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评论员
版面：头版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军乱军一个极其恶毒的手法，是在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上制造混乱，妄图破坏和取消我军的战备训练，削弱我军战斗力，把人民军队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蛀空。
对“四人帮”这一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批判。

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搞好战备训练，提高军政素质，是加强我军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的一个环节。
列宁说过：“如果没有充分的装备，没有足够的给养和充分的训练，即使是最好的军队，最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人，也会马上被敌人消灭掉。
这个道理十分明显，用不着加以解释。”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六二页）因此，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来抓，这是理所当然的。

王张江姚“四人帮”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军的战斗力，他们继承林彪的衣钵，把政治和军事截然对立起来，把战备训练贬低到可有可无的地步，甚至公开鼓吹训练“无用”论。
谁要是抓一下训练，他们就斥责为不抓大事。
他们挥舞着大棒，压制广大指战员搞好战备训练的积极性。

军队要搞好训练，就象工人要做好工，农民要种好田一样，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早在战争年代毛主席就指出，要“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并把训练列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的重要内容。
全国胜利以后，毛主席更加强调训练的战略意义，进一步规定了我军训练的方针、原则，时间、内容和方法。
毛主席指出：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
还指出：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
毛主席严厉批判了林彪只搞文不搞武，取消军事训练的罪行。
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同样十分关怀我军的训练。

当前，苏美两霸都在疯狂扩军备战，世界大战迟早总要爆发。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摆开了战争的架式。
虎狼在前，我军重任在肩。
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为了确有把握地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而训练则是我军指战员经常的普遍的备战工作。
不认清这一点，不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来抓，打起仗来，就要吃大亏，就有可能完不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战斗任务。

现在，我军的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发展，敌人的技术装备和作战特点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对干部的组织指挥、部队的协同动作、每个军人的军事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我军的基层干部多数没有打过仗；
过去打过仗的，现在职位变了，缺乏本级的作战指挥经验；
指挥过本级作战的，也有一个重新学习和提高的问题。
对广大战士来说，也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适应打仗的要求。
因此，战备训练决不是可有可无，可抓可不抓。
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的教导，彻底批判“四人帮”鼓吹的训练“无用”论，砸烂精神枷锁，理直气壮地抓训练，把它放到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军政第一把手要象地方党委书记抓生产那样，切实把部队的战备训练搞上去。

在政治挂帅前提下抓训练决不是单纯军事观点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
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
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与军事，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政治统帅军事，军事服务于政治。
对于我们人民军队来说，如果没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就不知道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就不能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
如果不精通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在战场上就消灭不了敌人，同样完不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

“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
他们故意把政治与军事、红与专的辩证统一关系搅得混乱不堪，制造“抓政治保险，抓军事危险”的紧张空气。
他们躺在安乐窝里，一手拿棍子，一手拿帽子，不准工人做工，不许农民种田，不要学生学文化，不让军队练武艺。
你抓军事训练，他们就说你是单纯军事观点；
你学军事技术，他们就说你是白专道路；
你钻研业务，他们就说你刮“业务台风”，弄得你对战备训练想抓不敢抓，对军事技术想学不敢学，想练不敢练，就连发个训练指示，开个训练会议，提点训练指标，搞点革命竞赛，都怕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
真是谬种流传，祸国殃民。

抓了训练，就是单纯军事观点吗？
不对！
什么是单纯军事观点？
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光辉著作中，早就作过精辟的分析。
单纯军事观点的实质是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否认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把军事放在政治之上。
政治统帅军事，这绝不是说，军事就不重要。
政治与军事这种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决导致不出只要统帅，不要军事这个被统帅的荒谬结论。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好军事，在政治挂帅前提下积极搞好军事训练，这决不是什么单纯军事观点，正是摆正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的具体表现。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多次用真想、假想的辩证法来启发我们。
在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上也是这样。
你如果真的重视政治，也必然重视军事；
如果取消了无产阶级的军事，实际上也是放弃无产阶级政治。
“四人帮”在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系上，贩卖形而上学。
他们诬蔑在政治挂帅前提下搞好训练是什么“单纯军事观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耻背叛。

为革命抓好训练有理，有功，光荣！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策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战争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军队要在战场上经受严酷的考验，夺取战斗的胜利，平时就必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不付出艰苦的劳动，不经过反复的实践，是学不到真本领的。

可笑的是，“四人帮”不顾这个起码的常识，胡说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似乎不用费劲，训练也可以自然而然地上去。

我们知道，抓革命可以促进生产，促进训练，但是不能代替生产，代替训练。
有史以来，哪有农民不种田，粮食自然堆满仓？
哪有工人不做工，产品自然堆成山？
哪有军队不训练，杀敌本领自然就高强？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着自己的特殊的本质。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九页）。
要打胜仗，必须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掌握战争规律，了解敌人情况，研究战略战术；
要打胜仗，必须熟练掌握手中武器，对技术精益求精；
要打胜仗，必须养成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优良的战斗作风，等等。
这些，不经过严格的训练，怎么能够“自然而然地”掌握呢？
离开刻苦实践，离开符合实战要求的严格训练，怎么可能会在不同情况下灵活地运用我军的战略战术呢？
怎么可能熟练使用各种武器装备呢，怎么可能做到各军种兵种的密切协同呢？
军事上许多东西，不学固然不会，学一次两次也不行，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
说到底，精通十八般武艺，还是要靠练。
“四人帮”的“自然上去论”，是亡党亡国亡军之道，我们必须把它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响亮提出：“要提倡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精通业务，又红又专。”
我们一定要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批谬论，划界限，甩开膀子干革命，扎扎实实抓训练。
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抓好训练有理！
抓好训练有功！
抓好训练光荣！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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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武汉部队某师党委成员在斗争中不断提高对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认识，坚持下连蹲点，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把部队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扎扎实实引向深入。

这个师党委的成员深深懂得，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战役打好，需要领导干部发扬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精神，亲临第一线组织指挥战斗。
于是，党委除留一名常委在家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领导成员带领十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所属各部队下连蹲点。

