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
本报编辑部
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一大阴谋。
揭穿和粉碎这一阴谋，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事情的发展出于反动派意料之外。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刻，“四人帮”曾经是那样兴高采烈，以为时机已到，大大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的步伐。
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就是他们加快步伐的一个突出标志。
看一看1976年10月04日《光明日报》那篇“梁效”反党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吧：
急于发难，杀气腾腾，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他们捞到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恰恰是他们自己的最后大暴露。
机关算尽，一朝覆亡，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到头来不过是“四人帮”灭亡前的猖狂一跳而已。
对于10月04日的“梁效”反党文章，人们已经作了许多批判，指出那是一个篡党夺权的动员令。
现又查出，“四人帮”手中还有一篇同样性质而且更为狡诈的黑货，原题为《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经姚文元三次审改，预定于10月0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只是由于他们迅速垮台，未及出笼，呜呼哀哉了。
事出有因，两篇黑文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
联系到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中国天空“四人帮”乌云乱翻，大家看得清楚，这两篇东西正是他们阴谋罪恶活动走到顶点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他们进一步伸出黑手，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采取更严重的反革命复辟行动的信号。
一
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好：
“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
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页）
只要看一看“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活动的有关事实，看一看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他们这一阴谋的有关事实，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
事情首先需要回溯到1976年04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指示。
04月30日，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内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
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极为重要，表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沉毅、高瞻远瞩的雄伟气魄，重申了在解决各省的问题上要按照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办，体现了对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领袖的接班人的无限信任。
这对于“四人帮”竭力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方针，批邓另搞一套，妄图打倒华国锋同志，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政治野心和阴谋活动，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
华国锋同志当时就把毛主席的“慢慢来，不要招急”和“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
“四人帮”在场，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笔录，有案可查，姚文元还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
王、张、江、姚清清楚楚地知道，毛主席的指示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针对什么问题作的。
对于毛主席的指示，他们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他们不仅竭力对抗，并且在毛主席逝世之后，立即丧心病狂地有计划地篡改毛主席“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
他们的伪造，首先见于1976年0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
姚文元特别把社论原稿所说“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的
“在病中”三字删掉，以便给人造成一种是“临终嘱咐”的印象。
随即通过“四人帮”控制的一个发到全国的内部刊物，直截了当地说成是“毛主席和我们永别前发出的伟大号召”，“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嘱咐”。
大家看，明明是“照过去方针办”，在“四人帮”的手中变成了“按既定方针办”，明明是四个多月以前的指示，变成了“生命最后一刻”的“嘱咐”。
这不是蓄意造谣，又是什么呢！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偷天换日，居然把他们伪造的这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说成是什么“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继续前进的指南”，还说什么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等等，真是包举一切。
这就是蓄意塑造一个赝品，妄图冒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挥舞起来，作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绝妙武器。
从09月17日起，他们控制的各种宣传机器就开足马力，连篇累牍，大肆宣扬。
他们叫嚷什么“宣传总的方针是六个字：
‘按既定方针办’”，要让它“覆盖版面”！
就这样，一个险恶的政治大谣言，弥天而起了。
他们选择在09月16日见报，用心也是极为险恶的。
就是说，恰恰是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之后，首都追悼大会即将召开，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发表之前，他们采取突然袭击，较他们原定发稿计划提前三天，抢先把所谓临终嘱咐抛出来。
并以此作为宣传中心，极力排斥中央正式通过的告人民书和悼词。
他们这种行径，使人们不禁要问：
如果确有这样一个毛主席“临终嘱咐”，又确如他们所说的这样重要，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向党中央提出极其庄重地加以公布呢？
他们参加了告人民书和悼词的讨论，为什么不提出要在告人民书和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中写进去，而却由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单独加以公布呢？
这样做，包藏着祸心。
他们企图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隐瞒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只有他们才是“临终嘱咐”的宣传者、捍卫者。
这一个政治大阴谋，是对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陷害，是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
在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发表之后，报道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致的悼词时，“四人帮”密令他们控制的喉舌工具要突出所谓临终嘱咐，“不要怕重复”，“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就是说，人家没有说这句话的，硬要给它添加上去！
同时，对于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他们却竭力抵制，说什么“没有的也就算了”！
至于群众悼念情况的报道，那就更加肆无忌惮。
说什么，天安门国庆座谈会的“内容主要是”“按既定方针办”啊，说什么，“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啊，等等。
处心积虑，强奸民意，至于此极。
他们这一套，理所当然地受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决反击。
09月底，有的中央负责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他们严正指出：
你们突出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而不宣传“三要三不要”，你们的宣传方针不对。
10月02日，华国锋同志亲自在一个文件上删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指出：
“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
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这就一举戳穿了“四人帮”的伪造。
我们的华国锋同志，略予批驳，投一光辉，就打乱了“四人帮”的步伐，迫使这一小撮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政治骗子现出原形。
他们很有一点狼狈了，且看他们怎样动作。
他们死不回头。
老奸巨猾的张春桥，跑出来说什么华国锋同志的批示不要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江青立即表示支持她的这个同伙。
但是一转身，两天之后即10月04日，“四人帮”就抛出了“梁效”的反党文章，同时加紧炮制《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的黑文。
两篇黑文，一个调门，大肆宣扬所谓临终嘱咐，并就所谓“篡改”（应读作揭穿他们伪造）“既定方针”的问题，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叫嚷“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要防止“邓小平一类走资派”“重演反革命的故伎”，“不管是什么人物，用什么方式搞修正主义，刮多大的阴风，我们都要造他的反”，还叫嚷“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等等等等，杀声一片。
他们贼喊捉贼。
他们要发难，要动刀，狗急跳墙了。
请同志们注意，他们不是声称十分爱好和平，很不喜欢那个“不必要的纠纷”吗？
原来，在他们那里，只有无产阶级的反击才是“不必要的”，而他们的反革命进攻却是绝对“必要”的。
“以免纠纷”云云，不过是缓兵之计，以便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而对他们来说，却正是煽风点火，组织力量，施放毒箭，狠下毒手的大好时机。
他们就是这样在最后挣扎中走到了顶点。
你看他们这个时候，忙得很呐！
毛主席刚逝世，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
他们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切断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
这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第一着。
09月12日起，姚文元和“四人帮”在两校的黑干将，一次又一次地布置向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
个别的坏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生前的安排，提出要江青当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这是“四人帮”此时的一个最中心的主题。
他们实在情急。
