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业学大寨多做贡献
柳州铁路局积极运输支农物资
新华社南宁电
柳州铁路局广大职工积极做好支农物资的运输工作，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做出贡献。
去年这个铁路局超额完成了支农物资运输计划，到去年11月底止，共运输支农物资五十二万多吨，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目前，他们正在贯彻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支农 运输工作。
柳州铁路局管辖二千多公里线路，连接着广西、广东、湖南、贵州四个省、区，支农物资运量很大。
去年，学习了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之后，柳州铁路局对支农物资一律实行“四优先”的原则，即优先计划、优先进站、优先装车、优先挂运。
支农物资运输任务比较繁重的南宁车站，在货场不够的情况下，保证支农物资优先进站，优先装运，从不积压。
去年02月的一天，这个站正调用一辆棚车装行李，刚开始装车，站里到了一批麻种，要运到河北杨村去。
当时，货运人员立即想到麻种要赶季节，不能耽误。
他们立即作了妥善安排，让出装行李的棚车，把麻种及时运走。
为了更好地运输支农物资，柳州铁路局各主要站段党委，都成立了支农领导小组或货源调查小组，负责组织支农物资的运输工作。
玉林车站担负玉林、博白、北流、容县、岑溪、合浦等七个县的支农物资运输任务。
这个站的支农领导小组深入到各县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认真做好运输计划，使支农物资随到随运。
去年11月下旬，浙江省农业局要把在玉林地区培育出来的四千斤水稻良种运到海南岛去再培育。
玉林车站根据事先的计划，及时为这批种子腾好货位，安排好车次，使这批种子进站不到三个小时就及时运走了。
柳州铁路局广大职工还想贫下中农之所想，急贫下中农之所急，经常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贫下中农，为大办农业挑重担。
去年02月，贵县车站到了几百吨猪粪，要运到八塘和桥圩两个车站之间的和平大队去。
贵县车站的职工想，如果把猪粪运到这两个车站去卸车，还得大队派人挑几公里才能送到田里去，很不方便。
他们和调度取得了联系，利用火车运行的空隙时间，把猪粪送到田头去卸车，为和平大队节约了大量劳动力。
这个铁路局基建部门的广大职工，做到铁路修建设计尽量少占农田，施工不忘开山造田。
去年以来，他们通过改变设计，少占农田和施工造田达一百亩，还修建了几十处水利涵洞和灌溉渠，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

华主席会见宴请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
华主席赞扬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努力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重申：
中国共产党决心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修反霸的斗争进行到底。
代表团团长热情赞颂毛主席为中国革命、为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热烈祝贺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热烈祝贺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
汪东兴、耿飚、申健同志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新华社1977年01月10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最近在北京会见了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以后，华国锋主席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
华主席在宴会上祝酒。
他赞扬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努力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反修斗争，近几年来在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华主席重申：
“中国共产党决心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修反霸的斗争进行到底。”
华主席衷心地感谢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并且表示深信，代表团这次访问，必将使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团长在祝酒时，热烈祝贺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热烈祝贺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
他说：
“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意味着，一方面肯定了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巩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另一方面，再一次击败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
代表团团长热情赞颂毛泽东主席为中国革命、为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
他说：
“毛泽东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各个领域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加强和发展了这一科学。”
团长说，华国锋同志是毛泽东主席当之无愧的接班人，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忠实继承者，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同情的中国革命的内外政策的忠实继承者。
他表示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继续发展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中，在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他最后祝愿中国共产党和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在反修、反帝、反霸的共同斗争中的友谊日益发展，团结日益加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应该作到家喻户晓
编者按：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深刻地指出：
“会议之后，在全国广大农村，深入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必将迅猛兴起一个新高潮。”
红旗渠畔喜讯传来，英雄的林县人民已经迅速行动起来了。
让我们热情迎接、积极投入这个伟大的新高潮吧！
本报讯
河南省林县县委最近召开三级干部会，举行全县广播大会，传达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做到了家喻户晓。
为了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县委主要负责同志除留一人主持机关工作外，分头带领县直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蹲点。
他们和各公社党委的同志组成“批四害宣讲团”，与贫下中农理论队伍一起，向广大社员宣讲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揭露王张江姚的反革命罪行，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开展。
全县从山区到平原，从政治夜校到田间、炕头，到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堂，到处摆开揭批“四人帮”的战场。
临淇公社有两个大队，去年受“四人帮”刮起的妖风的影响，部分干部不敢抓革命，促生产，工作落后于其他大队。
公社党委组织这两个大队的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学习陈永贵副总理的报告，揭发批判“四人帮”搞“三反一砍”的罪行，发动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两个大队的工作都很有起色。
林县人民把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激发出的冲天干劲，用在建设高标准大寨县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各项工作。
十五万名农田基本建设大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入冬以来全县铺开的修建水库、水渠、排灌站、水电站等工程，共计一千四百多项，现已完成近八百项。
工程项目之多，建设速度之快，施工质量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

支农新线春来早
——濉阜铁路线职工支农事迹
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正推动着祖国各地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奔腾向前。
淮北平原濉（濉溪）阜（阜阳）铁路线上的许多新事，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文化大革命中新建的濉阜线，担负着皖北、豫东地区一个市、十一个县的运输任务，支农物资占运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自1970年国庆通车以来，战斗在这条铁路上的阜阳车务段职工年年超额完成运输任务。
在当前的寒冬季节，辽阔的淮北平原上到处是冬修水利的大军，濉阜铁路也热气腾腾，呈现一派抢运春耕物资的繁忙景象。
从青龙山到阜阳城一百四十七公里的铁路线上，到处震响着一个口号：
“普及大寨县，支农当先行！”
一天凌晨两点，一项水利排灌工程急需的二十五车黄砂运到了涡阳站。
货运员田世国接到货票，望着一节节满载黄砂的车辆，想到支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应该分秒必争，就立即冒着凛冽的寒风，一溜小跑赶到八里外的水上运输社，挨户叫门，组织了四十名劳力，连夜卸运了黄砂，保证了水利工程的需要。
在西潘楼车站，人们都在谈论着“刘快腿”的故事。
刘快腿名叫刘真柱，濉阜铁路一通车，他就在西潘楼任站长。
他亲自参加过这条铁路的修建，深深体会到贫下中农需要这条铁路的迫切心情。
六年来，他跑遍了附近二十一个大队、近百个生产队。
群众在想啥，农业生产需要啥，他心里都有一本账。
最近，安徽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利辛县柳西大队为了修建地下灌溉渠，从武店采石场订购了八十车料石，急需运回。
刘真柱知道后，专程赶到蚌埠，向分局领导汇报，又和当地有关运输单位联系，及时把料石运到了柳西大队。
当他了解到挖河工地存煤不多后，又连夜赶到徐州，向有关单位反映情况，把两万吨煤炭及时运到了工地。
因此，贫下中农热情地称赞他是“支农的有心人”。
现在，刘真柱这种支农当先行的“快腿”精神，在全站蔚然成风。
濉阜铁路线的职工就这样为着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在千方百计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临焕车站职工精心爱护支农货物，严格执行货场管理制度和爱货措施，做到了种子颗粒不撒，化肥斤两不漏，农具丝毫不损；
只办理行李包裹小件运输的龙山集车站，对急需外运的大件农业机械采取了折卸散装的办法，变大件为小件，使农机及时迅速地运出；
百善车站为了多运、快运支农物资，想方设法巧装满载，努力降低农副产品运输成本；……每一个车站，都有不少支农当先行的模范事迹。
去年12月份，阜阳车务段在提前六十八天完成全年运输任务的基础上，又运输支农物资三万多吨。
新华社通讯员