他们蹲到连队后，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陈政委到某团二连后，和党支部一起制定批判方案，亲自作批判动员；
具体帮助党支部抓纲带目，妥善安排各项工作，辅导干部战士学好中央文件。
为了提高连队的批判水平，他亲自为全营培训四十七名理论骨干。
在批判“四人帮”迫害毛主席、陷害周总理、反对华主席的滔天罪行时，陈政委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写了一篇批判稿，在连里作了批判发言，受到战士的赞扬。

这个师的领导成员在蹲点中，还十分重视抓好典型，以点带面。
有段时间，在工兵二连蹲点的李副政委发现干部战士批判抓不住重点，批不到要害上。
他就和干部战士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根据“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对“四人帮”的罪行逐个部分、逐个问题地边读边议边批，使全连干部战士紧紧抓住“四人帮”篡党夺权这个要害深揭猛批。
工兵二连的经验介绍后，推动了部队批判“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展。

这个师党委的成员在蹲点中，还注意引导指战员联系部队建设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姜副师长带领机关工作组在师的班长骨干集训队蹲点，发现不少同志在政治与军事的关系等问题上分不清路线是非，影响了训练效果。
他就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与军事关系的论述和有关军事训练的指示，批判“四人帮”把政治和军事截然对立起来，破坏我军建设的罪行，划清在政治统帅下抓好军事训练与单纯军事观点的界限，执行条令、条例与所谓“管、卡、压”的界限，提高了教员、学员的路线斗争觉悟。
同志们自觉地按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搞好教学、搞好训练，步兵五大技术的考核获得全面优秀，圆满完成了集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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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空军某部机务三中队，认真学习和贯彻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重要讲话的精神，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

机务三中队党支部首先注意调动“一班人”的积极性，让干部当好揭批“四人帮”的带头人。
前一段，中队领导班子中个别同志认为，“四人帮”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不批也臭了，对深入揭批认识不足。
党支部“一班人”反复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学习华主席讲话中关于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指示，认识到：过去，“四人帮”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搞得是非不明，路线不清，在思想、理论和实际工作上造成了很大混乱，我们要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还必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穷寇要猛追，落水狗要痛打。
党支部成员更自觉地站在斗争前列，坚持带头学，带头批，经常分析运动形势，深入班组调查研究，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及时解决深入揭批中的问题，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

这个中队十分重视发挥理论骨干的积极性。
党支部引导理论骨干切实做好五件事：一是掌握武器。
结合批判内容，选出马列和毛主席有关论述，用大字抄出来，供大家学习。
二是选好靶子。
根据中央文件公布的“四人帮”的罪行和报刊上的材料，分类整理出“四人帮”罪行一百例，为中队批判提供靶子。
三是批判引路。
批判之前，让理论骨干先研究批判提要，开批判会时作引路发言。
四是解决难点。
把群众批判中遇到的难点，交给理论骨干学习研究，然后给大家作辅导。
五是组织出大批判专栏，交流和总结大批判的经验。

三中队还注意发挥团支部、革命军人委员会的积极性，通过各种形式，处处摆开揭批“四人帮”的战场，使大批判搞得生动活泼，形成了人人口诛笔伐的群众性批判热潮。

作者：周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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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三三九部队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同干部战士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指示，狠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破坏军队建设的罪行，促进了部队大批判的不断深入。
这是党委委员、副政委杨天和在八连同理论骨干一起研究批判中的问题。

周江华摄（照片）

版面：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利比里亚共和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七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支持利比里亚共和国政府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事业。

利比里亚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塞拉利昂大使 宗克文

利比里亚共和国政府代表 代理外交部长 西亚法·谢尔曼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七日于蒙罗维亚

作者：任铁夫王科军潘东元
栏目：连队大批判文章选登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路明灯，也是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三七○○部队“吉林团山子连”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我军战备的滔天罪行，分清路线是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切实搞好各项战备工作。
下面是这个连的大批判文章选登。

时刻警惕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千方百计地否定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颠覆侵略的危险性。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要警惕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
在今天的世界上，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苏美两霸都在疯狂地扩军备战，特别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战争的危险是客观存在。
王张江姚“四人帮”开口讲“斗争”，闭口讲“斗争”，就是不讲反帝反修的斗争，叫喊这个“危险”，那个“危险”，就是不说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颠覆侵略的危险。
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解除我们的思想武装，使我们放松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警惕性，以便他们引狼入室，投降卖国，当儿皇帝。

我们在落实战备的实践中体会到，只有认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危险性，永远不忘我军是一个战斗队，落实战备才有高度的自觉性。
我们坚持战备教育，使大家及时了解苏美两霸扩军备战的动向；
选编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的战例，经常对大家进行形势教育；
还组织全连同志交流学习列宁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有关章节的体会，使大家从根本上认清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个道理。
通过这些活动，全连同志落实战备的热情更加高涨，人员、武器、装备时刻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前一段时间，上级机关对我们连先后进行了三次带敌情背景下的紧急集合，都能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指导员 任铁夫

鼓吹习文不习武目的是毁我长城

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是我们正确处理政治与军事这对矛盾的准则。
“四人帮”同林彪一样，把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搞得非常混乱，谁要是抓战备，抓训练，就给你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妄图削弱我军的战斗力，毁我长城。

毛主席历来倡导我军要能文能武。
文要能批修，武要能打仗。
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牢记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要切实加强战备，搞好训练，时刻准备打仗。
在战场上，敌我双方，刀枪相对，你死我活，毫不含糊，没有精湛的军事艺术，怎么能圆满完成作战任务取得战斗胜利？
我军自创建以来，在毛主席建军路线的指引下，习文练武，不断提高军政素质。
“四人帮”肆意制造军政对立，破坏我军建设，真是反动到了极点！

刀是磨出来的，兵是练出来的。
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教导，在战备训练中坚持政治挂帅，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月下练刺杀，顶风练投弹，全副武装练越野，不断提高杀敌本领。
在预定的一次夜间射击前，突然刮起五六级大风，我们从实战需要出发，坚持射击，取得良好成绩。
“四人帮”鼓吹习文不习武，妄图把我军搞乱搞垮，在磨刀霍霍的帝修反面前解除武装，以便他们顺顺当当篡党夺权，投降卖国。
我们决不上他们的当。
我们一定要搞好军政训练，不断提高连队的战斗力！

