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工程兵四五二部队发扬我军优良传统
学大庆　赶开滦　建新矿
据新华社西安1977年01月17日电战斗在煤炭战线上的先进单位基建工程兵四五二部队，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坚决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革命传统，开展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生产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
五年来，这支部队年年提前完成国家计划；
从1975年09月到1976年10月在建设一座大型煤矿中，连续十四个月岩巷掘进月月超过千米，实现了大面积持续稳产高产，去年09月还创造了月进二千九百○七米的全国新水平；
工程质量不断提高，成本逐年下降。
在举国欢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大喜日子里，这个部队的广大指战员衷心拥护华国锋主席，热烈欢呼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我军又有了自己的英明统帅。
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愤怒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滔天罪行，更加坚定不移地抓革命、促生产，一鼓作气，奋战到12月20日，超额二千六百多米完成了全年进尺国家计划。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这个部队党委组织指战员大学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新高潮，还召开了全体干部批判大会，专题批判“四人帮”反对大干社会主义的罪行，进一步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今年01月上旬掘进四百六十二米，又比去年同期提高了一点五倍。
基建工程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对基建工程兵十分关心，给予高度赞扬。
几年来，这个部队的指战员们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一切行动听指挥，紧跟毛主席、华主席干革命，坚持学大庆，赶开滦，赶煤炭战线的“十面红旗”，不断做出新成绩。
四五二部队的干部牢记毛主席关于“官兵一致”的教导，打掉官气，放下架子，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待战士，建立平等的、同志式的新型官兵关系。
部队党委为此作出了决定，在干部中坚决贯彻执行，做到请客不去，送礼不收，公家的东西不多占，人民的财产和战士的利益不侵犯，干部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乡下插队落户。
1975年和1976年，党委成员每人每年参加劳动都在一百三十天以上。
在井下施工中，干部和战士同在一个工作面，同抱一台风钻，同推一个矿车，汗水流在一起。
战士们赞扬干部“当官不象官，干起活来都是兵”。
这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还轮流下连当兵，学习战士的好思想，好作风，自觉改造世界观。
党委领导成员主动请战士作学习辅导，经常召开民主会，鼓励战士帮助干部“洗脸”、“扫灰尘”。
干部把思想交给战士，战士就把心掏给干部，团结一致，使整个部队具有强大战斗力，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打碎“四害”精神枷锁　放手大搞科研活动
打倒“四人帮”，使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院的干部、群众摆脱了精神枷锁。
大家正在积极落实毛主席视察时的指示，放手开展科研活动。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于1958年和1959年连续两次来该院视察。
毛主席接见该院负责人、棉花专家秦杰同志时，亲切地指示：
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可以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
毛主席勉励科技人员要继续努力，力争上游。
全院每个干部、工人和科技人员都受到莫大鼓舞，一直以毛主席的亲临视察和亲切指示激励自己积极搞科研。
可是，万恶的“四人帮”挥舞起“白专道路”、“技术挂帅”的大棒乱打乱整。
广大科技人员被压得喘不上气来。
一时间，许多人不敢学基础理论，不敢进资料室，不敢看国外资料，不敢搞科研活动。
外语课取消了，一台进口的科研设备没有人敢安装。
现在，挖出了祸根，他们满腔怒火地控诉说：
“万恶的‘四人帮’不准搞科研，破坏四个现代化，是为了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院科技人员象获得第2次解放一样，精神振奋，决心大干一场。
院党委提出，毛主席两次来我院视察，促进科研大上，适应了当时生产大跃进的形势；
现在，为了适应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新高潮，我们一定要贯彻好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陈永贵副总理报告的精神，抓革命，促科研，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目前，棉花科研所做出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解决棉花落桃问题指示的计划。
院党委推广了小麦科研所正确解决政治与业务、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等关系的经验，全院所属十三个科研所普遍举行了业务会议，拟订了科研计划。
小麦、玉米、棉花、花生、地瓜五大类作物丰产研究小组相继成立，一批批科技人员带着新的科研项目奔赴农村科研基地。
广大科技人员兴奋地说：
“毛主席视察时的大跃进年代又来了。”
本报记者

毛主席语录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
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篡党夺权的自供状
——剖析“四人帮”一伙抛出破坏铁路运输的反革命夺权计划
铁道部大批判组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又被称为国民经济的先行官。
它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因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一直把铁路运输作为破坏的重点目标，千方百计地要把铁路运输搞乱、卡断，要把国民经济搞瘫痪。
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借此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施加压力，打击和陷害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那个黑干将，去年03月下旬，在和太原铁路局一个反革命分子密谋破坏铁路运输时，就赤裸裸地亮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计划：
“要通过批邓夺权。
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现在老干部大部分是代表旧事物的”，“能打倒打倒，不能打倒打跑，打不跑打病、打伤。”
“第1步，要夺权；
第2步，反右倾，镇反；
第3步，在建立新政权之后，再抓生产建设。”
请看，“四人帮”的野心有多大！
他们的反革命策略何等阴险毒辣！
这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自供状，也是一份绝妙的反面教材。
我们只要联系“四人帮”对铁路运输的破坏活动，就可以更加看清他们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
“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这句杀气腾腾的黑话，和盘托出了“四人帮”的罪恶目的。
毛主席、党中央早就察觉“四人帮”结帮篡党的阴谋，一再明确指示，运动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不要层层揪代理人。
但是，“四人帮”却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他们在铁路部门安插亲信，在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地区私设秘密联络点，到处煽风点火，制造事端，层层揪什么代理人，公开反对党的领导，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大野心家江青，就唆使“四人帮”在郑州铁路局的亲信，“搞垮这个地区的铁路运输”，并对他封官许愿，说什么“国务院不行了，省委不行了，以后你可以当省委书记”。
此人如获圣旨，有恃无恐地拉山头，搞串连，围攻省委，打击和迫害新老干部，冲击和破坏铁路运输，大嚷“把运输生产拖下来就是胜利”，猖狂地宣称要夺铁路局的权，夺省委的权。
在“四人帮”的煽动下，有些铁路单位的少数人，私自成立什么“批邓办公室”，取代党委，发号施令，为非作歹。
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个在“四清”运动中被清除出党的国民党分子，竟在“四人帮”支持下，夺了一个铁路局党委的权。
这些事实证明，“四人帮”所谓“夺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夺无产阶级的权；
他们所谓“改朝换代”，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资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江山换成“四人帮”的帮天下。
他们和叛徒、卖国贼林彪一样，都是利令智昏的权欲狂，都是朝思暮想“改朝换代”的复辟派。
“现在老干部大部分是代表旧事物的”，“能打倒打倒，不能打倒打跑，打不跑打病、打伤。”
这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采取的极其恶毒的手段。
毛主席历来十分爱护和关心干部，不论是对老干部还是新干部，都看成是革命的宝贵财富。
在文化大革命中，针对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煽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毛主席多次指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事实正是这样。
我们很多的老干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长期接受毛主席和党的培养教育，久经革命斗争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
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进一步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坚决捍卫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一切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篡党夺权的极大障碍。
“四人帮”给老干部加以“代表旧事物的”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如同他们在老干部头上乱扣“民主派”、“走资派”的大帽子一样，都是为了实现他们那个“你下台，我上台”的阴谋。
但是，究竟谁是“代表旧事物的”？
靠贼喊捉贼的伎俩，是掩饰不了自己做贼的真相的。
“四人帮”踩着林彪的足迹，疯狂地进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不正是证明他们自己要“克己复礼”，是“代表旧事物的”吗？
他们凶狠恶毒地扣帽子，打棍子，欲置老干部于死地而后快，不又是承袭了王明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旧事物”吗？
其实，“四人帮”要打倒、打跑、打病、打伤的，何止老干部，对于新干部，同样要下毒手。
他们把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新干部，诬蔑为“投降派”，把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老干部，统统诬蔑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他们煽动一些人轮番围攻、随意揪斗新老干部，想方设法把干部打倒打跑，拖病拖垮，使好些干部根本无法坚持工作。
在太原铁路局，一些人就是按照“四人帮”那个反革命夺权计划，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揪斗了好些领导干部。
他们任意践踏党纪国法，竟然殴打了山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铁路局、分局党委的负责同志，迫不及待地要夺铁路局的权，夺省委的权。
这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在山西的一次预演。
事后，妄想当中国“女皇”的江青竟然为之叫好，恶狠狠地说：
“走资派为什么不可以打！
？”
可是，“四人帮”对那些听他们话的、跟他们走的，不管是政治流氓，还是叛徒、特务，一律封为“左派”，戴上“路线觉悟高”的桂冠，加以重用。
“四人帮”插手的一些铁路单位，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
有的铁路局还出现过这样的怪现象，一个人还没有入党，就被任命为一个单位的党委副书记，然后才办理入党手续。
“四人帮”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打下去，把为他们卖命效劳的人拉进来，说到底，就是为了实现他们那个“改朝换代”的反革命夺权计划。
“四人帮”所谓夺权之后，要“反右倾，镇反”，其实就是张春桥亲笔写的“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四人帮”一贯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旦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必然要对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挥舞屠刀，实行反革命镇压。
至于“建立新政权之后，再抓生产建设”，这完全是假话，更加暴露了“四人帮”妄图通过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来破坏革命的阴谋。
为什么“四人帮”极力反对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
为什么他们到处煽动停工停产？
为什么他们乱挥“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打击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把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搞上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便无法得逞。
“四人帮”在铁路部门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
1975年，全国铁路职工在四个现代化宏伟规划的鼓舞下，热火朝天地大干社会主义，保证铁路畅通无阻，保证火车运行安全正点，全国铁路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
当时，“四人帮”就立即跳出来干扰和破坏。
他们把广大铁路职工大干社会主义诬蔑为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是“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甚至把铁路运输畅通和火车正点，诬蔑是“路线跑偏了”，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他们极力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运输生产搞乱，把全国局势搞乱，以便趁乱夺权。
剖析了“四人帮”这份篡党夺权的自供状，我们更加看清了这伙害人帮假“左派”、真右派的反革命面目。
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铁路运输的滔天罪行，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把铁路运输搞好，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造成的损失迅速夺回来、补上去，不断争取新胜利。

