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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前讲话中，号召我们认真地深入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并且指示我们，要把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

空军某“英雄部队”在学习《论十大关系》时，注意联系实际。
他们紧密联系本部队作战、训练中的经验教训，联系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实际。
这样学法好。
它可以帮助大家更深刻地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并且有利于弄清部队工作中具体的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把我们军队的建设搞得更好。

本报讯 空军某“英雄部队”自组建以来，先后击落美制蒋帮RB—57D间谍飞机一架、U—2间谍飞机三架和美帝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一架，为保卫祖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接见了这个部队的全体指战员，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
最近，部队党委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联系本部队战斗的历史，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他们回顾部队刚组建时，面临着人员新，武器新，专业技术性强，文化水平低等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党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为保卫祖国苦练杀敌本领的热潮。
干部战士树立了敢打必胜的坚强信心，很快就掌握了武器装备，熟练了军事技术。
他们在战斗中充分发挥人和武器的作用，一举击落美制蒋帮RB—57D间谍飞机一架，创造了用同类武器击落敌机的先例。
联系这一战例，一等功荣立者、党委副书记王部队长说，这里也有一个“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的问题。
如果你是真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你就应该按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技术的统一，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之下，苦练军事技术，努力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作到又红又专。
只有这样，才能克敌制胜，保卫祖国。

“英雄部队”击落RB—57D之后，又用同类武器，首次击落美制蒋帮U—2间谍飞机，开创了新纪录。
当时，狡猾的敌人为了逃避我军的打击，改变了战术。
面对新的复杂情况，党委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开展军事民主。
广大指战员运用毛主席关于运动战的思想，大胆地提出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案。
在实战中，他们放弃暂时的不利战机，把敌人放进来，造成敌人的错觉和麻痹，出其不意，近战歼敌，把敌机揍了下来。
联系这一历史经验，党委成员们说，毛主席指出，在经济建设中，“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我们打仗和加强军队建设，也要有两个积极性，把领导和群众、干部和战士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近几年来，“四人帮”大量散布修正主义谬论，任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在“四人帮”的影响下，使人们话不知怎么说，工作不知怎么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弄得人无所适从，结果既破坏了革命、又破坏了生产，也干扰了部队建设。
这个部队党委成员把学习《论十大关系》同批判“四人帮”结合起来，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武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颠倒过来，提高认识，提高自觉。
通过学习，大家充满了胜利信心，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部队建设搞得更好，为保卫和建设祖国作出新贡献。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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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和所属部队，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正以磅礴的气势，打一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最近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和驻汉部队召开了批判大会，领导同志带头揭发、深入批判“四人帮”反党乱军的反革命罪行。

干部战士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为攫取军权，到基层煽风点火，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
一九七四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抢在中央通知发出之前，以个人名义给一个连队写信，并要她的亲信把信件于一月十五日送到连队。
她的亲信到连队后，大肆吹捧江青，说“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意思，当然代表了党中央”，“是中央的精神”。
当时，部队同志感到这不符合组织原则，质问他们：“你们到这里来，总政、军区是否知道？”
他们一听就大发雷霆说：“中央首长送信，要他们知道干什么？”
他们还鬼鬼祟祟地策动一些人写信吹捧江青。
在批判“四人帮”中，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的教导，进一步看清白骨精江青的反动本质。
同志们说，王张江姚插手军队，就是要向党夺兵权。
“四人帮”就曾忧心仲仲地说：“我们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一心想当女皇的江青，口中经常唱着旧戏中的一句词：“只恨我手中没有杀人的刀”，一语道破了他们的心机。

河南省军区的干部战士用大量事实揭露“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蓄意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妄图搞乱军队的罪行。
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江青就指使河南的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在群众中到处煽动要敢于向军队高级领导机关、高级领导干部“开第一炮”。
这个野心勃勃的人物指使一些人搜集情报，伪造材料，向“四人帮”打“小报告”，告“通天状”，为“四人帮”篡军乱军提供炮弹。
在“四人帮”的煽动下，刮起了一股冲击军事机关，进驻办公大楼，揪斗军队干部的妖风。
在这黑云压城的情况下，河南省委和部队领导同志不顾种种压力，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揭露。
干部战士还联系“四人帮”煽动“揪一层人”，揪“军内走资派”，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军队领导干部，篡夺军权，毁我长城的罪行，指出他们是一伙十恶不赦的反党乱军的纵火犯。

某部红军团的干部战士揭露张春桥指令部队协助拍摄毒草电影《反击》的险恶用心，戳穿“四人帮”“关心部队”的谎言。
去年七月中旬，张春桥盗用中央名义，指令调动这个团的两个连队和驻地大批民兵，协助拍摄毒草电影《反击》。
他还通过在文化部的黑爪牙传达说什么从《反击》中可以“受到教育”，学到对部队“有用的东西”。
广大指战员对剧本的内容、出笼的背景和拍摄过程进行了剖析，清楚地看到，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不久，“四人帮”的亲信就为张春桥当总理大造舆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打乱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调。
张春桥气急败坏，写了黑文《有感》，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
就在这时，“四人帮”授意炮制一部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叫嚷“要写大走资派”，“一直写到中央”。
于是毒草电影《反击》出笼了。
《反击》打着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旗号，疯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攻击华国锋同志；
《反击》还别有用心地煽动层层揪“代理人”；
《反击》通过所谓“正面人物”江涛，为“四人帮”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反击》蓄意制造混乱，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对这样一部毒草影片，“四人帮”捧为至宝，指令赶拍。
拍摄未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在战士和民兵中播放录音。
对此，广大干部战士和民兵非常气愤，曾多次就剧本的中心事件、人物设置、台词、地点以及调动部队参加拍摄等，严肃地提出质疑。
但“四人帮”一伙竟横加压制。
干部战士在批判中尖锐指出，“四人帮”炮制毒草电影《反击》，是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扑。
张春桥要部队协助拍摄《反击》，他所关心的是要把军队搞乱，妄图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