一封很有一点狂热劲头的“劝进书”说什么，要江青“立即出来担起这付重担，迅即宣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好一个“时乎不待”啊，等不及了。
江青更等不及。
她上窜下跳，四处游说，又是公开，又是秘密，又是会餐，又是照相，甚至还要别人把胶卷和苹果留着等她那个“特大喜讯”！
还有王洪文，居然10月02日就私拍了准备上台时用的他的“标准像”，第2天又窜到平谷县，叫嚷什么“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公然煽动反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他们很忙了一阵，也很乐了一阵。
这就叫做利令智昏。
一面是乐，一面就要杀人。
把死了两千多年的篡位夺权的大野心家吕后拉出来帮他们打起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黑旗，为他们的杀人事业壮胆，可谓江青此时的一大发明。
什么《刘邦死后，吕后如何按刘邦的既定方针办》，奇文之奇，实属罕见。
他们鼓吹“用西汉的历史多作文章”，什么文章呢？
说是要看“那些对立面是怎么一个一个收拾掉的”！
这就很清楚了：
他们就要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他们的“对立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江青就要黄袍加身，做女皇了！
果然，操纵“梁效”的那个黑干将，10月03日深夜急令：
“加快整理”早在09月中旬就已“精选”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黑材料；
10月04日即“梁效”反党文章发表当天，就急急忙忙地把这批黑材料拿走了。
特别是那个诡计多端的张春桥，绞尽脑汁，阴谋策划，赫然亲笔写下篡权复辟的提纲，说什么：
“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图穷匕现。
“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就是这样同他们夺权和杀人的计划，紧密交织在一起。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
1976年09月下旬，反党电影《反击》完工之后，操纵“梁效”的黑干将派人向《反击》摄制组提出，还要赶拍一部以围绕“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为主题的电影。
摄制组的人们不懂，他们阴阳怪气地说：
“过两周就会清楚了。”
大家看，“两周”，从09月下旬到10月04日“梁效”文章发表和08日预定发表另一篇黑文之时，大约已经临近，差不太多了吧。
原来，“四人帮”篡党夺权是有一个日程表的。
而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就是这个日程表的一部分。
这伙黑干将可爱之处，就在他们较为坦白。
但是，“两周”，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吧！
鲁迅有一句名言：
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
“四人帮”就是一伙以谣言杀人的专家。
伪造所谓临终嘱咐，妄图以此打倒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结果自取灭亡。
这就是他们的谣言杀人术登峰造极的表演，和最后的大破产。
二
“四人帮”如此大吹大擂地宣扬所谓“既定方针”，使人们不能不认真地来剖析一下他们的“既定方针”究竟是什么。
为了掩饰他们这条“既定方针”的反动实质，“四人帮”翻来复去地说什么，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
此类伪装的一个最新也是最后的伎俩，就是姚文元在1976年10月06日在那篇未出笼的黑文10月03日送审稿上所作的颇为别致的滑稽表演。
10月03日，姚文元同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密谋，“要想个办法，采取措施”来对付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揭露。
有什么妙计呢？
这个不愧为文痞的角色笔杆枪一摇，把送审稿上的“按既定方针办”，一下子改成“按照毛主席过去既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
你看他这个最新产品，既有“按”、又有“照”，既有“既定”、又有“过去”，既有“路线”、又有“方针”，一应俱全。
原来，他把伪造的
“按既定方针办”，同毛主席亲笔指示“照过去方针办”，以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字样，分别拆开之后，统统混在一句话里，来了一个真假合璧，合二而一。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他大概以为，这样一改，既可以保存他们的反革命原意，又可以对付党的揭露，他们可以放手大干了。
但是欲盖弥彰。
姚文元这一手，恰恰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
“四人帮”的意图之一，就是要用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混淆和取代毛主席指示的“照过去方针办”。
在这里，难道仅仅是什么字面上的差别吗！
否，这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方针，体现了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
不错，“四人帮”确实是有一条“既定方针”的。
这条“既定方针”的基本点，就是篡党、夺权、复辟。
说得详细一点：
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一个所谓“既定方针”，实质上也就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是“四人帮”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
或者用那个一手把持《光明日报》的“四人帮”喽罗的黑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国策”。
大家知道，毛主席指示的“照过去方针办”，是针对一定问题讲的。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就是要照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办，照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华国锋同志1976年02月25日讲话办。
但是，“四人帮”却一反其道而行之。
一个黑干将公然叫嚣，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是同他们炮制的所谓清华大学的“经验”“唱对台戏”！
他们拚命鼓吹揪“一层人”，甚至要揪什么“邓大平”、“邓二平”。
他们由江青出马，在1976年二、03月间两次私自召集若干省市负责同志讲话，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矛头直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毛主席洞察一切，当时就指出：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并要人转告华国锋同志，江青的讲话不对。
真是一针见血！
批邓另搞一套，这就是“四人帮”的一条“既定方针”。
到1976年07月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们又一次地恶性发作，有计划、有预谋地策动一些人在会上发难，以批邓为借口，向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猖狂进攻，妄图篡党夺权。
华国锋同志在这次会上针锋相对，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作了精辟的说明，打退了“四人帮”的猖狂进攻。
尖锐的斗争反复说明，“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同毛主席的指示“照过去方针办”，是根本对立的。
“四人帮”的意图之二，就是要用他们伪造的那个“按既定方针办”，混淆和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取代党的基本路线。
“四人帮”有一条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既定方针”，不自批邓始，历来如此。
远的不说，他们窃据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年来，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的纪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煽动“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受到毛主席多次批判，他们多方抵赖。
批林批孔大搞“三箭齐发”，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受到毛主席尖锐批判，他们阳奉阴违。
策划“组阁”阴谋，诬告周总理，被毛主席及时察觉和粉碎。
他们贼心不死，又抛出反经验主义为“纲”，再次受到毛主席批判。
以后，他们一面假检讨，一面疯狂反扑，利用批邓，策划全面夺权。
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他们疯狂反对，张春桥的《02月03日有感》就是证明。
毛主席严厉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他们变本加厉。
从一贯抗拒毛主席指示，直到迫害毛主席，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妄图打倒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
哪一条、哪一款不是用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既定方针”即极右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毛主席对他们的多次批判，他们不但不听，屡教不改，并且怀恨在心。
“既定”到底，死不回头，恰好说明他们是走“定”了资本主义道路的、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他们的“既定方针”，就是他们那条篡党夺权复辟的极右路线。
什么“按既定方针办”，就是要按他们那条极右路线办！
“四人帮”的意图之三，还在于用那个“按既定方针办”，混淆和取代毛主席关于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伟大理论。
“四人帮”说什么，谁“篡改既定方针”，谁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头子”；
走资派还在“‘走’的基本内容”，就是所谓“篡改既定方针”。
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把所谓“篡改”问题作为“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内容”，作为“当前”“批邓”的“主要之点”。
你敢“篡改”即揭穿他们伪造的“既定方针”吗，那你就是“革命对象”，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修正主义头子”，就要对你实行“专政”，置之死地。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的刀锋所向，何等清楚啊！
这一来，他们那个“既定方针”，就一下子变成了所谓识别党内资产阶级的最高标准，也即是分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革命对象的最高标准。
大家知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毛主席总结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基本原则，是识别党内资产阶级的真正标准，是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主席在批判“四人帮”时，多次强调的就是这个基本原则。
正因为这样，在他们看来，“三要三不要”简直就是足以制他们死命的紧箍咒。
他们一面把所谓“既定方针”抬到吓人的高度，一面千方百计地抵制和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
1976年09月中央准备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时，“四人帮”竟然反对写上“三要三不要”，“理由”是悼词“长”了。
你看他们这一副叛徒嘴脸，堕落到何等可耻的地步！
“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种提法，就是形而上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
“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篡党、夺权、复辟。
三粉碎“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大阴谋的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