鞍钢兴起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广大职工大干社会主义，以争分夺秒的精神多出铁多炼钢多轧材
据新华社沈阳1977年01月18日电
一个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正在我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鞍钢蓬勃兴起。
各厂矿单位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及其在辽宁那个死党篡党夺权的罪行，批判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使“四人帮”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鞍钢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颂扬华主席领导我们党取得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不朽功勋，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使大家不断加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
广大职工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紧紧抓住他们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个要害，列罪状，批实质，扒下他们的层层画皮，还其反革命的真面目。
眼前山铁矿、第一薄板厂等单位，组织工人理论骨干系统地批判“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鼓吹以反经验主义为“纲”，结行帮、搞分裂，以及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等等罪行，效果较好。
工人们反映，这样批判，目标集中，火力集中，一下子就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
化工总厂、第2炼钢厂等一些单位的大批判组、工人理论小组，还系统地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批判了“四人帮”在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搞修正主义的罪行，并且和群众一起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把“四人帮”与国际国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布哈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对照起来批判，使大家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内的资产阶级为了篡党夺权，都要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但是不管他们伪装得多么巧妙，我们只要用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一对照，他们的狐狸尾巴就会被抓住，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鞍钢广大职工在深揭猛批“四人帮”的同时，对“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的罪恶活动也进行了深入批判。
广大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愤怒地指出：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曾先后八次窜来鞍钢，每来一次，都给鞍钢带来一次大混乱。
他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经常把毛主席的指示肆意歪曲和篡改；
他窜到东鞍山矿时，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他既不喊，也不举手；
甚至在第一薄板厂还恶毒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反动透顶！
他步步紧跟“四人帮”，在鞍钢狂叫“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妄图打倒一大批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和“四人帮”遥相呼应，在辽宁大搞“三箭齐发”，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并窜来鞍钢挑动资产阶级派性，搞什么层层“吹氧”，“火烧”了一大批干部，造成了工人、干部的严重对立，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
他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贬低“鞍钢宪法”，破坏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污蔑坚持“鞍钢宪法”的鞍钢广大工人、干部，是搞“唯生产力论”，“累死活该”。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他又在鞍钢煽风点火，支持少数人，层层揪代理人，妄图把鞍钢搞乱。
他生活糜烂，腐败透顶，1975年他在鞍钢“蹲点”三个月，就挥霍浪费了三万多元，是一个十足的吸工人血的吸血鬼，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也为辽宁除了一霸，为我们鞍钢工人除了一大害，真是大快人心！
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调动了鞍钢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广大钢铁工人正在以争分夺秒的精神为革命多出铁、多炼钢、多轧材。
目前广大职工正在乘胜前进，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变色龙经历之一瞥
梁仲华
1975年09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诗刊》复刊，阴谋家、野心家姚文元别有用心地说什么：
“出点《草木篇》之类，并不可怕，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
姚文元的这句黑话，一方面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批准《诗刊》复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方面又为他自己过去的历史涂脂抹粉。
既然姚文元提到他的“经历”，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经历过来的”吧。
1957年第2期《文艺月报》，有两篇引人注目的奇文：
一篇是反动文痞姚文元的《论“知音”》，一篇是右派分子艾青的《养花人的梦》（属于“《草木篇》之类”）。
前者是杂谈，后者是寓言，二者形式各异，但内容则如出一辙，可谓姊妹篇。
当时，艾青借“养花人的梦”，发泄他对党“数不尽的怨气”，攻击党的文艺政策。
而姚文元也“想了好久”，终于炮制出《论“知音”》这株毒草来。
姚文元不愧为艾青的“知音”。
他借用古人语言，和艾青相呼应，满腹怨恨地说：
“知音其难哉！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摆出一副“悲天悯人”、“为民请命”的架势。
接着，他笔锋一转，以作家“千载难逢”的“知音”自诩，开出了根治“知实难逢”的药方：
“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人应当朝做
‘知音’的方向努力，使自己从一些死板
的教条主义的公式中解放出来”，这样才
能“敏锐地发觉作品中天才的闪光”。
“教条主义”这几个字是姚文元把这篇奇文收入《细流集》时特意加上去的。
人们都知道，资产阶级右派的所谓反“教条主义”，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姚文元所说的“死板的教条主义的公式”，是指“分析‘矛盾冲突’和‘典型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
文艺要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
这是对文艺创作的要求。
姚文元硬说拿这个要求去分析作品，就是“死板的教条主义的公式”，而且还歇斯底里地叫嚣“教条主义的批评是‘吃不开’了”，“教条主义者是应当‘改行’了”，大有把党对文艺的领导一口吞掉之势。
这样，姚文元就说出了右派作家们的心里话，真正成为他们的“知音”了。
右派作家正是用这类语言攻击我们党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姚文元的反党立场，比之其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修正马列主义的真正的教条主义者，正是姚文元及其一伙。
这就是结成“四人帮”以后的姚文元，为什么不恨教条主义，不反教条主义，而大反其所谓“经验主义”。
那么，姚文元从“死板的教条主义的公式中解放出来”之后，他“发觉”了哪些“天才的闪光”呢？
请看：
他发觉了马致远的“小桥流水人家”的“美”；
他发觉了“‘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他发觉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什么“有力地表达出”“天上地下永远不变的深情”；
他发觉了这些作品里面“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而且居然还有什么“闪耀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思想光芒”。
工人拒绝看这些作品，他就说是什么“只懂得机器”，“不懂得人”。
姚文元就是这样用他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这就难怪他为什么对赫鲁晓夫“了解人关心人”的口号是那样心心相印，顶礼膜拜；
对那部鼓吹投降主义的《水浒》，吹捧是一个“不朽的”“悲剧”，小说的结局是什么“邪压倒了正，恶战胜了善”，“激起了人民对于反动的剥削制度的痛恨”，是历代农民运动的“教科书”；
把那部为资产阶级唱赞歌的《上海的早晨》，捧为“优秀作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凡是封资修的东西，在姚文元那里都变成“天才的闪光”，他都要“全力加以维护”。
姚文元是哪家的“知音”，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奇怪的是，当时和艾青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姚文元，一年后，在文艺界对艾青之流进行再批判时，却摇身一变，装腔作势地批判起艾青来了，而且着重批判的就是《养花人的梦》，说艾青所鼓吹的那些花“都是有毒的罂粟花——资本主义文艺。
‘数不尽的怨气’，都是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见《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357页）。
两相对照，前者杀机毕现，后者假装正经，适足构成一副翻手云、覆手雨的“巧伪人”、两面派的阴阳脸、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姚文元就是靠这副阴阳脸“经历过来的”。
说姚文元是一条典型的变色龙，一个十足的政治骗子，这可算一个颇具特色的例证。

“四人帮”破坏市场供应用心险恶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革命委员会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千方百计破坏国民经济，破坏市场供应，妄图摧毁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
我们上海商业部门深受其害，对他们犯下的种种罪行，广大职工正在彻底地揭发和批判。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财经工作制定的总方针。
“四人帮”却极力反对，在他们的唆使下，有的人无耻地叫嚷：
商业工作“要为上海在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着想、争气”，妄图把社会主义商业当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他们挖空心思，施展阴谋，对商业工作进行了种种干扰、破坏。
1975年第4季度，他们以突击外贸收购为名，竟然不顾全国旺季市场的需要，不择手段地硬要内贸把一大批准备投放市场的商品让给外贸收购。
他们还别有用心地说：
“现在中央斗争很激烈，这是为了斗争的需要。”
不难看出，他们蓄意这样干，完全是为着“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目的服务的。
我国是一个八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好市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市场安排得好，有利于安定人民的生活，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
反之，就会给革命和生产、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
“四人帮”一伙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不顾国家的利益。
他们就是要破坏大好形势，搞乱人民的经济生活，在经济领域复辟资本主义，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
“四人帮”一伙不仅在流通领域里肆意破坏市场供应，他们还利用商业的职能作用，把生产部门引向资本主义邪路。
他们一面高喊反对“利润挂帅”“产值第1”，一面大力助长某些生产单位追求利润、追求产值的恶劣倾向。
低脂肪酸日用皂，价廉物美，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但是，由于每吨肥皂的产值较低，“四人帮”及其余党就授意工厂减少生产；
而另一种高脂肪酸肥皂，因每吨产值比较高，他们就让有关生产单位大幅度增加生产。
在生产和流通领域里，这种重大轻小、重整轻零、重贵轻贱的资本主义倾向，完全同刘少奇鼓吹的“怎么利润多就怎么办”是一路货色。
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市场供应，损害了群众利益，冲击了国家计划。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影响了上海一些工业产品的质量，广大群众对此提出意见，中央主管部门也提出了批评建议。
但是，张春桥却认为这是在他们一伙脸上
“抹黑”，大为恼火。
他在一次会上竟然恶毒污蔑中央主管部门的批评建议“是一个大阴谋”，充分暴露出“四人帮”一伙以破坏生产、破坏市场供应达到破坏革命、打击陷害中央领导同志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在经济工作上，目无中央，自成系统，为所欲为，对调往外地的工业品百般阻挠破坏，蓄意搞乱国家的统一计划，破坏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的统一管理。
他们对国家计委下达给上海的生产指标，拒不执行。
他们把上海缝纫机、自行车的生产计划，故意安排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指标，妄图把超计划部分留给自己支配。
不仅如此，他们还煽动生产单位大搞产品自销和以物易物来破坏市场供应，破坏国家计划。
“四人帮”曾经喋喋不休地鼓噪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实际上，他们自身就是一伙地地道道的拚命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的暴发户。
长期以来，他们利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吸吮人民血汗，不劳而获，作威作福，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四人帮”采用卑劣手段，还把一些新产品试销部变成了“新产品私分部”。
1975年七、08月间，王洪文来上海，以“试戴”为名，一次就从上海手表厂窃取手表二百只。
姚文元在他写的一篇黑文中，曾经振振有词地大谈什么“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说什么“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
这段话正是“四人帮”一伙最好的自白。
他们是一小撮货真价实的“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是党内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我们上海商业战线广大职工对“四人帮”搞的这一套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
我们决心与全国人民一道，继续深揭狠批“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滔天罪行，遵照华主席的指示，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尽最大努力搞好市场供应，安排好群众生活，为进一步繁荣城乡市场做出新的贡献。

