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原油、天然气和主要石油产品的生产都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在华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下
我国石油工业持续高速度发展
广大石油工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顶妖风，战恶浪，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越战越强。
1976年的原油、天然气和主要石油产品的生产都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据新华社1977年01月05日讯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国石油工业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又获得了持续高速度发展的新胜利。
整个石油工业战线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
1976年，石油工业的原油、天然气和主要石油产品的生产都全面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全国原油和天然气产量，分别比1975年增长百分之十三和百分之十一。
上缴利润也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比1975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
石油勘探取得重大成果，在新的地区打出了一批高产油井，建成了高产油田。
输油输气管道建设迅速发展，又有新的输油管道投入生产。
石油科学技术也有了发展，攻下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成果。
“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蓬勃发展，各油田的农副业生产又夺得了丰收。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对石油工业极为关怀，作过多次重要指示。
1976年，毛主席在病中还关怀着华北石油会战。
华主席高度赞扬华北三二二二钻井队奋不顾身抢救井喷的英雄事迹，亲自批准这个队命名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雄钻井队”。
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指引着我国石油工业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鼓舞着广大职工和家属为高速度地发展石油工业积极贡献力量。
毛主席逝世以后，石油工业战线的职工忍着巨大的悲痛，忘我地工作和劳动，决心继承毛主席遗志，大干社会主义，为高速度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做出新贡献。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广大石油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是象高压油气流一样地迸发出来，一大批单位纷纷提前完成国家计划。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一直把领先高速度发展的我国石油工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他们恶毒攻击石油工业的高速度是“吹出来”的，“骗上去的”，诬蔑华北石油会战是为修正主义路线退却“打掩护”。
他们扬言要揪“辛辛苦苦的走资派”，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打下去；
他们还极力煽动资产阶级派性，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妄图把一些企业搞乱，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几十万名石油职工，不怕鬼，不信邪，顶妖风，战恶浪，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为高速度发展我国石油工业而奋斗。
大庆工人面对“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种种谬论，针锋相对地提出“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的战斗口号，以优异的战绩回击了反革命“四人帮”。
华北石油会战的广大职工，“乌云压顶不弯腰，奋发图强建油田”，“四人帮”压得越凶，他们骨头越硬，战胜重重困难，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基本收回了建设投资，创造了我国石油发展史上的高速度，高水平，给了“四人帮”以迎头痛击。
在那乌云压顶的日子里，整个石油工业战线上，没有一个企业被“四人帮”冲垮，没有一个企业的队伍被他们搞乱，没有一个企业的生产被他们搞瘫痪，广大石油干部和工人在斗争中越战越强，生产建设持续高速度发展。
我国石油工业队伍不愧是一支英雄队伍。
我国石油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在同“四人帮”作斗争中，坚定不移地开展了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
王张江姚“四人帮”极端仇视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周总理热心支持和维护的大庆红旗，疯狂地反大庆红旗，妄图砍倒大庆红旗。
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英明决策，极力否定大庆的基本经验，千方百计地破坏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石油工人，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持学大庆，使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奔腾前进，大庆红旗更加鲜艳，大庆红花开遍石油工业战线。
大庆工人坚持“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坚持学习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经验，坚持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大庆经验更加丰富，生产建设迅猛发展，在连年稳产高产的基础上，1976年又全面超额完成了原油生产计划，原油产量同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相比，一个大庆变成了六个大庆。
1976年一年大庆上缴给国家的利润，相当于十七年来国家给大庆总投资的两倍。
胜利油田顶住“四人帮”反大庆的妖风，坚持“走大庆道路永不回头，学铁人精神永不走样”，使工业学大庆运动不断深入，原油产量持续增长，“大庆加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不断发展。
我国石油工业的老基地玉门油矿，是石油战线“工业学大庆”的老标杆。
全油矿广大职工和家属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坚定不移学大庆，革命传统更加发扬。
他们胸怀全局，大干苦干，积极发展老基地，大力支援新战区，在连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基础上，1976年又提前三十七天完成了国家计划。
农副业生产也有了新发展。
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去年年底召开了全国石油企业工业学大庆会议，愤怒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总结了工业学大庆的经验，研究讨论了打一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高水平、严要求，认真学大庆，在石油战线普及大庆式企业，高速度发展石油工业问题。
华主席、叶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全体代表，给广大石油职工和家属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现在，他们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文献《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决心以抓革命、促生产的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附图片）
图为大庆油田工人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四人帮”滔天罪行。
新华社记者摄

1976年的原油、天然气和主要石油产品的生产都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在华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下
我国石油工业持续高速度发展
广大石油工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顶妖风，战恶浪，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越战越强。
1976年的原油、天然气和主要石油产品的生产都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据新华社1977年01月05日讯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国石油工业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又获得了持续高速度发展的新胜利。
整个石油工业战线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
1976年，石油工业的原油、天然气和主要石油产品的生产都全面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全国原油和天然气产量，分别比1975年增长百分之十三和百分之十一。
上缴利润也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比1975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
石油勘探取得重大成果，在新的地区打出了一批高产油井，建成了高产油田。
输油输气管道建设迅速发展，又有新的输油管道投入生产。
石油科学技术也有了发展，攻下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成果。
“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蓬勃发展，各油田的农副业生产又夺得了丰收。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对石油工业极为关怀，作过多次重要指示。
1976年，毛主席在病中还关怀着华北石油会战。
华主席高度赞扬华北三二二二钻井队奋不顾身抢救井喷的英雄事迹，亲自批准这个队命名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雄钻井队”。
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指引着我国石油工业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鼓舞着广大职工和家属为高速度地发展石油工业积极贡献力量。
毛主席逝世以后，石油工业战线的职工忍着巨大的悲痛，忘我地工作和劳动，决心继承毛主席遗志，大干社会主义，为高速度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做出新贡献。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广大石油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是象高压油气流一样地迸发出来，一大批单位纷纷提前完成国家计划。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一直把领先高速度发展的我国石油工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他们恶毒攻击石油工业的高速度是“吹出来”的，“骗上去的”，诬蔑华北石油会战是为修正主义路线退却“打掩护”。
他们扬言要揪“辛辛苦苦的走资派”，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打下去；
他们还极力煽动资产阶级派性，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妄图把一些企业搞乱，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几十万名石油职工，不怕鬼，不信邪，顶妖风，战恶浪，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为高速度发展我国石油工业而奋斗。
大庆工人面对“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种种谬论，针锋相对地提出“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的战斗口号，以优异的战绩回击了反革命“四人帮”。
华北石油会战的广大职工，“乌云压顶不弯腰，奋发图强建油田”，“四人帮”压得越凶，他们骨头越硬，战胜重重困难，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基本收回了建设投资，创造了我国石油发展史上的高速度，高水平，给了“四人帮”以迎头痛击。
在那乌云压顶的日子里，整个石油工业战线上，没有一个企业被“四人帮”冲垮，没有一个企业的队伍被他们搞乱，没有一个企业的生产被他们搞瘫痪，广大石油干部和工人在斗争中越战越强，生产建设持续高速度发展。
我国石油工业队伍不愧是一支英雄队伍。
我国石油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在同“四人帮”作斗争中，坚定不移地开展了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
王张江姚“四人帮”极端仇视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周总理热心支持和维护的大庆红旗，疯狂地反大庆红旗，妄图砍倒大庆红旗。
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英明决策，极力否定大庆的基本经验，千方百计地破坏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石油工人，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持学大庆，使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奔腾前进，大庆红旗更加鲜艳，大庆红花开遍石油工业战线。
大庆工人坚持“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坚持学习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经验，坚持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大庆经验更加丰富，生产建设迅猛发展，在连年稳产高产的基础上，1976年又全面超额完成了原油生产计划，原油产量同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相比，一个大庆变成了六个大庆。
1976年一年大庆上缴给国家的利润，相当于十七年来国家给大庆总投资的两倍。
胜利油田顶住“四人帮”反大庆的妖风，坚持“走大庆道路永不回头，学铁人精神永不走样”，使工业学大庆运动不断深入，原油产量持续增长，“大庆加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不断发展。
我国石油工业的老基地玉门油矿，是石油战线“工业学大庆”的老标杆。
全油矿广大职工和家属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坚定不移学大庆，革命传统更加发扬。
他们胸怀全局，大干苦干，积极发展老基地，大力支援新战区，在连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基础上，1976年又提前三十七天完成了国家计划。
农副业生产也有了新发展。
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去年年底召开了全国石油企业工业学大庆会议，愤怒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总结了工业学大庆的经验，研究讨论了打一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高水平、严要求，认真学大庆，在石油战线普及大庆式企业，高速度发展石油工业问题。
华主席、叶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全体代表，给广大石油职工和家属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现在，他们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文献《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决心以抓革命、促生产的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附图片）
图为大庆油田工人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四人帮”滔天罪行。
新华社记者摄

