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在全国广大农村，深入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必将迅猛兴起一个新高潮。

参加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前右），从北京刚回到大寨，社员们就把她围起来，郭凤莲随即向他们传达会议精神和华主席、党中央对大寨、昔阳的亲切关怀。
　
　新华社记者摄

毛主席的“面向农村”光辉题词指方向
安徽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为普及大寨县服务
据新华社合肥1977年01月17日电
安徽省各地专业剧团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最近在滁县地区召开经验交流会，重温毛主席关于
“面向农村”的光辉题词，揭发批判“四人帮”利用文艺反党的滔天罪行，决心在全省文艺界掀起一个面向农村，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服务的新高潮。
1951年10月，滁县地委文工团在建团两周年的时候，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汇报了他们深入农村为贫下中农演出的情况。
毛主席非常关怀，给这个团题写了“面向农村”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毛主席的光辉题词，给了全省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许多剧团制订了规划，努力做到常年上山下乡演出。
1968年，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曾亲自率领原滁县地委文工团部分团员，把毛主席的光辉题词手稿护送到北京，后来又多次书面报告，要求发表和宣传贯彻毛主席的光辉题词。
可是，“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和白骨精江青对毛主席题词冷如冰霜，根本不予理睬，致使毛主席的光辉题词一直没有和全国人民见面。
“四人帮”对抗毛主席指引的文艺方向，散布种种谬论，妄图捆绑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的手脚。
但是，安徽省各地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决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文艺方向和“面向农村”的光辉题词去做。
特别是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安徽省文化部门专门召开了全省剧团工作会议，组织全省各地一百多个专业剧团立即上山下乡。
对此，“四人帮”千方百计地进行干扰和破坏。
但是，在中共安徽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专业剧团贯彻华国锋同志总结报告的精神不动摇。
他们把积极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服务作为贯彻“面向农村”光辉题词的重要内容。
打倒“四人帮”，安徽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加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他们决心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高地举起“面向农村”的光辉旗帜，为宣传贯彻华主席、党中央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所发出的战斗号召而努力奋斗。

“理论无用论”的反动性
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
周培源同志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一贯指示精神写的。
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文章既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又着重批判了“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阐述了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四人帮”却把它视为寇仇，千方百计地扼杀这篇文章，组织围攻，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真是反动透顶！
张春桥、姚文元根本拿不出什么象样的“论据”来反驳。
他们用的是扣帽子、打棍子，再加上拙劣的诡辩。
他们叫嚷：
“现在提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就是搞理论脱离实际”，就是“刮理论妖风”。
按照“四人帮”的荒谬逻辑，要承认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必得取消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
于是他们给它贴上“西方资产阶级”的标签，把它宣布为一堆“无用的本本”。
谁要提倡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就是抛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这是“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的一个典型例子。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与实践是对立统一的。
承认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是要一方面承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又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另一方面又要承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因此，轻视理论或者轻视实践都是错误的。
在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由于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是存在的。
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和科学工作者批判这种错误倾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后还要这样做。
但是，“四人帮”却别有用心地借机大肆散布“理论无用论”，把研究理论说成就是理论脱离实际，要从根本上取消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绝不是“四人帮”可以任意“取消”的“无用的本本”，也不是他们所说的“抽象而又抽象”，以至于“一点也不与生产实践沾边的东西”。
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虽然与应用科学不同，不是以某一生产部门或某一类具体的生产问题为对象，它的任务是探索自然界中更普遍的规律。
它的概念、规律和体系比应用科学的抽象程度更高，但它毕竟是人类对于自然的规律性的认识，归根到底是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产生出来，又反过来指导和促进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
实践证明，人们的认识从具体上升为抽象，不是离开了客观真理，而是更加接近客观真理。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拿这种对自然界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的认识去改造自然界，就会产生更大的实践效果。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反复证明，许多生产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基本理论问题的解决。
一旦在基本理论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的突破，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就产生革命性的飞跃，引起技术上的突飞猛进，给予生产发展以深远的影响，从而使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和改造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例如牛顿力学、热力学和电磁理论的建立，对于十八、十九世纪的工业发展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十世纪以来原子、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建立，对于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半导体和激光技术的发展，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巨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
（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马克思主义者还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哲学世界观的深刻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毛主席常常引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的事例来阐述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能否及时地、迅速地把基础理论搞上去，这是我国能否攀登现代科学技术高峰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能否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赶超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一个关键。
生产技术和应用科学都是离不开基础理论的。
如果我们自己不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搞出独创性的研究成果，那就只能永远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爬行。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本来就是一伙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洋奴、卖国贼，他们散布对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取消论”和“无用论”，就是要拖住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后腿，搞垮国民经济，从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我国重新沦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用心是很毒的。
“四人帮”为了论证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无用”的荒谬论点，由姚文元亲自授意，在报刊上又抛出了一个更加荒谬的论点，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自然科学最基础的理论”，公开鼓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代替自然科学，这是直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毛主席十分明确地指出：
“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
“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
毛主席精辟地阐明了哲学同自然科学的辩证关系，即一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
“四人帮”肆意篡改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公开鼓吹“代替论”。
在他们控制的舆论阵地上，甚至把“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句话作为“奇谈怪论”加以攻击、批判。
他们公开把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与哲学等同起来，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
这样做，不仅损害了自然科学，更重要的是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批判过用马克思主义代替文艺创作，在文艺作品中写哲学讲义的荒谬做法。
毛主席指出：
“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自然科学也必然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实，“四人帮”所鼓吹的“代替论”，只不过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用唯心论、形而上学去代替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
江青、姚文元还乱写批示，鼓励和欺骗有些幼稚的青年，只靠玩弄哲学概念的游戏，不做任何艰苦的科学工作，就想去推翻狭义相对论、热力学第二定律等自然科学基础理论。
他们希冀用两三句诡辩词句去创建科学上的奇勋。
他们害得少数青年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冥思苦想，企图凭借空洞的哲学思辩去“推翻”牛顿定律，去“设计”永动机，去“发明”新式武器等等，真是谬种流传，害人匪浅！
“四人帮”所制造的种种反动谬论，在科技界和教育界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有的综合大学出现了“理不讲理”（理科不开设基础理论课）的现象。
甚至出现了个别综合大学生物系不讲遗传学和进化论，只讲几种作物和家畜。
有的医科学校把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等基础课也都砍掉了。
有的科研单位，任意砍掉理论课题，解散理论研究室，把大批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打入冷宫，长期无所事事。
诸如此类的倒行逆施，使我国科技人员的培养受到破坏，使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受到摧残。
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揭批“四人帮”，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篡改了的理论、混淆了的界限、颠倒了的是非，一一加以纠正和澄清，把“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决心，有能力迅速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争取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贯彻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昔阳县委迈出新的一步
编者按：
中共昔阳县委带领全县人民，认真学习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任务，推动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建设高标准大寨县。
他们实行书记动手，全党大办农业。
普及大寨县，县委是关键。
昔阳的路子对头，措施过硬，值得重视。
元旦早上，参加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从北京赶回县城，立即召开了县委常委会，接着又召开了公社的党委委员、先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参加的报告会和有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
会后，各公社、各大队迅速向全县人民传达了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和陈永贵副总理的报告。
八天时间内，会议精神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广大干部、群众展望全国大好形势，深感责任重大。
大家说：
华主席、党中央给了昔阳人民很高的荣誉，全国人民对昔阳抱着很大的希望。
昔阳作为大寨大队的所在县，作为全国第1个大寨县，只有批出新水平，干出新成绩，迈出新步伐，做出新贡献，才对得起华主席、党中央，对得起全国人民。
全县以大寨大队雷厉风行落实会议精神为榜样，大办了三件事：
第1是大学习、大宣传、大发动。
全县干部和群众都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学习陈永贵副总理的报告，开展“议形势，讲任务，表决心”活动。
昔阳县委和各级党组织，批驳了那种在荣誉面前心安理得，在成绩面前自满自足的错误思想，要求全县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都要认真回答几个问题：
全国掀起普及大寨县的新高潮，昔阳应该怎么办？
你们那里怎么办？
你本人怎么办？
从县级机关到大队，从集体到个人，都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基础上，研究、制订今年的大批、大治、大干的计划。
第2是深揭猛批“四人帮”。
昔阳县委和各级党组织，批驳了那种认为我们同“四人帮”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没有什么流毒和影响要肃清的错误思想，使大家提高了抓好这项中心任务的自觉性。
广大干部、群众在地头、饭场、夜校、家庭，到处摆开大批判的战场，一张张大字报，一幅幅漫画，一首首诗歌，万炮齐发，深揭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和“三反一砍”的罪行。
他们还认真检查大批修正主义够不够，大批资本主义够不够，大干社会主义够不够，大寨红旗举得高不高？
认真检查是否认识了毛主席树立大寨红旗的伟大意义，是否认识了大寨的根本经验，是否象大寨那样同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第3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昔阳县委和各级党组织，批驳了那种右倾保守，满足现状的错误思想，要求鼓足干劲，挖掘潜力，把冬季生产搞得更好。
目前，各社队正在深入发动群众，修订新的计划（原来的计划已经被突破了）。
为了把领导精力和作战兵力高度集中到农业战线上来，中共昔阳县委正在采取六条组织措施：
第1，立即抽调一百五十名县级机关干部，下放到社队，到第1线抓农业学大寨、建设高标准大寨县运动。
这些干部下去以后，一蹲四年不变，保证把自己蹲点的大队建成大寨式大队。
第2，下决心压缩各单位未经计划批准从农村招的临时工、合同工。
第3，一切户口在农村、人在城市的干部、职工家属，一律回到农业第1线，不许坐在县城吃闲饭。
第4，坚决压缩城镇、农村的非生产人员，充实第1线的劳动力。
第5，所有县级机关各科局，都要到农村包点，年底检查。
第6，坚决执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坚持办好县级机关五·七干校，分批轮训干部。
本报通讯员

