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勇于顶妖风的新干部
——中共婺源县委书记占永东在斗争中成长
“婺绿”茶乡——江西省婺源县县委书记占永东，是由红卫兵成长起来的新干部。
1975年冬，他开始担任县委书记时，年仅二十五岁，是江西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打着“新生事物维护者”的牌子欺世盗名的“四人帮”及其在江西省的亲信，对这个优秀的新干部一拉、二压、三打击。
占永东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对“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
占永东刚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对他说：
“你是老造反派，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要共同战斗，把走资派手中的权夺过来。”
妄图拉他反对省委、地委。
占永东识破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义正词严地回答：
“我走上领导岗位，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我懂得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同什么人斗。”
这些家伙见拉不动，就压上来。
他们在上饶、南昌刷大标语，贴大字报，造谣诬蔑，罗织罪名，妄图把占永东压垮。
但是，经受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占永东，在压力面前坚持真理，继续战斗。
这帮家伙又挥舞大棒，给占永东扣上“走资派的新生事物”、“右倾翻案风的产物”、“修正主义的苗子”等等大帽子。
占永东傲霜斗雪，越斗越坚强。
一年多来，占永东带领县委“一班人”办了几件大事：
一、坚决按照华国锋同志在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的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全县组织了八个学大寨工作队，由县委常委带队，深入农村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搞整顿，迈开大步建设大寨县。
二、坚决抵制“四人帮”的破坏活动。
“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插手婺源，妄图搞乱婺源的大好形势。
他们到哪里活动，县委就组织力量到哪里消毒，把来搞“串连”的人轰走。
“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给县委一个负责同志寄来一份分裂县委的所谓“文件”，占永东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统一认识，把这个“文件”退了回去，并请地委追查处理。
这就顶住了妖风，稳定了形势。
三、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占永东带领全县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四人帮”斗。
1976年，全县粮食和茶叶产量，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外贸出口的数量，都超过了历史水平。
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目前，他正带领广大干部、社员贯彻落实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在斗争中，占永东同志进一步得到全县人民的支持。
贫下中农称赞他是“无产阶级的好苗子”、“信得过的带头人”。
本报记者

华主席率领我们走工业学大庆的道路
——湖南省化肥工业战线广大职工热情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
湖南省小化肥厂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回忆华国锋主席在湖南工作期间，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领导和指挥全省高速度地发展湖南化肥工业的革命实践，热烈歌颂华主席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愧是毛主席亲自培养、选定的我们党的领袖，不愧是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可靠掌舵人！
满腔热情扶持新生事物成长
湖南省化肥工业基础薄弱。
1958年大跃进中曾经兴办过一批化肥厂矿，被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扼杀了。
1964年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坚决遵照毛主席教导，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掀起了大办小化肥的热潮。
全省在短短几年里就办起了县以上磷肥厂三十九个和磷矿八个，使湖南的磷肥年产能力逐渐提高，现在已占全国第1位。
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同志又亲自领导和指挥全省打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发展小氮肥的歼灭战，调动工业战线千军万马，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使全省十一个地区和七十七个县（市）共建立了八十七个小氮肥厂。
1975年，全省合成氨年产能力已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的一百零六倍，小氮肥的产量占全省施用氮肥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五点四，全省每亩耕地平均施氮肥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四倍多。
小化肥的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大幅度增产。
回顾在华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下高速度发展湖南化肥工业的巨大成就，全省化肥工业战线很多同志满怀深情地说：
“当年华主席对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小化肥这个新生事物，就倾注心血、热情扶持，使这一新生事物，不断发展壮大，在支援农业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充分证明，华国锋同志最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地处浏阳河畔的永和磷肥厂就是在华主席亲切关怀下发展起来的一个企业。
这个厂的广大职工永远不会忘记，1965年初夏，华国锋同志风尘仆仆，来到这个远离浏阳县城七十多里的小磷肥厂指导工作。
永和磷肥厂是1964年由地方办起来的一个小厂，利用当地的磷矿石作为原料。
当这个厂投产不久，省里也在这一带筹建浏阳磷矿，有人主张要把厂里原已开采的那部分磷矿资源都收归省里统一开采。
当时厂里有不同意见，并向上级作了反映。
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华国锋同志的重视，并且亲自来到了永和磷肥厂。
华国锋同志深入车间炉边，同工人们亲切交谈，热情赞扬这个厂的职工土法上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
晚上，华国锋同志住在厂里的简陋民房里，在煤油灯光下仔细地听取厂里同志的汇报。
当汇报中谈到当地群众和永和磷肥厂的职工，不信“专家”“权威”作出的“浏阳磷矿不能生产化肥，没有开采前途”的结论，自带锤子和酒精灯，跑遍矿山采矿样，终于找到了品位合适的磷矿资源，闯出了用浏阳磷矿生产磷肥的路子等情况时，华国锋同志十分高兴地说：
你们干得好啊！
以前我们从国外进口磷矿石，资本主义国家卡我们脖子。
我们就是要遵照毛主席教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化肥工业的道路。
第2天，华国锋同志跋涉矿山奔波了一天，晚上回到永和磷肥厂，他对一起来的省里和地区同志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原来厂里开采的部分磷矿资源，还是要照顾地方的积极性，仍由厂里开采。
他强调说：
小化肥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定要十分爱护，我们要大力支持小化肥的发展。
华国锋同志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永和磷肥厂广大职工，现在这个厂年产化肥能力相当于1965年建厂时的十二倍，几年来上交给国家的积累已超过了国家对这个厂投资的总和，1976年又提前七十天全面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
湖南许多化肥厂矿从萌芽到成长壮大，都得到华主席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扶持。
不少小化肥厂和许多与生产化肥有关的矿山、铁路、公路、河道，都留下了华主席的足迹。
1964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多快好省地兴办小磷肥，华国锋同志亲自深入到湘中、湘南地区许多县
（市），帮助和扶持有些地（市），利用本省资源兴办和扩建了一批生产过磷酸钙的化肥厂。
现在，全省磷肥的生产能力比1964年增长了四点五倍。
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当年曾在华主席领导下工作过的化肥战线干部说，华国锋同志在高速度发展湖南化肥工业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就在组织全省工业战线设计制造小氮肥设备，大打小氮肥的歼灭战中，华国锋同志亲自兼任会战领导小组组长，经常亲自部署战斗、深入现场指导。
他用毛主席关于大办农业和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按照“农轻重”方针等重要指示教育大家，强调一定要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集中力量打好制造小氮肥设备的歼灭战，大力支援农业。
于是很快在全省打响了一场大力支援小氮肥建设的人民战争。
工交战线各行业的工厂和区、街、公社的集体企业共一百零八家工厂纷纷争挑重担，争作贡献；
物资、运输、科研设计部门也都主动配合。
承担氮肥设备制造任务的湘潭、常德、衡阳、长沙等地、市，都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组织社会主义大协作，加快了制造小氮肥设备的速度，短短几年时间，全省就自力更生地武装了八十七个小氮肥厂。
许多工厂在小氮肥歼灭战中，自己武装自己，不断提高了生产能力和成套水平。
在大打小氮肥歼灭战的过程中，华国锋同志亲自抓点，为大家树立榜样。
小氮肥会战刚开始，华国锋同志就亲自抓了攸县氮肥厂这个点。
建厂期间，他曾几次亲临工地现场具体指导。
按常规，兴办一个年产三千吨合成氨的小氮肥厂，一般约需花六个月时间和两百万元投资。
华国锋同志勉励同等规模的攸县氮肥厂，要争取做到投资更少些，时间更短些，努力把“攸氮”办好。
在华国锋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这个厂只花了一百七十九万元投资、四个多月时间，就建成投产，一次试车成功。
1970年厂里又建成第2套氮肥设备，现在全厂年产合成氨能力已扩大到七千五百吨。
十年来共生产化肥十六万吨，使全县平均每亩农田施用氮肥水平达九十斤左右，有力地促进了粮食增产。
在湖南省小化肥工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华国锋同志高瞻远瞩地考虑到，为了加快化肥工业的发展，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不搞无米之炊的教导，立足本地资源，尽快为各地化肥厂建立原料基地，大抓矿山建设。
全省几个主要矿山，从湘东的浏阳磷矿、七宝山硫铁矿到湘西北的石门磷矿，以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浦市磷矿等，他都亲自多次去调查、踏看。
浏阳磷矿许多见过华国锋同志的老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谈到，在这个矿山兴建过程中，华国锋同志曾四次来到矿山。
当时交通不便，山上道路崎岖不平，全矿四个工区间相距几里远，但华国锋同志每次都不辞辛苦地亲自来到现场，热情赞扬磷矿工人，头顶青天，脚踏荒山，土法上马，土洋结合，高速度建设矿山的革命精神。
为了把地处偏僻山区的浏阳磷矿生产的矿石尽快运往各地，华国锋同志和省交通部门同志一起亲自访问当地群众，把几种方案作了比较，决定由省里自力更生修建一条从浏阳磷矿到醴陵全长一百零五公里的地方铁路。
在醴浏铁路施工关键时刻，华国锋同志又多次来到工地，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特别是在大桥工程进入吊装的紧张阶段，他头戴柳条帽亲自来到建桥工地指导，十分关心民工的施工安全。
在铁路建成，举行通车典礼时，华国锋同志亲自剪彩，又坐上醴浏铁路的第一趟列车，并勉励全路员工一定把醴浏铁路办成革命路。
建路十年来，醴浏铁路已运送了磷矿石和化肥共六百二十多万吨，为支援农业作出了贡献。
正是在华主席亲自领导和关怀下，湖南化肥战线大打矿山之仗取得了显著成绩。
现在全省各地每年生产的磷矿石，除了供应本省磷肥生产外，还能支援兄弟省、区。
率领我们走工业学大庆的道路
在全国人民欢庆华国锋同志任党的领袖的日子里，湖南化肥战线广大职工满怀深情地说：
“当年华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要学大庆人走大庆路，把遍布全省的化肥厂矿办成大庆式企业；
今天，我们要坚决响应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斗号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迎头痛击‘四人帮’，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把大庆红旗举得更高。”
在离毛主席旧居韶山不远的七里铺，有座韶山氮肥厂。
华国锋同志对这个建在毛主席家乡的小化肥厂，十分关心，从开始挑选厂址到建成投产的过程中，曾十多次来到厂里，了解情况，检查工作。
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华主席来到韶山氮肥厂工地，当厂里干部向他汇报，准备十一投产迎国庆时，他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要学习大庆“两论”起家的经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头脑。
在工厂建成投产后不久，华主席又来到这个氮肥厂，指示厂党委要抓好职工队伍的革命化建设，把氮肥厂办成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他还亲自找一些工人开座谈会，听工人们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勉励毛主席家乡工人，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教导，坚持走大庆道路。
1970年，韶山氮肥厂出席了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
会上，华国锋同志亲自授予这个厂锦旗，上面写着“一切为毛主席争光！”
1975年，全国化肥会议期间，华主席在接见湖南代表时，又找韶山氮肥厂的同志亲切交谈，谆谆教导：
厂要举大庆旗，人要学王铁人！
几年来，韶山氮肥厂职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73年，这个厂被评为全省化工系统“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
目前，一个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怒潮正在湖南省小化肥企业蓬勃兴起。
广大化肥职工誓以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
批判“四人帮”，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全省已有永和磷肥厂、衡阳地区氮肥厂、衡南氮肥厂等二十四个化肥厂矿提前超额完成了1976年国家计划。
大家决心最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大庆道路，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新疆七一棉纺织厂二分厂精纺车间的各族工人学唱革命歌曲《在华主席领导下胜利前进》，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决心继承毛主席遗志，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向乘胜前进。
新华社记者摄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与地震灾害斗，与“四人帮”斗，坚持农业学大寨运动
平武地震灾区夺得粮食丰收
据新华社成都1977年01月12日电
1976年遭受强烈地震袭击的四川省平武县汉、藏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天斗，与地震灾害斗，与“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坚持农业学大寨运动，夺得了全年粮食丰收，粮食总产量比1975年增加一成以上，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生猪、茶叶和核桃产量都达到新水平。
平武县位于岷山中部，这里山大，坡陡，耕地零星分散。
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以后，平武汉、藏族人民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兴起了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热潮。
正在这时，“四人帮”掀起了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妖风恶浪，这股妖风也刮到了平武山区。
在这关键时刻，平武县委领导成员反复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重温大寨和昔阳县的基本经验。
大家越学心越明，越议眼越亮，一致认为：
大寨的经验是毛主席肯定的，没有错。
在县委的带领下，全县汉、藏族干部和群众心更红，眼更明，沿着大寨的道路继续前进，为大灾之年增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6年08月，平武和松潘一带，连续发生三次强烈地震，其中两次七级以上，大小余震数百次。
大震前后，暴雨不停，山洪、泥石流漫山奔溢。
尽管这次地震前有预报，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大大减少，但却给平武山区人民学大寨、建设大寨县运动带来了新的困难。
当时，受灾作物的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强，严重威胁着农业收成。
面对这样的灾情，平武汉、藏族人民以大寨为榜样，以唐山地震灾区人民为榜样，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地震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广大贫下中农和藏族翻身农奴坚定地表示，地动山摇，动摇不了我们学大寨的坚强意志；
灾情再大，没有我们改造山河建设大寨县的决心大。
他们决心把地震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华国锋主席亲自到唐山、丰南地震灾区慰问；
党中央派出中央慰问团深入平武灾区了解灾情，传达中央慰问电，参加抗震救灾斗争，这一切都极大地鼓舞了平武各族人民。
重灾区的水晶公社在地震中被洪水和泥石流冲毁和冲倒的庄稼，达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全公社干部和社员在搬出震坏的房屋后，第2天就恢复了生产。
他们白天抢修被破坏了的公路，扶起被冲倒的玉米苗，晚上修房搭棚。
劳力紧张，男女老少齐上阵。
在地动山摇、大雨不停的情况下，全社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被冲倒的八百多亩玉米苗全部扶起，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有些玉米苗连扶了三次。
接着又为未收的豆类作物中耕除草，终于使灾害损失大大减少，收成仍然保住了1975年的水平。
轻灾区的南坝公社，地震后立即派出干部到重灾区，送去种子和猪只，发动各族干部、社员增种秋荞，增加晚秋作物的追肥，加强精收细打，仅晚秋作物一项就多增产粮食十万斤以上，全公社去年粮食比前年增产了一成半。
挖出“四人帮”，扫除绊脚石，平武人民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意志更坚，决心更大。
最近，平武县委重新修订了建设大寨县的规划，决心加快建设大寨县的速度。
去冬以来，全县农村热气腾腾，新的一期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县农村展开，冬季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也以更大的规模兴起。