毛主席语录
工业学大庆

磨不灭的光辉　砍不断的怀念
——新华社记者对姚文元破坏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的控诉
去年01月0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出，神州悲恸，举世哀悼。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怀着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缅怀周总理一生的丰功伟绩，学习周总理伟大的革命精神。
那些永世难忘的日子，那些感人至深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天安门广场上，日日夜夜汇集着悼念周总理的人流；
千千万万朵白花系满了苍松翠柏，密密层层的花圈陈放在纪念碑周围。
多少鬓发苍苍的革命老战士，深深地鞠躬致敬；
多少父母叮嘱偎在身边的孩子们，要做老一代革命家的接班人。
宽阔的广场，处处浸染着人们的热泪；
低垂的红旗，倾诉着人们无尽的哀思。
从首都到全国的每一个工厂、农村、营房、机关、学校和院落，在天津、广州、上海、南昌、重庆、延安、南京，在周总理工作、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在我们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在同心哀悼，同声宣誓，决心把周总理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
然而，在我们的报刊上，在电视、广播中，所有这一切情景都不见了。
人民的感情被蹂躏了，人民的意愿被践踏了。
是记者没有采写吗？
不！
那几天，广大新闻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样，他们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悲痛，流着眼泪写下了多少悲壮的场景啊！
但是，万恶的“四人帮”就是不许发表，不许登报，不许广播！
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压制和破坏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
从01月08日到“四人帮”垮台的九个月当中，多少人只能是饮泪吞声地怀念周总理，多少人积压在心头的怒火在燃烧。
直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夺回了被“四人帮”篡夺的宣传大权，人民才取得了在报刊、电台上表达自己怀念周总理的自由。
“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早就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恨之入骨。
有周总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搞修正主义；
有周总理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团结，他们就不能肆无忌惮地搞分裂；
有周总理光明磊落的崇高榜样，就照出了他们搞阴谋诡计的丑恶嘴脸。
一句话，周总理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
亿万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也就是对“四人帮”的无情鞭挞。
“四人帮”害怕人民悼念周总理，把人民对周总理的崇敬和怀念视为洪水猛兽，必欲压之、砍之、除之而后快。
01月09日，新华社向姚文元反映了首都新闻单位和许多省、市、自治区报社提出的一个共同问题：
怎样组织亿万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发表悼念周总理的文章？
姚文元的回答是：
“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
悼词发表后是不是组织反应，仍应再请示。”
什么“悼词尚未发表”？！
这是借口，“不组织”才是要害。
根据治丧委员会的规定，全国的悼念活动都是在追悼大会以前举行的。
“现在不组织”人民悼念活动的报道，更待何时？！
这真是岂有此理！
姚文元手中没有真理，但是有权。
在他的禁令下，从01月09日到15日追悼大会以前的六天当中，总共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同周总理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
这是他们不能不发表的。
除此以外，首都和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情况的报道就根本没有了。
被“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竟连讣告、悼词都不刊登。
追悼大会开了以后，又如何呢？
新华社不得不“再请示”姚文元。
这次他不再藏头露尾了：
“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
好家伙，这是挥向全国人民多么凶狠的一刀！
新华社原定16日要发布的全国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的综合消息，就被他这一刀砍掉了！
从此以后，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再也看不见、听不到中国人民怀念中国自己的总理的消息。
可是，全世界的报刊，却还在大量地、持续地刊载各国人民深情怀念、高度赞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的报道和文章。
“四人帮”的刀，砍杀八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意志，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多大的屈辱啊！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
即使悼念活动的消息已经少得可怜，姚文元仍然嫌多，嫌长，还要大砍大杀；
而且报纸登在头版显著地位，也使他火冒三丈。
姚文元01月13日一天当中三次向新华社下达黑令。
黑令之一是：
“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
王张江姚“四人帮”一向破坏生产，到处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反对大干社会主义。
如今姚文元居然大唱起“促生产”的调子来了。
这岂不是一大奇闻！
然而，说奇也不奇，原来姚文元的文章是做在“挤掉”上，他正是要从报纸版面上“挤掉”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报道。
姚文元的黑令之二是：
“这几天报纸登（外国的）唁电数量多，太集中，并且刊登在第1版上。”
他急令各报，把“唁电版面往后放，从三版四版开始”，而且不准用大字号标题。
与此同时，姚文元还强令新华社削减世界各国吊唁活动的消息，把原来每个国家发一条吊唁消息的计划压缩成把一个洲的许多国家的吊唁活动综合发一条消息。
至于各国人民的悼念活动，各国报刊、电台发表的赞颂周总理的文章，更是一个字也不许发。
这样，姚文元的砍刀就不仅砍向八亿中国人民，而且也砍向全世界怀念和敬仰周总理的革命人民。
姚文元的黑令之三是：
“采写吊唁消息时，要有工农兵学商几方面化悲痛为力量的内容，如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消息中要反映出来。”
姚文元哪里是要什么化悲痛为力量，他明明是要把人民群众的悲痛“化”掉。
“化”到哪里去呢？
就是“化”到他们那一套批“右倾翻案风”的方向上去，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这就是姚文元的罪恶用心之所在。
事实上，姚文元这条诡计早已经布置给清华大学的那两个黑干将了。
清华大学《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黑文章早已炮制出来了。
01月14日，也就是追悼大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根据姚文元的指令，突然在头版头条的地位登出了这篇长达五千字的黑文，新华社也根据他的指令发向全国。
这篇黑文劈头第1句就胡说：
“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这不明明是强奸民意，蹂躏民心党心吗？
文章发出，群情激怒。
有些读者气得把这页报纸撕个粉碎。
读者撕得对啊！
该撕！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撕无产阶级自己的报纸，这是中国自有无产阶级党报以来从没有过的事，这是人民对党内资产阶级夺走党报大权的愤怒抗争！
许多读者纷纷打电话质问：
“当前全国人民注视的、关心的大事是周总理逝世，是悼念周总理，怎能说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的大辩论呢？”
“为什么不宣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为什么不宣传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登这篇文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读者质问得好啊！
这一问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
他们的要害，就是要用这篇黑文压住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
事实上，他们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早就向首都新闻单位扬言：
“要发一个压得住的东西”。
而这个“压得住的东西”，指的就是《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这篇黑文。
姚文元不仅下令新闻单位要“压住”、“挤掉”悼念周总理的报道，而且他自己亲自动手砍杀。
他最凶狠的一刀，是砍在新华社01月11日所发的首都人民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这篇报道上的。
这篇报道记述了01月11日首都百万人民扶老携幼，泪洒数十里长街，为周总理灵车送行的情景。
我们永远忘记不了这个情景。
那天下午，我们总理的遗体要送往八宝山去火化了。
灰暗的天空压着沉沉的云层，整个北京城是那样肃穆宁静。
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人们伫立在几十里大街的两旁，冒着严寒等候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傍晚，悲壮的哀乐送来了总理的灵车。
人民抑制不住悲痛，在寒风中哭泣着，从心底里呼喊着：
“周总理啊，我们离不开您啊！”
总理灵车在泪雨纷纷的行列中缓缓行驶。
灵车啊，你停一停，让我们再看一眼周总理亲切慈祥的面容！
司机啊，你刹住车，让我们再向总理诉一诉衷肠！
夜深了，风紧了，总理的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伫立在数十里长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归来的灵车。
但是，只见灵车回，不见总理归。
止不住的滚滚热泪再一次洒满几十里长街……。
这是古今中外从没见到过的送灵场景啊！
我们含着眼泪写呀，写呀，总想快写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人民对周总理是多么爱戴，多么崇敬！
可是，在第2天的报纸上竟然看不到有一句有关送灵场景的描写，在电台的广播中，也听不到一句有关这一场景的声音。
人民怒不可遏，我们心如刀绞。
是谁，如此心毒？
是谁，如此手狠？
是万恶的“四人帮”不许我们写出这个场景，是姚文元这只黑手亲自把已经压缩得很短了的这段报道砍了个一干二净，只字不留！
对于全国上下同心敬仰、衷心爱戴的周总理，他们就是这样的仇恨，这样恶毒地反对！
对于广大人民热爱周总理的感情，他们就是这样害怕，这样肆意地践踏！
“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卑劣行径，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恨，化作汹涌奔腾的怒涛，对他们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
姚文元砍杀新华社有关悼念周总理的报道，不过是“四人帮”在治丧期间妄图磨灭周总理伟大形象的罪恶活动的一部分。
他们还在图片、电视、新闻纪录电影、出版以及各种杂志、刊物上施展许许多多卑劣伎俩，下了许许多多的罪恶的禁令。
凡是违背他们禁令的，就要被打成“反革命”。
江苏省《工农兵杂志》编辑组写了《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这篇文章，“四人帮”就要追查“背景”，把它列为“反革命专案”。
《上海少年》月刊发表了有关周总理视察少年宫、关怀祖国下一代的悼念文章，也遭到责难。
甚至在新华社向全国发行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刊载了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回忆周总理伟大历史功勋的材料，也遭到姚文元指责，以至强令停止刊载。
“四人帮”处心积虑地压制有关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是他们长期以来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继续。
周总理健在，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他们要“清君侧”；
周总理逝世后，他的光辉形象，他在人民中留下的巨大影响，仍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
因此，他们毒液四溅地说：
“死了也要批”。
这就是这帮恶人狠毒之处，也是他们虚弱之处。
“四人帮”恶毒攻击周总理犹如狂犬吠日，蚍蜉撼树。
他们越是猖狂反对周总理，人民就更加热爱周总理，尊敬周总理。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五十多年来，周总理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的坚定性。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光明磊落的革命胸怀，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周总理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
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
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一年啊！
今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经粉碎了“四人帮”，实现了毛主席生前的战略部署。
举国欢庆，形势大好，万紫千红都是春！
敬爱的周总理，安息吧！
您的革命遗志一定要实现。
受到“四人帮”压制、不能畅所欲言地怀念周总理的阶级兄弟姐妹们，倾诉吧，把声讨“四人帮”的战鼓擂得更响吧！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迎接更加灿烂的明天！