广大指战员还以大量的事实，愤怒揭批了“四人帮”打着“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新鲜经验”的幌子，插手军队的反革命行径。
某部领导机关的同志揭露了“四人帮”两次在一个连队捏造所谓“新鲜经验”。
第一次，江青派送材料的两个亲信到连队，叫嚷要“通过一个连队，抓住一个典型”。
这两个家伙游逛了一天，草草开了个座谈会，记下了只言片语，就煞有介事地捏造了一个“小人物也能批倒孔老二”伪所谓“新鲜经验”，急急忙忙赶回北京，向江青请功。
江青背着党中央采取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段，在北京两次召开万人大会，让两个亲信运用这个所谓“新鲜经验”，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第二次，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看到反映这个连队如何联系实际的一份“简报”，如获至宝，立即授意他的亲信“加工”、篡改，在报纸突出位置上刊登出来，煽动“层层揪代理人”，妄图搞乱军队，严重干扰批林批孔运动。
广大指战员透过这两件事，更加清楚地看到“四人帮”那些所谓“新鲜经验”，都是一支支反党乱军的毒箭。

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决心进一步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彻底清算“四人帮”篡党乱军的反革命罪行，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把我军建设得更加坚固，更加强大，为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做出更大的贡献。

八一二四八部队红四连干部战士，人人上阵，口诛笔伐，深入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这是他们在出大批判专栏。

冯昌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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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不是春天胜似春，东风万里暖人心，华主席登上天安门，我党又有了掌舵人。”
“硬骨头六连”的同志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用热情洋溢的诗歌赞颂华主席的丰功伟绩，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发扬革命的硬骨头精神，誓当砸烂“四人帮”的铁拳头。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六连的同志和全国人民一样，担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密切注视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去年十月上旬，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发表的当天，六连同志听到有人篡改毛主席指示，极为关注，饭前课后，大家议论纷纷，许多同志临睡前躺在床上，还在想问题。
理论骨干几次凑到一起，翻阅报刊，研究问题，直到深夜。
理论骨干李洪斌，入伍三年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写了十多万字的笔记。
当他发现“按既定方针办”这个所谓临终嘱咐在报刊露了几次以后，忽然消失了，引起了深思。
他反复想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他对指导员赵传喜说，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很可能就是“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
李洪斌讲了三条理由：第一，如果是“临终嘱咐”，为什么不写进告人民书和悼词？
第二，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这是把方针和路线混为一谈，实际上方针是由路线决定的。
第三，有些报纸文章的解释有毛病，好象有什么永远不变的东西似的。
赵指导员点了点头，把李洪斌的看法拿到班长会上研究，班长们也倾向于这种看法。
理论骨干童吉新把几天前黑板报上写的“按既定方针办”擦掉，换上了一句话：“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硬骨头六连”的战士就是这样以高度的政治警觉，注视着斗争的发展。

“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以后，全连同志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立即投入这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大革命之中。
回家探亲的炊事班长高汉芳，一到家便组织全家开批判会。
大队开批判会，他第一个登台发言。
大队党支部开会研究批判“四人帮”，他积极帮助出主意，想办法。
他还访东家，走西家，调查了大量材料，写了一份很好的批判稿寄回连队。
来自湖北黄冈地区的战士汪少来，入伍前就听老人说过林彪反动的丑恶家史，连队开批判大会时，汪少来两次发言，把王张江姚“四人帮”的罪行和林彪的罪行串起来批，痛斥了“四人帮”同林彪一样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两个多月来，六连对“四人帮”集中进行了三次大批判。
第一次，着重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
第二次，着重批判“四人帮”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的罪行。
第三次，集中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这个要害。
批判一次比一次深入，火力一次比一次猛烈。

六连同志说，“四人帮”最怕革命的硬骨头。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四十年前就揭露了化名狄克的张春桥，同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张春桥及其一伙进行坚决斗争。
我们一定要发扬革命硬骨头精神，痛打落水狗，狠批“四人帮”，决不手软。
研究鲁迅的理论骨干在斗争中又学了鲁迅著作，把鲁迅的有关论述和“四人帮”的言行加以对照，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饲养员肖祥业一人喂二十多头猪，比较忙。
在全连批判“四人帮”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的罪行时，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写批判稿，直到深夜两点。
第二天开批判会，他正在喂猪，手顾不得洗，就跑到会场发言，批得很有力量，受到全连同志的赞扬。
发扬硬骨头精神，六连理论组勇当尖刀。
他们的做法：一是整理“四人帮”的罪状，归纳分类，列出专题，准备好靶子；
二是选抄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进行辅导，帮助大家掌握武器，做到有的放矢；
三是带头批判，做好引路工作；
四是先学一步，多学一点，在班里当好小教员，做到使全连对“四人帮”的罪行材料“人人明白”；
五是出大批判专栏，办墙报，搞得丰富多彩。
不少理论骨干，眼熬红了，但不叫苦，不怕累，越战越强。

“硬骨头六连”狠批“四人帮”，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处理好政治与军事、红与专的关系，在一九七六年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上，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努力发展大好形势。
全连同志提出，“批判‘四人帮’，工业在大干，农业在快上，我们怎么办？”
去年十二月四日，六连召开了一九七七年军事训练誓师大会，提前近一个月开始进行一九七七年的训练课目，走在时间的前面。
全连干部战士争分夺秒，认真通读《毛泽东选集》，作为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实际行动。
超期服役的老战士们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决心书，表示在连队一天，就要事事带头，当好骨干。
“硬骨头六连”正以朝气蓬勃的战斗姿态，为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一九七七年的四项战斗任务，为彻底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奋勇进击。

作者：外交部理论学习组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
今天，在全国亿万人民热烈欢庆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激情，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王张江姚“四人帮”把周总理看作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巨大障碍，在周总理生前百般攻击、陷害他，在周总理逝世后又极力诽谤，诋毁他，压制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悼念和热爱。
但是，这一伙反革命黑帮的倒行逆施，丝毫损害不了周总理的伟大形象，相反，更加激起革命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和爱戴，对“四人帮”的无比愤怒和憎恨。

