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践踏
教育部大批判组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中提出：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贯彻执行这个基本方针，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认真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但是，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肆意篡改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全盘否定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恣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很大危害。
他们的种种谬论，必须深入批判，他们的累累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一
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以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科学分析为依据的。
“四人帮”为了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首先篡改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估计。
1957年，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就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作出了科学的分析，指出：
知识分子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
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两头小，中间大”，“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
毛主席所作的这一分析和结论，反映了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实际，是我们党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基础。
只有坚持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这个正确估计，才能用毛泽东思想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使他们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服务。
但是，“四人帮”把毛主席的指示抛到一边，“帽子工厂”却越开越大。
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他们从来不做具体分析，就任意给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是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四人帮”围剿湘剧《园丁之歌》，把剧中坚持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员、青年教师俞英，打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并且给她加上了“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名，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也胡说什么：
解放后十七年的学校“在那里一年一年地、一批又一批地造就这些人，毕业后还得重新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四人帮”还唆使反革命分子张铁生到处狂叫：
如果社会帝国主义打到中国来，大多数教师“还可能打着白旗上街去欢迎”，“假如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话，恐怕比现在还高兴”，等等。
“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这些攻击和污蔑，反映出他们对广大知识分子有另一种估计，即反对毛主席科学论断，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敌我关系的反革命估计。
他们把旧教育制度和旧学校培养的学生混为一谈，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教育革命的理论，转移了教育革命的方向。
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知识分子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虚心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涌现出一大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
而“四人帮”对此却一笔抹杀，一概否定，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又是什么呢？
二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指出：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毛主席又一再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
1957年，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出：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
在这个宏大的知识分子新部队中，就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
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正确指出了广大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鼓舞和鞭策着他们为适应这个时代的伟大斗争不断地努力改造自己。
一贯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四人帮”，竭力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
1974年，他们在国务院科教组的那个黑干将，大肆鼓吹的所谓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的谬论，就是他们颇有代表性的论点。
众所周知，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关键是使他们附在哪张“皮”上。
文化大革命以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与工农兵相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他们在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改造。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
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由此可见，“四人帮”鼓吹的所谓“破坏论”，道理上是反动的，事实上也是荒谬的。
其实，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乃至整个上层建筑起破坏作用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这一帮害人虫。
同广大工人农民处于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状态之中的不正是他们吗？
极其贪婪地侵吞国家财富的不也是他们吗？
千方百计地想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搞乱我们整个国家的不还是他们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而不是要打倒广大教师。
相反，更要依靠其中的积极分子，团结广大教师。
当然，广大教师也要在教育革命这个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打击了广大教师，也就破坏了教育革命。
“四人帮”动不动就斥责教师是“右倾复辟势力”，甚至居然提出取消教师的荒谬主张。
“四人帮”的一个女黑干将在北京市一所中学搞“试验”，竟然说什么：
“教师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妄图创造一个取消教师而由学生自治的“典型”，拿出来放“卫星”！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蓄意全盘否定教师在教育革命中的作用，充分暴露了他们与广大革命教师为敌的丑恶嘴脸。
可以想象，如果“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一旦得逞，那么包括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在内的全国人民，就会遭到他们法西斯专政的疯狂镇压。
三
“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既破坏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又破坏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
为了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我们必须全面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正确认识和处理“团结”和“教育”、“改造”之间的辩证关系。
团结是我们的出发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耐心细致地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帮助他们把立足点真正移到无产阶级一边来。
这样，同工农兵的感情深了，共同语言多了，也就增强了团结。
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同他们搞好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的同时，专心致志地工作。
这样做，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的。
“四人帮”一伙对广大知识分子百般仇视，一会儿辱骂他们是“围着臭鱼烂虾转”的“苍蝇”，一会儿又诬蔑他们是“书蛀虫”，根本谈不上半点团结。
而对少数心甘情愿为他们篡党夺权效劳的人，却大施恩惠，大加吹捧，委以重任，抱成一团。
臭名昭著的“梁效”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吗？
“四人帮”确实把“改造”喊得震天响，似乎只有他们才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
实际上，在他们那里，对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来说，所谓“教育”、“改造”，不过是“打棍子”、“戴帽子”的代名词罢了。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公然胡说什么：
“改造教师就象水中按皮球，压一压下去了，一松手又会浮上来”，必须“永远把他们压在深水之中。”
他们任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利用发生在一个小孩子身上的人民内部的一般是非问题，大作文章，无限上纲，把“师道尊严”说成是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煽动学生把教师当作“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来批判，甚至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有错误的教师和干部，打成“败类”，扬言要实行“专政”、“判重刑”。
这哪里是在抓“改造”？
分明是镇压，搞法西斯专政！
“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用“大棍子”打人，用“大帽子”压人，用“小鞋子”整人，致使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哪里又谈得上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
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四人帮”不仅要搞垮工业，搞垮农业，搞垮整个国民经济，还要搞垮整个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以达到他们混水摸鱼，乘乱夺权的罪恶目的。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广大知识分子。
我们深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联系教育战线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广大知识分子一定能够更好地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改造自己，在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农业要大上　干部要大下
山西太谷县委采取措施加速建设大寨县
中共山西省太谷县委，认真学习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到：
农业要大上，机构要精简，干部要下乡。
他们采取调到公社工作、组织工作队下乡、机关干部包队轮流下乡当社员三种办法，让大批干部深入基层搞“三同”，和贫下中农一起揭批“四人帮”，努力建设大寨县。
太谷县这次抽调干部下乡的特点是：
骨干力量下去的多，下去的人员思想明确，热情高。
县委、县革委会机关部、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下乡的占三分之二以上。
在抽调干部过程中，县委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揭猛批“四人帮”反对干部下乡，破坏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等罪行。
大家把下乡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看作是无上的光荣，当作促进自身思想革命化的好机会。
有的干部坚定地表示：
迈开双脚到基层，脚踏实地干革命，不改变农村面貌不回城！
大批干部下农村，既加强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也推动了县委各部门的工作。
县委宣传部门的同志到农村蹲点后，发现有的基层干部以为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与农业学大寨运动无关，就在杨家庄大队搞试点，从提高思想认识入手，健全了宣传队伍、文化队伍，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造革命舆论，有力地推动了全大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他们又把杨家庄大队的经验推广到面上，使全县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大大活跃起来。
本报记者

毛主席语录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兰州长新电表厂党委重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
兰州长新电表厂党委，这几年顶住“四人帮”反对为革命钻研技术的妖风，坚持引导技术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厂里技术人员成长很快，在革命和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1年以前，这个厂一直生产外国四十年代的老产品。
近几年，他们新设计和试制成功的产品有十几种，并为我国电度表工业填补了两项空白。
在设计新产品过程中，由于“四人帮”乱扣“白专道路”的大帽子，不少技术人员不敢钻研技术，不能适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
针对这种情况，厂党委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定必须引导技术人员正确处理政治和技术的关系，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几年来，厂党委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技术人员。
他们组织技术人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经常吸收申请入党的技术人员听党课，组织技术人员每年当一个月的工人，并轮流进五七干校学习和锻炼。
许多技术人员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些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生产中，厂党委组织技术人员参加“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经常给他们出课题，交任务，注意发挥各人的技术专长。
为了给技术人员提高业务水平创造条件，厂里建立了技术资料室，购买技术参考书籍三千七百多种，订阅科技杂志八十余种，还多次组织技术人员出外参观学习，参加交流技术经验的活动。
技术人员走又红又专道路表现好的，厂党委就给予表扬，并且树立标兵，使大家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技术员李从心，几年来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和工人打成一片，从工人群众中汲取政治营养，学习实践经验。
他同时积极钻研技术理论，有时为了攻克技术难关，查资料，算数据，废寝忘食地工作。
因此，他在政治和业务上都进步很快。
他和工人一起，先后设计成功了液压龙门刨、铜接头加工半自动专用机床、电流铁芯铆合自动线等五项重要设备，受到群众的好评。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恶毒攻击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什么“搞唯生产力论”。
厂党委不理这一套，教育技术人员走又红又专道路不动摇，为革命学技术不松劲。
厂党委举办了电度表和电子技术短训班，党委领导成员带头参加学习。
同时，制定了向本厂工人普及科技知识的五年规划。
全厂广大职工为革命学技术蔚然成风，技术队伍不断壮大，技术革新取得很大成果。
去年，这个厂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
最近，全厂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方向更明，干劲更足，决心为我国电表仪器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出新贡献。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编后
“又红又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光辉指示。
省、市、地委书记等党的领导干部，都要发奋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
科技人员更应当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对技术精益求精”。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挥舞“单纯技术观点”、“白专道路”等大棒，乱打一气，弄得不少同志谈“专”色变，使无产阶级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响亮地提出：
“要提倡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精通业务，又红又专。”
大家都来响应华主席的号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又红又专的道路大踏步前进吧！