摄制悼念周总理影片的一场斗争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一年前，我们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摄制了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被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扼杀了。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与人民心连心，指示我厂马上重新制作悼念周总理的影片，并且指示我们：
凡是被“四人帮”砍杀的，要恢复，“四人帮”不准用的，要多用。
喜讯传来，同志们奔走相告，激动的泪水又一次浸湿了我们的衣裳，我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亿万人民的心愿实现了，悼念周总理的影片解放啦！
现在，我们将这部影片拍摄的前前后后介绍给读者，同全国人民一起控诉“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同全国人民一起，深沉地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沉痛的01月08日
1976年01月0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
这晴天的霹雳，这撕碎人心的噩耗将我们震惊，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严峻的事实……
这一瞬间啊！
高山肃立了，大地沉默了，北风在凄厉地呼啸，波涛在沉痛地悲号。
从城市到农村，从高原到海岛，悲痛象严酷的寒流，侵袭着我们；
哀思象涌来的浪潮，拍击着每个人的心头。
此时此刻，我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全体同志，有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有多少话语要向敬爱的总理倾诉啊！
我们捧起与周总理合影的照片，双手止不住地颤抖；
我们拿起总理亲手抚摸过的摄影机，泪水串串往下流……
回顾我们新闻电影事业的成长，回顾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那一件不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那一样不记录着周总理的关怀。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敬爱的周总理始终不渝地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和教育我们的队伍，使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成为我们事业的生命线。
是敬爱的周总理，1937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亲自筹建了第1支人民的新闻电影队伍。
并且指出：
“你们到延安去，生活是很艰苦的，工作意义是很伟大的，因为这是人民的事业。”
当人民的第1个“制片厂”——延安窑洞制片厂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塌了以后，周总理和康生等领导同志亲自来慰问我们。
周总理亲切地说：
“这不算什么危险，你们搞电影的要到前线去，要和日本侵略者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亲自观看了我们在延安窑洞里制作的第1部纪录片《南泥湾》，毛主席亲笔为影片题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周总理兴奋地鼓励我们走遍陕甘宁，把人民的电影送到人民群众中去。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新闻纪录电影事业所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敬爱的周总理更加关心我们的工作。
他无数次地审看我们拍摄的影片，中肯、亲切地给我们提出意见，不断地指导我们工作。
他指示我们：
你们拍新闻纪录片应该主题突出，交代清楚，有头有尾，层次分明，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他在国内外事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曾经抽出时间，深夜里亲自为我们修改影片解说稿，连一个标点的错误都为我们纠正。
现在，每当我们瞻仰周总理的手迹，总是止不住流下热泪。
周总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崇敬，无限热爱。
每次为毛主席拍电影前，他总是要问房间里温度多少，叮嘱我们不要把灯光直接照射到毛主席的眼睛，并亲自为摄影师选择角度，使我们既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又不影响他老人家的健康。
周总理对身边工作的同志十分体贴关心。
他看到我们的摄影机比较笨重，总要亲手掂掂，一再指示我们要搞轻便化；
他看到我们有时满头大汗，就亲手递过给他送来的毛巾，让我们擦把汗。
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吃饭、喝水的小事，周总理都挂在心上。
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中受了一点伤，周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询问。
我们的同志跟随周总理出访，生了病，周总理让自己的医生日夜护理治疗。
当我们的工作出现了差错，周总理马上指出，常常亲自为我们纠正。
当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周总理热情向我们祝贺。
记得有一回，厂里开庆功会，欢迎从前线回来的战友。
外面正下着大雨，周总理打着伞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雨水把他的肩膀、衣袖淋湿了，而他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
回忆啊，思绪卷起了巨澜。
我们耳畔又响起了周总理对我们的谆谆教导：
你们记者的工作很辛苦，东奔西跑，也容易散漫，因此要抓紧时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要关心党的事业，努力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巨大的悲痛，深切的怀念，激发起无穷的力量。
同志们象战士上炮位那样，赶到自己的岗位。
各个部门迅速做好了拍摄影片的准备。
同志们纷纷向党组织提出请求：
要为拍摄悼念周总理的影片尽一分心，出一分力。
“是人民让我们拍的！”
01月的北京，朔风凛冽，刺人肌骨。
然而，同志们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投入了紧张的拍摄工作。
有的日夜兼程，赶赴各地；
有的昼夜值班在周总理的遗体旁；
有的奔走在首都的街头，拍摄人民沉痛哀悼的镜头。
同志们跑完一个工厂，又跑到一个村庄，走出一个学校，又走进一个营房，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多拍，快拍，拍好，纪录下这个沉痛的时刻，载入庄严的史册。
我们深切地感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期待着我们，都渴望早日在银幕上瞻仰周总理的遗容，寄托自己的哀思，更好地学习、缅怀周总理的光辉一生。
然而，正当同志们极度悲痛，忘我地投入拍摄工作的时候，一股乌云向我们压来，一只黑手向悼念周总理的影片伸来。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把持着舆论宣传大权，他们假借中央名义，一步步向我们施加压力，千方百计不让我们拍好这部影片。
“四人帮”对周总理怀着刻骨的仇恨。
但是，他们知道当时不准拍摄这部影片是不行的，因此不得不装装门面。
可是，一系列的事实表明，他们一开始就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要扼杀这部影片。
01月08日夜晚，“四人帮”安插在文化部的亲信给我们来电话说：
“总理去世了，中央要拍电影，你们办起来吧。……”三言两语的交代一下就算完事，至于如何拍好这部影片等等一概不提。
相反，当第2天我们汇报准备拍一组周总理生前从事革命活动地区的群众的悼念活动时，这个“四人帮”的亲信表示不满，再三强调要按所谓“中央精神”办。
他唯恐我们吃不透他的那个“精神”，特地举例说：
“我们样板团照样演戏嘛！”
我们尽管听懂了他的那个“精神”，但决不能按那个“精神”办。
我们的感情与他们一伙绝然对立，革命的责任感鼓舞我们拍摄好悼念周总理的影片。
马上又刮来一股阴风。
从反动文痞姚文元那里传下话来：
“总理的影片不要急嘛，慢慢搞。”
我们搞新闻的人从来没有听说“慢慢搞”的，尤其是这样一部重要影片，为什么竟有这种荒诞的指示？
我们预感到这部影片的制作将是困难的，这里面有鬼。
“四人帮”拉大旗作为虎皮，假借中央名义，镇压亿万人民。
一道道禁令，一个个“不准”，相继发出：
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
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抗议说，敬爱的周总理为革命、为人民操劳了一生，周总理是全国人民的总理，为什么追悼会都不准人民开？
各地人民群众愤怒地冲破了
“四人帮”的禁令，我们也无畏地纪录下人民群众的悲愤，抗议“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当我们在天安门下、纪念碑前拍摄成千上万工农兵群众的悼念活动时，“四人帮”大为不满，叫他们的亲信传下话来，说什么“天安门前不能拍电影，那儿人越来越多，都是你们招来的，再拍出了事，你们得负责！”
好大的帽子！
我们的同志气愤地说，有工农兵群众的悼念活动，才拍得成电影，摄影师那能调动络绎不绝的工农兵群众？
吊唁期间，在天安门下、纪念碑前，我们的同志天天都接受着深刻的教育。
每当我们拿起机器，泪水便模糊了双眼，有多少感人肺腑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
双鬓斑白的老战士捧着花圈，带着全家老小来了，在炮火下、刺刀前宁死不屈的钢铁汉子，在汉白玉的台阶上洒下了热泪。
刚下火车的旅客，提着沉重的提包，询问着路径，摸索到纪念碑前，他们没有一句言辞，只有刷刷的泪水，默默的致哀。
红小兵们一声声：
“周总理，周伯伯，您放心吧……”的誓言，撕裂着每个人的肺腑，那一朵朵小白花系在铁栏杆上，一张张写着“您的孩子”的挽联，叫人倍觉心酸，也万分欣慰！
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从几十里外，从百余里外抬着花圈步行走来。
工人同志下了班，工作服都来不及换，马上来到了这里。
人们啊，络绎不绝，昼夜不断。
花圈架成了山，白花系满了松柏。
人们深沉的悲痛，又是这样坚毅。
这就是人民群众对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周总理的崇敬。
我们的同志不顾“四人帮”的禁令。
“不听他的，拍！”
当有人来电话责问我们“谁让你们拍的”时，我们的同志响亮地回答：
“人民！
是人民让我们拍的！”
人民，正是人民在支持我们，正是毛泽东思想给我们力量。
当我们深夜在纪念碑前工作时，一位下夜班的工人同志对我们说：
“你们是有良心的新闻工作者，为了子孙万代，要多拍啊！”
这些热情、朴素的言辞，象火一样温暖着我们，鼓励着我们。
当我们要急速赶赴各地工作时，民航局的同志为了保证我们的需要，马上通知营业处暂停售票，先把我们送走。
当我们在天安门前拍摄降半旗时，值勤的人民警察自动帮助我们调度车辆。
路上的行人、车上的乘客肃立、脱帽，向敬爱的周总理致哀。
当我们要为影片录音乐时，中国歌剧团的同志主动要为我们伴唱，我们要求来六十人，他们一下来了八十多人。
有的老同志有病，已离开舞台多年，但他们说：
“让我为总理唱一句吧，唱一句我才安心啊！”
……
无论在城镇，在农村，在工厂，在矿山，在学校，在部队，各地的领导和群众都给我们极大的支持。
有的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冒着受“四人帮”迫害的风险为我们安排好工作。
在拍摄影片过程中，“四人帮”一伙的丑恶表演，我们看在眼里，恨在心头。
当有的同志到北京医院拍摄周总理遗容时，一走进那间停放遗体的屋子，心头的感情难以描绘。
在那里，我们看到老一代革命家对周总理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我们看到工农兵群众扑向总理身边，捶胸顿足失声痛哭；
我们更看到每天有多少群众在医院大门外，在刺骨的寒风中久久守候，不忍离去。
可是，“四人帮”一伙是怎样出现在那里的呢？
江青这条毒蛇，帽子也不脱，在遗体前还未站定，略一点头，转身就走。
姚文元气鼓鼓地狠狠地挤了三下眼，也没挤出一滴泪。
那个摇鹅毛扇的张春桥以为这下可以上台了，于是象演戏一样做作一番。
但是，目光中透出的奸诈，装腔作势的拙劣表演，叫人越发感到恶心。
那些“四人帮”的亲信，有的背着手冷漠地在遗体旁绕了一圈；
有的趾高气扬，高视阔步。
不同的表现，一下就划出了鲜明的界线：
谁是人民的亲人，谁是人民的敌人。
这一切都摄入了我们的镜头，作为历史的见证。
向影片砍来的“四把刀子”
经过二十个白昼和黑夜，在全厂同志的滚滚泪水中，在庄严崇敬的气氛中，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完成了。
在这个时刻，同志们既兴奋，又担心。
因为我们已经得知悼念周总理的电视片被姚文元扼杀了。
我们的影片能闯过“四人帮”的鬼门关吗？
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扼杀这部伟大的文献片的罪恶目的在审查影片中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01月28日，在治丧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审查这部影片时，许多负责同志还没有发言，“四人帮”安插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
他拿出一张纸条，抛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所谓四条意见：
“一、影片编用周总理一段生平，这样好不好？
编这么十来分钟，不能包括总理的一生，片子反被拉长了，还是不要用好。
二、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活动是自发的，用了好不好？
中央没有规定这项活动，上了电影不就成了正式的了吗？
三、长安街群众送灵车的镜头太多了，要剪。
四、哭得厉害的镜头用多了好不好？
最好用不哭的。
按姚文元审查电视片的意见办。
还有花圈中有党旗的不能用。”
最后，他恶狠狠地说：
“整个影片太长了，要剪短。”
当时，许多负责同志都不同意他的意见，有的负责同志说：
“在报纸的报道里，也讲到了从西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从广大农村到边防哨所，人们以各种形式悼念周总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这位负责同志表示，影片只要作一些小的修改，马上可送中央审查。
这时，这个“四人帮”的亲信气急败坏地威胁说：
“那要把我们的意见附上。”
“我们”二字清清楚楚地画出了一个黑帮的丑恶嘴脸。
“四人帮”的四条意见，分明是“四把刀子”。
这“四把刀子”要砍掉的是周总理一生的光辉业绩，要砍掉的是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热爱，要砍掉的是周总理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而这些正是影片要反映的主题思想。
周总理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革命、中国人民，贡献给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
他的逝世所引起的极其沉痛的悲哀，正是他一生光辉业绩在人民心中的映照。
天安门前的悼念，长安街上的送灵，那把党旗扎在花圈的正中，那覆盖松柏的层层白花，……正是人民心中对周总理的热爱、崇敬的凝聚，那种深邃的感情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这些场面谱写成一曲悲壮的颂歌，交织成一幅历史的画卷，尽情地描绘着周总理的伟大，讴歌着周总理的光辉一生。
这些场景中展现的人民的力量，是对“四人帮”的强烈的抗议，是“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的重重障碍。
这样有力量的镜头，这样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的画面，怎么能剪？
剪去这些镜头，就是删改历史，就是人民的罪人。
当时，我们知道这部全国人民渴望的影片是出不去了。
同志们说：
“不能再剪，宁肯不出，也要留下一个完整的资料。”
这些话说得何等沉痛、悲愤啊！
果然不出所料，几天后，当我厂要“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重新审查这部影片时，“四人帮”的亲信竟表示：
“这部影片文化部没有插手，你们找治丧委员会去！”
而这个亲信恰恰就是治丧委员会宣传组专管电影的负责人。
他们就是这样扣压着影片，不报请中央审查，扼杀了这部光辉的影片。
悲愤的九个月
影片被“四人帮”残忍地扼杀了。
全厂同志的心上都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无论我们的同志走到那里，那里就有人急切地询问：
“为什么看不到悼念总理的影片？
我们想念总理啊！”
无数的信件寄给我们，表达一个共同的心愿。
当时，由于“四人帮”的捣乱、破坏，亿万人民的愿望受到压抑。
但是，我们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们坚信这部影片总有一天能与全国人民见面。
我们一定要精心地保护这部影片，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
我们决定：
这部影片的素材，要全部保存起来，一个画格也不能动。
同志们还把每个剪下来的镜头都分门别类保存起来。
当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我们马上把这部珍贵影片的工作样片和底片、全部音乐声带，都转移到安全地点。
这九个月，是难忘的九个月，悲愤的九个月。
我们盼啊，等啊，等待着亿万人民的心愿实现的一天。
“一唱雄鸡天下白”。
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革命的危急关头，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复辟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悼念周总理的影片也得到了新生。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上映了，周总理的光辉形象矗立在我们面前。
周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他的骨灰全部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祖国大地将更加壮丽，更加雄伟。
春天，我们能感到总理送来的芬芳，秋天，总理与我们一起收获着累累果实。
祖国的土地上永远印着他革命的足迹，滔滔的江河里不息地传来他对人民的无限关怀。
周总理在和人民一起战斗，周总理在和社会主义祖国一起前进……。
周总理一生忠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他临终前，他唱着《国际歌》，他反复地唱着：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周总理为之奋斗一生的崇高目标，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言。
我们一定要以周总理为榜样，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紧紧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壮丽的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人民的好总理永垂不朽。