周总理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为了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周总理数十年如一日，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英勇奋斗，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在国际阶级斗争中，周总理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对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总理就开始从事外事工作。
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以调解为名，扶持和策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周总理身负毛主席、党中央的重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同美帝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复杂、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揭露了敌人，团结了朋友，动员了群众，出色地完成了光荣使命，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周总理依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按照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论断，参与制订重大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和政策。
周总理在长期的国际活动中，一贯体现了毛主席关于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的教导。
回顾我国人民反对帝修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的战斗历程，每一个胜利的战役都闪耀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智慧和才华。
回顾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兄弟党团结的加强，我国同各国关系的开展，特别是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友谊的增进，每一个重要步骤，都凝聚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辛勤劳动和心血。
在我国多方面的对外工作中，从接待来访的外宾到出国访问，从外交谈判到国际会议，从政治、军事关系到经济、文化交流，处处都显示了周总理他那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杰出作用。

周总理在外事工作中，如同他在从事各个方面的革命活动时一样，总是努力学习、领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忘我工作，不辞辛劳，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对敌人，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机智勇敢，沉着果断。
对朋友，他满腔热忱，谦虚谨慎，开诚相见，平等待人。
周总理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卓越的外交才能，丰富的斗争经验，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精力，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爱戴和敬佩。

周总理为我们党和国家积累了宝贵的外事工作经验。
他培养了一支革命的外交队伍。
他创建和发扬了新中国的无产阶级外交风格。
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取得的光辉胜利，我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一切都是和周总理分不开的，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事工作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毛主席以他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雄伟胆略，冲破来自国内外、党内外的阻挠和反对，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兄弟的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履行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周总理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决策。
周总理深夜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通过印度政府严正警告美国政府，新中国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置之不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总是把有关抗美援朝的事情，无论是军事方面的，还是谈判方面的，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亲自处理。
朝中人民浴血奋战，打败了美国侵略者，使美帝国主义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大大鼓舞了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
朝鲜停战后，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总理同战争贩子杜勒斯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争取了与会国的普遍支持，使美帝国主义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二十多年来，直至病重期间，周总理一直都十分关心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积极支援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国人民对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人民怀有深厚的兄弟情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直互相援助，万相支持。
毛主席一再指出，中国人民坚决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支援他们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针对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周总理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对巴基斯坦记者发表谈话，严正指出，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对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非洲和世界上任何国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
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因此而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中国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它将进得来，出不去，而且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线。
这铿锵有力的语言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印度支那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决心，这也是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一贯立场，一九七○年，毛主席发表著名的五·二○声明，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周总理把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看作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业。
他多次说过，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周总理设身处地，想方设法，克服种种困难，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大力支援他们的正义斗争。
在美帝国主义狂轰滥炸、布雷封锁的严峻日子里，周总理亲自下命令要我国船只、车辆一定要把援助物资送到越南人民手里，送到柬埔寨人民手里，送到老挝人民手里，即使蒙受再大的损失和牺牲，也在所不惜。
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
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帝反霸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主席对阿拉伯朋友说，“我们总是支持你们的”。
周总理向阿拉伯朋友反复说明团结对敌的重要性，鼓励他们重视武装斗争并坚持下去。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恢复民族权利和收复失地的正义斗争，并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
中国政府坚持原则，不同以色列侵略者进行接触和来往。

周总理为促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支援他们的革命斗争，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一九五四年倡导了著名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在国际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五五年，周总理不顾美蒋特务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不顾还存在着对他的安全的严重威胁，也不顾自己刚动过手术，健康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长途跋涉，亲自参加在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
亚非会议的召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这是在没有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当家作主自行召开的会议，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帝国主义先是企图阻挠会议的召开，失败后，又力图扩大亚非国家之间的分歧，特别是挑拨亚非国家和我国的关系，使会议达不成任何协议。
周总理针对这种情况，当机立断，利用会议休息的短暂时间，亲自起草补充发言，驳斥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造谣中伤，提出亚非国家应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大家加强团结，一致对敌，击破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周总理的广阔胸怀和英明远见，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扬。
在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万隆会议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会议所产生的“万隆精神”至今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自万隆会议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蓬勃发展，亚非拉三大洲的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
在这种令人鼓舞的形势下，一九六三年底至一九六四年初，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对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几内亚、马里、加纳、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十四个亚非欧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历时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这在我国对外关系史上是空前的。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访问加纳前夕，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的事件，要不要按原定计划访问呢？
周总理坚定地说，愈是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愈是要去，要支持。
为了照顾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周总理打破礼宾常规，主动建议，凡有恩克鲁玛总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住地进行，他也不必到机场迎送。
在出访期间，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这些原则贯穿了国与国之间平等互利的精神，强调要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能附带任何条件、要求任何特权，并且应以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为目的。
这些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同亚非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真诚愿望，为不结盟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渴望建立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开创了良好的先例，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借援助之名，行掠夺、控制之实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
周总理的十四国之行增进了我国同这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推动了整个第三世界的反帝团结，至今还为人们所传颂。

我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着某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双边关系问题，特别是复杂的边界问题。
周总理亲自调查研究，掌握边界历史变迁和现实状况的第一手材料，根据毛主席的友好睦邻政策，提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圆满解决了我国同大部分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树立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范例。
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也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周总理一九六○年再次访问了新德里，力求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和接近点，表现了中国方面的极大诚意。
一九六二年，我国被迫在中印边境地区对印军大举入侵进行自卫反击，毛主席高瞻远瞩，仍以中印两国人民友谊为重，决定我边防部队从已经收复的我国领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我方一侧，释放全部俘虏，交还缴获的全部武器。
在这场斗争中，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周总理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写信，并向许多国家的朋友作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使他们了解了中印边界问题的是非真相和我国历来主张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合理立场。

三

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第二世界国家有压迫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面，但它们本身也受到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压迫、剥削、控制和威胁。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积极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团结反霸的斗争，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为我国同这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做了很多工作。

欧洲是苏美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重点。
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
苏联为了建立世界霸权，必然要夺取西欧。
西欧处于苏联的严重威胁之下。
周总理在接见来自西欧的客人时，反复向他们陈述这一利害关系，支持他们联合自强，团结反霸，警惕慕尼黑悲剧的重演。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面目，已日益为西欧各国人民和有识之士所看清。