这场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列宁说：
“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
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7页）
“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大阴谋，正是列宁所说的敌人窃取伟大领袖的名字来欺骗人民的最新表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但窃取伟大领袖的名字，而且居然打起所谓反对“篡改”的旗号来欺骗。
而他们自己，却恰恰是在这个旗号掩护之下，肆无忌惮地进行了极端无耻、骇人听闻的篡改和伪造。
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场粉碎“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的斗争，其实质，就不能不是一场维护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红旗的斗争，不能不是一场粉碎“四人帮”打着反“篡改”旗号来篡改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斗争。
一切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说明，革命的伟大领袖的逝世，对于革命阶级和革命运动来说，总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困难。
而对于革命的敌人来说，则总是他们利用革命阶级的困难，向革命猛扑过去，扼杀革命的一个极好时机。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阶级及其政党能否后继有人，接班的领袖能否继承伟大领袖的遗志，高举革命旗帜，战胜一切敌人尤其是内部敌人变换手法的猖狂进攻，对革命事业的成败关系极大。
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遗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包括粉碎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的斗争，正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一个最新的光辉典范。
我们华主席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树立的巨大历史功勋，最根本的，就是坚定地高举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捍卫和实践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坚持贯彻了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揭露了“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罪恶活动。
伟大的斗争造就伟大的领袖。
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华主席。
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四人帮”错误地估计形势。
他们曾经是那样狂妄地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了我们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党，过低估计了代表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
他们兴高采烈地搬起一块叫做“既定方针”的“临终嘱咐”的大石头，来打无产阶级。
但是却反过来打了他们自己的脚。
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他们自己从头到脚打得稀巴烂了。
这就叫做物极必反。
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的正确。
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要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把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万众一心征腐恶
——首都文艺界愤怒声讨“四人帮”利用文艺反党的滔天罪行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掀掉了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心上的大石头。
一场乘胜追击、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正在首都文艺界迅猛展开。
两个月来，从文化部机关到所属各个文艺团体的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揭深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和利用文艺进行反党的滔天罪行。
万众一心征腐恶，万炮齐轰“四人帮”，大揭发大批判的怒潮一浪高过一浪。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长期以来严密控制文艺阵地，利用文艺进行反党活动，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特别是今年02月，“四人帮”狗头军师张春桥在写下反动的《1976年02月03日有感》的同时，疯狂叫嚷要文艺界“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为他们篡党夺权加紧了舆论准备。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心领神会，立即着手大干。
从电影、戏剧、美术、小说到评论，一齐开动了起来。
他们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再三交代这是“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大局”，并煽动说：
“写走资派的级别要高的，不要低的”，“越高越好”，“可以写到副总理”。
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以后，各种文艺形式的所谓“重点创作”便纷纷上马了，有写铁道部的，有写某省委的，有写“风庆”轮的，还强令各地参加“农业学大寨”专题调演的文艺节目也必须写与走资派作斗争。
他们把一切创作都纳入这个轨道，准备篡党夺权的时机一到，便一齐放将出来，向党、向无产阶级大开“排炮”。
王张江姚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为什么又如此热衷写和“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呢？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以毒草影片《反击》为例，剖析其炮制过程，戳穿了“四人帮”玩弄这套把戏的反革命实质。
拍摄《反击》是“四人帮”一伙在一次饭桌黑会上策划的一个大阴谋，从影片主题的确定，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台词的增删，以至拍摄场地的选择，都由“四人帮”的亲信严密把关。
创作和摄制过程中，他们一再叫嚣“要写大走资派，一直写到中央”，“走资派不光是邓小平一个人，还有一层人，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有邓大平，还有王小平、唐小平”。
他们批邓另搞一套，把他们私整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抛了出来，给创作人员作“参考”，把矛头直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四人帮”的一个亲信杀气腾腾地授意说：
“走资派就是反革命，也可以抓起来，判刑，还可以枪毙他几个。”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他们按捺不住篡党夺权的野心，再三催促：
“哪怕粗一点，就是要快”，强令《反击》在10月01日前出片。
“四人帮”的亲信对编导人员说，《反击》“不光是文艺问题”，《反击》是一个“拳头”，“要引起连锁反应”。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他们就是要把《反击》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行动信号，梦想电影一放，立即引起“连锁反应”，乱党乱军，以便他们在乱中乘机篡权，复辟上台。
怪不得影片一脱手，“四人帮”一伙便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交口称赞这部片子很有“现实意义”，叫嚣“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把它放出笼。
但是黄粱易熟，好梦难成。
《反击》还没有来得及抛出去，“四人帮”的黑手就被斩断，这部毒草影片则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罪行的一个铁证。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
毛主席、周总理、华国锋同志肯定了的文艺作品，他们一概敌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们对电影《创业》是这样干的，对《海霞》、《园丁之歌》等影片也是这样干的。
首都文艺战士指出，《海霞》的政治内容是好的，在艺术上虽有不足之处，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影片。
可是“四人帮”一伙对这样一部影片，却大打出手，硬给扣上一顶“与样板戏对着干”的大帽子，给编导人员加上了“行帮性导演中心制”的罪名。
原来，《海霞》这部影片是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看过并给予肯定的。
电影《园丁之歌》更是如此。
这部影片是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指示摄制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后热情鼓掌，给以肯定。
王张江姚“四人帮”明知此事，却仍然捏造罪名，横加指责，大兴问罪之师，把它判为“坏戏”、“毒草”，不准放映。
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反党篡权的狰狞面目。
首都广大文艺战士愤怒地揭发说，“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一方面打击陷害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一方面又伪造历史，造谣惑众，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给自己披上了“文化大革命功臣”、“马列主义理论家”、“文艺革命旗手”等一张张画皮。
亲身参加文艺革命实践的首都文艺工作者指出，革命样板戏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诞生的，是广大文艺战士努力实践毛主席文艺路线的成果。
江青贪天之功，竟然把这些成果统统贴上“江记”标签，据为己有。
这个大野心家、阴谋家不但窃取别人的成果，还倒打一耙，恶狠狠地把一些原作品诬蔑为“坏戏”、“毒草”，甚至把原作者打成“反革命”。
文学艺术研究所的同志控诉了“四人帮”迫害京剧《红灯记》原改编人员的罪行。
京剧《红灯记》是从1963年开始改编的。
从改编到排演，江青没有到过一次排演场，更没有动手写过一句台词。
直到1964年05月，她才看了一次预演。
先是赞扬，继而又说把戏改坏了。
于是，她冒充内行，信口雌黄，责令按她的旨意来改。
就这样，1970年公开发表的《红灯记》演出本，便成了江青“呕心沥血”的杰作。
文艺战士们满腔愤怒地说，事实上，只要翻开《红灯记》原改编本就可以看出，1970年演出本中重要的和主要的唱段，主要的和基本的导演构思，以及舞台形象的塑造，精彩的场次，都是原改编本就有的。
大家揭露说，更为狠毒的是，江青把功劳抢到了手还要“杀人灭口”，把原主要编导人员诬陷为破坏《红灯记》的罪人，打成“反革命”。
直到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原编导人员才重见天日。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不但伪造历史，而且直接调动电影、戏剧、小说、美术等艺术手段赤裸裸地抬高自己，美化自己。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揭发，1973年、1974年，江青曾多次露骨地提出，要在一些纪录影片中剪短周总理的镜头，加多、加长王张江姚“四人帮”的镜头。
在摄制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新闻片时，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竟公开提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镜头“要多些”。
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四人帮”一伙责令把江青在大寨的所作所为都要拍成影片。