又一份自供状
防化学校大批判组
1974年11月，正当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四人帮”不顾毛主席对他们反党活动的多次严厉批评，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抛出一篇题为《论西汉初期的政治和黄老之学》的大毒草，以后又多次发表了同一内容的黑文章，打着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旗号，大讲西汉统治集团“在‘黄老’的外衣下推行法家路线”的问题。
他们叫嚷：
“在汉初吕后执政时期，‘天下初定未久’，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
因此，必须“忠实按照刘邦、肖何既定的路线和政策办事，不另外搞什么新名堂。”
他们说，这就叫做“遵而勿失”，实际上就是吕后时期法家领导集团关于巩固政权的一条总的纲领和原则。
我们把1974年这篇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毒草，同相隔二十三个月后发表的梁效的那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对照起来看，是颇为发人深省的。
1974年的那篇文章说，必须对那些背离既定路线和政策的人，“很有警惕，‘欲务名声者，辄斥去之’”。
而梁效的文章则扬言：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两篇黑文相照，要害是一个，都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舆论。
先是捏造一个抽象的、可以由他们随心所欲加以解释的“既定方针”，然后用它来号令天下，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建立“四人帮”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如果说两篇文章还有少许不同的话，只不过是前者讲得含蓄一些，后者已是急不可耐，凶相毕露，杀气腾腾，扬起屠刀了。
《论西汉初期的政治和黄老之学》这篇文章，还极力宣扬：
为了坚持所谓“既定的路线和政策”，必须要有刚毅的政治代表人物。
由谁来当？
这篇文章说，前有吕后，后有窦太后，只有她们才能肩负这一重任。
反党分子江青曾在一次讲话中不顾历史事实地胡诌：
“吕后要做单独一条突出宣传一下，汉高祖死后，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
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也吹嘘：
只有吕后“能使久经战乱的天下迅速安定下来”。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四人帮”反党集团一直比江青为吕后，江青本人也俨然以吕后自居。
所谓突出宣传吕后，说穿了，就是树她自己。
这篇文章唯恐别人不解此意，又特地抬出一个窦太后，说她“作了二十三年皇后，十六年皇太后，六年太皇太后”，“将近半个世纪”是所谓法家集团的“政治的代表人物”。
借古喻今，自鸣得意，似乎有了“按既定方针办”这面黑旗，江青就可以万事如意，登基临朝了。

墓砖·哀鸣
黎烈
《学习与批判》是王张江姚“四人帮”一手炮制出来的。
它和“四人帮”共命运。
“四人帮”被粉碎，《学习与批判》也就“寿终正寝”。
《学习与批判》名义上有它自己的编辑部，挂名于复旦大学；
实为狗头军师张春桥、政治文痞姚文元直接控制，由他们在上海的亲信出面经营。
所谓“中央”（应读作“四人帮”）精神，由张姚预先通知他们的亲信，《学习与批判》总是得风气之先。
它所发表的重要文章，都是“四人帮”授意，亲信点题、炮制、笔削定稿的。
因此，《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名副其实的“帮刊”。
《学习与批判》在宣扬汉朝女野心家吕后方面，煞费了苦心。
1974年07月，“四人帮”的一个亲信，布置写吕后文章任务的情景，值得提一下。
这个亲信从楼梯上奔了下来，一进会议室，便嚷嚷：
“要写一篇吕后的文章，谁报名写？
愿者上钩。
这篇文章的现实性很强，不过也要冒点风险。”
没人响应。
他又叫道：
“愿者上钩！
愿者上钩！”
写吕后文章要“冒点风险”，招出了他们耍的是阴谋诡计；
布置工作要“愿者上钩”，道出了他们搞的是政治赌博。
什么现实性很强？
“四人帮”的另一个亲信布置写吕后一文时，强调文章落脚点要暗示读者：
“江青是唯一杰出的正确路线的继承者”。
于是，《学习与批判》发表的文章就无中生有地胡诌什么吕后“忠实按照刘邦、肖何既定的路线和政策办事”，吕后使“中央有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对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为野心家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要冒点风险”。
心里明白得很，干的是篡党夺权的罪恶勾当，做贼心虚，怕被揪住黑手。
还是这一个亲信，他又说：
“我们所干的事，现在说出去，现在杀头；
将来说出去，将来杀头。
每一期《学习与批判》就是一块我们的墓砖。”
这个以说谎话为人生诀窍的“四人帮”亲信，总算说了一句老实话，尽管他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说的。
这个亲信，象输红了眼的赌棍，把最后的赌注，押宝押在“四人帮”身上，不愧为亲信。
他真的连身家性命都置之不顾了吗？
不！
决不！
说穿了，无非是想攀龙附凤，以求飞黄腾达。
这种反革命的阴暗心理，不只亲信有，“四人帮”的头面人物都有。
因为他们搞了一个又一个阴谋诡计，就不能不整日提心吊胆，害怕被识破，被揭露，被揪出来。
1976年03月，张春桥给他在上海的一个余党的亲启信中说：
“近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
身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号称“正确路线的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张春桥，竟然说出怕随时被杀头这样的话来，这就供认了他自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冒牌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这话活画出一个老反革命、阴谋家的嘴脸，担心随时随地可能被揪出来。
“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要保护自己，就非得“指挥一切”、“统治一切”不可；
不然，迟早要被揪出来。
所以，他们穷凶极恶地进行着猖狂的篡党夺权活动。
王张江姚“四人帮”心里明白，他们自己是一伙极右派，他们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他们不能不孤注一掷。
真是“王八爬门槛，只看此一遭”，明知爬不过，闹个四脚仰天，也得豁出去，干他一场。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四人帮”及其亲信，灭亡前猖狂一跳时，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垂死的哀鸣。
“四人帮”这个亲信，破天荒说了一句真话，而真话总是符合于客观现实的。
“四人帮”终于覆灭了。
《学习与批判》本是一块块砸向无产阶级头上的石头，也是一块块铺向女皇龙床、宰相大位的垫脚石，到头来，却变成埋葬“四人帮”的一块块墓砖。
在这一点上，这个亲信的哀鸣倒颇有自知之明！

批判“四人帮”破坏文字改革的罪行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对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历来十分重视和关心，曾作过许多重要指示。
王张江姚“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对文字改革工作百般地进行干扰和破坏。
1972年10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一次接待外宾的谈话中，充分地肯定和热情赞扬工农兵群众创造新简化字的智慧和才能。
江青却跳出来插话，恶毒地咒骂工农兵，胡说什么“我们现在对不少简化字不认识，成了文盲”。
公开和周总理唱反调，反对毛主席关于简化汉字的指示。
1975年0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将《第2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上报国务院。
当时窃取了文教大权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正热衷于搞篡党夺权，对这个方案连看都不看。
他无理扣压了两个月之后，借口对文字改革的“历史发展我不太清楚”，别有用心地把它推给周总理。
张春桥果真对文字改革的历史发展“不太清楚”吗？
不！
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以一个“精通”文字改革的“勇士”，疯狂地反对鲁迅所倡导的“大众语”。
即使他真的不清楚，也应当向有关单位作些调查，可是他根本没有这样做。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还详细地看了《第2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报告，并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周总理指示我们：
“简化汉字，主席说了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这次才这么一点？
征求群众意见是好的，允许群众修改。”
周总理还指示我们：
“现在普通话普及问题没有过去提得那么多了。
不学普通话，拼音怎么能准确呢？”
周总理的指示极大地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和文改工作者加倍努力工作。
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指导下，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分别在报头、封面上加注了汉语拼音字母，跟着全国其他报刊的报头、封面也都相继加注了拼音。
这对推行汉语拼音字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66年06月02日，国民党老反共分子陈伯达以《人民日报》报头革新为借口，一下子就把报头注音砍掉了。
紧接着全国绝大多数报刊也相继取消了报头、封面注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积极开展文字改革工作，恢复报刊的报头、封面注音。
毛主席最了解群众的需要，最关心群众的学习，1973年03月，亲自批准恢复《光明日报》《文字改革》专刊。
当有关部门将恢复后的《文字改革》专刊第1期大样送给姚文元审阅时，姚文元竟在送审的报告上批道：
“我不看了，以后也不需送我。”
报告中提到要求“新华社发一消息”，他也不准。
《文字改革》专刊恢复以后，文字改革委员会建议《人民日报》社恢复报头注音，姚文元蛮横无理地不许恢复。
对别的报名加了汉语拼音，姚文元说，“他们加他们的”，《人民日报》“不要加了”！
充分暴露出姚文元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指示的狰狞面目。
粉碎“四人帮”，文字改革有希望。
《人民日报》从1977年01月01日起恢复了报头注音，《红旗》杂志1977年第1期封面也恢复了注音。
我们对此热烈欢呼！
我们坚信，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必将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蓬勃发展。