副指导员 王科军 排长 刘勇国

不许破坏战备的物质基础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毛主席的指示清楚地告诉我们，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力量的加强有赖于经济建设的发展。
“四人帮”却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疯狂破坏战备的物质基础，诬蔑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是一派包藏祸心的胡言乱语。

我们在打坦克训练和参加上级机关组织的师进攻检验性演习的实践中感受到，在现代战争中，敌人拥有大量的飞机、火箭、坦克和核武器，我们如果没有相应的武器装备，打起仗来是要吃亏的。
毛主席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实现四个现代化，加强国防建设，是全国人民和我军广大指战员的迫切要求和愿望。
“四人帮”违背军心民心，千方百计地破坏国民经济建设，同时也破坏国防建设、破坏战备。
我们亲眼看到，在我们驻地的一些工厂，甚至一些直接为国防建设服务的工厂，在“四人帮”的破坏下，较长时期完不成生产任务，影响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如果照这样搞下去，不要说实现现代化，就连现有的家当也会被他们搞光。
这也是不奇怪的。
因为对“四人帮”来说，他们可以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核保护伞”下当“儿皇帝”，一样可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战备的物质基础只能加强，不容破坏。
“四人帮”妄图破坏战备的物质基础以毁我长城，我们就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坚决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

排长 潘东元

广州部队某部“大渡河连”党支部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

马文荣摄（照片）

作者：吴宝余
栏目：下连手记

最近跟随首长到二炮连蹲点，住了较长一段时间。
二炮连是一个连续十年圆满完成上级党委交给的各项任务的先进连队，同时也是一个连队生活管理搞得比较好的先进典型。
他们坚持科学安排时间，保证战士八小时的睡眠。
他们坚持粗粮细做，自己垒起了烤炉，能做面包、饼干、烤饼等九种可口的食品、点心。
连队开办了自己的小磨房、小作坊，使战士们能经常吃上自制的油条、豆浆和各种豆制品。
二炮连地处高寒地区，但农副业生产一直搞得较好，他们还自己盖起了温室，做到蔬菜淡季不淡，仅去年一年就收获了七万多斤蔬菜。
他们做到“三人一头猪”，全连喂了四十多头猪，保证战士们每周都能吃上一次肉。
连队驻在农村，他们自己动手盖起了简陋的洗澡堂。
夏练三伏，后勤人员把凉开水送到战士手中；
冬练三九，又给战士送上姜汤。
他们既注意改善生活，又坚持精打细算，现在全连节余粮食一万多斤、各种经费九千多元、油二百多斤。
不久前，师后勤部转发了他们搞好连队伙食管理的经验，并组织全师后勤人员进行了参观。
他们饮食卫生和驻地的环境卫生也搞得好，军后勤部给他们颁发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单位”的奖旗。

二炮连的生活管理为什么搞得这样好？
他们主要经验有三点：一是感情深。
二炮连的干部始终把战士当作自己的阶级兄弟，时刻把战士疾苦放在心上。
二是抓得紧。
除了分管后勤的副连长和司务长工作认真负责以外，连长、指导员还亲自抓。
有一段时间，二炮连伙食管理上出了一些差错，指导员张芳生围裙一扎，亲自到炊事班蹲点，找到问题症结，很快就搞上去了。
三是发动干部战士人人献计献策，开好经委会，发扬经济民主。

我们在深入连队的过程中，也发现有的连队生活管理搞得不太好。
有些同志把艰苦奋斗和关心战士生活对立起来了，这是被“四人帮”搞混乱的问题之一。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
我们应该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狠批“四人帮”不顾群众死活、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
我们各级领导同志都应该象二炮连的干部那样，树立坚强的群众观点，按照《内务条令》要求，切实把连队的生活管理搞好。

铁道兵某部五连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连队生活。
他们坚持粗粮细做，还办起小作坊，自己做酱油、五香豆腐干、腌制各种咸菜，以及磨豆腐、生豆芽等。
战士们高兴地说：“粗粮细做真正好，米面做成鸡蛋糕，香甜可口吃得饱，干起活来劲头高。”
五连党支部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划清关心群众生活和物质刺激的界限，狠批“四人帮”不顾人民死活的反革命罪行，把搞好连队伙食管理提到一个重要位置上来。
他们做到有研究，有布置，有检查。
每个星期天晚上，党支部成员带着炊事班的同志到各班去征求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订出食谱。
党支部还经常召开干部战士参加的改善伙食的“诸葛亮会”，发动群众献计献策。
此外，他们认真抓好农副业生产，种好蔬菜，养好猪，为改善生活创造了物质基础。

（本报通讯员）

作者：边哨

驻守在大兴安岭山脚下的辽宁省军区某部一营，战胜风沙寒冷，开荒种地，做到蔬菜自给。

一营从内地刚到这里时，连队战士吃菜全靠到几百里外的城镇购买，有时菜买不来，只好吃咸菜。
他们就下决心自己开荒种菜。
干部战士齐动手，搬掉石块，铲除荆棘，很快开垦出五十多亩菜地，在塞外高原上播下战士家乡的菜籽。
可是小苗刚出土，一场寒流袭来，把菜苗全冻死了。
大家不灰心，不泄气，第二次种上。
时过不久，正当菜苗长势喜人的时候，一场风沙铺天盖地而来，又把菜苗全盖住了。
干部战士硬是把菜苗一棵棵地抠出来。
这样，他们不断战胜各种困难，夺得蔬菜好收成，达到蔬菜自给。

（边哨）

本报讯 八一一四五部队通北农场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持学大寨不动摇，大批大干夺高产。