扒下厉鬼的画皮
《聊斋志异》上写了一个厉鬼，为了吃人，披着自己描绘的一张美女的画皮，到处招摇撞骗。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也象那厉鬼一样，披着自己描绘的画皮。
不过，他们的画皮不只一张，而有许多张，其中之一，名曰：
“支持青年”。
他们要支持什么青年呢？
大家知道，人是按阶级划分的，无论青年、中年、老年，都是有阶级性的，哪有什么支持一切青年、反对一切老年的？
他们是真的支持青年吗？
请看事实：
婺源县的新干部占永东，担任县委书记时仅二十五岁，可谓青年矣。
“四人帮”及其在江西的亲信支持他了吗？
开头，他们伸出了手，但是黑手，要拉占永东“共同战斗”，被占永东坚决地顶了回去。
于是，他们又是压，又是打击。
可见，“四人帮”的所谓“支持青年”，不过是要拉人下水而已。
只要跟着他们干，老的青的都可以；
只要不跟他们干，甚至反对他们，老的青的都不行，都要压，都要打击。
他们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哪里是什么“支持青年”！
拍马常常是为了骑马。
“四人帮”口喊“支持青年”，包藏着极大的祸心。
他们要篡党夺权，就要打倒一大批革命老干部。
手段之一，就是分裂革命队伍，妄图利用青年做打手。
“四人帮”的妄想又落了空。
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青年，是骗不了的。
当“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煽动反省委、反地委时，占永东说得好：
“我懂得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同什么人斗。”
多么光明磊落啊！
“四人帮”妖魔们，你们听到了么？
这是一代新中国青年的严正回答！

毛主席语录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
周培源
多年来，“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权力，大肆破坏教育革命和理论研究工作，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对他们这一罪行，必须彻底揭发、批判。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自然科学。
1937年毛主席在《实践论》这篇光辉著作中，就把科学实验和物质生产与阶级斗争一起提为人们的社会实践过程。
1963年毛主席又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1964年和1973年，我曾两次亲聆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精辟论述。
毛主席着重指出：
没有科学实验不行。
毛主席的教导，使我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
敬爱的周总理也十分关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确分析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基础和现状，为我们指出了努力的方向。
1956年初，周总理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还不及时的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
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年，在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期间，在制订了生产中提出的科研任务项目之后，周总理又指示我们提出“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项目。
1959年04月在二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总理指出：
“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从旧中国落后、空白的状态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提前完成了。
1970年周总理又一次强调，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理论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
但是，由于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周总理的指示没有能够实现。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1972年周总理又一再强调要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据我所知，周总理关于这方面的讲话和书面指示，共有十多次。
中国血统的美籍科学家杨振宁参观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后，希望我们提倡一下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1972年07月14日周总理在会见美籍中国学者时说：
“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
就在这时，周总理又对我说：
“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
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
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其后，我写信给周总理，提出三点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意见。
07月23日周总理立即把我的信批给有关同志，要我们“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象浮云一样，过去了就忘了。”
敬爱的周总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国操劳，日理万机，对于他所要处理的许许多多事情中的一件，竟这样反复叮咛，使得象我这样有幸多次亲自聆听过他的教导的人，每一念及，感动得热泪盈眶。
但是，“四人帮”继承了林彪的衣钵，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指示，又一次成为泡影。
不仅如此，“四人帮”还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权力，兴师动众，南北呼应，吹起一阵阵反对周总理的歪风，妄图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根据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指示，北大、清华草拟了一个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
周总理看到以后，11月08日作了批示：
“将北大、清华两个加强基础科学学习的文件，好好按你们两个大学各自的特点改写一下，再通过教职员和新老学生认真讨论后，然后由科教组审核上报。”
根据周总理的这个指示，北大进一步作了调查研究，制订规划，交给群众讨论。
广大干部、教师和学员，对周总理的指示都是热烈拥护的，纷纷表示要为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1973年03月，学校提出了一个《关于理科加速培养科学研究人材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的报告》。
在报告准备期间，“四人帮”的亲信曾来校借故破口大骂，发泄他对周总理关于加强理论工作指示的不满。
在“四人帮”掀起的反对加强基础理论的妖雾笼罩下，这个报告所提出的要求根本无法实现。
周总理的多次指示以及广大群众所作的努力，又都烟消云散了。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要重视自然科学理论的指示引导下，1972年10月06日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
对这篇文章提出不同意见进行讨论是符合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
指出它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完全正常的。
但是，在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掀起了一股反对学习和研究基础理论的妖风，以批判我的文章为名，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
这篇文章本来是1972年春应《人民日报》之约而写的，并准备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版内。
同年05月，文章初稿写成后，《人民日报》邀集参加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的部分代表征求意见。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当前发表这篇文章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理科的教育革命，有利于活跃教师的思想。
但是，篡夺了党的宣传工作领导权的文痞姚文元，却胡说什么参加座谈的人不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人，要征求“权威的意见”。
并指令要去上海征求意见。
于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在北京并专程到天津、上海等地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了意见。
张春桥、姚文元为了把文章扼杀在摇篮内，竟大搞阴谋诡计，指使他们在上海的亲信，把参加座谈会的部分同志事先找来统一反对文章的“口径”。
由此可见，姚文元所要的“权威的意见”，就是反对的意见，凡是赞成的，就不算是“权威的意见”。
他所希望的是有一个“权威”说这篇文章是“毒草”，那末他就可以借口不登。
可是，从各地征求到的意见，除有的同志对文章中有些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外，大多数同志还是基本上同意文章的观点。
尽管如此，文章的发表一再被拖延。
到了08月15日，姚文元又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一条“批示”：
“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
《人民日报》有关部门的同志仍然认为可以发表。
但姚文元又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打了一个电话，说什么：
“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争论，你们如何收场？”
这就暴露了姚文元08月15日所谓“批示”的虚伪性。
文章本来就是准备在“讨论版”内发表的，各抒己见，有什么能不能收场的问题？
姚文元还下令把文章转给《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不久，在张、姚的指使下，上海即派人来北大秘密调查这篇文章的“出笼背景”，到处打听：
“周培源的文章是不是总理要他写的？”
张春桥则给上海一家报纸下达了黑指示：
“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
接着，这家报纸盗用一些教员和学员的名义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不指名地对我进行“批判”。
我的文章不过是一篇很普通的讨论教育革命的文章，张、姚为什么费尽心机、百般刁难？
为什么在文章发表以后在上海的报纸上大兴问罪之师？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他们罪恶的矛头实质上还是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四人帮”的两个心腹还利用他们控制的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力量大反周总理。
其中的一个在北大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直言不讳地把对我的批判同周总理联系起来，说什么“因为有那么一句话（指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话），有人就大作文章，翘尾巴了，我们批了他……。”
“四人帮”在北大的亲信也在党的会议上胡说什么“资产阶级权威打着共产党员的旗号写文章向无产阶级进攻，这是阶级斗争的信号。”
但是，“四人帮”这样煽风点火，并没有能在北大校园内掀起所谓“批判”的半点风波。
于是1974年，“四人帮”的亲信又请出一位学术“权威”，指令他针对我的文章写了一份长篇大论的意见书，并要求对我的文章和这份意见书在北大“进行讨论”。
“四人帮”手段之卑劣和林彪反党集团的“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相比毫无逊色。
由于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他们搞的这件事只得不了了之。
特别恶劣的是1973年冬，“四人帮”的亲信在北大、清华借“反右倾回潮”为名，一方面镇压群众，一方面猖狂反对周总理。
他们把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说成是“复旧”、“右的东西抬头”。
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加强理论研究所制订的规划，居然受到公开批判；
拥护周总理的指示、积极行动的人，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
直到去年，他们还指使“梁效”这个反党工具把周总理一些指示断章取义，加以歪曲，编入一个什么言论集中，当作“右倾翻案风”进行批判，真是猖狂之极，反动透顶。
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指示，对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人材的培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在科技界和教育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指示，究竟提出了一些什么论点呢？
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
其一是说“基础理论一向被资产阶级学者吹得神乎其神”，“这是旧教育遗留下来的一种偏见，必须抛弃。”
这就是说根本不要什么基础理论；
其二是说，要说理论的话，只能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础理论”。
前一论点是经验主义的，否认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他们所说的实践，只是片面强调生产实际，无视科学实验，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室的建设，以劳动代替实验课。
后一种论点是教条主义的，他们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公式，到处乱套。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
但是也正如毛主席指出的：
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
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
“四人帮”不但全面地修正了马列主义，而且还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大肆宣扬修正主义，妄图把人们引上错误的道路。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所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大大调动了全国人民包括教育和科技战线上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深入开展教育革命，把“四人帮”破坏、干扰教育革命浪费的时间夺回来，为党、为人民培养出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材，努力提高基础理论水平，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勇战斗。
（附图片）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科所的工人、科技人员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入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
新华社记者摄