日本是我国的近邻。
毛主席说过，“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来中国的日本各阶层朋友，一直占来访各国外宾的首位。
他们对发展中日友好，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起了重要作用。
周总理遵循毛主席的思想，一贯重视对日本的工作。
周总理接见了许许多多来自日本的客人，常常是长谈到深夜。
周总理支持日本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反对霸权主义、收复北方四岛的正义斗争。
周总理指出应警惕军国主义在日本复活的危险，但也认为日本应该有必要的自卫武装。
周总理提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响亮口号。
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周总理还多次提出关于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和方式，使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往来得到了不间断的发展。
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周总理提出了恢复中日邦交的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这些原则在日本深得人心。
一九七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我国，周总理和他进行了会谈，在上述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经周总理提议，中日双方一致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上反霸条款，即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这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四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和剥削者。
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来自两霸，主要来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坚决支持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帝反霸的斗争，坚决维护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帝国主义霸占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二十多年来，从抗美援朝到炮轰金马，从在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帝到华沙谈判，我们同美帝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周总理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义正辞严地谴责美帝的侵略，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阴谋。
他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内政，绝不容许外国干涉。
周总理在病重期间还一直惦记着祖国的统一大业。

中国政府关于解放台湾是我国内政的原则立场是绝不动摇的，但是，对于美国霸占台湾而引起的中美之间的争端，则历来主张应通过谈判解决而不诉诸武力。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
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
正是由于周总理的这一主动行动才导致了以后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早在四十年代，毛主席就教导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
一九七○年十二月，毛主席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表示，“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同时指出，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尼克松总统愿意来，也可以。
次年，毛主席又亲自决定让美国乒乓球队来访。
毛主席的重要谈话和英明决定，不仅推动了中美关系，而且使整个国际形势起了深刻的变化。
周总理大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
他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意味深长地指出：“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一九七一年，美国政府派基辛格博士来京，商定尼克松总统访华。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周总理同他发表了联合公报。
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我们方面首先毫不隐讳地阐明了我国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同时也同对方找到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共同点。
这个公报构成了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指出：“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周总理是伟大的反帝战士，也是伟大的反修战士。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领导权以后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
毛主席指出：“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在这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关系到全世界革命人民命运的伟大斗争中，周总理亲身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至今历历在目。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肆意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混乱。
紧接着，就连续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周总理到莫斯科，当面批判苏修搞大国沙文主义，对波兰粗暴干涉，而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面前惊慌失措。
周总理又不畏艰险访问波、匈两国，给正处于严重困难之中的两国革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一九六一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攻击和反对坚持反修斗争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制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为恶劣的先例。
周总理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谴责苏修领导集团，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气概。
周总理愤然提前离苏回国，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赴机场迎接。
多年来，周总理十分重视并努力加强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尽心竭力地支援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垮台后，周总理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
苏修新领导顽固地坚持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恶毒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周总理义愤填膺，当即予以迎头痛斥，英勇地捍卫了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周总理回京时，毛主席再次赴机场迎接。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一九六八年公然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威胁东欧其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周总理在苏修侵捷的第二天，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严厉谴责苏修的侵略扩张，并首次公开揭示苏联已经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
这一讲话沉重地打击了苏修的扩张野心，大大提高了世界革命人民对苏修本质的认识。

一九六九年三月，苏修叛徒集团蓄意挑起珍宝岛冲突，我英勇的边防部队奋起反击，打退了新沙皇的入侵。
同年九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
在会谈中，周总理重申了毛主席的方针，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但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周总理建议，双方首先签订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全部边界问题。
周总理提出的这一主张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双方就此达成了谅解。

几年来，中国方面始终按照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进行谈判，而苏联方面却不肯履行诺言，坚持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

五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总理以他自己的言行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周总理指出：“中国的历史和世界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最后是一定要失败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特别注意防止大国主义的错误。
不仅我们这一代如此，而且还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犯这种错误。”
周总理对各国来访的朋友，不论其国家大小，都是一视同仁。
周总理反复强调各国人民都有自己的长处，应该互相学习，在共同的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
周总理会见外宾时，总是虚心听取对方的意见，在介绍中国的经验时，总是强调仅供他们参考，要他们结合本国的实际，从不强加于人，而且要外宾不仅看中国好的方面，也要看不足的方面。
周总理总是告诫我国出国人员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如发现有所违反，总是严加批评，及时纠正，直至要我驻外使节向驻在国领导人承认错误，有时周总理还亲自出面，表示歉意。
周总理多次对外宾讲，如果中国将来变修，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世界人民就应当起来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周总理的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彻底革命精神，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六

在缅怀周总理在对外工作中建立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我们倍感亲切的是，我们的外交队伍正是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周总理的热忱关怀和精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我们外交队伍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从事外交工作的，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到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从路线政策到具体业务，可以说都是周总理把着手教出来的。
周总理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那刚毅慈祥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他那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还萦回在我们耳边。
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带领我们战斗的动人情景，还宛如昨日，终生难忘。

周总理教导我们外事工作人员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做毛泽东思想的播种人，做中国革命的宣传队。
在建国初期，周总理就要求我国外事干部“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
周总理一贯严格要求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改造到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他也经常以此勉励我们大家。
他自己在病中一直坚持工作，在医院里还会见许多外国客人，同突尼斯总理的会见甚至是他躺在病床上进行的。
周总理要我们在同外国人的交往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平等待人，不卑不亢。
要我们对工作极端负责，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要我们树立无产阶级的外交风格，不搞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
要我们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勤俭办外交，反对铺张浪费、讲究排场。
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以身作则，带头力行。
周总理对外事工作人员政治上、业务上的要求是严格的，同时，他又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工作，大胆提出意见，即便犯了错误，只要改正就好。
他自己就是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的。
周总理还十分重视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培养年青外事干部和女外事干部。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周总理同我们不知开过多少次会，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引导我们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刘少奇、林彪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外事干部“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周总理一再号召并督促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指示。

周总理要我们做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战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敢于革命，敢于斗争，为世界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
周总理经常引用毛主席的光辉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教育大家。
他还勉励我们：“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他在病危时还满怀信心地歌唱“团结起来，到明天，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敬爱的周总理，你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七