通北农场是沈阳部队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去年三月，正当他们反复学习大寨经验，认真制定办场规划，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却刮来一股阴风，胡说什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有问题”。
学大寨究竟对不对？
农场党委从三个方面作了分析：（一）毛主席亲自树立大寨这面红旗，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学大寨没有错。
（二）华国锋同志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战斗动员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
照这个文献办，没有错。
（三）本场一九七四年坚持学大寨，实现小麦、黄豆上《纲要》，一九七五年又在军区范围内第一个实现小麦过“黄河”，也证明学大寨没有错。
于是党委成员下了决心：不管风从何处起，坚持带领干部战士学大寨的革命精神，走大寨的光辉道路。

坚持学大寨，领导是关键。
通北农场党委成员说：“学大寨就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不干，天上掉不下馅饼，地里长不出粮食，决不能瘸子打围——坐着喊。”
抗旱春播中，场党委七名领导同志全部下去跟班作业，带领群众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大批促大干。
场长孙初英年近半百，身患慢性病，组织上让他去疗养，他硬是不肯，亲自操作机械，早起晚睡，大干苦干。
在麦收期间，大家一条心一股劲，抢收抢打，在大旱之年，保证了高产，夺得了丰收。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这个农场乘胜前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更加坚定地学大寨。

作者：易矢/晓明

在河北省军区农场担任军农生产任务的某团三营干部战士，学大寨，夺丰收，在瘠薄的土地上，一九七六年夺得一季水稻亩产九百五十斤的好收成。

一九七五年底，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河北省军区农场的干部战士摩拳擦掌，干劲倍增，掀起了学大寨促大干的热潮。
可是，没过多久，刮来一股阴风，胡说什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有问题”，大干快上是“无目的的干，无方向的上”，等等。
这是为什么？

夜已很深了，营长裴秀臣头脑里还不停地翻腾着。
几年来军农生产的实践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一九七三年初春，在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指引下，他们踏着未融的积雪，来到滹沱河畔的沙碱滩上办农场。
他们以大寨人为榜样，艰苦创业，硬是在荆棘丛生的沙碱地上开垦出几百亩农田，连年夺得好收成，除解决自己需要的粮食外，还上交国家八十多万斤。
可是现在竟有人反对学大寨！
想到这里，裴营长再也躺不住了，便翻身下床，打开《毛主席语录》和华国锋同志的报告，认真地学习起来。
与此同时，副教导员孙树生也思绪万千。
他发现裴营长屋里亮着灯光，就推门进去。
他俩谈了自己的想法之后，一致提议营党委召开扩大会，统一认识，顶妖风，战恶浪，学习大寨不动摇。

华国锋同志在报告中号召，要象大寨那样，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三营的干部战士坚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他们把学习批判专栏办到地头，把批判会开到田间。
学习批判步步深入，大大地激发了干部战士的革命热情，有力地促进了大干快上的步伐。
隆冬季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农场的干部战士却抡起大镐，汗流浃背地垦荒造田；
初春季节，滹沱河畔寒风袭人，同志们毫不犹豫地脱掉棉鞋，挽起裤腿，跳进冰冷彻骨的水里，把颗颗稻种撒在育秧畦里。

打烂“四人帮”，大家喜洋洋。
火红的十月，正值收割的大忙季节，同志们顶星星上工，披月光战斗，八百多亩稻子原计划十天收完，五天就割净了。
接着，他们没松一口气，又把电线扯到场里，昼夜脱粒。

春风北京来，干部战士笑颜开。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隆重召开的喜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不少同志跑到营部请求新的任务。
于是，营党委又研究制定了大干快上的新计划。
任务一下达，干部战士一个个挥动铁锹，抡起大镐，甩开膀子干起来了。

（易矢、晓明）

栏目：编后

大寨的光辉榜样，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
这些年来，全军各部队在完成其他各项任务的同时，建成了不少大寨式的农场，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力量。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挥舞反对“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千方百计地破坏农业学大寨。
但是，不管“四人帮”卷什么黑云，刮什么妖风，担任军农生产任务的广大干部战士不听那个邪。
他们说得好：“不干，天上掉不下馅饼，地里长不出粮食！”
他们坚持学大寨，大干促大变，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当前，我们要认真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结合部队特点，作出规划，订出措施，进一步掀起学大寨的高潮，把更多的农场建成军中大寨，让大寨之花在军营盛开！

作者：八一八七○部队党委

理论是路线的基础。
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
而修正主义的路线，则以修正主义的理论为基础。
王张江姚“四人帮”费尽心机地搞乱许多理论问题，他们的目的，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上，他们鼓吹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制造老干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动公式，篡改革命对象，颠倒敌我关系，搞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在经济建设上，他们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胡说什么只要抓好了阶级斗争，“颗粒不收也不要紧”，肆意搅乱革命和生产、政治和业务的关系，破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文化教育上，他们鼓吹“宁可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肆意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破坏教育革命。
在科技战线上，他们叫嚣“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打着保护红旗的幌子，反对卫星上天，反对为革命钻研技术，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他们就是这样，通过搞乱理论问题，来破坏、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具体工作路线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抓好理论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判“四人帮”，把他们搞乱了的理论问题纠正过来，才能够分清路线是非，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四人帮”搞乱的理论问题，不仅都对军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在军队建设方面，他们还直接插手，搞乱了许多理论问题。
例如，他们继承林彪的衣钵，在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上制造混乱。
他们挥舞“单纯军事观点”的大棒，打击军事工作，反对部队提高军事技术，鼓吹“军事训练好办”，否认严格训练的必要性，把军事训练中必要的检查、考核、评比，诬蔑为“分数第一”，千方百计阻碍部队掌握杀敌本领。
他们把遵守革命纪律和反潮流对立起来，恶毒攻击毛主席批准的我军的条令条例为“条条框世”，诬蔑自觉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奴隶主义”，千方百计地破坏革命纪律，削弱我军的战斗力。
“四人帮”制造的这些理论上的混乱不加澄清，我军的建设就不可能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前进。

