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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讯 中共中央最近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学习中央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揭狠批“四人帮”，掀起工业学大庆运动的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中共中央的通知说：中央决定，今年“五一”节前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动员全党、全国工人阶级，把工业学大庆的革命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这是实现华主席提出的走向大治的战略决策的重要部署，是全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盼望已久的大事。

通知指出：大庆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大庆工人阶级，在我国经济遭受暂时困难、苏修卡我们脖子、刘少奇大刮下马风的时候，在千里冰封的大草原上，在缺少经验、缺少设备、缺少技术力量、衣食住行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斗，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革命加拚命，高速度、高质量地拿下了我国第一个大油田，把大庆建设成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

十几年来，大庆坚持两论起家的基本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职工，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建设了一个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
锻炼出了一支反修防修，又红又专，压不倒、摧不垮的铁人式的革命化队伍，造就了一代新人；
发扬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和“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

十几年来，大庆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组织大会战，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建立了一套依靠工人阶级管好社会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创造和运用自己的一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油田开发新工艺、新技术，做到了原油产量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八的高速度持续跃进，使我国从过去依赖洋油变为出口原油和石油产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了大功。

十几年来，大庆坚持走“五七”道路，建设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实行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一面抓生产，一面抓生活，做到了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发生了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深刻变化，坚持了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的方向。

大庆，坚持毛主席办社会主义工业的路线，全面贯彻“鞍钢宪法”，走出了一条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本对立的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庆经验有了新的发展，大庆红旗更加鲜艳。

通知说，工业学大庆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敬爱的周总理始终精心培育大庆红旗，亲自总结、热情推广大庆经验。
王张江姚“四人帮”出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肆意攻击大庆红旗、疯狂破坏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他们污蔑大庆“两论起家是假的”，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搞资产阶级管卡压”。
他们甚至猖狂叫嚣“大庆是哪个司令部搞出来的”，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
他们不准宣传大庆，不许学大庆，给电影《创业》安上罪名有十条之多，把《大庆战歌》扣压十年之久，反对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一次又一次刮起反大庆的黑风。
打倒了“四人帮”，搬掉了学大庆的绊脚石，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工业学大庆的红旗，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通知指出，工业学大庆，是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必然会在政治、思想、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引起巨大的变化，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
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持学大庆，各地区、各部门涌现了一批学大庆的先进企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
但是，工业学大庆的重大意义，还没有象农业学大寨那样为大家所普遍认识。
我们有些同志，强调行业特殊不能学，条件不具备不好学，怕苦怕累不愿学，或者不从根本上学大庆，只喊口号不见行动。
这些同志应当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在刘少奇刮下马风的时候，大庆能够顶风而上，艰苦创业？
为什么在林彪、“四人帮”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时候，大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能够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排除干扰，紧密团结，同挑拨干群关系、分裂工人队伍的坏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为什么在“四人帮”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煽动停工停产的时候，大庆能够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油田年年稳产高产，不断创造新的水平？
为什么在“四人帮”竭力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时候，大庆能够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断改进企业管理，坚持科学的规章制度？
为什么在“四人帮”乱扣“白专”帽子，不许学技术的时候，大庆工人阶级能够坚持为革命钻研技术，精益求精？
为什么在“四人帮”煽动经济主义，有些地方受到严重干扰的时候，大庆职工家属能够坚持集体所有制，根据自己的条件，不向国家伸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搞农副业生产，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最根本的是，大庆始终坚持两论起家的基本功，认真组织干部和群众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他们不信邪，不怕鬼，凡是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的就坚决照办，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抵制，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大庆能办到的，别的企业为什么办不到呢？
问题是，你学还是不学，是真学还是假学。

学不学大庆，是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问题，是要不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问题，是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方向的问题。
现在苏美两霸都在疯狂扩军备战。
苏修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亡我之心不死。
不把农业搞上去，不把工业搞上去，不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怎么能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呢？
怎么能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呢？
因此，工业学大庆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斗任务。
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全面规划。
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同志，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把工业学大庆运动象农业学大寨那样切实抓紧抓好。

通知最后说，现在离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还有三个月时间。
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争分夺秒，掀起工业学大庆运动的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
要把会议的准备过程，作为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过程。
所有工业企业，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中央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深揭狠批“四人帮”，搞好领导班子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职工队伍的革命团结，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搞增产节约，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有些企业，领导班子思想路线不端正，资产阶级派性至今没有消除，管理混乱，生产长期上不去，这种状况必须坚决迅速改变。

中共中央号召：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把大庆工人阶级提出的“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战斗口号化作实际行动，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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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前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的会议，推广大庆坚持毛主席办社会主义工业的路线、全面贯彻执行鞍钢宪法的经验，动员全党、全国工人阶级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华国锋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作者：新疆部队政治部理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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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大门，是反修斗争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一直非常重视新疆的重要战略地位，十分关怀新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高度评价新疆各族军民在反修斗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
多年以来，新疆各族军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在反修斗争中，严格遵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直气壮，针锋相对，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四人帮”被新疆军民反修斗争的熊熊烈火吓破了胆。
江青这个白骨精竟凶相毕露，口出狂言，恶狠狠地叫嚣：“你们小小新疆，有什么了不起，我藐视你！”
江青肆意诬蔑占全国领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其险恶用心，就是要否定新疆的重要战略地位，诬蔑新疆的反修斗争，瓦解新疆各族军民的反修斗志。
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四人帮”及其亲信还学着林彪一伙的腔调，恶毒诬蔑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是“外来的”，“异国情调”，千方百计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颠覆侵略新疆制造借口。
他们还对新疆少数民族干部百般刁难，横加斥责，打击陷害，挖空心思破坏新疆各民族的团结。