打着爱国主义旗号　干着卖国主义勾当
——批判“四人帮”破坏我国自力更生发展电视工业的罪行
第4机械工业部大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和林彪一类政治骗子一样，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他们是穷凶极恶的阴谋家、野心家，是阴险毒辣的反革命两面派。
在电视工业发展上，他们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干着卖国主义勾当，极力进行破坏和捣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国电视工业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指引下，有了很大发展。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结束了由于刘少奇干扰破坏造成的十年停滞局面，迈出了新的步伐，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四人帮”口口声声高喊什么“要爱国”呀，什么“要迎头赶上外国先进技术”呀，等等，这完全是骗人的。
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这一伙，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转，大搞崇洋媚外，投降卖国。
他们首先在发展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的方针问题上制造混乱，从中破坏。
为了加速发展我国电视工业，我们从1970年开始组织了全国规模的电视会战，在加快黑白电视生产的基础上，集中一部分力量攻克彩色电视技术关，这完全是必要的。
但是，阴谋家、野心家江青却胡说什么“外国都搞彩色电视了，你们还搞黑白电视，老掉了牙！”
要我们甩掉黑白电视，一步走，光搞彩色电视。
而当我们坚持黑白与彩色并举，使黑白电视的生产成倍增长，彩色电视研制也取得了显著成绩的时候，江青又说什么“彩色电视对我们并不是主要的”，对彩色电视的研制大泼冷水。
你搞黑白电视，她说“老掉了牙”；
你把彩色电视搞上去了，她又说“不是主要的”，真是搞也不是，不搞也不是，赶也不对，不赶也不对，叫你无所适从。
如果听信她的胡言乱语，必然是黑白电视没有了，彩色电视也搞不上去，我国电视工业不知还要停滞多少年。
这哪里是什么“爱国主义”，“迎头赶上”？
分明是要扼杀我国电视工业的发展。
我们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是并不提倡闭关自守。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为了进一步增强电视生产的配套能力，我们曾经打算引进一些必要的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这不仅有利于加强我国电视工业的基础，增强我国自力更生地发展电视工业的能力，使我国的电视工业建立在独立自主的牢固基础上，而且也是完全符合广大群众对发展电视生产的迫切愿望的。
但是，“四人帮”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和破坏。
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大耍反革命两面派，当面赞成，背后捣鬼。
她先是表示同意，过后却说引进的事她不知道，并攻击引进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搞“爬行主义”，等等。
“四人帮”打着“爱国”的幌子，给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加上种种吓人的罪名，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投降卖国勾当的反革命手法。
“四人帮”尽管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口号叫得震天价响，实际上，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洋奴买办，是一伙奴颜婢膝的“崇洋迷”。
他们不仅反对我们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生产设备，而且千方百计地反对使用我国自己生产的各种电视设备。
他们根本无视我国工人阶级和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对我们冲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技术封锁研制出来的彩色电视设备横加挑剔，说这也不好，那也不行，把它们打入冷宫。
我国研制生产的彩色电视中心设备已经装备了一些电视台，质量是好的，性能可以达到稳定播出的要求，并且已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
但是他们还一定要从国外进口彩色电视机、录像机、转播车，等等。
1975年以来，张春桥、江青又多次强令有关部门动用大量外汇，为他们从外国进口全套的电视中心设备、录像设备和录音设备。
我们研制的为电视电影配套的配光机、混响器，完全符合使用要求，有的性能和质量比外国的同类产品好，他们硬是不准用，非买外国的不可。
“四人帮”对洋设备崇拜得五体投地，有的洋设备买回来根本不能用，他们不说设备不好，反而责备我们不会用，没有吃透人家的技术。
他们以势压人，说什么“国产的不可靠，出了故障谁负责？！
”
在“四人帮”眼里，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如果象“四人帮”那样，不准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却要大量进口外国成品，把使用完全建立在购买国外成品上，势必从根本上扼杀了我国自力更生发展电视工业的能力，使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
他们在电视工业问题上的谬论，同刘少奇、林彪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卖国谬论，完全是一路货色。
“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四人帮”大搞阴谋活动，颠倒是非，嫁祸于人，诬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是卖国主义，是为他们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的。
请看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的丑恶表演：
1974年，毛主席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刚刚发动起来，江青突然利用我出国考察代表团收到的一种礼品，制造事端，大作文章，又是写信，又是作“指示”，捞取反革命的政治资本。
她把自己打扮成“爱国主义者”，攻击引进先进技术的决定是崇洋媚外，卖国投降，一时搞得乌烟瘴气。
他们真的是要批林批孔吗？
根本不是。
他们同林彪一伙，本来就是一丘之貉，批林实质上也是批他们。
他们如此借题发挥，大造舆论，蛊惑人心，施展反革命伎俩，玩弄反革命权术，就是为了转移批林批孔的大方向，干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保护自己。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之后，他们又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给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硬加上种种“罪名”，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华主席，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用心何其毒也！
“一唱雄鸡天下白”。
打倒“四人帮”，电视工业大有希望。
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电视工业必将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附图片）
上海港三区码头工人的大字报象犀利的匕首和投枪射向“四人帮”反党集团，剥开了披在他们身上的画皮，揭露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新华社记者摄

草帽的骗局
艾北
1975年的一天，江青送给了两个下乡知识青年一顶草帽，对她们吹嘘说：
“这顶草帽还是我在延安时戴的，现在送给你们作纪念吧！”
当时，她们俩就有些诧异，江青在延安时戴的草帽，到现在至少也有三十年了，怎么保存得这么好？
实际上这顶草帽是不久前一个人送给江青的。
可见江青是个多么无耻的骗子。
本来，把一顶草帽送给两个人，就十分荒唐。
把别人送的一顶草帽说成是自己在延安时戴的，更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
当然，江青的骗局，不止草帽，也绝不止对知识青年。
不过，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江青是如何惯于说假话，惯于骗人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四人帮”都是一样，都是政治骗子，都是诱骗青年的骗子手。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青年说过：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青年的确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
“四人帮”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包藏着篡党夺权的祸心，拚命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
他们袭用林彪的老谱，“诱以官、禄、德”，对上钩的青年加以高位，赐以特权，许以宏愿，腐蚀他们的灵魂，网罗复辟资本主义的马前卒。
请看，张铁生这个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打手，不就是一个活标本吗？
“四人帮”在青年面前，黑手伸得最长。
他们给自己唱赞歌，能从水里唱出油来，似乎只有他们才是青年的导师和益友。
然而，歌声婉转，内藏杀机。
那是寓言中的狼外婆唱歌，可得要小心啊！
“四人帮”是一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是毒害青年的罪魁祸首，把青年引向邪路的教唆犯。
作为反面教员，“四人帮”给青年上了一课，使一些青年懂得了阶级斗争的事。
对“四人帮”一类骗子，一定要提高警惕。

与日月同光辉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同阶级敌人斗争中，无论情况怎样复杂，形势怎样危险，他总是横眉冷对，英勇无畏，机智沉着，为了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他对同志，对人民，却是那样极端热忱，极为关怀，在关键的时刻总是首先想着人民，从来不把自己放在心里。
我们的总理是一个有多么伟大胸怀的人，多么纯粹无私的人！
人们含着热泪谈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周总理乘飞机从延安去重庆，同行的有十多人。
飞机经过秦岭上空遇到了寒流，机翼和螺旋桨上结了冰凌，而且不断加厚，迫使飞机不断下降，情况越来越严重。
为了免于失事，机长命令机械师打开舱门，把行李一件一件往下扔，以减轻飞机负重，减缓下降速度。
机长又让大家背好降落伞，待他命令一下，立即跳伞。
机上的同志都迅速背上伞包，周恩来同志还帮助其他同志背好。
这时，机舱里突然传来小杨眉（叶挺同志的女儿）的哭声。
原来她座位上没有伞包，看到同志们都准备跳伞，急哭了。
周恩来同志立即几步跨到她的面前，解下自己背的伞包，一面给小杨眉背上，一面鼓励她说：
小杨眉，你要象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要同困难和危险作斗争。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这生死危险关头，一心想着别人，把生的希望给予年轻的下一代，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这件事永远铭记在千千万万新中国青少年一代的心坎上。
周总理这种崇高的精神，高尚的情操，与日月同光辉，与天地共长久。
在他光辉的一生中，有多少这样不朽的事迹，激动着我们的胸怀，鼓舞我们前进！

