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民日报》编辑部
版面：头版

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一大阴谋。
揭穿和粉碎这一阴谋，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事情的发展出于反动派意料之外。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刻，“四人帮”曾经是那样兴高采烈，以为时机已到，大大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的步伐。
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就是他们加快步伐的一个突出标志。
看一看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那篇“梁效”反党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吧：急于发难，杀气腾腾，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他们捞到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恰恰是他们自己的最后大暴露。
机关算尽，一朝覆亡，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到头来不过是“四人帮”灭亡前的猖狂一跳而已。

对于十月四日的“梁效”反党文章，人们已经作了许多批判，指出那是一个篡党夺权的动员令。
现又查出，“四人帮”手中还有一篇同样性质而且更为狡诈的黑货，原题为《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经姚文元三次审改，预定于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只是由于他们迅速垮台，未及出笼，呜呼哀哉了。
事出有因，两篇黑文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
联系到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中国天空“四人帮”乌云乱翻，大家看得清楚，这两篇东西正是他们阴谋罪恶活动走到顶点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他们进一步伸出黑手，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采取更严重的反革命复辟行动的信号。

一

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好：“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
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七二页）

只要看一看“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活动的有关事实，看一看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他们这一阴谋的有关事实，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

事情首先需要回溯到一九七六年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指示。
四月三十日，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内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
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极为重要，表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沉毅、高瞻远瞩的雄伟气魄，重申了在解决各省的问题上要按照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办，体现了对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领袖的接班人的无限信任。
这对于“四人帮”竭力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方针，批邓另搞一套，妄图打倒华国锋同志，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政治野心和阴谋活动，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

华国锋同志当时就把毛主席的“慢慢来，不要招急”和“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
“四人帮”在场，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笔录，有案可查，姚文元还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
王、张、江、姚清清楚楚地知道，毛主席的指示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针对什么问题作的。
对于毛主席的指示，他们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他们不仅竭力对抗，并且在毛主席逝世之后，立即丧心病狂地有计划地篡改毛主席“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

他们的伪造，首先见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
姚文元特别把社论原稿所说“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的“在病中”三字删掉，以便给人造成一种是“临终嘱咐”的印象。
随即通过“四人帮”控制的一个发到全国的内部刊物，直截了当地说成是“毛主席和我们永别前发出的伟大号召”，“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嘱咐”。
大家看，明明是“照过去方针办”，在“四人帮”的手中变成了“按既定方针办”，明明是四个多月以前的指示，变成了“生命最后一刻”的“嘱咐”。
这不是蓄意造谣，又是什么呢！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偷天换日，居然把他们伪造的这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说成是什么“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继续前进的指南”，还说什么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等等，真是包举一切。
这就是蓄意塑造一个赝品，妄图冒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挥舞起来，作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绝妙武器。
从九月十七日起，他们控制的各种宣传机器就开足马力，连篇累牍，大肆宣扬。
他们叫嚷什么“宣传总的方针是六个字：‘按既定方针办’”，要让它“覆盖版面”！
就这样，一个险恶的政治大谣言，弥天而起了。

他们选择在九月十六日见报，用心也是极为险恶的。
就是说，恰恰是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之后，首都追悼大会即将召开，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发表之前，他们采取突然袭击，较他们原定发稿计划提前三天，抢先把所谓临终嘱咐抛出来。
并以此作为宣传中心，极力排斥中央正式通过的告人民书和悼词。
他们这种行径，使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确有这样一个毛主席“临终嘱咐”，又确如他们所说的这样重要，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向党中央提出极其庄重地加以公布呢？
他们参加了告人民书和悼词的讨论，为什么不提出要在告人民书和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中写进去，而却由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单独加以公布呢？
这样做，包藏着祸心。
他们企图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隐瞒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只有他们才是“临终嘱咐”的宣传者、捍卫者。
这一个政治大阴谋，是对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陷害，是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

在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发表之后，报道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致的悼词时，“四人帮”密令他们控制的喉舌工具要突出所谓临终嘱咐，“不要怕重复”，“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就是说，人家没有说这句话的，硬要给它添加上去！
同时，对于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他们却竭力抵制，说什么“没有的也就算了”！
至于群众悼念情况的报道，那就更加肆无忌惮。
说什么，天安门国庆座谈会的“内容主要是”“按既定方针办”啊，说什么，“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啊，等等。
处心积虑，强奸民意，至于此极。

他们这一套，理所当然地受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决反击。
九月底，有的中央负责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他们严正指出：你们突出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而不宣传“三要三不要”，你们的宣传方针不对。
十月二日，华国锋同志亲自在一个文件上删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指出：“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
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这就一举戳穿了“四人帮”的伪造。
我们的华国锋同志，略予批驳，投一光辉，就打乱了“四人帮”的步伐，迫使这一小撮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政治骗子现出原形。
他们很有一点狼狈了，且看他们怎样动作。

他们死不回头。
老奸巨猾的张春桥，跑出来说什么华国锋同志的批示不要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江青立即表示支持她的这个同伙。
但是一转身，两天之后即十月四日，“四人帮”就抛出了“梁效”的反党文章，同时加紧炮制《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的黑文。
两篇黑文，一个调门，大肆宣扬所谓临终嘱咐，并就所谓“篡改”（应读作揭穿他们伪造）“既定方针”的问题，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叫嚷“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要防止“邓小平一类走资派”“重演反革命的故伎”，“不管是什么人物，用什么方式搞修正主义，刮多大的阴风，我们都要造他的反”，还叫嚷“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等等等等，杀声一片。
他们贼喊捉贼。
他们要发难，要动刀，狗急跳墙了。
请同志们注意，他们不是声称十分爱好和平，很不喜欢那个“不必要的纠纷”吗？
原来，在他们那里，只有无产阶级的反击才是“不必要的”，而他们的反革命进攻却是绝对“必要”的。
“以免纠纷”云云，不过是缓兵之计，以便束博无产阶级的手脚，而对他们来说，却正是煽风点火，组织力量，施放毒箭，狠下毒手的大好时机。
他们就是这样在最后挣扎中走到了顶点。