毛主席语录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而奋斗
外交部理论学习组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
今天，在全国亿万人民热烈欢庆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激情，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王张江姚“四人帮”把周总理看作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巨大障碍，在周总理生前百般攻击、陷害他，在周总理逝世后又极力诽谤、诋毁他，压制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悼念和热爱。
但是，这一伙反革命黑帮的倒行逆施，丝毫损害不了周总理的伟大形象，相反，更加激起革命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和爱戴，对“四人帮”的无比愤怒和憎恨。
周总理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为了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周总理数十年如01日，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英勇奋斗，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在国际阶级斗争中，周总理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对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总理就开始从事外事工作。
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以调解为名，扶持和策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周总理身负毛主席、党中央的重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同美帝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复杂、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揭露了敌人，团结了朋友，动员了群众，出色地完成了光荣使命，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周总理依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按照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论断，参与制订重大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和政策。
周总理在长期的国际活动中，一贯体现了毛主席关于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的教导。
回顾我国人民反对帝修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的战斗历程，每一个胜利的战役都闪耀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智慧和才华。
回顾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兄弟党团结的加强，我国同各国关系的开展，特别是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友谊的增进，每一个重要步骤，都凝聚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辛勤劳动和心血。
在我国多方面的对外工作中，从接待来访的外宾到出国访问，从外交谈判到国际会议，从政治、军事关系到经济、文化交流，处处都显示了周总理他那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杰出作用。
周总理在外事工作中，如同他在从事各个方面的革命活动时一样，总是努力学习、领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忘我工作，不辞辛劳，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对敌人，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机智勇敢，沉着果断。
对朋友，他满腔热忱，谦虚谨慎，开诚相见，平等待人。
周总理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卓越的外交才能，丰富的斗争经验，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精力，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爱戴和敬佩。
周总理为我们党和国家积累了宝贵的外事工作经验。
他培养了一支革命的外交队伍。
他创建和发扬了新中国的无产阶级外交风格。
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取得的光辉胜利，我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一切都是和周总理分不开的。
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事工作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
“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毛主席以他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雄伟胆略，冲破来自国内外、党内外的阻挠和反对，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兄弟的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履行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周总理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决策。
周总理深夜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通过印度政府严正警告美国政府，新中国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置之不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总是把有关抗美援朝的事情，无论是军事方面的，还是谈判方面的，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亲自处理。
朝中人民浴血奋战，打败了美国侵略者，使美帝国主义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大大鼓舞了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
朝鲜停战后，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总理同战争贩子杜勒斯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争取了与会国的普遍支持，使美帝国主义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二十多年来，直至病重期间，周总理一直都十分关心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积极支援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国人民对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人民怀有深厚的兄弟情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直互相援助，互相支持。
毛主席一再指出，中国人民坚决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支援他们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针对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周总理于1966年04月对巴基斯坦记者发表谈话，严正指出，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对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非洲和世界上任何国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
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因此而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中国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它将进得来，出不去，而且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线。
这铿锵有力的语言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印度支那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决心，这也是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一贯立场。
1970年，毛主席发表著名的五·二○声明，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周总理把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看作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业。
他多次说过，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周总理设身处地，想方设法，克服种种困难，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大力支援他们的正义斗争。
在美帝国主义狂轰滥炸、布雷封锁的严峻日子里，周总理亲自下命令要我国船只、车辆一定要把援助物资送到越南人民手里，送到柬埔寨人民手里，送到老挝人民手里，即使蒙受再大的损失和牺牲，也在所不惜。
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
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帝反霸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主席对阿拉伯朋友说，“我们总是支持你们的”。
周总理向阿拉伯朋友反复说明团结对敌的重要性，鼓励他们重视武装斗争并坚持下去。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恢复民族权利和收复失地的正义斗争，并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
中国政府坚持原则，不同以色列侵略者进行接触和来往。
周总理为促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支援他们的革命斗争，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在国际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5年，周总理不顾美蒋特务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不顾还存在着对他的安全的严重威胁，也不顾自己刚动过手术，健康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长途跋涉，亲自参加在万隆召开的第1次亚非会议。
亚非会议的召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这是在没有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亚非国家第1次当家作主自行召开的会议，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帝国主义先是企图阻挠会议的召开，失败后，又力图扩大亚非国家之间的分歧，特别是挑拨亚非国家和我国的关系，使会议达不成任何协议。
周总理针对这种情况，当机立断，利用会议休息的短暂时间，亲自起草补充发言，驳斥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造谣中伤，提出亚非国家应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大家加强团结，一致对敌，击破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周总理的广阔胸怀和英明远见，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扬。
在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万隆会议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会议所产生的“万隆精神”至今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自万隆会议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蓬勃发展，亚非拉三大洲的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
在这种令人鼓舞的形势下，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对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几内亚、马里、加纳、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十四个亚非欧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历时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这在我国对外关系史上是空前的。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访问加纳前夕，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的事件，要不要按原定计划访问呢？
周总理坚定地说，愈是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愈是要去，要支持。
为了照顾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周总理打破礼宾常规，主动建议，凡有恩克鲁玛总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住地进行，他也不必到机场迎送。
在出访期间，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这些原则贯穿了国与国之间平等互利的精神，强调要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能附带任何条件、要求任何特权，并且应以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为目的。
这些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同亚非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真诚愿望，为不结盟国家、第3世界国家渴望建立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开创了良好的先例，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借援助之名，行掠夺、控制之实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
周总理的十四国之行增进了我国同这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推动了整个第3世界的反帝团结，至今还为人们所传颂。
我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着某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双边关系问题，特别是复杂的边界问题。
周总理亲自调查研究，掌握边界历史变迁和现实状况的第一手材料，根据毛主席的友好睦邻政策，提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圆满解决了我国同大部分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树立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范例。
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也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周总理1960年再次访问了新德里，力求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和接近点，表现了中国方面的极大诚意。
1962年，我国被迫在中印边境地区对印军大举入侵进行自卫反击，毛主席高瞻远瞩，仍以中印两国人民友谊为重，决定我边防部队从已经收复的我国领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我方一侧，释放全部俘虏，交还缴获的全部武器。
在这场斗争中，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周总理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写信，并向许多国家的朋友作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使他们了解了中印边界问题的是非真相和我国历来主张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合理立场。
三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第2世界国家有压迫和剥削第3世界国家的一面，但它们本身也受到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压迫、剥削、控制和威胁。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积极支持第2世界国家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团结反霸的斗争，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为我国同这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做了很多工作。
欧洲是苏美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重点。
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
苏联为了建立世界霸权，必然要夺取西欧。
西欧处于苏联的严重威胁之下。
周总理在接见来自西欧的客人时，反复向他们陈述这一利害关系，支持他们联合自强，团结反霸，警惕慕尼黑悲剧的重演。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面目，已日益为西欧各国人民和有识之士所看清。
日本是我国的近邻。
毛主席说过，“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来中国的日本各阶层朋友，一直占来访各国外宾的首位。
他们对发展中日友好，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起了重要作用。
周总理遵循毛主席的思想，一贯重视对日本的工作。
周总理接见了许许多多来自日本的客人，常常是长谈到深夜。
周总理支持日本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反对霸权主义、收复北方四岛的正义斗争。
周总理指出应警惕军国主义在日本复活的危险，但也认为日本应该有必要的自卫武装。
周总理提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响亮口号。
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周总理还多次提出关于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和方式，使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往来得到了不间断的发展。
特别是1971年周总理提出了恢复中日邦交的三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这些原则在日本深得人心。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我国，周总理和他进行了会谈，在上述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经周总理提议，中日双方一致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上反霸条款，即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这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四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和剥削者。
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来自两霸，主要来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坚决支持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帝反霸的斗争，坚决维护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帝国主义霸占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二十多年来，从抗美援朝到炮轰金马，从在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帝到华沙谈判，我们同美帝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周总理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义正辞严地谴责美帝的侵略，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阴谋。
他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内政，绝不容许外国干涉。
周总理在病重期间还一直惦记着祖国的统一大业。
中国政府关于解放台湾是我国内政的原则立场是绝不动摇的，但是，对于美国霸占台湾而引起的中美之间的争端，则历来主张应通过谈判解决而不诉诸武力。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郑重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
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
正是由于周总理的这一主动行动才导致了以后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早在四十年代，毛主席就教导我们：
“第1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2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
1970年12月，毛主席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表示，“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同时指出，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尼克松总统愿意来，也可以。
次年，毛主席又亲自决定让美国乒乓球队来访。
毛主席的重要谈话和英明决定，不仅推动了中美关系，而且使整个国际形势起了深刻的变化。
周总理大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
他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意味深长地指出：
“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1971年，美国政府派基辛格博士来京，商定尼克松总统访华。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周总理同他发表了联合公报。
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我们方面首先毫不隐讳地阐明了我国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同时也同对方找到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共同点。
这个公报构成了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指出：
“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周总理是伟大的反帝战士，也是伟大的反修战士。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领导权以后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
毛主席指出：
“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在这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关系到全世界革命人民命运的伟大斗争中，周总理亲身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至今历历在目。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肆意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混乱。
紧接着，就连续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周总理到莫斯科，当面批判苏修搞大国沙文主义，对波兰粗暴干涉，而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面前惊慌失措。
周总理又不畏艰险访问波、匈两国，给正处于严重困难之中的两国革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攻击和反对坚持反修斗争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制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为恶劣的先例。
周总理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谴责苏修领导集团，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气概。
周总理愤然提前离苏回国，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赴机场迎接。
多年来，周总理十分重视并努力加强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尽心竭力地支援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64年，赫鲁晓夫垮台后，周总理去莫斯科参加10月革命节。
苏修新领导顽固地坚持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恶毒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周总理义愤填膺，当即予以迎头痛斥，英勇地捍卫了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周总理回京时，毛主席再次赴机场迎接。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1968年公然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威胁东欧其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周总理在苏修侵捷的第2天，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严厉谴责苏修的侵略扩张，并首次公开揭示苏联已经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
这一讲话沉重地打击了苏修的扩张野心，大大提高了世界革命人民对苏修本质的认识。
1969年03月，苏修叛徒集团蓄意挑起珍宝岛冲突，我英勇的边防部队奋起反击，打退了新沙皇的入侵。
同年0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
在会谈中，周总理重申了毛主席的方针，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但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周总理建议，双方首先签订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全部边界问题。
周总理提出的这一主张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双方就此达成了谅解。
几年来，中国方面始终按照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进行谈判，而苏联方面却不肯履行诺言，坚持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
五
毛主席教导我们：
“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总理以他自己的言行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周总理指出：
“中国的历史和世界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最后是一定要失败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特别注意防止大国主义的错误。
不仅我们这一代如此，而且还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犯这种错误。”
周总理对各国来访的朋友，不论其国家大小，都是一视同仁。
周总理反复强调各国人民都有自己的长处，应该互相学习，在共同的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
周总理会见外宾时，总是虚心地听取对方的意见，在介绍中国的经验时，总是强调仅供他们参考，要他们结合本国的实际，从不强加于人，而且要外宾不仅看中国好的方面，也要看不足的方面。
周总理总是告诫我国出国人员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如发现有所违反，总是严加批评，及时纠正，直至要我驻外使节向驻在国领导人承认错误，有时周总理还亲自出面，表示歉意。
周总理多次对外宾讲，如果中国将来变修，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世界人民就应当起来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周总理的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彻底革命精神，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六
在缅怀周总理在对外工作中建立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我们倍感亲切的是，我们的外交队伍正是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周总理的热忱关怀和精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我们外交队伍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从事外交工作的，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到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从路线政策到具体业务，可以说都是周总理把着手教出来的。
周总理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那刚毅慈祥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他那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还萦回在我们耳边。
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带领我们战斗的动人情景，还宛如昨日，终生难忘。
周总理教导我们外事工作人员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做毛泽东思想的播种人，做中国革命的宣传队。
在建国初期，周总理就要求我国外事干部“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
周总理一贯严格要求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改造到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他也经常以此勉励我们大家。
他自己在病中一直坚持工作，在医院里还会见许多外国客人，同突尼斯总理的会见甚至是他躺在病床上进行的。
周总理要我们在同外国人的交往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平等待人，不卑不亢。
要我们对工作极端负责，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要我们树立无产阶级的外交风格，不搞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
要我们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勤俭办外交，反对铺张浪费、讲究排场。
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以身作则，带头力行。
周总理对外事工作人员政治上、业务上的要求是严格的，同时，他又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工作，大胆提出意见，即便犯了错误，只要改正就好。
他自己就是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的。
周总理还十分重视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培养年青外事干部和女外事干部。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周总理同我们不知开过多少次会，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引导我们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刘少奇、林彪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1966年09月0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外事干部“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周总理一再号召并督促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指示。
周总理要我们做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战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敢于革命，敢于斗争，为世界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
周总理经常引用毛主席的光辉诗句：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教育大家。
他还勉励我们：
“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他在病危时还满怀信心地歌唱“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敬爱的周总理，你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七
在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对外工作中，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始终占主导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受到干扰和破坏的。
周总理在外事战线上，如同在其他战线上一样，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党内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实质是同帝修反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大叛徒刘少奇推行一条“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对帝修反和，少支持实际上是不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周总理坚决抵制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卖国贼林彪阴谋篡党夺权，叛国投修，复辟资本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打着革命的旗号，在外事工作中，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出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打、砸、烧外国驻华机构的事件，损害了我国的威望以及同一些国家的正常关系。
周总理同林彪的极右路线作了坚决的斗争，带领广大外事工作人员清算林彪一伙的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同刘少奇、林彪是一丘之貉。
“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处心积虑地插手外事工作，妄图夺取中央的外交大权。
他们在外事活动中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打击周总理，排挤华主席，极力突出自己，在国际上大造反革命舆论。
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卖国主义和投降主义，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
他们扣压批判苏修的文章，不让发表。
他们阻挠我国同其他国家开展关系，破坏我国正常的对外经济和文化往来。
他们轻视第3世界，大搞大国沙文主义。
周总理遵循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反帝、反修、反霸、支援世界革命，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周总理坚决反对江青擅自向外发表谈话，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
严厉批判“四人帮”对外大搞形而上学、大国沙文主义；
积极支持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坚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外国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互通有无。
“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主席早有察觉，不断进行了斗争。
周总理紧跟毛主席，一直同“四人帮”斗。
直到他病重时，他还不止一次地同到医院探望他的同志谈与“四人帮”斗争的问题。
“四人帮”对周总理恨之入骨，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周总理头上。
他们必欲打倒周总理而后快，就是因为周总理衷心爱戴毛主席，坚决贯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周总理是真正的革命派，而“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投降帮、卖国帮，是十足的反革命派。
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扫除了障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必将放射出更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一生，是伟大的、战斗的、革命的一生。
周总理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我们全体外交战士和全国亿万人民一样为失去周总理而无限悲痛。
一年来，不管“四人帮”如何压制、迫害，大家从来没有停止过以各种方式抒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传颂周总理的历史功勋。
世界革命人民也为失去周总理而无限悲痛。
他们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表达对周总理的敬仰，称颂周总理是当代的一位伟人。
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
1977年是我们粉碎“四人帮”，走向大治的一年，是我们团结战斗，乘胜前进的一年。
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牢记周总理的亲切教诲，学习周总理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质，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响应华主席的战斗号召，继承毛主席遗志，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深揭深批“四人帮”，肃清他们在外事战线上的流毒和影响，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