文艺工作者们纷纷指出“四人帮”还狂妄地要把自己的丑恶嘴脸化为舞台、银幕上的艺术形象。
他们授意炮制的大型话剧《盛大的节日》刚刚演出不久，今年夏天就急急忙忙地要把它搬上银幕，叫嚷：
“北面的《反击》，南面的《盛大》要作为两个战役来打！”
这株反党大毒草，以歌颂上海01月革命风暴为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王洪文、张春桥百般美化，并且影射攻击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更疯狂叫嚷大毒草《盛大》是他们捏造的那个“按既定方针办”的“形象”教材！
其加紧反党的野心，昭然若揭。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
“江青有野心”，又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可是，江青不但继续打着代表毛主席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而且公然宣称：
“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则声嘶力竭地喊“紧跟江青干革命”，“跟着江青就是跟着党”，竟举杯祝江青“万寿无疆”。
江青俨然成了“四人帮”一伙顶礼膜拜的“现代女皇”。
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曲学校的同志揭发说，“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强令学校对学生进行“无限忠于江青”的教育，“培养对江青的感情”。
他们令人作呕地提出，“要把这种感情的培养贯穿到每一堂课，每一分钟”。
新生入学的第1课，便吹嘘江青的所谓“功德与关怀”，考场上贴江青的“语录”，学生有了什么“错误”，也要检讨“对不起江青”。
在“四人帮”的眼里，哪里还有毛主席、党中央！
首都广大文艺战士纵情欢呼：
“四害”已除，形势大好，伟大祖国，前程似锦。
他们决心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前进，用战斗迎接祖国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盛开的春天。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粉碎“四人帮”普及大寨县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王敏生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在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是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召开的。
我们参加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心情无比激动。
（一）
我省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前进的。
“四人帮”千方百计要搞乱农业学大寨运动，搞乱农村，搞乱江苏，搞垮江苏省委，妄图在“乱”中篡党夺权，搞垮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以华国锋同志的报告为武器，同“四人帮”的阴谋破坏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在斗争中推进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
华国锋同志在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科学地总结了十年学大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伟大战斗任务，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
报告传达贯彻以后，广大贫下中农欢欣鼓舞，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迅猛发展，农村热气腾腾，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
“四人帮”却竭力污蔑华国锋同志的报告，江苏省紧跟“四人帮”的人，也大反华国锋同志的报告，竭力抹煞农村的主要矛盾，反对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反对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反对县社领导班子整风。
他们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从根本上搞垮农业学大寨运动。
我们并没有为他们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而是坚定不移地在全省掀起了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发动，快贯彻、快落实、快行动的热潮，把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把华国锋同志的报告精神，迅速地传达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去，做到家喻户晓。
并在县以上机关干部中组织了五万多名工作队员，奔赴农村帮助社队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
全省各级党委普遍根据报告精神进行了整风，特别是各个县委，学习昔阳的经验，认真搞了
“四批”、“三查”。
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在全省农村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这就使“四人帮”企图否定华国锋同志的报告、阻挠运动开展的阴谋落了空。
“四人帮”借口批邓，另搞一套，妄图搞垮各级党组织，搞乱农业学大寨运动。
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宣传舆论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阴谋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江苏紧跟“四人帮”的人，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关于不要层层揪“代理人”的指示是“护官符”，一再宣扬“转弯子就是要把造反派转香，把走资派转臭”。
实际上就是要把自己“转”上台，把别人“转”下台。
他们到处插手，煽动一些人层层揪“代理人”，处处抓“走资派”。
他们捏造事实，乱加罪名，阴谋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打成所谓“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把一大批地、市、县委负责同志打成“当权的反革命”。
他们大肆污蔑派工作队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煽动工作队“回城造反”。
面对重重压力，我们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又到苏南、苏北分片召开会议，强调一切按中央文件办，按照毛主席批准的华国锋同志报告中规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
我们还专门召开了省委直接抓的八个县的负责同志会议，检查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情况，交流了经验，作出了进一步开展运动的部署，带动了面上的运动。
并强调工作队必须坚守岗位，搞好运动。
接着，我们又召开了抓阶级斗争、促春耕生产的现场会议，强调要发扬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既敢于领导革命，又敢于领导生产。
参加会议的县社党委成员，回去后加强了对运动和生产的领导。
“四人帮”阴谋搞乱各级党委、搞垮运动的企图又没有得逞。
今年04月，经华国锋同志批准的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在苏州地区无锡县召开了。
会上，大家认真学
习了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继续贯彻了华国锋
同志报告的精神。
主持会议的陈永贵副总理亲自视察了一些先进单位，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再次肯定了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肯定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肯定了工作队，肯定了各地学大寨先进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
这对“四人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舞。
“四人帮”恨得要命，恶毒污蔑陈副总理的讲话是“彻头彻尾的唯生产力论”，是“以生产压革命”。
江苏紧跟“四人帮”的人，不择手段地破坏会议。
他们扬言要追查会议的“深刻的政治背景”，不准在苏州市传达贯彻会议的精神。
我们认为，陈副总理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精神，完全符合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完全符合我省的实际情况。
在会议期间，我们就组织省级机关干部和地市县委负责同志三千多人，到无锡听了陈副总理的讲话；
会后，又召开了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根据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的精神，检查总结了半年多来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情况和经验。
各县也普遍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贯彻。
大批地、县领导干部，深入社队当
“社员”，搞“三同”，进一步加强了党委对运动的领导，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更加穷凶极恶地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加紧了搞乱江苏、搞垮江苏省委的罪恶活动。
江苏紧跟“四人帮”的那几个人，秉承黑主子的旨意，四出串连，到处点火，上下呼应，城乡配合，煽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妄图把各级党委搞瘫痪。
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国人民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而“四人帮”张牙舞爪，凶相毕露，妄图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江苏紧跟“四人帮”的人，得意忘形地扬言：
“胜利在望了”，“10月份中央要解决问题了”，积极准备迎接他们的“盛大节日”，庆祝他们的“特大喜讯”。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10月份的确解决了问题，但没有象他们的愿望那样解决，而是以
“四人帮”的彻底覆灭宣告了党和人民的胜利。
一年来，我省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就是这样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进行的。
他们要砍掉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我们就更加高举大寨红旗；
他们要否定华国锋同志的报告，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华国锋同志的报告；
他们要搞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就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他们要压制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我们就满腔热情地支持这些先进单位；
他们要搞垮各级党委，取消党对运动的领导，我们就坚持依靠各级党委，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针锋相对的斗争下，除个别地方以外，全省形势稳定，人心稳定。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犹如万里长江，汹涌澎湃，奔腾向前。
今年我省建成大寨县的规划胜利实现了，十五个原来学大寨的先进县继续向建设高标准的大寨县迈出了新的步伐，又有八个县跨入了学大寨先进县的行列。
农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去冬今春全省完成的土方工程量超过上一年的一倍。
社队企业有了新的发展，全年产值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左右。