“四人帮”还肆意破坏新疆部队，到处煽风点火，反军乱军，阴谋搞垮反修前哨的钢铁长城。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就伙同林彪反党集团在新疆部队煽动“打倒一切”，“揪军内一小撮”，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冲击部队领导机关，破坏部队稳定。
在批林批孔中，他们大喊大叫要在军队“放火烧荒”，肆意诬蔑新疆部队党委执行的是“没有林彪的林彪路线”，竭力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妄图打倒一大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干部，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新疆部队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去年，“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还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阴谋使新疆部队去参与地方的运动，打乱部队正面教育的部署，把部队搞乱。
“四人帮”并利用各种机会，派其死党和亲信，到新疆部队进行阴谋活动，为他们歌功颂德，大造反革命舆论。
他们还利用小恩小惠、封官许愿等手段，培植亲信；
甚至派他们的爪牙窜到边境地区，盗情报，搞阴谋。
他们还指使人收集整理部队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的黑材料，告黑状，陷害同志，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破坏团结，制造混乱。

“四人帮”还在新疆直接插手民兵，另立体系，大搞“第二武装”，破坏军民联防。
他们提出“重建民兵”的反动口号，通过组织“参观学习”等手段，强行在新疆推销他们所谓民兵建设的“新鲜经验”，制造民兵和解放军的对立。
“四人帮”的这一套，完全是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彻底背叛。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新疆部队广大指战员，对“四人帮”反军乱军的罪恶行径，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备战、备荒、为人民”。
这是我们新疆反修斗争所遵循的根本战略方针。
面临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颠覆侵略的现实危险，我们不仅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还必须在经济上、物质上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引导下，新疆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
万恶的“四人帮”却疯狂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相对抗，千方百计破坏新疆反修斗争的物质基础，干扰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
他们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扼杀新疆各族军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运动。
“四人帮”及其走卒疯狂叫嚣“工厂可以不出产品”，“农场颗粒无收也不要紧”。
“四人帮”这伙钻到我们内部的“蛀虫”，真是比豺狼还狠，比蛇蝎还毒！
他们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死敌！

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狠批“四人帮”，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战斗，乘胜前进，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反修前哨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驻新疆部队某部指战员和驻地民兵，牢记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教导，紧握手中枪，百倍警惕地守卫在反修前哨。
这是他们在一起巡逻。

邱军摄（照片）

为了帮助全连干部战士学好中共中央文件，指导员崔保国给全连上了一堂辅导课。
这一课集中揭发批判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行。
崔指导员首先扼要地介绍了这一课的中心内容，然后着重讲了四个问题。

一、毛主席病重时，“四人帮”丧心病狂地反对和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毛主席病重期间，他们丧心病狂地反对和迫害毛主席。
早在一九七二年，江青就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干扰毛主席治病，严重损害了毛主席的健康。
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又趁毛主席患病，向毛主席伸手要钱，以后又多次借着钱的事折磨毛主席。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江青又写信公然向毛主席要官要权。
毛主席早就看透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
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主席亲自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
因此“四人帮”对毛主席更加怀恨在心，终于撕去了伪装，露出了刽子手的狰狞面目。

一九七六年八月底，毛主席病情加重，凡是知道情况的领导同志都十分担心。
这时自称“学生”、“战友”的江青却幸灾乐祸，于八月三十日窜到天津，一会唱小调，一会儿模仿吹军号，高兴得不得了。
当群众喊“毛主席万岁”时，她恶狠狠地说：“别来这一套！”
九月二日，毛主席病情恶化，江青又趁机逼着毛主席同意她去大寨“休息”。
一路上，她又是请客、又是打扑克，窜到大寨后，她不是骑马、逗鹿、玩兔子、打扑克，就是欣赏从外国进口的黄色影片。
她还从北京、上海调来几十个演员，为她奏古曲、唱旧戏，恣意取乐，当大寨宣传队在虎头山上给她演奏《东方红》时，她竟然捂住耳朵大叫“我不听，我不听，我把它听烦了！”
看，这个白骨精对毛主席的仇恨，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这真是，亲不亲，阶级分，世上人妖不同心。

毛主席病重期间，在轮到反党分子王洪文值班看护时，他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经常出去打鸟、钓鱼取乐。
张春桥值班守护时，很少进毛主席的房门，也很少过问主席的病情。
一次他值班，毛主席病情突然恶化，医护人员到处找不到他。
他还蓄意阻挠医疗组的治疗。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江青极力破坏毛主席医疗组的工作，她一会儿强行拉走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检查身体，一会儿又要把毛主席正在使用的医疗器械拿去自己用。
她还狂妄地提出抽调为毛主席治病的两名医生随她离京外出。
九月七日，毛主席病危，医护人员心情极为沉重，而江青却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
九月八日，毛主席病情进一步恶化，江青趁机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
事实充分说明，“四人帮”是迫害毛主席的凶手！
他们的心比豺狼还狠，比蛇蝎还毒！

二、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
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无比悲痛，“四人帮”却兴高采烈，以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活动。
毛主席逝世的第二天，他们便安排人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切断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
从九月十二日起，姚文元和“四人帮”的黑干将亲自出马，多次布置一些单位盗用群众名义向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
个别坏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提出要江青当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要江青“立即出来担起这副重担，迅即宣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十月二日，王洪文居然私拍了准备当委员长后用的“标准像”。
十月三日深夜，“四人帮”的一个黑干将的秘书，毫不掩饰地说：“主席、委员长、总理就要定下来了，要提升一批、罢免一批。”
“四人帮”甚至策划召开“三中全会”，并安排他们的一个死党在会上作“报告”。
江青更是性急。
从九月二十七日到十月一日四天中，就四次窜到清华大学大兴分校，又是会餐，又是照相，迫不及待地作“上殿登基”当女皇的反革命预演。
她甚至要别人把胶卷和苹果留着，等待她那个“盛大节日”的到来。
看，他们篡党夺权的黄梁梦作得多美！