新疆各族人民怀念我们的好总理
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战斗在反修前哨的新疆各族人民，遥望北京城，热泪如泉涌。
千言万语诉不完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千歌万曲颂不尽周总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立下的伟大功勋。
新疆各族人民永远怀念我们的好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心里装着各族人民。
在这悲痛的时刻，人们不禁追忆往日的幸福情景，那是1965年的六、07月，敬爱的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出国访问归来时，不顾旅途疲劳，风尘仆仆地来到新疆视察工作，看望新疆十多个民族的人民。
在和田农村的居民点，在喀什、乌鲁木齐的工厂车间，在石河子垦区的条田里，都印上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足迹。
周总理向白发苍苍的维吾尔族老贫农问寒问暖，抱着托儿所的娃娃亲了又亲；
教育汉族干部要扎根边疆，为少数民族多办好事；
教育内地来的知识青年献身边疆建设，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周总理的谆谆教诲，鼓舞着新疆各族工人、贫下中农（牧）、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和革命青年，在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斗争中奋勇前进。
追忆周总理，您又来到了我们各族人民之中。
天山青松根连根，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周总理来到和田县烽火公社肖尔瓦克管理区二大队参观，维吾尔族老人买买提阿洪正在果园里为葡萄剪枝。
周总理走到他跟前，笑容满面地和他握手，问他多大年纪。
买买提阿洪激动地回答说，八十五岁了。
周总理看见他患有甲状腺腺瘤，就用手轻轻抚摸老人的脖颈，关心地问：
你患这种病有多少时间了？
买买提阿洪说：
已经几十年了。
周总理嘱咐身旁的干部说，要把这种病认真研究一下，抓紧治疗，还要做好预防工作。
这些温暖的话语，各族干部、群众听了，心情十分激动。
日夜操劳国家大事的周总理，少数民族贫下中农有了点病痛，他都惦记在心上。
此后，新疆的各级党组织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进一步开展地方病的防治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
敬爱的周总理来到新疆，还专门探望了从上海、江苏、山东等地来到新疆扎根落户的知识青年。
在石河子垦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了在这里安家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代表。
他指着陈毅副总理向大家介绍说：
这是你们的老市长，他很关心你们，特地来看你们的。
陈毅副总理说：
是总理要我陪他特意来看你们的。
青年们听了这些亲切的话语，深深感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知识青年无限关怀和爱护。
周总理详细地询问了青年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对他们每个人的进步成长表示高兴，勉励大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作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当年幸福地受到周总理接见的这些知识青年代表，扎根边疆不动摇，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至今仍然在农业第1线，有的担任了教师、医务和财会工作，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
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两次观看了和田文工团的演出。
他们带头为少数民族文艺战士鼓掌，亲切地同他们握手。
周总理数了数演员，一共三十人，年纪又都在二十岁上下，高兴地夸奖他们都是多面手，能唱、能舞，又能弹乐器，短小精干，反映形势快，节目内容好，又发扬了民族的优良传统。
周总理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北京去演出。
1965年12月，和田文工团来到了首都北京。
敬爱的周总理请他们和内蒙古乌兰牧骑文艺战士一起去他那里作客。
敬爱的周总理和大家一起吃玉米饼子、大锅菜。
他手拿玉米饼子语重心长地说：
今天请你们吃饭，不象招待外宾那样吃珍贵的东西，而是吃家常便饭，吃玉米饼子、大锅菜，就是要大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要进了城市就丢了农村。
你们大多数是从帐篷中来的，不要忘掉了帐篷；
从马上来的，要回到马上去。
全体演员听了周总理这番话，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个个热泪盈眶，大家说：
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做，一定要学习您的榜样，永远不忘本，永远不脱离人民。
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教育我们边疆各族人民一定要团结好，共同对敌。
敬爱的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指示，领会最深刻，执行最坚决。
周总理在新疆视察期间，反复地教育大家要不断加强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革命团结。
在和田，在喀什，在石河子和乌鲁木齐，周总理多次同各族干部谈话，一再强调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双方都要努力，要共同打破资产阶级民族观，把民族团结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那时，周总理见了汉族干部，就问学会了维语没有？
见了少数民族干部，就问会不会汉语？
周总理说，不能够通话，怎么能够交心、谈问题呢？
周总理在短短几天当中就学习了好几句维语，见了维吾尔族同志就用维语问好。
周总理关心少数民族人民，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给新疆各族人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周总理听了和田地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后，勉励他们要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放手大胆地提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互相学习，共同搞好工作。
要热心培养好第1代维吾尔族工人，逐步发展和壮大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
新疆总工会主任胡良才同志和副主任杨立业同志，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原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他们两人回忆说，1969年04月在党的“九大”会议期间，有一天周总理来到新疆代表所在的大组。
周总理一进门就关切地问：
胡良才和杨立业同志来了没有？
两人回答说来了。
周总理说：
来，你们到这里来。
他老人家一手把胡良才抱在怀里，用另一只手把杨立业抱在怀里，亲切地对他俩说：
你们要团结起来！
总理还让记者照了像。
胡良才、杨立业在周总理的怀抱里，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在总理面前紧紧地握了手。
晚上，他俩回到宿舍，一直谈心到深夜。
“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曾引用这两句诗，来教育在边疆工作的汉族干部和支边青年，要大家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全心全意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
1965年07月06日，周总理在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干部座谈会上说：
汉族干部和青年，要有决心在这里工作和革命。
我想在那里革命，死在那里也没有什么。
所以新疆工作的同志要长期在新疆工作岗位上尽自己的力量。
周总理这炽热的话语，寄托着党和人民对在边疆工作的同志的无比信赖和殷切希望。
今天，那些聆听过周总理亲切教诲的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以及当年刚从学校毕业的知识青年们，正按着敬爱的周总理生前的指示，战斗在雪山峻岭、农村牧区，勤勤恳恳地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
他们重温周总理的教诲，想着周总理胸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鞠躬尽瘁为人民，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的无比崇高、伟大的形象，多少人的心头燃烧起继续革命的烈火，多少老干部焕发了革命的青春！
同志们坚定地表示：
要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扎根在边疆，埋骨天山下，誓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新疆各族人民！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周总理在乌鲁木齐延安宾馆的一次文艺晚会上，请回族女歌唱演员马玉梅演唱《新疆好》这首歌曲。
敬爱的周总理非常关怀新疆，熟悉新疆的山山水水。
从喀喇昆仑山下到喀什噶尔绿洲，从博格达峰到玛纳斯河两岸，周总理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一再称赞新疆是个好地方，勉励大家继续努力，把祖国边疆建设得更加繁荣和富强。
在和田，周总理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烽火公社肖尔瓦克管理区二大队，看了维吾尔族社员自力更生建设的平展展的条田，整齐的林带和水渠、道路，访问了白杨树下、葡萄藤中的一排排新居民点和社员家庭。
周总理看到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连声说：
“好，好，事在人为啊！”
周总理一边走，一边和管理区干部交谈，指示大家一定要把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贯彻好。
接着，他又来到二大队果园，走到正在劳动的维吾尔族贫下中农社员跟前，和他们握着手，一起坐在苹果树下促膝交谈。
周总理从葡萄剪枝问到果树品种，从果园生产情况问到社员家庭生活，把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新疆少数民族人民的巨大关怀送到了社员的心坎上。
1975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身患重病，已住进了医院。
他在病床上接见了前往自治区祝贺的中央代表团，深情地向新疆各族人民表示祝贺。
周总理说，他很想念新疆人民，可惜已经不能再去新疆了，希望代表团多带些照片回来，让他看看新疆的人民，看看今日的新疆。
我们的好总理啊！
新疆各族人民永远怀念您。
您对新疆人民的指示正在逐步实现，祖国的新疆正在大踏步地前进。
去年，我们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工业交通事业也在胜利发展。
新疆各族人民正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战斗，乘胜前进！
《新疆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西藏拉萨地毯厂的藏、汉族工人手捧周总理的光辉画像，缅怀周总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丰功伟绩，决心按照华主席的指示，认真落实今年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抵京
新华社1977年01月10日讯
利比里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道弗斯·本尼迪克特·托尔伯特率领的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何英，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有关方面负责人何功楷、程飞、高建中到机场欢迎贵宾。