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机耕面积从去年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一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七。
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粮、棉、猪、渔和蚕茧产量都创历史新水平。
一年来所取得的成果，更增强了人们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二）
“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是他们反革命面目的大暴露，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罪恶目的，就是要用他们的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代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乱社会主义农村，搞垮社会主义农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始终坚持做到：
一、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
“农业学大
寨”是毛主席向全国亿万农民发出的伟大号召。
华国锋
同志的报告，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过
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准，党中央发了文件，全国人民都
说好得很，“四人帮”硬说不行。
依着他们办，明明违
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
不依他们办，就得受欺受
压，戴“走资派”的帽子，甚至被打成“反革命”。
到
底该怎么办？
我们反复学习了华国锋同志的报告，越
学越感到华国锋同志的报告就是好。
按照华国锋同志
的报告办，就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只能靠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干革命，决不能看“四人帮”的
眼色行事。
因此，不管“四人帮”怎样压，我们还是挺直腰杆，按照华国锋同志报告的精神，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搞下去。
海门县委在“四人帮”刮起反华国锋同志报告的阵阵妖风的时候，认真组织干部、群众重新学习这个报告，大家一致认为，华国锋同志的报告有“五个符合”：
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符合大寨的根本经验，符合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符合当地学大寨先进单位走过的历程，符合贫下中农的心愿。
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会和对华国锋同志报告的理解。
他们得出结论：
只能按华国锋同志的报告办，决不能跟着歪门邪道转。
认识提高了，决心更大了，又组织大批县、区、社干部深入农村，县委领导干部带领广大贫下中农一道实践华国锋同志的报告，使全县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提前一年跨入了学大寨先进县的行列。
二、坚信广大群众和各级党组织
华国锋同志在报告中指出：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
“四人帮”搞的那一套，违背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他们虽然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但广大群众和各级党组织心向社会主义，不信邪，不怕压，不理他们那一套。
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期间，紧跟“四人帮”的那个人，指使一些人给学大寨先进单位吴县龙桥大队和江阴县华西大队贴大字报，污蔑这两个大队是“假典型”、“黑样板”。
龙桥贫下中农立即写大字报据理驳斥，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
事实证明，广大干部群众在路线斗争中是能够分清是非、辨明真伪的。
这就给了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们能够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战胜“四人帮”刮起的妖风。
三、坚信大寨的根本经验
敬爱的周总理对大寨关怀备至，亲自总结了大寨的经验，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华国锋同志在报告中进一步总结了大寨的根本经验，指出：
“建成大寨县，就是把大寨的根本经验推广到全县”。
我省的实践也充分证明：
学大寨学到根本上，革命就发展，面貌就大变，农业就大上。
地处淮北、历史上多灾低产的宿迁县，就是因为抓住根本学大寨，使一个多年吃统销粮的缺粮县变为一年向国家提供一亿九千多万斤商品粮的余粮县。
群众说：
“抓住根本学大寨，越学大寨越爱大寨。”
“四人帮”竭力歪曲大寨的根本经验，妄图搞乱群众的思想，搞垮县社党委领导班子，使建成大寨县成为一句空话。
我们坚持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抓住县委这个关键，从实际出发，搞好县委整风，整出了路线觉悟，整出了革命团结，整出了社会主义干劲。
苏州、徐州、南通、淮阴等地区的地委书记和大多数县委书记，通过整风，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他们轮流下去当“社员”搞“三同”，大大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促进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深入开展。
县社党委坚信大寨的根本经验，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更为得力，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团结了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比较好地解决了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问题。
一年来，全省农村不少外出劳动力重新回到农业第1线，绝大多数的
“五匠”纳入了集体经济轨道。
大部分社队企业进行了整顿，农村集市的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
收回了超过政策规定多占的自留地。
人心更加齐到大干社会主义上来，大大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四、坚信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
华国锋同志在报告中指出：
“要把广大干部群众在大批资本主义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大干社会主义农业上来”。
这一指示深刻地阐明了抓革命和促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
革命和生产，居主导地位的是革命。
只有抓了革命，抓了阶级斗争，学大寨学到根本上，农业生产才会大发展，这是一条规律。
但是，抓了革命还必须促生产，必须做切实的生产组织工作，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生产才上得去。
“四人帮”竭力攻击我们抓革命、促生产，甚至把苏州地区这样一个每年提供二十多亿斤商品粮、二百多万头商品猪的先进单位，也说成是“唯生产力论的黑样板”。
他们的罪恶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家业彻底搞光才舒服。
人是每天要吃饭的，这是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
我们身上挑着全省五千五百万人民吃饭的重担，承担着支援大城市、支援解放军、支援出口贸易、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任务，还应当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多作贡献。
党要我们领导好生产，群众要我们领导好生产，我们没有半点理由可以放松对生产的领导。
因此，不管“四人帮”怎么叫嚣，我们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无论春耕春种、夏收夏种、秋收秋种或搞农田基本建设，都适时召开全省规模的抓革命、促生产现场会。
在“四人帮”压得最厉害的时候，大会开不成，就开小会，就开电话会议，想尽一切办法做到领导生产不断线，千方百计把生产抓上去。
并且，坚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制造了一批农业机械，生产了一百多万吨化肥，从地方机动财力中拿出大部分资金用于农业。
这就大大促进了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一年来，全省搞了二百多块万亩以至十几万亩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
它标志着全省范围的改天换地的斗争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农业学大寨，激发了革命加拚命的大干精神。
大干的丰硕成果，又进一步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更加坚定地向普及大寨县进军。
（三）
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省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压在我们心上的石头掀掉了，精神上解放了，今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了。
我们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苦战，以更大的规模，更大的步子，更加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使革命和生产都有一个新突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新华社）

华主席无限关怀地震灾区人民急匆匆，步出机场，华主席呵，向前迈进——高高地挥手，您在问候唐山，亲切地微笑，您在挂念人民！
您带来了中南海的阳光，您带来了毛主席的恩情，您带来了党中央的关怀，您带来了八亿人的慰问……华主席呵，望着您高大的身影，井架、高炉无不挺起身！
华主席呵，就在您挥手之间，高梁更红，秧苗更青……英雄的司机呵，也是幸福的司机，华主席说：
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你；
英雄的司机呵，也是幸福的司机，华主席同你亲切握手，才有回天力！
亲切地询问，问伤员、问灾情，细细地指点：
要关心、要抓紧；
于是，一张新的蓝图铺开了——红旗招展，钢水奔流，煤似乌金……肩并肩呵，同在抗震救灾第1线，心贴心呵，同去迎击斗争暴风雨，华主席和人民在一起，人民呵，无限热爱华主席！
是谁说唐山远离首都？
我看见，分明离得很近、很近；
华主席的脚印呵，象一条彩虹，接连着灾区人民的每一颗心……一个个地握手，一个个地问候，是熟悉的亲人，是贴心的战友。
一个个地问候，一个个地握手，象久别重逢，象思念已久！
唐山呵，在日夜想念您：
因为您爱灾区人民似骨肉；
唐山呵，在尽情欢呼您：
华主席是我们的英明领袖！
普通的木凳，普通的长桌，华主席正把革命真理叙述；
火热的夏天，火热的钢厂，院落里，东风正在吹拂。
且莫说：
这里没有钢花，且莫说：
这里不见高炉，把华主席的指示铭刻在心间，心中迸发出万丈火焰！
（本版照片为本报记者摄影、徐刚配诗）

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代表团离京
新华社1976年12月16日讯以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主席比·库·巴苏医生为团长的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代表团，16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我国南方访问，然后回国。
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政治部副主任乐时鸣，有关方面负责人刘美亭、郭东俊等到车站欢送。
印度驻中国大使纳拉亚南也到车站送行。
到车站送行的还有柯棣华大夫的夫人郭庆兰，柯棣华大夫的生前友好：
路易·艾黎，马海德和夫人苏菲，傅莱等。
代表团于09日在石家庄出席了柯棣华大夫纪念馆开馆典礼后，又先后在石家庄、北京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厂、人民公社、学校，游览了名胜古迹。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曾举行宴会，热情招待印度朋友。

在华主席的亲切关怀下
《湖南陶瓷汇报展览》在北京举行
据新华社1976年12月16日讯
《湖南陶瓷汇报展览》今天在北京中山公园开幕。
这次展览是湖南省轻工业局举办的。
敬爱的领袖华主席很关怀陶瓷工业。
在湖南工作期间，华国锋同志曾多次来到陶瓷工厂视察，参加劳动，召开座谈会，指导陶瓷工业的发展。
到党中央工作以后，华国锋同志还指示对陶瓷生产要认真抓一下，给湖南陶瓷工业职工以极大的鼓舞。