你看他们这个时候，忙得很呐！

毛主席刚逝世，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
他们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切断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
这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第一着。

九月十二日起，姚文元和“四人帮”在两校的黑干将，一次又一次地布置向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
个别的坏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生前的安排，提出要江青当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这是“四人帮”此时的一个最中心的主题。

他们实在情急。
一封很有一点狂热劲头的“劝进书”说什么，要江青“立即出来担起这付重担，迅即宣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好一个“时乎不待”啊，等不及了。
江青更等不及。
她上窜下跳，四处游说，又是公开，又是秘密，又是会餐，又是照相，甚至还要别人把胶卷和苹果留着等她那个“特大喜讯”！
还有王洪文，居然十月二日就私拍了准备上台时用的他的“标准像”，第二天又窜到平谷县，叫嚷什么“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公然煽动反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他们很忙了一阵，也很乐了一阵。
这就叫做利令智昏。

一面是乐，一面就要杀人。
把死了两千多年的篡位夺权的大野心家吕后拉出来帮他们打起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黑旗，为他们的杀人事业壮胆，可谓江青此时的一大发明。
什么《刘邦死后，吕后如何按刘邦的既定方针办》，奇文之奇，实属罕见。
他们鼓吹“用西汉的历史多作文章”，什么文章呢？
说是要看“那些对立面是怎么一个一个收拾掉的”！
这就很清楚了：他们就要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他们的“对立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江青就要黄袍加身，做女皇了！
果然，操纵“梁效”的那个黑干将，十月三日深夜急令：“加快整理”早在九月中旬就已“精选”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黑材料；
十月四日即“梁效”反党文章发表当天，就急急忙忙地把这批黑材料拿走了。
特别是那个诡计多端的张春桥，绞尽脑汁，阴谋策划，赫然亲笔写下篡权复辟的提纲，说什么：“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图穷匕现。
“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就是这样同他们夺权和杀人的计划，紧密交织在一起。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
一九七六年九月下旬，反党电影《反击》完工之后，操纵“梁效”的黑干将派人向《反击》摄制组提出，还要赶拍一部以围绕“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为主题的电影。
摄制组的人们不懂，他们阴阳怪气地说：“过两周就会清楚了。”
大家看，“两周”，从九月下旬到十月四日“梁效”文章发表和八日预定发表另一篇黑文之时，大约已经临近，差不太多了吧。
原来，“四人帮”篡党夺权是有一个日程表的。
而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就是这个日程表的一部分。
这伙黑干将可爱之处，就在他们较为坦白。
但是，“两周”，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吧！

鲁迅有一句名言：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
“四人帮”就是一伙以谣言杀人的专家。
伪造所谓临终嘱咐，妄图以此打倒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史，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结果自取灭亡。
这就是他们的谣言杀人术登峰造极的表演，和最后的大破产。

二

“四人帮”如此大吹大擂地宣扬所谓“既定方针”，使人们不能不认真地来剖析一下他们的“既定方针”究竟是什么。

为了掩饰他们这条“既定方针”的反动实质，“四人帮”翻来复去地说什么，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
此类伪装的一个最新也是最后的伎俩，就是姚文元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那篇未出笼的黑文十月三日送审稿上所作的颇为别致的滑稽表演。

十月三日，姚文元同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密谋，“要想个办法，采取措施”来对付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揭露。
有什么妙计呢？
这个不愧为文痞的角色笔杆枪一摇，把送审稿上的“按既定方针办”，一下子改成“按照毛主席过去既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
你看他这个最新产品，既有“按”、又有“照”，既有“既定”、又有“过去”，既有“路线”、又有“方针”，一应俱全。
原来，他把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同毛主席亲笔指示“照过去方针办”，以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字样，分别拆开之后，统统混在一句话里，来了一个真假合璧，合二而一。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他大概以为，这样一改，既可以保存他们的反革命原意，又可以对付党的揭露，他们可以放手大干了。

但是欲盖弥彰。
姚文元这一手，恰恰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

“四人帮”的意图之一，就是要用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混淆和取代毛主席指示的“照过去方针办”。

在这里，难道仅仅是什么字面上的差别吗！
否，这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方针，体现了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

不错，“四人帮”确实是有一条“既定方针”的。
这条“既定方针”的基本点，就是篡党、夺权、复辟。
说得详细一点：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一个所谓“既定方针”，实质上也就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是“四人帮”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
或者用那个一手把持《光明日报》的“四人帮”喽罗的黑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国策”。

大家知道，毛主席指示的“照过去方针办”，是针对一定问题讲的。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就是要照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办，照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华国锋同志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讲话办。
但是，“四人帮”却一反其道而行之。
一个黑干将公然叫嚣，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是同他们炮制的所谓清华大学的“经验”“唱对台戏”！
他们拚命鼓吹揪“一层人”，甚至要揪什么“邓大平”、“邓二平”。
他们由江青出马，在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间两次私自召集若干省市负责同志讲话，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矛头直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毛主席洞察一切，当时就指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并要人转告华国锋同志，江青的讲话不对。
真是一针见血！
批邓另搞一套，这就是“四人帮”的一条“既定方针”。
到一九七六年七月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们又一次地恶性发作，有计划、有预谋地策动一些人在会上发难，以批邓为借口，向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猖狂进攻，妄图篡党夺权。
华国锋同志在这次会上针锋相对，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作了精辟的说明，打退了“四人帮”的猖狂进攻。
尖锐的斗争反复说明，“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同毛主席的指示“照过去方针办”，是根本对立的。