我们部队初步体会到抓好理论工作对于批判修正主义、搞清路线的重要性，是在批林整风期间。
那时，干部战士批判林彪“天才论”的反革命理论纲领遇到困难，感到这是个“硬骨头”，是“顽固堡垒”，难啃、难攻。
批来批去，总是在“敲边鼓”，“打外围”，攻不到点子上。
后来，党委决定由主要负责同志到三连蹲点，同干部战士一起研究，发现大批判深不下去的主要原因，是对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这样一些理论问题搞不清楚。
因此，就同大家一起，认真学习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
这么一学，批“天才论”的难点就解决了。
三连这个经验推广以后，整个部队的革命大批判就深入一步，形成高潮。
以后，在批林批孔当中，为了弄清林彪路线、孔老二思想和它们的相互关系，我们也抓了理论工作，抓了连队理论小组，并在机关、连队普遍办了政治夜校，这对推动革命大批判也起了好的作用。
这次批判“四人帮”，我们党委也初步注意到理论工作。
党委坚持了学习日制度，也培训了近百名连队理论骨干。
但是，总的说来，我们的认识还不够。
我们领导干部往往觉得理论工作是“软指标”，抓多抓少关系不大；
或者认为这只是宣传部门的事，由他们去抓抓就行了。
因此，总是忽热忽冷，坚持不好，成绩也就不大。
我们应当按照华主席的指示，提高我们的认识，把理论工作看作不仅是思想工作部门，而是其他工作部门和全党都要抓的大事，切实地抓紧抓好。
在当前，首先就要学好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这两个重要文件，是我们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澄清被“四人帮”搅混了的思想理论问题的千钧棒。
我们各级领导要带头学好，还要亲自向部队宣讲，作辅导，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它的精神，特别要认真领会毛主席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基本方针和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把它切实地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

加强理论工作，加强对部队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的领导，使我们的干部战士进一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很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作者：五一二六九部队理论组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讲实力地位，搞实力政策的。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我们就是要用革命的实力政策对付反革命的实力政策。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我们要有原子弹的时候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列宁也讲过，帝国主义是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
当前，苏美两霸正在疯狂地进行军备竞赛，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实力。
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敌人争时间比速度，争分夺秒地加快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步伐，使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

抓纲治国关键在于抓纲。
我们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当前，最要紧的就是抓好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
我们要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地把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打到底。
“四人帮”反党集团，代表了国际帝修反和国内地富反坏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愿望。
我们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在当前的集中表现，是制约和影响其它一切矛盾的主要矛盾。
我们抓住同“四人帮”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把他们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散布的种种谬论，把他们修正主义的思想、理论、路线，揭深批透，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飞速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很快促成。
我们就有很好的条件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随时准备埋葬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不忘虎狼在前，对于我们革命军人来说，就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努力加强我军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军建设。
他们企图把我们思想搞乱，他们挥舞着大棒，乱打一气，妄图把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积极性打下去。
我们要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划清界限，分清路线是非。
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指示，努力做到又红又专，能文能武。
要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下，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苦练杀敌本领。
要为革命努力学好技术，精通自己的本职业务。
虎狼要吃人的本性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
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抓纲治国的伟大旗帜，进一步搞好部队和民兵建设，用新的更大的成绩，打击苏美两霸的战争威胁和挑衅。

作者：民航总局理论组

“四人帮”长期以来，直接插手民航，大搞阴谋活动，犯下累累罪行。
政治流氓王洪文公开叫嚷：“民航这个单位太重要了，我过去插手民航，民航的事，我就是要管。”
姚文元这个反动文痞，也大喊大叫：“要抓要害部门，抓机场。”
他们的罪恶目的，在于把社会主义的民航变成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就是要从民航打开缺口反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四人帮”一直疯狂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在民航贯彻落实。
妄图使民航偏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偏离毛主席指示的航向。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国的民航事业，历来十分重视，极其关怀。
一九六九年，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民航体制改革的报告，为民航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但“四人帮”出于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公然抵制毛主席的指示，甚至恶毒攻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林彪反党集团搞的鬼”。
真是反动透顶！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民航建设的方针、原则到具体业务，从开辟航线、修建机场到安全生产、各种制度，都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但“四人帮”疯狂反对，要么封锁周总理指示，不让和群众见面，或者消极对抗，不让周总理指示贯彻落实。
一九七三年，周总理指示民航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发展大好形势，争取“两年半改变面貌”。
而“四人帮”硬是对抗周总理的指示，不准民航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的罪行，不让肃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
一九七五年，民航召开了一次业务会议，贯彻落实周总理关于“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指示，“四人帮”却攻击这次会议是“唯生产力论的会”，“右倾翻案的会”。

一九七五年，华国锋同志亲自指示民航，向中央写出加强民航建设的报告，促进民航建设。
“四人帮”对此竟说“没有兴趣”，把民航总局党委常委组织起草这个报告的提纲压起来，不予理睬，公然反对华主席，破坏民航建设。

批林整风以来，“四人帮”一方面千方百计破坏民航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揭发和批判，死捂民航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掩盖他们插手民航的罪恶活动；
另一方面，又借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名，别有用心地大吵大嚷要“揭盖子”，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以实现他们篡夺民航领导权的狼子野心。

根据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民航掀起了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的高潮。
一九七三年，民航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了一次党委扩大会，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到会作了指示。
由于这次会议戳到了“四人帮”的痛处，政治流氓王洪文竟用“搞派性”、“打横炮”等罪名，攻击和否定这次会议。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洪文还窜来民航大放厥词，镇压革命群众，给群众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字报扣上“不革命”、“反革命”的大帽子。
王洪文在民航的一个“把兄弟”，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接受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交底”，有严重问题，王洪文却说：“谁揭发他的问题，整他的材料，就是把矛头指向革命领导干部。”
狗头军师张春桥也说：“这个人有这种事？
我相信不会有。”
就这样，一不准揭，二不许批，三不让查，想尽办法予以包庇。
王洪文甚至背着党中央、中央军委，徇私舞弊，擅自批准有严重问题的人解除“隔离审查”，把他们网罗到自己的“帐下”加以重用。
这也充分说明，“四人帮”与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丘之貉。