高举农业学大寨红旗　顶住“四人帮”干扰破坏
天门县棉花总产量突破一亿斤
据新华社武汉电
湖北省天门县各级党组织高举“农业学大寨”红旗，坚决顶住“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夺得农业全面丰收。
去年，全县棉花总产量一跃突破了一百万担的大关，成为我国皮棉总产量最多的一个县。
天门县是湖北省棉花集中产区，全县有棉田七十八万亩。
从1973年以来，这个县平均亩产皮棉都超过百斤，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去年，棉花产量继续大幅度上升。
全县皮棉总产量比前年增产十一万二千三百担，平均亩产达到一百二十九斤，创造历史最高水平。
去年，正当全县人民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时候，“四人帮”制造种种修正主义谬论，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把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一棍子打下去。
县委和各级党委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前进，坚持整党整风，加强县委和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坚持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不断解决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问题，激发了广大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天门县委和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
多年来，他们把多种棉花、种好棉花，给国家多作贡献，作为自己应尽的光荣职责。
各级党委把棉花生产列入工作议程，从加强领导到技术管理，都经常进行研究，并且派出大批干部到产地调查研究，总结和推广棉花增产的先进经验。
他们根据全县平原、滨湖、丘陵地区粮棉生产不平衡的状况，狠抓了不同地区如何平衡增产的问题。
他们总结了小庙公社健康一大队夏粮上《纲要》，早稻上《纲要》，皮棉平均亩产一百五十斤，连年粮、棉双丰收的经验，有效地推动了全县夺取粮、棉双高产。
去年全县不仅棉花产量突破一百万担，而且粮食产量比前年增加一成以上。
生猪和家禽饲养量、鲜鱼、麻类、蚕茧、莲子、黄花菜、蜂蜜等多种经营也都比前年增产。
天门县各级党委注意把广大干部、群众在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大干社会主义农业上来。
他们顶着“四人帮”扣的“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大搞农业技术改革，落实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大力改变生产条件，保证了棉花和粮食的丰收。

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访沪后返京
新华社1977年01月17日讯
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在上海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利比里亚贵宾是15日由北京前往上海的。
当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西光举行了欢迎宴会。
宴会上，宾主频频举杯，祝愿中利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贵宾们在上海期间，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马陆人民公社、上海第3机床厂、新华医院，并游览了市容。
利比里亚贵宾抵离上海时，杨西光副主任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迎送。

华主席指引我们种好“跟班田”
——湖南省常德地区地、县领导干部向劳动模范学习跟班种田的调查
在华国锋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几年来，中共湖南省常德地委坚持地、县领导干部种“跟班田”的制度，取得了很大成绩，既加快了领导干部本身的思想革命化进程，又推动全地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深入发展。
拜老师　跟班种田
“跟班田”，就是领导干部拜劳动模范为师，跟劳动模范的班，在劳动模范的指导下种的试验田。
通过跟班种田，学习劳动模范的好思想，好作风，好技术。
常德地区领导干部种“跟班田”，是在华国锋同志倡导下开始做起来的。
1969年09月，在湖南省担任领导工作的华国锋同志深入到常德地区的安乡县调查研究，他在这个县的安湖公社松湖大队卫星生产队看了植棉模范唐纯银的棉花试验田，视察了这个队的生产情况。
了解到，唐纯银试验田的棉花产量很高，唐纯银所在的生产队棉花产量也比较高。
可是跟他们一沟之隔的生产队就差了一大截，离他们远一点的生产队差距就更大。
针对这种情况，华国锋同志指示陪同前来的地区革委会负责同志：
要学习劳模的经验，要很好地推广劳模的经验。
华国锋同志的指示，对地区革委会领导成员的思想震动很大。
他们专门开了会，做了研究讨论。
首先学习毛主席关于“要抓好典型”的教导，对照华国锋同志指示，回顾了全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的情况。
他们看到，多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常德地区出现了不少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和为革命科学种田的模范先进人物。
可是，长期以来，他们的经验并没有很好推广。
不仅唐纯银的植棉经验过不了沟，还有桃源县枫树公社庄家桥大队著名劳动模范李光庆的水稻高产经验过不了桥，地处山区的慈利县通津铺公社长峪铺大队的旱粮作物高产经验下不了山。
由于典型经验推不开，全地区学大寨运动的步子迈的不大，生产徘徊不前。
1969年，全地区粮食平均亩产只有六百三十九斤，还未上《纲要》。
为什么典型经验推不开？
地革委会领导成员又从自己的思想上找原因。
原来，他们对先进典型的认识态度不端正。
有的把先进典型看做是单纯的生产典型，把劳动模范为革命科学种田的经验看成单纯的增产措施，认为小面积可以搞，大面积推广不了；
有的则认为，自己从事农村工作多年，搞工夫里手，讲生产在行，劳模的经验学不学问题不大。
由于对典型经验的一般看法，因而位置上是一般摆法，推广上是一般的搞法。
过去，他们也抓过典型，却没有狠抓，一抓到底，过去他们也种过“指挥田”、“样板田”，但是，劳模的经验，摆在眼皮底下，看不见，不去学，只是田里有牌子，表上有数字，说起来有例子，实际上不落实。
结果，“样板田”、“指挥田”，种成了“挂名田”，“应付田”。
总之，是“领导高明论”的思想在作怪。
他们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教导，进一步认识到，能不能抓好典型，向不向劳模学习，是个路线问题，是个革命觉悟问题。
认识明确了，决心就大了。
地区革委会领导成员下了狠心，要大推先进典型的经验，大学劳动模范的经验。
第2年，他们带头在劳动模范李光庆和唐纯银的试验田旁边种上了“跟班田”。
1971年，中共常德地委建立后，特别重视这项活动。
经过总结经验，进一步把种“跟班田”制度化，到1972年，就在全地区的地、县、市和国营农场的领导干部中实行开来。
华国锋同志对常德地区领导干部种“跟班田”，十分关心和支持，不论他在湖南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都多次询问和了解推广劳动模范经验的情况，并做了指示。
特别是1975年，华国锋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对干部种“跟班田”给予了高度评价。
说：
地委、县委都种了“跟班田”，跟劳模的班，这好。
华国锋同志的关怀和指导，给了常德地区各级干部以极大鼓舞。
他们积极贯彻落实华国锋同志的指示，把“跟班田”越种越好，很快在全地区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政治和经济之果。
跟班田　越种越甜
“跟班田”，越种越甜。
常德地区领导干部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经尝到了种“跟班田”的甜头。
他们深深感到，“跟班田”对领导干部的世界观的改造，改进作风，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克服官僚主义，都有着显著的作用。
具体说，种“跟班田”有如下几个好处。
一、种“跟班田”，可以使领导干部更好地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干群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地委副书记詹顺初，无论工作怎么忙，都挤出时间，到“跟班田”里劳动。
有一次收割晚稻，他的关节炎病犯了，社员们劝他不要下田，他说啥也不肯，并说：
“我们参加劳动少了，必须补上这一课。”
说着，挑起箩筐就下田去了。
桃源县的县、社、队三级干部，由于坚持跟班种田，去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实现了“一、二、三”制度。
二、通过跟班种田，领导干部可以学到劳动模范的好思想、好作风，加快自身的革命化进程。
地委书记张文光，跟劳动模范李光庆种田的过程中，看到李光庆听毛主席话，走社会主义道路；
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
做田里工夫，想天下大事的高度革命觉悟，很受启发和教育。
他常常说：
“看看李劳模的革命精神，我们没有理由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张文光同志把整个身心扑在党的事业上。
他身体有病，还是坚持看书学习，坚持勤奋紧张地工作。
三、领导干部种“跟班田”，可以学到劳动模范的好技术，掌握农业生产规律性的东西，正确指挥生产。
位于洞庭湖区的安乡县，由于地下水位高，被认为是小麦生长禁区，因而，进行“稻、稻、麦”三熟制的耕作制度改革，遇到了困难。
县委书记刘淑元亲自出马，种了向李光庆学习的三熟制“跟班田”，学会了种麦技术，取得了夺取小麦高产的第一手资料。
她种的小麦亩产是全县最高的，她蹲点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小麦亩产也是全县最高的。
这样一来，打破了“禁区论”，把全县三熟制的耕作制度改革带动起来，去年冬种，全县小麦种植面积已发展到二十万亩。
跟班田　遍地开花
经过七年的大力实行，常德地区的“跟班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现在已经遍地开花，硕果累累了。
干部种“跟班田”，参加劳动的新风气，猛烈地冲击着千百年来“官贵民贱”“上智下愚”的陈腐观念，正一步一步地缩短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鱼水般的新型社会主义干群关系正在形成。
干部种“跟班田”，使劳动模范为革命种田的好思想、好作风得到广泛传播，激发起社员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地区出现了一个学先进，争贡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
现在不仅领导干部种“跟班田”，机关干部种，社队干部种，而且，民兵种，妇女种，学生也种，广大社员也来种。
从种一丘到种一片，一片“跟班田”又带出一批大面积样板田，带出一个生产队的连片丰产田，一个队带动了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又带动了一个县。
1976年，全地区种“跟班田”的已达五十万零二千人，种各种作物的“跟班田”，达一百一十七万七千多亩，都获得了较高产量。
地委书记种的三熟制“跟班田”平均亩产达三千斤，不少县、社领导种的“跟班田”粮食平均亩产都在二千斤以上。
“跟班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一个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的风气正在出现。
过去劳动模范的高产经验，人们认为很难学到手。
通过干部种“跟班田”，而且创造了高产成绩，人们心里服了，敢干了。
过去，对粮食亩产跨《纲要》感到困难的人，有了“跟班田”做样子，眼光就高了，现在说的想的，是怎样实现“吨粮田”、“双纲田”了。
过去，推广三熟制，推了几年推不开。
现在，干部一种，很快就推开了。
1970年，全区只有三熟制四万四千亩，去年冬种就已达到八十二万亩。
现在，人们种田，按照农业“八字宪法”，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一个字一个字地落实，使科学种田的水平不断提高，生产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进军。
1974年全地区粮食平均亩产跨《纲要》，1976年达到九百三十五斤。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中共湖南省湘潭县委书记郝诚，带领贫下中农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批“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滔天罪行。
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毛主席家乡的广大农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本报通讯员摄