罗思鼎要把人们引向何处
——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海军某部　邵景均
编者按：
“四人帮”的写作班子罗思鼎，1973年冬季写过一篇《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多次受到江青的推荐和吹捧。
邵景均同志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干部，他在1974年03月写了《罗思鼎要把人们引向何处？
》一文，对罗文进行批判。
那犀利的笔锋，象投枪一样，直刺“四人帮”的胸膛。
今天，我们把这篇将近三年前写的批判文章，稍加删改，在这里发表。
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载《红旗》1973年第11期，以下简称《斗争》），是一篇名曰批林批孔，实为宣扬唯心史观的坏文章。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手中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不可能对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各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作详尽的分析，对《斗争》说到的历史，也不想妄加评论。
但是，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决不能听之任之，必须给予批判。
是谁建立了中国的统一？
秦王朝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
在这个大事件中，谁的活动起决定性作用？
两千年来剥削阶级的传统回答是：
“秦始皇”。
奇怪的是，在今天批林批孔的高潮中，又有人借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之名，大肆宣扬“英雄创世”说。
《斗争》的结尾说：
秦始皇“是建立和维护中国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治家。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看，说得如此肯定，又如此庄重，中国的统一，概出于秦始皇之功。
这果真是“历史的结论”吗？
不是！
战国时代，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时期。
当时，七国的统治者为了各自的利益，连年进行相互掠夺的战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广大人民深受其害，迫切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摆脱割据混战的局面。
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也要求统一。
统一中国已经成为当时广大劳动群众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共同愿望。
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变革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以奴隶阶级、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
如果没有奴隶和农民积极参加，地主阶级的斗争怎么会取得胜利？
《斗争》这篇文章的副题是“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文章开头装腔作势要“弄清从秦孝公到秦始皇这一百五十年间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及其各个阶级的特点。”
但在文章里，这个“社会基础”就是剥削阶级的帝王将相；
奴隶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的特点却丝毫不见。
反复辟斗争的功绩，都记在了封建帝王将相身上。
怎么能够说是秦始皇“建立”了“中国统一”呢？
把统一中国的功绩统统归于秦始皇一个人，是对毛主席的“奴隶们创造历史”英明论断的背叛，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反动。
这不是什么“历史的结论”，而是颠倒历史！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秦始皇。
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领袖秦始皇作过高度评价，称他是厚今薄古的专家，痛斥了从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到林彪、苏修对秦始皇的攻击。
秦始皇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建立和巩固封建制的斗争中，在统一中国的斗争中，有着杰出的贡献。
他严重打击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实行“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推行统一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统一的文字，等等，都是有利于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的。
但是秦始皇毕竟是地主阶级的领袖，他所采取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归根结底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在推翻奴隶制、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他和广大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
但是一旦奴隶制被推翻，统一的封建国家基本巩固，他和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就会抛开人民，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然而竟有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只讲英雄，不讲奴隶，不去歌颂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却狂热鼓吹帝王将相“建立”“中国统一”，并声称“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这不是歪曲历史、抹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动力作用吗？
秦王朝因何而亡？
《斗争》是怎样分析秦王朝的灭亡的呢？
它说：
“秦王朝是历史上地主阶级建立的第1个王朝。
这个剥削阶级在当时刚取得政权不久，由于缺乏统治的经验，激化了它同农民的阶级矛盾。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这里把秦王朝的灭亡归咎于“缺乏统治的经验”！
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美化剥削阶级，美化被农民起义推翻的秦王朝统治集团，污蔑农民革命。
说到统治经验，从《斗争》这篇文章来看，秦王朝的统治经验并不“缺乏”，而是十分丰富。
秦国从秦孝公、商鞅变法起，建立封建制，到秦始皇，整整是七代国君，一百五十余年。
地主阶级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经历了那么多“激烈的变法与反变法、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可以说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统治经验。
否则，便不会多次粉碎强大的奴隶主阶级的复辟阴谋。
秦始皇执政后的一系列活动，更说明秦王朝统治集团的统治经验是丰富的。
《斗争》也说：
“其一，铲除以吕不韦为首的集团，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秦王朝的建立；
其二，实行‘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
说以秦始皇为中心的统治集团“缺乏统治的经验”，岂不是对秦始皇的贬低？
岂不贻笑大方？
其实，所谓“缺乏统治的经验”，无非是为被农民革命推翻的秦王朝唱一首招魂曲罢了！
秦王朝不是亡于“缺乏统治的经验”，也不是亡于封建制。
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人类社会一大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封建制度得到巩固后，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这时，秦始皇及秦二世便更加暴露出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骄奢淫逸的本性，加紧剥削和奴役人民，搞得怨声载道。
秦王朝的专政对象已经由奴隶主阶级转向广大人民，使秦王朝统治集团同农民的矛盾日益激化。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秦王朝如此短命，其直接原因只能从它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太残酷去说明，此外还能有什么理由呢？
有的人总企图避开秦王朝统治集团的剥削阶级本性，避开它对人民的反动暴力，去谈秦的灭亡。
结果当然只能是对秦王朝灭亡的惋惜、同情和对农民革命的污蔑、咒骂。
《斗争》乞灵于“缺乏统治的经验”来自圆其说。
然而其说“圆”不了，免不了前后矛盾，破绽百出。
无数事实证明，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去解释历史现象，总是显得那么蹩脚、荒唐。
尽管有时表面气势汹汹，但是一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显微镜去观察，便暴露出其色厉内荏的本质，经不起问几个“为什么”。
这也说明，不管打着什么旗号的唯心史观，都是要破产的。
《斗争》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我们尊重自己的历史。
但这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我们批判儒家反动思想，不等于我们是地主阶级的政治派别——法家，而是要反对倒退，坚持继续革命。
我们肯定秦始皇的进步作用，更不等于我们就是地主阶级的帝王，而是要厚今薄古，打击妄图复辟的反动派。
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古为今用，但是我们不能跪倒在历史脚下。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在无产阶级面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不过是一抔黄土。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斗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
尤其在当前批林批孔深入进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的条件下，它鲜明地代表一种反动的政治倾向。
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根本分歧之一，就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即“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
斗争的结果，林彪的反动谬论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今天，《斗争》又把“英雄创造历史”从垃圾堆里翻出来，公然把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人民革命史篡改为英雄活动史、帝王将相史。
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使阶级敌人遭到了无比的灾难，因此受到敌人的百般诋毁。
《斗争》的出现，就是修正主义思想和路线的一种反映。
其要害，是否定我们对林彪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阴谋推行没有林彪的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难道对《斗争》这样的文章不应该加以批判吗？
难道还允许它宣扬的毒素夹杂在批林批孔的洪流中来毒害我们吗？
有错误就要批判，有毒草就要铲除，这历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战斗风格！

三河县中小学积极为农业学大寨作贡献
武汉农业药械厂挖掘潜力生产大批柴油机支援农业
据新华社石家庄1977年02月19日电
河北省三河县中、小学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积极办好小工厂、小农场，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作出贡献。
目前，全县四百一十二所中、小学，共办起支农小工厂二百三十二个，进行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水泵的修理，各种农机具的制造维修，土化肥的制作，以及木工、塑料加工等；
同时办起小农场三百九十个，有耕地一千三百四十五亩，办起小饲养场二百一十二个，养猪一千九百多头。
这些校办小工厂、小农场结合教学，进行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先后给农村制造了高压电网自动控制杀虫灯、高频电场种子处理机、墒情测试仪、冰雹测试仪等急需的产品；
同时，培育出“学农一号”、“学农二号”、“学农三号”等小麦优良品种，具有穗大、秆矮、抗病、高产等特点，已在县内外五十多个单位推广试种。
去年，这些校办小工厂、小农场、小饲养场，为农村社队提供小麦良种八万八千多斤，仔猪二千八百多头，土化肥十二万斤，土农药二千四百多斤。
作物栽培、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治、气象观测等方面的科学实验，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乔官屯小学师生在简陋的条件下培植白僵菌，为本队除治玉米钻心虫提供了便利条件。
过去粮食产量较低的翟各庄公社，许多人认为土地瘠薄，三种三收不好办。
这个公社中学师生主动承担起三种三收试种任务，创造亩产粮食一千多斤的成绩。
公社党委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使全公社粮食亩产量很快上了《纲要》。
在不影响社会主义文化课学习的前提下，三河县许多中学办起了农机修理部，还利用节假日组织师生下乡支农，到田间地头检修农机具。
由于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三河县中、小学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材。
据统计，近几年培养的中学毕业生中，已有一千三百多人担任了农村基层干部，二百三十多人成了社队企业的技术骨干。
还有三千多人会修电动机、柴油机和水泵，二百多人会驾驶手扶拖拉机，三百多人会使用车床，加工农机零件，八千多人能培育良种，管理棉田，一千多人会培育和修剪果树，五千多人会防治猪病。
他们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从小就养成热爱农村、为农服务的思想，正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据新华社武汉1977年02月21日电
湖北省武汉农业药械厂在完成农用药械生产的同时，积极挖掘潜力，巧改巧革，为农业生产了大批三马力半二冲程风冷柴油机，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
这种柴油机具有结构新颖简单，质量好、效率高、耗油少、重量轻、成本低、便于操作、适应性强等特点，把它安装在小型的农用车辆、木船、播种机、拔秧机、插秧机、收割机、扬谷机、抽水机等农业机具上，可以代替人力、畜力操作。