“四人帮”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大搞反攻倒算，一九七五年，民航党委围绕着民航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中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在这个会上，严肃批评了王洪文的那个“把兄弟”。
王洪文气急败坏，私调这次会议的全部文件和发言记录，指名要空军、民航主要领导同志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和插话，连同小组原始记录二千八百多页，片纸不留地统统调去，大整黑材料。
王洪文还把总局领导同志找去，打棍子，扣帽子，威胁恫吓，大耍淫威，说什么：“你们会上一些人的发言，我是可以给他们戴上反党分子帽子的”，“你们的会开得不好，是右倾翻案，把是非搞颠倒了”，扬言“要用铁的手腕”收拾这些领导同志。
在此期间，王洪文、姚文元并且让他们的秘书，多次窜来民航，传达他们的黑旨意，大搞特务活动，四处煽风点火，搞单线联系，设秘密联络点，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
“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四六六页）他们这样搞，是想给民航总局和空军主要领导同志扣上各种政治帽子，一律整成所谓的“走资派”、“还乡团”，统统打倒，全部换成他们的亲信。

“四人帮”为了他们结帮营私、结帮篡权的需要，把民航上海管理局变成他们直接控制的独立王国，把这个管理局的党委常委变成他们的御用工具。
王洪文强行规定：这个单位的干部调动要经过他，没有经过他的，就“不能承认，不能算数”。
甚至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配备的另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的任命，王洪文竟狗胆包天，责令“暂缓执行”，说什么“不要急，我另选一个”。
在“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步伐的时候，大搞突击提干的勾当。
王洪文叫嚷“民航整个领导班子都要更换，现在不干还等什么时候”。
完全暴露了“四人帮”迫不及待地篡党夺权的心情。

由于王洪文把持了民航上海管理局的领导权，这个单位的大型飞机被“四人帮”据为专用，为他们搞阴谋活动服务。
他们说：“王洪文调一架飞机比派一辆汽车还容易。”
在他们的把持下，总局下达的专机任务拒不执行，而“四人帮”及其同伙却用飞机四出游窜，搞阴谋活动。
一九七四年，他们使用大型飞机达八架次之多。
一九七五年，他们还以训练飞行为名，专程接送“四人帮”的同伙和姚文元的老婆。
一九七六年九月，“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步伐期间，也是用飞机往返北京上海间，进行阴谋活动，行动十分诡秘，不让民航任何人过问。
更令人气愤的是，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期间，他们竟丧心病狂地拒绝用返程飞机运送伤员，不顾灾区人民的死活，引起了民航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公愤。

我们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深揭猛批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更好地加强民航建设，使民航永远朝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前进。

作者：铁道兵理论组

“四人帮”原是一伙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本来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为什么又常常以新生事物的代表者和支持者自命？
鲁迅说的好：旧势力对于新事物的态度是善于变化的，“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四人帮”就是这样。

请看他们是怎样“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以新花样来扼杀新事物的吧！

他们接过“教育革命”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干的却是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大反学文化，鼓吹“交白卷”，说什么，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竟然要把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变成资产阶级“革”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的“命”，搞愚民政策，搞复辟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

他们窃取京剧改革的成果，据为己功，一面借以树自己为“文艺革命旗手”，把“从《国际歌》到京剧改革这中间一百多年”抹为“一个空白”；
一面又以千奇百怪的罪状，肆意摧残、扼杀一切不合他们所谓“样板”经验和标准的革命文艺。

他们以工农兵理论队伍的“指导家”的姿态，今天给这个工厂理论队伍送去所谓“评法批儒”的材料，引导人们研究什么吕后、武则天，明天给那个生产大队理论队伍寄去所谓评《水浒》的材料，煽动人们揪什么“当代宋江”，后天又要那个连队理论队伍炮制所谓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军内”的“经验”，煽动反军乱军。
真是无孔不入地妄图把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中产生的群众理论队伍，变为他们反革命的舆论队伍。

他们表面上装作比谁都拥护老中青三结合的样子，暗地里却把“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列为他们反革命的全面夺权计划的一个项目。
于是，哪个领导班子里没有他们的人，他们就说那个单位没有“建立”三结合；
哪个班子里还有一个不是他们的人，就说那个单位三结合还队“完善”。
你要“建立”和“完善”三结合么？
好，就得把他们所不信任的人从所有领导班子里清除出去，把他们所需要的人统统“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
很明显，这种“三结合”“建立”和“完善”之日，也正是各级领导权统统被“四人帮”篡夺之时！
这样的“三结合”就是他们结帮、篡党、夺权的同义语。

……

马克思说过：“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九四页）“四人帮”把各种新事物的招牌统统挂在自己的胸前，竭力“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是十分阴险毒辣的一手。
这样，不仅扼杀了这些新事物，也不仅使这些事物挂着“新生”的牌子为他们的反动目的服务，更重要的，他们还借此把他们这伙旧社会的残渣、新社会的垃圾，装扮成无产阶级的“新桃”，以实现他们所谓“新桃换旧符”即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复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迷梦！

然而，新陈代谢的规律毕竟是不可抗拒的。
新花样终究扼杀不了新事物的生长，新招牌也到底掩盖不住旧残渣的本相。
“四人帮”这堆残渣趁文化大革命的波涛漂了起来，浮上了高位，表演得淋漓尽致，暴露得相当充分，最后也垮得非常彻底。
唯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却更加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日电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二月十八日晚在大阪做访华报告，热情赞扬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是毛主席当之无愧的接班人，受到中国人民的无限信任。
他还指出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是不折不扣的极右派，粉碎“四人帮”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这次报告会是由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主办的。

井上清说，“四人帮”不是什么“激进派”，而是不折不扣的极右派。
“四人帮”不是“文革派”，而是妄图利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者。
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已经同林彪反党集团勾结在一起，干了大量坏事。
他们玩弄阴谋诡计，到处制造混乱，企图乘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尤其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更迫不及待地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
但是，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英明果断地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使中国避免了一次大内战和大倒退。
继承毛主席遗志、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无比欢欣鼓舞。