在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对外工作中，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始终占主导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受到干扰和破坏的。
周总理在外事战线上，如同在其他战线上一样，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党内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实质是同帝修反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大叛徒刘少奇推行一条“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对帝修反和，少支持实际上是不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周总理坚决抵制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卖国贼林彪阴谋篡党夺权，叛国投修，复辟资本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打着革命的旗号，在外事工作中，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出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打、砸、烧外国驻华机构的事件，损害了我国的威望以及同一些国家的正常关系。
周总理同林彪的极右路线作了坚决的斗争，带领广大外事工作人员清算林彪一伙的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同刘少奇、林彪是一丘之貉。
“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处心积虑地插手外事工作，妄图夺取中央的外交大权。
他们在外事活动中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打击周总理，排挤华主席，极力突出自己，在国际上大造反革命舆论。
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卖国主义和投降主义，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
他们扣压批判苏修的文章，不让发表。
他们阻挠我国同其他国家开展关系，破坏我国正常的对外经济和文化往来。
他们轻视第三世界，大搞大国沙文主义。
周总理遵循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反帝、反修、反霸、支援世界革命，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周总理坚决反对江青擅自向外发表谈话，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严厉批判“四人帮”对外大搞形而上学、大国沙文主义；
积极支持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坚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外国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互通有无。

“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主席早有察觉，不断进行了斗争。
周总理紧跟毛主席，一直同“四人帮”斗。
直到他病重时，他还不止一次地同到医院探望他的同志谈与“四人帮”斗争的问题。
“四人帮”对周总理恨之入骨，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周总理头上。
他们必欲打倒周总理而后快，就是因为周总理衷心爱戴毛主席，坚决贯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周总理是真正的革命派，而“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投降帮、卖国帮，是十足的反革命派。
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扫除了障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必将放射出更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一生，是伟大的、战斗的、革命的一生。
周总理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我们全体外交战士和全国亿万人民一样为失去周总理而无限悲痛。
一年来，不管“四人帮”如何压制、迫害，大家从来没有停止过以各种方式抒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传颂周总理的历史功勋。
世界革命人民也为失去周总理而无限悲痛。
他们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表达对周总理的敬仰，称颂周总理是当代的一位伟人。

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
一九七七年是我们粉碎“四人帮”，走向大治的一年，是我们团结战斗，乘胜前进的一年。
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牢记周总理的亲切教诲，学习周总理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质，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响应华主席的战斗号召，继承毛主席遗志，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深揭深批“四人帮”，肃清他们在外事战线上的流毒和影响，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

（原载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讯）

作者：朱兵杨志杰杜书瀛

“山雨欲来风满楼”。
王张江姚“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他们精心泡制的电影《反击》，就是一发进行反革命政变的“信号弹”，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现在，是彻底戳穿“四人帮”炮制《反击》的罪恶用心的时候了！

一

《反击》的出笼，是“四人帮”精心策划的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革命事件，是他们整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反击》出笼的背景。

“四人帮”密谋策划搞《反击》的时间，正是一九七六年初，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之后。
就在一号文件发出的同一天，张春桥就狗胆包天地写下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丧心病狂地发泄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强烈不满，特别是对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咬牙切齿，极端仇恨。
他引用的古诗“新桃换旧符”，是“四人帮”阴谋篡党窃国的反革命纲领。
电影《反击》，正是体现这个反革命纲领的黑标本。

一九七六年春，“四人帮”打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疯狂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居心叵测地制造了两个反革命口号：一、在政治上，叫做“层层揪代理人”。
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由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这就是他们叫嚣“新桃换旧符”的实质。
二、在文艺上，提出要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
这是“四人帮”想利用文艺这个阵地，为他们篡党窃国的狼子野心制造反革命舆论。
《反击》正是他们这种反革命理论的实践产物。
“四人帮”别有用心地用“倒栽赃”的办法，把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干部，统统描绘成“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推到应被打倒的行列中去；
而把货真价实的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四人帮”一伙，却乔装打扮成“无产阶级革命派”、“正确路线的代表”。
“四人帮”就是用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手段，妄图达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目的。

炮制《反击》的过程，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变计划，是密切配合，紧相呼应的。

“四人帮”对《反击》极为重视。
先由头面人物江青以请客吃饭为名召开黑会，纠集他们的重要骨干和得力爪牙密谋策划，作了精心安排。
在编写剧本和电影拍摄的过程中，从影片定名，人物选择，情节安排，到人物的姓名年龄，服装道具，语言动作，甚至外景的选定等等，无一不是“四人帮”亲自拍板定夺。
具体工作人员的意见，他们根本不听；
革命群众的强烈反映，他们嗤之以鼻；
各地党委的坚决反对，他们置若罔闻。
总之，一定要按照他们的反革命意图和方针办，稍不遂意，便大发雷霆，严加训斥。
他们要把这部影片作为“重磅炸弹”，在他们的反革命政变计划中发挥作用。

按照“四人帮”的意图，“宁可粗点，但要快点”，“要配合当前的重大政治斗争”，“五一”拿出剧本，“十一”电影上映。
“四人帮”的篡党野心，已经急不可待了！

《反击》终于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底，“四人帮”策划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前夕出笼了！
但是，《反击》并没有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得手的纪录，而是作为解剖“四人帮”篡党夺权野心的罪证，与革命观众见面了！

二

《反击》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
只要我们认真解剖一下“四人帮”在《反击》中挖空心思塑造的主要人物和设置的矛盾冲突，便可一目了然。

首先看一看《反击》中的两个主要人物。

韩凌，这是“四人帮”一伙在《反击》中描写的一个老干部，一个所谓“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典型人物。
按照《反击》的描绘，政治上，他不读马列，不懂马列，顽固推行一条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作风上，他骄横恣肆，独断专行，具有法西斯般的残忍和狠毒；
生活上，住的是别墅庭院，时而室内浇花，时而池旁钓鱼。
总之，韩凌蜕化变质，腐朽透顶，比过去地主、资本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观众不禁要问：这难道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吗？
不！
这是“四人帮”的栽赃陷害。
韩凌的所作所为，正是“四人帮”实际生活的写照。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他们干着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篡党夺权的勾当；
他们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结帮营私，排斥异己，唯我独尊，称王称霸，把他们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
他们沉湎于骑马，打猎，钓鱼，酗酒，听旧戏，看黄色电影，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资产阶级的臭气。
正因为“四人帮”自己对韩凌那一套思想、生活和作风有着极为深刻的亲身体验，所以他们才能描写得那样真切。
韩凌的形象，正是“四人帮”丑恶灵魂的大暴露！