在毛主席光辉思想指引下　在华主席亲切关怀下
全国逐步形成计划生育新风尚
据新华社1977年02月21日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国广大干部、群众为革命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不断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已经取得很大成绩。
计划生育工作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心，提倡多年的一件大事。
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发展指明了方向。
敬爱的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复强调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多次接见计划生育和妇幼卫生工作人员，亲自指导制定计划生育工作的规划和有关政策，给从事计划生育和妇幼卫生工作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
华国锋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曾亲自领导这项工作。
华国锋同志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亲自听取各地代表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热情鼓励、支持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先进人物、先进单位。
几年来，在华国锋同志的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各级党委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狠抓了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开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宣传了晚婚、计划生育的意义和科学知识，层层落实了人口增长规划，总结推广了河北省南宫县、辽宁省黑山县、江苏省如东县和其它先进地区、先进单位的典型经验，使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我国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它要求人口也必须有计划地增长。
近几年来，我国在制定和落实物质生产和科学文化发展计划的同时，也层层制定和落实了人口发展规划，使我国的人口发展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中央和地方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以及有关部门，充分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从宣传教育着手，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组织领导工作；
在基层开展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工作的同志同赤脚医生、接生员和商店营业员一起，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避孕药具送上门，把党的温暖送到了劳动人民的心坎上。
现在，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日益深入人心，一个以晚婚和计划生育为荣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正在形成。
在人口稠密的汉族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
各地涌现出许多胸怀革命大目标，坚持晚恋爱、晚结婚，集中精力抓革命促生产，为大干社会主义作出贡献的模范青年；
许多育龄夫妇采取各种节育措施，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他们努力做到结婚和生育晚一些，生育间隔稀一些，生育子女少一些。
全国解放以来，由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药卫生事业迅速发展，老人长寿的多了，婴儿死亡率低了，相应地提高了人口自然增长率。
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
河北省、江苏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5年的千分之二十五左右降到现在千分之十左右，上海市和北京市都已控制在千分之六以下。
根据我国地域辽阔，人口分布很不平衡的情况，计划生育工作是因地因人制宜地进行的。
对于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采取了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措施，使解放前人口急剧下降的蒙古族、藏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的人口得到了增长，出现了一派人丁兴旺、生产发展的喜人景象。
在少数民族地区，对个别子女过多，有节育要求的，也给予指导和帮助。
提倡“晚、稀、少”，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妇女儿童健康和民族繁荣，并为妇女的彻底解放创造了条件。
实行计划生育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革命。
这场革命破了千年旧俗，立了一代新风，大大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神。
过去，历代的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宣扬“男尊女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等孔孟之道，流毒深广。
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继承孔老二的衣钵，大肆鼓吹封资修的婚姻生育观，胡说“农民没有节育要求”、“早婚不要干涉”。
“四人帮”还用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腐蚀毒害青年。
江青还胡说“用电影宣传计划生育欠妥”，公然反对周总理的批示，不许通过电影宣传晚婚、计划生育的好处和科学知识，破坏晚婚和计划生育工作。
广大革命群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批孔孟之道，大批封资修的婚姻生育观，大立无产阶级的婚姻生育观，排除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冲破旧传统观念的束缚，使计划生育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最近，在首都北京先后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和计划生育科学研究会。
代表们在会上热情歌颂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丰功伟绩，愤怒声讨了“四人帮”篡党夺权、干扰破坏计划生育工作的罪行。
代表们一致表示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最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抓纲治国，夺取更大的胜利。
会议要求深入宣传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关于计划生育的指示，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加强计划生育的科学研究，寻找和发现更加安全、简便、有效的避孕药具和方法，提高避孕药具和节育手术的质量，把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更好，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参加会议的妇幼卫生工作人员表示，要更好地做好妇幼卫生工作，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祖国处处有亲人
东风送暖，大地回春。
春节来到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
唐山地震灾区人民在欢度春节的时候，倍加怀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感激英明领袖华主席，思念在危难中向地震灾区伸出援助之手的全国人民。
祖国的亲人啊，唐山地震灾区人民深情地想念你们，感谢你们。
丰南县西葛庄社员张乃凤，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前，百感交集，又一次想起陕西省的亲人。
强烈地震使他身负重伤，转到陕西省西安市治疗。
西安市碑林区南大街公社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七十一岁的白云卿老大娘，在伤员来到的当天串连了二十五位老大娘，组成一个“老大娘服务组”，每天清晨，老大娘们走进病房，端屎、倒尿、扫地、打水、洗脸、梳头、穿衣、喂饭……望着老大娘们忙碌的身影，伤员们人人感动得泪如泉涌。
白大娘给张乃凤换衣裳，张乃凤一头扑在她的怀里，哽咽地叫道：
“娘呵，您真比我的亲娘还亲呀！”
白大娘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说：
“孩子，毛主席、党中央把你从千里以外送到这里，西安市就是你的家，我就是你的亲娘……”张乃凤的热泪扑簌簌往下淌，从心底里呼喊：
“毛主席的恩情比天大，祖国处处有亲人。”
张乃凤伤愈返回家乡，用大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来报答陕西亲人的关怀。
在唐山，有多少满载着外省阶级兄弟深情厚意返回家乡的治愈伤员，顾不上跟久别的家人团聚，马上回到队里，走上街头，来到工厂、原野，尽情地看啊！
他们看见煤矿吐着乌金，高炉冒出烈焰；
他们看见田野里红旗猎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洪流滚滚……不由得胸中一阵阵热浪翻腾：
强烈地震过去才一百多天，在“四人帮”想“抹掉”的这个地方，又以崭新的革命风貌呈现在眼前，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看着这一切，唐山地震灾区人民怎能不感激亲爱的党，感激祖国各地的亲人啊！
去年地震发生后，接受了医治灾区伤员任务的陕西、辽宁、吉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山西等兄弟省人民在抢救伤员的斗争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表现出了无限深厚的阶级深情。
伤员们到达各地时，各省负责同志亲自指挥。
许多省、市、县委的第1书记带头抬第1副担架。
中共江苏省委第1书记彭冲同志，特地赶到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去看望六岁的小伤员冯宝江。
冯宝江伤情严重，按医疗常规要进行截肢治疗。
彭冲同志要求医护人员，千方百计救护这个解放军用生命抢救出来的孩子，尽量不使他残废。
医护人员日夜精心治疗，终于使冯宝江转危为安。
熬过严寒的人，最知道红太阳的温暖。
开滦煤矿老工人王启信，在病房里抚今追昔，泣不成声地对伤员们说：
“旧社会我在开滦下了十几年煤窑，敲骨吸髓的资本家，那管我们工人死活。
那时井下发生瓦斯爆炸、冒顶透水，资本家根本不管我们工人，而是光救他的骡马。
还说什么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
想想过去，看看今天，阶级情谊比泰山高，党的阳光暖心间。”
盛夏08月，天气酷热。
天再热，也没有各省人民抢救阶级兄弟的心肠热。
在各省的大小城市里，山野平川上，有多少亲人在顶着炎炎烈日，为着医治灾区伤员奋战不息。
辽宁省鞍山市动员全市七十二个单位，在几天的时间内，自制各种骨科器械一百零二种，一万余件。
大连市由工人、贫下中农自动组成的献皮、献血队，在医院门前排成长长的行列。
营口市服装一厂工人刘玉坤，心情十分激动。
一年多以前，营口地震时，她父亲受了重伤，是河北医疗队的同志给输了血，才抢救过来。
这阶级深情，她全家永志不忘。
今天，她要把自己的血输到唐山阶级兄弟的身上。
她等呵，等呵，一直等到太阳落也没排上号，她急得哭了，流着泪恳求抽血的医务人员：
“抽出我的血吧！
我父亲的血管里至今还流着河北亲人的血；
今天，我要把自己的血和唐山阶级兄妹的血流在一块。”
这血肉相连的阶级深情，感动得医务人员眼噙着泪花抽了她的血。
什么是阶级的情谊？
这就是真正用鲜血凝成的阶级情谊啊！
这阶级情谊把全国人民的心连到一起。
过去说，世间只有骨肉亲，唐山灾区伤员深深感受到阶级亲胜过骨肉亲。
唐山市路南区缝纫社的工人王秀芹，往外地转送治疗时，她爱人还担心她这个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重伤员，又是孕妇，到外地无亲人照料，会遇到困难。
可是，从打王秀芹离开唐山那天起，她遇到了多少亲人哪！
负责护送王秀芹等九名伤员去丰润车站转车的是三位解放军战士。
地震刚过，从唐山到丰润火车站，要乘二十个小时的卡车。
天热，为了不让强烈阳光晒着伤员，战士们并排站到靠太阳的一侧，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烈日。
车子开动了，一位战士发现王秀芹疼痛不安。
细一询问，原来她胸骨骨折，肺部挫伤，车子颠簸，疼痛加剧。
这位战士立即蹲下身子，用两手悬空托起她的肩膀，减轻她的疼痛。
“你歇一歇吧，解放军同志。”
王秀芹恳求着。
“不行。
你已经负重伤了，我们的责任就是不能再给你增加一分痛苦！”
战士坚决地回答。
此时此刻这位受伤以来没哼过一声，娘家亲人遇难没掉过一滴眼泪的坚强妇女，激动得热泪滚滚。
伤员的泪水和解放军的汗水汇流在一起，子弟兵和人民的心印在一起。
王秀芹到了南京，在送往南京军区总医院的路上，卡车上的四位工人，发现王秀芹是重伤员，立即把她的担架抬到肩膀上。
由于车厢矮，他们一路上纹丝不动地跪在车厢里抬着。
到了医院，王秀芹刚躺在病床上，科主任立即带来医生给她进行全面检查。
妇产科医生也特地赶来为她会诊，告诉她：
“胎儿保住了。”
她连声高呼：
“毛主席万岁！”
检查完了伤病，护士们给她擦澡、洗头、剪指甲、换衣服……王秀芹两眼闪着激动的泪花，唱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河南省驻马店镇支援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同志，每天从早到晚忙着接收当地人民慰问伤员的慰问品。
一天，忽然发现院中的大槐树上，拴着一只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旁边还放着一口袋小麦。
口袋上用土块压着一张纸条，上写：
“我的全家”。
这是谁送来的呢？
指挥部的同志们四处查找。
结果在街上看见一老一少推着独轮车的社员。
经过仔细询问，才知道是他们放下的慰问品。
他们深情地对指挥部同志说：
“去年我们遭大水灾，全国的阶级兄弟都支援，今天唐山的兄弟姐妹们遭了震灾，毛主席送他们来咱这里治伤，我们全家表示这一点点心意，还不应该吗？
这是我全家五口人的五颗心哪，你们说啥也得收下！”
这是五颗赤诚的阶级兄弟的心，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象这样的阶级亲人何止万千！
山东省乳山县白沙公社的社员，听说住在烟台地区人民医院的重伤员王海林，需要用一种毒性很大的白带蛇降体温。
他们说：
“只要能治好唐山亲人的伤病，别说上山捉毒蛇，就是下海擒蛟龙，俺们也在所不辞。”
几个社员连夜上山去抓白带蛇。
山高林密草丛深，在淡淡的月光映照下，拨开草丛，穿过密林，机警地找寻白带蛇。
第2天清早，他们就把毒蛇送到了医院。
孩子们的感情更真挚。
山西省太谷县一千多名红小兵自动组织起来，每人献给伤员一个鸡蛋，用大红纸包着，上写：
“一颗鸡蛋一颗心，颗颗鸡蛋送亲人。”
象这样浸透着阶级深情的事迹举不胜举。
伤员们情不自禁地用诗歌来讴歌这种比山高，比水长的阶级深情。
他们写道：
“阶级情谊千斤重，千金难显阶级情，社会主义无限好，祖国处处有亲人。”
“祖国大地是我家，人民大众是亲人，人民待我胜似亲骨肉，党的恩情比天大。”
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与灾区人民血肉相连。
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却不顾灾区人民的死活，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肆意攻击诬蔑各级领导抓抗震救灾是“拿抗震救灾压革命”，“用一百万人压八亿人”。
可恶的“四人帮”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无情，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八亿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各省广大医护人员以白求恩为榜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热忱。
他们在抢救灾区阶级兄弟姐妹的紧张战斗中，涌现出多少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动人事迹啊！
唐山地区副食品公司女工袁桂芳，地震后被压在倒塌的房子里三十二个小时，经解放军抢救出来，转送到湖北省武汉市第8医院治疗。
因她身受七处重伤，感染了破伤风并发败血症，生命垂危。
第8医院党委迅速组织起中西医结合的抢救小组，并委派先进工作者专门护理。
08月的武汉市，热得喘不过气来。
袁桂芳高烧、抽风，处于昏迷状态。
想开电扇，怕惊动了伤员；
不开电扇，又怕伤员中暑。
怎么办？
煽扇子！
医护人员日夜轮流着给她煽扇子。
凉爽轻风徐徐吹在袁桂芳身上，医护人员却周身热汗流。
就在这体贴入微的护理下，袁桂芳从二十天的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
同病房的伤员们感动地说：
“伤在我们身上，疼在医生护士心上，为给我们治伤，他们把心都操碎了。”
党的温暖，阶级的情谊，医护人员舍生忘死的共产主义精神，给了伤员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伤员们说：
毛主席、华总理、党中央送我们到兄弟省来治伤，不仅治好了我们身上的伤病，更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坚持继续革命的教育。
开滦煤矿工人翟瑞明腿部骨折，他来到山西晋中第2医院后，坚持功能锻炼，很好地跟医生配合治疗。
治疗一个多月，他就要求出院。
当时他爱人也住在这个医院，骨盆骨折未愈，又快要生小孩了。
他自己的伤还没完全好。
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都劝他多住一段。
他说：
“为了回击帝修反，报答毛主席的恩情，答谢你们的支援，我要马上回矿参战。
我爱人留下，有你们这些亲人照看，我放心。”
后来，他激情满怀地给医院写信说：
为革命多出煤，我一天干十二个小时还想干。
想起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想起你们的阶级深情，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
我一定为革命多出煤，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狠狠回击“四人帮”！
查一查人类的史册，几千年来，记载着多少次自然灾害给人们造成的灾难。
可是，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虽然发生了这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却在人类史上留下了战胜自然灾害的崭新的一页！
它显示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英明正确；
显示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
显示出我们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显示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的钢铁意志和胜利信心！
春节到了，祖国的亲人啊！
唐山地震灾区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向你们问好！
在走向大治的一年里，我们灾区人民决心在英明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实际行动，用学大寨、学大庆的新胜利答谢阶级亲人！
《河北日报》记者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