廖承志会长会见日本东方通讯社社长
新华社1977年01月17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日本东方通讯社社长佐藤重雄和夫人佐藤福，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佐藤先生和夫人是01月11日应邀来我国访问的。

打倒“四人帮”　社会主义文艺花怒放
革命现代京剧《八一风暴》在张家口重新上演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被“四人帮”打入冷宫十年之久的革命现代京剧《八一风暴》，最近在张家口市重新上演，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
革命现代京剧《八一风暴》是张家口市京剧团早在1959年根据江西省同名话剧改编并演出的。
1963年08月20日，周总理在北京亲自观看了《八一风暴》的演出，接见了剧组的全体成员，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支持了革命现代京剧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并对剧本的修改作了重要的指示。
正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革命现代京剧《八一风暴》才得以不断完善、提高，先后走遍国内十二个省市，演出七百多场，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致好评。
但是，《八一风暴》的茁壮成长，却使得“四人帮”胆颤心惊。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及其亲信打着演样板戏的幌子，不许其它剧目演出，一棍子将《八一风暴》打入冷宫。
接着，他们又出于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在《八一风暴》这个剧目上玩弄新的阴谋。
他们组织一班人马，要重新写一个反映“八一”起义的剧本。
他们果真要反映“八一”起义吗？
否！
江青在一次谈话中恶狠狠地说：
“原来的架子必然要变！”
怎么变呢？
她下了一道黑指示：
“要写一下失败，否则不符合历史事实！”
一语道破了重写剧本的险恶用心。
主子一声令下，奴才立即行动。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心领神会，马上召集创作人员，大讲特讲如何写错误和失败。
甚至公然提出，“前半出写起义，后半出写失败。”
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使创作人员很难接受。
因此，稿子写了多遍，他们总说“戏路子不对”，被压了起来，直到周总理逝世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四人帮”在文化部的那个亲信却心怀叵测地说：
“我看‘八一’起义还可以搞，总理不在了，老人们都死了，现在好搞了。”
一句话泄露了天机，充分暴露了他们随心所欲地篡改历史，妄图攻击、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目的。
打烂“四人帮”，《八一风暴》得解放。
打倒文坛大恶霸，迎来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百花盛开的春天。
张家口市京剧团的文艺战士们纷纷表示，一定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实践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进一步改好、演好《八一风暴》，让敬爱的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广大革命人民去战斗，把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英国前外交国务大臣艾默里
新华社1977年01月17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英国前外交国务大臣、保守党议员朱利安·艾默里和他的助手尼尔·麦克林，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张毅君，外交学会副秘书长马家骏。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英国前外交国务大臣、保守党议员朱利安·艾默里。
新华社记者摄

发展轻工业　支援重工业
中共湖北省襄樊市棉织厂委员会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精辟地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教导我们要注重农业轻工业，这样，“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
多年的实践证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就能多快好省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我们这个轻工业工厂，用的原料是农业支援的，用的机器是重工业制造的。
我们厂的发展，依赖于农业和重工业的发展；
反过来，我们厂的生产搞好了，又可以更好地供应人民需要，支援农业，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
1953年建厂时，我们厂只有三十七名工人，十七台脚蹬手摇的铁木织布机，几间破烂不堪的民房，只能生产包皮布、条格布。
但是，大家决心为人民生活、为发展重工业出力，积极发扬“寸纱不落地”的精神，节约一寸纱、一文钱，克勤克俭地办工厂。
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厂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把人力织布改为机械化生产，向市场提供了较多的棉织品，为国家积累了较多的资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为高涨。
为了进一步适应人民生活需要和对发展重工业多作贡献，全厂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自己动手制造了棉布染整、印花设备一百五十多台，使我厂发展成为能织、能染、能印花，可以生产二百多个花色品种的企业，改变了鄂西北坯布外运加工印染的状况。
现在的襄棉已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个襄棉。
兴建这样规模的工厂一般需要国家投资一千万元，我们只花了三百万元；
这些年为国家积累的资金，相当于国家投资的三倍多。
王张江姚“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需要，千方百计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他们把大干社会主义诬蔑为修正主义口号。
谁抓生产，他们就抡起“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劈头盖脑朝你打来，蓄意要把广大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打下去。
他们不仅直接插手武钢，疯狂地破坏湖北地区的这个重工业基地，而且大刮妖风，对湖北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对湖北的轻工业生产，进行了干扰、破坏。
比如我们厂工人为了自制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圆网印花机，不怕苦，不怕累，不分日夜地干。
他们竟诽谤我们只顾拉车不看路，路线觉悟不高。
工人们不听他们那一套，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为社会主义大干无尚光荣。
不干，半点路线觉悟也没有！”
大家心更齐，劲更大，苦战一百天，就高速度、优质量造出了圆网印花机，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了力。
打倒“四人帮”，生产大解放。
广大职工掀起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断刷新生产纪录。

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学习《论十大关系》，批判“四人帮”的谬论
中共吉林省榆树县委书记　谢效模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的原则。
这就是：
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
毛主席还谆谆告诫我们：
不能只顾一头。
回顾我们县多年来的工作，重新学习这一光辉文献，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就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我们的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
坚持三兼顾的原则，必须把生产搞上去。
不增产粮食，不论是国家、集体或个人，哪一头也顾不了。
多年来，我们榆树县认真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一心一意把农业搞上去。
尽管“四人帮”挥舞“唯生产力论”的棍子，污蔑我们是“生产典型”，我们也毫不动摇。
北方农业会议以来，我们县粮食亩产连续三年跨《纲要》，两年过“黄河”。
生产发展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就有了物质基础。
在“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谬论的影响下，有的人说什么完成征购任务是“为走资派脸上贴金”。
按照这种逻辑，为国家多做贡献，就是犯罪。
我们排除了这种干扰，坚定不移地学习大寨贫下中农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我国八亿人口，吃饭是一件大事。
榆树是个大县，土地多，自然条件也较好，为国家多做贡献，是全县人民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因此，我们始终把树立为国家多做贡献的思想，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县的小乡生产队建队初期，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一百三十斤。
他们学大寨抓根本，身在穷山沟，胸怀大目标，1970年以来，粮食平均亩产连年超千斤。
1975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七百多斤，平均每人向国家交售粮食一千三百八十斤。
我们全县人民学习小乡学大寨的经验，在粮食不断增产的基础上，近七年共向国家交售粮食四十四亿斤。
1975年，全县一年为国家贡献粮食八亿多斤，相当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全县粮食最高年产量。
在“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爱国有罪，关心群众生活也不行。
他们手里拿着“物质刺激”的大帽子，随时向你头上扣来。
我们牢记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和三者兼顾的教导，这些年来，一方面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一方面又切实安排好群众的生活。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我们对国家贡献逐年增加，社员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
丰收年，我们坚持让社员的口粮适当宽裕一些，歉收了，也保证让社员生活过得去。
要做到这一点，领导必须深入实际，认真搞好调查研究，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三者兼顾，防止只顾一头。
1969年，我们县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大减产。
当时，要按原定计划完成征购任务，是有一定困难的。
毛主席指出：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本着三者兼顾的精神，合理地进行了安排，保证了群众的口粮，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
广大群众激动地说：
“旧社会受了灾，我们就要四出讨饭，卖儿卖女。
今天，我们有了困难，党和国家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我们一定要豁出命来大干社会主义，把减产的损失夺回来。”
1970年，大家鼓足干劲苦战一年，夺得了大丰收，粮食产量第1次上《纲要》。
这一年，我们向国家交售了六亿多斤粮食，不仅超额完成了当年的征购任务，还把1969年少交部分全补上了。
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如果1969年我们不注意正确处理三者关系，只顾国家一头，就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就难以争取1970年的大丰收。
丰收了，是不是不需要关心群众生活了？
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往往容易出问题。
丰收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高，争先恐后地多卖余粮。
这时候，我们必须头脑清醒：
全县丰收了，但总难免有个别受灾、减产的社、队。
分配征购任务的时候，就要照顾差别，不可一律化，一刀齐。
这就是说，群众的积极性越高，我们越要注意掌握政策，越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公开发表，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们一定认真学习，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彻底澄清他们搞混乱了的思想，明辨是非，进一步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争取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河南许昌地区去年烟叶增产。
这是运往卷烟厂的大批烟包。
本报通讯员摄