“四人帮”所以如此仇恨革命的老干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把老干部看作是他们篡党窃国的重大障碍。
革命老干部，胸怀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南征北战，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紧紧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这些老干部，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焕发了青春，提高了觉悟，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
这些，是“四人帮”一伙丑类所切齿嫉恨的。
虽然，在老干部中，也有极少数退坡、落伍，但这决不能代表我们党的老干部的主流和本质。
革命的老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极其宝贵的财富，他们和革命的新干部团结一致，老中青三结合，取长补短，互勉互励，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条件。
“四人帮”要想篡党夺权，必然把这样一批老干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就是“四人帮”在《反击》中塑造韩凌形象的政治用心。

特别令人愤慨的是，“四人帮”一伙还通过对韩凌形象的塑造，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他们给韩凌安排了一个秘书，而这个秘书竟用了周总理的一位秘书的名字。
当这个阴谋被揭穿时，他们仍然采用谐音的办法继续影射。
“四人帮”攻击周总理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是可忍，孰不可忍？！

《反击》中的江涛，是“四人帮”极力要大树特树的“英雄形象”。
这个家伙挂着共产党干部的招牌，穿着工人的服装，讲着马列主义的词句，实际上则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干着篡党夺权的勾当。
我们必须拔掉他手中的红旗，撕下他身上的画皮，使其露出本相。

江涛身上有三件伪装。

第一件，“教育革命的旗手”。

《反击》中的江涛，是黄河大学工宣队的负责人、党委书记兼省委常委，是搞教育起家的。
实际上是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扼杀党的教育事业的刽子手。

在教育战线上，江涛以资产阶级政治和单纯搞生产代替教学，歪曲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对抗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
完全废止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学习，推行一条“零分加螃蟹”的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如果按江涛的一套搞下去，不仅教育、科学技术不能发展，而且长此以往，只能教唆出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充当打手的亡命徒。
江涛是破坏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罪魁祸首。

第二件，“正确路线的代表”。

《反击》中的江涛，自始至终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
电影用倒叙的形式，追溯了江涛十三年“造反”的历史。
最初，他喊着旧教育制度“吃人”，离开了黄河大学；
继而以工宣队的身份进驻了黄河大学；
后来成为黄河大学的党委书记，与韩凌“对着干”，大抓“现代的投降派”。
江涛是一贯正确的革命路线的代表吗？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篡改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抢过革命的口号，嫁祸于人，其实是当代宋江，是“戴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魑魅魍魉。

第三件，“反潮流的英雄”。

对于错误的潮流，反动的潮流，当然要反，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但是“四人帮”想把江涛打扮成“反潮流的英雄”，是别有用心的。

江涛无视党的教育方针，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破坏党的教育事业，他反对的是革命的潮流；
他培植亲信，结帮营私；
他诬蔑党的领导，丑化党的干部，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肆意践踏党的纪律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
他狂妄地叫嚣，从中央到地方，有很大一部分权力掌握在走资派手里，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由此可见，江涛决不是什么“反潮流的英雄”，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篡党窃国的江洋大盗！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围绕江、韩设置的矛盾冲突，看一看“四人帮”炮制《反击》的险恶用心。

江涛和韩凌的矛盾冲突有四个回合。

两场考试是第一个回合。
一场考试是“考学生”，是韩凌搞的。
影片描绘韩凌下令撤回开门办学点，提倡加强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学习，先摸一摸底，检查一下教育质量，对学生进行了一次“临时测验”。
另一场是“考教授”，这是江涛搞的。
他认为韩凌的考试，是对学生搞“突然袭击”，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那一套，是复辟，于是江涛就来了个以“突然袭击”对“突然袭击”，使教授们当场出丑。

在这个回合中，电影把省委第一书记韩凌描写成复辟派，算账派，扼杀教育革命的刽子手；
而把江涛塑造成“教育革命的旗手”。
电影通过这一对比，企图点出江、韩的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电影为江涛涂脂抹粉，对韩凌丑化诬蔑，目的是给江涛夺韩凌的权做一个铺垫。

整顿与反整顿是第二个回合。
影片描绘韩凌不仅在教育界，而且要在工业、农业、科技、文艺等各条战线上实行全面整顿。
江涛和赵昕则反对整顿方针，诬蔑整顿是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韩凌在省报上宣传整顿方针，江涛则利用黄河大学学报叫嚣反对整顿方针。
《反击》把省报写成是韩凌修正主义路线的喉舌，“白给”也没人要的报纸；
而江涛一手操纵的学报则被描绘成宣传真理的阵地，人民群众排长蛇阵争着购买，围在一起认真学习，简直把学报捧到了经典著作之上。
电影中描写韩凌对学报束手无策，只能采取行政手段，禁止销售，派人撕毁，并绑架卖报学生。
从这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出，江涛以黄河大学为基地，以黄河大学学报为宣传工具，开始和省委公开唱对台戏。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电影中江涛的伎俩和当年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手段，真是如出一辙。
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诬蔑老布尔什维克“蜕化”，江涛则诬蔑老干部都是“走资派”；
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创办“派别组织的机关刊物”与党中央的杂志对抗，江涛则抓住黄河大学学报同省报分庭抗礼，……他们的手段和反革命野心，竟如此不谋而合。
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不正是江涛之流的老祖宗吗！

第三个回合是捉放江涛。
影片描绘韩凌和江涛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韩凌宣布江涛“挂职下放”，江涛则认为这是“打击造反派”，压制不同意见，是“复辟、倒退行为”，并且继续主持黄河大学党委工作，写出大字报，说韩凌是“正在走的走资派”。
于是韩凌采取措施，把江涛投入监狱。
影片极力渲染韩凌的残忍、阴毒，又竭力描写江涛的临危不惧，威武不屈。
最后，由于江涛及其后台赵昕的斗争，韩凌不得不释放江涛，恢复其原职。