周总理带领我们搏击风云
首都机场民航干部、群众永远不会忘记，二十多年来，周总理率领年轻的中国民航展翅高飞，在搏击风云的斗争实践中，练硬了翅膀。
六十年代初，帝、修、反卡我们，不让我们民航的飞机过境，妄图封锁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空中通道。
为了适应贯彻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需要，周总理亲自领导民航部门迅速开辟了新的航线，打开了我国通往欧洲和西亚、非洲的空中通道。
当时年轻的中国民航还缺乏国际远航的经验，帝修反笑话我们“飞不出去”，“飞出去也飞不回来”。
周总理说：
让他们笑话去吧，我们一定要飞出去！
并鼓励民航的同志们说：
我和你们一起去实践。
1965年05月，周总理出访东非各国，亲自率领我民航208号专机机组，于05月28日深夜零时飞离北京，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民航史上第1次国际远航飞行。
当年执行这一光荣任务的机组同志激动地回忆说：
这真是一次难忘的飞行啊！
单程要飞一万七千三百多公里，沿途要飞越十二个国家，在八个国家首都降落。
当时我们没有经验，又缺乏必要的资料，一路上自然条件复杂，真是困难重重啊！
但是，周总理在飞机上总是鼓励大家，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使我们信心百倍。
在整个航程中，周总理率领机组闯过了因地形、气象等带来的种种困难，圆满完成了访问东非诸国的任务。
在胜利返回北京的时候，周总理勉励大家说：
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们这次不是走得很好吗！
（据新华社）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
阜外医院、首都医院、日坛医院、北京医院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部分医务人员
在沉痛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回忆在总理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追思总理的亲切教诲，缅怀总理的丰功伟绩，我们心潮激荡，思绪万千，仿佛又回到了总理的身边。
敬爱的周总理无限热爱毛主席，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
在毛主席领导下，周总理长期担负着处理党政军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
对于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周总理无限关心。
有一次，毛主席患眼疾，需要使用一种新眼药治疗，总理把眼科医生找来，详细了解这种眼药的性能，对眼睛有没有刺激性。
眼科医生作了回答，总理还不放心，叫医务人员先给他点在眼睛里做试验，亲自体验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才送去给毛主席使用。
毛主席患病以后，周总理经常带病到毛主席住处探望守候。
每次去，总是轻轻走到床前问候主席，细心听取医疗组同志的汇报，并作重要指示；
对于医疗组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周总理总是亲自处理，热情鼓励和支持医护人员的工作。
有一年春节，周总理去看望毛主席，指示医护人员要照顾好毛主席的身体。
总理看到我们春节不能回家，就派人把自己家里过节吃的饺子给我们送来。
看到这热腾腾的饺子，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泪水夺眶而出。
周总理在住院期间，经常对我们医护人员说：
我这里情况很好，你们去看看毛主席，你们要首先尽最大努力照顾好毛主席的健康。
我们每次听到总理的这些指示，或根据总理的指示去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心里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每当报上发表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消息，总理都要亲自阅读；
遇有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电视，总理不论当时正在治疗或正在吃饭，都要停下来细心地看。
敬爱的周总理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心是多么紧紧地连在一起啊！
敬爱的周总理数十年如01日，忠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党为人民日夜操劳，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一次，总理已经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了，我们希望总理能够休息一下，就请警卫员同志去劝总理休息。
总理和蔼地说：
这么多事情，不办完怎么行！
警卫员同志只好习惯地递给总理一条热毛巾，请总理擦擦脸。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总理仍然在紧张地工作着。
我们想，为了总理的健康，无论如何得让总理休息一下。
一位医务人员就去劝总理休息。
总理笑着说：
好吧，再等一等。
等了一会，总理果然站了起来，绕办公桌走了一圈，算是休息了，然后又坐下来继续工作。
总理就这样连续工作了四十二个小时。
象这样的事例，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是数不胜数的。
在住院期间，总理继续领导着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医院的会客室里，他接待了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宾！
在病房里，他批阅了多少重要文件！
1974年底到1975年初，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由周总理主持筹备召开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决定政府的人事安排。
当时总理的病势已经相当严重，同志们看到总理为开好这两个重要会议，通宵达旦地工作，身体越来越消瘦，都忧心如焚，劝总理稍事休息。
但他老人家把自己的疾病完全置之度外，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同疾病斗争，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斗争，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必胜信心。
他老人家完全知道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但越是这样，就越是抓紧一切时间为党工作，越是不肯休息。
敬爱的周总理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总理进医院时，自己带了一床布面的棉被，被面已有几处破洞。
我们不知道这床被哪年哪月开始为总理服务，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就是这床破了洞的棉被，总理一直用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总理的衣服简单朴素，接见外宾时穿的总是那两三套灰色中山服，里面的白衬衣已微微发黄，领子和袖口都已换过，有一件肘上还打了补钉。
总理不戴进口表，出国访问不要制装费。
平时外出喝茶、吃饭、洗衣等都是自己付款，公私十分分明。
周总理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全党、全国人民无限热爱周总理。
在总理住院期间，多少同志从祖国各地、多少国际友人从世界各地来信询问总理的病情。
很多远涉重洋来华访问的外宾，要求到医院看望敬爱的总理。
人们多么盼望周总理早日恢复健康啊！
在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上，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上，当人们看到日夜想念的周总理走进会场的时候，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那种衷心爱戴周总理的激情，是任何语言所无法表达的。
周总理逝世后，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随同灵车从医院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路上，首都人民扶老携幼，自发地、秩序井然地聚集在长达三十多里的马路两旁，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呜咽之声，震撼大地。
灵车所过之处，全部车辆自动停驶，行人都肃立默哀。
总理遗体安放在公墓礼堂时，人们顿足捶胸，悲痛欲绝。
从傍晚到深夜，虽然寒风凛冽，广大的首都人民依然不忍离去，有的在默默哀思，有的用已经湿透了的手帕擦拭热泪。
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总理和人民心连心，血肉相连不能分。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对敬爱的周总理，对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对周总理在革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在周总理生前，他们用尽种种卑鄙伎俩进行诬蔑、攻击和迫害。
周总理逝世后，他们使用欺、压、扣、打等卑鄙伎俩，妄图从亿万人民心中抹掉周总理的光辉形象。
然而，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法西斯的手段不能压住人民对总理的怀念。
“四人帮”越是反对周总理，人民越是热爱周总理，越是证明周总理是翱翔宇宙的鲲鹏，而“四人帮”只不过是几只栖身于粪厕之间的蓬间小雀。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敬爱的周总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
他是认真学习和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
他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管多忙，也要把学习放在第1位。
周总理不但自己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还经常不断地教育大家认真学习。
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周总理给周围的同志详细地讲述了庐山斗争的性质和意义，并意味深长地说：
党的路线斗争，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怎样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就要靠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征途的指路明灯。
要认真看书学习，毛主席从延安讲到开国，讲到现在，就是要我们提高马列主义的水平。
干革命，光靠朴素的阶级感情不行，不读马列、不读毛主席的书就会上当。
这次会上，就有人上了政治骗子的当，跟着起哄，大讲天才。
教训深啊，一定要汲取这个教训。
为了帮助同志们学习，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周总理逐句逐段地给中央机关的同志宣讲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指示。
周总理每天忘我地工作，在临睡前还要坚持读书。
已经拂晓了，在工作人员多次催促下，他才勉强走进卧室。
可是，他那里是在睡觉呀，他半卧在床上，胸前放上一块三合板，拿起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或者当天送来的国际、国内参考材料又读起来。
几十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二个小时过去了，他还在一页一页地翻阅着。
由于太疲劳了，敬爱的周总理最后终于看着看着睡着了。
这时，工作人员轻轻地走进来，眼里含着泪，小心地摘掉他的老花眼镜，取下他手里的书，替他盖好被子，心里默默地说：
周总理啊，您老人家真该好好休息，那怕睡上一会儿也好啊！

铭记周总理的教诲　时刻把人民安全挂心上
公安部治安局理论组
敬爱的周总理历来十分重视人民公安工作，经常教育我们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的指示，认真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为公安工作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早在1950年，周总理就亲笔给我们题词：
“加强人民公安工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以后，又多次提出，公安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明确指出要“依靠群众路线进行肃反，进行揭发坏人坏事”，坚持“党的领导与群众结合”，不要搞苏联的那一套垂直领导和神秘化。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我国的人民公安工作一直置于党的绝对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敬爱的周总理亲自率领我们为加强人民公安工作，同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进行不懈的斗争。
广大公安人员永远不会忘记，1971年02月，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周总理精辟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公安工作的形势，作出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公安工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黑线只是干扰的科学总结，坚决顶住了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批驳了他们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污蔑人民公安工作的无耻谰言，洗刷了强加在广大公安人员头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周总理的精辟论述，说到了广大公安干警的心坎上，给了我们多么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啊！
敬爱的周总理对直接关系公共秩序和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治安管理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怀。
周总理反复教育我们，治安工作要坚持以防为主的方针。
周总理每次外出，看到有开着汽车逆行和骑自行车横冲直闯的现象，总是及时提醒我们要注意整顿秩序，加强治安管理。
1972年11月，北京发生了一起治安事故。
当时已患重病的周总理，亲自把各方面的负责同志找去开会，谆谆告诫，
“风起于青苹之末”，治安问题一定要抓苗头，要做到“月晕知风，础润知雨”。
教育我们要通过这件事总结经验教训，还说：
治安工作是很具体的，一年要大抓几次。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1958年初，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即将公布的时候，周总理在百忙中把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周兴同志和我局的负责人找到他的办公室里，亲切地说：
做公安工作要政治挂帅，又红又专。
并且指出，机关大院，部长宿舍，包括中南海的户口也要管起来，不能搞“治外法权”。
我们学习周总理的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要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认真做好治安业务工作，对社会治安要管紧管严，不能留下空白。
敬爱的周总理严肃认真、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周总理日理万机，昼夜为国内外大事操劳，可对我们送去的每个报告，都看得那么认真，那么细致，连我们用错的标点和写的错别字，都一丝不苟地逐个加以改正。
多少年来，每次重大节日和群众集会的安全工作，周总理都是亲自过问，亲自检查。
记得在1949年五一节的前夕，周总理亲自听取了北京市治安情况的汇报。
当听说前一天发生了电车被烧的事件时，周总理是那样重视，立即询问在场的同志：
去过出事现场没有？
大家都说没有去。
周总理当时并没有责备大家，而是亲自带领同志们，马上赶往现场，细致查看，详细深入地了解情况。
回来时，在汽车上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
我们这一车都是些官僚主义啊！
简单一句话，字字千钧重，这对我们是多么深刻的教育啊！
从此以后，公安机关立了一条规矩，凡发生重大案件和治安事故，领导同志必须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第一手情况，亲自指挥战斗。
敬爱的周总理对广大公安干警的关怀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
周总理历来强调，做公安工作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
他热情赞扬人民警察每年搞爱民月活动，说，这样便于群众监督。
每当看到我们工作中有点滴进步，他就及时表扬肯定，给予充分的鼓励。
周总理多次讲，交通民警纠正违章现象时先敬礼，这个好。
有一次，周总理乘车经过动物园附近的一个路口，值勤交通民警突然开红灯挡住了他的汽车，向他报告说，中央来电话，请总理马上回去开会。
周总理不只一次地表扬了这件事，高度赞扬交通管理工作做到这种程度，指挥灵通，值得提倡。
敬爱的周总理不仅在政治上对广大公安干警无比关怀，连公安干警的身体健康也关心得无微不至。
1960年，周总理看到女民警站在马路上指挥交通，马上想到女同志的生理特征，做这种工作不合适。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一调查，才发现确有问题，以后就不再分配女同志做这种工作了。
敬爱的周总理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极其崇高的威望，但却处处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劳动者。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出席一个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乘坐的是一辆普通的轿车。
在使馆门前调度车辆的交通民警没有认出来，把总理的车调到了离使馆大门较远的地方停下。
当这个民警看到从汽车里走出来的是周总理时，他愣住了，深感自己失职，想马上请总理上车，重新把车子调往使馆门前。
周总理微笑着对这个民警说：
这不很好嘛！
车子停在这里，我走几步有什么关系？
这样可以把使馆门前的地方腾出来让别的汽车停嘛！
听了周总理这平易而亲切的话语，那个民警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
他望着周总理健步向使馆走去的背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敬爱的周总理时刻把人民的安危挂在心上。
是周总理考虑到城市交通安全，亲自指示我们要在街道上标明人行横道线；
是周总理想到司机同志行车方便，要我们把快车道、慢车道之间的白线加粗标清，并在地上写明哪是快车线，哪是慢车线；
还是周总理具体指示我们，在光线暗淡的十字路口安上红吊灯，机动车要设有反光镜等等。
我们的周总理还想到农村社员进城，对城市马路宽、来往车辆多的情况不大习惯，指示我们光划人行横道线还不够，还要在繁华路口的马路中间设上“安全岛”，好让行人走到马路中间时也有个地方躲车。
敬爱的周总理对这些具体工作，比我们专门搞这项业务的人都考虑得周到细致。
人民的好总理，对人民群众的安危，是多么体贴入微啊！
敬爱的周总理对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消防工作，也极其关怀。
早在我国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他就亲自审查签署了《消防监督条例》，向全国发出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消防工作的指示》。
直到重病缠身的时刻，他仍然十分关心消防工作。
1974年元旦，他还指示我们：
公社、工厂、铁路、矿山、机关、学校、商店、旅馆、居民等防火防电，一方面需要进行常识教育和爱护公物财产的教育，另一方面也要多生产一些防火防电的通用工具和制品；
森林起火是值得注意的大事，希望在规划中也考虑到打火、防火工具和其他措施。
周总理的这些宝贵指示，充分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关怀，它将永远铭刻在公安干警的心上，指引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敬爱的周总理心中装着亿万人民，亿万人民对总理无限热爱，无限崇敬，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万恶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妄图从人民的心目中抹掉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只能是白日作梦。
他们的倒行逆施，丧尽了人心，为天地所不容！
敬爱的周总理，您没有离开我们，您的亲切教诲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
我们一定以您为光辉榜样，时刻把人民的安全挂心上，兢兢业业地做好治安工作，为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而努力奋斗。