“四人帮”的意图之二，就是要用他们伪造的那个“按既定方针办”，混淆和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取代党的基本路线。

“四人帮”有一条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既定方针”，不自批邓始，历来如此。
远的不说，他们窃据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年来，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的纪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煽动“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受到毛主席多次批判，他们多方抵赖。
批林批孔大搞“三箭齐发”，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受到毛主席尖锐批判，他们阳奉阴违。
策划“组阁”阴谋，诬告周总理，被毛主席及时察觉和粉碎。
他们贼心不死，又抛出反经验主义为“纲”，再次受到毛主席批判。
以后，他们一面假检讨，一面疯狂反扑，利用批邓，策划全面夺权。
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他们疯狂反对，张春桥的《二月三日有感》就是证明。
毛主席严厉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他们变本加厉。
从一贯抗拒毛主席指示，直到迫害毛主席，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妄图打倒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
哪一条、哪一款不是用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既定方针”即极右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毛主席对他们的多次批判，他们不但不听，屡教不改，并且怀恨在心。
“既定”到底，死不回头，恰好说明他们是走“定”了资本主义道路的、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他们的“既定方针”，就是他们那条篡党夺权复辟的极右路线。
什么“按既定方针办”，就是要按他们那条极右路线办！

“四人帮”的意图之三，还在于用那个“按既定方针办”，混淆和取代毛主席关于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伟大理论。

“四人帮”说什么，谁“篡改既定方针”，谁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头子”；
走资派还在“‘走’的基本内容”，就是所谓“篡改既定方针”。
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把所谓“篡改”问题作为“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内容”，作为“当前”“批邓”的“主要之点”。
你敢“篡改”即揭穿他们伪造的“既定方针”吗，那你就是“革命对象”，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修正主义头子”，就要对你实行“专政”，置之死地。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的刀锋所向，何等清楚啊！

这一来，他们那个“既定方针”，就一下子变成了所谓识别党内资产阶级的最高标准，也即是分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革命对象的最高标准。
大家知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毛主席总结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基本原则，是识别党内资产阶级的真正标准，是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主席在批判“四人帮”时，多次强调的就是这个基本原则。
正因为这样，在他们看来，“三要三不要”简直就是足以制他们死命的紧箍咒。
他们一面把所谓“既定方针”抬到吓人的高度，一面千方百计地抵制和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
一九七六年九月中央准备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时，“四人帮”竟然反对写上“三要三不要”，“理由”是悼词“长”了。
你看他们这一副叛徒嘴脸，堕落到何等可耻的地步！

“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种提法，就是形而上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
“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篡党、夺权、复辟。

三

粉碎“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大阴谋的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
这场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列宁说：“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一七页）

“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大阴谋，正是列宁所说的敌人窃取伟大领袖的名字来欺骗人民的最新表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但窃取伟大领袖的名字，而且居然打起所谓反对“篡改”的旗号来欺骗。
而他们自己，却恰恰是在这个旗号掩护之下，肆无忌惮地进行了极端无耻、骇人听闻的篡改和伪造。

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场粉碎“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的斗争，其实质，就不能不是一场维护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红旗的斗争，不能不是一场粉碎“四人帮”打着反“篡改”旗号来篡改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斗争。

一切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说明，革命的伟大领袖的逝世，对于革命阶级和革命运动来说，总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困难。
而对于革命的敌人来说，则总是他们利用革命阶级的困难，向革命猛扑过去，扼杀革命的一个极好时机。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阶级及其政党能否后继有人，接班的领袖能否继承伟大领袖的遗志，高举革命旗帜，战胜一切敌人尤其是内部敌人变换手法的猖狂进攻，对革命事业的成败关系极大。
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遗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包括粉碎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的斗争，正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一个最新的光辉典范。
我们华主席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树立的巨大历史功勋，最根本的，就是坚定地高举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捍卫和实践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坚持贯彻了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揭露了“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罪恶活动。
伟大的斗争造就伟大的领袖。
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华主席。
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四人帮”错误地估计形势。
他们曾经是那样狂妄地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了我们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党，过低估计了代表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
他们兴高采烈地搬起一块叫做“既定方针”的“临终嘱咐”的大石头，来打无产阶级。
但是却反过来打了他们自己的脚。
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他们自己从头到脚打得稀巴烂了。

这就叫做物极必反。

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的正确。

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要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把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长期以来严密控制文艺阵地，利用文艺进行反党活动，为他们篡党夺权人造反革命舆论。
特别是今年二月，“四人帮”狗头军师张春桥在写下反动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同时，疯狂叫嚷要文艺界“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为他们篡党夺权加紧了舆论准备。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心领神会，立即着手大干。
从电影、戏剧、美术、小说到评论，一齐开动了起来。
他们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再三交代这是“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大局”，并煽动说：“写走资派的级别要高的，不要低的”，“越高越好”，“可以写到副总理”。
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以后，各种文艺形式的所谓“重点创作”便纷纷上马了，有写铁道部的，有写某省委的，有写“风庆”轮的，还强令各地参加“农业学大寨”专题调演的文艺节目也必须写与走资派作斗争。
他们把一切创作都纳入这个轨道，准备篡党夺权的时机一到，便一齐放将出来，向党、向无产阶级大开“排炮”。