《历史研究》的遭遇和“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阴谋
《历史研究》编辑部
王张江姚“四人帮”在一段时期内窃据了党的宣传大权。
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在学术领域内推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只准他们一伙信口雌黄，肆无忌惮地制造反革命舆论，不准别人对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害人们思想的反革命言论稍表异议。
学术战线上爆发了一场“四人帮”极力加强控制与广大群众反对这种控制的斗争。
这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争夺舆论阵地的政治大搏斗。
《历史研究》杂志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和激烈程度。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高瞻远瞩，察觉了“四人帮”控制学术战线的罪恶企图，于1973年04月间作出了关于恢复《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刊物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象一声春雷，粉碎了“四人帮”扼杀科学研究、控制舆论阵地的种种借口，打碎了“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横加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头上的枷锁。
毛主席的指示正式传达到了《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刊物的主办单位哲学社会科学部，广大干部和群众欢欣鼓舞，人心振奋。
当时，《历史研究》杂志立即开始进行筹备工作。
06月18日，学部正式向中央作了关于恢复《历史研究》的请示报告，提出恢复刊物的计划，请求批准。
可是，学部的请示报告落到“四人帮”手中，就被压了下来。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指定恢复的《历史研究》等刊物的筹备工作，不能不陷于停顿状态。
毛主席关于恢复刊物的重要指示，遭到了“四人帮”的封锁和破坏。
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热情，遭到了“四人帮”的压制和摧残。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展开了。
来势迅猛的群众运动，迫使“四人帮”改变他们的反革命策略：
一方面，他们接过旗帜，竭力把自己装扮成批林批孔的英雄；
一方面，假借“批儒评法”的名义，偷梁换柱，力图改变这场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修正主义的群众运动的性质，使它变成实现“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次舆论攻势。
为什么“四人帮”在这个时候要加紧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舆论攻势呢？
就是因为当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已在中央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四人帮”妄图借着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打倒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由他们出面篡权“组阁”。
组织准备，舆论攻势，双管齐下，杀气腾腾，“四人帮”反党的罪恶活动达到了一次高潮。
正是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王张江姚这帮对祖国历史向来抱着虚无主义态度、向来一窍不通的家伙，突然成了祖国历史的“热心研究者”，到处作讲演，发指示，闹得满城风雨，乌烟瘴气。
毛主席关于恢复刊物的指示，他们先是拒不执行，这个时候突然变成了他们非常热心的课题。
1974年06月14日，“四人帮”在一次会后鬼鬼祟祟地留下来，找几个单位的写作班子谈了两个小时。
张春桥提出办《历史研究》的问题，对“四人帮”当时在科教组的那个死党说：
“原来让学部筹办，总是搞不起来。
就让你们办。”
江青接口叫道：
“办《历史研究》，不要学部！”
并且亲自提名要让她的“学术顾问”某教授“签头名”。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事：
原来的《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历史研究》的主办单位哲学社会科学部被一脚踢开，另外搞起了一个由“四人帮”的那个死党把持的《历史研究》编辑部。
1974年08月01日，他们那个死党把《关于出版〈历史研究〉的请示报告》送给姚文元，很快就由张、江、姚批准了。
10月，出版了《历史研究》试刊号。
11月11日，他们那个死党又把《关于〈历史研究〉试刊号修改后正式出刊的请示报告》送给“四人帮”。
12月20日，由“四人帮”一手策划并把持的《历史研究》正式出笼。
“四人帮”对《历史研究》这个刊物的态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奇特的变化：
由冷到热，由拒不执行毛主席恢复刊物的指示，到亲自出马，周密部署，牢牢把刊物抓到手上。
这种表现，恰恰暴露了他们心怀鬼胎。
开始，他们拒不执行毛主席指示，是妄图守住他们独霸的舆论阵地；
以后要办《历史研究》，则是看到历史可以利用作为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一个新阵地。
为了把《历史研究》办得适应他们反党的需要，“四人帮”从刊物的筹办，到它的方针、内容、组织措施，都费了一番心计。
定调调，划框框，炮制各种清规戒律，生怕这个刊物离开他们所确定的反革命轨道。
复刊后的《历史研究》，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成了他们的“帮刊”之一。
不仅编辑部的一切事务由“四人帮”在科教组的那个死党一手把持，而且刊物每期的选题计划、审稿、定稿，也统归“四人帮”的黑班子梁效“把关”，还规定每期至少刊登梁效的文章一篇。
“四人帮”的另一个黑班子罗思鼎，也对当时的《历史研究》编辑部实行遥控，极力施加影响。
大野心家江青也采取她惯用的手法，在1974年国庆节派人送给编辑部一箱芒果，收买人心。
利用历史为“组阁”篡权大造舆论，就是1974年下半年“四人帮”为什么对于《历史研究》这么一个学术刊物突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的政治背景和真实动机。
当时，“四人帮”把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统统动员起来，打着“批儒评法”的旗号，在报刊上抛出了一大批冒充研究历史的毒草文章。
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篡改毛主席的历来教导，任意曲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任意歪曲历史的真实面貌。
他们否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抹煞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他们的武器全部是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地窖里挖出来的发了霉的唯心史观的破烂货。
英雄史观、唯意志论、天命论、天才论、人性论、阶级调和论、历史循环论、清官论、让步政策论，乃至抽象继承法、含沙射影术、诡辩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类，真是应有尽有，拼凑了一个不堪入目的封资修大杂烩。
“四人帮”就是把这套货色，装点几句被他们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语录，杂凑几条斩头去尾、生编硬造的史料，炮制出一篇篇反党黑文，明枪暗箭，向党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把矛头指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在“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阴谋中，被他们控制在手上的《历史研究》，确实也派上了用场，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梁效、康立（即罗思鼎）之流的毒草文章，在“四人帮”掀起的反党的腥风浊浪中，也吹起过一阵风，推起过一层浪。
例如，梁效的《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一文，便是一篇打着歌颂农民战争的幌子，宣扬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合作，借以为“四人帮”这些“当代法家”的篡党夺权编造“理论”根据的“重点文章”；
又如，康立的《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一文，则是一篇为了把有反动历史的狗头军师张春桥之流捧上台，把毕生献身革命的老干部、老党员赶下台制造舆论的极端恶劣的代表作；
再如，由梁效弄虚作假、代笔炮制的《农民反孔斗争史话》，发表的目的则是为江青歌功颂德。
仅仅从这几个例子，已经不难看出，在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革命与反革命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中，“四人帮”利用《历史研究》究竟打算干一些什么和干了一些什么勾当！
“研究历史经验”的薄纱，丝毫遮不住“四人帮”反革命的真容。
他们长篇大论地讲历史，纯纯粹粹是为了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
但居心愈是险恶，手段愈形狡猾，假面也便愈怕揭穿，因此便想借助他们窃据的权势，推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用“帽子”和“棍子”压制一切不同意见，由他们来独霸学术论坛。
他们最为仇恨和惧怕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因为一旦争鸣起来，就会使他们面临戒律被突破、画皮被撕开、谎言被戳穿、“一帮独鸣”的“帮天下”被打开缺口的危险。
因此，他们便极力曲解“百家争鸣”的方针。
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叫嚷：
“百家争鸣”只能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进行”！
姚文元大反“百家争鸣”，他不仅公然不准在《历史研究》上就曹操问题“开展大篇幅的争鸣”，而且在关于《历史研究》正式出刊的请示报告上，又是眉批，又是边注，无非是要求绝对服从“四人帮”的“目的”，绝对服从“四人帮”的控制，不得越雷池半步，否则就要给你扣上“背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甚至是“和苏修、美帝相呼应”的罪名！
在他们这一小撮孤立而又虚弱的反革命小丑看来，只有禁止争鸣，压制真理，才能达到统一反革命舆论的罪恶目的。
正是在这种反动方针的指导下，《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开始的，仅仅为了做个样子，但又很不象样子的关于曹操的讨论，很快便有头无尾，不了了之。
从此，《历史研究》也和“四人帮”控制的其他报刊一样，再也不见“百家争鸣”的影子了。
“四人帮”想一手掩住天下人耳目，是枉费心机的。
在毛主席的严词斥责下，“四人帮”“组阁”篡权的阴谋失败了。
由此产生的不利于“四人帮”的形势，迫使他们于1975年10月将《历史研究》交回哲学社会科学部。
但是，“四人帮”并不甘心，他们还要继续控制这个刊物。
“四人帮”把学部主办的《历史研究》杂志看作眼中钉。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制造空气，施加压力，强迫编辑部屈从他们的意志。
他们已经把这个杂志糟蹋得不成样子，可是还不满足，乃至授意他们的党羽加紧策划从外部夺权。
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区区一个杂志不在他们手里，竟如此之不能见容吗？
是的，这正是“四人帮”之所以为“帮”，他们的“帮性”就有这样的强烈。
在最近一年里，“四人帮”对《历史研究》恨得要死，只等时机一到，就要一口吃掉。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及时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在我党历史上的又一个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革命。
我们决心同广大工农兵理论队伍和历史研究工作者一道，彻底清算、彻底批判“四人帮”利用历史进行反党活动的累累罪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唯物史观，坚持阶级斗争学说，把“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外交部举行电影招待会
放映《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新华社1977年01月10日讯
在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官员观看彩色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周总理几十年来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深受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这部影片的上映，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带来的又一胜利成果。
出席电影招待会的许多外国朋友同中国人民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观看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影片。
外交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龙、王海容、刘振华、马文波、何英、余湛出席了电影招待会。