坚持以农业为基础
山东省临朐县冶源公社党委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是很清楚的。
解放几年来的事实证明，那一年的农业丰收了，我们那一年的日子就好过。
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
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公社地处青石山区，山多水缺条件差。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我们没有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对农业这个基础抓得不力，生产条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农业生产一直上不去，各项工作老是被动，日子很不好过。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我们对农业的重要性有了明确的认识。
我们公社党委成员深入第1线蹲点，并组织几十人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协助大队、生产队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由于真正做到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
粮食产量逐年提高，1974年粮食平均亩产过“长江”，1975年过千斤。
农业丰收了，对国家的贡献增多了，集体储备增加了，社员口粮也增加了。
粮食多了，日子好过，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社办工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1976年产值达到一百一十多万元，为农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
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对农业必须充分重视，七分不行，八分不行，九分不行，九分半也不行，必须十分才行。
毛主席说：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农业是如此重要，道理是这样明白，然而“四人帮”却挥舞着“唯生产力论”的大棒，乱打一通，妄图破坏农业这个基础。
他们胡说什么“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
他们把广大群众大干社会主义污蔑为“为错误路线生产”，大嚷“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
真是反动透顶！
我们要质问“四人帮”：
如果只长草，不长苗，农业搞不好，颗粒无收，吃什么，穿什么？
难道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吗？
这是什么“社会主义”？
这算什么“正确路线”？
这只能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只能是旧社会那种天灾人祸悲惨情景的重演！
事实充分证明：
“四人帮”是既破坏革命，又破坏生产的罪魁祸首，在他们的心里只有篡党、夺权、复辟，至于国家的建设、人民的死活，他们是根本不管的。
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认真贯彻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狠批“四人帮”破坏两个积极性的罪行
中共江苏省常州市委员会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在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照耀下，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常州市的地方工业一直发展较快。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市工业的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三点六，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于这一时期国家和地方对常州工业投资的十三点七倍。
解放初期，全市只有少数修理和加工工业，现在有了相当规模的轻、重工业，能生产手扶拖拉机、农用汽车、化肥、农药、的确良、无缝钢管、电子计算机等二千七百多种产品。
毛主席教导我们：
“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办地方工业，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充分调动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
开始，有的同志认为常州市原有的工业底子薄，条件差，搞不出啥名堂，要发展工业，就得向国家要投资，要设备，要人。
但是，1958年以来，我市许多工厂的实践证明，只要依靠群众，坚持自力更生、穷办苦干的精神，就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常州东风印染厂原来是一个只有二百多人、年产一千三百万米布的小厂。
后来，他们发动群众，利用老厂基础，自己动手，改造车间，制造设备，新增、扩建了化纤印染、绒布等四条生产流水线，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
1972年以来，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八点一，积累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三，1976年又提前四十天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
常州合成纤维厂的发展变化，也是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
这个厂的前身是一个榨油厂的肥皂车间。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树立了自力更生改变面貌的雄心壮志，七嘴八舌出主意，七拼八凑找材料，七手八脚造设备，只用很少的钱和材料，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个年产五百吨涤纶树脂的车间。
这些事实说明，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底子薄，条件差，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是可以转化的。
只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底子薄可以转化为厚，条件不利可以转化为有利，就能搞出“大名堂”。
我们及时总结推广了这类工厂依靠群众办厂的先进经验，不断批判“生产到顶”，“潜力挖尽”的形而上学观点，推动了生产的不断发展。
文化大革命以来，常州工业总产值增加了两倍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利用和改造原有企业增加的。
我们在发展地方工业的过程中体会到，发挥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一定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这些年，我们坚持做到“三先三后”：
先中央，后地方；
先重点，后一般；
先计划内，后计划外。
对于列入国家计划的重点产品，做到不占用它的生产能力，不挪用它的原材料，不动用产品；
原材料供应不足的时候，全市统一调配，首先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产品。
1973年，中央有关部门在常州扩建一个电厂，为了顾全大局，我们把地方的主要工程停下来，把人力、物力抽调到这个建设项目上，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结果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新安装的发电机组就发电了。
我们认为，坚持“三先三后”同发展地方工业是一致的。
“三先”并不否定“三后”，全局和局部是辩证的统一，全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了，地方工业就好办了；
地方工业办好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也就可以大大加快了。
我市地方工业出现这种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充分证明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可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他们一方面打着反对“条条专政”的幌子，反对中央的统一领导，破坏中央的统一计划，竭力煽动地方搞分散主义，向中央闹独立性，把他们控制的那些地区和部门变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另一方面，他们到处插手，无事生非，蓄意要把他们不能控制的地区和部门搞乱、搞垮。
他们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破坏地方的革命和生产。
我们常州也是深受其害的。
“四人帮”一伙诬蔑“常州是唯生产力论的黑典型”，是什么“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
他们抛出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妄图压垮常州，进而搞乱江苏。
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们常州的广大干部和工人越来越看透这伙害人帮的狼子野心。
他们批“条条专政”也罢，批“唯生产力论”也罢，都是假的，目的是要借此破坏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的领导同志，以便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一定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更好地执行毛主席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指示，加快工业建设的步伐。

立足自力更生　学习外国长处
广西梧州市光学仪器厂工人理论组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同时教导我们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这既强调了自力更生是进行经济建设的立足点，又肯定了学习外国长处对发展我国经济的有益的作用，闪烁着革命辩证法的光辉。
但是，“四人帮”蓄意破坏立足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长处的辩证关系。
谁要是一谈出口，就被斥为“卖国”，一谈进口，就被骂为“洋奴”。
形而上学猖獗到歪曲自力更生，不提学习外国的长处，必然造成故步自封、闭关自守的局面，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利的。
我国要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根本的动力在于我国的内部，主要靠自力更生，这是我们的立足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主要是我国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也同适当地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分不开的。
拿我们厂的情况来说：
1958年，我们厂由五个普通工作人员，靠一个风箱、两把锉刀，外加一个“补锅炉”起家，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发展到能生产暗视场显微镜、双目体显微镜等比较精密的产品。
暗视场显微镜原是我国光学工业的空白。
我们厂的工人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并参考外国同类产品，舍其短取其长，终于自行设计并试制成功了这种显微镜。
事实证明，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完全不是什么崇洋媚外，而是取他国之长，洋为中用。
这样做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从而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能尽快自立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
“四人帮”厚颜无耻地把自己打扮成批判“崇洋卖国”的“好汉”。
但是，这只不过是骗子的花招而已。
他们这帮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的寄生虫，本来就是对外国人放个屁都觉得香的典型洋奴。
他们穿的用的都缺不了外国货，听的音乐、看的电影也离不开西方腐朽的东西，甚至向外国出卖国家机密。
这就说明，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正是“四人帮”他们一伙。
他们以批“洋奴哲学”为名，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以便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然而，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四人帮”违抗辩证法，违背全国人民要把国民经济迅速搞上去的愿望，妄图把社会主义的车轮拖向后退，终于被历史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这是他们应得的可耻下场！