蓬子转向与文痞扣信
周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鲁迅的书信，同他的战斗杂文一样，充满彻底的革命精神，具有巨大的思想力量，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瑰宝。
但是，解放以来，鲁迅书信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一再受到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
“四人帮”中的姚文元这个窃取了党和国家一部分大权的反动文痞，就是扣押鲁迅书信，疯狂反对鲁迅的元凶。
人们不禁要问：
“四人帮”为什么对鲁迅的书信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呢？
群众要求注释、出版鲁迅的书信，简直象要刨他们的祖坟！
说穿了，倒也不奇怪。
因为鲁迅在晚年的许多书信中，确实是刨过那些坏种的“祖坟”。
例如，1934年11月12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写道：
“蓬子转向；
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寥寥十四个字，就把蓬子、丁玲的叛徒嘴脸勾勒出来了。
鲁迅信中讲的那个“转向”的“蓬子”，不是别个，正是姚文元的反动老子姚蓬子。
此人是个性质颇不好的“破落文学家”。
1930年0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他为了赶“时髦”，投机革命，混入左联。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压迫，“左联五烈士”惨遭残杀，其他左翼作家也接二连三被捕被杀。
1933年，蓬子、丁玲等人也被逮捕，关进了“反省院”。
他在“反省院”里做了“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被伪“中央社”当作范文公布出来，刊登在《10日谈》第30期（1934年05月30日）上，题曰：
《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
这是一篇卑躬屈膝，卖身投敌，血口喷人的反党奇文。
不妨摘两段来示众：
“现在我站在共产党的迷阵
之外，清醒的深思着，结果，我
深刻的理解了共产主义之所以在
中国到处碰壁的原因，……则无
产阶级的独裁政治，显然不为中
国当前之所需要。”
“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
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
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
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为复兴民族
文化，尽我个人的力量……姚蓬
子押，04月18日”。
白纸黑字，罪证如山。
姚蓬子这个无耻叛徒，从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转过头来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吠影吠声，喷溅毒汁，真是反动透顶，卑鄙已极！
对于蓬子的屈膝转向，丁玲的偷生苟活，鲁迅立即予以迎头痛击，敌友分明，嫉恶如仇。
他在指出蓬子“转向”和丁玲
“活着”之后第5天致萧军、萧红的另一封信中，入骨三分地解剖了这些叛徒的叛卖行为和丑恶灵魂。
他写道：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接着指出：
这类“性质不好”的“文学家”，当“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
最后愤慨地说：
这“真不是好现象”。
这些鞭辟入里的剖析，犹如一杆锋利的投枪，一下就扎进了叛徒的黑心窝。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个地地道道的叛徒帮。
政治流氓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典型的新叛徒。
狗头军师张春桥，即“狄克”，是臭名昭著的老投降派。
白骨精江青，干尽了投降卖国的勾当。
文痞姚文元，是上海滩上破落户的飘零子弟——老叛徒蓬子的孝子贤孙。
原来是这么一帮“叛”字号的行尸走肉。
无怪乎他们对鲁迅的书信万分仇恨，百般扣押，唯恐革命人民读了鲁迅的信，擦亮眼睛，更加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叛徒真面目。
鲁迅有一篇杂文叫《扣丝杂感》，写的是国民党检查机关扣押《语丝》杂志的事。
文中说：
“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
殊不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由于“四人帮”文痞一度控制了舆论大权，不但反对“四人帮”的“思想文字”到处都被“窒息”，连鲁迅的书信竟然又一次遭到被扣押的厄运。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和
“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驳姚文元的“道德”观
毛志成
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在《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这本黑书中，专章写了“鲁迅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一连气把鲁迅批判的资产阶级道德归为七条：
名利思想、面子主义、唯无是非观、生活上的奢侈和淫靡、以朋友感情代替原则的倾向、教育孩子中的放纵和压迫、无聊的生活等等。
这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本质吗？
不。
这是恶意歪曲鲁迅对资产阶级道德的丑恶本质所作的入骨三分的批判！
对于资产阶级道德的本质，鲁迅作了极深刻的揭露：
一、贪婪凶狠，志在吃人。
鲁迅说，狼是狗的祖先。
又说，狗性的本质在于咬人。
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一群鱼肉人民的食血动物。
他们可以挂“革命党”旗号，讲“共产”理论，左一句“爱民”，右一句“救世”；
并动辄诬人为“反革命”，为“内奸”。
他们昨日尊孔，今日“反孔”。
能做一千种“崇高”姿态，喊一万条“革命”口号，骨子里则无不是要吃人，妄图把国家权力、人民财富掠为己有。
“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证，都为资产阶级这种吃人本质做了注脚。
二、祸心之外，伪装层层。
老资产阶级讲“平等”，讲“博爱”，都已过时，于是就装革命。
《阿Ｑ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就高喊“咸与革命”。
他们对自己整日大喊：
“唯我是无产阶级！”
对别人则骂你“封建余孽”。
他们整日忙于唱高调子、制造黑文章。
“四人帮”不正是这类人吗？
他们关起门来，狂饮滥赌，复辟丑事干得欢；
走出门外，一脸正经，“反复辟”腔调叫得凶。
资产阶级的虚伪本性在“四人帮”身上真是活龙活现！
三、心凶骨媚，奴性十足。
对自封“尊严与健康”的“新月派”反动文人，鲁迅曾指出“其软如绵羊”是突出的政治特色。
又指出胡适、梁实秋这些在中国劳动人民面前以“高等华人”自居的文痞，无不是资本家的“乏走狗”，帝国主义的“黄脸干儿”。
还嘲讽陈源之流有一种“西崽相”。
这就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又一政治特色：
奴性。
对人民狠，对敌人媚，是资产阶级道德面貌的两个侧面。
以昔鉴今，始终一律。
“四人帮”正是如此。
四十年前，有狄克替日本侵略者“缴械”；
四十年后，有江青把国家重要情报出卖给洋人。
就是翻开文痞姚文元的文集，那里面夸外国月圆，赞洋人屁香的话也颇为不少。
对革命者红眼狂吠，对国内外资产阶级摇尾乞怜，正合成“四人帮”政治风貌上的完整狗性。
姚文元把鲁迅痛斥的资产阶级道德归纳成不痛不痒的七条，是因为鲁迅的笔锋对他们一伙是致命的一击，同时也是对姚文元鼓吹的荒谬的“无产阶级道德观念”的有力批判。
无产阶级道德的最高含义，就是在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消灭私有制，就是搞马克思主义、搞团结、搞光明正大。
总之，立党、立国、立身都要出以公心。
按照姚文元的逻辑，似乎只要做到他所规定的那“七戒”：
掩饰名利思想、不讲面子、讲点“是非”、伪装俭朴、六亲不认、管教孩子、辛苦钻营，就是“无产阶级道德”典范，这其实是反革命两面派的七条伪装术，伪装的目的，依然是固守其吃人的本性罢了。