法乃光　范曾　吴耘　苗地　方成

英国共产主义联盟（马列）刊物《阶级斗争》载文指出
华主席领导除“四害”　中国人民喜洋洋
外国朋友和华侨热烈欢迎和赞扬大型彩色影片《东方红》
新华社伦敦1977年02月19日电英国共产主义联盟（马列）全国委员会出版的月刊《阶级斗争》最近一期刊载文章，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欢呼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文章说：
“中国有了新领袖，就是华国锋主席。
在这个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农民热烈欢呼他担任这一职务”。
文章说：
“在击败了无耻的‘四人帮’阴谋以后，中国人民喜气洋洋。
‘四人帮’企图从工农手里攫取国家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他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文章说：
“现在，华主席和党正在领导人民对‘四人帮’进行群众性的批判。”
华主席号召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掌握毛主席在这里提出的基本政策。
文章指出，“过去，‘四人帮’反对党中央的决议，破坏毛主席和党为实现这种政策所作的努力。
他们歪曲毛主席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政治挂帅’的教导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原则。”
文章说：
“‘四人帮’歪曲党的路线，他们口头上非常革命——常常攻击‘修正主义’。
实际上，正是他们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他们制造混乱，威胁人民，攻击努力工作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每个人。
他们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企图控制党和国家，骑在人民的头上”。
文章表示相信，通过对“四人帮”进行的群众性的批判，中国必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新华社1977年02月21日讯
中国驻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利时大使馆最近分别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大型彩色影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受到外国朋友和华侨的热烈欢迎和赞扬。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于02月07日、11日和14日为肯尼亚各界知名人士、外交使团以及在肯尼亚的华侨放映了影片《东方红》。
看完电影后，一些外国朋友赞扬说，这部影片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人民也很有教育意义。
它通过美好的中国音乐和舞蹈，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为求得解放而进行的艰巨、长期的斗争和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他们指出，这部影片是一部革命的影片。
任何主持正义的人们看了这部影片都会受到真正的鼓舞。
“四人帮”仇恨和扼杀这部影片的事实本身，只能说明他们自己就是反动派。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周伯萍02月15日举行电影晚会，招待阿尔及利亚各界朋友观看了这部影片。
许多观众指出，这部优秀影片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经历的革命战斗历程。
一位阿尔及利亚朋友说：
“这部影片使我们有机会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
阿尔及利亚朋友还赞扬这部影片的政治和艺术成就，对于“四人帮”竟敢扼杀这部卓越的影片表示愤慨。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春节期间为华侨放映了这部影片。
华侨们热烈赞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欢呼祖国人民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一位老华侨说：
“这部影片生动地证明了没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华侨们愤怒地谴责“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他们为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以及祖国当前的大好形势而欢欣鼓舞。
许多华侨还表示怀念遭受苦难的台湾同胞，渴望他们早日获得解放，回到祖国怀抱。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02月16日为旅居坦桑尼亚的华侨放映了这部影片。
观看影片的华侨代表发表讲话说，海外侨胞对于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感到非常高兴。
粉碎“四人帮”是祖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海外侨胞的伟大胜利。
海外侨胞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并且完全相信，在华主席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定将更加繁荣富强。
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02月19日为华侨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了这部影片。
侨胞们热烈赞扬《东方红》是一部歌颂中国革命历史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胜利的好影片，愤怒谴责“四人帮”对这部政治性强、艺术水平高的好影片横加压制。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02月15日在比利时第2大城市安特卫普为华侨放映了这部影片。
在放映过程中，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如遵义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等，激起了一阵阵掌声。