廖承志会长宴请田川诚一及其一行
新华社1977年01月10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晚举行宴会，欢迎日本众议院议员田川诚一及其一行。
在宴会上，中日两国老朋友之间畅叙友情，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有关方面负责人孙平化、王晓云、吴曙东等出席了宴会。
田川诚一及其一行是应中日友协邀请于今天下午到达北京的。

张香山会见日本客人
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10日上午会见小峰雄藏为团长，城内郁子、小林昭弘为副团长的日本归还北方领土教育工作者访华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张雨、吕鹏飞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访华团是1976年12月来我国访问的，将于近日离京回国。

我新闻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等国访问
以《新华日报》总编辑樊发源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10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应邀前往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进行友好访问。
《人民日报》、中央广播事业局、新华通讯社、《解放军报》和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迟浩田、郭渭、顾文华、李琴、杜越凯、王珍等到机场送行。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公使法索，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模明，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敏貌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

松冈洋子离京回国
日本著名女评论家松冈洋子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04日离开北京回国。
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等到机场送行。

核子旋进磁力仪研制成功
为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的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据新华社合肥电
安徽省六安无线电厂在长春地质学院和安徽省地震局的协助下，遵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坚决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实行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克服重重困难，研制成功了适合我国地震台（站）使用的高精度、全自动、数字化、连续测量记录的分量式核子旋进磁力仪，为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的现代化作出了新的贡献。
核子旋进磁力仪，是一种利用核子旋进的原理，测量地球磁场强度的精密仪器。
地震前，由于地应力的作用，岩层地磁场发生异常变化，这种磁力仪能较正确地测出磁场变化，给地震预测、预报提供一项可靠的地磁数据。
最近，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和二十多个省、市地震单位的共同鉴定，一致认为，这种分量式核子旋进磁力仪设计方案合理，性能符合各项技术指标的要求。
与同类的其它仪器比较，具有抗干扰性能较强、稳定性较好、能连续测量等优点，尤其是它能自动测量和打印记录，一组数据从磁化测量到结果显示，仅需十秒钟时间，大大简化了繁杂的量算工序，是我国目前精度较高的地磁测量仪器。

港澳爱国同胞举行各种活动
隆重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新华社香港1977年01月10日电
港澳各界爱国同胞怀着衷心爱戴和极其崇敬的心情，举行各种活动，隆重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
新华社香港分社等我驻港澳机构和港澳各爱国机构的职工，各业工人，农民，渔民，教师，青年学生，文化工作者和工商业者等各界爱国同胞，在08日和09日分别举行了纪念会、报告会和座谈会，回顾敬爱的周总理光辉战斗的一生，回忆周总理对港澳同胞的亲切关怀，热烈颂扬周总理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
爱国同胞们在发言中无限深情地说，周总理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我们的祖国能有今天的繁荣昌盛，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中国人民到处受人尊敬，我们港澳同胞能有今天强大的靠山，是同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分不开的，是同周总理的卓越领导和非凡贡献分不开的。
敬爱的周总理不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
我们港澳爱国同胞和祖国人民一样无限崇敬和衷心爱戴周总理。
各界同胞在发言中痛斥“四人帮”丧心病狂地攻击、陷害周总理的滔天罪行。
他们说，“四人帮”倒行逆施，丝毫无损于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许多曾经受到敬爱的周总理接见的同胞，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回顾当时的难忘情景，回顾周总理对港澳同胞的亲切关怀，思绪万千，激情无限。
周总理的光辉形象、音容笑貌，和他那鼓舞人心的话语，至今仍深深印在同胞们的心间，感到无比温暖。
为了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新华社香港分社于08日晚上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了港澳同胞盼望已久的彩色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各界爱国同胞一千多人观看了这部珍贵的影片。