周总理给地质工作指明道路
国家地质总局理论组
战斗在祖国深山、旷野、戈壁、海洋的地质战线几十万职工，缅怀周总理为我国的地质事业运筹规划、备尽辛劳的动人情景，思绪万千。
我们永远记忆周总理同地质战士多少次促膝谈心的音容笑貌，永远记忆周总理同野外地质队员一起，徒步穿行在高山深谷的雄姿。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周总理在重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期间，就预见到新中国必将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
周总理亲自团结、吸收有成就、有爱国心的地质科学家李四光同志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列，与他一起展望地质工作的光辉前景。
新中国建立初期，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地质战线发出了“开发矿业”的伟大号召，以后又对地质工作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
二十多年来，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党政军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曾多次听取有关地质工作的汇报，批示地质部门的文件，指引地质工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地质工作正处于大转变、大发展的关键时期。
周总理几次接见地质部门专业会议的代表，对长年在野外艰苦奋斗的地质职工亲切慰问，勉励大家为社会主义祖国寻找更多的矿产资源。
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总理亲切鼓励李四光同志把广大地质工作者要讲的话讲出来。
第2个五年计划初期，在地质事业大跃进高潮中，周总理接见了出席第1届全国矿产会议的全体代表。
1964年末，正当地质工作遭受刘少奇大刮下马风的严重摧残，地质队伍被砍掉了一半多的困难时刻，周总理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强调要“加强资源和地质的调查、勘探、研究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接见地质部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全体代表，用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详细了解地质工作情况，审议这次会议的《纪要》和地质工作“四五”规划的主要指标，对地质部门的具体的工作路线，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了系统指示，并向与会代表转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广大地质战士的关怀。
周总理积劳成疾以后，还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指示在《第4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修正草案）》中，专门加上要大力加强地质工作一段文字。
直到病重期间，还对有关地质工作的请示报告作了细致的批示。
地质工作是对地下情况的侦察工作。
搞得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
周总理深刻指出，地质工作是向地球开战的，这个专业是个先行专业，比铁路还要先行。
搞工业没有资源不行。
1970年，毛主席对江西找到大盐矿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
周总理在一次接见中，从这个批示讲到三十年代的情况。
那时江西不产盐，苏区的军民没有盐吃，只好到广东沿海一带去买海盐，被商人高利剥削。
红军打仗所到的地方，常常吃竹笋，没有盐，笋比什么都难吃。
周总理满怀喜悦地说：
江西把盐矿开出来，这是历史上一个大事。
敬爱的周总理就是这样循循善诱，既给我们上了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一课，又形象地说明了地质工作对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所起的积极作用，热情勉励我们把地质工作做得更好。
周总理十分重视抓地质工作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他充分赞扬广大地质职工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勉励我们要促进地质队伍革命化和地质工作革命化。
周总理提醒我们在注意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在正确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周总理强调，首先从人的思想革命化做起，彻底改造世界观，才能更好地向地球开战，开战得更好。
向地球开战，首先要把铁、煤搞下来，也要兼顾其他矿种。
在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政治和业务、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系问题上，周总理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求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搞好三大革命运动。
知识分子不仅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努力改造思想，而且技术上要有点底子，知识也要广博一些。
这些指示，充满唯物论和辩证法，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刘少奇、林彪、陈伯达和王张江姚“四人帮”贩卖假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是一针见血的批判；
对广大地质战士奋起抵制一次又一次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我国幅员辽阔，地下宝藏丰富。
周总理对地大物博的资源远景满怀信心，对旧中国的官僚买办文人丁文江所谓“地大物不博”的谬论嗤之以鼻，谆谆教导我们：
实际上我们才是跟地球开战的万里长征第1步，地球那么深，潜力大得很。
周总理高度评价我国地质人员和石油工人为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指出：
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
我国已知的绝大多数矿床都具有多种矿物共生的特点，周总理十分重视综合找矿和对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批评“单打一”的做法把许多共生矿丢掉了，指出对共生矿的分离问题，人家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搞？
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全面查清地下水资源，并合理地加以开发利用，是水文地质工作的当然职责。
周总理一再督促我们尽快查清全国水文地质情况，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
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就是在周总理亲自督促下组建起来的。
地质力学是在我国土生土长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
在周总理的亲切支持下，办起了地质力学研究所，整理、出版了李四光同志的一套科学遗著。
我国处于世界两大地震带之间，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对地震现象如何进行预测、预报和预防，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周总理多次指示要对地震的形成、发展趋势等问题，尽量找出规律，总结经验。
他鼓励说：
这个问题世界上没有解决，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解决？
随着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周总理十分关心我国的环境保护问题，一再强调：
废气、废水、废渣，统统回收，综合利用才好，搞工业不能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利。
这就要求我们加速解决“环境地质”这个新的研究课题。
他要求我们对区域地质调查、地球物理探矿、地质实验工作、工程地质、地热地质、航空地质和海洋地质等也要给以重视和关怀。
周总理以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的高尚品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观察和处理地质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有布置，有检查，有鼓励，有批评，高瞻远瞩而又深思熟虑，为建设社会主义、发展地质工作指明了道路。
周总理真不愧为人民的好总理，不愧为统筹营造国计民生大业的巨匠。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他曾多次实地检查一些省、区的地质工作，还曾亲自来到地质队的野外勘察工区。
1958年二、03月间，周总理为了比较、选择长江三峡工程的合理坝址，亲自率领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同志，乘“江峡轮”上溯西陵峡，实地考察原地质部三峡地质队勘探的两个坝区。
这两个坝区，一个是被某个外国人老早提出过、另一个外国专家组机械肯定的石灰岩坝区。
明明是地下溶洞发育，宛如千疮百孔，却被他们认定为投资少、工期短、效益大。
另一个结晶岩坝区，地形、地貌、地质条件有利，施工技术条件也好，符合多快好省和“充分可靠”的原则。
周总理沿途认真审阅地质图纸，仔细征询我国地质人员的意见，从地质构造、岩石性质问到河流的发育和三峡的形成。
敬爱的周总理与地质人员一起，沿着崎岖的山路，登上峡岸的峰峦、半山的溶洞和江中的岛屿，到两个坝区认真查看自然地质现象和实物资料。
经过连续几天的调查研究和多方对比，周总理决定在结晶岩坝区继续进行勘察设计工作，同时又指示对那个外国专家组推荐的石灰岩坝区，也要进一步研究。
周总理作出的这番英明的结论，为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设想勾画出一幅蓝图，谱写了一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凯歌。
周总理亲临第1线视察，整个勘探工地喜气洋洋。
地质战士当即写诗欢唱：
周总理来到我们勘探工地，
长江拍浪讴歌，群峰列队敬礼，
高耸的钻塔分享着地质队员的欢欣，
羊肠小道上留下您坚稳的足迹。
矫健的身姿将天宝山压低，
爽朗的谈锋给三峡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看到您深情似海的微笑啊，
勘探者心里暖流滚滚甜如蜜。
周总理的到来，给地质队以极大的激励和鼓舞。
经过以后多年地质勘察工作的实践证明，在地质条件上否定那个石灰岩坝区，足以说服外国专家。
周总理所肯定的结晶岩坝区的勘察工作，即将提交地质报告。
这是我国地质战士亲手奉献的劳动果实，可以告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当年在结晶岩坝区，曾经登上一个小岛，查看地质队从江底钻孔中取上来的岩芯。
在逐箱逐段地观察过程中，周总理拿起一块闪长岩岩芯，边看边问：
这种石头怎么样？
我看这种石头很好，能不能拿一块回去向毛主席汇报？
我说好还不行，得带块标本给主席看看。
地质人员高兴地回答：
“当然可以。”
这些岩芯都是按顺序编了号的，有一套严格的保管制度，为此，周总理特意在岩芯牌上亲笔签了名，写上年、月、日。
周总理尊重地质队的平凡劳动，尊重第一性资料，遵守合理的规章制度的精神，对我们每个地质战士有着多么深刻的教育意义啊！
周总理带走的这一小块岩芯，满载着周总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无限深情。
周总理同我们一起爬山涉水，在地质工作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敬爱的周总理啊！
绚丽多彩的中国地质图上凝聚着您的滴滴心血，深埋地下的宝藏聆听过您的声声足音。
地质战线学大庆的标兵队伍多么期待接受您的再次检阅，地质工作现代化的蓝图多么希望得到您的巨笔挥毫！
放眼祖国，山川形胜，地大物博，伟人常在。
周总理热情关怀地质战士，地质战士无限热爱周总理。
回忆周总理生前关于要把地质工作赶上去，成为先行部门的谆谆教导，犹如嘹亮的洪钟，在耳边不断回响。
它将永远激励着广大地质战士披荆斩棘，奋勇登攀。
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揭发批判
“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的推动下，我们决心搞好地质队伍革命化、加快地质工作的步伐，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实现周总理的遗愿，把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上加好，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附图片）
中央民族学院各族工农兵学员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决心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新华社记者摄

在暴风雨中和人民同甘苦
1958年07月17日，黄河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奔腾咆哮的洪峰冲毁了黄河铁桥的桥墩，京广铁路中断，南北交通受阻。
第2天，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便亲自赶到郑州黄河铁桥工地现场。
在黄河大堤上，百万防汛大军正在极度紧张地同洪水搏斗。
夜晚十一点半，周总理在河南省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从黄河南岸车站，冒雨徒步来到工地现场。
“周总理来了！”
振奋人心的消息象闪电一样，立刻传遍整个工地。
已经苦战了两昼夜的人们，个个精神抖擞，心情无比激动，人们身上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周总理和迎上前来的同志们一一握手。
在同一位与黄河大桥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工程技术人员握手时，周总理问道：
“任何桥梁会不会永远不坏？
法国巴黎的铁塔会不会几亿年都不倒？”
“要倒的”。
周总理向在场的人解释自然界事物发展的规律，说明世界上没有永远不死亡的东西。
旧桥墩被冲毁了，新桥墩一定会跟着诞生。
当工人们聚集在一起时，周总理同大家讲话，赞扬工人同志都是水上英雄。
周总理向大家讲了修复大桥对疏通南北交通的重大意义，号召工人们投入抢修大桥的战斗。
在场的工人听到周总理铿锵有力的声音，受到极大的鼓舞，装吊工班、铆工班、电力工班、建筑工班、护桥工人、科室干部、医务人员和支援建桥的民工，纷纷站起来向周总理保证：
要日夜苦战，争取提前把大桥修通。
会场上响彻着早日修复大桥的豪言壮语。
周总理拿着小笔记本，细心地记下工人们的誓言。
这时，夜雨纷纷，有一个同志给总理撑起雨伞，周总理谢绝了，说：
你看，大家不都是一样吗？
工人们见到周总理穿的短袖衬衫早被淋透了，情绪更加振奋，好象要与暴风雨争个高低似的。
这时，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周总理站在狂风暴雨中，同广大修桥工人一起研究修桥方案，一起战斗。……当周总理回到列车时，已是深夜两点了。
这一夜，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坐在列车上，聚精会神地听取根治黄河的汇报。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黄河铁桥按预定时间修复通车了。
（据新华社）