在劳动党领导下以顽强的意志战胜自然灾害
朝鲜去年农业喜获丰收
各地农业劳动者正为争取今年丰收继续努力
新华社平壤1977年02月21日电
在欣欣向荣的朝鲜锦绣国土上，1976年农业又获丰收。
去年，朝鲜遇到低温、干旱、暴雨等不利的气候条件。
但是，朝鲜人民在劳动党的领导下，以顽强的意志，采取各种措施，战胜了自然灾害，粮食产量达到了八百万吨，畜牧、水果和蚕茧等也取得了好收成。
朝鲜劳动党十分重视发展农业。
近年来，劳动党中央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全国农业大会或全国农业积极分子会议，总结交流经验。
朝鲜劳动党派遣许多由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三大革命小组奔赴农村，协助农村基层党组织推动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运动的开展。
小组对促进农村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及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朝鲜报刊常常刊载三大革命小组和小组成员的经验和事迹。
1975年年底开始在朝鲜全国各地开展的“争取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对农业生产也起着推动作用。
各地农村通过这个运动，普遍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推动了技术革新和科学种田，加速了农业机械化，进一步普及文化和农业技术知识。
朝鲜各地认真执行金日成主席提出的坚持“工业对农业的帮助和城市对农村的支援”的原则，这对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朝鲜工业部门积极地为农村提供汽车、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以及化肥、农药等支农物资。
农业机械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经常下乡帮助合作农场维修农业机械和农具。
朝鲜劳动党发动城市各单位和居民开展积肥运动，并规定了具体指标，要求按期完成，送往农村。
去年，劳动党还采取了压缩城市人口以增加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措施。
此外还动员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复员军人以及大、中学毕业生前往农村工作或参加短期劳动，从而增强了农业第1线的力量。
去年，春寒和干旱严重妨碍了春播、夏种的进行和农作物的生长。
在劳动党中央领导下，朝鲜农业劳动者大力开展了防寒、抗旱斗争。
为了防寒，各地农村坚持普及玉米营养钵、水稻冷床育苗。
秧苗移栽后，各地又以多施肥、燃篝火等方法保温、驱寒。
为了防旱，东北部一些农村临时把水田改种旱田作物。
西南部水稻产区尽力节约用水。
有些地方回收和充分使用废水。
同时，各地还积极开辟水源，力争充分灌溉农田。
由于采取这些措施，各地农村取得了防寒、抗旱斗争的胜利，夺取了又一次丰收。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更大发展，去年10月，朝鲜劳动党在五届十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造自然的五点方针：
建设旱田灌溉体系、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修筑梯田、治山治水、开垦海涂。
在改造自然的五点方针鼓舞下，各地去冬掀起了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
到去年年底的二个月中，各地农村已经修筑了二千六百多町步（一町步约合十五市亩）梯田，开垦了一万四千六百多町步的新耕地，平整了一万零二百多町步的土地，并完成了一批农田水利设施。
现在，朝鲜农村呈现一片繁荣、兴旺景象。
各地农业劳动者继续贯彻改造自然的五点方针，为争取今年农业丰收而努力。
（附图片）
朝鲜黄海南道安岳郡五局合作农场场员在堆积粮食的广场上跳起民族舞蹈，欢庆农业丰收。
新华社记者 摄

并肩战斗在深山老林
——记中国地质工作队在苏丹英格萨纳山区
苏丹青尼罗省东南部的英格萨纳山，方圆约二千平方公里。
这里峰峦起伏，怪石嶙峋，山坡上到处都是杂草和丛林。
但在这一片荒莽的地区，却埋藏着丰富的铬铁矿。
1974年，根据中国—苏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一支中国地质工作队来到这里，和苏丹地质工作者一起，走进深山普查勘探铬铁矿。
他们并肩战斗。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作出了显著成绩，并在共同战斗中结下了团结战斗的深厚情谊。
战　斗　情　谊　分　外　亲
直接参与地质队工作的英格萨纳人，和中国地质工作者密切合作，在铬铁矿的普查勘探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他们努力学、刻苦练，很快掌握了技术，一支英格萨纳族的技术工人队伍已经成长起来，和中国地质工作者并肩转战在英格萨纳山的群峰之上。
他们熟悉当地情况，吃苦耐劳，善于爬山走路。
他们不仅自己找矿，还利用和当地群众的密切联系，四出宣传，动员群众报矿。
在工作中，中国、苏丹两国地质学家之间，也经常交流经验，互相学习，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过去，由于雨季遍地泥泞，交通困难，在英格萨纳山区的地质工作不得不停止。
但在这次铬铁矿的普查勘探工作中，两国地质工作者为了争取时间一致同意打破常规，雨季施工。
食品从山下运不进来，他们就提前囤粮，并在山上开荒种菜。
1974年第1年种菜，就生产了二十多个品种的一万三千余斤蔬菜。
自给有余，还送给附近群众吃。
现在两国地质工作者已在山上并肩战斗了三个雨季。
喜看胜利成果，战斗情谊，分外亲密。
用钻机钻探时，需向钻孔中灌入一种含高岭土的粘土泥浆，用以冷却钻头，保护孔壁。
过去，这种粘土全靠进口，费用很贵，而且不能及时保证工程需要。
中国地质工作队就千方百计在当地找到了这种粘土。
经过加工处理，完全可以在钻探时使用。
在苏丹地质学家热情支持下，现在，英格萨纳山地质钻探工作所用的泥浆，全都是山上粘土加工制成的。
工地负责人马赫迪在向苏丹地质局的工作报告中满怀豪情地写道：
“我们第1次在钻探工作中使用了苏丹自己的粘土。”
“从心底里喜欢你们”
英格萨纳山区的行政机关设在一个叫做巴乌的村子里。
中国地质工作队初到山区时，营地尚未建立。
巴乌村人民委员会就让出自己的办公室，巴乌小学也腾出一些教室给中国地质工作队当临时住地。
山区缺水，当时苏丹政府正在巴乌附近的一个山沟里修建水库，但尚未建成，队上自己的运水汽车也未运到。
巴乌水库工地每天派水车到几十公里以外去为中国地质工作人员运水。
中国地质工作者在山沟里找矿，有时迷路，当地人民总是主动热情地担任向导。
山区的土壤大都是黑色粘土，雨后又粘又软，溜滑难走。
每当中国地质工作队的汽车陷在泥里时，总有苏丹朋友前来帮助推车挖泥。
一次，一辆北京吉普陷在泥里了，怎么也推不出来。
正着急，来了几位英格萨纳人，帮助把汽车从泥里抬了出来，并且一直把中国朋友送到石子路面时才告辞离去。
又有一次，地质队两名队员从巴乌去达马津。
雨后路滑，半路汽车陷在泥里。
附近的阿加迪国营农场职员知道后，派来了两台拖拉机，把汽车拖了出来。
巴乌村人民委员会主席穆赫德·萨阿德对中国地质工作队队长说：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用自己的行动表现了对苏丹人民的真诚友谊，英格萨纳人从心底里喜欢你们。”
同样，中国地质工作队的人员，时刻记着毛主席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教导，也把英格萨纳山区的人民当做亲兄弟看待。
苏丹工人的住房被大雨冲毁了，他们冒雨去帮助搬迁、抢修，当地老乡房屋失火了，他们奋不顾身地去救火。
队上有两名中国医生，原是专为队员看病的，他们主动为当地群众治病。
后来，来求医的人越来越多，简直成了山区的一个小小医疗队。
两年多来，他们共救治当地病人约两万人次。
因为山区缺水，每逢苏丹节庆，中国地质工作队就想到了当地老乡的需要，总是利用自己的运水汽车，装满巴乌水库的清水，挨村挨户送水。
永远友好的象征
中国地质工作队为格巴尼特村人找水的事，也在当地人民中广泛传诵。
由于过去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了英格萨纳山区人民生活的贫困。
缺水是山区最突出的问题。
格巴尼特村是一个有几千人口的大村，但全村唯一的“水源”就是一条干河床底一个洞里的渗水。
每天，村民成群结队，赶着牲口到这里排队等水。
在旱季，妇女们要翻山越岭到一、二十公里以外去找水。
因为没有水，有的甚至全家迁移。
1974年05月，中国地质工作队的一个分队来到这里工作。
队员们看到这种情况，十分关切，决心为当地人民找到新的水源，并且在苏丹“五二五”革命五周年前打出水井，增添节日的喜庆。
经过仔细调查，他们在一条干河沟的旁边确定了井位。
山区岩石坚硬。
中国地质工作者们，冒着烈日下五十多度的高温，紧握烫手的钢钎，挥锤奋战。
中国人打井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全村，村民们闻讯赶来支援。
在抢修最紧张的几天里，许多当地村民主动参加义务劳动。
苏丹工人萨瓦格和司机阿巴斯等，每天和中国地质工作者一起工作到半夜十二点以后，第2天一早又照常上班工作。
经过中国人和苏丹人五天的共同战斗，制止了一度出现的塌方危险，一口深四点六米的水井胜利建成。
这口井每小时涌水五吨，水质清凉洁净，完全可以满足全村人民的生活用水需要。
新井建成，全村欢腾，一致同意把水井命名为“友谊井”。
05月23日为“友谊井”建成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
英格萨纳山铬铁矿普查勘探工程苏丹方面负责人马赫迪在大会上说：
“友谊井是中国、苏丹两国人民永远友好的象征。”
巴乌水库工程师说：
“友谊井为我们今后利用山区地下水提供了新的经验。”
（新华社）