中泰两国在京换文确认达成商标注册互惠协议
新华社1977年01月18日讯
我国外贸部和泰王国驻华大使馆于1977年01月18日在北京换文，确认两国间达成商标注册互惠协议。
协议规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一方国家的法人和自然人可在对方国家依照其法律、规则、规章申请商标注册并取得已注册的商标的专用权。

光辉题词抹不掉　雷锋精神永发光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某团指战员和集安县各族人民共同揭批“四人帮”破坏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罪行，决心更深入地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
新华社长春1977年01月18日电雷锋生前所在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的指战员，和吉林省集安县各族人民共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反对毛主席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破坏学习雷锋的罪行，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把批判“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更深入地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让毛主席树立的雷锋这面红旗高高飘扬。
正在集安县执行任务的雷锋生前所在团的指战员，同这里的汉、朝鲜、回等各族人民一起，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时，联合举行批判会，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学习雷锋活动的罪行。
指战员们在革命大批判中愤怒地指出，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利用窃取的那部分权力，挥舞反革命的板斧，砍向了大庆，砍向了大寨，也砍向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妄图把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面红旗统统砍掉。
指战员们说，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光辉题词，为我们树立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
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科学地概括了雷锋的革命精神，指明了学习雷锋的正确方向。
广大指战员把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周总理的题词当作座右铭，象雷锋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象雷锋那样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践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象雷锋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一行爱一行，甘当革命的“螺丝钉”，大大加强了部队的革命化建设。
对此，革命人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阶级敌人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四人帮”代表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整天做着篡党夺权的黄粱梦，他们把象雷锋这样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但是，阶级敌人要砍掉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只能是痴心妄想。
“四人帮”越是反对学习雷锋，我们越要好好学习雷锋。
集安县学习雷锋的先进集体——集安镇朝鲜族中学、郊区公社通沟四队、麻线公社建疆三队知识青年集体户的代表们，在批判中列举他们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给各方面带来的蓬勃景象：
公社社员学雷锋，奋力建设大寨县；
知识青年学雷锋，扎根农村干革命；
中小学生学雷锋，誓做革命的好后代。
他们说，学习雷锋，加速思想革命化，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重要意义。
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雷锋，做一辈子好事。
现在，这支部队和集安县学习雷锋的活动正在深入展开。
大家认识到，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要把“四人帮”批深批透，必须认真读书，掌握思想武器。
三营七连的指战员们，采取个人阅读和集体讨论相结合，通读和选读相结合的方法，联系当前斗争实际，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革命理论的风气越来越浓厚，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步步深入。
“雷锋班”的一些战士，被集安镇朝鲜族中学三年级一班聘请为辅导员，战士们有空就到学校给学生讲雷锋故事，互相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这个班级的学生也经常利用假日到部队去交谈学习心得。
现在，三年级一班已成为全县学习雷锋的先进集体。

光辉题词抹不掉　雷锋精神永发光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某团指战员和集安县各族人民共同揭批“四人帮”破坏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罪行，决心更深入地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
新华社长春1977年01月18日电雷锋生前所在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的指战员，和吉林省集安县各族人民共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反对毛主席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破坏学习雷锋的罪行，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把批判“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更深入地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让毛主席树立的雷锋这面红旗高高飘扬。
正在集安县执行任务的雷锋生前所在团的指战员，同这里的汉、朝鲜、回等各族人民一起，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时，联合举行批判会，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学习雷锋活动的罪行。
指战员们在革命大批判中愤怒地指出，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利用窃取的那部分权力，挥舞反革命的板斧，砍向了大庆，砍向了大寨，也砍向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妄图把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面红旗统统砍掉。
指战员们说，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光辉题词，为我们树立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
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科学地概括了雷锋的革命精神，指明了学习雷锋的正确方向。
广大指战员把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周总理的题词当作座右铭，象雷锋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象雷锋那样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践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象雷锋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一行爱一行，甘当革命的“螺丝钉”，大大加强了部队的革命化建设。
对此，革命人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阶级敌人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四人帮”代表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整天做着篡党夺权的黄粱梦，他们把象雷锋这样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但是，阶级敌人要砍掉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只能是痴心妄想。
“四人帮”越是反对学习雷锋，我们越要好好学习雷锋。
集安县学习雷锋的先进集体——集安镇朝鲜族中学、郊区公社通沟四队、麻线公社建疆三队知识青年集体户的代表们，在批判中列举他们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给各方面带来的蓬勃景象：
公社社员学雷锋，奋力建设大寨县；
知识青年学雷锋，扎根农村干革命；
中小学生学雷锋，誓做革命的好后代。
他们说，学习雷锋，加速思想革命化，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重要意义。
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雷锋，做一辈子好事。
现在，这支部队和集安县学习雷锋的活动正在深入展开。
大家认识到，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要把“四人帮”批深批透，必须认真读书，掌握思想武器。
三营七连的指战员们，采取个人阅读和集体讨论相结合，通读和选读相结合的方法，联系当前斗争实际，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革命理论的风气越来越浓厚，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步步深入。
“雷锋班”的一些战士，被集安镇朝鲜族中学三年级一班聘请为辅导员，战士们有空就到学校给学生讲雷锋故事，互相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这个班级的学生也经常利用假日到部队去交谈学习心得。
现在，三年级一班已成为全县学习雷锋的先进集体。

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1977年01月18日讯
利比里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道弗斯·本尼迪克特·托尔伯特率领的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圆满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外交部部长黄华，外经部部长陈慕华，有关方面负责人何功楷、吕学俭、高建中到机场欢送贵宾。

廖承志会见日本新潟县日中友协（正统）活动家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1977年01月18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以日本社会党众议院议员小林进为团长、佐藤武为副团长、米冈隆吉为秘书长的日本新潟县日中友协（正统）活动家友好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张雨、刘向文、吕鹏飞参加了会见。
日本新潟县日中友协（正统）活动家友好访华团是01月07日到达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日本朋友们在来北京之前，曾到上海、无锡、南京、扬州进行了参观访问，同我国人民进行了友好接触，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游览艇”事件真相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是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的。
歪曲事实，制造事端，扩大事态，是其手段之一。
所谓“游览艇”事件，就是他们玩弄的一场拿手好戏。
这场戏曾经鼓噪一时，轰动上海。
现在是揭开它的真相的时候了！
去年04月02日，在上海文化广场的一次万人大会上，“四人帮”的一个爪牙声嘶力竭地在台上狂叫：
现在崇洋迷外，大肆回潮，到处泛滥。
背着广大造船工人，用了大量外汇，甚至把不能用的破烂不堪的游览艇当作宝贝，背了回来。
好家伙，你看他气势汹汹，讲得多么骇人听闻！
那末，这个“游览艇”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所谓“游览艇”，就是上海海运局的“更新”轮。
这是一艘远洋万吨客货轮，可载客二百七十名，装货八千吨，在资本主义国家称为“邮船”。
1975年，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下，外国资本家愿意将这条船当作废钢船低价出售。
为了增添一些运输能力，培训船员，本着勤俭办企业的精神，我交通部决定利用游资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废钢船。
“更新”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买进的，于去年01月交给上海使用。
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那里是什么“崇洋迷外”呢？
可是，“四人帮”认为有机可乘。
当时，他们正到处搜集、捏造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华国锋同志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更新”轮也被他们煞有介事地抓住。
他们把这一根稻草，当作向党中央猖狂进攻的大炮。
他们派人写所谓内部情况，歪曲事情的真相。
明明是邮船，偏偏说成“游览艇”。
然而，造谣总会露出破绽来。
在迄今为止的航运史上，谁听说过有万吨“游览艇”？
假材料到了“四人帮”手里，顿时成了宝贝。
张春桥恶狠狠地说：
你们崇洋迷外，买那么多破烂，不知外国资本家给了多少钱（意指贿赂）？
事态继续发展。
“更新”轮成了“崇洋迷外，投降卖国的典型”。
从此，它停泊在黄浦江，当作一件“展品”，“四人帮”一伙组织一批又一批人上船参观。
“四人帮”控制的报刊、杂志，也大造舆论，紧相配合，什么“花上百万美元，进口外国资本家丢掉的‘瞎眼船’”呀，什么“一只游览船，一副洋奴相”呀……。
一时间，搞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
大会批，小会批，他们张口“游览艇”，闭口“瞎眼船”，说是“更新”轮上的“每一块钢板都散发着资产阶级臭气”。
其实，散发着资产阶级臭气的洋奴，恰恰是“四人帮”及其爪牙。
就在他们大骂“崇洋迷外”、“投降卖国”的时候，他们却一再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再多买几条旧船给上海使用。
真是贼喊捉贼，卑鄙透顶，无耻至极。
稻草毕竟是稻草，稻草岂能成大炮？
“四人帮”制造“游览艇”事件的阴谋，当时就被人们看穿，许多船员愤慨地说：
“更新”轮明明是按废钢船买来的，怎么能说成是崇洋迷外的典型？
“四人帮”的阴谋没有得逞，“游览艇”事件反而记下了他们的罪恶行径。
停泊了半年的“更新”轮又开航了。
本报通讯员
编后
看了这篇报道，真使人怒不可遏！
请看，“四人帮”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采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段！
他们明里峨冠博带，讲些堂而皇之的大话，暗里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却又装得那般正经，煞有介事。
这种表演，恰恰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
广东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党、政、军许多领导干部忠实执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积极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有的还热情地支持子女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插队落户，有力地促进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他们的带动下，广东省去年已有九万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上毛主席指引的同广大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
广东许多领导干部，是在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大喜日子里，兴高采烈地把子女送去上山下乡的。
在送别子女的时候，他们采取多种形式，愤怒声讨了“四人帮”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滔天罪行。
他们说，我们绝不容许“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绝不容许“四人帮”把青年一代引向邪路。
我们一定要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促进派，积极地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贡献力量，保证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去年，广东省高教系统局处级干部的应届毕业生子女，在父母亲的支持和鼓励下，全部带头下乡。
七位大专院校党委书记、革委会成员，都带头把子女送到山区农村安家落户。
广州部队政治部某部负责人李金发，已有两个子女上山下乡，儿子李朝荣已经在广州市郊一个国营农场劳动两年多了。
去年，李朝荣向广州市委提出要转点到西藏去插队落户。
李金发知道这个消息后，积极支持儿子的革命行动。
他说：
“西藏的条件是艰苦一些，但这正是锻炼人的好地方。”
他把切身的体会告诉儿子：
“我们国家能有今天，是革命前辈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你们只有到工人和农民中去，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千锤百炼，才能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湖南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刘晓沛最小的女儿史楠霞，已在广州近郊的农场劳动两年，去年又申请去西藏安家落户，得到上级批准。
去年08月在她动身去西藏时，刘晓沛和妻子从湖南赶来送行，特地送给女儿一枚珍藏了多年的淮海战役纪念章，一首夫妻俩连夜写出来的《送女赴藏》诗。
诗中写道：
“欢送小女赴西藏，我们只有一个希望，希望她闯过那唐古拉山口，扎根在世界屋脊上，拜百万翻身农奴为师，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拿起锄，扛起枪，保卫边疆，建设新西藏。”
吴川县黄坡港务所一位副主任，读了北京市一六六中学革命师生写的《华国锋同志和我们在一起》的文章，深受感动。
他说：
华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连身边唯一的一个小女儿也送到农村去，为我们革命家长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这位干部的二女儿本已留城，在他的坚决支持下，现已豪情满怀地到农村干革命。
（附图片）
陕西省合阳县王村公社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重温毛主席的教导，决心以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实际行动回击“四人帮”。
本报通讯员摄