三、“四人帮”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阴谋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一面加紧进行上台的准备，一面阴谋策划镇压和杀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张春桥在他亲笔写的反动提纲中，赤裸裸地提出“镇反”“杀人”的计划，姚文元也叫嚷要枪毙一批所谓“反革命分子”，他们是要靠杀人来上台，并维持其法西斯统治。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他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了一个伪造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紧接着“四人帮”及其大小干将，便倾巢出动，向着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起猖狂进攻。
十月一日，江青窜到清华大学，咬牙切齿地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四人帮”在这个大学的一个亲信则猖狂嚎叫：“要准备流血，掉脑袋”。
十月三日，王洪文窜到平谷县放肆地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狂叫：“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打倒！”
“要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江青还亲自出马，布置赶写《刘邦死后，吕后如何按刘邦的既定方针办》的黑文，企图借用死了两千多年的大野心家吕后的亡灵，来帮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
他们还鼓吹“用西汉的历史多作文章”，要看“那些对立面是怎么一个一个收拾掉的。”
“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就是这样同他们夺权和杀人的计划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从“四人帮”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们的手段多么卑劣。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内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
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同志当即把毛主席的前两条指示向政治局作了传达。
“四人帮”在场，王洪文、江青作了笔录，姚文元还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
但是，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立即把毛主席“照过去方针办”的亲笔指示，篡改成“按既定方针办”，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在九月十六日的两报一刊社论中抛了出来。
姚文元还特别把社论原稿中“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的“在病中”三字删掉，以便给人造成一种“临终嘱咐”的印象。
随后，他们又通过他们控制的一个发到全国的内部刊物，直截了当地说成是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嘱咐”。
大家看，明明是“照过去方针办”，在“四人帮”手里成了“按既定方针办”；
明明是四个多月以前的指示，变成了“生命最后一刻”的“嘱咐”，这不是蓄意造谣吗？！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偷天换日，把伪造的这个所谓“临终嘱咐”说成是包罗一切的，“在这一代和下一代，在本世纪和下世纪”都永远管用的“指南”，妄图把它作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绝妙武器。
他们叫嚷什么“宣传总的方针是六个字‘按既定方针办’”、“要让它覆盖版面”。
就这样，一时间这个伪造的所谓“临终嘱咐”，铺天盖地，喧嚣尘上。

“四人帮”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用心极端险恶。
他们把所谓“既定方针”说成是识别党内资产阶级的最高标准，以此取代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个基本原则。
这显然是把他们篡党、夺权、复辟的“既定方针”强加于毛主席，并以此对华国锋同志为言的党中央进行政治陷害。
“四人帮”把伪造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塞进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的社论中发表，也是十分恶毒的。
就是说恰恰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之后，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发表之前，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把所谓“临终嘱咐”抛出来，并以此作为宣传中心，企图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即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隐瞒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只有他们才是“临终嘱咐”的宣传者、捍卫者，从而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制造资本。

十月二日，华国锋同志亲自在一个文件上删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并作了明确批示，戳穿了“四人帮”的伪造，打乱了他们的步伐。
这时，老奸巨猾的张春桥跑出来说什么华国锋同志的批示不要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两天之后，即十月四日，“四人帮”却抛出了“梁效”的反党文章，恶毒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的“修正主义头子”，公开发出夺权的信号。
他们要动刀杀人了。
这时，“四人帮”要推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政变，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处在危急关头。
在“四人帮”猖狂进攻的严重时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亿万人民的心愿，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热情赞颂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华国锋同志不愧为我党我军的英明领袖和统帅。

四、“四人帮”早就预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毛主席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彻底败露后，他们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紧张活动，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猖狂叫嚣要同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血战到底”。

长期以来，“四人帮”在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同时，对军队又打又拉，妄图把我军变成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但是，尽管“四人帮”诡计用尽，伟大的人民军队仍然坚如磐石，巍然屹立。
“四人帮”只好无可奈何地哀叹：“我们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只恨我手中没有杀人的刀’。
于是，他们便把黑手伸向了民兵队伍。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王洪文窜回上海，亲自搞什么民兵指挥部和人民武装部合并的“试点”，妄图把民兵从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中拉出去，建立他们反革命的“第二武装”。
一九七六年六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迫不及待地催他们在上海的余党，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
八月下旬以后，突击发了各种枪炮和弹药。
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又派人传话，说是“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公然给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发出了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动员令。
“四人帮”苦心经营，自以为有点什么“把握”了。
但是，上海的广大民兵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就深恶痛绝，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埋藏在他们心头的愤恨，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其势迅猛异常。
上海已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
“四人帮”利用上海民兵发动反革命的武装暴乱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极不平凡的一九七六年已经胜利过去了，在乘胜前进、走向大治的一九七七年，我们一定要热烈响应华主席的伟大号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他们揭深批透，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把这场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

（济南部队政治部、济南部队炮兵联合工作组供稿）

作者：某部炮连指导员侯锡忠
栏目：连队大批判文章选登

“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把我们人民军队看成眼中钉、肉中刺。
他们施展种种卑鄙毒辣的手段，千方百计地妄图搞垮我军。
他们狂热鼓吹揪“军内资产阶级”，造谣言、放暗箭，今天诬蔑这个是“黑司令”、那个是“黑大炮”，明天咒骂这个是“大土匪”、那个是“大军阀”。
一句话，他们就是要把一大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久经战火考验、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军队领导干部统统打倒，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道路。