王张江姚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为什么又如此热衷写和“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呢？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以毒草影片《反击》为例，剖析其炮制过程，戳穿了“四人帮”玩弄这套把戏的反革命实质。
拍摄《反击》是“四人帮”一伙在一次饭桌黑会上策划的一个大阴谋，从影片主题的确定，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台词的增删，以至拍摄场地的选择，都由“四人帮”的亲信严密把关。
创作和摄制过程中，他们一再叫嚣“要写大走资派，一直写到中央”，“走资派不光是邓小平一个人，还有一层人，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有邓大平，还有王小平、唐小平”。
他们批邓另搞一套，把他们私整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抛了出来，给创作人员作“参考”，毫不掩饰他们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的反党野心，把矛头直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四人帮”的一个亲信杀气腾腾地授意说：“走资派就是反革命，也可以抓起来，判刑，还可以枪毙他几个。”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他们按捺不住篡党夺权的野心，再三催促：“哪怕粗一点，就是要快”，强令《反击》在十月一日前出片。
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炮制这株毒草？
“四人帮”的亲信对编导人员说，《反击》“不光是文艺问题”，《反击》是一个“拳头”，“要引起连锁反应”。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他们就是要把《反击》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行动信号，梦想电影一放，立即引起“连锁反应”，层层揪所谓邓小平的代理人，处处抓所谓的“走资派”，乱党乱军，以便他们在乱中乘机篡权，复辟上台。
怪不得影片一脱手，“四人帮”一伙便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交口称赞这部片子很有“现实意义”，叫嚣“好纲要用在刀刃上”，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把它放出笼。
但是黄梁易熟，好梦难成。
《反击》还没有来得及抛出去，“四人帮”的黑手就被斩断，这部毒草影片则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罪行的一个铁证。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
毛主席、周总理、华国锋同志肯定了的文艺作品，他们一概敌视，密谋策划，捏造罪名，组织围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们对电影《创业》是这样干的，对《海霞》、《园丁之歌》等影片也是这样干的。
首都文艺战士指出，《海霞》的政治内容是好的，在艺术上虽有不足之处，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影片。
可是“四人帮”一伙对这样一部影片，却大打出手，硬给扣上一顶“与样板戏对着干”的大帽子，给编导人员加上了“行帮性导演中心制”的罪名。
原来，《海霞》这部影片是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看过并给予肯定的。
“四人帮”又批影片，又整编导，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同志。
电影《园丁之歌》更是如此。

这部影片是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指示摄制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后热情鼓掌，给以肯定。
王张江姚“四人帮”明知如此，却仍然捏造罪名，横加指责，大兴问罪之师，把它判为“坏戏”、“毒草”，不准放映。
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反党篡权的狰狞面目。

首都广大文艺战士愤怒地揭发说，“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一方面打击陷害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一方面又伪造历史，造谣惑众，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给自己披上了“文化大革命功臣”、“马列主义理论家”、“文艺革命旗手”等一张张画皮。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竟然胡吹什么“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江青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狂热地吹捧江青，说什么江青领导京剧革命，“为文艺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样板”；
大野心家江青也厚颜无耻地自吹自擂说，“样板戏是我搞的”。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更是抬轿子，吹喇叭，左一个江青“冲锋陷阵披荆斩棘”，右一个江青“呕心沥血，精心培育”。
首都广人文艺战士以文艺革命的历史无情地驳斥了这种种谎言。
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四人帮”这样肆无忌惮地伪造历史，口吐狂言，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腾出“空白”，他们的“旗手”就没有地方摆；
不腾出“空白”，他们的“功臣”牌坊就没有地方立。
制造“空白”是为了树他们自己，是为他们篡权复辟拼凑资本。
这就是“四人帮”的险恶用心。

亲身参加文艺革命实践的首都文艺工作者指出，革命样板戏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诞生的，是广大文艺战士努力实践毛主席文艺路线的成果。
江青贪天之功，竟然把这些成果统统贴上“江记”标签，据为己有。
这个大野心家、阴谋家不但窃取别人的成果，还倒打一耙，恶狠狠地把一些原作品诬蔑为“坏戏”、“毒草”，甚至把原作者打成“反革命”。
文学艺术研究所的同志控诉了“四人帮”迫害京剧《红灯记》原改编人员的罪行。
京剧《红灯记》是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改编的。
从改编到排演，江青没有到过一次排演场，更没有动手写过一句台词。
直到一九六四年五月，她才看了一次预演。
先是赞扬，继而又说把戏改坏了。
于是，她冒充内行，信口雌黄，责令按她的旨意来改。
就这样，一九七○年公开发表的《红灯记》演出本，便成了江青“呕心沥血”的杰作，载入了“江记”的功劳簿。
“四人帮”并到处宣扬说，一九七○年演出本是对原改编本“脱胎换骨”的改造。
文艺战士们满腔愤怒地说，事实上，只要翻开《红灯记》原改编本就可以看出，一九七○年演出本中重要的和主要的唱段，主要的和基本的导演构思，以及舞台形象的塑造，精彩的场次，都是原改编本就有的。
大家揭露说，更为狠毒的是，江青把功劳抢到了手还要“杀人灭口”，把原主要编导人员诬陷为破坏《红灯记》的罪人，打成“反革命”。
直到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原编导人员才重见天日。
江青这个白骨精为了捞取一张“功臣”“旗手”的画皮，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不但伪造历史，大言不惭地吹捧自己，而且直接调动电影、戏剧、小说、美术等艺术手段赤裸裸地抬高自己，美化自己。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揭发，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江青曾多次露骨地提出，要在一些纪录影片中剪短周总理的镜头，加多、加长王张江姚“四人帮”的镜头。
在审查纪录影片时，她恶狠狠地说，“周总理的镜头太长，要剪短”，同时恬不知耻地提出增加她自己的镜头。
在摄制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新闻片时，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竟公开提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镜头“要多些”。
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四人帮”一伙责令把江青在大寨骑马、看戏、说黑话、装模作样的“劳动”都要拍成影片。
而今年唐山、丰南发生强烈地震，华国锋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到灾区慰问时，电影摄制人员已经准备上车去拍摄这一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活动，而“四人帮”的亲信闻讯后竟硬是不准去。