通过这个回合，影片的炮制者借剧中人物田大娘之口，说明韩凌这样的老干部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是一个必然规律。
他们重新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资产阶级上台，法西斯上台，他们对待革命人民的手段比过去的“还乡团”还厉害。
这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制造的反革命理论。
大家知道，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老干部，大都心怀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革命发展的规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他们很快地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决不是什么必然成为走资派。
“四人帮”认为，对韩凌这样的人，就是要打倒，篡夺省委的领导权，已成水到渠成之势。
这就是他们通过第三个回合所要说明的问题。

第四个回合是“大坝事件”。
在这个回合中，江涛在赵昕支持下夺取省委领导权，并把魔爪伸向全国，伸向北京。
看！
当江涛被“群众”象欢呼“英雄”和“领袖”一样，从狱中迎接出来以后，他就坐镇省委办公大楼，主持省委工作。
“文件”要由他“修改定稿”，才能下发；
省委第一书记、秘书长要接受他的“训教”；
他“代表”省委在大会上讲话。
这一切说明，江涛已经篡夺了省委领导大权。
江涛如此胆大妄为，不可一世，就因为他有“后台”。
他所谓的“中央”，决不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而是“四人帮”反党集团。
君不见，电影中的那位赵昕，不正是“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的影子么！
不仅思想、语气、动作，就连那副眼镜也是“江式”的！
随后，影片中的“大坝事件”，把江、韩矛盾推向了顶峰。
江涛伙同赵昕动用“第二武装”，镇压了“反革命暴乱”，把韩凌写成是“反革命”的后台，理应被打倒，被夺权，由江涛与赵昕出面左右形势，“掌握全局”。

但江涛和赵昕夺取省委领导权，仅是他们篡党夺权的第一步。
在第三个回合中，影片已用江涛的口别有用心地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并通过江涛在狱中的“心声”说道：“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谁能把共产党员投进监牢呢，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产阶级办不到，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办到了。”
赤裸裸地攻击我们党中央，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诬蔑党，是为了篡党；
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
他们诋毁社会主义，目的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江涛出狱之后，又对赵昕意味深长地说：“从中央到地方有很大一部分权力被韩凌这样的走资派掌握着。”
这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都有应该打倒的走资派，层层都应该由江涛勾结赵昕之流去夺权。
在这里，“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不是已和盘托出了吗！

在“大坝事件”中，《反击》还进一步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华国锋主席。
电影居心险恶地让一伙“反革命分子”组织“拯救四化委员会”，打着“保卫四化誓师大会”的黑色横幅，进行所谓“反革命暴乱”。
谁都知道，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毛主席提出的，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指示，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电影丧心病狂地攻击毛主席和周总理，真是狗胆包天。
在剧本写作过程中，“四人帮”一伙还曾提出剧本中要写一个支持韩凌的中央领导人，更加暴露了他们明目张胆地反对周总理的狂妄野心。
华国锋主席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四人帮”也把华主席看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利用种种机会栽赃陷害，在《反击》中也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攻击。
听！
江涛“批判”韩凌时说：他们“抬出你这个大官来做他们的领袖，而你又自愿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你又是什么人！”
这是在批判一个省委书记吗？
显然不是，而是另有所指。
这一点在“四人帮”策划第二部电影，即《反击》的续篇时，讲得就更为露骨，他们提出：要站在全国的高度，写更大的题材，写今天还在走的走资派，内容要写按既定方针办还是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
这就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们妄图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
事实上，“四人帮”也正是这样干的。
他们以伪造毛主席的所谓“临终嘱咐”，唆使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表”，甚至准备反党报告，印制“标准像”，一直发展到阴谋策动反革命暴乱，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他们反党反人民反革命，达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在《反击》中描写的江涛及赵昕之流一步步夺权的经过，也正是“四人帮”妄想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蓝图。
“四人帮”曾经自鸣得意地认为，《反击》一旦抛出，就会造成一场“强烈的地震”，“引起连锁反应”，好象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毁于旦夕。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这些倒行逆施的小丑。

三

当《反击》这部黑影片刚刚拍完的时候，“四人帮”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已经到了箭上弦、刀出鞘的最后阶段。
他们已经在恶狠狠地叫嚷要“镇压”，“杀人”，“枪毙”，准备血腥屠杀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他们很快就要下毒手了。

他们得意洋洋地宣称，《反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选择“适当时机”上映，作为打向无产阶级的一个“铁拳头”。
去年十月四日，“四人帮”以“梁效”笔名发表了反党夺权的动员令——《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紧接着，他们准备十月十日在全国同时上映《反击》，他们要向无产阶级进行反革命夺权了！

原来，所谓《反击》，就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全面出击，就是对无产阶级的猖狂反扑！

霹需一声震天响，拨开乌云见太阳！
正是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严重关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罪恶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四人帮”垮台了，我们的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四人帮”一伙永远也看不到《反击》上映了！
他们只能看到亿万人民对他们反党阴谋的彻底清算！
《反击》连同他们的整个反革命夺权阴谋，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被全国八亿军民彻底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历史十分公正地、毫不客气地把耻辱、失败和灭亡送到他们手里。
这再一次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六年所作出的科学论断：“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四人帮”正是这样一小撮阴谋搞政变的“不得安宁的”、“短命的”、“反共的右派”。

今天，揭露“四人帮”炮制《反击》这个反动影片的阴谋，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革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而一切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都决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据新华社济南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又建成了一个大型的、现代化的综合性石油化工基地——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

这个石油化工总厂包括炼油厂、第一化肥厂、第二化肥厂、催化剂厂和合成橡胶厂，生产汽油、煤油、柴油、沥青等各种油品和化肥，丙烯腈、苯类等三十多种化工产品，供应山东省和全国许多地方的城市和农村。
这项工程的建设是在一九六六年四月破土动工的。
其中炼油厂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便建成投产。
一九七○年以后，又陆续建成第一化肥厂、催化剂厂、第二化肥厂和合成橡胶厂等。
炼油厂也在这期间经过扩建，使年生产能力增长了一倍。
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的建成投产，改变了山东石油化学工业的面貌，对于促进全省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贯彻执行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当胜利石油化工总厂年产三十万吨合成氨的第二化肥厂和合成橡胶厂胜利建成的时候，传来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特大喜讯。
广大工人、干部热烈欢呼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愤怒声讨“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滔天罪行。
各基层单位纷纷举办学习班，召开批判会，张贴大字报和大批判专栏，千军万马，同仇敌忾，狠批“四人帮”。
广大石油化工工人通过批判“四人帮”，更加焕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和革命热情，纷纷表示，一定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在生产岗位上的工人努力增加生产，从事基本建设的工人千方百计加快建设速度。
到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止，整个化工总厂的工业总产值，汽油、煤油、农用柴油、合成氨、尿素及苯类等十五种主要石油化工产品，都提前完成了国家计划，各项经济指标也完成得比较好。