陈永贵副总理会见朝鲜建材工业部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01月10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今天下午会见由林业总局长李钟七率领的朝鲜建材工业部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裴溶在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农林部副部长梁昌武，有关方面负责人何章明、秦凤翥、刘琨。
代表团是为修订、重签中朝两国政府在鸭绿江和图们江运送木材议定书前来我国进行预备性会谈，于01月04日到达北京的。
（附图片）
陈永贵副总理01月10日会见由李钟七率领的朝鲜建材工业部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坦桑报纸和诗人撰文赋诗纪念
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周总理教益长存　后人发扬光大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7年01月10日电
坦桑尼亚《自由报》和诗人萨利姆·阿里·基巴奥，最近分别撰文和赋诗，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
坦桑尼亚《自由报》的文章说：
自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周恩来一直和毛主席并肩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周（总理）将永远铭记在坦桑尼亚以及各国人民的心中。
文章说，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来，周恩来一直出任总理，直到逝世。
他一直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周恩来早在1919年的运动中就和毛主席战斗在一起，并且在以后历次运动中都和毛主席站在一起。
文章用了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周总理的生平。
诗人萨利姆·阿里·基巴奥亲自把《悲忆周恩来》的一首诗，交给新华社记者。
他并在一封悼信中说：
“我要以写诗的方式来和兄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一起哀思和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
这首诗摘录如下：
“噩耗驰传时，男女齐悲恸。
我们当代革命者，哭泣不已泪湿胸。
痛失卓越领导人，巨大损失何堪补？”
“对周恩来的逝世——我们心情难沉静，思绪茫茫，坐卧不安。
与世长辞仅一年，怀念绵绵涌心田。
我们失去了一位革命者，他倾听民言，惦记心中。
不仅中国齐沉哀，而且举世同悲恸。
英雄长别不复返，全球亿万革命者啊，面失笑颜，泪挂眼帘，头晕目眩，思念不断。
逝世之日来临时，人群恸哭泪横淌。
伟躯虽眠，思想犹存，我们珍视这深邃的思想。
因为它有永恒的教益，坚定的策略和革命的传统。
他的著述为后人珍视和仿效，他的言行为后人发扬和继承。”

孟加拉国《假日》周报载文
欢呼孟中友谊不断发展
也门外长赞扬中国和朝鲜取得巨大成就
新华社达卡1977年01月10日电
孟加拉国《假日》周报01月09日就孟加拉国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陆军参谋长齐亚·拉赫曼最近访问中国发表社论、评论和文章，热烈欢呼孟中友谊的发展。
社论说，孟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是因为两国同属于觉醒起来的第3世界。
孟中两国人民象许多第3世界国家的人民一样，正在进行反对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评论说，孟中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之上的。
评论赞扬日益发展的孟中友谊。
文章说，中国重申“坚决支持孟加拉国反对外来干涉，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
“中国衷心希望孟加拉国战胜任何外国的侵略、控制和干涉，并作为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独立的国家抬起头来”，“中国保证在这一方面同孟加拉国站在一起”。
文章还说，“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方针和政策是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平等。
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石”。
文章还说，中国过去和现在都重申了并在实践中始终不渝地贯彻这些政策和方针。
新华社萨那1977年01月09日电
据也门《革命报》报道，陪同哈姆迪主席访问中国和朝鲜的也门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阿斯纳杰最近对这家报纸的记者发表谈话，赞扬中国和朝鲜取得的巨大成就。
阿斯纳杰外长说，每一个访问中国的人，都会留下良好的印象，中国人民摆脱了殖民主义、落后和流离失所的魔爪。
中国人民在自力更生进行建设和发展方面取得的经验，是人类宝贵的经验之一。
阿斯纳杰外长在谈到访问朝鲜的印象时说：
“朝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赴秘鲁高原小麦考察组回国
据新华社利马1977年01月09日电
由张思文率领的中国赴秘鲁高原小麦考察组结束了对秘鲁的访问，于09日上午离开利马回国。
秘鲁食品部长拉斐尔·奥约斯·鲁维奥01月07日接见了中国小麦专家，同他们进行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中国驻秘鲁大使馆临时代办陶大钊在座。

我驻波兰大使刘述卿离任回国
新华社1977年01月09日讯
华沙消息：
中国驻波兰大使刘述卿01月08日离任回国。
离任回国前，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亨·雅布翁斯基、议会议长斯·古茨伐，以及波兰原外交部长斯·奥尔绍夫斯基、接任外交部长埃·沃伊塔舍克、外贸和海洋经济部长耶·奥尔谢夫斯基分别接见刘述卿大使。

扎伊尔官员视察“人民宫”工地赞扬扎中友谊
据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01月03日电
扎伊尔公共工程和领土整治国务委员塔基扎拉·卢亚努·穆辛宾吉在中国驻扎伊尔大使宫达非和大使馆经济参赞于乐天的陪同下，在1977年新年前夕视察了金沙萨“人民宫”工地。
这位国务委员在视察后，对工程进度和扎、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成果表示满意。
他希望在新的一年中，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金沙萨市市长萨孔比·伊农戈最近也视察了“人民宫”工地。
他赞扬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扎伊尔是中、扎两国之间合作的典范。

海外华侨怀念周总理拥护华主席声讨“四人帮”
旅居菲律宾、美国和法国华侨集会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新华社马尼拉1977年01月10日电
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和中国血统的菲律宾人士最近举行各种活动，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
01月08日晚，菲华侨体育促进会在马尼拉一座体育馆举行“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集会”。
出席会议的有一些友好组织的代表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共五百多人。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在庄严的集会上，与会者向周总理默哀三分钟。
会议主席邱仁士在会上讲了话。
他对周总理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一生表示衷心的敬意。
他说，周总理高尚的革命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大使馆官员林水龙也应邀在集会上讲了话。
他说，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八亿中国人民的心中。
他激励海外华侨去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和菲律宾人民的友谊。
会后放映《大庆红旗》。
01月09日，东方体育会举行了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座谈会。
与此同时，一些华侨向中国使馆敬献花束。
有的在系在花束上的挽带上写着：
“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献上花束，以志永远怀念。”
新华社1977年01月10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东部地区爱国华侨和台湾同胞01月09日下午在纽约举行了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大会。
各界人士一千二百多人满怀对周总理的无限敬爱和哀思，参加了这一纪念活动。
中国血统的美籍学者杨振宁、王浩以及美中友好协会的一些美国朋友也出席了大会。
会场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周总理的遗像。
两侧走廊展出了许多幅周总理光辉战斗一生的图片。
大会还出版纪念特刊，登载许多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文章和图片。
大会由梅子强主持。
老华侨黎法兴，芝加哥大学教授何炳棣，已退休的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蒋彝以及刚访问过祖国的叶南等人先后在会上讲话。
他们热烈颂扬周总理一生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德，愤怒谴责和声讨“四人帮”蓄意陷害周总理的滔天罪行，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七十四岁高龄的蒋彝在会上对比旧中国经历的种种苦难和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
他说，每当想起中国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怎能不使人无限怀念毛主席和周总理披荆斩棘、领导革命，创业建国的巨大功绩！
他颂扬周总理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
他说，华主席以坚强的毅力和镇定的精神，粉碎了“四人帮”，获得全中国人民的敬仰。
毛主席的事业如今后继有人。
他在会上当场朗诵了为纪念周总理逝世周年而写的一首诗。
叶南在会上叙述了他在国内亲身参加庆祝的两件大喜事。
一件是中国有了气魄雄伟、英明果敢的领袖华国锋主席。
一件是清除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他说，华主席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伟大的祖国又有了社会主义革命接班领导人，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和周总理的遗业迈步前进。
叶南说，我们今天在此怀念周总理，也怀念周总理所关怀的台湾同胞。
我们相信，全国同胞大团聚，祖国领土大统一的日子一定会来临。
我们海外爱国侨胞一定要和祖国八亿同胞共同努力，作出贡献，来告慰周总理，纪念周总理。
带着家人孩子一起来参加纪念会的旅美台湾女同胞黄明玲在会上怀着深厚的感情发言说，我们尊敬周总理，爱戴周总理，因为他把一生的精力都贡献给国家，贡献给人民。
周总理关怀台湾同胞，在他逝世前几年，凡是回国参观的台湾同胞，他总是在百忙中抽空会见。
他念念不忘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大业。
她说，一年前，周总理不幸去世。
他的骨灰在撒到祖国大地之前，特别停放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它的意义是多么深长！
今天我们纪念周总理，一定要学习他的光辉榜样。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祖国。
老华侨黎法兴也在会上回忆了1972年回国参观时荣幸地受到周总理亲切会见的情形。
他说，周总理一生对海外华侨一直非常关怀。
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和强大，海外华侨的地位也提高了。
海外华侨无限敬爱和悼念周总理。
大家一定要努力学习和发扬周总理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终生，一心为公、任劳任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新华社巴黎1977年01月09日电
旅居法国华侨七百多人01月08日下午在巴黎集会，隆重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
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周总理的遗像，遗像两旁陈列着常青树和旅法华侨敬献的花圈。
纪念大会由旅法华侨俱乐部主任杨鹤主持。
在会上首先奏中国国歌和《东方红》乐曲。
之后，全体与会者肃立，向周恩来总理遗像默哀一分钟。
旅法华侨俱乐部负责人张璧山首先在大会上讲话。
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周恩来总理的丰功伟绩。
他说，周总理“在建党、建军、建国、统一战线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外交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他还赞扬周总理的高尚品德。
他说，周总理无私忘我，任劳任怨，坚韧不拔，不知疲倦，光明磊落，顾全大局；
对敌斗争立场坚定，奋不顾身，机智勇敢；
对人和蔼，满腔热情，平易近人，联系群众。
他还愤怒痛斥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疯狂反对和迫害周总理的滔天罪行。
他说：
“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周总理的时刻，让我们欢呼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伟大。
坚决拥护党中央，彻底埋葬‘四人帮’。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旅法华侨文化工作者钱志豪等也在纪念大会上讲了话。
他们一致高度赞扬周总理的伟大而光辉的一生。
旅法华侨俱乐部负责人厉言在纪念大会上，以大会名义宣读了给邓颖超同志的致敬电。
致敬电表示，旅法爱国华侨要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部署，和全国同胞统一步伐，狠批“四人帮”，为华侨的爱国大团结作出应有的贡献。
大会结束后，放映了彩色影片《东方红》。