周总理啊，乌兰牧骑怀念您
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战斗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广大乌兰牧骑文艺战士，怀着对周总理无限崇敬的心情，创作歌曲，排练节目，歌颂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表达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
周总理生前曾经十二次接见内蒙古乌兰牧骑，它在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文艺战士们终生难忘的。
“乌兰牧骑”是蒙古语，意思是：
红色文化工作队。
它诞生在1957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之中。
1964年，乌兰牧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会演，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周总理对于乌兰牧骑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热情的支持，指示乌兰牧骑到全国各地去巡回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内蒙古乌兰牧骑组成三个代表队到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巡回演出。
他们来到井冈山，当年的老赤卫队员砍下了井冈山的翠竹送给乌兰牧骑作旗杆，勉励他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歌猛进；
他们来到延安，贫下中农带领他们到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大寨，陈永贵同志亲手把大寨人种的玉米送给他们，希望他们做一个金色的种子在人民群众中开花结果；
在大庆，铁人王进喜为他们题词，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永远为工农兵服务；
“南京路上好八连”把革命的传家宝针线包送给他们，希望他们发扬革命传统，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以乌兰牧骑为榜样，纷纷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决心走乌兰牧骑的道路。
1965年12月，乌兰牧骑满载着丰硕的成果回到了北京。
他们多么渴望向周总理汇报自己的收获啊！
就在这个时候，喜讯传来，周总理要接见他们了。
12月22日傍晚，一辆大轿车驰来，把他们接到了中南海。
“周总理来了！”
全场顿时沸腾起来。
周总理穿着朴素的衣服，态度和蔼可亲。
他把队员们一个个叫到身边，详细地询问队员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队员们滚动着热泪，紧紧地握住周总理的手。
周总理亲切地向乌兰牧骑队员们说，你们走遍了全国，带动了全国的文艺团体。
希望你们保持乌兰牧骑的称号，把革命的音乐、舞蹈送到人民群众中去。
你们住了高楼大厦，不要忘记了蒙古包，坐了火车，不要忘记了骑马。
你们还要回到马背上去，回到贫下中牧中去。
热情的鼓励，亲切的教导，一字一句铭刻在乌兰牧骑队员的心上。
周总理同乌兰牧骑队员进行了四十多分钟的谈话。
接着，周总理又请他们吃晚饭。
那是多么不平凡的一顿晚餐啊！
一张张极为普通的餐桌上，摆着玉米面窝窝头和大烩菜。
周总理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你们要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所以今天我请大家吃大锅饭。
说着，周总理就拿起窝窝头吃了起来。
队员们每一双眼睛都看着周总理，看着，看着，两眼涌出了热泪。
周总理边吃，边同大家交谈，他那平易近人的光辉形象，深深地感动着队员们的心。
饭后，周总理和乌兰牧骑队员一起联欢。
当队员们表演了自己在巡回演出途中创作的歌曲《草原儿女爱延安》时，周总理非常高兴，把队员叫到自己身边说，这个歌子好，再唱一遍。
演员又激动地唱了一遍。
周总理听后立即让把歌词抄给他，并叫一个队员一句一句地教唱，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
周总理说，让我单独唱一遍，你们听听怎么样。
就这样，周总理和乌兰牧骑队员们在一起度过了八个多小时。
夜已经很深了，还有许多国家大事等着周总理去处理。
周总理站起来和队员们告别，大家排成了整齐的队伍，恋恋不舍地望着周总理。
周总理高兴地说：
咱们一起唱《东方红》。
说着，周总理挥起有力的双臂，打起拍子来。
歌声随着周总理那有力的手势，震荡着夜空。
十多年来，广大的乌兰牧骑文艺战士，每当回顾起乌兰牧骑的成长历史时，队员们激动地说：
“我们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个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都浸透着周总理的关怀和心血。”
1974年，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代表广大乌兰牧骑文艺战士到北京参加华北文艺调演。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病中还关心着乌兰牧骑的成长。
周总理在电视里看了乌兰牧骑的演出，向在京的内蒙古自治区负责同志详细询问了乌兰牧骑的情况。
队员们听说后，心里激动万分：
总理啊，总理，您是那样地关心着我们，我们怎能不日日夜夜想念您！
我们多么盼望着您的病早一天痊愈，再听听我们的歌唱，再看看我们的演出。
有谁会想到，两年以后，敬爱的周总理竟和我们永别了！
噩耗传来，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
乌兰牧骑队员们听着那揪心的哀乐，泪流不止。
在这万分悲痛的时刻，乌兰牧骑文艺战士们有多少心里的话儿要说啊！
可是，万恶的
“四人帮”竟然不让全国人民悼念自己的好总理。
在我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草原人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
乌兰牧骑队员们回忆着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更加仇恨“四人帮”。
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女队员、四届人大代表牡兰说，敬爱的周总理对我们乌兰牧骑那样关怀，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热情支持。
“四人帮”却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妄图把乌兰牧骑扼杀在摇篮中。
1972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我们满怀激情地写了歌颂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文章。
反动文痞姚文元硬是不准发表，胡说什么宣传乌兰牧骑是压“样板团”。
他们肆意践踏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我们乌兰牧骑的死对头。
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文艺战线也一定会出现一个百花灿烂的春天。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周总理毕生为人民人民代代不忘您
中共淮安县委员会
一年前，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
在那极其沉痛的日子里，人们从四面八方汇向淮安县的周总理故居。
每天有六万多人前往凭吊，悲痛的泪水洒湿了灵堂。
一位曾经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退休老工人，专程从上海赶到淮安，参加吊唁活动。
他无限深情地说：
“周总理毕生为人民，我们世世代代不会忘记他。”
就在“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妖风甚嚣尘上的时刻，人们凭吊总理的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
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侮。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淮安度过的。
早在解放初期，周总理即嘱咐县委把他的故居拆掉。
周总理说：
我住的房子不能和主席的旧居比。
当周总理听到淮安的亲属谈起有人去参观他的故居时，总是对他们说：
请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旧居。
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由衷爱戴，县委没有能完全按照周总理的意见办。
但周总理却一直把这件事挂在心上。
1973年11月到12月间，国务院办公室负责同志先后四次打电话给县委，询问故居处理情况，传达了周总理的三点指示：
一、不要让人去参观；
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
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最近，邓颖超同志又亲笔写信，重申周总理生前对故居处理的意见，恳请县委遵照周总理的意愿行事，并且要求“转达届届县委”。
周总理对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何等的向往，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是何等的崇敬，真是感人至深呵！
周总理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周总理生前对淮安的工农业生产非常关心，曾经几次听取了县委负责同志的汇报，亲自做了笔记，并作了重要指示。
1958年，我们向周总理汇报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反映了原材料不足的困难，想请周总理帮助解决。
对这件事，周总理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并在事后给省委负责同志的亲笔信中说：
我当然不能这样做。
周总理还亲切地指示我们，要认真执行毛主席制订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县委“应将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先将铁木农具厂搞起然后再及其他”。
1960年，当时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我县种植了十万亩棉花，想办一座纱厂。
周总理听了，笑着说：
你们种了棉花就想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要吃不饱了。
恳切地要县委负责同志顾全大局，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周总理的这种高尚的品质，与
“四人帮”那种结帮营私、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的卑劣行径，是鲜明的对照。
周总理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以身作则，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周总理有个侄儿在北京工作，1961年组织上把他的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
周总理知道后，就动员她仍然回淮安工作，并且教育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防止特殊化。
1962年，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会，顺便带了一点家乡的特产送给周总理。
结果，东西被原封退回，还附了一份国务院关于禁止请客送礼的文件，周总理亲笔在文件上写了指示，要省委、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
周总理患病住院期间用的一条浴巾，细针密线缀着大小十四块补钉，而且都是用旧口罩和破毛巾补的。
目睹遗物，追思往事，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
在沉痛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刻，缅怀周总理，越忆越亲；
痛斥“四人帮”，越批越恨。
淮安人民决心把对周总理的深情挚爱化作继续革命的巨大力量，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真贯彻执行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加快步伐学大寨，尽快把周总理的故乡建设成大寨县，决不辜负毛主席的长期教导和周总理生前的殷切希望。