周总理永远活在西藏人民的心中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以极其崇敬的心情，无限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一年前，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如晴天霹雳传到万里高原。
霎时，喜马拉雅山着素，群峰低头，雅鲁藏布江志哀，百川悲鸣。
翻身农奴和各族人民都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
为了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总理，为了追思周总理对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深切关怀，我区各族人民采用各种形式举行隆重的追悼吊唁活动。
但穷凶极恶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竭力进行阻挠破坏，妄图贬低周总理的影响，从人们的心底深处抹掉周总理的光辉形象。
然而正如谚语所说的：
“皮绳拴不住太阳，手指戳不穿雪山”，“四人帮”的阴谋只能是痴心妄想。
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总理的光辉业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周总理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敬爱的周总理对西藏人民的关怀，我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周总理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民族政策，从和平解放到平叛改革，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在西藏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周总理都对西藏人民作过极为宝贵的指示，并亲自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身体力行实践毛主席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教导。
西藏由人间地狱般的封建农奴社会，跨越几个世纪，实现历史性的突变，一跃进入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其中就包含着周总理不可磨灭的功勋。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在和平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和促进汉、藏民族团结方面的历史功绩。
由于历代反动的中央政府实行民族压迫和分化政策，由于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解放前，藏族和汉族以及祖国各民族之间存在严重的民族隔阂，西藏民族内部也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反动统治集团对内奴役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致使西藏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长期陷于停滞衰败的境地，人民长期陷于黑暗、穷苦和落后的深渊。
当灿烂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不久，毛主席、朱总司令就发出号召，希望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并预言，西藏人民是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的。
当时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为统一祖国大陆，为解救西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51年，他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完成我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使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4年，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我国政府与印度政府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政府撤退了它在西藏的武装卫队，并同意将其在西藏的全部驿站和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及其设备全部交给中国政府。
接着，1955年周总理又亲自主持了专门解决西藏问题的国务院全体会议第7次会议。
在西藏发展的历史上，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会议期间，周总理以民族团结为重，耐心细致地作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圆满解决了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布会议厅之间的历史纠纷和悬案，使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进一步加强了西藏各阶层人民在反帝爱国旗帜下的大团结。
这些，在西藏民族的历史上和祖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西藏问题上作过许多光辉的指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一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民族问题。
毛主席说：
“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敬爱的周总理对汉、藏民族间的团结从来都是十分关怀的。
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把广阔的西藏高原摧残得贫困不堪，百万农奴终年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工业更是一张白纸，纵然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可是连一颗螺丝钉、一根火柴都不能制造。
“要帮助西藏改变贫困面貌，使西藏民族繁荣起来。”
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以后，周总理就提议政务院拨款和派遣技术人员，帮助西藏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在逐年进行的建设项目中，大至举世闻名的川藏、青藏、新藏公路干线，民航、电站和各种工厂，小至碎石路面、河堤和市民平房，真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对进藏的汉族工作人员，周总理总是强调要四海为家，要对西藏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要和藏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共同对敌。
并且语重心长地指出：
要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把力量集中在一起。
为了使进藏的汉族同志和藏族同志融成一片，总理不止一次地要求汉族同志努力学习藏语，要求藏族同志努力学习汉语。
在一次接见西藏领导人的座谈会上，总理亲切地询问了几个汉族干部的年龄，然后说：
长期住在那里，不学藏语怎么能行呢？
五十岁以下的都要学会藏语，五十岁以上的人也要学一点。
听了总理的指示，大家都深受感动，很快掀起了学习藏语文和汉语文的热潮。
在西藏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千百万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特别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这些过去当牛做马的农奴，今天能成为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是分不开的。
毛主席教导说：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周总理曾多次运用毛主席的教导，启发我们充分认识培养民族干部的重要性。
他指出：
你们必须培养民族干部，你们要大量培养藏族干部，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必须依靠本民族的干部去做才能做好。
并谆谆教导汉族同志要和藏族同志互相学习，工作要让藏族同志去做，要注意发挥藏族同志的积极性。
我区有许多工农兵的代表见过总理，亲自接受过总理的指示。
对刚刚得到翻身解放的藏族同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更是充满阶级感情，寄予无限希望。
他曾经无限深情地说过：
翻身农奴对毛主席有最深厚的阶级感情。
但农奴长期受压迫，站起来不容易，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好，腰杆才硬，斗争精神才旺。
这有个过程。
所有工作都应当放手让他们去做，固然一开始会有困难，但这不要紧。
要使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干部很快占到全区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和周总理的具体指示，成为我区培养民族干部的强大动力，被三大领主诬蔑为“连自己的糌粑口袋都管不好的穷鬼们”，纷纷走上了从基层到自治区的各级领导岗位，行使着当家作主的权利，成为新西藏的主人。
目前，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已占全区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自治区、地、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百分之四十六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志，自治区党委书记中藏族同志已占二分之一。
有许多事情使我们久久不能忘怀。
1956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敬爱的周总理亲临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视察。
他仔细地视察了藏族男学员居住的九号楼。
他和大家亲切握手，慈祥地询问大家从西藏到北京来，气候适应不适应，生活过得惯过不惯，想不想家，汉字能识多少，学习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听说有些藏族学员在生病，总理又一一去探望。
他摸摸病员的衣服，问冷不冷，再按按床铺，问铺得薄不薄，并当场指示学院领导，藏族人民身受封建农奴制度的罪恶统治，比其他民族更加苦大仇深，对藏族学员要更加关怀，要努力帮助他们学习政治和文化，要给他们增添衣服和被褥；
需要休养的学员，一定要送到条件较好的疗养院去。
视察完毕，总理又指示学院在语文系里增设藏文研究班，具体规定每期三年，抽调各方面条件好的毕业生去研究藏文文法、古典作品、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继承藏学的遗产，培养无产阶级的又红又专的藏学家。
根据总理的指示，藏文研究班很快办起来了，并培养出一批专业人员。
如今，这些人大都战斗在西藏文史、教学和翻译工作岗位上，为发展西藏的民族文化作着有益的贡献。
风雷滚滚的1959年，使西藏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敬爱的周总理对西藏的革命事业就倍加关切。
在平息叛乱、民主改革的火红日子里，周总理总是亲自守在电话机旁，听候来自万里高原的胜利喜讯，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西藏的民主改革运动即将全面展开时，1959年05月12日，总理在北京同西藏的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详细调查西藏的阶级占有情况，交代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具体政策（包括宗教政策），教育一些上层领导人认真解决立场问题。
这次谈话，对推进西藏的民主改革运动起了巨大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周总理废寝忘食，先后十六次接见西藏部队、地方的领导人和群众代表。
1968年08月28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决定，也是敬爱的周总理在北京亲自宣读的。
西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周总理反复强调并具体落实毛主席关于西藏“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的方针，十分关心西藏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我国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周总理指示对西藏军民的供给一点也不能减少，宁可全国人民承受更大的艰难，西藏干部、群众的生活水平不能降低。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时，总理指示要给各县配一部小汽车、一些高压锅，给各区、乡配备适应高原情况的半导体收音机，给各边防哨卡配备必要的、足够的设备，充分体现毛主席、党中央对边疆儿女的爱护和关怀。
1966年秋天，西藏再一次派出少数民族观礼团去北京，总理邀请他们住进国务院，晚上还亲自来查铺，看大家休息得好不好。
翻身农奴的代表们和总理生活在一起，亲如家人。
总理对大家说：
要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听毛主席的话，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还指示：
要把发展生产和政治联系起来。
要增加生产，发展经济，改善大家的生活。
总理经常要求我们对西藏的情况要了如指掌，并为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
1968年08月，总理在接见西藏赴京学习班部分学员时，长时间地拉着翻身农奴们的手，仔细地询问西藏人民的生活怎么样？
吃什么，盖什么？
喝不喝青稞酒？
酥油够不够吃？
翻身农奴们告诉总理：
旧社会我们上半身空着肚子，下半身露着膝盖，睡一百个晚上换一百个地方。
现在我们糌粑、酥油不缺，有衣穿，有房住，逢年过节还能喝上青稞酒，比起旧社会真是天上地下。
不过，由于家底太薄，又是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少数人的生活还有困难。
总理听了这些回答，带头为他们鼓掌，十分诚恳地说：
你们不讲假话，我受到了很大教育，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今后多向中央反映西藏人民的要求。
中央一定帮助你们，而且也帮助得起。
尤其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总理在重病之中，仍然念念不忘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仍然惦记着远在万里之外的翻身农奴和各族人民。
那是1975年09月10日晚上，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前来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同志，向我区党政军负责同志转达了敬爱的周总理对西藏工作的最后一次重要指示和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
华国锋同志满怀无产阶级的深厚感情，庄重地说：
我们来西藏前，去总理那里请示，已经是晚上十二点钟了。
总理谈了几点，对西藏很关心。
总理说，把《养蜂促农》电影的两本片子送给西藏的同志们看一看，不要说我送的。
接着，华国锋同志概述了周总理的指示：
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很艰苦，这几年工作不错，去了要多加鼓励；
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西藏在这个问题上是注意了的，也是有成绩的，但不能满足，这个问题在民族地区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不仅要看数量，而且要注意质量，要把真正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提起来；
领导班子要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老、中、青都要有，因为他们各有特点，同时，要有战斗力，要“敢”字当头的、团结战斗的班子，有这样的领导班子，工作就能搞好；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不要搞什么民兵指挥部。
总之，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政策要执行好，干部要培养好，人民要团结好，生产建设要发展好，物质生活要搞好，工作就能搞起来。
我们聆听完华国锋同志的转达，一颗颗激烈跳动的心跨越千山万水，从“世界屋脊”飞向首都北京。
敬爱的总理啊，您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赤胆忠心，鞠躬尽瘁，积劳成疾，住进医院，顽强地同病魔搏斗着。
深夜十二点了，躺在病床上，还在想着我们，关怀着我们，您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好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总理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建树的丰功伟绩，对西藏人民的深情厚意，却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
王张江姚“四人帮”大反周总理，正好暴露了他们与全国各族人民为敌的反革命丑恶面目。
我们一定要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学习周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把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加强民族团结，把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好，以最优异的成绩报答周总理生前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歌曲选
新华社1977年01月05日讯
为纪念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人民音乐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歌曲选。
这个选本，收入了近期以来许多专业和业余音乐工作者，怀着对周总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而谱写的十九首歌曲。
它们深情地歌颂了周总理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的不朽功绩，英勇奋斗、鞠躬尽瘁的伟大献身精神，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表达了全国军民无限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誓把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这个选本里的歌曲，有些已在电台和音乐会上广播、演唱，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