“四人帮”反军乱军由来已久。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极力制造军政军民对立，反对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妄图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一九六七年，我在北京一所学校里支左，亲眼看到我军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正确对待革命群众，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可是，江青一伙却指责我们太“手软”、是“老好人”，妄图要人民军队去镇压群众。
她还诬蔑我们帮助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是“吃掉造反派”，阴谋唆使革命群众起来反对人民军队。
然而，人民军队爱人民，军民鱼水亲又亲，“四人帮”的挑拨中伤是徒劳的。
任何野心家、阴谋家要搞垮我们人民军队，妄图把人民军队变成他们反党篡权的工具，都没有好下场。
叛徒张国焘是这样，卖国贼林彪是这样，“四人帮”反党集团也只能是这样。

我们一定永远牢记“党指挥枪”的原则，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誓同“四人帮”斗争到底。

作者：梁少容
单位：榆林要寨区大院招待所
栏目：连队大批判文章选登

在一九七○、一九七一年，江青两次窜到榆林大院招待所，我亲眼看到她的丑恶表演。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限制人与人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曾作了很多重要指示，强调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
江青对毛主席的教导一句也听不进去，处处对抗。
她见了哈巴狗亲如友，甜似蜜；
见了工人、农民、战士、服务员，不是训斥，就是辱骂。
她象使用女奴一样使用护士，连穿衣服、穿袜子、系扣子都要她们动手，稍不顺心就大发雷霆，破口大骂。
有一次，她到榆林，一下车就象疯子一样在院子里乱窜，一边欣赏奇花异草，一边问服务员花草的名字，服务员答不上来，江青就把她们斥责一顿。
她大肆挥霍人民的财富，恣意享乐。
她每次来榆林之前，都用专机将床上铺的、盖的、垫的，桌上的高级台灯，连拖鞋和带靠背的沙发厕所全部运来。
她还下令用汽车从四十多里外拉水来，用从北京带来的电水壶烧水喝。
对饭菜就更是百般挑剔，每天吃山珍海味还不如意。
有一次，她突然下令出动飞机、汽车，调用部队，搞了一桶红翅鲫鱼来吃。
光这些鱼耗费的钱，相当于一个连全体指战员近半年的伙食费。
江青穿衣服一天要换十多套，手巾一天要我们洗几十条。
还要天天洒香水、抹发蜡、涂口红，打扮得象个老妖精。
我们年轻人，没见过旧社会的资产阶级，见了江青的所作所为才知道资产阶级是啥模样！

作者：某部炮连战士孟增军
栏目：连队大批判文章选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及时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并强调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入伍前所在学校的师生员工向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了猛烈进攻，斗争锋芒直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可是，不久在有的地方刮起了一股“文攻武卫”风，群众组织之间互相打“内战”，阶级敌人也乘机捣乱，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
这股风也刮到了我们学校，说是一个中央首长指示的。
就这样，什么“文攻武卫”指挥部，什么“文攻武卫”战斗队等纷纷成立。
今天我砸你的“总部”，明天你扣留我的人，还多次造成了流血事件，使一些同志成了“文攻武卫”的牺牲品，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
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在进校工宣队的帮助下，我们逐步认清了“文攻武卫”的反动性，迅速解散了各种形式的武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健康地发展。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所谓“中央首长的指示”就是白骨精江青的黑话。
今天，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四人帮”挑动武斗、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作者：李和忠

福建前线某部七连干部战士学习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采用多种形式深揭猛批“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和破坏我军建设的滔天罪行，誓同“四人帮”斗争到底。

李和忠摄（照片）

作者：广州部队军政干校大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曾经声嘶力竭地鼓吹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办高速度。”
他们人为地把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装出即使是“低速度”也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样子，欺骗群众，借以破坏革命，破坏生产。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必须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只有如此，才能战胜资本主义的反抗，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并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以后，就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页）。
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对如何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进行了巨大的多方面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初，毛主席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教导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并且为我们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原则方面，都起了巨大的革命变革，工人、贫下中农以及其他劳动人民，摆脱了旧社会那种受奴役、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指引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不断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某些不相适应的方面，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就是毫无疑义的。
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以“革命旗手”自吹的“四人帮”，却蛊惑人心地鼓吹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竟然把“低速度”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好象天下还有一种对社会生产力不起解放、促进作用，不能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这不是公然践踏马列主义，丑化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
“四人帮”是典型的党内资产阶级分子，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社会主义的死敌。
他们高喊“宁要社会主义”是假，破坏社会生产是真。
其实，他们岂止是宁要生产发展的“低速度”，而是必欲把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搞垮，把广大人民送回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路有饿殍的那条旧中国的老路上去，才称心如意。
“宁要社会主义”也者，一发烟暮弹而已。
“四人帮”在某些地区和单位的亲信们，就是打着“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旗号，反对党的领导，不要组织纪律，任意揪斗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干部，辱骂积极工作，努力生产的群众；
挑动武斗，煽动停工停产，瘫痪交通运输；
搞得整个地区和单位不得安宁，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上升，资本主义大肆泛滥。
这一切，就是“四人帮”所要的“社会主义”的最好注解。