我们永远以周总理为光辉榜样
中共延安地区委员会
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革命圣地延安的二百万儿女，仰望巍巍的宝塔山，站在滚滚延河边，更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的光辉形象，世世代代铭刻在延安人民心里。
周总理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
无限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
敬爱的周总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他无限崇敬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光辉榜样。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时，陕北革命根据地正被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着。
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刘志丹等许多好同志，受到他们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刘志丹同志还被关押了起来。
中央红军一到陕北，毛主席就指示把刘志丹等同志释放出来。
周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作了大量的工作，并代表毛主席、党中央跟刘志丹同志谈了话，协助毛主席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巩固和发展了陕北根据地。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36年12月，驰名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毛主席、党中央立即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
周恩来同志英勇机智，坚定沉着，忠实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对革命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43年，在全党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候，周副主席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明确地向全党提出：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45年，周副主席在党的七大上，回顾了我们党的成长史，说明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
他号召全党“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47年03月到1948年03月，周副主席在随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经常在长途行军后亲自布置、安排各种事务，尽量分担毛主席的工作。
长途行军，累病了，他不愿坐担架，坚持步行。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1947年05月的一天傍晚，周副主席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的万人祝捷大会上，向大家宣布了“毛主席、党中央还在陕北”的特大喜讯，使边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
全国解放以后，敬爱的周总理经常关心延安的革命和建设，对我们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1969年春季，周总理指示我们，迅速把失散的有关毛主席在延安和陕北生活战斗的材料收集起来，认真加以整理，忠实地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周总理还委托邓颖超、曹轶欧和中联部负责同志具体指导我们，整理恢复革命旧址和纪念馆的展览工作。
1973年，我们根据省委指示，建成了一个平房馆，周总理亲自定名为“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
他不辞劳苦地亲自审定展出品和解说词，给我们作了很多重要的具体的指示。
1973年06月09日，周总理陪同越南贵宾来到延安。
在参观毛主席旧居和纪念馆时，周总理亲自向贵宾讲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颂扬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周总理还给我们讲革命传统，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唱革命歌曲，并指示我们要唱《游击队之歌》。
参观枣园时，周总理看到他的旧居开放着，就告诉我们把它关闭。
记得1970年，邓大姐就向我们转达过总理同样的意见。
这时我们望着敬爱的周总理，深深感到总理是何等的谦虚啊！
参观“七大”会址时，总理看到主席团的照片中有他，就说：
怎么又有我了。
多找几个人嘛，人太少了！
主席团人也不少，如任弼时，康生，陈毅等同志。
贺龙同志也恢复名誉了嘛。
主席的方针历来是团结多数。
这件事我回去报告主席，政治局要开会研究。
革命圣地延安，是世界革命人民十分敬仰和向往的地方，每年都要接待大量的外宾。
周总理对这件事非常关心，多次指示我们，招待外宾一定要体现毛主席亲手培育起来的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要吃一些小米。
有一次，我们的招待宴会丰盛了一点，邓大姐知道以后，亲自打电话说：
你们招待外宾，还是要照恩来同志的意见办，要有延安的特点，要处处体现主席思想。
是啊！
我们应当做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忠实宣传员，应当永远铭记周总理对我们的亲切教诲。
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延安人民心坎里
宝塔山连着天安门，我们世世代代忘不了周总理对延安人民的深切关怀。
1970年，周总理了解到陕北有的地方人民生活比较困难，他心情沉重地说：
陕北人民哺育了我们。
全国解放二十多年了，一些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
周总理亲自召开会议，指示陕西省委和延安地区党委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1949年给延安人民的《复电》，制定规划，动员群众，改变陕北面貌，并指示北京市帮助我们修建支援农业的工厂。
1973年，周总理陪同外宾亲临延安视察那一次，他一下飞机，环顾延安的山山水水，就无限深情地说：
我又回到老家了！
我们清楚地记得，外事办公室安排周总理和外宾一起住宾馆，总理坚持一定要住干部招待所。
在那里，周总理和我们一起吃小米饭和荞面饸饹，一边吃一边仔细地询问延安的情况，问收成好不好，群众生活有没有困难。
我们一一作了回答。
总理说：
解放这么多年了，延安有很大变化，但总没有建设好，我当总理，有责任。
我们连忙说：
主席和总理对延安很关心，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好。
总理恳切地说：
我有责任。
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支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应当把延安建设得更好。
接着，他看了看在座的每一个延安的同志，问我们：
你们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行不行啊？
我们齐声回答：
行！
总理听了，高兴得站起来说：
好！
拿酒来，为你们五年粮食翻一番，干一杯！
吃完饭，总理没有休息，就登上宝塔山。
他站在山顶，从头至尾朗读了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
这声音，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延安人民的亲切关怀。
来到枣园，周总理就象回到了久别的“家乡”。
他和乡亲们团聚在一起，问这问那。
总理问枣园大队党支部书记雷治富：
当年主席在这里时的老人还有几位？
雷治富说：
还有一位，叫高同有。
总理立即让请来。
高同有老人由他的女儿扶着，刚刚走到总理跟前，总理就迎上去紧紧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
你害哮喘病，睡眠可好？
高同有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总理向外宾介绍说：
这是毛主席的老邻居。
在毛主席旧居，总理想和高同有谈谈。
雷治富告诉总理，他女儿来了，在外边。
总理风趣地对我们说：
你们的清规戒律可不少啊，怎么不让人家进来。
高同有的女儿进来以后，含着激动的热泪对总理说：
我爸爸请总理问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好！
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回延安看看，请总理有机会再回延安。
总理紧紧握住高同有老人的手，连连点头。
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啊！
毛主席的光辉《复电》和周总理的亲切指示，激励着我们延安人民战天斗地，改造山河。
几年来，我们延安地区的面貌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1975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70年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一十五，粮食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五。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我们擦干眼泪，作出了《坚决在1977年实现周总理对我区“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指示的决定》。
我们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铭记周总理的教诲，建设好革命圣地延安。
（附图片）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指战员精心布置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专栏，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
新华社记者摄

外事往来
外交学会举行宴会欢迎戴维·洛克菲勒一行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12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及其一行。
外交学会副会长柯柏年，有关方面负责人李川、崔平、唐闻生、康岱沙等出席了宴会。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盖茨应邀出席了宴会。
戴维·洛克菲勒一行是应外交学会邀请，于12日到达北京的。
谢黎会见并宴请英国前外交国务大臣艾默里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12日晚上会见并宴请英国前外交国务大臣、保守党议员朱利安·艾默里和他的助手尼尔·麦克林。
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芬恩应邀出席宴会。
我有关方面负责人张毅君、张秉玉、马家骏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艾默里一行是应外交学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12日中午到达北京的。
王冶秋率领代表团赴澳大利亚
以王冶秋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代表团一行五人，12日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参加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举办的文物展览开幕式。
到机场送行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彭则放、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北京图书馆副馆长鲍正鹄等。
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李瑞智也到机场送行。
我赴尼日尔展览团团长离京
我赴尼日尔展览团团长姜维荣11日离开北京。
（新华社）

廖承志会长举行宴会
欢迎日本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一行
新华社1977年01月12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日本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一行。
宴会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廖承志会长首先讲话。
他说，1972年09月，日本国前首相田中角荣先生、前外相大平正芳先生访华，同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会谈，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得到了两国人民广泛、热烈的欢呼和支持。
几年来，根据联合声明的精神，在两国关系有所发展的同时，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各项交流有了显著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他强调指出，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是处理我们两国国家关系的准则，也是发展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
落实联合声明的规定，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争取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方面一贯的态度。
但是众所周知，这一条约至今未能签订，责任完全不在中国方面。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能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前进，而绝不容许有任何后退。
联合声明第7条规定，“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
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必须把这第7条照原样写进条约正文里去，一点也不能含糊。
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是决不会改变的。
廖承志会长谈到了中国人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他说，在新的一年里，我国人民更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对内对外政策，为把毛主席和他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敬爱的周总理以及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为争取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他说，1977年是我国走向大治的一年，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好，而且肯定会比人们预料的更快更好。
日本有些人散布的什么“中国局势混乱”、“体制不稳”等种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它已经并将继续为事实所击败。
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任何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言行都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廖承志会长说，中日友好早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展望未来，我们相信伟大的中日友好事业有着广阔的前途。
只要我们两国人民遵循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精神，继续共同努力，任何阻挠和破坏都不会得逞，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一定能够不断向前发展。
廖承志会长说，河野先生曾为发展中日关系作出过积极的努力。
我们欢迎河野先生和有志于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先生们，继续作出努力。
河野谦三议长在讲话时说，我们一行在去伊朗、印度途中路过北京。
北京是伟大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永眠的地方，我们决定在此停留，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志哀。
他在谈到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说，五年了，条约尚未缔结，我感到有责任。
我决心今后为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作出更大的努力。
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和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众议院议员田川诚一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武新宇，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等。
河野谦三议长一行是今天中午到达北京的。
廖承志会长和武新宇副秘书长等到机场迎接。

抓革命，促生产，把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大屯煤矿新建的姚桥矿投产
这个年产一百二十万吨煤的大型矿井的建成将为上海提供大批工业燃料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大屯煤矿年产一百二十万吨煤的大型矿井——姚桥矿已经基本建成，并于1976年12月28日投入生产。
这个矿的建成投产，将为上海提供大批工业燃料，对于进一步发挥上海这个工业基地的潜力，有着积极的作用。
姚桥矿是在1972年04月正式开工的。
四年多来，职工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在建矿过程中，“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直接把黑手伸到姚桥矿。
他们肆意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施展种种阴谋，延误工程进度。
例如，经有关单位试制成功的一些煤矿综合机械化设备，他们迟迟不予安排生产。
他们还在这里私自印发攻击党中央、国务院和煤炭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他们甚至在大屯矿区炮制反动小说，极力丑化污蔑参加建设的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参加建设的干部、工人对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这种种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喜讯传到姚桥矿工地以后，工人们喜笑颜开，欢欣鼓舞。
大家决心把被“四人帮”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许多工人废寝忘食地大干快干，生产纪录不断刷新，去年11月份井下成巷创造了施工以来的最高水平。
井下三个变电所、三条皮带运输机、主副井的两台多绳轮绞车等大量安装工程，都在三个月内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
全矿终于赶在去年年底前胜利建成投产。
姚桥矿在建设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兄弟省和煤矿的大力支援。

沙风部长会见并宴请尼日利亚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01月12日讯由尼日利亚联邦农业部长马菲尼率领的尼日利亚代表团在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途中，今天路经北京，农林部部长沙风会见并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除“四害”扫仓库促生产
兰州钢厂通过清仓查库，加强了企业管理，推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深入发展
据新华社兰州1977年01月12日电
甘肃省兰州钢厂党委、革委会领导广大职工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和扫仓库的指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奋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清仓查库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最近，在兰州召开的全国清仓查库经验交流现场会上，兰州钢厂的经验，受到大家的普遍重视。
兰州钢厂是在大跃进的1958年兴建投产的。
它的诞生，结束了甘肃省手无寸钢的历史。
1973年以来，由于“四人帮”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煽动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肆意进行干扰破坏，使兰钢长期处于管理混乱、亏损严重、物资积压浪费，连续完不成国家计划的落后状态。
“四人帮”还竭力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扫仓库的指示，大肆鼓吹“亏损有理”，用“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等大棒整人，使干部不敢讲经济核算，不敢抓清仓查库。
面对这种情况，兰州钢厂党委、革委会带领全厂职工，与“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们多次举办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学习班，带领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学习国务院关于开展扫仓库的《通知》，联系本厂实际，认真讨论清仓查库的重要意义。
接着，全厂两次召开三千人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毛主席关于扫仓库的指示，广大职工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便很快行动起来。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特大喜讯传来后，厂党委、革委会的十一名常委分别深入到车间、库房、班组，同群众一起，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清仓查库的反革命罪行。
干部和工人们结合实际，愤怒地揭露说，“四人帮”干扰破坏清仓查库，造成物资积压浪费，反过来却倒打一耙，恶毒咒骂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是“腐朽的官僚资产阶级”。
国务院发出开展扫仓库的《通知》，他们就污蔑攻击为“走资派的阴谋”。
他们把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污蔑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把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攻击为“矛头向下”。
他们还丧心病狂地污蔑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加强经济核算是搞“管、卡、压”、“利润挂帅”，等等。
他们是一伙害人帮、复辟帮、祸国殃民帮，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披着人皮的豺狼。
在斗争中，厂党委、革委会先后抓了制氧、机修、二轧三个车间用大批判开路，坚持三破三立的经验，即：
破“积压有理”、“浪费无罪”论，立艰苦奋斗、勤俭办企业的思想；
破“清仓到顶”、“潜力挖尽”论，立节约无止境、潜力挖不尽的思想；
破“本位主义”、“外调吃亏”论，立胸怀全局、多做贡献的思想。
全厂职工学习这三个车间的经验，迅速出现了干部进库房，群众一起上，上下结合，人人参战的清仓查库的新高潮，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到去年12月为止，全厂共清查设备、物资二千八百三十多项，基本上搞清了家底，实现了账账、账卡、账物三相符，固定资产、库存物资、债权债务三清楚。
在清仓查库之后，兰州钢厂党委、革委会积极调剂余缺，把积压物资尽快用到生产建设上去，同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把多余物资外调支援兄弟单位。
通过清仓查库，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加强了企业管理，使艰苦奋斗、勤俭办企业的革命精神在全厂大发扬，“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
1976年，兰州钢厂的工业总产值、钢锭和钢材产量，分别提前七十七天、四十五天和六十二天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
钢铁料消耗下降，可比产品成本降低，设备完好率提高，转炉炉龄创造了本厂历史最好水平。
（附图片）
受到“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洛阳轴承厂广大职工，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全厂很快恢复生产，并创造了好成绩。
新华社记者摄