绍兴人民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中共绍兴地区委员会　中共绍兴县委员会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
一年来，我们绍兴地区三百六十万人民多么想念周总理呵！
1976年01月0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时，我们——周总理故乡的人民无比悲痛。
当时，我们要开大会悼念，要写纪念文章，却遭到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强令禁止。
泪，只好往肚里咽；
话，只好在心头藏；
对“四人帮”仇恨的怒火，只好在心头烧。
没有比这再痛苦的了。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我们悼念周总理的泪能流了，话能说了，此时此刻，更加激起了我们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和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
周总理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
他衷心热爱和崇敬毛主席，无限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捍卫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鞠躬尽瘁，无私地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了自己光辉的一生。
绍兴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忠实地捍卫和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曾经深入各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不断揭穿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团结群众，联合抗日。
1939年03月28日至31日，周恩来同志来到绍兴，一面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面指导我党的地下革命斗争。
他在绍兴的大善寺召开了各界爱国同胞大会，亲笔书写了许多题词。
接着又到诸暨枫桥紫阳宫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团结抗战的方针，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当时，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日寇侵占了杭嘉湖，进逼绍兴城。
周恩来同志向绍兴人民详细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他说：
只要团结民众力量，抗日之胜券必操我手。
他在题词中鼓舞人民：
“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前途光明。”
他号召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要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与日本侵略者作拚死的斗争，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
他号召妇女们学习秋瑾的革命精神，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战斗。
他在给他表妹的题词中，要他表妹“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
他看到枫桥的妇女已组织起来，就非常高兴地鼓励她们好好干，努力革命。
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刻，周恩来同志的宣传鼓动，使我们绍兴人民的抗日斗志受到了极大鼓舞。
当时枫桥人民曾组织了一千多人来欢迎他。
大家把周恩来同志的话比作“迷途的航船找到了灯塔”，个个斗志高昂，把抗日的火焰愈燃愈旺。
1973年，周总理对他的表妹说，每个革命历史阶段有每个革命历史阶段的任务，我以前给你写的一张题词要你学习秋瑾。
秋瑾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现在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停留在学习秋瑾上面是不够了，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周总理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不仅给他的亲属，也为我们的继续革命指明了方向。
周总理对我们绍兴的革命和生产十分关心，我们地、县的许多领导同志曾经亲自聆听过周总理的重要讲话。
我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上旺大队的代表王金友同志曾三次幸福地见到过周总理。
周总理对我们贫下中农的代表是那样爱，那样亲，周总理和我们真是心连心啊！
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始终鼓舞着我们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地区的粮食亩产突破了千斤大关。
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曾鼓励说：
绍兴我是知道的，过去很苦，苦要革命，革命加拚命，粮食超千斤。
但是，近几年来，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我们地区的粮食生产一直徘徊不前，甚至从千斤以上掉到了千斤以内，真是使人痛心！
现在，华主席为我们驱散了乌云，我们一定要把被“四人帮”破坏的损失夺回来，决不辜负周总理的殷切期望，把周总理的故乡尽快地建设成为大寨县、大寨地区。
周总理还十分关心我们地区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绍剧是我们绍兴地区的一种地方戏，周总理三次观看了我们绍兴地区绍剧团的演出，每次都作了重要指示。
他赞扬演员演得好，对绍剧高昂激越的曲调很感兴趣，勉励青年演员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勤学苦练。
周总理对文艺革命的亲切关怀，同“四人帮”霸占文艺阵地，把地方剧种一棍子打死相比，真是鲜明的对照！
绍兴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敬爱的周总理立党为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一丝不苟的无产阶级高尚品质。
周总理祖上在绍兴有一所旧屋，年久失修，破旧不堪。
解放后，我们出于对周总理的崇敬和爱戴，经请示省有关领导同意，作了一些小型维修。
周总理知道后，就叫国务院办公室负责同志打电话来制止，事后把房子交给了国家使用。
周总理对自己的亲属大公无私，不徇私情，不搞特殊化。
他经常教育他的亲戚，要服从当地党组织的领导，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不要去找他。
一次，有一个亲戚想找一个好的工作岗位，跑到北京去找周总理，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
周总理教育他，共产党干革命，不能搞裙带关系，要他好好回原地劳动。
由于周总理一贯按党的原则办事，使他的亲戚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私忘我，以身作则，谦虚谨慎，光明磊落，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愧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敬爱的周总理日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为革命呕心沥血，为人民鞠躬尽瘁，他的一言一行，光照日月，永垂青史。
周总理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言传身教，将继续鼓舞我们绍兴人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以及老一辈的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到处是工地　千里稻香飘
中国新闻代表团
12月，柬埔寨农村已进入水稻收割季节。
我们从首都金边出发，到柬埔寨西南和北部地区访问。
不论是南走或北往，一路上稻香阵阵。
那郁郁葱葱的热带风光，那一幅幅解放后农村的新景象是那样迷人地吸引着我们。
在我们眼前，时而是一片片绿油油的秧田，时而又是一望无垠的金黄色稻浪，公路两旁摊晒着刚脱粒的稻谷，大片稻田里，人影攒动，人声喧哗，一群群的男女农业合作社社员，正在那里挥镰收割。
村子附近，社员们正忙着盖粮仓、修打谷场。
运送稻捆的队伍，头顶车拉，络绎不绝。
我们到过的地方，干部和群众都笑逐颜开，称道1976年是一个好收成年。
暹粒—奥多棉吉地区在柬埔寨算不了水稻高产地区，地区负责人告诉我们，去年全区种植十万七千多公顷水稻，产量普遍高于前年。
在这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面前，人们不禁想起柬埔寨全国刚解放时的情景：
那时候全国一半左右的农田和村庄遭到破坏；
刚刚解放的、占全国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人口等待着农村供应粮食。
帝国主义幸灾乐祸地预言，新生的柬埔寨国家将遭到夭折。
全国人民面对着一场保卫和建设民主柬埔寨国家的新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柬埔寨革命组织，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团结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群众运动。
经过一年多的巨大努力，现在柬埔寨全国已做到了粮食自给，取得了国家建设中第1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大胜利。
“改造柬埔寨的山河！”
“有水便有稻米，有稻米便有一切！”
“作水的主人！”
这是柬埔寨人民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中提出的一些战斗口号。
在访问过程中，我们对柬埔寨人民解放后大兴水利工程所作的努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公路两旁一个个新开出来的池塘，和那些向四面八方伸展开的田埂和水渠，从车窗外飞快地掠过。
陪同我们访问的柬埔寨朋友不停地热情向我们介绍田野上发生的变化。
眼前，不时还出现在民主柬埔寨国徽中展现的那种农村“田园化”的雄伟景色：
一大片、一大片面积达数千公顷的田野上，无数过去是分散的、小块的土地，今天已被新修起来的一条一条笔直的水渠和田埂重新划分成每块面积一公顷的星罗棋布般的稻田。
在这气势磅礴的工程面前，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称赞伟大的柬埔寨人民革命给这个不久前还是小农为主的国家带来了如此深刻的变化；
对那些在这里披荆斩棘，进行过改天换地的战斗的英雄柬埔寨儿女，从心底里产生了崇敬的感情。
正是他们，用汗水浇灌了这奇迹般的每一寸田野；
也正是他们用革命的彩笔描画出这样壮丽的图景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参观了暹粒市郊的巴莱杜拉水库。
这个长八公里，宽二公里半的水库，可蓄水一亿三千多万立方米。
这是暹粒—奥多棉吉地区重点水利工程之一。
解放后，上万人参加了这个水库和干渠、支渠的修复和修建工程。
我们登上这个水库新修的大坝，只见水库波光粼粼，坝身上还有巧妙地用砖石砌成的“田园化”美丽的图案。
水库的管理干部告诉我们，这个水库去年灌溉的三千公顷稻田，都种了两季，今年这个水库的灌溉面积还要大大地扩大。
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规模发展，使水稻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单位面积产量也不断提高。
许多地区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过去洞里萨湖畔一大片地长期荒芜，解放后，这个地区的农业合作社社员兴修了水利，把这大片荒地变成了万顷良田。
据估计，全国三分之一左右耕地的灌溉问题初步得到解决，1976年全国大约有十分之一的稻田种了两季。
民主柬埔寨革命组织在领导全国人民大兴水利的同时，还注意改革农业技术，努力解决土壤、种籽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发动群众广集肥料，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民主柬埔寨农业委员会副主席奈涅同志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解放前，柬埔寨农村不施用人粪，现在已普遍使用了。
他说，柬埔寨农村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肥源，全国有黄牛一百万头，水牛五十万头，每一头牛，都是一座很好的小肥料厂。
目前，各地革命组织正在鼓励人民把牛粪全部用到稻田里去。
“以大跃进的步伐，雄伟的气魄，展开最猛烈的进攻！”
这是今天在柬埔寨一些主要公路上经常出现的一条大标语，它号召人们以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建设国家。
在访问期间，英雄的柬埔寨人民发扬战争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战后满目疮痍的大地上顽强战斗的情景，每时每刻在激励着我们。
柬埔寨朋友向我们说：
“今天柬埔寨到处是工地”，
“在柬埔寨没有闲游的人”。
这可以说是千真万确的。
人们对革命对国家的无限忠诚迸发出冲天的干劲，无论我们走过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柬埔寨人民在争分夺秒地、忘我地劳动着，为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每一分力量，即使是老年人和儿童，也在合作社里参加他们力所能及的劳动。
我们从暹粒出发返回金边的那天早上，天才刚刚发亮，就见到暹粒市郊公路旁数以百计的肩挑、手抬的人群，正在修筑一个水坝。
陪同我们的柬埔寨朋友告诉我们，这个水坝修成以后，可使附近两千公顷稻田改种两季。
农业合作社社员为了使水坝在雨季前建成，已经象这样日夜奋战一个时期了。
在六号公路上，我们亲眼看见在漆黑的晚上，一些青年男女燃起篝火，围湖造田，修水塘，筑田埂。
在金边郊外，我们看见人们为了多种一季水稻，抢在大片湖水刚刚退走，湖底露出肥沃的淤泥时，抢插稻秧。
在金边西南郊吴哥则农业合作社，我们看到一些社员在稻田里收割，另一些社员则在刚刚收割了的稻田里翻地插秧。
合作社女主任告诉我们，这里的稻田一年前还是一片灌木丛生的地方，这是第1次收获。
她说，这个合作社1977年要扩大稻田一百公顷。
在这个大生产运动中，全国人民和干部都受到了极大的锻炼。
各级干部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深入基层，到水利工地和田间同人民群众同劳动，共甘苦。
暹粒—奥多棉吉地区负责人暹同志在同我们谈到这个地区去年粮食收成前景好的五条原因时，第1条就是谈的干部这个因素。
他说，干部不但深入生产实际，和群众同生活同劳动，在劳动中还同群众一起找增产办法。
我们还亲自经历一件久久不能忘却的事。
当我们在六号公路经过曾波雷县时，县领导机关空无一人，大门已上了锁，所有干部都去农业合作社参加收割了。
这件事使我们惊喜交集，顿时脑子里闪现了一个想法：
民主柬埔寨有这样勤劳、刚毅的人民，又有这样同人民血肉相连的好干部，天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
伟大的柬埔寨人民经过艰苦的英勇斗争，取得了民族解放的历史性胜利。
在战后一年多的短短时间里，又取得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巨大成就。
我们深信，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一个丰衣足食的、繁荣昌盛的柬埔寨就要屹立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附图片）
全国解放以后，柬埔寨革命军“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为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做出新贡献。
图为柬埔寨革命军某部正在收割水稻。
新华社记者摄