井上说，“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
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大搞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科学研究、教育、文化艺术等各项事业。
“四人帮”还竭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井上清谴责“四人帮”妄图借儒法斗争实现篡权复辟的野心。
他说，“四人帮”把一部中国历史竟然胡说成是儒法斗争即地主阶级内部两派斗争的历史。
在那里，阶级斗争根本不见了。
这是完全违背和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才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井上指出，“四人帮”大肆宣扬儒法斗争，其目的是为了篡党夺权。
“四人帮”认为周恩来总理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竭力鼓吹要抓现代的“大儒”，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一大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
井上说，周总理一贯遵循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一位受到八亿中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井上清说，“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早就为毛主席所察觉，并受到毛主席的多次严厉批评。
“四人帮”在人民群众中间极端孤立。
正因为这样，当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时，才能做到一枪不发，一滴血不流。

井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国全国各行各业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已经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
现在，中国人民正在为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肃清其流毒而努力。

新华社伦敦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电 英国共产主义联盟（马列）全国委员会出版的月刊《阶级斗争》最近一期刊载文章，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欢呼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文章说：“中国有了新领袖，就是华国锋主席。
在这个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农民热烈欢呼他担任这一职务”。

文章说：“在击败了无耻的‘四人帮’阴谋以后，中国人民喜气洋洋。
‘四人帮’企图从工农手里攫取国家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他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文章说：“现在，华主席和党正在领导人民对‘四人帮’进行群众性的批判。”
华主席号召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掌握毛主席在这里提出的基本政策。

文章指出，“过去，‘四人帮’反对党中央的决议，破坏毛主席和党为实现这种政策所作的努力。
他们歪曲毛主席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政治挂帅’的教导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原则。”
文章说：“‘四人帮’歪曲党的路线，他们口头上非常革命——常常攻击‘修正主义’。
实际上，正是他们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他们制造混乱，威胁人民，攻击努力工作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每个人。
他们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企图控制党和国家，骑在人民的头上”。

文章表示相信，通过对“四人帮”进行的群众性的批判，中国必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新华社讯 美国十月同盟（马列）机关报《号角》一月二十四日刊登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并且发表社论号召读者学习这一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

社论指出，《论十大关系》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著作。

社论说：“毛主席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十个关系和矛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毛主席总结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按照这一革命方针，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一九七五年发出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号召，但是周总理的号召却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
社论说：“‘四人帮’鼓吹搞乱这十个矛盾以全盘否定《论十大关系》所阐述的路线。
他们期望中国陷入混乱，以便趁机夺权和复辟资本主义。
因此，毛主席的著作是反对他们路线的强大思想武器。”
社论最后指出，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这一新发表的文献的事实，说明了毛泽东的革命教导对现代的影响。
“我们号召所有的读者都学习这一历史性文献，学习它的丰富内容。
这有助于加深了解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和更深刻地理解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新华社巴黎电 法国《红色人道报》在一月十五、十六日一期中发表社论说，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论十大关系》，“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各国人民说来，是一篇具有极宝贵意义的文献”。

社论写道，在这篇非常明确和非常深刻的著作中，“毛泽东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总是象所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从具体的情况和经验出发，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

社论还说，毛主席的这篇著作，“可以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和正在进行的反对‘四人帮’的这场伟大斗争的意义”。

社论指出，对法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和所有愿意干革命的人来说，毛主席这一著作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社论号召所有法国革命者阅读和研究毛主席的著作《论十大关系》。

新华社阿尔及尔电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央机关刊物《非洲革命》最近一期发表文章，赞扬毛主席的著作《论十大关系》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第三世界所有决心走发展道路的国家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文章说，毛主席的这篇重要讲话是一篇关于论述发展的辩证法的最完整的著作之一，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文章说，《论十大关系》阐述了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要解决的一系列明显的矛盾，并且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新华社雅典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七日电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希腊文版最近在希腊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并出售。
毛主席的这一著作是由希腊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讯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友好代表团，应斯里兰卡陆军司令东·塞帕拉·阿蒂加拉将军的邀请，今晚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斯里兰卡进行友好访问。

代表团成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高振军、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尹佐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王乐天。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海军副司令员王万林，其他有关部门负责人张秉玉、耿志刚、梁枫等。

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卡朗纳戈达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讯 本社记者报道：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加紧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
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目前，苏联设立的精神病机构名目繁多，有精神病院、精神病诊疗所、精神病研究所、精神病疗养所等，大部分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建立的。
这些机构有一般和特殊之分，但一般的精神病院中也设有特别部。
其中有许多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特务机构直接控制。
住进这些精神病院的人中有的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有的却是精神正常的反对苏修统治的人。
苏联《真理报》曾不打自招地说：“苏联医学能保证只使精神失常的人接受治疗，但不能保证在这些人当中没有所谓持不同政见者。”
利用“精神病院”镇压苏联人民，是苏修叛徒集团在法西斯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的铁证，也是它色厉内荏的表现。
法西斯专政激起苏联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苏联当局对此恨得要命，怕得要死。
他们害怕通过正常的审讯会造成被告对当局罪行的公开揭露和控诉，于是宣布那些他们认为的“危险分子”为“疯人”，押送进“精神病院”，加以秘密迫害。

为了使这种法西斯暴行合法化，苏联当局炮制了一系列法律条例。
苏联卫生部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规定：如果一个精神上有病者对他周围的人或他本人构成明显危害时，卫生部门有权不经病人本人或其亲属或监护人的同意，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第五十八条——六十条规定，无责任能力者犯罪或者有责任能力者犯罪而在法院判决前或服刑期间患精神病时，“得由法院裁定送一般或特种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性治疗”。

从西方报刊的报道和苏联国内透露出来的材料可以看出，苏联当局利用上述法律将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精神病院”这种变相监狱。
他们中有主张推翻苏修统治的革命者，有反对民族压迫和主张保卫人权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有反对苏修叛徒集团对外侵略扩张的人民群众。
早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莫斯科红场发生的著名的反对苏联侵捷的示威中，示威者打着“自由和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万岁！”
“占领者可耻！”
等标语，他们中有七人当场被逮捕。
这七人，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关入集中营，有的被送进“精神病院”。
美术家维·法恩伯格和女诗人纳·戈班涅夫斯卡娅都被送进“精神病院”。
法恩伯格被告知说：“你的病就是你持不同见解的思想方法”。
连前苏军少将彼·格里戈连科也因持不同政见而两次被关进“精神病院”。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苏军工兵中尉伊林在红场枪击苏修头目未遂，苏联官方宣布他“患有精神分裂性的慢性精神病症”，并将他送特种“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性治疗”。
一位工程师仅仅由于曾经在一次学生的会议上反对因政治理由开除学生而被关进“精神病院”。
他不断向“医院”提出控诉，但这些控诉却成为进一步对他进行“治疗”的借口。