向大自然进军的人们
——访朝鲜黄海南道载宁郡
在朝鲜广大农业劳动者怀着大丰收的喜悦，以豪迈的步伐向大自然进军的时候，我们走访了黄海南道载宁郡。
金日成主席在去年06月19日曾两次对这个郡进行现场指导。
这个郡蒸蒸日上的生产景象，干部和群众战天斗地的革命干劲，给来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郡合作农场经营委员会委员长金大燮同志告诉我们，去年全郡粮食总产量比解放前增长两倍半，比1975年增产百分之三十。
去年肉类、水果、蔬菜等也都增产。
载宁郡位于黄海南道和黄海北道交界的载宁江西岸，地处载宁平原的中心，气候温和，地势平坦，盛产优质稻谷。
但是，在解放前，由于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的残酷掠夺和剥削，广大农民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每年把当地农民辛辛苦苦的收成掠夺一空，根本不管农民的死活。
解放后，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全郡耕地面积已扩大到一万八千多町步（每町步约合十五市亩），平均每一百町步有四台拖拉机，全郡拥有农用载重汽车一百三十多辆，机动插秧机六百多台，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地方工业。
广大农业劳动者搬进了新住宅，过着幸福的生活。
载宁郡旧貌换新颜，是载宁郡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奋斗的结果。
1958年09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发出开展群众运动，迅速实现水利化的战斗号召。
载宁郡人民立即投入了兴修水库的战斗，在短期内就挖出了三个总共可蓄水三千二百万立方米的水库，从而扩大了六千多町步的灌溉面积。
全郡拥有五百多台扬水机、四百八十多公里长灌溉水渠，仅水田面积就从解放前的三千町步扩大到一万一千多町步。
去年，载宁郡同朝鲜各地农村一样，遇到春寒、干旱、暴雨等不利的气候条件，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困难。
但全郡人民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自然灾害，仍然夺得了前所未有的高产。
在抗灾斗争中，载宁郡的广大农业劳动者充分表现出一心为集体的社会主义觉悟。
去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气温突然下降。
金济源合作农场场员立即跑向苗圃保护秧苗。
他们有的把家里的棉被抱来，有的脱下棉衣，有的拿着草帘，抢着盖到苗圃上，还有的在苗圃旁点起篝火，驱散寒气。
经过这场战斗，使幼嫩的秧苗没有受到损害。
来临合作农场场员赵英淳一心为集体的事迹，曾受到人们的热情赞扬。
去年春天，在一场暴雨中，他发现水渠被冲破一个缺口，便毅然跳进冰凉的水里，用自己身体堵住漏洞。
他不顾暴雨的袭击，决心不让集体的农田受到损失，一直坚持到其他农场场员赶来，把水渠修好，才从齐腰深的水里爬出来。
金日成主席在朝鲜劳动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提出改造大自然的五点方针后，载宁郡又沸腾起来了。
这个郡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立即制定了向大自然进军的宏伟计划。
他们要在去冬、今春继续修建各种灌溉设施，并挖掘一百八十公里长的水渠，使全郡全部实现水利化。
现在，全郡到处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广大农业劳动者不怕天寒地冻，纷纷投入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热潮之中。
我们在千里马三支江合作农场会见了管理委员会委员长李顺玉同志。
这位二十七岁的姑娘，领导着七百多名农场员，战斗在六百多町步耕地上。
李顺玉不仅是生产的能手，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模范。
朝鲜劳动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她立即组织农场场员进行学习，并制订出奋斗目标和具体措施。
她处处以身作则，那里有困难就在那里出现。
在李顺玉的带动下，三支江合作农场的水利建设工程进展很快，原计划用一个星期挖掘六公里长的干渠，只用了五天时间就完成了，并且自力更生地建成两座扬水站，使七十町步旱田得到了灌溉。
李顺玉在谈到农场今后任务时，满怀信心地说：
“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困难。
但只要我们相信领袖和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就能够在改造大自然的斗争中克服一切障碍，争取更好的成绩。”
新华社记者

巴巴多斯宣布同蒋帮断绝外交关系
新华社乔治敦1977年01月11日电
布里奇顿消息：
巴巴多斯外交部长亨利·福德01月11日下午在众议院宣布，巴巴多斯从01月11日起同蒋帮断绝外交关系。
福德说，巴巴多斯认为，“不采取这种立场，就是对国际形势的现实熟视无睹，就是违背我们的最高利益。”
福德回顾了联合国1971年10月25日作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定。
他宣布，巴巴多斯政府已经正式通知蒋帮，“从今天起，巴巴多斯政府将不再承认它是中国的政府。”

德共《红旗》和斯里兰卡朋友颂扬毛主席丰功伟绩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是批判“四人帮”的锐利武器
科摩罗电台盛赞周总理光辉业绩永载史册
新华社波恩1977年01月11日电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今年第1期发表文章，高度评价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指出这一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批判反革命的“四人帮”的锐利武器。
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作的贡献，由他发起和领导的反对以苏联修正主义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他为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所进行的斗争，他的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的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以及关于党内思想斗争意义的论述和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对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因而也是不断激励我们的源泉”。
文章说：
“毛泽东主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半个世纪以上长期反对国内外和党内外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他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章强调说：
“中国共产党通过揭露和清除反革命的‘四人帮’表明，她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她已学会把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付之实践，并继承他的遗志。”
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总结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使继续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得到了发展。
文章最后说，“中国同志通过发表这一著作再次强调，他们遵循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道路。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群众，这一著作是批判‘四人帮’斗争的锐利武器”。
文章号召德共党员和《红旗》读者“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十大关系》”。
新华社科伦坡1977年01月12日电由斯里兰卡—中国友好协会主办的毛泽东主席的图片、书籍展览会，01月03日至07日在科伦坡举行。
展览会展出的一百四十幅图片，生动地反映了毛主席从青年时代起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所进行的斗争。
斯里兰卡各界群众三千七百多人参观了展览会。
有的观众在留言簿上写道：
“这位充分实现了中国人民愿望的无与伦比的领袖震动了世界。”
“毛泽东主席在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战略应用于二十世纪，他仍将活在被压迫人民的心中。”
“全世界公认毛泽东主席是全世界无产者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斯中友协还举办了座谈会。
许多斯里兰卡朋友在座谈会上，热情歌颂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在文学艺术等方面所作出的丰功伟绩。
新华社1977年01月12日讯
莫罗尼消息：
科摩罗电台01月08日就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广播一篇文章说，“周恩来是一位伟人，他在中国的政治中起过极重要的作用”。
文章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及其助手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经受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建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章说，“周恩来同志一贯站在已故毛泽东主席一边。
他永远活在全体中国人的心中。
他的业绩将载入永存的中国历史的最美丽的篇章”。

我驻意大利和瑞典大使馆举行电影招待会
《东方红》《创业》影片受到热烈欢迎
许多观众对“四人帮”扼杀优秀影片表示无比愤慨
新华社罗马1977年01月11日电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01月10日晚为意中友协朋友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大型彩色影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受到意大利朋友的热烈欢迎。
这部影片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切关怀下，由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指导创作演出并搬上银幕的。
许多观众称赞《东方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称赞《东方红》是一部歌颂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
一位青年说，“看了影片《东方红》就象是在兴奋和激动之中读了一部中国革命史”。
一位妇女说：
影片《东方红》所反映的内容“表明中国革命总是在不断前进的，任何敌人企图阻止革命的发展都要遭到失败”。
许多观众对“四人帮”把《东方红》这样一部好影片打入冷宫表示气愤。
一位文艺工作者说，“‘四人帮’不准放映《东方红》是要割断历史，不让人民了解中国革命史。
他们这样做是不得人心的，是非常孤立的”。
另一位观众说，“‘四人帮’压制、破坏《东方红》正好说明他们是一帮反革命分子”。
许多观众热烈赞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一位观众说，他们全家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都感到非常高兴。
他说，“粉碎‘四人帮’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世界革命人民的胜利。
否则中国就会象苏联一样复辟资本主义”。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01月11日电中国驻瑞典大使馆01月10日晚在大使馆举行电影招待会，旅瑞华侨和中国血统的瑞籍人士近一百人应邀出席。
招待会上放映了彩色故事影片《创业》，受到热烈欢迎。
看完电影以后，爱国侨胞们称赞这是一部好影片，对“四人帮”疯狂反对这部影片及扼杀祖国革命文艺的罪行表示无比愤慨。
一位老华侨激动地说，“《创业》这电影太好了，它长我们中国人民的志气。
我们老一辈华侨吃尽了‘洋油’的苦。
解放以来我们祖国不但早已不用外国的‘洋油’，而且自己的石油还出口。
我们老一辈华侨从心眼里高兴。”
爱国侨胞们还同使馆人员一起畅谈了祖国粉碎“四人帮”以来呈现的一片大好形势，愤怒声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热情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
一位侨胞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去逝时，我们非常悲痛，也非常担心祖国的前途。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我们又有了革命的领袖华主席。”