民族工业凋敝　通货恶性膨胀　人民生活悲惨
南朝鲜经济陷于严重困境
据新华社平壤1977年02月18日电
汉城消息：
在朴正熙集团的反动统治下，南朝鲜经济陷于日益严重的困境。
朴正熙集团长期来依靠外资度日。
去年，朴正熙集团又引进外国资本三十一亿一千八百六十万美元，比1975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这是朴正熙1959年上台以来引进外资最多的一年。
据朴正熙集团的经济企划院公布的材料，自1959年至1976年10月，朴正熙集团共引进外国资本一百零五亿四千万美元。
朴正熙集团引进巨额外资的后果是，外国资本渗入了南朝鲜经济各个方面，控制了南朝鲜的经济命脉，南朝鲜劳动人民惨遭外国垄断资本家残酷剥削和掠夺。
每年外国资本在南朝鲜掠夺的超额利润高达四至五亿美元之多。
朴正熙集团在大量引进外国投资的同时，大力扶植官僚买办资本，从而排斥和打击了民族工业，使南朝鲜中小企业陷入困境。
据报道，1976年南朝鲜百分之七十四的中小企业资金困难，百分之五十五的企业由于缺乏原材料而停工、减产或倒闭。
今年，那些勉强能维持生产的中小企业又遇到了更大的困难。
丝绸纺织业首当其冲。
据南朝鲜公布的材料说，汉城六十二家丝绸纺织中小企业已有三十家面临破产，其余三十二家的开工率已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以下，南朝鲜各道的丝绸纺织业同汉城差不多。
在民族工业日益凋敝的同时，南朝鲜通货恶性膨胀，物价普遍上涨。
1976年南朝鲜通货量比1975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点二。
1976年头十个月，南朝鲜食品价格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九。
到年底，又有九十三种商品提了价，其中最高的提了百分之六十六。
今年02月初，煤炭价格又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四，严重地影响劳动人民的生活。
朴正熙集团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大幅度提高税收。
1976年税收额高达一万八千○八十九亿元（南朝鲜伪币，下同）。
今年又准备征收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三亿一千万元。
与此同时，朴正熙集团为了赚取更多外汇，还以“出口人力”为名，惨无人道地把流落街头的失业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变相地卖到外国作苦力，把青年妇女以“护士”、“养女”名义变相地卖给外国资本家，使这些劳动人民倍受蹂躏。
由于大批的中小企业停产、倒闭，农业凋敝，南朝鲜失业的劳动者队伍不断扩大。
据报道，去年第1季度城市失业人口达六十七万五千人，比1975年又增加了十四万多人。
朴正熙集团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南朝鲜人民的反抗。

三言两语
《老大哥》，这是苏联最近和保加利亚合拍的一部影片。
其故事内容是：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一个苏联士兵到了保加利亚，到处帮助别人。
当地群众把他当作亲人，称他为“老大哥”。
莫斯科炮制这样一部影片，显然是希望东欧国家的人民把今天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的驻军也当作“老大哥”。
但是，当年苏军进入东欧，是为了援助一些国家从法西斯占领下获得解放；
而今天苏军驻扎在东欧一些国家，则是对这些国家主权的无情践踏。
因此，这部影片重提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只能再次提醒人们，当年社会主义的苏联，早就蜕化变质，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了。
最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开会时，苏联代表宣称：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制止军备竞赛是实施人权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苏修在国内加紧镇压活动受到西方舆论抨击之际，抛出这样一个奇怪的论点，作为对西方抨击的挡箭牌，并进一步兜售“缓和”，真是挖空心思。
但是，人们知道，“缓和”纯粹是个骗局，军备竞赛正在不断加剧，因此，苏联代表实际上是向全世界宣告，要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苏联实施人权，是根本办不到的。

不可遏制的潮流
晓谷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正同第3世界其它国家的人民一起，为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
去年年底，在墨西哥城第3世界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举行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讨论会上，与会者要求排除障碍，全面实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以及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
这再次反映了拉美国家和广大第3世界国家的人民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破旧立新的斗争决心。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障碍主要来自苏美两个超级大国。
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戴着第3世界“天然盟友”的面具，提出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招摇撞骗，并且宣扬所谓“国际分工”和“一体化”，贩卖它在“经互会”中剥削其“兄弟国家”的经验，妄想把它的这种所谓“新”秩序，塞给拉美和第3世界各国。
当然，这种“主张由狐狸来保护鸡窝”的狡猾伎俩（《论狐狸和鸡窝》，《列宁全集》第18卷第345页），是骗不了人的。
拉美许多国家的舆论指出：
“苏联的真正本性”，“它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霸权要求，这些同美帝国主义丝毫没有什么两样”。
“苏联今天是最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特点的国家”。
日益觉醒的拉美人民，已经决心为维护自己的经济权利而斗争。
他们指出，苏美两霸“发号施令”，“而我们其它国家……只能俯首贴耳地服从这些决定”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
现在，时代“已经赋予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确定世界各国人民在经济和贸易关系中的命运方面参预作出决策”的权利。
拉美政界人士纷纷指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能靠乞求而得，只能靠第3世界的团结和决心来实现。
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指出：
“拉丁美洲是第3世界的组成部份。
拉美各国的斗争同其它国家与殖民主义、与进行奴役的企图展开的斗争是一致的和并行不悖的。”
现任总统波蒂略重申，墨西哥“不能停止推动建立和实行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必须继续全力以赴地为此“进行斗争”。
团结就是力量。
拉美各国人民在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越来越认识到加强拉美各国团结以及与第3世界各国加强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
拉美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了各种经济合作的关系，成立了拉丁美洲经济体系，以协调维护拉丁美洲各国的共同利益。
此外，还创办了一些多国联合公司，例如中美洲、加勒比和墨西哥成立的公路运输多国公司，多国香蕉贸易公司，加勒比共同体的玉米和大豆公司，加勒比地区多国海运公司等等。
为了促进技术合作，打破超级大国控制和垄断，各国共同建立了拉美和加勒比技术合作委员会。
在同其它第3世界国家的合作中，建立了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拉丁美洲和菲律宾甘蔗生产联合会等。
在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一个主要问题是要缩小原料与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为此，拉美许多国家积极参加了第3世界的原料生产国和出口国联合组织，例如拉丁美洲国家石油互助协会，与其它国家一起组成的石油、铜、钨砂、铁砂、水银、铝钒土等等生产国的联合组织等等。
在震撼世界的石油斗争中，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同其它第3世界的石油输出国并肩战斗，显示了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坚强决心。
不管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障碍和曲折，不管苏美两霸还会如何破坏和阻挠，只要拉美各国加强团结，拉美国家同第3世界加强团结，为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浪潮必将不断前进。
这是任何力量也遏制不了的。

“住房证”的风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某部　崔宗建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　陈雄
苏联某企业的职工斯捷潘诺夫就要领到一张“住房证”了。
新的住房，这是他“盼望已久”的，因为原有的实在是太糟了。
但当他听到工程师莫蒂列夫一家四口“挤在一个装有公用电话、紧靠公用厕所的穿堂里居住”时，顿时“动了恻隐之心”，打算将“住房证”出让。
不料这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就是苏联《苏维埃文化报》前不久披露的一件奇闻。
先看看该企业工会对这事的反应吧。
工会主席先是吃惊，怀疑斯捷潘诺夫是否“想要找点麻烦”。
在斯捷潘诺夫再三解释后，工会主席决定召开工会会议专门解决斯捷潘诺夫的问题。
委员会上七嘴八舌地向斯捷潘诺夫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诬蔑他“怀有不良动机”。
在“舆论”影响之下，连那位渴望得到新房的莫蒂列夫也疑心他“搞什么名堂”，“宁愿再等等”。
工会在调查了斯捷潘诺夫的平时表现后，虽未发现任何问题，但仍然以“其行为与集体不相容”为由，建议给他行政警告处分，并取消他的奖金。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结。
两天后，满腹委屈的斯捷潘诺夫到处被流言蜚语所诽谤、中伤。
说他已经用假名字在其它地方调换房子啦，不愿搬家是“怕丢了酒友”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看到别人困难大而出力相助，乐于“为人做好事”，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极为常见、极易理解的事情。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一生热情地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专门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雷锋精神的鼓舞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已在我国蔚然成风。
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同样如此。
那时，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新思想、新风尚到处可见。
而在自诩已建成“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的今日苏联，乐于助人却成了不可思议的。
让房得到的却是非难、打击。
这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这也毫不奇怪。
因为今天苏联的现实情况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相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已起了根本的变化，道德标准已换了一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已成了对人律己的准则。
斯捷潘诺夫显然由于没有看穿这一点而差点落个莫须有的罪名，仅仅在他走投无路，不得不违心地承认了“想和妻子假离婚，以便要两套住宅”等错误后，才幸免于难，取消了警告处分，恢复了奖金。
斯捷潘诺夫前后遭受的一贬一褒，多么发人深思啊！
人们不禁要问：
究竟是谁造成了苏联社会资本主义思想泛滥成灾，利己主义如此“发达”、“成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倒退到了老沙皇时代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摆出一副“匡正时弊”架势的《苏维埃文化报》，对此却噤若寒蝉，避而不答。
实际上这原因不难寻找。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
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们的感情和关系，“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今天，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是苏联社会的万恶之源。
正是他们，在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军大权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赤裸裸地宣扬“保护和增加私人财产是每个人首要的义务”，重新拣起被社会主义革命打破的私有观念的锁链去禁锢人们的头脑，使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思想充斥苏联社会。
可见，引起“住房证”风波的根源，不在斯捷潘诺夫的周围，而在勃列日涅夫一伙盘踞的克里姆林宫。
斯捷潘诺夫周围的这些人，无非是苏修反动宣传的受害者。
《苏维埃文化报》企图通过“小骂大帮忙”，掩盖根本原因，只能是枉费心机罢了。