文艺工作者们纷纷指出“四人帮”一伙不仅抢电影、电视的镜头来抬高自己，而且还狂妄地要把自己的丑恶嘴脸化为舞台、银幕上的艺术形象。
他们授意炮制的大型话剧《盛大的节日》刚刚演出不久，今年夏天就急急忙忙地要把它搬上银幕，叫嚷：“北面的《反击》，南面的《盛大》要作为两个战役来打！”
这株反党大毒草，以歌颂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为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王洪文、张春桥百般美化，并且影射攻击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更疯狂叫嚷大毒草《盛大》是他们捏造的那个“按既定方针办”的“形象”教材！
其加紧反党的野心，昭然若揭。
现在，妄图为“四人帮”“登基”时庆功祝捷的《盛大的节日》已经化为泡影，它同毒草影片《反击》一样，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又一失败的记录。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江青有野心”，又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可是，王张江姚“四人帮”不顾毛主席的再三警告，反党篡权的野心却越来越膨胀。
江青不但继续打着代表毛主席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而且公然宣称：“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则声嘶力竭地喊“紧跟江青干革命”，“跟着江青就是跟着觉”，竟举杯祝江青“万寿无疆”。
江青俨然成了“四人帮”一伙顶礼膜拜的“现代女皇”。
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曲学校的同志揭发说，“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强令学校对学生进行“无限忠于江青”的教育，“培养对江青的感情”。
他们令人作呕地提出，“要把这种感情的培养贯穿到每一堂课，每一分钟”。
新生入学的第一课，便吹嘘江青的所谓“功德与关怀”，考场上贴江青的“语录”，学生有了什么“错误”，也要检讨“对不起江青”。
在“四人帮”的眼里，哪里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江青炮制了一首黑诗：“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这是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狼子野心的自我暴露。
当这伙“害人帮”正朝思暮想“露峥嵘”的时候，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把这伙横行一时的害人帮扫出了历史的舞台。

首都广大文艺战士纵情欢呼：“四害”已除，形势大好，伟大祖国，前程似锦。
他们决心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前进，用战斗迎接祖国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盛开的春天。
新华社记者
===== “四人帮”越恨大寨；
我们越要学大寨-兰州部队某部“英雄八连”运用十三年来向大寨学习的亲身感受，狠批“四人帮”攻击和诬蔑大寨红旗的罪行，决心更好地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加强部队建设

编者按：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
大寨的根本经验不仅对农业，而且对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包括对我们加强军队建设，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疯狂反对毛主席，妄图把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一刀砍掉。
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四人帮”把矛头直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指华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反对七亿农民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破坏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一派大好形势。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也挽救了大寨红旗。

我们欢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要更好地学习和运用大寨的根本经验来加强部队建设，积极支援普及大寨县运动。
“英雄八连”十三年来坚持学大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要象“英雄八连”那样，狠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用实际行动迎接全国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

本报讯 兰州部队某部“英雄八连”干部战士，运用十三年来向大寨学习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狠批“四人帮”恶毒攻击和诬蔑大寨，疯狂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罪行。
大家说，“四人帮”越是恨大寨，反大寨，破坏农业学大寨，我们革命战士越要爱大寨，学大寨，让大寨红花遍地开，越要学习和运用大寨的根本经验，加强部队建设。

八连学大寨，学得早，学得好。
一九六三年底，大寨遭受特大洪灾后正在重建家园的时候，八连就拉练到大寨，同贫下中农并肩战斗。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以后，八连积极响应，坚持不懈地向大寨学习。
十三年来，他们利用野营拉练或派代表十一次去大寨参观学习。
陈永贵、郭凤莲等同志曾四次到八连传经送宝，给予连队许多宝贵的指导。
去年底，八连所在部队召开政工会议，总结推广了八连向大寨学习，促进连队建设的经验。
会议期间，大寨党支部还给八连拍来热情洋溢的电报，鼓励他们继续前进。
这些年来，大寨的英雄业绩，大寨人民对子弟兵的亲切关怀，对八连是有力的鞭策和鼓舞。
八连的干部战士和大寨的贫下中农心连着心。

八连干部战士们说，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号召下，农业学大寨已成为我国农村最广泛最深刻的伟大群众运动，它对于推动广大农村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学习华国锋同志《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重要报告，学习大寨经验，掀起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高潮。
“四人帮”对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恨不得一棍子把这个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打下去。
副指导员蒋绍奇说：去年冬季我们在野营拉练途中，到处看到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红旗招展，人来车往，一片热气腾腾大干社会主义的景象。
可是，时过不久，“四人帮”就借批邓为名，否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我们革命战士非常气愤，现在是彻底清算“四人帮”滔天罪行的时候了。

“四人帮”妄想砍倒大寨红旗的罪行激起了“英雄八连”干部战士的无比愤慨。
今年九月，八连派学习小组去大寨，正碰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窜到那里搞破坏。
江青一到大寨，就活象一条疯狗，到处咬人，对大寨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妄想把大寨红旗一斧子砍倒。
她还下令把大寨圈起来，不准别人参观。
八连的代表去大寨联系，没到村口就被挡了回来。
为此，同志们憋了一肚子气。
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一些到过大寨的同志冲锋在前，全连人人上阵，口诛笔伐，会场上、饭堂里、训练场和支农劳动的田间地头，到处摆开了大批判的战场。
党支部还代表全连干部战士，给大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写了信，热烈赞扬英雄的大寨斗得好！
表示一定要向英雄的大寨人学习，和大寨贫下中农并肩战斗，痛击“四人帮”。

干部战士在批判中愤怒地说：“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恶毒攻击大寨“听修正主义的”，诬蔑大寨“骄傲了”、“政治上落后了”。
这完全是胡说！
大寨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
大寨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同修正主义斗过来的。
我们多次去大寨参观学习，对大寨同修正主义斗的每一个回合，都记得清清楚楚。
副指导员宋伯康指出：大寨的干部和群众，在“四人帮”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抵制和斗争，从来不信他们那一套。
反党分子江青两次窜到大寨破坏捣乱，大寨贫下中农针锋相对地同她斗，斗得她张口结舌，真是大快人心！
“四人帮”自己是一伙专搞修正主义的阴谋家、野心家，却反诬大寨“听修正主义的”，真是无耻之尤。