朝鲜《劳动新闻》和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
谴责朴正熙集团法西斯镇压暴行
新华社平壤1977年01月01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1976年12月31日发表评论，谴责朴正熙集团镇压南朝鲜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的罪行。
评论说，1976年12月29日朴正熙集团对在1976年03月01日发表《民主救国宣言》有关的南朝鲜民主人士金大中等十八人，再次判处了重刑。
12月28日，朴正熙集团宣布对同所谓“渗入学院间谍团事件”有关的四名旅日朝侨学生仍判处死刑和徒刑。
评论说，朴正熙集团的这一法西斯行径，“是对为祖国和民族而展开正义爱国斗争的南朝鲜人民和支持这一斗争、并一致主张释放被捕的民主人士和爱国者的公正社会舆论的不能容忍的挑战和挑衅。”
评论指出，朴正熙集团镇压南朝鲜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的法西斯暴行，不过是垂死的挣扎。
“法西斯刽子手的凶恶的阴谋活动，只会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和反抗，促进它们的最后灭亡。”
新华社平壤1977年01月07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最近发表声明，坚决声讨和谴责南朝鲜朴正熙集团进行法西斯镇压的暴行。
声明说，朴正熙集团12月29日对发表《民主救国宣言》的金大中等人再次判刑，又犯下了法西斯暴行。
“总联”坚决声讨和谴责朴正熙集团反民族和反人民的犯罪行为。
声明说：
“不论朴正熙傀儡集团怎样疯狂地进行法西斯镇压活动也决逃不脱灭亡的命运。”
声明要求朴正熙集团立即停止对南朝鲜人民的镇压，立即无条件地释放金大中等民主人士和爱国青年学生。

津巴布韦解放组织领导人强调
加强武装斗争取得民族独立
一些非洲国家和报纸重申支持津巴布韦的武装斗争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7年01月02日电坦桑尼亚《星期日新闻》01月02日报道，津巴布韦解放组织领导人罗伯特·穆加贝在一次向这家报纸的谈话中，强调以武装斗争来取得津巴布韦的民族独立。
穆加贝在回答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能否给津巴布韦带来独立的问题时说：
“不，解决办法将来自战场，而不是来自日内瓦。
我们认为，还没有给殖民者以足够严厉的打击。
这就是我们要加强武装斗争的原因。”
他还说，津巴布韦自由战士要加强训练，以便给殖民者以更大的打击。
他强调说：
“我们已经有了进展。
现在，我们设法深入到全国去。”
穆加贝还强调津巴布韦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团结。
新华社讯
几内亚比绍外交部长维克多·马里亚最近强调，津巴布韦必须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分子在作垂死挣扎，他们对莫桑比克国土的侵犯就证明了这一点。
马里亚外长说，非洲的形势有利于各解放运动，必须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他强调说，只有这样，种族主义分子才会对日内瓦谈判比较有些诚意。
《埃塞俄比亚先驱报》的一篇社论说，“推进津巴布韦多数人统治的事业的唯一可靠途径就是加紧武装斗争。”
坦桑尼亚《每日新闻》刊载的一篇文章说：
“津巴布韦解放事业的发展正接近于一个转折点。
民族主义的战斗力量已经取得了主动权，并且不可逆转地向着胜利的目标前进。”
文章揭露和谴责了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从国外招募雇佣军来镇压津巴布韦人民的罪行。
文章说，史密斯和他的雇佣军都“将被武装起来的津巴布韦人民所打败”。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7年01月11日电
坦桑尼亚报纸01月11日发表社论，强调要加强津巴布韦的武装斗争。
《每日新闻》的社论说：
“津巴布韦斗争前景的中心是发展和加强在它的两个主要领域的斗争，即战场上和政治、外交领域内的斗争。”
社论强调说，“战场上的斗争是津巴布韦解放的主要手段。
对那些希望用一切办法支持津巴布韦解放的人们来说，正是这种斗争必须成为任何讨论、考虑或行动的起点。”
《自由报》的社论指出，“不管日内瓦会议是否存在，必须把津巴布韦的武装斗争放在第1和唯一重要的地位。”
社论还说，不管日内瓦会议是否会破裂，武装斗争必须继续下去。
津巴布韦解放的目标必须实现。

东南亚各国警惕和反对苏联海运扩张
日益认识到“拒狼防虎”的重要性，强调发展本地区航运事业对付苏联扩张渗透
新华社1977年01月12日讯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对东南亚进行海运扩张活动，日益引起东南亚国家的警惕和反对。
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连结地带，扼亚、非、欧三大洲海上战略通道，地位十分重要。
苏联早就对这个地域垂涎三尺。
随着两个超级大国争夺海洋霸权的加剧，苏联在东南亚的海运扩张活动也日益频繁，严重地威胁着沿岸国航运业的发展和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以降低运费为诱饵，抢夺航运，排挤西方航运公司和打击当地的航运业，是苏联对东南亚进行海运扩张的一个重要手法。
近年来，苏联利用东南亚国家经济困难和反对西方航运公司提高运费的斗争，采取降低运费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在签订双边贸易合同时规定由苏联船只运货等手段，拚命挤进东南亚海域。
到目前为止，苏联在东南亚的定期航线已有七条之多，其中有四条是在近两年才开辟的。
苏联还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合股海运公司。
随着这些航线的开辟，进入东南亚港口的苏联船只不断增加。
据有关国家官方公布的材料，1975年进入马来西亚港口的苏联船只共二百五十艘，比十年前增加了四倍；
开进新加坡的苏联船只达到七百一十八艘，而1970年只有五百二十一艘。
1976年头五个月，到曼谷港口活动的苏联船只平均每月达到十六艘，而往年平均每月只有四、五艘。
苏联船只大量涌进东南亚海域，使当地船务公司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仅1976年上半年，菲苏船务公司就从菲律宾收入运费近一千万美元，比1975年下半年增加一点九倍。
在苏联的抢夺下，菲律宾本国航运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打击。
过去，泰国出入口货物的百分之四十由泰国船务公司承运，但是在苏联削价竞争下，这个比率已不能维持，1975年下半年，泰国船务公司承运的货物曾一度下降到只占泰国出入口货物总量的百分之六。
苏联打击和抢夺东南亚国家航运业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东南亚国家的愤慨。
菲律宾《时代日报》指出，发展中国家用它们有限的资金刚刚建立起自己的航运业，就受到苏联削价的竞争，陷于亏本和被排挤的困境。
它们“被迫要不就投入更多的宝贵资金，要不就退出海洋”。
东南亚舆论还指出，苏联降低运费的做法是包藏着祸心的，当它一旦垄断了东南亚航运业务时，就会“撕掉仁慈的面纱，并且为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目的而单方面不合理地提高运费”，正如它在泰国片面提高运费那样。
事实表明，苏联在东南亚大搞海运扩张，不仅是为了捞取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以商业活动作掩护，争夺海上霸权，为实现苏联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服务。
据东南亚报纸揭露，在苏联的“商船”上，常常有海军人员和懂得当地语言的“克格勃”特务冒充船员，在港口停泊期间窃取政治、军事情报，甚至进行颠覆破坏活动。
泰国政府1976年07月公布的材料指出，1976年头五个月进入曼谷港的八十多艘苏联商船中，有一半根本没有在当地装卸任何货物。
在菲律宾，尽管菲律宾的进出口贸易百分之八十以上在马尼拉港进行，但苏联的商船却经常不事先申请和获得许可，就在菲律宾群岛中部和南部的内海往来航行。
与此同时，苏联还不断派出水道测量船、气候考察船、科学研究船、训练船、拖网船等名目繁多的船只，在东南亚海域进行海上间谍活动。
苏联的这些罪恶勾当，日益激起人们的不满和抵制，有的船只被拒绝进港，有的在进行间谍活动时被当场逮住。
泰国政府1976年07月通知苏联大使馆，不准那些不在泰国装卸货物的苏联“商船”进入泰国领海停泊。
印度尼西亚政府曾于1975年三次扣留非法闯入印尼领海的苏联船只，逮捕了上岸搞颠覆活动的苏联“船员”。
随着海运扩张而来的，是苏联以“援助”为名谋取港口使用权和军事基地的活动也日益猖獗。
据报道，苏联驻马来西亚大使曾同苏联的“港口事务专家”前往沙巴和沙捞越活动，向当地官员表示苏联愿意对沙巴的三个港口提供“援助”，交换条件是这些港口替苏联船队和舰艇补充燃料和给养，并让苏联水手上岸“休假和娱乐”。
在新加坡，苏联的海军辅助船冒充商船在那里取得给养。
据新加坡报纸报道，苏联已同新加坡的几家船厂签订了十个修船合同。
苏联官员公然宣称，苏联已经把新加坡作为它的亚洲海事活动中心和船舶维修基地。
苏联谋取军事基地的活动，遭到了东盟成员国的抵制。
菲律宾和泰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曾一再表示，不让苏联来填补由于美军撤退而留下的“真空”，因为让另一个国家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苏联对东南亚的海运扩张，进一步暴露了它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使人们日益认识到“拒狼防虎”的现实重要性，要求发展本地区航运事业以对付苏联的扩张渗透的呼声越来越高。
1976年04月，东盟成员国决定正式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承运商理事会联合会”。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指出，组织东盟承运商联合会的目的，是为发展这个地区的航运事业，从而在航运方面“夺回掌握自己命运和前途的权力”。
苏联通过海运扩张争霸东南亚的野心，必将进一步激起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抵制和反抗。

东德发展同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
据新华社柏林1977年01月12日电
东德近年来同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有所发展，两国间的接触比过去增多。
据《新德意志报》报道，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换货额的增加。
1971年到1975年，两国的换货额比前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六。
据去年04月签订的长期贸易协定，在1976年到1980年的五年中，两国间的贸易额将达到三十亿美元，比前五年的贸易额增加一倍。