我影片在意放映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罗马电
意大利亚洲协会在罗马举行电影晚会，放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土文物》、《工艺美术》和《北京业余体校武术班》等中国影片，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意大利亚洲协会主席、意大利前邮电部长朱利奥·奥尔兰多出席了晚会。

我驻伊朗大使郝德青离任回国
新华社德黑兰1977年01月15日电
中国驻伊朗大使郝德青于01月15日晚离任回国。
伊朗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阿布勒·哈桑·巴赫蒂亚尔前往机场送行。
01月11日晚，郝德青大使举行了告别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参议院议长加法尔·谢里夫·埃马米，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参谋部参谋长古拉姆·礼萨·爱资哈里上将，海军总司令卡·默·哈比布拉希中将，外交部政治事务副大臣纳西尔·阿萨尔和其他高级官员等。

朝鲜《劳动新闻》发表评论强调
美军必须从南朝鲜撤走
美军司令部炮制诽谤性“报告”欺骗不了舆论
新华社平壤1977年01月13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01月12日发表题为《不能合法化的诡辩》的评论员文章，强调必须从南朝鲜撤走美军。
文章说，美国的好战阶层违背时代的潮流，企图继续坚持其霸占南朝鲜的政策。
据报道，在南朝鲜的美军司令维齐最近在汉城发表谈话，说什么“不愿意看到美军从南朝鲜撤走”，并把部署在南朝鲜的美军描绘成“对战争的牵制力”和南朝鲜安全的“保护者”。
文章说：
“这是为了掩盖美帝霸占南朝鲜，阻挠朝鲜统一，在朝鲜制造紧张局势的面目，以继续执行其对南朝鲜霸占政策而进行的诡辩”。
文章说：
“我们不只一次地表明过我们没有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思。
“以南北联合声明为基础的祖国统一三项原则是我方提出来的，同美国缔结和平协定的问题也是我方提出来的。
“美国方面不能否认我们党和共和国政府为了和平解决存在于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军事对峙状态等朝鲜问题而一再提出的一系列合理方案。
“在朝鲜受到侵略威胁的不是美国方面，而是我们方面。”
文章说：
“如果霸占南朝鲜的美军放弃反对共和国北半部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收起所有军事装备，从南朝鲜撤走的话，在朝鲜，和平将不会受到威胁。”
文章说：
“美军霸占南朝鲜，是在朝鲜扰乱和平的主要根源，是阻碍朝鲜统一的基本原因。
要想在朝鲜消除紧张状态，解除战争危险，比什么都要紧的是：
必须从南朝鲜撤走美军。
只要美军继续留在南朝鲜，在朝鲜就不能打开和平以及和平统一的局面，也不能维持和巩固亚洲的和平。”
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劳动新闻》1977年01月04日发表评论，抨击驻南朝鲜的美军司令部在去年年底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名义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年度报告”。
评论说：
“当美军从南朝鲜撤走的问题已作为迫切的时代要求而提了出来、世界舆论日益主张美军撤走的时候，美军司令部突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所谓
‘年度报告’，这是为了掩盖它对南朝鲜的非法霸占政策而炮制出来的。”
评论说：
“在朝鲜，系统地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罪魁祸首是美帝侵略者，加剧紧张局势的也是他们自己。”
“尽管我方为维护和巩固朝鲜和平作了主动的努力，但是，和平仍然受到威胁，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这是因为美军强占南朝鲜及其侵略政策的缘故。”
评论在谈到美方的“年度报告”中对朝方进行诽谤时指出，这是美帝为了欺骗舆论而炮制出来的又一产物。
评论说，美帝对南朝鲜的军事霸占政策，是同朝鲜的和平与和平统一事业背道而驰的。
“美国必须按照第30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把侵略武装力量撤出南朝鲜。”

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
重申坚持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
新华社1977年01月17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1月16日广播，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01月15日发表声明，重申民主柬埔寨同各国关系中，坚持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
声明说：
“最近以来一些帝国主义和反动国家的宣传工具恶意诬蔑民主柬埔寨在边界制造事端，对于这个问题，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再次申明：
1975年04月17日，柬埔寨获得完全、彻底解放，民主柬埔寨诞生了。
酷爱自己民族和祖国的柬埔寨人民渴望安宁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他们没有野心，也不蔑视别人，决不干涉、侵略、吞并远近国家的领土。
具有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柬埔寨革命军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柬埔寨）国内的走狗的侵略战争中，一贯英勇善战，受到了锤炼，并且夺取了1975年04月17日这一历史性伟大胜利。
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绝对尊重别国边界，但也绝对不容许别国干涉我国、侵犯我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坚决保卫和维护革命成果、革命政权和可爱的、神圣的祖国。”
声明说，民主柬埔寨认为，“互相之间的关系，应坚决遵循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略，互相有利，和平共处的原则。
现在和将来，民主柬埔寨决不偏离这一原则。”

法国《红色人道报》发表社论指出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是各国人民极宝贵文献
坦桑第1副总统琼布表示对华主席、中国政府和人民特别尊敬
新华社巴黎1977年01月17日电法国《红色人道报》在01月十五、16日一期中发表社论说，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论十大关系》，“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各国人民说来，是一篇具有极宝贵意义的文献”。
社论写道，在这篇非常明确和非常深刻的著作中，“毛泽东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总是象所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从具体的情况和经验出发，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
社论还说，毛主席的这篇著作，“可以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和正在进行的反对‘四人帮’的这场伟大的斗争的意义”。
社论指出，对法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和所有愿意干革命的人来说，毛主席这一著作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社论号召所有法国革命者阅读和研究毛主席的著作《论十大关系》。
新华社桑给巴尔1977年01月16日电
坦桑尼亚第1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布德·琼布01月15日在国家宫接见中国驻桑给巴尔领事刘胥吉，并且同他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琼布第1副总统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逝世后显示了团结，并拥护新的党主席华国锋，他对此表示祝贺。
他并表示对华国锋主席、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特别尊敬。
琼布第1副总统还对中国人民在由他率领的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不久前访问中国时所给予的盛情欢迎表示感谢。
他希望进一步加强坦、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以便对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作出更多的贡献。
接见时在座的有坦桑尼亚第1副总统办公厅国务部长莫约。

鲁迅展览会在日本神户开幕
新华社东京1977年01月15日电
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展览会，14日在神户开幕。
神户新闻社社长光田显司、日本经济新闻社董事长圆城寺次郎代表主办单位先后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鲁迅先生早年在仙台留学时的老师藤野严九郎的侄子藤野恒三郎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他们在讲话中高度地评价了鲁迅先生伟大的一生，并且指出，通过举办鲁迅先生的展览会，将进一步加强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安理会谴责史密斯政权侵略博茨瓦纳
我代表在安理会上谴责超级大国加紧争夺南部非洲
卡马总统号召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对付敌人武装挑衅
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01月14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01月14日下午通过一项决议，强烈谴责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对博茨瓦纳的侵犯和挑衅，要求这个非法政权立即全部停止对博茨瓦纳的一切敌对行动。
决议还呼吁所有国家对博茨瓦纳维护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斗争给予支持。
安理会从01月12日开始听取了博茨瓦纳外长有关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侵略博茨瓦纳的发言，然后举行了三次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
博茨瓦纳外长莫惠在发言中谴责了史密斯政权沿博茨瓦纳边境杀害、焚烧、绑架和用炸药破坏房屋的侵略行径。
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以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代表身份发言说，非洲集团全体支持津巴布韦英勇自由战士的武装斗争，所以它支持博茨瓦纳在边境地区反击史密斯政权罪恶的侵略行径。
贝宁代表博亚说，争取解放的斗争愈激烈、赢得的胜利愈多，而史密斯政权采取的侵略行径却愈加放肆。
应该给予博茨瓦纳一切必要的援助，以便它抗击史密斯政权的侵略。
赞比亚外长姆瓦勒指出，近年来，南部非洲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更加邪恶和残暴地迫害非洲人民。
赞比亚完全理解博茨瓦纳对解放南部非洲作出的巨大牺牲，赞比亚同博茨瓦纳团结一致。
莱索托代表马萨巴在发言中提到博茨瓦纳以及莱索托、赞比亚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是同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
他说，支持博茨瓦纳及其争取人民的生存和维护政治独立、领土完整是不可缺少的。
坦桑尼亚代表赛佩图说，史密斯政权对博茨瓦纳的侵略是侵略津巴布韦人民的继续。
莫桑比克代表洛博说，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不顾一切地试图扑灭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发动了对这一地区独立国家的侵略行径。
这些侵略行径是罗得西亚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产物，必须予以消灭。
肯尼亚、利比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委内瑞拉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
他们强烈谴责罗得西亚政权及其对博茨瓦纳的侵略，表示支持博茨瓦纳人民和政府抗击这个非法政权的斗争。
中国代表赖亚力在发言中指出，“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行径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粗暴践踏，是对博茨瓦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是对非洲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构成了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
他说：
“近一个时期来，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更变本加厉地推行其反革命两手策略。
它一方面假惺惺地声称愿意实现‘和解’玩弄政治骗局；
另一方面又大量增加国防开支，延长军事人员的服役期限，加紧镇压津巴布韦人民的武装斗争，甚至穷凶极恶地不断派遣军队侵犯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等主权国家，妄图威逼这些国家放弃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支持。”
这就使“津巴布韦和全体非洲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愈来愈清楚地体会到，津巴布韦和整个南部非洲的独立和解放，只有依靠自己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能取得。”
赖亚力指出：
“当前，两个超级大国正在加紧对南部非洲的激烈争夺。
一个超级大国竭力支持种族主义政权，以维护它在南部非洲的既得利益。
另一个自诩为非洲人民‘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更是野心勃勃，打着‘反对种族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处心积虑地分化民族解放组织，破坏非洲国家间的战斗团结，企图浑水摸鱼，向南部非洲进一步地渗透和扩张。
但无论是种族主义，还是霸权主义，都没有什么可怕；
它们本质上都是虚弱的，因为他们都是反人民的。”
赖亚力说：
“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侵略博茨瓦纳的罪恶行径，坚决支持博茨瓦纳和其他南部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并对博茨瓦纳政府和人民不畏强暴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斗争的正义立场表示高度钦佩。”
据新华社哈博罗内1977年01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面对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军队的武装挑衅，博茨瓦纳政府和人民决心团结一致，加强边境防御，反击敌人进犯。
据报道，自1976年11月以来，史密斯的种族主义军队对博茨瓦纳边境地区的军事挑衅不断加剧。
罗得西亚军队多次越过边界，在博茨瓦纳领土上杀人放火，绑架人员，甚至用机枪扫射，严重侵犯了博茨瓦纳的国家主权，使博茨瓦纳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很大损失。
显然，史密斯政权妄图用这种野蛮侵略迫使博茨瓦纳放弃它支持南部非洲、特别是津巴布韦的解放斗争的正义立场。
然而，博茨瓦纳政府和人民不畏强暴，没有被史密斯政权的任何挑衅和威胁所吓倒，而是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据博茨瓦纳总统府发言人宣布，博茨瓦纳警察流动部队01月11日胜利击退了一股入侵的罗得西亚军队。
博茨瓦纳总统卡马最近指出，“这些反对博茨瓦纳人民的恐怖行动是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少数白人政权进行垂死挣扎的明显标志。”
他号召人民提高警惕，加强国防，以对付敌人的挑衅。