“四人帮”制造、散布“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的谬论，不但是要破坏生产，破坏建设，而且是要借此打击陷害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负责同志，企图给他们制造种种困难，并往这些同志头上栽赃，把破坏生产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把他们打下去，由他们篡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大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作者：武汉部队某部红军团理论组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中，多次提出了一个“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你对发展重工业……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毛主席的教导，是应用革命辩证法的典范，对一切工作都是普遍适用的。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两点论，就是说，一切事物都存在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都有两点。
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不是平列的，决定事物性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但是这决不是说矛盾的次要方面，是无关紧要的。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有时为了解决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还必须从矛盾的次要方面着手。
在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中，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是经济建设的重点，因为只有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才能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去发展轻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加强军队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使我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但是要发展重工业，就要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解决原料和市场的问题。
这些都要通过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来解决。
同样，要发展国防工业，多生产飞机、大炮、原子弹，就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
对于形而上学来说，这好象是很难理解的。
形而上学“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六一页），按形而上学的头脑，要发展重工业，就应该把钱用到重工业上去，多向重工业投资，要多生产原子弹，就应该多增加生产原子弹的费用。
这样做的结果会怎样呢？
结果是破坏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合理的比例关系，破坏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合理的比例关系，既损害了农业、轻工业，也削弱了重工业；
既损害了经济建设，也削弱了国防建设。
这不是“真想”，而是“假想”。
从发展农业、轻工业着手来发展重工业，从加强经济建设着手来发展国防工业，才是一条多快好省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
我们革命者，从主观上说，都希望我国的重工业能发展得多一些、快一些，都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工业，能生产出更多的飞机、大炮、原子弹。
但只有这样的主观愿望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使我们的思想符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
这就要研究事物本身内在的辩证关系，按事物的这种辩证关系去计划我们的行动，这样，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
搞经济建设是这样，做其他工作也是这样。

王张江姚“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
他们把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绝对地对立起来，把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割裂开来，否认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妄图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取代我们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乱，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
我们一定要以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著作为指针，狠批“四人帮”，正确处理革命和建设中的辩证关系，把工作做好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作者：袁淑娟孙连成

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黑文章中，抛出了一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所谓“历史经验”，要人们“任何时候不要忘记”。
“四人帮”惯于用贼喊捉贼的伎俩，明明是他们自己大搞修正主义，要使社会主义的红旗落地，却戴上维护“红旗”的假面具，要人记住苏修“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真是无耻之极。

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红旗落地”，了，原因何在？
难道如张春桥所说，是“卫星上天”的结果吗？
完全不是。
是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结果。
因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党内资产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这才是我们从苏联所应吸取的惨痛教训。
张春桥玩弄“假作真来真事隐”的把戏，把苏联的“红旗落地”归之于是因为“卫星上天”的结果，这不是为苏修新徒集团开脱又是什么呢？

张春桥别有用心地把“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作为一个普遍规律提出来，似乎致力于发展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使卫星上天，红旗就必然要落地；
为了防止“红旗落地”，就只有不去高速度地发展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背叛。
马克思历来重视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过：“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七五页），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制度发生变革的力量，而决不是促使社会发生倒退的力量。
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发展科学技术，只会使我们的红旗举得更高，而决不会使“红旗落地”。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生产力的发展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只有生产关系的变革，才会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制定了一系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政策。
“四人帮”大施阴谋，极力破坏，他们炮制了一系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反动口号，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呀，“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呀……“四人帮”公然把“高速度”、“正点”和“苗”等好事同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而把“低速度”“没有文化”、“晚点”和“草”同叶会主义连在一起，这正好暴露他们是一伙搞复辟倒退的、右得不能再右的反革命黑帮吗。

作者：卢纯田

一切反动派都害怕真理，践踏真理，否认真理的客观存在，抹煞真理和谬误、科学和迷信、革命和反动的原则界限。
王张江姚“四人帮”在这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们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篡改真理的客观标准，把大量的修正主义的黑货，冒充为马克思的“真理”到处推销和贩卖。

什么是真理？
真理就是人的思维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现实，就是认识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一致。
真理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
一个认识之是否属于真理，要以客观上实践的结果作为检验的标准。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六页）王张江姚“四人帮”认为真理的标准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要以能否满足主观需要来决定。
他们的真理观是彻头彻尾的唯我主义的真理观。

王张江姚“四人帮”把真理看成是实现他们主观政治目的工具。
凡是能够实现他们主观的政治目的的就是真理，否则就是谬误。
他们以当代的“孔老二”自居，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却自以为囊括了人间的全部学问，占有着世界的一切真理。
他们在政治上搞资产阶级专政，在文化上搞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
要每个人都拜倒在他们的脚下，诚惶诚恐地都去向他们请教，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和他们同一个声音，唱同一个调子。
为了篡党夺权，他们大造舆论，制造出大量修正主义的谬论。
他们胡说文化大革命是“旧政府和新文革的斗争”，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是“当代的大儒”，鼓吹“老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五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要变成走资派”，甚至不顾常识地叫嚷：“共产主义也有女皇”，如此等等。
因为这些谬论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反动政治目的，因而就都是真理。
他们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随机应变地披上不同的保护色，变换不同的调门。
一九七三年江青说：宋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有智、有谋、有正义感，喜欢劫富济贫，能团结人，因此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人们称他作‘及时雨’。”
听！
这岂非是比当今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还要先进。
时过两年多，毛主席关于《水浒》的批示一发表，同一个江青，又成为批投降派宋江的英雄。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捏造罪名无缘无故地把人打倒，后来迫于形势，又不得不解放出来。
“四人帮”说当时的“打倒”和后来的解放，都是“对的”，都是真理。
后来，他们又要把你打倒，而这同样也是“对的”，也是真理。
一句话，“四人帮”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说世界上有上帝，上帝就是真理，有魔鬼，魔鬼也是真理。
看！
“四人帮”糟蹋真理到了何等卑劣的地步。