英中了解协会和旅英华侨集会颂扬周总理功绩
周总理一生无私地献给世界革命事业
旅居西班牙华侨赞颂《创业》，痛恨“四人帮”扼杀优秀影片
新华社伦敦1977年01月09日电
英中了解协会和旅英爱国华侨01月09日下午在伦敦隆重举行集会，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
英国各界朋友、旅英爱国华侨约一千二百人参加了纪念集会，其中有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班以安和英中了解协会主席格林。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出席了集会。
格林主席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说，“这么多的人聚集在这里的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周恩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受到全世界人民无限尊敬和爱戴”。
他说，“我同他会见过几次，象会见过他的每个人一样，我不仅被他敏锐的智慧，而且也被他的忠贞纯洁和他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事业的献身精神而感动”。
爱国华侨的代表在讲话中说，敬爱的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周总理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事业。
他说，旅英爱国华侨对周总理十分尊敬和爱戴，他永远活在爱国华侨的心中。
这位代表在讲话中还表示，旅英爱国华侨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
他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大得人心。
旅英爱国华侨一定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为促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积极工作。
纪念集会还通过了致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同志的电报，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尊敬和爱戴。
新华社1977年01月10日讯
马德里消息：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01月05日为旅居马德里的华侨放映了中国影片《创业》。
这部影片受到侨胞们的热烈欢迎。
侨胞们热烈赞颂中国石油工人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引下，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为祖国建设大油田的革命精神。
侨胞们对“四人帮”千方百计扼制《创业》这部优秀影片，妄图砍倒大庆红旗，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表示极大愤慨。
侨胞们热烈欢呼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伟大胜利，欢呼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华主席。
一位华侨说，我们海外侨胞同祖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萨莫拉总统接见我驻莫桑比克大使
新华社马普托1977年01月09日电
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01月05日在总统府接见了即将离任的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林中，并同他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萨莫拉总统请林中大使转达他对华国锋主席的热烈祝贺和最良好祝愿。
莫桑比克外长希萨诺也参加接见。

“全民国家”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
吴大英　欧阳涛
苏修叛徒集团一再宣称，在他们的那个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全民国家”中，“早已消灭了使犯罪现象”成为“社会祸害的那些主要的社会原因”。
意思是说，犯罪已不能成为“社会祸害”了。
可是，谎言掩盖不了铁一般的事实。
远的且不说，只要看看最近一年多来苏修报刊上透露的点滴材料，就可以发现，在今天的苏联，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吸食毒品、青少年犯罪等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弊病，不仅大量存在，而且象瘟疫一样到处蔓延，成了无法根治的社会祸害。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塔吉克斯坦商店经理和他的同伙，利用职权方便，大量倒卖绸缎、水果、金币、首饰等物资，牟取了四十公斤的金币和金锭以及数额达二百万卢布的现金及其他珍贵物品。
格鲁吉亚的一个水果蔬菜采购站主任，用伪造文件和单据等方法，两年中攫取了三十多万卢布。
塔吉克斯坦的基斯萨尔斯克区捷尔任斯基国营农场的管理委员会主席和总会计师等人，故意把帐目和报表弄得混乱不堪，而且涂改凭证，重复报销，侵吞钱款达二十四万二千卢布。
由于青少年深受腐蚀，一部分人已走上了犯罪道路。
拉脱维亚党中央第1书记不得不承认，在许多地区，“未成年人中的违法案件增多了”。
塔吉克党中央第2书记也说：
“未成年人犯罪在增长”。
……
苏联社会当前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犯罪现象，就连苏修当局也无法否认。
但是，苏修叛徒集团和他们御用的法学家却硬说什么“从内部条件来看，犯罪不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表现”。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上也宣布，“贪婪、私有倾向、流氓行为”等等是违反他们那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的。
他们的“理论”，不仅陷于同现实极端矛盾的境地，而且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那么，在苏联发生犯罪行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的法学家只得拾起资产阶级刑事人类学派的牙慧，大放厥词，胡说什么“犯罪常常是由于一个人的精神混乱所引起的”。
人们不禁要问，在苏联，从中央到地方，在工业、农业、商业和文教等各个领域里，一些负责人都亲自参与，甚至领导犯罪集团，难道他们都是精神病患者吗？
在苏联发生的种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难道也是精神病患者干得出来的吗？
苏联犯罪案件的激增，难道是他们那里精神病患者忽然增多的结果吗？
显然，这种谬论是站不住脚的，无非是想用虚假的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因素来掩盖苏联犯罪现象的阶级根源，替苏修叛徒集团开脱罪责。
由于苏联的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光是用什么“精神混乱”来解释实在无法自圆其说，所以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法学家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刑事社会学派的理论求教。
他们羞羞答答地把犯罪说成是“由社会的个别不稳定分子所实施的”，并且罗列一大堆社会现象，把犯罪原因归结为物质上的困难和文化水平不高。
这些说法虽然在无意中承认了被他们吹嘘得有如仙山琼阁一般的“全民国家”远远不是那么美妙，但是根本没有触动当前苏联的社会制度本身。
人们仍然要问，既然物质上的困难和文化水平不高是犯罪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苏联的许多犯罪恰恰是由控制社会财富和文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干出来的呢？
显然，这种谬论的目的是在于掩饰犯罪的真正原因，并且倒打一耙，把罪责强加在劳动人民的头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犯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
现在的苏联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促使它作奸犯科。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注释中引用的一段话所说的那样：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
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
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
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事实完全证明，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是一切犯罪现象的根源。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既掌握着国家机器，又垄断了整个社会财富，他们为了追求最高利润，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和各种名目繁多的津贴等手段，占有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而且还凭借他们的特权地位，进行更大规模的掠夺。
因此，贪污盗窃就成了他们攫取剩余价值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且越到上层，就越为普遍，越为猖獗。
苏修前文化部长挪用公款，套购物资，建造豪华的私人别墅，一时轰动整个莫斯科。
苏修的一个党中央委员，盗用公款达五十多万卢布，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异常豪华的住宅。
在苏修头目的纵容下，许多把持企业、农庄、商店和文教部门的领导人也是上行下效，为所欲为。
由此可见，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伙窃国大盗，对苏联人民犯下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
苏修叛徒集团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苏联到处泛滥，把整个苏联搞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使苏联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受到严重的毒害，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因此，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造成苏联犯罪现象严重的罪魁祸首。
苏修当局一方面对于反对他们的反动统治的革命人民，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采取各种严刑峻法，实行残暴的法西斯镇压；
另一方面，他们对危害苏联人民的真正的犯罪活动，则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使之逍遥法外。
据报道，在苏联只有五分之一的罪行得到惩罚。
司法机关人员贪污受贿、合伙分赃和包庇犯罪的事例比比皆是。
格鲁吉亚的地方工业部监察—检查司，以司长为首的“几乎全体人员”都贪污受贿，“成了盗窃犯的通风报信人员”。
塔吉克党中央第2书记承认，甚至连最高法院也庇护巨额盗窃犯，“检察院往往不予过问”，“行政机关对投机倒把犯并没有进行斗争”。
这样，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又是苏联犯罪分子的最大的包庇者。
总之，苏联日益严重的犯罪现象正是他们的那个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实为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反映，是苏联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只要苏修叛徒集团继续统治下去，苏联的犯罪现象就只能有增无减，更加严重。
但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必将彻底推翻这种黑暗统治。