苏联的许多“精神病院”就是过去监狱的所在地。
例如，加里宁格勒州的契尔尼亚霍夫斯克精神病院就是过去纳粹德国的一座监狱。
列宁格勒的阿尔塞纳里纳雅精神病院是沙皇时期关押女犯的地方。
奥勒尔州的奥勒尔精神病院是过去中央监狱的旧址，沙皇曾在那里囚禁了大批布尔什维克。

关押政治犯的“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都是从苏联特务机构中挑选出来的。
高级和低级医务人员都有军衔，平时在白大褂内就穿着军装。
臭名昭著的莫斯科谢尔勃斯基精神病研究所的负责人伦茨就是克格勃的上校。
他曾当着一个“病人”说：“我说谁是精神分裂症病人，谁就患精神分裂症。
如果我说一只烟灰缸害着精神分裂症，它就有精神分裂症。”
在这种“精神病院”中对“病人”进行“治疗”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酷刑。
前少将格里戈连科曾谴责说：“‘精神病院’是所有监狱中最可怕的一种”。
被宣布为“精神病”的政治犯被关进“精神病院”后与外界完全隔绝，一切权利被剥夺，每天都要遭毒打和侮辱。
采用的“疗法”无所不有，有一种叫湿裹法，即用湿帆布裹住病人，加捆宽皮带，帆布逐渐干燥，越裹越紧，使“病人”呼吸都感困难。
还有一种“疗法”是强制注射有害健康的药物。
如注射一种烈性麻醉剂。
注射后，“病人”发高烧，肌肉失去控制能力，记忆系统遭破坏，大脑严重被损害，体力极度消耗。
另一种用来摧残“不听话病人”的意志的“疗法”是注射一种治幻剂，它“对人体造成难以描述的苦楚和极大的破坏”。
一位数学助教由于业余爱好写诗而被扣上“反苏宣传”的罪名后被关进“精神病院”。
他控诉说，注射氯丁嗪后，“病人”“失去个性，智力迟钝，感情遭破坏，记忆消失，这是创造力的死亡：注射氯丁嗪后，甚至连看书能力都没有了”。

列宁当年痛斥沙皇的黑暗统治时，曾经这样写道，警察的专横、刑讯迫害、道德的败坏“达到了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顽石也将为之长叹！”
（《内政评论》，《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二五八页）现在，新沙皇对苏联人民的野蛮迫害早已超过了老沙皇。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使用的这种迫害人民的办法受到了苏联国内外的强烈谴责。
有的说：“使用所谓精神病治疗法来镇压持异见分子的做法，可以同纳粹德国的做法相比”。
“把思想自由的健康人关进精神病院是精神谋害，这是希特勒‘毒气室’的变种，甚至更残忍：在那里，被杀害的人所受的苦刑更凶残，折磨的时间更长。
同毒气室一样，这些罪行决不会被人忘却，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人，从活着到死后将永远受到咒骂。”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电 埃及《消息报》二月二十一日在该报总编辑艾哈迈德·泽因写的题为《朋友和敌人》的文章中说，领教了二十年苏联“友谊”的阿拉伯人民已经认识了苏联的真实面目。

文章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揭露苏联剥削和掠夺埃及的卑劣行径。
文章说：“埃及人民看到了自己的经济由于同苏联人合作而崩溃！
苏联人把在苏联已不再用的过时的工厂给了我们，以便用贫穷的埃及人民的鲜血和款项来更新他们的工厂。”
文章说：“他们给我们一座价值数百万镑的制药城，建成后才几个月机器就完全开不动了。

“一座陶瓷厂的鼓风炉也是苏联人提供的，可是一点火就立即熔毁了。
我们不得不从西德采办另一座工厂。
苏联人甚至不给我们必要的备件，以维持这些过时工厂的运转。
俄国的公共汽车要克服极大困难才能保持行驶几个月。
还可以举出许多其它苏联提供的残缺不全的东西的例子。”
文章说：“对于苏联所提供的这些东西，埃及的报酬是慷慨的。
苏联得到了埃及的各种产品。
他们以象征性的价格拿走了成百万件家俱，而制作这些家俱的木材却是我们用硬通货买来的。
苏联也用同样的办法拿走了大量的皮鞋和皮革制品，而这些东西耗尽了我们埃及的皮革。
我们的棉花也被掠夺去并被转到欧洲市场出售。
这些作法就是要使埃及同除了苏联之外的外界割断经济上的关系，以便让苏联成为埃及经济的唯一的主人，并且对埃及任意发号施令。”
文章愤怒指出：“在苏联的兴高采烈之中，埃及的经济崩溃了，世界市场对埃及也关闭了。
其结果就是一九六七年的失败。”
文章指出，“苏联断言，一九六七年的挫折是由于埃及士兵的水平低，而一九七三年的胜利则是苏联武器的功劳，这也是一种谬论。
因为参加这两次作战的是由埃及的儿子和工人组成的同一支军队。
这次胜利，实际上是埃及士兵的勇猛善战和有效完备训练的成果，也是在驱逐苏联专家和消除了他们的骄横跋扈后由埃及人熟练地指挥的结果。”
文章最后说：“更糟的是，假装是我们的朋友的苏联一直在要我们偿还军事债务，尽管它知道埃及经济困难。
它对埃及人如果还债就将挨饿这一点是毫不介意的。
这难道是友谊吗？
趁我们危难之际给予沉重的打击，敌人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吧？
这是我们向莫斯科提出并且要求给予解答的一个问题。”

本报讯 湖南省军区离职休养干部、陆军第一六五医院原政治委员李永顺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在广州逝世。
李永顺同志一九三○年二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六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