正当积极筹备这次展览的时候，传来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特大喜讯。
湖南陶瓷工业职工迅速赶制了“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打倒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等大型彩色瓷板送到北京展出，表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对华主席的衷心爱戴，以及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愤怒声讨。
这次展览通过大量图表图片和二千五百多件、八百多个花色品种的实物陈列，集中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湖南陶瓷企业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认真贯彻“鞍钢宪法”所出现的一派大好形势。
现在湖南省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陶瓷产区，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和近百个国家、地区。
这次展出的产品，许多是湖南省陶瓷企业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走“革新、改造、挖潜”的道路的成果。
近五年来，全省陶瓷行业共实现较大科研和革新项目五百六十多项。
醴陵、界牌、洪江、新化等地的主要陶瓷企业，基本上实现了制泥机械化、成型流水作业生产和烧整隧道化。
这些展品还反映出，湖南陶瓷工业职工很注意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描绘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欣欣向荣的情景，努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这次展出预计到1977年元月15日结束。

广西合面狮水电厂建成发电
在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指引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合面狮水电厂不久前建成投产。
这是一座以发电为主，综合利用的中型水电站。
它装有四台机组，容量六万八千瓩，自流灌溉十万亩，电力排灌二十一万亩，船筏道年过木量八万立方米、货物十万吨。
这是电厂夜景。
新华社记者摄

我八一足球队赴埃塞俄比亚等国访问
以李瑞熙为领队的中国八一足球队13日晚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社）

杂交水稻是怎样培育成功的
10月，在我国南方广阔的田野里，大片大片的杂交水稻，金黄耀眼，呈现着一派丰收景象。
广大干部、社员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紧张地开镰收割。
他们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决心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抓革命，促生产，收好种好杂交水稻，夺取农业新丰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征途
我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是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
在短短几年内培育成功，并迅速应用于生产。
这项科研新成果，为大幅度地提高我国水稻产量开辟了新的途径，并且大大地丰富了我国育种科学理论和实践，将对我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1964年，湖南省黔阳农校教师袁隆平和学生李必湖等，从革命的迫切需要出发，根据玉米、高粱利用杂种优势的经验，提出了进行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
但是，问题一提出，就在农业科技界引起了争论。
不少人主张积极试验，在水稻生产上闯出一条新路。
有的人却搬出洋人的遗传学，引“经”据“典”，说什么“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杂交没有优势，提出这个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即使搞成了杂交种子，在生产上也没有利用价值”，“国外从五十年代起就进行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到应用”，等等。
总之一句话，
“此路不通”。
袁隆平等人没有被“权威”的理论吓倒。
他们向毛主席著作求教，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
根据对立统一规律，他们认识到，杂种优势在生物界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水稻要例外呢？
他们在实践中发现，用人工杂交得到的水稻杂种第1代已经显示了优势现象，说明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夺高产是有可能的。
但是，由于杂种优势只有杂种第1代表现最明显，要利用杂种优势提高产量，就必须年年培养大量第1代杂交种子。
而水稻是雌雄同花，自交结实，不能象玉米那样依靠人工去雄杂交的方法产生大量杂交种子，这就给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
“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袁隆平等人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攀登这座科研高峰，勇敢地迎着困难前进。
突破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的关键，在于培育雄性不育系。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决定在实践中寻找答案。
南方的06月，天热日烈，但也正是水稻抽穗扬花时节。
为了寻找雄性不育植株，他们连续几天头顶骄阳，脚踩烂泥，蹲在稻田里，一株一株地观察研究。
为了扩大研究范围，他们南跑广东，西去云南和广西，奔波不息。
他们同兄弟省、区的农业科技人员合作，向野生稻领域进军。
南海的台风曾经吹倒了他们试验田里的秧苗，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吹来了一阵阵冷嘲热讽，阶级敌人也跳出来毁坏了他们的试验材料。
但是，困难吓不倒这些育种工作者，有毛泽东思想照亮征途，斗争使他们越来越坚强。
这年，袁隆平经过连续七天的观察，终于在大田里找到了雄性不育植株，并进行了观察试验，使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闯出了可喜的一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不少省、区的大批育种工作者和广大贫下中农相结合，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利用我国丰富的水稻资源，收集了数千个水稻品种和材料，配置了千万个组合，进行了数以万计的杂交试验。
1970年，又一个突破口打开了：
李必湖在我国南方发现了野生稻雄性不育植株。
1971年，湖南、江西、广西、广东、新疆、福建等省、自治区的育种工作者，利用野生稻材料进行了大量的杂交试验。
1972年和1973年，江西、湖南、广西先后育成了水稻雄性不育系、相应的保持系和强优恢复系，宣告我国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取得了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重大成果。
社会主义大协作好
我国的杂交水稻研究，从1970年开始大“上马”，到1973年就实现三系配套，这个进程是相当快的。
为什么这样快？
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结果，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杂交水稻研究这个新事物一出现，就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华国锋同志的重视，给予正确的领导和大力支持。
1970年，在党的领导下，许多地区就开始协作研究杂交水稻。
1972年，又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织了全国大协作。
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干部、群众、科技人员三结合的科研协作组，设立了研究点。
同样，各有关省、市、自治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分别组织本地农业科研部门、大专院校、国营农场和社队开展协作。
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攻克杂交水稻的大协作网。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研究成果和育种材料，很快就成为大家的共同财富。
一个育种材料发现后，经过多方观察，反复分析、鉴定，很快就能摸清其特点，确定其价值。
一个新的课题出现后，四面八方，一齐动手，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试验，很快就能突破。
许多农业科研机关、大专院校的专业力量，分担了杂交水稻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他们同育种工作者和社员群众密切配合，对水稻三系和一些杂交组合材料，进行了细胞学、遗传学、生理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
广大育种工作者和社员群众，充分利用我国辽阔的土地，各种不同类型的气候条件，繁育杂交水稻，变一年只能繁育一代为两年种七代，一年就做了三年半的工作。
有关省、自治区的党组织和社员、干部，从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出发，为兄弟省、自治区的育种人员提供了土质好、灌溉方便、光照充足的试验田和育种基地。
并在生产管理、交通运输、生活安排等方面，给予人力、物力的支持和帮助，保证育种工作按季节、按数量顺利完成。
原来有些人曾预言：
“三系三系，三代人也搞不成。”
可是，不是三代，而是三年就三系配套了。
群众运动威力无穷
毛主席指出：
“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我国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并很快在生产上应用，是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
杂交水稻的研究应用过程，是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
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有关部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农科所、良种场、农业院校为基地，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组织起浩浩荡荡的科技队伍，广泛开展了杂交水稻的科学实验活动。
各地通过举办学习班、技术训练班、座谈会等形式，发动群众，培训骨干，把技术交给群众，又及时总结交流群众中创造的好经验、新技术。
各科研部门实行专业队伍与群众队伍密切结合，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依靠群众，开门办科研，把研究、试验、示范、推广，环环紧扣，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不但使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业科技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又推动科研工作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1973年，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后，1974年立即进行杂种优势鉴定，1975年就试种五千六百多亩，1976年全国示范推广面积就达到二百零八万八千三百多亩，开始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了。
有人曾预言：
杂交水稻的制种关肯定过不了，即使杂种优势再强，也不可能在生产上应用。
但是，广大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突破了制种关，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种技术和体系。
最初，制种田每亩只产十多斤，现在已提高到大面积亩产四十到五十斤的水平，最高亩产达到三百五十斤。
广大群众在实践中还创造了培育多蘖壮秧、合理密植、合理施肥、提高结实率等栽培技术，使杂交水稻充分发挥优势，提高产量。
现在，不少地方创造出小面积一季亩产一千三四百斤甚至一千五六百斤的高产量。
目前，一个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的群众运动正在有关省、自治区兴起，将为我国的粮食增产作出贡献。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李先念同志同奥普雷亚同志等举行会谈