“四人帮”从根本上颠倒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否认人的认识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否认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
他们象林彪一样，把真理看成是少数天才人物的独创，而他们就属于既不需要参预变革客观世界的实践，也不需要向客观实际作调查研究，就能独占世界的一切“真理”的天才人物。
一旦他们从头脑中把这些“真理”发明出来，不但每个人应该按照他们的“真理”行动，世界也就应该服从于他们的“真理”。
这是当代最腐朽最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四人帮”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新生事物，都十分仇恨。
他们不仅要用适合于他反动政治目的所谓“真理”，随意地歪曲现实，而且用它来篡改历史，改塑人物。
汉朝的吕后本来是一个窃国篡权的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个否定的人物，江青要做现代的女皇，觉得需要有历史的依据，必须抬出一个历史人物作为她效法的榜样。
于是，她把吕后抬上了天，吹成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杰出的女政治家”，于是，吕后的本来的面目，也就必须随着她主观的需要而改变，野心家、阴谋家也就成了“杰出的女政治家”。
“四人帮”就是要用他们的“主观”的真理来“纠正”人的是非标准，荣辱界限，把人们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修正主义的轨道上去，进而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客观现实。

叛徒、卖国贼林彪曾经鼓吹：人做工作，是“倒过来”，“从主观到客观”。
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唯心主义真理观，正是这种“倒过来”的反动哲学。
按照这种反动哲学，一切都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既可以按他们的主观意志把科学说成是迷信，也可以把迷信说成是科学；
既可以把革命者说成反动派，也可以把反动派说成革命者。
在“四人帮”手里，真理与谬误、科学与迷信、进步与反动，都是颠倒了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造反是造反动派的反，“四人帮”说，不对，造反是造各级领导的反，这才是“真理”；
因而谁敢造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就是革命派。
马克思主义讲乱，是乱敌人，乱剥削阶级，“四人帮”讲乱，是要乱党，乱军，乱人民；
他们鼓吹“越乱越好”，认为这才是“真理”，要人去把党政军各级领导搞垮搞瘫痪。
马克思主义认为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四人帮”说，这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按照他们的这个“真理”，大干社会主义的人就受气，坐吃社会主义的人反而光荣。
“四人帮”不但控制舆论工具，大造这样的舆论，而且利用掌握的权力，给人戴帽子，打棍子，强迫人按他们的“真理”去行动。
不这样行动，就是对抗“真理”，就是反党、反中央，搞修正主义，罪名应有尽有。
当然，他们的这一反动目的，同样也是不能实现的，最后只有以垮台而告终。

“四人帮”所以要宣扬从主观到客观的“倒过来”的哲学，宣扬唯心主义的真理观，是服从于要拉历史后退，把资本主义社会再“倒过来”这样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阴谋。
从“四人帮”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从来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搞复辟，哲学上就一定要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就一定宣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从思想上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以实现复辟的阴谋。
因此，我们要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
===== 划清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管；
卡；
压的界限

栏目：批谬论划界限

华国锋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依靠群众，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改进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
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是搞好社会主义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

规章制度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的集体的活动，必须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来协调。
社会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反映了人与人之间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体现了生产的客观要求，从制度上规定了怎样做是正确的，怎样做是不正确的，是有效地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所不可缺少的。
在坚持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有合理的规章制度，有利于企业各部门之间的互相配合协作，增强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管、卡、压是人与人之间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在企业管理上的表现，它否定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把工人当作机器的附属品，用制度强制工人进行生产，这是我们历来所反对的。
“四人帮”为了搞乱企业的经营管理，诬蔑合理的规章制度是管、卡、压。
借口反对管、卡、压，要把一切规章制度统统打掉，妄图使我们的企业处于无法管理的无政府状态，破坏生产，破坏建设，把社会主义搞垮。

我们反对管、卡、压，因为它不符合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这决不意味可以取消合理的规章制度。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大生产，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就无法有效地组织生产。
我们要划清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管、卡、压的界限，为发展生产，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自觉维护、遵守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

（基建工程兵大批判组）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电 日本《新青年》月刊最近发表文章，欢呼中国人民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文章说：“中国人民正在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的伟大胜利，并且最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而奋勇前进。”
文章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正在深入开展彻底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运动。
文章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四人帮’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全面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歪曲、篡改和伪造毛主席的指示，极力推行修正主义，搞分裂活动和玩弄阴谋诡计。”
“他们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恩来总理，反对毛主席亲自提议的对华国锋同志的任命，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但是，正如“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一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一样，“四人帮”被英明的华国锋主席采取的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

文章强调指出，“华国锋同志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以及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粉碎‘四人帮’这两件大喜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发展，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对日本的革命人民和青年，都是无比巨大的鼓舞。”
新华社伦敦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电 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班以安在一月出版的《今日中国》月刊上发表文章，祝贺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取得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班以安在文章中指出，“四人帮”是“一小撮野心家，他们利欲熏心，已达到权势狂的程度”。
他们是“一小撮在中国遭到普遍憎恨的人”。
他说，“四人帮”“完全脱离群众”，他们是“极右的，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如果容许他们继续捣乱，不予制止，必将造成更大的损害”。

班以安指出，最近从中国发出的报道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前所未有的热情。
这种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和华国锋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而表现出来的热情笼罩着全中国。

班以安说，华国锋主席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华国锋主席领导下的新政府保证要继续执行毛主席制订的一切对内和对外政策。”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在总书记尼·齐奥塞斯库同志主持下于一月二十五日举行了会议。