克罗斯兰逝世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执行主席安东尼·克罗斯兰，因病于02月19日逝世。
（新华社）

发展本国经济　促进拉美经济一体化
南美国家加强经济往来和合作
相互贸易迅速增长　技术合作不断扩大　地区性事业有了发展
新华社1977年02月17日讯
南美洲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和促进拉美经济一体化，近年来加强了相互往来和经济合作。
去年，南美洲好些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大大增加了贸易量。
秘鲁和阿根廷签订的贸易协定规定，两国的贸易额将增加八千五百万美元；
巴西和秘鲁的贸易协定将使两国的贸易额每年超过一亿美元；
阿根廷和巴拉圭的贸易额也将增加近三千万美元。
南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有利于这些国家实现经济上的互相补充。
农牧业发达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对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秘鲁、智利、巴西等农产品不足的国家增加了小麦、面粉、玉米、牛肉、水果等产品的出口。
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同意每天向阿根廷出售二万桶石油，向哥伦比亚出售二百八十五万桶轻油。
矿产丰富的秘鲁1976年到1979年将向阿根廷提供铁矿石、铜和锌。
玻利维亚也向能源不足的阿根廷和巴西扩大了天然气出售量。
南美洲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已有了新的发展，其特点是合作的项目多、范围广和规模大。
巴西和秘鲁两国总统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十八项经济合作协定。
阿根廷总统访问智利期间也签署了十五项协定。
南美洲国家间经济合作的范围包括工业、矿业、森林保护、通讯联络、财政、铁路公路修建、卫生、航运、和平利用原子能、港口利用等方面。
为了促进双边合作，去年新成立了秘鲁和委内瑞拉经济合作委员会、秘鲁巴西开发亚马孙混合小组委员会等机构。
与此同时，南美洲联合投资的双边企业和工程也有发展。
巴西和哥伦比亚决定建立一家双边公司来开采哥伦比亚的煤。
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决定联合建立一个微波体系并在玻利维亚联合勘探和开采石油。
巴西和乌拉圭将建立一座鱼产品加工厂。
阿根廷和乌拉圭在乌拉圭河上兴建的两座国际桥梁已经竣工。
在乌拉圭河和巴拉那河上兴建的大型水电站工程和穿越安第斯山脉的公路隧道正在进行中。
此外，为了向内陆国玻利维亚提供出海方便，以利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去年07月阿根廷把罗萨里奥港的一个自由区正式提供玻利维亚使用。
南美洲国家还努力加强多边合作，一些地区组织的事业也有新的发展。
哥伦比亚、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五国决定采取共同措施，保护和管理亚马孙地区的动植物宝贵资源。
巴西、阿根廷、秘鲁等七国举行交通和公共工程部长会议，研究了在南美地区货运和客运一体化问题。
拉普拉塔河流域国达成了有关经济、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合作的十一项协议。

埃塞俄比亚悼念烈士
02月19日埃塞俄比亚全国举行悼念四十年前被意大利占领军屠杀的三万多名烈士的活动。
这一天，埃塞俄比亚全国降半旗。
上午，亚的斯亚贝巴市市长马康南·穆拉特在当年被意大利占领军杀害的烈士纪念碑上献花圈，并发表了讲话。

苏修利用“精神病院”残酷镇压人民
新华社1977年02月21日讯 本社记者报道：
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加紧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
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目前，苏联设立的精神病机构名目繁多，有精神病院、精神病诊疗所、精神病研究所、精神病疗养所等，大部分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建立的。
这些机构有一般和特殊之分，但一般的精神病院中也设有特别部。
其中有许多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特务机构直接控制。
住进这些精神病院的人中有的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有的却是精神正常的反对苏修统治的人。
苏联《真理报》曾不打自招地说：
“苏联医学能保证只使精神失常的人接受治疗，但不能保证在这些人当中没有所谓持不同政见者。”
利用“精神病院”镇压苏联人民，是苏修叛徒集团在法西斯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的铁证，也是它色厉内荏的表现。
法西斯专政激起苏联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苏联当局对此恨得要命，怕得要死。
他们害怕通过正常的审讯会造成被告对当局罪行的公开揭露和控诉，于是宣布那些他们认为的“危险分子”为“疯人”，押送进“精神病院”，加以秘密迫害。
为了使这种法西斯暴行合法化，苏联当局炮制了一系列法律条例。
苏联卫生部在1961年10月规定：
如果一个精神上有病者对他周围的人或他本人构成明显危害时，卫生部门有权不经病人本人或其亲属或监护人的同意，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第58条——六十条规定，无责任能力者犯罪或者有责任能力者犯罪而在法院判决前或服刑期间患精神病时，“得由法院裁定送一般或特种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性治疗”。
从西方报刊的报道和苏联国内透露出来的材料可以看出，苏联当局利用上述法律将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精神病院”这种变相监狱。
他们中有主张推翻苏修统治的革命者，有反对民族压迫和主张保卫人权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有反对苏修叛徒集团对外侵略扩张的人民群众。
早在1968年08月25日莫斯科红场发生的著名的反对苏联侵捷的示威中，示威者打着“自由和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万岁！”
“占领者可耻！”
等标语，他们中有七人当场被逮捕。
这七人，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关入集中营，有的被送进“精神病院”。
美术家维·法恩伯格和女诗人纳·戈班涅夫斯卡娅都被送进“精神病院”。
法恩伯格被告知说：
“你的病就是你持不同见解的思想方法”。
连前苏军少将彼·格里戈连科也因持不同政见而两次被关进“精神病院”。
1969年01月22日，苏军工兵中尉伊林在红场枪击苏修头目未遂，苏联官方宣布他“患有精神分裂性的慢性精神病症”，并将他送特种“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性治疗”。
一位工程师仅仅由于曾经在一次学生的会议上反对因政治理由开除学生而被关进“精神病院”。
他不断向“医院”提出控诉，但这些控诉却成为进一步对他进行“治疗”的借口。
苏联的许多“精神病院”就是过去监狱的所在地。
例如，加里宁格勒州的契尔尼亚霍夫斯克精神病院就是过去纳粹德国的一座监狱。
列宁格勒的阿尔塞纳里纳雅精神病院是沙皇时期关押女犯的地方。
奥勒尔州的奥勒尔精神病院是过去中央监狱的旧址，沙皇曾在那里囚禁了大批布尔什维克。
关押政治犯的“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都是从苏联特务机构中挑选出来的。
高级和低级医务人员都有军衔，平时在白大褂内就穿着军装。
臭名昭著的莫斯科谢尔勃斯基精神病研究所的负责人伦茨就是克格勃的上校。
他曾当着一个“病人”说：
“我说谁是精神分裂症病人，谁就患精神分裂症。
如果我说一只烟灰缸害着精神分裂症，它就有精神分裂症。”
在这种“精神病院”中对“病人”进行“治疗”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酷刑。
前少将格里戈连科曾谴责说：
“‘精神病院’是所有监狱中最可怕的一种”。
被宣布为“精神病”的政治犯被关进“精神病院”后与外界完全隔绝，一切权利被剥夺，每天都要遭毒打和侮辱。
采用的“疗法”无所不有，有一种叫湿裹法，即用湿帆布裹住病人，加捆宽皮带，帆布逐渐干燥，越裹越紧，使“病人”呼吸都感困难。
还有一种“疗法”是强制注射有害健康的药物。
如注射一种烈性麻醉剂，注射后，“病人”发高烧，肌肉失去控制能力，记忆系统遭破坏，大脑严重被损害，体力极度消耗。
另一种用来摧残“不听话病人”的意志的“疗法”是注射一种治幻剂，它“对人体造成难以描述的苦楚和极大的破坏”。
一位数学助教由于业余爱好写诗而被扣上“反苏宣传”的罪名后被关进“精神病院”。
他控诉说，注射氯丁嗪后，“病人”“失去个性，智力迟钝，感情遭破坏，记忆消失，这是创造力的死亡：
注射氯丁嗪后，甚至连看书能力都没有了”。
列宁当年痛斥沙皇的黑暗统治时，曾经这样写道，警察的专横、刑讯迫害、道德的败坏“达到了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顽石也将为之长叹！”
（《内政评论》，《列宁全集》第5卷第258页）现在，新沙皇对苏联人民的野蛮迫害早已超过了老沙皇。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使用的这种迫害人民的办法受到了苏联国内外的强烈谴责。
有的说：
“使用所谓精神病治疗法来镇压持异见分子的做法，可以同纳粹德国的做法相比”。
“把思想自由的健康人关进精神病院是精神谋害，这是希特勒‘毒气室’的变种，甚至更残忍：
在那里，被杀害的人所受的苦刑更凶残，折磨的时间更长。
同毒气室一样，这些罪行决不会被人忘却，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人，从活着到死后将永远受到咒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