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应邀出席文艺晚会
新华社1976年12月16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今天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副总理格奥尔基·奥普雷亚同志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斯特凡·安德烈同志举行了会谈。
会谈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罗马尼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罗共中央候补委员、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格夫里列斯库，罗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第1副部长扬·塞尔布，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部第1副部长阿列克山德鲁·莫尔格里特斯库，以及米尔卡·安杰列斯库、斯坦丘·布勒特斯库、扬·道洛班楚。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以及谷力虹、郗照明、刘华。
新华社1976年12月16日讯
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副总理格奥尔基·奥普雷亚同志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斯特凡·安德烈同志等组成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今天晚上应邀出席了文艺晚会。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以及在北京的其他罗马尼亚同志也应邀出席。
陪同罗马尼亚同志出席晚会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贾汀等。
晚会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
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演员们怀着革命豪情演出了音乐歌舞节目，纵情歌颂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歌颂毛主席生前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好形势。
演员们还演出了罗马尼亚歌曲和舞蹈，表达中国人民对罗马尼亚人民的深情厚谊。
演出不断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演出结束后，奥普雷亚同志、安德烈同志等，由耿飚同志等陪同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亲切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附图片）
李先念同志同格奥尔基·奥普雷亚同志和斯特凡·安德烈同志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法国代表团到达北京
以法国财政经济部对外经济关系司司长德·莫雷尔为团长的法国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中法混合委员会第1次会议，于15日到达北京。
我国外贸部局长郑拓彬、副局长孙纯等到机场迎接。
法国驻华大使阿尔诺也到机场迎接。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青年代表团
新华社1976年12月16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下午会见以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苏克雷州总书记埃德华多·莫拉莱斯为团长的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青年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拉友协负责人申健，有关方面负责人邢竹芳、贾学谦等。
（附图片）
这是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孟加拉国军法管制副首席执行官接见我水利考察组
新华社达卡1976年12月16日电
孟加拉国军法管制副首席执行官、海军参谋长穆什拉夫·侯赛因·汗12月15日下午接见了由李羿维率领的中国小型水利工程考察组的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
负责洪水控制和水利资源方面工作的总统顾问阿巴斯等接见时在座。

我科技影片在罗马放映受到欢迎
新华社罗马1976年12月15日电
意大利中国文化友好关系协会和意大利科技电影协会12月13日和14日在罗马联合举办了中国科技影片日。
在这期间，放映了《喜见光明》、《人造关节》、《双曲拱桥》、《熊猫》等中国影片。
这些影片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他们说，看了这些影片，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观众为中国在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

斯里兰卡刊物《战士》和《人民力量报》发表文章
赞扬我国粉碎“四人帮”保证了革命成果
新华社科伦坡1976年12月16日电
斯里兰卡泰米尔文刊物《战士》11月号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四人帮”的篡党阴谋，“保证了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取得的革命成果，保证了中国不变颜色。”
这篇题为《中国人民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胜利》的文章说，从10月21日至25日，中国许多城市和农村的千百万人民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向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以及他们的敌人清楚地表明，中国人民坚定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文章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粉碎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从巨大的危险中挽救了党。
文章指出，王、张、江、姚这些阴谋家，长期以来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结成“四人帮”。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此早有察觉，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反复的教育，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作了部署。
“四人帮”对毛主席的批评和教育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
毛主席看透了他们的手法，1976年04月提议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第1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文章说，华国锋同志任党的第1副主席和总理以后，直接领导了抗震救灾和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他正确地、卓越地和胜利地解决了这一困难。
文章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作出了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
这两项英明的决定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欢迎。
文章最后在评价中国共产党时，引用了毛主席的话：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新华社科伦坡1976年12月16日电
斯里兰卡《人民力量报》最近发表一篇文章，祝贺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欢呼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取得的历史性胜利。
文章说，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挽救了中国政府和人民”。
“全世界革命人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胜利。”
文章说：
“如果‘四人帮’上台，中国就会变成一个象苏联一样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
“通过斗争把他们从党和政府里清除出去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文章指出：
“已故的毛主席对华国锋主席极其信任，决定华主席作他的接班人。
华主席能粉碎这四个人的阴谋，证明了毛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

朝鲜政务院设宴欢迎坦桑政府代表团
康良煜副主席和琼布第1副总统共颂两国友谊
新华社平壤1976年12月15日电
以第1副总统阿布德·琼布为团长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12月15日上午乘专机到达平壤，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康良煜和夫人，政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许锬，副总理兼贸易部长桂应泰，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和其他国家驻朝鲜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新华社平壤1976年12月16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12月15日晚在平壤人民文化宫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阿布德·琼布第1副总统为团长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康良煜，政务院副总理许锬、桂应泰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和其他国家驻朝鲜的外交使节应邀出席了宴会。
康良煜副主席在宴会上首先讲话。
他说：
朝鲜人民完全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阿扎尼亚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正义斗争，完全支持全体非洲人民完全解放和统一非洲的斗争。
康良煜说：
“我们确信，朝鲜人民和坦桑尼亚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将在争取实现共同事业的斗争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阿布德·琼布第1副总统在讲话中转达了尼雷尔总统、坦桑尼亚政府和人民对金日成主席、朝鲜政府和人民的问候和热烈祝贺。
他说：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完全支持朝鲜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条件下实现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愿望。”
他表示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
宴会始终洋溢着朝鲜和坦桑尼亚两国人民友谊的热烈气氛。

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
庆祝泰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四周年
新华社1976年12月16日讯
据“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广播，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76年12月01日为庆祝建党三十四周年发表声明，强调“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大力发展人民战争，推翻法西斯反动卖国统治集团”。
声明说：
“12月01日泰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四周年的日子，在革命正在向前发展而人民的敌人正在疯狂挣扎的大好形势下到来了。”