阿伊迪主任举行招待会
庆祝巴勒斯坦武装革命十二周年
姚连蔚副委员长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1977年01月18日讯
为庆祝巴勒斯坦武装革命十二周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主任阿伊迪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李克，国家体委负责人李青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磊，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在充满热烈友好气氛的招待会上，阿伊迪主任和何英副部长先后讲话。
阿伊迪主任在讲话中回顾了巴勒斯坦人民从1965年以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
他谈到巴勒斯坦当前的斗争形势时说，我们要以革命和人民意志的名义，坚决宣布：
我们绝不停止武装斗争。
我们决心以巨大的毅力和勇气，以坚强的民族团结和统一，将我们的斗争进行到底。
何英副部长在讲话中表示深信，久经战争烈火锻炼的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一定能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挫败超级大国的各种阴谋，打败以色列侵略者，赢得民族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
他重申：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将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向着粮食自给的目标迈进
去年10月，记者访问了孟加拉国的一些农村地区。
辽阔的平原上，阡陌相连的稻田一望无际。
苍翠喜人的冬熟水稻，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巨毯。
微风习习，稻浪千重。
两年来，孟加拉国的农业连续获得了好收成。
孟加拉国人民历来以大米为主粮。
水稻种植面积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
由于长期殖民统治的严重摧残，孟加拉国的农业生产比较落后，粮食一直不能自给。
在前政权执政期间，水稻产量下降，缺粮情况严重，一九七四——1975年度进口粮食高达二百三十万吨。
这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并使国家整个经济状况急剧恶化。
现政府执政后，提出了争取粮食自给的战斗目标，规定了优先发展农业的方针，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实际措施。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
水稻生产的状况迅速改善。
一九七五——1976年全国水稻产量，比前一年度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八，达到一千三百万吨的空前水平；
进口粮食减少了七十六万吨。
一位孟加拉国的朋友向记者说：
“1975年以来取得的丰收不过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还要作更大的努力。
我们正在向着实现粮食自给的目标前进。”
在达卡附近的孟加拉国水稻研究所的试验田里，一片片水稻长得油绿乌青，株壮穗肥。
“目前，我国水稻每英亩单季产量平均只有半吨左右。”
陪同记者参观的研究所所长阿米鲁尔·伊斯拉姆博士站在田坎上，指着试验田的水稻说：
“这些水稻每英亩可以收两吨半到三吨。
这表明，在我国水稻增产有着多大的潜力啊！”
试验田里种植的，是水稻研究所培育的各种良种水稻。
有不少品种已经开始在全国推广。
在研究所里，记者看到了一些株高六米的深水稻。
原来，在孟加拉国有近五百万英亩的耕地经常受淹，雨季水深一米至六米，种植普通水稻往往是有种无收。
因此，研究所正在培育一些水涨多高，秆长多高的深水稻。
在孟加拉国的三季水稻中，春熟水稻由于生长条件有利，单产最高。
可是播种时正是缺水的旱季，目前全国春稻种植面积只占水稻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左右。
如果各地改善了灌溉条件，大量种植春稻，水稻总产就能大大提高。
此外，据研究所估计，目前病虫害对水稻造成的损失约为水稻总产的百分之十五。
如果加强防治，损失可以大大减轻。
在合理施肥、合理密植、改进稻田管理，妥善安排茬口，搞好复种、套种等方面，也都有大量工作可做。
研究所对这些都在进行试验、研究，在有些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为了在全国广大农村发掘增产水稻潜力，孟加拉国政府采取了不少积极的措施。
在库尔纳县，当地政府安排记者去参观富尔泰拉的农业示范田。
建立农业示范田，是当地推广高产良种水稻的一种措施。
政府对一些愿意试种良种水稻的农民给以技术指导，向附近的农民示范，并传授栽培管理方面的技术。
据了解，全国各地采取各种措施推广良种水稻，对水稻增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良种水稻的种植面积占全国水稻种植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产量则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吉大港的郎古尼阿乡的情况，显示了搞好水利对水稻增产的巨大作用。
这个乡的水稻平均单产过去每英亩只有半吨左右。
由于兴修了水利，建立了电力灌溉站，每英亩平均产量增加为一点三吨。
全乡由缺粮一跃而为自给有余。
据了解，目前政府正在各地推广打井和建立电灌站，以扩大农田灌溉面积，为水稻增产创造有利的条件。
库尔纳大区行政长官纳西鲁丁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正着手组织群众，大规模地开渠挖河，以便逐步解决水利问题。
工业部门为了实现粮食自给的目标，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一九七五——1976年，全国化肥产量近三十万吨，比前一年度大大提高。
目前，又有一所新的尿素化肥厂正在兴建，农药产量一九七五——1976年度约八万吨，比前一年度增长了将近百分之三十。
孟加拉国总统农业顾问阿齐兹·哈克接见记者时分析了争取粮食自给的有利条件。
他说：
“我国的农民是勤劳的。
我国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宜于农作物生长，自然条件也是良好的。”……他同时又着重指出：
“解决农业问题，改变单纯靠天吃饭的局面，还需要我们作出艰巨的努力。”
为了实现粮食自给，孟加拉国政府正在研究全面的安排。
哈克顾问告诉记者，增加其它粮食作物比重，是政府正在采取的一项措施。
在一些旱季缺水的地区，推广小麦种植，对增产粮食是十分有利的。
一九七五——1976年，由于扩大了小麦种植面积和推广了小麦高产良种，全国小麦产量从上年的十二万吨增加为二十二万吨。
土豆的生产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今后，政府还计划根据各地条件，推广各种豆类、瓜果、蔬菜，使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全面的发展。
看到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记者不禁想起一件往事：
1973年，苏联故作慷慨，借给孟加拉国二十万吨小麦。
1974年，孟加拉国遭受水灾，粮食减产，苏联却乘机逼债，要孟加拉国立即归还这批小麦。
达卡《假日》周刊1975年09月愤慨地写道：
“这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施加蛮横政治压力的一例。”
“对于这种夏洛克式的索还贷款的行为，苏联是找不到任何政治上或经济上的辩解理由的。”
对第3世界国家来说，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是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
孟加拉国在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为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粮食自给创造了前提。
孟加拉国争取粮食自给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就，无疑又将为它巩固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取得进一步的胜利提供重要的保证。
本报记者（附图片）
孟加拉国人民自力更生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是孟加拉国人民在修乌尔希水渠。
新华社记者摄