大寨“骄傲”了吗？
“落后”了吗？
副连长徐大艾说：在成绩面前，大寨人一天也没有满足过，继续革命的步伐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十三年来，我们每次去大寨，每次都看到，大寨人的精神面貌在变，山变、地变、村变、产量变，年年都有新套套，年年都有新贡献，真是大寨步步高，一步一层天。
大寨人常说：“比比旧大寨，变化真不小，想想大目标，贡献总是小。”
他们响亮地提出：“大批了还要再大批，大干了还要再大干，大变了还要再大变，贡献多了还要再多贡献。”
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何等豪迈的誓言！
什么“骄傲”呀，“落后”呀，都是“四人帮”为了砍倒大寨红旗捏造的罪名。
大野心家江青哀叫：大寨“眼里没有我江青”，这话算她说对了。
英雄的大寨人对那些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从来都是敢顶敢斗，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这决不是什么“骄傲了”，而是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这更不是什么“政治上落后”，而恰恰显示出大寨人在政治上的坚强。
大寨不愧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四人帮”大放厥词，攻击大寨“大批促大干”的经验是“唯生产力论”，诬蔑大干快上是“反动口号”。
八连干部战士对此无比愤怒。
一九六四年，八连到大寨学习，全连同志曾经怀着敬佩的心情，排起队来挨着次序抚摸着老英雄贾进才那双长满老茧的手。
大家亲眼见到，贾进才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大寨，抡起大锤，开山打石，虎口震裂了缝，鲜血直流。
老英雄先是用胶布贴上，贴不住，就用针线把裂开的口子缝上，真是一双“铁掌”。
去年，一排长白朝阳到大寨参观，见到贾进才，又细细抚摸着这双“铁掌”。
他在批判中激动地说：难道大寨贫下中农这样流血流汗、拚死拚活地大干社会主义，竟有了罪吗？
难道“四人帮”花天酒地，吃饱了喝足了专搞阴谋诡计，从不关心劳动人民的死活，反倒成了最“革命”的吗？
这真是人妖颠倒！
“四人帮”拚命反对学习大寨，反对大干快上，是存心毁掉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把社会主义搞垮，要全国人民重新拖起要饭棍，靠喝西北风过日子。
他们是一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是劳动人民的死对头！

八连干部战士还运用他们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加强连队建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狠批“四人帮”。
长期以来，八连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和“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教导，坚定不移地学大寨。
大寨的根本经验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八连运用这些经验，加强了连队建设。
他们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不断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他们大批促大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苦练军事技术，军政素质不断提高。
今年五次实弹射击都取得了优秀成绩，投弹平均达到四十九米，其它训练课目也取得了好成绩。
同志们说：大寨提出的“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的口号，生动地体现了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正确方针，我们就是要学习大寨，大干快上。
“四人帮”妄想阻挡亿万军民前进的步伐，只能被踏得粉身碎骨。

打烂“四人帮”，思想大解放，斗志更昂扬。
八连干部战士决心把大寨红旗举得更高，把学大寨的口号喊得更响，劲头鼓得更足，在英明统帅华主席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奋发图强，大干快上，加速连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
最近，党支部还带领干部战士，积极支援驻地社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满腔热情地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

本报讯 在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伟大胜利的大喜日子里，山东省军区从机关部队抽出大批干部，分别参加省、地、县第二批农业学大寨工作团。
他们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深揭猛批“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罪行，努力抓革命促生产，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中做出了新的贡献。

去年十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一结束，山东省军区党委就积极响应党中央“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立即从机关、部队中抽调了二千多名干部，分别参加省、地、县农业学大寨工作团，下到二百个公社的四百多个生产大队。
今年十月，他们又派出大批干部参加第二批农业学大寨工作团，深入到农业第一线，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重温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光辉指示和华国锋同志去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的报告，举办政治夜校、联户学习班，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声讨会、批判会，从田间地头到家庭院落，到处摆开了批判“四人帮”的战场。
在革命老根据地沂蒙山区临沭县老圩里大队蹲点的县武装部长王志敬，和大队党支部、贫下中农一起，以大量生动的事实，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干扰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罪行。
他说，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树立的一面红旗，可是，“四人帮”却把大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张牙舞爪地挥起板斧，企图砍倒毛主席为我们树立的这面红旗。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越是拚命反对学大寨，我们越要更加扎扎实实地学大寨。

住在毛主席亲自批示过的莒南县厉家寨大队的县武装部工作组的同志，连日来和贫下中农一起，一遍又一遍地学习马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制造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罪行。
同志们说，我们厉家寨十几年来，在毛主席关于“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倒”的光辉批示指引下，发扬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吃大苦，流大汗，把昔日的穷山秃岭，改造成稳产高产的大寨田，今年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三百多斤。
我们的变化，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拚出来的，干出来的，可是“四人帮”却胡说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这真是一派胡言，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不让我们发展生产，不要干社会主义，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红军老战士范希庚，在一个县城关公社担任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长。
他虽然已年近六十，但革命精神和干劲却不减当年，不论是抢收抢种、积肥运肥，还是打场脱粒、平整土地，他都抢着干。
社员群众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乐哈哈地说，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别说吃点苦，受点累，就是掉上几斤肉也值得。
他的模范行动，进一步激发了干部和社员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积极性。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尼·齐奥塞斯库同志十二月十五日下午接见了以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姬鹏飞同志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对齐奥塞斯库同志的亲切问候，并强调指出，华国锋同志十分珍视中罗友谊的发展。
他对齐奥塞斯库同志接见代表团和代表团在罗马尼亚逗留期间受到罗马尼亚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热情友好的欢迎和接待表示衷心感谢。