“在广大农村，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的各种革命力量战胜一切困难在斗争中更加成长壮大起来。
他们同敌人展开更加频繁的战斗，并且消灭了大量敌人，广泛动员群众，扩大统一阵线，开拓新的游击区，发展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在反动统治区，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各界人民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为争取合理权益，反抗法西斯专政和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汹涌澎湃地进行着，使人民的敌人处于一片混乱。”
“这两股斗争洪流猛烈地冲击和动摇了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声明说，大封建地主、大资本家、大军阀法西斯极右派害怕泰国人民的觉醒和人民争取独立民主斗争的广泛发展。
“他们秉承美帝国主义主子的意旨，制造10月06日流血事件，对学生和各界人民进行野蛮的血腥镇压，发动政变，罪恶地恢复法西斯独裁专政，使泰国处于最黑暗的深渊。”
声明说：
“10月06日流血事件，给我们人民又一次深刻的教训：
人民的独立、民主、公理、利益和幸福，只能靠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取得，而不可能通过和平手段来获取。
人民的敌人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必然要拚死挣扎，只要国家机器还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就会用一切方法甚至用最残暴野蛮的手段来镇压人民。”
声明说：
“在反动统治区，不愿当奴隶的各阶层人民仍然在各地英勇坚持斗争。
奔赴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对在各条战线上坚持斗争的人们那种斗争决心和为国为民的牺牲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
声明说：
“我党一贯坚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利益而斗争，真诚地参加、支持和帮助人民的正义斗争。
我党对解决国家和人民的问题有极其明确的政策，正如1968年12月01日发表的声明中所阐述的。
我党的政策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形势发展证明我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声明指出，为了适应目前发展和变化了的形势，泰国共产党对当前政策作了调整。
新的十大政策中指出：
“联合各族工人、农民、小资产者、民族资本家以及政党、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力量，扩大人民战争，排除美帝国主义的势力，推翻法西斯反动卖国政府，成立一个由各革命力量的代表组成的人民政府，建立起独立、民主和繁荣的新泰国。”
“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废除一切卖国和不平等的条约、协约和协定，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在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提供利益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团结合作和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
声明说：
“在大封建地主、大资本家和军阀集团一小撮法西斯极右派一手造成我们可爱的泰国正在变为黑暗的地狱和集中营的情况下，每个泰国人民必须奋起斗争，把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并开拓光明的前途。
我党乐意和所有政党、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合作，同共同敌人进行斗争。
为了使我们的斗争更加有力量和早日取得胜利，我们认为现在是各团体的人民力量联合成广大的革命统一阵线的时候了。”
声明说：
“我党各级机构必须注意发展壮大党的组织。
党员和干部必须牢牢掌握党的路线政策，站在革命斗争最前列，成为各项工作的模范，发展壮大武装队伍，推动革命前进。”
“全国革命武装力量和所有革命力量发扬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和顽强的作风，战胜一切障碍。
他们善于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且接连取得出色的胜利，在各方面都做出了许多优良的成绩。
希望同志们继续发扬这些优点，消灭更多的敌人，加紧动员群众，发展武装队伍，扩大游击区，建设和发展根据地，积极配合和支援反动统治区人民的斗争，做出新的成绩。”
“在反动统治区，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各界人民，越来越看清法西斯反动卖国集团的凶恶面目，必将更加紧密团结，用合适的形式和手段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弱点和空隙，有力地回击敌人妄想镇压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合理权益斗争的一切图谋，陷敌人于人民反抗的包围中。”
声明最后说：
“只要我们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奋斗，让革命烈火到处熊熊燃烧，敌人的末日就越来越近，人民的胜利就一定早日到来。”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接见我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马尼拉1976年12月16日电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12月16日在马尼拉总统府接见了由新华通讯社编辑部负责人孔迈率领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并且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柯华。
代表团是应菲律宾政府新闻部的邀请，在12月10日到达马尼拉进行友好访问的。
当天晚上，菲律宾通讯社社长何塞·帕维亚举行招待会欢迎代表团。

齐奥塞斯库同志接见我人民友好代表团
宾主共祝中罗友谊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我代表团圆满结束访罗后到达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6年12月15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尼·齐奥塞斯库同志12月15日下午接见了以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姬鹏飞同志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对齐奥塞斯库同志的亲切问候，并强调指出，华国锋同志十分珍视中罗友谊的发展。
他对齐奥塞斯库同志接见代表团和代表团在罗马尼亚逗留期间受到罗马尼亚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热情友好的欢迎和接待表示衷心感谢。
齐奥塞斯库同志对华国锋同志向他的问候表示衷心感谢，并请姬鹏飞同志转达他对华国锋同志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他衷心祝愿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齐奥塞斯库同志表示深信，罗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将获得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
谈话是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接见时在座的有：
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尼·乔桑，罗共中央书记奥·杜马，罗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国务委员会委员瓦·维尔库，罗共中委、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副主席杜·吉谢，罗共中央候补委员、罗中友协副主席欧·巴尔布，罗共中央副部长瓦·桑德鲁。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接见时也在座。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6年12月15日电
以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满载罗马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结束了对罗马尼亚的访问，于12月15日晚乘火车前往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
前往车站送行的有：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尼·乔桑，罗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国务委员会委员瓦·维尔库，罗共中央委员、罗中友协副主席斯·帕维尔，罗共中央副部长瓦·桑德鲁，罗马尼亚外交部副部长康·万恰等。
前往车站送行的还有南斯拉夫驻罗马尼亚大使多迪克和其他外交官员。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和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也前往送行。
15日上午，罗共中央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副主席杜·吉谢和罗共中央候补委员、罗中友协副主席欧·巴尔布等先后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15日中午，罗中友协副主席欧·巴尔布设宴招待代表团。
15日晚，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为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举行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尼·乔桑，罗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国务委员会委员瓦·维尔库，罗共中委、大国民议会副主席维·特奥多雷斯库，罗共中委、罗中友协副主席斯·帕维尔，罗共中委、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副主席杜·吉谢，罗共中央副部长瓦·桑德鲁，罗外交部副部长康·万恰等。
宾主频频举杯为中罗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华国锋同志和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健康干杯！
宴会是在十分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访问期间，代表团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国务委员会委员瓦·维尔库同志陪同下，于12月11日至14日先后访问了雅洛米察县、普拉霍瓦县、登博维察县和布拉索夫市。
在这些县市，代表团参观访问了“罗中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工厂企业、博物馆、历史古迹等。
在这以前，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也参观访问了工厂、学校、党史博物馆等。
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中国驻罗大使李庭荃陪同代表团进行了参观访问。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6年12月16日电
以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12月16日乘火车从布加勒斯特到达贝尔格莱德，对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
前往车站欢迎的有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副主席马·采蒂尼奇，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国际关系与合作委员会主席亚·巴科切维奇，南斯拉夫妇女社会地位问题联合会书记佩·维托洛维奇，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远东、印支和太平洋地区司司长杜·加斯帕尔，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米·德鲁洛维奇等。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张海峰也前往车站迎接。
到车站迎接代表团的还有罗马尼亚驻南斯拉夫大使维·卡扎库。