巴拿马人民举行游行和集会
纪念反美爱国斗争十三周年
博伊德外长强调收复运河区主权是巴拿马的首要目标
新华社巴拿马城1977年01月09日电
巴拿马城的三千多名学生和其它各阶层群众01月09日上午举行游行和集会，纪念1964年01月09日震动世界的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十三周年，显示了巴拿马人民争取收复对巴拿马运河区的完全主权的坚强意志。
游行群众高举着国旗和标语牌，齐声高呼“主权”、“正义”、“无主权，毋宁死”等口号，穿过巴拿马和美国管辖区的分界线——烈士大街进入运河区，并在那里举行了集会。
会上，一位学生代表宣布：
在巴拿马的这块领土上，将只能有巴拿马国旗飘扬。
随后，游行群众在安葬在十三年前反美爱国斗争中牺牲的第1位烈士阿斯卡尼奥·阿罗塞梅纳的墓前举行了纪念仪式。
发言者一致指出，巴拿马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完全独立，从自己的领土上根除入侵者的旗帜和权力。
与此同时，在安葬着其他烈士的和平公园也举行了同样的悼念活动。
烈士的墓地及其周围摆满了政府高级官员和群众组织赠送的花圈。
一幅高高悬起的巨大横幅上写着：
我们的死难英雄的榜样鼓舞着我们的斗争。
科隆、达维德和佩诺诺梅等城市的群众也举行了纪念活动。
新华社巴拿马城1977年01月08日电
巴拿马外交部长阿基利诺·博伊德01月07日晚在纪念1964年01月09日巴拿马人民伟大的反美爱国运动十三周年的集会上强调说：
“我们巴拿马人首要的民族目标是根除仍然存在于我们主权领土心脏地区的殖民飞地，那里的外国管辖当局干涉我们行使主权，它的所作所为损害我们的民族尊严和祖国的利益”。
博伊德外长谈到巴拿马收复运河区主权的决心时说：
“我们不仅要获得有效的主权和恢复民族尊严，而且要得到这样的保证，即在一个合理的时候我们将能享受由于运河完全控制在我们手里而带来的一切利益”。
他在讲话中还说，“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是我们主要的自然资源，因此，为了能够参加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首先要获得政治上的自由，这样才能在经济领域自由行动”。
巴拿马外长最后说：
“今天，整个世界支持我们，我们的拉丁美洲兄弟同巴拿马团结得坚如磐石，热情地维护我们的事业”。

欧洲经济共同体主席詹金斯发表讲话强调
欧洲经济共同体政治目的是“建立欧洲联盟”
新华社卢森堡1977年01月11日电
由詹金斯担任主席的新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01月11日出席了在卢森堡举行的欧洲议会。
詹金斯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他就任以来的首次讲话时强调，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治目的是“建立欧洲联盟”。
他指出：
“在我们的一切活动中，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根本政治目标。
我们的手段主要是经济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一直是政治的。”
詹金斯主席说：
“我看到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国家在纯粹本国的基础上所能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少了。”
“因此，我们都要求我们的这些国家从共同体的成功中得到好处。”
在谈到将在1978年春天欧洲议会直接选举的重要性时，詹金斯强调指出：
“我认为直接选举的前景十分重要。
欧洲是一个政治性的单位，而迄今为止我们主要是以经济手段来努力推动它前进。”
詹金斯说，在他的四年任期内所要做的几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是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其次是共同体将对那些要求加入的国家的申请作出决定。
他还指出，“我们决定在内部市场和工业事务方面进行改组。”
“委员会必须坚持和改进共同农业政策。”
詹金斯在回顾共同市场所走过的道路及现代欧洲运动、煤钢联营组织、罗马条约的历史时说：
“我认为今天我们的任务不是谈论历史，而是重新创造历史。”
根据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是一个建议和执行机构，并每四年改组一次。
由奥托利领导的前一届委员会从1973年01月开始工作，任期已于去年底结束。
去年11月底在海牙举行的九国首脑会议上，各成员国国家和政府首脑任命了以詹金斯为主席的新的委员会的十三名委员。
这个新组成的委员会已于今年01月06日开始工作。

法国报纸和挪威国防大臣谴责苏联进行空前的军备竞赛
加强防务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闪电式进攻
新华社巴黎1977年01月10日电
法国《震旦报》和《费加罗报》01月10日分别发表文章，谴责苏联进行空前的军备竞赛，指出西方国家必须加强防务以便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闪电式进攻。
《震旦报》的文章指出：
今天苏联对世界的威胁正象当年希特勒德国对世界的威胁一样严重，因此，不应该把揭露危险和采取必要措施来抵制那些梦想用实力称霸的人说成是扰乱人心。
文章在谴责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扩张时指出，“苏联油船‘基科斯拉维’号在伊鲁瓦海的法国领海边缘排除废物时被当场发现，并且被
（法国军舰）‘巴卡拉’号追逐”，就是一个事例。
这表明，“苏联海军今天在所有海洋都有它的触角”。
《费加罗报》01月10日也发表文章。
文章引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黑格将军在华盛顿的话说：
“1962年以来，苏联建造了九十一艘核潜艇，把坦克数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并且把炮兵部队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一百。”
文章引述《国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的话说，“欧洲正面临着克里姆林宫可能发动的‘一场核闪电战的威胁’”。
文章还指出，在“缓和”的掩盖下，苏联进行了空前的军备竞赛。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统一以及欧洲同美国的合作是反对苏联任何轻举妄动的保证。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01月12日电
奥斯陆消息：
据挪威《晚邮报》01月11日报道，挪威国防大臣罗尔夫·汉森01月10日在奥斯陆军事协会的一次讲话中说，“苏联和东欧军事力量的发展令人十分忧虑。
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不断加强其常规力量的优势。
这种事态发展如果继续下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持有效的威慑力量的能力以及军事防务将会遭到严重的削弱。”
汉森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增加防务拨款的必要性。
他还说，挪威应该配备以足够数量的现代化战斗机。
他说：
“在我们的同盟政策中，一个明确的前提是，在我们的地区处于危机或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将得到来自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大量的空军增援。
然而，接受盟国的海、陆、空援助的一个当然和明确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应该作出努力，以使盟国的援助得以实现。”

苏联海运扩张咄咄逼人
近年来，苏联在疯狂扩充海军的同时，正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商船队，利用海运为它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
英国政界和航运业对来自苏联的这种威胁和它所造成的损害，不断发出指责和抨击。
英国是一个岛国，历来把对外贸易当作“生命线”，而航运业又是英国外贸的“一根支柱”。
英国所需要的食物和工业原料，大部分依靠进口，同时它也向国外出口机械、汽车、化工、纺织等产品。
随着英帝国的衰落，英国的对外贸易地位也不断下降，但目前仍在世界贸易中占重要地位。
为了适应外贸的需要和竞争，英国拥有一支较大的商船队。
这支商船队不仅承担着大部分英国进出口贸易的运输任务，而且还同其他国家做海运生意。
目前，由于英国经济严重困难，航运业已经很不景气，苏联商船队的挑战，就更加使得航运界人士感到不安。
伦敦航运总会的一位官员对我们说，苏联的“这种威胁形势正在日益发展”，它不仅威胁着英国的航运业，而且构成了对“英国本身的一种威胁”。
事实也正是如此。
近年来，苏联商船队在迅速膨胀，目前还在大力扩充。
苏联商船队打着海上运输的旗号，到处进行扩张，拚命争夺国际航运市场，使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航运业受到日益严重的打击。
最近几年，西欧同美国之间的贸易运输量大量被苏联的航运公司抢走，单是美国和西德之间的贸易运输量就被苏联夺去了百分之十二到十三。
目前苏联正在加紧破坏西欧和东非之间的航运业，并已开始同英国争夺欧洲和东南亚国家的航运生意。
苏联商船队在同西方航运公司抢夺生意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极为卑劣的手段。
利物浦航运当局的一位官员揭露，苏联用国家补贴的办法让商船队削减运费，同西方竞争。
更加拙劣的是苏联竟然拒绝参加有关的国际航运会议，或者即使参加了某一个航线的会议，但不遵守会议决定，而为所欲为。
这些事实说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贪婪、狡猾而又霸道的本性。
苏联发展商船队的目的是“一箭多雕”，人们具体地把它概括为：
一是捞取外汇；
二是作为海军的后备；
三是收集情报，搞颠覆活动。
伦敦港务局的官员在同我们交谈时指出，苏联经济畸形发展，民用工业技术落后，农业和轻工业产品奇缺。
近年来由于从西方大量进口技术设备和农产品，造成巨额外贸赤字。
显然，苏联政府是企图通过抢夺海运生意来赚取外汇。
至于苏联扩展商船队的军事企图更是昭然若揭。
利物浦的政界和航运界人士都同我们谈到这个问题。
工党在当地选区的一位老议员西蒙马洪说，他参加过第2次世界大战，深知商船与军舰以及商港与军港的关系。
当时希特勒派飞机猛烈轰炸英国的一些港口和造船厂，原因之一就是法西斯德国害怕英国把强大的商船队和商港转为军用，增加英国皇家海军的力量。
他说，苏联本来不需要那么多商船，它们这样做，是有其目的的。
利物浦的一些朋友还提醒我们，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就曾说过，运输船队是“海军的重要后备力量”。
一位负责亚洲方向航运事务的经理人员指出：
“苏联的海军和它的商船队是一对孪生兄弟，都是作控制世界之用的”。
伦敦航运总会在一本小册子中指出：
“俄国商船队和海军的官员和船员是经常对换的，海军预算中有很大比例是用来承担商船队费用的”。
苏联商船队迅速发展的战略含义正引起英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关注。
伦敦和利物浦的码头当局还同我们谈到，苏联在这两个重要港口以及英国其他一些地方，谋求在更大范围内使用码头的权利，并趁机派出名目繁杂的“船代表”和“工作人员”等。
英国报纸对此颇为注意，经常揭露这些人不务正业，从事间谍活动。
一些议员一再要求政府限制苏联各种机构的人员增加，防止出现1971年保守党政府驱逐苏联间谍前的情况。
目前，英国政界、舆论界和航运界人士要求警惕苏联商船队扩张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利物浦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说，苏联商船队的扩张如果不加以制止，西方的海运贸易几年内就有被苏联挤垮的危险。
现在，有关部门正在同西欧、北美的有关船运当局进行联系，准备采取共同行动对付苏联的威胁。
不少人士在抨击苏联加速扩展商船队的同时，还批评了西方那些幻想通过“经济绥靖”来制约苏联和捞取经济好处的天真想法。
伦敦和利物浦航运和码头当局都谈到，西方有些人为了赚钱和其他眼前利益，宁愿让苏联钻空子。
有的企业部门甚至互相竞争，为苏联的商船队提供便利条件。
他们指出，这些人的行为是“政治上的短见”。
查尔方特勋爵在谈到西方同苏联的经济关系时说过：
“西方国家如果同苏联进行贸易或建立某种关系，从而使苏联得以加强其军事实力，那是十分荒唐的”。
一些人士强调指出，苏联极力扩充海军和商船队，貌似强大，但只要人们能从苏联扩张的严酷事实中清醒起来，加强联合，进行有效的斗争，北极熊的侵略扩张野心就实现不了。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