齐亚·拉赫曼少将离京去广州访问
李先念副总理等到机场欢送　姚连蔚副委员长等陪同访问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孟加拉国贵宾
新华社1977年01月05日讯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陆军参谋长齐亚·拉赫曼少将及其随行人员，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参观访问。
到机场热烈欢送贵宾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部长黄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外贸部副部长姚依林，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农林部副部长郝中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王定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作珍和首都群众数千人。
首都机场上飘扬着中国国旗和孟加拉国国旗，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乐队先后奏孟加拉国国歌和中国国歌。
齐亚·拉赫曼将军由李先念副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当贵宾们向欢送群众告别时，机场上欢声四起。
在一片欢快的鼓乐声中，青少年们挥舞着花束，跳起了舞蹈，热情地祝贺齐亚·拉赫曼将军这次来访为发展中孟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增进中孟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莫明同机前往广州访问。
陪同齐亚·拉赫曼将军等孟加拉国贵宾前往广州访问的还有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庄焰。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莫明大使的夫人，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今天上午，齐亚·拉赫曼将军等贵宾由张才千副总参谋长陪同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某部，受到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这个部队负责人张良友、陈先达和指战员们的热情欢迎。
贵宾们参观了部队的战士营房和工厂，观看了军事表演。
在参观中，齐亚·拉赫曼将军说，我们为你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祝你们不断发展，取得更多胜利。
新华社广州1977年01月05日电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陆军参谋长齐亚·拉赫曼将军及其随行人员，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今天下午从北京乘专机到达广州访问。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李明，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焦林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副司令员黄荣海，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根生、李尔重，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梁湘，以及广州市两千群众，前往机场热烈欢迎贵宾。
齐亚·拉赫曼将军在北京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以后来到我国南方城市广州访问，给广州人民带来了孟加拉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广州人民感到十分高兴。
他们在主要街道上挂起一面面彩旗和一幅幅欢迎标语。
在洋溢着欢乐友好气氛的广州机场上，中国和孟加拉国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当齐亚·拉赫曼将军等贵宾在锣鼓声中走下飞机时，林李明、焦林义等省、市革委会负责人迎上前去，同他们热烈握手，一起走向欢迎队伍。
这时，机场一片欢腾，人们挥动花束和彩带，热情高呼欢迎口号，青少年们欢乐起舞。
齐亚·拉赫曼将军高兴地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晚上，广东省革委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齐亚·拉赫曼将军等贵宾。
姚连蔚副委员长、韩念龙副部长出席了宴会。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林李明副主任和齐亚·拉赫曼将军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林李明副主任说，中孟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一贯互相支持，互相同情。
我们相信，通过齐亚·拉赫曼将军的这次友好访问，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将进一步发展。
他说，广东省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决支持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的正义斗争。
齐亚·拉赫曼将军说，今天，我们来到了访问中国的最后一站，在中国革命史上享有盛名的光荣历史城市广州，感到很高兴。
他说，在已故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一直站在第3世界国家被压迫民族的一边。
孟加拉国是第3世界的一员，过去同中国有相似的经历，在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和第3世界其它国家一边。
他说，我们对中国的访问是具有启示性的，这个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传统友谊。
我们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进必然会越来越发展。
他说，我愉快地再一次重申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非常珍惜同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
明天，当我们离开这个友好国家的国土时，我们将带走这个伟大的民族对我国人民的深厚友情。

“卫星”与“红旗”
国防工业出版社大批判组
敬爱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毛主席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反映了我国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但是，张春桥却阴阳怪气地大唱反调。
他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里，别有用心地提出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问题。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是人们对苏联变修这一历史现象的概括。
在今天的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马克思主义的红旗已经落地。
这是事实。
张春桥却玩弄花招，把苏修“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事实，引伸为一种反动谬论：
卫星与红旗是不能并存的。
卫星上天，红旗就必然要落地；
红旗落地，就是因为卫星上了天。
换句话说，生产发展了，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党就一定要变修，国就一定要变色。
卫星上天，红旗果真就必然落地吗？
不！
谁都知道，苏联变修，并不是由于发射了卫星，发展了经济和科学技术，而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改变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果。
一个国家变不变修，不在于它发射了卫星没有，不在于它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得怎么样，决定性的一条是看它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这些年来，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成功地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也连续上了天。
这些飞跃发展，不仅没有导致红旗落地，相反的，我们打破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更加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铁的事实。
一向打着“理论家”招牌的张春桥，为什么连这些简单的道理和事实都不顾，硬要在卫星和红旗的问题上制造混乱呢？
说穿了，他就是要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这帮家伙唯恐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所发展，唯恐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唯恐国防建设实现现代化，唯恐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得到加强。
他们不把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家底搞光就浑身不舒服。
如果照他们那一套搞下去，不要说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根本没有希望，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生存都会成了问题。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个问题，科学地阐明了许多辩证关系，如：
发展原子弹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等。
这是我们深入批判张春桥的形而上学谬论的强大思想武器。
张春桥在卫星与红旗问题上宣扬的反动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
他把卫星与红旗对立起来，只讲两者之间的矛盾，否认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否认两者可以互相促进，从而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搞乱了卫星与红旗的辩证关系，直接反对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
“四人帮”真的是要“举红旗”、“抓革命”吗？
完全不是。
他们大搞阴谋诡计，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丧心病狂地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反对和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和攻击我党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地地道道的假革命的反革命。

坚持两点论
大连机车车辆厂机工车间工人理论组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
“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
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它的长处，同时，也都有它的短处。
我们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而不要去学他们的短处和缺点。
“四人帮”大搞一点论，他们把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绝对地对立起来。
王张江姚自己本来是拜倒在洋人脚下的洋奴才，从黄色电影到假发，什么都要进口，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
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我们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叫做“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真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我们工厂的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是我们国家从外国引进的一门新技术。
这种新技术在外国也有缺点，只能用小电流焊细钢丝，不能用大电流焊粗钢丝，应用范围小。
我厂在采用这项新技术时，吸取它的优点，大胆进行科学研究，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二氧化碳多感应气体保护焊机，不仅可以用小电流焊细钢丝，而且还能采用强电流焊粗钢丝，扩大了应用范围，超过了外国。
这样的生动事例，有力地批驳了“四人帮”的谬论。

对同志要一看二帮
解放军某部高二白雷福田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论述了是非关系问题，指出：
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当一是“看”，二是“帮”。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制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他们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竭力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开设“帽子工厂”和“钢铁工厂”。
对于一切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他们就扣各种大帽子，打大棍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机关肃反要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
对于我们的革命同志，“四人帮”却不但要整，还要杀。
张春桥、姚文元恶狠狠地要“杀人”，要“枪毙一批”。
他们的心，的确是豺狼的恶心，是篡党夺权的黑心。
是一看二帮，还是一整二杀？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本对立。

提倡写短文
毛主席历来主张把文章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
在《反对党八股》中专门引了鲁迅的一段话：
“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四人帮”处心积虑要篡党夺权，但又不敢和盘托出，只好借用一大堆马克思主义词句，绕许多弯子，偷运修正主义私货。
因此，他们写文章，只能是越拉越长。
张春桥为了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说得一团漆黑，贩卖反革命的“张春桥思想”，大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竭尽歪曲篡改之能事，写了篇洋洋万言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四人帮”的喉舌罗思鼎借吕后吹捧江青，竟从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谈起，东拉西扯，七拼八凑，占了报纸一整版。
这种文章，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若问“四人帮”有什么创造？
他们就是创造了这样一种八股文。
这种八股文，不止是说假话、绝话、套话、空话，而且是毒汁四溅、暗箭横飞。
这种八股文，不同于老八股、新八股、党八股。
文如其帮，应该叫它“帮八股”！
“四人帮”打倒了，但要肃清“帮八股”的流毒，还需要大家来一番努力，共同整顿我们的文风。
有些同志也爱写长文章。
这些同志最好听听工人和农民的反映。
他们说：
我们每天劳动、学习那么紧张，看到报纸上黑鸦鸦一大篇文章，想看实在抽不出时间，只好不看。
在报纸一个版上，是只登一篇又长又空的文章好呢，还是多登几篇短小精干、生动活泼的文章和通讯好？
有些同志错认为只有长文章才有“分量”。
请这些同志想想：
毛主席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只有几百字，就轰倒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也只写了几百字，就击破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
若论“分量”，这不是最有分量的吗？！
当然，我们提倡写短文，并不是一概反对长文章。
文章长而空不好，短而空也不好。
长文章，写得好，大家都爱看。
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讲了十个大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非常重要，却只用千把字就讲清楚了，真是字字精炼，句句有分量。
我们要学，就必须学这样的革命文风。