齐奥塞斯库同志对华国锋同志向他的问候表示衷心感谢，并请姬鹏飞同志转达他对华国锋同志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他衷心祝愿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齐奥塞斯库同志表示深信，罗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将获得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

谈话是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接见时在座的有：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尼·乔桑，罗共中央书记奥·杜马，罗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国务委员会委员瓦·维尔库，罗共中委、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副主席杜·吉谢，罗共中央候补委员、罗中友协副主席欧·巴尔布，罗共中央副部长瓦·桑德鲁。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接见时也在座。

综合新华社消息以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满载罗马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结束了对罗马尼亚的访问，于十二月十五日晚乘火车前往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
十六日到达贝尔格莱德。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今天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副总理格奥尔基·奥普雷亚同志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斯特凡·安德烈同志举行了会谈。

会谈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罗马尼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罗共中央候补委员、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格夫里列斯库，罗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扬·塞尔布，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部第一副部长阿列克山德鲁·莫尔格里特斯库，以及米尔卡·安杰列斯库、斯坦丘·布勒特斯库、扬·道洛班楚。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以及谷力虹、郗照明、刘华。
（附照片）

李先念同志同奥普雷亚同志和安德烈同志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下午会见以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苏克雷州总书记埃德华多·莫拉莱斯为团长的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青年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拉友协负责人申健，有关方面负责人邢竹芳、贾学谦等。
（附照片）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会见以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苏克雷州总书记埃德华多·莫拉莱斯为团长的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青年代表团。

这是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据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讯 据“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广播，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为庆祝建党三十四周年发表声明，强调“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大力发展人民战争，推翻法西斯反动卖国统治集团”。

声明说：“十二月一日泰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四周年的日子，在革命正在向前发展而人民的敌人正在疯狂挣扎的大好形势下到来了。

“在广大的农村，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的各种革命力量战胜一切困难在斗争中更加成长壮大起来。
他们同敌人展开更加频繁的战斗，并且消灭了大量敌人，广泛动员群众，扩大统一阵线，开拓新的游击区，发展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在反动统治区，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各界人民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为争取合理权益，反抗法西斯专政和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汹涌澎湃地进行着，使人民的敌人处于一片混乱。

“这两股斗争洪流猛烈地冲击和动摇了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声明说，大封建地主、大资本家、大军阀法西斯极右派害怕泰国人民的觉醒和人民争取独立民主斗争的广泛发展。
“他们秉承美帝国主义主子的意旨，制造十月六日流血事件，对学生和各界人民进行野蛮的血腥镇压，发动政变，罪恶地恢复法西斯独裁专政，使泰国处于最黑暗的深渊。”
声明说：“十月六日流血事件，给我们人民又一次深刻的教训：人民的独立、民主、公理、利益和幸福，只能靠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取得，而不可能通过和平手段来获取。
人民的敌人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必然要拚死挣扎，只要国家机器还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就会用一切方法甚至用最残暴野蛮的手段来镇压人民。”
声明说：“在反动统治区，不愿当奴隶的各阶层人民仍然在各地英勇坚持斗争。
奔赴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对在各条战线上坚持斗争的人们那种斗争决心和为国为民的牺牲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
声明说：“我党一贯坚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利益而斗争，真诚地参加、支持和帮助人民的正义斗争。
我党对解决国家和人民的问题有极其明确的政策，正如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发表的声明中所阐述的。
我党的政策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形势发展证明我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声明指出，为了适应目前发展和变化了的形势，泰国共产党对当前政策作了调整。
新的十大政策中指出：“联合各族工人、农民、小资产者、民族资本家以及政党、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力量，扩大人民战争，排除美帝国主义的势力，推翻法西斯反动卖国政府，成立一个由各革命力量的代表组成的人民政府，建立起独立、民主和繁荣的新泰国。”
“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废除一切卖国和不平等的条约、协约和协定，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在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提供利益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团结合作和支持全世界被压治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
声明说：“在大封建地主、大资本家和军阀集团一小撮法西斯极右派一手造成我们可爱的泰国正在变为黑暗的地狱和集中营的情况下，每个泰国人民必须奋起斗争，把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并开拓光明的前途。
我党乐意和所有政党、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合作，同共同敌人进行斗争。
为了使我们的斗争更加有力量和早日取得胜利，我们认为现在是各团体的人民力量联合成广大的革命统一阵线的时候了。”
声明说：“我党各级机构必须注意发展壮大党的组织。
党员和干部必须牢牢掌握党的路线政策，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成为各项工作的模范，发展和壮大武装队伍，推动革命前进。”
声明最后说：“只要我们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奋斗，让革命烈火到处熊熊燃烧，敌人的末日就越来越近，人民的胜利就一定早日到来。”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至十五日）

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在十二月上旬召开了特别会议，通过决议，建议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
这是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主义，加强区域性经济合作的新发展。

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是根据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倡议决定的。
蒙博托总统说：“政治独立是必要的，但是，这是不够的。
没有经济的独立，独立仍会受到危害。”
历史的事实正是这样。
多少年来，非洲的丰富资源都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掠夺去了。
勤劳的非洲人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广大非洲独立国家经济上还处于不够发达的状态。
因此，争取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是非洲国家的严重而迫切的任务。