坦桑尼亚一杂志揭露苏联新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国内外人民
越来越多的人识破苏联新帝国主义面目
南希两国外长强调巴尔干合作　威廉斯总理指出世界继续动乱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7年01月09日电
坦桑尼亚杂志《马及马及》最近出版了关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专刊。
专刊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苏联不再是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堡垒，而是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大国。”
社论指出：
“由于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一个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正在剥削和压迫苏联国内以及其他国家的劳苦大众。”
社论说：
“不能单纯地从苏联的经济体制的表面现象，或苏联当权者的甜言蜜语来判明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帝国主义的。
必须透过这些言论的‘外表’，其实质——生产关系才能暴露出来。”
社论说：
“苏联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因此，支配苏联经济的是盲目的价值规律，它是驱使苏联新的资产阶级到那些能赢得最大利润的国家去投资的动力。”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01月08日电
应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联邦外交部长米洛什·米尼奇的邀请，希腊共和国外交部长季米特里奥斯·维齐奥斯在01月05日至07日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两国外长就国际上的迫切问题和双边关系举行了会谈，并在访问结束时发表了联合公报。
公报说：
“鉴于巴尔干国家间的关系正在不断发展，双方认为应该为进一步发展这一地区的国家之间的合作而努力。
双方指出，在加强双边关系的同时，应该在巴尔干各国人民平等地参加下，在存在着客观利益和可能性的经济和技术方面发展多边的合作。”
公报说，双方对铺设连接南、希两国的输油管、开凿从多瑙河通往爱琴海的运河以及共同治理瓦达河流域等项工程的筹备工作表示满意。
新华社乔治敦1977年01月04日电西班牙港消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威廉斯最近在众议院发表讲话指出，在全世界，对抗在加剧，面临着继续动乱的局面。
这位总理在向众议院提交1977年国家预算草案时还说：
今天，“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要求就一些问题进行谈判，以谋求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和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他问道：
“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真的认真地加以对待了吗？”
他举例说，对技术的控制和使用以及技术转让的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是不利的。
威廉斯总理呼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
他说：
“很清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采取的实行更大程度的自力更生和积极主动地进一步调动本国财源的政策是最稳妥的战略。”

打着“缓和”幌子　披着合法外衣　尽干罪恶勾当
苏联在西欧国家大搞间谍活动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01月07日电《瑞典日报》1976年12月27日发表一篇报道，揭露苏联正在“缓和”的幌子下，加紧在西方国家进行间谍活动。
报道说，在最近十年中，苏联仅在瑞士、奥地利、芬兰、爱尔兰和瑞典等几个西欧国家中的间谍人数，就增加了一倍多。
报道说，苏联驻这几个国家的大使馆人员之多，远远超出了这些使馆正当的工作任务的需要。
一些俄国“外交官”实际上是克格勃的间谍。
报道说，1976年08月，一个俄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外交官”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一些其他的俄国“外交官”也同时自动离开了瑞士。
瑞士联邦警察局局长安德烈·阿姆斯坦在一项声明中说，有“一个大使馆”约三分之一的人员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
报道说，日内瓦长期以来是克格勃在欧洲的活动中心。
克格勃利用其派驻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人员进行间谍活动。
最近几年被从瑞士驱逐的克格勃特务中，就有两个是俄国驻国际电信联盟的代表。
报道说，1975年02月，苏联驻维也纳大使馆参赞亚历山大·布达科夫被宣布为克格勃间谍。
同年，俄国人曾把一个叫叶夫根尼·库津的人安插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里，此人四年前曾因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被驱逐过。
早在1973年，苏联就在这个机构里安插过一个“核物理学家”，此人后来也被证实是克格勃的间谍。
关于苏联在芬兰进行的间谍活动，报道说，英国“冲突研究所”1973年曾发表一份报告说，当时俄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的二百一十九人中，有五十四人是间谍。
1975年，人们断定克格勃在芬兰的最高头目是大使馆参赞米哈伊尔·科托夫。
美国作家约翰·巴伦在《克格勃》一书中也曾提到过他。
报道说，1974年苏联和爱尔兰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爱尔兰各界对苏联驻都柏林大使馆的庞大程度感到不安。
1975年冬季，塔斯社驻都柏林记者被揭露是专门从事暴力和破坏活动的克格勃间谍。
之后，人们的不安加重了。
在谈到苏联在瑞典的间谍活动时，报道说，在瑞典曾发生过一个瑞典空军上校把绝密材料出卖给俄国人的事。
两个苏联“外交官”与此案件直接有关，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报道还说，除了搞军事和政治情报以外，俄国人正日益广泛地搜集外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情报。
克格勃有明确的指示：
对这个间谍机构来说，“缓和”就意味着“加紧活动”。

牲畜存栏数锐减　肉类供应紧张　人民怨声载道
苏联畜牧业陷入严重困境
新华社1977年01月07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
多年来，苏联畜牧业困难重重，未能完成生产计划，发展速度下降，肉食供应紧张，因而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肉类。
苏联中央统计局前不久公布的资料表明，苏联1976年头九个月的肉、奶等畜产品都比1975年同期减产，其中肉类减产百分之二十一。
苏修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当前肉食短缺是“最尖锐的问题”。
畜牧业一直是苏联国民经济中严重落后的部门，长期达不到计划指标。
赫鲁晓夫当政十一年中，苏联没有一年完成肉、奶、蛋、羊毛等畜产品的生产计划。
1963年苏联农业大减产，使1964年各种牲畜存栏数都大幅度下降。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进一步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粮食接二连三地减产，畜牧业更是一团糟。
在他执政的十一年中，牲畜的增长率越来越低，猪和牛的存栏数多次大幅度下降。
以牛为例，一九七一至1975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比1961年至1965年期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其中1975年又比前一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
据苏联报刊透露，1976年第1季度苏联许多地方“所产的牛犊急剧减少”，而上半年全苏奶牛的总头数比较前一年同期减少四十万头左右。
猪的存栏数自1964年猛降百分之四十二以后，长期恢复不过来，直到1974年，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才勉强达到1963年的水平。
紧接着又是1975年农业严重减产，猪的存栏数再次大幅度下降。
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1975年01月01日猪的存栏数为七千二百三十万头，而1976年01月01日则下降为五千七百九十万头，这个数字不仅比1975年01月01日的存栏数减少百分之二十，而且比1963年还少一千二百万头。
又据苏联报刊最近透露，直到目前，猪的存栏数仍远远落后于1975年年初的水平。
牲畜头数锐减必然导致畜产品产量下降。
从1971年到1974年，苏联的肉、奶、羊毛等畜产品的总产量和平均年产量，都没有达到第9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
1975年下半年，由于饲料缺乏而造成大量宰杀牲畜，肉类产量曾一度有所增长，但很快便急剧下降。
1976年头两个月，苏联的肉、奶、蛋等畜产品都比前一年同期显著减少，其中猪肉减少百分之三十五。
苏联当局虽然一再强调要“最大限度地挖掘”肉类资源，大量征购和屠宰“不够重量的”和“瘦弱的”牲畜，但仍无法应付苏联各地肉类供应紧张的局面，许多地区的人民群众对这种现状极为不满。
据报道，1976年在基辅、罗斯托夫、里加、伊尔库茨克等城市，相继发生工人砸烂商店橱窗或罢工等反抗事件。
为了缓和肉食奇缺，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肉类和其它畜产品。
1976年，他们从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等十几个国家进口了数十万吨肉类和肉用牲畜。
据报道，仅去年10月份以来，他们就购买了十五万吨左右的肉类，而且“还将继续大量购买”。
外国报刊曾写道：
“如果没有瑞典的肉，莫斯科、列宁格勒就会象俄国其它城市一样发生严重肉荒。”
新沙皇靠进口肉过日子并非自今日始。
从1965年到1974年这十年中间，勃列日涅夫集团从国外进口了数百万吨肉类，其中仅从一个一百多万人口的蒙古就掠夺了近七十万头牛、一千三百万只羊和五十万匹肉用马，以及十几万吨肉类制品。
早在两年前，即1974年，苏联一年就进口了五十多万吨肉类，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肉类进口国。
根据苏联官方资料计算，在第10个五年计划（一九七六——1980年）期间，苏联畜牧业前景仍很不妙，牛、猪和肉鸡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是第9个五年计划（简称“九五”计划）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牛奶的平均年增长率不仅低于“九五”计划，甚至比“八五”计划还低三分之二左右；
鸡蛋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是“九五”计划的百分之三十五。
由此可见，在今后几年里，即便计划全部实现，苏联畜产品供应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好转。
苏联畜牧业陷入如此严重困境，是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和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所造成的恶果。
只要新沙皇继续疯狂扩军备战、加紧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这种状况就是无法改变的。

美国逮捕一名苏联间谍
新华社1977年01月09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官方01月07日宣布，美国逮捕了一名苏联间谍。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拉伦斯·凯利01月07日发表的一份声明说，这个苏联间谍名叫罗加尔斯基，在苏联出生，曾是苏联商船海员，1971年移居美国，是外籍长期住户。
罗加尔斯基通过美国无线电公司一名叫涅克拉索夫的工程师获得了有关美国空间计划的一些机密文件，如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空间穿梭计划等，然后，他便把这些情报递交给苏联驻联合国使团二等秘书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卡尔波夫。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声明说，联邦调查局长期怀疑卡尔波夫是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克格勃的人员。
报道说，罗加尔斯基在获得美国空间穿梭计划的文件后，驱车到纽约市一条街上停留等待。
卡尔波夫便进入这辆车内，约两分钟后始离去。
报道说，罗加尔斯基现正在美国法庭受审。
卡尔波夫因有外交豁免权而未被捕，但正考虑是否把他驱逐出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