斥假洋鬼子
胡鉴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了《阿Q正传》，指出：
象假洋鬼子那样，不准人家革命，是不好的。
“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
“四人帮”历来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象假洋鬼子那样，不准人家革命。
他们不准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老同志革命，攻击老同志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甚至是投降派，要统统打倒，“派他回家抱孩子去”！
他们不准工农兵革命，胡说“工人的本质就是脏”；
贫下中农“骄傲了”、“落后了”；
“军队是保守派的后台”，非“放火烧荒”不可。
他们不准知识分子革命，叫嚷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诬蔑解放后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的”。
他们还在剽窃了文艺战士的创作成果之后，反手一巴掌，把人家打成“反对革命样板戏”的“反革命分子”。
他们不准各条战线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干部、群众革命。
农业学大寨，他们说：
“为什么要学人家的？”
不准！
工业学大庆，他们说：
“大庆‘两论’起家是假的。”
不准！
你要搞好交通运输，他们说：
“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不准！
你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他们说：
卫星上天，红旗一定落地，不准！
总之，一律不准革命，谁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四人帮”的棍子比起《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来，厉害得多了。
“四人帮”不准革命的本事，也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先辈。
因为，假洋鬼子——钱太爷的儿子，尽管穿一身乌黑的洋衣，骗得一块革命党的银桃子徽章挂在身上，毕竟只能去静修庵里做做砸龙牌、打尼姑的事，何况还有一条假辫子。
“四人帮”则不然。
这伙人半世生涯，冒充革命，终于浑身裹起红布，满头插戴上“战友”、“学生”、“旗手”、“功臣”的珠翠。
他们这样乔装打扮之后，当其舞动棍子，“拍拍”地打起人来，那“分量”自然要重得多。
不过，“四人帮”和《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毕竟是同一族类。
他们之不准人家革命，绝非自己要革命，而是在一片“革命”的鼓噪声中，干着穷奢极欲、祸国殃民、篡党夺权、里通外国的勾当。
他们之不准人家革命，实乃不准人家干革命，只准自己反革命罢了。
正因如此，倘有少数败类，甘为心腹，结帮入伙，帮着他们一起反革命，“四人帮”是一定“准”其“革命”的；
而且还会称“师傅”，封“状元”，加官赐禄，不一而足。
但是，无论钱太爷的儿子也罢，“四人帮”也罢，这种假洋鬼子越是不准革命，革命洪流越是不可阻挡。
还是鲁迅说得好：
“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
（《铲共大观》，见《三闲集》）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棍子么？
“四人帮”不准革命的结果，只落得和钱太爷的儿子一样，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究竟谁是修正主义？
铁道兵军政干部学校大批判组
1976年03月0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在战斗》，是由王张江姚“四人帮”直接操纵两校的那个黑干将亲自炮制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恶毒攻击“关心群众生活”的党的领导者，“是用廉价的诺言引诱群众只顾眼前的物质利益，忘记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跟着他去搞修正主义。”
他们硬把关心群众生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扣上“走资派”的大帽子。
关心群众生活就是修正主义吗？
这也是“四人帮”有意搞乱的一个问题，需要弄个清楚。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马克思发现的这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
恩格斯在这里说得清清楚楚：
人们首先必须生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活动，才能干革命。
这是简单的事实。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简单的事实出发，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
“四人帮”却硬是不顾这个简单的事实，污蔑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修正主义”。
这不恰恰证明了他们自己是修正马列，是真正的修正主义吗？
“四人帮”又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谈论什么“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他们把这二者绝对对立起来，好象只要顾到眼前利益，就必然忘掉根本的长远的利益；
为了长远利益，就必须完全不顾眼前利益。
只有这样，才算“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正是戳穿“四人帮”这种形而上学的诡辩的强大武器。
毛主席指出：
“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
在这里，毛主席科学地阐明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辩证关系，教导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把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联系起来考虑，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只有国民党的官老爷才不管劳动人民的死活，共产党的干部就必须关心群众的生活。
群众的热情越高，领导上就越是要关心群众的生活，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毛主席提出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要更多地注意解决工农群众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要争取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
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批评了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的办法，“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用这种“道理”去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是使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越来越苦。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就是按照这种“道理”搞的。
“四人帮”口口声声讲什么反对“眼前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就是要象苏修那样，断送掉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们自己才是搞修正主义。
“四人帮”当然是不会关心群众生活的，他们只关心自己过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生活。
他们污蔑关心群众生活的好干部“搞修正主义”，实际上，他们自己才真正是一帮吸劳动人民血的修正主义贵族老爷，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

要发挥两个积极性
中共济南钢铁厂委员会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了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毛主席说：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
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集中统一，破坏党的纪律，向中央闹独立性，搞分散主义，把他们所控制的那些部门和地区变成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
他们打着反对“条条专政”的幌子，破坏中央的统一计划，破坏中央直属企业。
同时，他们又公然对抗毛主席提出的要同地方商量办事的教导，极力破坏地方党的一元化领导，专横跋扈，称王称霸，有事根本不同地方党委商量。
他们还到处插手，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制造大乱，破坏地方的革命和生产。
大量的事实证明，“四人帮”是扼杀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凶手。

驳“自然而然”论
中共河北省平山县委员会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极力歪曲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打着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旗号，大肆鼓吹“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的反动谬论，既破坏生产，也破坏革命。
生产能够“自然而然”地上去吗？
纯粹是欺人之谈。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在我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谆谆教导我们：
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
我们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二十多年来，从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到建立人民公社，既抓了革命，又不断地学习生产技术，学习科学种田，才提高了生产水平，保证了人民公社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我们干社会主义的每一步，都是出了大力，流了大汗的。
现在，《论十大关系》正式发表了。
毛主席在这篇光辉的著作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毛主席不但深刻地阐明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辩证关系，而且具体地总结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等，找出它们的规律，为我们制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
毛主席这样研究解决建设和生产中的问题，就是对“四人帮”的“自然而然”论的强有力的批判。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我们劳动人民都懂得，生产中充满了各种矛盾，管理生产也是十分复杂的事情。
谁要是轻视这些矛盾，想不费力气就把生产搞上去，那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不断地总结农业生产的经验，不但为我们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重要方针，而且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规定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政策和办法。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我们正是依靠毛泽东思想，依靠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把生产搞上去的。
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才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也最省力。
让“四人帮”那伙吸血鬼拱着手坐在那里，看小麦会不会“自然而然”地长出来吧！

中孟友谊源远流长
在气候炎热的达卡，现在还是满城葱郁，鲜花盛开。
然而，深深扎根于孟加拉国人民心中的孟中友谊之花比鲜花开得更加绚丽。
孟加拉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满怀深切的爱戴和崇敬的感情。
去年09月0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不幸逝世。
噩耗传到这里，孟加拉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
政府下令停止一切喜庆活动，各主要建筑物降半旗致哀。
孟加拉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各阶层代表相继到中国大使馆，在毛主席遗像前敬献花圈，表示深切的哀悼。
他们中间许多人在吊唁簿上题词，赞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孟加拉国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陆军参谋长齐亚·拉赫曼在唁电中说，毛泽东主席“不仅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敬爱领袖，而且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孟加拉国人民同其它地方的人民一样，将永远铭记他对历史的卓越贡献”。
孟加拉国军队去年11月出版的《孟加拉国军队在前进》的画册中专门印了毛主席的遗像，并在编者按语中写道：
“孟加拉国军队和人民将永远铭记毛主席的卓越贡献。”
去年10月08日晚，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向全世界公布了，孟加拉国朋友听到这个喜讯后非常高兴。
一位经济界朋友说，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不仅是中国朋友的强烈愿望，也是我们孟加拉国人的共同心愿。
一位新闻界的朋友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到中国瞻仰伟大导师毛主席的遗容。
按照毛主席的生前安排，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
这两个特大喜讯传到孟加拉国，孟加拉国朋友纷纷向中国驻达卡人员表示热烈祝贺。
孟加拉国—中国友好协会的一位执行委员说，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在反帝、反霸的共同斗争中更加紧密地同孟加拉国人民团结战斗。
最近，在达卡举行的一次欢迎中国贸易代表团的集会上，当奚业胜团长谈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揪出了“四人帮”，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许多孟加拉国朋友表示相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定能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更大的胜利。
凡是来孟加拉国访问的中国同志，一踏上这个美丽的国土，立即就会感到生活在友谊的气氛之中。
去年11月27日，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孟加拉国最大的阿达姆吉黄麻厂，厂里竖起了一个大标语牌，上面写着：
“热烈欢迎来自伟大国家的中国朋友！”
许多工人早就聚集在厂门口迎候中国朋友。
他们用当地最鲜艳芬芳的花朵扎成花环，送给中国客人，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情。
在孟中友协为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欢迎集会上，孟加拉国艺术家演唱了他们为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谱写的歌曲，并朗诵了孟加拉国诗人创作的悼念毛主席的诗，诗中说：
“在您的名字下，把红旗高擎，把眼睛擦亮，拉紧朋友的手，向敌人冲锋！
毛泽东，您的英名万古流芳！”
中孟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
早在公元七世纪，我国唐代著名旅行家玄奘就到过孟加拉国所在的地区。
公元一二二九年，孟加拉国派特使来中国访问。
到了明朝，中孟两国往来更加频繁。
十五世纪初，郑和率领六十艘航船下西洋经过“榜葛剌”（即孟加拉）在吉大港登陆受到热烈欢迎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在达卡市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中国古代的货币和陶瓷，这是中孟两国人民悠久友谊的历史见证。
如今，这种悠久的友谊正在发扬光大。
在反帝、反殖、反霸的共同斗争中，中孟两国人民互相支援，互相学习，增强团结。
自从1975年10月两国建交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齐亚·拉赫曼少将这次对中国的友好访问，必将使中孟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共同培育的友谊之花必将更加鲜艳夺目。
新华社

云南省供水工程技术组离老挝回国
新华社讯
中国援助老挝丰沙里市供水工程建设的云南省供水工程技术组圆满地完成任务，于1976年12月19日离开丰沙里市回国。
技术组离开时，老挝人民革命党丰沙里省委副书记、省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坎翁热烈欢送。
12月17日，老挝人民革命党丰沙里省委和省行政委员会隆重举行群众集会，庆祝这一工程的胜利建成。

刚果总统恩古瓦比视察医疗设施
对刚中医务人员工作表示满意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1977年01月04日电
刚果总统恩古瓦比01月03日在布拉柴维尔视察了中国医疗队所在的塔兰加伊住院中心和马凯兰凯兰住院中心。
恩古瓦比总统在这两个住院中心负责人和中国医疗队队长陪同下参观了诊疗室、病房等医疗设施。
他向病人表示慰问。
恩古瓦比总统还接见了刚、中两国医务人员，向他们表示新年祝贺，并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

多哥和我国医务人员合作进行断臂再植成功
新华社洛美电
多哥和中国医务人员密切合作，首次对一个多哥妇女施行断臂再植手术获得成功。
1976年04月，洛美市总医院附属医院接待了一名多哥妇女病人。
这个病人前年右手腕部出现癌肿，此后，病情一天比
一天恶化，生命受到威胁。
病人住院后，这个医院的多哥医务人员和在这个医院工作的中国医务人员立即对她的病情进行了检查，决定立即给她施行手术，截掉长癌的部分，然后把手再植到截去了癌肿部分的手臂上。
在这一复杂和紧张的手术过程中，多哥和中国医务人员共同努力，密切合作，经过八个小时的手术，终于获得成功。
经过六个月的精心治疗和坚持锻炼，病人的手和手臂的活动恢复正常。

