋地区的局势和红海的安全是息息相关的。
红海、地中海、印度洋沿岸国家和人民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正在加强团结，互相支援，成为第3世界人民反霸斗争一支日益重要的力量。

埃及《消息报》主编驳斥苏联对埃及的攻击
苏修照搬老沙皇那套反动做法自食其果
《真理报》恶毒攻击萨达特总统，为社会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作无力辩解
新华社开罗1977年02月22日电
埃及《消息报》主编穆萨·萨布里02月22日撰文强烈谴责苏联最近对埃及的粗暴攻击。
萨布里在《消息报》发表题为《处于痉挛状态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文章。
文章说：
“最近几个月在阿拉伯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苏联在10月战争前后对我们施加的军事压力无法使我们下跪，还意味着苏联为使我们回到不独立状态而施加的经济压力失败了”。
“因此，苏联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胡乱发作。”
萨布里指出，两天前，《真理报》对埃及发起了攻势，文章中充满着粗鄙肮脏的字眼。
萨布里说：
“我们奉劝苏联领导人不要神经失常，不要把自己降低到辱骂和使用肮脏字眼的地步。
我们也奉劝他们明智而清醒地阅读一下《10月杂志》发表的萨达特总统对埃苏关系史的分析，这样，他们就能从中学到东西，他们就能发现在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中，苏联所犯的严重错误。”
萨布里写道：
“苏联领导应该明白，埃及领导已经决定让人民了解埃及与一个企图把我们当作第3等人来打交道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即与一个卖给我们武器或工厂而企图把我们变为其附庸并干涉我们内政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
作者写道：
“苏联领导应当注意到，官方的《真理报》的作法，不仅将断绝同埃及所有的渠道，而且也将断绝同阿拉伯世界的一切渠道。”
作者强调指出：
“正是苏联领导人没有把事实真相告诉本国人民，他们照搬老沙皇的那一套反动做法，毁掉了一切联系，造成苏联势力被赶出阿拉伯地区。
对此，谁也不会惋惜。”
新华社1977年02月23日讯
莫斯科消息：
苏联《真理报》02月19日发表编辑部文章，就开罗一家杂志发表的《萨达特总统回忆录》对埃及总统萨达特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诽谤。
《真理报》编辑部文章重弹早已破产了的滥调，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辩解。
它无理指责萨达特总统在《回忆录》中列举事实对苏修的揭露是什么“对苏联解决近东问题所奉行的政策的造谣”，是什么“对苏埃友好合作的诽谤”，是什么对苏埃关系的“粗暴歪曲”。
萨达特总统在《回忆录》中就苏联对埃及的所谓“军事援助”和苏联军事专家在埃及的所作所为，有力地揭露了新沙皇对埃及人民假支持、真出卖，假合作、真控制的丑恶行径。
这使《真理报》特别感到恼火。
它破口大骂萨达特总统“堕落”，谩骂他的《回忆录》“不是一个政治回忆录，而是政治诽谤书”，“是建筑在造谣和伪造事实的基础上的”。
南斯拉夫通讯社的评论认为，“这无疑是（苏联）迄今对萨达特总统和埃及现领导的政策的最激烈的攻击”。
合众国际社指出：
尽管苏联官方报刊经常攻击埃及，“但是对埃及总统进行这样的人身攻击，还是少有的”。

苏联一艘间谍船侵入瑞典领海活动
引起瑞典舆论的注意和警惕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02月22日电
据报道，苏联一艘伪装成“拖网渔船”的间谍船侵入瑞典西南沿海进行活动，02月12日在离瑞典法尔斯特博地区陆地只有三十米的地方搁浅。
这艘二百五十吨的苏联船只名叫“希萨号”，船上架有七条天线，有十四名人员。
奇怪的是：
这艘船遇难后，拒绝瑞典方面的救援，人员也拒绝离船下地。
直到02月16日它才由苏联直接派来的船只拖走。
苏联这艘神秘的船只引起了瑞典舆论的注意。
《每日新闻》指出，这是一艘“奇怪的渔船”。
《快报》问道，“这艘俄国船在离陆地如此近的地方干什么？
为什么这艘俄国船只有着如此重型的装备，船上的无线电和雷达装置远远超过一艘普通拖网渔船的需要？”
这家报纸报道说，据一位瑞典沿海巡逻人员讲，船上并未发现有任何渔具。
瑞典国防无线电研究院的专家们认为，一艘渔船上架设如此之多的天线，是不寻常的。
这家报纸说，令人怀疑，它是一艘执行监听秘密军事无线电通讯的伪装了的拖网渔船。

英国任命新外交大臣
新华社伦敦1977年02月21日电
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02月21日任命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戴维·欧文为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以接替因病于19日逝世的安东尼·克罗斯兰。
同时，卡拉汉宣布财政部第1副大臣乔尔·巴尼特参加内阁，从而使入阁的大臣从二十三人增加到二十四人。

超级大国在中东展开新的争夺
苏美外交官竞相出访中东，企图抢先施加影响排斥对方，引起阿拉伯国家警惕
新华社1977年02月23日讯
美国新任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结束对中东的访问，于02月21日离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回国。
万斯于02月15日开始这次中东之行，先后访问了以色列、埃及、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
苏联在得悉万斯的出访计划后，曾抢先于02月08日派出外交部中东司司长米哈伊尔·塞坚科前往埃及、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进行访问。
这表明，在美国统治集团忙于争夺白宫宝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埃及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以后，两个超级大国又在中东展开了新的争夺。
它们都企图扩大自己的影响，排斥对方，以便把中东问题的“解决”纳入自己的轨道，称霸中东。
万斯在出发前夕向记者说，他此行的目的，是取得他要访问的国家领导人“对于走向中东问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的看法的第一手材料”。
万斯鼓吹，“美国打算在帮助促成和平解决方面发挥一种积极的作用”。
至于塞坚科的访问，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这是莫斯科主动提出的，目的是希望确立苏联在中东实现和平局面中的影响，并估计一下阿拉伯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与它合作。
苏美两国除各自在外交上积极活动外，还互相攻击。
苏联塔斯社在万斯出访的当天发表评论，抨击“美国力图积极扮演‘中介人角色’，加强在近东的影响”。
声称万斯的“使命相当困难”。
万斯则警告说，俄国人“负有责任设法使我们走向实现这个地区的和平”。
但是，阿拉伯国家对超级大国的图谋是有警惕的，不会轻易受骗上当。
塞坚科到处遭到冷遇。
据中东社报道，对于塞坚科抵达埃及一事，“埃及新闻界不曾给予报道”。
叙利亚报纸也迟迟不报道他的到达。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苏联邀请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访苏也遭到了叙利亚政府的拒绝。
万斯承认，要解决中东问题，前面的道路是漫长而又困难的。
他说，他此行在实质性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小心谨慎，而不要乐观过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