孟加拉国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新华社达卡1977年01月12日电
据《孟加拉时报》报道：
孟加拉国本财政年度（1976年07月至1977年06月）第1季度（07月至09月）商品出口额同上个财政年度同期相比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点九。
报道说，在出口收入中，黄麻和麻制品所占的份额最大。
其他货物如鱼制品和皮革的出口额同去年同期相比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孟加拉国特别注意同第3世界国家发展贸易往来，迄今为止，孟加拉国已同七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贸易关系，并在巴基斯坦、伊朗等十五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办事处。
去年，孟加拉国参加了十五个国际博览会，黄麻、茶叶、皮革、新闻纸等主要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普遍欢迎。
孟加拉国加强出口活动，不仅为发展国民经济积累了资金，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它同第3世界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开罗集会庆祝巴勒斯坦武装斗争十二周年
埃及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重申解放所有阿拉伯被占土地
新华社开罗1977年01月14日电
埃及首都开罗01月13日举行集会，庆祝巴勒斯坦武装斗争十二周年。
参加这次大会的约有五百人，其中有埃及人民议会议长赛义德·马雷，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穆斯塔法·哈利勒，人民议会事务部长艾哈迈德·福阿德·毛希丁和法塔赫领导人阿布·伊亚德。
中国驻埃及大使张彤以及各国驻埃及外交使节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马雷议长在会上发表讲话，重申埃及支持巴勒斯坦革命。
他强调指出，中东问题如果撇开巴勒斯坦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解决不了的。
他说，埃及要求尽力加强合作以在各方面支持巴勒斯坦革命。
毛希丁部长代表马姆杜·萨利姆总理在会上发言指出，埃及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解放斗争的立场决不会改变。
他说，埃及把巴勒斯坦革命看作阿拉伯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还说，任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都必须有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参加。
阿布·伊亚德在讲话中说，巴勒斯坦人民决心把抗击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进行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他强调指出，武装斗争是巴勒斯坦革命的基础，巴勒斯坦人民决不交出武器，也决不会放弃他们的原则和战略。
新华社开罗1977年01月12日电
据埃及报纸报道，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01月11日对埃及人民议会的外交、阿拉伯事务和国家安全三个委员会谈到埃及对外政策时重申，“只有当以色列军队从其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土地上撤走时，同以色列的战争状态才能结束”。
他说：
“如果我们发现敌人还没有吸取足够的教训，如果敌人仍抱住过去的幻想不放，我们不排除战争的可能性。”
他说：
“简单说来，这意味着战争并没有结束。”
他说，埃及渴望维护团结，认为团结是对付敌人的主要武器之一。
他指出，在埃及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种种图谋都注定要失败。
他强调说，埃及决不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问题上动摇，并将一直反对侵犯这些权利。
他说，在非洲兄弟反对同以色列种族主义结盟的法西斯政权的伟大斗争中，埃及以它的一切潜力支持非洲兄弟们。
他说，埃及为非洲解放运动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
现在在津巴布韦和阿扎尼亚人民进行的战斗，“是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旅新华侨赞扬《创业》怒斥“四人帮”
新华社1977年01月18日讯
惠灵顿消息：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01月17日晚为旅居新西兰的华侨放映中国彩色故事影片《创业》，受到热烈欢迎。
华侨同胞热情赞扬《创业》是一部好影片，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石油工人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下建设油田所表现的自力更生精神。
他们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
华侨同胞对“四人帮”抗拒毛主席指示，扼杀这部影片的罪行表示强烈愤慨。
他们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阴谋集团的伟大胜利。

“马来亚革命之声”和意大利《布尔什维克报》发表文章
周总理为世界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四人帮”的仇恨使周总理的形象更加高大
新华社1977年01月18日讯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01月18日广播一篇文章，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
文章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逝世已经一周年了。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
他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文章说：
“为了表达我党我军全体同志和我国人民对周恩来同志的衷心爱戴和崇敬，为了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光辉榜样，为了缅怀周恩来同志长期以来对我党和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亲切关怀和宝贵帮助，我党我军各单位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进行了收听或介绍北京电台广播的纪念文章和报道、开展学习运动等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文章追述一年前马来亚共产党、民族解放军和马来亚革命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逝世的情况说，“我党我军各单位和各革命群众组织按照我党中央的通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开展学习周恩来同志崇高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质的运动，有的单位还出版悼念特刊和专辑。
当时，同志们都认为，为了悼念周恩来同志，北京电台一定会陆续广播一系列文章和报道，因此都等待着收听。
有一个单位把我党中央唁电以及从北京电台收录的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中共中央悼词、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唁电、唁函等约六万字，编成悼念周恩来同志的专辑上册出版，并准备接着再出版专辑下册。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北京电台竟然连一篇纪念文章也没有播，以致出版专辑下册的计划不得不取消。”
文章说：
“现在，真相大白，原来当时‘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利用他们把持的宣传大权，恶毒封锁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消息，蛮横禁止北京电台播送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文章，真是罪恶滔天，令人发指。”
文章说：
“去年10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按照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亿万中国人民喜气洋洋，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周围，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
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深揭狠批‘四人帮’，大干社会主义，全国到处莺歌燕舞，呈现一片大好形势。”
文章说：
“在敬爱的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北京电台广播了许多纪念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和纪念活动的报道。
现在我们出版专辑下册的计划不但可以实现了，而且有了丰富的内容了。”
文章最后说：
“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了，他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永垂不朽，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全党全军同志和我国人民的心中。
他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崇高革命精神，他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精力的高尚革命品质，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和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同志和我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新华社罗马1977年01月18日电意大利马列主义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组织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报》最近一期发表文章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
文章说：
周恩来同志一直同毛泽东主席并肩战斗，并且在毛主席领导下，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章说，周恩来同志“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粉碎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反党集团，以巨大的勇气进行了斗争。
他不仅受到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爱戴，而且受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爱戴。
他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文章说：
“正因为周总理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最坚定支持者，是‘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最大障碍，所以王张江姚‘四人帮’才仇恨周总理。
但是这些叛徒和资产阶级野心家（对周总理）的仇恨，非但不能贬低周恩来同志的形象，相反，使他的形象更加高大。
周恩来同志在历史上将永垂不朽。”
文章最后说，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都将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坚定性和他的榜样，把毛主席的事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什么叫做国际收支？
问：
什么叫做国际收支？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不好在资本主义世界会造成这个国家货币信用猛跌或不稳？
答：
国际收支是指一个国家，包括政府和个人，在某一固定时期内，对国外进行的全部收入和支出。
其中又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部分，前者主要包括：
（一）商品的输出和输入；
（二）旅游、运输、保险和利息等方面的收入和支出，即所谓无形收支或非贸易收支。
资本项目包括：
（一）私人资本的输入和输出；
（二）政府当局对外进行的或由国外收入的长期性资金或“经济援助”等等。
如果在某个固定时期内一国收进的钱多于流出的钱，那么它就是具有国际收支顺差也叫国际收支盈余。
如果情况相反，那就是有了国际收支逆差或国际收支亏空。
一个国家出现了国际收支逆差，那就是它对国外欠了债务。
对于这种债务，归根到底，是不能用本国货币去清偿，而是要拿国家持有的黄金和外汇（外币）储备来偿还。
这样，为了还债，它手中掌握的黄金外汇储备自然就减少了。
黄金外汇储备是一国货币信用的保证。
储备减少了，有关的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自然也要下跌。
愿意兑换或保存这种货币的人就大大减少。
不要的人越多，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它的币值也越下跌。
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越大，它的货币汇价也跌得越厉害，原因就在这里。
国际收支逆差巨大的国家为了维持本国货币的对外信用，总是向国外大量举债。
但这只能救急于一时。
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变国际收支入不敷出的局面。
一般是加强工业品的出口竞争能力，或对进口采取限制措施，把贸易入超变为贸易出超。
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国际收支顺差，那就是国外欠它的债务有了增加。
这样，它手中的黄金外汇储备自然也会增加。
它的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也比较稳固。
要的人多，对外汇价也会上升。
目前在西欧国家中，西德马克和瑞士的法郎就属于这一类。

勃列日涅夫又碰了一鼻子灰
新华社记者短评
据意大利报纸透露，在意大利外长福拉尼最近应邀访问苏联期间，勃列日涅夫曾亲自出马兜售所谓“欧安会”与会国缔结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的建议，企图诱迫意大利上它的圈套，但却碰了一鼻子灰。
苏联这个建议的真正目的是要缚住北大西洋集团的手脚，固定苏联集团在欧洲拥有的常规兵力优势。
因此，它一出笼就遭到美国和北大西洋集团其他成员国的断然拒绝，但是苏联并不死心。
据意大利米兰《新日报》报道，勃列日涅夫在会见福拉尼外长时，极力想了解意大利对缔结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问题持什么态度。
福拉尼外长则“明确”表示，对这个建议，意大利不能离开北大西洋联盟所持的否定立场。
这家报纸说，勃列日涅夫竟然质问道：
“难道意大利对防止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不感兴趣？”
福拉尼外长反驳说，意大利是个只有五千五百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国家，“我不相信第1次打击的威胁可能来自我们”。
福拉尼外长接着说，不但不应该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应该首先使用其他武器来发动战争。
据罗马《时代报》指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一直企图“在双边基础上发展同欧洲共同体国家的政治关系。
他们利用一切机会重复这种方针”，但是“说老实话，收效是可怜的”。
人们记得，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前年夏天访问罗马时，就曾公开扬言要意大利同苏联“对一对政治时针”。
前年年底意大利总统利昂纳应邀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甚至企图压意大利承担更多的政治义务，但是没有得逞。
勃列日涅夫这次又碰了一鼻子灰。
事实说明，苏联企图在“缓和”和“裁军”的幌子下，通过加强同欧洲共同体国家的双边关系来达到分化欧洲、排挤美国，以便它向西欧扩张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
然而，欧洲共同体国家对苏联扩张的警惕性已经逐步提高，不管苏联玩弄什么花招，其结果都将是不妙的。

意大利经济困难重重
据新华社罗马1977年01月05日电
1976年，意大利经济困难重重。
据报道，1976年一至10月份，意大利的外贸赤字达四万一千四百二十亿里拉（约四十八亿美元），比前年同期增加一点八倍以上。
为了应付国际收支赤字的压力，意大利官方大量借债。
目前意大利所欠外债达一百七十亿美元，每年仅付利息就达十多亿美元。
巨额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外债使意大利货币里拉地位十分虚弱。
仅1976年一年内，里拉对美元的汇率就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1976年意大利通货膨胀严重，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已超过英国居首位。
造成这种严重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庞大的财政赤字和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大量发行各种债券。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76年头十个月，国家财政赤字高达九万七千四百二十一亿里拉
（约一百一十三亿美元），比1975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九以上。
意大利政府所欠内债总数达三十一万五千亿里拉（三百六十四亿美元）。
意大利工业生产虽然从1975年年底开始回升，但至今许多重要工业部门仍然未达到经济危机前的最高水平，而且回升速度不稳定。
与此同时，失业问题非常严重，1976年07月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意大利失业和半失业人数为一百一十万；
工农业平均就业人数比1975年有所下降。
广大劳动群众为了争取生存权利，反对垄断资本转嫁危机，奋起斗争。
在1976年里，罢工斗争此伏彼起，一些地方的劳动群众自发举行罢工，有些工厂的职工还进行了占领工厂的斗争，阶级矛盾有了进一步发展。