报道说，由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格·奥普雷亚和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斯·安德烈等组成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会议上作了关于访问中国的报告。

“政治执行委员会认为，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是罗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和团结关系的新体现。
罗马尼亚代表团受到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的接见，并同中国党政其他领导成员举行了会谈。”
“这次访问表达了双方的以下愿望：本着罗共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齐奥塞斯库同志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谈时达成的谅解的精神进一步更广泛地发展罗中友好和多方面的合作关系。”
“政治执行委员会满意地评价华国锋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关于今后继续奉行毛泽东主席的政治路线的决心，并对加强和扩大中罗两国之间的合作、两党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级会晤和会谈予以特别重视。”
“政治执行委员会表示相信，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和加强罗中合作、友谊和团结符合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同时也符合社会主义、加强全世界反帝、进步和民主力量的一致和团结、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谅解的共同事业。”
报道说，政治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党和国家工作方面的领导活动的相应措施。

政治执委会决定通过科·布尔蒂卡、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格·勒杜列斯库和伊·维尔德茨同志为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常设局成员。
选举扬·斯特凡内斯库为罗共中央书记。

政治执行委员会决定任命罗共中央书记科·布尔蒂卡和扬·斯特凡内斯库同志为政府副总理。

决定解除米·达列亚同志的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建议他担任社会主义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决定解除彼·卢普同志的劳动部长的职务，并建议他担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政治执行委员会讨论了关于实现原料、材料、半成品和制成品标准化的第一阶段工作成果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一九八○年以前发展农药生产的计划，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减少天然气消耗、并合理使用和充分利用天然气的措施建议等。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讯 我国科学工作者和摄影工作者对珠穆朗玛峰地区的自然地理景观进行航空摄影，获得了大量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彩色电影和照片资料。

珠峰地区是青藏高原的最高部分，了解这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景观，对于进一步研究青藏高原的地质、地貌、冰川、植被的特征、分布规律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这次对珠峰地区自然地理景观的航空摄影，得到了友好邻邦尼泊尔的支持。

去年六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人民解放军和民航部门的大力帮助下，乘飞机五次飞越世界最高峰——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点一三米的珠穆朗玛峰，成功地拍摄了珠峰南坡、北坡、东西两侧及其顶端的地质、地貌特征。
同时，对珠峰地区东绒布、中绒布、西绒布三条大冰川和分布在冰川中的冰塔林、冰川湖等，也进行了拍摄。

珠峰地区海拔高，气候恶劣，地形复杂，进行航空摄影是相当困难的。
参加这次航空摄影的科学工作者、摄影工作者和飞机机组人员，不畏艰险，团结一心，并肩战斗，抓住当地比较好的天气抢拍了电影和照片。
他们乘坐的飞机顶住时速一百二十公里的高空风和强大的高空气流的袭击，在一万米的高空，五次靠近飘着冉冉旗云的珠穆朗玛峰，从不同的角度，将这一世界最高峰摄入了镜头。
在第四次飞越珠峰的时候，他们还清楚地看到一个红色金属测量觇标仍然耸立在珠峰顶端。
这个觇标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登山队索南罗布、潘多等九名男女运动员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时留下的。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挪威同志。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朱达成等出席宴会作陪。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代表团到达北京时，冯铉副部长等到机场迎接。

据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电 据朝鲜《劳动新闻》报道，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党、天道教青友党、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等朝鲜十八个政党和社会团体，一月二十五日在平壤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关于消除民族分裂和战争的危险，提前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问题。

朝鲜党政领导人金一、康良煜、徐哲、林春秋、杨亨燮、黄长烨以及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杨亨燮在会上作了报告。

会议在与会者的热烈支持和赞成下，通过了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致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各阶层人民和海外同胞的信》。

信件提出了早日实现朝鲜国家统一的四点救国方案：“一、为了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必须实现向往统一的北方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南方的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
“北方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南方的民主力量的大联合必须是反对法西斯，向往民主；
反对战争，向往和平；
反对分裂，向往统一的真正的爱国力量的联合。”
“二、为了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必须缓和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消除核战争的危险。”
“必须早日消除威胁国家和平，阻挠和平统一的北方和南方的军事对峙状态，必须缓和紧张局势。
必须废除在南朝鲜的核基地，立即撤走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杀人武器，美国军队必须无条件撤走。”
“三、为了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必须消除在同族之间制造不和，阻碍团结的法西斯分裂主义制度，给盼望和平统一的人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无条件释放无理被捕监禁的爱国人民和民主人士。”
“四、为讨论上述所有问题，必须召开由北方和南方的各政党、社会团体和各阶层人民的代表组成的南北政治协商会议。”
“会议将开诚布公地讨论有关促进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我们的建议在内。”
信件说：“我们认为，为了准备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必要尽快在板门店或在其他商定的任何地点举行受权联络代表的预备性工作会议。”

栏目：简明新闻

挪威码头工人罢工

挪威首都奥斯陆海港约二百名码头工人为废除不合理的工资制度，从一月六日起罢工。
目前，这一斗争仍在继续中。
在罢工期间，工人拒绝装卸，使挪威这个主要港口陷于瘫痪。

英国一月失业人数激增

据英国官方一月二十五日宣布，英国一月份失业人数上升为一百四十四万八千多人，成为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历年一月份失业人数最高的一个月。
失业率已达百分之六点一。
同去年一月相比，今年一月失业人数增加了十四万四千九百五十人。

（据新华社）

作者：中国新闻代表团
栏目：柬埔寨通讯

在访问柬埔寨的日子里，我们深深地为英雄的柬埔寨革命军在全国解放以后“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积极参加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的斗争所感动。
这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人民军队，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等方面，又为人民立了新功。