怎样才能完成这项严重任务呢？
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加强团结合作，就能有效地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剥削、掠夺和控制进行斗争，就能促进各国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经济独立。
近些年来，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合作，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各种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相继出现。
非洲森林经济和木材贸易组织、非洲油料生产国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等等，已经先后建立起来。
现在，又决心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这进一步表明非洲国家在加强经济合作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建议，给了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修经济霸权主义一个沉重的打击。
长期以来，苏美两霸顽固地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破坏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妄图进一步掠夺和控制别人，阻碍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装扮成非洲国家的“天然盟友”，打着“经济援助”的破旗，千方百计向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渗透，企图把非洲纳入社会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体系。
为此，苏修还恶意散布非洲国家经济合作“缺少良好的政治气候”等谎言，阴谋破坏非洲国家间的区域性合作。
这次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特别会议决定加强合作，建议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这就有力地戳穿了苏修的无耻谰言。
我们相信，英雄的非洲人民只要坚持自力更生和团结合作，坚持反殖反帝反霸，就一定能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完全独立。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至十五日）

最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干涉芬兰的内政，在芬兰“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暴”，芬兰许多政界人士愤怒谴责苏修的霸权主义行径，表明了芬兰人民不可侮。

苏联“共青团”曾经无耻地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就是芬兰和苏联在明年联合举行苏联十月革命六十周年和芬兰独立六十周年庆典。
最近，苏联驻芬兰大使斯捷潘诺夫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居然又把这个建议端了出来。
这是对芬兰人民的挑衅。
芬兰一百多年的历史，是老沙皇不断侵略、掠夺和芬兰人民反侵略、反掠夺的历史。
六十年前，随着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芬兰人民以自己的长期斗争赢得了国家的独立。
芬兰国家独立日是芬兰人民自己的节日。
芬兰人民庆祝这个节日，是芬兰人民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决心的体现。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而再地要芬兰同苏联“联合”举行庆祝活动，说明它根本不把芬兰的独立和主权放在眼里，实在是欺人太甚。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恶劣表演，理所当然地激起了芬兰政府和人民的愤慨。
芬兰民族联盟党议员库莱尔沃·赖尼奥指出，苏联大使的这个建议构成了对别国的干涉，并且是“对芬兰独立的侮辱”。
这个党的另一位议员图雷·荣尼拉也指出，如果安排这种联合庆祝活动，那就会造成芬兰是苏联的某一类卫星国的印象，而在世界上扩散这种印象，肯定是完全不符合芬兰利益的。
他表示希望芬兰政府明确拒绝这一建议。
据报道，芬兰当局准备单独庆祝芬兰的独立日。

苏修抛出这个“建议”并非偶然。
它一直处心积虑地妄图把芬兰这个主权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不久前，苏联出版的《睦邻关系三十年》的书中，肆意歪曲《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就是又一明证。
条约明确指出：“芬兰致力于不陷于大国间的利益冲突”。
但书的作者却气势汹汹地说什么，这并没有使芬兰负有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中立的义务。
他们硬说这一条约具有军事合作协定的性质。
正象芬兰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克斯·雅各布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苏联这样干，是想利用“一种条约的锁链把芬兰同苏联拴在一起”。
也正象芬兰马列主义小组机关刊物《十月》发表的文章所指出的，苏联粗暴地曲解条约，意味着苏联要把一个新条约强加给芬兰，“苏联想要取得在芬兰部署军队的自由”。
据报道，苏联已把两个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机动师驻扎在靠近芬兰的边界上，这充分暴露了它对芬兰军事扩张的野心。

但是，芬兰人民是具有反帝光荣传统的人民，他们是不会听从苏修的任意摆布的。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犯芬兰的独立和主权，结果只能是遭到芬兰人民的反抗，使它的伪善面孔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识破。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至十五日）

年终岁尾，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传来了一阵阵惶恐不安的惊呼和哀叹声。
这些国家还没有从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喘过气来，就陷入了新的经济停滞和衰退的困境。

美国经济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经历了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以后，工业生产曾略有回升，资产阶级报刊自我安慰地宣扬这次危机已经结束了。
但是，从今年第二季度起，美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失业人数激增，物价继续上涨，对外贸易接连出现逆差。
据公布，今年第二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年率比第一季度减少一半以上，第三季度又低于第二季度，第四季度还将进一步下降。
工业生产回升速度，第二季度也从第一季度的百分之三降到百分之一点五，第三季度降至百分之零点七，到十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已倒退到今年六月份的水平。
长期以来，美国靠扩大政府开支刺激经济，使财政危机也空前严重。
一九七六财政年度的赤字达六百五十六亿美元，比上一个财政年度的赤字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成为美国历史上赤字最大的财政年度。
为了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一九七六财政年度仅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就高达六千一百六十亿美元，相当于最近两个财政年度的全部收入。
垄断资产阶级为转嫁危机，继续滥发钞票，解雇工人。
今年第三季度的消费品物价上涨年率已达百分之五点八，是第一季度涨幅的两倍。
十一月份失业人数已从六百八十六万增加到七百八十万，是去年十二月份以来的最高数字。

西方报刊指出，今年夏季以来“折磨着美国经济的停滞”，已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
据日本政府十一月底的统计，日本工矿业生产从八月到十月连续下降三个月。
今年头十个月倒闭的企业已达一万二千三百多家，接近去年全年倒闭企业的总数。
完全失业人数一直超过一百万人，今冬明春失业人数将进一步增加。
英、法、意大利和西德等西欧国家，也是生产停滞，物价上涨，失业人数始终保持在百万左右。
英国首都伦敦有一个安排临时就业的机构，那里仅有一百三十五个学徒的空缺，而申请的人却超过两千。
一九七四年以来，英国物价平均上涨了百分之五十一，一个普通工人得用工资收入中的一半付房租、水电费，百分之十一用来还债，剩下的钱应付不了吃穿。

西方国家的经济困境，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矛盾不断深化。
垄断资产阶级向劳动人民转嫁危机，激起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互转嫁危机，使它们之间争夺市场的贸易战愈演愈烈。
难怪西方许多经济学家惊呼：“经济复苏所出现的停滞局面无论时间之长和程度之严重都超出了原来的估计。”
许多迹象和估计都表明，一九七七年的西方国家经济，前景仍然是一片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