我驻毛里求斯大使王泽离任回国
新华社1977年01月05日讯
路易港消息：
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王泽离任，于01月01日乘飞机离开路易港回国。
毛里求斯总督拉曼·奥斯曼1976年12月10日接见了王泽大使，并在15日为他举行了午宴。
12月27日，毛里求斯总理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接见了王泽大使，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2月29日，毛里求斯外交部长沃尔特设宴招待王泽大使。
王泽大使12月27日举行告别招待会。
毛里求斯总督奥斯曼、总理拉姆古兰、首席法官拉图尔—阿德里安、外交部长沃尔特、经济计划和发展部长古尔布林等出席了招待会。

户县农民画展在伦敦闭幕
新华社伦敦电
由英国艺术委员会在伦敦举办的中国户县农民画展1976年12月23日闭幕。
展览会自11月18日开幕以来，有一万五千多人前往参观。
在展出期间，放映了最近访问过户县的英国艺术评论家盖伊·布雷特制作的农民画幻灯片。
英国艺术委员会还组织了几场“关于中国情况的讲演”，由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费利克斯·格林和几位最近访问过中国的英国朋友讲述中国人民在各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他们对中国的印象。

日内瓦华侨喜看《东方红》怒斥“四人帮”
新华社日内瓦1977年01月04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设代表处、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最近举行电影招待会，招待在日内瓦的华侨。
在招待会上，放映了音乐舞蹈史诗彩色影片《东方红》。
参加招待会的侨胞们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观看了这部影片。
许多人在放映后举行的座谈会上气愤地说，这部纪录中国革命战斗历程的电影，过去遭到王张江姚“四人帮”的蛮横扼杀，这是“四人帮”妄图一笔抹杀中国革命历史的又一罪行。
一些侨胞在座谈会上指出，从对“四人帮”的大量揭发材料可以看出，“四人帮”根本不是什么“左派”，而是地地道道的右派、反革命派。
一些刚从祖国探亲回来的侨胞说，“四人帮”揪出来之后，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在工厂，在农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气腾腾的景象。
侨胞们相信，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将迅速发展。
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设代表处临时代表易素之参加了招待会。

日本好人士赞扬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向前
中国粉碎“四人帮”对日中友好事业愈加有利
乌干达群众观看中国图片展览时欢呼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
新华社东京1977年01月05日电
日本友好人士最近分别发表文章，热情赞扬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表示要为进一步加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而努力奋斗。
日中友协（正统）中央总部会长黑田寿男01月01日在《日本与中国》周报上发表文章说：
“华国锋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
中国共产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毛主席的对内对外政策，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的胜利。
中国政府对我国的政策、中国人民对我国人民的友情丝毫未变。”
黑田强调指出，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对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的立场，日中两国人民要紧紧地携起手来，争取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是今年赋予我们的最大任务。
日中友协（正统）中央总部理事长宫崎世民在该报发表的文章说：
“‘四人帮’的反党篡权阴谋迅速地被粉碎，他们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孤立。
中国坚决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宫崎说，目前的形势对日中友好事业来说愈来愈加有利。
日中工人交流协会事务局长兼田富太郎在1976年12月25日出版的《日中工人交流》月刊上发表文章，热情赞扬华国锋主席坚定不移地继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兼田说：
“中国全国人民空前热烈地欢呼华国锋主席的就任和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两个决定；
对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采取的果断的行动表示了由衷的高兴”。
他说：
“目前，以坚定不移地继承毛主席路线的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领导体制已经牢牢地巩固下来”，并“扎扎实实地沿着毛主席的路线奋勇向前。”
新华社坎帕拉1977年01月03日电乌干达文化和乡村发展部和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从去年12月16日到今年01月02日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办了中国图片展览会。
展览会展出了有关纪念毛泽东主席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图片，受到了一万五千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许多乌干达朋友热情赞扬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们高度赞扬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所作的贡献。
他们还赞扬中国人民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历史性的胜利，并祝愿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苏丹副总统巴克尔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喀土穆1977年01月04日电
苏丹副总统兼总理拉希德·塔希尔·巴克尔02日在喀土穆接见中国驻苏丹大使张越，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越南药用玻璃管厂举行落成典礼
新华社河内1976年12月31日电
在越南海兴省芝灵县新建的越南药用玻璃管厂12月30日举行落成典礼。
越南轻工业部副部长陈友余、外贸部副部长黄仲岱和外交部、海兴省代表出席了落成典礼。
中国驻越南大使符浩、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连田畯和在这个工厂工作的全体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也应邀出席。
在落成典礼上，陈友余副部长宣读了由范文同总理签署的授予全体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友谊章的决定。
陈友余副部长、符浩大使、这个厂的建设班班长和中国工程技术组组长分别发表了讲话，他们赞扬了这个厂的工人克服困难、积极劳动的精神和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药用玻璃管厂于1972年07月动工兴建，1976年12月01日建成并投入试产。
经过试产，机器运转正常，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均已达到设计标准。
这个厂于1976年12月30日正式生产。

“睦邻”幌子掩盖不了海霸面目
周海
近年来，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在太平洋的扩张活动，越来越引起日本的不安。
日本是亚洲东北部的一个岛屿国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当年，老沙皇为了谋求霸权，曾同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作过激烈的争夺。
早在一八○七年，老沙皇曾袭击过日本北方领土择捉岛、利尻岛和礼文岛。
1861年，老沙皇的军舰又开到对马岛，无理要求租借日本领土建立军事基地。
苏修叛徒集团和老沙皇一样，把日本列岛周围的海域看作是它进入太平洋的大门，是从太平洋向印度洋扩张的必经之路。
苏修为了同美帝争霸，在其战略重点的欧洲加紧扩军备战的同时，也把侵略的魔爪伸进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首先伸进了日本周围的广大海域。
它蛮横地长期霸占日本的北方四岛，在那里扩建军事基地，在日本海和日本列岛周围加强军事部署。
频繁举行海上军事演习，肆意向太平洋水域进行发射火箭的试验。
这一切，都威胁着日本的安全。
为了控制太平洋，“夺取制海权”，苏联大肆扩充它在远东的海军。
目前，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已经拥有潜艇一百三十艘，其中核潜艇四十艘。
平时，苏联以日本海为中心，布置了五十到六十艘潜艇。
苏修在远东的海军总吨位达一百二十万吨以上，相当于美国第7舰队的两倍、日本海军的六倍。
苏修的舰艇，在日本周围的海洋上四处游弋。
为了炫耀武力，同美国争霸，苏修在前年进行了“海洋七五”演习，去年又举行了“东方一七六”演习。
在这次演习中，出动了导弹巡洋舰、导弹驱逐舰、核潜艇等主要作战舰艇二十余艘，起飞反潜侦察机、火箭轰炸机等百余架次。
这次演习，主要在日本海和冲绳附近海区进行，这些海区正是日本的海上交通要道。
演习过程中，苏修进行了以日本和美国海军为攻击目标的反潜搜索、对潜攻击等科目。
苏修还在日本佐世保等地区的近海，进行封锁港口的演习。
这些演习暴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好战本性和侵略野心。
苏修不断对日本列岛进行军事侦察和挑衅。
近年来从日本海南下侦察的苏联军用飞机每年达一百六十次，平均差不多每两天在日本近海上空飞行一次。
苏联海军还打着海洋科学考察的幌子，偷偷进行军事侦察活动。
去年05月，苏修一艘海洋调查船在横须贺以南的近海，鬼鬼祟祟地尾随着日本的训练舰艇，终于迫使日本当局不得不取消预定的舰机联合反潜训练。
苏修还时常派出最新式的间谍船去监听日本空军设在大阪、长崎、东京和新潟附近的四个雷达站。
苏修的舰艇经常出没于日本列岛周围。
它的核潜艇，有时还潜入日本的近海。
据日本新闻界透露，去年10月初，在日本渔民捕鱼时，渔网竟被苏联的五千吨级最新型导弹潜艇挂住。
苏修叛徒集团不仅在日本附近的海域大搞军事扩张，而且在经济上也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
日本列岛周围的海洋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是世界著名的渔场，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矿藏，苏修对此早就垂涎三尺。
为了适应掠夺日本渔业资源的需要，几年来，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渔船队大大膨胀。
日本的海洋渔业日益受到威胁。
据报道，在1975年10月以后的短短几个月里，进入日本近海的苏联渔船一万二千到一万九千吨级的母船多达十九艘，拖网船等多达百余艘。
这些渔船违犯规定，采用小网眼的拖网、围网、光电捕鱼等方式，施行狂捕滥捞，不管大鱼小鱼，上层鱼底层鱼，恨不得统统一网打尽，肆意破坏渔业资源。
苏修渔船队在日本海不仅掠夺了大量的鱼，而且随心所欲地在日本的近海抛弃垃圾，破坏渔场，污染海洋，造成了鱼群远避和大批鱼类死亡。
有的海区几乎成了“死海”。
苏联渔船在日本海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
最近，在日高海面，有三十多艘苏联渔船，列成横队，冲向正在那里作业的日本渔船，割断了渔具标志，毁坏了渔网，严重地威胁日本渔民的生命安全。
前年，日本渔民的渔具受损事件发生了二百五十五起，损失约八千万日元。
从1974年以来，此种事件已达一千四百余起，损失达四亿日元。
不仅如此，苏修还出动舰艇，在北海道以北的日本传统捕鱼区随意扣船抓人。
几年来，被扣渔船达一千艘，渔民达八千人。
苏修把抓去的日本渔民和渔船作为日苏渔业谈判的筹码，向日本方面施加压力。
这正象列宁曾经痛斥过的老沙皇的掠夺行径一样，完全是以“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选集》第2卷第611页）
由于苏修的海洋扩张，近年来，日本的海运业正在受到新的挑战。
苏修依靠它巨大的商船队，同素称海运国家的日本争夺海运的生意。
苏修的现代化集装箱船队，一方面压低运输费用，提高竞争能力，以便挤垮对方；
另一方面它还专门经营高单价和高利润载货，从中牟取暴利。
苏修船队出没日本海，还有其军事的目的。
它通过船队的活动，尽可能多地掌握日本海域和港口的情况，以便为它的军事扩张服务。
众所周知，苏联的商船或渔船多装有电子设备，用以侦察、搜集情报。
甚至有的拖网船不带拖网，而安装雷达天线。
苏联渔船能在它的军舰不便出入的海域活动，为它的海军培训熟悉海区情况的人员。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尽管坏事作绝，但总要利用一切机会把自己乔装打扮起来，妄图欺世惑众。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最近在一次会议上又大谈什么要同日本“发展广泛和牢固的”、“充满睦邻精神”的关系。
苏修的《新时代》杂志也在大讲什么“珍视睦邻关系”。
然而，人们从苏修在日本周围海洋上的所作所为，已经看到了勃列日涅夫之流所标榜的所谓“睦邻精神”究竟是什么货色。
“睦邻”的幌子是掩盖不了苏修霸权主义的真面目的。
苏修疯狂的海上扩张，从反面教育了日本人民，使他们擦亮眼睛，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和危害。
日本一家进步报纸指出：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仅企图依靠它的侵略性的军事力量压倒美帝，而且也直接威胁着日本民族的独立和生存。”
面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广大日本人民和有识之士正在行动起来，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