十二月的一天，我们迎着热带骄阳，驱车经过风景绮丽的金边郊区，来到卫戍首都的一支革命军部队的农场。
在一座座落在果林掩映的高脚屋里，柬埔寨负责国防事务的宋成副总理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并陪同我们参观。
宋成副总理热情地说：“上次中国新闻代表团来柬埔寨访问，正值我们处在解放金边、解放全国的决战阶段，这次中国新闻代表团来访问，是在我们处在保卫国家，建设国家的革命新阶段中的时候。
热烈欢迎你们参观我们革命军的生产战场。”
他告诉我们，为了使革命军保持坚定的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一支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的人民子弟兵，柬埔寨革命组织规定革命军必须同人民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革命组织还规定革命军在一九七六年实行粮食自给，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他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革命军现在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

我们首先参观了农场的扬水站。
在一台以木炭做动力燃料的抽水机前，只见碗口般粗的水柱，从抽水机的管口向外哗啦哗啦地倾吐出来。
几个在旁精心操作的革命军战士向我们介绍说，这台抽水机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土法制造的简易锅炉，一排用美国炮弹壳做的滤气装置，和一台从毁坏了的美国军用卡车上拆卸下来的引擎。
我们不禁对这些过去在战场上机智杀敌，今天继续在生产战场上发挥他们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的革命军战士发出赞叹。
宋成副总理十分风趣地向我们介绍说，这个农场有各种各样的抽水机，电动的、烧汽油或烧柴油的、烧木炭的。
总之，各种方式，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烧木炭的这种就算是游击队的方式吧！

我们穿行在长着高大的糖棕树、椰子树和果树的田野里。
眼前那些县种繁多的水稻，把我们弄得眼花缭乱。
一种叫“雀爪稻”的稻子，长势特别喜人，我们随手掐了一株稻穗，数数就有两百多颗稻粒。
农场的负责同志提醒我们说，已经看过的稻田，只是农场稻田的一小部分，要全部看，一天也看不过来。

在一片稻田里，革命军战士正在灼热的太阳下，挥镰收割。
在这里，我们被战士们使用的一种式样奇特的镰刀所吸引。
问问才知道，这是一支来自东部柴桢省的部队。
战争期间，他们在柴桢地区战场上屡建战功，曾在一次反击入侵南越伪军的战斗中，击毁敌坦克十五辆。
这些镰刀是战士们在柴桢省用美国炮弹壳仿照当地农民使用的一种古老的镰刀式样打制的，解放金边时，部队又把它们带到了金边。
从这件事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革命军在战争时期，既是战斗队，也是一支生产队。
我们还听到一件很好地说明革命军不但打仗，而且做群众工作，帮助根据地人民建设的动人事例：蒙多基里和腊塔纳基里是两个多民族居住的省，也是革命老根据地。
长期以来，这两个省的少数民族人民只习惯在山上种地。
从一九六八年起，柬埔寨革命组织就一直劝说他们下山种水稻田，但是没有被采纳。
全国解放以后，驻在这两个省的革命军，针对少数民族人民不会种水稻，也不相信水稻产量高的情况，采取了一方面自己种，一方面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少量种的办法进行引导。
结果使这两个省的少数民族人民改变了原有的想法，表示要改种水稻田。

访问中，我们看到革命军战士在帮助群众收割水稻和群众一起兴修水利的场面，也目睹革命军战士正以他们的辛勤劳动，使祖国山河的面貌日新月异。

革命军某部驻地，原是一片苍莽的丛林，我们在那里访问，只见绿荫中，修起了一座一座非常漂亮的高脚屋。
高脚屋四周，菠萝蜜树、桔子树、芭蕉树成行，白薯、木薯和各种瓜菜成垅。
远处是一块一块的稻田。
尘土飞扬处，几十个革命军战士正在挥舞砍刀、银锄开荒。
在树荫下，一些战士正在编筐、编篓。
驻军负责同志告诉我们，这里睡的床、用的桌椅，无一不是战士自己双手做的。
“现在这里已变成能生产的村庄了。”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位在震惊世界的“马亚克斯号”事件中，曾在通岛同美国入侵强盗进行过英勇战斗的革命军战士。
他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这天上午，美国出动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袭击通岛，以及柬埔寨海防部队英勇地向敌人发动反击的经过。
在这次战斗中，革命军海防部队打死、打伤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三十多人，击落美国直升飞机五架。
这位战士向我们坚定地表示：柬埔寨人民过去为维护自己国家的神圣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今后将继续为维护这一权利进行坚决的斗争。
消灭一切入侵的敌人。

革命军的另一处驻地，原是一片原始森林。
部队刚到这里时，连一条路也没有。
这里古木参天，高大的树干的枝杈上，攀悬着如绳索一般的藤蔓，有的粗如手臂。
革命军战士进驻以后，在这里修了一条一条的道路和一座座美丽房屋，还种了白薯、木薯，各种各样的蔬菜，养了猪、鸡、鸭。
蔬菜不但自给，还能支援别的地方。
我们去访问时，战士们听说是中国同志来了，热情地用他们的劳动成果，给我们做了一顿很丰盛的午餐。
这顿午餐有鸡、有肉、有鱼虾。
临别前，战士们又端来了一盘一盘煮熟的白薯和切成一段一段的甘蔗，让我们尝尝。

柬埔寨革命军是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诞生的一支人民子弟兵。
在战争年代以及恢复和发展经济时期，都表现了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崇高精神，今后必将进一步发扬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传统，为把柬埔寨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