新沙皇的大棒
01月09日，苏联《真理报》继塔斯社之后，对西德外长根舍的讲话，再次横加指责。
它气势汹汹，帽子、棍子满天飞，说什么根舍的讲话既是“荒谬的”，又是“毫无根据的”，“无助于使世界政治气氛健康化的”，等等，活现一副十足的教师爷嘴脸。
西德外长根舍究竟说了些什么，惹得新沙皇如此大动肝火呢？
原来这位外长不过是对“苏联军事威力的增长”表示感到担心。
苏联疯狂扩充军备，在欧洲驻扎重兵，大量部署核导弹，向欧洲海域派遣进攻性舰队，难道这不是“根据”吗？
苏联在中欧地区部署的近百万部队，上万辆坦克，成千架飞机，对首当其冲的西德构成严重威胁，因而西德感到担心，这难道是什么“荒谬”吗？
然而，新沙皇可以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而别人却连吭一声，稍稍表示一下担心也都不许可，真是欺人太甚。
苏修妄想在欧洲称王称霸，主宰一切，根本不把欧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放在眼里，这才真正“无助于世界政治气氛健康化”！
其实，苏修这种霸权主义行径是一贯的。
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针对苏联的军事威胁，曾呼吁西欧国家不要“被虚假的缓和所欺骗”，苏修就歇斯底里地咒骂她是什么“好斗的悍妇”。
法国三军参谋长梅里将军在谈到保证法国自身的安全时，主张调整军事战略以对付苏联威胁，苏修就破口大骂这是什么“冒险的公式”，甚至蛮横责问：
梅里要把“法国引向何方”？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欧洲国家政界人士，无论是谁，只要他们敢于出来揭露一点苏联威胁的事实，戳穿苏联“缓和”骗局，苏修就要暴跳如雷，大棒横飞，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这都说明，苏修对于西欧国家要求加强防务、抵抗霸权主义的反绥靖力量的日益兴起，感到十分恐惧和仇视，必欲用大棒把这种力量统统打下去而后快。
但是，恫吓和谩骂是徒劳的，西欧联合反霸的历史趋向是无法阻挡的。
只要苏修的威胁日益严重，人们揭露和对抗这种威胁的呼声就必然愈来愈强烈。
苏修极力想用自己的喊声压倒别人，其实只能更加暴露它的恶霸面目，激起欧洲国家和人民更加强烈的愤懑和反抗。

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发表文章
呼吁日本人民不怕苏联威胁加强反霸斗争
日本渔民集会强烈抗议苏联渔船队破坏渔场
新华社东京1977年01月16日电
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最近发表文章，呼吁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加强友谊和团结，开展反霸斗争。
文章说：
“目前，苏联口头上高唱‘缓和’，而实际上正在加紧扩充军备。
在这种情况下，认清苏联的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本质，对于我国和世界人民的命运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文章说，苏联当局毫无顾忌地叫嚷“增强苏联的军事力量，同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的概念并不矛盾”，并对日本直接施加军事恫吓，威胁日本渔民的安全和生活。
文章强调指出：
“对日本民族和人民来说，今天面临的危机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尤其是正在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和渗透。
为了对付这种情况，首先要不怕苏联的恫吓和威胁；
其次要坚信在领土等问题上，正义是在日本民族和人民一边的；
第3要加强国际上的团结，勇敢地进行斗争，尤其是要加强同邻国中国的友好和团结。
这是日本在加强国际团结方面的一个关键。”
新华社东京1977年01月15日电
日本千叶县渔民01月14日举行集会，强烈抗议苏联渔船队在日本近海乱扔垃圾破坏渔场的恶劣行径。
据日本报纸报道，这次抗议集会是在千叶县铫子市举行的。
这个市的小型拖网渔船渔业协同组合的负责人伊藤政明在集会上谈到苏联渔船队在这一带海域乱扔垃圾破坏渔场的行径时说：
“任其发展下去，渔场就会荒废，这是直接关系到沿岸渔民死活的问题。”
集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强烈要求苏联渔船立即停止向海中乱扔垃圾的恶劣行径，并要求日本政府当局协助清理海中的这些垃圾。

苏联利用“缓和”疯狂扩军各国必须认真对付
加拿大政府和瑞士刊物警惕苏联军事威胁
墨西哥报纸载文谴责美苏推行核讹诈政策
新华社渥太华1977年01月15日电加拿大国防协会第40届年会15日在渥太华闭幕。
历时三天的会议主要讨论了苏联的军事扩张和有关加强加拿大的防务问题。
特鲁多总理在会议开始的讲话中谈到了华沙条约军事力量的加强问题。
他说，西方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军事能力应该感到担忧。
加拿大国防部长丹森在讲话中指出，苏联的“威胁是非常现实和不断增长的”。
他要求加拿大在下一个五年的实际期限之内，除了一年增加百分之十二的开支以便用于现代化装备和购买新武器外，还应提出一个规模较大的军舰的更新计划。
加拿大海军司令部司令道格拉斯·博伊尔在发言中指出，苏联扩充海军意在控制全世界的海洋。
他说，苏联的兵舰、渔船、商船，在加拿大东海岸不停地游弋，加拿大人民对它们的活动深感关切。
加拿大空军司令威廉·卡尔在发言中说，苏联从人力和装备以及各方面继续加强它的军事力量。
他指出，苏联的军费占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十五。
苏联的目的是要在军事上取得对西方的优势，其扩充军备的性质是准备进攻。
新华社日内瓦1977年01月14日电《新苏黎世报》社出版的英文月刊《瑞士国际问题评论》最近一期发表社论指出，苏联利用“缓和”和“裁军”扩张军备。
社论说，尽管“缓和谈判仍在进行”，“目前占据最显著地位的是苏联的狂热的军备扩张”。
莫斯科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已经赶上华盛顿。
它的海军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张到足以策动安哥拉事变的地步。
“华沙条约的陆、空军力量近年来已经加强到惊人程度，明显地显示出具有发动一场闪击战的进攻能力。”
社论说，裁军谈判是苏联扩充军备的一种方法。
“苏联人利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现有协定的每一个漏洞和含糊之处来加紧发展和配备新式导弹以及多弹头。”
他们利用在维也纳举行的中欧裁军谈判“稳步改变（军事）平衡，使其朝着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向发展”；
利用赫尔辛基会议“加紧制造更多的武器”。
新华社墨西哥城1977年01月14日电
墨西哥《国民报》14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严厉谴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奉行的核讹诈政策。
文章说，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的官员和军事头目针对可能来自对方的攻击，“近几个月来频繁地发表谈话，研究报告以及透露情况和情报，其目的是渲染这样一种想法，即人类兴亡取决于美苏两国政府为它们的利益而进行的赌博”。
文章说，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共同搞起这样一场恐怖宣传，目的是想压服其它一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主张它们要更多地参与决定世界上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要求根本改变产生世界上不平等和不正义的结构”。
文章最后强调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这种宣传完全是核讹诈。

英国前首相艾登逝世
新华社伦敦1977年01月17日电
英国前首相阿冯伯爵（前安东尼·艾登爵士）01月14日在英国西部埃尔夫迪斯顿逝世。
艾登在1955年到1957年任英国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