苏联船只在土耳其海峡横冲直撞引起极大义愤
新华社安卡拉1977年01月03日电
在过去四个月里，苏联船只在土耳其的海峡违犯通航规则，造成了三起大的事故，使其他国家的来往船只蒙受损失、海峡的通航发生障碍。
据土耳其报纸报道，苏联万吨货轮“马切斯塔号”1976年12月28日在没有请土耳其领航员领航的情况下，从黑海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
它不顾一艘印度货船一再发出的警告信号，在海峡里横冲直撞，最后把这艘印度货船撞成两半，使其沉入海底。
这艘苏联船在肇事后企图逃跑，后来被土耳其当局抓住，扣了起来。
这次事故使许多船一时不能通过海峡。
同年09月01日，一艘苏联货轮在通过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时严重撞伤一艘土耳其海军潜艇。
后来，这艘苏联船被土耳其当局扣留。
同年10月20日，一艘苏联油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撞伤一艘保加利亚货船。
苏联船只在土耳其的海峡横冲直撞，引起了土耳其人民和舆论极大的义愤。
土耳其《自由报》就12月28日事件发表评论说，苏联船对印度船造成的严重破坏是“海上罕见的”。
《共和国报》援引港务当局一位负责人的话，谴责苏联船只在通过土耳其的海峡时经常不请土耳其领航员领航的蛮横做法。

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发表谈话强调
欧洲经济共同体加强合作对苏采取一致立场
新华社伦敦1977年01月04日电
英国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对英国《泰晤士报》欧洲版记者发表谈话说，欧洲经济共同体应该加强合作，并对世界问题采取一致立场。
这个谈话04日在该报发表。
今年上半年，英国任欧洲经济共同体主席。
当记者问到英国担任共同体主席的作用时，撒切尔夫人回答说，“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使共同体重新有一种目的感”，“我们必须重建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
她说：
“我希望英国在采取一致的对外政策方面起带头作用。
共同体不是一支军事力量，如你所知，我认为我们同我们的盟国一道，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持我们的军事力量是必不可少的。”
撒切尔夫人强调欧洲经济共同体对苏联采取一致政策的必要性。
她说：
“我希望看到在对待苏联和东欧方面的更为一致的立场。
我们不能允许苏联在共同体中利用一国反对另一国，例如在财政贷款问题上。”
在谈到西欧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时，撒切尔夫人说：
“我们必须走到一起，共同讲话，共同行动。”

谩骂、抵赖和恫吓
苏修统治集团成员波诺马廖夫不久前曾经率领一个议会代表团去巴黎活动。
在同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会谈时，他重施苏修统治者一骂二赖三恫吓的伎俩，力图压法国放弃维护独立和安全、主张西方特别是西欧起来对付苏联侵略野心的政策。
这种蛮横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法国方面的反击。
在三次会谈中，波诺马廖夫一面喋喋不休地大唱“缓和”与“裁军”的滥调，一面又破口大骂什么“西方某些有影响的人士……厚颜无耻地要求放弃缓和”。
他还气势汹汹地斥责法国不应改变“全面防务”的战略而把苏联作为“主要的潜在敌人”，斥责“法国在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断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
波诺马廖夫的讲话是如此蛮横无理，以至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前总理顾夫·德姆维尔认为有必要使用“控诉”的语言进行回击。
顾夫·德姆维尔说：
“我看不出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有什么好处。
你们都很清楚，现在随心所欲而且不受任何惩罚地进行军备竞赛的，只有两个大国：
苏联和美国……。”
法国《费加罗报》去年12月15日指出，波诺马廖夫的讲话是“挑衅性的”。
谁都知道，苏联为了争夺欧洲和世界的霸权，近年来疯狂地扩军备战，严重威胁法国及西欧其他国家的安全。
在苏联虎视眈眈之下，法国调整了军事政策，在继续增加核军备的同时加强常规军备，并且加强同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
正如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对苏修头子勃列日涅夫说的，“苏联的军事手段是大量地针对着西方，也就是针对我们的”，因此，“我们的军事手段主要是针对苏联的”。
现在，波诺马廖夫居然跑到法国国民议会去大肆攻击法国正当的防御措施，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径，恰好再次暴露出苏修新沙皇霸权主义的丑恶面目。
谩骂之余，继以抵赖。
明明是苏联把军事力量的四分之三集中在欧洲，它所控制的华沙条约集团一再举行矛头针对西欧的大规模进攻演习，波诺马廖夫却硬说什么苏联“不威胁任何人”。
明明是苏联的军事开支每年约增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波诺马廖夫却硬说“苏联已连续四年裁减军费”。
瞪着眼睛说瞎话，波诺马廖夫向别人抛去的那顶“厚颜无耻”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倒是最合适。
其实，北极熊对西欧的野心，在法国早就被人揭穿。
正当莫斯科趁“欧安会”收场一周年前后大肆喧嚷“缓和”之际，《震旦报》就在一篇社论中指出，俄国人“现在把矛头直接指向西欧”，他们把六十八个师、一万九千辆坦克集结在西欧边境。
《世界报》说，人们应当想一想：
在“缓和”的年代，苏联军队的力量为什么恰恰在欧洲剧增不已。
法国议员基费尔就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威胁法国的是“由苏联军事力量支配的华沙条约集团的全部兵力”，“十年来，苏联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咄咄逼人”。
抵赖不掉，再行恫吓。
波诺马廖夫指责法国不肯上苏联的圈套，对“限制军备竞赛、禁止核武器和参加国际裁军会议”这类骗局“非常消极”。
他对此表示“遗憾”，并且责备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有些集团正在为了西欧政治一体化和军事一体化采取新的努力”。
他还大谈“发生全球性热核战争的危险”，说什么“唯一真正可取的抉择”是“停止军备竞赛和实行裁军”，而“西方某些有影响的人士”却“力主加速军备竞赛”。
这实际上就是说：
你法国要避免热核战争吗？
那么，你就不但不能加强防务和西欧联合以对付苏联对你的安全威胁，而且还得在苏联以“裁军”烟幕掩护其扩军备战的时候自行解除武装，听任新沙皇宰割。
这是赤裸裸的热核战争讹诈。
然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使出的浑身解数是吓不倒、骗不了法国人民的。
《红色人道报》指出：
“俄国社会帝国主义，特别对于欧洲各国人民来说，是主要的战争贩子和主要的危险。”
《人民日报》说，“苏联统治阶级追求的目的同美国一样：
统治整个世界”，因此，法国人民“要同两个超级大国造成的战争危险作斗争”。
法国政府也坚持独立政策，决心加强防务，主张西欧联合。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去年10月初重申：
“确保法国的安全是我国军队和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
他表示，法国政府在继续努力维护和改善法国核武器的同时，也重视常规力量的发展。
他还说，西欧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因为“欧洲建设符合安全的目标”。
波诺马廖夫之流在巴黎的拙劣表演，有助于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人们看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使他们更加认识到：
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防，加强西欧的联合和防务合作，共同对付苏联咄咄逼人的威胁。

阿尔巴尼亚报纸揭露苏联侵略和掠夺政策
苏联掠夺东欧觊觎巴尔干胃口比老沙皇更大
斯里兰卡《无产者》谴责苏联“援助”使斯遭到损害
新华社地拉那1977年01月05日电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01月04日发表评论，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觊觎巴尔干的霸权主义野心。
评论说，最近，苏修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发表“研究”巴尔干的文章，替老沙皇的巴尔干政策辩护，对历史进行种种歪曲。
评论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胃口比老沙皇们更大。
随着苏联蜕变成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巴尔干的战略地位不能不使苏联的“巴尔干研究”活跃起来。
最近莫斯科对巴尔干的特殊兴趣是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这一半岛及半岛以外地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评论揭露说，最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在巴尔干的军事—政治活动大大加强了。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梦想掌握巴尔干，控制地中海，把它变为一块“宝地”。
中东、非洲、直布罗陀对今天的沙皇们来说是新旧迷梦和野心的混合物。
他们竭力想把这种迷梦和野心变成现实。
为此，新沙皇也通过歪曲历史企图给巴尔干半岛的人民设下新的圈套。
评论指出，苏联修正主义者为老沙皇辩护，再一次说明他们是帝国主义俄国的巴尔干政策的继承者。
他们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维护同样的利益。
评论说，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们竭力装扮成巴尔干人民的“同盟者”和“朋友”。
他们为了实现在巴尔干的霸权和新殖民主义野心，在进行威胁，施加压力，挥舞大棒的同时，还对巴尔干国家投以“犹大”的微笑，提出贷款和“援助”。
面对这种情况，巴尔干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警惕，准备对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竭力制造的任何危险局势。
新华社地拉那1976年12月24日电阿尔巴尼亚《团结报》12月24日发表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经互会其它国家的剥削和掠夺。
文章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通过经互会这一工具日益加深对其它成员国的经济渗透。
他们要求同这些国家签订长期协定，以便更多地进行压迫、剥削和掠夺。
文章揭露说，莫斯科头目们把这样一些协定强加于东欧国家，通过这些协定，他们从这些国家剥削数十亿卢布，用来发展苏联的矿业和石油。
文章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推行对东欧国家进行掠夺和经济征服的政策。
他们利用燃料，特别是石油，通过提高石油价格，加紧掠夺。
新华社科伦坡1977年01月03日电
斯里兰卡僧伽罗文月刊《无产者》在1976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揭露苏联对斯里兰卡的所谓“援助”的危害。
文章说：
“我国人民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主义的性质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
“每个爱国者对待假援助，不管它们来自何方，都应该当心。
我们必须努力维护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建设独立的国民经济。”
文章以苏联“援助”的一个轮胎厂为例，揭露苏“援”对斯里兰卡经济发展的损害。
文章说，这个苏“援”的轮胎厂是根据双方1960年签订的协议于1967年开始投产的。
但是，最近的调查表明，这个厂已成为苏联强加给斯里兰卡的一个负担。
文章接着说：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超过我们需要的工厂，而且，这个厂生产出来的轮胎质量低，不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
文章援引斯里兰卡轮胎公司的一位高级官员写的一篇文章的话说，“这家轮胎厂生产的轮胎的耐用能力比进口轮胎低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八。”
“用质量最好的天然橡胶生产（轮胎），却具有这样的缺点，真是令人吃惊。”
“尽管采取了一切节约措施，然而，和其他（轮胎）厂比较起来，原料的浪费仍是十分严重的。
据计算，使用的原料超过需要达百分之十到二十。”
文章指出，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通过其切身的经验，正日益认识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实质，认识到它正以各种方式剥削第3世界。
文章最后说，“对我们来说，这个轮胎厂已成为累赘”。
但是，也有好的一面。
这个好的方面，就是我国人民有机会更好地认识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