从澳大利亚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伪善和险恶
是友好往来，还是掠夺扩张？
从澳大利亚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伪善和险恶
新华社堪培拉1977年01月17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幅员广大、农牧产品和矿藏丰富的澳大利亚久已垂涎三尺。
近几年来，它在“平等贸易”、“友好往来”等伪装下，通过各种途径，对澳大利亚加紧掠夺、渗透和扩张，引起澳大利亚官方人士和各阶层人民的不满和抵制。
几年来，苏联由于农牧业接连减产，就拚命向澳大利亚大量抢购小麦、羊毛、牛肉和糖等农牧产品。
同时乘人之危，杀价收购。
近几年，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澳大利亚农牧产品出口困难，肉类生产大量过剩，苏联趁此机会压价买进。
据维多利亚州农民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揭露，1974年“苏联人以极低的价格买了三万五千吨牛肉”，他们知道我们有大量剩余，就把价钱压到不能再低才买。
去年八、九、十三个月苏联又利用澳大利亚因干旱引起大批屠宰牲畜，牛肉大量积存的困难，以每公斤低于时价六分（澳元）的价格收购了一万二千吨去骨牛肉。
十一、12月继续以低价抢购牛羊肉五万六千多吨。
苏联人把澳大利亚丰富的矿藏称作“一颗珍珠”，垂涎欲滴，不断派官员和“专家”前去“考察”，并以“技术合作”为幌子企图插进一脚。
苏联的“莫斯科人民银行”千方百计企图伸进澳大利亚。
在暗中通过中间人出面向澳政府贷款不成的情况下，就用向澳各种垄断企业集团贷款投资的办法挤进来。
据报道，昆士兰州一家名为康姆芬的商业集团就是由“莫斯科人民银行”作后盾的。
这家苏联银行还在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附近投资一亿澳元购买房地产，在悉尼和西澳大利亚州也在进行活动。
向债务人逼债是苏联向澳大利亚渗透的又一手法。
去年05月，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一位商人因为还不起债，被迫卖掉抵押给这家苏联银行的一块地皮和一个农场。
苏联的这种卑劣行径不能不引起澳各界人士的关注。
去年09月15日苏联一个被称为“东西方关系专家”的扎马什金教授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讲学”时，听众就曾对“莫斯科人民银行”和澳大利亚垄断集团勾结在一起，为获得高额利润，在澳大利亚投资购买土地，强拆大批民房，建造商业中心的投机行为愤怒地进行揭发。
澳大利亚《先锋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在暴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澳大利亚所进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渗透的深度方面，‘莫斯科人民银行’目前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
苏联的海运公司为了控制南太平洋海运业，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的手段，力图挤垮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海运公司。
去年04月，苏联远东船运公司在澳大利亚大做广告，公开以低于公议价格百分之十五的运费来抢生意。
澳大利亚各家船运公司对此十分愤慨，认为这是对澳大利亚海运业的严重威胁，曾上书澳大利亚政府请求保护。
苏联还袭用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方式，与澳大利亚资本家搞“合营”船运公司。
目前苏联大型定期货船频繁往来于澳大利亚各主要港口和日本、菲律宾的港口之间，抢去了澳大利亚各船运公司的大笔生意。
澳大利亚报刊惊呼：
1976年头三个月到澳大利亚海岸活动的苏联船只已达一百零八艘，与1973年同期比较，增加了二倍半。
一位船运公司经理对澳大利亚记者指出：
“俄国人压低运费的作法不是商业性的，而是政治性的。
这是施加俄国影响的一个步骤。”
近十年来，苏联还处心积虑地要在澳大利亚开辟航空线。
苏联民用航空公司不顾澳大利亚方面的意愿和利益，屡次要求把它的莫斯科—雅加达航线延长到悉尼，遭到澳方的拒绝。
后来苏联又采用新花招，首先取得新西兰政府同意一架苏联旅行客机在去年09月飞抵新西兰，然后要求澳政府同意以悉尼作为“技术性中途站”，其目的仍是要开辟苏澳航线。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是它妄图称霸世界的又一例证。
其要害是扩展它与美帝争夺澳大利亚的实力，挖美帝的墙脚。
正如去年09月一次澳大利亚群众示威大会上散发的一份传单所写的：
“在澳大利亚，美国的多国公司是劳动人民的主要剥削者，苏联老板们也要来分一杯羹！”
“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摆脱美国超级大国干涉，而且要摆脱俄国超级大国的干涉。”
这就是澳大利亚人民今天的呼声。

美国逮捕两名向苏提供情报的美国人
新华社1977年01月18日讯华盛顿消息：
美国当局01月16日宣布，美国又逮捕了两名向苏联特务提供美国高度机密军事情报的美国人。
据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拉伦斯·凯利宣布，这两名美国人在1975年和1976年同一名苏联驻墨西哥大使馆的“随员”接触，“向苏联政府通报、传递和转送有关美国的防务情报”。
苏联大使馆曾向他们提出了“一张（提供情报的）项目清单”，“其中包括火箭结构”等，还先后给了他们至少一万七千五百美元的费用。
据报道，向苏联提供情报的美国人之一，曾是美国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的职员。
这家公司专门为美国提供用于弹道导弹、卫星以及各种军事装备的先进军用电子设备。
这个职员窃取了这家公司的“高度机密的情报、文件和器材”。
在逮捕另一名美国人时，还当场截获了准备在今年01月向在墨西哥城的苏联大使馆提供的已经拍摄了情报的三个微型胶卷。

英镑地位的没落
西方世界的经济经过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年中为期短暂的回升，从去年秋季起，又陷入严重的困境。
英镑汇价不断下跌，就是这种情况在西方金融领域的反映。
在1976年年初，西欧货币金融市场上英、法、意等国的货币都处在风雨飘摇状态，其中尤以英国为甚。
一英镑的汇价落到了只值两美元多一点（1972年06月时还值二点五七美元）。
06月初又跌到一点七○美元。
伦敦是西方世界的金融中心。
外国政府、银行、公司和私人在英国存放的英镑存款就有一百亿美元左右。
英镑汇价直线下跌，当然要造成大量存款从伦敦提走，使西方货币金融市场出现大混乱。
为了稳定局面，英格兰银行从去年年初起，就提高存款利率，并向国际货币金融市场上大量抛售黄金外汇以阻止英镑汇价下跌。
但是英国的全部黄金外汇储备合计只有五十多亿美元，应付不了国际市场上大规模挤兑英镑的风潮。
在英镑信用接近破产的严重威胁下，06月初美国、西德等西方国家给英国提供了一笔五十三亿美元备用贷款来稳定市场。
但是由于英国去年头九个月的对外贸易逆差已达四十二亿美元，加上出口继续不振，因此英镑仍然不稳。
10月底竟跌到一点六○美元以下。
而且它从上述备用信贷中所动用的约十六亿美元，须于去年12月09日前偿还。
英国政府为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不得不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借款三十九亿美元的申请。
另外，它还向美国、西德等国家商借为数达一百亿美元的巨额贷款以求度过难关。
英国越来越依靠借债过日子。
这是和英国国内经济千疮百孔、工业竞争能力日趋衰落分不开。
一个世纪前，英国的工业品出口占全世界工业品出口的百分之四十，目前已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九。
它的工业生产已有六年多停滞不前，两年来英国失业人数从七十万增加到一百四十万。
本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预计将高达二百亿美元。
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在共同市场九国中，也是除意大利以外最严重的，达百分之十五。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为维持其疮痍满目的经济，只好又求助于大量向外举债了。
目前，英国工党政府为稳定国内经济，正在继续紧缩金融，节约开支，限制国内工资、物价上涨，以求制止通货膨胀恶化。
但是，英国的各种经济痼疾都是根深蒂固的。
历届政府对之都无能为力。
譬如，本届工党政府1974年上台时就宣布过要在1976年内把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从百分之二十多降低到百分之八。
但是，在去年07月一度降至百分之十二点八以后，又逐月上涨，11月份已超出百分之十五，这个诺言终于落空。
不仅如此，两年来英国政府紧缩经济、节约开支的结果，造成了市场需求萎缩，生产下降，失业人数增加。
难怪10月下旬，当工党政府决定下一财政年度要削减开支二十亿镑来遏止恶化中的通货膨胀的时候，工党内部另一部分人立即加以反对，认为这样一来，会造成更厉害的工业停滞和更可怕的失业。
英镑本来是资本主义世界重要储备货币。
在二次大战前的1938年，其官价为四点八九美元，大战爆发后定为四点零三美元。
1949年09月贬值到二点八○美元。
在这以前，英镑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总额中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当时世界贸易的一半是用英镑结算的。
现在，由于英镑日益贬值，它在各国的外汇储备总额中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五。
在国际贸易中用英镑结算的贸易只有百分之十二左右。
（附图片）

违反航海条例　制造交通事故　威胁航行安全
苏联船只在土耳其海峡称王称霸引起不安
新华社安卡拉1977年01月17日电
苏联船只经常违反航行条例，在土耳其海峡不断引起事故。
土耳其有关当局要求采取预防措施来保证海峡的航行安全。
据《土耳其每日新闻》01月17日报道，两周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在两海峡中间的马尔马拉海已经发生了三起重大事故，有六艘外国轮船相撞，其中三艘沉没。
这三起重大事故中有两起和苏联船有关。
去年12月28日，苏联万吨货轮“马切斯塔号”从黑海开往地中海，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没有土耳其领航员领航，又不顾在海峡的一艘印度货轮不断发出的警告信号，结果和这艘印度货轮相撞。
这艘印度货轮船身断裂下沉。
这次事故致使海峡通航暂时中断。
事故发生后，苏联货船被扣，船长曾被土耳其警方逮捕。
01月12日，在马尔马拉海上航行的另一艘苏联货船和一艘利比里亚货船在达达尼尔海峡开口处东北二十五英里的地方相撞。
苏联“伊凡·谢契诺夫号”沉没，利比里亚货船受到严重破坏。
这家报纸说，土耳其港务局对土耳其海峡的航行安全越来越担心。
据官方统计数字，1960年以来，仅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发生了二十五起海上交通事故。
在这些事故中，苏联船的比率最大。
这些事故不仅使船只受损，海峡通航受阻，并且危及了海峡和伊斯坦布尔市的安全。
1966年03月两艘苏联船撞毁后，大火延烧了附近的一个设施和一艘土耳其渡船。
土耳其报纸还报道，除了有越来越多的苏联军舰通过土耳其海峡之外，百分之五十五的苏联商船队以黑海为基地，经常穿过土耳其海峡进入地中海和其他海域。
这些苏联船只经常不用土耳其领航员领航，不断违反航行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