在欢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时刻，第二化肥厂正赶上投产阶段。
工人们说，这个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建设的，我们一定要高速度、高质量地进行试车，早日为社会主义祖国生产出大量化肥。
工人们狠批“四人帮”的罪行，严格执行合理的规章制度，各个生产环节紧密配合，精心操作，做到了一次试车成功，在去年十月九日生产出了第一批合格的合成氨，接着于十月十五日生产出了第一批合格的尿素。
橡胶厂在基建力量紧张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抢时间，争速度，也在最近生产出了橡胶产品。

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者们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深刻体会到，总厂的胜利建成，是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向“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断地进行斗争的成果。

在胜利石油化工总厂建设过程中，“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妖风不时刮来。
广大建设者敢于顶妖风、战恶浪，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排除干扰，保证了工程胜利进行。

山东胜利右油化工总厂的建成，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产物。
这个厂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成百个兄弟单位的支援。

据新华社郑州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在万众欢庆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观看并表扬过的革命现代豫剧《朝阳沟》，今年元旦在郑州与广大工农兵重新见面了。

《朝阳沟》诞生在火红的大跃进年代，它热情地歌颂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一九五八年四月，《朝阳沟》与观众见面不久，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郑州观看后十分高兴，热情称赞这个戏是个跃进戏，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
按照周总理的意见修改后的《朝阳沟》，于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搬上了银幕，同年十二月，剧团刚刚离开摄影棚，便被首都人民请到北京演出，当时，《朝阳沟》的出现，有力地冲击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少爷小姐充斥的文艺舞台。
因此，轰动了首都文艺界，受到广大观众热烈称赞。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怀仁堂观看了《朝阳沟》。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站起来，高举双手，热情鼓掌。
接着，他老人家和朱德委员长等走上舞台，和全体演职员一一握手，亲切地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第二天，毛主席又派专人向剧团传达了他老人家对《朝阳沟》提出的具体修改指示。

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豫剧《朝阳沟》这朵社会主义文艺新花，开放在六千万河南人民的心中。
然而，这样一个好戏，竟被自封为“文艺革命旗手”的江青打入了冷宫，她胡说什么《朝阳沟》“是个写中间人物的戏”。
广大工农兵和文艺工作者气愤地说，江青这个反党野心家、阴谋家，我们说是好戏，她说是坏戏；
我们认为是香花，她硬说是毒草；
我们认为剧中的主要人物银环是先进青年，她却给银环扣上“中间人物”的帽子；
毛主席、周总理表扬《朝阳沟》，她却要一棍子打死。
这是与广大群众为敌，这是明目张胆地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充分暴露了她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的狼子野心。

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对江青在《朝阳沟》这个剧目问题上搞的阴谋，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一九七五年夏天，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再一次一起看了电影《朝阳沟》，认真进行了研究，指示有关部门：要告诉原作者杨兰春同志打破顾虑，在毛主席看过的《朝阳沟》的原基础上，按毛主席的指示修改，有错误我们承担。
在河南省委的大力支持下，杨兰春去年十月修改了一稿，刚演了一场，那个把持了河南文艺领导权的“四人帮”吹鼓手，恶狠狠地说：“这是对抗江青同志，这次改的比中间人物还中间人物，是个复旧戏，是个黑线回潮戏。”
并且打击迫害作者，给杨兰春戴上了“老右”的大帽子。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朝阳沟》重见了太阳。
河南省委决定，按毛主席指示，由原作者对《朝阳沟》进行再修改，在元旦演出，纪念毛主席观看《朝阳沟》十三周年。
剧作者和演职员们一起，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拥护省委的决定。
为了以实际行动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三周年和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他们含着泪水，流着汗水，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赶排出了《朝阳沟》，首场演出结束时，观众们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新华社武汉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被“四人帮”长期禁锢的革命话剧《豹子湾战斗》，元旦期间在武汉重新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
《豹子湾战斗》是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话剧团创作演出的。
它通过描写八路军的一个英雄连队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生动地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包围和经济封锁的壮丽斗争，热情地讴歌了毛主席亲自培育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和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
一九六四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北京首次公演，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叶剑英、董必武、陈毅、贺龙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亲切关怀。
周总理两次观看了演出，接见了编导和全体演员，热情赞扬这是一出“好戏”，剧中的主要英雄人物丁勇是典型，是先讲人物；
同时，对这出戏的主题、情节、台词和表演手法作了重要指示，鼓励大家再接再厉，改好、演好。
贺龙同志还带领剧组到新疆，西藏等地演出，受到各族群众的欢迎。

就是这么一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好戏，却受到了“四人帮”的百般挑剔和压制。
江青明明知道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肯定这个戏，她看后却恶狠狠地咒骂这出戏是“一台叫化子”。
没过几天，她又在一个文艺团体中攻击这出戏的主人公丁勇“不典型、不完整、不可爱”，公然与敬爱的周总理唱反调。
尽管话剧团的文艺战士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这个戏多次修改，反复锤炼，但是，由于“四人帮”和他们的亲信百般阻挠，一直不让演出。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以后，《豹子湾战斗》才重新与广大工农兵观众见面，引起了强烈反响。
许多曾经参加过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老红军、老八路观看演出后，激动地说：眺望天幕上巍巍宝塔山，看着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镢头，听到那优美动听的陕北民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延安，回到了毛主席身边。
他们决心发扬延安精神，紧跟英明统帅华主席在继续革命征途中永不停步。
年青一代看了演出后深深感到受到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决心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